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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中國的社會環境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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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6 16:51: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程鐵軍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前言:“大午桃源夢”的實質,是資本社會主義
走進大午集團,你會在不經意間,發現紅磚墻上寫著關於“大午桃源夢”的標語和詩句。用孫大午本人的話說,那個夢,就是在他這個私有制的民營企業裏,通過勞動交換和民主管理,最終實現有差別的共同富裕,“不以盈利為目的,而以發展當目標”,也就是“私有、公治、共享”的六字箴言。

為何強調“私有”?因為這是他們夫婦白手起家創辦的獨資企業,從種地、養殖和飼料起步,經過四十多年打拼,在一片荒涼、沒人願意承包的鹽堿地上,初步建成了現代化的康養小鎮,集一二三產於一身,職工近萬,學生過萬,集生產、會展、教育、醫療、休閑、娛樂、養老於一身,成為華北平原一顆耀眼的明珠。他們的實踐證明,作為民營獨資企業,在資金周轉、產業營銷和調動職工的積極性上,效率顯著,用大午自己的話說“不欠銀行貸款,就愁資金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所以,沒有股份化的必要,更沒有發行上市和炒作虛擬資本的需求。

為何要講“公治”?因為大午人發現,許多家族獨資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後,都會面臨家族傳承危機和爭產分裂糾紛。為避免決策失誤和發展瓶頸,也為了凝聚職工對企業命運的關註,他們決定試行“私企立憲”和換屆選舉,采用三權(決策、經營和監督)分立原則,讓職工選舉董事會和理事會,家族成員組成監事會,監督企業章程的落實,不再介入具體運作,從而,把職工的積極性與企業長遠目標有效結合。換句話說,這種機制,可以讓職工把企業從一個單純的謀生“飯碗”,變為可以安身立命的“大家庭”。某種程度上,跟早年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工廠”,與日本豐田人的“企業辦社會”,有異曲同工之妙。

為什麽又說是“共享”呢?因為,大午認為,企業的目的不是家族得利,職工吃虧,而是帶動一方百姓,實現“有合理差別的集體富裕”。因而,集團在收益分配上實行“公平透明”制度,薪水福利自己可以提要求,部門主管審批,隨公司業績水漲船高。還對高管和下屬員工的收入差距加以限制,最高與最低差距不超過10倍。相對而言,在某些大型國企和著名民企,收入高低可以相差幾十倍到上百倍。這樣,相對公平的分配辦法,再加上教育、醫療、養老和退休雙保險制度(在國定社保金之外,再加上集團內部的退休金)等等,讓大午職工感到,他們能充分享受到自己的勞動成果。這種收入分配的制度設計,不就是官媒宣傳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嗎?

如果假定,孫大午的“六字箴言”沒有犯忌,那麽,如何才能保證“六字箴言”有長期可靠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呢?這是困擾大午人的首要問題之一。也許人們對於“公治”和“共享”沒有爭議,因為,就算中共自己,不也認為這是努力方向嗎?於是,問題就集中在“私有”上。為什麽大午認為“私有”是他們必須堅持的前提呢?

理由很簡單,一個白手起家的夫妻店(家庭公司),本來就靠自身積累逐步發展壯大,不但符合黨國政策,受改革開放的鼓勵,而且恪守人倫道德,完全不像某些官商勾結的冒牌“民企”,似乎有洗刷不完的“原罪”問題。你如果問大午集團的普通職工,哪怕薪水最低的清潔工或者門衛,他們是否受到大午公司的剝削?是否痛恨他們的老板孫大午?他們肯定會給你響亮的回答:“不但不恨,而且感激”。因為公司給他們提供了穩定的就業機會與體面的薪水福利,他們把大午新城當自己的家,不但要幹到退休,而且準備在這裏養老。

於是,大午跟我長期溝通,包括文字磋商和私下面談,希望探討並解決這個困擾他們的理論問題:那就是,六字箴言能否在理論上站住腳,並且代表人類社會發展的未來方向。經過詳細討論,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肯定的。就大午發展模式而言,私有制是繼續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只有建立和完善保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制體系,才有可能保證大午集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施大午私企立憲所追求的長遠目標:也就是通過“私有”的資本主義途徑,達到“公治”和“共享”的社會主義目標。因此,我們把大午桃源夢的實質(或者叫理論基礎),定義為:“資本社會主義”。其中還有個故事,留待下文細述。

當今世界有股逆流,喜歡給“社會主義”貼上醜陋標簽。似乎一談“社會主義”,必定極左,屬於令人惡心的“政治正確”,也是對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否定。但我跟大午,並不認同這種絕對否定社會主義的極端思潮。因為,社會主義有真假之分,流派之分。某些國家和政黨,打著社會主義招牌,掛羊頭賣狗肉,做了太多敗壞社會主義名聲的臭事。他們雖然表面上模仿市場經濟的皮毛,但拒絕學習社會福利調節,甚至把前資本主義的血汗工資和人身依附,拿來當“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種種有名無實,欺世盜名的醜惡行徑,是敗壞社會主義名聲的原因之一。說來奇怪,在許多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特別在北歐和西歐,社會主義並非貶義。至於我們所講的“資本社會主義”,應該如何定義?為何有道理?如何才能實行?敬請讀者繼續閱讀,看我們在下文的詳細分析。

孫大午犯了哪個天條?
自拙作《孫大午案件的未來結局》(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default.php?id=57476)2020年11月在《中國縱覽》首發以來,陸續收到網友詢問,想知道我跟孫大午交往的更多往事。經再三考慮,決定把我們圍繞企業經營和社會發展的若幹心得交流奉獻給大家,一來有利於網友對大午事件的深入了解;二來希望對我們的探討提出批評指正;三來(如果還有第三的話)也希望當局尚存的明白人,能敞開腦洞,擯棄有色眼鏡,不要強拉硬扯,把大午事件往“黑勢力”上掛靠,而應認真思考,看我們的討論有無道理,是否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我們倆所探討的這些話題,其實都是普通常識,並不深奧,更不神秘,或許比官媒的言之無物,及某些“理論權威”的胡說八道,更有參考價值。

沖突根源,產權模糊

我跟大午討論的話題,常常圍繞公司與地方政府的訴訟說起,試圖找到息事寧人的途徑。這次抓捕起因,跟鄰居“徐水國營農場”的土地糾紛有關。按郎五莊村民的說法,大饑荒之後的1963年,因人少地多,生產大隊在上級提議下,同意把七百多畝耕地,無償轉讓給國營農場,雙方簽了個不倫不類的所謂“合同”(按律師說法,村集體有土地所有權,而農場沒有,因此不具備簽署合同的資格)。但農場實際侵占該村耕地,多達兩千畝以上。須知,在那個“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歲月,村集體對土地邊界,也往往不當回事。經歷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遷,按現行政策,多數土地的使用權,已經承包給農戶個人。如今土地珍貴,村裏把有爭議的土地租賃權,轉讓給經濟效益更高的大午集團,從而轉化成大午集團跟國營農場之間的土地糾紛。說到底,這事跟“土地國有(政府說了算)”,“集體經營(幹部說了算)”,“農戶承包(官方隨意解釋)”這些模糊定義,與靈活多變的產權界定有關(此問題,下文還會細說)。

從地權界定不清,再往遠追溯,必然涉及物權、財權、收益權等其它財產領域的界限不清,於是,衍生出下列三方面社會後果。

第一,官權無限膨脹,官與民爭利。政府機構和官員個人,以國家名義任意侵犯百姓利益。這既跟意識形態有關,即所謂“國家重於集體,集體重於個人”的長期洗腦;也與根深蒂固的王朝心態有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人認為,中國宋明兩朝,有過相當發達的商業和資本主義萌芽,泉州曾是全球大商港,出現最早的錢莊(銀行)信用,但始終不能發育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原因之一,是王朝對民營經濟的打壓。動不動就對富商大賈“滿門抄斬”,“財產充公”,根本沒有“保護私有產權”的概念,更別提法律體系。

第二,尋租行為常態化、普遍化。官府尋租行為的泛濫程度,當然跟權力大小有關,同時也跟價值信仰有關。就算普通公務員,也可在自己有限職權範圍,以本應提供服務的“公務”尋租謀私。比如說,蓋一個程序性的公章,辦事員可用“等待研究”為借口,收受禮品紅包。不送禮,就讓你往返奔波。禮到了,才拉開抽屜,把蓋章的破紙遞給你,假裝什麽“領導剛剛批準”。

孫大午說,自從他的企業初具規模,開始賺錢之後,地方權貴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就沒有斷過。有的是“照章辦事”,用各種“政策條文”找麻煩,要錢要物。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公司在自己承包地上打井取水,必須獲得職能部門的檢驗批準。質檢局走了,土地局來了,防疫站走了,畜牧局來了,環保局走了,商檢局來了,都是同一個水井,化驗同樣的指標。陪同招待,笑臉迎送,成百上千繳費,無非多蓋個公章已。孫大午說他們“擾民”,為什麽不能分用同一張合格證書。他們回答:“這不是擾民,而是執法”。

第三,“紅眼病”和“仇富心態”蔓延。產權界定不清的另一個後果,是對全社會的腐蝕毒化。在集體化年代,形成“越不幹活越吃不飽,越吃不飽越不敢活”的惡性循環。從1960到1970,為了幫體弱的母親和年幼的弟弟掙夠口糧工分,我每年暑假,都從內蒙回河北下地幹活。看到“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現象十分普遍,大家最常說的話,就是“拼死拼活幹,能有你多少?”,“你的我的,都是咱們大夥的”, “低指標瓜菜代,誰不偷誰受害”。在這種心理支配下,小偷小摸,順手牽羊,占公家便宜的事情,司空見慣,群眾基本沒有負罪感。

當然,針對泯滅人性,壓抑和破壞生產力的現象,大家都用一句“社會主義大鍋飯”籠統概括。連種自留地,養雞下蛋換點零花錢,都被稱為“資本主義尾巴”,還居然喊出“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的驚人口號。對這些離奇現象的社會心理學分析,將留給下面有關篇章,此處點到為止。

私有公有,涇渭分明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1978-1981),我在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所讀研,有幸親歷思想解放運動和隨之而來的改革開放潮。當時理論界,曾經圍繞“要計劃還是要市場?要什麽樣的市場?”展開過激烈爭辯論。最後老鄧和陳雲定調,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蘇紹智首先提出)”,“社會主義市場”跟“鳥籠經濟”和稀泥,不許深究。我的導師仇啟華就此表示,理論上這樣“煮夾生飯”,結果會導致政策自相矛盾,“市場不像市場,計劃不像計劃”。事後證明,他看得很準。

我跟大午認為,從《資本論》原意看,自從自然經濟(以物易物和工場手工業為特征)過渡到機器生產之後,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是通過投資追求剩余價值的擴大再生產,也就是“以等價交換為手段,實現商品價值(包括補償消耗和獲取剩余價值)”的發展過程。沒有合理回報(等於或高於平均利潤),就不會有投資沖動,談不上市場經濟。

按照馬克思《資本論》的說法,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必須具備前提條件,那就是:商品生產者人身獨立,行動自由,重分擁有對產品的所有權,能在不受外部壓力的條件下,自願決定跟誰交易和如何交易。如不具備上述條件,這個人(包括自然人和財團法人)就不能算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他(或他們)所從事的經營活動,就不能算市場經濟。這種獨立身份,包括兩方面:一是業主跟業主之間的交易,這容易理解。無論什麽產品和勞務,都得遵循等價與自願原則,就是不能欺行霸市,強買強賣。雙方都覺得合適就成交,不合適就走人,買賣不成情誼在。

另一方面,還包括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易(雇傭勞動)。因為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力,獲得的是工資和福利(包括三險等),但市場原則不變,與業主和業主之間的交換,並無實質差別:一是等價,二是自願。這就要求工人必須人身自由,能在市場競爭條件下,決定把勞動力出賣給哪一個老板。在這個問題上,我跟孫大午對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有一個重要的補充修正。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福利,恰好等於工人的必要勞動,包括體力和腦力支出。但因勞動力是“特殊商品”,有個其它生產要素所不具備的特殊“使用價值”,就是生產“剩余價值”,也就是,提供“大於必要勞動時間之外的剩余勞動時間”。而剩余勞動時間,創造剩余價值,從而為資本家提供利潤,為政府提供稅收,為銀行提供利息,為地主提供租金等等。

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相信,老馬的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一切財富的本質,從而為無產階級革命(剝奪者被剝奪)的正義性和必然性,也就為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找到了終極的理論說明。

然而,我跟孫大午有不同看法,通過分析大午集團“私有、公治、共享”的實踐,我們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當然,我們同意,所有財富增長的源泉,都來自於創造性的生產勞動(無效勞動除外),也就是包括腦體在內的活勞動,跟其它生產要素(土地,原料,技術,設備,資金等等)結合的結果。其它要素只能轉移價值,不會增加新價值。新價值的唯一源泉(請註意“唯一”二字),是人的腦體勞動。這一點上,我們和其他勞動價值論者,沒有分歧。

但是,我們不同意剩余價值“全部歸資本家所有”,然後在地主、銀行家、和其他權錢階級分配,讓他們剝削“剩余價值”。我們認為,勞動力的所有者,並非僅僅獲得必要勞動的回報,他們也會從剩余價值中,獲得一定份額,從而實現勞動力自身的“擴大再生產”。這個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決非僅僅從疲勞中恢復體力智力,也非僅僅傳宗接代,完成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後備軍的再生產,而是隨著社會財富的增長,他們也要豐富和充實自己,通過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供,實現他們及其後代勞動力質量的不斷提升。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工人及其家庭的消費狀況,不僅僅有“生理標準”,還要有“道德標準”。也就是說,跟其他有產者相比,也得“差不太多”。孫大午一再強調的“水漲船高”,也是同樣意思。

另外,假定不考慮外貿因素,如果勞動階級的剩余價值,全被有產階級榨取,那麽,承載剩余價值的產品和勞務,不可能全部出售和消費,必然會有大批產能和成品積壓,無法實現自身價值。這些不能售賣和消費的產品及勞務,屬於無效勞動,無法被計算在“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之中。所以,無論從“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角度看,還是從“剩余價值充分實現”的角度看,說勞動者階級不能享受他們生產的剩余價值,是說不通的。至於他們從剩余價值中獲得份額的大小,取決於勞動力的市場供求,工會抗爭,勞工政策,社會輿論等多種因素的相互博弈。從這個意義上說,腦體勞動者,是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所有者,他在聰明才智方面的開支,也是一種投資。他們的投資,也需要獲得大於自身價值的剩余價值,也就是“利潤”。利潤的源泉,來源於他們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個問題,下文我們還會在“廣義資本論”部分反復細說,此處不贅。

得失優劣,早有公論

從毛年代到如今,官媒長期宣傳“破私立公”,好像“公”代表高尚,“私”代表罪惡。不禁令人想起南宋理學家朱熹那句“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豈不知,“人欲”正是“天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滅掉“人欲”,何來“天理”?一個能保障“人欲”正常發展的良好制度,乃是社會最重要的追求目標。

馬列信條中有個奇怪說法,記得來自恩格斯的《婚姻、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一書。大意是說,人類早期沒私有財產。到後來,出現了婚姻和家庭,於是才有了私有制。進而推論,將來人類往更高社會形態發展,也會消滅私有制和“剝削”,回歸公有制,進入沒有商品、貨幣和市場的共產主義“天堂”,覺悟極大提高,物質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令人奇怪的是,老恩沒對比人類社會其它特征,就斷言會出現“公有-私有-再公有”的螺旋形上升。 他沒看到,某些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未必是螺旋形,更可能是射線形,有始而無終。當然,假如星球毀滅,人類消失,人類文明也會隨之消失,屬於另一個問題。就從低到高的進化過程看,文明的發展,只會在原有基礎上繼續疊加,而非螺旋上升。你能想象,“從野蠻到文明,再到更高的野蠻”,或者“從無語言到有語言,再到更高的無語言”這類混帳話麼?

我們認為,從野蠻到低級文明,再到高級文明,是階段的持續上升。當初沒有私產,蓋因生產力低下,僅能群體謀生,才能勉強生存。後經部落爭鬥,優勝劣敗,適者生存,文明程度提高,由群交變為相對固定婚配,於是出現家庭。單純采集狩獵,發展到農耕養殖,生產力提升,出現剩余產品。家庭與剩余兩者的結合,形成私產。而私有刺激生產,促進競爭,進一步提高生產力。所以,婚姻、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現,是歷史一大進步,它與文明程度的提高,互為因果,推動歷史的更大進步。再往後,自然分工(男耕女織)發展到社會分工(不同行業),商品交易也從簡單互通有無,發展到由貨幣為中介,再到銀行和信用的出現。市場範圍擴大(包括內涵和外延),檔次提升,最終,伴隨工業革命和地理大發現,由封建時代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形成世界市場。

走筆至此,想起一段往事。我1978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念的就是世界經濟系的理論專業。主要專業課程就是兩本書: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全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當時叫“兩論起家”。那時改革開放,各種流派允許爭論,於是,我們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黃埔一期(社科院俗稱)”研究生,就向前來授課的專家學者,提出尖銳問題。多數學者,當時剛從牛棚恢復自由,所以相對開明,起碼對提問者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但是,也有掛名權威,讓我領教過專橫的厲害。其中兩位頗有名氣的教授,一位是人大政經系的郭丁,另一位是中央黨校的吳健,對我畢業論文質疑斯大林“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理論”那一章,極為不滿。借口抵制“反馬列的歪風邪氣”,反對我的論文通過。到第二(1982)年,世經所更換答辯委員,刪除兩位毛左,改聘南開經濟系的滕維藻和熊性美兩位改革派教授,才讓我順利過關。等碩士文憑到手的時候,我人已經在美國讀博了。

我對《資本論》質疑最多的,是它本身的前後矛盾。老馬在第一卷中,對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贊美有加,承認資本主義對人類文明貢獻巨大。說它在數百年間所創造的財富和文明,超過人類以往數千年上萬年的總和。甚至斷言,股份制的出現,特別是銀行信用與股票市場的興起,是生產社會化程度的“飛躍”,也是對“私人占有”的“部分揚棄”。我就這種“揚棄論”,追問過中美雙方頂尖學者,比方我的中國導師仇啟華(原社科院世經所副所長,後調任中央黨校)教授,和我在美國的博士答辯委員,紐約州立大學的伊曼紐爾.華勒斯坦等人。他們的答案不約而同:馬克思事實上間接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實具有某種“自我革命”能力,也就是自己給自己“動手術”的功能(具體分析,留待下文)。可是,在《資本論》第二、三卷,特別在他跟恩格斯合作的《共產黨宣言》中,又斷言“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是無法克服的“基本矛盾”,最終將導致“剝奪者被剝奪”,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取代。這種前後矛盾和左右打臉,是無法自圓其說的理論硬傷。

截至目前,對於公有制好還是私有制好?市場經濟好還是計劃經濟好?似乎已沒爭論的必要。如果放在戰後初期,也許爭論還有意義,和平競賽還沒分出明顯的優勝劣敗。但是,自從老鄧重啟市場,迅速解決吃飯問題,並實現經濟起飛之後,蘇東波也改弦更張,欣賞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國家,所剩無幾。還繼續討論誰好誰壞,似乎無聊。但問題在於,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基本還停留在經驗主義層面,說“實踐證明,市場好於計劃”。就連最頑固的中國學者,也不得不承認,市場,只有市場,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究竟為什麽如此?深究的人並不多。

針對“為什麽私有制和市場效率高?而公有制和計劃效率低,沒法跟市場經濟競爭”這類問題,我跟孫大午多次討論,他列舉了不少例證,比較生動地說明,為什麽私有制的市場行,而公有制和計劃過去不行,現在不行,將來也永遠不行。換句話說,馬列主張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實行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那是一條絕路。不但不是天堂,反而會成人間地獄。這跟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書所說的意思,異曲同工,只不過,我們的分析例證更合中國國情,特別是鄉村社會的民心和傳統價值。

人性與生存競爭

我跟大午的討論,多次涉及“公與私”的關系。比如“為什麽私有的市場經濟,往往優於公有的計劃經濟?”,“為什麽市場不允許弱肉強食的無序競爭,需要受法制和道德的雙重約束?”說來說去,“公與私”的追根朔源,還得從人的兩面性說起。至於“人從哪裏來”?究竟是造物主的傑作?還是進化論的產物?學者並無共識,關於“人往哪裏去?”的問題,將放到下文分析,這裏不想深究,重點分析人性與競爭。

作為高級靈長類動物,人當然具有動物習性,比如衣食溫飽和異性追求等等。但是,作為群居的社會動物,人又不能離開族群而獨居。所以,囚徒最害怕的懲罰之一,就是單獨囚禁(關小號)。既然人需要群體,所以就有群體保護意識,不但有保護骨肉血親的本能,而且也有“保護小至鄰裏社區,大至民族國家,甚至全人類”的某種認知或“覺悟”。無論“地球村”的說法也好,“共同體”的宣傳也罷,一定程度上,這都是“群體意識”的表現。



半是天使,半是野獸
公與私的優劣褒貶,說來話長。無論我們如何痛恨“私”之惡,還是褒揚“公”之善,僅就 “善惡”矛盾而言,人類行為,遠超獸類的先天本能,而升華到唯有“人”才可能達到的“理念高度”。其中原因,就是人類有其他動物沒有的“思想意識”,從而形成“正邪、榮辱、貧富、美醜”等相互對立的觀念,及觀念支配下的行為。這些獨有的屬性是後天社會化“再造”的結果。因此,我們同意人類學教科書裏那句名言:“人類的地位怎麽擺?介乎於野獸和天使之間:比野獸稍高,比天使略低。”明白這一點,再爭論人之初“性善還是性惡”?就沒什麽意義了。可以說,“既善也惡”;也可以說,“既不善,也不惡”,屬於自然的高級動物。經過後天教育培養(社會化過程)之後,才具有社會特征,成為社會產物。行善還是作惡?端看哪個特征占支配地位。

先說人性善的一面。慈悲心,憐憫心,同情心,等等,可以視為人性善的特征。再說性善的一面。按佛學說法,盡管善根與生俱來,但大德大善,還需佛法加持,通過修煉而達致功德圓滿,其中包括恪守戒律、增加布施、育慈悲心等等。大午的母親信佛,父親信道,全家沈浸在儒家氛圍濃厚的華北鄉村,從小受佛道儒(三教)熏陶。雖然青年參軍入黨,受共產黨教育,也曾立功受獎,但他言談舉止中,往往流露中國傳統文化的明顯痕跡。大午認為,善念和善行,主要來源於信仰、修養和精神追求,而非官媒宣傳鼓動,更無關名利。凡屬經過精心編織、導演和渲染的所謂高大上,都有虛假成分,不可當真。

另外,人的善念和奉獻,不可被強求和濫用,像新儒家所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欲”,把人的正當需求與合法權益,當成犧牲的“供品”。說到底,“人欲”是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壓抑和消滅人欲的企圖,非但不能得逞,最終還會變成社會前進的障礙,既“害人欲”,也“傷天理”。

再說人性惡的一面。占有欲,征服欲,領袖欲,貪婪心等等,可以統稱為貪心,集中表現在名利地位和色欲追求上。許多人間惡行,皆由貪心而起。當貪心超過正常(正當)欲望的道德邊界,膨脹到極點,便會壓倒原本人性中的善念,從而喪失良知,走向邪惡。由異端邪說包裝出來的邪念,無論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還是主體思想,邪教派別等等,由於塗上莊嚴神聖的油彩,會令信徒狂熱,喪失理智,產生殉道沖動,往往會對他人和自己,造成更嚴重傷害。

比方好勝心、好奇心、求知欲,甚至投機心和僥幸心等等,也是人獨有的特性,本無所謂好壞,就看怎麽運用,往哪裏引導。它們既是科技創新的動力,同時也是冒險和賭博的心理根源。其中賭博這一項(澳門稱博彩),是我在澳門大學講授《博彩社會學》的內容,值得多說幾句。當時學生問我,博場和股市,性質是否相同?我說既相同也不同。論輸贏和風險,有點相似,許多股民有賭徒心態,渴望賺錢。但不同的是,賭場不創造財富,只把現有金錢重新分配。大致劃分,三分之一是賭稅,三分之一是運營成本,最後三分之一,才用於賠註。因此,回報率沒法定高。比方令人眼紅的“超級樂透獎”,金額大到數百萬上千萬,甚至過億。但中獎機率呢?僅有千萬分之一,跟空難喪生的機率相等,唯一區別是“想要”還是“不想要”。

股市則不然。但凡健康正常的股市,資金會流向實體經濟,通過生產和流通過程,賺錢獲利,推動股息和股價上漲。假定你有足夠資金,能購買道瓊斯指數組合,並放置足夠長時間(15年以上),股指走向波浪型上升,盡管難預測回報率高低,但可保證,你的投資穩賺不賠。可惜的是,多數股票炒家,無力購買指數組合,更沒耐心等15年以上,所以只做短期投機,隨時進出,有賺有賠。但跟賭場相比,風險小得多。

既然賭博這玩意兒賠多賺少,如果淪為病態,可至血本無歸,甚至傾家蕩產,妻離子散,為什麽還有那麽多人趨之若鶩,令賭博業長盛不衰呢?這還得回到人性弱點的老問題:即冒險和僥幸心理。有人會問:遊戲競技,能否只給榮譽獎勵?例如獎杯、金牌或獎狀等等,別涉及金錢好不好?從而避免病態賭博等社會問題?我的回答是:不可能。為什麽?

