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神话：盲从中共领导人，中国就能变强？

FRANKSTON

杜耀明

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标榜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手段，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细究其本意看来刚巧相反，中共以中国恢复富强为号召，换取国人信任，从而永续其统治地位，继续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份历史决如上周我所指出，表明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但对于平等均富、国家消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共产主义理想，不提也罢。当年“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社会主义旗帜，已让位给富国强兵的民族大义，普照天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亦变身为追求国家的强大和盛世。

其实历史转向可以是好事。二次大战后的德国，由纳粹统治走向宪政民主，既痛定思痛，汲取历史教训，保障人权，尊重差异，推行多党政治，以杜绝歧视及独裁统治，同时注重社会培育，提升教育水平，鼓励科研及创新，并全力发展经济，结果和平崛起。今日德国不但国力强大，更成为欧洲以至全球和平的稳定力量。

反观北京宣扬的民族复兴“中国梦”，是要反败为胜，以实力摆脱鸦片战争以来备受外力侵凌的百年耻辱，对外建立左右国际局势的大国地位，对内实现生活改善、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小康社会。因此，北京不能满足于毛泽东年代的“站起来”，结束帝国主义侵华便了事，也不该陶醉于邓小平年代的“富起来”，韬光养晦，改善经济民生，更该如今日所主张的“强起来”，集中一国之力，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局势中建立力量，以护卫中国的主权利益和经济发展。

不论是为了洗雪前耻、护卫主权还是发展经济，在中共看来，关键都在于国家的强盛，而强弱的关键，又取决于执政的能力和资源。因此，中共相信国家权力越集中、经济资源越集中，国力亦越强，越有利于跟其他国家竞争和比拼。所以实现“中国梦”虽然说有“三个必须”路径（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但讲来讲去，其实是同一结论：必须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共，才能发挥一国的最大影响力。

官方宣传中，所谓必须走“中国道路”，具体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支持共产党领导。而中国精神，不是儒释道思想，而是“爱国主义”加“改革创新”，即爱国爱党并遵循国家的改革措施。至于凝聚中国力量，当然离不开由中共领导下“各族人民大团结”，亦即紧跟中央政策。

换言之，一切只要信不要问，只要所有力量集中到国家，国家力量集中到执政党，再集中到领导人手中，即可发挥神奇效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过，观乎历史，四九年中共建国后，中国人对毛泽东远超于信任，更近乎祟拜，但无人可以阻挡他把中国推入“文化大革命”的深渊。七十年代末以来，大家对邓小平深信不疑，迷信改革开放会为中国画出一片天，但政治体制无法应付官倒横行，也不能和平解决官民冲突，结果造成大错，最后以军力血腥镇压民运告终。

可见，问题不在于是否信任国家领导人，更在于领导人的权力是否得到有效的监察，确保施政符合人民的利益。尤其当执政者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究竟有何制度能确保及早改辕易辙，避免泥足深陷，才是要害所在，否则国家权力越集中，一旦迷失方向的话，后果只会更不堪设想。

再者，权力和资源都由国家所掌握，又是否适得其反，有碍思想创意、科技革新、经济发展，从而拘限了国力的上升？企业的国进民退，或能将资源按官方的优先次序集中运用，但难免打击企业家的积极性，也有碍养成企业家，限制企业创新经营，也有碍企业革新和开创，最后更影响经济发展。

更关键的是，既然中共承诺国人，中国要成为左右大局的世界强国，以换取统治的正当性，但当它已掌握一切、为所欲为之后，如果表现却不似预期，科技研发、军事实力、文化影响和经济成就最后依然落后于美国的话，甚至连今年必须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令人失望（全国超过四成人月入低于一千一百元人民币），又是否意味执政者需要履行社会契约，鞠躬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