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極右派的本質

傑瑞米柯賓 · 发表于 5 小时前

本帖最后由傑瑞米柯賓于 2025-10-14 08:27 编辑

　　作者民主黨支持者寫於不同歷史時期整理於二零二三年

美國的偉大和焦慮都與川普無關

　　——兼與叢日雲教授商榷

　　臨風

　　【摘要：自從 2017 年初以來，白宮就像是個真人秀的舞台，全國觀眾的叫好聲與怒罵聲不絕於耳。不過，鬧劇連連的背後卻是嚴重的國家危機。這個危機是川普引發的，還是有更深層的因素？媒體上有很多說法，但是真相究竟如何呢？解讀美國成為一個有高度娛樂性的遊戲，人人樂此不疲，可是賭注很高，牽涉國運。】

　　中國政治大學叢日雲教授 9 月 10 日發表了一篇雄文《川普反對什麽樣的多元主義？》，這篇文章贏得了華人知識界許多的掌聲。幾位朋友很熱心地轉給我，要我拜讀。我雖然對叢教授毫無認識，但對該文內容卻生出極大的興趣。

　　該文的主要論點有三：

　　1）國內一般人對美國“誤判”，特別是誤解川普總統；2）美國當前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瓦解了國家的共同文化基礎；

　　3）“川普主義”將是阻止美國文明衰落的希望：“他的基本思路和大方向，是要阻止美國的衰落。”

　　隔岸觀火，叢文自有其客觀性和局限性。筆者身在美國，得以從近距離觀察，所以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民選的國家領導人常常不過是選民的縮影。川普只不過是個現象，他的出現是果，不是因。因此，重點根本不在川普，他不過使問題深化。

　　美國今天真正的問題有兩個：對“多元文化主義”和對“國家認同”的困惑。若要解讀美國的現狀，我覺得有三個關鍵點需要澄清：

　　1）國家認同的混亂；2）多元文化主義的糾結；3）民主社會的底線。

　　本文希望通過分析這三個關鍵點來了解美國的真相，並對前途做些展望。

　　國家認同的混亂

　　川普贏得 2016 年美國大選，使得許多人跌破眼鏡。事後，華人界雖然分析很多，但很少有說到點子上的，反映出“對美國社會認識的大量偏見甚至無知”。

　　去年（2017）3 月初，美聯社與位於芝加哥大學的“國家意見研究中心”(NORC)對 1004 位成年人做的民調發現，美國有 71%的人認為：“美國正在失去代表國家的信念和價值”。換句話說，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正在失去國家的認同（身份）。

　　有 47%的人認為，非法移民威脅著美國式生活；15%的人認為合法移民威脅著美國式生活。57%的人認為，新移民應當融入美國的主流文化，同時有 42%的人認為，由於新移民的入境，美國文化應當逐漸改變。

　　可見，“移民問題”，以及相關的，“保持多樣性”與“同化”

　　間的選擇，這兩者與國家認同關系巨大。

　　該民調發現，左右兩翼都關心“國家認同”（國家身份），雖然他們關心的內容相反。右翼擔心“基於基督教的文化價值”和“歐洲移民的傳統”受到挑戰，左翼擔心“建國以來接納世界各方移民”的傳統被打破。不論左右都說：我幾乎不認識今天的美國。那麽，到底什麽才是美國真正的“國家認同”呢？

　　該研究發現，受訪者對“美國價值”看法的同質性很高：第一、公正的法治系統（88%）；第二、被憲法保護的個人自由（84%）；第三、英語作為共同語言（73%）。

　　我認為，這三點對認識美國的國家認同有很重要的提示。

　　天主教徒，英國大文豪切斯特頓，於 1921 與 1930 兩次訪問美國。他說了一句名言：“美國是個有教會般靈魂的國家”。他不是說：

　　美國是個基督教國家。他是說：美國是圍繞著一組基於“神聖文獻”

　　（例如，獨立宣言、憲法）的政治信念所建立的國家。

　　他指出，與歐洲國家不同，美國不依賴種族血緣，文化特征或“民族類型”來塑造其身份。美國這個“實驗”之所以深刻，在於它冀望通過公民自發自動的意願，以共同擁有的政治信念創建一個給“流浪者與流放者”居住的國家。

　　切斯特頓認識到，美國的國家認同根植於理念，而非種族或族群的認同。不靠君權，不靠教權，不靠世襲，美國第一個實現了全民自治，這是個何等革命性的想法！

　　今天美國右派的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浪潮，左派的過分高舉少數族群的受害者心態，這些都帶來部落思維和身份政治，對自己國家的了解還不及切斯特頓。

　　川普的當選，表面上是“愛國”（讓美國再度偉大，MAGA）情操的高漲，反對精英，反對移民，反對多元價值和政治正確，骨子里他抓住了美國人對失去國家認同的恐懼。這種“愛國”建立在對異類的疑懼和嫌惡，表現出的就是國家主義、種族主義，而非愛國主義。

　　法國故總統戴高樂這樣解釋這兩者的區別：愛國主義是，你第一個念頭是愛自己的同胞；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是，你第一個念頭是仇恨其它族群。分裂族群的煽動家不是愛國，而是害國。

　　叢教授說：“只有深入他（川普）的內心，把握他的價值和信念，才能理解他的行為（維護保守主義）。”其實，川普並非什麽保守主義。美國傳統的保守主義公知絕大多數反川（NeverTrump 運動）。

　　難道這批對政治超級敏感的美國保守主義精英們全都沒有深入川普的“內心”？

　　這批 NeverTrumper 了解川普煽動家的本質，他捕捉住當前美國白人對“國家認同”的仿徨，用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煽動人心，以謊言建構另類真相。短短一年半，有記錄的川普謊言，已經超過了 5000個。就如名記者鮑勃·伍德沃德所說，川普的美國是在向事實和真相宣戰，其災難將無可估計！

　　如果有人以為謊言是“小節”，那你可能已經被極權統治麻木了。謊言的目的就是愚民，消滅人民的異聲。老實說，川普的“內心”，以及“價值和信念”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美國今天的一個焦點問題是：如何正確地認知，並加強國家認同，而不是深化族群間的仇恨和疑懼。

　　信念式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是凝聚國民向心力，提供文化融合的基礎。切斯特頓指出，美國與歐洲不同，美國的國家認同建立在“神聖文獻”所揭示的理念上。法蘭西斯·福山把這個認同稱之為“信念式國家認同”

　　（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它建立在開國初期。

　　其實，切斯特頓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概念的人。早在 19 世紀中葉，托克維爾就提出一個新名詞：“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Exceptionalism）。他指出，美國人有個信念，由於開發西部提供了無限的機會，每個自由人都可以靠著勤奮努力和自我犧牲達到他人生的目的。美國人認為自己得天獨厚，是世界上唯一有宗教心，被啟蒙，並擁有共和民主的國家。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

　　不過在知識界，這種認知近年來被亨廷頓打破。亨廷頓在《我們是誰？》（2004）里面聲稱，拉美移民快速增長，加上文化多元化，美國國內將會建立一個“西班牙國家”。他把美國國內的種族多樣化看成是種“文明的沖突”！

　　批評者認為，亨廷頓輕視了美國政治與憲法的力量，以及維系美國的內在價值。他的學說顯然是以歐洲白人為中心，助長了種族主義升溫。在這點上，他的學生福山就比較冷靜。福山（日裔）打破了亨廷頓部落思維的格局。

　　福山在今年 9-10 月號的《外交事務》上撰文說，一名美國公民可以被指責為“不美國”（un-American），而一名丹麥公民不可能被描述為“不丹麥”，日本公民也不能被指控為“不日本”。“美國主義”是一系列信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個族裔。

　　據我的觀察，在年輕人，特別是第二代移民眼里，這個觀念更為清晰。年輕人（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者）了解，自己有多重身份，對美國的價值認同很強，比較不容易被種族主義所煽動。

　　我能了解，人們喜歡念舊，美國人也是一樣。但是，念的是糟粕還是精華，這點必須分辨。

　　如果懷念的是蓄奴時代白人的風光，或是懷念殺戮趕逐美洲原住民的歷史，那麽大可不必。什麽是精華？共和憲政、三權分立、法治、人人生而平等，以及對上帝、先賢和公民道德的敬重。縱使不相信上帝，仍然對宇宙有敬畏之心，並能尊重他人的權益。

　　“美國特殊”，加上“信念式國家認同”，這構成了美國的身份。

　　文化是動態的。文化融合（或整合）的基礎不是容忍、兼容，也不等於種族相同、宗教相同，甚或價值觀完全相同。不過，國民必須在語言、公民道德，和“信念式國家認同”上一致，而不是堅持在“歐洲的文化精神上”團結一致。這才是真正的美國價值。

　　但是，我們從川普在波蘭的演講里，從他對夏洛茨維爾暴動的回應里，從他嘲笑穆斯林“金星勳章”陣亡軍人家屬的口氣里，從他不信任拉美裔法官的態度里，從他嘲笑“糞坑國”的話語里，我聽不到這樣的信息，我更多聽到狗哨聲，教唆族群撕裂。

　　難道，這種“川普主義”將是阻止美國文明衰落的希望？我只能說：對一個像川普這樣只懂得交易關系的人來說，這句話十分荒謬。

　　福山呼籲：要把美國的“信念式國家身份”重新樹立起來，以抵御來自極端左、右翼雙方的攻擊。右翼中的白人民族主義者（另類右翼）希望用基於種族、族裔和宗教的國家身份治國，排斥多樣性。左翼中的身份政治提倡者（非自由主義，illiberal）則通過強調受害者心態來摧毀國家敘事的合法性。

　　數百年來，美國是個被各地移民所不斷塑造的國家。美國之所以偉大，與新移民不斷湧入，注入新血這個現實不可分割。美國在科學和技術上領先與新移民更是密切相關。

　　20 世紀的美國如果沒有新移民，它很可能就無法特殊，無法強大，它會與許多諾貝爾獎失之交臂。沒有新移民就沒有矽谷，沒有英特爾，沒有蘋果（喬布斯），沒有亞馬遜（貝索斯），沒有特斯拉（馬斯克），沒有谷歌……。

　　但這並不表示美國就應該拆除藩籬，開放邊界。移民效忠的對象也不再是出生的母國。美國需要新的移民政策，特別是對非法移民。

　　這個問題十分嚴重，已到達臨界點，必須立刻解決。由於兩黨鬥爭的兩極化，非法移民的問題遲遲不能解決，這是美式民主的一大憾事。

　　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從長遠來看。不論是因為出生率還是移民，有色人種人口增加的速度遠大於白人，有色人口超越白人只是遲早的事。專門研究美國總統的歷史學家喬恩·米查姆（Jon Meacham）今年 9 月 1 號發表演說，他告訴聽眾說，美國的白種人將一定會失去多數的地位，美國必須正視並接納這個事實。

　　從種族構成來看，美國是個“種族的大熔爐”，這個在 20 世紀初由猶太裔 Israel Zangwill 提出的概念，就是說明，無論你出生於什麽種族，來了美國以後，你肯定會學習容忍、接納、諒解，逐漸融入文化主流。由於跨族通婚的日愈普遍，人類學家已經提出警告，不要再用種族來作人口分類、因為“純種”日益稀少，意義不大。

　　不過，這個敘事最近有了變化，多元化的辯論逐漸成為一種政治武器。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二點。

　　多元文化主義的糾結

　　一般所謂“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這個詞有兩方面的含義，一個是社會學上的，一個是政治學上的。

　　在社會學上，“多元文化主義”指的是種族的和文化上的多元化，亦即主張：不同的種族不但能夠保持身份，更且能夠彼此平等相處與對話，同尊同榮。

　　在美國歷史上，每次新種族大批移民總會經過一段受到歧視的時期，包括德國、愛爾蘭、意大利、波蘭和俄國的移民。但最後都在“大熔爐”里逐漸淡出。

　　二十世紀中葉開始，由於亞裔和拉美裔移民逐漸增加，膚色逐漸變深，“大熔爐”逐漸開始覆雜化。近年來這種多元文化的現象變成了熱點問題，特別是藍領白種人的焦慮。如上節所述，（經濟問題除外）它基本上還是個社會學上的國家認同問題。

　　至於政治學上的“多元文化主義”，它指的是鼓勵多元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它的立場是：對同一個社會上不同的文化和群體給予平等的地位與尊重，保持多樣性、特殊性，反對整合或融合。在這個意義下，多元社會上不同的（次）文化形成了“文化色拉”，或“文化馬賽克”，與“大熔爐”的觀念有了距離。

　　從學理上看，這種理念明顯是有問題的。

　　例如，摩門教以前的一夫多妻制度，或是美洲原住民獵人族的割頭皮習俗，如果容許繼續實行，肯定行不通。多元不等於價值中立，它還是有限度的。

　　又例如，如果容許穆斯林聚居區執行“伊斯蘭教法”，以代替美國的法律和西方的道德規範，包括“榮譽殺戮”、殘害女性生殖器官，等等，如果公然接受這樣的多元文化，那肯定會帶來嚴重的價值沖突。法治和信念式國家認同必須是底線。

　　更接近現實的是，美國“文化戰爭”中對墮胎和同性婚姻的爭執，這正是為什麽大法官的任命如此受到重視。這可能是多元化在美國所帶來最棘手的問題。

　　極端的多元文化主義會使得“主流文化”變得毫無意義，造成國家內部的部落化，增加矛盾和沖突。持這種立場的政治左派與持白人種族主義立場的政治右派正好是美國政治光譜上的兩個極端。

　　叢教授文章所描述的（第三類）“多元文化主義”就屬於這種極端的，政治學上的多元文化主義。他認為這是對主體文化的“解構”：

　　“甚至走向逆向歧視，瓦解國家的共同文化基礎，帶來主流文化群體的焦慮和危機感。”在叢教授眼中，美國的“歐洲裔白人男性基督徒”

　　是被打壓的對象，而少數族裔及其文化則是被高舉的對象。

　　叢教授把“白種人的負擔”轉換成了“白種人的受害者心態”！

　　少數族裔則被描述為霸淩者，是“不寬容的一元主義文化”。這種臉譜化敘事與事實真相有很大一段距離。

　　縱使如此，平心而論，叢教授所描寫的現象有部分是存在的，特別在名牌大學的校園里和課堂上，那就是我所說的 illiberalism，它不是自由主義，它是“非自由主義”。一批大學生高舉著“自由”的牌子，卻企圖禁止他人的言論自由。這個潮流與社交媒體的普遍有不可分割的關系。

　　《大西洋月刊》在 2015 年最後三個月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美國校園“政治正確”事件的文章。其中，紐約大學的心理學與倫理學教授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與律師格雷格·路加諾夫（GregLukianoff）在 9 月號上有篇定調的主題文章：《美國被寵壞的心靈》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今年 9 月，他們把該文擴充成書，一上市立即成為暢銷書。

　　在過去幾年里，許多大學校園出現了問題。演講者被抗議者的大聲喊叫所淹沒。學生們和教授們說話都戰戰兢兢，生怕被指為政治不正確的“微侵虐”（micro-aggression）。校園內以及全國範圍內的焦慮，抑郁和自殺率都在上升。

　　作者們從眾多的校園實例中發現，今天大學生對政治正確的敏感度與上一代截然不同。上一代的理性被這一代的情緒所取代。（細節請參考：《被寵壞的美國心靈》，臨風，境界公共號，2016-2-1）今天的學生運動是感性的，學生們要求校方提供一個“安全港”，保護他們超級脆弱的心理，屏蔽一切讓他們感覺不安的字句或觀念。

　　不但如此，他們企圖懲處任何與他們想法不同的人。

　　作者們稱這種心態為“鬥爭式的保護性”。學生們不知道如何用理性對話，而是用“情感推理”，他們的負面情緒本身就是證據：

　　“我

　　感受到了，所以那肯定是真的。”感覺，而不是論理，指導著他們對現實的解讀。

　　不過在現實社會里，這種“非自由主義”的風氣並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政治立場既然是個光譜，站在極端的總是少數，我們不必蓄意放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把一切右派都歸為極右（種族主義），把一切左派都歸為極左（白左）。這樣簡單的切割於事無補。

　　所謂多元文化主義的糾結，從社會學看，它基本上還是個國家認同的問題；從政治學看，它並不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樣非黑即白，但它觸及權力和利益分配，應當理性對待。美國唯一該避免的就是把多元文化的爭議當作政治武器，醜化異類，撕裂族群。無論是把新聞媒體當作“人民的公敵”，或是在學校里把異議人士消聲，這些都是違反“信念式美國認同”的惡劣行為。

　　民主社會的底線

　　其實，真正的問題不是對“主流文化的解構”，“主流文化”也並非全部高大上，不必拿來作護身符。

　　哈佛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普特南（Robert Putnam）長期研究多元文化主義對社會的影響。他對美國 40 個社區超過兩萬六千人作過調查。他發現，社區越多元，互信就越低。他說：情況比我們想象的還糟，我們不但不信任與我們不同的人，我們也不信任與我們相同的人。多元社會的“社會資本”匱乏。

　　不過，他補充說：“這種對多樣性的過敏將會逐漸減少並消失……我認為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會變得更好。”我們需要的不是臉譜化、妖魔化對方，而是設法增進多元社會里的信任度。

　　多元文化主義者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曾說：“讓我們有勇氣承認我們的無知，以及我們的疑慮和不確定性。至少我們可以嘗試仔細地和同情地傾聽他者，了解他者的真實面目，以及他的生活和需要。”

　　柏林的意思是說，多元文化主義鼓勵社會成員不要用極端態度看待“他者”。不要僅僅堅持一己的價值，拒絕承認他人的合法性，應展開善意的對話以處理分歧。

　　例如，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本來應是一個合情合理的訴求，但卻被極右派妖魔化，被極左派部落化。我們需要的是善意的對話，以解決後面真正的問題，而不是抹黑與嘲笑。

　　在“信念式國家認同”的框架下，如果各種文化群體都能帶著柏林所倡導的謙卑，並承認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特別是政治上的錯誤，積極對話，尋找共同的福祉，我認為，縱使爭議繼續存在，美國仍然可以找到多元文化的平衡點。

　　支持川普的美國另類右翼，也就是白人至上運動，特別高舉“血統”和“土地”這兩塊招牌。他們以白種人的血統為傲，並認為美國這塊土地屬於他們，其他人種應當離開。他們用“國家、國旗、聖經、槍支”這些符號來增加自己的可信度，認為這就是他們的國家認同。

　　民主社會的底線是：指出這種思維根本誤解了美國，誤解了美國特殊，誤解了美國價值，更完全誤解了基督教。白人種族主義者並非華人之友，但願華人能夠慎思明辨，不被白人種族主義者所忽悠。

　　普特南認為多元化社會的互信低，那麽要如何增加互信？獨裁者的方式是制造共同敵人，這肯定不是民主社會的方案。

　　這 40 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向上遊動停滯，許多人所以不信任政府，或企業，那是因為他們對前途失去信心。大多數排斥移民的人們處在小鄉鎮，他們或許根本就沒見過什麽移民。他們的疑懼主要是對前途無望。