且不說賽馬、賽狗、賽車這些變相賭博遊戲,不賭金錢就沒人投資,僅以相對單純的奧運為例。當年雅典初辦奧運,就強調友誼,突出競技,優勝者僅得一個花環,完全符合今天“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動聽口號。直到晚近,才出現金銀銅三種獎牌,但貴金屬含量極低,僅具象征,並不值錢。不過,隨時代變遷,奧運的商業性日趨明顯。獲獎之後的名利雙收,成為隱蔽的“含金量”,其價值遠超獎牌本身。

試想,如果沒有附帶含金量,大家就不必瘋狂,沒必要借藥物“出成績”。當然,選手的拼搏,國家的投入,對粉絲的吸引力等等,也會大打折扣。所以當今世界,差不多所有體育比賽,都或明或暗跟賭博掛鉤。這當然是金錢對體育的汙染,尤其弄虛作假,更是罪孽。但也可以說,賭博化金錢化的競技遊戲,同時也促進了體育娛樂產業的蓬勃發展。如今在美國,各類球賽的GDP產出量,遠遠超越多種工業產值,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拳頭產業。球賽也能成“產業”,這是馬克思當年可以想象的嗎?

當然,按照老馬的說法,只有一二產業才創造GDP,其它跟流通過程無關的服務類(三產),不創造價值,只參與GDP瓜分。因此,無論是前蘇聯,還是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非流通領域的服務行業,其增長數據,都不計入國家統計,更別說文體娛樂行業了。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只要有經營活動,其投入產出統統都要包括在統計數據之內。我們社科院的經濟學家們,還恥笑他們的統計數字不真實,因為包括許多水分和重復計算。不過,自從改革開放,特別假如世貿組織以來,咱們的統計政策也向西方國家靠攏,不再堅持馬克思原教旨的古老說教。

我跟大午對這個問題也有不同看法,認為老馬的說法當年就流於片面,如今更陳舊不堪,既不符合社會現實,也不符合經濟規律。這一點,留待下文細說,下面轉談競爭跟合作的關系。

合作與競爭,“良性”與“惡性”
上文提到,私欲決定了人的“自私”,而資源有限,欲望無限,生存競爭成為必然。達爾文主義者所說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就是這個意思。有人會問:假如實現馬克思所說的“極大豐富”,要啥有啥,還需要競爭嗎?我們的答案是:首先,從主觀上說,與人類永無止境的欲望相比,資源永難“極大豐富”。只要人類存在,競爭性將是永恒的。為何如此?下文細說。其次,從客觀上說,競爭還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社會要前進,經濟要發展,科技要進步,都離不開競爭。記得列寧說過,競爭,只有競爭,才能提高質量,降低價格,改善服務。不但經濟如此,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何嘗不是如此。嚴格說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有競爭。小到體育比賽、升學考試、求職擇業、升遷提拔、求愛擇偶;大至民族仇殺,國土爭拗,政權輪換,王位爭奪等等,也是競爭。更別提什麽“商場如戰場”“同行是冤家”這種耳熟能詳的事情了。可以說,沒有什麽領域是沒有競爭的。

除了競爭的範圍,還要說到競爭的性質,就是常聽到的“惡性競爭”還是“良性競爭”問題。競爭就是“優勝劣汰”,爭強好勝,有勝有敗。如果不設名次,不分勝敗,金牌人人有份,就不叫競爭。一旦鬥爭慘烈,會導致大家都損失慘重,甚至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因此,為了降低風險,避免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嚴重後果,於是,出現“良性競爭”、“合作雙贏”、“和平有序”等等理性呼籲。

不過,盡管有美好願望,但競爭(鬥爭)趨勢是絕對的,不會停止的;“合作”與“和平”都是相對的,臨時的,甚至是表面化、策略化的一種托詞。另外,什麽叫“良性”?什麽叫“惡性”?不是競爭雙各方自己說了算,而需要一個第三方,制定標準,有權裁判,裁判之後,還有強制執行能力。沒有這些機制,就難以確定何為良性,何為惡性?誰是良性,誰是惡性?

為避免話題扯的太遠,讓我們回到經濟競爭這個主題。在馬克思定義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前提條件是,產權私有,要素自由流動,商品等價交換,不許封鎖壟斷和強制等等。我們對“良性競爭”的理解,就是互通有無,公平競爭,以產品質量、優質服務與優惠價格,獲得用戶青睞,從而維護並促進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相反,弄虛作假,仿冒偽劣,強賣強買,欺行霸市,自毀信譽,等等破壞市場經濟的霸道行徑,就是惡性競爭。

在競爭過程中,為擊敗對手,商家各顯神通,不顧底線。比如,先低價傾銷(做虧本買賣),把對手拖垮,之後,再利用壟斷優勢,獨霸定價權,獲取超額利潤。有時候,不是一家所能壟斷,而是幾個較大的巨頭聯合行動,以托拉斯方式,把實力較弱的對手擠垮,然後再內部協商,瓜分市場。因此,規範化的市場經濟,有“反托拉斯”法伺候,可對壟斷嫌疑調查起訴、判決罰款,賠償受害者損失,並強制分拆托拉斯,恢復自由競爭。最近,民眾對美國網絡巨頭壟斷市場,強加言論審查,引起消費者和網民不滿。估計不用多久,他們就會面臨“反壟斷”調查。

“大午有機食品”, 胎死腹中
除了壟斷趨勢,惡性競爭的另一個後果,是“劣幣驅逐良幣”。良性競爭的結果,應該是優勝劣汰,“良幣驅逐劣幣”。為什麽會出現相反情況?就是因為缺乏良性競爭所必要的社會氛圍和法制條件(細節下文提及),導致誠實守信的公司破產倒黴,而弄虛作假的公司興旺發達。中國產品的偽劣假冒舉世聞名,特別是蔬菜水果的農藥殘留,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許多農產品,比方茶葉和中草藥,幾乎都不符合出口標準。我們家鄉是華北有名的大棚蔬菜基地,負責向京津地區供應蔬菜。菜農有條“只做不說”的規矩:“吃的菜不賣,賣的菜不吃”。我問原因,答案是:農藥化肥激素超標(三高),所以“只賣不吃”。自己吃的都另種一小片,全部有機。再問:“有機菜拿出去賣高價,不是更好嗎?”笑答:“這你就外行啦!有機菜產量低,周期長,賣相差,顧客不喜歡,價錢上不去。只有不管三高,才有利可圖。說來好笑,但誰也沒辦法。”於是,“有機打不過三高”這個疑問,存留在我腦海之中,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大午人為我解開謎團。

2018年秋冬,大午陪我參觀他們新開業的農業觀光科技園,請一位農藝師指導講解。那時我跟老伴正打算回國養老,因為是癌癥患者,醫生建議,我盡量多吃有機食品,所以,對大午農科園特感興趣。看完溫室裏生機盎然的水培有機蔬菜後,我順便說出心中疑問:“如今市場上有機蔬菜很少,你們不想上市?”農藝師說,不是不想,是困難重重。種植並不復雜,難在銷售環節。由於行政腐敗,註冊和監管混亂,就算印著“有機”商標,消費者也不信。有關系能賄賂,就能拿批文,不管真假。我們拒絕賄賂,就拿不到批文。拿到市場賣,還是“非法”。目前我們的有機菜數量還少,供賓館餐廳還不夠,所以也不打算上市。不過我有個計劃,想開發大午集團自己的有機品牌。

孫大午苦笑一下,說:“那咱們得看,以後市場怎麽整頓改革了。如果法制不彰,繼續混亂,咱們最好別淌那個渾水。現在就有打不完的官司,‘大午糧液’‘康養小去’剛折騰完,‘大午金鳳’又得立案,往後還有土地糾紛,小產權房等等,不知道多少官司要打。如果弄個“有機”商標,消費者不買賬,也許麻煩還少。萬一火起來,銷量上漲,利潤可觀,肯定有人眼紅,出來仿冒。你說咱告還是不告?不告吃虧,告了生氣,破財費勁不說,官司還不一定能贏。不過程教授,你不必擔心,就算我們有機食品不上市,供你一家吃不會有問題。”

新冠疫情爆發前的2020年春節,我再次訪問大午集團城。詢問有機品牌進展如何,大午說原地踏步,還停留在構思和觀望階段。以目前情況看,市場走向,非但沒往法制化方向改,反而明顯倒退。比方土地問題,公司承包地和從村民手上轉租來的部分土地,跟鄰居國營農場,在邊界上有重合,常起糾紛。以前,大隊和村委對邊界不認真,被農場侵蝕上千畝。如今耕地承包給個人,個人再轉租給大午集團,同時也把地界糾紛轉移過來。

按理說,依照農村土地承包的法律政策,徐水區土地局和法院,應該受理爭議訴訟,依法丈量土地面積,重新劃分地界,停止爭議。但奇怪的是,政府機構和司法部門,對土地爭議不予受理,聽任雙方矛盾發展激化。每當沖突發生,公安部門往往態度曖昧,立場偏袒, 讓公司和村民倍感壓抑。

就這樣,土地糾紛積累發酵,終於在2020年夏天,引發兩場爭鬥。頭一次在五月份,規模較小。第二次在八月份,規模較大。農場開動推土機,強行拆除大午公司在爭議地上建的辦公室,雙方發生推撞。防暴警察拉偏架,逼迫大午職工和村民到公安局門口維權,遭到抓捕。後經領導介入談判,才算暫告平息。

沒想到,矛盾暫時緩和,屬於揚湯止沸,並非釜底抽薪。事情拖延到十一月份剛入冬,大午人終於遭遇大規格集體抓捕,高碑店市異地出警,三百多武警全副武裝,淩晨一點封鎖大午城。破門抄家,大肆搜捕,從大午全家到集團高管,28人“一鍋端”。隨後,政府派工作組接管醫院、學校和各分公司。到此為止,那個開發“有機品牌”的美好構想,正式胎死腹中。

市場經濟前提之一:社會流動,人盡其才

市場經濟是動態的,發展階段不同,規模,範圍,成熟度當然也不同。你不能拿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或者以資本主義初期的市場經濟說事,更不能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說事。前者屬於市場經濟的初期,後者則是市場經濟的扭曲變形,我們將在下文分析解剖。本章所談的市場經濟,屬於馬克思《資本論》裏說的“商品一般”,或“市場經濟一般”,也就是把原始積累和國家壟斷階段都舍象掉,只保留相對正常、健康,受規章制度約束的法制化市場經濟。

所謂“必要前提”,就是構成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必備條件,缺一不可。本章內容,主要集中在“社會流動”,也就是“人盡其才”方面。

什麽是“社會流動”?
先解釋啥叫“社會流動”。這是個社會學專有名詞,指人在社會等級的階梯上,出現地位上下變動,也就是常說的“升遷”還是“降低”,或者“上調”還是“下放”。記得(好像)話劇《假如我是真的》裏面,某知青那句有名的臺詞嗎?“假如我不能上調(選拔回城),我就上吊!”說到人的流動,通常指地域變動,包括知青返城。而社會流動,則重在地位變遷。哪怕原地不動,由一個掙工分的農民,提拔為掙工資的公社幹部,也是升遷。相反,一個上海知青,由新疆兵團病退上海,地域看似升遷,但上海沒好工作,只能在裏弄工廠混飯,到退休時,住房和社保金都很可憐。而留在兵團的戰友們,因私人承包,有房有地有產,生活相對寬裕,反倒成了回滬知青羨慕的對象。你說,誰的社會地位更加優越?這還真不好說了。

認真追究,所謂“社會地位”高低,也僅僅是個“只可意會,不好言傳”的籠統概念,因時因地因人而異,難以具體量化。在官本位社會,官位(幾品)代表地位。平民百姓,見縣太爺必須下跪,只有秀才等有科舉功名者,可以豁免;在金本位社會(這個“金本位”,並非美元黃金掛鉤的那個金本位),金錢代表地位。此外,威望、門第、名聲,口碑等等,也占有一成份。好像沒有一套令人信服的統計指標體系,能準確給社會地位綜合打分。比方作家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應該說文學地位最高。可獎金數量,不過區區百多萬美元,在北京買套像樣的公寓都難。你說,與眾多土豪相比,他的社會地位高還是低?

回歸正題。上文說到,人的活勞動,與其它生產要素結合(老馬稱物化勞動),是創造新價值(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既然如此,我們就首先討論,人在市場經濟中的關鍵作用。如果除去未成年的兒童和多數學齡青年,以及退休養老人口的主體,那麽,當今世界的主要勞動人口,可以簡單劃分為兩大類:一類叫掙工資的人,靠出賣自己的腦體勞動謀生,俗稱雇員;一類叫發工資的人,通過投資,雇工經營,給雇員發薪水,兼管福利,自己則以利潤謀生,俗稱雇主。當然,在歐美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常看到身份重疊現象,許多雇員也不完全靠薪水生活,他們也可能擁有股票,間接從公司盈利中分到紅利。比方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給員工發薪的同時,也配送部分微軟股票,隨著股價上漲,據說包括清潔工在內,所有員工都成了百萬富翁,也成了大小不等的股東。

與此同時,作為老板的雇主(全靠股息生活的甩手掌櫃,屬於食利者階層),也在公司出賣自己的腦體勞動,從公司領取一份薪水福利。這種情況,在中小企業中特別常見,比方遍布全美城鄉的中餐館,幾乎每個老板都當過大廚,而大廚們積累一定的資本之後,又可以投資當老板。因為本小利薄,投資風險高,常常虧本倒閉。為了生存,小老板必須得給自己發份薪水,維持生計,同時繳納所得稅和社保金。這跟中國個體戶情況不同。許多農村個體戶,不給自己發薪,更沒假期可言,扣掉經營成本,都算成利潤(賺了多少)。其實,最後細算,也許還不如給別人打工。這也是農民工為傻撂荒外逃的原因之一(更深遠的原因是農地細碎,無法達到規模效益)。盡管有上述身份重疊或交叉情況,區分雇主和雇員兩個類別,仍然有重要意義,因為,所謂“剝削”和“被剝削”的世紀論爭,基本來源於雇員和雇主的階級劃分。究竟什麽叫剝削,我們留待下文分析。此處先說,作為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作為發薪者階級(老板階級,雇主階級,資本家階級,都算同義詞),應該具備什麽素質特征,才不辱使命,從而保證市場經濟順利發展呢?我們首先想到“企業家精神”和“自由決策權”,即市場經濟的主觀與客觀條件。

“企業家精神”,重在“決策自由”

企業家精神,說的是主觀條件,主要指大膽創新。據百度百科說,企業家精神包括“創新、冒險、創業、寬容”等幾個方面。其實,前三條都是“敢想敢闖敢試,包括試錯”,而寬容精神,則是人人該有的普通修養求,並非企業家獨有。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有本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專門談到在基督新教出現以前,傳統天主教會有排斥世俗生活和商業活動的傾向,而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徒則崇尚積極向上的創業精神,包括吃苦耐勞,追求經濟效益等等,沒有這種對經濟生活的熱衷追求,就不會有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對而言,中國的儒釋道等傳統文化,都有排斥市場經濟的因素。比方對社會等級的劃分,是“士農工商”,當官第一,農耕第二,工匠第三,最後才是商人(企業家),至今民間還有“無商不奸”的汙蔑之詞。

這裏順帶說說宋朝名著《夢溪筆談》和它的作者沈括。該書內容無所不包,舉凡農業、水利、天文、數學、物理、化學、考古、語言、史學、文學、音樂、繪畫以及財經等等。可是,研究成果不受賞識,被朝廷視為雕蟲小技而束之高閣。當時要有市場經濟意識,說不定他就成了中國最早的比爾蓋茨。眼看科技沒出路,老沈最後憑借官二代身份,進體制內當了底層公務員。為獲晉升,居然昧著良心搞文字獄,舉報老友蘇東坡涉嫌譏諷朝廷,被王安石斥為“小人”。

類似情況,如今怎麽樣?據農大朋友說,他們培養的科技人才,百分之八九十都改行行政,走官場仕途。勉強幹本行的,也不安心科研冷板凳。農大人才不搞農,非常普遍。咱們原本是農業大國,如今許多方面依賴進口,被人卡脖子,也就不奇怪了。這事說明,所謂“人盡其才,物暢其流(或物盡其用)”這句話,前後順序應該顛倒(起碼互為因果吧)。如市場機制欠缺,物不能“暢其流”,貨物(產品,包括發明創造)就會積壓浪費,研發和生產積極性遭受打擊,人能否“成其才”都成問題,遑論“盡其才”?

相對中國大學生的升官熱,美國大學生的選擇另有特色。一般而言,成績優秀,能負擔學費或獲得資助者,多選擇醫、法和商三種學院,入名校更好,將來職業必是醫師、律師和企管,職業穩定薪水高,鮮有改行者。就算理工農牧,或者文史藝術,雖然薪酬較低,求職不易,多數也得吃本行飯,因為聘用機構少有不看專業背景的可能。至於報考公文員的人,大都是找不到專業聘人機構之後,另一種無奈選擇。因為機關事務員往往繁瑣無聊,薪酬不高,盡管福利不錯,還是被人看不起,也難有高升的機會,多數熬退休而已,這是對所謂事務官而言。對於操控實權的政務官而言,從政之路是參加競選,通過黨派競爭,從基層議會和政府職務起,直到州和聯邦政府的最高職位(正副總統、參眾兩院等等)。競選過程也是人才篩選過程,除了黨派人脈,還要看政績、民望、口才等多種因素,最後憑選票數量說話。一旦當選,真有實權,也得真為選民辦事。萬一失敗,還回到原先的本職工作,沒有後顧之憂。不像中國黨政官員,說是能上能下,其實能上不能下。尤其靠裙帶和提拔任命的秘書幫官二代等,除了當官,一般沒別的專業技能。所以,缺乏擔當,唯命是從,對上笑臉,對下眉冷,就成為官場正常生態。

自由決策權,說的是客觀條件。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相應的社會條件,相輔相成。能否培育創業精神並充分發揮作用,還得看外部條件是否具備。最起碼的條件,就是人(潛在企業家)必須具有獨立自主的決策權,包括謀劃方案,選擇項目和地點,籌集資金,購買原料設備,親自動手或招聘幫工,出賣商品或勞務。一旦發現失誤,能及時轉業或更改地點。為何外商來投資,都要求獲得“國民待遇”?就是要跟本國企業享有同等條件,不能“看人下菜碟”,無端排擠封殺。其中,還有“獨立法人”地位問題。按說這事不言而喻,因為現代企業制度,都要求註冊為“責任有限公司”,把企業當作一個獨立法人,把企業責任跟老板的身家性命分開對待。一旦虧損,出現資不抵債,債權人也好,政府也好,不能因為清算企業而凍結個人合法賬戶,或者剝奪老板的家庭財產。如果動不動就沒收家產,父債子償,哪個還敢投資創業?

再轉談受薪者階級,他們的自由決策權也同等重要。前文提及,就勞動力的買賣雙方而言,雇傭勞動跟物權交換並無本質區別:等價交換,雙向選擇,滿意成交,不滿意分手。資方要求勞方有勝任能力,比如技術資質,健康狀況,熟練程度等等,能保證完成交辦的任務;勞方則要求資方提供相應薪水福利,安全保障,工作條件和晉升機會等等。如果亂設跟工作無關的附加條件,例如什麽戶口所在地、長相、年齡、政治面貌等等,就是限制勞動力流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範。張五常教授稱之為“交易成本”,認為“哪裏交易成本高,哪裏就受窮”。只有降低交易成本,才能提高效率,增加財富。明乎此,就知道美歐等國為什麽要通過“機會平等法”,要求招聘員工過程中,不得有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視條款。如果受聘者抓到歧視證據,可以把雇主告上法庭索賠。這既是普世人權問題,也是經濟效益問題。

侃侃我的“戶口故事”

在我看來,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最大障礙之一,是戶口制度對“社會流動性”的人為障礙。對此我有長期觀察研究,甚至感到切膚之痛,因此,把戶口制度選為我的博士論文課題。先說我親身經歷的多次“戶口沈浮”。

我1943年出生在蘭州市,那時雖然也有戶籍,但無城鄉劃分,可以自由自在隨便遷移。記得1950年,先把戶口遷移到天津市,開始上小學。一年之後,又遷移到老家農村,繼續上小學。大約1953年,母親去城市學縫紉技術,全家戶口遷往北京,嫌北京租房貴,再轉天津。一年之後,全家搬回農村,戶口又隨遷河北饒陽原籍。如今,許多人不了解上世紀50年代的真實情況,還以為今天城鄉分割的戶口等級向來如此,甚至自古皆然,完全不知道事情真相。

真正把城鄉分割開來的“戶口長城”,其實是計劃經濟的產物之一。初建於1958年,落實在1959年。那年暑假期間,河北省勒令高中、中專和高校縮減規模,大批關閉下馬,令許多學生失去升學或就業機會。母親擔心我初中畢業無學可上,於是讓我跟在呼和浩特當司機的父親聯系,轉學去內蒙。當時,雖然有什麽轉學證、遷移證、轉糧證等三證要求,但辦證並不難,我順利進入呼市五中插班念初三。有天跟隨父親,去派出所拿新戶口本,戶籍警笑道:“恭喜你趕上農村進城最後一班車。剛收到緊急通知,說從10月一號起,一律停辦農村戶口轉城鎮。你們要是晚一個月呀,就沒戲了……”。

在接下來的大饑荒年代(1959-1962),有大約兩千多萬城市職工及其家屬,在“支援農業”的口號下,被強迫遷出城市,返回原籍務農。這個下放規模,跟文革中期的知青上山下鄉,不相上下。後來,在知青及家長(包括眾多官復原職的高幹)們持續抗爭下,黨國高層終於讓步,通過高校招生、選調就業,病退回城等方式,允許知青基本全部返城,僅有少數新疆海南的兵團戰士除外。相對而言,幾乎沒人關註另外兩千多萬城市人口被驅離城市的事情,兩次驅趕到強制性基本相同,而相距時間,不過十年左右。

還回到我的戶口故事。1968年,我從內蒙師大畢業,分配在包頭工作,妻子醫學院畢業,按毛的六二六精神,不能進城市,只可到鄉鎮衛生院工作,所以分配到烏拉特前旗的新安鎮衛生院。不久孩子出生,為照顧家庭,我主動放棄包頭的工作,調動到新安鎮中學。1973年,夫妻一同調到河北老家饒陽縣,便於照顧年老多病的母親。1978年,考入中國社科院讀研,戶口由縣城遷到北京,算我的戶口第二次進京。三年之後畢業,留世經所工作,但家庭團聚和戶口進京又成為難題。我立刻決定放棄北京戶口,到河北財貿學院任教,條件是解決家屬調動、住房安排和戶口遷移。至此,總算解決了一家人的團聚問題。用張五常的話說,“交易成本”實在太高。好在,我在石家莊只工作一年,便於1982年赴美留學。太太和兩個孩子於1984年赴美陪讀,至今已近40年,多次遷居,還去澳門大學任教十年,再也不必為狗屁戶口問題而商腦筋了。

因為研究戶口,所以我特別留意中國戶口的發展趨勢,感覺雖略有松動,但城鄉之間的森嚴壁壘(特別在一線城市)基本沒變。城市國企和事業單位的招工聘廣告,往往列明“有本市常住戶口”,顯然是為保證本地城市人口的優先就業。按秦暉教授的說法,中國的經濟起飛,主要憑借“低人權優勢”,包括廉價勞力,無獨立工會,環境汙染等等。

大午集團職工近萬,多數來自各地農村,也有部分城鎮戶口,包括高校畢業的本科和研究生。我常問大午職工,是什麽原因吸引他們來這個鄉村私營企業。答案多種多樣,有的因為離家鄉近,便於探視父母;有的因專業對口,能發展自己所學;有的因為在原單位已退休離職,又在大午集團找到了第二份工作。最多答案集中在大午對職工一視同仁。雖然地處農村,但擁有城市生活的所有方便,又沒大城市常見的那種對鄉下人的排擠和歧視。孫大午本人對此表示,他自己當年當兵服役的時候,也曾有過將來熬個一官半職,讓老婆孩子也能轉為城鎮戶口。後來改革開放,才認識到農民自己有了條件,可以建設屬於自己的新城鎮了。

漫談企業的“社會責任”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個比較新的話題,始於1995年聯合國世界社會發展首腦會議上提出的“全球盟約”構想,涉及人權、勞動條件、環保、反腐等十項條款,目的在於維護“可持續發展”。動機雖好,但並非國際公約,沒有嚴格約束力,而且不同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理解。比方說,由於發達國家產業外移,願意到發展中國投資設廠,享受廉價勞工和寬松環保要求等優惠條件,以便追求更高利潤。這種趨勢引發國內失業,招致國內工人不滿,於是,工會透過NGO等國際組織,推動相關立法,要求外移企業比照國內條件,改善外國勞工(階級兄弟)的生存條件,目的在於,讓各國工人狀況出現拉平趨勢。這一點,倒體現了馬克思所說的“工人無祖國”大同思想,值得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鼎力支持。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些國家說一套做一套。記得有一年,聯合國轄下的國際勞工組織,派人去臺灣,調查美資在臺企業的工人狀況,恰巧我領澳大學生赴臺觀選,跟他們在臺大參加同一個座談會。我借機詢問,他們對臺海兩岸勞工狀況的觀感如何。有位女士大吐苦水,說他們一行五人,從大陸調查完畢,剛轉到臺灣來,主要調查沃爾瑪供應鏈相關的十幾家企業,是否有違背“全球盟約”要求的情況。在大陸遇到的阻力一言難盡,處處受到跟蹤盯梢,想找的勞工代表一個也見不到,去工人宿舍參觀也遭拒絕。而官方指派來跟他們座談的所謂“工人代表”,都是官辦工會幹部(實為公務員),說的是套話假話,一點也不配合調查。來到臺灣之後,才感覺輕松自由,隨便什麽地方都能去,想找誰座談都很容易。最後她說:“嗨,簡直像兩個世界!標榜的是‘社會主義’,實際上像個大監獄,難怪富士康老有農民工跳樓和猝死!”

