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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6 16: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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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約束的市場經濟
回顧歷史,市場經濟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工場手工業和國內市場為主;第二階段機器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成型;第三階段以戰後世界市場擴張和國際貿易組織出現為標誌。如果說在第一、第二階段,法制規範對商品市場的影響還主要集中在地方或國別範圍,那麽到第三階段,特別進入21世紀之後,跨國公司日漸普及,國際分工越來越細,商品、勞務、人才、和專利權貿易縱橫交織,全球化趨勢明顯。除非像朝鮮、古巴那樣繼續閉關鎖國,否則,任何一國的內部市場規範,都會影響對外經貿關系,甚至觸發貿易戰。中美貿易談判持久而艱難,關鍵卡在美歐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那麽,世貿組織根據什麽標準,來確定市場經濟地位呢?據維基百科的相關定義,結合觀察思考,我把它概括為如下四大要點:
第一,私人擁有包括土地和生產資料在內的資本財產,依法決定投資方案,自由選擇交易對象,決定交易條件,不因種族、性別、宗教、家庭出身和居住地點而受到區別對待。這方面,中國跟市場國家有顯著區別,原因有兩個:一是大政府小社會的歷史傳統。千年朝廷觀念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府查抄私產屢見不鮮:二是共產意識灌輸,認為私人擁有生產資料是罪孽。就算集體化,也是低級階段;完全國有,才算徹底革命。因此,三十年代“打土豪”,四五十年代搞土改、公司合營、“一平二調”,六十年代“割資本主義尾巴”,最近,“割韭菜”之風再度興起,都是同一根源。豈不知,企業家是市場經濟最活躍力量,“有恒產者有恒心”。在美國經營中餐館的人都知道,大廚好幹,老板難當。許多大廚有原始積累之後,都夢想自己開店當老板。但老板永遠比大廚辛苦,否則就維持不住,更別說擴大經營了。一有風險難免破產關門,老板只好再去當大廚。
這裏順便說說限制人身自由的戶口制度,它既不利於資本更換投資地點,也不利於勞力在地域和行業間的自由轉移,所謂“最佳配置”從何談起?有人辯解說,戶口古已有之,這是對戶籍變革史的無知。中國戶口沿革是我的博士論文,所以知道區別所在。歷朝戶籍保甲制度,僅有三個目的:賦稅、兵役和治安,沒有當代戶口制所附加的教育、就業、醫療、住房和其它福利。因此,包括日據時期在內,戶口都沒限制過人口自由遷徙和自由謀職。從1950到1955,我家戶口在北京、天津與河北農村三番五次遷移,找好房子去當地派出所填張表就行,簡單快捷。1956-1957,因為糧食定量供應,手續逐漸復雜,但沒禁止。從1959年冬天大饑荒開始,才最挖成了戶口隔離的鴻溝,至今已有60多年歷史。不取消戶口隔離,就無法成為貨真價實的市場經濟。
第二,公司類別分多種,大致包括獨資、合夥、和股份制的有限責任三類,在稅收和責任方面有別,適合不同人和不同經營目的。規模較大的公司,一般選擇責任有限公司,有獨立法人地位,區分公司和個人財產風險。具體到大午集團,仍然是獨資,雖然公司註冊為有限公司,名義上有股份,但實際“只對外不對內”,沒有股權爭議和分紅問題。因此,大午集團的所有權,仍然是創業初期的“夫妻店”。大午之所以堅持獨資不變,是因為他們夫婦有三個目的:第一,不想讓子女和家人,為分拆股份而把公司搞垮。這樣的悲劇大午見的太多;第二,他也不想包裝上市到股市撈錢,只想做好實體經濟,慢慢做大做強;第三,大午集團的口號是“不以盈利為目的,而以發展為目標”,想在勞資共贏上探討一條新路,實現他們“私有、公治、共享”的桃源夢,也就是“資本社會主義”夢。
這裏想順便說說歐美流行的NGO(非政府)和NPO(非贏利)兩種公益性質公司,因為大午集團每年有大量經費用於社會公益,但沒有註冊為非贏利公司,不能享受本應得到的免稅待遇,這是中外對待民辦福利事業的一個重大區別。它們的註冊方式和市場運作,跟贏利公司一樣,只是掙來的錢不能分紅,股票不許上市而已。以教育醫療為例,每年收到的社會捐贈數量,往往超過政府投入。原因何在?因為美國稅法規定,非贏利機構可以享受免稅優待。不但它們自己不用納稅,外人給他們捐款,也可以抵稅。因此,老美常說,與其把稅款交給山姆大叔(國家),我寧願交給我信任的慈善機構。政府之所以這麽幹,是因為議會有立法,民意不想政府太大,社會太小,這也是“大社會、小政府”主張的由來。這個辦法,造就了數量龐大的非政府組織,包括所有宗教團體,慈善組織,人權組織,私立學校和醫院,以及其它幫助弱勢群體的服務設施。它們雇傭大批人力和義工,提供政府難以提供的社會服務,對維持社會穩定和諧,居功至偉。如果中國也有類似制度,我們相信大午集團的醫院、學校和養老機構,定會辦得更加出色。
第三,政府不直接介入市場活動,但負責保護個人財產,避免壟斷欺詐,保持司法獨立與公正,維護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轉。這一條說的是政府在市場經濟的定位問題。按正常理解,政府代表全社會(或者超社會)的利益,它靠全民納稅養活,扮演維護、協調、裁判等超然角色,不應該在社會利益的矛盾沖突中偏袒任何一方,更不應該親自下場打球,與民爭利。但奇怪的是,從改開以來,政府就沒有擺對自己的角色,曾出現過政府、警察、甚至軍隊辦公司的怪事,屬於計劃經濟的習慣性深延。後來,中央三令五申,命令政府和軍隊停止經商,或改制成國企,或者承包(賤賣)給私人(自己人),表面與軍政脫鉤,但內部關系和利益輸送,沒有實質改變。至於官二代“自家人”組建軍工、能源、航天、電信等壟斷國企,在海內外叱咤風雲,一方面坐享高薪,另方面連年“虧損”,既坑消費者,也損國家利益。
“競爭,只有開放競爭,才能降低價格並改善服務”,這本是最簡單不過的常識,但在中國就是不靈。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包頭電機廠“勞動鍛煉”,當過三年車工,生產直流電機,給高炮和坦克配套,供應越南戰場,因此對工序嚴格把關和質量檢查印象深刻,由此產生對國企產品的盲目崇拜,認為國企不會、也不該搞假冒偽劣,反正工資也不跟效益掛鉤,何必造假?後來才發現,那是毛年代的“政治第一”。如今,“利潤掛帥,金錢萬能”已成普遍信條。農貿超市固然偽劣橫行,國企何嘗不欺詐?越沒競爭的行業,欺詐就越普遍。列寧早預言過,壟斷導致腐朽停滯。商品壟斷如此,權力、思想跟文化壟斷,也如此。“劣幣驅逐良幣”是壟斷的必然結果。如果從“資本廣義化”角度看問題,權力、思想跟文化也同樣有商品屬性,只要開放競爭,讓“買家”自由選擇,假冒偽劣就沒有市場。
第四,政府民選,靠稅收運作,責任主要在社會服務領域,如學校、郵政、警察、消防、海關、質檢和社保等領域,為市場競爭創造良好條件。世貿組織要求的市場經濟標準當中,並未列明政體國體的具體形式,但市場經濟要求的配套條件顯示,沒有人民授權和制約的政府,缺乏分權制衡,無法做到司法中立,難以保障自由平等,當然無法維護交易的公平公正與公開,因此我們認為,官權民授屬於必要條件。既然政府靠稅收養活,那麽,政府除了合法征稅,就不應該再另外創收,尋租活動應屬非法。
中國的一大特色,是吃皇糧的隊伍持續膨脹,越精簡越大,已到納稅人背不動的程度。本應投入的正常運作經費,難以保證。比如警察辦案,除非人命關天,一般民事糾紛與盜竊案件,都要交偵查辦案費,否則不聞不問。至於排汙是否達標,餐廳是否衛生,食品是否合格,鞭炮廠有無隱患等等,監管部門收費高昂(實為創收),不像美國那樣免費,或僅收象征性工本費。更糟糕的是,辦事人員借機尋租,吹毛求疵,吃拿卡要樣樣有。我在紐約州讀研期間,常去福建人楊老板的自助餐廳吃飯。有天他打電話說有重要事情,原來是郡衛生局抽查到他的餐館,發現幾項指標不合格,讓他立刻停業整改。我過去幫忙翻譯,同時協商變通辦法,因為離開門僅剩一個多小時,已有顧客在門外等候,十多名員工在廚房忙碌,如果此時停業,損失大不說,還讓顧客失望,有損餐館聲譽。最後商定,師傅們圍成兩桌,聽衛生官員講解什麽不合格?怎麽整改?我現場翻譯,並展示衛生局的彩色圖片,鼓勵現場問答。經過四十分鐘講解,約好一周時間整改,下周請他們再來驗收。最後圓滿收場,兩位官員道別,楊老板請他們免費用餐,頭頭笑答:“我們有紀律,吃免費餐違法,要丟飯碗的!”送走二位,按時開門營業,第二周驗收合格,從此相安無事。
對比美國衛生局,再看大午水質檢測,同一口井的水,同樣的檢測指標,衛生局、國土局、質檢局、食安局、工商局,三番五次,輪流上門,吃飯送禮,填表蓋章,收費走人。大午說他們是“政府創收,官員尋租”,為什麽不能一張單子各家分享?他們回答:這是“嚴肅執法”,“鐵路巡警,各管一段”。鮮明對比,讓我又想起張五常教授的名言,“交易成本跟財富增長成反比。哪裏交易成本低,哪裏就能快速創造財富。”
合理差別與共同富裕
本節重點,在於解釋“資本社會主義”定義的結尾部分。為分析放便,再引相關文字如下:在財富增長過程中,水漲船高,勞資共贏,最終實現“有差別共同富裕”的資本社會主義目標。這裏,還可細分三點:一,隨財富增長而水漲船高;二,有差別的共同富裕;三,“資本社會主義”目標。