　　民主社會的底線是：有計劃地增加人們向上遊動的能力。扶助、訓練底層人民的技能，大力提振教育水平，資助他們完成大學教育，讓他們能夠自立。

　　對美國做過深入觀察的托克維爾，他堅定主張政教分離。但是有鑒於歐洲世俗化的經驗，他認為，那並不等於把宗教的道德影響趕出政治。

　　國民素質與公民道德是美國建國的一個重要因素。今天，種族主義在白人中重新擡頭，非自由主義在校園中泛濫，企業犯罪不斷，職場倫理經常受到質疑。這些現象或許反映了國民素質的下降。此外，宗教信仰流於形式，或成為替政治服務的工具，社會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

　　托克維爾主張：政治必須以道德為基礎。托克維爾所欣賞於柏拉圖的正是他對政治領域之道德的維護，而他之所以反對馬基亞維利也恰恰是因為後者對政治非道德化的鼓吹。（這段參考：崇明：《基督教與現代政治的道德化：民主時代的公眾需要怎樣的靈魂與德性？》，2018-9-17）

　　民主社會的底線是：加強公民道德的教育，而不是制造更多被寵壞的心靈。鼓勵宗教團體更多參與社會重建，而不是積極參與政治鬥爭。如果基督教的倫理影響了美國的建國，那麽，今天的教會值得反省的地方太多了。

　　民主社會的底線超越黨派利益，超越族群利益，超越部落思維和身份政治。為要守住這個底線，我們只能屏息等待後川普時代的到來。

　　“美國優先”淪為“美國孤獨”

　　臨風

　　二戰後，美國在國際上聲譽日隆，並隨著 1989 年柏林墻的倒塌而達到高峰。然而，自 911 和伊拉克戰爭以來，美國的霸權面臨了嚴重的考驗，川普的執政更是加速了美國在國際上地位的下落。美國從一個主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盟主走向一個孤立的民粹主義的“流氓霸權”。

　　最近美國與伊朗的對抗就是一個實例，這是川普上台以來自己一手制造的危機，並不斷升級直至距離又一場中東戰爭僅僅十幾分鐘時間。屢次“特金會”也是除了作秀和垂涎諾獎以外毫無實質進展。作為世界第一大國的領導人，已經成為“一頭闖進瓷器店的蠻牛”，更何談他是否具備戰略思維。從霸主地位跌落下來的美國的確到了審思如何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這個問題的時候了。《美國華人》

　　專欄作家臨風先生這篇文章帶您走進歷史，回到當下思考這個問題。

　　由於將近 30 年前蘇東解體，美國變成世界上唯一的霸權。不過，這個時代很可能即將結束，甚至已經結束。歸根究底它主要的原因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

　　一個最近的例子

　　2019 年 6 月 10 號，德國外長訪問伊朗。

　　川普政府無視伊朗遵守協定的事實，於 2018 年 5 月單方面廢除了 2015 年七方與伊朗簽署的多邊《伊朗核協定》，並開始限制伊朗石油出口。這個制裁到今年 5 月開始全面生效，美國企圖借著窒息經濟迫使伊朗讓步而重新談判。美國的違約舉動遭到其它協議國家的一致反對。

　　今年 6 月 10 日，德國外長訪問德黑蘭，與伊朗總統和外長有“坦白和嚴肅的”溝通。這次訪問是與英國和法國協調進行的。會後宣布，一個替代美元支付系統的歐洲支付系統（INSTEX）很快就會準備就緒。

　　川普政府毫不尊重既定的國際遊戲規則，打著“美國優先”的旗號任意撕毀協議和提高關稅等濫用霸權的表現，讓作為《伊朗核協定》簽字國的三位盟友（英法德）不得不重新思考國際秩序與本身利益，此事所代表的意義極其重大。

　　此前，川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冷戰時期對付蘇聯的經常手段），威脅對盟國的商品（鋼鐵、鋁制品、汽車，等等）增加關稅。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前任總法律顧問詹妮弗·稀曼（JenniferA.Hillman）在《紐約時報》上撰文：“如果美國可以證明汽車關稅是針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那麽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可以用同樣的借口對他國產品采取任意的限制措施。”（2018-6-1）盟國們正在盤算打破美元在國際貿易上的霸主地位，減少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對美國的依賴，這是實質上脫離美國軌道的開始。

　　這次計劃縱使不成功，對美國也是一個嚴重的警示。

　　歷史上歐洲國際秩序的形成

　　法律和秩序是維護一個國家內部穩定的基本要素，人人都知道而且接受約定的行為規則，社會才不至於失序。國際間也是一樣，如果缺乏國際間的遊戲規則，戰爭往往因誤判和恐懼而發生。

　　1517 年宗教改革之後，歐洲各國間的宗教戰爭連綿不斷。其中規模最大，傷亡最多的當數 1618-1648 年間的“三十年戰爭”。這場戰爭使得日耳曼各邦國大約被消滅了 25%至 40%的人口，其中有將近一半的男性陣亡。新教發源地威登堡有四分之三人口戰死。

　　交戰各國意識到和平的可貴，歐洲當時主要的幾個參戰國家，包括神聖羅馬帝國、西班牙、法國、瑞典，荷蘭共和國，以及諸邦國的代表聚集在今天德國中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亞地區（Westphalia），商議國際間和平相處的原則。

　　泰爾博赫繪於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認儀式。

　　經過了半年的會議，代表們簽訂了一系列的條約，總稱作《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它結束了歐洲歷史上造成 800 萬人喪生的動蕩時期。這個合約最重要的原則是：每個主權國家對其領土和國內事務擁有主權，不容許國外勢力侵擾，不容幹涉別國內政。每個國家不論大小在國際法上是平等的。這個“威斯特伐利亞主權體系”就是今天國際法的基礎。

　　從此，基督教的神權世界秩序宣告結束，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新的國際秩序來臨，它是價值中立的、也是祛魅的。

　　19 世紀初期，由於法國大革命以及拿破侖的軍事野心，歐洲的國際秩序被破壞，戰爭不斷。1814-1815 年，歐洲各國在維也納展開外交會議，希望達到歐洲的長久和平，由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主持。決議在拿破侖滑鐵盧戰敗的前幾天簽署。

　　“維也納會議”的目標不僅包括恢覆戰前國界，還包括重新調節各列強的權力，使它們能夠相互平衡並保持和平。最後的決議由奧地利、法國、葡萄牙、普魯士、俄羅斯、瑞典、挪威和英國的代表簽署生效。西班牙沒有簽署，但在 1817 年宣布通過了決議。

　　“維也納會議”是歐洲列強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產生的協議，為了取得大國間勢力的均衡犧牲了小國的利益。它代表既得利益者的保守勢力，並沒有什麽其它精神價值的支柱，並壓制了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

　　維也納會議這種爭取列強利益均衡的大國遊戲規則，到克里米亞戰爭時（1853-1856）開始解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完全瓦解。

　　基辛格的“威斯特伐利亞 2.0”

　　2014 年正是國際秩序風雨飄搖的動蕩時刻：在中東，敘利亞內戰造成數十萬人傷亡，數百萬難民流離四方，伊斯蘭國興起；在東方，崛起的中國正在成為超級大國；在非洲，埃博拉病毒正在流行肆虐，讓西非幾近癱瘓；在東歐，野心勃勃的俄國吞並了克里米亞。

　　就在人們對世界秩序和國際和平感到焦慮的時刻，基辛格出版了《世界秩序》這本巨著。91 歲高齡的他期望給現今的國際秩序提供一個解釋的框架，他指出，任何國際秩序的存在必須具有兩個成分：1）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規則，以界定國際行為的限制；2）權力的平衡，用以克制破壞規則的一方，阻止某一個政治單位征服所有其他政治單位。

　　基辛格的視野超越了所謂“文明沖突”的框架。他認為，今天的國際秩序仍當回到威斯特伐利亞的主權體系和維也納會議的權利均衡的基礎上。他觀察到美國外交政策的兩種競爭思路：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務實現實主義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自由理想主義。

　　他固然向往老羅斯福基於實力的務實外交，他也認識到威爾遜總統理想主義的價值，即在利益的交易和實力的均衡之外，依然要尋找一種更高的普世價值。這並不是什麽“天命意識”，而是從務實出發，追求二者間的平衡。

　　威爾遜提出了基於自由主義理念的宏大願景，超越了毫無方向感的威斯特伐利亞主權體系。他主要的主張是：1）維護世界的和平與正義的原則，反對自私和專制的權力；2）推崇民主政體，並支持小國的權利和自由。

　　可惜威爾遜走在時代的前面，由於巴黎和會上英國與法國唯國家利益是圖，視實力均勢為唯一法寶，讓威爾遜主義沒有實現的空間。“國際聯盟”也只是個空架子，於是給二次大戰埋下了伏筆。

　　基辛格拉近焦距，以古觀今。他說：“如果放棄這種基本的理想主義，美國就不會對自己真實。”他強調：“任何一個國家單獨行動都無法實現世界秩序。”他認為，歐洲大國仍然是美國最自然的夥伴，當盟國刻意維護彼此的關系時，將對全世界有利。這並非僅僅為提高西方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力，乃是可以抑制西方國家彼此自私的沖動。

　　基辛格提出了一個語重心長的警告：

　　“如果廣泛的自由主義政權

　　不能創造秩序，那麽就會有很多不自由的政權出來創造。”

　　川普的單邊主義既違反了老羅斯福的務實外交，也違反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價值觀。顯而易見，基辛格不會讚同三年後川普“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

　　二戰後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二戰前夕，美國的白人種族主義者提出了“美國優先”的口號，反對參戰，小羅斯福總統縱使藉著“爐邊聊天”也無法說服美國人。

　　一直到希特勒征服了歐洲，幾乎征服了英國，再加上珍珠港事變，才使得大多數美國人相信“美國優先”是個錯誤，而願意投入二次世界大戰。

　　威爾遜心目中的國際秩序雖然沒有成功，但他對小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的影響十分巨大，兩位總統都自稱為“威爾遜主義者”。

　　他們制定了自從 1945 年以後主導美國外交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這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經歷了冷戰和蘇東解體，實行了有 70 年之久。它近年所受到最大的挑戰並非來自外力，而是來自伸展霸權的2003 年伊拉克戰爭，以及美國內部的民粹主義政治。

　　美國主導的這種國際秩序是威爾遜自由主義與權力現實主義平衡的結合，它是一個安全框架和一系列多邊機構和組織。較弱的盟友獲得了美國權力的支持，美國提供實質的贈予，並且是在寬松的多邊規則和機制內運作。用一位國際問題專家的話說：“美國提供全球服務，例如安全保護和支持市場開放，這使得其它國家願意與美國合作，而不是抵制美國的霸權。”

　　這個基於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rules-based LiberalInternational Order，LIO）有四個主要方面：

　　1. 按時間順序，經濟排在第一位。早在 1944 年，二戰還未結束之時，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設計的自由經濟制度，以美元代替英鎊，成為國際貿易的新貨幣體系。（以美元鎖定黃金的體系於 1973 年結束。）後來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制定並實施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成立“世界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等等，美國都在其中發揮

　　了領導的作用。

　　2. 接下來是安全部分。隨著戰爭在歐洲接近尾聲，由杜魯門政府提供大量援助成立了聯合國，並於 1949 年建立了北約聯盟組織。一年後，聯合國部隊采用威爾遜的集體安全原則處理韓國的危機。後來並達成幾項限武協定，以及反核子擴散協定。

　　3. 第三部分強調人權和自由主義的政治價值觀：它被納入《聯合國憲章》並於 1948 年編入《世界人權宣言》。通過馬歇爾計劃重建歐洲，特別是德國、希臘、土耳其，並扶助戰後的日本民主化，使得日本走上軌道。

　　4. 第四條是保護全球公共領域（海洋、太空、南極），以及氣候變化。

　　理念與實踐中間總是有些距離，美國的做法在很多方面並不完美，執行時出現不少前後不一致的地方（例如，美國遲遲不肯通過海洋法、越戰、種種幹預韓國、南美、伊朗內政的行為，等等），時不時暴露出霸權、偽善和私心。

　　縱然如此，至少經濟上的競爭不至於帶來軍事上或地緣上的強權競爭，這在蘇東解體以後更加明顯。這個秩序之所以能夠相對穩定，主要還是因為美國的力量以及它所扮演的仲裁角色。

　　一方面，國際關系是相互依存的、多邊性的；另一方面，這個以美國主導的有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雖然不盡完美，但是卻遠比其它選項更有保障，更為穩定，更具合法性。

　　維系世界秩序的國家（或國際組織）一定要具備合法性。基辛格曾說：不要以為合法性不重要，那是世界領導權的核心所在。世界霸主的爭奪，最終不是實力的較量，而是價值觀的比試。誰贏得了全球普遍的人心，誰就把握了世界文明的未來。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川普政權“美國優先”的做法正好是反其道而行，完全無視美國 70 年來所建立的國際秩序。

　　“讓美國再度偉大”（MAGA）的外交策略

　　2018 年 6 月，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上，川普反對七國集團聯合公報的草案，然後提前離開峰會，該公報主張“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在前往新加坡與金正恩開會的飛機上，川普發推文說：“對不起，我們不能讓我們的朋友或敵人占我們的便宜。我們必須把美國工人放在第一位！”川普提出美國可能退出聯合公報，該公報承諾”繼續反對保護主義。”他還威脅要“查看充斥美國市場的（外國）汽車的關稅！”。

　　經過川普將近三年執政，利用巨大的權力差距把所有國際間的關系都看成是種雙邊交易，以犧牲美國盟友和合作夥伴的利益為代價，追求單邊的短期利益。我們看出他不僅無視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更為了狹隘的眼前利益而摧殘這個國際秩序，打擊了維系國際秩序的信任感和共同目標，這種信任感和共同目標在過去 70 年里是國際間和平相處的主要保障。

　　美國既然不再能夠被信任，它就失去了作為自由世界霸主的合法性。

　　川普的所作所為，結果不過是驅使各國更加遠離美國，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包括科技和金融方面。這種趨勢將會大面積減少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很明顯地，川普所造成的傷害將使得後川普的美國在國際事務上很難“再度偉大”。

　　怎樣讓美國真正再度偉大？

　　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在 1989 年柏林墻倒坍的時刻達到高峰。然而成為全球唯一霸權的美國缺乏遠見，對待新興的俄國繼續圍堵，促使俄國的民主化觸礁。911 和之後的伊拉克戰爭是美國霸權的轉折點，美國開始從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退卻，美國的動機也受到質疑。川普的上任更加速了這個秩序的解體。

　　歷史上，一個國家最安適穩妥的日子很可能是災難的起頭，最黑暗的時刻卻往往是黎明的前兆。

　　1862 年 12 月 1 號，正值南北戰爭最黑暗的時期，也就是林肯總統發布歷史性《解放黑奴宣言》前一個月，他給美國國會寫了一封長信，其中重點之一就是為這個行政命令鋪路。林肯的朋友大衛·戴維斯說，那段時間林肯的整副精神都投注在解放奴隸這件事上。林肯甚至考慮到對奴隸賠償，以及讓他們自願選擇，去其他地區殖民。

　　在那封長信的結尾，林肯說：我們必須先（從奴役、歧視黑人中）解放我們自己，才能拯救我們的國家。……在為奴隸提供自由的過程中，我們也保證了自由人的自由（譯注：從壓迫他人的罪惡感中釋放），從我們所維護的價值里得到光榮。這是地上最後的最佳希望。……如果這樣去做，世界將永遠（為我們所做的）鼓掌，上帝必會永遠祝福。

　　當年，林肯雖然為解放黑奴而戰，但是他從來沒有分裂美國的意圖，也從不用分裂族群的方式堅固基本盤，這才是作總統的基本操守。在關鍵性的《葛底斯堡演說》中，他把美國從戰爭的殺伐拉回到《獨立宣言》人人被造生而平等的理念上。

　　1865 年 3 月 4 號，就是被刺前 41 天，林肯發表了第二任就職演說。他提醒國人，上帝的意願超越作戰雙方，不要以為上帝站在你這邊。他更呼籲國人不要自以為義去審斷他人，以免自己被審判。

　　他說：“我們對任何人都不懷惡意，只用愛心對待，堅持正義。

　　上帝既使我們認識正義，就讓我們繼續努力向前，完成我們正在進行的事業；包紮起國家的創傷，關心那些為戰爭作出犧牲的人，關心他們的遺孀和孤兒——盡一切力量，以求在我們自己之間，以及我們和所有國家之間實現並維護一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林肯所爭的不是政權的利益，更不是狹窄的政黨利益。他所堅持的就是美國開國的理念。美國當時如果分裂了，那個理念就失敗了，人類的私心就勝利了。在黑暗的時刻，美國需要這樣無私、有遠見的領袖，帶領國家走出困境。

　　在此紀念美國國慶的時刻，如果要期望美國真正再度偉大，關鍵不是發表演講、鼓動人心、擁抱國旗而已，我們應當仔細琢磨林肯所主張的價值，以及林肯心目中所要塑造的美國。

　　（首發於“美國華人”公眾號，2019/7/1）

　　回顧川普在白宮四年的實際紀錄

　　——川普在 2016 大選中作出的承諾，實際實現多少？

　　劉海天

　　【前言：隨著川普敗選下台，拜登就職典禮，美國歷史翻開嶄新的一頁。這是筆者的美國 2020 大選系列的收官篇。一般而言，對一個政治人物的歷史評價，需要經過一定時間之後才能夠客觀全面。本篇收集川普過去四年的各方面實際紀錄，為川普主義立此存照。至於川普在今後還會有何表現，他下台面臨這許多的訴訟，法律程序結果如何，還需要拭目以待。】

　　今天（2021 年 1 月 20 日）早上八點左右，川普離開白宮之前自言他的四年是不尋常的四年。的確，他在美國歷史從建國至今留下無數的非常不尋常甚至是史無前例的紀錄。

　　最低的民調支持率

　　川普說自己是最偉大的總統。

　　唯一的兩次大選中都輸掉普選票，2016 年輸了將近 300 萬，2020年輸了超過 706 萬。

　　唯一的在任期間，民調支持度一直沒有超過 50%，在最後的民調支持度蓋洛普 34%, 是歷史上最低的平均民調支持度，蓋洛普四年平均 41%。

　　政治紀錄

　　川普競選是宣稱他將實現“美國重新偉大”。

　　川普亂政檢討

　　非戰時期最高的美國平民死亡人數，一年之內超過 40 萬的新冠死亡(1 月 20 日 401,553)。

　　聯邦政府關閉：2 次。第一次 2018 年 1 月 20-23 日，歷時 3 天，第二次 2018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 月 25 日，歷時 35 天，歷史最長。詳情見《史上最長關門進入第二個月》

　　根據 Pewresearch.org 的追蹤民調，美國在全世界的形象聲譽，特別是在西方民主國家之中，遭受最嚴重的下滑。

　　胡佛以來倒數第二的經濟增長

　　川普誇下海口他能夠促進經濟增長 4%-6%。

　　2017 年上台時的 Real GDP 是 18.14 兆美元，截止 9/30 的目前估計是 18.24 兆美元，因此四年的累計增長 0.1 兆美元，四年內累計增長 0.5%，平均每年增長率 0.1%，自從 1929 年胡佛以來 15 任總統中倒數第二。詳情見《民主黨和共和黨，誰主政的經濟業績更好》

　　唯一的就業人口減少

　　川普許諾增加就業，結果是有勞工就業統計數據以來唯一的在任期間就業人口減少。

　　根據聯邦勞工統計局 2021 年 1 月 8 日的數據，美國 2020 年底的失業率是 6.7%，上任 4.8%至今累計惡化了 1.9 個百分點（6.7-4.8）。

　　川普上台時就業人口 1 億 4563 萬，下台時就業人口 1 億 4262萬，比上台時減少了 300 多萬。

　　詳情見《民主黨和共和黨，誰更能創造就業，降低失業？》

　　聯邦赤字和國債爆增

　　川普許諾他在八年內還清國債，結果是二戰以來最高的聯邦赤字和國債增長。

　　根據 CBO 最新的估計，2020 年的聯邦赤字將劇升到 3.7 兆美元。因此川普在四年之內，聯邦赤字上升了 31350 億美元（37000-6650），上升幅度 456%。

　　他上台時國債是 20 兆美元，GDP 的 104%，現在爆升到 27 兆美元 GDP136%。詳見《民主黨和共和黨，誰更能降低聯邦赤字和國債》。

　　其他經濟紀錄

　　川普 2016 年 7 月 21 日許諾：“我們將建造明天的公路，高速公路，橋梁，隧道，機場和鐵路。”但是，川普從未向國會提交任何的基礎設施法案。川普曾經多次宣布“基建星期”（InfrastructureWeek），成為了華盛頓政界重覆多次的笑話。

　　川普 2017 年 9 月 27 日許諾“我們將為中產階級減稅……我們將確保福利集中在中產階級，在職男女，而不是最高收入者。”川普確實通過了減稅，但重點是富人。無黨派稅收政策中心估計，收入最高的 1%在 2018 納稅年度，獲得 20%的減稅優惠，到 2027 年將獲得82%的減稅收益。

　　唯一的被彈劾兩次

　　唯一的被國會彈劾兩次，2020 年 12 月 18 日第一次被彈劾的罪名是濫用權力，藐視妨礙國會。2021 年 1 月 13 日第二次被彈劾的罪名是煽動叛亂攻擊美國政府，這絕對是空前（美國和所有成熟民主國家中）.

