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魯迅、林語堂、蘇雪林，論中華文化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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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人的知識結構、眼界、文化觀差異

魯迅

魯迅能熟練運用中文和日文，對德文略懂，能閱讀但不能寫作和對話；對英文則很不熟練，掌握程度遠低於日文和德文。

魯迅的翻譯作品，很多是別人從西方語言譯成日文，魯迅再從日文譯成中文的。

魯迅的文化觀，是徹底仇視中華文化和中國的一切，同時無限推崇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東西。魯迅認為中華文化可歸結為兩個字：「吃人」，並認為漢字、中醫、道教等都應該被徹底消滅。

林語堂

林語堂精通中、英、法、德等多種語言，尤以中、英文著述最豐。

林語堂的翻譯作品，有從西方語言譯成中文的，也有從中文譯成西方語言的。其中，由中文古籍譯成英文的作品相當多，超過了英譯中的作品。

林語堂的文化觀，是認為中華文化有可取之處，有與西方文化相通之處，值得向世界介紹，讓西方人加以瞭解。因此，他將很多中華古籍，包括道家、儒家的一些經典，譯成了英文，介紹給西方。

對比林語堂與魯迅的文化觀，魯迅從中華文化里只看出「吃人」二字，並認為中文、道教都應該被徹底消滅；林語堂卻能看出中華文化的可取之處、與西方文化的相通之處，並將道教經典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

兩者對比，顯而易見，魯迅雖能熟練運用中文，但其實既不通中、亦不通西。而林語堂，才是真正的學貫中西。就對文化的影響和作用而言，魯迅是一味的對中華文化進行歪曲、詆毀、傷害，必欲滅之而後快；而林語堂則不僅繼承和弘揚了中華文化，也豐富了西方文化，對整個人類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作出了巨大貢獻。

蘇雪林

蘇雪林精通中、英、法等多種語言，其知名作品多為中文。

蘇雪林的文化觀，是認為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兩者的相通、一致之處，多不勝數。尤其是華夏古神話、宗教、哲學思想，與西方的希伯來-基督系宗教，有大量的相通、一致之處。她舉出了非常多的證據來支持此觀點。至於為何會如此，蘇雪林認為中華文化來自古希伯來文化，並由此得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的結論。

蘇雪林認為中華文化必來自古希伯來，是她的局限之處。既然她是天主教徒，應該相信天啓、神授，那中華文化完全可以直接來自天啓、神授，何須由異國他鄉傳來？事實上，中華古籍經典里，都說華夏古代的神學、哲學思想、道法等等，最初是由上天、由神明傳授，而非來自異國他鄉。至於為何與西方宗教文化有如此多相通一致之處，那是因為由同一神所傳授，這不就完美解釋了嗎？

由蘇雪林的文化觀，可以解釋她為何用大半輩子來罵魯迅。以她的品格，不可能因為一些小事就對魯迅耿耿於懷，並持續攻擊數十年之久。只有在文化觀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雙方的立場和觀點水火不容，才會導致她如此痛恨魯迅。

從五四時代至今，辱罵中華文化和中國人，已經成為一種潮流，不但沒有任何風險，還能得到官方的贊賞。可是，蘇雪林發現了中華文化與希伯來-基督系文化的相通一致之處，進而認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這可不得了，如果說中華文化等於吃人，那豈不是希伯來-基督系文化也等於吃人？全人類的文化也等於吃人？

蘇雪林認為中華文化來自古希伯來，那就是間接來自神的傳授。魯迅詆毀攻擊中華文化，那就是詆毀攻擊神所傳授的知識，這是身為天主教徒的蘇雪林不能容忍的。所以這才是蘇雪林要用大半生批駁魯迅的真正原因。

從中華文化里，魯迅只看出了吃人，林語堂則看出中華文化與西方相通之處，蘇雪林更看出中華文化的神聖之處，乃與西方文化一脈相承。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善者見善，惡者見惡，神聖者見神聖，阿Q者見阿Q，吃人者見吃人，大抵如是也。

二、心態的差異

魯迅

魯迅自己承認，他的心理極端黑暗，比他作品里表現出來的還要黑暗得多。

魯迅自己在與許廣平的《兩地書》中寫到：「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至於何以如此，則我已在《吶喊》的序上說過：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