一,財富增長與水漲船高:財富的生產與分配是個動態過程,而非靜態。常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人的消費心理和習慣看高不看低。扣除通脹因素,可支配的實際收入“增加容易減少難”。隨著財富量的增長,調整分配比例相對容易,這也是大午人的經驗總結。各分公司可以根據自己的效益提高情況,按比例提取盈余部分,作為本部門職工的年終獎勵。也向總公司上繳部分盈余,由總公司“劫富濟貧”,幫效益差的分公司也適當發年終獎金,維持“基本平衡”,爭取“皆大歡喜”。
二,有差別的共同富裕: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沒有絕對平均主義的意思,也不像華西村那樣,各家住一樣別墅,開一樣汽車,分同樣的副食品等等,而是尊重自由選擇。更非在本村,外村,外來勞工中劃分等級,那非但不是社會主義,甚至連資本主義都夠不上,而是變相的封建農奴制。大午集團的職工來自五湖四海,都按勞動法享受同工同酬,五險一金,還按工齡長短享受內部醫療和養老保險,以及選舉權和被選權。當然,由於工種區別,能力高低不同,薪水福利會有一定差距,但我們對高低差距設定了10-15的倍數限制,不允許像某些企業那樣,包括“社會主義國企”,讓差距大到幾十倍上百倍。
“資本社會主義”模式中,保障共同富裕的機制有兩個,一個是企業制度,明確實行“水漲船高”政策,按企業效益逐年調升薪水福利,讓勞資雙方合理分享剩余價值。這方面的理論依據,已經在前文說過,那就是剩余價值並非僅僅被老板榨取,而是由勞資雙方分享,否則產品過剩,剩余價值不能實現,馬克思說的“道德標準”也無從談起。另一個共同富裕的機制,是職工自己提薪水福利要求。感覺不合理的話,可以單獨(或者集體)跟主管提出要求,或投訴到總經理,要求提高。這個主動要求的權利,不僅體現在簽署勞動合同的時候,也可以在發放年終獎,調整下年度薪水等級的時候提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第二個機制是通過工會組織罷工,跟資方集體談判。在大午集團,工人既可以單獨提出,也可以集體談判,這些權利都規定在《私企立憲》的條文中。
三,“資本社會主義”目標。究竟什麽是“社會主義”?人們可以在概念上兜圈,莫衷一是,我們不想糾纏。按照常人理解,所謂“社會主義”不拘泥政治體制,而偏重於共享社會經濟和文化成果,其中包括公平、公正、人道、合理等等。1980年在社會院讀研,研究生院首次聘請美國外教,名叫諾爾曼.巴克(Norman Bark),中文名白科文,記得他說過一句讓我們吃驚的話:“在非社會主義國家,有更多社會主義。There is more socialism in non-socialist countries.”兩年後來到美國,才知道他講了真話。在號稱“資本主義”的美國,社會福利與救助措施,的確多過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這裏說的社會主義,不含意識形態偏見,僅就社會福利與人道關懷而言。許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惠民措施,都有“普濟眾生,人人有份”的社會主義性質,比如公立學校有教無類,連非法移民的孩子,也照樣到公立學校免費乘車、讀書、吃飯,不需要身份證件,也不看什麽轉學證之類;所有的醫院,盡管要求有醫療保險卡,但沒有也照樣看病。出院回家之後,再說如何付賬,由誰付賬問題。至於教堂等慈善團體每周發放免費食品,定期發放兒童衣物玩具,免費註射疫苗等等,這些福利措施,不叫社會主義叫什麽?
當時我想,歐美國家社會福利多,應該跟他們物質豐富有關,等中國富起來了,社會福利也會相應增加,只是時間早晚而已。遺憾的時,四十年過去了,中國經濟翻天覆地,從數字看,已經世界第二,進入中等國家行列。個別人腰纏萬貫,出手大方,到處炫富,似乎中國已經富甲天下。可回農村老家看看,除了溫飽基本解決,有幾戶蓋了樓、買了車之外,其它狀況基本如舊,反而出現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生態惡化,環境汙染,兩極分化,犯罪增加等新問題。因此,“社會主義”因素是否增加,不能光看人均GDP,還要看能否按資本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要求,讓勞動者參與生產過程的“公管”與分配過程的“共享”。缺乏這兩個參與,無論是美國私有的“資本主義市場”,還是中國公有的“社會主義市場”,都無法實現“勞資共贏,水漲船高”的社會主義目標。
總之,我們覺得,北歐的自由市場經濟,加上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更符合可持續發展,有利於實現大多數居民的自由幸福安寧,這種認知,是我們探討“資本社會主義”模式的原因之一。
研究馬克思,超越馬克思
本章談談“資本社會主義”理論上如何自洽,就是自圓其說。前面章節,是我們基於大午集團的實踐,加上冷靜思考而做的分析,是否站得住腳,還要再從理論層面做點論證。網絡名家蘆笛先生,常說國人有不證而論的毛病,愛用文革大字報方式雄辯武斷,我們都是文革過來人,應該盡力避免上述毛病。
朋友諷刺說,我們書生氣十足,老在馬克思框架內打轉。如今黨國官員,沒人拿馬列當真,就算真心想身體力行,也不懂什麽才是馬列。盡管毛本人讀線裝古書(《紅樓夢》《資治通鑒》之類)的興趣,遠遠大過讀馬列的興趣(他親口說過,一讀《資本論》就睡覺),但畢竟在批林批孔那陣子,好歹還號召過讀馬列原著。再看如今領導,還有讀馬列原著的興趣嗎?然而,昨天朋友轉給我一段南京大學某教授的視頻,西裝革履,口若懸河,繼續高談“共產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革命勝利日益臨近…… 消滅私有,提高覺悟,產品豐富”,最終“如何如何”。
看來,靠吃八股吃飯的大有人在。馬列教授、政治老師、宣傳幹部、媒體主管、思想輔導員等等,數量龐大,何止十萬百萬? 他們是否真信無關緊要,天天重復就害人不淺。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不懂理論的吃瓜族,難免被忽悠得熱血沸騰,真以為應該清心寡欲,不斷“鬥私批修”才能成正果。而追求正當權益,就是大逆不道的罪孽。所以,車軲轆話還得說,該辯的理還要辯。於是我給朋友回復:“該教授宣傳味太濃,理論蒼白,邏輯混亂,回避事實,不值一駁。我認為,還是‘資本社會主義’好。
走出《宣言》誤區, 回歸理性思維
禦用學者宣傳的共產理論,基本來自馬恩合作的《共產黨宣言》,於1848年首次出版。本書開篇就語出驚人:“一個幽靈,共產主義幽靈,正在歐洲遊蕩……” 20世紀前半葉,它幾乎成為全球三分之一國家共產暴力革命的《葵花寶典》,也讓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觀念深入人心。就連號稱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堡壘的美國,共產黨也一度影響很大,戰後高達八萬之眾。如今該黨,連同它的青年外圍,據說還剩五千人。我認識一位華人新移民,在紐約餐館打工,曾好奇美共,想“找組織談談”,好不容發現地址,只有紐約街頭一個骯臟的郵政信箱。不過,普通美國民眾對“社會主義”的印象,遠沒有來自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移民那般厭惡,因為他們從沒有親身經歷過社會主義實踐。所以有民諺雲:“如果你三十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沒有人心;如果你三十歲以後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沒有頭腦。”
馬恩聯名發表《宣言》(1848年)時,一個30歲,一個28歲,正是熱血青年,對早期資本主義的不公義憤填膺,十分正常。20年後《資本論》出版(1867年)時,他們已到中年,思想更為成熟。到《資本論》二、三卷出版(1894年),老馬去世,老恩暮年。後來的第四卷(也叫《剩余價值學說史》)是他們的信徒考茨基於20世紀初編輯出版。這套《資本論》巨著直到今天,仍在全球影響深遠,繼續被列為大學參考書。奇怪的是,在“堅信馬列”的神州大地,已經沒人對它感興趣了。社會院馬列所前所長蘇紹智先生晚年,因雙目失明,想減價處理他的藏書,包括全套精裝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被北京舊書店“一口拒絕”,理由是“沒人看”。
