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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难敌危机 武汉肺炎或致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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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6 13:34: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dandenong 于 2020-1-26 13:38 编辑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凶猛,至25日官方数据已超过1200确诊病例,但数据仍被不真实。中共在疫情开始时的拖延、怠政到突然粗暴封城,引发巨大争议。外界认为这是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前所未有的危机,或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性事件。

中共卫健委1月25日通报,截至1月24日24时,收到29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287例,其中重症237例,死亡41例(湖北省39例、河北省1例、黑龙江1例)。2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疑似病例1965例。

疫情迅速波及全世界,在中国大陆之外,通报确诊病例:中国香港5例,中国澳门2例,中国台湾3例;泰国4例,日本2例,韩国2例,美国2例,越南2例,新加坡3例,尼泊尔1例,法国2例。

疏理发现,中共中央和地方似乎以集体行为制造了这次还在上升的疫情。

2019年12月8日,首例武汉肺炎病例被发现;

12月30日,武汉肺炎被曝光,内部文件被网友在互联网上曝光;

1月1日武汉8名网友因散布所谓疫情谣言被武汉警方处理;

1月9日,卫生部专家组赴武汉,称武汉肺炎病毒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毒性不强,未发现人传人的病例,确诊病人仅为41例;

1月19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却称,武汉肺炎病毒肯定人传人感染,已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1月20日,习近平、李克强就武汉肺炎防治进行了批示,有这前后确诊病例暴增;

1月21日武汉官媒高调宣传武汉喜迎农历新年,“武汉百步亭社区办万家宴4万户家庭创出13986道菜”。同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还观看了湖北省新年团拜会文艺演出,甚至官媒报导说有男演员全身发冷、女演员鼻塞,都是感冒但坚持上场表演。

香港大学新发病毒性疾病学教授管轶21日率队赴武汉考察后对记者透露,武汉当地卫生防护没有升级,市民对疫情无感,“似乎不作为”的当地政府甚至未对出城民众提供任何隔离指引,“以我亲自观察调研所见,到22日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22日离开武汉的管轶以“有心无力、很悲愤”形容自己的心情。他对于武汉封城的实际效果存疑,并保守估计,“这次感染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他更直言,“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他强调,目前“传播源已经全面铺开了”,并判断“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而“最可怕的是,病毒的源头都已经被销毁得干干净净”。

现时中国早已进入春运高峰,官方称2019年春运于1月21日开始到3月1日结束,共计40天。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9亿人次。武汉人口1100万,是九省通衢之地,预测春运人流3千万左右。武汉肺炎病毒却在此地此时出手了。

面对凶猛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武汉市政府作出一项令世界震惊的极端决定,那就是将1100万武汉市民封闭在城内。1月23日凌晨2点半,武汉市政府发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而继武汉封城后,傍晚起先后有至少15个城市也陆续宣布封城。

地方官员先前的迟钝和无为,到后来突然的极端封城措施,引发群众愤怒和专家批评。去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宣称中推进国家治现代化成为笑柄。
《华尔街日报》报导援引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Jude Blanchette表示,武汉政府官员的应对缓慢迟疑,他们在等待中央表态后再采取行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资深制作人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发文指出,从下到上的信息过滤、官僚主义的不作为和习惯性掩盖都耽搁了防治时机,习近平真是“天高皇帝远”。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则认为隐瞒是从上而下的,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直接垄断信息。虽然说是透明公开,但只能由中央政府发布,由当局发布,民间和其他机构都不得发布,甚至地方政府都不能做主。

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重大事件是否要通报社会,民众是否拥有知情权,最终都要由中共最高领导人来定夺。

时评人士张杰文章质疑说,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以冠冕堂皇的说辞大谈什么四个自信、五个全面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武汉肺炎事件显示,中共当局的治国理政的脉络。那就是隐瞒疫情,封锁真的信息,散布虚假信息欺骗公众,一旦失去控制,就采取极端、野蛮的封城措施。武汉肺炎病毒事件暴露出中共极权体制治理国家的无能和混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资深制作人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文章还提到,有关武汉肺炎最初爆发及可能持续隐匿的指控,外界依然没有答案。

疫情原本可以是中国一劳永逸驱逐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幽灵的机会,但从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应对这类危机的基本缺陷仍然存在,而未来可能还有更大威胁。

2003年的SARS,初期疫情也遭地方政府隐匿,直到军医蒋彦永揭露外界才得知,但已经大规模蔓延,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SARS为国际公卫紧急事件,几个月后政府对疫情揭露延迟道歉,时任卫生部长与北京市长也被解职以示负责。

文章认为,尽管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权力掌握更甚以往,但合法性却更脆弱。SARS丑闻及类似的处理不当危机,都可能对其合法性带来毁灭性影响。习近平的集体领导也意味着,像武汉肺炎这样的危机将考验他对中共与国家的控制,也考验高度集权体制。

纽约时报也指出,这次疫情是习近平任内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是对其领导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共决策的随机性只能导致民众的猜忌和不安全感,也为阴谋论、谣言和政坛内斗提供了土壤。

美国之音报导指出,对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说,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来临的时机不能更糟糕了。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近30年来最低水平,且前景依然黯淡。中国刚刚与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贸易战并未停止,仍有价值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处于美国关税的紧箍咒之中。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表示,每次危机都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消息说,武汉封城的决定导致大批恐慌的民众逃离。这有可能反而加剧病毒的蔓延。“如果疫情继续蔓延下去、控制不住,就很有可能成为威胁政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自湖北省武汉肺炎疫情上月突然爆起,就被网民称为“武汉起疫”,意指与导致大清灭亡的武昌起义某种程度暗合。

评论人士张杰文章指出,武汉是一座历史名城,也是令中共统治者恐惧的城市。因为这座城市具有革命的传统,1911年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是在武汉打响,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帝国由此土崩瓦解。2020年震惊世界的武汉肺炎病毒又会给中国历史带来怎样的惊奇呢?

评论人士郑中原文章则认为,时势在变,大瘟疫要来往往与一个朝代的灭亡挂钩。这次中共走的仍是2003年的萨斯隐瞒疫情的旧路,但现在民智已开,一个以保政权安全为第一的政权,怎会把民众安危看重?不真正以民为重,在这一基础下的维稳,只可能越维稳越不稳,最后成为当政者自己的危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终能看清共产党的极端自私和流氓本性,这一次波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命关天的大瘟疫,真会触发中共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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