也有另一些人,對“企業責任”的理解,跟國際勞工組織不同。包括孫大午在內,覺得中國畢竟開放時間短,工人對勞動條件的要求也相對低,只要比在農村幹活收入高,他們也就滿意了。這也符合馬克思所說“國民收入的國別差異”。隨著中國經濟繼續起飛,國民所得提高,工人對勞動條件的要求也會逐步提高,目前尚不能苛求。我承認他說的有一定道理,但國際勞工組織要求的許多標準,比如宿舍衛生條件,安全通道,男女同工同酬,組建獨立工會等等,乃是西方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就有的東西,只要對外商投資者,或他們的中方代工廠,提出相應要求,並不難達標,可中方就不幹。其內心深處,是不想讓百姓看到“外國人比共產黨更關心勞工福利”這個事實,好像太丟人了。

孫大午另有他自己的理解的“社會責任”。他說,因為大午集團地處偏遠,跟城鎮距離較遠,國家雖然批準為合格的“康養小鎮”,但不想投資改善環境,集團只有靠自己花錢,整地修路,供水供暖,建學校、醫院、公園等娛樂設施,按照城市標準搞建設。我說,你這叫“企業辦社會”,跟聯合國說的不是一回事。你們大午集團,逢年過節搞敬老活動,給孤寡老人和軍烈屬送紅包和生活用品,這些社會開支還比較符合關註社會弱勢群體。但全面建設市政工程,就超出了企業正常的經營範圍。

在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甚至在多數中國內地的縣鎮所在地,企業作為財團法人,已經照章納稅,盡到了它對國家的責任。職工作為社會成員,也向國家交了相應的稅費。國家收了稅,就應該(也必須)為納稅人提供相應服務,包括建設公共設施,實施義務教育,維護交通秩序,提供治安管理和消防服務等等。如果這些服務都讓某個企業承擔,有可能三個不良後果:第一,無形中增加企業負擔,在營運成本支出方面,不符合通常的會計財務章程;第二,對於那些只在大午集團上班,不在本鎮生活的職工和家屬成員來說,他們就不能完全享受這些公共設施,所以分攤到他們身上的社會開支,就是一種不公平收費;第三,用管理企業的辦法管社會,有可能讓大午集團的企業功能,與“大午鎮”的其它社區功能(包括政治、文化、社會、治安等等)混淆不清,從而影響社區治理,也不利於體現社區成員應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因此,我建議大午考慮,既然是個鎮,最好把生產經營區和市鎮生活區分開,跟地方政府協商鎮務建設和管理辦法,不能這樣長期由企業大包大攬。

大午認為,我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並說,地方政府也曾經建議大午鎮建黨委,而且動員他出任鎮委書記,還要相應建立政府、人大、政協等幾套班子。大午說,這個問題比較復雜。第一,他不想當書記,就連公司的主要責任也不想承擔,已經退居二線,當好“監事長”,已夠忙活,還是讓年輕人幹吧。第二,他也不願意讓集團公司分擔幾套班子的財政開支,希望徐水區委和保定市委,能拿出一個讓各方滿意的改制方案。至於集團已經支出的上億人民幣建設投資,要不要國家給適當補償,也是個說不清楚的問題。

總之,直到去年雙十一出事之前,大午集團企業辦社會的狀況還是依然如故。政企分離問題,沒有新方案。也許,這次出事是個契機,案件審結之後,或許能看到一個比較明確的新發展趨勢。

市場前提之二:物暢其流
“物暢其流”也叫“物盡其用”,就是生產、流通和消費充分完成,取得最佳效果,發揮最高效率。上文說到人盡其才,指“人”的主觀能動性充分調動,這章轉“物”的充分利用,也就是人如何對物質正確認識並做出聰明判斷,通過設計、生產、流通和銷售等環節,實現利潤最大化。人是活的,物是死的,沒有人的行為,自然物不會成為商品,因此,雖然說的是物,其實還是人和物的相互關系。

芻議“最佳配置”
近年來,呼籲生產要素“最佳配置”或“最優配置(組合)”,成為官媒話題。然而,最佳配置難點何在?則少有追問。顧名思義,“生產要素”就是保證生產順利的重要因素,廣義上分三種: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結合方式的要素。如果除去已經說過的“人盡其才”,也不談“自由市場”是最好結合方式(因整篇文章都談這個主題),單說物的要素,則包括土地,資本(貨幣資本和廠房、原料、設備等實物資本)和信息(無論技術信息還是市場信息)這三大項。記得八十年代讀研,生產要素定義,不包括信息。後來信息革命突飛猛進,人們才認識到信息也是生產力,而且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1982年剛來美國時,電腦尚未普及,論文還用打字機。到80年代中期,圖書館才有了電腦,學生使用得排隊。1987年為寫論文,我勒緊褲帶買了第一臺電腦(IBM80386),外加笨重的激光打印機,價格高達5000多刀,如今已經難以想象。此事說明,科技革命如何神速。

轉談“土地”和“知識產權”話題,這兩個問題,不僅嚴重困擾大午集團,而且日益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巨大障礙。先說怎麽定義“最優組合”或“最佳配置”的事。記得早年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有個從蘇聯躉來的觀點頗為流行,說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像只看不見的手,通過價值規律和市場供需,自發調節生產和流通,因此,有盲目性和破壞性,加上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性和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導致有購買力的需求相對萎縮、停滯,甚至下降。因此,導致生產過剩的周期性危機,只能銷毀商品和機器,通過設備更新,開始新一輪發展周期。與此相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用看得見的手(政府通過國家計委)調節生產,根據人民不斷增長的生活需求(現在叫“美好生活的期望”),有計劃按比例安排生產。因此,能避免浪費,提高效率。這套說教,恐怕在今天已經沒人相信了。經歷過計劃經濟的傷痛,餓死幾千萬生命,就連最頑固保守的禦用學者,也不得不承認:市場,只有市場,才能實現要素的最佳配置。

其中道理並不奧妙,是人都知道,商品和勞務的種類成千上萬,市場信息瞬息萬變,消費者選購商品和服務的標準、偏好、性價比等等,只有直接參與交易的廠商才能及時了解,並根據預期而做出相應判斷,而坐在辦公室的計劃官員怎能辦到?就算他有“大數據神器”助威,也斷然無法追上市場的復雜多變。如果讀者還記得老毛時代,票證如何龐雜,貨品如何稀缺,務員又多麽牛氣,再比較一下如今超市的琳瑯滿目,以及服務人員的低三下四,勝敗優劣不辯自明。無論你階級感情怎樣飽和,對毛爺如何懷念,恐怕也難說出“計劃好過市場”的屁話吧。

如果深究,還能發現,所謂最優配置,不僅包括適銷對路(賣好價錢),還包括利用商品交換(包括內外貿),發揮比較優勢,實現效益最大化。這個理論,來自李嘉圖的勞動分工和比較優勢論。比如生產最簡單的縫衣針,如果由同一人完成所有工序,比如斷絲、打眼、磨光、包裝等,生產量就少。如果每人只管一道工序,綜合效率明顯提高。好友楊小凱博士,在澳洲莫納什大學任教期間,試圖用數學模型證明,分工提高效率,被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看好,認為他的研究,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獎。可惜小凱罹患癌癥,英年早逝,留下課題組成員,不知後繼研究進展如何。

說到小凱,不由聯想到他的另一項經濟學貢獻,就是總結了“後發劣勢論”,及時反駁或平衡了北大教授林毅夫倡導的“後發優勢論”(好像已經編入大學公共教材)。這個理論說,世界市場提供了借鑒機會,落後國家可以通過“拿來主義”(不管抄襲還是購買?),把先進國家的經驗和技術“為我所用”,能節省費用和時間,實現“彎道超車”。楊小凱不否認“後發優勢論”有其合理成分,但片面強調就是謬誤。他總結了不少落後國家,簡單抄襲西方技術造成的負面後果,包括輕視基礎研究,忽略西方進步的制度根源,類似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頭來,抄襲暫時獲利,越發不思改革,繼續保守,成為“後發魔咒”,被小凱總結成“後發劣勢論”。這個理論提出了二三十年,官方不重視,學生不知道。對照今天的中國,隱約感到“後發魔咒”的巨大能量。似乎舉國上下,有種“天下第一”的無名狂躁,非但“改革開放”不再,更出現呼喚毛氏文革的雜音,目睹種種“怪現狀”,能不驚嘆楊小凱有先見之明嗎?

地權不清,流轉困難

就經濟活動而言,土地(及附著建築、水源、生物和礦產資源等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咱們農耕民族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土地不可再生(稀缺性)和不可移動(挪不了地方),所以,有些人認為,土地不該是商品,不能隨便買賣。就算不得不倒手,也僅算是“特殊商品”,不能私有,更不能自由處置。老革命是靠“打土豪分田地”奪的江山,或許害怕土地私有導致歷史重演。這種思維邏輯,應該是黨國大佬的基本取向。那麽,我們先看看,世界各國地權制度的概況如何。

目前,世界多數國家實行土地私有制,允許買賣。在英聯邦國家,土地名義上歸女王所有,但使用權仍歸私人,可以買賣,跟土地私有沒啥差別。繼續堅持土地國公有的國家,也就幾個共產政權。如果越南土地私有化的傳言屬實,那就只剩古巴、朝鮮和中國“老哥仨”了。市場經濟的土地買賣分兩種:有的一次性購買斷,永久所有,每年向政府繳納地稅;有的是永佃制,向法律上的所有者繳租金,但租賃權亦可以按市價轉讓。土地價格分三類:一是農地,價格低,地稅也低。但農地改非農,要經過嚴格法律程序;二是商業用地,價格和地稅相應較高;三是住宅用地(宅基地),地價跟地稅都高,地稅占市價的比例大致不變,但絕對量隨地價升降而變動,數年有次調整。我近40年來,只見過兩三次調低,多數是調高,說明房地產價格走向,總體呈上升趨勢。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紐約上州買過一個兩層的獨立屋,有地下室和頂樓。後來售出的時候,發現房產證(地契)丟失,問律師怎麽辦?律師說,你去縣商會補辦一個就行,很簡單。第二天,我去商會檔案室補辦,管事的老太太讓我填個表,看看我的身份證,立刻按地址找出我的地契檔案,隨手復印一份,再蓋上商會鋼印,簽上她的名字,跟我丟掉的原契一模一樣,僅收功本費五刀。對比中國房產證丟失的麻煩,我對他們的制度大為贊賞。老奶奶聽我一誇,自豪地說,“在美國,房主永遠不必為丟失地契擔心。每次房地產成交,律師都會把過戶文件送到商會。我們按法律規定,復制三份,一份給新房主,一份這裏存檔,另一份送交州政府,存進防核武的山洞。就算這個大樓失火,或者核戰爆發,你們的地契也安全無虞。”

除了產權證的安全保管,美國地權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所有權不僅包括地面,而且包括地下和空中(具體高度,受當地政府規範限定)。這一點,據說連中華民國的地權法,也沒做到。孫中山制定土地法的時候,仍然把地下資源(水源和礦產)留在國家手上,大約有“節制資本”目的。美國的地權包括地下資源,留下升值空間,顯然對地主有利。換句話說,土地的市場價格,不僅包括絕對地租,也包括未來可能升值的相對地租。如今中國征用農田的時候,補償方法基本按土地糧產計算,至於其它導致地價提升的收益,都歸國家所有。因此,從農民手上征地,往往幾萬塊錢一畝,而轉手賣給開發商,則是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一畝。農民怎麽會服氣?

對比美國人的例子。奧克拉荷馬州盛產棉花。幾十年前發現石油,棉田頃刻變油田。石油公司高價購地,由原本幾千美元一畝,突然提高到百萬。可棉農仍然不幹,他們成立維權組織,集體跟石油大王談判,提出的條件是:除了一次性支付地價,還要從每桶成品油中,提取百分之二的利潤分紅,直到石油采幹為止。公司無奈,只好讓步,不但棉農自己成了千萬富翁,而且為子孫後代爭得源源不斷的石油收益。

聽完棉農故事,大午感慨地說,“咱們的問題,不但在於執法的隨意性,而且表現在對產權的模糊態度,和監管的不確定性上。比方說,我有塊承包地準許建雞場,批文只寫“雞舍”多少平米。我順便建個小平房,土地局就說違章,要給我推倒。這不是胡來嗎?我們一天到晚在雞場幹活,蓋個休息的簡易房就不行?非得蹲在雞舍裏吃飯午休?” 大午接著說,“再比如,國家鼓勵農民,用空置宅基地交換我們的商品樓,有利於閑散土地利用,也促進促進城鎮化建設。我用置換來的土地指標建了九棟電梯房,也從土地局和城建局拿到了批文,政府還收了相應的稅費。沒想到,新任區土地局長,對前任領導批準的事情不認賬,硬說我們是違章建築,聲稱要給我們炸掉。後經據理力爭,市領導介入協調,才算平息了糾紛,讓我們再補交點什麽“變更用途”差價,才算擺平了這場風波。如果地權界定非常清楚,土地用途監管也明白易懂,不留模糊地帶。還會有這麽多摩擦和糾紛嗎?”針對這種模糊隨意,我詢問了體制內朋友,他們道出了其中奧妙,原來,隨意性跟尋租空間成正比。隨意性越大,撈錢機會就越多。所以,城市街道幾乎年年施工,挖了修,修了再挖,每次施工都有回扣可拿。

走筆至此,順便說說“十八億畝紅線”。記得2006年,胡溫班子提出“確保十八億畝耕地紅線不動搖”的響亮口號。其出發點,是保證中國有足夠耕地,可維護糧食安全,不被外國卡脖子。因篇幅關系,本文不想全面展開這個大問題,只提五點質疑,供讀者參考。

第一,為什麽十八億畝? 而不是十九億,或者十七億畝?是頂層拍腦門的產物?還是經過科學計算和沙盤推演?天則經濟所的茅於軾教授,在大午集團的一個研討會上曾表示,“十八億畝紅線”並無科學依據,而且經驗表明,在地方政府日益依賴“土地財政”的情況下,所謂紅線未必守得住,“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十分普遍。

第二,土地和糧食的關系,不能僅看人均耕地,還要從生產率和價格體系著眼。一方面強調耕地紅線,另一方面,土地利用率又非常低,農民撂荒嚴重,寧可或外出打工或轉營它業。原因何在?還不是因為規模太小,效益太低?既然耕地種糧沒利潤,甚至虧本,你如何把農民捆綁在承包田裏,不許他們謀求更高收入?剛看一篇網文,說當年率先分田單幹的安徽鳳陽小崗村,如今又要合作化,回歸大隊和公社了。莫非只有強迫農民種糧供應城市這一條路?就不會思考如何發揮市場機制?不但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甚至還能吸引城市閑散勞力和農技精英,自願到農村探索就業出路和發財機會?

第三,隨著經濟起飛,中國糧食進口明顯增加,並非因為中國人不會種糧,而是因為國際市場物美價廉,比自己耕種更劃算。用出口掙來的外匯,進口國外糧油肉奶,不就是發揮比較優勢嗎?要改變這種對外依賴,需要擴大種植面積,提高效率,讓務農的收入,跟其它行業大致持平,這不正是市場規律嗎?當然,途徑有兩條。一條叫“拉美模式”,聽任壟斷公司並購土地,搞大種植園,逼迫自耕農破產,淪為打工仔。這種模式的特點是高科技專業化,優質高效,但貧富分化嚴重,社會不穩,革命和政變頻繁。另一條路叫“東亞模式”,見於臺灣、日本和韓國,特點是穩定家庭土地私有,發展農會等合作組織,民主管理,公開透明,分享技術、金融和市場網絡,研發精細農業,提高附加值,加工產銷一條龍,也能實現規模效益,同歐美大企業一爭高下。以目前中國走勢看,沒有鼓勵社會自組織的意圖,學東亞模式的可能性很小,而走拉美道路的可能性更大。

第四,中國曾經飽受饑荒之苦,數千萬人為此喪生,所以對糧荒極度敏感。可是,根據印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教授的研究,大饑荒從來不是糧食短缺引起,而是因為信息閉塞和流通不暢導致。當年,被浮誇風沖昏頭腦的各級幹部,欺上瞞下,不講實情,讓毛劉周等黨國領導,根本不明基層情況,還繼續糧食出口,強迫食堂開放。等到發現大批死人,已經鑄成大錯,巨輪難調頭了。如果今後再有需求缺口,外國政府和糧商不會卡咱脖子。只要信息靈通,就算人道救援或貸款賒購,也不至於到餓死人地步。至於權貴集團囤積居奇發國難財,是另一個問題。如果重走集體化,風險有多大?我們覺得非常大。歷史傷疤未好,農民合理致富的欲望受壓,必然再現“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歷史幽默。加上輿論一律,下情不能上達,那麽,大饑荒的再現,恐難避免。

第五,如今高效農業興起,且不說立體農業、室內養殖與無土栽培,更不說農業的工業化趨勢,可以在高樓裏產出各種水果、蔬菜、菌類和魚蝦,甚至直接合成香腸火腿等人造肉類(這裏超市已經在賣),就說中國農村常見的大棚和溫室,也在逐漸改變種植的季節性和地域性,極大提高復種指數,增加花樣品種,提高經濟效益。這些趨勢,自然會減少對土地面積的剛性需求。假如依靠傳統農業,以前需要一畝耕地養活一口人的話,如今也許只要半畝,未來可能更少。隨著人口逐年下降,更多土地可退耕還林,還草,改善植被,優化生態,對可持續發展未嘗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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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0-6 16:53:07 | 显示全部楼层

“知識產權”與“技術保護”

“知識產權”進入法律條文,是洋人的發明。起碼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對此沒概念。查閱文獻才知道,人類最早的專利法概念,起源於公元前500多年的希臘,比咱們早了兩千多年。到1881年,清廷給鄭關應發出第一個“專利”聖旨,對他的織布機給予十年保護獎勵。到1898年,正式頒布《振興工藝給獎章程》,似是中國首部 “專利法”,重在獎勵,而非真正保護。法制不彰,何言保護?另外,聖旨在先,法規在後,看來也是歷史傳統。從北洋到民國,鹹與維新,照抄西方,專利法規逐漸增多。翻開1949年之前出版的任何書籍,大約都能看到“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字樣,說明出版行業,跟世界市場接軌。

中共建政後的1950年,前朝留下的市場體制基本延續,周恩來為首的政務院,也頒布過一個《發明權與專利權暫行條例》,可算毛時代的唯一記錄。黨國首次頒布《專利法》是在1985年,剛加入“國際產權公約”的時候,實為“入世”熱身。從1950年到1985年的35年間,“技術專利”在中國絕跡,任何個人和集體的發明創造,都是黨國功勞,與個人貢獻無關。再看入世之後,屢屢同洋人發生產權糾紛,就不足為怪了。

能否制定貨真價實的專利法,並嚴格遵守之,涉及兩個相輔相成的因素:一是產權意識;二是司法制度。先說第一,我跟大午都認為,中國人並非天生無視知識產權,否則就不會有那麽多百年“老字號”和“馳名商標”。比如同仁堂中藥,東來順涮羊肉,狗不理包子,王老吉涼茶,王麻子刀剪等等,說明中國人跟洋人一樣,不缺創名牌的文化基因,消費者也同樣,認同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產品信譽。對知識產權最大的危害,其實來自莫名其妙的“共產意識”。戴上有色眼鏡,看專利覺得刺眼:既然你資本家的企業都可充公,臭牌子又算什麽?他們認為,知識乃人類共同財富,應該共享,憑什麽保護?這種“共享”觀念,在中國非常流行。比方說,“王麻子”刀剪熱賣,於是湧現一大堆同類商標,難辨真偽,什麽“老王麻子”,“真正王麻子”“真正老王麻子”等等。文革期間,百年老店跟名牌字號都銷聲匿跡。只有“同仁堂”和“狗不理”少數幸存,也都變身國營,直到如今。

再說第二,司法體制。司法體制是否完備,主要看兩條:一是能否獨立(或超然)於黨派利益之外,做出獨立裁判。如果像中國如今的做法,把公檢法置於黨的政法委之下,而政法委又聽命於黨委書記一把手,那麽,所謂庭審,不過是按政法委內定的“劇本”,跑龍套走過場,裝點門面而已。比方這次大午集團跟徐水國營農場的土地糾紛,黨政司法顯然偏袒國營農場。盡管所謂“國營”,其實早已變質,成為權貴家族的搖錢樹,但打著“國營”旗號,屬於趙家人自己圈子。你孫大午一個民企,膽敢挑戰趙家人利益,豈不是找死?

二是能否做到無罪推定,合理搜證,公開審理。完備的市場經濟,當然離不開公正的司法保護。一旦立案,要給糾紛兩造平等機會,允許律師會見當事人,在庭審中充分辯論,用證據說話。同時,開放民眾旁聽,歡迎媒體采訪。凡屬非暴力犯罪嫌疑,不應該突襲抓捕,制造恐怖,更不能違法關押,甚至以威逼利誘和刑訊逼供手段取證。能做到上述兩條,市場經濟就有司法保護,否則,所謂優化市場經濟秩序,只能是畫餅充饑。這裏,我們用兩個知識產權糾紛案件,來說明大午集團在追逐“資本社會主義夢”的道路上所經歷的艱難險阻。

一個是跟五糧液集團的商標糾紛。眾所周知,“五糧液”是中國名酒,價格檔次甚至超過“國酒茅臺”。大午酒廠生產註冊了自己的品牌“大午糧液”,銷量不錯。沒想到,被五糧液集團在山東淄博提起告訴,說“大午糧液”有侵權嫌疑,因為聽起來容易跟“五糧液”混淆。淄博中院判決大午酒廠敗訴,要求大午集團賠償五糧液集團百萬罰金。大午不服,上訴到最高法院。抗辯理由三條:第一,大午集團的所有產品,都冠有“大午”字樣,比方大午飼料,大午烤雞,大午甘泉,大午倔驢肉等等,大午酒類當然也不例外;第二,。他們在四川宜賓收購了一家原來給五糧液加工酒基的小廠,成為大午酒廠的基地之一。因酒基全部由純糧釀造,所以,叫“糧液”貨真價實,何來違法?高院認為抗辯有理,因此推翻淄博原判,大午酒廠勝訴。令人奇怪的是,終審之後不久,五糧液集團又出了一款新酒,叫“大五糧液”,聽上去跟“大午糧液”完全諧音,顯然有侵權嫌疑。按說,五糧液早已是響當當的百年名牌,又出何必再出個“大五糧液”?像當年的“老王麻子”,頗為搞笑,應該屬於心理宣泄。大午酒廠主張,反告五糧液侵權。大午搖頭嘆息,主張作罷,“息事寧人算了!”。

另一場知識產權糾紛,發生在大午種禽研究院。他們跟中國農大合作研發的“大午金鳳”粉殼蛋雞,世界首創,市場前景看好。意外的是,他們聘請的頂尖種禽專家,農大教授楊寧博士,並未參與研發過程,但利用成果驗收機會,涉嫌剽竊技術資料,去跟京郊另一雞場合作,復制出完全一樣的種禽,起名“京粉6號”,經“權威機構”批準,獲得註冊資格。其實那些參與評審的專家,都是楊寧的學生和下屬。大午集團對此不滿,把爭議過程曝光給媒體,引致輿論大嘩,開始質疑楊寧的學術品德,是否有“監守自盜”之嫌?當然,由於權位和利益關系鏈,大午的侵權控告未能立案,但楊寧的工程院院士評選,據說也受到影響。畢竟要經專家們投票嘛,學術品德和人望口碑,不可能一點作用也沒有。

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美方經常把“侵犯知識產權”掛在嘴頭,甚至禁止向中國出口高級芯片等敏感技術,抓捕“千人計劃”和“2025”的某些技術精英。中方則否認行為不當,反譏美歐等國技術封鎖,打壓中國的科技興國戰略。究竟中國有沒有使用不當手段,強迫在華外企轉讓技術,以換取中國市場的肥肉?我們不必追究。據一位前駐外科技領事透露,想盡一切辦法搞到海外高科技,特別是國防科技,是他們的職責所在,至於通過什麽手段?合法還是非法?上級並不在乎,“最好做得滴水不漏,別讓人家抓到把柄就好”。

這種不擇手段的“拿來主義”,又讓我想起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看來,後發優勢的確能讓國家彎道超車,中毒上癮,自以為聰明,因此而忽略自己的教育科研體制弊病,不思改進,最終永遠落後,跟在人家後面拾屁吃。如今,西方對華出口限制日趨嚴厲,技術保護和封鎖力度加強,今後繼續奉行“拿來主義”,恐怕不再像從前那麽容易。不知道這種外來壓力,會不會令當局反思,從而痛下決心,在體制改革上謀求突破?從目前發展看,自我反思的跡象一點也沒有,對外發泄與報復的趨勢反倒十分明顯。也許一場驚心動魄的攤牌式對決難以避免。究竟誰占上風?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資本的“廣義化”趨勢
要說清我們探討的“資本社會主義”命題,必須刨根問底,先從“什麽叫資本”談起。依據常識,“資本”就是能用於交換,可以升值的某種財富而已。若查閱文獻,不同理論流派,對資本的描述區別很大,相當復雜。

共產主義祖宗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即工人階級血汗。因此,他對資本的定義,偏重於能否榨取剩余價值。而傳統的西方經濟學,則從宏觀經濟的全過程著眼,把參與生產和流通的所有因素,都看做資本。於是,資本被劃分成若幹不同層次和成分,比如貨幣資本、實物資本、人力資本、有形資本、無形資本、虛擬資本、流動資本、固定資本,等等。

如果我們不拘泥學術定義,僅按常識判斷,可以當作“資本”的東西其實很多,以資本擁有人為例,資金土地設備,固然是資本,特殊技能,超常智慧,豐富的想象力,良好的人際關系,完美的信用記錄,出眾的“顏值”等等,無一不是某種形態的“資本”。各界名流,無論是否貨真價實,只要名聲大噪,擁有足夠粉絲,就有明碼標價的“出場費”,少則成千上萬,多則數十萬上百萬,難道這不是資本? 再以物為例,物以稀為貴,稀缺性就是一種資本,可以按稀缺程度和市場需求待價而沽。聽說有古董收藏家,為提高古瓷的稀缺度,故意把相同藏品永久毀滅,只留一件,獨家壟斷,為的是任意定價。再比如,上帝賜給人類空氣,本來免費,不是商品。可北方霧霾改了規則。有錢人除了安裝清潔機,還想享受自然的新鮮空氣。有商家便去喜馬拉雅山,收集罐裝空氣,運到北方牟利。類似例子還有“雪山礦泉水”和“冬蟲夏草”等等。如果不考慮采集運輸成本,就大自然的賜予而言,是稀缺性決定了它們的價值。