　　第二次彈劾，眾議院彈劾表決 232-199，讚成票中包括 10 名共和黨眾議員，參議院審判表決 57-43，定罪票中包括 7 名共和黨參議員，都創下了本黨議員支持彈劾的最高紀錄。

　　最腐敗的紀錄

　　川普許諾排幹華盛頓特區沼澤，即是清除腐敗，卻是至今最腐敗的四年。

　　唯一的上任之後拒絕將自己財產和生意與其公職權力進行完全隔離，從而可以公權謀私，

　　例如其在白宮對面的川普酒店。根據 Forbes

　　報道，在前三年，川普就以權謀私 1.90 億美元。

　　四年之內有 428 天去了川普集團屬下的產業，即是平均每個星期大約兩天。

　　競選時川普說“我將不會有時間打高爾夫球。”四年之內 298 天花在高爾夫球場，浪費納稅人 1.44 億美元，而且絕大部分落入他的私人球場，中飽私囊。相比之下，奧巴馬八年打了 333 次高爾夫球。

　　在 1 月 20 日淩晨，最後一次離開白宮之前，川普撤銷了關於限制聯邦行政官員在離職後為政府遊說或為外國工作的行政命令，這意味著他為實現 2016 年競選承諾“抽幹沼澤地”而制定的少數措施之一化為烏有，足以證明他的所謂廉政承諾不過是忽悠而已。

　　最多的犯罪紀錄，醜聞和內訌

　　川普許諾他會聘用最優秀的人才，但是其用人的最主要標準顯然是對他個人效忠，從而導致其內閣是歷史上最多的犯罪，醜聞，內訌，變更。

　　最多的內閣部長因為醜聞被迫辭職：4-Tom Price, Ryan Zinke, Alex Acosta, Rick Perry。

　　最多的原競選團隊或白宮幕僚被定罪或判刑：截止 2020/08/20：

　　7 人，包括他的競選團主席（Paul Manafort），首任國家安全顧問（Michael Flynn)，首席軍師（Steve Bannon)，私人律師（MichaelCohen），競選團幕僚（Rick Gates，Roger Stone，George Papadopoulos）。

　　最多的內閣部長被監察長向聯邦司法部建議予以檢控：5-Ryan Zinke, Alex Acosta, Robert Wilkie, Elaine Chao, Wilbur Ross。

　　美國聯邦法定 15 個內閣部長，即是川普內閣的三分之一在其四年任期之內被查出各種各樣的的腐敗瀆職行為，被移交司法部，但是川普的司法部長都予以掩蓋，官官相護，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最多里通外國的多名下屬

　　最多的幕僚充當外國勢力的代理人（foreign agent），沒有依法向美國聯邦政府登記，即是這些人偷偷拿著國外勢力的錢，在川普競選過程和任職期間為俄國和中東勢力暗中施展影響：Paul Manafort，Michael Flynn，Rick Gates，加上 Thomas Joseph Barrack Jr.，川普競選團高級顧問，就職典禮委員會主席，於 7 月 20 日也被司法部逮捕起訴，罪名是秘密充當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代理人，對 FBI 的調查撒謊。

　　與黑幫團夥無異

　　川普將整個聯邦政府視為他個人的工具，公然要求下屬對他個人效忠。

　　唯一的公然將司法部長視為他的私人律師，沒有得逞，最終將塞申斯（Jeff Sessions）解雇。

　　唯一的公然要求聯邦調查局長向他個人效忠，沒有得逞，於是將科米（James Comey）解雇。

　　經常公然宣稱那些為國服務的將軍為“我的將軍 my generals”

　　下令動用軍隊鎮壓抗議示威的民眾，遭到國防部長埃斯博的反對。

　　最多的內閣部長因為政見不合辭職： 7-Rex Tillerson,David Shulkin,Jeff Sessions,Jim Mattis,Kirstjen Nielsen，Elaine Chao，BetsyDeVos。

　　最混亂的內閣

　　最多的內閣幕僚變動，例如: 國防部，外交部，國土安全部，司法部，國家情報總監，都換了人。

　　四個幕僚長：Reince Priebus，John F.Kel y，Mick Mulvaney，MarkMeadows。

　　四個新聞發言人：Sean Spicer，Sarah Sanders，Stephanie Grisham，Kayleigh McEnany。

　　將國家安全視為兒戲，許多部門長時間由沒有經過參議院確認的人來代理。例如國土安全部，在第二任部長 Kirstjen Nielsen 於 2019年 4 月辭職之後，就先後經歷了四個代理部長。

　　在 2020 大選之後，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司法部，這三個關系到國家安全和法律秩序的關鍵部門都是由臨時代理人掌控，這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最不務正業的執政者

　　甚少聽取情報機關提供的每日總統簡報（這是歷任總統的每日早晨的功課），每天許多小時一邊看電視（福克斯電視台）一邊瘋狂推特。

　　最長時間不舉行白宮新聞發布會：截止 2020 年 4 月 26 日，川普內閣累計超過 300 天沒有舉行新聞發布會，即是拒絕或懶於向美國公眾匯報工作，回答問題。更嚴重的是，這些拿著納稅人薪水的新聞發言人還經常謊言連篇。

　　在輸了 2020 大選之後的兩個多月里就基本上不理國務，只顧著如何推翻大選結果。

　　史無前例的謊言紀錄

　　數不勝數的謊言和誤導言論，根據華盛頓郵報的數據庫，從上台到下台 1460 天之內累計 30,573 次，平均每天 21 次。

　　唯一的因為其謊言和煽動，導致在華盛頓駐紮戒備的美軍超過25000 人，是南北內戰以來最多的，比目前駐紮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軍還要多。

　　川普團隊指控 2020 大選有大規模舞弊，向州和聯邦的各級法院，乃至最高法院，提出了 60 多個訴訟，結果都因為缺乏證據而被駁回。

　　川普指控 2016 年大選 300-500 萬選票作弊。川普上台後任命了一個選舉作弊調查委員會：開會兩次，沒有發現任何證據。

　　唯一的無數次造謠污蔑其前任者不是在美國出生，最後又不得不改口自我否定。

　　唯一的無數次造謠污蔑其繼任者通過舞弊獲得大選勝利。

　　唯一的在兩次大選中要求國外勢力幫助，公開邀請俄國幫助他黑客克林頓電子郵件，在電話里要挾烏克蘭幫助他抹黑拜登。

　　根據 Wikipedia 的統計，2015 年宣布競選以來五年之內，超過34,000 次推特，平均每天 19 推文。

　　刪除的推特：323 次

　　被推特標注假新聞：845 次

　　金三胖：讚揚 185 次

　　自稱穩定的天才：7 次

　　推薦 hydroxychloroquine：50+次

　　建議注射消毒水 disinfectant：1 次

　　破壞優良政治傳統

　　在日常生活中，絕大部分正常人都會尊重遵守公認的基本禮儀，例如見面時互相問候，分別時互相再見，使用“請”“謝謝”“不客氣”“對不起”，等等禮貌詞語，不講粗言爛語，在公共場合依次排隊等等。雖然沒有法律規定，但是絕大部分的家長老師都會教育下一代要遵守這些文明禮貌的傳統。同樣的，從華盛頓總統開始，美國也逐漸形成了許多優良的公共道德，政治傳統，但是都遭到川普藐視和破壞。

　　唯一的在 2016 競選開始就粗言爛語（特別是對女性），人身攻擊（紐約時報統計 598 人），2016 年 3 月 4 日，在共和黨初選現場電視辯論上竟然宣稱他的生殖器很大，甚至煽動暴力針對新聞記者，和抗議示威者。

　　唯一的始終拒絕公布其個人報稅表，從 2016 年就以被國稅局審核為借口，拒絕公開個人稅表，違反了從尼克松開始的兩黨共同遵守的這一廉政守則。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已有 150 多個國家為其公職人員制定了資產披露要求。

　　唯一的在白宮舉行連任競選活動，公然違反禁止聯邦官員使用聯邦政府資源財物從事政黨私人活動的 The Hatch Act，即是濫用全體納稅人的公物謀求其個人私利。

　　唯一的勞民傷財地在華盛頓 2019 年舉行軍隊閱兵遊行。

　　唯一的 2020 大選之前拒絕承諾敗選之後和平過渡。

　　唯一的在 2020 大選之後拒絕接受大多數選民的意願，承認敗選。

　　唯一的（自從安德魯.約翰遜以來）沒有邀請繼任者到白宮，沒

　　有出席新總統的就職典禮。

　　面臨最多的法律起訴

　　唯一的支付艷星和花花公子封面女郎封口費以掩蓋其婚外醜聞，觸犯競選財務法律。

　　唯一的拒絕接受司法部任命特別檢察官穆勒的面談詢問，因為他的法律顧問擔心他會在面談過程中撒謊。

　　唯一的濫用特赦權力，特赦許多與他個人關聯的人物，包括被判罪的幕僚。

　　唯一的在下台後面臨多項起訴，在紐約州面臨偷稅漏稅，銀行詐騙，保險詐騙，非法洗錢，等等；在佐治亞州違反選舉法，威脅當地選舉官員篡改選舉結果。

　　移民政策紀錄

　　川普無數次高呼建新墻，而且墨西哥買單。

　　總共 450 英里，但是實際上只有 47 英里是原來沒有的新墻。

　　墨西哥付錢了嗎：完全沒有，而且這是最明顯的忽悠。

　　強迫兒童被與父母分離：2737。

　　詳情見《民主黨和共和黨，關於排華法案的歷史和移民問題的事實》

　　貿易戰紀錄

　　川普 2016 年 10 月 15 日許諾：“我們將消除長期的貿易逆差。

　　Politico 2020/10/06 報道：美國與所有其他國家的商品貿易月度赤字在 8 月創下歷史新高，超過 830 億美元。

　　布魯金斯智庫報告，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於 2019年 9 月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貿易戰已經使美國經濟損失了近 30 萬個工作崗位，估計占實際 GDP 的 0.3％。

　　其他研究估計，美國 GDP 損失約為 0.7％。彭博經濟研究公司（Bloomberg Economics）2019 年的一份報告估計，到 2020 年底，貿易戰將給美國經濟造成 3160 億美元的損失。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最新研究發現，美國公司在金融危機中損失了至少 1.7 萬億美元。由於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征收關稅，導致其股票價格下跌。

　　美國的農民失去了絕大部分的每年 240 億美元中國市場。川普給美國農民的聯邦補助：2020 年就達到 460 億美元。很顯然，貿易戰沒有打贏，拿全國納稅人的錢去買中西部農民的選票，這與共和黨人一直譴責的“社會主義”有何區別？

　　醫療改革紀錄

　　川普無數次宣稱廢除並取代奧巴馬醫改：沒有廢除。

　　川普和許多共和黨州檢察官一直在提起訴訟以推翻該法案：沒

　　有成功，現在他寄望於最高法院（包括他任命的三個大法官）在大選後審理。

　　川普無數次說他有更好的醫療改革方案：一直沒有公布他的取代方案。美國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口從 2016 年 8.6%上升到了 2019 年的 9.2%，包括 40 萬兒童沒有保險。

　　川普無數次許諾民眾將以更低的價格獲得優質的醫療服務和處方藥物：沒有實現。

　　外交活動紀錄

　　和普京會面次數：4 次，其中 2 次沒有任何其他美國公職人員在場，依靠俄國的翻譯人員。還有一次，川普沒收了他和普京的談話記錄，而且禁止該翻譯員向任何人透露他和普京的談話內容。為什麽川普要隱藏他和普京的會談呢？有什麽內容是不能讓任何美國人知道呢？

　　俄羅斯幹涉了 2016 年總統大選，現在也正在幹涉 2020 年大選。

　　俄羅斯還在阿富汗懸賞獵殺美軍士兵。但是川普一直對俄國這些行徑沒有任何公開的表示。

　　唯一的經常褒獎獨裁執政者，經常攻擊民主盟國的領導人。

　　出訪的第一個國家竟然是中東穆斯林的沙特，而不是民主盟國，只因為正如他自己承認的，他和沙特皇室有大筆私人生意，以權謀私的又一個例子。

　　退出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議：11，例如泛太平洋貿易協議，巴黎全球氣候協議，世界衛生組織等等。

　　在聯合國大會上被世界各國領袖們哄笑：1（2018 年 9 月 25 日聯大會議）

　　新冠防控紀錄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東部時間 2021 年 1 月 19 日晚上 10:45新冠感染人數：24,246,230；新冠死亡人數：401,553。

　　美國占全世界人口的 4.2%，但是占了全世界新冠感染人數的25.2%，新冠死亡人數的 19.5%，如果美國新冠防控成績能夠與其人口占全世界的人口比例大致相當，那麽新冠感染人數應該只有大約408 萬，死亡人數大約 8 萬 7 千。相比之下，許多亞非國家，特別是東亞地區，他們的新冠防控成績就是遠遠低於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美國擁有最強大的經濟，最先進的科技，但是新冠防控遠遠落後於大部分國家，為什麽如此糟糕？詳情見：美國新冠全球排名美國落後的原因

　　川普在 2016 大選中經常向少數族裔選民喊話，“選我吧，你們有什麽可以失去的呢？What do you have to lose？”因為新冠防控失敗，美國人均壽命在 2020 年下降 1.5 歲，其中拉丁族裔下降了 3歲，非裔下降了 2.9 歲，白人下降了 1.5 歲。這也再次證明美國依然存在嚴重的族裔不平等的情況。

　　其他政策紀錄

　　取消環保條例：截止 2020/10/15：99

　　公共地失去保護：截止 2020/10/26：540 萬英畝租賃給私營公司開發

　　大規模槍殺：GVA 報告，2019 年共有 417 次大規模槍殺，是自2014 年槍支暴力檔案庫開始計數以來最高的。15381 人死於槍支，包括兇殺和自殺，以及 29568 人受傷。

　　川普的確實現了兩個諾言，就是在參議院共和黨幫助下任命超過 230 名保守派聯邦法官。其次就是推翻了許多的奧巴馬時代的行政命令。

　　川普的下屬對川普的評價

　　在 C-SPAN 的一項新調查中，歷史學家對 44 位總統進行排名，川普排名第 41 位，低於過去 150 年中的任何一位總統。川普的支持者自然會痛恨這些學者。那麽，切讓我們看看川普自己任命的下屬（都是共和黨人）是如何評價川普的吧。

　　以下列表依次是川普下屬的姓名，職務，對川普的評價，評價場合。

　　? 雷克斯·蒂勒森國務卿該死的白癡五角大樓會議? 加里·科恩經濟顧問愚蠢至極白宮內部流傳的電子郵件? H-R-麥克馬斯特國家安全顧問笨蛋私人晚宴? 湯姆·巴拉克朋友和支持者瘋狂而且愚蠢與朋友的對話? 加里·科恩經濟顧問毫無人性可怕的特征大雜燴白宮內流傳的電子郵件

　　? 加里·科恩經濟顧問一個被小醜包圍的白癡白宮內流傳的電子郵件

　　? H-R-麥克馬斯特國家安全顧問一個幼兒園的智力的白癡私人晚宴

　　? 約翰·凱利國土安全部長幕僚長白癡與特朗普的對話? 薩姆·農伯格的顧問白癡電視直播

　　? Sam Nunberg 顧問白癡競選對話

　　? Steve Mnuchin 財政部長白癡未明確說明

　　? Reince Preibus 首任幕僚長白癡不詳

　　? John Bolton 國家安全顧問謊言者對共和國的威脅電視采訪川普四年對美國全方位破壞

　　恰好是五年前，2016 年 1 月 23 日川普在愛荷華州的 Sioux Center競選演說中狂妄地說，“我可以在紐約五大道上開槍殺人，也不會失去任何選票。” 四年前，2017 年 1 月 20 日川普在其就職演說中最引人矚目的兩個詞匯是“美國大屠殺 American Carnage” 。一年前 2020年 1 月 20 日，美國首例新冠確診。就在今天（1 月 20 日）川普下台，美國新冠死亡超過 40 萬，這是美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在非戰時期最慘重的死亡人數，名副其實的大屠殺（Carnage），而且是在短短的一年之內，相當於美軍在二戰中四年的陣亡人數。

　　一部分人認為如果沒有新冠，川普的經濟紀錄就不會滑坡。這個觀點是不成立的。首先，川普的前三年經濟其實與奧巴馬的最後三年相當。其次，美國新冠防控的慘敗最主要原因是人禍，因為川普內閣的謊言和隱瞞，不尊重科學，還在 2018 年撤銷了奧巴馬留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全球瘟疫監控工作組。筆者在《從新冠瘟疫的經驗教訓反思政府責任和公民意識》有詳細數據和分析。

　　2021 年 1 月 6 日，正是川普及其團夥制造關於大選舞弊的謊言和煽動，他的支持者們對國會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暴力叛亂。而且，他一直散布大選舞弊的謊言，造成了一部分民眾懷疑甚至否定民主選舉的合法性，這是對美國民主憲政最嚴重的傷害。筆者在《美國歷史上 1812 年以來最恥辱的一刻》詳細分析。

