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的社會環境的基本特征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程鐵軍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前言：“大午桃源夢”的實質，是資本社會主義
走進大午集團，你會在不經意間，發現紅磚墻上寫著關於“大午桃源夢”的標語和詩句。用孫大午本人的話說，那個夢，就是在他這個私有制的民營企業裏，通過勞動交換和民主管理，最終實現有差別的共同富裕，“不以盈利為目的，而以發展當目標”，也就是“私有、公治、共享”的六字箴言。

為何強調“私有”？因為這是他們夫婦白手起家創辦的獨資企業，從種地、養殖和飼料起步，經過四十多年打拼，在一片荒涼、沒人願意承包的鹽堿地上，初步建成了現代化的康養小鎮，集一二三產於一身，職工近萬，學生過萬，集生產、會展、教育、醫療、休閑、娛樂、養老於一身，成為華北平原一顆耀眼的明珠。他們的實踐證明，作為民營獨資企業，在資金周轉、產業營銷和調動職工的積極性上，效率顯著，用大午自己的話說“不欠銀行貸款，就愁資金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所以，沒有股份化的必要，更沒有發行上市和炒作虛擬資本的需求。

為何要講“公治”？因為大午人發現，許多家族獨資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後，都會面臨家族傳承危機和爭產分裂糾紛。為避免決策失誤和發展瓶頸，也為了凝聚職工對企業命運的關註，他們決定試行“私企立憲”和換屆選舉，采用三權（決策、經營和監督）分立原則，讓職工選舉董事會和理事會，家族成員組成監事會，監督企業章程的落實，不再介入具體運作，從而，把職工的積極性與企業長遠目標有效結合。換句話說，這種機制，可以讓職工把企業從一個單純的謀生“飯碗”，變為可以安身立命的“大家庭”。某種程度上，跟早年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工廠”，與日本豐田人的“企業辦社會”，有異曲同工之妙。

為什麽又說是“共享”呢？因為，大午認為，企業的目的不是家族得利，職工吃虧，而是帶動一方百姓，實現“有合理差別的集體富裕”。因而，集團在收益分配上實行“公平透明”制度，薪水福利自己可以提要求，部門主管審批，隨公司業績水漲船高。還對高管和下屬員工的收入差距加以限制，最高與最低差距不超過10倍。相對而言，在某些大型國企和著名民企，收入高低可以相差幾十倍到上百倍。這樣，相對公平的分配辦法，再加上教育、醫療、養老和退休雙保險制度（在國定社保金之外，再加上集團內部的退休金）等等，讓大午職工感到，他們能充分享受到自己的勞動成果。這種收入分配的制度設計，不就是官媒宣傳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嗎？

如果假定，孫大午的“六字箴言”沒有犯忌，那麽，如何才能保證“六字箴言”有長期可靠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呢？這是困擾大午人的首要問題之一。也許人們對於“公治”和“共享”沒有爭議，因為，就算中共自己，不也認為這是努力方向嗎？於是，問題就集中在“私有”上。為什麽大午認為“私有”是他們必須堅持的前提呢？

理由很簡單，一個白手起家的夫妻店（家庭公司），本來就靠自身積累逐步發展壯大，不但符合黨國政策，受改革開放的鼓勵，而且恪守人倫道德，完全不像某些官商勾結的冒牌“民企”，似乎有洗刷不完的“原罪”問題。你如果問大午集團的普通職工，哪怕薪水最低的清潔工或者門衛，他們是否受到大午公司的剝削？是否痛恨他們的老板孫大午？他們肯定會給你響亮的回答：“不但不恨，而且感激”。因為公司給他們提供了穩定的就業機會與體面的薪水福利，他們把大午新城當自己的家，不但要幹到退休，而且準備在這裏養老。

於是，大午跟我長期溝通，包括文字磋商和私下面談，希望探討並解決這個困擾他們的理論問題：那就是，六字箴言能否在理論上站住腳，並且代表人類社會發展的未來方向。經過詳細討論，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肯定的。就大午發展模式而言，私有制是繼續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只有建立和完善保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制體系，才有可能保證大午集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施大午私企立憲所追求的長遠目標：也就是通過“私有”的資本主義途徑，達到“公治”和“共享”的社會主義目標。因此，我們把大午桃源夢的實質（或者叫理論基礎），定義為：“資本社會主義”。其中還有個故事，留待下文細述。

當今世界有股逆流，喜歡給“社會主義”貼上醜陋標簽。似乎一談“社會主義”，必定極左，屬於令人惡心的“政治正確”，也是對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否定。但我跟大午，並不認同這種絕對否定社會主義的極端思潮。因為，社會主義有真假之分，流派之分。某些國家和政黨，打著社會主義招牌，掛羊頭賣狗肉，做了太多敗壞社會主義名聲的臭事。他們雖然表面上模仿市場經濟的皮毛，但拒絕學習社會福利調節，甚至把前資本主義的血汗工資和人身依附，拿來當“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種種有名無實，欺世盜名的醜惡行徑，是敗壞社會主義名聲的原因之一。說來奇怪，在許多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特別在北歐和西歐，社會主義並非貶義。至於我們所講的“資本社會主義”，應該如何定義？為何有道理？如何才能實行？敬請讀者繼續閱讀，看我們在下文的詳細分析。

孫大午犯了哪個天條？
自拙作《孫大午案件的未來結局》（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default.php?id=57476）2020年11月在《中國縱覽》首發以來，陸續收到網友詢問，想知道我跟孫大午交往的更多往事。經再三考慮，決定把我們圍繞企業經營和社會發展的若幹心得交流奉獻給大家，一來有利於網友對大午事件的深入了解；二來希望對我們的探討提出批評指正；三來（如果還有第三的話）也希望當局尚存的明白人，能敞開腦洞，擯棄有色眼鏡，不要強拉硬扯，把大午事件往“黑勢力”上掛靠，而應認真思考，看我們的討論有無道理，是否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我們倆所探討的這些話題，其實都是普通常識，並不深奧，更不神秘，或許比官媒的言之無物，及某些“理論權威”的胡說八道，更有參考價值。

沖突根源，產權模糊

我跟大午討論的話題，常常圍繞公司與地方政府的訴訟說起，試圖找到息事寧人的途徑。這次抓捕起因，跟鄰居“徐水國營農場”的土地糾紛有關。按郎五莊村民的說法，大饑荒之後的1963年，因人少地多，生產大隊在上級提議下，同意把七百多畝耕地，無償轉讓給國營農場，雙方簽了個不倫不類的所謂“合同”（按律師說法，村集體有土地所有權，而農場沒有，因此不具備簽署合同的資格）。但農場實際侵占該村耕地，多達兩千畝以上。須知，在那個“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歲月，村集體對土地邊界，也往往不當回事。經歷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遷，按現行政策，多數土地的使用權，已經承包給農戶個人。如今土地珍貴，村裏把有爭議的土地租賃權，轉讓給經濟效益更高的大午集團，從而轉化成大午集團跟國營農場之間的土地糾紛。說到底，這事跟“土地國有（政府說了算）”，“集體經營（幹部說了算）”，“農戶承包（官方隨意解釋）”這些模糊定義，與靈活多變的產權界定有關（此問題，下文還會細說）。

從地權界定不清，再往遠追溯，必然涉及物權、財權、收益權等其它財產領域的界限不清，於是，衍生出下列三方面社會後果。

第一，官權無限膨脹，官與民爭利。政府機構和官員個人，以國家名義任意侵犯百姓利益。這既跟意識形態有關，即所謂“國家重於集體，集體重於個人”的長期洗腦；也與根深蒂固的王朝心態有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人認為，中國宋明兩朝，有過相當發達的商業和資本主義萌芽，泉州曾是全球大商港，出現最早的錢莊（銀行）信用，但始終不能發育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原因之一，是王朝對民營經濟的打壓。動不動就對富商大賈“滿門抄斬”，“財產充公”，根本沒有“保護私有產權”的概念，更別提法律體系。

第二，尋租行為常態化、普遍化。官府尋租行為的泛濫程度，當然跟權力大小有關，同時也跟價值信仰有關。就算普通公務員，也可在自己有限職權範圍，以本應提供服務的“公務”尋租謀私。比如說，蓋一個程序性的公章，辦事員可用“等待研究”為借口，收受禮品紅包。不送禮，就讓你往返奔波。禮到了，才拉開抽屜，把蓋章的破紙遞給你，假裝什麽“領導剛剛批準”。

孫大午說，自從他的企業初具規模，開始賺錢之後，地方權貴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就沒有斷過。有的是“照章辦事”，用各種“政策條文”找麻煩，要錢要物。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公司在自己承包地上打井取水，必須獲得職能部門的檢驗批準。質檢局走了，土地局來了，防疫站走了，畜牧局來了，環保局走了，商檢局來了，都是同一個水井，化驗同樣的指標。陪同招待，笑臉迎送，成百上千繳費，無非多蓋個公章已。孫大午說他們“擾民”，為什麽不能分用同一張合格證書。他們回答：“這不是擾民，而是執法”。

第三，“紅眼病”和“仇富心態”蔓延。產權界定不清的另一個後果，是對全社會的腐蝕毒化。在集體化年代，形成“越不幹活越吃不飽，越吃不飽越不敢活”的惡性循環。從1960到1970，為了幫體弱的母親和年幼的弟弟掙夠口糧工分，我每年暑假，都從內蒙回河北下地幹活。看到“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現象十分普遍，大家最常說的話，就是“拼死拼活幹，能有你多少？”，“你的我的，都是咱們大夥的”， “低指標瓜菜代，誰不偷誰受害”。在這種心理支配下，小偷小摸，順手牽羊，占公家便宜的事情，司空見慣，群眾基本沒有負罪感。

當然，針對泯滅人性，壓抑和破壞生產力的現象，大家都用一句“社會主義大鍋飯”籠統概括。連種自留地，養雞下蛋換點零花錢，都被稱為“資本主義尾巴”，還居然喊出“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的驚人口號。對這些離奇現象的社會心理學分析，將留給下面有關篇章，此處點到為止。

私有公有，涇渭分明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1978-1981），我在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所讀研，有幸親歷思想解放運動和隨之而來的改革開放潮。當時理論界，曾經圍繞“要計劃還是要市場？要什麽樣的市場？”展開過激烈爭辯論。最後老鄧和陳雲定調，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蘇紹智首先提出）”，“社會主義市場”跟“鳥籠經濟”和稀泥，不許深究。我的導師仇啟華就此表示，理論上這樣“煮夾生飯”，結果會導致政策自相矛盾，“市場不像市場，計劃不像計劃”。事後證明，他看得很準。

我跟大午認為，從《資本論》原意看，自從自然經濟（以物易物和工場手工業為特征）過渡到機器生產之後，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是通過投資追求剩余價值的擴大再生產，也就是“以等價交換為手段，實現商品價值（包括補償消耗和獲取剩余價值）”的發展過程。沒有合理回報（等於或高於平均利潤），就不會有投資沖動，談不上市場經濟。

按照馬克思《資本論》的說法，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必須具備前提條件，那就是：商品生產者人身獨立，行動自由，重分擁有對產品的所有權，能在不受外部壓力的條件下，自願決定跟誰交易和如何交易。如不具備上述條件，這個人（包括自然人和財團法人）就不能算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他（或他們）所從事的經營活動，就不能算市場經濟。這種獨立身份，包括兩方面：一是業主跟業主之間的交易，這容易理解。無論什麽產品和勞務，都得遵循等價與自願原則，就是不能欺行霸市，強買強賣。雙方都覺得合適就成交，不合適就走人，買賣不成情誼在。

另一方面，還包括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易（雇傭勞動）。因為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力，獲得的是工資和福利（包括三險等），但市場原則不變，與業主和業主之間的交換，並無實質差別：一是等價，二是自願。這就要求工人必須人身自由，能在市場競爭條件下，決定把勞動力出賣給哪一個老板。在這個問題上，我跟孫大午對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有一個重要的補充修正。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福利，恰好等於工人的必要勞動，包括體力和腦力支出。但因勞動力是“特殊商品”，有個其它生產要素所不具備的特殊“使用價值”，就是生產“剩余價值”，也就是，提供“大於必要勞動時間之外的剩余勞動時間”。而剩余勞動時間，創造剩余價值，從而為資本家提供利潤，為政府提供稅收，為銀行提供利息，為地主提供租金等等。

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相信，老馬的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一切財富的本質，從而為無產階級革命（剝奪者被剝奪）的正義性和必然性，也就為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找到了終極的理論說明。

然而，我跟孫大午有不同看法，通過分析大午集團“私有、公治、共享”的實踐，我們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當然，我們同意，所有財富增長的源泉，都來自於創造性的生產勞動（無效勞動除外），也就是包括腦體在內的活勞動，跟其它生產要素（土地，原料，技術，設備，資金等等）結合的結果。其它要素只能轉移價值，不會增加新價值。新價值的唯一源泉（請註意“唯一”二字），是人的腦體勞動。這一點上，我們和其他勞動價值論者，沒有分歧。

但是，我們不同意剩余價值“全部歸資本家所有”，然後在地主、銀行家、和其他權錢階級分配，讓他們剝削“剩余價值”。我們認為，勞動力的所有者，並非僅僅獲得必要勞動的回報，他們也會從剩余價值中，獲得一定份額，從而實現勞動力自身的“擴大再生產”。這個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決非僅僅從疲勞中恢復體力智力，也非僅僅傳宗接代，完成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後備軍的再生產，而是隨著社會財富的增長，他們也要豐富和充實自己，通過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供，實現他們及其後代勞動力質量的不斷提升。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工人及其家庭的消費狀況，不僅僅有“生理標準”，還要有“道德標準”。也就是說，跟其他有產者相比，也得“差不太多”。孫大午一再強調的“水漲船高”，也是同樣意思。

另外，假定不考慮外貿因素，如果勞動階級的剩余價值，全被有產階級榨取，那麽，承載剩余價值的產品和勞務，不可能全部出售和消費，必然會有大批產能和成品積壓，無法實現自身價值。這些不能售賣和消費的產品及勞務，屬於無效勞動，無法被計算在“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之中。所以，無論從“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角度看，還是從“剩余價值充分實現”的角度看，說勞動者階級不能享受他們生產的剩余價值，是說不通的。至於他們從剩余價值中獲得份額的大小，取決於勞動力的市場供求，工會抗爭，勞工政策，社會輿論等多種因素的相互博弈。從這個意義上說，腦體勞動者，是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所有者，他在聰明才智方面的開支，也是一種投資。他們的投資，也需要獲得大於自身價值的剩余價值，也就是“利潤”。利潤的源泉，來源於他們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個問題，下文我們還會在“廣義資本論”部分反復細說，此處不贅。

得失優劣，早有公論

從毛年代到如今，官媒長期宣傳“破私立公”，好像“公”代表高尚，“私”代表罪惡。不禁令人想起南宋理學家朱熹那句“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豈不知，“人欲”正是“天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滅掉“人欲”，何來“天理”？一個能保障“人欲”正常發展的良好制度，乃是社會最重要的追求目標。

馬列信條中有個奇怪說法，記得來自恩格斯的《婚姻、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一書。大意是說，人類早期沒私有財產。到後來，出現了婚姻和家庭，於是才有了私有制。進而推論，將來人類往更高社會形態發展，也會消滅私有制和“剝削”，回歸公有制，進入沒有商品、貨幣和市場的共產主義“天堂”，覺悟極大提高，物質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令人奇怪的是，老恩沒對比人類社會其它特征，就斷言會出現“公有-私有-再公有”的螺旋形上升。 他沒看到，某些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未必是螺旋形，更可能是射線形，有始而無終。當然，假如星球毀滅，人類消失，人類文明也會隨之消失，屬於另一個問題。就從低到高的進化過程看，文明的發展，只會在原有基礎上繼續疊加，而非螺旋上升。你能想象，“從野蠻到文明，再到更高的野蠻”，或者“從無語言到有語言，再到更高的無語言”這類混帳話麼？

我們認為，從野蠻到低級文明，再到高級文明，是階段的持續上升。當初沒有私產，蓋因生產力低下，僅能群體謀生，才能勉強生存。後經部落爭鬥，優勝劣敗，適者生存，文明程度提高，由群交變為相對固定婚配，於是出現家庭。單純采集狩獵，發展到農耕養殖，生產力提升，出現剩余產品。家庭與剩余兩者的結合，形成私產。而私有刺激生產，促進競爭，進一步提高生產力。所以，婚姻、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現，是歷史一大進步，它與文明程度的提高，互為因果，推動歷史的更大進步。再往後，自然分工（男耕女織）發展到社會分工（不同行業），商品交易也從簡單互通有無，發展到由貨幣為中介，再到銀行和信用的出現。市場範圍擴大（包括內涵和外延），檔次提升，最終，伴隨工業革命和地理大發現，由封建時代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形成世界市場。

走筆至此，想起一段往事。我1978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念的就是世界經濟系的理論專業。主要專業課程就是兩本書：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全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當時叫“兩論起家”。那時改革開放，各種流派允許爭論，於是，我們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黃埔一期（社科院俗稱）”研究生，就向前來授課的專家學者，提出尖銳問題。多數學者，當時剛從牛棚恢復自由，所以相對開明，起碼對提問者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但是，也有掛名權威，讓我領教過專橫的厲害。其中兩位頗有名氣的教授，一位是人大政經系的郭丁，另一位是中央黨校的吳健，對我畢業論文質疑斯大林“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理論”那一章，極為不滿。借口抵制“反馬列的歪風邪氣”，反對我的論文通過。到第二（1982）年，世經所更換答辯委員，刪除兩位毛左，改聘南開經濟系的滕維藻和熊性美兩位改革派教授，才讓我順利過關。等碩士文憑到手的時候，我人已經在美國讀博了。

我對《資本論》質疑最多的，是它本身的前後矛盾。老馬在第一卷中，對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贊美有加，承認資本主義對人類文明貢獻巨大。說它在數百年間所創造的財富和文明，超過人類以往數千年上萬年的總和。甚至斷言，股份制的出現，特別是銀行信用與股票市場的興起，是生產社會化程度的“飛躍”，也是對“私人占有”的“部分揚棄”。我就這種“揚棄論”，追問過中美雙方頂尖學者，比方我的中國導師仇啟華（原社科院世經所副所長，後調任中央黨校）教授，和我在美國的博士答辯委員，紐約州立大學的伊曼紐爾.華勒斯坦等人。他們的答案不約而同：馬克思事實上間接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實具有某種“自我革命”能力，也就是自己給自己“動手術”的功能（具體分析，留待下文）。可是，在《資本論》第二、三卷，特別在他跟恩格斯合作的《共產黨宣言》中，又斷言“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是無法克服的“基本矛盾”，最終將導致“剝奪者被剝奪”，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取代。這種前後矛盾和左右打臉，是無法自圓其說的理論硬傷。

截至目前，對於公有制好還是私有制好？市場經濟好還是計劃經濟好？似乎已沒爭論的必要。如果放在戰後初期，也許爭論還有意義，和平競賽還沒分出明顯的優勝劣敗。但是，自從老鄧重啟市場，迅速解決吃飯問題，並實現經濟起飛之後，蘇東波也改弦更張，欣賞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國家，所剩無幾。還繼續討論誰好誰壞，似乎無聊。但問題在於，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基本還停留在經驗主義層面，說“實踐證明，市場好於計劃”。就連最頑固的中國學者，也不得不承認，市場，只有市場，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究竟為什麽如此？深究的人並不多。

針對“為什麽私有制和市場效率高？而公有制和計劃效率低，沒法跟市場經濟競爭”這類問題，我跟孫大午多次討論，他列舉了不少例證，比較生動地說明，為什麽私有制的市場行，而公有制和計劃過去不行，現在不行，將來也永遠不行。換句話說，馬列主張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實行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那是一條絕路。不但不是天堂，反而會成人間地獄。這跟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書所說的意思，異曲同工，只不過，我們的分析例證更合中國國情，特別是鄉村社會的民心和傳統價值。

人性與生存競爭

我跟大午的討論，多次涉及“公與私”的關系。比如“為什麽私有的市場經濟，往往優於公有的計劃經濟？”，“為什麽市場不允許弱肉強食的無序競爭，需要受法制和道德的雙重約束？”說來說去，“公與私”的追根朔源，還得從人的兩面性說起。至於“人從哪裏來”？究竟是造物主的傑作？還是進化論的產物？學者並無共識，關於“人往哪裏去？”的問題，將放到下文分析，這裏不想深究，重點分析人性與競爭。

作為高級靈長類動物，人當然具有動物習性，比如衣食溫飽和異性追求等等。但是，作為群居的社會動物，人又不能離開族群而獨居。所以，囚徒最害怕的懲罰之一，就是單獨囚禁（關小號）。既然人需要群體，所以就有群體保護意識，不但有保護骨肉血親的本能，而且也有“保護小至鄰裏社區，大至民族國家，甚至全人類”的某種認知或“覺悟”。無論“地球村”的說法也好，“共同體”的宣傳也罷，一定程度上，這都是“群體意識”的表現。



半是天使，半是野獸
公與私的優劣褒貶，說來話長。無論我們如何痛恨“私”之惡，還是褒揚“公”之善，僅就 “善惡”矛盾而言，人類行為，遠超獸類的先天本能，而升華到唯有“人”才可能達到的“理念高度”。其中原因，就是人類有其他動物沒有的“思想意識”，從而形成“正邪、榮辱、貧富、美醜”等相互對立的觀念，及觀念支配下的行為。這些獨有的屬性是後天社會化“再造”的結果。因此，我們同意人類學教科書裏那句名言：“人類的地位怎麽擺？介乎於野獸和天使之間：比野獸稍高，比天使略低。”明白這一點，再爭論人之初“性善還是性惡”？就沒什麽意義了。可以說，“既善也惡”；也可以說，“既不善，也不惡”，屬於自然的高級動物。經過後天教育培養（社會化過程）之後，才具有社會特征，成為社會產物。行善還是作惡？端看哪個特征占支配地位。

先說人性善的一面。慈悲心，憐憫心，同情心，等等，可以視為人性善的特征。再說性善的一面。按佛學說法，盡管善根與生俱來，但大德大善，還需佛法加持，通過修煉而達致功德圓滿，其中包括恪守戒律、增加布施、育慈悲心等等。大午的母親信佛，父親信道，全家沈浸在儒家氛圍濃厚的華北鄉村，從小受佛道儒（三教）熏陶。雖然青年參軍入黨，受共產黨教育，也曾立功受獎，但他言談舉止中，往往流露中國傳統文化的明顯痕跡。大午認為，善念和善行，主要來源於信仰、修養和精神追求，而非官媒宣傳鼓動，更無關名利。凡屬經過精心編織、導演和渲染的所謂高大上，都有虛假成分，不可當真。

另外，人的善念和奉獻，不可被強求和濫用，像新儒家所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欲”，把人的正當需求與合法權益，當成犧牲的“供品”。說到底，“人欲”是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壓抑和消滅人欲的企圖，非但不能得逞，最終還會變成社會前進的障礙，既“害人欲”，也“傷天理”。

再說人性惡的一面。占有欲，征服欲，領袖欲，貪婪心等等，可以統稱為貪心，集中表現在名利地位和色欲追求上。許多人間惡行，皆由貪心而起。當貪心超過正常（正當）欲望的道德邊界，膨脹到極點，便會壓倒原本人性中的善念，從而喪失良知，走向邪惡。由異端邪說包裝出來的邪念，無論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還是主體思想，邪教派別等等，由於塗上莊嚴神聖的油彩，會令信徒狂熱，喪失理智，產生殉道沖動，往往會對他人和自己，造成更嚴重傷害。

比方好勝心、好奇心、求知欲，甚至投機心和僥幸心等等，也是人獨有的特性，本無所謂好壞，就看怎麽運用，往哪裏引導。它們既是科技創新的動力，同時也是冒險和賭博的心理根源。其中賭博這一項（澳門稱博彩），是我在澳門大學講授《博彩社會學》的內容，值得多說幾句。當時學生問我，博場和股市，性質是否相同？我說既相同也不同。論輸贏和風險，有點相似，許多股民有賭徒心態，渴望賺錢。但不同的是，賭場不創造財富，只把現有金錢重新分配。大致劃分，三分之一是賭稅，三分之一是運營成本，最後三分之一，才用於賠註。因此，回報率沒法定高。比方令人眼紅的“超級樂透獎”，金額大到數百萬上千萬，甚至過億。但中獎機率呢？僅有千萬分之一，跟空難喪生的機率相等，唯一區別是“想要”還是“不想要”。

股市則不然。但凡健康正常的股市，資金會流向實體經濟，通過生產和流通過程，賺錢獲利，推動股息和股價上漲。假定你有足夠資金，能購買道瓊斯指數組合，並放置足夠長時間（15年以上），股指走向波浪型上升，盡管難預測回報率高低，但可保證，你的投資穩賺不賠。可惜的是，多數股票炒家，無力購買指數組合，更沒耐心等15年以上，所以只做短期投機，隨時進出，有賺有賠。但跟賭場相比，風險小得多。

既然賭博這玩意兒賠多賺少，如果淪為病態，可至血本無歸，甚至傾家蕩產，妻離子散，為什麽還有那麽多人趨之若鶩，令賭博業長盛不衰呢？這還得回到人性弱點的老問題：即冒險和僥幸心理。有人會問：遊戲競技，能否只給榮譽獎勵？例如獎杯、金牌或獎狀等等，別涉及金錢好不好？從而避免病態賭博等社會問題？我的回答是：不可能。為什麽？

且不說賽馬、賽狗、賽車這些變相賭博遊戲，不賭金錢就沒人投資，僅以相對單純的奧運為例。當年雅典初辦奧運，就強調友誼，突出競技，優勝者僅得一個花環，完全符合今天“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動聽口號。直到晚近，才出現金銀銅三種獎牌，但貴金屬含量極低，僅具象征，並不值錢。不過，隨時代變遷，奧運的商業性日趨明顯。獲獎之後的名利雙收，成為隱蔽的“含金量”，其價值遠超獎牌本身。