再以“信用”為例。信用本屬道德範疇,是對誠信品德的一種量化,在市場經濟中相當重要,非但簽署合同與完成交易時必不可少,對於融資借貸更加重要。美國有獨立的信用評級公司,對商家和個人信用歷史追蹤記錄,量化成數字。好像800分以上算優秀,600至799良好,500至599較差,500以下糟糕。對於申請貸款(分期付款或者房屋按揭等)來說,難易程度和利息高低差別很大,顯然可用貨幣量化。因此,我們認為,信用也是一種資本。

我跟孫大午經反復討論,覺得“資本”定義可以適度寬泛,盡量反映時代特色,包括市場交換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於是,我們考慮,是否可以對資本重新定義如下:“所謂資本,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以通過貨幣量化和自由交換,能補償自身損耗,並可實現增值目的的所有財富、能力和品德。”

時代發展,資本多元
以上定義,有四點說明:第一,市場經濟條件。這是我們對資本新定義的大前提。假如沒市場經濟,比方說父母養育兒女,是一種家庭職責,不是市場,也不是經濟行為。雖然俗話也說“養兒防老”,但那僅僅是一種未來預期,希望孝道傳承。至於能否真正防老,回報是否對等,天下父母並不算計。

第二,通過貨幣量化和自由交換。資本特性通過市場交換體現,屬於“市場經濟”大前天下的小前提。雖有市場經濟,但如不能用貨幣量化,難以定價,不進入交換過程,就是積壓閑置,也不成其為資本。第三,補償自身損耗。我們合理假定,任何資本的形成過程,都會有投入開支,也就是成本消耗。因此,通過跟別人的買賣交換,首先要考慮補償原本損耗,誰也不想做虧本買賣,因此,風險評估必不可少。第四,可實現增值目的。如果交易的結果僅僅是收回成本,這樣的生意也沒有意義,僅能實現使用價值的轉換,例如把斧頭換成等值的麻布而已。在商品交換早期,分工剛開始,為維持自給自足的簡單再生產,交換使用價值有其必要,但難以實現擴大再生產的願望。當然,我們前文說過,根據李嘉圖的分工理論和比較利益(也叫比較成本)說,因為分工本身能提高效率,所以,還是有利可圖的。只不過,沒有如今以增值為目標的商品交換那麽明顯和直接。

當然,也需要說明,“可實現增值”跟“能否實現增值”並不是一回事。可能性不等於必然性。最後能否增值,是否達到預期目標,還要看其它條件是否具備,包括商品的性價比,競爭力度,售後服務,商業信譽,以及廣告宣傳等。大致規律,基本還是《資本論》所描繪過的那些經濟規律,比如利潤率平均化趨勢(等量資本等量利潤),資本有機構成逐年提高(向不變資本傾斜),行業準入的門檻越來越高等等。

不過,在自由市場經濟下,有兩大因素制約,使可變資本(薪水支出)的比例不至於下降太大。一是科技革命的雙重作用,一方面節約人力投入,讓薪水支出下降;另一方面,白領工人比例上升,推動薪酬標準提高。更重要的是,工會力量強大,集體討價還價能力增強,也阻止人力資本下降。當然,美國工會有嚴重腐敗問題,對於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有一定制約,這個問題留待以後再說。但工人階級的收入水平,仍呈水漲船高趨勢。據我觀察,四十年來,美國聯邦法定的最低小時工資,已經由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不足4美元,提高到如今10美元以上,在加州則是15美元。就算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也翻了近兩倍。

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美國經濟面臨嚴重的結構性危機,中產階級規模縮小,低收入階層規模擴大,貧富差距有明顯增加,基尼系數由1979年的0.35,上升到2020年的0.45(社會進入不穩定狀態),其中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40%的社會財富。使得原本呈棗核型的社會結構(就是太富和太窮的人相對較少,而中產階級比例較大,社會結構穩定,不容易動蕩),開始朝金字塔型社會演變。金子塔的上端是極少數富人,卻擁有巨大財富;中間(中產)階級人數稍多,但數量和財富占有比不如從前;最下層貧困人口比例增加,占有財富比下降。以民主黨控制、奉行社會主義福利政策聞名的加州為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口逐年增加,其中包括少數上班族,無法負擔昂貴的房價,既買不起也租不起,只好在公園露宿。因此,不少中產家庭搬離加州,往物價相對低廉的外州遷移。這種趨勢令人擔憂,其中原因留待下文分析。

返回資本多樣化主題。突然想起1982年,我在麻州大學經濟系進修。跟我合用一間辦公室的同事叫佛裏曼,漂亮的大胡子半尺長。有天,幾個中國訪問學者心血來潮,開車去夜總會看脫衣舞。對於來自中國,類似清教徒的中國學者來說,其震撼度不言而喻。幾個一絲不掛的妙齡女郎,在臺上翩翩起舞,毫無愧色。觀眾只要舉起一美元小費,舞娘便過來“個人表演”,近到幾乎貼身。舞畢,還拉開大腿上的松緊扣,請客人把小費塞入,再道謝一聲,飄然而去。我跟佛裏曼說起此事,感嘆為何這些姑娘(包括我校兩個女生)不去找“幹凈”工作,非要掙這份“骯臟錢”不可。沒料到,大胡子笑笑,說出一番令我震驚的“經濟學道理”。

他說“你這就差了!咱們天天分析供給和需求,都是市場行為嘛。只要雙方自願,就是公平交易。不能說脫衣舞掙錢骯臟,教授們掙錢幹凈,其實都一樣,有啥賣啥,憑本事吃飯,都不過出賣商品或勞務,性質沒區別。用經濟眼光看問題,沒什麽奇怪。”無獨有偶,昨天網友轉來一貼,內有警察跟妓女的對話,發人深思。警察訓斥:“你年紀輕輕,為啥要幹這個?”妓女答:“工作找不到,擺攤你們砸,總得活呀,不幹這個幹啥?”另有網文,題目叫《性的經濟學分析》,說“性的本質其實是一種物權”。綜合各種觀點,很難否認,起碼帶有“交換目的”的性行為,有資本屬性。聯想起“門當戶對”和“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說法,不由納悶:莫非愛情、婚姻和婚外情等等,也包括“交換屬性”?對這個復雜問題,我們暫且存而不論。

需要聲明,我們無意誇大性產業對資本廣義化的重要性。大午集團更明文遵紀守法,規定在本集團所有的酒店、溫泉、按摩、歌廳等娛樂服務場所,禁止任何色情服務。我們只想舉例說明,其實皮肉生涯,乃人類最古老的行業之一,經久不衰,任何國家都難免俗。與其遮掩搪塞,不如按國際慣例,納入市場規範。比如在世界第一賭城澳門,法律規定性產業非法,所以警察經常騷擾抓捕,唯有在葡京酒店,警察不能進,估計賭王何鴻燊有官方特許。同為妓女,不同對待,有違市場原則和法制精神。在《博彩社會學概論》一書中,我曾羅列性產業合法化的三點明顯好處:一是設定合法“紅燈區”,杜絕暗娼“遍地流鶯”,減少對普通商業區和居民區(特別是青少年)的負面影響;二是實行資格審查與發牌制度,取締黑社會不法分子的滲透操控,減少犯罪,保障妓女的人身自由與合法權益;三是通過定期體檢和其它防疫措施,維護業者和顧客雙方的身心健康,預防性病、艾滋病及其它疾病的傳染肆虐。

內涵外延,日趨豐富
以上例證無非想說明,資本、商品跟勞務,是隨著市場擴張、社會變遷和技術進步而發展變化的。我跟大午根據如今的市場趨勢,覺得資本概念需要從外延和內涵兩方面觀察,有必要適當擴大。

以往經濟學的著眼點,都從產品生產和流通過程分析,少從全社會經濟運作的全局考慮。隨著科技革命加速,生產效率極大提高,人類花在物質生產的時間逐漸減少,花在精神生產的時間明顯增加。最早沒有統一規定,許多工人每周被迫勞動勞動五六十個小時。後經美國芝加哥工人罷工爭取,才確定了每天8小時,每周6天。後來,48小時工作周逐漸普及,現在歐美國家大部分是5天40小時工作周。令人奇怪的是,在人均GDP世界排名超過許多歐美國家的澳門,居然還沒采納法定的5天40小時工作周。工聯會(相當於總工會)主席在澳大演講的時候,居然說“8小時工作日是發達國家的奢侈規定,澳門沒有條件采納。”

如今的歐洲,已有輿論呼籲,把工作周進一步減少到四天(32小時),將來或許三天(24小時),甚至兩天。如果現有的生產線,全部由機器人操作,將節省更多人工。除少量員工用於管理、研發和維修,多數人可以給少數人提供後勤服務,使人類有更多時間花在度假、休閑、娛樂跟進修方面,既是生活享受,也是進一步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如此一來,必然推動相關文化產業快速發展。以美國如今的體育產業為例,每年創造的GDP總值接近5000億美元,是農業產值的兩倍。雖然美國是農業大國,潛力巨大。據說許多農田休耕,機械閑置,如果全部運轉,可養活世界全部人口。即便如此發達,但產值落後於體育。如果包括演藝、遊戲、影視和出版等行業,美國文化產業的規模更大。而按馬克思的說法,文化娛樂業並不生產任何價值,只從其它產業所創造的價值中,分一杯羹而已。

還有保險業,更不被傳統理論認可。我剛來美國時,聽說銀行的保險理財有那麽多不同類型“產品”可供選擇,非常詫異:怎麽一種虛擬的金融服務,居然也有了“產品”,簡直不可思議。後來想想,保險業賣的是什麽?是“安全感”。為什麽顧客要買?甚至必須買?(比方汽車險,屬於強制險,不買你就別想拿汽車牌照。同理,房屋火險也是強制,沒有它,就不能買房。)買保險是為了買“放心”,因此,“放心”和“安全感”,就成了商品,成了一種資本。如今老年人壽險,不但死後可以理賠,給家人創收;老人如果缺錢花,更可隨時出售變現,怎能說它不是一種資本?

當然,保險業的實質,類似銀行的“零存整取”,把後人交的保費,發給需要理賠的人,有“互助會”的含義,也有投資股市,收取紅利的成分。但它畢竟提供了難得服務,能解燃眉之急。這麽簡單的道理,可毛時代就弄不明白,硬是批判抵制。其理論依據是:保險乃“資本主義罪惡的剝削方式”,社會主義要反其道而行之,反正一切收入歸國家,一切賠償國家掏,能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例如呼和浩特運輸公司,五百多輛貨車兩百多輛客車,三十多年都沒保險。遇到事故非常頭疼,要由交警、公司和當事人三方,無休止扯皮,討價還價,為此,設有專門的“事故辦公室”,整天忙得團團轉。

另一個外延擴大的例證,或許是“風險投資”。有人願出巨資,冒打水漂的風險,投入到“想入非非”的各種“鬼點子”上。購買者是風險投資家,需拿真金白銀,出售者是潛在“發明家”,有“可能”研發出某種新產品或新技術,這在醫藥行業最常見。最終是否成功,並無把握。雖經專家論證,但畢竟是新思路,未經實踐檢驗,失敗的可能性很大。我有個朋友是生化博士,在佛羅裏達某公司研發艾滋病新藥近三十年,直到退休也沒出成果,白拿幾百萬薪水。當然,如果他研究成功,不僅投資可收回,股票更可躥升。美國科研力量之雄厚,研發費用之高昂,產權保護之嚴厲,都跟這個因素有關。

盡管列舉了不少例證,說明隨著社會進步,原先的資本概念有擴大的必要,至於如何擴大,我們頗費心思,也沒想出個滿意的方案,可能因為我們學養不足,難以勝任如此專業的任務。所有,這裏僅提供一個思路,希望各路英雄批評指點,拿出你們更有說服力的分類方案。

粗淺說來,我們覺得“資本”原先的三大分類,即人力資本(貨幣量相當於可變資本V),貨幣資本(包括C與V),與實物資本的籠統劃分,有點粗糙過時,可以進一步細化。其中,實物資本的概念不變,但人力資本和貨幣資本的內涵,可以進一步細分。比方說,在人力資本中,是否可以細化為體力資本(以體力支出為主),智力資本(以技術管理研發為主),信用資本(誠實可靠)與天才資本(以文體藝術為主)。在貨幣資本中,是否可以細化為勞務資本(薪酬支出),風險資本(風險投資),和專利資本(知識產權),等等。其中的信用資本和專利資本,既可屬於公司,也可屬於私人,視具體情況而定。

等價交換,本質不變
資本廣義化的優點之一,是有利於實現交換行為的正常化,合理化和公平化,既然人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資本(俗話說“本錢”),都可以商品化,按照其內在價值和供求規律,在規範化的市場上自由交換,從而獲得滿意回報,因此,無所謂剝削和罪惡可言。恰恰相反,個人能力和才幹的市場價值順利實現,表現為兩種形式:第一,因為分工而提高了效率,因此,專業化和交換本身,就包含了價值的某種提升;第二,對出賣勞動力的人而言,勞動力(包括腦體)就是他/她的資本,通過等價交換,不但要實現成本回收,並且要分得一定比例的剩余價值,也就是適當增值。按馬克思《資本論》的說法,他(她)必須要獲得跟勞動力價值(生理標準)相等的報酬,而且,按照道德標準的要求,他/她還必須獲得高於生理標準的補償,從而實現水漲船高,勞資雙贏。換句話說,如果真按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競爭規則辦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等價交換加勞資博弈),已經包含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因素。而破壞市場經濟規範,才會導致剝削和尋租行為的發生。如今貧富分化嚴重,國企高管和黨政軍高官的貪腐金額,動輒上億,甚至十億百億,不都是剝削所得嗎?應該說,權力壟斷的危害,往往比市場壟斷的危害更大。

如此說來,難道人間就沒有剝削和壓榨行為嗎?當然不是,舉目望去,在缺乏自由平等,沒有公平正義的現實社會,壓迫,強制,欺騙和搶劫的醜惡行徑,到處都有。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人間的種種不平呢?有人說是因為資本主義剝削,我跟大午的看法正好相反,我們認為是前資本主義(或者說反資本主義)因素作怪的結果,不讓每個人自由發展,自由流動,包括地域、行業和社會流動,而是不合理的外在約束太多太重,包括(但不限於)兒童正常教育的欠缺,家庭出身對社會流動的幹擾太重,缺乏同等就業條件,遭遇太多跟工作能力無關的額外限制,什麽人種膚色、民族宗教、性別相貌、家庭成份、政治面貌、後門關系、戶口種類等等,這些外在因素,都不符合馬克思說的市場經濟條件。換句話說,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的過錯,而是前資本主義,或反資本主義的歷史殘余,抵制和破壞市場經濟的結果,是市場遭到扭曲變形,或者發育不成熟的表現。

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官方承認,市場,而且只有市場,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那為什麽,實際行動不是規範和改善市場秩序,清除正當交易的障礙,反而為市場機制設置更多障礙呢?是真相信市場?還是以市場為幌子,實際反其道而行呢?比如大午集團,一路跌跌撞撞,所遭遇的法律障礙或政策糾紛,無一不是地方行政的亂作為,對市場規則的扭曲和破壞所致。許多違背市場原則的做法,常常披著“社會主義”外衣,但究其實質,骨子裏是封建時代,甚至奴隸時代的產物。且看日益普遍的官員尋租行為和無所不在的裙帶關系,如何破壞生產要素的市場配置。

維基百科對“尋租活動”的定義如下:尋租活動,是指在沒有從事生產的情況下,為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意即經濟租)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整個尋租活動的全部經濟損失,要遠遠超過傳統壟斷行為。我問過許多民營企業家,他們用於應付尋租活動的各項開支(吃拿卡要,包括紅包,消費卡,貴重禮品,借款不打條等等)大概占企業利潤的多大比例?回答是,大約在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之間。大午集團公司以拒絕送禮聞名,徐水官場流傳的說法是:“想吃大午烤雞很難,午字出了頭,成孫大牛了。”大午表示,那是誇張。他的確對員工有約法三章,不許賄賂,避免職工跟官員雙雙犯罪。“但是,”大午又說:“人情世故我們還是懂的。送往迎來,應酬各種檢查評比和會展,五星酒店宴會招待,都是我們開支。逢年過節送禮盒,食品酒類和溫泉票等等,每份都得數百元。總額算下來,也占我們純利潤的百分之十左右,著還不包括給他們的優惠和折扣。如果企業為了應付尋租,每年都得花費純利潤的百分之十到二十五,可以想見,企業保證盈利如何困難。尤其在實體經濟領域,許多企業的利潤率,大約在百分之十左右。在我們饒陽縣城,有兩家名氣比較大的高檔餐廳,先後被政府官員(打白條)免費吃喝到負債累累,關門歇業。難怪有些企業為了生存,不得不把資金投入房地產等容易賺錢的行業。

另一個是裙帶關系:以前常說的裙帶關系,往往只包括家人和親屬,如今範圍已經擴大到秘書、同學、同事、戰友、上下級,以及用錢色交易打造出來的利益共同體。為什麽政府機關和國企官員人浮於事,機構越精簡越龐大,疊床架屋,吃皇糧的人數嚴重超編,但辦事效率反而日益降低?大約都跟裙帶風有關。網上消息,說某某官員倒臺之後,揭發他買賣官鬻爵,安排多人進體制內,占茅坑不拉屎。上班的主要任務,就是喝茶打電玩,拿著高薪福利,熬退休養老。還有人長年吃空餉,工資單上有名,卻從來不見人影。

裙帶關系的危害,不僅是養閑人,空耗國庫,更糟糕的是他們德不配位,能力低權位高,嚴重降低行政效率。為解決這個問題,滿清王朝想出一個變通辦法,不讓皇族和八旗子弟占據權位,屍位素餐,幹擾施政(除非跟平民競爭,經科舉而勝出),但給他們優厚的“爵位”,白拿銀子不幹事。為免永久遺傳,同時還規定了“爵位遞降,五世而終”,也就是官二代享受高爵,官三代中爵,依次遞降,到第五代完全停止。這雖是封建王朝的土辦法,但對國家發展比較有利,應該說,比陳雲主張的“子女接班”更高明。

“極大豐富”? 永無可能
通過前五章介紹,讀者應該大致清楚了我跟孫大午探討“資本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按說可以就此打住,應該對如何定義“資本社會主義”做最後的討論了。但突然想到,還有兩個基本問題需要解決,因為從毛時代起,我們就不斷聽到對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說教,且深信不疑。上中學趕上大躍進,我還在墻上刷過“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的大標語。可是,經過大饑荒的痛苦洗禮,再見證改開四十年,重建市場經濟帶來的繁榮,我跟大午一致懷疑馬克思的預言,尤其按需分配的兩大前提:“物質資料極大豐富”和“思想覺悟空前提高”。極大豐富,要啥有啥;覺悟特高,不用競爭,自覺“各盡所能”。所以,不用貨幣手段和商品交換,經濟活動也能按生活需要,有計劃按比例進行,既不短缺也不浪費,於是達到理想境界。如此“理想國”真有可能嗎?我們覺得不可能,先從“極大豐富”說起。

人類需求, 分為兩類
有網友反駁,說我們是“井底之蛙”,用現在的技術水平和思想覺悟,哪能預知幾百年後的發展高度?反駁經不住推敲:既然老馬170多年前,能夠預測未來,在他之後的我輩,為何不能質疑?他不過經歷了大機器時代,我們則見識了電氣化、電腦化、信息化、全球化,比他更了解發展趨勢,更何況,還可借鑒邏輯推理和歷史方法。回首百多年的變化,高科技不用說,可深入探測宏觀和微觀世界,就算日常用品,其數量與質量的提高幅度,已非當年可以想象。然而,貧窮和饑餓仍未解決。能怪生產能力不發達?那為何還有產能過剩和產品積壓?放眼看看鬼城跟爛尾樓,再看看農民工和城市貧民的居住狀況,不難一目了然。“紡織娘沒衣裳,泥瓦匠住草房”,好像古今皆然。

其實,這不是時間長短問題,也不是生產能力高低問題,而是人性本質和社會規律使然。說到底,人類需求其實分為兩類,一類是生理(或者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安全等等,相對容易滿足,“廣廈千間,不過身眠七尺”。按現有生產能力,做到人人溫飽應無困難。另一類叫心理(或精神)需求,也就是攀比:不能比人差,爭取比人強。這種精神需求永難滿足,只要眼界和能力所及,人們會不斷尋求新奇、刺激、奢華、氣派、超群,由此引發無邊欲望和貪婪。

先看基本生理消費。如果以維持健康的科學標準算,從古至今沒有太大變化,最大不同也許是,因為汙染和農藥激素化肥過量,如今食品安堪憂,需要補充維生素益生菌之類,爭取多吃有機食品,其實這裏也包含攀比因素,但大體上跟古人的需求差別不大。至於說到廣告泛濫、漫天要價的“保健品”,能掏光退休老人積蓄,那已不屬於生理消費範疇,應該歸入心理消費類。有人主張,堅持粗茶淡飯,不知保健品為何物的普通勞動者,反而活得更健康。統計學上有個“恩格爾系數”,以食品開支占家庭收入百分比,來比較貧富程度。歐美發達國家多數是一位數(百分之10以下),中度發展國家百分之30以下,窮國則占百分之40-50,甚至更高。換句話說,收入越高,則食品占比越低。說明食品是剛需,相對固定,其它開支占比越來越高,相當部分屬於文化娛樂休閑等,心理成分更多。

比方吃飯。中共的媒體經常渲染,美國多少人餓著肚子上床,窮人孩子營養不良等等,我感覺好笑。當然,跟北歐國家相比,美國福利不算好,只能說湊合。但決不像中共的媒體宣傳的那麽糟,起碼比中國好許多。有人說,“只要能在中國活下去,就能在美國爬上去”,這話有點誇張。我的感覺則是,在中國混小康(衣食住行教育醫療不愁)並不容易,特別是城市貧民和農村人口。如果六億人月入不到一千,九億人不到兩千,按聯合國公布的貧困線(人均每天1.9美元)計算,不過剛剛脫貧而已,算不得小康。而在美國,混入上流社會不易,但小康不難。首先,盡管美國流浪者有增加趨勢,但沒有兒童和65歲以上老人,因為老少都有國家福利,溫飽基本沒問題。其次,大多數美國孩子上的公立學校,從學前到高中享受免費教育,包括在學校吃飯。夥食標準不算高,但營養合理,能保證健康。第三,美國醫保沒有加拿大和西歐好,但比中國合理。總之,窮人和富人的生存壓力都不大,最困難的是中低階層。可以說,美國完全有能力做到人人安居樂業。沒做到的原因,還得從制度分析。盲目全球化造成產業外移,失業率上升。反壟斷力度不夠,貧富分化加劇,都是原因。目前,美國要求改革的呼聲很高,包括極右思潮出現,盡管我不認同,但理解它的原因。

有人反問:“你說人人爭名逐利,難道就沒有知足常樂,清心寡欲,拒絕攀比之人?”當然有,但不足以推翻我們的結論。第一,欲望高低和貪婪程度,固然跟品德與信仰有關,會在價值追求上有不同目標,但在渴望成功與避免失敗的大方向上,並無不同。第二,就多數人而言,除了基本需求,還會追求名利地位,這個趨勢,不因個別人反潮流而改變。有人甚至說,反潮流本身,其實是追求名利的另一種方式。就像諸葛亮“茍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那是因為還沒遇到“知己”而已。三顧茅廬之後,他欣然出山,發表著名的“隆中對”,顯然對天下三分早開始籌劃。第三,如果不損害他人合法權益,而通過正當手段公平競爭,那麽,追求名利非但不是過錯,反而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市場健康的體現,應該保護與鼓勵。這個話題,下文還會細說。

就基本生理需求而言,別說美歐發達國家能基本解決,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從能力上看,也應該沒問題。如果政策得當,不但能做到人人溫飽,也能解決醫療教育和養老等基本保障。比方說,停止在海外低效投資,把資源用於解決國內民生方面,改變戶口分割和地域歧視,改革醫療資源的不合理分配,等等,所謂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就能極大緩解,甚至全部解決。如果任憑權錢勾結,把資源投向少數權貴心理需求的無底洞,那麽,無論國力再怎麽強大,經濟再怎麽騰飛,貧富差距還會繼續拉大,所謂“構建社會和諧”,仍是海市蜃樓。

資源有限,欲壑難填
明白了人的兩種需求,我們進而討論需求和供給之間的矛盾。最近,官媒有所謂“供給側”,“需求側”改革之議,我們感覺隔靴搔癢,避談市場調節還是計劃調節的本質區別,只在枝節上打轉,是玩文字遊戲。經濟常識告訴我們,總供給等於總需求,是市場均衡的前提。需求固然能拉動供給,但供給也能反過來促進需求。比方工廠訂單,特別是來三來一補的外向型企業,無論品種還是產量,當然都根據需求生產。但是,有些新產品的研發生產,卻是廠家的獨創發明,既來自設計者的想象力,也來自投資方的冒險精神。任何人都不可能需求他從未見過的東西。盡管賣方做過可行性論證,但最終結果如何,還得買方裁決。許多新產品以失敗告終,另一些則脫穎而出,由默默無聞到市場熱銷。回憶電腦跟手機的普及速度,就知道供給是如何推動需求的。都是看不見的手在發揮作用,而不是計劃官員拍腦門的結果。

還說馬克思的“極大豐富”和“覺悟提高”。老馬心中應該有兩個假定:一是生產能力大到要啥有啥,要多少產多少;二是覺悟高到自覺勞動,不計報酬,輕松自在,成為“人生第一需要”,而且跟機器人一樣,沒有心理消費需求。先說生產力,老馬此處忘了,生產力的高低,不僅受制於技術、設備和積極性,還受制於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應。就算部分能源和材料,可以人造,但無法相信,所有能源和材料都能擺脫自然局限,實現無限供給。比如珠寶首飾,女士們都愛收藏,為保值也為炫耀。如今經過高壓高溫等物理手段,現代“點金術”可讓石墨“變成”鉆石,那也是低檔貨,主要用於工業,做成首飾就不值錢。人們還是“物以稀為貴”,欣賞天然礦產。寶石如此,貴金屬也類似,“無限供給”只是癡人說夢。

再比如汽車,你說它是必需品還是奢飾品?那得因人而異,在美國大多數地方,沒汽車就沒法工作生活;但對於生活中在傳統農村的多數中國農民,它就屬於奢侈品。去年回國探親看到一樁怪事,茲介紹如下。如今農村姑娘出嫁,都向男方提兩個條件:一是家中有車;二是城裏有房,否則免談。我問了本村幾個姑娘,真有必要嗎?她們都說“現在時興這個”,否則被人“瞧不起”。明明在本村種大棚,有輛柴油“三馬”就夠了,根本用不著小汽車。可是有輛小車停在門口,哪怕很少開,也覺得“臉上有光”。在縣城或市區買套房子,幾十萬元,很少去住(一年不過十來天),還得供樓交物業費。以目前財力,還僅僅是單元樓和經濟車型,誰能擔保,將來不升級換代成豪華車跟獨棟別墅呢?所以說,心理消費是無止境的。

推而廣之,就算人人都需要汽車,每人都分配給一輛。那汽車大小,新舊,名牌還是普通?價格可以相差百倍。其它諸如飲食、服裝,化妝品等等,莫不如此。至於原本就稀缺,只能隨時間減少、不可再生的名人字畫和文物古董,就更不用說了。這些消費品,該按什麽標準分配?歸根結底,任何物質產品都是勞動與自然資源的結合(或者叫勞動物化)的結果。即使不計成本,以有限資源,填無窮欲壑,焉能滿足?