追根朔源,共產思想基礎,來自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它既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貢獻,也是左派思潮一度泛濫的罪魁禍首。作為社科院世界經濟理論專業的碩士,我仍然肯定馬的勞動價值論。因為它揭示了,只有人的活勞動,即體力和腦力支出,才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其它生產要素,包括資金,土地(含原材料)、設備等等,都只能轉移原有價值,不能創造新價值。因此,勞動不僅是財富的源泉,也是生產力飛速發展、經濟無限擴張的原動力。當然,馬克思並非提出剩余價值論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就有英國古典學派研究過剩余價值,但馬克思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過程。從勞動價值論開始推導,馬克思進一步說明了商品的生產過程,交換過程,流通過程,以及勞動價值的最終實現(只有賣出、並被消費的商品,才能完成價值的實現)。資本原始積累,擴大再生產,從手工工場到現代機器大工業,世界市場的形成和擴張,從工商業資本到銀行資本,最終過渡到財政資本,股份制出現,固定資產更新,周期性經濟危機,生產力的巨大破壞,等等,由此形成馬克思理論的整個體系。
我傾向於肯定這一理論的前半截,但質疑後半截的資本主義危機部分,特別是由此導出的所謂“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最終必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即資本家積累財富,工人階級積累貧困(包括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結果生產過剩,不得不用銷毀產品和設備的方式,甚至發動戰爭爭,奪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來調節矛盾,重新分配資源,從而開始另一個新的周期循環。
這後半截理論(即兩極積累、無產階級貧困化、革命與專政等等),基本上是馬恩列斯毛革命理論的核心支點。馬、恩健在的時候,資本主義曾經出現過周期性危機,但到二戰之後的技術革命和信息革命時代,商業周期仍在,但周期性危機,已不像從前那麽具有破壞性。起碼我在我親歷的近40年間(1982-2021),我沒感覺到經濟危機對民眾生活的巨大震蕩。國際分工條件下的世界市場,也普遍存在經濟周期,有危機、復蘇等跳躍和起伏,也常常表現為滯漲(停滯膨脹:即高物價和高失業同時存在),中外各國都一樣。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產更新的周期性。只有和世界市場相對隔絕的古巴、朝鮮等小經濟體,沒有明顯周期性,但有長期貧困和短缺經濟(以排長龍為標誌),跟毛年代的定量供應一樣。
可惜馬、恩二位,沒看到世界市場的最新趨勢,如今歐美市場經濟,因預測能力和促銷手段改進,基本沒有產品過剩和大量積壓,反而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倒是產能過剩。空喊內需,就是刺激不起來,不得不依賴外銷。如果馬恩活到今天,他們會修正原來的結論。據蘇紹智老師說,其實晚年的馬、恩,已經意識到自己理論的缺陷,也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裏有所流露,可惜沒有往前發展。如今,這個任務,要由後人完成。說到底,發展馬恩理論也不神秘,只要沿用《資本論》第一卷的分析方法(即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一致性),再加上現代經濟的活教材,可以順理成章地突破馬克思貧困化理論的局限,進而否定《共產黨宣言》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斷言與共產社會的空想。
“初心”何處尋? 重溫《資本論》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雖然精彩,但由此導出的“兩極積累”,並不符合當代情況。他們主張的解決方法,是“剝奪者被剝奪”,變私有為公有(國有),讓國家直接擁有生產資料,工人不再為資本家提供剩余勞動,而是為“自己”生產,從而實現共產美夢:物質極大豐富,覺悟極大提高,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如此等等。這一烏托邦空想,曾是老一代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鼓舞他們前仆後繼,流血犧牲,向外擴張,韓戰、越戰、印支暴亂、亞非拉的遊擊戰等等,說到底都和馬列毛思及輸出革命有關。可惜的是,犧牲無辜生命,空想還是空想,永無實現可能。恰恰相反,中、蘇、朝、古的實例都顯示,無地農民和無產工人,在“為國家貢獻”的名義下,其實是為特權官僚生產,其剩余價值,變成了國家的積累和官員的紅利(包括合法和非法),而剝削率之高,遠超自由市場經濟國家。
以我曾經當過車工的包頭電機廠為例,那時雖然講究政治掛帥,反對利潤掛帥,但國家計委和一機部有規章,要求成本核算,年度上報。我問成本會計,我們車工的成本怎麽計算?他說一個人工(八小時)按50元人民幣算。每月24天,月產價值1200元。我師傅孫世林四級車工,算中等工資,月薪54元,只占他勞動成本的4.5%,扣除公費醫療和廉租房等福利,起碼有90%以上,都無償給了國家。相對而言,美國工人的薪水福利,一般占成本核算的45%。換句話說,如果說美國“資本主義剝削率”是45%,那麽,中國“社會主義剝削率”是美國的兩倍。
當然,經過40年改開,如今中國低薪優勢逐漸喪失,加上貿易戰影響,許多外資往人工更低的東南亞轉移。大午集團目前人工占約占成本的25%,計劃先提高到30%,五年後再到40%,逐漸跟歐美市場經濟接軌。
老美的“剝削率”之所以低,原因簡單,就是工人自由流動跟自由結社,既可以用腳投票,也可以集團談判,用罷工等手段要求等價交換。民選政府不可能站在資方立場打壓工會,只會協調勞資沖突,達成雙方都可接受的協議。如果資方覺得太吃虧,公司會賠錢,破產倒閉,工人失業。
中國之所以“剝削率”高,原因也簡單,因為沒按馬克思說的市場經濟套路走,而是另搞“國家社會主義” 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兩者意思相近)。工人沒工會,不能自由流動,形不成公平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大批農民工,處於半奴工狀態。這種把報酬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的前資本主義做法,有違“等價交換”,雖然有利於對外傾銷,但不利於提振內需。
《資本論》第一卷說的清清楚楚,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必須具備三個前提:一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分離(現代化大生產都如此);二是勞動者成為完全獨立的自由人,可以自主決定把自己的勞動力買給誰和買給什麽地方(戶口等級約束之下就很難實現);三是法律保障市場交易的公平合理,即大致合理的等價交換。假如交換不等價,勞動力的擁有者(工人)有權利組織工會,通過罷工來迫使資方回歸市場原則。只有民主國家的政府,才有意願和能力,只當裁判,不與民爭利)。當然,勞動力具有一個獨特的使用價值(其它生產要素都不具備),那就是除了勞動力自身的成本(即工資)之外,它還能生產出一個多余部分,就是剩余價值(或盈余)。假如不產生剩余價值,老板付給工人多少,賺回來的還是多少,一點利潤也沒有,那還辦企業雇工人幹什麽?
如此一來,工人的薪水,必然要和他支付給資方的勞動力等價,也就是說,他掙來的工資和福利,必須足夠補償他付出的勞動力成本(包括三項:他的個人消費,家庭消費,子女教育,否則無法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和持續供應)。馬克思進而分析,工資的標準,還必須包括生理因素和道德因素。生理因素就是能恢復已經消耗的腦力體力,道德因素就是水漲船高,消費標準要跟上時代的步伐。比方說,老板開十幾萬元的豪華轎車,工人也得開幾萬元的大眾化小車;老板住別墅小樓,工人也得住有空調和暖氣的單元樓,等等。也就是說,雖然財富的積累多少不同,消費檔次不同,但差距也不能大到難以想象、不可理喻的程度。所謂道德標準,說白了,也就是能“說得過去”,“看得過去”。這正是孫大午理想中“有差別的共同富裕”。相反,如今中國的基尼系數走高,貧富懸殊拉大,究竟什麽原因造成?《資本論》都有答案。
再者,老板和工人的利益並非完全對立,你死我活,而是生死相依,休戚與共。道理也簡單,老板的產品必須賣出去,物化在商品裏面的剩余價值才能最終實現。假如堆在倉庫沒人買,老板怎麽榨取剩余價值?怎麽發財?而廣大的工人階級及其家庭,不光是生產者,也是消費市場,所以老板的生產,說到底是為全體居民生產,為多數人生產。早在上個世紀初,汽車工業剛起步的時候,多數廠家為富人造豪華車,認為汽車是奢侈品,不是給工人用的。唯獨福特獨具慧眼。他聲稱,汽車並非專供富人享用,他的目標,是每個工人都要開一輛福特車。最後通過研發大眾車型,批量生產,降價和信用促銷等手段,打敗競爭對手,成為汽車大王。如今在美國,就連流浪漢,都認為汽車是必需品。我目睹過美國首都的流浪漢大遊行,居然有十多萬人從全國開車,趕來參加。汽車石油如此,抽水馬桶和洋房如此,其它消費品也莫不如此。對比中國空置的住宅樓,積壓到“鬼城”規模,不但建造它們的農民工住不起,就連許多白領也買不起,養不起。就連我一向欽佩的任誌強先生,好像也說過“房子不是給窮人蓋的”一類混話。空喊拉動內需,究竟誰的內需?只管百分之五的富人?你怎麽拉動?不知官員和開發商們,何時才能具有福特先生百年前的胸懷和眼光?
