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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明
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标榜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手段,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细究其本意看来刚巧相反,中共以中国恢复富强为号召,换取国人信任,从而永续其统治地位,继续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份历史决如上周我所指出,表明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但对于平等均富、国家消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共产主义理想,不提也罢。当年“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社会主义旗帜,已让位给富国强兵的民族大义,普照天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亦变身为追求国家的强大和盛世。
其实历史转向可以是好事。二次大战后的德国,由纳粹统治走向宪政民主,既痛定思痛,汲取历史教训,保障人权,尊重差异,推行多党政治,以杜绝歧视及独裁统治,同时注重社会培育,提升教育水平,鼓励科研及创新,并全力发展经济,结果和平崛起。今日德国不但国力强大,更成为欧洲以至全球和平的稳定力量。
反观北京宣扬的民族复兴“中国梦”,是要反败为胜,以实力摆脱鸦片战争以来备受外力侵凌的百年耻辱,对外建立左右国际局势的大国地位,对内实现生活改善、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小康社会。因此,北京不能满足于毛泽东年代的“站起来”,结束帝国主义侵华便了事,也不该陶醉于邓小平年代的“富起来”,韬光养晦,改善经济民生,更该如今日所主张的“强起来”,集中一国之力,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局势中建立力量,以护卫中国的主权利益和经济发展。
不论是为了洗雪前耻、护卫主权还是发展经济,在中共看来,关键都在于国家的强盛,而强弱的关键,又取决于执政的能力和资源。因此,中共相信国家权力越集中、经济资源越集中,国力亦越强,越有利于跟其他国家竞争和比拼。所以实现“中国梦”虽然说有“三个必须”路径(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但讲来讲去,其实是同一结论:必须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共,才能发挥一国的最大影响力。
官方宣传中,所谓必须走“中国道路”,具体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支持共产党领导。而中国精神,不是儒释道思想,而是“爱国主义”加“改革创新”,即爱国爱党并遵循国家的改革措施。至于凝聚中国力量,当然离不开由中共领导下“各族人民大团结”,亦即紧跟中央政策。
换言之,一切只要信不要问,只要所有力量集中到国家,国家力量集中到执政党,再集中到领导人手中,即可发挥神奇效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过,观乎历史,四九年中共建国后,中国人对毛泽东远超于信任,更近乎祟拜,但无人可以阻挡他把中国推入“文化大革命”的深渊。七十年代末以来,大家对邓小平深信不疑,迷信改革开放会为中国画出一片天,但政治体制无法应付官倒横行,也不能和平解决官民冲突,结果造成大错,最后以军力血腥镇压民运告终。
可见,问题不在于是否信任国家领导人,更在于领导人的权力是否得到有效的监察,确保施政符合人民的利益。尤其当执政者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究竟有何制度能确保及早改辕易辙,避免泥足深陷,才是要害所在,否则国家权力越集中,一旦迷失方向的话,后果只会更不堪设想。
再者,权力和资源都由国家所掌握,又是否适得其反,有碍思想创意、科技革新、经济发展,从而拘限了国力的上升?企业的国进民退,或能将资源按官方的优先次序集中运用,但难免打击企业家的积极性,也有碍养成企业家,限制企业创新经营,也有碍企业革新和开创,最后更影响经济发展。
更关键的是,既然中共承诺国人,中国要成为左右大局的世界强国,以换取统治的正当性,但当它已掌握一切、为所欲为之后,如果表现却不似预期,科技研发、军事实力、文化影响和经济成就最后依然落后于美国的话,甚至连今年必须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令人失望(全国超过四成人月入低于一千一百元人民币),又是否意味执政者需要履行社会契约,鞠躬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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