再以住房為例。國內高校住房條件,四十年來大致升級換代了四次。我教書的那間大學,當時擴招,新聘教師多,住房非常緊張,校方只好在周邊鄉村租平房,按人口多少計算,平均每人四五平米,還要合用公廁,這算第一代。後來蓋起家屬樓,四口之家,分到一小套兩室,五六十平米,廚房很小,廁所蹲坑,不能洗澡,屬於第二代。到九十年代末,第三次升級,擴大為兩室兩廳,面積近百平米,自己安裝淋浴,可以沖涼,相當滿意。最近十年又有第四次升級,當了教授,面臨退休,又換成一百五十多平米的大單元,浴室寬大,設備齊全,雙陽臺種花養魚,比國外條件不差。同事們談起住房的四次升級,很少有人往後看,反倒議論高官大款的獨棟別墅,前後有花園如何如何。我不由想起“人心無盡蛇吞象”這句話。如此攀比下去,還會繼不斷升級,由小洋樓到大洋樓,小花園到大花園,室外網球場,室內遊泳池,廚師做飯,仆人打掃,私人保鏢等等。這些不但需要資源保障,還涉及到成本核算,大群服務員,是要支付薪水福利的呀!誰來買單,難道不是問題?說來說去,又轉回到等級森嚴的階級社會,離老馬鼓吹的“無階級”共產主義越來越遠了。

反思老毛“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因為計劃經濟不相信市場,不懂成本效益,疏於核算,才導致計劃經濟的浪費低效。說到此,不由想起趙紫陽1972年的一段往事,當時趙任內蒙革委會副主任,主管農牧業。托克托縣(時歸烏蘭察布盟,如今歸呼和浩特市)有個麻地豪揚水站,靠近黃河,如果四級揚水,可用河水灌溉幾萬畝良田。縣委向趙匯報,希望要錢施工。趙和縣裏人算賬:四級揚水多少成本,滲透比例多大,水到地頭合多少錢一立方,澆地打糧食又是多少,虧本還是盈利?最後他說:“如果連成本都收不回來,我看這地不種要比種好。”老趙說的是常識,自耕農都會算這筆賬。可在“以糧為綱”的“學大寨”運動中,計算成本就是政治不正確。所以,趙起草的“農牧業20條”,在內蒙遭到抵制。後調任四川一把手,才跟安徽的萬裏遙相配合,率先回歸市場,終於開啟驚天動地的農村改革。

聽我提到老趙往事,孫大午感慨地說,“老趙知道農村實情,說話接地氣。從蘇東波巨變至今,和平競賽的優勝劣敗已經數十年,人心向背,昭然若揭。戈巴喬夫放棄共產,鄧小平轉向改開,都是向常識回歸,向真理低頭,敢為人民負責,是勇敢而非懦弱的表現。”

競爭博弈,利弊摻半
說完“產品極大豐富,覺悟空前提高”的不切實際之後,我們進而探討,人為什麽天生熱衷競爭博弈?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最後結論是:競爭來自人類天性,是人欲的自然表現,當然對社會發展有利有弊。

先說弊端。競爭會有輸贏,激烈到一定程度,往往冷酷無情,你死我活,不擇手段。商場、情場、官場、戰場,莫不如此。但前文說過,人跟野獸的最大不同,是有智慧跟修養,所以才有“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基督信條。因此,規範化的市場經濟,自有一套約定俗成的規章制度,比方責任有限公司,把公司跟家庭財產分開,就算破產重組,也有條活路。世界市場,則有“世貿組織”規定,要求按國際準則,合市場經濟要求,不能以國家壟斷力量,搞低價傾銷,強買強賣,盜竊知識產權,設置貿易壁壘,操縱匯率等等。

當然,世貿有它自身缺陷,結構相對松散,審理投訴曠日持久,缺乏執行手段。就算裁決某國違規,要是拒絕執行,世貿也幹瞪眼。於是出來新問題:需要一個世界政府,和有強制執行力的世界警察(聯合國常備軍)嗎?這個問題看似遙遠,其實近在眼前。如果不能解決,歐美自由市場國家,有可能另組符合他們準則的經貿組織,最終把世貿架空,讓它名存實亡。

再說好處。上文提到,人類本質上半野獸半天使,有博弈沖動也有理性思維,就看如何調動積極性,同時控制消極性。積極性表現在人的奮鬥精神和創造能力。假如沒這個本性,一切勤勞節儉都無從談起,也不會有鉆研精神和發明創造,遑論科技創新和社會進步?記得《人類學》專門有一章,分析智人如何超越其它靈長類動物,從而成為現代人類。當然還得重復一遍,我無意挑戰人類來源的不同說法,對上帝創世說也沒偏見,那畢竟屬於宗教話題,我尊重任何宗教信仰。不過,目前各國通用的人類學教科書,還是以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主流,因此,我們暫且還按進化論的觀點說事。

按照進化論觀點,大約百萬年前,有三大因素促成了智人的成功進化,最終超越其它靈長類動物,脫穎而出,成為現代人類,並創造出了人類特有的高度文明。第一是火的應用,既防衛又煮食,極大改善營養狀況;第二是由四肢爬行改為兩腿直立,促進四肢分工和手的靈活運用,也促進女性骨盆變化和生育方式的進步。雖然女性因此付出高昂代價,比方出現許多原先沒有的婦科疾病,但對兒童的呵護時間,大大長於其它哺乳動物,有利於大腦發育;最後是第三,制造工具。猿猴也有使用工具的能力,但只有人類,才能制造工具,從木棒樹枝骨器,到舊石器,再到新石器,以至後來的銅鐵金屬,等等。後來陸續發生的技術進步,雖然也不乏革命性突破,但對於人類脫離動物狀態的跨越性而言,都沒最原始的“三大進化”那般關鍵。科學依據,來自一具名叫“露西“的女骨化石,在埃塞俄比亞出土,現存非洲某博物館。

至於人類為什麽有技術發明的沖動?我們想到三個原因:第一個是生存競爭法則,也就是達爾文說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這個規律處處可見,在商場特別明顯。觀察幼童為遊戲輸贏和規則爭得面紅耳赤,就不難明白博弈心理屬於人的天性。當然,學者也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提出警告:對“適者生存論”不可過度解讀,不能動不動就說“落後要挨打”。如今“叢林法則”已經過時,不是幾千年前的春秋戰國,可以無由頭地吞並它國。國際社會建立了相對合理的文明準則,不是誰拳頭大就可以任意打人。不少小國寡民,論綜合國力,在世界排不上號,但沒有招誰惹誰,國民照樣幸福安全。因此,上述說法可以改為“蠻橫無理就要挨打”。第二個是知識的積累和傳授。通過教育,後人在學習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可能舉一反三,產生靈感,實現新突破。第三個是人類與生俱來並經後天熏陶的求知欲。既然與生俱來,為何還要經後天熏陶呢?與生俱來是指人的腦體發展潛能,後天熏陶是指對潛能的挖掘和發揚,兩者缺一不可。觀察幼童對玩具的認真專註,如何手腦並用,一絲不茍,就不難明白這個道理。通過後天教育熏陶,人能產生思想,提出疑問,並千方百計尋求答案。所以最成功的教育,乃是培育兒童的求知欲和想象力,保護並鼓勵他們“標新立異”,大膽質疑前人的結論,而不是壓抑他們的獨立思考,強迫他們規規矩矩死記硬背。

本章暫時談到這裏,下一章分析所謂“覺悟空前提高”,又是如何荒唐可笑。

“思想覺悟”,如何“提高”?
偉大領袖1958年寫過著名的《送瘟神二首》,表達了他對“大躍進”的春風得意,贊揚“六億神州盡舜堯”。國人心中的“堯舜”,等於聖人,比常說的“君子”,高大上許多等級。既然人人“成聖”了,思想覺悟之高,還用問嗎?既然如此,何必時隔一年,又在廬山興風作浪,非把“彭黃張周”等革命老臣,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要在全國“拔白旗”,連中學生也不放過呢?

回憶“思想覺悟”四個字,它似乎貫穿我們這代人的一生。但至今沒人質疑:什麽叫“思想覺悟”?應該由誰評價?怎麽評價?也許透過我跟大午的經歷,多少能看出所謂“覺悟”,意味著什麽。我出生在抗戰末期的1943年,屬於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大午出生在1954年,集體化之前,沒粘過舊社會的邊。我們雖相差11歲,但有類似經歷。我上初中的時候,趕上大躍進,在校園練過鋼。1959年開始挨餓,農村中學縮編,不得已轉到父親工作的呼和浩特市,插班進五中初三,又逢學校“拔白旗”。後來才知道,那是烏蘭夫在內蒙“反右傾運動”的一部分。全班學文件,人人查思想,輪流發言表態。同學問我河北農村大躍進實況,我這個“鄉巴佬”不知輕重,如實介紹,說我們家鄉五八年並沒受災,莊稼長勢特好,只因男性去承德煉鋼,秋收人手不夠,玉米紅薯爛在地裏,所以後來才沒飯吃。這些大實話,在我們農村中學人盡皆知,大家天天說,沒人當回事。沒想到呼和浩特“政治覺悟”如此之高,都被作為“反動言論”記入檔案,成為我永遠未能入團的原因。後來高考,盡管成績不錯,經同學評選,還榮獲過“三(思想、學習、身體)好”“五(又加上勞動跟操行)好” 學生稱號,但政審結論是“思想覺悟低,只可錄取一般專業”,也就是“不宜錄取機密或絕密專業”。當時我報考南開大學政治經濟系,屬於“機密專業”,無奈之下,只好到師院念英語專業。後來才知道,六三年高考政策還算寬松,成績占比大,像我這種“覺悟低”考分高的學生,好歹有個學校上。一年後的1964年,“階級鬥爭”調門升高,“覺悟低”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基本都不錄取。紅二代們就算成績再差,也可“保送”上好大學。

孫大午中學畢業後,投筆從戎,到內蒙戍邊,論政治表現和軍事訓練,他都很優秀,而且還因“舍己救人”立過軍功,入了黨,被選拔到幹部培訓班,準備將來提拔重用。一次部隊行軍拉練,他見老團長受過傷,腿腳不靈,就替他背了一會兒行李。豈料這件小事,被政治部主任挑了眼,嫌大午沒幫他,是“瞧不起”他。此後每次討論提幹,他都給大午寫“思想覺悟不高”的評語,讓他提拔不成。因此,大午說,他參軍八年,一直在幹部培訓班,穿四個兜的軍服(士兵都是兩個兜),既沒當過一天兵,也沒當過一天官,經歷奇特。

“思想覺悟”怎麽定義?如何量化?
以上故事,說明“思想覺悟” 對命運的分量。但究竟什麽是“思想覺悟”?如何定義?怎麽才能提高?誰也說不清。百度百科解釋如下(大意):覺悟就是對事物規律性的認識和理解程度。一個人覺悟的高低,決定其能動地參與社會活動的方式和方法,從而最終決定其社會活動的功效和成果。這個定義,可分三層理解:一,對規律性的認識和理解;二,參與社會活動的方式方法;三,社會活動的功效和成果。概括而言,覺悟可以理解為認知,認知決定活動方式,覺悟高低,最終落實在功效和成果上。如此說來,覺悟高低,最後要靠功效和成果驗證。言外之意,好像“以成敗論英雄”。然而現實生活中,先知先覺的悲劇英雄不少,他們往往因意識超前,走在時代前面,覺悟應該算高。可是,也往往因特立獨行,而遭大眾抵制嘲笑,被視為“離經叛道”,最後以失敗告終。

北宋範仲淹寫的《嶽陽樓記》,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表達了儒家天下觀和君臣觀,應該視為“覺悟高”的表現。同時代的水泊梁山,好漢們有不同價值取向,及時雨宋江有忠君情結,夢想朝廷“招安”,封妻蔭子;黑旋風李逵則喜歡“殺去東京,奪了鳥位”。毛爺表示厭惡宋江而欣賞李逵,究竟如何評價他們的“思想覺悟”呢?

百度百科大約意識到這個悖論,所以在定義後面,又加了個但書:“由於個人經驗積累途徑和認識活動等方面存在差異,覺悟也存在個性差異”。足見,價值觀不同,覺悟標準不一,不會有抽象一律的標準。因此,所謂“思想覺悟”的說法,也被人稱為“偽命題”。

說完定義,再看量度。盡管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許多概念不好量化,但為說明性質和數量的關系,也常“編制”可以量化的概念,比方人的“誠實可靠程度”,可以用“信用度”評分表示。簡單說來,就是根據一個人有無“賴賬不還”記錄確定。按時還本付息者,得正分;有拖欠逃票記錄者,得負分。積累久了,個人或公司的就有了信用記錄。只要輸入報稅號碼,就能從信用公司查到積分高低。在法制化的市場經濟社會,信用公司屬於獨立民間機構,積分高低關系到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申請信用卡、買車、買房、租房、貸款,甚至上學、謀職、簽合同,等等,無一不查看信用記錄。信用積分高的人,辦事容易。而信用糟糕的人,則處處碰壁。

據說中國內地,也模仿西方信用制度,搞了個“社會信用體系”,把跟金融往來無關的內容也包括進去,比方闖紅燈、穿馬路,地鐵吃東西等等(扣分);獻血、義捐、義工(加分)。具體如何加權,加減多少,尚不清楚。另外,也包括“思想覺悟”因素,例如發表官方不爽的新聞,有無上訪記錄等,也被包括在內。還借用攝像和人臉識別,侵犯隱私。怎麽打分?由誰打分?都不透明。有人發現,因積分被扣,不能買機票和住旅館,引起爭議。問題在於,宣傳口徑經常改變,一旦政策拐彎,已經記錄在案的信用積分,又如何及時修定?

追求名利無過,手段正當就行
在我們看來,追逐名利的動機,來自人欲本身,屬於天賦人權,不可剝奪。這裏所謂“追求”,僅僅是指人生博弈過程,在結果上難免出現優勝劣汰, “勝敗乃兵家常事”,不可能人人都成功。就概率而言,功成名就,脫穎而出者少,但一事無成,徹底失敗者也少,多數情況是馬馬虎虎,得過且過。不過有個規律:努力者未必成功,但成功者必定努力。歸根結底“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終成功與否,須由“天時、地利、人和”三因素共同決定。諸葛武侯深知此理,劉備占人和,不占天時,“恢復漢室”無望,但他執意報“知遇之恩”,勉強“六出岐山”,徒勞無功,徒令史家扼腕嘆息。

言歸正傳。以下轉談在法制規範的市場經濟中,“爭名逐利”的正當手段,或者社會條件,應該包括哪些內容?根據大午集團的實踐經驗,結合各方面資料信息,我們總結出如下三條:第一,建立比較可行的信用體系。這個體系,既包括硬性的法制約束,也包括軟性的道德規範。比方欺詐行為,輕微的撒謊失信,或許屬於道德層面,僅受輿論譴責。但給人造成傷害的欺騙行為,則可能構成犯罪,需要由法庭裁判。以私人借款(借車,借房等)為例。在看重人情關系的中國社會,家庭成員和親友之間,經常有借貸行為,張口容易回絕難,拉不下面子。但因此而發生的糾紛,數不勝數。相反在美國,就算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偶爾伸出援手,贈款贈車的事情會有,一般沒有借貸關系。任何個人和公司,都靠信用和抵押能力,跟金融機構打交道,那屬於他們的業務和商機。也許有人說,過度商業化顯得冷酷無情,缺乏溫暖。但另一方面,也省了人情債和經濟糾紛。究竟哪種氛圍更有利於市場經濟與公平競爭?顯然是後者而非前者。

當然,任何事情都不絕對。比方華人移民盛行的互助會(俗稱打會),就是一個鄉親情誼跟現代信用相結合的好制度,值得推薦。福州市長樂、福清、連江三縣農民,以偷渡美國聞名,基本都在中餐館打黑工,靠苦吃苦做積累資本。但他們有個“打會”的歷史傳統,聯絡幾十上百鄉親熟人,根據內定制度,每人每年拿出一個月薪水,集中幫助一人,大家輪流獲益。這種變相借貸,可讓一人很快擁有幾十萬資本,夠買下一個小店,開始自己當老板。當然,“打會”的前提仍然是“誠實守信”,獲益者必須省吃儉用,按時間和利息條件,歸還借款。一旦有人賴賬“玩失蹤”,體制就面臨崩潰,“會長”得負責找到該人,施加懲罰,甚至鬧出人命官司。嚴格說來,這種灰色借貸是非法移民被逼無奈的生存之道,法外制裁帶有黑社會性質,但它也說明,就算重視鄉親情誼,也必須以“誠實可信”為基礎。

第二,保持司法中立,踢球者不能當裁判。規範化的市場,要求交易各方具有平等市場地位,價格和條件完全由當事各方自行決定,不受外力幹擾。發生爭議,由具公信力的調解或仲裁機構全權處理,不得跟當事人任何一方有利益關連或沖突。調解無效,才會上訴到司法機構,按同樣原則調查取證,充分聽取雙方律師的陳述和抗辯之後,做出獨立判決。從立場中立原則來說,中國現行司法體系有嚴重缺陷。公檢法由政法委領導,而政法委的頭頭,則是地方黨委的政法書記。“未審先判”時有發生,所謂庭審,往往按政法委內定劇本排演,走走過場。比方說,這次大午集團和徐水區國營農場的土地糾紛,大午集團代表的是郎五莊村委會和村民集體,國營農場代表的,是通徐水政府利益方。將來正式起訴和審理,無論原告是國營農場,還是徐水檢察院,背後的利益關系方,都是徐水地方政府。而審理案件的法院,不管是徐水區還是高碑店市,都跟地方政府有利益瓜葛。換句話說,只要法院在政法委領導下,他們跟國營農場都屬於同一利益相關方,也就是既打球又當裁判,怎麽能做出公正無私的裁判?

第三,創造維護相對公平的起跑線。人生起跑線,關系到每個人從學校到謀職作,再到退休的全過程。人們常說,在生存競爭中,沒辦法保證結果平等,但力爭做到起跑線平等。從政府責任講,盡量給每個兒童大致相等的教育機會,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至於最後結果如何,要看個人努力和各種機緣。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教育體系存在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教育經費主要來自房地產稅。公校設置按家庭住址劃分。富人區房價高,學區有錢,學校條件好,加上犯罪率低,因此成為好學區。盡管政府擁有一定“劫富濟貧”功能,但難以解決學區差別。家長為給孩子找好學校,高價搶購學區房,跟國內情況類似。但美國沒有戶口鴻溝,也沒明顯的城鄉差別,在遠郊或鄉下,公立學校質量反比貧民窟集中的大都市更好。不但中小學如此,大學也類似。包括常春藤名校在內的多數大學,都分散在各州的鄉村,不像中國那樣,高度集中在特大城市。

按說在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政府發揮著更大調節功能,應該不讓差距拉得太大。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先後在天津跟河北農村轉過幾次學,學校條件差別並不明顯。1959年秋,我從河北饒陽中學轉到呼和浩特五中,條件也差不多,唯一區別是饒陽縣沒電燈,晚自習用氣燈,不但亮度低,每半小時就得爬上桌子打氣。在貧困縣饒陽,我是成績平平的“普通生”,到內蒙首府呼和浩特後,反倒成了拔尖的“優秀生”,這種情況,如今大約再難見到。

內蒙師院畢業後,我先分配在包頭市十九中,教師們的備課文具,隨時自己拿,沒數量限制。後來去河套農村烏拉特前旗的新安鎮中學,雖然離包頭僅幾十公裏,但差別很大。連備課本跟粉筆都限量,跟包頭形成鮮明對比。這說明,從文革年代開始,城鄉差距已經拉大,教育經費苦樂不均。

我們在討論中,還對比了中美教育的另一區別,那就是中國不鼓勵,甚至打壓成名成家思想。記得我們學生時代,有“成名成家思想”是“覺悟不高”表現之一。學雷鋒,當“螺絲釘”,成為最時髦口號。但稍有頭腦的人都能看出,在私人沒相機的年代,“雷鋒日記”中擺拍那些照片,顯然是為他的“成名”而導演出來的結果。

美國學校則不然,從家長到老師,都鼓勵孩子樹立人生目標,小到行業選擇(廚師、電工、畫家、醫生),大到出人頭地(將軍、總統、諾貝爾獎得主),都可成為孩子的奮鬥目標。老美常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會是個好兵。”只要孩子嚴肅認真,並腳踏實地朝理想努力,就應該稱贊。對比而言,中國孩子如果說“我長大想當馬雲那樣的億萬富翁”,應該不是問題,聽說有北師大教授董藩授訓學生“你們40歲如果掙不到四千萬,就別來見我”,可見鼓勵發財已成時髦。但如果孩子說“我長大想當國家主席”,結果又會怎麽樣?還不得把家長跟老師嚇死!

