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Z研发科学家 专访披露使用最广新冠疫苗的幕后

65天，从设计进入临床，英国牛津大学疫苗团队在2020年缴出漂亮成绩单。至今，牛津／AZ疫苗已为全球供应26亿剂次，是逐步解封的重要功臣。两位关键推手接受《远见杂志》独家越洋专访，亲自揭开研发AZ疫苗的幕后秘辛。

　　从第一款新冠肺炎疫苗获得核准，一年多的时间以来，全球已施打超过100亿剂的疫苗。这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疫苗施打计划。

　　其中，由英国牛津大学研发、阿斯特捷利康（AZ）制药公司合作生产的牛津／阿斯特捷利康疫苗（以下简称AZ疫苗），虽然不是最早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批准使用的一支，却因易于储存及非营利的价格优势，成为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新冠肺炎疫苗。

国人接种AZ疫苗量，已超过1500万剂次

　　在与印度、韩国等地合作生产下，AZ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以成本价大力挹注疫苗给中低收入国家。在联合国公平分配疫苗的”COVAX”计划中，超过1.4亿剂是AZ疫苗。这也是台湾最早施打的一款疫苗，在台接种剂次超过1500万，是国人接种最多的新冠疫苗。

　　在畅销着作《疫苗先锋》（Vaxxers）中，两名牛津团队的科学家莎拉．吉尔伯特（Sarah Gilbert）与凯瑟琳．格林（Catherine Green），不藏私地分享这一年多的紧凑经历。同获大英帝国勋章肯定的她们，不仅讲述疫苗如何被设计、试验及取得许可，也真诚分享支持自己马不停蹄超时工作的使命感，以及在校区会见英国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的特别经验。

　　当这番成就将科学家们从实验室拉入媒体焦点，她们一方面苦涩地体会到，新闻标题如何以引人点阅、却有些粗糙的方式，诠释她们复杂的实验结果；另一方面，也认知到科学家的作为需要被大众理解，才能赢取信任。

　　身为真正研发这款疫苗的人，吉尔伯特与格林决定亲口向所有已施打或不愿施打的人解释：

　　是的，这是史上研发最快的疫苗之一，但不代表它比较不安全。他们知道这里头放了什么，又可以为大众的身体做些什么。

　　在《远见》独家越洋专访中，她们更指出英国防疫政策可以向台湾学习的地方。以下为精华摘要：

　　《远见杂志》问（以下简称问）：AZ疫苗研发是如何开始的？

　　吉尔伯特：身为对抗流行性疾病的疫苗研究者，我一直都相当关注前所未见的新病毒。因此，2020年初的新闻，便引起我的注意。大概在1月5日时，我们已决定要针对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研发一款疫苗，即使还不确定是否会派上用场。

　　这可能只会是一个展示我们有快速应变能力的研究计划。但如果真的有必要，我们就得立刻开始、全速前进。当然，最后确实派上了用场，所以，幸好我们开始得早。

　　格林：当时我们考虑到，要等待下订制作的DNA序列送来、让细胞制造（腺病毒），都各需要几周时间。如果在这段期间病毒消失了，大可以就此打住，不再推进。不过，到了1月底时，疫情发展已让校方非常严肃以待。我们与免疫学家、流行病学家、数学家等各部门同事，每周都举行会议。我想，在英国，我们能行动得这么快，是因为跨部门的共识与合作。

　　问：过往疫苗问世都要耗费数年以上，你们如何做到在一年内就完成研发，并获得核可？

　　格林：首先，是我们拥有的（腺病毒载体）平台技术。经过长年的研究积累，我们对如何制作、测试疫苗的整个过程，都已经相当清楚。

　　在此之前，研发最快的，是1960年代推出的腮腺炎疫苗，而现在的科技已经比那时进展非常多。例如，我们透过网络，就立刻下载了武汉发现的病毒序列，实验室的工作速度也快上许多。

　　另一点，是我们决定承担财务上的风险。虽然我们对自己的疫苗很有信心，但并不知道它是否真能对抗这个病毒。所以，通常是等试验结果出来后，才会开始生产疫苗。但这次我们先预设一切都会顺利，很早就开始启动生产。假使后来疫苗没有效，我们就会浪费一大笔开销。

　　吉尔伯特：在非疫情时期，通常的作法是先进行一期试验，检视数据结果。申请资金来进行第二期试验，再分析结果。以此类推。

　　但这次，我们没有任何停顿。我们预先计划、部署，在一期试验时，就做好一切准备与申请作业，所以一旦一期结果出炉，就可以立刻进入二期。这是相当耗费心力与金钱的。

　　格林：监管机关的反应也很及时。他们把新冠肺炎相关试验排在审查的第一位，且逐条审查我们发去的每一份最新信息，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等所有结果出炉才统一审查。这也是疫苗如此快速到位的一个因素。