試想，如果沒有附帶含金量，大家就不必瘋狂，沒必要借藥物“出成績”。當然，選手的拼搏，國家的投入，對粉絲的吸引力等等，也會大打折扣。所以當今世界，差不多所有體育比賽，都或明或暗跟賭博掛鉤。這當然是金錢對體育的汙染，尤其弄虛作假，更是罪孽。但也可以說，賭博化金錢化的競技遊戲，同時也促進了體育娛樂產業的蓬勃發展。如今在美國，各類球賽的GDP產出量，遠遠超越多種工業產值，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拳頭產業。球賽也能成“產業”，這是馬克思當年可以想象的嗎？

當然，按照老馬的說法，只有一二產業才創造GDP，其它跟流通過程無關的服務類（三產），不創造價值，只參與GDP瓜分。因此，無論是前蘇聯，還是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非流通領域的服務行業，其增長數據，都不計入國家統計，更別說文體娛樂行業了。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只要有經營活動，其投入產出統統都要包括在統計數據之內。我們社科院的經濟學家們，還恥笑他們的統計數字不真實，因為包括許多水分和重復計算。不過，自從改革開放，特別假如世貿組織以來，咱們的統計政策也向西方國家靠攏，不再堅持馬克思原教旨的古老說教。

我跟大午對這個問題也有不同看法，認為老馬的說法當年就流於片面，如今更陳舊不堪，既不符合社會現實，也不符合經濟規律。這一點，留待下文細說，下面轉談競爭跟合作的關系。

合作與競爭，“良性”與“惡性”
上文提到，私欲決定了人的“自私”，而資源有限，欲望無限，生存競爭成為必然。達爾文主義者所說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就是這個意思。有人會問：假如實現馬克思所說的“極大豐富”，要啥有啥，還需要競爭嗎？我們的答案是：首先，從主觀上說，與人類永無止境的欲望相比，資源永難“極大豐富”。只要人類存在，競爭性將是永恒的。為何如此？下文細說。其次，從客觀上說，競爭還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社會要前進，經濟要發展，科技要進步，都離不開競爭。記得列寧說過，競爭，只有競爭，才能提高質量，降低價格，改善服務。不但經濟如此，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何嘗不是如此。嚴格說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有競爭。小到體育比賽、升學考試、求職擇業、升遷提拔、求愛擇偶；大至民族仇殺，國土爭拗，政權輪換，王位爭奪等等，也是競爭。更別提什麽“商場如戰場”“同行是冤家”這種耳熟能詳的事情了。可以說，沒有什麽領域是沒有競爭的。

除了競爭的範圍，還要說到競爭的性質，就是常聽到的“惡性競爭”還是“良性競爭”問題。競爭就是“優勝劣汰”，爭強好勝，有勝有敗。如果不設名次，不分勝敗，金牌人人有份，就不叫競爭。一旦鬥爭慘烈，會導致大家都損失慘重，甚至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因此，為了降低風險，避免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嚴重後果，於是，出現“良性競爭”、“合作雙贏”、“和平有序”等等理性呼籲。

不過，盡管有美好願望，但競爭（鬥爭）趨勢是絕對的，不會停止的；“合作”與“和平”都是相對的，臨時的，甚至是表面化、策略化的一種托詞。另外，什麽叫“良性”？什麽叫“惡性”？不是競爭雙各方自己說了算，而需要一個第三方，制定標準，有權裁判，裁判之後，還有強制執行能力。沒有這些機制，就難以確定何為良性，何為惡性？誰是良性，誰是惡性？

為避免話題扯的太遠，讓我們回到經濟競爭這個主題。在馬克思定義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前提條件是，產權私有，要素自由流動，商品等價交換，不許封鎖壟斷和強制等等。我們對“良性競爭”的理解，就是互通有無，公平競爭，以產品質量、優質服務與優惠價格，獲得用戶青睞，從而維護並促進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相反，弄虛作假，仿冒偽劣，強賣強買，欺行霸市，自毀信譽，等等破壞市場經濟的霸道行徑，就是惡性競爭。

在競爭過程中，為擊敗對手，商家各顯神通，不顧底線。比如，先低價傾銷（做虧本買賣），把對手拖垮，之後，再利用壟斷優勢，獨霸定價權，獲取超額利潤。有時候，不是一家所能壟斷，而是幾個較大的巨頭聯合行動，以托拉斯方式，把實力較弱的對手擠垮，然後再內部協商，瓜分市場。因此，規範化的市場經濟，有“反托拉斯”法伺候，可對壟斷嫌疑調查起訴、判決罰款，賠償受害者損失，並強制分拆托拉斯，恢復自由競爭。最近，民眾對美國網絡巨頭壟斷市場，強加言論審查，引起消費者和網民不滿。估計不用多久，他們就會面臨“反壟斷”調查。

“大午有機食品”， 胎死腹中
除了壟斷趨勢，惡性競爭的另一個後果，是“劣幣驅逐良幣”。良性競爭的結果，應該是優勝劣汰，“良幣驅逐劣幣”。為什麽會出現相反情況？就是因為缺乏良性競爭所必要的社會氛圍和法制條件（細節下文提及），導致誠實守信的公司破產倒黴，而弄虛作假的公司興旺發達。中國產品的偽劣假冒舉世聞名，特別是蔬菜水果的農藥殘留，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許多農產品，比方茶葉和中草藥，幾乎都不符合出口標準。我們家鄉是華北有名的大棚蔬菜基地，負責向京津地區供應蔬菜。菜農有條“只做不說”的規矩：“吃的菜不賣，賣的菜不吃”。我問原因，答案是：農藥化肥激素超標（三高），所以“只賣不吃”。自己吃的都另種一小片，全部有機。再問：“有機菜拿出去賣高價，不是更好嗎？”笑答：“這你就外行啦！有機菜產量低，周期長，賣相差，顧客不喜歡，價錢上不去。只有不管三高，才有利可圖。說來好笑，但誰也沒辦法。”於是，“有機打不過三高”這個疑問，存留在我腦海之中，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大午人為我解開謎團。

2018年秋冬，大午陪我參觀他們新開業的農業觀光科技園，請一位農藝師指導講解。那時我跟老伴正打算回國養老，因為是癌癥患者，醫生建議，我盡量多吃有機食品，所以，對大午農科園特感興趣。看完溫室裏生機盎然的水培有機蔬菜後，我順便說出心中疑問：“如今市場上有機蔬菜很少，你們不想上市？”農藝師說，不是不想，是困難重重。種植並不復雜，難在銷售環節。由於行政腐敗，註冊和監管混亂，就算印著“有機”商標，消費者也不信。有關系能賄賂，就能拿批文，不管真假。我們拒絕賄賂，就拿不到批文。拿到市場賣，還是“非法”。目前我們的有機菜數量還少，供賓館餐廳還不夠，所以也不打算上市。不過我有個計劃，想開發大午集團自己的有機品牌。

孫大午苦笑一下，說：“那咱們得看，以後市場怎麽整頓改革了。如果法制不彰，繼續混亂，咱們最好別淌那個渾水。現在就有打不完的官司，‘大午糧液’‘康養小去’剛折騰完，‘大午金鳳’又得立案，往後還有土地糾紛，小產權房等等，不知道多少官司要打。如果弄個“有機”商標，消費者不買賬，也許麻煩還少。萬一火起來，銷量上漲，利潤可觀，肯定有人眼紅，出來仿冒。你說咱告還是不告？不告吃虧，告了生氣，破財費勁不說，官司還不一定能贏。不過程教授，你不必擔心，就算我們有機食品不上市，供你一家吃不會有問題。”

新冠疫情爆發前的2020年春節，我再次訪問大午集團城。詢問有機品牌進展如何，大午說原地踏步，還停留在構思和觀望階段。以目前情況看，市場走向，非但沒往法制化方向改，反而明顯倒退。比方土地問題，公司承包地和從村民手上轉租來的部分土地，跟鄰居國營農場，在邊界上有重合，常起糾紛。以前，大隊和村委對邊界不認真，被農場侵蝕上千畝。如今耕地承包給個人，個人再轉租給大午集團，同時也把地界糾紛轉移過來。

按理說，依照農村土地承包的法律政策，徐水區土地局和法院，應該受理爭議訴訟，依法丈量土地面積，重新劃分地界，停止爭議。但奇怪的是，政府機構和司法部門，對土地爭議不予受理，聽任雙方矛盾發展激化。每當沖突發生，公安部門往往態度曖昧，立場偏袒， 讓公司和村民倍感壓抑。

就這樣，土地糾紛積累發酵，終於在2020年夏天，引發兩場爭鬥。頭一次在五月份，規模較小。第二次在八月份，規模較大。農場開動推土機，強行拆除大午公司在爭議地上建的辦公室，雙方發生推撞。防暴警察拉偏架，逼迫大午職工和村民到公安局門口維權，遭到抓捕。後經領導介入談判，才算暫告平息。

沒想到，矛盾暫時緩和，屬於揚湯止沸，並非釜底抽薪。事情拖延到十一月份剛入冬，大午人終於遭遇大規格集體抓捕，高碑店市異地出警，三百多武警全副武裝，淩晨一點封鎖大午城。破門抄家，大肆搜捕，從大午全家到集團高管，28人“一鍋端”。隨後，政府派工作組接管醫院、學校和各分公司。到此為止，那個開發“有機品牌”的美好構想，正式胎死腹中。

市場經濟前提之一：社會流動，人盡其才

市場經濟是動態的，發展階段不同，規模，範圍，成熟度當然也不同。你不能拿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或者以資本主義初期的市場經濟說事，更不能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說事。前者屬於市場經濟的初期，後者則是市場經濟的扭曲變形，我們將在下文分析解剖。本章所談的市場經濟，屬於馬克思《資本論》裏說的“商品一般”，或“市場經濟一般”，也就是把原始積累和國家壟斷階段都舍象掉，只保留相對正常、健康，受規章制度約束的法制化市場經濟。

所謂“必要前提”，就是構成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必備條件，缺一不可。本章內容，主要集中在“社會流動”，也就是“人盡其才”方面。

什麽是“社會流動”？
先解釋啥叫“社會流動”。這是個社會學專有名詞，指人在社會等級的階梯上，出現地位上下變動，也就是常說的“升遷”還是“降低”，或者“上調”還是“下放”。記得（好像）話劇《假如我是真的》裏面，某知青那句有名的臺詞嗎？“假如我不能上調（選拔回城），我就上吊！”說到人的流動，通常指地域變動，包括知青返城。而社會流動，則重在地位變遷。哪怕原地不動，由一個掙工分的農民，提拔為掙工資的公社幹部，也是升遷。相反，一個上海知青，由新疆兵團病退上海，地域看似升遷，但上海沒好工作，只能在裏弄工廠混飯，到退休時，住房和社保金都很可憐。而留在兵團的戰友們，因私人承包，有房有地有產，生活相對寬裕，反倒成了回滬知青羨慕的對象。你說，誰的社會地位更加優越？這還真不好說了。

認真追究，所謂“社會地位”高低，也僅僅是個“只可意會，不好言傳”的籠統概念，因時因地因人而異，難以具體量化。在官本位社會，官位（幾品）代表地位。平民百姓，見縣太爺必須下跪，只有秀才等有科舉功名者，可以豁免；在金本位社會（這個“金本位”，並非美元黃金掛鉤的那個金本位），金錢代表地位。此外，威望、門第、名聲，口碑等等，也占有一成份。好像沒有一套令人信服的統計指標體系，能準確給社會地位綜合打分。比方作家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應該說文學地位最高。可獎金數量，不過區區百多萬美元，在北京買套像樣的公寓都難。你說，與眾多土豪相比，他的社會地位高還是低？

回歸正題。上文說到，人的活勞動，與其它生產要素結合（老馬稱物化勞動），是創造新價值（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既然如此，我們就首先討論，人在市場經濟中的關鍵作用。如果除去未成年的兒童和多數學齡青年，以及退休養老人口的主體，那麽，當今世界的主要勞動人口，可以簡單劃分為兩大類：一類叫掙工資的人，靠出賣自己的腦體勞動謀生，俗稱雇員；一類叫發工資的人，通過投資，雇工經營，給雇員發薪水，兼管福利，自己則以利潤謀生，俗稱雇主。當然，在歐美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常看到身份重疊現象，許多雇員也不完全靠薪水生活，他們也可能擁有股票，間接從公司盈利中分到紅利。比方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給員工發薪的同時，也配送部分微軟股票，隨著股價上漲，據說包括清潔工在內，所有員工都成了百萬富翁，也成了大小不等的股東。

與此同時，作為老板的雇主（全靠股息生活的甩手掌櫃，屬於食利者階層），也在公司出賣自己的腦體勞動，從公司領取一份薪水福利。這種情況，在中小企業中特別常見，比方遍布全美城鄉的中餐館，幾乎每個老板都當過大廚，而大廚們積累一定的資本之後，又可以投資當老板。因為本小利薄，投資風險高，常常虧本倒閉。為了生存，小老板必須得給自己發份薪水，維持生計，同時繳納所得稅和社保金。這跟中國個體戶情況不同。許多農村個體戶，不給自己發薪，更沒假期可言，扣掉經營成本，都算成利潤（賺了多少）。其實，最後細算，也許還不如給別人打工。這也是農民工為傻撂荒外逃的原因之一（更深遠的原因是農地細碎，無法達到規模效益）。盡管有上述身份重疊或交叉情況，區分雇主和雇員兩個類別，仍然有重要意義，因為，所謂“剝削”和“被剝削”的世紀論爭，基本來源於雇員和雇主的階級劃分。究竟什麽叫剝削，我們留待下文分析。此處先說，作為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作為發薪者階級（老板階級，雇主階級，資本家階級，都算同義詞），應該具備什麽素質特征，才不辱使命，從而保證市場經濟順利發展呢？我們首先想到“企業家精神”和“自由決策權”，即市場經濟的主觀與客觀條件。

“企業家精神”，重在“決策自由”

企業家精神，說的是主觀條件，主要指大膽創新。據百度百科說，企業家精神包括“創新、冒險、創業、寬容”等幾個方面。其實，前三條都是“敢想敢闖敢試，包括試錯”，而寬容精神，則是人人該有的普通修養求，並非企業家獨有。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有本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專門談到在基督新教出現以前，傳統天主教會有排斥世俗生活和商業活動的傾向，而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徒則崇尚積極向上的創業精神，包括吃苦耐勞，追求經濟效益等等，沒有這種對經濟生活的熱衷追求，就不會有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對而言，中國的儒釋道等傳統文化，都有排斥市場經濟的因素。比方對社會等級的劃分，是“士農工商”，當官第一，農耕第二，工匠第三，最後才是商人（企業家），至今民間還有“無商不奸”的汙蔑之詞。

這裏順帶說說宋朝名著《夢溪筆談》和它的作者沈括。該書內容無所不包，舉凡農業、水利、天文、數學、物理、化學、考古、語言、史學、文學、音樂、繪畫以及財經等等。可是，研究成果不受賞識，被朝廷視為雕蟲小技而束之高閣。當時要有市場經濟意識，說不定他就成了中國最早的比爾蓋茨。眼看科技沒出路，老沈最後憑借官二代身份，進體制內當了底層公務員。為獲晉升，居然昧著良心搞文字獄，舉報老友蘇東坡涉嫌譏諷朝廷，被王安石斥為“小人”。

類似情況，如今怎麽樣？據農大朋友說，他們培養的科技人才，百分之八九十都改行行政，走官場仕途。勉強幹本行的，也不安心科研冷板凳。農大人才不搞農，非常普遍。咱們原本是農業大國，如今許多方面依賴進口，被人卡脖子，也就不奇怪了。這事說明，所謂“人盡其才，物暢其流（或物盡其用）”這句話，前後順序應該顛倒（起碼互為因果吧）。如市場機制欠缺，物不能“暢其流”，貨物（產品，包括發明創造）就會積壓浪費，研發和生產積極性遭受打擊，人能否“成其才”都成問題，遑論“盡其才”？

相對中國大學生的升官熱，美國大學生的選擇另有特色。一般而言，成績優秀，能負擔學費或獲得資助者，多選擇醫、法和商三種學院，入名校更好，將來職業必是醫師、律師和企管，職業穩定薪水高，鮮有改行者。就算理工農牧，或者文史藝術，雖然薪酬較低，求職不易，多數也得吃本行飯，因為聘用機構少有不看專業背景的可能。至於報考公文員的人，大都是找不到專業聘人機構之後，另一種無奈選擇。因為機關事務員往往繁瑣無聊，薪酬不高，盡管福利不錯，還是被人看不起，也難有高升的機會，多數熬退休而已，這是對所謂事務官而言。對於操控實權的政務官而言，從政之路是參加競選，通過黨派競爭，從基層議會和政府職務起，直到州和聯邦政府的最高職位（正副總統、參眾兩院等等）。競選過程也是人才篩選過程，除了黨派人脈，還要看政績、民望、口才等多種因素，最後憑選票數量說話。一旦當選，真有實權，也得真為選民辦事。萬一失敗，還回到原先的本職工作，沒有後顧之憂。不像中國黨政官員，說是能上能下，其實能上不能下。尤其靠裙帶和提拔任命的秘書幫官二代等，除了當官，一般沒別的專業技能。所以，缺乏擔當，唯命是從，對上笑臉，對下眉冷，就成為官場正常生態。

自由決策權，說的是客觀條件。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相應的社會條件，相輔相成。能否培育創業精神並充分發揮作用，還得看外部條件是否具備。最起碼的條件，就是人（潛在企業家）必須具有獨立自主的決策權，包括謀劃方案，選擇項目和地點，籌集資金，購買原料設備，親自動手或招聘幫工，出賣商品或勞務。一旦發現失誤，能及時轉業或更改地點。為何外商來投資，都要求獲得“國民待遇”？就是要跟本國企業享有同等條件，不能“看人下菜碟”，無端排擠封殺。其中，還有“獨立法人”地位問題。按說這事不言而喻，因為現代企業制度，都要求註冊為“責任有限公司”，把企業當作一個獨立法人，把企業責任跟老板的身家性命分開對待。一旦虧損，出現資不抵債，債權人也好，政府也好，不能因為清算企業而凍結個人合法賬戶，或者剝奪老板的家庭財產。如果動不動就沒收家產，父債子償，哪個還敢投資創業？

再轉談受薪者階級，他們的自由決策權也同等重要。前文提及，就勞動力的買賣雙方而言，雇傭勞動跟物權交換並無本質區別：等價交換，雙向選擇，滿意成交，不滿意分手。資方要求勞方有勝任能力，比如技術資質，健康狀況，熟練程度等等，能保證完成交辦的任務；勞方則要求資方提供相應薪水福利，安全保障，工作條件和晉升機會等等。如果亂設跟工作無關的附加條件，例如什麽戶口所在地、長相、年齡、政治面貌等等，就是限制勞動力流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範。張五常教授稱之為“交易成本”，認為“哪裏交易成本高，哪裏就受窮”。只有降低交易成本，才能提高效率，增加財富。明乎此，就知道美歐等國為什麽要通過“機會平等法”，要求招聘員工過程中，不得有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視條款。如果受聘者抓到歧視證據，可以把雇主告上法庭索賠。這既是普世人權問題，也是經濟效益問題。

侃侃我的“戶口故事”

在我看來，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最大障礙之一，是戶口制度對“社會流動性”的人為障礙。對此我有長期觀察研究，甚至感到切膚之痛，因此，把戶口制度選為我的博士論文課題。先說我親身經歷的多次“戶口沈浮”。

我1943年出生在蘭州市，那時雖然也有戶籍，但無城鄉劃分，可以自由自在隨便遷移。記得1950年，先把戶口遷移到天津市，開始上小學。一年之後，又遷移到老家農村，繼續上小學。大約1953年，母親去城市學縫紉技術，全家戶口遷往北京，嫌北京租房貴，再轉天津。一年之後，全家搬回農村，戶口又隨遷河北饒陽原籍。如今，許多人不了解上世紀50年代的真實情況，還以為今天城鄉分割的戶口等級向來如此，甚至自古皆然，完全不知道事情真相。

真正把城鄉分割開來的“戶口長城”，其實是計劃經濟的產物之一。初建於1958年，落實在1959年。那年暑假期間，河北省勒令高中、中專和高校縮減規模，大批關閉下馬，令許多學生失去升學或就業機會。母親擔心我初中畢業無學可上，於是讓我跟在呼和浩特當司機的父親聯系，轉學去內蒙。當時，雖然有什麽轉學證、遷移證、轉糧證等三證要求，但辦證並不難，我順利進入呼市五中插班念初三。有天跟隨父親，去派出所拿新戶口本，戶籍警笑道：“恭喜你趕上農村進城最後一班車。剛收到緊急通知，說從10月一號起，一律停辦農村戶口轉城鎮。你們要是晚一個月呀，就沒戲了……”。

在接下來的大饑荒年代（1959-1962），有大約兩千多萬城市職工及其家屬，在“支援農業”的口號下，被強迫遷出城市，返回原籍務農。這個下放規模，跟文革中期的知青上山下鄉，不相上下。後來，在知青及家長（包括眾多官復原職的高幹）們持續抗爭下，黨國高層終於讓步，通過高校招生、選調就業，病退回城等方式，允許知青基本全部返城，僅有少數新疆海南的兵團戰士除外。相對而言，幾乎沒人關註另外兩千多萬城市人口被驅離城市的事情，兩次驅趕到強制性基本相同，而相距時間，不過十年左右。

還回到我的戶口故事。1968年，我從內蒙師大畢業，分配在包頭工作，妻子醫學院畢業，按毛的六二六精神，不能進城市，只可到鄉鎮衛生院工作，所以分配到烏拉特前旗的新安鎮衛生院。不久孩子出生，為照顧家庭，我主動放棄包頭的工作，調動到新安鎮中學。1973年，夫妻一同調到河北老家饒陽縣，便於照顧年老多病的母親。1978年，考入中國社科院讀研，戶口由縣城遷到北京，算我的戶口第二次進京。三年之後畢業，留世經所工作，但家庭團聚和戶口進京又成為難題。我立刻決定放棄北京戶口，到河北財貿學院任教，條件是解決家屬調動、住房安排和戶口遷移。至此，總算解決了一家人的團聚問題。用張五常的話說，“交易成本”實在太高。好在，我在石家莊只工作一年，便於1982年赴美留學。太太和兩個孩子於1984年赴美陪讀，至今已近40年，多次遷居，還去澳門大學任教十年，再也不必為狗屁戶口問題而商腦筋了。

因為研究戶口，所以我特別留意中國戶口的發展趨勢，感覺雖略有松動，但城鄉之間的森嚴壁壘（特別在一線城市）基本沒變。城市國企和事業單位的招工聘廣告，往往列明“有本市常住戶口”，顯然是為保證本地城市人口的優先就業。按秦暉教授的說法，中國的經濟起飛，主要憑借“低人權優勢”，包括廉價勞力，無獨立工會，環境汙染等等。

大午集團職工近萬，多數來自各地農村，也有部分城鎮戶口，包括高校畢業的本科和研究生。我常問大午職工，是什麽原因吸引他們來這個鄉村私營企業。答案多種多樣，有的因為離家鄉近，便於探視父母；有的因專業對口，能發展自己所學；有的因為在原單位已退休離職，又在大午集團找到了第二份工作。最多答案集中在大午對職工一視同仁。雖然地處農村，但擁有城市生活的所有方便，又沒大城市常見的那種對鄉下人的排擠和歧視。孫大午本人對此表示，他自己當年當兵服役的時候，也曾有過將來熬個一官半職，讓老婆孩子也能轉為城鎮戶口。後來改革開放，才認識到農民自己有了條件，可以建設屬於自己的新城鎮了。

漫談企業的“社會責任”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個比較新的話題，始於1995年聯合國世界社會發展首腦會議上提出的“全球盟約”構想，涉及人權、勞動條件、環保、反腐等十項條款，目的在於維護“可持續發展”。動機雖好，但並非國際公約，沒有嚴格約束力，而且不同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理解。比方說，由於發達國家產業外移，願意到發展中國投資設廠，享受廉價勞工和寬松環保要求等優惠條件，以便追求更高利潤。這種趨勢引發國內失業，招致國內工人不滿，於是，工會透過NGO等國際組織，推動相關立法，要求外移企業比照國內條件，改善外國勞工（階級兄弟）的生存條件，目的在於，讓各國工人狀況出現拉平趨勢。這一點，倒體現了馬克思所說的“工人無祖國”大同思想，值得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鼎力支持。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些國家說一套做一套。記得有一年，聯合國轄下的國際勞工組織，派人去臺灣，調查美資在臺企業的工人狀況，恰巧我領澳大學生赴臺觀選，跟他們在臺大參加同一個座談會。我借機詢問，他們對臺海兩岸勞工狀況的觀感如何。有位女士大吐苦水，說他們一行五人，從大陸調查完畢，剛轉到臺灣來，主要調查沃爾瑪供應鏈相關的十幾家企業，是否有違背“全球盟約”要求的情況。在大陸遇到的阻力一言難盡，處處受到跟蹤盯梢，想找的勞工代表一個也見不到，去工人宿舍參觀也遭拒絕。而官方指派來跟他們座談的所謂“工人代表”，都是官辦工會幹部（實為公務員），說的是套話假話，一點也不配合調查。來到臺灣之後，才感覺輕松自由，隨便什麽地方都能去，想找誰座談都很容易。最後她說：“嗨，簡直像兩個世界！標榜的是‘社會主義’，實際上像個大監獄，難怪富士康老有農民工跳樓和猝死！”

也有另一些人，對“企業責任”的理解，跟國際勞工組織不同。包括孫大午在內，覺得中國畢竟開放時間短，工人對勞動條件的要求也相對低，只要比在農村幹活收入高，他們也就滿意了。這也符合馬克思所說“國民收入的國別差異”。隨著中國經濟繼續起飛，國民所得提高，工人對勞動條件的要求也會逐步提高，目前尚不能苛求。我承認他說的有一定道理，但國際勞工組織要求的許多標準，比如宿舍衛生條件，安全通道，男女同工同酬，組建獨立工會等等，乃是西方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就有的東西，只要對外商投資者，或他們的中方代工廠，提出相應要求，並不難達標，可中方就不幹。其內心深處，是不想讓百姓看到“外國人比共產黨更關心勞工福利”這個事實，好像太丟人了。