又臨十字路口,期待二次解放
本章結束前,讓我們再介紹一下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該書影響深遠,讓老哈獲得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老友楊小凱,曾對該書推崇備至薦,認為它對市場經濟跟計劃經濟的比較研究,透徹深刻。因為本書跟我們說的“資本社會主義”有密切關系,因此,我把它的主要論點,再結合其它網文觀點,羅列為如下七條:
1,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所能發現的最有效率,且較為理想的一種資源配置體制。這跟黨國近年來表達的觀點基本一致,說明官方已經承認:市場,只有市場,才能實現要素的最優配置。
2,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礎和條件。換句話說,沒有經濟自由,也就不會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說,個人自由是等價交換的前提。雖然順序有別,但意思大同小異,可說互為因果。按“上層建築”跟“經濟基礎”的關系說,當然經濟是基礎。但如果人身自由都沒有,何來財產自由?
3,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或者說,沒有法律保障下的私有財產制度,必然會通向剝削、壓迫與奴役。這是哈耶克全書的中心議題。
4,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這句話是高度概括。我們知道,沒有普選政府和分權制衡,沒有結社自由跟輿論監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有人批評中國,有法律(條文)而沒法治,就連根本大法《憲法》,也是每次換屆都修改,更別提其它法律條文來。如此頻繁變更,再加上有法不依,人情比法大,所以難保公平競爭。
5,法治的含義不是政府以法律來治理社會,而首先是政府的行為在法律約束之下。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政府應該首先把自己置於法律監管之下。記得改開之處,彭真任委員長,力主完善法制。社科院就有過“黨大法大”的爭論,爭來爭去,無疾而終。最後,多數人接受了“黨在法律監督之下行使領導權”。但實際實行的是什麽制度?政法委,紀委,監察委等黨的機構,是依法辦案嗎?孫大午全家和企業全體高管,僅僅因為土地等民事糾紛,就被異地公安半夜抓捕,據說是兩級政法委聯合辦案,先抓人再搜證,依據什麽法律條文?
6,“自由放任”理念是對自由與法治的最大危害。批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人,往往把人家說成“自由放任”,有錢人想幹啥幹啥。豈不知,他們的法治規範,往往比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更為有效。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首次訪問華盛頓,看見街道整齊,別墅排列有致,好奇地問,“這些住宅都是政府建的嗎?為什麽規劃如此整齊?”陪同的美國大使說:“不是,那都是私人住宅。一百年前就規劃好了。”可見,在老戈心目中,只有社會主義才有規劃,資本主義自然是“無政府”狀態。
7,人類社會,沒有什麽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錯誤的思想,才導致災難不可避免。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只要避免錯誤思想誤導,任何人為災難都可以避免。只有當錯誤觀念控制了社會走向的時候,災難才是不可避免的。把這話套用在三年大饑荒上,非常準確。當年大躍進的狂熱,沖昏了所有人的頭腦。災難開始的時候,地方官員又阻擋信息流通,下情不能上達。等毛、周拐彎抹角才知真相的時候,大錯已經鑄成。
如今有股思潮,否定鄧、胡、趙的改開政策,試圖為華國鋒洗白,說華才是改開的真正功臣。我非黨史專家,不想胡猜亂想。但畢竟親身經歷了那段歷史,記憶猶新。華的確參與了抓捕四人幫,但並由他主導。幕後策劃似是葉帥、王震、汪東興等人,包括老鄧在內的其他人,也應該知情。因為那是多數老人的共識。據社科院傳聞,是葉帥先把汪東興、張耀祠和8341部隊搞定之後,才通知華,萬一華反對,就連華一塊抓“五人幫”,沒想華欣然同意,於是搖身一變,成了“英明領袖”。這跟民國總統黎元洪,陰差陽錯當了辛亥起義“功臣”一樣,屬於歪打正著。
此後,大權獨攬的華也非真心支持改革開放。先掀“學大寨”新高潮,又大建化肥廠,搞進口成套設備的“洋躍進”,還有“兩個凡是”的緊箍咒,偽造“你辦事,我放下”遺詔(據張玉鳳揭發)等等。在平反冤假錯案、解放老幹部、恢復高考等方面,跟多數老人幫沒共識。所以才促成十一中全會和老鄧復出。當然,為捧鄧而抑華也不對。如果老華繼續當政,估計也幹不出整肅胡、趙,自斷左膀右臂,六四大開殺戒的蠢事。據說老幹部袁庚先生,當年曾率解放軍南下,接收深圳等地。文革之後復出,被老鄧派往深圳籌建特區。有親友問他:“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既然如今要把港澳臺和外國資本家都請回來,那當初幹嘛要把人家趕跑呢?”老袁沈思良久,無言以對,只好說:“總不能讓老百姓永遠這麽窮吧!”如今,中國實力明顯增強,誰要說跟改開政策無關,恐怕連傻子也不信。
但問題是,當年改開帶有臨時抱佛腳的實用主義色彩,既不徹底也不配套,因此積累了種種新矛盾新問題,讓如今的中國再次面臨十字路口。究竟是倒退回集體化和計劃經濟?還是進一步深化改開,完善法制,向真正的市場體制靠攏,最終跟國際規範接軌,從而化解內外矛盾?應該是個根本性的方向問題。記得蘆笛先生有句名言,大意是說“國人之蠢,表現在連犯錯誤都不會犯新錯誤,老是重復舊錯誤,在原地打轉。”
總之,由於大午新城遭遇種種挫折和阻力,我們親身感受到改革面臨十字路口,方向不清,道路不明,所以不揣冒昧,把思考已久的“資本社會主義”議題,亮出來獻醜,希望得到高人的批評指正。
探索“資本社會主義”新路
前文提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系念過理論碩士,後來,又在紐約州立大學社會系碩博連讀,兩邊都以《資本論》為主課,因此對老馬的理論比較熟悉。但是,我跟蘇紹智老師一樣,只能算半個馬克思信徒,或毛認為的“修正主義者”,就是如今西歐盛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我們都認為,無論從《資本論》的邏輯推理看,還是從百多年來歷史看,馬恩在《宣言》中鼓吹的革命和專政理論,都是經不住實踐檢驗的,因而是錯誤的。
我跟大午新城結緣,源自我的農村背景與戶口研究。因為我的戶口經歷曲折反復,加上以戶口做博士論文,所以對三農問題特有興趣。當我知道孫大午首次遭受牢獄之災,就開始關註大午城和大午人的命運。2020年春節前後,我舊地重遊大午新城,重點參觀開業兩年的醫院和剛起步的養老公寓,對他們的建設速度印象深刻。自2004年出事到現在,他們的產業規模已經翻了幾倍,年增長速度保持在兩位數,起碼15%,有時高達25%。難能可貴的是,實體經濟風險低,沒外債,信譽好,食品、酒業、飼料、教育,醫療等方面,在保定頗有名氣,還研發出名牌種禽“大午金鳳”,應該屬於農牧方面的優秀企業。