回歸“覺悟”本意,啟發人性善念
“覺悟”這個詞,原本出自佛教經典,梵文bodhi(音譯菩提),譯為“道”或“覺”,經書說“會得真理,以開真智,為覺悟。” 這裏的“覺悟”,絕不是政治審查用的那種“絕對服從”標準,而是指“開動腦筋,大徹大悟”,明白真理(事物發展規律)之所在。我跟大午當年不會表演,只能說率真,談不上覺悟,但比善於表演、張口假話的同輩人,率真更接近覺悟。如今,努力探討“資本社會主義”模式,試圖找到一條可持續的發展新路,讓我們的認識有所升華,總算開啟了一個“思想覺悟”的過程。

總結本章主題,老馬那個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天堂”,是永遠無法實現的海市蜃樓。一方面,“物質極大豐富”是個偽命題,因為人類需求分兩部分,就算基本生理需求可以滿足,心理需求永無滿足可能。它不但受制於資源供給的局限性,也因為,源自人性本身的探索欲望和發明沖動,不會停止。只要有創新,就會有需求,永無止境,除非社會停滯,人類滅亡。

另一方面,“覺悟空前提高”也是個偽命題。價值觀不同,人生目標和行為方式也不同,一部分人認同的“覺悟高”,很可能是另一部分人鄙視的愚昧、迷信和盲從。同理,一部分人把獨立思考和高瞻遠矚,視為危險的“離經叛道”,但歷史經驗證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正是他們的先覺先知,引領了時代的發展方向,這才是佛教宣揚“覺悟”的本意。

為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很多,首要任務是回歸社會常態,把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的體制改革搞好,讓生產要素實現最佳配置,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從貧困進入小康,從小康達到富裕。讓社會基層的每條“小河”都水源充足,充滿生機,然後匯集成浩浩蕩蕩的大江大河。這才符合“小河有水大河滿,小河枯竭大河幹”的自然規律,而不是胡亂吹噓的什麽“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幹”,如果真有那種怪事,只能說明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大河的水開始往小河流了。我們奇怪,如此簡單的道理,怎麽宣傳部長們就硬是不懂?這又讓我想起1978年,在社科院研究生院開學典禮上,溫濟澤院長提到另一句人人會唱的歌詞:“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出自今天有人還在唱的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老溫頭說:“革命年代說的軍民魚水情,民眾是水,黨是魚。魚離不開水,水可以離開魚。革命成功後,怎麽民眾成了魚,黨成了水?魚水關系完全顛倒了?這是根本性的錯誤!”他的大實話獲得熱烈掌聲。

那麽,在市場經濟的競爭過程中,如何才能限制競爭範圍,不至於無限擴大,激烈程度也不至於損害可持續發展呢?我們認真分析了大午集團的分配模式,即“私有、公治、共享”六字箴言。當然,大午集團地處偏遠,不得不在承包地裏建設相對獨立的農民新城,搞企業辦社會。通過“私企立憲”,民主選舉董事會和理事會,除了國家規定的“五險一金”,企業還有自己的內保、醫保、子女入學優惠等福利制度,也對職工收入差距,設定了不超過十倍的限制,一步步朝有差別的共同富裕目標前進。

如果脫離大午集團的特殊地理和人文環境,泛泛而談市場經濟,難道競爭不會惡性發展,最終導致魚死網破,社會生產力遭到破壞,或者走向壟斷,最終傷害可持續發展嗎?我們的回答是:不僅有可能性,甚至有必然性。資本主義數百年的發展史,以及中國改開以來半個世紀的經歷,都說明自由競爭是把雙刃劍,並非只有好處沒壞處。最大的惡果是貧富分化,生態災難,和平安寧受到威脅,最終導致發展不可持續。

有效制約惡性競爭的社會條件,無非有兩個:一個是跟市場經濟配套的政治社會和司法體系(簡稱市場制度),讓競爭各方有序守法,不能胡來。國內市場如此,世界市場也同樣。違規操作要受到有效制裁,大幅提高惡劣行徑的成本,高到無法承受;二是跟基督新教相關的宗教情懷和道德準則(簡稱市場文化),不道德行為雖然未必遭受制裁,但會受到輿論和良心譴責,最終失去消費者的信任支持,輕則股價下跌,重則破產停業。我們之所以欣賞基督新教,是因為認同韋伯對資本主義跟新教關系的精辟分析,但我們絲毫也不排斥其它宗教。只要主張信仰自由,眾生平等,慈悲為懷,不排斥私有制和公平交易,所有宗教都應該平等對待,共存共榮。但對詆毀市場經濟,剝奪私有財產,壓制創新自由,阻礙要素優化配置的任何歪理邪說,都應該嗤之以鼻,並高度警惕。

宗教情懷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為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提供精神文化條件,還在於它能提供市場競爭之外的社會救濟及其它慈善服務,其中許多是政府不願意做,或者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這方面的詳細情況,留待下文分析。

如何定義“資本社會主義”?
有了前面各章的鋪墊,應該轉談如何定義“資本社會主義”了。 “前言”中說過,大午先生曾經建議過兩個提法:即“市場社會主義”和“社會資本主義”,經過查證思考,我感覺這兩個概念不妥,跟我們要探索的內容不同,這裏解釋一下。理由有兩個:

第一,“市場社會主義”的說法,已有百年之久。不同牌號的“社會主義”有幾十種之多,“市場社會主義”是其中之一。它的主要缺點,是回避私有制跟資本市場,僅在公有制範圍內打轉,希望借助市場因素,提高經濟效率,臨時抱佛腳,有點像鄧小平、陳雲倡導過的“社會主義市場”或者“鳥籠經濟”。前提是不觸動公有制,在一黨專政不變的條件下,運用部分市場手段,擺脫物資匱乏。老鄧說,資本主義可以有市場,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所以我們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陳雲講的更形象:市場經濟的鳥可以松綁,但只能在“社會主義籠子”裏飛。因此,“市場社會主義”跟我們說的“資本社會主義”,有本質區別。

第二, “社會資本主義”也不恰當。跟社會主義有多種招牌一樣,“資本主義”也有多種類型,像“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福利資本主義”等,偏偏沒有“社會資本主義”。《知乎網》有篇署名“潛龍”的文章,題目叫“社會資本主義:從對立走向統一”,似乎有個提法,主要觀點是講通過職工持股,勞資關系改變,為改變生產關系屬性創造條件,有點類似大午集團的“公管”和“共享”,但不同於大午集團的家族獨資,大午連股份制都不想搞,更別說職工參股了。因此,它跟我們說的“資本社會主義”也有重大區別。另外,資本所以是資本,是因為它超越小生產(自然經濟)的局限,已經具備社會屬性,跟大午夫婦所說的“錢少屬於個人,錢多屬於社會”是同一個意思。馬克思重視股份制和股票市場,說“資本的社會性”明顯擴大,甚至是對私有制的局部“揚棄”,因此,說“社會資本”等於同義反復。還有,我們說的“資本社會主義”,是利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手段,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也可以說,起點(資本構成)是資本主義的私有,但過程(生產經營)有職工參與的“公治”,落腳點(利潤分配)有勞動果實的“共享”,因而是社會主義的。換句話說,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對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達到勞資共贏的社會主義目標。因此,叫“資本社會主義”,名副其實,如假包換。

現在談定義問題。先要聲明,下面定義,是我對去年討論內容的大概表述。原本還要反復修改,再最後定稿。如今大午失去自由,我只能文責自負,獨立承擔批評和風險了。我嘗試的定義如下:所謂“資本社會主義”,是指一種可持續發展的企業與社會管理模式:它主張有法制約束的市場經濟,分權制衡的管理分工,多元平等的社會文化,在財富增長過程中,水漲船高,勞資共贏,最終實現“有差別共同富裕”的資本社會主義目標。 以下對定義的劃線部分,略作說明。

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先談可持續發展。我跟大午有約,我們探討“資本社會主義”模式,限於大午集團這個特殊的企業社會,而非推而廣之到任何地方。之所以畫個界限,是因為一來,我們的經驗主要基於大午集團實踐,是企業辦社會,鎮企合一的經驗之談,有一定特殊性和局限性,未必適合其它地方;二來,中國各地差別極大,我們既沒能力也無意願提供包醫百病的藥方。正如大午在家族傳承講習班說的那樣,大午經驗是否適合各地情況,還要靠自己分析研究,因地制宜,實事求是,批判吸收。當然,在市場經濟和多元文化等大背景上,我們的個案也包含一定規律性,因此,讀者如果認為我們的分析有普遍性,值得推廣的話,我們倍感榮幸。

我們感覺社會主義“鳥籠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隨著人口紅利耗盡,生態危機加劇,運轉成本提高,其局限性日益明顯。以剛剛宣布破產的江蘇省華西村為例,2004年暑假,我曾隨留美經濟學會前往考察,受過老支書吳仁寶的接待,當時已感覺那裏氣氛異常,不許入戶訪談,村民也不許跟外人談話,活像“現代化集中營”。一個靠數萬外來農民工和數百億國家貸款支撐的花架子,在老支書去世以後,居然又支撐十年,令人驚訝。最近,終因資不抵債和家族專權而爆雷。另一個樣板是河南的南街村,也靠外來農民工和國家貸款支撐,曾經豪邁宣稱:“只有社會主義能救中國,只有南街村能救社會主義”。書記王宏斌,投巨資試制永動機,跟科學較勁,以失敗告終。南街村何時也宣布破產,大約只是時間問題。

昨天(2021年3月1日),新西蘭自媒體《大康有話說》分析了排行前十名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樣板,說他們有四條共同規律:第一,有個能人帶頭致富;第二,用土地優勢快速圈錢;第三,雇傭大批廉價外來工;第四,以“社會主義”名義套取國家貸款,維持少數的高消費。一旦土地紅利消失,產能過剩,農民工走人,資金鏈斷裂,就算“能人”有三頭六臂,也難擋 “泡沫”的必然破裂。

發展模式的外源性還是內生性,或者發展動力靠外因還是內因,是可否持續的根本問題。盡管毛的《矛盾論》說得明白,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本,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但在習慣計劃思維,喜歡政績速成的官員心目中,迷信調動資源,只要“集中力量辦大事”,就沒有造不出來的人間奇跡。這種依靠外來輸血,忽略內生造血的行為方式,加上媒體弄虛做假,推波助瀾,害苦了國家和普通百姓。

1966年冬,我們徒步串聯去大寨,被“七溝八粱一面坡”深深感動。當晚住在大寨南面一個叫趙莊的小村子,談起大寨梯田,老支書淡然一笑,說:“那有什麽稀罕?俺們這些山村,都是坡多地少,哪個不靠梯田吃飯?俺村沒像大寨那樣,把梯田修到山頂頂,就是因為人手不夠,石頭搬不上去。如果跟大寨一樣,官家派個工兵營長駐,什麽設備都有,俺們會比他們修得更好。”支書的話讓我們大吃一驚:還有這事?大寨不是自力更生樣板嗎?後來內蒙被軍管,碰到山西駐軍某師長,跟他求證,果然屬實,因為他們師的工兵營,就輪流執行過這項任務。

再後來毛爺過世,四人幫垮臺,華國鋒“讓賢”,老鄧復出,改分田單幹,於是撤銷對大寨的照顧,模範樣板迅速褪色。但時隔不久,又冒出華西、南街等多個“堅持集體化”的新樣板,老鄧居然沒取締,既說明他有肚量,也說明對於“什麽是社會主義”,他心裏沒底。後經江朱和胡溫兩朝連續輸血,大環境有利,樣板村們一度富得流油,紅得發紫。但終因內生性造血功能不足,導致如今泡沫破滅。

比較而言,大午集團是私營民企,夫婦獨資,平地創業,靠飼養和飼料起家,困難重重,沒有貸款,也不靠股市圈錢,僅靠政策寬松和內生動力慢慢積累,實現良性循環。如今規模可觀,初步建成供數萬人工作學習休閑居住的康養小鎮。論教育、醫療和生活質量,比城市不差。這裏沒有戶口歧視,沒有本村和外地區別,所有職工一視同仁,還能通過投票參與企業管理,把大午新城當自己家園。溫泉城、遊樂場、農業觀光園,五星級酒店等等,在大瘟疫之前,幾乎天天客滿。如果沒有外部條件制約,還能持續發展壯大。總之,源自內生性的大午發展模式,充滿生命力,顯然比華西、南街等“模範樣板”具有更大優越性。如果說,華西和南街,不乏某種“封建社會主義(或者前資本主義)”特征的話,那麽大午新城的“資本社會主義”,更接近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本意。唯一區別是,馬克思要剝奪私有制,我們則主張保持私有制不變,促進市場經濟發展,再通過職工與參與企業“公管”,最後實現財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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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0-6 16:53:50 | 显示全部楼层
法制約束的市場經濟
回顧歷史,市場經濟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工場手工業和國內市場為主;第二階段機器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成型;第三階段以戰後世界市場擴張和國際貿易組織出現為標誌。如果說在第一、第二階段,法制規範對商品市場的影響還主要集中在地方或國別範圍,那麽到第三階段,特別進入21世紀之後,跨國公司日漸普及,國際分工越來越細,商品、勞務、人才、和專利權貿易縱橫交織,全球化趨勢明顯。除非像朝鮮、古巴那樣繼續閉關鎖國,否則,任何一國的內部市場規範,都會影響對外經貿關系,甚至觸發貿易戰。中美貿易談判持久而艱難,關鍵卡在美歐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那麽,世貿組織根據什麽標準,來確定市場經濟地位呢?據維基百科的相關定義,結合觀察思考,我把它概括為如下四大要點:

第一,私人擁有包括土地和生產資料在內的資本財產,依法決定投資方案,自由選擇交易對象,決定交易條件,不因種族、性別、宗教、家庭出身和居住地點而受到區別對待。這方面,中國跟市場國家有顯著區別,原因有兩個:一是大政府小社會的歷史傳統。千年朝廷觀念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府查抄私產屢見不鮮:二是共產意識灌輸,認為私人擁有生產資料是罪孽。就算集體化,也是低級階段;完全國有,才算徹底革命。因此,三十年代“打土豪”,四五十年代搞土改、公司合營、“一平二調”,六十年代“割資本主義尾巴”,最近,“割韭菜”之風再度興起,都是同一根源。豈不知,企業家是市場經濟最活躍力量,“有恒產者有恒心”。在美國經營中餐館的人都知道,大廚好幹,老板難當。許多大廚有原始積累之後,都夢想自己開店當老板。但老板永遠比大廚辛苦,否則就維持不住,更別說擴大經營了。一有風險難免破產關門,老板只好再去當大廚。

這裏順便說說限制人身自由的戶口制度,它既不利於資本更換投資地點,也不利於勞力在地域和行業間的自由轉移,所謂“最佳配置”從何談起?有人辯解說,戶口古已有之,這是對戶籍變革史的無知。中國戶口沿革是我的博士論文,所以知道區別所在。歷朝戶籍保甲制度,僅有三個目的:賦稅、兵役和治安,沒有當代戶口制所附加的教育、就業、醫療、住房和其它福利。因此,包括日據時期在內,戶口都沒限制過人口自由遷徙和自由謀職。從1950到1955,我家戶口在北京、天津與河北農村三番五次遷移,找好房子去當地派出所填張表就行,簡單快捷。1956-1957,因為糧食定量供應,手續逐漸復雜,但沒禁止。從1959年冬天大饑荒開始,才最挖成了戶口隔離的鴻溝,至今已有60多年歷史。不取消戶口隔離,就無法成為貨真價實的市場經濟。

第二,公司類別分多種,大致包括獨資、合夥、和股份制的有限責任三類,在稅收和責任方面有別,適合不同人和不同經營目的。規模較大的公司,一般選擇責任有限公司,有獨立法人地位,區分公司和個人財產風險。具體到大午集團,仍然是獨資,雖然公司註冊為有限公司,名義上有股份,但實際“只對外不對內”,沒有股權爭議和分紅問題。因此,大午集團的所有權,仍然是創業初期的“夫妻店”。大午之所以堅持獨資不變,是因為他們夫婦有三個目的:第一,不想讓子女和家人,為分拆股份而把公司搞垮。這樣的悲劇大午見的太多;第二,他也不想包裝上市到股市撈錢,只想做好實體經濟,慢慢做大做強;第三,大午集團的口號是“不以盈利為目的,而以發展為目標”,想在勞資共贏上探討一條新路,實現他們“私有、公治、共享”的桃源夢,也就是“資本社會主義”夢。

這裏想順便說說歐美流行的NGO(非政府)和NPO(非贏利)兩種公益性質公司,因為大午集團每年有大量經費用於社會公益,但沒有註冊為非贏利公司,不能享受本應得到的免稅待遇,這是中外對待民辦福利事業的一個重大區別。它們的註冊方式和市場運作,跟贏利公司一樣,只是掙來的錢不能分紅,股票不許上市而已。以教育醫療為例,每年收到的社會捐贈數量,往往超過政府投入。原因何在?因為美國稅法規定,非贏利機構可以享受免稅優待。不但它們自己不用納稅,外人給他們捐款,也可以抵稅。因此,老美常說,與其把稅款交給山姆大叔(國家),我寧願交給我信任的慈善機構。政府之所以這麽幹,是因為議會有立法,民意不想政府太大,社會太小,這也是“大社會、小政府”主張的由來。這個辦法,造就了數量龐大的非政府組織,包括所有宗教團體,慈善組織,人權組織,私立學校和醫院,以及其它幫助弱勢群體的服務設施。它們雇傭大批人力和義工,提供政府難以提供的社會服務,對維持社會穩定和諧,居功至偉。如果中國也有類似制度,我們相信大午集團的醫院、學校和養老機構,定會辦得更加出色。

第三,政府不直接介入市場活動,但負責保護個人財產,避免壟斷欺詐,保持司法獨立與公正,維護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轉。這一條說的是政府在市場經濟的定位問題。按正常理解,政府代表全社會(或者超社會)的利益,它靠全民納稅養活,扮演維護、協調、裁判等超然角色,不應該在社會利益的矛盾沖突中偏袒任何一方,更不應該親自下場打球,與民爭利。但奇怪的是,從改開以來,政府就沒有擺對自己的角色,曾出現過政府、警察、甚至軍隊辦公司的怪事,屬於計劃經濟的習慣性深延。後來,中央三令五申,命令政府和軍隊停止經商,或改制成國企,或者承包(賤賣)給私人(自己人),表面與軍政脫鉤,但內部關系和利益輸送,沒有實質改變。至於官二代“自家人”組建軍工、能源、航天、電信等壟斷國企,在海內外叱咤風雲,一方面坐享高薪,另方面連年“虧損”,既坑消費者,也損國家利益。

“競爭,只有開放競爭,才能降低價格並改善服務”,這本是最簡單不過的常識,但在中國就是不靈。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包頭電機廠“勞動鍛煉”,當過三年車工,生產直流電機,給高炮和坦克配套,供應越南戰場,因此對工序嚴格把關和質量檢查印象深刻,由此產生對國企產品的盲目崇拜,認為國企不會、也不該搞假冒偽劣,反正工資也不跟效益掛鉤,何必造假?後來才發現,那是毛年代的“政治第一”。如今,“利潤掛帥,金錢萬能”已成普遍信條。農貿超市固然偽劣橫行,國企何嘗不欺詐?越沒競爭的行業,欺詐就越普遍。列寧早預言過,壟斷導致腐朽停滯。商品壟斷如此,權力、思想跟文化壟斷,也如此。“劣幣驅逐良幣”是壟斷的必然結果。如果從“資本廣義化”角度看問題,權力、思想跟文化也同樣有商品屬性,只要開放競爭,讓“買家”自由選擇,假冒偽劣就沒有市場。

第四,政府民選,靠稅收運作,責任主要在社會服務領域,如學校、郵政、警察、消防、海關、質檢和社保等領域,為市場競爭創造良好條件。世貿組織要求的市場經濟標準當中,並未列明政體國體的具體形式,但市場經濟要求的配套條件顯示,沒有人民授權和制約的政府,缺乏分權制衡,無法做到司法中立,難以保障自由平等,當然無法維護交易的公平公正與公開,因此我們認為,官權民授屬於必要條件。既然政府靠稅收養活,那麽,政府除了合法征稅,就不應該再另外創收,尋租活動應屬非法。

中國的一大特色,是吃皇糧的隊伍持續膨脹,越精簡越大,已到納稅人背不動的程度。本應投入的正常運作經費,難以保證。比如警察辦案,除非人命關天,一般民事糾紛與盜竊案件,都要交偵查辦案費,否則不聞不問。至於排汙是否達標,餐廳是否衛生,食品是否合格,鞭炮廠有無隱患等等,監管部門收費高昂(實為創收),不像美國那樣免費,或僅收象征性工本費。更糟糕的是,辦事人員借機尋租,吹毛求疵,吃拿卡要樣樣有。我在紐約州讀研期間,常去福建人楊老板的自助餐廳吃飯。有天他打電話說有重要事情,原來是郡衛生局抽查到他的餐館,發現幾項指標不合格,讓他立刻停業整改。我過去幫忙翻譯,同時協商變通辦法,因為離開門僅剩一個多小時,已有顧客在門外等候,十多名員工在廚房忙碌,如果此時停業,損失大不說,還讓顧客失望,有損餐館聲譽。最後商定,師傅們圍成兩桌,聽衛生官員講解什麽不合格?怎麽整改?我現場翻譯,並展示衛生局的彩色圖片,鼓勵現場問答。經過四十分鐘講解,約好一周時間整改,下周請他們再來驗收。最後圓滿收場,兩位官員道別,楊老板請他們免費用餐,頭頭笑答:“我們有紀律,吃免費餐違法,要丟飯碗的!”送走二位,按時開門營業,第二周驗收合格,從此相安無事。

對比美國衛生局,再看大午水質檢測,同一口井的水,同樣的檢測指標,衛生局、國土局、質檢局、食安局、工商局,三番五次,輪流上門,吃飯送禮,填表蓋章,收費走人。大午說他們是“政府創收,官員尋租”,為什麽不能一張單子各家分享?他們回答:這是“嚴肅執法”,“鐵路巡警,各管一段”。鮮明對比,讓我又想起張五常教授的名言,“交易成本跟財富增長成反比。哪裏交易成本低,哪裏就能快速創造財富。”

合理差別與共同富裕
本節重點,在於解釋“資本社會主義”定義的結尾部分。為分析放便,再引相關文字如下:在財富增長過程中,水漲船高,勞資共贏,最終實現“有差別共同富裕”的資本社會主義目標。這裏,還可細分三點:一,隨財富增長而水漲船高;二,有差別的共同富裕;三,“資本社會主義”目標。

一,財富增長與水漲船高:財富的生產與分配是個動態過程,而非靜態。常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人的消費心理和習慣看高不看低。扣除通脹因素,可支配的實際收入“增加容易減少難”。隨著財富量的增長,調整分配比例相對容易,這也是大午人的經驗總結。各分公司可以根據自己的效益提高情況,按比例提取盈余部分,作為本部門職工的年終獎勵。也向總公司上繳部分盈余,由總公司“劫富濟貧”,幫效益差的分公司也適當發年終獎金,維持“基本平衡”,爭取“皆大歡喜”。

二,有差別的共同富裕: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沒有絕對平均主義的意思,也不像華西村那樣,各家住一樣別墅,開一樣汽車,分同樣的副食品等等,而是尊重自由選擇。更非在本村,外村,外來勞工中劃分等級,那非但不是社會主義,甚至連資本主義都夠不上,而是變相的封建農奴制。大午集團的職工來自五湖四海,都按勞動法享受同工同酬,五險一金,還按工齡長短享受內部醫療和養老保險,以及選舉權和被選權。當然,由於工種區別,能力高低不同,薪水福利會有一定差距,但我們對高低差距設定了10-15的倍數限制,不允許像某些企業那樣,包括“社會主義國企”,讓差距大到幾十倍上百倍。

“資本社會主義”模式中,保障共同富裕的機制有兩個,一個是企業制度,明確實行“水漲船高”政策,按企業效益逐年調升薪水福利,讓勞資雙方合理分享剩余價值。這方面的理論依據,已經在前文說過,那就是剩余價值並非僅僅被老板榨取,而是由勞資雙方分享,否則產品過剩,剩余價值不能實現,馬克思說的“道德標準”也無從談起。另一個共同富裕的機制,是職工自己提薪水福利要求。感覺不合理的話,可以單獨(或者集體)跟主管提出要求,或投訴到總經理,要求提高。這個主動要求的權利,不僅體現在簽署勞動合同的時候,也可以在發放年終獎,調整下年度薪水等級的時候提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第二個機制是通過工會組織罷工,跟資方集體談判。在大午集團,工人既可以單獨提出,也可以集體談判,這些權利都規定在《私企立憲》的條文中。

三,“資本社會主義”目標。究竟什麽是“社會主義”?人們可以在概念上兜圈,莫衷一是,我們不想糾纏。按照常人理解,所謂“社會主義”不拘泥政治體制,而偏重於共享社會經濟和文化成果,其中包括公平、公正、人道、合理等等。1980年在社會院讀研,研究生院首次聘請美國外教,名叫諾爾曼.巴克(Norman Bark),中文名白科文,記得他說過一句讓我們吃驚的話:“在非社會主義國家,有更多社會主義。There is more socialism in non-socialist countries.”兩年後來到美國,才知道他講了真話。在號稱“資本主義”的美國,社會福利與救助措施,的確多過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這裏說的社會主義,不含意識形態偏見,僅就社會福利與人道關懷而言。許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惠民措施,都有“普濟眾生,人人有份”的社會主義性質,比如公立學校有教無類,連非法移民的孩子,也照樣到公立學校免費乘車、讀書、吃飯,不需要身份證件,也不看什麽轉學證之類;所有的醫院,盡管要求有醫療保險卡,但沒有也照樣看病。出院回家之後,再說如何付賬,由誰付賬問題。至於教堂等慈善團體每周發放免費食品,定期發放兒童衣物玩具,免費註射疫苗等等,這些福利措施,不叫社會主義叫什麽?