孫大午另有他自己的理解的“社會責任”。他說，因為大午集團地處偏遠，跟城鎮距離較遠，國家雖然批準為合格的“康養小鎮”，但不想投資改善環境，集團只有靠自己花錢，整地修路，供水供暖，建學校、醫院、公園等娛樂設施，按照城市標準搞建設。我說，你這叫“企業辦社會”，跟聯合國說的不是一回事。你們大午集團，逢年過節搞敬老活動，給孤寡老人和軍烈屬送紅包和生活用品，這些社會開支還比較符合關註社會弱勢群體。但全面建設市政工程，就超出了企業正常的經營範圍。

在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甚至在多數中國內地的縣鎮所在地，企業作為財團法人，已經照章納稅，盡到了它對國家的責任。職工作為社會成員，也向國家交了相應的稅費。國家收了稅，就應該（也必須）為納稅人提供相應服務，包括建設公共設施，實施義務教育，維護交通秩序，提供治安管理和消防服務等等。如果這些服務都讓某個企業承擔，有可能三個不良後果：第一，無形中增加企業負擔，在營運成本支出方面，不符合通常的會計財務章程；第二，對於那些只在大午集團上班，不在本鎮生活的職工和家屬成員來說，他們就不能完全享受這些公共設施，所以分攤到他們身上的社會開支，就是一種不公平收費；第三，用管理企業的辦法管社會，有可能讓大午集團的企業功能，與“大午鎮”的其它社區功能（包括政治、文化、社會、治安等等）混淆不清，從而影響社區治理，也不利於體現社區成員應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因此，我建議大午考慮，既然是個鎮，最好把生產經營區和市鎮生活區分開，跟地方政府協商鎮務建設和管理辦法，不能這樣長期由企業大包大攬。

大午認為，我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並說，地方政府也曾經建議大午鎮建黨委，而且動員他出任鎮委書記，還要相應建立政府、人大、政協等幾套班子。大午說，這個問題比較復雜。第一，他不想當書記，就連公司的主要責任也不想承擔，已經退居二線，當好“監事長”，已夠忙活，還是讓年輕人幹吧。第二，他也不願意讓集團公司分擔幾套班子的財政開支，希望徐水區委和保定市委，能拿出一個讓各方滿意的改制方案。至於集團已經支出的上億人民幣建設投資，要不要國家給適當補償，也是個說不清楚的問題。

總之，直到去年雙十一出事之前，大午集團企業辦社會的狀況還是依然如故。政企分離問題，沒有新方案。也許，這次出事是個契機，案件審結之後，或許能看到一個比較明確的新發展趨勢。

市場前提之二：物暢其流
“物暢其流”也叫“物盡其用”，就是生產、流通和消費充分完成，取得最佳效果，發揮最高效率。上文說到人盡其才，指“人”的主觀能動性充分調動，這章轉“物”的充分利用，也就是人如何對物質正確認識並做出聰明判斷，通過設計、生產、流通和銷售等環節，實現利潤最大化。人是活的，物是死的，沒有人的行為，自然物不會成為商品，因此，雖然說的是物，其實還是人和物的相互關系。

芻議“最佳配置”
近年來，呼籲生產要素“最佳配置”或“最優配置（組合）”，成為官媒話題。然而，最佳配置難點何在？則少有追問。顧名思義，“生產要素”就是保證生產順利的重要因素，廣義上分三種：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結合方式的要素。如果除去已經說過的“人盡其才”，也不談“自由市場”是最好結合方式（因整篇文章都談這個主題），單說物的要素，則包括土地，資本（貨幣資本和廠房、原料、設備等實物資本）和信息（無論技術信息還是市場信息）這三大項。記得八十年代讀研，生產要素定義，不包括信息。後來信息革命突飛猛進，人們才認識到信息也是生產力，而且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1982年剛來美國時，電腦尚未普及，論文還用打字機。到80年代中期，圖書館才有了電腦，學生使用得排隊。1987年為寫論文，我勒緊褲帶買了第一臺電腦（IBM80386），外加笨重的激光打印機，價格高達5000多刀，如今已經難以想象。此事說明，科技革命如何神速。

轉談“土地”和“知識產權”話題，這兩個問題，不僅嚴重困擾大午集團，而且日益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巨大障礙。先說怎麽定義“最優組合”或“最佳配置”的事。記得早年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有個從蘇聯躉來的觀點頗為流行，說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像只看不見的手，通過價值規律和市場供需，自發調節生產和流通，因此，有盲目性和破壞性，加上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性和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導致有購買力的需求相對萎縮、停滯，甚至下降。因此，導致生產過剩的周期性危機，只能銷毀商品和機器，通過設備更新，開始新一輪發展周期。與此相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用看得見的手（政府通過國家計委）調節生產，根據人民不斷增長的生活需求（現在叫“美好生活的期望”），有計劃按比例安排生產。因此，能避免浪費，提高效率。這套說教，恐怕在今天已經沒人相信了。經歷過計劃經濟的傷痛，餓死幾千萬生命，就連最頑固保守的禦用學者，也不得不承認：市場，只有市場，才能實現要素的最佳配置。

其中道理並不奧妙，是人都知道，商品和勞務的種類成千上萬，市場信息瞬息萬變，消費者選購商品和服務的標準、偏好、性價比等等，只有直接參與交易的廠商才能及時了解，並根據預期而做出相應判斷，而坐在辦公室的計劃官員怎能辦到？就算他有“大數據神器”助威，也斷然無法追上市場的復雜多變。如果讀者還記得老毛時代，票證如何龐雜，貨品如何稀缺，務員又多麽牛氣，再比較一下如今超市的琳瑯滿目，以及服務人員的低三下四，勝敗優劣不辯自明。無論你階級感情怎樣飽和，對毛爺如何懷念，恐怕也難說出“計劃好過市場”的屁話吧。

如果深究，還能發現，所謂最優配置，不僅包括適銷對路（賣好價錢），還包括利用商品交換（包括內外貿），發揮比較優勢，實現效益最大化。這個理論，來自李嘉圖的勞動分工和比較優勢論。比如生產最簡單的縫衣針，如果由同一人完成所有工序，比如斷絲、打眼、磨光、包裝等，生產量就少。如果每人只管一道工序，綜合效率明顯提高。好友楊小凱博士，在澳洲莫納什大學任教期間，試圖用數學模型證明，分工提高效率，被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看好，認為他的研究，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獎。可惜小凱罹患癌癥，英年早逝，留下課題組成員，不知後繼研究進展如何。

說到小凱，不由聯想到他的另一項經濟學貢獻，就是總結了“後發劣勢論”，及時反駁或平衡了北大教授林毅夫倡導的“後發優勢論”（好像已經編入大學公共教材）。這個理論說，世界市場提供了借鑒機會，落後國家可以通過“拿來主義”（不管抄襲還是購買？），把先進國家的經驗和技術“為我所用”，能節省費用和時間，實現“彎道超車”。楊小凱不否認“後發優勢論”有其合理成分，但片面強調就是謬誤。他總結了不少落後國家，簡單抄襲西方技術造成的負面後果，包括輕視基礎研究，忽略西方進步的制度根源，類似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頭來，抄襲暫時獲利，越發不思改革，繼續保守，成為“後發魔咒”，被小凱總結成“後發劣勢論”。這個理論提出了二三十年，官方不重視，學生不知道。對照今天的中國，隱約感到“後發魔咒”的巨大能量。似乎舉國上下，有種“天下第一”的無名狂躁，非但“改革開放”不再，更出現呼喚毛氏文革的雜音，目睹種種“怪現狀”，能不驚嘆楊小凱有先見之明嗎？

地權不清，流轉困難

就經濟活動而言，土地（及附著建築、水源、生物和礦產資源等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咱們農耕民族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土地不可再生（稀缺性）和不可移動（挪不了地方），所以，有些人認為，土地不該是商品，不能隨便買賣。就算不得不倒手，也僅算是“特殊商品”，不能私有，更不能自由處置。老革命是靠“打土豪分田地”奪的江山，或許害怕土地私有導致歷史重演。這種思維邏輯，應該是黨國大佬的基本取向。那麽，我們先看看，世界各國地權制度的概況如何。

目前，世界多數國家實行土地私有制，允許買賣。在英聯邦國家，土地名義上歸女王所有，但使用權仍歸私人，可以買賣，跟土地私有沒啥差別。繼續堅持土地國公有的國家，也就幾個共產政權。如果越南土地私有化的傳言屬實，那就只剩古巴、朝鮮和中國“老哥仨”了。市場經濟的土地買賣分兩種：有的一次性購買斷，永久所有，每年向政府繳納地稅；有的是永佃制，向法律上的所有者繳租金，但租賃權亦可以按市價轉讓。土地價格分三類：一是農地，價格低，地稅也低。但農地改非農，要經過嚴格法律程序；二是商業用地，價格和地稅相應較高；三是住宅用地（宅基地），地價跟地稅都高，地稅占市價的比例大致不變，但絕對量隨地價升降而變動，數年有次調整。我近40年來，只見過兩三次調低，多數是調高，說明房地產價格走向，總體呈上升趨勢。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紐約上州買過一個兩層的獨立屋，有地下室和頂樓。後來售出的時候，發現房產證（地契）丟失，問律師怎麽辦？律師說，你去縣商會補辦一個就行，很簡單。第二天，我去商會檔案室補辦，管事的老太太讓我填個表，看看我的身份證，立刻按地址找出我的地契檔案，隨手復印一份，再蓋上商會鋼印，簽上她的名字，跟我丟掉的原契一模一樣，僅收功本費五刀。對比中國房產證丟失的麻煩，我對他們的制度大為贊賞。老奶奶聽我一誇，自豪地說，“在美國，房主永遠不必為丟失地契擔心。每次房地產成交，律師都會把過戶文件送到商會。我們按法律規定，復制三份，一份給新房主，一份這裏存檔，另一份送交州政府，存進防核武的山洞。就算這個大樓失火，或者核戰爆發，你們的地契也安全無虞。”

除了產權證的安全保管，美國地權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所有權不僅包括地面，而且包括地下和空中（具體高度，受當地政府規範限定）。這一點，據說連中華民國的地權法，也沒做到。孫中山制定土地法的時候，仍然把地下資源（水源和礦產）留在國家手上，大約有“節制資本”目的。美國的地權包括地下資源，留下升值空間，顯然對地主有利。換句話說，土地的市場價格，不僅包括絕對地租，也包括未來可能升值的相對地租。如今中國征用農田的時候，補償方法基本按土地糧產計算，至於其它導致地價提升的收益，都歸國家所有。因此，從農民手上征地，往往幾萬塊錢一畝，而轉手賣給開發商，則是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一畝。農民怎麽會服氣？

對比美國人的例子。奧克拉荷馬州盛產棉花。幾十年前發現石油，棉田頃刻變油田。石油公司高價購地，由原本幾千美元一畝，突然提高到百萬。可棉農仍然不幹，他們成立維權組織，集體跟石油大王談判，提出的條件是：除了一次性支付地價，還要從每桶成品油中，提取百分之二的利潤分紅，直到石油采幹為止。公司無奈，只好讓步，不但棉農自己成了千萬富翁，而且為子孫後代爭得源源不斷的石油收益。

聽完棉農故事，大午感慨地說，“咱們的問題，不但在於執法的隨意性，而且表現在對產權的模糊態度，和監管的不確定性上。比方說，我有塊承包地準許建雞場，批文只寫“雞舍”多少平米。我順便建個小平房，土地局就說違章，要給我推倒。這不是胡來嗎？我們一天到晚在雞場幹活，蓋個休息的簡易房就不行？非得蹲在雞舍裏吃飯午休？” 大午接著說，“再比如，國家鼓勵農民，用空置宅基地交換我們的商品樓，有利於閑散土地利用，也促進促進城鎮化建設。我用置換來的土地指標建了九棟電梯房，也從土地局和城建局拿到了批文，政府還收了相應的稅費。沒想到，新任區土地局長，對前任領導批準的事情不認賬，硬說我們是違章建築，聲稱要給我們炸掉。後經據理力爭，市領導介入協調，才算平息了糾紛，讓我們再補交點什麽“變更用途”差價，才算擺平了這場風波。如果地權界定非常清楚，土地用途監管也明白易懂，不留模糊地帶。還會有這麽多摩擦和糾紛嗎？”針對這種模糊隨意，我詢問了體制內朋友，他們道出了其中奧妙，原來，隨意性跟尋租空間成正比。隨意性越大，撈錢機會就越多。所以，城市街道幾乎年年施工，挖了修，修了再挖，每次施工都有回扣可拿。

走筆至此，順便說說“十八億畝紅線”。記得2006年，胡溫班子提出“確保十八億畝耕地紅線不動搖”的響亮口號。其出發點，是保證中國有足夠耕地，可維護糧食安全，不被外國卡脖子。因篇幅關系，本文不想全面展開這個大問題，只提五點質疑，供讀者參考。

第一，為什麽十八億畝？ 而不是十九億，或者十七億畝？是頂層拍腦門的產物？還是經過科學計算和沙盤推演？天則經濟所的茅於軾教授，在大午集團的一個研討會上曾表示，“十八億畝紅線”並無科學依據，而且經驗表明，在地方政府日益依賴“土地財政”的情況下，所謂紅線未必守得住，“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十分普遍。

第二，土地和糧食的關系，不能僅看人均耕地，還要從生產率和價格體系著眼。一方面強調耕地紅線，另一方面，土地利用率又非常低，農民撂荒嚴重，寧可或外出打工或轉營它業。原因何在？還不是因為規模太小，效益太低？既然耕地種糧沒利潤，甚至虧本，你如何把農民捆綁在承包田裏，不許他們謀求更高收入？剛看一篇網文，說當年率先分田單幹的安徽鳳陽小崗村，如今又要合作化，回歸大隊和公社了。莫非只有強迫農民種糧供應城市這一條路？就不會思考如何發揮市場機制？不但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甚至還能吸引城市閑散勞力和農技精英，自願到農村探索就業出路和發財機會？

第三，隨著經濟起飛，中國糧食進口明顯增加，並非因為中國人不會種糧，而是因為國際市場物美價廉，比自己耕種更劃算。用出口掙來的外匯，進口國外糧油肉奶，不就是發揮比較優勢嗎？要改變這種對外依賴，需要擴大種植面積，提高效率，讓務農的收入，跟其它行業大致持平，這不正是市場規律嗎？當然，途徑有兩條。一條叫“拉美模式”，聽任壟斷公司並購土地，搞大種植園，逼迫自耕農破產，淪為打工仔。這種模式的特點是高科技專業化，優質高效，但貧富分化嚴重，社會不穩，革命和政變頻繁。另一條路叫“東亞模式”，見於臺灣、日本和韓國，特點是穩定家庭土地私有，發展農會等合作組織，民主管理，公開透明，分享技術、金融和市場網絡，研發精細農業，提高附加值，加工產銷一條龍，也能實現規模效益，同歐美大企業一爭高下。以目前中國走勢看，沒有鼓勵社會自組織的意圖，學東亞模式的可能性很小，而走拉美道路的可能性更大。

第四，中國曾經飽受饑荒之苦，數千萬人為此喪生，所以對糧荒極度敏感。可是，根據印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教授的研究，大饑荒從來不是糧食短缺引起，而是因為信息閉塞和流通不暢導致。當年，被浮誇風沖昏頭腦的各級幹部，欺上瞞下，不講實情，讓毛劉周等黨國領導，根本不明基層情況，還繼續糧食出口，強迫食堂開放。等到發現大批死人，已經鑄成大錯，巨輪難調頭了。如果今後再有需求缺口，外國政府和糧商不會卡咱脖子。只要信息靈通，就算人道救援或貸款賒購，也不至於到餓死人地步。至於權貴集團囤積居奇發國難財，是另一個問題。如果重走集體化，風險有多大？我們覺得非常大。歷史傷疤未好，農民合理致富的欲望受壓，必然再現“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歷史幽默。加上輿論一律，下情不能上達，那麽，大饑荒的再現，恐難避免。

第五，如今高效農業興起，且不說立體農業、室內養殖與無土栽培，更不說農業的工業化趨勢，可以在高樓裏產出各種水果、蔬菜、菌類和魚蝦，甚至直接合成香腸火腿等人造肉類（這裏超市已經在賣），就說中國農村常見的大棚和溫室，也在逐漸改變種植的季節性和地域性，極大提高復種指數，增加花樣品種，提高經濟效益。這些趨勢，自然會減少對土地面積的剛性需求。假如依靠傳統農業，以前需要一畝耕地養活一口人的話，如今也許只要半畝，未來可能更少。隨著人口逐年下降，更多土地可退耕還林，還草，改善植被，優化生態，對可持續發展未嘗不是好事。

傑瑞米柯賓

“知識產權”與“技術保護”

“知識產權”進入法律條文，是洋人的發明。起碼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對此沒概念。查閱文獻才知道，人類最早的專利法概念，起源於公元前500多年的希臘，比咱們早了兩千多年。到1881年，清廷給鄭關應發出第一個“專利”聖旨，對他的織布機給予十年保護獎勵。到1898年，正式頒布《振興工藝給獎章程》，似是中國首部 “專利法”，重在獎勵，而非真正保護。法制不彰，何言保護？另外，聖旨在先，法規在後，看來也是歷史傳統。從北洋到民國，鹹與維新，照抄西方，專利法規逐漸增多。翻開1949年之前出版的任何書籍，大約都能看到“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字樣，說明出版行業，跟世界市場接軌。

中共建政後的1950年，前朝留下的市場體制基本延續，周恩來為首的政務院，也頒布過一個《發明權與專利權暫行條例》，可算毛時代的唯一記錄。黨國首次頒布《專利法》是在1985年，剛加入“國際產權公約”的時候，實為“入世”熱身。從1950年到1985年的35年間，“技術專利”在中國絕跡，任何個人和集體的發明創造，都是黨國功勞，與個人貢獻無關。再看入世之後，屢屢同洋人發生產權糾紛，就不足為怪了。

能否制定貨真價實的專利法，並嚴格遵守之，涉及兩個相輔相成的因素：一是產權意識；二是司法制度。先說第一，我跟大午都認為，中國人並非天生無視知識產權，否則就不會有那麽多百年“老字號”和“馳名商標”。比如同仁堂中藥，東來順涮羊肉，狗不理包子，王老吉涼茶，王麻子刀剪等等，說明中國人跟洋人一樣，不缺創名牌的文化基因，消費者也同樣，認同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產品信譽。對知識產權最大的危害，其實來自莫名其妙的“共產意識”。戴上有色眼鏡，看專利覺得刺眼：既然你資本家的企業都可充公，臭牌子又算什麽？他們認為，知識乃人類共同財富，應該共享，憑什麽保護？這種“共享”觀念，在中國非常流行。比方說，“王麻子”刀剪熱賣，於是湧現一大堆同類商標，難辨真偽，什麽“老王麻子”，“真正王麻子”“真正老王麻子”等等。文革期間，百年老店跟名牌字號都銷聲匿跡。只有“同仁堂”和“狗不理”少數幸存，也都變身國營，直到如今。

再說第二，司法體制。司法體制是否完備，主要看兩條：一是能否獨立（或超然）於黨派利益之外，做出獨立裁判。如果像中國如今的做法，把公檢法置於黨的政法委之下，而政法委又聽命於黨委書記一把手，那麽，所謂庭審，不過是按政法委內定的“劇本”，跑龍套走過場，裝點門面而已。比方這次大午集團跟徐水國營農場的土地糾紛，黨政司法顯然偏袒國營農場。盡管所謂“國營”，其實早已變質，成為權貴家族的搖錢樹，但打著“國營”旗號，屬於趙家人自己圈子。你孫大午一個民企，膽敢挑戰趙家人利益，豈不是找死？

二是能否做到無罪推定，合理搜證，公開審理。完備的市場經濟，當然離不開公正的司法保護。一旦立案，要給糾紛兩造平等機會，允許律師會見當事人，在庭審中充分辯論，用證據說話。同時，開放民眾旁聽，歡迎媒體采訪。凡屬非暴力犯罪嫌疑，不應該突襲抓捕，制造恐怖，更不能違法關押，甚至以威逼利誘和刑訊逼供手段取證。能做到上述兩條，市場經濟就有司法保護，否則，所謂優化市場經濟秩序，只能是畫餅充饑。這裏，我們用兩個知識產權糾紛案件，來說明大午集團在追逐“資本社會主義夢”的道路上所經歷的艱難險阻。

一個是跟五糧液集團的商標糾紛。眾所周知，“五糧液”是中國名酒，價格檔次甚至超過“國酒茅臺”。大午酒廠生產註冊了自己的品牌“大午糧液”，銷量不錯。沒想到，被五糧液集團在山東淄博提起告訴，說“大午糧液”有侵權嫌疑，因為聽起來容易跟“五糧液”混淆。淄博中院判決大午酒廠敗訴，要求大午集團賠償五糧液集團百萬罰金。大午不服，上訴到最高法院。抗辯理由三條：第一，大午集團的所有產品，都冠有“大午”字樣，比方大午飼料，大午烤雞，大午甘泉，大午倔驢肉等等，大午酒類當然也不例外；第二，。他們在四川宜賓收購了一家原來給五糧液加工酒基的小廠，成為大午酒廠的基地之一。因酒基全部由純糧釀造，所以，叫“糧液”貨真價實，何來違法？高院認為抗辯有理，因此推翻淄博原判，大午酒廠勝訴。令人奇怪的是，終審之後不久，五糧液集團又出了一款新酒，叫“大五糧液”，聽上去跟“大午糧液”完全諧音，顯然有侵權嫌疑。按說，五糧液早已是響當當的百年名牌，又出何必再出個“大五糧液”？像當年的“老王麻子”，頗為搞笑，應該屬於心理宣泄。大午酒廠主張，反告五糧液侵權。大午搖頭嘆息，主張作罷，“息事寧人算了！”。

另一場知識產權糾紛，發生在大午種禽研究院。他們跟中國農大合作研發的“大午金鳳”粉殼蛋雞，世界首創，市場前景看好。意外的是，他們聘請的頂尖種禽專家，農大教授楊寧博士，並未參與研發過程，但利用成果驗收機會，涉嫌剽竊技術資料，去跟京郊另一雞場合作，復制出完全一樣的種禽，起名“京粉6號”，經“權威機構”批準，獲得註冊資格。其實那些參與評審的專家，都是楊寧的學生和下屬。大午集團對此不滿，把爭議過程曝光給媒體，引致輿論大嘩，開始質疑楊寧的學術品德，是否有“監守自盜”之嫌？當然，由於權位和利益關系鏈，大午的侵權控告未能立案，但楊寧的工程院院士評選，據說也受到影響。畢竟要經專家們投票嘛，學術品德和人望口碑，不可能一點作用也沒有。

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美方經常把“侵犯知識產權”掛在嘴頭，甚至禁止向中國出口高級芯片等敏感技術，抓捕“千人計劃”和“2025”的某些技術精英。中方則否認行為不當，反譏美歐等國技術封鎖，打壓中國的科技興國戰略。究竟中國有沒有使用不當手段，強迫在華外企轉讓技術，以換取中國市場的肥肉？我們不必追究。據一位前駐外科技領事透露，想盡一切辦法搞到海外高科技，特別是國防科技，是他們的職責所在，至於通過什麽手段？合法還是非法？上級並不在乎，“最好做得滴水不漏，別讓人家抓到把柄就好”。

這種不擇手段的“拿來主義”，又讓我想起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看來，後發優勢的確能讓國家彎道超車，中毒上癮，自以為聰明，因此而忽略自己的教育科研體制弊病，不思改進，最終永遠落後，跟在人家後面拾屁吃。如今，西方對華出口限制日趨嚴厲，技術保護和封鎖力度加強，今後繼續奉行“拿來主義”，恐怕不再像從前那麽容易。不知道這種外來壓力，會不會令當局反思，從而痛下決心，在體制改革上謀求突破？從目前發展看，自我反思的跡象一點也沒有，對外發泄與報復的趨勢反倒十分明顯。也許一場驚心動魄的攤牌式對決難以避免。究竟誰占上風？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資本的“廣義化”趨勢
要說清我們探討的“資本社會主義”命題，必須刨根問底，先從“什麽叫資本”談起。依據常識，“資本”就是能用於交換，可以升值的某種財富而已。若查閱文獻，不同理論流派，對資本的描述區別很大，相當復雜。

共產主義祖宗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即工人階級血汗。因此，他對資本的定義，偏重於能否榨取剩余價值。而傳統的西方經濟學，則從宏觀經濟的全過程著眼，把參與生產和流通的所有因素，都看做資本。於是，資本被劃分成若幹不同層次和成分，比如貨幣資本、實物資本、人力資本、有形資本、無形資本、虛擬資本、流動資本、固定資本，等等。

如果我們不拘泥學術定義，僅按常識判斷，可以當作“資本”的東西其實很多，以資本擁有人為例，資金土地設備，固然是資本，特殊技能，超常智慧，豐富的想象力，良好的人際關系，完美的信用記錄，出眾的“顏值”等等，無一不是某種形態的“資本”。各界名流，無論是否貨真價實，只要名聲大噪，擁有足夠粉絲，就有明碼標價的“出場費”，少則成千上萬，多則數十萬上百萬，難道這不是資本? 再以物為例，物以稀為貴，稀缺性就是一種資本，可以按稀缺程度和市場需求待價而沽。聽說有古董收藏家，為提高古瓷的稀缺度，故意把相同藏品永久毀滅，只留一件，獨家壟斷，為的是任意定價。再比如，上帝賜給人類空氣，本來免費，不是商品。可北方霧霾改了規則。有錢人除了安裝清潔機，還想享受自然的新鮮空氣。有商家便去喜馬拉雅山，收集罐裝空氣，運到北方牟利。類似例子還有“雪山礦泉水”和“冬蟲夏草”等等。如果不考慮采集運輸成本，就大自然的賜予而言，是稀缺性決定了它們的價值。

