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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魯迅、林語堂、蘇雪林,論中華文化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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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30 19:31: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三人的知識結構、眼界、文化觀差異

魯迅

魯迅能熟練運用中文和日文,對德文略懂,能閱讀但不能寫作和對話;對英文則很不熟練,掌握程度遠低於日文和德文。

魯迅的翻譯作品,很多是別人從西方語言譯成日文,魯迅再從日文譯成中文的。

魯迅的文化觀,是徹底仇視中華文化和中國的一切,同時無限推崇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東西。魯迅認為中華文化可歸結為兩個字:「吃人」,並認為漢字、中醫、道教等都應該被徹底消滅。

林語堂

林語堂精通中、英、法、德等多種語言,尤以中、英文著述最豐。

林語堂的翻譯作品,有從西方語言譯成中文的,也有從中文譯成西方語言的。其中,由中文古籍譯成英文的作品相當多,超過了英譯中的作品。

林語堂的文化觀,是認為中華文化有可取之處,有與西方文化相通之處,值得向世界介紹,讓西方人加以瞭解。因此,他將很多中華古籍,包括道家、儒家的一些經典,譯成了英文,介紹給西方。

對比林語堂與魯迅的文化觀,魯迅從中華文化里只看出「吃人」二字,並認為中文、道教都應該被徹底消滅;林語堂卻能看出中華文化的可取之處、與西方文化的相通之處,並將道教經典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

兩者對比,顯而易見,魯迅雖能熟練運用中文,但其實既不通中、亦不通西。而林語堂,才是真正的學貫中西。就對文化的影響和作用而言,魯迅是一味的對中華文化進行歪曲、詆毀、傷害,必欲滅之而後快;而林語堂則不僅繼承和弘揚了中華文化,也豐富了西方文化,對整個人類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作出了巨大貢獻。

蘇雪林

蘇雪林精通中、英、法等多種語言,其知名作品多為中文。

蘇雪林的文化觀,是認為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兩者的相通、一致之處,多不勝數。尤其是華夏古神話、宗教、哲學思想,與西方的希伯來-基督系宗教,有大量的相通、一致之處。她舉出了非常多的證據來支持此觀點。至於為何會如此,蘇雪林認為中華文化來自古希伯來文化,並由此得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的結論。

蘇雪林認為中華文化必來自古希伯來,是她的局限之處。既然她是天主教徒,應該相信天啓、神授,那中華文化完全可以直接來自天啓、神授,何須由異國他鄉傳來?事實上,中華古籍經典里,都說華夏古代的神學、哲學思想、道法等等,最初是由上天、由神明傳授,而非來自異國他鄉。至於為何與西方宗教文化有如此多相通一致之處,那是因為由同一神所傳授,這不就完美解釋了嗎?

由蘇雪林的文化觀,可以解釋她為何用大半輩子來罵魯迅。以她的品格,不可能因為一些小事就對魯迅耿耿於懷,並持續攻擊數十年之久。只有在文化觀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雙方的立場和觀點水火不容,才會導致她如此痛恨魯迅。

從五四時代至今,辱罵中華文化和中國人,已經成為一種潮流,不但沒有任何風險,還能得到官方的贊賞。可是,蘇雪林發現了中華文化與希伯來-基督系文化的相通一致之處,進而認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這可不得了,如果說中華文化等於吃人,那豈不是希伯來-基督系文化也等於吃人?全人類的文化也等於吃人?

蘇雪林認為中華文化來自古希伯來,那就是間接來自神的傳授。魯迅詆毀攻擊中華文化,那就是詆毀攻擊神所傳授的知識,這是身為天主教徒的蘇雪林不能容忍的。所以這才是蘇雪林要用大半生批駁魯迅的真正原因。

從中華文化里,魯迅只看出了吃人,林語堂則看出中華文化與西方相通之處,蘇雪林更看出中華文化的神聖之處,乃與西方文化一脈相承。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善者見善,惡者見惡,神聖者見神聖,阿Q者見阿Q,吃人者見吃人,大抵如是也。

二、心態的差異

魯迅

魯迅自己承認,他的心理極端黑暗,比他作品里表現出來的還要黑暗得多。

魯迅自己在與許廣平的《兩地書》中寫到:「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至於何以如此,則我已在《吶喊》的序上說過: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

