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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去逝，学术界为之震动，悼念文章纷纷出笼，其中一文，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杨国荣教授所发的《世间已无李泽厚》较为感概而有深度，我对此尝试再作一番解释：
1）中国式教育过分重视知识的培植、德性的训育，而淡漠智慧的培养，这对于哲学来说恰是有较大伤害，在西语中，哲学的本意就是“爱好智慧”，因此哲学在本质上可以说是：智慧之学。然则对于智慧的习惯性遏制，可以看成是中国愚民文化传统的一种折射，愚民当然不指望哲学家。
2）哲学的精华是自我反思，对此，古希腊早期的智者已经有了高度的自觉：“认识你自己”，“自知其无知”，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尽管称为具有早熟的人本精神和浓郁的人文情怀，“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郁郁乎文哉”，但却难以升华至自我反思，从而缺失了真正的主体性高度。主体性建构本应从自我出发，从而呈现出“存在”的姿态，西哲云“存在先于本质”，然而上面论述到，中国式重知识轻智慧，恰是强调“存在者”，如此文化氛围就难以诞生真正的哲学家。
3）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意蕴是宗法人伦及其道德属性，中国传统文人的本份工作就是“人以群分”，不断为宗法社会的“名分”进行论证，确证其等级制度下的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如此传统则使得哲学思维和理论处于奴婢的地位。当社会由传统型转为现代型之后，传统文化积淀早已深化为国民集体无意识，宗法人伦随之转化称为政治人治、行政勒令，强有力地干预起学术事业来，哲学就难以独立自立，哲学称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4）正如德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巨人歌德和黑格尔，二人都“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李泽厚亦如此。尽管李泽厚非常重视康德哲学并试图建立起“主体性实践哲学”，但是李泽厚的主体是“人性主体性”，强调“吃饭”意义上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工具之运用，“即由人以制造－使用工具的物质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作为生存基础”（《儒学、康德、马克思三合一》），即落实在人性低端上的实践之处着力。学术界认为，他的贡献最大之处在于美学领域，然而李泽厚的美学之特色在于强调客观性和社会性，于是就缺乏了现代性的个体性和自我意识，于是就有了后来者的高尔泰的挑战和刘晓波的批判，当然而后二者的哲学功底也是远不及李泽厚，因此李泽厚美学未有真正倒下。李泽厚有自知之明，也许是多方面理解的“形势需要”，在解释许多美学现象时候，又不得不大量借用西方现代学者的理论成果。但是毕竟他的“唯物主义”体系到了现时代显得十分老化陈旧，因此被年轻学子健忘也在所难免。
5）正如杨国荣所论述的，冯契和李泽厚在哲学领域作出了相当大的建树，之所以获得成就，在于他们赋有强大的智慧能力，以使他们获得足够的冲击力量来突破文化思想上的种种藩篱，然而哲学大天才成功在中国土壤上孵化发育成熟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施卫江 写于美国纽约
2021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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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5 08: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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