再以“信用”為例。信用本屬道德範疇，是對誠信品德的一種量化，在市場經濟中相當重要，非但簽署合同與完成交易時必不可少，對於融資借貸更加重要。美國有獨立的信用評級公司，對商家和個人信用歷史追蹤記錄，量化成數字。好像800分以上算優秀，600至799良好，500至599較差，500以下糟糕。對於申請貸款（分期付款或者房屋按揭等）來說，難易程度和利息高低差別很大，顯然可用貨幣量化。因此，我們認為，信用也是一種資本。

我跟孫大午經反復討論，覺得“資本”定義可以適度寬泛，盡量反映時代特色，包括市場交換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於是，我們考慮，是否可以對資本重新定義如下：“所謂資本，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以通過貨幣量化和自由交換，能補償自身損耗，並可實現增值目的的所有財富、能力和品德。”

時代發展，資本多元
以上定義，有四點說明：第一，市場經濟條件。這是我們對資本新定義的大前提。假如沒市場經濟，比方說父母養育兒女，是一種家庭職責，不是市場，也不是經濟行為。雖然俗話也說“養兒防老”，但那僅僅是一種未來預期，希望孝道傳承。至於能否真正防老，回報是否對等，天下父母並不算計。

第二，通過貨幣量化和自由交換。資本特性通過市場交換體現，屬於“市場經濟”大前天下的小前提。雖有市場經濟，但如不能用貨幣量化，難以定價，不進入交換過程，就是積壓閑置，也不成其為資本。第三，補償自身損耗。我們合理假定，任何資本的形成過程，都會有投入開支，也就是成本消耗。因此，通過跟別人的買賣交換，首先要考慮補償原本損耗，誰也不想做虧本買賣，因此，風險評估必不可少。第四，可實現增值目的。如果交易的結果僅僅是收回成本，這樣的生意也沒有意義，僅能實現使用價值的轉換，例如把斧頭換成等值的麻布而已。在商品交換早期，分工剛開始，為維持自給自足的簡單再生產，交換使用價值有其必要，但難以實現擴大再生產的願望。當然，我們前文說過，根據李嘉圖的分工理論和比較利益（也叫比較成本）說，因為分工本身能提高效率，所以，還是有利可圖的。只不過，沒有如今以增值為目標的商品交換那麽明顯和直接。

當然，也需要說明，“可實現增值”跟“能否實現增值”並不是一回事。可能性不等於必然性。最後能否增值，是否達到預期目標，還要看其它條件是否具備，包括商品的性價比，競爭力度，售後服務，商業信譽，以及廣告宣傳等。大致規律，基本還是《資本論》所描繪過的那些經濟規律，比如利潤率平均化趨勢（等量資本等量利潤），資本有機構成逐年提高（向不變資本傾斜），行業準入的門檻越來越高等等。

不過，在自由市場經濟下，有兩大因素制約，使可變資本（薪水支出）的比例不至於下降太大。一是科技革命的雙重作用，一方面節約人力投入，讓薪水支出下降；另一方面，白領工人比例上升，推動薪酬標準提高。更重要的是，工會力量強大，集體討價還價能力增強，也阻止人力資本下降。當然，美國工會有嚴重腐敗問題，對於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有一定制約，這個問題留待以後再說。但工人階級的收入水平，仍呈水漲船高趨勢。據我觀察，四十年來，美國聯邦法定的最低小時工資，已經由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不足4美元，提高到如今10美元以上，在加州則是15美元。就算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也翻了近兩倍。

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美國經濟面臨嚴重的結構性危機，中產階級規模縮小，低收入階層規模擴大，貧富差距有明顯增加，基尼系數由1979年的0.35，上升到2020年的0.45（社會進入不穩定狀態），其中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40%的社會財富。使得原本呈棗核型的社會結構（就是太富和太窮的人相對較少，而中產階級比例較大，社會結構穩定，不容易動蕩），開始朝金字塔型社會演變。金子塔的上端是極少數富人，卻擁有巨大財富；中間（中產）階級人數稍多，但數量和財富占有比不如從前；最下層貧困人口比例增加，占有財富比下降。以民主黨控制、奉行社會主義福利政策聞名的加州為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口逐年增加，其中包括少數上班族，無法負擔昂貴的房價，既買不起也租不起，只好在公園露宿。因此，不少中產家庭搬離加州，往物價相對低廉的外州遷移。這種趨勢令人擔憂，其中原因留待下文分析。

返回資本多樣化主題。突然想起1982年，我在麻州大學經濟系進修。跟我合用一間辦公室的同事叫佛裏曼，漂亮的大胡子半尺長。有天，幾個中國訪問學者心血來潮，開車去夜總會看脫衣舞。對於來自中國，類似清教徒的中國學者來說，其震撼度不言而喻。幾個一絲不掛的妙齡女郎，在臺上翩翩起舞，毫無愧色。觀眾只要舉起一美元小費，舞娘便過來“個人表演”，近到幾乎貼身。舞畢，還拉開大腿上的松緊扣，請客人把小費塞入，再道謝一聲，飄然而去。我跟佛裏曼說起此事，感嘆為何這些姑娘（包括我校兩個女生）不去找“幹凈”工作，非要掙這份“骯臟錢”不可。沒料到，大胡子笑笑，說出一番令我震驚的“經濟學道理”。

他說“你這就差了！咱們天天分析供給和需求，都是市場行為嘛。只要雙方自願，就是公平交易。不能說脫衣舞掙錢骯臟，教授們掙錢幹凈，其實都一樣，有啥賣啥，憑本事吃飯，都不過出賣商品或勞務，性質沒區別。用經濟眼光看問題，沒什麽奇怪。”無獨有偶，昨天網友轉來一貼，內有警察跟妓女的對話，發人深思。警察訓斥：“你年紀輕輕，為啥要幹這個？”妓女答：“工作找不到，擺攤你們砸，總得活呀，不幹這個幹啥？”另有網文，題目叫《性的經濟學分析》，說“性的本質其實是一種物權”。綜合各種觀點，很難否認，起碼帶有“交換目的”的性行為，有資本屬性。聯想起“門當戶對”和“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說法，不由納悶：莫非愛情、婚姻和婚外情等等，也包括“交換屬性”？對這個復雜問題，我們暫且存而不論。

需要聲明，我們無意誇大性產業對資本廣義化的重要性。大午集團更明文遵紀守法，規定在本集團所有的酒店、溫泉、按摩、歌廳等娛樂服務場所，禁止任何色情服務。我們只想舉例說明，其實皮肉生涯，乃人類最古老的行業之一，經久不衰，任何國家都難免俗。與其遮掩搪塞，不如按國際慣例，納入市場規範。比如在世界第一賭城澳門，法律規定性產業非法，所以警察經常騷擾抓捕，唯有在葡京酒店，警察不能進，估計賭王何鴻燊有官方特許。同為妓女，不同對待，有違市場原則和法制精神。在《博彩社會學概論》一書中，我曾羅列性產業合法化的三點明顯好處：一是設定合法“紅燈區”，杜絕暗娼“遍地流鶯”，減少對普通商業區和居民區（特別是青少年）的負面影響；二是實行資格審查與發牌制度，取締黑社會不法分子的滲透操控，減少犯罪，保障妓女的人身自由與合法權益；三是通過定期體檢和其它防疫措施，維護業者和顧客雙方的身心健康，預防性病、艾滋病及其它疾病的傳染肆虐。

內涵外延，日趨豐富
以上例證無非想說明，資本、商品跟勞務，是隨著市場擴張、社會變遷和技術進步而發展變化的。我跟大午根據如今的市場趨勢，覺得資本概念需要從外延和內涵兩方面觀察，有必要適當擴大。

以往經濟學的著眼點，都從產品生產和流通過程分析，少從全社會經濟運作的全局考慮。隨著科技革命加速，生產效率極大提高，人類花在物質生產的時間逐漸減少，花在精神生產的時間明顯增加。最早沒有統一規定，許多工人每周被迫勞動勞動五六十個小時。後經美國芝加哥工人罷工爭取，才確定了每天8小時，每周6天。後來，48小時工作周逐漸普及，現在歐美國家大部分是5天40小時工作周。令人奇怪的是，在人均GDP世界排名超過許多歐美國家的澳門，居然還沒采納法定的5天40小時工作周。工聯會（相當於總工會）主席在澳大演講的時候，居然說“8小時工作日是發達國家的奢侈規定，澳門沒有條件采納。”

如今的歐洲，已有輿論呼籲，把工作周進一步減少到四天（32小時），將來或許三天（24小時），甚至兩天。如果現有的生產線，全部由機器人操作，將節省更多人工。除少量員工用於管理、研發和維修，多數人可以給少數人提供後勤服務，使人類有更多時間花在度假、休閑、娛樂跟進修方面，既是生活享受，也是進一步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如此一來，必然推動相關文化產業快速發展。以美國如今的體育產業為例，每年創造的GDP總值接近5000億美元,是農業產值的兩倍。雖然美國是農業大國，潛力巨大。據說許多農田休耕，機械閑置，如果全部運轉，可養活世界全部人口。即便如此發達，但產值落後於體育。如果包括演藝、遊戲、影視和出版等行業，美國文化產業的規模更大。而按馬克思的說法，文化娛樂業並不生產任何價值，只從其它產業所創造的價值中，分一杯羹而已。

還有保險業，更不被傳統理論認可。我剛來美國時，聽說銀行的保險理財有那麽多不同類型“產品”可供選擇，非常詫異：怎麽一種虛擬的金融服務，居然也有了“產品”，簡直不可思議。後來想想，保險業賣的是什麽？是“安全感”。為什麽顧客要買？甚至必須買？（比方汽車險，屬於強制險，不買你就別想拿汽車牌照。同理，房屋火險也是強制，沒有它，就不能買房。）買保險是為了買“放心”，因此，“放心”和“安全感”，就成了商品，成了一種資本。如今老年人壽險，不但死後可以理賠，給家人創收；老人如果缺錢花，更可隨時出售變現，怎能說它不是一種資本？

當然，保險業的實質，類似銀行的“零存整取”，把後人交的保費，發給需要理賠的人，有“互助會”的含義，也有投資股市，收取紅利的成分。但它畢竟提供了難得服務，能解燃眉之急。這麽簡單的道理，可毛時代就弄不明白，硬是批判抵制。其理論依據是：保險乃“資本主義罪惡的剝削方式”，社會主義要反其道而行之，反正一切收入歸國家，一切賠償國家掏，能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例如呼和浩特運輸公司，五百多輛貨車兩百多輛客車，三十多年都沒保險。遇到事故非常頭疼，要由交警、公司和當事人三方，無休止扯皮，討價還價，為此，設有專門的“事故辦公室”，整天忙得團團轉。

另一個外延擴大的例證，或許是“風險投資”。有人願出巨資，冒打水漂的風險，投入到“想入非非”的各種“鬼點子”上。購買者是風險投資家，需拿真金白銀，出售者是潛在“發明家”，有“可能”研發出某種新產品或新技術，這在醫藥行業最常見。最終是否成功，並無把握。雖經專家論證，但畢竟是新思路，未經實踐檢驗，失敗的可能性很大。我有個朋友是生化博士，在佛羅裏達某公司研發艾滋病新藥近三十年，直到退休也沒出成果，白拿幾百萬薪水。當然，如果他研究成功，不僅投資可收回，股票更可躥升。美國科研力量之雄厚，研發費用之高昂，產權保護之嚴厲，都跟這個因素有關。

盡管列舉了不少例證，說明隨著社會進步，原先的資本概念有擴大的必要，至於如何擴大，我們頗費心思，也沒想出個滿意的方案，可能因為我們學養不足，難以勝任如此專業的任務。所有，這裏僅提供一個思路，希望各路英雄批評指點，拿出你們更有說服力的分類方案。

粗淺說來，我們覺得“資本”原先的三大分類，即人力資本（貨幣量相當於可變資本V）,貨幣資本（包括C與V），與實物資本的籠統劃分，有點粗糙過時，可以進一步細化。其中，實物資本的概念不變，但人力資本和貨幣資本的內涵，可以進一步細分。比方說，在人力資本中，是否可以細化為體力資本（以體力支出為主），智力資本（以技術管理研發為主），信用資本（誠實可靠）與天才資本（以文體藝術為主）。在貨幣資本中，是否可以細化為勞務資本（薪酬支出），風險資本（風險投資），和專利資本（知識產權），等等。其中的信用資本和專利資本，既可屬於公司，也可屬於私人，視具體情況而定。

等價交換，本質不變
資本廣義化的優點之一，是有利於實現交換行為的正常化，合理化和公平化，既然人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資本（俗話說“本錢”），都可以商品化，按照其內在價值和供求規律，在規範化的市場上自由交換，從而獲得滿意回報，因此，無所謂剝削和罪惡可言。恰恰相反，個人能力和才幹的市場價值順利實現，表現為兩種形式：第一，因為分工而提高了效率，因此，專業化和交換本身，就包含了價值的某種提升；第二，對出賣勞動力的人而言，勞動力（包括腦體）就是他/她的資本，通過等價交換，不但要實現成本回收，並且要分得一定比例的剩余價值，也就是適當增值。按馬克思《資本論》的說法，他（她）必須要獲得跟勞動力價值（生理標準）相等的報酬，而且，按照道德標準的要求，他/她還必須獲得高於生理標準的補償，從而實現水漲船高，勞資雙贏。換句話說，如果真按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競爭規則辦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等價交換加勞資博弈），已經包含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因素。而破壞市場經濟規範，才會導致剝削和尋租行為的發生。如今貧富分化嚴重，國企高管和黨政軍高官的貪腐金額，動輒上億，甚至十億百億，不都是剝削所得嗎？應該說，權力壟斷的危害，往往比市場壟斷的危害更大。

如此說來，難道人間就沒有剝削和壓榨行為嗎？當然不是，舉目望去，在缺乏自由平等，沒有公平正義的現實社會，壓迫，強制，欺騙和搶劫的醜惡行徑，到處都有。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人間的種種不平呢？有人說是因為資本主義剝削，我跟大午的看法正好相反，我們認為是前資本主義（或者說反資本主義）因素作怪的結果，不讓每個人自由發展，自由流動，包括地域、行業和社會流動，而是不合理的外在約束太多太重，包括（但不限於）兒童正常教育的欠缺，家庭出身對社會流動的幹擾太重，缺乏同等就業條件，遭遇太多跟工作能力無關的額外限制，什麽人種膚色、民族宗教、性別相貌、家庭成份、政治面貌、後門關系、戶口種類等等，這些外在因素，都不符合馬克思說的市場經濟條件。換句話說，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的過錯，而是前資本主義，或反資本主義的歷史殘余，抵制和破壞市場經濟的結果，是市場遭到扭曲變形，或者發育不成熟的表現。

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官方承認，市場，而且只有市場，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那為什麽，實際行動不是規範和改善市場秩序，清除正當交易的障礙，反而為市場機制設置更多障礙呢？是真相信市場？還是以市場為幌子，實際反其道而行呢？比如大午集團，一路跌跌撞撞，所遭遇的法律障礙或政策糾紛，無一不是地方行政的亂作為，對市場規則的扭曲和破壞所致。許多違背市場原則的做法，常常披著“社會主義”外衣，但究其實質，骨子裏是封建時代，甚至奴隸時代的產物。且看日益普遍的官員尋租行為和無所不在的裙帶關系，如何破壞生產要素的市場配置。

維基百科對“尋租活動”的定義如下：尋租活動，是指在沒有從事生產的情況下，為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意即經濟租）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整個尋租活動的全部經濟損失，要遠遠超過傳統壟斷行為。我問過許多民營企業家，他們用於應付尋租活動的各項開支（吃拿卡要，包括紅包，消費卡，貴重禮品，借款不打條等等）大概占企業利潤的多大比例？回答是，大約在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之間。大午集團公司以拒絕送禮聞名，徐水官場流傳的說法是：“想吃大午烤雞很難，午字出了頭，成孫大牛了。”大午表示，那是誇張。他的確對員工有約法三章，不許賄賂，避免職工跟官員雙雙犯罪。“但是，”大午又說：“人情世故我們還是懂的。送往迎來，應酬各種檢查評比和會展，五星酒店宴會招待，都是我們開支。逢年過節送禮盒，食品酒類和溫泉票等等，每份都得數百元。總額算下來，也占我們純利潤的百分之十左右，著還不包括給他們的優惠和折扣。如果企業為了應付尋租，每年都得花費純利潤的百分之十到二十五，可以想見，企業保證盈利如何困難。尤其在實體經濟領域，許多企業的利潤率，大約在百分之十左右。在我們饒陽縣城，有兩家名氣比較大的高檔餐廳，先後被政府官員（打白條）免費吃喝到負債累累，關門歇業。難怪有些企業為了生存，不得不把資金投入房地產等容易賺錢的行業。

另一個是裙帶關系：以前常說的裙帶關系，往往只包括家人和親屬，如今範圍已經擴大到秘書、同學、同事、戰友、上下級，以及用錢色交易打造出來的利益共同體。為什麽政府機關和國企官員人浮於事，機構越精簡越龐大，疊床架屋，吃皇糧的人數嚴重超編，但辦事效率反而日益降低？大約都跟裙帶風有關。網上消息，說某某官員倒臺之後，揭發他買賣官鬻爵，安排多人進體制內，占茅坑不拉屎。上班的主要任務，就是喝茶打電玩，拿著高薪福利，熬退休養老。還有人長年吃空餉，工資單上有名，卻從來不見人影。

裙帶關系的危害，不僅是養閑人，空耗國庫，更糟糕的是他們德不配位，能力低權位高，嚴重降低行政效率。為解決這個問題，滿清王朝想出一個變通辦法，不讓皇族和八旗子弟占據權位，屍位素餐，幹擾施政（除非跟平民競爭，經科舉而勝出），但給他們優厚的“爵位”，白拿銀子不幹事。為免永久遺傳，同時還規定了“爵位遞降，五世而終”，也就是官二代享受高爵，官三代中爵，依次遞降，到第五代完全停止。這雖是封建王朝的土辦法，但對國家發展比較有利，應該說，比陳雲主張的“子女接班”更高明。

“極大豐富”？ 永無可能
通過前五章介紹，讀者應該大致清楚了我跟孫大午探討“資本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按說可以就此打住，應該對如何定義“資本社會主義”做最後的討論了。但突然想到，還有兩個基本問題需要解決，因為從毛時代起，我們就不斷聽到對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說教，且深信不疑。上中學趕上大躍進，我還在墻上刷過“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的大標語。可是，經過大饑荒的痛苦洗禮，再見證改開四十年，重建市場經濟帶來的繁榮，我跟大午一致懷疑馬克思的預言，尤其按需分配的兩大前提：“物質資料極大豐富”和“思想覺悟空前提高”。極大豐富，要啥有啥；覺悟特高，不用競爭，自覺“各盡所能”。所以，不用貨幣手段和商品交換，經濟活動也能按生活需要，有計劃按比例進行，既不短缺也不浪費，於是達到理想境界。如此“理想國”真有可能嗎？我們覺得不可能，先從“極大豐富”說起。

人類需求， 分為兩類
有網友反駁，說我們是“井底之蛙”，用現在的技術水平和思想覺悟，哪能預知幾百年後的發展高度？反駁經不住推敲：既然老馬170多年前，能夠預測未來，在他之後的我輩，為何不能質疑？他不過經歷了大機器時代，我們則見識了電氣化、電腦化、信息化、全球化，比他更了解發展趨勢，更何況，還可借鑒邏輯推理和歷史方法。回首百多年的變化，高科技不用說，可深入探測宏觀和微觀世界，就算日常用品，其數量與質量的提高幅度，已非當年可以想象。然而，貧窮和饑餓仍未解決。能怪生產能力不發達？那為何還有產能過剩和產品積壓？放眼看看鬼城跟爛尾樓，再看看農民工和城市貧民的居住狀況，不難一目了然。“紡織娘沒衣裳，泥瓦匠住草房”，好像古今皆然。

其實，這不是時間長短問題，也不是生產能力高低問題，而是人性本質和社會規律使然。說到底，人類需求其實分為兩類，一類是生理（或者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安全等等，相對容易滿足，“廣廈千間，不過身眠七尺”。按現有生產能力，做到人人溫飽應無困難。另一類叫心理（或精神）需求，也就是攀比：不能比人差，爭取比人強。這種精神需求永難滿足，只要眼界和能力所及，人們會不斷尋求新奇、刺激、奢華、氣派、超群，由此引發無邊欲望和貪婪。

先看基本生理消費。如果以維持健康的科學標準算，從古至今沒有太大變化，最大不同也許是，因為汙染和農藥激素化肥過量，如今食品安堪憂，需要補充維生素益生菌之類，爭取多吃有機食品，其實這裏也包含攀比因素，但大體上跟古人的需求差別不大。至於說到廣告泛濫、漫天要價的“保健品”，能掏光退休老人積蓄，那已不屬於生理消費範疇，應該歸入心理消費類。有人主張，堅持粗茶淡飯，不知保健品為何物的普通勞動者，反而活得更健康。統計學上有個“恩格爾系數”，以食品開支占家庭收入百分比，來比較貧富程度。歐美發達國家多數是一位數（百分之10以下），中度發展國家百分之30以下，窮國則占百分之40-50，甚至更高。換句話說，收入越高，則食品占比越低。說明食品是剛需，相對固定，其它開支占比越來越高，相當部分屬於文化娛樂休閑等，心理成分更多。

比方吃飯。中共的媒體經常渲染，美國多少人餓著肚子上床，窮人孩子營養不良等等，我感覺好笑。當然，跟北歐國家相比，美國福利不算好，只能說湊合。但決不像中共的媒體宣傳的那麽糟，起碼比中國好許多。有人說，“只要能在中國活下去，就能在美國爬上去”，這話有點誇張。我的感覺則是，在中國混小康（衣食住行教育醫療不愁）並不容易，特別是城市貧民和農村人口。如果六億人月入不到一千，九億人不到兩千，按聯合國公布的貧困線（人均每天1.9美元）計算，不過剛剛脫貧而已，算不得小康。而在美國，混入上流社會不易，但小康不難。首先，盡管美國流浪者有增加趨勢，但沒有兒童和65歲以上老人，因為老少都有國家福利，溫飽基本沒問題。其次，大多數美國孩子上的公立學校，從學前到高中享受免費教育，包括在學校吃飯。夥食標準不算高，但營養合理，能保證健康。第三，美國醫保沒有加拿大和西歐好，但比中國合理。總之，窮人和富人的生存壓力都不大，最困難的是中低階層。可以說，美國完全有能力做到人人安居樂業。沒做到的原因，還得從制度分析。盲目全球化造成產業外移，失業率上升。反壟斷力度不夠，貧富分化加劇，都是原因。目前，美國要求改革的呼聲很高，包括極右思潮出現，盡管我不認同，但理解它的原因。

有人反問：“你說人人爭名逐利，難道就沒有知足常樂，清心寡欲，拒絕攀比之人？”當然有，但不足以推翻我們的結論。第一，欲望高低和貪婪程度，固然跟品德與信仰有關，會在價值追求上有不同目標，但在渴望成功與避免失敗的大方向上，並無不同。第二，就多數人而言，除了基本需求，還會追求名利地位，這個趨勢，不因個別人反潮流而改變。有人甚至說，反潮流本身，其實是追求名利的另一種方式。就像諸葛亮“茍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那是因為還沒遇到“知己”而已。三顧茅廬之後，他欣然出山，發表著名的“隆中對”，顯然對天下三分早開始籌劃。第三，如果不損害他人合法權益，而通過正當手段公平競爭，那麽，追求名利非但不是過錯，反而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市場健康的體現，應該保護與鼓勵。這個話題，下文還會細說。

就基本生理需求而言，別說美歐發達國家能基本解決，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從能力上看，也應該沒問題。如果政策得當，不但能做到人人溫飽，也能解決醫療教育和養老等基本保障。比方說，停止在海外低效投資，把資源用於解決國內民生方面，改變戶口分割和地域歧視，改革醫療資源的不合理分配，等等，所謂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就能極大緩解，甚至全部解決。如果任憑權錢勾結，把資源投向少數權貴心理需求的無底洞，那麽，無論國力再怎麽強大，經濟再怎麽騰飛，貧富差距還會繼續拉大，所謂“構建社會和諧”，仍是海市蜃樓。

資源有限，欲壑難填
明白了人的兩種需求，我們進而討論需求和供給之間的矛盾。最近，官媒有所謂“供給側”，“需求側”改革之議，我們感覺隔靴搔癢，避談市場調節還是計劃調節的本質區別，只在枝節上打轉，是玩文字遊戲。經濟常識告訴我們，總供給等於總需求，是市場均衡的前提。需求固然能拉動供給，但供給也能反過來促進需求。比方工廠訂單，特別是來三來一補的外向型企業，無論品種還是產量，當然都根據需求生產。但是，有些新產品的研發生產，卻是廠家的獨創發明，既來自設計者的想象力，也來自投資方的冒險精神。任何人都不可能需求他從未見過的東西。盡管賣方做過可行性論證，但最終結果如何，還得買方裁決。許多新產品以失敗告終，另一些則脫穎而出，由默默無聞到市場熱銷。回憶電腦跟手機的普及速度，就知道供給是如何推動需求的。都是看不見的手在發揮作用，而不是計劃官員拍腦門的結果。