互為勞動,幫農民實現夢想
談到未來企業方向,我鼓勵大午考慮發展養老事業。因為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快,養老難問題日益突出。而農村人多數收入偏低,他們的體面養老問題能否解決?怎麽解決?將是國家的難題,考慮到大午新城的人口規模,我認為應該把養老問題納入規劃,為國家分憂,為百姓解難。大午同意我的想法。就跟不贊成教育和醫療是產業一樣,他也不同意把養老當成產業,因為老人已經為社會做了貢獻,到人生最後階段,再被割韭菜是不道德的。他說,目前大午醫院接近收支平衡,就診人數穩步增加,集團有信心和財力,也把養老事業做好做大,只要少賠或打平就行,決不靠它盈利。他詳細詢問我們舊金山灣區這個養老公寓的情況,表示要把養老事業規劃好,送交集團三會討論。他動員我們老兩口,也去大午養老,同時協助他們完善養老制度建設和人才培訓。我最近三年,參與北京一家民辦康養研究所的教材編寫,願意把我的文字跟他們分享。
其中一個亟待解決的議題:如何讓不盈利的養老事業自負盈虧,實現 “良性循環”?我提議,可否借用日本首創的“時間銀行”概念,試辦“鄉村養老合作社”?這個想法來自三方面啟發:
第一,大午集團有過緩解資金困難的“糧食銀行”經驗,如今可否擴大到養老領域?據司馬英華所著《風雨孫大午》一書記載,當年大午飼料廠遭遇資金困難,沒錢收購玉米;另一方面農民賣糧難,有人願意把玉米佘給大午先用,以後給錢。於是大午給他們打借條,承諾“就高不就低”:如果以後玉米漲價,按高價支付;萬一降價,還按借條上的價格支付。還有些人,到結帳的時候不急用錢,也繼續存在大午賬上,大午支付的利息比信用社略高。這就是“糧食銀行”的由來,也成為後來“非法集資案”的肇因之一。大午說,此事讓他發現,這種臨時“通融”手段,其實反映了經濟關系中“互為勞動”的本質。換句話說,種玉米的勞動,交換做飼料的勞動,兌現可以延期,並支付一定利息,可謂互利雙贏。
第二,目前中國養老難題之一,是資金短缺。一方面,讓人滿意的養老機構太少,收費又高,普通工薪族都難以負擔,更別說低收入的農民了。養老院缺錢,說到底是缺少購買人力和物資的必要經費。國家投入偏低,社會調節缺失,教育、醫療、扶貧和殘疾人福利等方面,也面臨類似困境。
第三,另一方面,中國又明顯存在資源浪費。比如人工浪費,無論城鄉,都看到閑散人群。產品積壓,產能過剩也是資源浪費。我們能否把閑置資源變成“時間存款”(或勞動工票)?讓現在的養老人員先利用起來,解決眼下資金困難?也讓貢獻人力和財物的義務人員,獲得一張儲存卡(類似信用卡),等他們養老時可以刷卡消費?如此一來,利用“時間銀行”,就可把當下的養老消費跟未來的養老消費結合起來,豈不是一舉三得?一能緩解當前養老資源短缺;二能把浪費的資源充分利用;三能儲備未來養老人員的支付能力。
大午表示,這個理念跟“糧食銀行”的道理相同,都是勞動交換和延期支付,從理論上應該可行,他非常支持。既然日本人有現成樣板,我們也可以試驗。不過,它涉及到一系列社會政策,操作起來並不簡單。比方說,養老合作社的營業執照歸哪裏審批?有沒有批準與否的政策依據?印制“時間儲存卡”或“信用卡”,會不會被視為變相吸納社會資源?搞變相貨幣?在法制不嚴密、政策解釋過份隨意的情況下,就怕我們的想法過於天真,施行起來阻力重重。尤其是,如果我們搞的比較成功,民眾口碑超過官辦養老院時,面臨的打壓可能更多。“武大郎開店”,“我搞不好也不能讓你搞”,是許多地方官員的心態。
在討論新型養老院的時候,我們又碰到另一個難題:如何培訓護工?我參照美國培訓護工的通用教材,給北京慧康研究院編寫過一個教材大綱,同時送給大午集團參考,因為大午也有試辦家政與辦護工培訓的打算。大綱提到,專業護工應該嚴格培訓,經過實習考核,持證上崗。除了就業指引,還應該負責管理,監督服務質量,受理養員和護工雙方的投訴。這些做法,不但美國護理公司普遍實行,就連在港澳臺工作的菲律賓護工(俗稱菲傭)也普遍實行。前不久有消息,說菲律賓跟中國達成意向,準備向中國輸出十萬菲傭,月薪萬元。我問大午,咱們如果培訓,是否能跟菲律賓護工競爭?
大午苦笑著說,你別太書生氣。菲律賓護工有組織有紀律有法律保護,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有兩國協議,發生糾紛涉及外交。咱們要辦護理公司,屬於內政,身份檔次沒人家高。比方說,如果有護工控告雇主性騷擾,但那家人背景過硬,咱們管得了嗎?沒中立的司法體系,那官司咱們可糾纏不起。所以說,菲律賓人能做到的事,咱們未必能。他的話觸到了根本癥結,讓我無言以對。
如今大午集團二次出事,我們計劃中的養老議題只好中斷。在大午重獲自由之前,我連繼續回國考察的興趣也煙消雲散,讓我不由想起蘇紹智老師跟我最後一次見面說過的那句肺腑之言:“這個政權如此強大,強大到什麽都想管;但又如此懦弱,懦弱到什麽也做不成。”
2,被逼改制,除隱患長治久安
有位曾任河北省府副秘書長的朋友,知道上層對大午偏見很深,勸我少跟大午來往,預言“他們早晚還要出事”。他說,辦企業就老老實實辦企業,“悶聲發大財”得了,為什麽獨出心裁,搞什麽“私企立憲”“三權分立”,讓官方心裏發毛?“憲法”是國家大法,企業怎麽能立?我聽了很詫異,原來黨官如此無知,只好給他講“憲法”的原本含義。我告訴他,“憲法”這個詞跟它的理念,是從海外引進的,在英文裏跟“章程”同義。我在紐約大學讀博的時候,兩岸三地同學,原本屬於同一個中國同學會。後來臺灣學生揭發,他們會長是個“職業留學生”(當時臺灣國府習慣這一套,而大陸領館和學生還沒立刻學會。如今臺灣放棄了,大陸又繼承了國府的“光榮傳統”),有意排斥大陸同學,我們倍感屈辱。於是我跟幾個同學醞釀,發起組建中國大陸留學生聯誼會,並獲選為首任會長。在學生總會註冊登記的時候,需要起草一份我們的“憲法”(Constitution團體章程)。原來“憲法”這個詞,在美國極為平常,隨便一個破公司,也必須填寫預先印好、格式固定的“憲法”,無非就是組成人選,如何分工,經營項目等等。既然憲法跟章程同義,人家大午集團憑什麽就不能立憲?
順便一提,因為這件事,國府把我打入另冊,懷疑我是“共特”,把我排除在首批留學生訪臺名單之外。六四屠城後,我們組織遊行抗議,並參加芝加哥的全美學自聯大會,又惹惱中領館,懷疑我是美國特務。再往後,我先後去自由亞洲電臺和澳門大學工作,榮獲“中美雙料特務”美稱。當我帶澳大學生去臺灣觀選,又去北京清華大學參加暑期班以後,才從朋友口中得知,我又上了國安的“美臺雙料特嫌”名單。合算下來,我榮膺美中臺“三料特務”桂冠。心裏納悶:為何身為華人,哪怕入了外籍,也非得被粘在某個政權的“皮”上不行?難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獨立人格”?這段經歷頗有戲劇性,那群華人學生中,出過幾個兩岸四地赫赫有名的女強人,比如臺灣人蘇慶黎(《美麗島》雜誌主編)、美國人艾琳達(施明德前妻)、大陸人周勵(《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作者)等,多少都跟我的“特務頭銜”有關。等我有空寫出來,供諸位消遣。
言歸正傳,大午“私企立憲”中的“三權分立”提法,也非什麽禁忌,而是他們被逼迫出來的一種無奈選擇。首先,“權力劃分,相互制約”是任何社會組織的通例,包括中共在內, “三套”“五套”班子是怎麽來的?哪個團體或政府機構不搞平衡制約(哪怕僅僅形式上的)?非得“一元化”,“一言九鼎”才好?幹脆直接回復帝制,豈不更好?