　　的確，在過去的四年因為川普及其團夥，美國社會在各個方面，如生命安全，醫療防疫，基本民生，環境保護，族裔關系，多元文化，民主憲政，都遭受到了全方位的破壞。隨著拜登上任，美國歷史終於又翻開了新的一頁，美國民主憲政又獲得了一次重生的機會。

　　（首發於“俄州亞太聯盟”公眾號，2021/1/20；7/23 增補）從新冠瘟疫的經驗教訓反思政府責任和公民意識劉海天

　　【前言：新冠瘟疫蔓延世界各國至今一年半了，可以說是對世界各國的一次統考，作為世界第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在這次全球統考中表現如何呢？經驗教訓是什麽？與東亞的國家地區的成功經驗相比，與拜登上任之後的扭轉性成果相比，反映了天壤之別的不同理念。】

　　美國新冠累計死亡的曲線

　　（紐約時報 2021 年 6 月 15 日）

　　2021 年 6 月 16 日，美國新冠病毒累計死亡人數超過了 60 萬。

　　《紐約時報》的新冠死亡曲線顯示，美國從首例死亡到 10 萬死亡經歷了 89 天，118 天之後達到 20 萬，然後這條死亡曲線不斷加速，分別在 83 天，36 天和 34 天突破了 30 萬，40 萬和 50 萬。

　　川普於 1 月 20 日下台，正值新冠在美國爆發一年,累計死亡超過 40 萬。此後，拜登雷厲風行的防控措施，在上任的一個月之後取得效果，終於控制放緩了這條死亡曲線，過了 113 天才從 50 萬上升到 60 萬。

　　美國新冠防控成績最慘不忍睹

　　新冠瘟疫可謂是對全球各國在各個方面，如醫療保健、科學研發、政府執政、公民意識等等的一次綜合考試。根據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數據，截止 2021 年 1 月 20 日，新冠感染累計病例的全球前十名國家，依次是美國，印度，巴西，俄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和德國。CNN 還提供了平均每十萬人口的感染人數，以及每十萬的死亡人數。美國新冠感染累計病例 2425 萬，死亡累計過 40 萬大關，遠超世界各國，兩項指標是印度的 2.3 倍和 2.6 倍。

　　

　　更加客觀合理的比較，是以每個國家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來衡量該國新冠防控的表現。例如，美國占全世界人口的 4.2%，但是占了全球感染病例的 25%，死亡人數的 20%。印度的感染人數是1058 萬占全世界 11%，死亡 15 萬占全世界 7.4%，遠低於其人口占全世界的 17.7%。如果僅以死亡人數的比例而言，美國的新冠防控成績是 4.6(20%/4.2%)，印度是 0.4（7.4%/17.7），即美國的新冠防控比印度差了 10 倍（截至 1/20）。筆者根據人口比例，對主要國家（人口兩千萬以上）新冠防控成績進行排名比較，最差 10 名如下，全表請見文末的附件 1。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瘟疫流行通過人與人之間接觸傳染，人口密度是一個重要因素。歐洲四國（意英西法）的人口密度比美國和巴西等南美國家都要高得多，因此歐洲四國防控成績應該還是優於美國和南美國家。

　　再考慮，如果美國的新冠死亡人口也是占全世界的 4.2%，那麽美國的新冠防控成績就可以說是及格。這意味著，截至 1 月 20 日，美國新冠死亡人數應該大約 87,000，那麽超過 314,000 的生命就不至於失去。正如川普內閣的新冠防控協調員伯克斯博士（Dr.Brix）在 2021 年 3 月 27 日接受 CNN 采訪時說的，“第一波瘟疫導致大約100,000 人死亡，在我看來，其後的死亡都可以大幅減少或避免。”

　　事實上，在這次新冠瘟疫防控的“全球統考”之中，許多亞非拉國家的表現都遠遠好於美國。而東亞的日韓新泰港台，其新冠感染和死亡占全世界的比例都遠遠低於其人口占全世界的比例。如果再考慮人口密度的因素，例如美國平均每平方公里 36 人，日本 347 人，韓國 527 人，新加坡 8358 人，那麽美國的新冠防控成績與這些國家相差了何止百倍千倍了。

　　

　　以新冠開始的時間，人口密度，人口流動等等客觀條件而言，東亞各國比絕大部分國家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但是它們統考表現優異，必然是主觀努力的結果。

　　首先，它們建立了基本全民醫療保健。筆者曾經在泰國工作生活三年半，因此以泰國為例來具體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泰國的經濟實力（人均 GDP 大約 7800 美元）也是遠遠低於美國（人均 GDP65,000美元）。泰國的全民醫療保障系統，其中包括了遍布於全國各地的100 萬社區醫療人員，即平均 70 人就有 1 個社區醫護人員。根據國家公共電台（NPR）6 月 28 日的報道，泰國的首例感染者是一名出租汽車司機，每天在曼谷機場接送旅客。當他覺得不適的時候，就立刻去診所檢測。確認感染之後，當局立刻將他隔離，而且追蹤他所接觸的其他人。而這位出租司機毫不猶豫地去求醫，就是因為有全民醫療保障，無需顧慮昂貴的醫療費用。筆者和當地員工交流，他們對全民醫療保障基本滿意。根據 CNBC2019 年 2 月 11 日報道，在美國每年 66.5%的個人破產是因為昂貴的醫療賬單，每年 53 萬家庭因此不得不個人破產，對於我的泰國員工而言這是不可思議的荒謬和野蠻。

　　其次，東亞各個政府相信科學，吸取了之前瘟疫的經驗教訓。大西洋周刊 2020 年 5 月 6 日報道，韓國在經歷 2002 年 SARS 和 2015年 MERS 之後，制定了完善的防控瘟疫應對方案。日泰港台等都有類似的應急預案。相比之下，川普在 2018 年 5 月，不僅解散了奧巴馬成立的全球衛生安全防疫小組，而且在新冠蔓延之後無數次散布不實言論，例如新冠病毒與流感類似，四月天氣暖和了就會奇跡般消失，這是民主黨制造的騙局（Hoax），甚至“功夫病毒”這類惡意煽動的種族歧視的言論，等等。

　　第三，政府實施防控措施迅速得力。泰國是中國遊客最熱門的目的地之一。中國在 12 月 31 日向世界衛生組織（WTO）正式通告新冠疫情。泰國政府在 1 月 3 日就在機場對入境旅客進行檢測。首例確認之後，泰國政府很快就聽從防疫專家的指導原則，強制執行佩戴口罩，社交距離，接觸跟蹤，強制隔離等等安全防控措施。根據路透社 20 報道，韓國迅速在全國範圍實施檢測，截止 3 月 18 日就已經進行了 29 萬人次的測試。台灣則實施了非常周全的隔離措施。相比之下，同期美國只進行了 6 萬人次的測試。防疫專家如福奇博士（Fauci）一再警告，如果沒有足夠及時廣泛的測試，就是蒙著眼睛開飛機一樣的危險。

　　第四，理性的公民意識。根據 CNBC2020 年 7 月 3 日的報道，香港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 7140 人，僅在 2020 年 1 月就有 250萬人從中國大陸進入香港。但是香港的防控成績相當出色。曾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工作的福田教授就指出，在亞洲他看到一個社會共識：防控瘟疫，人人有責，自我保護，也保護他人。而在美國川普及其支持者將戴口罩和打疫苗變成了政治立場問題，宣稱這是侵犯個人自由，共和黨眾議員格林（M.T.Greene）甚至將此與納粹強制猶太人配戴特別標識相提並論。

　　川普防控新冠疫情的表現

　　相比之下，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強，有著最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最先進的醫療科技，但是在這次全球新冠防控統考中一敗塗地，付出最慘重的生命代價。這與川普主義的反科學，反事實和瀆職無能密切相關，其關於新冠的言論實在是數不勝數，在此只能摘要回顧。

　　2020 年 1 月 22 日川普說“我們完全控制了它。只是一個從中國來的人，沒有問題的。”

　　1 月 24 日川普推特“中國已經在努力控制新冠病毒。美國非常欣賞中國的努力和透明度。特別地，我代表美國人民向習主席表達謝意！”

　　1 月 31 日川普宣布暫停從中國入境到美國。但是沒有其他進一步措施。根據紐約時報 4 月 8 日報道，兩組不同的防疫專家研究顯示，紐約地區大部分的感染來自於從歐洲的旅行者。

　　2 月 5 日美國 CDC 的新冠測試劑存在技術缺陷，無法產生可靠的結果。而 WHO 已經有一項德國制造經過驗證合格的測試劑，但是川普政府沒有使用。

　　2 月 10 日川普宣稱“到了四月，它就會消失，因為天氣熱了”。

　　2 月 26 日川普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說“幾天之內，美國的 15 起病例將下降到接近零。”

　　2 月 27 日川普說“有一天，它將像奇跡一般消失。”

　　2 月 28 日川普在集會上說“這是他們（民主黨）的新騙局。”

　　3 月 6 日川普說“需要測試的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測試。”這個承諾一直遲遲沒有兌現。

　　3 月 13 日川普不得不宣布國家緊急狀態。

　　3 月 16 日川普推文開始使用“中國病毒“，與之前讚揚中國努力的言論形成鮮明對比。

　　3 月 21 日川普推特宣傳服用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遭到許多醫護人員的反對。

　　4 月 24 日，川普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宣稱注射消毒劑(Disinfectant)有效，不妨嘗試。多家制造廠商不得不立刻發表聲明，警告公眾千萬不要聽川普的。

　　6 月 20 日，川普說又一次說美國新冠病例多是因為美國測試多，而且說他已經讓他的下屬放緩測試。白宮幕僚們說川普是在開玩笑。

　　川普兩天之後又對記者說他沒有開玩笑。

　　8 月 4 日，新冠人數已經超過 10 萬，川普接受電視專訪說“就是這樣的了（It is what it is）。”

　　9 月 13 日，川普對華盛頓郵報著名記者伍德沃德（Woodward）說新冠病毒遲早會過去的，我們已經做得好的不能再好了。

　　從新冠爆發到 9 月 16 日，川普 34 次說新冠會消失的。

　　9 月 21 日，新冠人數即將超過 20 萬，川普給自己評分 A+，責怪新聞媒體沒有給他好的評價。

　　截止 2020 年 10 月，包括川普夫婦在內的 12 名白宮人員和 3 名共和黨參議員已經確認感染，他們都參加了 9 月 26 日川普提名最高大法官候選人的儀式，當時大部分人都沒有戴口罩或保持距離。在 9月 29 日的首場電視辯論過程中，川普公開嘲笑拜登戴口罩。

　　事實上，奧巴馬團隊向川普團隊交接的時候，就特別進行了三個災難應急的演練，其中之一就是大規模瘟疫。奧巴馬留給川普不僅有詳細的應急防控方案，而且有一個特別團隊負責監控協調全球生物化學瘟疫災難，但是川普在 2018 年撤銷了這個團隊。而早在 2 月 7日川普接受伍德沃德的錄音采訪中就承認新冠病毒是非常致命的。

　　這說明川普從一開始就否認科學，掩蓋事實，輕描淡寫，一直在向美國公眾傳播誤導的信息；舉措遲緩，缺乏與 50 個州進行協調。值得注意的是，當謊言終於再也不能掩蓋災難了，於是新冠病毒在川普口中變成了“中國病毒”

　　“中國人病毒”“武漢病毒”“功夫病毒”等

　　等。川普無數次將美國嚴重的新冠災難歸咎於中國。但是以上的事實證明，歸咎於中國的說辭無法解釋為什麽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特別是以上舉例的東亞地區-的新冠防控成績都比美國好得多。

　　而且在疫苗研發推出之後，沒有全面計劃進行普及推廣、分配調度，導致注射進度非常緩慢。洛杉磯時報 2020 年 12 月 31 日報道，川普及其官員多次說在 2020 年底之前完成 2000 萬疫苗注射，但是實際只完成了 213 萬注射。而且川普本人在一月秘而不宣地注射了疫苗，直到 3 月初才被新聞媒體爆料公之於眾。相比之下，拜登總統和奧巴馬、小布什、克林頓等前任總統都是新聞直播他們的疫苗注射，以此推動全民接受疫苗。

　　美國部分民眾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現

　　美國部分民眾的表現與大部分國家特別是東亞地區的民眾的表現，可謂大相徑庭，至於那些不相信科學，聽信謊言的，幾乎是咎由自取。例如，2020 年 11 月 16 日，南達科他州的一位護士在電視采訪中講述，一些新冠患者在最後時刻竟然還拒絕相信自己得了新冠。

　　顯然，相當一部分的民眾只聽從川普的個人秀和推特，將佩戴口罩，保持距離，自我隔離等等這些基本保護手段看成是黨派政治的一部分，而不聽從醫療專家們根據科學事實提出的指導建議，甚至相信川普的污蔑說“新冠是民主黨制造的騙局”。

　　從紐約時報的新冠疫情跟蹤曲線可以看到一個規律，三月的春假，五月底的國殤節，七月初的獨立日，九月初的勞工節，十一月的感恩節，十二月的聖誕節等等，每次假期長周末之後新增病例都會上升，因為許多民眾在假期活動中·沒有遵守 CDC 的防疫指導原則。

　　（紐約時報的新冠疫情跟蹤曲線截至 2021 年 6 月 18 日）拜登上任後防控新冠的雷厲風行

　　2021 年 1 月 20 日，拜登就職典禮之後回到白宮，就雷厲風行，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上任的三天之內，發布了 30 項行政命令，其中包括 13 項針對新冠 Covid-19 瘟疫的措施，例如：

　　1. 啟動 1950 年國防生產法，加快疫苗，疫苗和個人防護設備用品的制造和交付速度。

　　2. 成立瘟疫大流行檢測委員會以擴大美國冠狀病毒的檢測能力。

　　3. 指示 FEMA 創建聯邦政府支持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4. 號召民眾戴口罩 100 天，要求所有聯邦機構和聯邦政府承包商戴口罩和保持安全距離，並敦促各州和地方政府也要這樣做。

　　5. 重返世界衛生組織（WHO），任命富奇博士(Anthony Fauci)為美國出席 WHO 的代表團團長。

　　任何一個尊重科學事實和盡忠職守的執政者都會采取這些措施，但是川普沒有。例如第一項啟動國防生產法特別重要,意味著動用整個國家的生產力，制造和分發與所有防控新冠有關的疫苗設備用品。民主黨早在去年 3 月就敦促川普啟動國防生產法，但是川普始終沒有采納。事實上，川普在 3 月 13 日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之後，基本上讓 50 個州各自搞定，可以說嚴重的玩忽職守。

　　最值得注意的是，福奇博士在 1 月 21 日的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說，他現在終於可以“完全透明，開放和誠實”地根據事實和科學來向美國公眾通報新冠疫情。這意味著，在川普內閣，事實和科學是要為執政者服務的，這豈不是與某些政權非常相似嗎？

　　2021 年 6 月 2 日，美國總統拜登宣布 6 月為“全國行動月”，動員全美國的沖刺行動，在 7 月 4 日之前讓 70%的美國成年人至少接種一次疫苗，因為防疫專家們預期實現群體免疫需要 70%-90%的人口具有免疫力。拜登命令有關聯邦政府和各級政府、宗教團體、企業公司、社會各界人士、和成千上萬的志願者，一起努力，推出一系列接種疫苗獎勵措施，包括流動注射站，免費啤酒、門票、托兒服務等。

　　據《紐約時報》統計，截至 6 月 18 日，已有 65%的成年人接種至少一劑疫苗，和 55%完成接種。截至 6 月 16 日，美國累計感染病例 3350 萬，死亡人數 60 萬，占全球感染病例下降到 19%，占全球死亡人數下降到 16%。（詳情見附表 2）這顯示拜登上任之後在控制新冠疫情方面取得了扭轉性的成果，特別是完成了 3 億 1300 萬支疫苗注射，相當於全世界疫苗注射的 12.7%，遠遠超過其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但是令人擔憂的是，美國的疫苗接種速度在 4 月 10 日達到將近430 萬後就逐步下降，在 6 月 4 日降至每天 100 萬劑。因此，能否在7 月 4 日之前實現 70%的目標，將是一個艱巨挑戰，因為一部分州和一部分選民至今對疫苗保持懷疑甚至拒絕的態度。

　　兩種迥然不同的社會理念

　　從以上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政府責任和公民意識的兩種不同理念。第一個理念是：政府必須尊重科學，誠實透明，超越黨派，果斷措施；同時所有民眾也必須配合，保護自己，保護他人，共同防疫。另外一個理念即川普主義是：將個人自由極端化，認為政府不應該幹涉個人自由，政府作為越少越好，將瘟疫防控政治化，作為黨派鬥爭手段，甚至為了個人政治利益而污蔑造謠，散布偽科學。按照第二個理念的邏輯，在辦公室飛機上餐館里等室內禁止吸煙，開車時需要戴安全帶、遵守交通規則，等等，試問這些維護公共健康安全的措施是否侵犯了個人自由呢？

　　根據紐約時報截至 6 月 16 日的數據顯示，至少一支疫苗注射率在 2020 大選中支持拜登的藍州達到 59%，而在支持川普的紅州則只有 44%（見文末附表 3）。彭博新聞 Bloomberg2021 年 2 月 4 日報道：

　　美國各州民眾對新冠疫苗的接受程度，與 2020 大選的藍州紅州分布有驚人的相似。從拒絕口罩到拒絕疫苗，如此行為是最讓人擔憂的，因為新冠病毒不僅極易傳染，而且會不斷變異。事實證明，只要有一部分人否認科學，頑固自私，不采取防疫措施，新冠病毒就會不斷變異和反覆傳播，最終的結果就是害人害己，危害所有的社會成員。

　　這場新冠病毒瘟疫已經奪走了近 60 萬美國人的生命，接近美國內戰的死亡人數（65 萬），也接近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兩次伊拉克戰爭，以及阿富汗戰爭的陣亡人數的總和（62 萬）。

　　其實，自由從來都不是沒有代價的“Freedom is never Free”。而且美國憲法序言就開宗明義地宣告，美利堅合眾國成立的宗旨，就是為了實現所有人的共同福祉。尊敬的讀者，您會選擇哪一個理念呢？

　　（首發於“俄州亞太聯盟”公眾號，2021/6/17）最新內幕：川普白宮最後日子及其嚴重後果

　　劉海天

　　兩個星期前(7 月 4 日)，筆者在《世界日報》的世界論壇專欄著文《美國獨立的軼聞趣事和歷史意義》紀念獨立日，文末提到，自從2016 大選以來，美國的民主憲政經歷了南北內戰以來最嚴峻的考驗，而且至今前途未卜。最近三本新書提供了許多 2020 大選的過程和之後，川普如何企圖顛覆民主選舉結果的內幕，佐證了筆者的擔憂。另外，英國《衛報》在 7 月 15 日報道,一份克里姆林宮的秘密文件顯示普京如何下令俄國的情報機構采取多方面行動在 2016 年大選中幫助川普，以達到分裂和削弱美國的目的。

　　第一本是由邁克爾·沃爾夫（Michael Wolff）寫的《大獲全勝：

　　川普白宮的最後日子》(LANDSLIDE-The Final Days of the TrumpWhite House)。在此之前沃爾夫已經撰寫了兩本關於川普白宮內幕的暢銷榜書籍，《火與怒》和《圍城》。該書的後記是作者在 Mar-a-Lago 對川普本人長達四個小時的采訪。該書通過對川普的許多幕僚下屬的采訪，展現了川普如何的自戀、妄想、瘋狂和無能，對政府的運作毫無興趣或了解，不讀也不聽簡報，把大量的時間花在看保守派的電視網絡和與親信的電話聊天上，等等。新冠瘟疫爆發之後，他周圍的許多人要麽生病，要麽害怕來上班，因為大家都知道川普對佩戴口罩和社交距離等防控措施的反感和敵視。如果有人直言他不想聽的東西，他就會排擠或解雇那個人--例如他的首任國務卿（RexTillerson），首任司法部長（Jeff Sessions），首任國防部長（James N.