還說馬克思的“極大豐富”和“覺悟提高”。老馬心中應該有兩個假定：一是生產能力大到要啥有啥，要多少產多少；二是覺悟高到自覺勞動，不計報酬，輕松自在，成為“人生第一需要”，而且跟機器人一樣，沒有心理消費需求。先說生產力，老馬此處忘了，生產力的高低，不僅受制於技術、設備和積極性，還受制於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應。就算部分能源和材料，可以人造，但無法相信，所有能源和材料都能擺脫自然局限，實現無限供給。比如珠寶首飾，女士們都愛收藏，為保值也為炫耀。如今經過高壓高溫等物理手段，現代“點金術”可讓石墨“變成”鉆石，那也是低檔貨，主要用於工業，做成首飾就不值錢。人們還是“物以稀為貴”，欣賞天然礦產。寶石如此，貴金屬也類似，“無限供給”只是癡人說夢。

再比如汽車，你說它是必需品還是奢飾品？那得因人而異，在美國大多數地方，沒汽車就沒法工作生活；但對於生活中在傳統農村的多數中國農民，它就屬於奢侈品。去年回國探親看到一樁怪事，茲介紹如下。如今農村姑娘出嫁，都向男方提兩個條件：一是家中有車；二是城裏有房，否則免談。我問了本村幾個姑娘，真有必要嗎？她們都說“現在時興這個”，否則被人“瞧不起”。明明在本村種大棚，有輛柴油“三馬”就夠了，根本用不著小汽車。可是有輛小車停在門口，哪怕很少開，也覺得“臉上有光”。在縣城或市區買套房子，幾十萬元，很少去住（一年不過十來天），還得供樓交物業費。以目前財力，還僅僅是單元樓和經濟車型，誰能擔保，將來不升級換代成豪華車跟獨棟別墅呢？所以說，心理消費是無止境的。

推而廣之，就算人人都需要汽車，每人都分配給一輛。那汽車大小，新舊，名牌還是普通？價格可以相差百倍。其它諸如飲食、服裝，化妝品等等，莫不如此。至於原本就稀缺，只能隨時間減少、不可再生的名人字畫和文物古董，就更不用說了。這些消費品，該按什麽標準分配？歸根結底，任何物質產品都是勞動與自然資源的結合（或者叫勞動物化）的結果。即使不計成本，以有限資源，填無窮欲壑，焉能滿足？

再以住房為例。國內高校住房條件，四十年來大致升級換代了四次。我教書的那間大學，當時擴招，新聘教師多，住房非常緊張，校方只好在周邊鄉村租平房，按人口多少計算，平均每人四五平米，還要合用公廁，這算第一代。後來蓋起家屬樓，四口之家，分到一小套兩室，五六十平米，廚房很小，廁所蹲坑，不能洗澡，屬於第二代。到九十年代末，第三次升級，擴大為兩室兩廳，面積近百平米，自己安裝淋浴，可以沖涼，相當滿意。最近十年又有第四次升級，當了教授，面臨退休，又換成一百五十多平米的大單元，浴室寬大，設備齊全，雙陽臺種花養魚，比國外條件不差。同事們談起住房的四次升級，很少有人往後看，反倒議論高官大款的獨棟別墅，前後有花園如何如何。我不由想起“人心無盡蛇吞象”這句話。如此攀比下去，還會繼不斷升級，由小洋樓到大洋樓，小花園到大花園，室外網球場，室內遊泳池，廚師做飯，仆人打掃，私人保鏢等等。這些不但需要資源保障，還涉及到成本核算，大群服務員，是要支付薪水福利的呀！誰來買單，難道不是問題？說來說去，又轉回到等級森嚴的階級社會，離老馬鼓吹的“無階級”共產主義越來越遠了。

反思老毛“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因為計劃經濟不相信市場，不懂成本效益，疏於核算，才導致計劃經濟的浪費低效。說到此，不由想起趙紫陽1972年的一段往事，當時趙任內蒙革委會副主任，主管農牧業。托克托縣（時歸烏蘭察布盟，如今歸呼和浩特市）有個麻地豪揚水站，靠近黃河，如果四級揚水，可用河水灌溉幾萬畝良田。縣委向趙匯報，希望要錢施工。趙和縣裏人算賬：四級揚水多少成本，滲透比例多大，水到地頭合多少錢一立方，澆地打糧食又是多少，虧本還是盈利？最後他說：“如果連成本都收不回來，我看這地不種要比種好。”老趙說的是常識，自耕農都會算這筆賬。可在“以糧為綱”的“學大寨”運動中，計算成本就是政治不正確。所以，趙起草的“農牧業20條”，在內蒙遭到抵制。後調任四川一把手，才跟安徽的萬裏遙相配合，率先回歸市場，終於開啟驚天動地的農村改革。

聽我提到老趙往事，孫大午感慨地說，“老趙知道農村實情，說話接地氣。從蘇東波巨變至今，和平競賽的優勝劣敗已經數十年，人心向背，昭然若揭。戈巴喬夫放棄共產，鄧小平轉向改開，都是向常識回歸，向真理低頭，敢為人民負責，是勇敢而非懦弱的表現。”

競爭博弈，利弊摻半
說完“產品極大豐富，覺悟空前提高”的不切實際之後，我們進而探討，人為什麽天生熱衷競爭博弈？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最後結論是：競爭來自人類天性，是人欲的自然表現，當然對社會發展有利有弊。

先說弊端。競爭會有輸贏，激烈到一定程度，往往冷酷無情，你死我活，不擇手段。商場、情場、官場、戰場，莫不如此。但前文說過，人跟野獸的最大不同，是有智慧跟修養，所以才有“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基督信條。因此，規範化的市場經濟，自有一套約定俗成的規章制度，比方責任有限公司，把公司跟家庭財產分開，就算破產重組，也有條活路。世界市場，則有“世貿組織”規定，要求按國際準則，合市場經濟要求，不能以國家壟斷力量，搞低價傾銷，強買強賣，盜竊知識產權，設置貿易壁壘，操縱匯率等等。

當然，世貿有它自身缺陷，結構相對松散，審理投訴曠日持久，缺乏執行手段。就算裁決某國違規，要是拒絕執行，世貿也幹瞪眼。於是出來新問題：需要一個世界政府，和有強制執行力的世界警察（聯合國常備軍）嗎？這個問題看似遙遠，其實近在眼前。如果不能解決，歐美自由市場國家，有可能另組符合他們準則的經貿組織，最終把世貿架空，讓它名存實亡。

再說好處。上文提到，人類本質上半野獸半天使，有博弈沖動也有理性思維，就看如何調動積極性，同時控制消極性。積極性表現在人的奮鬥精神和創造能力。假如沒這個本性，一切勤勞節儉都無從談起，也不會有鉆研精神和發明創造，遑論科技創新和社會進步？記得《人類學》專門有一章，分析智人如何超越其它靈長類動物，從而成為現代人類。當然還得重復一遍，我無意挑戰人類來源的不同說法，對上帝創世說也沒偏見，那畢竟屬於宗教話題，我尊重任何宗教信仰。不過，目前各國通用的人類學教科書，還是以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主流，因此，我們暫且還按進化論的觀點說事。

按照進化論觀點，大約百萬年前，有三大因素促成了智人的成功進化，最終超越其它靈長類動物，脫穎而出，成為現代人類，並創造出了人類特有的高度文明。第一是火的應用，既防衛又煮食，極大改善營養狀況；第二是由四肢爬行改為兩腿直立，促進四肢分工和手的靈活運用，也促進女性骨盆變化和生育方式的進步。雖然女性因此付出高昂代價，比方出現許多原先沒有的婦科疾病，但對兒童的呵護時間，大大長於其它哺乳動物，有利於大腦發育；最後是第三，制造工具。猿猴也有使用工具的能力，但只有人類，才能制造工具，從木棒樹枝骨器，到舊石器，再到新石器，以至後來的銅鐵金屬，等等。後來陸續發生的技術進步，雖然也不乏革命性突破，但對於人類脫離動物狀態的跨越性而言，都沒最原始的“三大進化”那般關鍵。科學依據，來自一具名叫“露西“的女骨化石，在埃塞俄比亞出土，現存非洲某博物館。

至於人類為什麽有技術發明的沖動？我們想到三個原因：第一個是生存競爭法則，也就是達爾文說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這個規律處處可見，在商場特別明顯。觀察幼童為遊戲輸贏和規則爭得面紅耳赤，就不難明白博弈心理屬於人的天性。當然，學者也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提出警告：對“適者生存論”不可過度解讀，不能動不動就說“落後要挨打”。如今“叢林法則”已經過時，不是幾千年前的春秋戰國，可以無由頭地吞並它國。國際社會建立了相對合理的文明準則，不是誰拳頭大就可以任意打人。不少小國寡民，論綜合國力，在世界排不上號，但沒有招誰惹誰，國民照樣幸福安全。因此，上述說法可以改為“蠻橫無理就要挨打”。第二個是知識的積累和傳授。通過教育，後人在學習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可能舉一反三，產生靈感，實現新突破。第三個是人類與生俱來並經後天熏陶的求知欲。既然與生俱來，為何還要經後天熏陶呢？與生俱來是指人的腦體發展潛能，後天熏陶是指對潛能的挖掘和發揚，兩者缺一不可。觀察幼童對玩具的認真專註，如何手腦並用，一絲不茍，就不難明白這個道理。通過後天教育熏陶，人能產生思想，提出疑問，並千方百計尋求答案。所以最成功的教育，乃是培育兒童的求知欲和想象力，保護並鼓勵他們“標新立異”，大膽質疑前人的結論，而不是壓抑他們的獨立思考，強迫他們規規矩矩死記硬背。

本章暫時談到這裏，下一章分析所謂“覺悟空前提高”，又是如何荒唐可笑。

“思想覺悟”，如何“提高”？
偉大領袖1958年寫過著名的《送瘟神二首》，表達了他對“大躍進”的春風得意，贊揚“六億神州盡舜堯”。國人心中的“堯舜”，等於聖人，比常說的“君子”，高大上許多等級。既然人人“成聖”了，思想覺悟之高，還用問嗎？既然如此，何必時隔一年，又在廬山興風作浪，非把“彭黃張周”等革命老臣，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要在全國“拔白旗”，連中學生也不放過呢？

回憶“思想覺悟”四個字，它似乎貫穿我們這代人的一生。但至今沒人質疑：什麽叫“思想覺悟”？應該由誰評價？怎麽評價？也許透過我跟大午的經歷，多少能看出所謂“覺悟”，意味著什麽。我出生在抗戰末期的1943年，屬於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大午出生在1954年，集體化之前，沒粘過舊社會的邊。我們雖相差11歲，但有類似經歷。我上初中的時候，趕上大躍進，在校園練過鋼。1959年開始挨餓，農村中學縮編，不得已轉到父親工作的呼和浩特市，插班進五中初三，又逢學校“拔白旗”。後來才知道，那是烏蘭夫在內蒙“反右傾運動”的一部分。全班學文件，人人查思想，輪流發言表態。同學問我河北農村大躍進實況，我這個“鄉巴佬”不知輕重，如實介紹，說我們家鄉五八年並沒受災，莊稼長勢特好，只因男性去承德煉鋼，秋收人手不夠，玉米紅薯爛在地裏，所以後來才沒飯吃。這些大實話，在我們農村中學人盡皆知，大家天天說，沒人當回事。沒想到呼和浩特“政治覺悟”如此之高，都被作為“反動言論”記入檔案，成為我永遠未能入團的原因。後來高考，盡管成績不錯，經同學評選，還榮獲過“三（思想、學習、身體）好”“五（又加上勞動跟操行）好” 學生稱號，但政審結論是“思想覺悟低，只可錄取一般專業”，也就是“不宜錄取機密或絕密專業”。當時我報考南開大學政治經濟系，屬於“機密專業”，無奈之下，只好到師院念英語專業。後來才知道，六三年高考政策還算寬松，成績占比大，像我這種“覺悟低”考分高的學生，好歹有個學校上。一年後的1964年，“階級鬥爭”調門升高，“覺悟低”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基本都不錄取。紅二代們就算成績再差，也可“保送”上好大學。

孫大午中學畢業後，投筆從戎，到內蒙戍邊，論政治表現和軍事訓練，他都很優秀，而且還因“舍己救人”立過軍功，入了黨，被選拔到幹部培訓班，準備將來提拔重用。一次部隊行軍拉練，他見老團長受過傷，腿腳不靈，就替他背了一會兒行李。豈料這件小事，被政治部主任挑了眼，嫌大午沒幫他，是“瞧不起”他。此後每次討論提幹，他都給大午寫“思想覺悟不高”的評語，讓他提拔不成。因此，大午說，他參軍八年，一直在幹部培訓班，穿四個兜的軍服（士兵都是兩個兜），既沒當過一天兵，也沒當過一天官，經歷奇特。

“思想覺悟”怎麽定義？如何量化？
以上故事，說明“思想覺悟” 對命運的分量。但究竟什麽是“思想覺悟”？如何定義？怎麽才能提高？誰也說不清。百度百科解釋如下（大意）：覺悟就是對事物規律性的認識和理解程度。一個人覺悟的高低，決定其能動地參與社會活動的方式和方法，從而最終決定其社會活動的功效和成果。這個定義，可分三層理解：一，對規律性的認識和理解；二，參與社會活動的方式方法；三，社會活動的功效和成果。概括而言，覺悟可以理解為認知，認知決定活動方式，覺悟高低，最終落實在功效和成果上。如此說來，覺悟高低，最後要靠功效和成果驗證。言外之意，好像“以成敗論英雄”。然而現實生活中，先知先覺的悲劇英雄不少，他們往往因意識超前，走在時代前面，覺悟應該算高。可是，也往往因特立獨行，而遭大眾抵制嘲笑，被視為“離經叛道”，最後以失敗告終。

北宋範仲淹寫的《嶽陽樓記》，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表達了儒家天下觀和君臣觀，應該視為“覺悟高”的表現。同時代的水泊梁山，好漢們有不同價值取向，及時雨宋江有忠君情結，夢想朝廷“招安”，封妻蔭子；黑旋風李逵則喜歡“殺去東京，奪了鳥位”。毛爺表示厭惡宋江而欣賞李逵，究竟如何評價他們的“思想覺悟”呢？

百度百科大約意識到這個悖論，所以在定義後面，又加了個但書：“由於個人經驗積累途徑和認識活動等方面存在差異，覺悟也存在個性差異”。足見，價值觀不同，覺悟標準不一，不會有抽象一律的標準。因此，所謂“思想覺悟”的說法，也被人稱為“偽命題”。

說完定義，再看量度。盡管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許多概念不好量化，但為說明性質和數量的關系，也常“編制”可以量化的概念，比方人的“誠實可靠程度”，可以用“信用度”評分表示。簡單說來，就是根據一個人有無“賴賬不還”記錄確定。按時還本付息者，得正分；有拖欠逃票記錄者，得負分。積累久了，個人或公司的就有了信用記錄。只要輸入報稅號碼，就能從信用公司查到積分高低。在法制化的市場經濟社會，信用公司屬於獨立民間機構，積分高低關系到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申請信用卡、買車、買房、租房、貸款，甚至上學、謀職、簽合同，等等，無一不查看信用記錄。信用積分高的人，辦事容易。而信用糟糕的人，則處處碰壁。

據說中國內地，也模仿西方信用制度，搞了個“社會信用體系”，把跟金融往來無關的內容也包括進去，比方闖紅燈、穿馬路，地鐵吃東西等等（扣分）；獻血、義捐、義工（加分）。具體如何加權，加減多少，尚不清楚。另外，也包括“思想覺悟”因素，例如發表官方不爽的新聞，有無上訪記錄等，也被包括在內。還借用攝像和人臉識別，侵犯隱私。怎麽打分？由誰打分？都不透明。有人發現，因積分被扣，不能買機票和住旅館，引起爭議。問題在於，宣傳口徑經常改變，一旦政策拐彎，已經記錄在案的信用積分，又如何及時修定？

追求名利無過，手段正當就行
在我們看來，追逐名利的動機，來自人欲本身，屬於天賦人權，不可剝奪。這裏所謂“追求”，僅僅是指人生博弈過程，在結果上難免出現優勝劣汰， “勝敗乃兵家常事”，不可能人人都成功。就概率而言，功成名就，脫穎而出者少，但一事無成，徹底失敗者也少，多數情況是馬馬虎虎，得過且過。不過有個規律：努力者未必成功，但成功者必定努力。歸根結底“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終成功與否，須由“天時、地利、人和”三因素共同決定。諸葛武侯深知此理，劉備占人和，不占天時，“恢復漢室”無望，但他執意報“知遇之恩”，勉強“六出岐山”，徒勞無功，徒令史家扼腕嘆息。

言歸正傳。以下轉談在法制規範的市場經濟中，“爭名逐利”的正當手段，或者社會條件，應該包括哪些內容？根據大午集團的實踐經驗，結合各方面資料信息，我們總結出如下三條：第一，建立比較可行的信用體系。這個體系，既包括硬性的法制約束，也包括軟性的道德規範。比方欺詐行為，輕微的撒謊失信，或許屬於道德層面，僅受輿論譴責。但給人造成傷害的欺騙行為，則可能構成犯罪，需要由法庭裁判。以私人借款（借車，借房等）為例。在看重人情關系的中國社會，家庭成員和親友之間，經常有借貸行為，張口容易回絕難，拉不下面子。但因此而發生的糾紛，數不勝數。相反在美國，就算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偶爾伸出援手，贈款贈車的事情會有，一般沒有借貸關系。任何個人和公司，都靠信用和抵押能力，跟金融機構打交道，那屬於他們的業務和商機。也許有人說，過度商業化顯得冷酷無情，缺乏溫暖。但另一方面，也省了人情債和經濟糾紛。究竟哪種氛圍更有利於市場經濟與公平競爭？顯然是後者而非前者。

當然，任何事情都不絕對。比方華人移民盛行的互助會（俗稱打會），就是一個鄉親情誼跟現代信用相結合的好制度，值得推薦。福州市長樂、福清、連江三縣農民，以偷渡美國聞名，基本都在中餐館打黑工，靠苦吃苦做積累資本。但他們有個“打會”的歷史傳統，聯絡幾十上百鄉親熟人，根據內定制度，每人每年拿出一個月薪水，集中幫助一人，大家輪流獲益。這種變相借貸，可讓一人很快擁有幾十萬資本，夠買下一個小店，開始自己當老板。當然，“打會”的前提仍然是“誠實守信”，獲益者必須省吃儉用，按時間和利息條件，歸還借款。一旦有人賴賬“玩失蹤”，體制就面臨崩潰，“會長”得負責找到該人，施加懲罰，甚至鬧出人命官司。嚴格說來，這種灰色借貸是非法移民被逼無奈的生存之道，法外制裁帶有黑社會性質，但它也說明，就算重視鄉親情誼，也必須以“誠實可信”為基礎。

第二，保持司法中立，踢球者不能當裁判。規範化的市場，要求交易各方具有平等市場地位，價格和條件完全由當事各方自行決定，不受外力幹擾。發生爭議，由具公信力的調解或仲裁機構全權處理，不得跟當事人任何一方有利益關連或沖突。調解無效，才會上訴到司法機構，按同樣原則調查取證，充分聽取雙方律師的陳述和抗辯之後，做出獨立判決。從立場中立原則來說，中國現行司法體系有嚴重缺陷。公檢法由政法委領導，而政法委的頭頭，則是地方黨委的政法書記。“未審先判”時有發生，所謂庭審，往往按政法委內定劇本排演，走走過場。比方說，這次大午集團和徐水區國營農場的土地糾紛，大午集團代表的是郎五莊村委會和村民集體，國營農場代表的，是通徐水政府利益方。將來正式起訴和審理，無論原告是國營農場，還是徐水檢察院，背後的利益關系方，都是徐水地方政府。而審理案件的法院，不管是徐水區還是高碑店市，都跟地方政府有利益瓜葛。換句話說，只要法院在政法委領導下，他們跟國營農場都屬於同一利益相關方，也就是既打球又當裁判，怎麽能做出公正無私的裁判？

第三，創造維護相對公平的起跑線。人生起跑線，關系到每個人從學校到謀職作，再到退休的全過程。人們常說，在生存競爭中，沒辦法保證結果平等，但力爭做到起跑線平等。從政府責任講，盡量給每個兒童大致相等的教育機會，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至於最後結果如何，要看個人努力和各種機緣。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教育體系存在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教育經費主要來自房地產稅。公校設置按家庭住址劃分。富人區房價高，學區有錢，學校條件好，加上犯罪率低，因此成為好學區。盡管政府擁有一定“劫富濟貧”功能，但難以解決學區差別。家長為給孩子找好學校，高價搶購學區房，跟國內情況類似。但美國沒有戶口鴻溝，也沒明顯的城鄉差別，在遠郊或鄉下，公立學校質量反比貧民窟集中的大都市更好。不但中小學如此，大學也類似。包括常春藤名校在內的多數大學，都分散在各州的鄉村，不像中國那樣，高度集中在特大城市。

按說在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政府發揮著更大調節功能，應該不讓差距拉得太大。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先後在天津跟河北農村轉過幾次學，學校條件差別並不明顯。1959年秋，我從河北饒陽中學轉到呼和浩特五中，條件也差不多，唯一區別是饒陽縣沒電燈，晚自習用氣燈，不但亮度低，每半小時就得爬上桌子打氣。在貧困縣饒陽，我是成績平平的“普通生”，到內蒙首府呼和浩特後，反倒成了拔尖的“優秀生”，這種情況，如今大約再難見到。

內蒙師院畢業後，我先分配在包頭市十九中，教師們的備課文具，隨時自己拿，沒數量限制。後來去河套農村烏拉特前旗的新安鎮中學，雖然離包頭僅幾十公裏，但差別很大。連備課本跟粉筆都限量，跟包頭形成鮮明對比。這說明，從文革年代開始，城鄉差距已經拉大，教育經費苦樂不均。

我們在討論中，還對比了中美教育的另一區別，那就是中國不鼓勵，甚至打壓成名成家思想。記得我們學生時代，有“成名成家思想”是“覺悟不高”表現之一。學雷鋒，當“螺絲釘”，成為最時髦口號。但稍有頭腦的人都能看出，在私人沒相機的年代，“雷鋒日記”中擺拍那些照片，顯然是為他的“成名”而導演出來的結果。

美國學校則不然，從家長到老師，都鼓勵孩子樹立人生目標，小到行業選擇（廚師、電工、畫家、醫生），大到出人頭地（將軍、總統、諾貝爾獎得主），都可成為孩子的奮鬥目標。老美常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會是個好兵。”只要孩子嚴肅認真，並腳踏實地朝理想努力，就應該稱贊。對比而言，中國孩子如果說“我長大想當馬雲那樣的億萬富翁”，應該不是問題，聽說有北師大教授董藩授訓學生“你們40歲如果掙不到四千萬，就別來見我”，可見鼓勵發財已成時髦。但如果孩子說“我長大想當國家主席”，結果又會怎麽樣？還不得把家長跟老師嚇死！

回歸“覺悟”本意，啟發人性善念
“覺悟”這個詞，原本出自佛教經典，梵文bodhi（音譯菩提），譯為“道”或“覺”，經書說“會得真理，以開真智，為覺悟。” 這裏的“覺悟”，絕不是政治審查用的那種“絕對服從”標準，而是指“開動腦筋，大徹大悟”，明白真理（事物發展規律）之所在。我跟大午當年不會表演，只能說率真，談不上覺悟，但比善於表演、張口假話的同輩人，率真更接近覺悟。如今，努力探討“資本社會主義”模式，試圖找到一條可持續的發展新路，讓我們的認識有所升華，總算開啟了一個“思想覺悟”的過程。

總結本章主題，老馬那個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天堂”，是永遠無法實現的海市蜃樓。一方面，“物質極大豐富”是個偽命題，因為人類需求分兩部分，就算基本生理需求可以滿足，心理需求永無滿足可能。它不但受制於資源供給的局限性，也因為，源自人性本身的探索欲望和發明沖動，不會停止。只要有創新，就會有需求，永無止境，除非社會停滯，人類滅亡。

另一方面，“覺悟空前提高”也是個偽命題。價值觀不同，人生目標和行為方式也不同，一部分人認同的“覺悟高”，很可能是另一部分人鄙視的愚昧、迷信和盲從。同理，一部分人把獨立思考和高瞻遠矚，視為危險的“離經叛道”，但歷史經驗證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正是他們的先覺先知，引領了時代的發展方向，這才是佛教宣揚“覺悟”的本意。

為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很多，首要任務是回歸社會常態，把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的體制改革搞好，讓生產要素實現最佳配置，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從貧困進入小康，從小康達到富裕。讓社會基層的每條“小河”都水源充足，充滿生機，然後匯集成浩浩蕩蕩的大江大河。這才符合“小河有水大河滿，小河枯竭大河幹”的自然規律，而不是胡亂吹噓的什麽“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幹”，如果真有那種怪事，只能說明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大河的水開始往小河流了。我們奇怪，如此簡單的道理，怎麽宣傳部長們就硬是不懂？這又讓我想起1978年，在社科院研究生院開學典禮上，溫濟澤院長提到另一句人人會唱的歌詞：“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出自今天有人還在唱的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老溫頭說：“革命年代說的軍民魚水情，民眾是水，黨是魚。魚離不開水，水可以離開魚。革命成功後，怎麽民眾成了魚，黨成了水？魚水關系完全顛倒了？這是根本性的錯誤！”他的大實話獲得熱烈掌聲。

那麽，在市場經濟的競爭過程中，如何才能限制競爭範圍，不至於無限擴大，激烈程度也不至於損害可持續發展呢？我們認真分析了大午集團的分配模式，即“私有、公治、共享”六字箴言。當然，大午集團地處偏遠，不得不在承包地裏建設相對獨立的農民新城，搞企業辦社會。通過“私企立憲”，民主選舉董事會和理事會，除了國家規定的“五險一金”，企業還有自己的內保、醫保、子女入學優惠等福利制度，也對職工收入差距，設定了不超過十倍的限制，一步步朝有差別的共同富裕目標前進。