再說了,大午2004年遭受牢獄之災以後,是戴罪之身(緩刑),不能擔任董事長。而臨時代理的長子孫萌,力不從心,急需找能勝任的董事長跟總經理。萬般無奈之下,大午才想到三權分立和開放選舉。為什麽在原先兩權(董事會負責決策,理事會負責執行)分立的基礎上,再增加一個監事會(負責監督)?主要原因來自大午夫婦對家族企業傳承問題的長遠思考。多數家族企業,都會面臨老一輩創業者去世以後,後輩人發生爭權爭產問題,從而導致散夥甚至倒閉。他們想把家族產業交給職工代表管理,讓它變成永久的社會企業。但是,為了保證家族成員能繼續享受部分企業成果(即按章程規定,分享部分利潤提成),同時保證企業運作合乎“私有、公管、共享”的立憲精神,所以由家族成員推舉監事會,負責監督章程執行,參與糾紛調解,但不參與企業的決策和實際管理。
再說為什麽開放職工參選?大午的考慮是,既然把企業交給社會,就應該讓全體職工參與管理,有權投票,選舉他們信得過的負責人,這不僅是職工的民主權利問題,還有領導人的權力來源問題。如果像創業初期,或者其它民企那樣,從逐級任命管理人員,下面的幹部認為權力是老板跟給的,容易對上恭敬,對下蠻橫,甚至欺上瞞下,以權謀私。等老板發現上當,已經造成損失。與等級授權制相反,讓工人選舉領導人,權力自下而上,職工會把選賢任能跟他們個人利益相聯系。只有把能人選出來,才能讓個人收入隨績效增加而提高。基層群眾最了解候選人的能力和品德,一般不會看走眼。而等級授權,則可能把權力交給野心家(兩面人)。
據紀微漣編著的《大午立憲》一書記載,央視名嘴崔永元,應邀參加了2013年的第五次換屆選舉,並發表即席講話。他說:“大午集團是民企,而且是家族企業,改選董事會卻采用了民主投票的方式,先行一步先先進。”連用三個“先”字,獲得熱烈掌聲。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檢驗,這套制度在大午集團行之有效。從公司規模和效益的快速增長,說明它有很強生命力。當然,外界有人對“私企立憲”存疑,認為它不好推廣。我自己也對大午談過,我對“私企立憲”的生命力究竟如何,多少還有點擔心。相信情況,下文細表。
3,觀點有別,勤交流取長補短
有朋友問我:你跟孫大午交往多年,難道沒有過爭論?所有觀點都一致嗎?當然不是。盡管我們有某些共同點,特別在關註農村方面,好聽點是“鄉土情結”,難聽點是“農民意識”,但畢竟經歷有別,教育背景和生活環境不同,不可能沒分歧。本章列結尾之前,就談談我跟孫大午的主要分歧,或許有助網友更好了解大午集團發展的來龍去脈,並預測大午案的未來結局。我們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四方面。
一,如何評價大午集團“私企立憲” 的實際效果?
我沒機會親臨換屆選舉,只趕上過一次中層領導的初選大會,印象比較好。各位自薦和推舉出來的候選人,輪流發言。有些人首次當眾講話,不免怯場,但都很真誠並自信,跟我在臺灣觀選的印象類似。有人批評臺灣普選,說互相攻擊,拉攏選票,甚至黑金操控等等,總之水平很低。我反駁道:民主不僅是一套制度,也是一種文化,需要由低到高循序漸進。而且,除了在實踐中學習摸索,逐步提高,沒有其它更好辦法。抗日時期的晉察冀邊區,連區長縣長都普選,候選人背後放個碗,投票人排隊走過,往碗裏丟豆子,豆子多者當選,就這麽簡單。如今的大陸,難道文明素質還不如八十年前?村委會選了幾十年,停滯不前,有長進嗎?我前後共有五六次去臺灣觀選,感覺進步明顯。兩派互敬,文明守法,沒見多少人身攻擊和賄選行為。反觀2020年美國大選,秩序混亂,族群撕裂,透明度和公正性,遠沒臺灣好。我建議號稱民主大哥的美國,應該派人到臺灣,學習人家怎麽開票唱票。
大午對他們的選舉制度頗為滿意,說如今可以撒手,企業運轉不用他們夫婦操心了。我回答說:“效果如何,現在難下最後結論。因為你們夫婦第一代創始人,目前還健在,在重大議題上有一言九鼎的權威,也是孫萌新班子的主心骨。你們假定完全不參與,能否正常運轉,還需要檢驗。我倒有個主意,能幫你檢測,那就是到國外度假一年半載,連手機也不用,看集團是否正常運轉。如果不行,說明你們事實上還在垂簾聽政階段。”大午苦笑一下,說“目前還不行,爭取以後行”。
二,如何對看待美領館多次拒簽孫大午?
第二個分歧是如果對待美國領館拒簽孫大午的事情。要按說,大午是知名度很高的民營企業家,又經歷過牢獄之災,多次登上英文媒體,《紐約時報》曾經把他比喻為中國農民的羅賓漢(英國農民起義領袖),申請去美國考察的商務簽證,應該沒有任何問題。但不幸的是,他第一次申請就被拒簽了。原因也簡單,申請表上明明要求帶上能證明“沒有移民傾向”的所有材料,包括自己銀行的存款證明。可大午就是沒帶,還說“我們公司有上億資產,還用證明我個人存款嗎?”於是被拒簽,讓回去再準備。首次拒簽之後,簽證官往往特別警惕,而大午又漫不經心,難免態度傲慢,於是二次被拒。他當然有氣,朝後面排隊等候的員工一揮手說,“既然我這個帶隊的去不成,你們還排隊幹什麽?走人!”於是一夥人嘩啦撤離。這事激怒簽證官,說簽證申請是個人權利,你不應該剝奪其它員工的申請權。於是,後來又被拒簽過一兩次。大午怒氣未消,親自給奧巴馬總統寫信,抗議簽證官“蠻橫無理”,希望美國修改簽證規矩,能對民營企業家給予特別照顧,等等。他的信當然石沈大海,沒有下文。此後他賭氣說,今後絕不再申請美國簽證,除非美國領事主動把簽證送到他家。我說,那幾乎不可能。你不了解美中文化的重大區別。美國人公事公辦,基本沒有人情因素(其實也非絕對沒有,只是非常罕見),而中國人辦事,往往看人下菜碟。再說,多數美國簽證官缺乏中國知識,誰知道你孫大午是怎麽回事?
三,如何認識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場的正常功能?
孫大午對於家族獨資企業比較滿意,認為適合中國國情,容易調動員工積極性。而股份制的大型公司,不適合中國農村市場。尤其上市圈錢的股份制大企業,靠職業經理人全權管理,既不對企業職工負責,也不對多數小股民負責,只關註大股東的短期利益,因此弊多利少。對他的上述看法,我表示部分同意,更多不同意。如果說的是不健全甚至不正常的股份公司和股市,比方中國大型上市國企和股市表現,明顯跟實體經濟嚴重脫節。從統計數字看, GDP總量增幅很大,但股指長期在3000點徘徊。股市內幕復雜,大戶穩賺,散戶被割韭菜。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午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推而廣之到一般股份公司和股市,則不但是錯誤的,也是有害的。理由有兩個:第一,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曾經對股份制高度評價,說它是對私人占有的部分“揚棄”,也就是部分克服了獨資私有制對經濟的制約,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發展。從實際情況看,目前世界五百強,大多數是上市的股份公司,絕非偶然。
第二,凡屬健康的股份公司,通過股市融資能推動科研和刺激生產,把效益好的生產項目做大做強。而投資人通過股價上漲和提取紅利,也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我曾給澳大學生講過賭場跟股市的本質區別:對炒家來說,在股市投資跟去賭場投註,似乎有類似的刺激和風險;但重要區別在於,賭場的資金總量不會增加,只是重新分配。而股市的資金總量,是隨著股指上升而增加的,原因就是股市資金跟經濟發展結合,經濟總量上升,股指就相應上升。不信你可以把道瓊斯指數的發展軌跡拿來檢驗:如果你有足夠資金,按道瓊斯指數購買股票組合,並且保持足夠長時間(十五年以上),那麽你的投資穩賺不賠,永遠如此。所以,投資股市遠比賭場下註更健康,風險也更小。
四,如何預測大午模式的可復制性?
