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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
作者: 陈维健
中国的社会性报复事件，从最初的偶而为之，到了今天每日新闻。报复者也从个人成为群体，虽然他们都是孤狼行为。事件发展的密度与速度，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对这个社会的正常生活起到怎样的破坏作用？没有人敢想，也不敢想，这是人类有社会有史以来不曾发生过的。
走在街上，车就撞过来了，一倒一大片，这不是车祸，这是社会报复。坐在巴士上，巴士爆炸了，这不是自然起火，这是人为的爆炸。到商店购物，有人挥刀砍杀了过来，这不是仇杀，这是滥杀。孩子在学校读书放学，就有人提刀往他们身上乱戮，孩子成了是报复者最易下手的目标。如果说以前这些都是新闻，现在则是在你身边发生，在亲属在自己身上发生。恐惧越来越大，危险越来越近，然而防不胜防，防无可防，你不知道杀人者是谁，上一刻还是你身边的路人，下一刻就是暴徒杀人犯。你也不能为此躲在家里不外出，没有一个人可以呆在家里不出来，生活就得出门，出门就有危险。
社会报复者被政府称为“五失人员”投资失败者、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这五失人员的归纳并不精确，当前主要一失是失业，统而言之都是走投无路者。中国传统文化是好死不如恶活。只要还有活的一线生机，就不会走上同归于尽的道路。青鸟开水泥搅伴车的司机，边开边撞，大骂共产党：共产党不让我活，我要杀人！这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照理共产党不让他活，应该杀共产党才对。但他不杀共产党，杀路人。这是怎样一种逻辑与心态呢？冤有头债有主，前面拐弯是政府。说得没错，但共产党稍有级别的官员都警卫森严，杀路人就容易得多了。再说共产党太强大，人们早已失去了与强权对抗、反抗的精神，他们虽然心狠手辣，但是胆小鬼、懦夫，柿子拣软的捏，下手找弱的杀，他们是邪恶的屠夫。
伴随着社会报复事件的是杀官事件，杀官有正义性，但杀官主要表现在基层地方官员，这些地方小官平日横行乡里，利用手中的公权仗势欺人，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普通民众，特别是在当今政府钱袋子告紧，要他们自己创收财源维持开支时，他们就变着法子对民众暴征狂敛从而引发冲突。又由于维权状告无门，无法讨回公道，只能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直接了当取你性命。地方基层官员与民众形成的冲突是：鸡要肚饱，田鸡要性命。民众被逼走投无路，只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虽然这些官员大多死有余辜，但往往连累到家属，从而变成不分清红皂白的滥杀。基层官员现在已成为危险职业，但他们不会辞职，能混上一官半职，对他们来说已是人生赢家，再危险，欺侮人也好过被人欺。
中共政权本是杀人的政权，不在乎报复者杀多少人，官员也都是小官小吏，杀多少对高层都无所谓。但他在乎社会稳定，报复性杀人给社会带来震荡、恐惧，破坏了社会稳定。中共也想阻止报复事件的发生，但做不到。因为中国没有社会保障系统，五失人员如果得到生活的照顾就不会走上社会报复。中国不是无力建立社会保障系统，而是社会的资金被权贵掏空，大量的钱用来对外大撒币，用到军事上，用在维稳上。再加上社会没有正义、没有博爱，没有人来关爱五失人员，更没有正确的引导。情绪失控，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无差别地杀，见谁杀谁。这五色人员都非有案底受控人员，大数据也监控不了他们，杀人又是随机的，只有事发后，一查才知道是五失人员。
政府也不可能预先将五失人员监控起来，据有关部门统计，“五失”人员有一亿多人，也就是说这一亿多人随时可能成为作案者。这样庞大的一个群体当局根本不可能预防。基层官员被杀，只要上级部门要求基层官员创收财政，只要官员依仗公权，骄横跋扈，与民众生存发生冲突就不会改变。官员被杀也是难以防范，官员大都冤债太多，无法预定目标，而且往往是随机发生冲突，一时兴起被杀。再说基层官员与民生活在同一个层面，没有安保环境很容易被下手。最近北京中关村小学发生的杀人事件，则是杀官不成杀孩子。这个小学是北京顶级学校，全是权贵家族的孩子，杀者是被辞退的保安，他无力杀权贵，就杀权贵的孩子。此事件是集社会报复与杀官的合体事件。从种种情况来看官员被杀事件只会有增无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失衡崩盘，报复杀人已到了临界点。社会报复会象病毒瘟疫一样传到每一个五失人员与有冤屈的人身上，事件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不仅仅是社会恐惧了，社会会出现失序、失控，民众不敢上街，基层官员不敢工作，中央指示无人执行，伴随着杀人必然是抢劫，凡是能抢的地方都抢，商店、住宅。社会报复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灾难。病毒可以打防疫针，社会报复无针可打，能够预防的是社会正义、公正，但倡导正义、公正的人都被中共关在牢笼里。社会报复，杀官无可避免，中国正在成为一个魍魉魑魅的世界，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已经开始的事实。中共作为一个邪恶的政权已处在崩溃中，有人说是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垃圾时间不仅仅是发霉、发烂、发臭，还伴着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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