魯迅此番自述，證明他心理黑暗之余，尚有一絲良知未泯。可惜的是，這一絲未泯的良知，不足以讓他發現中華文化的美、善、神聖之處。

就連同為「左翼作家聯盟」成員的錢杏（筆名阿英），也這樣評論魯迅：
「魯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開《野草》一書便覺冷氣逼人，陰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悶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運；不是殘忍的殺戮，就是社會的敵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毀滅；不是精神的殺戮，就是夢的崇拜；不是咒詛人類應該同歸於盡，就是說明人類的惡鬼與野獸化……一切一切，都是引著青年走向死滅的道上，為跟著他走的青年掘了無數無數的墳墓。」［載１９２８年３月１日《太陽月刊》三月號］

林語堂

林語堂在 《人生不過如此》中寫道：
在不違背天地之道的情況下，成為一個自由而快樂的人。這就好比一台戲，優秀的演員明知其假，但卻能夠比在現實生活中更真實、更自然、更快樂地表達自己。人生亦復如此。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去計較真與偽，得與失，名與利，貴與賤，富與貧，而是如何好好地快樂度日，並從中發現生活的詩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生不完美是常態，而圓滿則是非常態，就如同「月圓為少月缺為多」的道理是一樣的。如此理解人生，那麼我們就會很快變得通達起來，也逍遙自適多了，苦惱和晦暗也會隨風而去了。

由林語堂的此番言論，可看出他有著對天地之道的敬畏，以及樂觀、豁達的心態。

又如，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寫道：
談論到蘇東坡，我們就不能避免「氣」這個字。因為每個文學批評家綜括蘇東坡的個性，必用孟子所說的這個「氣」字。「氣」本是普通字，是空氣，是氣體，是大氣，是精神，是力量，是運動，是悶在心裡的惱怒。在《孟子》里，「氣」是哲學的概念，類似柏格森所說的「生氣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氣」。使偉人和匹夫顯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氣上的差異。在孟子的哲學上，「氣」是偉大的道德動力，更簡單說，就是人求善、求正義的高貴精神，這種精神，人人皆有，是與生俱來的。人在世上生活下去，這個「氣」可因得其陶冶營養而增長強大，亦可因消減而衰弱。

又，林語堂 《蘇東坡傳》：
生命是某種東西剎那之間的表現，是永恆的精神在剎那之間存在軀殼之中的形式。

你只要說出你的真意，世界上似乎不會沒有與你同感的人。——林語堂

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林語堂

簡而言之，從林語堂的言論，可看出他對中華文化的高深領悟，以及融會貫通中西文化的眼界、胸襟和格局，這與魯迅的仇視、全盤否定中華文化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另一方面，林語堂的心態，是樂觀、光明、豁達的，比之魯迅那種悲觀、黑暗、死絕的心態，猶如雲泥之別，高下立判。

蘇雪林

蘇雪林在《希伯來文化對中國之影響》中寫道：
希伯來的上帝無形無像（《創世紀》所記天主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指靈魂方面而言），他嚴禁屬下的人民替他造像，不啻三令五申，列為重要戒條（見《出谷紀》、《肋末紀》。)《大雅·文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鬼神之為德盛矣哉，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道家所祀的玉皇上帝尚有冕旒袞裳之帝王型塑像，而歷代帝王祀天之天壇則虛無一物。任何民族崇拜一神，必喜其較為具體，故創造偶像實亦出於人類天性的要求，中國人並不是不會造偶像的，為什麼天壇獨無偶像呢？這一種偉大的傳統壓力由何而來呢？這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回教產生於小亞細亞，她的「阿拉」也淵源於希伯來的上帝，所以清真寺也沒有阿拉的塑像或畫像。

蘇雪林在《希伯來文化對中國之影響》中又寫道：
《易經·復》卦：「七日來復」是指聖日；《無妄》卦「不耕獲，不癏癈」，指聖年，筆者已有論列。但七日來復，或由小亞細亞一帶七曜的祀典而來，不限希伯來民族，惟聖年則似乎是希伯來風俗。現在再看乾卦「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這好像是《創世紀》第一章的縮寫，指造物主創造天地萬物的事。「六位時成」，舊注指為乾卦之六位，但照我看則似指上帝以六個階段的時間將宇宙造成功。「位」有位置、地位之義，也含有階段的意思。

以上文字，是蘇雪林將中華古籍、《易經》卦象，與《聖經》神學相對照，找到契合點，進而論證中華文化與古希伯來文化同出一源。她找的契合點十分準確，推理與論證亦相當合理。

尤其是對《易經》卦象的論述那段，當今的許多中國人，以及許多華人基督徒，可能都看不懂吧？但蘇雪林卻能信手拈來，可見其中西文化功底都十分扎實，尤其是對中西文化之源的理解和領悟，超過了很多人。