近年來,大午集團新增了一個“傳承公司”,以“走出去請進來”,講座培訓方式,宣講大午私企立憲的過程,討論相關的經驗教訓,反應比較熱烈。參加研討的人員,多數來自家族企業,也有學術研究機構。大家經常爭論的一個問題,是大午企業辦社會的發展模式,以及私企立憲的經驗摸索,其它地方和其它企業是否可以復制模仿?如果進一步細分,這個問題還可以分成三個層次討論:
第一個層次:大午集團的企業辦社會(社企合一)模式,其它地方有沒有可能模仿?社科院資深學者資中筠教授認為,沒什麽可模仿性。我個人認為,要看具體情況,如果別處也有類似農民企業家,處於一個相對孤立的地理位置,企業辦得相對成功,經濟效益不錯,當地又沒有配套的行政系統和社會服務設施,那麽,他們學習大午經驗之後,有可能從中獲得啟發,也把原本的家族私人企業,往社會企業方向靠攏。假如地方政府認為,當大午鎮的人口達到建立鄉鎮的規模,有必要建立通常的黨政人大政協等五套班子的時候,政企分開恐怕不可避免。但如何分開?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活服務配套,應該怎麽解決?原有的建設投入如何合理補償?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二個層次:家族企業變為社會企業,還涉及企業利潤分配難題。如果保持原來的家族私企,依法納稅之後,利潤分配屬於自家私事,政府和外人無緣置喙。改為社會企業之後,董事會大家選,自然會對利潤分配去向和比例發表意見。比方孫氏家族成員享受生活補貼這事,誰應享受?補貼多少?延續多少年?等等,都可能引發爭議。這件事可參考清朝對八旗子弟授“爵位”的前例。那也是照顧功臣後代,用金錢名譽阻擋他們參政,等於劉會茹說的“享清福”。但同時規定“爵位遞減,五世而終”,一代比一代減少,到官五代以後,就不能再“白吃皇糧”了。後代繼續遊手好閑,結局將會很慘。大午表示,這個問題值得他們認真考慮。
第三個層次:在公司註冊和財會制度上,也缺乏明確的法規條文。家族成員從出生到過世,終生享受生活補貼的事情,還涉及到相關財務法規。當然,我對中國現行的民企記賬報稅,不甚了了,不敢妄議。網上說,無論民企還是國企,普遍有兩套帳目“真賬內部使用,假賬應付審計”。假如在美國,給家族成員發放補貼沒法入賬,因為不合稅法。作為替代物,他們普遍建立信托基金,按照非贏利機構規定,特殊資金供特殊用途。只不過,信托基金的規範也好,特定資金的受益人也好,也要符合稅法規定,該報稅的一定報稅,否則會面臨嚴重制裁,包括罰款和坐牢。把不同性質的資金和財務分開處理,才有可能避免未來的麻煩。
當然,如果中國自上而下,還沒有完善的市場法制體系,單靠某一個公司內部,難以單獨完成上述改革。假如大午集團,因為這場牢獄之災而煙消雲散,我們開啟的“資本社會主義”探討,到此也就畫上了句號。反之,如果目前陷入的法律糾紛能妥善解決,大午和家人重獲自由,可以繼續經營他們家族企業的話,往後的改革任務會更加艱巨。但我相信,以孫大午的頑強個性和堅定理念,他還會碶而不舍,繼續追尋“資本社會主義”的“大午桃源夢”。究竟哪種可能性更大?且讓我們翹首以待。
結語:資本社會主義,農村復興的光明正道
這個連載系列即將結束,我懷著復雜心情寫下這篇結語。一方面,我把孫大午辦企業的思路大概梳理了一遍,算為他二次入獄講點公道話,心情稍感放松。當然,也希望我的“暢所欲言”有助於還他清白;但同時又不無擔心,我單方面“敞開”心扉,是否會給他的案情“雪上加霜”?上次為好友李達昌鳴不平,是2006年四月的事情。他曾任四川副省長,卸任之後,因莫須有的“瀆職罪”被判刑七年,真正原因是“水清不養魚”。當時,我先把文稿發給他家人過目,是否發表,請他們酌情決定,不想因“外人多嘴”而給他增添“罪狀”。最終,在北京即將宣判,案情無可挽回的時候,他的家人才讓我刊發。令人悲催的是,這次大午家人及高管全部被抓,只剩未成年的孫子,托付給外婆照料。我連一個征求意見的人也找不到,只好冒險“單獨行動”,並為此承擔任何可能的後果。
上文提到,我跟大午的探討,限定在中國農村以家庭承包為主體的民企範圍內,沒有以偏概全的意圖。但我們堅信,“私有、公管、共享”六字方針,有普遍意義,可以供其它企業學習參考。大午對此表示,“搞企業管理是一種實踐,說不上向誰學習,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從實踐中摸索,適合你企業發展的,就是最好的管理體制,管理方法,你就是成功的企業家。”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何偉認為,企業制度,特別是私企制度,應該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制定,不應有統一模式。“私企君主立憲制是一種比較新的企業模式,有它的獨到之處。”通過與華西村、南街村這類“社會主義樣板”的對比,讓我們更堅定相信,大午新城發展模式,不失為復興中國農村的一條光明正道,因為它代表中國農民“求公平,要富裕”的強烈追求,任憑什麽壓力,也無法讓它熄滅。“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稍有氣候變化,頃刻滿眼蔥綠。希望地方當局不要羅織罪名,借故扼殺華北平原上這個欣欣向榮的祥和社區。
一,總結回顧主要觀點
按照本系列順序,我主要分析了如下幾個問題:第一章,就孫大午“何罪之有”發了一通感慨。然後進入第二章,展開“資本社會主義”討論。先從人的兩面性“半是天使,半是野獸”說起,分析矛盾統一的“兩重性”,也正是我們主張的“資本社會主義”主題,即通過私有制和市場競爭,最終實現“水漲船高”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最後,再以“大午有機食品”如何“胎死腹中”為例,說明如果離開“有規範的市場經濟”大環境,就連“有機食品”這麽個小事,也無法辦成。
接著分析市場經濟兩大前提。第三章“人盡其才”,說的是“人”作為生產要素最重要部分,如何才能自由流動,包括不同地域、行業和社會等級之間的流動。我從“社會流動”這個社會學概念,說到企業家的“自由決策權”,最後分析我體會最深的“戶口隔離”制度。承認它在計劃經濟年代曾經有過一點正面作用,盡管付出了幾千萬農民的生命代價。但如今,戶口制已經墮落成中國市場經濟的最大弊病之一。最後一小節,順便談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即勞工生存狀況,它無疑跟“人盡其才”關系密切。第四章“物盡其用”,說的是其它生產要素流動。先胡謅了一通什麽叫“最佳配置”,談到林毅夫強調的“後發優勢論”和楊小凱提出的“後發劣勢論”,也算是對“彎道超車論”的一種反思吧。接下來是對土地問題的討論,包括對十八億畝紅線的五點質疑。在這個問題上,我完全同意楊小凱和文貫中兩位教授的土地私有化主張。再往下,談了“知識產權”和“技術保護”問題,試圖追根朔源,理解為什麽國人屢遭洋人病詬,一是產權觀念缺失,二是司法體系落後。這兩個問題不解決,不光彩的“拿來主義”還會繼續大行其道,外國公司反感是一方面,國人自己的研發熱情會繼續遭受打壓。本章最後,舉了大午集團兩個產權糾紛案例,一個是“大午糧液”的商標專利,一個是“大午金鳳”的種禽研發專利。
第五章試圖擴大資本定義範圍,重新定義資本如下:“所謂資本,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以通過貨幣量化和自由交換,能補償自身損耗,並可實現增值目的的所有財富、能力、品德及信譽。”接著,回顧了時代發展與資本的多元化趨勢。當然,這也跟商品多元化趨勢密切相關,以前不認為是商品的東西,現在也紛紛商品化了。最後,我再次強調,無論商品和資本的內涵外延如何擴大,等價交換的原則不變。權錢交易、裙帶風與尋租行為,是破壞等價交換的主要禍首。第六章主要批判“物質極大豐富”,指出人的需求分兩類,心理需求永無滿足可能。因為資源有限,而人的欲壑難填,因此,相對於心理需求的“供應短缺”是永久性的,圍繞短缺的“競爭博弈”不可避免。不過,對惡性競爭加以防範的同時,我也充分肯定 “競爭博弈”的正面價值,沒有博弈激勵,社會就失去發展動力。第七章批判所謂“思想覺悟極大提高”,先從“思想覺悟”的定義和量化分析入手,結論是沒法定義,更難量化。接著為正當光明的“追求名利”正名,認為只要手段正當,能客觀評估理想跟現實,追求名利乃是人的天職和成長動力。最後,回到“覺悟”的宗教含義,我主張啟發人性善念,堅守平等博愛思想,遠離成王敗寇的叢林哲學。