如果脫離大午集團的特殊地理和人文環境，泛泛而談市場經濟，難道競爭不會惡性發展，最終導致魚死網破，社會生產力遭到破壞，或者走向壟斷，最終傷害可持續發展嗎？我們的回答是：不僅有可能性，甚至有必然性。資本主義數百年的發展史，以及中國改開以來半個世紀的經歷，都說明自由競爭是把雙刃劍，並非只有好處沒壞處。最大的惡果是貧富分化，生態災難，和平安寧受到威脅，最終導致發展不可持續。

有效制約惡性競爭的社會條件，無非有兩個：一個是跟市場經濟配套的政治社會和司法體系（簡稱市場制度），讓競爭各方有序守法，不能胡來。國內市場如此，世界市場也同樣。違規操作要受到有效制裁，大幅提高惡劣行徑的成本，高到無法承受；二是跟基督新教相關的宗教情懷和道德準則（簡稱市場文化），不道德行為雖然未必遭受制裁，但會受到輿論和良心譴責，最終失去消費者的信任支持，輕則股價下跌，重則破產停業。我們之所以欣賞基督新教，是因為認同韋伯對資本主義跟新教關系的精辟分析，但我們絲毫也不排斥其它宗教。只要主張信仰自由，眾生平等，慈悲為懷，不排斥私有制和公平交易，所有宗教都應該平等對待，共存共榮。但對詆毀市場經濟，剝奪私有財產，壓制創新自由，阻礙要素優化配置的任何歪理邪說，都應該嗤之以鼻，並高度警惕。

宗教情懷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為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提供精神文化條件，還在於它能提供市場競爭之外的社會救濟及其它慈善服務，其中許多是政府不願意做，或者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這方面的詳細情況，留待下文分析。

如何定義“資本社會主義”?
有了前面各章的鋪墊，應該轉談如何定義“資本社會主義”了。 “前言”中說過，大午先生曾經建議過兩個提法：即“市場社會主義”和“社會資本主義”，經過查證思考，我感覺這兩個概念不妥，跟我們要探索的內容不同，這裏解釋一下。理由有兩個：

第一，“市場社會主義”的說法，已有百年之久。不同牌號的“社會主義”有幾十種之多，“市場社會主義”是其中之一。它的主要缺點，是回避私有制跟資本市場，僅在公有制範圍內打轉，希望借助市場因素，提高經濟效率，臨時抱佛腳，有點像鄧小平、陳雲倡導過的“社會主義市場”或者“鳥籠經濟”。前提是不觸動公有制，在一黨專政不變的條件下，運用部分市場手段，擺脫物資匱乏。老鄧說，資本主義可以有市場，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所以我們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陳雲講的更形象：市場經濟的鳥可以松綁，但只能在“社會主義籠子”裏飛。因此，“市場社會主義”跟我們說的“資本社會主義”，有本質區別。

第二， “社會資本主義”也不恰當。跟社會主義有多種招牌一樣，“資本主義”也有多種類型，像“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福利資本主義”等，偏偏沒有“社會資本主義”。《知乎網》有篇署名“潛龍”的文章，題目叫“社會資本主義：從對立走向統一”，似乎有個提法，主要觀點是講通過職工持股，勞資關系改變，為改變生產關系屬性創造條件，有點類似大午集團的“公管”和“共享”，但不同於大午集團的家族獨資，大午連股份制都不想搞，更別說職工參股了。因此，它跟我們說的“資本社會主義”也有重大區別。另外，資本所以是資本，是因為它超越小生產（自然經濟）的局限，已經具備社會屬性，跟大午夫婦所說的“錢少屬於個人，錢多屬於社會”是同一個意思。馬克思重視股份制和股票市場，說“資本的社會性”明顯擴大，甚至是對私有制的局部“揚棄”，因此，說“社會資本”等於同義反復。還有，我們說的“資本社會主義”，是利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手段，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也可以說，起點（資本構成）是資本主義的私有，但過程（生產經營）有職工參與的“公治”，落腳點（利潤分配）有勞動果實的“共享”，因而是社會主義的。換句話說，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對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達到勞資共贏的社會主義目標。因此，叫“資本社會主義”，名副其實，如假包換。

現在談定義問題。先要聲明，下面定義，是我對去年討論內容的大概表述。原本還要反復修改，再最後定稿。如今大午失去自由，我只能文責自負，獨立承擔批評和風險了。我嘗試的定義如下：所謂“資本社會主義”，是指一種可持續發展的企業與社會管理模式：它主張有法制約束的市場經濟，分權制衡的管理分工，多元平等的社會文化，在財富增長過程中，水漲船高，勞資共贏，最終實現“有差別共同富裕”的資本社會主義目標。 以下對定義的劃線部分，略作說明。

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先談可持續發展。我跟大午有約，我們探討“資本社會主義”模式，限於大午集團這個特殊的企業社會，而非推而廣之到任何地方。之所以畫個界限，是因為一來，我們的經驗主要基於大午集團實踐，是企業辦社會，鎮企合一的經驗之談，有一定特殊性和局限性，未必適合其它地方；二來，中國各地差別極大，我們既沒能力也無意願提供包醫百病的藥方。正如大午在家族傳承講習班說的那樣，大午經驗是否適合各地情況，還要靠自己分析研究，因地制宜，實事求是，批判吸收。當然，在市場經濟和多元文化等大背景上，我們的個案也包含一定規律性，因此，讀者如果認為我們的分析有普遍性，值得推廣的話，我們倍感榮幸。

我們感覺社會主義“鳥籠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隨著人口紅利耗盡，生態危機加劇，運轉成本提高，其局限性日益明顯。以剛剛宣布破產的江蘇省華西村為例，2004年暑假，我曾隨留美經濟學會前往考察，受過老支書吳仁寶的接待，當時已感覺那裏氣氛異常，不許入戶訪談，村民也不許跟外人談話，活像“現代化集中營”。一個靠數萬外來農民工和數百億國家貸款支撐的花架子，在老支書去世以後，居然又支撐十年，令人驚訝。最近，終因資不抵債和家族專權而爆雷。另一個樣板是河南的南街村，也靠外來農民工和國家貸款支撐，曾經豪邁宣稱：“只有社會主義能救中國，只有南街村能救社會主義”。書記王宏斌，投巨資試制永動機，跟科學較勁，以失敗告終。南街村何時也宣布破產，大約只是時間問題。

昨天（2021年3月1日），新西蘭自媒體《大康有話說》分析了排行前十名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樣板，說他們有四條共同規律：第一，有個能人帶頭致富；第二，用土地優勢快速圈錢；第三，雇傭大批廉價外來工；第四，以“社會主義”名義套取國家貸款，維持少數的高消費。一旦土地紅利消失，產能過剩，農民工走人，資金鏈斷裂，就算“能人”有三頭六臂，也難擋 “泡沫”的必然破裂。

發展模式的外源性還是內生性，或者發展動力靠外因還是內因，是可否持續的根本問題。盡管毛的《矛盾論》說得明白，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本，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但在習慣計劃思維，喜歡政績速成的官員心目中，迷信調動資源，只要“集中力量辦大事”，就沒有造不出來的人間奇跡。這種依靠外來輸血，忽略內生造血的行為方式，加上媒體弄虛做假，推波助瀾，害苦了國家和普通百姓。

1966年冬，我們徒步串聯去大寨，被“七溝八粱一面坡”深深感動。當晚住在大寨南面一個叫趙莊的小村子，談起大寨梯田，老支書淡然一笑，說：“那有什麽稀罕？俺們這些山村，都是坡多地少，哪個不靠梯田吃飯？俺村沒像大寨那樣，把梯田修到山頂頂，就是因為人手不夠，石頭搬不上去。如果跟大寨一樣，官家派個工兵營長駐，什麽設備都有，俺們會比他們修得更好。”支書的話讓我們大吃一驚：還有這事？大寨不是自力更生樣板嗎？後來內蒙被軍管，碰到山西駐軍某師長，跟他求證，果然屬實，因為他們師的工兵營，就輪流執行過這項任務。

再後來毛爺過世，四人幫垮臺，華國鋒“讓賢”，老鄧復出，改分田單幹，於是撤銷對大寨的照顧，模範樣板迅速褪色。但時隔不久，又冒出華西、南街等多個“堅持集體化”的新樣板，老鄧居然沒取締，既說明他有肚量，也說明對於“什麽是社會主義”，他心裏沒底。後經江朱和胡溫兩朝連續輸血，大環境有利，樣板村們一度富得流油，紅得發紫。但終因內生性造血功能不足，導致如今泡沫破滅。

比較而言，大午集團是私營民企，夫婦獨資，平地創業，靠飼養和飼料起家，困難重重，沒有貸款，也不靠股市圈錢，僅靠政策寬松和內生動力慢慢積累，實現良性循環。如今規模可觀，初步建成供數萬人工作學習休閑居住的康養小鎮。論教育、醫療和生活質量，比城市不差。這裏沒有戶口歧視，沒有本村和外地區別，所有職工一視同仁，還能通過投票參與企業管理，把大午新城當自己家園。溫泉城、遊樂場、農業觀光園，五星級酒店等等，在大瘟疫之前，幾乎天天客滿。如果沒有外部條件制約，還能持續發展壯大。總之，源自內生性的大午發展模式，充滿生命力，顯然比華西、南街等“模範樣板”具有更大優越性。如果說，華西和南街，不乏某種“封建社會主義（或者前資本主義）”特征的話，那麽大午新城的“資本社會主義”，更接近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本意。唯一區別是，馬克思要剝奪私有制，我們則主張保持私有制不變，促進市場經濟發展，再通過職工與參與企業“公管”，最後實現財富“共享”。

傑瑞米柯賓

法制約束的市場經濟
回顧歷史，市場經濟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工場手工業和國內市場為主；第二階段機器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成型；第三階段以戰後世界市場擴張和國際貿易組織出現為標誌。如果說在第一、第二階段，法制規範對商品市場的影響還主要集中在地方或國別範圍，那麽到第三階段，特別進入21世紀之後，跨國公司日漸普及，國際分工越來越細，商品、勞務、人才、和專利權貿易縱橫交織，全球化趨勢明顯。除非像朝鮮、古巴那樣繼續閉關鎖國，否則，任何一國的內部市場規範，都會影響對外經貿關系，甚至觸發貿易戰。中美貿易談判持久而艱難，關鍵卡在美歐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那麽，世貿組織根據什麽標準，來確定市場經濟地位呢？據維基百科的相關定義，結合觀察思考，我把它概括為如下四大要點：

第一，私人擁有包括土地和生產資料在內的資本財產，依法決定投資方案，自由選擇交易對象，決定交易條件，不因種族、性別、宗教、家庭出身和居住地點而受到區別對待。這方面，中國跟市場國家有顯著區別，原因有兩個：一是大政府小社會的歷史傳統。千年朝廷觀念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府查抄私產屢見不鮮：二是共產意識灌輸，認為私人擁有生產資料是罪孽。就算集體化，也是低級階段；完全國有，才算徹底革命。因此，三十年代“打土豪”，四五十年代搞土改、公司合營、“一平二調”，六十年代“割資本主義尾巴”，最近，“割韭菜”之風再度興起，都是同一根源。豈不知，企業家是市場經濟最活躍力量，“有恒產者有恒心”。在美國經營中餐館的人都知道，大廚好幹，老板難當。許多大廚有原始積累之後，都夢想自己開店當老板。但老板永遠比大廚辛苦，否則就維持不住，更別說擴大經營了。一有風險難免破產關門，老板只好再去當大廚。

這裏順便說說限制人身自由的戶口制度，它既不利於資本更換投資地點，也不利於勞力在地域和行業間的自由轉移，所謂“最佳配置”從何談起？有人辯解說，戶口古已有之，這是對戶籍變革史的無知。中國戶口沿革是我的博士論文，所以知道區別所在。歷朝戶籍保甲制度，僅有三個目的：賦稅、兵役和治安，沒有當代戶口制所附加的教育、就業、醫療、住房和其它福利。因此，包括日據時期在內，戶口都沒限制過人口自由遷徙和自由謀職。從1950到1955，我家戶口在北京、天津與河北農村三番五次遷移，找好房子去當地派出所填張表就行，簡單快捷。1956-1957，因為糧食定量供應，手續逐漸復雜，但沒禁止。從1959年冬天大饑荒開始，才最挖成了戶口隔離的鴻溝，至今已有60多年歷史。不取消戶口隔離，就無法成為貨真價實的市場經濟。

第二，公司類別分多種，大致包括獨資、合夥、和股份制的有限責任三類，在稅收和責任方面有別，適合不同人和不同經營目的。規模較大的公司，一般選擇責任有限公司，有獨立法人地位，區分公司和個人財產風險。具體到大午集團，仍然是獨資，雖然公司註冊為有限公司，名義上有股份，但實際“只對外不對內”，沒有股權爭議和分紅問題。因此，大午集團的所有權，仍然是創業初期的“夫妻店”。大午之所以堅持獨資不變，是因為他們夫婦有三個目的：第一，不想讓子女和家人，為分拆股份而把公司搞垮。這樣的悲劇大午見的太多；第二，他也不想包裝上市到股市撈錢，只想做好實體經濟，慢慢做大做強；第三，大午集團的口號是“不以盈利為目的，而以發展為目標”，想在勞資共贏上探討一條新路，實現他們“私有、公治、共享”的桃源夢，也就是“資本社會主義”夢。

這裏想順便說說歐美流行的NGO（非政府）和NPO（非贏利）兩種公益性質公司，因為大午集團每年有大量經費用於社會公益，但沒有註冊為非贏利公司，不能享受本應得到的免稅待遇，這是中外對待民辦福利事業的一個重大區別。它們的註冊方式和市場運作，跟贏利公司一樣，只是掙來的錢不能分紅，股票不許上市而已。以教育醫療為例，每年收到的社會捐贈數量，往往超過政府投入。原因何在？因為美國稅法規定，非贏利機構可以享受免稅優待。不但它們自己不用納稅，外人給他們捐款，也可以抵稅。因此，老美常說，與其把稅款交給山姆大叔（國家），我寧願交給我信任的慈善機構。政府之所以這麽幹，是因為議會有立法，民意不想政府太大，社會太小，這也是“大社會、小政府”主張的由來。這個辦法，造就了數量龐大的非政府組織，包括所有宗教團體，慈善組織，人權組織，私立學校和醫院，以及其它幫助弱勢群體的服務設施。它們雇傭大批人力和義工，提供政府難以提供的社會服務，對維持社會穩定和諧，居功至偉。如果中國也有類似制度，我們相信大午集團的醫院、學校和養老機構，定會辦得更加出色。

第三，政府不直接介入市場活動，但負責保護個人財產，避免壟斷欺詐，保持司法獨立與公正，維護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轉。這一條說的是政府在市場經濟的定位問題。按正常理解，政府代表全社會（或者超社會）的利益，它靠全民納稅養活，扮演維護、協調、裁判等超然角色，不應該在社會利益的矛盾沖突中偏袒任何一方，更不應該親自下場打球，與民爭利。但奇怪的是，從改開以來，政府就沒有擺對自己的角色，曾出現過政府、警察、甚至軍隊辦公司的怪事，屬於計劃經濟的習慣性深延。後來，中央三令五申，命令政府和軍隊停止經商，或改制成國企，或者承包（賤賣）給私人（自己人），表面與軍政脫鉤，但內部關系和利益輸送，沒有實質改變。至於官二代“自家人”組建軍工、能源、航天、電信等壟斷國企，在海內外叱咤風雲，一方面坐享高薪，另方面連年“虧損”，既坑消費者，也損國家利益。

“競爭，只有開放競爭，才能降低價格並改善服務”，這本是最簡單不過的常識，但在中國就是不靈。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包頭電機廠“勞動鍛煉”，當過三年車工，生產直流電機，給高炮和坦克配套，供應越南戰場，因此對工序嚴格把關和質量檢查印象深刻，由此產生對國企產品的盲目崇拜，認為國企不會、也不該搞假冒偽劣，反正工資也不跟效益掛鉤，何必造假？後來才發現，那是毛年代的“政治第一”。如今，“利潤掛帥，金錢萬能”已成普遍信條。農貿超市固然偽劣橫行，國企何嘗不欺詐？越沒競爭的行業，欺詐就越普遍。列寧早預言過，壟斷導致腐朽停滯。商品壟斷如此，權力、思想跟文化壟斷，也如此。“劣幣驅逐良幣”是壟斷的必然結果。如果從“資本廣義化”角度看問題，權力、思想跟文化也同樣有商品屬性，只要開放競爭，讓“買家”自由選擇，假冒偽劣就沒有市場。

第四，政府民選，靠稅收運作，責任主要在社會服務領域，如學校、郵政、警察、消防、海關、質檢和社保等領域，為市場競爭創造良好條件。世貿組織要求的市場經濟標準當中，並未列明政體國體的具體形式，但市場經濟要求的配套條件顯示，沒有人民授權和制約的政府，缺乏分權制衡，無法做到司法中立，難以保障自由平等，當然無法維護交易的公平公正與公開，因此我們認為，官權民授屬於必要條件。既然政府靠稅收養活，那麽，政府除了合法征稅，就不應該再另外創收，尋租活動應屬非法。

中國的一大特色，是吃皇糧的隊伍持續膨脹，越精簡越大，已到納稅人背不動的程度。本應投入的正常運作經費，難以保證。比如警察辦案，除非人命關天，一般民事糾紛與盜竊案件，都要交偵查辦案費，否則不聞不問。至於排汙是否達標，餐廳是否衛生，食品是否合格，鞭炮廠有無隱患等等，監管部門收費高昂（實為創收），不像美國那樣免費，或僅收象征性工本費。更糟糕的是，辦事人員借機尋租，吹毛求疵，吃拿卡要樣樣有。我在紐約州讀研期間，常去福建人楊老板的自助餐廳吃飯。有天他打電話說有重要事情，原來是郡衛生局抽查到他的餐館，發現幾項指標不合格，讓他立刻停業整改。我過去幫忙翻譯，同時協商變通辦法，因為離開門僅剩一個多小時，已有顧客在門外等候，十多名員工在廚房忙碌，如果此時停業，損失大不說，還讓顧客失望，有損餐館聲譽。最後商定，師傅們圍成兩桌，聽衛生官員講解什麽不合格？怎麽整改？我現場翻譯，並展示衛生局的彩色圖片，鼓勵現場問答。經過四十分鐘講解，約好一周時間整改，下周請他們再來驗收。最後圓滿收場，兩位官員道別，楊老板請他們免費用餐，頭頭笑答：“我們有紀律，吃免費餐違法，要丟飯碗的！”送走二位，按時開門營業，第二周驗收合格，從此相安無事。

對比美國衛生局，再看大午水質檢測，同一口井的水，同樣的檢測指標，衛生局、國土局、質檢局、食安局、工商局，三番五次，輪流上門，吃飯送禮，填表蓋章，收費走人。大午說他們是“政府創收，官員尋租”，為什麽不能一張單子各家分享？他們回答：這是“嚴肅執法”，“鐵路巡警，各管一段”。鮮明對比，讓我又想起張五常教授的名言，“交易成本跟財富增長成反比。哪裏交易成本低，哪裏就能快速創造財富。”

合理差別與共同富裕
本節重點，在於解釋“資本社會主義”定義的結尾部分。為分析放便，再引相關文字如下：在財富增長過程中，水漲船高，勞資共贏，最終實現“有差別共同富裕”的資本社會主義目標。這裏，還可細分三點：一，隨財富增長而水漲船高；二，有差別的共同富裕；三，“資本社會主義”目標。

一，財富增長與水漲船高：財富的生產與分配是個動態過程，而非靜態。常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人的消費心理和習慣看高不看低。扣除通脹因素，可支配的實際收入“增加容易減少難”。隨著財富量的增長，調整分配比例相對容易，這也是大午人的經驗總結。各分公司可以根據自己的效益提高情況，按比例提取盈余部分，作為本部門職工的年終獎勵。也向總公司上繳部分盈余，由總公司“劫富濟貧”，幫效益差的分公司也適當發年終獎金，維持“基本平衡”，爭取“皆大歡喜”。

二，有差別的共同富裕：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沒有絕對平均主義的意思，也不像華西村那樣，各家住一樣別墅，開一樣汽車，分同樣的副食品等等，而是尊重自由選擇。更非在本村，外村，外來勞工中劃分等級，那非但不是社會主義，甚至連資本主義都夠不上，而是變相的封建農奴制。大午集團的職工來自五湖四海，都按勞動法享受同工同酬，五險一金，還按工齡長短享受內部醫療和養老保險，以及選舉權和被選權。當然，由於工種區別，能力高低不同，薪水福利會有一定差距，但我們對高低差距設定了10-15的倍數限制，不允許像某些企業那樣，包括“社會主義國企”，讓差距大到幾十倍上百倍。

“資本社會主義”模式中，保障共同富裕的機制有兩個，一個是企業制度，明確實行“水漲船高”政策，按企業效益逐年調升薪水福利，讓勞資雙方合理分享剩余價值。這方面的理論依據，已經在前文說過，那就是剩余價值並非僅僅被老板榨取，而是由勞資雙方分享，否則產品過剩，剩余價值不能實現，馬克思說的“道德標準”也無從談起。另一個共同富裕的機制，是職工自己提薪水福利要求。感覺不合理的話，可以單獨（或者集體）跟主管提出要求，或投訴到總經理，要求提高。這個主動要求的權利，不僅體現在簽署勞動合同的時候，也可以在發放年終獎，調整下年度薪水等級的時候提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第二個機制是通過工會組織罷工，跟資方集體談判。在大午集團，工人既可以單獨提出，也可以集體談判，這些權利都規定在《私企立憲》的條文中。

三，“資本社會主義”目標。究竟什麽是“社會主義”？人們可以在概念上兜圈，莫衷一是，我們不想糾纏。按照常人理解，所謂“社會主義”不拘泥政治體制，而偏重於共享社會經濟和文化成果，其中包括公平、公正、人道、合理等等。1980年在社會院讀研，研究生院首次聘請美國外教，名叫諾爾曼.巴克（Norman Bark），中文名白科文，記得他說過一句讓我們吃驚的話：“在非社會主義國家，有更多社會主義。There is more socialism in non-socialist countries.”兩年後來到美國，才知道他講了真話。在號稱“資本主義”的美國，社會福利與救助措施，的確多過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這裏說的社會主義，不含意識形態偏見，僅就社會福利與人道關懷而言。許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惠民措施，都有“普濟眾生，人人有份”的社會主義性質，比如公立學校有教無類，連非法移民的孩子，也照樣到公立學校免費乘車、讀書、吃飯，不需要身份證件，也不看什麽轉學證之類；所有的醫院，盡管要求有醫療保險卡，但沒有也照樣看病。出院回家之後，再說如何付賬，由誰付賬問題。至於教堂等慈善團體每周發放免費食品，定期發放兒童衣物玩具，免費註射疫苗等等，這些福利措施，不叫社會主義叫什麽？

當時我想，歐美國家社會福利多，應該跟他們物質豐富有關，等中國富起來了，社會福利也會相應增加，只是時間早晚而已。遺憾的時，四十年過去了，中國經濟翻天覆地，從數字看，已經世界第二，進入中等國家行列。個別人腰纏萬貫，出手大方，到處炫富，似乎中國已經富甲天下。可回農村老家看看，除了溫飽基本解決,有幾戶蓋了樓、買了車之外，其它狀況基本如舊,反而出現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生態惡化，環境汙染，兩極分化，犯罪增加等新問題。因此，“社會主義”因素是否增加，不能光看人均GDP，還要看能否按資本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要求，讓勞動者參與生產過程的“公管”與分配過程的“共享”。缺乏這兩個參與，無論是美國私有的“資本主義市場”，還是中國公有的“社會主義市場”，都無法實現“勞資共贏，水漲船高”的社會主義目標。

總之，我們覺得，北歐的自由市場經濟，加上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更符合可持續發展，有利於實現大多數居民的自由幸福安寧，這種認知，是我們探討“資本社會主義”模式的原因之一。

研究馬克思，超越馬克思
本章談談“資本社會主義”理論上如何自洽，就是自圓其說。前面章節，是我們基於大午集團的實踐，加上冷靜思考而做的分析，是否站得住腳，還要再從理論層面做點論證。網絡名家蘆笛先生，常說國人有不證而論的毛病，愛用文革大字報方式雄辯武斷，我們都是文革過來人，應該盡力避免上述毛病。

朋友諷刺說，我們書生氣十足，老在馬克思框架內打轉。如今黨國官員，沒人拿馬列當真，就算真心想身體力行，也不懂什麽才是馬列。盡管毛本人讀線裝古書（《紅樓夢》《資治通鑒》之類）的興趣，遠遠大過讀馬列的興趣（他親口說過，一讀《資本論》就睡覺），但畢竟在批林批孔那陣子，好歹還號召過讀馬列原著。再看如今領導，還有讀馬列原著的興趣嗎？然而，昨天朋友轉給我一段南京大學某教授的視頻，西裝革履，口若懸河，繼續高談“共產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革命勝利日益臨近…… 消滅私有，提高覺悟，產品豐富”，最終“如何如何”。

看來，靠吃八股吃飯的大有人在。馬列教授、政治老師、宣傳幹部、媒體主管、思想輔導員等等，數量龐大，何止十萬百萬? 他們是否真信無關緊要，天天重復就害人不淺。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不懂理論的吃瓜族，難免被忽悠得熱血沸騰，真以為應該清心寡欲，不斷“鬥私批修”才能成正果。而追求正當權益，就是大逆不道的罪孽。所以，車軲轆話還得說，該辯的理還要辯。於是我給朋友回復：“該教授宣傳味太濃，理論蒼白，邏輯混亂，回避事實，不值一駁。我認為，還是‘資本社會主義’好。