　　Mattis），首任國家情報總監（Dance Coates）等等——然後找唯唯諾諾之人替代。如果福克斯新聞作了讓他不高興的報道，例如大選當晚首先宣布拜登贏了亞利桑那州，他就會轉到 Newsmax 或 OneAmerica。在 1 月 6 日攻擊國會的暴亂之後，包括兩名內閣部長在內的許多下屬以辭職表示抗議。沃爾夫總結，川普完全生活在一個他自我臆想的世界，與現實幾乎沒有任何關系。

　　第二本是《華爾街日報》記者邁克爾-本德（Michael Bender）寫的《坦率地說，我們確實贏得了這次選舉》（Frankly,We Did WinThis Election: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Trump Lost）中，詳盡報道了 2020 年的競選活動。該書披露的細節包括，川普曾經對他的幕僚長凱利說希特勒“做了很多好事”，想“處決”哪位助手泄露了他在去年（2020）夏天反種族主義抗議活動肆虐時撤退到白宮地堡的消息，並告訴他的高級將領“直接射殺”外面在拉斐特廣場示威的民眾。如此言論企圖與某些政權有何區別？

　　第三本書是由兩位《華盛頓郵報》知名深度背景報道記者，萊昂尼格 Carol Leonnig 和魯克 Philip Rucker（都曾獲得普利策獎）合作撰寫的《“我一個人就能解決這個問題”》（“I alone can fix it”

　　這是川普在 2020 年接受共和黨代表大會提名的演講詞）。該書給公眾帶來更多令人震驚的內幕。

　　在 2020 大選當晚，朱利安尼詢問密歇根的選舉結果，幕僚長馬克-梅多斯和高級顧問傑森·米勒回答，“現在還為時尚早”。朱利安尼說，“就說我們贏了”。提到賓夕法尼亞州，助理們回答也是為時尚早。朱利安尼又說，“就說我們贏了。”這就是朱利安尼的計劃，沒有任何依據地說川普贏了。以至於梅多斯憤怒地回應，“我們不能這樣做。”但是，川普在大選當晚的確就是按照朱利安尼的套路宣稱他贏了。這就是關於 2020 大選的“大謊言”（Big Lie）的誕生時刻。

　　該書最讓人震撼的敘述是關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密利（陸軍四星上將），作為美國軍方最高現役軍職官員，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海軍戰爭學院，熟讀歷史的密利，早就看到希特勒與川普相似之處，例如他們的煽動和謊言都是所謂的“元首的福音”，都喜歡一方面扮演委屈不堪的受害者，又一方面吹噓自己是上帝選派的救世主。密利對川普的結論是“典型的無德無能的獨裁主義領導人”。

　　大選當晚，國防部長馬克-艾斯博和密利都沒有到白宮觀看大選直播和參加川普團隊原計劃的慶祝，以表示國防部和軍隊的中立。11月 14 日川普的支持者在華盛頓舉行“百萬 MAGA 遊行”，抗議選舉結果，密利向其助手表示這些“可能是現代美國‘街頭的褐衫軍'”，喻指希特勒的穿褐色制服的沖鋒隊，即納粹黨的打手爪牙。

　　11 月 9 日川普解雇了不聽話的艾斯博，12 月 15 日拒絕大選謊言的司法部長巴爾被迫辭職。密利因此越來越擔心這是即將發生險惡事件的信號。為此密利列出了四個目標：第一，確保美國不被川普拖入不必要的海外戰爭；第二，確保美國軍隊不被川普使用鎮壓美國民眾以保持其個人權力；第三，保持軍隊的榮譽；最後，保持他自己的榮譽。在 1 月 6 日之前的日子里，密利對川普及其手下的言行感到擔憂，認為川普正在煽動動亂，有可能企圖啟動《叛亂法》並實行軍管。事實上，12 月中旬川普的首任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就公然鼓吹實行軍管，重新選舉。

　　在一次和他的副手們（即各個軍種的參謀長）開會時，密利說，“他們可能會嘗試發動政變，但他們不會他媽的成功，沒有軍隊，沒

　　有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就不可能成功。”密利還引用希特勒縱火燒毀魏瑪共和國的國會大廈這一歷史事件，一針見血地說，“這是一個國會大廈的時刻……他們就是我們在二次大戰中的納粹敵人。”為了要確保防止來自川普的非法命令，密利命令他的副手們在沒有給他打電話之前不要執行任何此類命令。歷史在此重演：尼克松的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警告軍方，在未與他或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核實的情況下，不要執行尼克松的任何命令發動核打擊。

　　部分讀者可能質疑以上三本書的描述。筆者認為是基本可信的。

　　艾斯博被解雇就是因為他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和平示威的民眾。6 月 1日密利跟隨川普在清除示威者之後到教堂前擺譜照相，事後發表公開道歉，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不應該參與這樣的行動。而且在艾斯博被解雇之後，11 月 12 日當著川普任命的繼任者的面，密利發表演說，美國的軍隊的職責是捍衛憲法，而不是效忠國王、獨裁者、或某一個人。整體而言，這三本書披露的細節，不僅互相之間沒有沖突，而且和到目前為止眾所周知的關於川普人品言行的記錄，都是吻合的。而且，至今密利等當事人都沒有出來否認以上細節。

　　川普當然否認以上的披露。但是仔細閱讀川普的否認，就會發現川普的回應更多是對細節中的另外一方相關者的謾罵攻擊。最耐人尋味的是，川普在一份 7 月 15 日聲明中說：“如果我要發動政變，我最不想與之同謀的人之一就是馬克-密利將軍。”一個有正常心智奉公守法的人絕不會有如此荒唐回應，而且愚蠢到了不打自招的程度。事實上，川普的類似言論不少。對於至少三位指控川普性攻擊的女性，川普的回應是，“她不是我喜歡的類型”“看看她的樣子，我不感性趣”“相信我，她不是我的首選”。最荒唐的是，2006 年在參加“The View”節目中川普當著伊萬卡的面說，如果她不是他的女兒，“也許我會和她約會” 。2015 年 9 月接受滾石雜志采訪，川普又說，“是啊，她真的不一般，真是個大美人，如果我不是幸福在婚的話，和是她的父親的話……”。一個有正常人倫起碼良知的父親絕不會對自己女兒想入非非的，否則禽獸不如。

　　值得慶幸的是，因為有密利這樣的軍人，以及許許多多的各州選舉官員、許多州的法院和聯邦的法院，他們都忠於民主共和憲政，拒絕了川普及其團夥的大選舞弊謊言，美國因此能夠克服了內戰之後最嚴重的憲法危機。例如，2021 年 1 月 2 日川普在電話中要求佐治亞州州務卿布拉德-拉芬斯佩格給他找出 11780 選票，遭到拒絕。但是，反過來設想，如果密利和幾個關鍵州的州務卿（他們掌管本州的選舉運作）面對川普的強權淫威，喪失憲政原則，那麽川普政變就真的會成功。

　　筆者曾經被外派在德國工作一年，之後又多次出差到德國。最近一次重遊是在 2018 年，特意追溯希特勒納粹的歷史軌跡：慕尼黑的希特勒發表煽動蠱惑言論的啤酒館，達豪的第一個納粹集中營，紐倫堡的納粹集會廣場，和柏林希特勒的最後地堡……現在回想起來，筆者感到從來沒有的恐懼，因為歷史一直在我們這個時代重演：從希特勒的“Lügenpresse”到假新聞，從納粹集會到 MAGA 集會都是歇斯底里的個人崇拜，從日耳曼種族主義到白人至上主義，從褐色沖鋒隊到深藍驕傲男孩，從焚燒國會大廈到攻擊國會大廈，乃至希特勒最後拒絕失敗的現實到川普拒絕敗選的事實……

　　川普的當選、他的任期和他下台的方式，應該喚起一場關於美國政治制度是否健全的辯論。每個公民的投票權利是否得到平等保護？如何面對公眾信息中泛濫的謠言謊言？億萬富翁如何通過巨額黑金腐蝕了選舉？選舉人團制度是否有嚴重弊端？國會代表的分配方式是否違反憲法？更重要的教訓是，在一個民主自由社會中，一個惡毒和危險的“瘋子”，特別是一個擅於誤導公眾輿論的野心家，很容易就能夠制造分裂，傳播仇恨，煽動暴亂，推翻選舉，顛覆憲政。

　　這就是川普最後的瘋狂的嚴重而深遠的後果。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英國《衛報》在 7 月 15 日報道，該報獲得了一份克里姆林宮的秘密文件，經過專家審閱分析而確認。該文件顯示，2016 年 1 月 22 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閉門會議上親自授權了一項秘密的間諜機構行動，以支持“精神不穩定”的川普參加 2016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文件顯示，普京和他的間諜頭目和高級部長都在場。他們同意川普入主白宮將有助於確保莫斯科的戰略目標，其中包括美國的“社會動蕩”和削弱美國總統的談判地位。克里姆林宮文件還包括了一份心理評估，描述川普為一個“沖動的、精神不穩定和不平衡的人，患有自卑感”。

　　的確，2016 年 10 月 7 日，包括國土安全部和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在內的 17 個美國情報機構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俄羅斯是 2016年大選期間黑客攻擊的幕後黑手，並且在 2017 年 1 月 6 日公布了詳細報告。2018 年 7 月 16 日赫爾辛基的記者問答會上，川普公然站在普京的立場否定美國情報機構的結論。更嚴重的是，川普至少五次和普京私下密談，要麽美方的翻譯記錄被川普沒收，要麽根本就沒有美方人員在場，因此美國方面無人知曉具體交談內容，這是史無前例的。按照外交慣例，兩國首腦會談，各自的外交人員都會參與、記錄和存檔。很明顯的問題是，川普為什麽違反外交慣例和國家安全的運作規則，有什麽事情害怕讓美國國家安全情報部門知道？

　　如果不記取德國魏瑪共和的前車之鑒，不盡快改良完善美國的民主憲政，不加強保護每個選民的投票權利和完善選舉程序，不對煽動謠言謊言的野心家予以揭露問責，不對濫用權力違法亂紀的執政者予以法律制裁，那麽 1/6 暴亂事件就會重演，美國的民主憲政就真的是前途未卜。如果川普及其所代表的勢力顛覆民主憲政的企圖得逞，那麽美國的命運將是令人擔憂的。南北內戰的互相殘殺，希特勒第三帝國的毀滅瓦解……忘記歷史，重蹈覆轍。

　　（首發於“俄州亞太聯盟”公眾號，2021/7/18）怨懟四年，川普給瑞典敲警鐘

　　茉莉（瑞典）

　　照理說，美國前總統川普應該對瑞典懷有好感才對。雖然川普的祖父來自德國，但他的父親弗雷德·川普在二戰後對外謊稱，說其家族源自瑞典。在《交易的藝術》一書中，川普提及關於其家庭出身的錯誤神話。這也許是因為其祖父因逃兵役遭德國驅逐，他們因此不喜歡德國。更可能的是，謊說家族來自曾營救過很多猶太人的中立國瑞典，這對他們在戰後與猶太人做生意更有利。

　　然而，這位假冒的瑞典人後代，在 2016 年被選上美國總統後，處處和瑞典過不去。這四年，川普多次用謊言指責瑞典，放肆地唱衰抹黑瑞典，對小國瑞典的聲譽造成極大傷害。

　　為什麽川普會如此仇視瑞典、如此希望看到瑞典的崩潰？瑞典人是怎樣看待這位美國總統的，又怎樣吸取美國的教訓？

　　美國國會山暴亂給瑞典和歐洲盟國敲響了危險的警鐘。為此，我加入的瑞典社民黨（執政黨）開展了討論：如何防止出現一個“瑞典川普”。盡管川普下台了，但無論美國還是歐洲，保衛民主的道路依然充滿了艱險。

　　為什麽川普要仇視抹黑瑞典？

　　瑞典是在美國獨立戰爭後首批承認美國的國家之一。自 19 世紀起，瑞典人大量移民美國，當今美國有四百多萬瑞典裔美國人。兩國之間有一種特殊的歷史、經濟聯系，並擁有共同的價值觀。2013 年奧巴馬訪問瑞典，他希望“將瑞美關系推到一個新高度”。

　　然而到了 2016 年，在競選中高喊“使美國再次偉大”的川普，開始對瑞典難民政策展開激烈的攻擊。在歐洲難民潮中熱情接收難民的德國和瑞典，此時都成了美國極右保守派譴責的一個壞典型。

　　2017 年 2 月，川普無中生有地說：“看看瑞典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麽。”暗示瑞典發生了什麽襲擊。其實那晚什麽也沒有發生。即使兩天後斯德哥爾摩郊區真發生騷亂，也只是有人扔石頭、燒汽車而已，與美國眾多令人喪生的槍擊案（大約是歐洲的十倍），以及白人種族主義者發起的國會山暴亂，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於是世界樂翻了，都拿“瑞典昨晚發生了什麽”一語開玩笑。有人說，瑞典昨晚的篝火宴會打翻了酒杯；有人說，經過昨晚瑞典宜家的產品給賣光了；……。

　　但中文網絡卻沒有這種幽默。華人媒體和自媒體都熱衷於傳播川普的假新聞，並加油添醋，誇張歪曲，充斥對接收難民的“歐洲白左”和“聖母婊”的切齒辱罵。後來，川普仍重覆他關於瑞典的謊言，說瑞典的所作所為“非常可悲”。

　　這自然引發了瑞典人的憤慨。長期以來，瑞典人為自己國家能夠幫助世界各地的難民而感到自豪，但現在，這位努力克己助人的小國，反而成了被譴責的對象。為此，瑞典外交部曾要求美國方面澄清其總統的意思。

　　但瑞典人明白，雖然川普“瑞典昨晚”的說法子虛烏有，但他所代表的當今世界向右轉的變化卻是真實的、令人痛苦的。放棄道德和責任感的美國，已把瑞典仁慈的道德形象作為打擊目標。通過打擊瑞典，川普獲得了極右種族主義者的一片喝彩。為了證明川普反難民和“禁穆令”是正確的，瑞典必須崩潰。

　　川普對瑞典的仇恨，還因為瑞典實行全民醫療、高稅收和福利制度。作為一個依賴出口的小國，瑞典與美國有著廣泛的經濟關系，但川普提倡“美國優先”，其貿易保護主義和關稅影響了瑞典公司，不斷增加的貿易壁壘打擊了瑞典經濟。

　　這位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曾撰寫一份報告：

　　“社會主義的機會成

　　本”，說加拿大和北歐所走的這條福利道路，將很快到達委內瑞拉。

　　總統顧問的無知令人吃驚，因為委內瑞拉實行大規模國有化，而瑞典等國卻是私有制占主導地位，二者的性質完全不同。

　　事實上，在大半個世紀里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北歐國家，不但沒

　　有走向委內瑞拉，而且長期占據“世界幸福指數“最高國家的前十名。瑞典的人均壽命也排名世界前列，美國被拋在後面很遠。

　　到了 2020 年，新冠疫情席卷歐美，對抗疫沒興趣的川普又拿瑞典說事了。2020 年 4 月 10 日，川普在新聞發布會表示反對瑞典的抗疫策略，並語出驚人地說：“如果我們采取瑞典的方式，那麽我們現在可能會有 200 萬人死亡。”

　　到了 4 月 30 日，川普突然大轉彎，居然讚美起瑞典的抗疫策略來。他認為，瑞典針對新冠病毒的寬松策略行之有效。瑞典總理不必告訴瑞典人呆在家里。人們會自動待在家里。

　　無論是褒是貶，川普說什麽，永遠是為他的利益所用。之所以貶低瑞典，是為了轉移美國人對他抗疫不力的注意力。後來讚美瑞典，是因為他受到來自美國商界和右翼勢力的強大壓力，要求他放寬嚴格的規定，所以他又需要借助瑞典寬松抗疫的例子。

　　而瑞典，只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國家，采取自己認為適合的獨特方式抗疫而已。雖被川普惡意抹黑，但到筆者撰文時，在世界疫情圖表中按人口死亡比率的排名中，瑞典被排在第 23 位，疫情不如被排在第 11 位的美國那麽嚴重。

　　美國暴亂驚現民主脆弱文化沖突

　　毫無疑問，一個超級大國領導人對一個小國持續地無理攻擊和貶斥，這給瑞典人帶來了很大困惑與怨憤。因此，川普成為瑞典媒體中被負面報道最多的人，他被描繪為一個不可預測的瘋狂小醜、說話像六歲的孩子。在歐盟，瑞典官員也參與討論：如何針對川普的關稅宣戰覆仇。

　　善良的瑞典人喜歡奧巴馬，都盼望川普下台，擔心他連任會影響美歐關系和日常生活。在美國大選前有一個民調顯示：有將近 80%的瑞典人支持美國民主黨候選人拜登，而只有 9％的人支持川普連任。

　　那 9％支持川普的典型瑞典人被如此描繪：“對 SD（瑞典極右政黨）表示同情，單身，住在出租公寓或居民樓中，其中的高中學歷是最高教育，一般在瑞典南部。”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國國會山發生暴亂，這大大震驚了世界與瑞典。歐洲盟友都一致表示關切，將這個事件定性為“對美國民主的攻擊”。但對川普所負有的責任，各國卻表達不一。有“小川普”之稱的英國首相約翰遜雖然指責暴亂事件可恥，但避免指出川普參與其中。

　　瑞典朝野卻沒有這麽客氣。左翼社民黨首相斯特凡直指：“川普總統和許多國會議員對現在發生的事情負有重大責任。”在野的右翼保守黨克里斯特森說：“卸任總統唐納德·川普對仇恨，煽動和暴力負有責任。”

　　盡管世界非常震驚，但研究美國的瑞典專家說，美國的這場暴亂其實早就有“明顯的跡象”，他們並不感到驚訝。多年來的研究表明，美國右翼極端主義團體在加密的論壇中進行溝通，招募支持者，尋求資金並傳播其陰謀論。這些有暴力傾向的右翼是對美國的最大恐怖威脅，比來自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威脅要大得多。

　　令瑞典研究者焦慮的是，美國極右極端主義是跨國網絡一部分，該網絡已經從北美延伸到瑞典和歐洲，我們不能不正視其嚴重程度。

　　“瑞典川普”正在幕後等待

　　對瑞典人來說，美國國會山暴亂是一個駭人聽聞的事件，是民主國家的一個歷史性恥辱。它令人驚覺，原來西方民主竟如此脆弱。那麽，發生在美國的暴亂會在瑞典發生嗎？“瑞典川普”是否正在幕後等待我們？