产学合作模式，分担风险又有效率

　　问：在研发疫苗中遭遇到哪些困难？资助疫苗开发的最有效方式是什么？尤其在疫情爆发期间？

　　格林：我们从研发中东呼吸症（MERS）这种冠状病毒感染症的疫苗中，累积宝贵经验。从起步、生产到早期试验，都知道怎么进行。但要进展到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第二、第三期试验，物流就变得很复杂。

　　AZ公司加入后，我们也必须学习如何将技术转移给他们，而且确保他们能维持相同的质量标准、将疫苗递送到全世界。其中许多环节，是我们原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吉尔伯特：幸运的是，我们召集到一个庞大的团队。其中许多是从实施社交限制的大学实验室借来的其他研究团队成员，因此，也可以说，疫情间接地为我们提供帮助。

　　我想要更有效率地研发疫苗，就需要采取一个与现行相当不同的进路。过去，是由企业决定是否研发一款疫苗。企业有服务股东权益的责任，而疫苗大多赚不到什么钱。再加上，如果感染潮没有爆发，研发的疫苗就会亏一大笔钱。

　　透过学界与企业合作，我们可以分担这些风险，并让整个过程更有效率。我期待，未来可以看见更多这样的合作。

　　另一个方式，是善用平台技术。我们可以用同一套程序，开发出不同的疫苗，这包括设计、制造方法、剂量计算与疫苗储存，而不需要发明新的制程或建造新的工厂。

　　问：你们分析这场疫情何时会结束？许多人认为，全球性大流行正转变为地区性流行病，能解读成这场战役接近终点了吗？

　　格林：未来是无法预测的，我们无法回答什么时候疫情会结束。而且，也不是说地方性流行病就很和缓。例如，疟疾在许多国家属于地区性流行病，但依然非常严重。所以，不该掉以轻心，认为大流行一旦转为地区性疾病就没问题了，因为显然不是这样的。

　　不过，与2020年初相比，我们对这项疾病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知道如何提供免疫力低落与未打疫苗者更好的治疗。包括牛津在内的许多国际团队，也持续针对新变种株研发疫苗，一旦有需求，就能派上用场。

　　吉尔伯特：随着全球疫苗覆盖率上升，我们看见重症与死亡数目都显着下滑。虽然感染例依然很多，我们也仍然需要关注疫情发展，但与2020年相比，疫苗施打确实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处境。

建立病毒侦测机制，比追求清零更重要

　　问：”清零”政策及”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哪一种比较合宜？我们该如何迈向与病毒共存的未来？

　　吉尔伯特：政府的挑战，是要在前景未明的状况下做出决策。如果当初疫情在中国受到控制，封城与尽可能抑制传播，就会是正确的作法。但当它演变为全球大流行，就是全然不同的情境了。

　　早期控制做得很好的国家，死亡人数较少、要面对的问题也没那么严峻，但他们也必须接受变种病毒还是会在国内流传的事实。所以，有些国家较早决定”与病毒共存”，有些国家可以较晚做出决定，这与疫情初期扩散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在英国，等到我们认知到危机，病毒已经扩散得相当广了，要去抑制传播已经太迟。

　　格林：当时欧洲在实施强硬的公卫限制上，有比较大的困难。但如果时光倒流，我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向其他作法学习。疫情刚爆发时，西方没能让大众戴上口罩。但在早期就实施社交距离等非药物性的干预措施，还是很有帮助。

　　也许，一开始就让大家待在家里，可以为往后几周省下数十亿元的经济损失。例如，我们应该要能在疫情初始，就从台湾的经验中学习。你们一开始就执行公卫限制措施，这为你们争取了时间来等待疫苗。

　　现在，即使变种病毒扩散，感染者的症状也不这么严重。在美国死亡人数已超过90万。在英国有超过15万人因感染新冠肺炎丧生。这些数字原本可以更低。

　　吉尔伯特：与病毒共存，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状态。只是我们的科技通常能避免病毒占据上风，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因此，我想全球必须合作维持一个良好的侦测系统，并更加了解存在的各种病毒。

　　世上有许多偶尔也会感染人类的病毒，它们可能会在持续传播中突变、进化，变得愈来愈善于在人类间传播。

　　监测到初期的小规模爆发，并予以控制，非常重要。我们也需要针对时常感染人类的病毒进行研发，并备好疫苗，以便在早期爆发时便抑制它们。

　　问：人类可以从这次疫情中学到什么？

　　格林：我想给出一个正面的答案。无论在实验室内外的亲身经历，我们都看见许多人，以利他的精神协助彼此。很多人愿意无偿提供协助，不仅提供科学专业，也在小区帮助长者。并非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当情况艰难时，我们是能团结起来互助的。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并据此做出未来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