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难敌危机 武汉肺炎或致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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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凶猛，至25日官方数据已超过1200确诊病例，但数据仍被不真实。中共在疫情开始时的拖延、怠政到突然粗暴封城，引发巨大争议。外界认为这是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前所未有的危机，或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性事件。

中共卫健委1月25日通报，截至1月24日24时，收到29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287例，其中重症237例，死亡41例（湖北省39例、河北省1例、黑龙江1例）。2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疑似病例1965例。

疫情迅速波及全世界，在中国大陆之外，通报确诊病例：中国香港5例，中国澳门2例，中国台湾3例；泰国4例，日本2例，韩国2例，美国2例，越南2例，新加坡3例，尼泊尔1例，法国2例。

疏理发现，中共中央和地方似乎以集体行为制造了这次还在上升的疫情。

2019年12月8日，首例武汉肺炎病例被发现；

12月30日，武汉肺炎被曝光，内部文件被网友在互联网上曝光；

1月1日武汉8名网友因散布所谓疫情谣言被武汉警方处理；

1月9日，卫生部专家组赴武汉，称武汉肺炎病毒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毒性不强，未发现人传人的病例，确诊病人仅为41例；

1月19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却称，武汉肺炎病毒肯定人传人感染，已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1月20日，习近平、李克强就武汉肺炎防治进行了批示，有这前后确诊病例暴增；

1月21日武汉官媒高调宣传武汉喜迎农历新年，“武汉百步亭社区办万家宴4万户家庭创出13986道菜”。同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还观看了湖北省新年团拜会文艺演出，甚至官媒报导说有男演员全身发冷、女演员鼻塞，都是感冒但坚持上场表演。

香港大学新发病毒性疾病学教授管轶21日率队赴武汉考察后对记者透露，武汉当地卫生防护没有升级，市民对疫情无感，“似乎不作为”的当地政府甚至未对出城民众提供任何隔离指引，“以我亲自观察调研所见，到22日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22日离开武汉的管轶以“有心无力、很悲愤”形容自己的心情。他对于武汉封城的实际效果存疑，并保守估计，“这次感染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他更直言，“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他强调，目前“传播源已经全面铺开了”，并判断“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而“最可怕的是，病毒的源头都已经被销毁得干干净净”。

现时中国早已进入春运高峰，官方称2019年春运于1月21日开始到3月1日结束，共计40天。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9亿人次。武汉人口1100万，是九省通衢之地，预测春运人流3千万左右。武汉肺炎病毒却在此地此时出手了。

面对凶猛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武汉市政府作出一项令世界震惊的极端决定，那就是将1100万武汉市民封闭在城内。1月23日凌晨2点半，武汉市政府发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而继武汉封城后，傍晚起先后有至少15个城市也陆续宣布封城。

地方官员先前的迟钝和无为，到后来突然的极端封城措施，引发群众愤怒和专家批评。去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宣称中推进国家治现代化成为笑柄。

《华尔街日报》报导援引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Jude Blanchette表示，武汉政府官员的应对缓慢迟疑，他们在等待中央表态后再采取行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资深制作人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发文指出，从下到上的信息过滤、官僚主义的不作为和习惯性掩盖都耽搁了防治时机，习近平真是“天高皇帝远”。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则认为隐瞒是从上而下的，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直接垄断信息。虽然说是透明公开，但只能由中央政府发布，由当局发布，民间和其他机构都不得发布，甚至地方政府都不能做主。

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重大事件是否要通报社会，民众是否拥有知情权，最终都要由中共最高领导人来定夺。

时评人士张杰文章质疑说，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以冠冕堂皇的说辞大谈什么四个自信、五个全面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武汉肺炎事件显示，中共当局的治国理政的脉络。那就是隐瞒疫情，封锁真的信息，散布虚假信息欺骗公众，一旦失去控制，就采取极端、野蛮的封城措施。武汉肺炎病毒事件暴露出中共极权体制治理国家的无能和混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资深制作人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文章还提到，有关武汉肺炎最初爆发及可能持续隐匿的指控，外界依然没有答案。

疫情原本可以是中国一劳永逸驱逐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幽灵的机会，但从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应对这类危机的基本缺陷仍然存在，而未来可能还有更大威胁。

2003年的SARS，初期疫情也遭地方政府隐匿，直到军医蒋彦永揭露外界才得知，但已经大规模蔓延，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SARS为国际公卫紧急事件，几个月后政府对疫情揭露延迟道歉，时任卫生部长与北京市长也被解职以示负责。

文章认为，尽管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权力掌握更甚以往，但合法性却更脆弱。SARS丑闻及类似的处理不当危机，都可能对其合法性带来毁灭性影响。习近平的集体领导也意味着，像武汉肺炎这样的危机将考验他对中共与国家的控制，也考验高度集权体制。

纽约时报也指出，这次疫情是习近平任内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是对其领导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共决策的随机性只能导致民众的猜忌和不安全感，也为阴谋论、谣言和政坛内斗提供了土壤。

美国之音报导指出，对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说，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来临的时机不能更糟糕了。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近30年来最低水平，且前景依然黯淡。中国刚刚与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贸易战并未停止，仍有价值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处于美国关税的紧箍咒之中。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表示，每次危机都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消息说，武汉封城的决定导致大批恐慌的民众逃离。这有可能反而加剧病毒的蔓延。“如果疫情继续蔓延下去、控制不住，就很有可能成为威胁政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自湖北省武汉肺炎疫情上月突然爆起，就被网民称为“武汉起疫”，意指与导致大清灭亡的武昌起义某种程度暗合。

评论人士张杰文章指出，武汉是一座历史名城，也是令中共统治者恐惧的城市。因为这座城市具有革命的传统，1911年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是在武汉打响，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帝国由此土崩瓦解。2020年震惊世界的武汉肺炎病毒又会给中国历史带来怎样的惊奇呢？

评论人士郑中原文章则认为，时势在变，大瘟疫要来往往与一个朝代的灭亡挂钩。这次中共走的仍是2003年的萨斯隐瞒疫情的旧路，但现在民智已开，一个以保政权安全为第一的政权，怎会把民众安危看重？不真正以民为重，在这一基础下的维稳，只可能越维稳越不稳，最后成为当政者自己的危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终能看清共产党的极端自私和流氓本性，这一次波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命关天的大瘟疫，真会触发中共的垮台。

希望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