　　瑞典社民黨首相斯蒂凡?洛夫撰文說：“這一事件表明，即使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之一，也可能受到兩極分化、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的破壞。”“在瑞典，這也應該發人深省。我們也不能幸免於政治激進或分裂。”

　　曾是一塊和平的綠洲，當今瑞典也有像美國一樣的令人擔憂之處：極右的瑞典民主黨（SD）及其支持者為中心，正在醞釀一股比較強大的反民主逆流。瑞典歷史學家認為，由於 SD 具有新納粹背景，其法西斯主義理念比川普還要激進。一旦有機會，這股逆流也可能發展到狂熱失控的程度。

　　2016 年川普上台，這給歐洲所有的極右派打了一劑強心針。瑞典的 SD 也像川普一樣反移民，反自由的主流媒體，企圖削弱公共服務，侵犯婦女和少數民族權利。他們還利用社交媒體，像川普在美國所做的那樣，用“人民反對精英”和“假新聞”等話語來煽動人民的不滿，破壞人們對民主和機構的信任。

　　恰好在美國大選前，瑞典 SD 黨和基督教民主黨的一位議員分別提名川普獲諾貝爾和平獎。川普獲知後，曾致電感謝那位議員。SD的發言人也學會了川普的口氣，要“將瑞典置於首位”。

　　和缺乏執政能力的川普相比，瑞典極右黨 SD 的領袖吉米·奧克松更年輕、更有領導策略。在 2018 年的大選中，SD 獲得了 17.8%的選票，成為瑞典第三大政治力量。近年來，奧克松努力改變該黨在國會長期坐冷板凳的處境，試圖和在野的兩個右派政黨結盟執政。

　　這是目前執政的“紅綠聯盟”（社民黨+環境黨）最為憂慮的事情。不但右翼的基督教民主黨，就是過去抵制極右 SD 的中右保守黨，目前也有了與 SD 和解的意願。如果這幾個右翼的在野黨結盟，現任中左翼政府的失利就不是不可想象的。

　　理性而謙卑的瑞典人看到了歷史：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如何在歐洲走向法西斯主義。他們也看到美國這四年的現狀：川普時代的溫和保守派和右翼基督教會走到一起，使美國共和黨變成雜色，產生了危及美國民主的勢力。

　　於是，瑞典社民黨領導人向中右保守黨發出警告，如果他們執意要與 SD 結盟，將來他們可能無法控制極右派。美國共和黨毀滅性的發展，就是前車之鑒。

　　瑞典不是美國，我們有妥協文化

　　盡管對美國右翼恐怖主義充滿了憂心和警示，但瑞典各方在討論後認為：瑞典不是美國，我們永遠不會落到美國那樣發生暴亂的地步。為什麽瑞典人會有這個自信？主要有這麽幾點：

　　第一：瑞典政治傳統不似美國兩極分化。

　　福山曾指出，美國政治的兩極分化自上世紀 90 年代肇始，兩派美國人在稅率、醫療保險、墮胎、槍支和海外軍事力量使用等問題上存在分歧，後來又被種族、民族、性別等問題取代。

　　川普上台後，經常發表針對其政治對手的不實指控和侮辱性言論，攻擊民主的核心，成功煽動了部分美國人對國家體制和主流媒體的不信任，加深了美國的兩極分化，制造了更嚴重的分裂。

　　而瑞典卻有一個特別的政治傳統，即三個 K：妥協，共識和準時。社民黨領導人說：“我們不是美國。我們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和傳統。受到瑞典 20 世紀歷史的啟發，我們的妥協文化創造了世界上最和平與體面的社會之一。妥協而不是政治對抗。”

　　經過反省後的瑞典社民黨，為了使各黨都承擔起保衛民主的責任，邀請左右各黨人士坦誠對話，討論如何采取行動來保持公民對國家機構的信任。他們一致認為：瑞典的民主永遠高於政黨分歧。學會尊重和理解對手，而不是兩極分化。這樣，瑞典就可以避免陷入當今美國分裂的困境。

　　第二，瑞典有調節貧富差距的福利制度。

　　釀成美國國會暴亂的另一個原因是，貧富差距過大引發反精英的政治民粹主義情緒。由於社會和經濟差距的擴大，國家對所有人的照顧不夠。

　　美國的公共福利在現代工業化國家中屬於墊底水平。在歐美發達國家中，美國對貧困人口的救助最少，既沒有為困難家庭設立低保項目，也沒給全體公民設立健保體系。全球化使很多任務人失去飯碗，這就更加劇了美國的經濟不平等。

　　在美國國會暴亂中，有一位來自賓州的八個孩子的母親。她帶頭砸窗戶，現被通緝。據說她來自衰落的鐵銹帶地區，那里很多鋼鐵廠被關閉了。可以想見，那一類貧困地區就成了培植極端主義的溫床。

　　因此瑞典社民黨說：為了不落到美國那個困境，我們應該繼續把福利，安全和工作放在首位。這是社會民主主義對於現實挑戰的具體回答。

　　歐洲的福利制度來自基督教早期的濟貧思想。即使是歐洲右翼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哈耶克，也不否定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但是，自里根時代吹起新自由主義資本經濟風潮，其沒有管制的資本主義在美國造成災難。

　　當然，瑞典也有貧富差距問題。由於政府通過社會福利開支，以累進稅率“控富濟貧”，有效地平衡了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福利制度完備的國家，人民有生存安全感，幸福指數比較高，因此可以幸免於騷亂。

　　第三，歐洲政教分離，美國“基督教暴動”。

　　在美國國會暴亂後，媒體公布了不少證據，如大廈外十字架、“耶穌拯救”標志，進了會議廳基督教旗幟音樂，……。這一切都說明：暴徒沖擊國會的性質是“基督教的暴動”。

　　這些年，美國白人福音教徒一邊倒挺川普，不惜違背美國政教分離的憲法原則。一些教會牧師（包括華人福音派）也成了基督教恐怖主義的危險煽動者。福音派基督徒變得越發偏執狂熱。這些宗教右派夢想勾結川普，排斥多元文化，在美國建立類似中世紀的神權政治。

　　對此，瑞典的神學家和基督教代表早就有嚴厲的批評。他們稱川普政府為“美國的白人福音派支持者”的“腐敗政權”。

　　當今美國福音派挺川普，與二戰時德國基督教會與納粹合作的情形有點相似。但德國及其他歐洲教會在二戰後，開展了道德重建的運動，曾與納粹合作的教會與牧師遭懲罰被唾棄。經過人文精神的洗禮，當今歐洲教會大都嚴守政教分離的原則。

　　重修舊誼，美國感謝歐盟

　　經歷了一場沒有硝煙的內戰，天佑美國，川普以“大選舞弊”為借口的政變未能得逞，其煽動暴亂的罪行正在被清算。拜登上台，跨大西洋關系進入新篇章。

　　令人感動的是，拜登制定的新政策把“修覆美國民主，攜手盟友”排在前面。這個轉變被認為是“終結了川普對歐洲的漠視”。新任國務卿布林肯還感謝了“歐盟近年的領導”。因為在美國燈塔一度黯淡時，歐盟承擔起堅守民主價值觀的責任並保持了團結川普主義的失敗，也給歐洲盟國一個反思和改進的機會。瑞典議會有大大小小八個政黨，本來就有跨越左右藩籬妥協結盟的傳統，例如，執政的中左社民黨在議會獲得兩個中右小黨的支持。現在，政治家們更強調左右各方對話、尋找共識。

　　最新民調顯示，瑞典極右黨 SD 的支持率下降了，左派黨和中右保守黨的支持率上升。可見，正在滲透歐美成為主流的右翼極端主義思想，在川普失敗後走向沒落。

　　由於川普主義危及了右派的根基，各國傳統右翼保守派紛紛與有毒的極右派割席。例如，加拿大政府剛把“Proud boys”（驕傲男孩）——一個支持川普的白人種族主義組織列為“恐怖組織”，將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即使是加拿大最右的保守黨也投票讚成，與恐怖組織劃清界限。

　　長期以來，高舉新自由主義和宗教社會傳統旗幟的美國右派，與高舉社會福利保障、平權與社會尊重旗幟的西方左派一直在較量，現在看來，左翼有了勝出的苗頭。目前，拜登的經濟紓困計劃通過，還將要重啟奧巴馬醫保，這已是向左轉的傾向。新的美國政府承認自己有學習歐洲的必要。

　　對此，瑞典評論家預言說：“既然有那麽多美國人習慣於右翼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那麽他們同樣可以習慣於左翼社會民主主義。”

　　是的，左和右的分野並不那麽重要，最重要的是全體人民的福祉。

　　（首發於《FT 中文網》，2021/2/1）

　　川普“退群”的認知與社會心理分析

　　茉莉（瑞典）

　　人們都喜歡看驚險的特技表演。一般雜耍藝人的頂碗、踩鋼絲表演，很能博取看客們的叫好。西方傳統特技如吞劍、籠中格鬥，更因其殘忍而使人倍感刺激。

　　如果把世界視為一個大舞台，那麽，當今美國總統川普當之無愧地成為大舞台上無與倫比的雜耍藝人。川普所玩的一套令人眼花繚亂的特技，其實是英國哲學家培根早就指出的一種遊戲——“為了烤熟雞蛋而放火燒屋”。

　　雖然獲得掌聲，但這位以“退群”著名的美國總統，被視為“插入西方世界心臟的一把尖刀”。他表演了一些駭人聽聞的放火特技，把美國變成了一個“先開槍再說話”的惡霸國家，令世界陷入不可知的險境。為此，歐洲盟友只能深深地哀悼，那個我們曾推崇並依賴過的美國已在道義上崩潰。正如德國《南德報》的評論所說：“今天的美國成了民主的威脅者，西方正面臨納粹之後最大的政治危機。”

　　“毀約”總統與縱火“蠅王”

　　說川普“燒屋”，是指他上任一年多來，揚言給其選民烤熟幾枚可疑的“利益紅蛋”，以不屈不饒的“毀約精神”，撕爛一個個國際協議，退出一個個國際組織，……。

　　具體來說，川普退出的國際協議有：《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

　　（TPP）、《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全球移民協議》《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還有加拿大的七國協議。他退出的國際組織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此外，還有他正在損害並有意退出的機構：世貿組織（WTO）和北約（NATO）。

　　這些被川普拋棄或破壞的協議和組織，雖然不夠完美，但它們是一座體現出人類普世價值的大廈，標志著一整套國際合作的文明秩序，這個秩序是二戰後期美國總統羅斯福等志士仁人所構建的。這座大廈象征著一種團結互信的精神：人類是一個政治共同體（這個概念來自古希臘），在人權與環境、和平與安全等各個方面都需要協商與合作，需要締結條約與創立組織來確保人類的共同利益。

　　當年的美國政治家們信心滿滿，相信美國放棄傳統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走向多邊“國際主義”，就能為人類帶來和平與福祉。沒

　　想到 2016 年的一場大選，美國竟然產生了一個“毀約總統”，已實行 70 余年的美國政策和正常運行的國際秩序、美國的軟實力與價值觀，全都面臨被摧毀的危險。

　　在“毀約總統”眼里，能使美國“偉大”的東西，不再是美國人的傳統價值所倡導的正義與善良，而是經濟第一和白人種族主義。他咄咄逼人地威脅他國讓利，以殘酷的手段打擊盟友，築起自私自負的美國堡壘，放棄承擔世界領袖的責任。自此，西方自由世界的聯盟面臨瓦解的危機，昔日盟友的友好合作變成了冷漠與仇視。

　　這令人想起英國作家威廉·高丁的經典小說《蠅王》。一群被困在荒島上的孩子建立起一個脆弱的文明體系，由於人心的黑暗，這個文明體系被野蠻與暴力所取代。書中主要人物傑克是一個意志堅定、極端自我的男孩，他利用孩子們對野獸的恐懼建立起自己的權威。為了除掉對手，傑克下令點燃大火，燒毀了孩子們賴以生存的一棵棵野果樹。

　　解釋人的行為：價值取向與個人經驗

　　面對川普——這個從小說《蠅王》中跳出來的老傑克，人們痛心疾首地問：他到底是為什麽？為什麽他要毀掉我們七十年來建築起來的大廈？

　　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由個人因素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的，都與其性格、人格特質、價值取向和個人經驗有關。要解釋川普退群的行為，我們需要從他的個性，認知，神經生理等各方面去分析。

　　第一，從世界觀和價值取向上看“退群”。

　　川普的世界觀和價值取向，是由他漫長人生的私商經歷所塑造、並逐步定型的。這種非常狹隘的世界觀在他《交易的藝術》一書里表露無遺。在他的詞典里，沒有普世價值和文明規則等詞匯，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交易。即使是競選總統這樣特別需要世界觀與價值觀的大事，對他來說也只是一筆可勾兌的交易。

　　19 世紀的法國社會理論家托克維爾曾去美國旅行，深入考察了美國的民主政制和道德民情，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他讚揚美國的平等，“其正義性使它變得偉大和美麗”。20 世紀上半葉，瑞典經濟學家貢納爾·米達爾也研究了美國，他說美國的文明具有“啟蒙氣息”，並相信美國的核心是正直和善良。

　　然而，這些曾被歐洲人大為讚賞的美國人文傳統，即被亞里士多德視為民主政治原則的“善和正義”，在當今美國總統身上已找不到半點影子。

　　從價值取向上看，川普一間一間地燒屋，是想要為美國人賺取更大的利益。按照他的謀利思維，那些代表國際秩序的機構和協議沒有讓“美國利益優先”，而且還需要美國支出費用，這就讓美國變成“被他人搶劫的存錢罐”，成了“冤大頭”。

　　更令川普無法容忍的是，在這些集體機構里，小國可以聯合起來以多數票否定大國的意志。對川普來說，只有“一對一”地與各國打交道，美國的巨大優勢才能讓一個個弱勢小國戰栗，讓他們俯首貼耳。失去組織的小國弱國再多也是一盤散沙，川普就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地霸淩世界。

　　就這樣，這位曾多次宣告破產並經常失信的商人成了美國總統，以他極度的自私與貪婪，把其無視正義、善於撒謊、反覆無常等無賴作風用在對外貿易上，使之變成強食弱肉的交易“叢林”。利用美國的經濟優勢玩弄手段，川普有時虛張聲勢，口出惡言恫嚇盟友，有時又阿諛奉承哄騙對手，滿嘴跑火車。一個曾因價值觀而偉大的國家，從此染上了令人厭惡的骯臟色彩。

　　70

　　川普亂政檢討

　　第二，從認知能力與人生經驗來看“退群”。

　　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在《西方輸掉了嗎？》一書中，以他深入的觀察，做出了一個很準確的判斷：川普“對世界一無所知”。

　　其實，從智力和認知能力上否定川普的，更多的是一些與川普近距離交往過的美國人。例如，沃頓商學院的市場營銷學教授就曾評價說：川普是“我教過的最愚蠢的學生”。媒體大亨默多克曾在與川普通電話後說：“真他媽是個蠢蛋。”前國務卿蒂勒森也曾在私底下稱總統為“白癡”。

　　具體到“退群”這件事上看，川普確實存在一個智力和認知能力不稱職的問題。作為國家領導人，他非常缺乏有關歷史、經濟和國際外交方面的知識。

　　這些被川普拋棄的機構與協議，都屬於一個由美國倡導的“基於規則的秩序”。為什麽美國要在七十年間創立這麽一個秩序？這是因為，經歷了二戰的殘酷與混亂，美國的政治精英產生了一個非同凡響的共識：要建立一個國際聯盟來保障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同時，在全球推動自由貿易和民主，很符合美國的利益。正由於此，美國在做世界領袖的同時，也建立了其經濟霸主的地位。

　　千萬不要以為，美國的那些前輩政治家是一些空談價值觀的人，他們其實是精明的現實主義者。二戰後美國登上世界領袖的位置，其優越地位使美元得以長期堅挺，在經濟全球化中也獲得巨大利益。可以說，戰後西方一度共享和平帶來的“紅利蛋糕”，美國分得了其中較大的一塊。

　　這就是川普那私商頭腦難以理解的了。他只看到美國當世界領袖要承擔義務，要繳納費用，就誤以為這是虧本買賣，誤以為美國當了“冤大頭”。他看不到的是：美國做世界領袖帶來了巨大的回報，不但美元成為世界貨幣，美國在道義上的軟實力，使世界各國心甘情願地擁戴美國，充滿信任感地與美國做生意，從而促進了美國的經濟繁榮。

　　因此，即使川普為美國追求的只是金錢，這樣大肆“退群”甩手走人，也是極不明智的，因為，美國幾十年的經濟霸主地位與其政治領袖地位息息相關。

　　由於缺乏國際外交等知識，這就使川普在“退群”時完全不顧後果。例如，他不知道美國在 WTO 的訴訟曾有 91%的案件獲勝，為了給“退群”找理由，他胡說“美國在 WTO 輸掉了所有的案子”。又如，他撕毀伊核協議，被聯合國秘書長認為帶來了“戰爭風險”；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被公認為是不顧子孫後代死活的做法。

　　此外，川普無數次指責歐盟對美國貿易順差大，沾了美國的便宜。德國首相默克爾回應說：他的計算方法有錯誤，即只計算工業產品，沒有把服務業的貿易算進去。如果算進服務業，情況就相反了。

　　當川普破口大罵北約盟友時，其說法也錯誤百出。美國對歐洲安全預算的貢獻並不大，歐洲並沒有“拖欠”其在北約應出的份額。北約各國本應由自己決定防御費。美國 3.6%的國防開銷主要是為了保護自己，例如打伊拉克戰爭就花費了兩萬億。而那場無理的戰爭，是“老歐洲”國家朝野一致堅決反對的。

　　綜上所述，川普之所以到處“退群”，是因為他在思維、判斷方面都出現了重大毛病，這是一種嚴重的“認知障礙”。同時，他的人生經驗也與此有關。人是自我經驗的產物，家族企業老板出身的他，不具備基本的政治素養，不懂國際社會的覆雜運作。他討厭規則的束縛，一味隨心所欲，采取私商做生意的方式蠻幹，不在乎其行為可能帶來災難。

　　個性特質、集體心理與環境因素

　　第三，從個性特質與集體心理上看“退群”。

　　從 2016 年大選開始，就不斷有美國頂尖的精神病學家就川普的人格障礙發出警告。被公認的一個看法是：他浮誇、自以為是，迫切渴望讚美。專家們認為，川普“常以狂怒作為反應”，“無法表現同情”，“會扭曲事實來適應他們自己的心理狀態，並攻擊那些說出真相的人”。

　　一年半過去了，已發生的現實印證了精神病專家們對川普的診斷：

　　“當這樣的人掌握了權力，這種攻擊會進一步升級，因為他那‘自己至高無上'的執念得到了強化”。“川普的演講和行為顯示他情緒極度不穩，無法安全地履行總統職責。”

　　但我們要看到的是，川普的自戀性人格障礙之所以如此激化，這與美國人的集體自大癥也有很大的關系。

　　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在他的書里指出：“在 1991 年以前，美國並非全球霸主。在兩極格局中，美國的軍事力量受到蘇聯力量的制衡。蘇聯解體後，獨霸世界的誘惑太過強大，再也沒有什麽能阻止美國實施像在伊拉克那樣愚蠢的幹預了。”這就指出美國患上自大癥、當年拒絕“老歐洲”忠告擅自發起戰爭的原因。