當時我想,歐美國家社會福利多,應該跟他們物質豐富有關,等中國富起來了,社會福利也會相應增加,只是時間早晚而已。遺憾的時,四十年過去了,中國經濟翻天覆地,從數字看,已經世界第二,進入中等國家行列。個別人腰纏萬貫,出手大方,到處炫富,似乎中國已經富甲天下。可回農村老家看看,除了溫飽基本解決,有幾戶蓋了樓、買了車之外,其它狀況基本如舊,反而出現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生態惡化,環境汙染,兩極分化,犯罪增加等新問題。因此,“社會主義”因素是否增加,不能光看人均GDP,還要看能否按資本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要求,讓勞動者參與生產過程的“公管”與分配過程的“共享”。缺乏這兩個參與,無論是美國私有的“資本主義市場”,還是中國公有的“社會主義市場”,都無法實現“勞資共贏,水漲船高”的社會主義目標。

總之,我們覺得,北歐的自由市場經濟,加上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更符合可持續發展,有利於實現大多數居民的自由幸福安寧,這種認知,是我們探討“資本社會主義”模式的原因之一。

研究馬克思,超越馬克思
本章談談“資本社會主義”理論上如何自洽,就是自圓其說。前面章節,是我們基於大午集團的實踐,加上冷靜思考而做的分析,是否站得住腳,還要再從理論層面做點論證。網絡名家蘆笛先生,常說國人有不證而論的毛病,愛用文革大字報方式雄辯武斷,我們都是文革過來人,應該盡力避免上述毛病。

朋友諷刺說,我們書生氣十足,老在馬克思框架內打轉。如今黨國官員,沒人拿馬列當真,就算真心想身體力行,也不懂什麽才是馬列。盡管毛本人讀線裝古書(《紅樓夢》《資治通鑒》之類)的興趣,遠遠大過讀馬列的興趣(他親口說過,一讀《資本論》就睡覺),但畢竟在批林批孔那陣子,好歹還號召過讀馬列原著。再看如今領導,還有讀馬列原著的興趣嗎?然而,昨天朋友轉給我一段南京大學某教授的視頻,西裝革履,口若懸河,繼續高談“共產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革命勝利日益臨近…… 消滅私有,提高覺悟,產品豐富”,最終“如何如何”。

看來,靠吃八股吃飯的大有人在。馬列教授、政治老師、宣傳幹部、媒體主管、思想輔導員等等,數量龐大,何止十萬百萬? 他們是否真信無關緊要,天天重復就害人不淺。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不懂理論的吃瓜族,難免被忽悠得熱血沸騰,真以為應該清心寡欲,不斷“鬥私批修”才能成正果。而追求正當權益,就是大逆不道的罪孽。所以,車軲轆話還得說,該辯的理還要辯。於是我給朋友回復:“該教授宣傳味太濃,理論蒼白,邏輯混亂,回避事實,不值一駁。我認為,還是‘資本社會主義’好。

走出《宣言》誤區, 回歸理性思維
禦用學者宣傳的共產理論,基本來自馬恩合作的《共產黨宣言》,於1848年首次出版。本書開篇就語出驚人:“一個幽靈,共產主義幽靈,正在歐洲遊蕩……” 20世紀前半葉,它幾乎成為全球三分之一國家共產暴力革命的《葵花寶典》,也讓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觀念深入人心。就連號稱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堡壘的美國,共產黨也一度影響很大,戰後高達八萬之眾。如今該黨,連同它的青年外圍,據說還剩五千人。我認識一位華人新移民,在紐約餐館打工,曾好奇美共,想“找組織談談”,好不容發現地址,只有紐約街頭一個骯臟的郵政信箱。不過,普通美國民眾對“社會主義”的印象,遠沒有來自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移民那般厭惡,因為他們從沒有親身經歷過社會主義實踐。所以有民諺雲:“如果你三十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沒有人心;如果你三十歲以後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沒有頭腦。”

馬恩聯名發表《宣言》(1848年)時,一個30歲,一個28歲,正是熱血青年,對早期資本主義的不公義憤填膺,十分正常。20年後《資本論》出版(1867年)時,他們已到中年,思想更為成熟。到《資本論》二、三卷出版(1894年),老馬去世,老恩暮年。後來的第四卷(也叫《剩余價值學說史》)是他們的信徒考茨基於20世紀初編輯出版。這套《資本論》巨著直到今天,仍在全球影響深遠,繼續被列為大學參考書。奇怪的是,在“堅信馬列”的神州大地,已經沒人對它感興趣了。社會院馬列所前所長蘇紹智先生晚年,因雙目失明,想減價處理他的藏書,包括全套精裝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被北京舊書店“一口拒絕”,理由是“沒人看”。

追根朔源,共產思想基礎,來自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它既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貢獻,也是左派思潮一度泛濫的罪魁禍首。作為社科院世界經濟理論專業的碩士,我仍然肯定馬的勞動價值論。因為它揭示了,只有人的活勞動,即體力和腦力支出,才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其它生產要素,包括資金,土地(含原材料)、設備等等,都只能轉移原有價值,不能創造新價值。因此,勞動不僅是財富的源泉,也是生產力飛速發展、經濟無限擴張的原動力。當然,馬克思並非提出剩余價值論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就有英國古典學派研究過剩余價值,但馬克思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過程。從勞動價值論開始推導,馬克思進一步說明了商品的生產過程,交換過程,流通過程,以及勞動價值的最終實現(只有賣出、並被消費的商品,才能完成價值的實現)。資本原始積累,擴大再生產,從手工工場到現代機器大工業,世界市場的形成和擴張,從工商業資本到銀行資本,最終過渡到財政資本,股份制出現,固定資產更新,周期性經濟危機,生產力的巨大破壞,等等,由此形成馬克思理論的整個體系。

我傾向於肯定這一理論的前半截,但質疑後半截的資本主義危機部分,特別是由此導出的所謂“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最終必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即資本家積累財富,工人階級積累貧困(包括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結果生產過剩,不得不用銷毀產品和設備的方式,甚至發動戰爭爭,奪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來調節矛盾,重新分配資源,從而開始另一個新的周期循環。

這後半截理論(即兩極積累、無產階級貧困化、革命與專政等等),基本上是馬恩列斯毛革命理論的核心支點。馬、恩健在的時候,資本主義曾經出現過周期性危機,但到二戰之後的技術革命和信息革命時代,商業周期仍在,但周期性危機,已不像從前那麽具有破壞性。起碼我在我親歷的近40年間(1982-2021),我沒感覺到經濟危機對民眾生活的巨大震蕩。國際分工條件下的世界市場,也普遍存在經濟周期,有危機、復蘇等跳躍和起伏,也常常表現為滯漲(停滯膨脹:即高物價和高失業同時存在),中外各國都一樣。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產更新的周期性。只有和世界市場相對隔絕的古巴、朝鮮等小經濟體,沒有明顯周期性,但有長期貧困和短缺經濟(以排長龍為標誌),跟毛年代的定量供應一樣。

可惜馬、恩二位,沒看到世界市場的最新趨勢,如今歐美市場經濟,因預測能力和促銷手段改進,基本沒有產品過剩和大量積壓,反而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倒是產能過剩。空喊內需,就是刺激不起來,不得不依賴外銷。如果馬恩活到今天,他們會修正原來的結論。據蘇紹智老師說,其實晚年的馬、恩,已經意識到自己理論的缺陷,也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裏有所流露,可惜沒有往前發展。如今,這個任務,要由後人完成。說到底,發展馬恩理論也不神秘,只要沿用《資本論》第一卷的分析方法(即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一致性),再加上現代經濟的活教材,可以順理成章地突破馬克思貧困化理論的局限,進而否定《共產黨宣言》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斷言與共產社會的空想。

“初心”何處尋? 重溫《資本論》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雖然精彩,但由此導出的“兩極積累”,並不符合當代情況。他們主張的解決方法,是“剝奪者被剝奪”,變私有為公有(國有),讓國家直接擁有生產資料,工人不再為資本家提供剩余勞動,而是為“自己”生產,從而實現共產美夢:物質極大豐富,覺悟極大提高,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如此等等。這一烏托邦空想,曾是老一代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鼓舞他們前仆後繼,流血犧牲,向外擴張,韓戰、越戰、印支暴亂、亞非拉的遊擊戰等等,說到底都和馬列毛思及輸出革命有關。可惜的是,犧牲無辜生命,空想還是空想,永無實現可能。恰恰相反,中、蘇、朝、古的實例都顯示,無地農民和無產工人,在“為國家貢獻”的名義下,其實是為特權官僚生產,其剩余價值,變成了國家的積累和官員的紅利(包括合法和非法),而剝削率之高,遠超自由市場經濟國家。

以我曾經當過車工的包頭電機廠為例,那時雖然講究政治掛帥,反對利潤掛帥,但國家計委和一機部有規章,要求成本核算,年度上報。我問成本會計,我們車工的成本怎麽計算?他說一個人工(八小時)按50元人民幣算。每月24天,月產價值1200元。我師傅孫世林四級車工,算中等工資,月薪54元,只占他勞動成本的4.5%,扣除公費醫療和廉租房等福利,起碼有90%以上,都無償給了國家。相對而言,美國工人的薪水福利,一般占成本核算的45%。換句話說,如果說美國“資本主義剝削率”是45%,那麽,中國“社會主義剝削率”是美國的兩倍。

當然,經過40年改開,如今中國低薪優勢逐漸喪失,加上貿易戰影響,許多外資往人工更低的東南亞轉移。大午集團目前人工占約占成本的25%,計劃先提高到30%,五年後再到40%,逐漸跟歐美市場經濟接軌。

老美的“剝削率”之所以低,原因簡單,就是工人自由流動跟自由結社,既可以用腳投票,也可以集團談判,用罷工等手段要求等價交換。民選政府不可能站在資方立場打壓工會,只會協調勞資沖突,達成雙方都可接受的協議。如果資方覺得太吃虧,公司會賠錢,破產倒閉,工人失業。

中國之所以“剝削率”高,原因也簡單,因為沒按馬克思說的市場經濟套路走,而是另搞“國家社會主義” 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兩者意思相近)。工人沒工會,不能自由流動,形不成公平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大批農民工,處於半奴工狀態。這種把報酬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的前資本主義做法,有違“等價交換”,雖然有利於對外傾銷,但不利於提振內需。

《資本論》第一卷說的清清楚楚,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必須具備三個前提:一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分離(現代化大生產都如此);二是勞動者成為完全獨立的自由人,可以自主決定把自己的勞動力買給誰和買給什麽地方(戶口等級約束之下就很難實現);三是法律保障市場交易的公平合理,即大致合理的等價交換。假如交換不等價,勞動力的擁有者(工人)有權利組織工會,通過罷工來迫使資方回歸市場原則。只有民主國家的政府,才有意願和能力,只當裁判,不與民爭利)。當然,勞動力具有一個獨特的使用價值(其它生產要素都不具備),那就是除了勞動力自身的成本(即工資)之外,它還能生產出一個多余部分,就是剩余價值(或盈余)。假如不產生剩余價值,老板付給工人多少,賺回來的還是多少,一點利潤也沒有,那還辦企業雇工人幹什麽?

如此一來,工人的薪水,必然要和他支付給資方的勞動力等價,也就是說,他掙來的工資和福利,必須足夠補償他付出的勞動力成本(包括三項:他的個人消費,家庭消費,子女教育,否則無法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和持續供應)。馬克思進而分析,工資的標準,還必須包括生理因素和道德因素。生理因素就是能恢復已經消耗的腦力體力,道德因素就是水漲船高,消費標準要跟上時代的步伐。比方說,老板開十幾萬元的豪華轎車,工人也得開幾萬元的大眾化小車;老板住別墅小樓,工人也得住有空調和暖氣的單元樓,等等。也就是說,雖然財富的積累多少不同,消費檔次不同,但差距也不能大到難以想象、不可理喻的程度。所謂道德標準,說白了,也就是能“說得過去”,“看得過去”。這正是孫大午理想中“有差別的共同富裕”。相反,如今中國的基尼系數走高,貧富懸殊拉大,究竟什麽原因造成?《資本論》都有答案。

再者,老板和工人的利益並非完全對立,你死我活,而是生死相依,休戚與共。道理也簡單,老板的產品必須賣出去,物化在商品裏面的剩余價值才能最終實現。假如堆在倉庫沒人買,老板怎麽榨取剩余價值?怎麽發財?而廣大的工人階級及其家庭,不光是生產者,也是消費市場,所以老板的生產,說到底是為全體居民生產,為多數人生產。早在上個世紀初,汽車工業剛起步的時候,多數廠家為富人造豪華車,認為汽車是奢侈品,不是給工人用的。唯獨福特獨具慧眼。他聲稱,汽車並非專供富人享用,他的目標,是每個工人都要開一輛福特車。最後通過研發大眾車型,批量生產,降價和信用促銷等手段,打敗競爭對手,成為汽車大王。如今在美國,就連流浪漢,都認為汽車是必需品。我目睹過美國首都的流浪漢大遊行,居然有十多萬人從全國開車,趕來參加。汽車石油如此,抽水馬桶和洋房如此,其它消費品也莫不如此。對比中國空置的住宅樓,積壓到“鬼城”規模,不但建造它們的農民工住不起,就連許多白領也買不起,養不起。就連我一向欽佩的任誌強先生,好像也說過“房子不是給窮人蓋的”一類混話。空喊拉動內需,究竟誰的內需?只管百分之五的富人?你怎麽拉動?不知官員和開發商們,何時才能具有福特先生百年前的胸懷和眼光?

又臨十字路口,期待二次解放
本章結束前,讓我們再介紹一下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該書影響深遠,讓老哈獲得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老友楊小凱,曾對該書推崇備至薦,認為它對市場經濟跟計劃經濟的比較研究,透徹深刻。因為本書跟我們說的“資本社會主義”有密切關系,因此,我把它的主要論點,再結合其它網文觀點,羅列為如下七條:

1,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所能發現的最有效率,且較為理想的一種資源配置體制。這跟黨國近年來表達的觀點基本一致,說明官方已經承認:市場,只有市場,才能實現要素的最優配置。

2,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礎和條件。換句話說,沒有經濟自由,也就不會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說,個人自由是等價交換的前提。雖然順序有別,但意思大同小異,可說互為因果。按“上層建築”跟“經濟基礎”的關系說,當然經濟是基礎。但如果人身自由都沒有,何來財產自由?

3,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或者說,沒有法律保障下的私有財產制度,必然會通向剝削、壓迫與奴役。這是哈耶克全書的中心議題。

4,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這句話是高度概括。我們知道,沒有普選政府和分權制衡,沒有結社自由跟輿論監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有人批評中國,有法律(條文)而沒法治,就連根本大法《憲法》,也是每次換屆都修改,更別提其它法律條文來。如此頻繁變更,再加上有法不依,人情比法大,所以難保公平競爭。

5,法治的含義不是政府以法律來治理社會,而首先是政府的行為在法律約束之下。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政府應該首先把自己置於法律監管之下。記得改開之處,彭真任委員長,力主完善法制。社科院就有過“黨大法大”的爭論,爭來爭去,無疾而終。最後,多數人接受了“黨在法律監督之下行使領導權”。但實際實行的是什麽制度?政法委,紀委,監察委等黨的機構,是依法辦案嗎?孫大午全家和企業全體高管,僅僅因為土地等民事糾紛,就被異地公安半夜抓捕,據說是兩級政法委聯合辦案,先抓人再搜證,依據什麽法律條文?

6,“自由放任”理念是對自由與法治的最大危害。批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人,往往把人家說成“自由放任”,有錢人想幹啥幹啥。豈不知,他們的法治規範,往往比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更為有效。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首次訪問華盛頓,看見街道整齊,別墅排列有致,好奇地問,“這些住宅都是政府建的嗎?為什麽規劃如此整齊?”陪同的美國大使說:“不是,那都是私人住宅。一百年前就規劃好了。”可見,在老戈心目中,只有社會主義才有規劃,資本主義自然是“無政府”狀態。

7,人類社會,沒有什麽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錯誤的思想,才導致災難不可避免。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只要避免錯誤思想誤導,任何人為災難都可以避免。只有當錯誤觀念控制了社會走向的時候,災難才是不可避免的。把這話套用在三年大饑荒上,非常準確。當年大躍進的狂熱,沖昏了所有人的頭腦。災難開始的時候,地方官員又阻擋信息流通,下情不能上達。等毛、周拐彎抹角才知真相的時候,大錯已經鑄成。

如今有股思潮,否定鄧、胡、趙的改開政策,試圖為華國鋒洗白,說華才是改開的真正功臣。我非黨史專家,不想胡猜亂想。但畢竟親身經歷了那段歷史,記憶猶新。華的確參與了抓捕四人幫,但並由他主導。幕後策劃似是葉帥、王震、汪東興等人,包括老鄧在內的其他人,也應該知情。因為那是多數老人的共識。據社科院傳聞,是葉帥先把汪東興、張耀祠和8341部隊搞定之後,才通知華,萬一華反對,就連華一塊抓“五人幫”,沒想華欣然同意,於是搖身一變,成了“英明領袖”。這跟民國總統黎元洪,陰差陽錯當了辛亥起義“功臣”一樣,屬於歪打正著。

此後,大權獨攬的華也非真心支持改革開放。先掀“學大寨”新高潮,又大建化肥廠,搞進口成套設備的“洋躍進”,還有“兩個凡是”的緊箍咒,偽造“你辦事,我放下”遺詔(據張玉鳳揭發)等等。在平反冤假錯案、解放老幹部、恢復高考等方面,跟多數老人幫沒共識。所以才促成十一中全會和老鄧復出。當然,為捧鄧而抑華也不對。如果老華繼續當政,估計也幹不出整肅胡、趙,自斷左膀右臂,六四大開殺戒的蠢事。據說老幹部袁庚先生,當年曾率解放軍南下,接收深圳等地。文革之後復出,被老鄧派往深圳籌建特區。有親友問他:“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既然如今要把港澳臺和外國資本家都請回來,那當初幹嘛要把人家趕跑呢?”老袁沈思良久,無言以對,只好說:“總不能讓老百姓永遠這麽窮吧!”如今,中國實力明顯增強,誰要說跟改開政策無關,恐怕連傻子也不信。

但問題是,當年改開帶有臨時抱佛腳的實用主義色彩,既不徹底也不配套,因此積累了種種新矛盾新問題,讓如今的中國再次面臨十字路口。究竟是倒退回集體化和計劃經濟?還是進一步深化改開,完善法制,向真正的市場體制靠攏,最終跟國際規範接軌,從而化解內外矛盾?應該是個根本性的方向問題。記得蘆笛先生有句名言,大意是說“國人之蠢,表現在連犯錯誤都不會犯新錯誤,老是重復舊錯誤,在原地打轉。”

總之,由於大午新城遭遇種種挫折和阻力,我們親身感受到改革面臨十字路口,方向不清,道路不明,所以不揣冒昧,把思考已久的“資本社會主義”議題,亮出來獻醜,希望得到高人的批評指正。

探索“資本社會主義”新路
前文提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系念過理論碩士,後來,又在紐約州立大學社會系碩博連讀,兩邊都以《資本論》為主課,因此對老馬的理論比較熟悉。但是,我跟蘇紹智老師一樣,只能算半個馬克思信徒,或毛認為的“修正主義者”,就是如今西歐盛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我們都認為,無論從《資本論》的邏輯推理看,還是從百多年來歷史看,馬恩在《宣言》中鼓吹的革命和專政理論,都是經不住實踐檢驗的,因而是錯誤的。

我跟大午新城結緣,源自我的農村背景與戶口研究。因為我的戶口經歷曲折反復,加上以戶口做博士論文,所以對三農問題特有興趣。當我知道孫大午首次遭受牢獄之災,就開始關註大午城和大午人的命運。2020年春節前後,我舊地重遊大午新城,重點參觀開業兩年的醫院和剛起步的養老公寓,對他們的建設速度印象深刻。自2004年出事到現在,他們的產業規模已經翻了幾倍,年增長速度保持在兩位數,起碼15%,有時高達25%。難能可貴的是,實體經濟風險低,沒外債,信譽好,食品、酒業、飼料、教育,醫療等方面,在保定頗有名氣,還研發出名牌種禽“大午金鳳”,應該屬於農牧方面的優秀企業。

互為勞動,幫農民實現夢想
談到未來企業方向,我鼓勵大午考慮發展養老事業。因為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快,養老難問題日益突出。而農村人多數收入偏低,他們的體面養老問題能否解決?怎麽解決?將是國家的難題,考慮到大午新城的人口規模,我認為應該把養老問題納入規劃,為國家分憂,為百姓解難。大午同意我的想法。就跟不贊成教育和醫療是產業一樣,他也不同意把養老當成產業,因為老人已經為社會做了貢獻,到人生最後階段,再被割韭菜是不道德的。他說,目前大午醫院接近收支平衡,就診人數穩步增加,集團有信心和財力,也把養老事業做好做大,只要少賠或打平就行,決不靠它盈利。他詳細詢問我們舊金山灣區這個養老公寓的情況,表示要把養老事業規劃好,送交集團三會討論。他動員我們老兩口,也去大午養老,同時協助他們完善養老制度建設和人才培訓。我最近三年,參與北京一家民辦康養研究所的教材編寫,願意把我的文字跟他們分享。

其中一個亟待解決的議題:如何讓不盈利的養老事業自負盈虧,實現 “良性循環”?我提議,可否借用日本首創的“時間銀行”概念,試辦“鄉村養老合作社”?這個想法來自三方面啟發:

第一,大午集團有過緩解資金困難的“糧食銀行”經驗,如今可否擴大到養老領域?據司馬英華所著《風雨孫大午》一書記載,當年大午飼料廠遭遇資金困難,沒錢收購玉米;另一方面農民賣糧難,有人願意把玉米佘給大午先用,以後給錢。於是大午給他們打借條,承諾“就高不就低”:如果以後玉米漲價,按高價支付;萬一降價,還按借條上的價格支付。還有些人,到結帳的時候不急用錢,也繼續存在大午賬上,大午支付的利息比信用社略高。這就是“糧食銀行”的由來,也成為後來“非法集資案”的肇因之一。大午說,此事讓他發現,這種臨時“通融”手段,其實反映了經濟關系中“互為勞動”的本質。換句話說,種玉米的勞動,交換做飼料的勞動,兌現可以延期,並支付一定利息,可謂互利雙贏。

第二,目前中國養老難題之一,是資金短缺。一方面,讓人滿意的養老機構太少,收費又高,普通工薪族都難以負擔,更別說低收入的農民了。養老院缺錢,說到底是缺少購買人力和物資的必要經費。國家投入偏低,社會調節缺失,教育、醫療、扶貧和殘疾人福利等方面,也面臨類似困境。

第三,另一方面,中國又明顯存在資源浪費。比如人工浪費,無論城鄉,都看到閑散人群。產品積壓,產能過剩也是資源浪費。我們能否把閑置資源變成“時間存款”(或勞動工票)?讓現在的養老人員先利用起來,解決眼下資金困難?也讓貢獻人力和財物的義務人員,獲得一張儲存卡(類似信用卡),等他們養老時可以刷卡消費?如此一來,利用“時間銀行”,就可把當下的養老消費跟未來的養老消費結合起來,豈不是一舉三得?一能緩解當前養老資源短缺;二能把浪費的資源充分利用;三能儲備未來養老人員的支付能力。

大午表示,這個理念跟“糧食銀行”的道理相同,都是勞動交換和延期支付,從理論上應該可行,他非常支持。既然日本人有現成樣板,我們也可以試驗。不過,它涉及到一系列社會政策,操作起來並不簡單。比方說,養老合作社的營業執照歸哪裏審批?有沒有批準與否的政策依據?印制“時間儲存卡”或“信用卡”,會不會被視為變相吸納社會資源?搞變相貨幣?在法制不嚴密、政策解釋過份隨意的情況下,就怕我們的想法過於天真,施行起來阻力重重。尤其是,如果我們搞的比較成功,民眾口碑超過官辦養老院時,面臨的打壓可能更多。“武大郎開店”,“我搞不好也不能讓你搞”,是許多地方官員的心態。

在討論新型養老院的時候,我們又碰到另一個難題:如何培訓護工?我參照美國培訓護工的通用教材,給北京慧康研究院編寫過一個教材大綱,同時送給大午集團參考,因為大午也有試辦家政與辦護工培訓的打算。大綱提到,專業護工應該嚴格培訓,經過實習考核,持證上崗。除了就業指引,還應該負責管理,監督服務質量,受理養員和護工雙方的投訴。這些做法,不但美國護理公司普遍實行,就連在港澳臺工作的菲律賓護工(俗稱菲傭)也普遍實行。前不久有消息,說菲律賓跟中國達成意向,準備向中國輸出十萬菲傭,月薪萬元。我問大午,咱們如果培訓,是否能跟菲律賓護工競爭?

大午苦笑著說,你別太書生氣。菲律賓護工有組織有紀律有法律保護,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有兩國協議,發生糾紛涉及外交。咱們要辦護理公司,屬於內政,身份檔次沒人家高。比方說,如果有護工控告雇主性騷擾,但那家人背景過硬,咱們管得了嗎?沒中立的司法體系,那官司咱們可糾纏不起。所以說,菲律賓人能做到的事,咱們未必能。他的話觸到了根本癥結,讓我無言以對。

如今大午集團二次出事,我們計劃中的養老議題只好中斷。在大午重獲自由之前,我連繼續回國考察的興趣也煙消雲散,讓我不由想起蘇紹智老師跟我最後一次見面說過的那句肺腑之言:“這個政權如此強大,強大到什麽都想管;但又如此懦弱,懦弱到什麽也做不成。”

2,被逼改制,除隱患長治久安

有位曾任河北省府副秘書長的朋友,知道上層對大午偏見很深,勸我少跟大午來往,預言“他們早晚還要出事”。他說,辦企業就老老實實辦企業,“悶聲發大財”得了,為什麽獨出心裁,搞什麽“私企立憲”“三權分立”,讓官方心裏發毛?“憲法”是國家大法,企業怎麽能立?我聽了很詫異,原來黨官如此無知,只好給他講“憲法”的原本含義。我告訴他,“憲法”這個詞跟它的理念,是從海外引進的,在英文裏跟“章程”同義。我在紐約大學讀博的時候,兩岸三地同學,原本屬於同一個中國同學會。後來臺灣學生揭發,他們會長是個“職業留學生”(當時臺灣國府習慣這一套,而大陸領館和學生還沒立刻學會。如今臺灣放棄了,大陸又繼承了國府的“光榮傳統”),有意排斥大陸同學,我們倍感屈辱。於是我跟幾個同學醞釀,發起組建中國大陸留學生聯誼會,並獲選為首任會長。在學生總會註冊登記的時候,需要起草一份我們的“憲法”(Constitution團體章程)。原來“憲法”這個詞,在美國極為平常,隨便一個破公司,也必須填寫預先印好、格式固定的“憲法”,無非就是組成人選,如何分工,經營項目等等。既然憲法跟章程同義,人家大午集團憑什麽就不能立憲?

順便一提,因為這件事,國府把我打入另冊,懷疑我是“共特”,把我排除在首批留學生訪臺名單之外。六四屠城後,我們組織遊行抗議,並參加芝加哥的全美學自聯大會,又惹惱中領館,懷疑我是美國特務。再往後,我先後去自由亞洲電臺和澳門大學工作,榮獲“中美雙料特務”美稱。當我帶澳大學生去臺灣觀選,又去北京清華大學參加暑期班以後,才從朋友口中得知,我又上了國安的“美臺雙料特嫌”名單。合算下來,我榮膺美中臺“三料特務”桂冠。心裏納悶:為何身為華人,哪怕入了外籍,也非得被粘在某個政權的“皮”上不行?難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獨立人格”?這段經歷頗有戲劇性,那群華人學生中,出過幾個兩岸四地赫赫有名的女強人,比如臺灣人蘇慶黎(《美麗島》雜誌主編)、美國人艾琳達(施明德前妻)、大陸人周勵(《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作者)等,多少都跟我的“特務頭銜”有關。等我有空寫出來,供諸位消遣。

言歸正傳,大午“私企立憲”中的“三權分立”提法,也非什麽禁忌,而是他們被逼迫出來的一種無奈選擇。首先,“權力劃分,相互制約”是任何社會組織的通例,包括中共在內, “三套”“五套”班子是怎麽來的?哪個團體或政府機構不搞平衡制約(哪怕僅僅形式上的)?非得“一元化”,“一言九鼎”才好?幹脆直接回復帝制,豈不更好?

