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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
作者: 陈维健
中国的社会性报复事件,从最初的偶而为之,到了今天每日新闻。报复者也从个人成为群体,虽然他们都是孤狼行为。事件发展的密度与速度,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对这个社会的正常生活起到怎样的破坏作用?没有人敢想,也不敢想,这是人类有社会有史以来不曾发生过的。
走在街上,车就撞过来了,一倒一大片,这不是车祸,这是社会报复。坐在巴士上,巴士爆炸了,这不是自然起火,这是人为的爆炸。到商店购物,有人挥刀砍杀了过来,这不是仇杀,这是滥杀。孩子在学校读书放学,就有人提刀往他们身上乱戮,孩子成了是报复者最易下手的目标。如果说以前这些都是新闻,现在则是在你身边发生,在亲属在自己身上发生。恐惧越来越大,危险越来越近,然而防不胜防,防无可防,你不知道杀人者是谁,上一刻还是你身边的路人,下一刻就是暴徒杀人犯。你也不能为此躲在家里不外出,没有一个人可以呆在家里不出来,生活就得出门,出门就有危险。
社会报复者被政府称为“五失人员”投资失败者、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这五失人员的归纳并不精确,当前主要一失是失业,统而言之都是走投无路者。中国传统文化是好死不如恶活。只要还有活的一线生机,就不会走上同归于尽的道路。青鸟开水泥搅伴车的司机,边开边撞,大骂共产党:共产党不让我活,我要杀人!这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照理共产党不让他活,应该杀共产党才对。但他不杀共产党,杀路人。这是怎样一种逻辑与心态呢?冤有头债有主,前面拐弯是政府。说得没错,但共产党稍有级别的官员都警卫森严,杀路人就容易得多了。再说共产党太强大,人们早已失去了与强权对抗、反抗的精神,他们虽然心狠手辣,但是胆小鬼、懦夫,柿子拣软的捏,下手找弱的杀,他们是邪恶的屠夫。
伴随着社会报复事件的是杀官事件,杀官有正义性,但杀官主要表现在基层地方官员,这些地方小官平日横行乡里,利用手中的公权仗势欺人,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普通民众,特别是在当今政府钱袋子告紧,要他们自己创收财源维持开支时,他们就变着法子对民众暴征狂敛从而引发冲突。又由于维权状告无门,无法讨回公道,只能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直接了当取你性命。地方基层官员与民众形成的冲突是:鸡要肚饱,田鸡要性命。民众被逼走投无路,只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虽然这些官员大多死有余辜,但往往连累到家属,从而变成不分清红皂白的滥杀。基层官员现在已成为危险职业,但他们不会辞职,能混上一官半职,对他们来说已是人生赢家,再危险,欺侮人也好过被人欺。
中共政权本是杀人的政权,不在乎报复者杀多少人,官员也都是小官小吏,杀多少对高层都无所谓。但他在乎社会稳定,报复性杀人给社会带来震荡、恐惧,破坏了社会稳定。中共也想阻止报复事件的发生,但做不到。因为中国没有社会保障系统,五失人员如果得到生活的照顾就不会走上社会报复。中国不是无力建立社会保障系统,而是社会的资金被权贵掏空,大量的钱用来对外大撒币,用到军事上,用在维稳上。再加上社会没有正义、没有博爱,没有人来关爱五失人员,更没有正确的引导。情绪失控,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无差别地杀,见谁杀谁。这五色人员都非有案底受控人员,大数据也监控不了他们,杀人又是随机的,只有事发后,一查才知道是五失人员。
政府也不可能预先将五失人员监控起来,据有关部门统计,“五失”人员有一亿多人,也就是说这一亿多人随时可能成为作案者。这样庞大的一个群体当局根本不可能预防。基层官员被杀,只要上级部门要求基层官员创收财政,只要官员依仗公权,骄横跋扈,与民众生存发生冲突就不会改变。官员被杀也是难以防范,官员大都冤债太多,无法预定目标,而且往往是随机发生冲突,一时兴起被杀。再说基层官员与民生活在同一个层面,没有安保环境很容易被下手。最近北京中关村小学发生的杀人事件,则是杀官不成杀孩子。这个小学是北京顶级学校,全是权贵家族的孩子,杀者是被辞退的保安,他无力杀权贵,就杀权贵的孩子。此事件是集社会报复与杀官的合体事件。从种种情况来看官员被杀事件只会有增无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失衡崩盘,报复杀人已到了临界点。社会报复会象病毒瘟疫一样传到每一个五失人员与有冤屈的人身上,事件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不仅仅是社会恐惧了,社会会出现失序、失控,民众不敢上街,基层官员不敢工作,中央指示无人执行,伴随着杀人必然是抢劫,凡是能抢的地方都抢,商店、住宅。社会报复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灾难。病毒可以打防疫针,社会报复无针可打,能够预防的是社会正义、公正,但倡导正义、公正的人都被中共关在牢笼里。社会报复,杀官无可避免,中国正在成为一个魍魉魑魅的世界,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已经开始的事实。中共作为一个邪恶的政权已处在崩溃中,有人说是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垃圾时间不仅仅是发霉、发烂、发臭,还伴着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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