經過前面七章的鋪墊之後,進入第八章,對“資本社會主義”定義。我嘗試定義如下:所謂“資本社會主義”,是指一種可持續發展的企業與社會管理模式:它主張保護私有財產,法制化的市場競爭,分權制衡的管理分工,多元平等的社會文化,在財富增長過程中,水漲船高,勞資共贏,最終實現“有差別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接著,分別說明定義的範圍界定,為何是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和社會管理模式?外部參與法制化的市場競爭,內部實行分權制衡的分工管理,及多元平等的社會文化,最後,隨財富增長,勞資共贏,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目標——有差別的共同富裕。我們對比了大寨、華西、南街等“社會主義樣板”跟大午新城的根本區別,前者屬“外援型”,靠外來資源支撐,終難持久;後者靠“內生型”積累,有可持續性。第九章,回顧馬克思理論的對錯。這個問題之重要,不僅在於它如今還是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也由於它在西方有死灰復燃之勢。以《資本論》為代表的分析方法,是我們認識“資本社會主義”的重要手段,但《宣言》對資本主義危機、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大膽預言,卻是主觀擬斷,不符合《資本論》的邏輯推理。“資本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往前推導的必然結論。最後,介紹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一書,把它的主要論點羅列為七條,基本對應“資本社會主義”的主要觀點。第十章算是本系列的總結,展示大午模式的艱難曲折。先從糧食銀行說起,聯系到我們計劃開辦的養老事業,實質是農民互換勞動的原始手段,但卻面臨諸多刁難與打壓。接下來解釋孫大午為什麽要嘗試“私企立憲”?因為他被逼無奈,並非別出心裁,或有政治野心,他只想通過改制謀求企業的安全長久,避免其它家族企業人亡政息的共同命運。最後,我如實羅列並大概分析了跟孫大午在若幹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如果有機會繼續探討,我們還會爭論下去。究竟誰是誰非,請讀者自行鑒別。
二,突出幾點“可能的”新意
回顧了本系列的主要論點之後,我嘗試提煉出幾條“可能有新意”的觀點。之所以“或許(或可能)”是因為我閱歷有限,對浩如煙海的學說流派涉獵不深。也許我們認為的“新意”,已是他人牙慧,早被咀嚼得失去味道,或者另有更精彩的表達了,只是我們自己孤陋寡聞,坐井觀天而已。以下五條,是我覺得“可能有新意”的地方:
1,分清真假剝削。只要遵循等價交換原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所謂“剝削”,並非真正的剝削。只有打著“社會主義”旗號,以國家名義,違背等價交換原則的巧取豪奪,才是真正的剝削。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認為,等價交換本身,已經包含了剝削因素,因為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是向資本家提供無償的剩余勞動。奇怪的是,在美國左派教授的講壇上,也相信這個說教。我們則認為,勞動者並非無償貢獻全部剩余價值,他們自己也會分到一部分,否則,那部分剩余價值就沒法實現,也不符合馬克思說的“勞動力價值的道德標準”。
2,等價交換的永恒性。資本主義市場的等價交換,不但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方式。其他配置方式,將損害等價交換原則,增加交易成本,導致壓迫、剝削和貧困,也就是哈耶克說的“通往奴役之路”。這個觀點,否定馬列原來的信條,認為物質極大豐富和覺悟空前提高之後,就不再需要市場交換。原因在於人的心理需求,永無滿足可能,除非人類毀滅,發展停止。前文已有分析,此處不贅。
3,資本廣義化。隨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時代來臨,商品中包含的簡單勞動明顯下降,復雜勞動迅速上升,因此我們主張,對資本定義應該寬泛化,盡可能把所有用於市場交換,可用貨幣量化,並能提升自身價值的生產要素,都能包括進去。因此我們建議,把人力資本細化為體力資本和智力資本,並增加信用資本、天才資本、勞務資本、風險資本和專利資本,等等。
4,市場廣義化。我們所說的市場廣義化,是把一般商品勞務的自由選購範圍,擴大到其它需求領域,例如文化市場,媒體市場,宗教市場,理論市場,選舉(民意)市場等等,允許各家各派遵循同一個憲法指引,自由競爭,任憑“消費者”評頭品足,褒貶是非,自由選擇,並甘心“為此支付”情願的“價格”。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我們也剛剛涉及,所以在正文中不能充分展開,待有機會再議再寫,此處點到為止。
5,資本的“私有”與“社會主義”目標如何兼容?我們說的“社會主義”,就是“私有、公治、共享”六字方針中的後面四個字:“公治”和“共享”。具體實現手段靠兩種機制:用普選機制保證職工參與管理,用協商機制(包括罷工抗議)保證工人在瓜分剩余價值時,有能力討價還價,最終獲得合理份額。我們已經分析過,價值規律本身,已經包含在剩余價值的瓜分過程中,有工人的份額;另外,還有工會集體談判的功能保證。應該說,沒有階級力量的對比、平衡和制約,光靠資本本身,不會自動保證職工獲得合理份額。馬克思講的“道德標準”,還需要依靠工人階級的主動爭取。缺乏後者的功能,也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
三,歡迎網友批評質疑
本專題系列的寫作到此為止。全文發表之後,希望對此議題有興趣的朋友,多提批評意見,長篇大論也好,三言兩語也行,無論褒貶,我們都衷心感謝,熱烈歡迎。如果《議報周刊》認為必要和可能,把它出個小冊子,並圍繞中國民企未來前途展開研討,那正是我們蒙昧以求的好事。
從國內民企面臨的嚴峻局勢看,以私有制為特征的民營企業和個體經濟,究竟在中國還有沒有生存余地和發展前途?中國經濟的國進民退趨勢,何時伊於胡底?中國民營經濟遭遇的首次共產,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再到全部公有,最終導致三面紅旗和三年饑荒,創痛猶在,殷鑒不遠。假如今天的民營企業,再遭二次共產,前途又會如何?如今已現端倪。看看隨處可見的棄耕良田,日漸蕭條的世界工廠,快速增加的失業人口,難免悲從中來。假如再來個一刀切,廢棄土地承包,變相恢復公社大隊,就算中國農民無力表達不滿和抗議,我也敢斷言,他們的生產熱情,定會一落千丈。“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歷史將重演,包括糧食在內的消費品短缺,會再次降臨。當年有毛的威望和高壓,政風大體清廉,如果不算極少數人的特供,起碼糧油布票,可保平均。如今特權橫行泛濫,只怕連定量供應的表面公平,再也做不到了。因此,現在討論民企和個體經濟的未來命運,應該不是杞人憂天。
說到悲涼處,不由想起老友楊小凱對宗教的評價。我跟他一樣,都在無神論熏陶下長大,對宗教天生懷疑抵制,直到歸化外籍,又罹患癌癥,百般無奈下,才接觸聖經,逐漸改變信仰,最終成為信徒。他去世之前,有篇宗教感言,談他為何轉變信仰,並對經濟理論有了新的認識。其中提到,經濟“制度的來源不是科學,而是宗教”我感覺有一定道理。說到底,制度並非來自科學規律的啟發,而是人腦對客觀世界的一種感悟,需要靈性啟發,也就是神的召喚。例如:當年英國貨船,從非洲往美洲運黑奴,運費以上船人數計算。船主不管黑奴死活,任意打罵虐待,克扣夥食,缺醫少藥,死亡嚴重,有時高達五分之一。人販子被迫親自監督,教育船員要“講人道”,但收效甚微。後來接受經濟學家建議,改變交易條件(即制度),運費由“上船人數”,改為“下船人數”計算,把“人道與否”跟運費多少掛鉤,一舉解決了虐待問題。
再比如,當年國際貿易遭遇難題:先交貨怕收不到款,先付款又怕收不到貨。於是出現“信用證貿易”,買賣雙方各找自己的代理銀行,由買方出具不可撤銷的信用證。銀行收到信用證之後,才通知賣方裝船;買方收到貨物並檢驗合格之後,再通知銀行兌現貨款。這類巧妙的制度安排,都非科學推理的產物,而是實踐中摸索的“神來之筆”,說它是上帝的安排,也不為過。以此類推,讓我想到經常發生的民工討薪問題,據說政府工程也不例外。我在澳門期間,也見過建築物上貼滿“有汗出,無糧出”(粵語)的討薪標語,不由納悶:明明不難解決,為什麽政府不管?建立“工薪險” 制度,並非難事:所有工程勒令購買“工薪險”(比放說保費占薪水總額1%),否則不許開工。建築商出保費一半(50%),承包商出少一半(49%),工人象征性出百分之1%。萬一發生欠薪,保險公司全額賠付。如此一來,不但化解了欠薪,還能推動保險業發展。
在宗教問題上,孫大午跟我不同。他的父母親都信教,一個佛教,一個道教,但他自己從入伍到入黨,一直堅信無神論。因此,本系列涉及宗教議題的部分,完全是我個人的看法,跟大午無關。楊小凱說,市場經濟決非什麽人的頂層設計,也非科學理論的推導,而是人類社會依照神的旨意,逐漸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最優配置”方式。馬列信徒心血來潮,憑空想象出消滅私有的國家指令型計劃劃經濟,並冠以“科學社會主義”美稱。可惜,經過多半個世紀的痛苦教訓,終於不得不放棄,再改回市場經濟老路。然而,繼續頑固堅持錯誤理論的人還不少,試圖二次消滅私有制的人還在。大午集團和其它民企面臨的嚴峻局面,說明我們再度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因此,我不得不把以前說過的車軲轆話,再搬出來反復說,雖然知道,“說了也白說,不說白不說,白說還得說”。
最後,祈求上帝保佑大午家人和他的員工,能在困境中堅守良知,靜候法律的公正判決,早日恢復自由,重回大午新城這個好人相聚的地方,繼續互換勞動,積累財富,最終實現他們的“大午桃源夢”——“資本社會主義”美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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