再說了,大午2004年遭受牢獄之災以後,是戴罪之身(緩刑),不能擔任董事長。而臨時代理的長子孫萌,力不從心,急需找能勝任的董事長跟總經理。萬般無奈之下,大午才想到三權分立和開放選舉。為什麽在原先兩權(董事會負責決策,理事會負責執行)分立的基礎上,再增加一個監事會(負責監督)?主要原因來自大午夫婦對家族企業傳承問題的長遠思考。多數家族企業,都會面臨老一輩創業者去世以後,後輩人發生爭權爭產問題,從而導致散夥甚至倒閉。他們想把家族產業交給職工代表管理,讓它變成永久的社會企業。但是,為了保證家族成員能繼續享受部分企業成果(即按章程規定,分享部分利潤提成),同時保證企業運作合乎“私有、公管、共享”的立憲精神,所以由家族成員推舉監事會,負責監督章程執行,參與糾紛調解,但不參與企業的決策和實際管理。

再說為什麽開放職工參選?大午的考慮是,既然把企業交給社會,就應該讓全體職工參與管理,有權投票,選舉他們信得過的負責人,這不僅是職工的民主權利問題,還有領導人的權力來源問題。如果像創業初期,或者其它民企那樣,從逐級任命管理人員,下面的幹部認為權力是老板跟給的,容易對上恭敬,對下蠻橫,甚至欺上瞞下,以權謀私。等老板發現上當,已經造成損失。與等級授權制相反,讓工人選舉領導人,權力自下而上,職工會把選賢任能跟他們個人利益相聯系。只有把能人選出來,才能讓個人收入隨績效增加而提高。基層群眾最了解候選人的能力和品德,一般不會看走眼。而等級授權,則可能把權力交給野心家(兩面人)。

據紀微漣編著的《大午立憲》一書記載,央視名嘴崔永元,應邀參加了2013年的第五次換屆選舉,並發表即席講話。他說:“大午集團是民企,而且是家族企業,改選董事會卻采用了民主投票的方式,先行一步先先進。”連用三個“先”字,獲得熱烈掌聲。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檢驗,這套制度在大午集團行之有效。從公司規模和效益的快速增長,說明它有很強生命力。當然,外界有人對“私企立憲”存疑,認為它不好推廣。我自己也對大午談過,我對“私企立憲”的生命力究竟如何,多少還有點擔心。相信情況,下文細表。

3,觀點有別,勤交流取長補短

有朋友問我:你跟孫大午交往多年,難道沒有過爭論?所有觀點都一致嗎?當然不是。盡管我們有某些共同點,特別在關註農村方面,好聽點是“鄉土情結”,難聽點是“農民意識”,但畢竟經歷有別,教育背景和生活環境不同,不可能沒分歧。本章列結尾之前,就談談我跟孫大午的主要分歧,或許有助網友更好了解大午集團發展的來龍去脈,並預測大午案的未來結局。我們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四方面。

一,如何評價大午集團“私企立憲” 的實際效果?

我沒機會親臨換屆選舉,只趕上過一次中層領導的初選大會,印象比較好。各位自薦和推舉出來的候選人,輪流發言。有些人首次當眾講話,不免怯場,但都很真誠並自信,跟我在臺灣觀選的印象類似。有人批評臺灣普選,說互相攻擊,拉攏選票,甚至黑金操控等等,總之水平很低。我反駁道:民主不僅是一套制度,也是一種文化,需要由低到高循序漸進。而且,除了在實踐中學習摸索,逐步提高,沒有其它更好辦法。抗日時期的晉察冀邊區,連區長縣長都普選,候選人背後放個碗,投票人排隊走過,往碗裏丟豆子,豆子多者當選,就這麽簡單。如今的大陸,難道文明素質還不如八十年前?村委會選了幾十年,停滯不前,有長進嗎?我前後共有五六次去臺灣觀選,感覺進步明顯。兩派互敬,文明守法,沒見多少人身攻擊和賄選行為。反觀2020年美國大選,秩序混亂,族群撕裂,透明度和公正性,遠沒臺灣好。我建議號稱民主大哥的美國,應該派人到臺灣,學習人家怎麽開票唱票。

大午對他們的選舉制度頗為滿意,說如今可以撒手,企業運轉不用他們夫婦操心了。我回答說:“效果如何,現在難下最後結論。因為你們夫婦第一代創始人,目前還健在,在重大議題上有一言九鼎的權威,也是孫萌新班子的主心骨。你們假定完全不參與,能否正常運轉,還需要檢驗。我倒有個主意,能幫你檢測,那就是到國外度假一年半載,連手機也不用,看集團是否正常運轉。如果不行,說明你們事實上還在垂簾聽政階段。”大午苦笑一下,說“目前還不行,爭取以後行”。

二,如何對看待美領館多次拒簽孫大午?

第二個分歧是如果對待美國領館拒簽孫大午的事情。要按說,大午是知名度很高的民營企業家,又經歷過牢獄之災,多次登上英文媒體,《紐約時報》曾經把他比喻為中國農民的羅賓漢(英國農民起義領袖),申請去美國考察的商務簽證,應該沒有任何問題。但不幸的是,他第一次申請就被拒簽了。原因也簡單,申請表上明明要求帶上能證明“沒有移民傾向”的所有材料,包括自己銀行的存款證明。可大午就是沒帶,還說“我們公司有上億資產,還用證明我個人存款嗎?”於是被拒簽,讓回去再準備。首次拒簽之後,簽證官往往特別警惕,而大午又漫不經心,難免態度傲慢,於是二次被拒。他當然有氣,朝後面排隊等候的員工一揮手說,“既然我這個帶隊的去不成,你們還排隊幹什麽?走人!”於是一夥人嘩啦撤離。這事激怒簽證官,說簽證申請是個人權利,你不應該剝奪其它員工的申請權。於是,後來又被拒簽過一兩次。大午怒氣未消,親自給奧巴馬總統寫信,抗議簽證官“蠻橫無理”,希望美國修改簽證規矩,能對民營企業家給予特別照顧,等等。他的信當然石沈大海,沒有下文。此後他賭氣說,今後絕不再申請美國簽證,除非美國領事主動把簽證送到他家。我說,那幾乎不可能。你不了解美中文化的重大區別。美國人公事公辦,基本沒有人情因素(其實也非絕對沒有,只是非常罕見),而中國人辦事,往往看人下菜碟。再說,多數美國簽證官缺乏中國知識,誰知道你孫大午是怎麽回事?

三,如何認識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場的正常功能?

孫大午對於家族獨資企業比較滿意,認為適合中國國情,容易調動員工積極性。而股份制的大型公司,不適合中國農村市場。尤其上市圈錢的股份制大企業,靠職業經理人全權管理,既不對企業職工負責,也不對多數小股民負責,只關註大股東的短期利益,因此弊多利少。對他的上述看法,我表示部分同意,更多不同意。如果說的是不健全甚至不正常的股份公司和股市,比方中國大型上市國企和股市表現,明顯跟實體經濟嚴重脫節。從統計數字看, GDP總量增幅很大,但股指長期在3000點徘徊。股市內幕復雜,大戶穩賺,散戶被割韭菜。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午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推而廣之到一般股份公司和股市,則不但是錯誤的,也是有害的。理由有兩個:第一,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曾經對股份制高度評價,說它是對私人占有的部分“揚棄”,也就是部分克服了獨資私有制對經濟的制約,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發展。從實際情況看,目前世界五百強,大多數是上市的股份公司,絕非偶然。

第二,凡屬健康的股份公司,通過股市融資能推動科研和刺激生產,把效益好的生產項目做大做強。而投資人通過股價上漲和提取紅利,也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我曾給澳大學生講過賭場跟股市的本質區別:對炒家來說,在股市投資跟去賭場投註,似乎有類似的刺激和風險;但重要區別在於,賭場的資金總量不會增加,只是重新分配。而股市的資金總量,是隨著股指上升而增加的,原因就是股市資金跟經濟發展結合,經濟總量上升,股指就相應上升。不信你可以把道瓊斯指數的發展軌跡拿來檢驗:如果你有足夠資金,按道瓊斯指數購買股票組合,並且保持足夠長時間(十五年以上),那麽你的投資穩賺不賠,永遠如此。所以,投資股市遠比賭場下註更健康,風險也更小。

四,如何預測大午模式的可復制性?

近年來,大午集團新增了一個“傳承公司”,以“走出去請進來”,講座培訓方式,宣講大午私企立憲的過程,討論相關的經驗教訓,反應比較熱烈。參加研討的人員,多數來自家族企業,也有學術研究機構。大家經常爭論的一個問題,是大午企業辦社會的發展模式,以及私企立憲的經驗摸索,其它地方和其它企業是否可以復制模仿?如果進一步細分,這個問題還可以分成三個層次討論:

第一個層次:大午集團的企業辦社會(社企合一)模式,其它地方有沒有可能模仿?社科院資深學者資中筠教授認為,沒什麽可模仿性。我個人認為,要看具體情況,如果別處也有類似農民企業家,處於一個相對孤立的地理位置,企業辦得相對成功,經濟效益不錯,當地又沒有配套的行政系統和社會服務設施,那麽,他們學習大午經驗之後,有可能從中獲得啟發,也把原本的家族私人企業,往社會企業方向靠攏。假如地方政府認為,當大午鎮的人口達到建立鄉鎮的規模,有必要建立通常的黨政人大政協等五套班子的時候,政企分開恐怕不可避免。但如何分開?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活服務配套,應該怎麽解決?原有的建設投入如何合理補償?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二個層次:家族企業變為社會企業,還涉及企業利潤分配難題。如果保持原來的家族私企,依法納稅之後,利潤分配屬於自家私事,政府和外人無緣置喙。改為社會企業之後,董事會大家選,自然會對利潤分配去向和比例發表意見。比方孫氏家族成員享受生活補貼這事,誰應享受?補貼多少?延續多少年?等等,都可能引發爭議。這件事可參考清朝對八旗子弟授“爵位”的前例。那也是照顧功臣後代,用金錢名譽阻擋他們參政,等於劉會茹說的“享清福”。但同時規定“爵位遞減,五世而終”,一代比一代減少,到官五代以後,就不能再“白吃皇糧”了。後代繼續遊手好閑,結局將會很慘。大午表示,這個問題值得他們認真考慮。

第三個層次:在公司註冊和財會制度上,也缺乏明確的法規條文。家族成員從出生到過世,終生享受生活補貼的事情,還涉及到相關財務法規。當然,我對中國現行的民企記賬報稅,不甚了了,不敢妄議。網上說,無論民企還是國企,普遍有兩套帳目“真賬內部使用,假賬應付審計”。假如在美國,給家族成員發放補貼沒法入賬,因為不合稅法。作為替代物,他們普遍建立信托基金,按照非贏利機構規定,特殊資金供特殊用途。只不過,信托基金的規範也好,特定資金的受益人也好,也要符合稅法規定,該報稅的一定報稅,否則會面臨嚴重制裁,包括罰款和坐牢。把不同性質的資金和財務分開處理,才有可能避免未來的麻煩。

當然,如果中國自上而下,還沒有完善的市場法制體系,單靠某一個公司內部,難以單獨完成上述改革。假如大午集團,因為這場牢獄之災而煙消雲散,我們開啟的“資本社會主義”探討,到此也就畫上了句號。反之,如果目前陷入的法律糾紛能妥善解決,大午和家人重獲自由,可以繼續經營他們家族企業的話,往後的改革任務會更加艱巨。但我相信,以孫大午的頑強個性和堅定理念,他還會碶而不舍,繼續追尋“資本社會主義”的“大午桃源夢”。究竟哪種可能性更大?且讓我們翹首以待。

結語:資本社會主義,農村復興的光明正道
這個連載系列即將結束,我懷著復雜心情寫下這篇結語。一方面,我把孫大午辦企業的思路大概梳理了一遍,算為他二次入獄講點公道話,心情稍感放松。當然,也希望我的“暢所欲言”有助於還他清白;但同時又不無擔心,我單方面“敞開”心扉,是否會給他的案情“雪上加霜”?上次為好友李達昌鳴不平,是2006年四月的事情。他曾任四川副省長,卸任之後,因莫須有的“瀆職罪”被判刑七年,真正原因是“水清不養魚”。當時,我先把文稿發給他家人過目,是否發表,請他們酌情決定,不想因“外人多嘴”而給他增添“罪狀”。最終,在北京即將宣判,案情無可挽回的時候,他的家人才讓我刊發。令人悲催的是,這次大午家人及高管全部被抓,只剩未成年的孫子,托付給外婆照料。我連一個征求意見的人也找不到,只好冒險“單獨行動”,並為此承擔任何可能的後果。

上文提到,我跟大午的探討,限定在中國農村以家庭承包為主體的民企範圍內,沒有以偏概全的意圖。但我們堅信,“私有、公管、共享”六字方針,有普遍意義,可以供其它企業學習參考。大午對此表示,“搞企業管理是一種實踐,說不上向誰學習,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從實踐中摸索,適合你企業發展的,就是最好的管理體制,管理方法,你就是成功的企業家。”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何偉認為,企業制度,特別是私企制度,應該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制定,不應有統一模式。“私企君主立憲制是一種比較新的企業模式,有它的獨到之處。”通過與華西村、南街村這類“社會主義樣板”的對比,讓我們更堅定相信,大午新城發展模式,不失為復興中國農村的一條光明正道,因為它代表中國農民“求公平,要富裕”的強烈追求,任憑什麽壓力,也無法讓它熄滅。“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稍有氣候變化,頃刻滿眼蔥綠。希望地方當局不要羅織罪名,借故扼殺華北平原上這個欣欣向榮的祥和社區。

一,總結回顧主要觀點
按照本系列順序,我主要分析了如下幾個問題:第一章,就孫大午“何罪之有”發了一通感慨。然後進入第二章,展開“資本社會主義”討論。先從人的兩面性“半是天使,半是野獸”說起,分析矛盾統一的“兩重性”,也正是我們主張的“資本社會主義”主題,即通過私有制和市場競爭,最終實現“水漲船高”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最後,再以“大午有機食品”如何“胎死腹中”為例,說明如果離開“有規範的市場經濟”大環境,就連“有機食品”這麽個小事,也無法辦成。

接著分析市場經濟兩大前提。第三章“人盡其才”,說的是“人”作為生產要素最重要部分,如何才能自由流動,包括不同地域、行業和社會等級之間的流動。我從“社會流動”這個社會學概念,說到企業家的“自由決策權”,最後分析我體會最深的“戶口隔離”制度。承認它在計劃經濟年代曾經有過一點正面作用,盡管付出了幾千萬農民的生命代價。但如今,戶口制已經墮落成中國市場經濟的最大弊病之一。最後一小節,順便談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即勞工生存狀況,它無疑跟“人盡其才”關系密切。第四章“物盡其用”,說的是其它生產要素流動。先胡謅了一通什麽叫“最佳配置”,談到林毅夫強調的“後發優勢論”和楊小凱提出的“後發劣勢論”,也算是對“彎道超車論”的一種反思吧。接下來是對土地問題的討論,包括對十八億畝紅線的五點質疑。在這個問題上,我完全同意楊小凱和文貫中兩位教授的土地私有化主張。再往下,談了“知識產權”和“技術保護”問題,試圖追根朔源,理解為什麽國人屢遭洋人病詬,一是產權觀念缺失,二是司法體系落後。這兩個問題不解決,不光彩的“拿來主義”還會繼續大行其道,外國公司反感是一方面,國人自己的研發熱情會繼續遭受打壓。本章最後,舉了大午集團兩個產權糾紛案例,一個是“大午糧液”的商標專利,一個是“大午金鳳”的種禽研發專利。

第五章試圖擴大資本定義範圍,重新定義資本如下:“所謂資本,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以通過貨幣量化和自由交換,能補償自身損耗,並可實現增值目的的所有財富、能力、品德及信譽。”接著,回顧了時代發展與資本的多元化趨勢。當然,這也跟商品多元化趨勢密切相關,以前不認為是商品的東西,現在也紛紛商品化了。最後,我再次強調,無論商品和資本的內涵外延如何擴大,等價交換的原則不變。權錢交易、裙帶風與尋租行為,是破壞等價交換的主要禍首。第六章主要批判“物質極大豐富”,指出人的需求分兩類,心理需求永無滿足可能。因為資源有限,而人的欲壑難填,因此,相對於心理需求的“供應短缺”是永久性的,圍繞短缺的“競爭博弈”不可避免。不過,對惡性競爭加以防範的同時,我也充分肯定 “競爭博弈”的正面價值,沒有博弈激勵,社會就失去發展動力。第七章批判所謂“思想覺悟極大提高”,先從“思想覺悟”的定義和量化分析入手,結論是沒法定義,更難量化。接著為正當光明的“追求名利”正名,認為只要手段正當,能客觀評估理想跟現實,追求名利乃是人的天職和成長動力。最後,回到“覺悟”的宗教含義,我主張啟發人性善念,堅守平等博愛思想,遠離成王敗寇的叢林哲學。

經過前面七章的鋪墊之後,進入第八章,對“資本社會主義”定義。我嘗試定義如下:所謂“資本社會主義”,是指一種可持續發展的企業與社會管理模式:它主張保護私有財產,法制化的市場競爭,分權制衡的管理分工,多元平等的社會文化,在財富增長過程中,水漲船高,勞資共贏,最終實現“有差別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接著,分別說明定義的範圍界定,為何是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和社會管理模式?外部參與法制化的市場競爭,內部實行分權制衡的分工管理,及多元平等的社會文化,最後,隨財富增長,勞資共贏,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目標——有差別的共同富裕。我們對比了大寨、華西、南街等“社會主義樣板”跟大午新城的根本區別,前者屬“外援型”,靠外來資源支撐,終難持久;後者靠“內生型”積累,有可持續性。第九章,回顧馬克思理論的對錯。這個問題之重要,不僅在於它如今還是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也由於它在西方有死灰復燃之勢。以《資本論》為代表的分析方法,是我們認識“資本社會主義”的重要手段,但《宣言》對資本主義危機、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大膽預言,卻是主觀擬斷,不符合《資本論》的邏輯推理。“資本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往前推導的必然結論。最後,介紹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一書,把它的主要論點羅列為七條,基本對應“資本社會主義”的主要觀點。第十章算是本系列的總結,展示大午模式的艱難曲折。先從糧食銀行說起,聯系到我們計劃開辦的養老事業,實質是農民互換勞動的原始手段,但卻面臨諸多刁難與打壓。接下來解釋孫大午為什麽要嘗試“私企立憲”?因為他被逼無奈,並非別出心裁,或有政治野心,他只想通過改制謀求企業的安全長久,避免其它家族企業人亡政息的共同命運。最後,我如實羅列並大概分析了跟孫大午在若幹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如果有機會繼續探討,我們還會爭論下去。究竟誰是誰非,請讀者自行鑒別。

二,突出幾點“可能的”新意
回顧了本系列的主要論點之後,我嘗試提煉出幾條“可能有新意”的觀點。之所以“或許(或可能)”是因為我閱歷有限,對浩如煙海的學說流派涉獵不深。也許我們認為的“新意”,已是他人牙慧,早被咀嚼得失去味道,或者另有更精彩的表達了,只是我們自己孤陋寡聞,坐井觀天而已。以下五條,是我覺得“可能有新意”的地方:

1,分清真假剝削。只要遵循等價交換原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所謂“剝削”,並非真正的剝削。只有打著“社會主義”旗號,以國家名義,違背等價交換原則的巧取豪奪,才是真正的剝削。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認為,等價交換本身,已經包含了剝削因素,因為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是向資本家提供無償的剩余勞動。奇怪的是,在美國左派教授的講壇上,也相信這個說教。我們則認為,勞動者並非無償貢獻全部剩余價值,他們自己也會分到一部分,否則,那部分剩余價值就沒法實現,也不符合馬克思說的“勞動力價值的道德標準”。

2,等價交換的永恒性。資本主義市場的等價交換,不但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方式。其他配置方式,將損害等價交換原則,增加交易成本,導致壓迫、剝削和貧困,也就是哈耶克說的“通往奴役之路”。這個觀點,否定馬列原來的信條,認為物質極大豐富和覺悟空前提高之後,就不再需要市場交換。原因在於人的心理需求,永無滿足可能,除非人類毀滅,發展停止。前文已有分析,此處不贅。

3,資本廣義化。隨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時代來臨,商品中包含的簡單勞動明顯下降,復雜勞動迅速上升,因此我們主張,對資本定義應該寬泛化,盡可能把所有用於市場交換,可用貨幣量化,並能提升自身價值的生產要素,都能包括進去。因此我們建議,把人力資本細化為體力資本和智力資本,並增加信用資本、天才資本、勞務資本、風險資本和專利資本,等等。

4,市場廣義化。我們所說的市場廣義化,是把一般商品勞務的自由選購範圍,擴大到其它需求領域,例如文化市場,媒體市場,宗教市場,理論市場,選舉(民意)市場等等,允許各家各派遵循同一個憲法指引,自由競爭,任憑“消費者”評頭品足,褒貶是非,自由選擇,並甘心“為此支付”情願的“價格”。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我們也剛剛涉及,所以在正文中不能充分展開,待有機會再議再寫,此處點到為止。

5,資本的“私有”與“社會主義”目標如何兼容?我們說的“社會主義”,就是“私有、公治、共享”六字方針中的後面四個字:“公治”和“共享”。具體實現手段靠兩種機制:用普選機制保證職工參與管理,用協商機制(包括罷工抗議)保證工人在瓜分剩余價值時,有能力討價還價,最終獲得合理份額。我們已經分析過,價值規律本身,已經包含在剩余價值的瓜分過程中,有工人的份額;另外,還有工會集體談判的功能保證。應該說,沒有階級力量的對比、平衡和制約,光靠資本本身,不會自動保證職工獲得合理份額。馬克思講的“道德標準”,還需要依靠工人階級的主動爭取。缺乏後者的功能,也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

三,歡迎網友批評質疑
本專題系列的寫作到此為止。全文發表之後,希望對此議題有興趣的朋友,多提批評意見,長篇大論也好,三言兩語也行,無論褒貶,我們都衷心感謝,熱烈歡迎。如果《議報周刊》認為必要和可能,把它出個小冊子,並圍繞中國民企未來前途展開研討,那正是我們蒙昧以求的好事。

從國內民企面臨的嚴峻局勢看,以私有制為特征的民營企業和個體經濟,究竟在中國還有沒有生存余地和發展前途?中國經濟的國進民退趨勢,何時伊於胡底?中國民營經濟遭遇的首次共產,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再到全部公有,最終導致三面紅旗和三年饑荒,創痛猶在,殷鑒不遠。假如今天的民營企業,再遭二次共產,前途又會如何?如今已現端倪。看看隨處可見的棄耕良田,日漸蕭條的世界工廠,快速增加的失業人口,難免悲從中來。假如再來個一刀切,廢棄土地承包,變相恢復公社大隊,就算中國農民無力表達不滿和抗議,我也敢斷言,他們的生產熱情,定會一落千丈。“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歷史將重演,包括糧食在內的消費品短缺,會再次降臨。當年有毛的威望和高壓,政風大體清廉,如果不算極少數人的特供,起碼糧油布票,可保平均。如今特權橫行泛濫,只怕連定量供應的表面公平,再也做不到了。因此,現在討論民企和個體經濟的未來命運,應該不是杞人憂天。

說到悲涼處,不由想起老友楊小凱對宗教的評價。我跟他一樣,都在無神論熏陶下長大,對宗教天生懷疑抵制,直到歸化外籍,又罹患癌癥,百般無奈下,才接觸聖經,逐漸改變信仰,最終成為信徒。他去世之前,有篇宗教感言,談他為何轉變信仰,並對經濟理論有了新的認識。其中提到,經濟“制度的來源不是科學,而是宗教”我感覺有一定道理。說到底,制度並非來自科學規律的啟發,而是人腦對客觀世界的一種感悟,需要靈性啟發,也就是神的召喚。例如:當年英國貨船,從非洲往美洲運黑奴,運費以上船人數計算。船主不管黑奴死活,任意打罵虐待,克扣夥食,缺醫少藥,死亡嚴重,有時高達五分之一。人販子被迫親自監督,教育船員要“講人道”,但收效甚微。後來接受經濟學家建議,改變交易條件(即制度),運費由“上船人數”,改為“下船人數”計算,把“人道與否”跟運費多少掛鉤,一舉解決了虐待問題。

再比如,當年國際貿易遭遇難題:先交貨怕收不到款,先付款又怕收不到貨。於是出現“信用證貿易”,買賣雙方各找自己的代理銀行,由買方出具不可撤銷的信用證。銀行收到信用證之後,才通知賣方裝船;買方收到貨物並檢驗合格之後,再通知銀行兌現貨款。這類巧妙的制度安排,都非科學推理的產物,而是實踐中摸索的“神來之筆”,說它是上帝的安排,也不為過。以此類推,讓我想到經常發生的民工討薪問題,據說政府工程也不例外。我在澳門期間,也見過建築物上貼滿“有汗出,無糧出”(粵語)的討薪標語,不由納悶:明明不難解決,為什麽政府不管?建立“工薪險” 制度,並非難事:所有工程勒令購買“工薪險”(比放說保費占薪水總額1%),否則不許開工。建築商出保費一半(50%),承包商出少一半(49%),工人象征性出百分之1%。萬一發生欠薪,保險公司全額賠付。如此一來,不但化解了欠薪,還能推動保險業發展。

在宗教問題上,孫大午跟我不同。他的父母親都信教,一個佛教,一個道教,但他自己從入伍到入黨,一直堅信無神論。因此,本系列涉及宗教議題的部分,完全是我個人的看法,跟大午無關。楊小凱說,市場經濟決非什麽人的頂層設計,也非科學理論的推導,而是人類社會依照神的旨意,逐漸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最優配置”方式。馬列信徒心血來潮,憑空想象出消滅私有的國家指令型計劃劃經濟,並冠以“科學社會主義”美稱。可惜,經過多半個世紀的痛苦教訓,終於不得不放棄,再改回市場經濟老路。然而,繼續頑固堅持錯誤理論的人還不少,試圖二次消滅私有制的人還在。大午集團和其它民企面臨的嚴峻局面,說明我們再度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因此,我不得不把以前說過的車軲轆話,再搬出來反復說,雖然知道,“說了也白說,不說白不說,白說還得說”。

最後,祈求上帝保佑大午家人和他的員工,能在困境中堅守良知,靜候法律的公正判決,早日恢復自由,重回大午新城這個好人相聚的地方,繼續互換勞動,積累財富,最終實現他們的“大午桃源夢”——“資本社會主義”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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