魯迅此番自述,證明他心理黑暗之余,尚有一絲良知未泯。可惜的是,這一絲未泯的良知,不足以讓他發現中華文化的美、善、神聖之處。

就連同為「左翼作家聯盟」成員的錢杏(筆名阿英),也這樣評論魯迅:
「魯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開《野草》一書便覺冷氣逼人,陰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悶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運;不是殘忍的殺戮,就是社會的敵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毀滅;不是精神的殺戮,就是夢的崇拜;不是咒詛人類應該同歸於盡,就是說明人類的惡鬼與野獸化……一切一切,都是引著青年走向死滅的道上,為跟著他走的青年掘了無數無數的墳墓。」[載1928年3月1日《太陽月刊》三月號]

林語堂

林語堂在 《人生不過如此》中寫道:
在不違背天地之道的情況下,成為一個自由而快樂的人。這就好比一台戲,優秀的演員明知其假,但卻能夠比在現實生活中更真實、更自然、更快樂地表達自己。人生亦復如此。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去計較真與偽,得與失,名與利,貴與賤,富與貧,而是如何好好地快樂度日,並從中發現生活的詩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生不完美是常態,而圓滿則是非常態,就如同「月圓為少月缺為多」的道理是一樣的。如此理解人生,那麼我們就會很快變得通達起來,也逍遙自適多了,苦惱和晦暗也會隨風而去了。

由林語堂的此番言論,可看出他有著對天地之道的敬畏,以及樂觀、豁達的心態。

又如,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寫道:
談論到蘇東坡,我們就不能避免「氣」這個字。因為每個文學批評家綜括蘇東坡的個性,必用孟子所說的這個「氣」字。「氣」本是普通字,是空氣,是氣體,是大氣,是精神,是力量,是運動,是悶在心裡的惱怒。在《孟子》里,「氣」是哲學的概念,類似柏格森所說的「生氣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氣」。使偉人和匹夫顯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氣上的差異。在孟子的哲學上,「氣」是偉大的道德動力,更簡單說,就是人求善、求正義的高貴精神,這種精神,人人皆有,是與生俱來的。人在世上生活下去,這個「氣」可因得其陶冶營養而增長強大,亦可因消減而衰弱。

又,林語堂 《蘇東坡傳》:
生命是某種東西剎那之間的表現,是永恆的精神在剎那之間存在軀殼之中的形式。

你只要說出你的真意,世界上似乎不會沒有與你同感的人。——林語堂

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林語堂

簡而言之,從林語堂的言論,可看出他對中華文化的高深領悟,以及融會貫通中西文化的眼界、胸襟和格局,這與魯迅的仇視、全盤否定中華文化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另一方面,林語堂的心態,是樂觀、光明、豁達的,比之魯迅那種悲觀、黑暗、死絕的心態,猶如雲泥之別,高下立判。

蘇雪林

蘇雪林在《希伯來文化對中國之影響》中寫道:
希伯來的上帝無形無像(《創世紀》所記天主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指靈魂方面而言),他嚴禁屬下的人民替他造像,不啻三令五申,列為重要戒條(見《出谷紀》、《肋末紀》。)《大雅·文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鬼神之為德盛矣哉,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道家所祀的玉皇上帝尚有冕旒袞裳之帝王型塑像,而歷代帝王祀天之天壇則虛無一物。任何民族崇拜一神,必喜其較為具體,故創造偶像實亦出於人類天性的要求,中國人並不是不會造偶像的,為什麼天壇獨無偶像呢?這一種偉大的傳統壓力由何而來呢?這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回教產生於小亞細亞,她的「阿拉」也淵源於希伯來的上帝,所以清真寺也沒有阿拉的塑像或畫像。

蘇雪林在《希伯來文化對中國之影響》中又寫道:
《易經·復》卦:「七日來復」是指聖日;《無妄》卦「不耕獲,不癏癈」,指聖年,筆者已有論列。但七日來復,或由小亞細亞一帶七曜的祀典而來,不限希伯來民族,惟聖年則似乎是希伯來風俗。現在再看乾卦「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這好像是《創世紀》第一章的縮寫,指造物主創造天地萬物的事。「六位時成」,舊注指為乾卦之六位,但照我看則似指上帝以六個階段的時間將宇宙造成功。「位」有位置、地位之義,也含有階段的意思。

以上文字,是蘇雪林將中華古籍、《易經》卦象,與《聖經》神學相對照,找到契合點,進而論證中華文化與古希伯來文化同出一源。她找的契合點十分準確,推理與論證亦相當合理。

尤其是對《易經》卦象的論述那段,當今的許多中國人,以及許多華人基督徒,可能都看不懂吧?但蘇雪林卻能信手拈來,可見其中西文化功底都十分扎實,尤其是對中西文化之源的理解和領悟,超過了很多人。