走出《宣言》誤區， 回歸理性思維
禦用學者宣傳的共產理論，基本來自馬恩合作的《共產黨宣言》，於1848年首次出版。本書開篇就語出驚人：“一個幽靈，共產主義幽靈，正在歐洲遊蕩……” 20世紀前半葉，它幾乎成為全球三分之一國家共產暴力革命的《葵花寶典》，也讓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觀念深入人心。就連號稱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堡壘的美國，共產黨也一度影響很大，戰後高達八萬之眾。如今該黨，連同它的青年外圍，據說還剩五千人。我認識一位華人新移民，在紐約餐館打工，曾好奇美共，想“找組織談談”，好不容發現地址，只有紐約街頭一個骯臟的郵政信箱。不過，普通美國民眾對“社會主義”的印象，遠沒有來自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移民那般厭惡，因為他們從沒有親身經歷過社會主義實踐。所以有民諺雲：“如果你三十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沒有人心；如果你三十歲以後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沒有頭腦。”

馬恩聯名發表《宣言》（1848年）時，一個30歲，一個28歲，正是熱血青年，對早期資本主義的不公義憤填膺，十分正常。20年後《資本論》出版（1867年）時，他們已到中年，思想更為成熟。到《資本論》二、三卷出版（1894年），老馬去世，老恩暮年。後來的第四卷（也叫《剩余價值學說史》）是他們的信徒考茨基於20世紀初編輯出版。這套《資本論》巨著直到今天，仍在全球影響深遠，繼續被列為大學參考書。奇怪的是，在“堅信馬列”的神州大地，已經沒人對它感興趣了。社會院馬列所前所長蘇紹智先生晚年，因雙目失明，想減價處理他的藏書，包括全套精裝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被北京舊書店“一口拒絕”，理由是“沒人看”。

追根朔源，共產思想基礎，來自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它既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貢獻，也是左派思潮一度泛濫的罪魁禍首。作為社科院世界經濟理論專業的碩士，我仍然肯定馬的勞動價值論。因為它揭示了，只有人的活勞動，即體力和腦力支出，才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其它生產要素，包括資金，土地（含原材料）、設備等等，都只能轉移原有價值，不能創造新價值。因此，勞動不僅是財富的源泉，也是生產力飛速發展、經濟無限擴張的原動力。當然，馬克思並非提出剩余價值論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就有英國古典學派研究過剩余價值，但馬克思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過程。從勞動價值論開始推導，馬克思進一步說明了商品的生產過程，交換過程，流通過程，以及勞動價值的最終實現（只有賣出、並被消費的商品，才能完成價值的實現）。資本原始積累，擴大再生產，從手工工場到現代機器大工業，世界市場的形成和擴張，從工商業資本到銀行資本，最終過渡到財政資本，股份制出現，固定資產更新，周期性經濟危機，生產力的巨大破壞，等等，由此形成馬克思理論的整個體系。

我傾向於肯定這一理論的前半截，但質疑後半截的資本主義危機部分，特別是由此導出的所謂“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最終必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即資本家積累財富，工人階級積累貧困（包括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結果生產過剩，不得不用銷毀產品和設備的方式，甚至發動戰爭爭，奪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來調節矛盾，重新分配資源，從而開始另一個新的周期循環。

這後半截理論（即兩極積累、無產階級貧困化、革命與專政等等），基本上是馬恩列斯毛革命理論的核心支點。馬、恩健在的時候，資本主義曾經出現過周期性危機，但到二戰之後的技術革命和信息革命時代，商業周期仍在，但周期性危機，已不像從前那麽具有破壞性。起碼我在我親歷的近40年間（1982-2021），我沒感覺到經濟危機對民眾生活的巨大震蕩。國際分工條件下的世界市場，也普遍存在經濟周期，有危機、復蘇等跳躍和起伏，也常常表現為滯漲（停滯膨脹：即高物價和高失業同時存在），中外各國都一樣。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產更新的周期性。只有和世界市場相對隔絕的古巴、朝鮮等小經濟體，沒有明顯周期性，但有長期貧困和短缺經濟（以排長龍為標誌），跟毛年代的定量供應一樣。

可惜馬、恩二位，沒看到世界市場的最新趨勢，如今歐美市場經濟，因預測能力和促銷手段改進，基本沒有產品過剩和大量積壓，反而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倒是產能過剩。空喊內需，就是刺激不起來，不得不依賴外銷。如果馬恩活到今天，他們會修正原來的結論。據蘇紹智老師說，其實晚年的馬、恩，已經意識到自己理論的缺陷，也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裏有所流露，可惜沒有往前發展。如今，這個任務，要由後人完成。說到底，發展馬恩理論也不神秘，只要沿用《資本論》第一卷的分析方法（即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一致性），再加上現代經濟的活教材，可以順理成章地突破馬克思貧困化理論的局限，進而否定《共產黨宣言》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斷言與共產社會的空想。

“初心”何處尋？ 重溫《資本論》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雖然精彩，但由此導出的“兩極積累”，並不符合當代情況。他們主張的解決方法，是“剝奪者被剝奪”，變私有為公有（國有），讓國家直接擁有生產資料，工人不再為資本家提供剩余勞動，而是為“自己”生產，從而實現共產美夢：物質極大豐富，覺悟極大提高，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如此等等。這一烏托邦空想，曾是老一代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鼓舞他們前仆後繼，流血犧牲，向外擴張，韓戰、越戰、印支暴亂、亞非拉的遊擊戰等等，說到底都和馬列毛思及輸出革命有關。可惜的是，犧牲無辜生命，空想還是空想，永無實現可能。恰恰相反，中、蘇、朝、古的實例都顯示，無地農民和無產工人，在“為國家貢獻”的名義下，其實是為特權官僚生產，其剩余價值，變成了國家的積累和官員的紅利（包括合法和非法），而剝削率之高，遠超自由市場經濟國家。

以我曾經當過車工的包頭電機廠為例，那時雖然講究政治掛帥，反對利潤掛帥，但國家計委和一機部有規章，要求成本核算，年度上報。我問成本會計，我們車工的成本怎麽計算？他說一個人工（八小時）按50元人民幣算。每月24天，月產價值1200元。我師傅孫世林四級車工，算中等工資，月薪54元，只占他勞動成本的4.5%，扣除公費醫療和廉租房等福利，起碼有90%以上，都無償給了國家。相對而言，美國工人的薪水福利，一般占成本核算的45%。換句話說，如果說美國“資本主義剝削率”是45%，那麽，中國“社會主義剝削率”是美國的兩倍。

當然，經過40年改開，如今中國低薪優勢逐漸喪失，加上貿易戰影響，許多外資往人工更低的東南亞轉移。大午集團目前人工占約占成本的25%，計劃先提高到30%，五年後再到40%，逐漸跟歐美市場經濟接軌。

老美的“剝削率”之所以低，原因簡單，就是工人自由流動跟自由結社，既可以用腳投票，也可以集團談判，用罷工等手段要求等價交換。民選政府不可能站在資方立場打壓工會，只會協調勞資沖突，達成雙方都可接受的協議。如果資方覺得太吃虧，公司會賠錢，破產倒閉，工人失業。

中國之所以“剝削率”高，原因也簡單，因為沒按馬克思說的市場經濟套路走，而是另搞“國家社會主義” 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兩者意思相近）。工人沒工會，不能自由流動，形不成公平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大批農民工，處於半奴工狀態。這種把報酬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的前資本主義做法，有違“等價交換”，雖然有利於對外傾銷，但不利於提振內需。

《資本論》第一卷說的清清楚楚，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必須具備三個前提：一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分離（現代化大生產都如此）；二是勞動者成為完全獨立的自由人，可以自主決定把自己的勞動力買給誰和買給什麽地方（戶口等級約束之下就很難實現）；三是法律保障市場交易的公平合理，即大致合理的等價交換。假如交換不等價，勞動力的擁有者（工人）有權利組織工會，通過罷工來迫使資方回歸市場原則。只有民主國家的政府，才有意願和能力，只當裁判，不與民爭利）。當然，勞動力具有一個獨特的使用價值（其它生產要素都不具備），那就是除了勞動力自身的成本（即工資）之外，它還能生產出一個多余部分，就是剩余價值（或盈余）。假如不產生剩余價值，老板付給工人多少，賺回來的還是多少，一點利潤也沒有，那還辦企業雇工人幹什麽？

如此一來，工人的薪水，必然要和他支付給資方的勞動力等價，也就是說，他掙來的工資和福利，必須足夠補償他付出的勞動力成本（包括三項：他的個人消費，家庭消費，子女教育，否則無法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和持續供應）。馬克思進而分析，工資的標準，還必須包括生理因素和道德因素。生理因素就是能恢復已經消耗的腦力體力，道德因素就是水漲船高，消費標準要跟上時代的步伐。比方說，老板開十幾萬元的豪華轎車，工人也得開幾萬元的大眾化小車；老板住別墅小樓，工人也得住有空調和暖氣的單元樓，等等。也就是說，雖然財富的積累多少不同，消費檔次不同，但差距也不能大到難以想象、不可理喻的程度。所謂道德標準，說白了，也就是能“說得過去”，“看得過去”。這正是孫大午理想中“有差別的共同富裕”。相反，如今中國的基尼系數走高，貧富懸殊拉大，究竟什麽原因造成？《資本論》都有答案。

再者，老板和工人的利益並非完全對立，你死我活，而是生死相依，休戚與共。道理也簡單，老板的產品必須賣出去，物化在商品裏面的剩余價值才能最終實現。假如堆在倉庫沒人買，老板怎麽榨取剩余價值？怎麽發財？而廣大的工人階級及其家庭，不光是生產者，也是消費市場，所以老板的生產，說到底是為全體居民生產，為多數人生產。早在上個世紀初，汽車工業剛起步的時候，多數廠家為富人造豪華車，認為汽車是奢侈品，不是給工人用的。唯獨福特獨具慧眼。他聲稱，汽車並非專供富人享用，他的目標，是每個工人都要開一輛福特車。最後通過研發大眾車型，批量生產，降價和信用促銷等手段，打敗競爭對手，成為汽車大王。如今在美國，就連流浪漢，都認為汽車是必需品。我目睹過美國首都的流浪漢大遊行，居然有十多萬人從全國開車，趕來參加。汽車石油如此，抽水馬桶和洋房如此，其它消費品也莫不如此。對比中國空置的住宅樓，積壓到“鬼城”規模，不但建造它們的農民工住不起，就連許多白領也買不起，養不起。就連我一向欽佩的任誌強先生，好像也說過“房子不是給窮人蓋的”一類混話。空喊拉動內需，究竟誰的內需？只管百分之五的富人？你怎麽拉動？不知官員和開發商們，何時才能具有福特先生百年前的胸懷和眼光？

又臨十字路口，期待二次解放
本章結束前，讓我們再介紹一下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該書影響深遠，讓老哈獲得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老友楊小凱，曾對該書推崇備至薦，認為它對市場經濟跟計劃經濟的比較研究，透徹深刻。因為本書跟我們說的“資本社會主義”有密切關系，因此，我把它的主要論點，再結合其它網文觀點，羅列為如下七條：

1，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所能發現的最有效率，且較為理想的一種資源配置體制。這跟黨國近年來表達的觀點基本一致，說明官方已經承認：市場，只有市場，才能實現要素的最優配置。

2，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礎和條件。換句話說，沒有經濟自由，也就不會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說，個人自由是等價交換的前提。雖然順序有別，但意思大同小異，可說互為因果。按“上層建築”跟“經濟基礎”的關系說，當然經濟是基礎。但如果人身自由都沒有，何來財產自由？

3，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或者說，沒有法律保障下的私有財產制度，必然會通向剝削、壓迫與奴役。這是哈耶克全書的中心議題。

4，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這句話是高度概括。我們知道，沒有普選政府和分權制衡，沒有結社自由跟輿論監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有人批評中國，有法律（條文）而沒法治，就連根本大法《憲法》，也是每次換屆都修改，更別提其它法律條文來。如此頻繁變更，再加上有法不依，人情比法大，所以難保公平競爭。

5，法治的含義不是政府以法律來治理社會，而首先是政府的行為在法律約束之下。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政府應該首先把自己置於法律監管之下。記得改開之處，彭真任委員長，力主完善法制。社科院就有過“黨大法大”的爭論，爭來爭去，無疾而終。最後，多數人接受了“黨在法律監督之下行使領導權”。但實際實行的是什麽制度？政法委，紀委，監察委等黨的機構，是依法辦案嗎？孫大午全家和企業全體高管，僅僅因為土地等民事糾紛，就被異地公安半夜抓捕，據說是兩級政法委聯合辦案，先抓人再搜證，依據什麽法律條文？

6，“自由放任”理念是對自由與法治的最大危害。批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人，往往把人家說成“自由放任”，有錢人想幹啥幹啥。豈不知，他們的法治規範，往往比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更為有效。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首次訪問華盛頓，看見街道整齊，別墅排列有致，好奇地問，“這些住宅都是政府建的嗎？為什麽規劃如此整齊？”陪同的美國大使說：“不是，那都是私人住宅。一百年前就規劃好了。”可見，在老戈心目中，只有社會主義才有規劃，資本主義自然是“無政府”狀態。

7，人類社會，沒有什麽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錯誤的思想，才導致災難不可避免。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只要避免錯誤思想誤導，任何人為災難都可以避免。只有當錯誤觀念控制了社會走向的時候，災難才是不可避免的。把這話套用在三年大饑荒上，非常準確。當年大躍進的狂熱，沖昏了所有人的頭腦。災難開始的時候，地方官員又阻擋信息流通，下情不能上達。等毛、周拐彎抹角才知真相的時候，大錯已經鑄成。

如今有股思潮，否定鄧、胡、趙的改開政策，試圖為華國鋒洗白，說華才是改開的真正功臣。我非黨史專家，不想胡猜亂想。但畢竟親身經歷了那段歷史，記憶猶新。華的確參與了抓捕四人幫，但並由他主導。幕後策劃似是葉帥、王震、汪東興等人，包括老鄧在內的其他人，也應該知情。因為那是多數老人的共識。據社科院傳聞，是葉帥先把汪東興、張耀祠和8341部隊搞定之後，才通知華，萬一華反對，就連華一塊抓“五人幫”，沒想華欣然同意，於是搖身一變，成了“英明領袖”。這跟民國總統黎元洪，陰差陽錯當了辛亥起義“功臣”一樣，屬於歪打正著。

此後，大權獨攬的華也非真心支持改革開放。先掀“學大寨”新高潮，又大建化肥廠，搞進口成套設備的“洋躍進”，還有“兩個凡是”的緊箍咒，偽造“你辦事，我放下”遺詔（據張玉鳳揭發）等等。在平反冤假錯案、解放老幹部、恢復高考等方面，跟多數老人幫沒共識。所以才促成十一中全會和老鄧復出。當然，為捧鄧而抑華也不對。如果老華繼續當政，估計也幹不出整肅胡、趙，自斷左膀右臂，六四大開殺戒的蠢事。據說老幹部袁庚先生，當年曾率解放軍南下，接收深圳等地。文革之後復出，被老鄧派往深圳籌建特區。有親友問他：“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既然如今要把港澳臺和外國資本家都請回來，那當初幹嘛要把人家趕跑呢？”老袁沈思良久，無言以對，只好說：“總不能讓老百姓永遠這麽窮吧！”如今，中國實力明顯增強，誰要說跟改開政策無關，恐怕連傻子也不信。

但問題是，當年改開帶有臨時抱佛腳的實用主義色彩，既不徹底也不配套，因此積累了種種新矛盾新問題，讓如今的中國再次面臨十字路口。究竟是倒退回集體化和計劃經濟？還是進一步深化改開，完善法制，向真正的市場體制靠攏，最終跟國際規範接軌，從而化解內外矛盾？應該是個根本性的方向問題。記得蘆笛先生有句名言，大意是說“國人之蠢，表現在連犯錯誤都不會犯新錯誤，老是重復舊錯誤，在原地打轉。”

總之，由於大午新城遭遇種種挫折和阻力，我們親身感受到改革面臨十字路口，方向不清，道路不明，所以不揣冒昧，把思考已久的“資本社會主義”議題，亮出來獻醜，希望得到高人的批評指正。

探索“資本社會主義”新路
前文提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系念過理論碩士，後來，又在紐約州立大學社會系碩博連讀，兩邊都以《資本論》為主課，因此對老馬的理論比較熟悉。但是，我跟蘇紹智老師一樣，只能算半個馬克思信徒，或毛認為的“修正主義者”，就是如今西歐盛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我們都認為，無論從《資本論》的邏輯推理看，還是從百多年來歷史看，馬恩在《宣言》中鼓吹的革命和專政理論，都是經不住實踐檢驗的，因而是錯誤的。

我跟大午新城結緣，源自我的農村背景與戶口研究。因為我的戶口經歷曲折反復，加上以戶口做博士論文，所以對三農問題特有興趣。當我知道孫大午首次遭受牢獄之災，就開始關註大午城和大午人的命運。2020年春節前後，我舊地重遊大午新城，重點參觀開業兩年的醫院和剛起步的養老公寓，對他們的建設速度印象深刻。自2004年出事到現在，他們的產業規模已經翻了幾倍，年增長速度保持在兩位數，起碼15%，有時高達25%。難能可貴的是，實體經濟風險低，沒外債，信譽好，食品、酒業、飼料、教育，醫療等方面，在保定頗有名氣，還研發出名牌種禽“大午金鳳”，應該屬於農牧方面的優秀企業。

互為勞動，幫農民實現夢想
談到未來企業方向，我鼓勵大午考慮發展養老事業。因為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快，養老難問題日益突出。而農村人多數收入偏低，他們的體面養老問題能否解決？怎麽解決？將是國家的難題，考慮到大午新城的人口規模，我認為應該把養老問題納入規劃，為國家分憂，為百姓解難。大午同意我的想法。就跟不贊成教育和醫療是產業一樣，他也不同意把養老當成產業，因為老人已經為社會做了貢獻，到人生最後階段，再被割韭菜是不道德的。他說，目前大午醫院接近收支平衡，就診人數穩步增加，集團有信心和財力，也把養老事業做好做大，只要少賠或打平就行，決不靠它盈利。他詳細詢問我們舊金山灣區這個養老公寓的情況，表示要把養老事業規劃好，送交集團三會討論。他動員我們老兩口，也去大午養老，同時協助他們完善養老制度建設和人才培訓。我最近三年，參與北京一家民辦康養研究所的教材編寫，願意把我的文字跟他們分享。

其中一個亟待解決的議題：如何讓不盈利的養老事業自負盈虧，實現 “良性循環”？我提議，可否借用日本首創的“時間銀行”概念，試辦“鄉村養老合作社”？這個想法來自三方面啟發：

第一，大午集團有過緩解資金困難的“糧食銀行”經驗，如今可否擴大到養老領域？據司馬英華所著《風雨孫大午》一書記載，當年大午飼料廠遭遇資金困難，沒錢收購玉米；另一方面農民賣糧難，有人願意把玉米佘給大午先用，以後給錢。於是大午給他們打借條，承諾“就高不就低”：如果以後玉米漲價，按高價支付；萬一降價，還按借條上的價格支付。還有些人，到結帳的時候不急用錢，也繼續存在大午賬上，大午支付的利息比信用社略高。這就是“糧食銀行”的由來，也成為後來“非法集資案”的肇因之一。大午說，此事讓他發現，這種臨時“通融”手段，其實反映了經濟關系中“互為勞動”的本質。換句話說，種玉米的勞動，交換做飼料的勞動，兌現可以延期，並支付一定利息，可謂互利雙贏。

第二，目前中國養老難題之一，是資金短缺。一方面，讓人滿意的養老機構太少，收費又高，普通工薪族都難以負擔，更別說低收入的農民了。養老院缺錢，說到底是缺少購買人力和物資的必要經費。國家投入偏低，社會調節缺失，教育、醫療、扶貧和殘疾人福利等方面，也面臨類似困境。

第三，另一方面，中國又明顯存在資源浪費。比如人工浪費，無論城鄉，都看到閑散人群。產品積壓，產能過剩也是資源浪費。我們能否把閑置資源變成“時間存款”（或勞動工票）？讓現在的養老人員先利用起來，解決眼下資金困難？也讓貢獻人力和財物的義務人員，獲得一張儲存卡（類似信用卡），等他們養老時可以刷卡消費？如此一來，利用“時間銀行”，就可把當下的養老消費跟未來的養老消費結合起來，豈不是一舉三得？一能緩解當前養老資源短缺；二能把浪費的資源充分利用；三能儲備未來養老人員的支付能力。

大午表示，這個理念跟“糧食銀行”的道理相同，都是勞動交換和延期支付，從理論上應該可行，他非常支持。既然日本人有現成樣板，我們也可以試驗。不過，它涉及到一系列社會政策，操作起來並不簡單。比方說，養老合作社的營業執照歸哪裏審批？有沒有批準與否的政策依據？印制“時間儲存卡”或“信用卡”，會不會被視為變相吸納社會資源？搞變相貨幣？在法制不嚴密、政策解釋過份隨意的情況下，就怕我們的想法過於天真，施行起來阻力重重。尤其是，如果我們搞的比較成功，民眾口碑超過官辦養老院時，面臨的打壓可能更多。“武大郎開店”，“我搞不好也不能讓你搞”，是許多地方官員的心態。

在討論新型養老院的時候，我們又碰到另一個難題：如何培訓護工？我參照美國培訓護工的通用教材，給北京慧康研究院編寫過一個教材大綱，同時送給大午集團參考，因為大午也有試辦家政與辦護工培訓的打算。大綱提到，專業護工應該嚴格培訓，經過實習考核，持證上崗。除了就業指引，還應該負責管理，監督服務質量，受理養員和護工雙方的投訴。這些做法，不但美國護理公司普遍實行，就連在港澳臺工作的菲律賓護工（俗稱菲傭）也普遍實行。前不久有消息，說菲律賓跟中國達成意向，準備向中國輸出十萬菲傭，月薪萬元。我問大午，咱們如果培訓，是否能跟菲律賓護工競爭？

大午苦笑著說，你別太書生氣。菲律賓護工有組織有紀律有法律保護，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有兩國協議，發生糾紛涉及外交。咱們要辦護理公司，屬於內政，身份檔次沒人家高。比方說，如果有護工控告雇主性騷擾，但那家人背景過硬，咱們管得了嗎？沒中立的司法體系，那官司咱們可糾纏不起。所以說，菲律賓人能做到的事，咱們未必能。他的話觸到了根本癥結，讓我無言以對。

如今大午集團二次出事，我們計劃中的養老議題只好中斷。在大午重獲自由之前，我連繼續回國考察的興趣也煙消雲散，讓我不由想起蘇紹智老師跟我最後一次見面說過的那句肺腑之言：“這個政權如此強大，強大到什麽都想管；但又如此懦弱，懦弱到什麽也做不成。”

2，被逼改制，除隱患長治久安

有位曾任河北省府副秘書長的朋友，知道上層對大午偏見很深，勸我少跟大午來往，預言“他們早晚還要出事”。他說，辦企業就老老實實辦企業，“悶聲發大財”得了，為什麽獨出心裁，搞什麽“私企立憲”“三權分立”，讓官方心裏發毛？“憲法”是國家大法，企業怎麽能立？我聽了很詫異，原來黨官如此無知，只好給他講“憲法”的原本含義。我告訴他，“憲法”這個詞跟它的理念，是從海外引進的，在英文裏跟“章程”同義。我在紐約大學讀博的時候，兩岸三地同學，原本屬於同一個中國同學會。後來臺灣學生揭發，他們會長是個“職業留學生”（當時臺灣國府習慣這一套，而大陸領館和學生還沒立刻學會。如今臺灣放棄了，大陸又繼承了國府的“光榮傳統”），有意排斥大陸同學，我們倍感屈辱。於是我跟幾個同學醞釀，發起組建中國大陸留學生聯誼會，並獲選為首任會長。在學生總會註冊登記的時候，需要起草一份我們的“憲法”（Constitution團體章程）。原來“憲法”這個詞，在美國極為平常，隨便一個破公司，也必須填寫預先印好、格式固定的“憲法”，無非就是組成人選，如何分工，經營項目等等。既然憲法跟章程同義，人家大午集團憑什麽就不能立憲？

順便一提，因為這件事，國府把我打入另冊，懷疑我是“共特”，把我排除在首批留學生訪臺名單之外。六四屠城後，我們組織遊行抗議，並參加芝加哥的全美學自聯大會，又惹惱中領館，懷疑我是美國特務。再往後，我先後去自由亞洲電臺和澳門大學工作，榮獲“中美雙料特務”美稱。當我帶澳大學生去臺灣觀選，又去北京清華大學參加暑期班以後，才從朋友口中得知，我又上了國安的“美臺雙料特嫌”名單。合算下來，我榮膺美中臺“三料特務”桂冠。心裏納悶：為何身為華人，哪怕入了外籍，也非得被粘在某個政權的“皮”上不行？難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獨立人格”？這段經歷頗有戲劇性，那群華人學生中，出過幾個兩岸四地赫赫有名的女強人，比如臺灣人蘇慶黎（《美麗島》雜誌主編）、美國人艾琳達（施明德前妻）、大陸人周勵（《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作者）等，多少都跟我的“特務頭銜”有關。等我有空寫出來，供諸位消遣。

言歸正傳，大午“私企立憲”中的“三權分立”提法，也非什麽禁忌，而是他們被逼迫出來的一種無奈選擇。首先，“權力劃分，相互制約”是任何社會組織的通例，包括中共在內， “三套”“五套”班子是怎麽來的？哪個團體或政府機構不搞平衡制約（哪怕僅僅形式上的）？非得“一元化”，“一言九鼎”才好？幹脆直接回復帝制，豈不更好？

再說了，大午2004年遭受牢獄之災以後，是戴罪之身（緩刑），不能擔任董事長。而臨時代理的長子孫萌，力不從心，急需找能勝任的董事長跟總經理。萬般無奈之下，大午才想到三權分立和開放選舉。為什麽在原先兩權（董事會負責決策，理事會負責執行）分立的基礎上，再增加一個監事會（負責監督）？主要原因來自大午夫婦對家族企業傳承問題的長遠思考。多數家族企業，都會面臨老一輩創業者去世以後，後輩人發生爭權爭產問題，從而導致散夥甚至倒閉。他們想把家族產業交給職工代表管理，讓它變成永久的社會企業。但是，為了保證家族成員能繼續享受部分企業成果（即按章程規定，分享部分利潤提成），同時保證企業運作合乎“私有、公管、共享”的立憲精神，所以由家族成員推舉監事會，負責監督章程執行，參與糾紛調解，但不參與企業的決策和實際管理。