　　“退群”也是出於這種妄自尊大的病態心理。在無知和怨恨的情緒驅動下，川普和他的追隨者誤以為全世界都欠了美國的，都必須聽美國的。川普的一位高級官員說：“總統相信我們是美國，人們要麽接受要麽離開。”他們強行要求世界各國屈服於美國意志，表現出一種江湖老大式的冷酷與傲慢。

　　早在川普上台前，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托馬斯·賴特就在 2016 年1 月的一篇文章中，預測到了川普後來的“退群”行徑。他說：“川普不喜歡美國的軍事同盟，並會對盟友不利；川普堅信經濟全球化對美國不公平。”他還認為川普對“鐵腕獨裁者”抱有天然的同情心。

　　川普的專制傾向是顯而易見的，他把民主而良善的歐盟宣布為美國第一號“敵人”，卻與東西方的獨裁者們很合得來。在上周的赫爾辛基峰會上，我們見識了他在普京面前的溫順與馴服，儼然是那位俄國總統的“傀儡”。我們還瞠目結舌地看到，這位美國總統居然拒絕公開他與俄國總統的密談內容，毫不理睬美國國會與人民所要求的知情權，從而損害美國的民主精神，並將國家安全置於危險的境地。

　　第四，從產生川普的社會環境上看“退群”。

　　社會心理學把人的行為當作一個覆雜的體系，認為人的行為是由個人因素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而導致的。毫無疑問，川普的“退群”行為不僅有個人因素，更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緊密相關。

　　例如，川普退出《全球移民協議》，竭力主張反移民反難民，甚至拘留移民兒童。但是，川普家族的企業卻一直雇用外籍員工，其中也曾有過非法移民。由此看來，移民對美國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他是很清楚的。但是他需要選票，他的一些支持者——白人種族主義者與三 K 黨黨徒希望他高舉反移民的大棒。

　　又如，在沒有制訂新的人權計劃之前，川普政府就不負責任地宣布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其理由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采取了一種“對以色列不利”的政策。這就表明，川普漠視全世界被迫害者的人權，只在乎以色列猶太人的利益。人們都知道，川普的女兒女婿都是猶太教信徒，在大選時，川普曾宣稱將把美國駐以色列使館遷至耶路撒冷，此舉為他贏得了大量美國猶太人和基督徒福音派的選票。

　　這里還有一個經濟環境的因素。川普的選民不少是美國鐵銹帶的，因為全球化和科技進步，這里的制造業和傳統能源業工人失去了工作機會，他們希望川普能把制造業移回美國。此外，在憲法規定政教分離的美國，宗教居然也在政治上插一腳，美國福音派基督徒期望川普提名保守大法官，不惜犧牲原則。

　　這就意味著，川普不是原因，而是結果，美國確實具有支持川普“退群”的社會環境。在那里，利己的民族主義開始盛行，人性越發自負而排外，社會因此異化而暗黑，加上福音派基督教的墮落，這就使川普能夠成功地煽動族群分裂，用部落思維代替美國的傳統價值。

　　這一切，導致了一個焚燒大廈煮雞蛋的縱火者的產生。

　　美國時代落幕，歷史並未終結

　　川普“退群”是一個標志，它標志著美國放棄了國際合作的責任，走回孤立主義與白人種族主義的老路。曾獲普利策大獎的美國作家羅南·法羅說：“美國的外交政策正經歷可悲的變化，美國在世界中的地位已經永遠地改變了。”

　　與川普對世界的巨大破壞性相比，他個人的腐敗和道德敗壞簡直不值一提。他摧毀西方民主國家的聯盟，完成使普京等獨裁者高興的一系列壯舉，這樣就加速了美國時代的落幕。

　　盡管美國“退群”，但世界各國的合作體系並未因此分崩離析。

　　被川普污蔑、威脅恫嚇的西方各國，認識到必須精誠合作，才能抵御川普的挑釁。

　　川普之所以自誇、好戰並任意妄為，是因為他認為：美國具有無限的能力威脅其他國家。但是，當弱勢的羊群聚集在一起，強壯的惡狼也不得不有所顧忌。為減輕川普“退群”所帶來的損失，世界各國為自救而奮發努力，目前已經取得了一些合作成果。

　　例如，前不久聯合國 192 個成員國（不包括美國）達成一項移民公約，以便更妥善地引導全球移民潮。不管美國是否真的要退出WTO，歐盟最近已帶頭改革世界貿易組織，以保護多邊經貿體系。

　　七月中旬，歐盟與日本簽署有史以來最大的貿易協議，創造了一個覆蓋 6 億人口、占全球 GDP 近三分之一的貿易區。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也將美國排除在外。將來世界貿易結算的貨幣，就不一定都是美元了。

　　正在自我孤立的美國將會走向何處？相信強權即公理、背棄盟友、鄙視國際合作的做法會有什麽後果？美國會讓種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長期操縱、從此喪失全球的支持、喪失道德力量和良善的價值觀嗎？美國摧毀了一些國際法規，是否會從此走向無政府主義叢林，從貿易沖突走向真正的戰爭？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說：

　　“我們國家的大多數人都不想看到一個所

　　有人都活在憤怒之中相互惡鬥的世界。

　　“作為一個有堅定信念的歐洲

　　公民，我仍然相信阿倫特的有關“政治共同體”的理念，相信我們人類彼此需要。盡管川普企圖放火燒毀大廈，令世界歷史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折，但人心仍然會向往自由、民主、團結與合作，歷史並未從此終結。

　　川普靈魂中的女人

　　許紀霖

　　2017 年 1 月 20 日，川普宣誓就職美利堅合眾國總統，一個保守主義時代正式拉開了帷幕。全世界都在觀察這位口無遮攔、變化無常的新總統，試圖理解、把握他的思想邏輯。

　　要了解川普，不得不提到一位女人，川普團隊中有許多政府要員都是她的鐵桿粉絲，那就是安·蘭德。

　　在競選最激烈的時候，川普面向狂熱的聽眾，公開聲明：“我是安·蘭德的粉絲！”據說幾乎不讀書的他，難得地提到安·蘭德的代表作《源泉》：“這是一本有關商業、美、人生、（內心）情感的書，里面幾乎談到了一切”。他還自詡為真實版的霍華德·洛克----小說中的英雄主人公，一位特立獨行的天才創造者。

　　川普中意的新任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 CEO，也是安·蘭德的粉絲，他提到安·蘭德的另一部代表作《阿特拉斯聳聳肩》“是我最愛的一本書”，還直言不諱地說：“我的哲學就是 Make Money。”Make Money 的直接意思是“賺錢”，按照安·蘭德的哲學觀，應該是“創造財富”。“賺錢”多少帶有貶義，“創造財富”立即變得高大上許多。川普政府中的中情局長麥克?蓬皮奧聲稱：“伴隨我成長最嚴肅的一本書就是《阿特拉斯聳聳肩》，這本書對我的人生影響特別大!”被公認是安·蘭德超級大粉絲的BB&T 前 CEO 約翰·艾里森被川普提名為美聯儲負責銀行業監管的副主席，他說：“和很多財富 500 強企業的 CEO 聊天發現，《阿特拉斯聳聳肩》對他們的商業決策有很重大的影響，即使他們並不完全同意蘭德的所有觀點。”進入川普核心團隊的矽谷創投之父彼得·蒂爾也是安·蘭德的鐵粉……本屆川普政府團隊，如果說有什麽特征的話，除了億萬富翁，大概就是安·蘭德的信徒了。

　　76

　　川普亂政檢討

　　安·蘭德入了白宮，入了川普的靈魂。這位富有神魅的女人，究竟是何方神仙？

　　1926 年 2 月 10 日，一條來自歐洲的德·格拉斯號遊輪駛入紐約港。在甲板上歡呼跳躍的乘客中，有一位剛剛過了 21 歲生日的猶太女孩，她面對越來越接近的自由女神像，心中暗暗發誓：我一定要留在美國！安·蘭德後來回憶剛到美國那個傍晚的興奮之情：“我第一次看到燈火輝煌的摩天大樓的時候，正在下雪，零零星星地飄著幾個雪珠子，我哭了起來，因為在我的記憶中雪花和淚水總是摻雜在一起”。她的本名叫艾麗斯·羅森鮑姆，出生於俄國聖彼得堡一位猶太中產階級家庭，從小就對浪漫的童話沒有興趣，愛看改變世界的英雄故事。她狂熱地喜歡電影，九歲的時候立志要成為一名作家。讀了大學之後，又迷上了哲學。她為好萊塢電影中的世界所傾倒，“那是一個我有朝一日一定得在其中成長的世界，一個我一定得接觸的世界”。

　　來到美國之後，一貧如洗的她靠寫劇本和小說謀生，改名為安·蘭德，憑著自己的天分與努力一步步得到社會的承認，1943 年出版的小說《源泉》大獲成功，隨後又花了 11 年時間，創作了另一部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雖然不為學院派和主流文學界認可，卻贏得了驚人的市場效應，成為常銷不衰的作品，發行量在美國號稱為僅次於《聖經》，成為 20 世紀美國最知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她打出了客觀主義的哲學旗號，創造了一個與基督教義相反的利己主義新宗教。這個世俗化的新宗教吸引了一大批門徒，布蘭登和佩可夫先後成為安·蘭德小團體中最忠誠的追隨者和繼承人，辦學院、出版刊物、發展會員、周遊全國演講。她的信徒大多數是涉世不深的大學生、中產階級精英，還有華爾街的銀行家、篤信個人奮鬥的創業人士。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每月好書俱樂部 1991 年聯合調查的結果顯示，她的《阿特拉斯聳聳肩》是“繼《聖經》之後對當代美國人影響最大的一本書”。

　　有廣泛信徒的新宗教，一定是通俗易懂、老少鹹宜的流行思想。

　　安·蘭德雖然自稱客觀主義哲學，但她的思想體系並不覆雜，快人快語、簡單明了。《阿特拉斯聳聳肩》由出版暢銷書出名的蘭登書屋發行，在一次推介會上，一個圖書銷售員舉手問作者：“您能不能用單腿站立的時間把您的哲學本質講清楚？”安·蘭德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哲學是客觀主義，認識論是理性主義，倫理學是個人主義，政治學是資本主義。”全場掌聲雷動，庸眾們最喜歡的，就是這種旗幟鮮明、朗朗上口的口號。安·蘭德後來幹脆將自己小說的主題提煉為“兩個反對”：以個人主義反對集體主義，以理性主義反對神秘主義。

　　一個人的童年記憶可能會鑄就她的一生，安·蘭德的父親是一位很有商業經營頭腦的猶太藥劑師，他在聖彼得堡擁有一家大藥房，十月革命以後被布爾什維克充公了，後來全家遷徙到克里米亞，又開了一家藥房，仍然難逃國有化的命運。從小在高亢的集體主義理想和缺乏安全感的個人恐懼之間掙紮的安·蘭德，對以神聖的崇高名義而要求犧牲個人的各種集體主義烏托邦終身都心懷警惕，視為宿敵。她從仇視蘇聯式的極權主義而始，討厭一切集體主義、利他主義，談到它們，每每咬牙切齒，深惡痛絕。她說：“所謂某一集體的‘公共福祉’

　　——種族、階級、國家——是有史以來每一次暴政的堂皇借口和旗號。歷史上每一次大恐怖都是以某種利他主義動機的名義犯下的。任何自私的行為可曾造成過由利他主義信條犯下的這些流血和屠戮？”稍微懂一點政治哲學的都知道，利他主義、集體主義和極權主義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其中的差別大了去了。但安·蘭德恨屋及烏，擔心從慈善的利他主義會發展為福利國家，從福利社會主義又會蛻變為令她童年恐懼的極權主義，於是將它們一鍋煮，將基督教、福利主義和極權主義統統裝進一個集體主義（利他主義）的大籮筐之中，大加鞭撻。

　　與罪惡的利他主義相反的，是安·蘭德最為欣賞的利己主義。她直言不諱地說：“人類（包括每一個人）本身是自己---而非別人---的目的，他為自己而存在，既不要為別人而犧牲自己，也不要別人為自己犧牲。追求合理的私利和個人幸福便是其生命最高的道德意義。”這類驚世駭俗的利己主義話語，在許多人看來是想得說不得，或做得說不得的，但安·蘭德以一種人生哲學的方式，旗幟鮮明地亮出了旗幟，令他們感到酣暢淋漓，大快人心。

　　安蘭德區別了兩種不同的私利追求者，一種是在生產中追求私利，為人類創造財富（Make Money），另一種是在搶劫中追求私利，指那些躺在福利政策下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這二種人在道德上是完全不同的。財富的創造者與財富占有者完全是兩類人，前者是發明家、商人和企業家，他們支撐了整個世界。後者不從事生產，只是熱衷於重新分配。將別人的財富轉移到自己口袋。那些在搶劫中獲得私利的寄生蟲們，打著利他主義的旗號，毀滅的正是真正的利己主義所創造的世界與財富。安·蘭德大聲疾呼要顛覆傳統的道德觀，真正的有德者正是那些真誠為自我的利益創造財富的人，“人們被教導自我

　　是罪惡的同義詞，無私是美德的理想。但創造者是不折不扣的自我主義者，而所謂的無私者正是那種不會思考、感覺、判斷和行動的人。”

　　可以想象，當川普與他的億萬富翁所組成的政府團隊們，讀到安·蘭德的文章，會如何的會心一笑，而安·蘭德若地下有知，曉得她的粉絲們入了白宮，又將如何的興奮莫名，像川普這樣的商人，正是她心目中的道德化身。她堅定地認為，自利和自私是經濟理性人的首要美德，自私的意涵是關注自己的利益，這才是道德的本質。沒有人能為了他人而活。他不能跟他們分享自己的精神，正如同不能分享他的身體一樣。人的生存只能依靠自己的頭腦，因此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人生具有追求幸福——私利的權利，理性的“自私”是一種美德；要實現這一權利和美德，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就是建立在利伯維爾場基礎之上的自由資本主義。

　　川普說過，他當選之後的第一件事，是廢除奧巴馬推行的全民醫保。安·蘭德的忠實門生倫納德·佩柯夫早就論證過：窮人的醫保只能作為一項慈善事業，不能由政府通過法律強制推行。社會化的醫療保險不僅不切實際，無法運作，而且從理論上說根本是不道德的！佩柯夫也強烈敵視外來移民：“如今，我們是福利國家，越來越多的試圖成為寄生蟲者會越過邊境，以尋求政府的施舍物。對美國人來說，讓外國人不受限制地進入就意味著邪惡的不公平---強制美國納稅人做出犧牲，以支持來自全球的卑鄙之人。”安·蘭德與她的信徒們為川普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建造隔離墻早早準備了道德的理由，因為養活那些揩油的外國移民意味著“邪惡的不公平”!

　　反對利他主義，只是消極面，安·蘭德真正要塑造的，是一個利己主義的個人英雄觀。她說：“我的哲學，實質上就是這樣一種概念：人是一種英雄的存在，將他自己的幸福當作他人生的道德目的。創造性的成就是他最高尚的行動，理性是他惟一的絕對標準。”這里要注意的是兩個概念，一個是“理性”，另一個是“成就”。安·蘭德從小就是一個猶太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優等生，聰明、知性、能幹，在智商上高人一等。她只相信自己的理性，自己就是理性的化身。德國大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曾經區別過兩種理性：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價值理性與終極價值關聯，區分是非、善惡、美醜，而工具理性則與價值剝離，只是通過最有效的途徑，以實現一個個具體的“小目標”，以最小的成本，博取最大的收益。工具理性是資本主義的奧秘所在，而安·蘭德所說的理性主義，正是韋伯意義上的工具理性精神。在她看來，理性的道德觀不是劃分善與惡，而是區別積極與消極。理性的人是積極的，是創造者、生產者、個人主義者，不理性的人是消極的，是寄生者、模仿者、集體主義者。顯然，商人最符合資本主義的理性精神，他就是工具理性的人格化身。

　　矗立在曼哈頓 40 大街的川普大廈，就是“理性”與“成就”的物態象征，其器宇軒昂的外部身姿與奢侈豪華的內部裝飾，沒有絲毫精神與價值的成分，充滿了資本主義的物欲氣息。川普大廈雖然有形似哥特式教堂的高聳尖頂，但它並不通向上帝，只是人所創造的“客觀”成就。這正是安·蘭德哲學最欣賞的。她討厭一切主觀的、宗教的、烏托邦的元素，理性也罷，成就也罷，都是客觀的物態所在，可以為獨立於人的意志與價值偏好的客觀效益所度衡。安·蘭德自認為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崇拜者，但她的哲學與英美式的經驗主義和清教徒的宗教精神相去甚遠。她來自於俄國，繼承的是歐洲大陸的理性建構主義傳統，是歐陸啟蒙運動釋放出來的理性狂人，對人的理性極端自信，相信能夠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規劃能力，為天地立法，重繪世界藍圖。

　　資本主義是一種最徹底的世俗意識形態，以工具理性的自大，排斥一切烏托邦，無論是來自激進的社會主義理想，還是保守的基督教傳統。安·蘭德不相信各種神魅，她以極端的無神論姿態，對各種她稱之為神秘主義的烏托邦左右開弓，今天激烈批評社會主義、福利主義，明天痛斥上帝與基督教。她反對一切宗教，因為她有自己的世俗宗教：美元教，誠如《星期六晚郵報》當年諷刺的那樣：“蘭德小姐堪稱自由企業的聖女貞德，只是用美元代替了十字架。”毋庸置疑，川普與他的政府團隊們，信仰的也是這個美元教，沒有任何神秘，拒斥一切超越的烏托邦，不要與我談甚麽普世價值與人類精神，唯一的度量衡，就是可以用美元來衡量的“客觀”的物質“成就”。

　　安·蘭德雖然標榜自己的哲學叫“客觀主義”，卻充滿了尼采式的創造的個人精神。她說：“創造者不是無私的。自足、自我推動、自我創造就是他們超人力量的全部秘密。”小說《源泉》中的主人公霍華德·洛克就是這樣具有天才創造力的超人英雄。他野心勃勃，在大學時代就反體制，與一切墨守成規的庸人作對。洛克來到紐約闖蕩，像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一樣，挑戰生活中的各種困難，在凡夫俗子的包圍之中顯現出天才的本色，設計出舉世無雙的曼哈頓摩天大樓，在庸人們的妒忌目光之中，他將建造中的自己創造的傑作炸成一片廢墟。在法庭上，這位尼采式的天才超人向世界痛陳個人創造的偉大意義，最後感動了陪審團，被宣判無罪，英雄終於贏得美人歸，與崇拜他的心愛女人一起升向新的世界巔峰。川普曾經以《源泉》中的洛克自詡，自信滿滿的他，的確在世界“創造者”洛克那里看到了自己水中的影子，那樣地笑傲江湖、睥睨庸眾，將整個世界連同美人一起攬入懷中。

　　來自於俄國的安·蘭德是一個奇怪的矛盾體，她的觀念是理性的、冷峻的，氣質卻是浪漫的、激情的，在她生前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中，她引用《阿特拉斯聳聳肩》中的主人公高爾特的名言作為結束：