蘇雪林花了很大的功夫研究屈原的作品,以找出中西文化的共通之處。她認為屈原在《天問》中,僅用二十句約八十字,便濃縮了《聖經·創世紀》的全部內容。在《我研究屈賦的經過》一文中,蘇雪林多次表達了在研究有所進展、有新發現時的喜悅心情。如:

蘇雪林《我研究屈賦的經過》:
我當時驚喜興奮之情,真沒有適當的詞彙可以描繪,有如久處黑暗者眼前忽見一線的光亮,如尋覓窖藏者忽然發現了一個指示入口的目標,我覺得探討屈賦的新路線被我發現了。

蘇雪林《我研究屈賦的經過》:
奇跡出現了,關於地理問題的句子恰恰一共是四十四句(「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缺失半簡,古人在用韻方面早已覺出),與天文問題四十四句分量相等。當時我的心快樂得亂跳。

誠然,發現四海一家,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都有同樣神聖的起源,這件事是令人由衷喜悅的。蘇雪林的這種喜悅,是魯迅那種偏狹、極端、黑暗的心態,所無法體會的。

三、自主做學問,與按照金主要求做學問的區別

林語堂、蘇雪林都是按自己的興趣和意願,自主做學問、自然形成觀點,沒有金主贊助,也不受金主左右,無需按金主的要求來塑造自己的學術觀點。

而魯迅則不同。魯迅受到蘇俄共產勢力,與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雙重支持,是共產勢力與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對中華實施文化戰的工具。

因為馬克思主義要進入中國,會遇到文化上的阻力,就來自中華傳統文化,所以蘇聯需要魯迅從理論上毀掉中華文化,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清除障礙。

日本要殖民統治中國,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民族自尊心會成為其障礙,所以日本需要用魯迅,把中國人、中華文化全部貶得一錢不值,以毀掉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民族自尊心和抵抗意志。

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勢力里,長期存在一種整體仇視中國人和中華文化、要把中國人全部種族滅絕的論調。魯迅只是借幕後勢力的幫助,使這種論調在中國恣意橫行了幾十年。他不是這套論調的始創者,也不是唯一的宣揚者。直到今天,這套論調依然有不少的繼承者、宣揚者。

現代國家的情報機構,於近百年前已經在積極研究,如何大規模操控群眾的認知、心理、行為。為達此目標,任何古今中外的學科、知識、技術手段,都可以使用。這可比中國古代的法家、《商君書》的馭民之術都還要邪惡多了。當年蘇聯一手創立並餵養大中共,也把這套現代極權奴民洗腦之術教給了中共。

民國時代,蘇聯、日本就是運用現代的思想操控理論,以魯迅為工具,操控文壇、學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的認知作戰。用當今術語來講,這也叫 Mass Mind Control、Cognitive Warfare、元敘事重構,等等。以此觀之,魯迅不僅是文化特務,也是敵方戰鬥人員。

其實任何時代都不乏明眼人。在民國時期,早有人看出魯迅是蘇聯、日本的特務。當年,魯迅在《拓荒者》上罵梁實秋是「資本家的走狗」,梁實秋回應道:
「《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分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帳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

可惜的是,梁實秋的聲音太過微弱,即使講出真相也沒有多少影響力。而魯迅有蘇聯共產國際和日本軍國主義兩大勢力的支持,掌握著文壇、學界的話語霸權,擁有大量天真無知的支持者和追隨者,當然不是梁實秋可以撼動的。

中華文化之殤,正是因此而發生。中共建政後,按照魯迅的主張,對中華文化實施了毀滅性的摧殘、破壞,同時大力對外輸出專制、暴政、戰亂、腐敗。中華文化之殤,正在演變為人類文明之殤。

試想,如果當年是由林語堂、蘇雪林這樣的有識之士來引領中國的方向,那中國當能既珍視自己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又敞開胸懷擁抱世界文化,中西合璧、融匯貫通。如果當年梁實秋那樣的聲音能得到大眾重視,中國或許能挫敗蘇聯和日本軍國主義的陰謀,自主選擇一種更為健康、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而不至於贏了二戰,卻落得比戰敗國還要慘的下場。

可惜,林語堂、蘇雪林沒有國際大勢力的支持,雖然他們對中華文化、世界文化頗有貢獻,在中共統治下的人們卻可能連他們的名字都未曾耳聞。而魯迅,對中華、中華文化、中華民族,都造成了深深的、巨大的傷害,卻反被捧為「民族脊梁」。這是何等的認知錯亂、黑白顛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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