再說為什麽開放職工參選？大午的考慮是，既然把企業交給社會，就應該讓全體職工參與管理，有權投票，選舉他們信得過的負責人，這不僅是職工的民主權利問題，還有領導人的權力來源問題。如果像創業初期，或者其它民企那樣，從逐級任命管理人員，下面的幹部認為權力是老板跟給的，容易對上恭敬，對下蠻橫，甚至欺上瞞下，以權謀私。等老板發現上當，已經造成損失。與等級授權制相反，讓工人選舉領導人，權力自下而上，職工會把選賢任能跟他們個人利益相聯系。只有把能人選出來，才能讓個人收入隨績效增加而提高。基層群眾最了解候選人的能力和品德，一般不會看走眼。而等級授權，則可能把權力交給野心家（兩面人）。

據紀微漣編著的《大午立憲》一書記載，央視名嘴崔永元，應邀參加了2013年的第五次換屆選舉，並發表即席講話。他說：“大午集團是民企，而且是家族企業，改選董事會卻采用了民主投票的方式，先行一步先先進。”連用三個“先”字，獲得熱烈掌聲。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檢驗，這套制度在大午集團行之有效。從公司規模和效益的快速增長，說明它有很強生命力。當然，外界有人對“私企立憲”存疑，認為它不好推廣。我自己也對大午談過，我對“私企立憲”的生命力究竟如何，多少還有點擔心。相信情況，下文細表。

3，觀點有別，勤交流取長補短

有朋友問我：你跟孫大午交往多年，難道沒有過爭論？所有觀點都一致嗎？當然不是。盡管我們有某些共同點，特別在關註農村方面，好聽點是“鄉土情結”，難聽點是“農民意識”，但畢竟經歷有別，教育背景和生活環境不同，不可能沒分歧。本章列結尾之前，就談談我跟孫大午的主要分歧，或許有助網友更好了解大午集團發展的來龍去脈，並預測大午案的未來結局。我們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四方面。

一，如何評價大午集團“私企立憲” 的實際效果？

我沒機會親臨換屆選舉，只趕上過一次中層領導的初選大會，印象比較好。各位自薦和推舉出來的候選人，輪流發言。有些人首次當眾講話，不免怯場，但都很真誠並自信，跟我在臺灣觀選的印象類似。有人批評臺灣普選，說互相攻擊，拉攏選票，甚至黑金操控等等，總之水平很低。我反駁道：民主不僅是一套制度，也是一種文化，需要由低到高循序漸進。而且，除了在實踐中學習摸索，逐步提高，沒有其它更好辦法。抗日時期的晉察冀邊區，連區長縣長都普選，候選人背後放個碗，投票人排隊走過，往碗裏丟豆子，豆子多者當選，就這麽簡單。如今的大陸，難道文明素質還不如八十年前？村委會選了幾十年，停滯不前，有長進嗎？我前後共有五六次去臺灣觀選，感覺進步明顯。兩派互敬，文明守法，沒見多少人身攻擊和賄選行為。反觀2020年美國大選，秩序混亂，族群撕裂，透明度和公正性，遠沒臺灣好。我建議號稱民主大哥的美國，應該派人到臺灣，學習人家怎麽開票唱票。

大午對他們的選舉制度頗為滿意，說如今可以撒手，企業運轉不用他們夫婦操心了。我回答說：“效果如何，現在難下最後結論。因為你們夫婦第一代創始人，目前還健在，在重大議題上有一言九鼎的權威，也是孫萌新班子的主心骨。你們假定完全不參與，能否正常運轉，還需要檢驗。我倒有個主意，能幫你檢測，那就是到國外度假一年半載，連手機也不用，看集團是否正常運轉。如果不行，說明你們事實上還在垂簾聽政階段。”大午苦笑一下，說“目前還不行，爭取以後行”。

二，如何對看待美領館多次拒簽孫大午？

第二個分歧是如果對待美國領館拒簽孫大午的事情。要按說，大午是知名度很高的民營企業家，又經歷過牢獄之災，多次登上英文媒體，《紐約時報》曾經把他比喻為中國農民的羅賓漢（英國農民起義領袖），申請去美國考察的商務簽證，應該沒有任何問題。但不幸的是，他第一次申請就被拒簽了。原因也簡單，申請表上明明要求帶上能證明“沒有移民傾向”的所有材料，包括自己銀行的存款證明。可大午就是沒帶，還說“我們公司有上億資產，還用證明我個人存款嗎？”於是被拒簽，讓回去再準備。首次拒簽之後，簽證官往往特別警惕，而大午又漫不經心，難免態度傲慢，於是二次被拒。他當然有氣，朝後面排隊等候的員工一揮手說，“既然我這個帶隊的去不成，你們還排隊幹什麽？走人！”於是一夥人嘩啦撤離。這事激怒簽證官，說簽證申請是個人權利，你不應該剝奪其它員工的申請權。於是，後來又被拒簽過一兩次。大午怒氣未消，親自給奧巴馬總統寫信，抗議簽證官“蠻橫無理”，希望美國修改簽證規矩，能對民營企業家給予特別照顧，等等。他的信當然石沈大海，沒有下文。此後他賭氣說，今後絕不再申請美國簽證，除非美國領事主動把簽證送到他家。我說，那幾乎不可能。你不了解美中文化的重大區別。美國人公事公辦，基本沒有人情因素（其實也非絕對沒有，只是非常罕見），而中國人辦事，往往看人下菜碟。再說，多數美國簽證官缺乏中國知識，誰知道你孫大午是怎麽回事？

三，如何認識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場的正常功能？

孫大午對於家族獨資企業比較滿意，認為適合中國國情，容易調動員工積極性。而股份制的大型公司，不適合中國農村市場。尤其上市圈錢的股份制大企業，靠職業經理人全權管理，既不對企業職工負責，也不對多數小股民負責，只關註大股東的短期利益，因此弊多利少。對他的上述看法，我表示部分同意，更多不同意。如果說的是不健全甚至不正常的股份公司和股市，比方中國大型上市國企和股市表現，明顯跟實體經濟嚴重脫節。從統計數字看， GDP總量增幅很大，但股指長期在3000點徘徊。股市內幕復雜，大戶穩賺，散戶被割韭菜。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午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推而廣之到一般股份公司和股市，則不但是錯誤的，也是有害的。理由有兩個：第一，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曾經對股份制高度評價，說它是對私人占有的部分“揚棄”，也就是部分克服了獨資私有制對經濟的制約，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發展。從實際情況看，目前世界五百強，大多數是上市的股份公司，絕非偶然。

第二，凡屬健康的股份公司，通過股市融資能推動科研和刺激生產，把效益好的生產項目做大做強。而投資人通過股價上漲和提取紅利，也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我曾給澳大學生講過賭場跟股市的本質區別：對炒家來說，在股市投資跟去賭場投註，似乎有類似的刺激和風險；但重要區別在於，賭場的資金總量不會增加，只是重新分配。而股市的資金總量，是隨著股指上升而增加的，原因就是股市資金跟經濟發展結合，經濟總量上升，股指就相應上升。不信你可以把道瓊斯指數的發展軌跡拿來檢驗：如果你有足夠資金，按道瓊斯指數購買股票組合，並且保持足夠長時間（十五年以上），那麽你的投資穩賺不賠，永遠如此。所以，投資股市遠比賭場下註更健康，風險也更小。

四，如何預測大午模式的可復制性？

近年來，大午集團新增了一個“傳承公司”，以“走出去請進來”，講座培訓方式，宣講大午私企立憲的過程，討論相關的經驗教訓，反應比較熱烈。參加研討的人員，多數來自家族企業，也有學術研究機構。大家經常爭論的一個問題，是大午企業辦社會的發展模式，以及私企立憲的經驗摸索，其它地方和其它企業是否可以復制模仿？如果進一步細分，這個問題還可以分成三個層次討論：

第一個層次：大午集團的企業辦社會（社企合一）模式，其它地方有沒有可能模仿？社科院資深學者資中筠教授認為，沒什麽可模仿性。我個人認為，要看具體情況，如果別處也有類似農民企業家，處於一個相對孤立的地理位置，企業辦得相對成功，經濟效益不錯，當地又沒有配套的行政系統和社會服務設施，那麽，他們學習大午經驗之後，有可能從中獲得啟發，也把原本的家族私人企業，往社會企業方向靠攏。假如地方政府認為，當大午鎮的人口達到建立鄉鎮的規模，有必要建立通常的黨政人大政協等五套班子的時候，政企分開恐怕不可避免。但如何分開？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活服務配套，應該怎麽解決？原有的建設投入如何合理補償？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二個層次：家族企業變為社會企業，還涉及企業利潤分配難題。如果保持原來的家族私企，依法納稅之後，利潤分配屬於自家私事，政府和外人無緣置喙。改為社會企業之後，董事會大家選，自然會對利潤分配去向和比例發表意見。比方孫氏家族成員享受生活補貼這事，誰應享受？補貼多少？延續多少年？等等，都可能引發爭議。這件事可參考清朝對八旗子弟授“爵位”的前例。那也是照顧功臣後代，用金錢名譽阻擋他們參政，等於劉會茹說的“享清福”。但同時規定“爵位遞減，五世而終”，一代比一代減少，到官五代以後，就不能再“白吃皇糧”了。後代繼續遊手好閑，結局將會很慘。大午表示，這個問題值得他們認真考慮。

第三個層次：在公司註冊和財會制度上，也缺乏明確的法規條文。家族成員從出生到過世，終生享受生活補貼的事情，還涉及到相關財務法規。當然，我對中國現行的民企記賬報稅，不甚了了，不敢妄議。網上說，無論民企還是國企，普遍有兩套帳目“真賬內部使用，假賬應付審計”。假如在美國，給家族成員發放補貼沒法入賬，因為不合稅法。作為替代物，他們普遍建立信托基金，按照非贏利機構規定，特殊資金供特殊用途。只不過，信托基金的規範也好，特定資金的受益人也好，也要符合稅法規定，該報稅的一定報稅，否則會面臨嚴重制裁，包括罰款和坐牢。把不同性質的資金和財務分開處理，才有可能避免未來的麻煩。

當然，如果中國自上而下，還沒有完善的市場法制體系，單靠某一個公司內部，難以單獨完成上述改革。假如大午集團，因為這場牢獄之災而煙消雲散，我們開啟的“資本社會主義”探討，到此也就畫上了句號。反之，如果目前陷入的法律糾紛能妥善解決，大午和家人重獲自由，可以繼續經營他們家族企業的話，往後的改革任務會更加艱巨。但我相信，以孫大午的頑強個性和堅定理念，他還會碶而不舍，繼續追尋“資本社會主義”的“大午桃源夢”。究竟哪種可能性更大？且讓我們翹首以待。

結語：資本社會主義，農村復興的光明正道
這個連載系列即將結束，我懷著復雜心情寫下這篇結語。一方面，我把孫大午辦企業的思路大概梳理了一遍，算為他二次入獄講點公道話，心情稍感放松。當然，也希望我的“暢所欲言”有助於還他清白；但同時又不無擔心，我單方面“敞開”心扉，是否會給他的案情“雪上加霜”？上次為好友李達昌鳴不平，是2006年四月的事情。他曾任四川副省長，卸任之後，因莫須有的“瀆職罪”被判刑七年，真正原因是“水清不養魚”。當時，我先把文稿發給他家人過目，是否發表，請他們酌情決定，不想因“外人多嘴”而給他增添“罪狀”。最終，在北京即將宣判，案情無可挽回的時候，他的家人才讓我刊發。令人悲催的是，這次大午家人及高管全部被抓，只剩未成年的孫子，托付給外婆照料。我連一個征求意見的人也找不到，只好冒險“單獨行動”，並為此承擔任何可能的後果。

上文提到，我跟大午的探討，限定在中國農村以家庭承包為主體的民企範圍內，沒有以偏概全的意圖。但我們堅信，“私有、公管、共享”六字方針，有普遍意義，可以供其它企業學習參考。大午對此表示，“搞企業管理是一種實踐，說不上向誰學習，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從實踐中摸索，適合你企業發展的，就是最好的管理體制，管理方法，你就是成功的企業家。”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何偉認為，企業制度，特別是私企制度，應該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制定，不應有統一模式。“私企君主立憲制是一種比較新的企業模式，有它的獨到之處。”通過與華西村、南街村這類“社會主義樣板”的對比，讓我們更堅定相信，大午新城發展模式，不失為復興中國農村的一條光明正道，因為它代表中國農民“求公平，要富裕”的強烈追求，任憑什麽壓力，也無法讓它熄滅。“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稍有氣候變化，頃刻滿眼蔥綠。希望地方當局不要羅織罪名，借故扼殺華北平原上這個欣欣向榮的祥和社區。

一，總結回顧主要觀點
按照本系列順序，我主要分析了如下幾個問題：第一章，就孫大午“何罪之有”發了一通感慨。然後進入第二章，展開“資本社會主義”討論。先從人的兩面性“半是天使，半是野獸”說起，分析矛盾統一的“兩重性”，也正是我們主張的“資本社會主義”主題，即通過私有制和市場競爭，最終實現“水漲船高”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最後，再以“大午有機食品”如何“胎死腹中”為例，說明如果離開“有規範的市場經濟”大環境，就連“有機食品”這麽個小事，也無法辦成。

接著分析市場經濟兩大前提。第三章“人盡其才”，說的是“人”作為生產要素最重要部分，如何才能自由流動，包括不同地域、行業和社會等級之間的流動。我從“社會流動”這個社會學概念，說到企業家的“自由決策權”，最後分析我體會最深的“戶口隔離”制度。承認它在計劃經濟年代曾經有過一點正面作用，盡管付出了幾千萬農民的生命代價。但如今，戶口制已經墮落成中國市場經濟的最大弊病之一。最後一小節，順便談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即勞工生存狀況，它無疑跟“人盡其才”關系密切。第四章“物盡其用”，說的是其它生產要素流動。先胡謅了一通什麽叫“最佳配置”，談到林毅夫強調的“後發優勢論”和楊小凱提出的“後發劣勢論”，也算是對“彎道超車論”的一種反思吧。接下來是對土地問題的討論，包括對十八億畝紅線的五點質疑。在這個問題上，我完全同意楊小凱和文貫中兩位教授的土地私有化主張。再往下，談了“知識產權”和“技術保護”問題，試圖追根朔源，理解為什麽國人屢遭洋人病詬，一是產權觀念缺失，二是司法體系落後。這兩個問題不解決，不光彩的“拿來主義”還會繼續大行其道，外國公司反感是一方面，國人自己的研發熱情會繼續遭受打壓。本章最後，舉了大午集團兩個產權糾紛案例，一個是“大午糧液”的商標專利，一個是“大午金鳳”的種禽研發專利。

第五章試圖擴大資本定義範圍，重新定義資本如下：“所謂資本，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以通過貨幣量化和自由交換，能補償自身損耗，並可實現增值目的的所有財富、能力、品德及信譽。”接著，回顧了時代發展與資本的多元化趨勢。當然，這也跟商品多元化趨勢密切相關，以前不認為是商品的東西，現在也紛紛商品化了。最後，我再次強調，無論商品和資本的內涵外延如何擴大，等價交換的原則不變。權錢交易、裙帶風與尋租行為，是破壞等價交換的主要禍首。第六章主要批判“物質極大豐富”，指出人的需求分兩類，心理需求永無滿足可能。因為資源有限，而人的欲壑難填，因此，相對於心理需求的“供應短缺”是永久性的，圍繞短缺的“競爭博弈”不可避免。不過，對惡性競爭加以防範的同時，我也充分肯定 “競爭博弈”的正面價值，沒有博弈激勵，社會就失去發展動力。第七章批判所謂“思想覺悟極大提高”，先從“思想覺悟”的定義和量化分析入手，結論是沒法定義，更難量化。接著為正當光明的“追求名利”正名，認為只要手段正當，能客觀評估理想跟現實，追求名利乃是人的天職和成長動力。最後，回到“覺悟”的宗教含義，我主張啟發人性善念，堅守平等博愛思想，遠離成王敗寇的叢林哲學。

經過前面七章的鋪墊之後，進入第八章,對“資本社會主義”定義。我嘗試定義如下：所謂“資本社會主義”，是指一種可持續發展的企業與社會管理模式：它主張保護私有財產，法制化的市場競爭，分權制衡的管理分工，多元平等的社會文化，在財富增長過程中，水漲船高，勞資共贏，最終實現“有差別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接著，分別說明定義的範圍界定，為何是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和社會管理模式？外部參與法制化的市場競爭，內部實行分權制衡的分工管理，及多元平等的社會文化，最後，隨財富增長，勞資共贏，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目標——有差別的共同富裕。我們對比了大寨、華西、南街等“社會主義樣板”跟大午新城的根本區別，前者屬“外援型”，靠外來資源支撐，終難持久；後者靠“內生型”積累，有可持續性。第九章，回顧馬克思理論的對錯。這個問題之重要，不僅在於它如今還是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也由於它在西方有死灰復燃之勢。以《資本論》為代表的分析方法，是我們認識“資本社會主義”的重要手段，但《宣言》對資本主義危機、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大膽預言，卻是主觀擬斷，不符合《資本論》的邏輯推理。“資本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往前推導的必然結論。最後，介紹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一書，把它的主要論點羅列為七條，基本對應“資本社會主義”的主要觀點。第十章算是本系列的總結，展示大午模式的艱難曲折。先從糧食銀行說起，聯系到我們計劃開辦的養老事業，實質是農民互換勞動的原始手段，但卻面臨諸多刁難與打壓。接下來解釋孫大午為什麽要嘗試“私企立憲”？因為他被逼無奈，並非別出心裁，或有政治野心，他只想通過改制謀求企業的安全長久，避免其它家族企業人亡政息的共同命運。最後，我如實羅列並大概分析了跟孫大午在若幹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如果有機會繼續探討，我們還會爭論下去。究竟誰是誰非，請讀者自行鑒別。

二，突出幾點“可能的”新意
回顧了本系列的主要論點之後，我嘗試提煉出幾條“可能有新意”的觀點。之所以“或許（或可能）”是因為我閱歷有限，對浩如煙海的學說流派涉獵不深。也許我們認為的“新意”，已是他人牙慧，早被咀嚼得失去味道，或者另有更精彩的表達了，只是我們自己孤陋寡聞，坐井觀天而已。以下五條，是我覺得“可能有新意”的地方：

1，分清真假剝削。只要遵循等價交換原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所謂“剝削”，並非真正的剝削。只有打著“社會主義”旗號，以國家名義，違背等價交換原則的巧取豪奪，才是真正的剝削。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認為，等價交換本身，已經包含了剝削因素，因為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是向資本家提供無償的剩余勞動。奇怪的是，在美國左派教授的講壇上，也相信這個說教。我們則認為，勞動者並非無償貢獻全部剩余價值，他們自己也會分到一部分，否則，那部分剩余價值就沒法實現，也不符合馬克思說的“勞動力價值的道德標準”。

2，等價交換的永恒性。資本主義市場的等價交換，不但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方式。其他配置方式，將損害等價交換原則，增加交易成本，導致壓迫、剝削和貧困，也就是哈耶克說的“通往奴役之路”。這個觀點，否定馬列原來的信條，認為物質極大豐富和覺悟空前提高之後，就不再需要市場交換。原因在於人的心理需求，永無滿足可能，除非人類毀滅，發展停止。前文已有分析，此處不贅。

3，資本廣義化。隨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時代來臨，商品中包含的簡單勞動明顯下降，復雜勞動迅速上升，因此我們主張，對資本定義應該寬泛化，盡可能把所有用於市場交換，可用貨幣量化，並能提升自身價值的生產要素，都能包括進去。因此我們建議，把人力資本細化為體力資本和智力資本，並增加信用資本、天才資本、勞務資本、風險資本和專利資本，等等。

4，市場廣義化。我們所說的市場廣義化，是把一般商品勞務的自由選購範圍，擴大到其它需求領域，例如文化市場，媒體市場，宗教市場，理論市場，選舉（民意）市場等等，允許各家各派遵循同一個憲法指引，自由競爭，任憑“消費者”評頭品足，褒貶是非，自由選擇，並甘心“為此支付”情願的“價格”。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我們也剛剛涉及，所以在正文中不能充分展開，待有機會再議再寫，此處點到為止。

5，資本的“私有”與“社會主義”目標如何兼容？我們說的“社會主義”，就是“私有、公治、共享”六字方針中的後面四個字：“公治”和“共享”。具體實現手段靠兩種機制：用普選機制保證職工參與管理，用協商機制（包括罷工抗議）保證工人在瓜分剩余價值時，有能力討價還價，最終獲得合理份額。我們已經分析過，價值規律本身，已經包含在剩余價值的瓜分過程中，有工人的份額；另外，還有工會集體談判的功能保證。應該說，沒有階級力量的對比、平衡和制約，光靠資本本身，不會自動保證職工獲得合理份額。馬克思講的“道德標準”，還需要依靠工人階級的主動爭取。缺乏後者的功能，也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

三，歡迎網友批評質疑
本專題系列的寫作到此為止。全文發表之後，希望對此議題有興趣的朋友，多提批評意見，長篇大論也好，三言兩語也行，無論褒貶，我們都衷心感謝，熱烈歡迎。如果《議報周刊》認為必要和可能，把它出個小冊子，並圍繞中國民企未來前途展開研討，那正是我們蒙昧以求的好事。

從國內民企面臨的嚴峻局勢看，以私有制為特征的民營企業和個體經濟，究竟在中國還有沒有生存余地和發展前途？中國經濟的國進民退趨勢，何時伊於胡底？中國民營經濟遭遇的首次共產，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再到全部公有，最終導致三面紅旗和三年饑荒，創痛猶在，殷鑒不遠。假如今天的民營企業，再遭二次共產，前途又會如何？如今已現端倪。看看隨處可見的棄耕良田，日漸蕭條的世界工廠，快速增加的失業人口，難免悲從中來。假如再來個一刀切，廢棄土地承包，變相恢復公社大隊，就算中國農民無力表達不滿和抗議，我也敢斷言，他們的生產熱情，定會一落千丈。“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歷史將重演，包括糧食在內的消費品短缺，會再次降臨。當年有毛的威望和高壓，政風大體清廉，如果不算極少數人的特供，起碼糧油布票，可保平均。如今特權橫行泛濫，只怕連定量供應的表面公平，再也做不到了。因此，現在討論民企和個體經濟的未來命運，應該不是杞人憂天。

說到悲涼處，不由想起老友楊小凱對宗教的評價。我跟他一樣，都在無神論熏陶下長大，對宗教天生懷疑抵制，直到歸化外籍，又罹患癌癥，百般無奈下，才接觸聖經，逐漸改變信仰，最終成為信徒。他去世之前，有篇宗教感言，談他為何轉變信仰，並對經濟理論有了新的認識。其中提到，經濟“制度的來源不是科學，而是宗教”我感覺有一定道理。說到底，制度並非來自科學規律的啟發，而是人腦對客觀世界的一種感悟，需要靈性啟發，也就是神的召喚。例如：當年英國貨船，從非洲往美洲運黑奴，運費以上船人數計算。船主不管黑奴死活，任意打罵虐待，克扣夥食，缺醫少藥，死亡嚴重，有時高達五分之一。人販子被迫親自監督，教育船員要“講人道”，但收效甚微。後來接受經濟學家建議，改變交易條件（即制度），運費由“上船人數”，改為“下船人數”計算，把“人道與否”跟運費多少掛鉤，一舉解決了虐待問題。

再比如，當年國際貿易遭遇難題：先交貨怕收不到款，先付款又怕收不到貨。於是出現“信用證貿易”，買賣雙方各找自己的代理銀行，由買方出具不可撤銷的信用證。銀行收到信用證之後，才通知賣方裝船；買方收到貨物並檢驗合格之後，再通知銀行兌現貨款。這類巧妙的制度安排，都非科學推理的產物，而是實踐中摸索的“神來之筆”，說它是上帝的安排，也不為過。以此類推，讓我想到經常發生的民工討薪問題，據說政府工程也不例外。我在澳門期間，也見過建築物上貼滿“有汗出，無糧出”（粵語）的討薪標語，不由納悶：明明不難解決，為什麽政府不管？建立“工薪險” 制度，並非難事：所有工程勒令購買“工薪險”（比放說保費占薪水總額1%），否則不許開工。建築商出保費一半（50%），承包商出少一半（49%），工人象征性出百分之1%。萬一發生欠薪，保險公司全額賠付。如此一來，不但化解了欠薪，還能推動保險業發展。

在宗教問題上，孫大午跟我不同。他的父母親都信教，一個佛教，一個道教，但他自己從入伍到入黨，一直堅信無神論。因此，本系列涉及宗教議題的部分，完全是我個人的看法，跟大午無關。楊小凱說，市場經濟決非什麽人的頂層設計，也非科學理論的推導，而是人類社會依照神的旨意，逐漸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最優配置”方式。馬列信徒心血來潮，憑空想象出消滅私有的國家指令型計劃劃經濟，並冠以“科學社會主義”美稱。可惜，經過多半個世紀的痛苦教訓，終於不得不放棄，再改回市場經濟老路。然而，繼續頑固堅持錯誤理論的人還不少，試圖二次消滅私有制的人還在。大午集團和其它民企面臨的嚴峻局面，說明我們再度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因此，我不得不把以前說過的車軲轆話，再搬出來反復說，雖然知道，“說了也白說，不說白不說，白說還得說”。

最後，祈求上帝保佑大午家人和他的員工，能在困境中堅守良知，靜候法律的公正判決，早日恢復自由，重回大午新城這個好人相聚的地方，繼續互換勞動，積累財富，最終實現他們的“大午桃源夢”——“資本社會主義”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