蘇雪林花了很大的功夫研究屈原的作品，以找出中西文化的共通之處。她認為屈原在《天問》中，僅用二十句約八十字，便濃縮了《聖經·創世紀》的全部內容。在《我研究屈賦的經過》一文中，蘇雪林多次表達了在研究有所進展、有新發現時的喜悅心情。如：

蘇雪林《我研究屈賦的經過》：
我當時驚喜興奮之情，真沒有適當的詞彙可以描繪，有如久處黑暗者眼前忽見一線的光亮，如尋覓窖藏者忽然發現了一個指示入口的目標，我覺得探討屈賦的新路線被我發現了。

蘇雪林《我研究屈賦的經過》：
奇跡出現了，關於地理問題的句子恰恰一共是四十四句（「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缺失半簡，古人在用韻方面早已覺出），與天文問題四十四句分量相等。當時我的心快樂得亂跳。

誠然，發現四海一家，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都有同樣神聖的起源，這件事是令人由衷喜悅的。蘇雪林的這種喜悅，是魯迅那種偏狹、極端、黑暗的心態，所無法體會的。

三、自主做學問，與按照金主要求做學問的區別

林語堂、蘇雪林都是按自己的興趣和意願，自主做學問、自然形成觀點，沒有金主贊助，也不受金主左右，無需按金主的要求來塑造自己的學術觀點。

而魯迅則不同。魯迅受到蘇俄共產勢力，與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雙重支持，是共產勢力與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對中華實施文化戰的工具。

因為馬克思主義要進入中國，會遇到文化上的阻力，就來自中華傳統文化，所以蘇聯需要魯迅從理論上毀掉中華文化，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清除障礙。

日本要殖民統治中國，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民族自尊心會成為其障礙，所以日本需要用魯迅，把中國人、中華文化全部貶得一錢不值，以毀掉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民族自尊心和抵抗意志。

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勢力里，長期存在一種整體仇視中國人和中華文化、要把中國人全部種族滅絕的論調。魯迅只是借幕後勢力的幫助，使這種論調在中國恣意橫行了幾十年。他不是這套論調的始創者，也不是唯一的宣揚者。直到今天，這套論調依然有不少的繼承者、宣揚者。

現代國家的情報機構，於近百年前已經在積極研究，如何大規模操控群眾的認知、心理、行為。為達此目標，任何古今中外的學科、知識、技術手段，都可以使用。這可比中國古代的法家、《商君書》的馭民之術都還要邪惡多了。當年蘇聯一手創立並餵養大中共，也把這套現代極權奴民洗腦之術教給了中共。

民國時代，蘇聯、日本就是運用現代的思想操控理論，以魯迅為工具，操控文壇、學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的認知作戰。用當今術語來講，這也叫 Mass Mind Control、Cognitive Warfare、元敘事重構，等等。以此觀之，魯迅不僅是文化特務，也是敵方戰鬥人員。

其實任何時代都不乏明眼人。在民國時期，早有人看出魯迅是蘇聯、日本的特務。當年，魯迅在《拓荒者》上罵梁實秋是「資本家的走狗」，梁實秋回應道：
「《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分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帳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

可惜的是，梁實秋的聲音太過微弱，即使講出真相也沒有多少影響力。而魯迅有蘇聯共產國際和日本軍國主義兩大勢力的支持，掌握著文壇、學界的話語霸權，擁有大量天真無知的支持者和追隨者，當然不是梁實秋可以撼動的。

中華文化之殤，正是因此而發生。中共建政後，按照魯迅的主張，對中華文化實施了毀滅性的摧殘、破壞，同時大力對外輸出專制、暴政、戰亂、腐敗。中華文化之殤，正在演變為人類文明之殤。

試想，如果當年是由林語堂、蘇雪林這樣的有識之士來引領中國的方向，那中國當能既珍視自己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又敞開胸懷擁抱世界文化，中西合璧、融匯貫通。如果當年梁實秋那樣的聲音能得到大眾重視，中國或許能挫敗蘇聯和日本軍國主義的陰謀，自主選擇一種更為健康、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而不至於贏了二戰，卻落得比戰敗國還要慘的下場。

可惜，林語堂、蘇雪林沒有國際大勢力的支持，雖然他們對中華文化、世界文化頗有貢獻，在中共統治下的人們卻可能連他們的名字都未曾耳聞。而魯迅，對中華、中華文化、中華民族，都造成了深深的、巨大的傷害，卻反被捧為「民族脊梁」。這是何等的認知錯亂、黑白顛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