　　“你要捍衛自己的人格，捍衛自尊的美德，捍衛人的本質；至高無上的理性頭腦，你應該無比堅定，完全相信你的道德就是生命的道德，為地球曾經存在的一切成就、價值、偉大、善良和幸福而鬥爭”。理性的頭腦與浪漫的意志，在安·蘭德身上奇妙地混雜在一起而不自知，她有著工具理性準確計算的冷靜，又富於某種煽動性、啟示性的先知魅力，讓她的信徒們為了理性的信仰而如癡如狂。這種世俗性先知的神魅性，同樣表現在川普身上，只要看看他在競選演講中，底下白人藍領聽眾們如饑似渴的眼神，就可以明白，即使在一個世俗社會，宣傳最世俗化的意識形態，也同樣會激起原教旨主義般的狂熱。

　　世俗主義的狂熱不比宗教的狂熱更令人寬心。一篇《阿特拉斯聳聳肩》的書評尖刻地指出：“她筆下那些戲劇性的商人實際上就是尼采式的超人”，與左翼一樣可怕，“老大姐在看著你”。

　　《阿特拉斯聳聳肩》是比《源泉》更能代表安·蘭德思想的反烏托邦小說，它虛構了在經濟大危機時代，美國政府模仿蘇聯，實行社會主義的統制經濟，搞得局面不堪收拾。這個當口上，憤而起來罷工的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安蘭德心目中的“創造者”：發明家和企業家。這些社會精英逃離到一個神秘的山谷，在工程師約翰·高爾特帶領下建立了一個個人主義的烏托邦，冷看被集體主義主宰的現實社會自取滅亡。安·蘭德花了整整二年時間，推敲“創造者”領袖高爾特的壓軸演講。長達 6 頁的演講稿體現了她的核心思想：財富是由少數精英人物創造，英雄的選擇將拯救墮落的世界。

　　雖然安·蘭德是一個激烈的無神論者，但她像俄國的革命者一樣，其極端的反宗教姿態本身充滿了東正教氣息，相信自己就是彌賽亞，甚至上帝本身，當眾生誤入迷途之時，將降臨人間拯救墮落的人類。優等生出身的安·蘭德在氣質上與英美的清教徒傳統格格不入，她蔑視草根，討厭平庸。清教徒的領袖是社會自治的產物，與家庭、宗教和社區有著血肉的聯系，美國的建國領袖大多是從底層脫穎而出的鄉紳，帶有鄉下人的質樸，他們信奉的也是庸常的經驗，《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就是一組盎格魯·撒克遜歷史傳承下來的經驗常識。

　　然而，安·蘭德不同，她身上更多的是歐洲大陸的風格，不僅有法式啟蒙運動的傳統，相信理性與知識是人類的精華，而且更具有德國尼采的超人精神，堅信與蕓蕓庸眾為敵的少數精英可以拯救世界。

　　19 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大腦與心靈正是由法德兩種文化勾兌而成，安·蘭德無論如何膜拜美國的資本主義，她的全部身心早在少女時代就被她所痛恨的俄國文化所形塑。她筆下的那些擁有財富與智慧的“創造者”阿特拉斯，就是希臘神話中以雙肩支撐蒼天的擎天神，一旦得罪了他們，阿特拉斯們不高興了，只要聳聳肩膀，罷工不幹了，便山崩地裂，人類的末日來臨。在安·蘭德看來，資本主義的利伯維爾場就是由少數精英領導的，利伯維爾場和自由社會不是由多數庸眾統治，他們只會壓制少數創新者和知識巨人，將人們拉平到某種共同的水準。只有少數才華出眾的人士出面領導國家，不斷提升自己的同時，才能將自由社會提升到他們那樣的水平。

　　1941 年，安·蘭德模仿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風格，發表了一篇長達 33 頁《個人主義宣言》。她對個人主義（確切地說是精英主義）所具有的狂熱，與清教徒的審慎與謙卑格格不入，對人性中與生俱來的貪婪和驕傲也缺乏起碼的警惕。她相信理性擁有無遠弗屆的魔力，超人的意志將拯救墮落的庸眾。安·蘭德這種知性的驕傲，在華爾街和矽谷當中有廣泛的知音，川普與他的富豪團隊更是個個自命不凡，自信是拯救天下的不世英雄。川普在商場上是一代梟雄，也是美國社會家喻戶曉的電視明星，本來已經無所可圖，但實在對討好“庸眾”的奧巴馬和同樣平庸的政客們看不下去，認為他們將國家搞得一團糟。天將大任於斯人也，於是他出山競選，許諾要以自己高人一等的聰明與才幹，讓美國變得“再次強大”。許多人認為川普太狂妄、太可笑，但按照安·蘭德的精英政治邏輯，川普是給美國帶來得救與新生的彌賽亞，不啻為現實版的霍華德·洛克與約翰·高爾特，而川普的確也是以霍華德·洛克自許。

　　既然安·蘭德與美國的清教徒精神格格不入，為什麽在美國她會大紅大紫？這就要說到美國人性格中覆雜的兩面性。最早的美國人是坐著五月花號船來到新大陸的新教徒，他們對上帝有著虔誠的信仰，堅信自己是上帝最好的選民，而證明自己的最佳途徑，是在現實社會中的世俗成功。然而，積累財富、拼命賺錢，不是為了滿足世俗的欲望，只是為了向上帝證明自己對信仰的虔誠。第一代企業家都具有清教徒的“入世禁欲”精神，努力、勤儉、誠實，物質上無欲無求，甚至節儉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富蘭克林是最早的資本主義人格化典範，他在日常生活中，謹守自己制定的 13 條美德：克制、謹言、有序、決心、儉樸、勤勉、誠懇、公正、中庸、清潔、鎮靜、節欲、謙虛。富蘭克林像朱熹教育出來的儒教徒那樣，每天晚上記功過格，檢查自己一天的言行，是否符合美德的要求。他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的年輕人相信，世界上沒有其他品質像誠實、廉潔那樣，可以讓窮小子發財致富。

　　不過，原始的資本主義精神有宗教的性格，同樣有世俗的一面。

　　世俗的物質欲望，一旦被釋放出來，就像跳出潘多拉盒子的魔鬼，就再也無法收回。於是，到了第二、三代之後，資本主義逐漸從“入世禁欲”蛻變為“入世縱欲”，上帝的神魅漸漸褪去，不再有宗教性，剩下的只是人性中的貪婪本性、對財富的無窮渴望。曾經對資本主義有過研究的兩位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強調的是其“入世禁欲”

　　的宗教性格，而桑巴特更重視的是“入世縱欲”的世俗一面，他認為資本主義是與清教精神沖突的，其產生於奢侈，17 到 19 世紀的富人們渴望通過奢侈性消費進入貴族階層，獲得上流社會的認同。桑巴特還認為，資本主義與猶太人古已有之的理性主義和商業精神有關，沒

　　有猶太教，就沒有資本主義精神。猶太民族盛產大科學家、大銀行家和大企業家，絕非偶然。安·蘭德是來自俄國的猶太人，她對理性知識與金錢財富的膜拜，視科學家和企業家為世界財富的真正“創造者”，不能說與她的猶太背景毫無關系。

　　相比較歐洲，美國是最具有資本主義精神的一片國土，無論是它的清教傳統，還是世俗性格而言，都是如此。安·蘭德的繼承人倫納德·佩柯夫說：“從本質上說，美國是由利己主義所創建。開國之父預想的這片大陸是自私自利和追求利潤的---也就是一個自力更生者、個人、自我和‘我’的國家”。這無疑是對富蘭克林那第一代資本主義者的嚴重誤讀。海涅說：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當代那些只關注個人利益的跳蚤們豈能理解當年開國龍種們的宗教情懷！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歷史上的美國，一無貴族傳統，二無社會主義運動，美國人普遍相信個人奮鬥，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理所當然的天然法則。這就是安·蘭德能夠在美國走紅的社會土壤，也是川普這位從無從政經歷、私德上毛病多多的商人能夠當上總統的淵源所在。一大批美國人不相信眼淚，只認成功。川普既然商場上那麽出色，為何不能用商業的原則來治國？“讓這個人試試!”,成為許多美國底層白人的普遍呼聲。

　　美國一直擁有強大的保守主義傳統，然而，小布什奉行的是宗教保守主義，其社會基礎是美國南方和中部的基督教福音主義，而川普相信的則是世俗保守主義。雖然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但無論是他的自傳，還是演講，很少有上帝的影子和宗教的氣息，更多的是自我的迷戀和對商業精神的膜拜。可以想象，川普治理下的美國，將是一個商業共和國。

　　川普的思維、語言，都是商人的邏輯。商人以交易為最高美德，沒有什麽絕對的原則，更沒有絕對的是非、善惡、正義或邪惡。一切皆可交易！川普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就是如此。不要與我談什麽政治與外交的底線，原則只是利益交換的砝碼。政治是一門生意，外交要遵循交易的法則，即便道德與正義，對不起，也是可以交易的！因為商人的倫理，就是等價的利益交換，所謂正義，就是交易的平等。在全球化貿易當中。中國占便宜了，美國吃虧了，那就要推倒重來，哪怕玩一把火，以“一個中國”作為交易的砝碼，也在所不惜。在川普這里，原則不過具有工具性的價值，是商業談判的手段，可用可不用，無可無不可，一切原則都要服從最高的目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自由交易是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核心，世俗保守主義者川普唯一信奉的，就是這一法則。川普的性格不難理解，在反覆無常的表面背後，是對自我利益的冷酷堅守。他是透明的，從不假惺惺，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為自我利益辯護。寧願爽爽快快當一個真小人，也不吃吃力力做一個偽君子，這就是赤裸裸的商人性格。在川普自傳出版的時候，美國各家報紙早將他看透了。

　　《紐約時報書評》一言而蔽之：

　　“川普是為交易而生的”，《聖地亞哥聯合報》評論說：“正如獅子的屬性是‘肉食動物’，水的屬性是‘液體’，川普的屬性，是‘生意人’。”

　　川普與他的商業夥伴們，精通於商業上的交易，卻不懂如何建立一個商人哲學。川普不會的事情，由安·蘭德替他完成了。安·蘭德哲學的全部核心，乃是徹徹底底的資本主義商業倫理。她坦率地說：

　　“我喜歡美元符號，因為它是自由交易的標志，所以，也是自由思想的標志。”《斯特拉斯聳聳肩》中有一位大企業家，如此說：“金錢就是一個社會的美德的氣壓計……金錢是一種非常高貴的媒介，它不會跟殘忍講條件。它不會允許一個只有一半所有權、另一半靠強搶的國家生存下去”。

　　金錢拜物教，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最犀利的揭露和鞭笞，安·蘭德雖然對資本主義的態度與馬克思截然相反，但對其本質的認識卻是高度的一致：一個以金錢為唯一度量衡的物欲化制度，與美國清教徒山巔之城的宗教理想差距甚遠。金錢之國，是安·蘭德對美國的最崇高讚譽，那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人類光榮。她熱情地謳歌商人的偉大歷史功績：商人是“是偉大的解救者，他們在短暫的 150 年的時間內，已經將人們從自然需求的束縛中解救出來；將他們從極度痛苦的、手工勞動日工作時間高達 18 小時的苦役中解教出來”。有史以來第一次，人的精神和金錢都獲得了自由，統治社會的，正是人的最高級類型：擁有自我創造能力的美國企業家。

　　假如川普聽到安·蘭德的讚譽，一定會心花怒放，因為他正是她所傾心膜拜的“美國企業家”：一等的智商、一等的創造力、一等的經商才華，接下來，將證明給美國和世界看的，將是一等的治國能力。川普在自傳中說：“錢不是我生命的全部．它只是衡量我成功的方式之一．我真正享受的是賺錢的過程。”再過四年甚至八年，他或許會如此寫到：“權力只是衡量我成功的方式之一，我真正享受的是掌權的過程。”是的，商人對金錢的膜拜，政客對權力的追逐，其實都不在金錢與權力本身，而是對自我的迷戀，通過一等的成功，證明自己是人世的君王、世俗的上帝，這才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奧秘所在。

　　安·蘭德死後，被譽為“美國商業文化的代言人”，她的粉絲遍布華爾街與矽谷，多的是企業界、金融界和科技界的頂尖精英。他們喜歡讀她的作品，從她的言論中獲得精神的鼓舞和倫理的證明。在安·蘭德宗教小圈子核心成員當中，有一位後來成為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年輕人，那就是格林斯潘。每個周末的小圈子聚會，格林斯潘必定到場。原來他最迷信的是經濟學的數據，對他來說數據就是一切，他相信“數據不會欺騙自己，能讓自己如願”。他雄心勃勃地試圖通過客觀的數據，設計一個把握經濟運作規律的“格氏模型”，就像牛頓發明的萬有引力規律一樣。但格林斯潘碰到了一個與牛頓同樣的辣手問題：誰是經濟運行的第一推動力？“上帝之手”在哪里？那是各種數據模型推導不出來的。格林斯潘認識了安·蘭德之後，有醍醐灌頂、頓開茅塞之感，原來經濟學世界的“上帝之手”就是像霍華德·洛克、約翰·高爾特這樣天資卓絕、特立獨行的精英創造者！他認定，安·蘭德為資本主義的利伯維爾場體系奠定了道德基礎。格林斯潘在任美聯儲主席期間，大力推進新自由主義政策，鼓勵各種金融創新，最後釀成 2008 年因金融衍生品引發的的全球金融大危機。到了這一刻，自信的格林斯潘才對安·蘭德哲學有了一絲絲懷疑：想到了人性的貪婪，沒想到人性是如此的貪婪！

　　當年安·蘭德的靈魂進入了美聯儲，今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她的幽魂又入了白宮。最後結局如何？不免讓人捏一把冷汗。安·蘭德一直召喚所謂的“新商人”與“新知識分子”。在她看來，傳統知識分子總是以反對商人為己職，“新知識分子們必須為資本主義而戰，不是將其視為一種‘實際’事務、一種經濟事務，而是懷著最為正義的自豪作為一種道德事務而戰。這是資本主義理應得到的榮耀。”新知識分子是自由資本主義的思想鬥士，新商人則是新知識分子的觀念實踐者。一個是靈魂，一個是肉身。讀懂了安·蘭德，也就能預測川普將何去何從，會打什麽樣的牌，有什麽樣的未來。

　　（首發於“許紀霖之窗”公眾號，2020/10/28）從疫情到大選，為什麽特朗普從不承認失敗？

　　朱迪斯·巴特勒

　　白人至上是一種政治幻想，也是一種歷史現實。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被理解為拒絕哀悼白人至上主義的失敗，而這正是黑人生命運動和種族正義理想所要求的。因此，現在是種族主義者哀悼這一失敗的時候了，但他們是否會這樣做值得我們懷疑。

　　唐納德·特朗普(專題)既不與喬·拜登(專題)見面，也不承認在選舉中輸給了他，這也許並不重要。但是，如果拒絕承認失敗與被稱為特朗普的“逃生通道”的毀滅之路緊密相連，那該怎麽辦？為什麽失敗這麽難？在這個時代，這個問題至少有兩層含義。我們中的很多人都因為新冠而失去了親人，或害怕自己及他人的死亡。所有人都在環繞自己的疾病和死亡中生活，不管我們是否為這種氣氛和感覺取了名字。毫不誇張地說，空氣中彌漫著死亡和疾病。然而，目前還不清楚如何指出或揣測這些損失，特朗普對公開哀悼的抵制來自並加劇了一種男權主義者拒絕哀悼的態度，這種態度與民族自豪感乃至白人至上主義緊密相連。特朗普主義者往往不會公開哀悼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他們通常認為這些數字是誇大其詞（“假新聞！”），或者通過不戴口罩的集會和在公共場所劫掠來蔑視死亡的威脅——最近一次是他們身著動物服飾在美國國會大廈所做的暴行。特朗普從未承認美國經歷的失敗，也沒有表示哀悼的意願或能力。當特朗普提到失敗的時候，一切並沒有那麽糟糕，疫情曲線變平了，疫情的流行會很短暫，這都不是他的錯，是中國的錯。他聲稱，人們需要的是回去工作，因為他們在家里“奄奄一息”——他的意思只是人們被家庭隔離逼瘋了。

　　特朗普無法承認自己的競選失敗，與他無法承認和哀悼這場流行病給公眾造成的損失有關，但也與他的破壞性路線有關。如果他公88

　　川普亂政檢討

　　開承認自己的選舉失敗，那麽他就是一個失敗者。他是那種不會輸的人，如果他輸了，那就是有人搶走了本屬於他的東西。但還有一個轉折。沖進國會大廈的白人至上主義者也確信，不僅選舉被竊取了，他們的國家也被竊取了，他們正在被黑人和棕色人種、被猶太人“取代”，他們的種族主義正在與這樣一種觀念作鬥爭，即他們正在被要求放棄他們的白人權利和至上觀念。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把自己傳送回過去成為了南方邦聯軍的士兵，他們迷戀電子遊戲中有超人力量的幻想人物，他們穿得像動物一樣，公開持有槍支，重溫“狂野西部”及其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他們也將自己理解為“人民”和“國家”，這是他們因重罪被捕時感到震驚的原因：如果他們只是在收回“他們的議院”，這怎麽可能是非法侵入、煽動或陰謀呢？如果總統要求他們采取這些行動，這怎麽會是犯罪呢？那些試圖尋找、殺害或綁架當選官員的人顯然有暴力計劃，這些計劃在他們的各個網站上都有詳盡的記錄，但與其串通一氣的警方官員對此置若罔聞。對警察的襲擊，甚至被踩踏致死的他們的自己人 Rosanne Boyland（特朗普支持者，在侵入國會大廈當天死亡的三人之一），在致命的胡作非為所帶來的刺激中都被忽視了。

　　自 2020 年 7 月美國聯邦政府恢覆執行死刑以來，特朗普最後的殺戮狂歡奪去了 13 人的生命，也可能是另一個標志著這最後幾天的殺戮準備就緒的例子。在如今拒絕承認生命損失的情況下，殺人大概會變得更容易。這些生命並沒有被當作生命，他們的死亡也不算什麽重大的損失。這樣一來，特朗普的最後幾天，包括國會大廈襲擊事件，就成了對“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的充滿暴力的反駁。

　　在全球範圍內，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憤怒地反對警察肆無忌憚地奪取黑人生命，形成了一場揭露歷史和系統性種族主義的運動，反對警察和監獄輕易地處置黑人的生命。這一運動繼續對白人至上主義構成全球性威脅，而至上主義者的反應是激烈而邪惡的，他們不想失去他們的至高無上地位——盡管他們已經失去了，並且將隨著種族正義運動的持續推進而繼續失去他們的地位。特朗普的失敗就像他們自己的失敗一樣難以想象，這無疑是將他們與選舉舞弊的虛假信念聯系在一起（電視劇）的紐帶之一。

　　2021 年 1 月 20 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總統就職日當天早晨，唐納德·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婭離開白宮。

　　在國會大廈遭到襲擊之前，特朗普瘋狂地試圖用任何可能的手段來扭轉自己的失敗，這無疑令人擔憂，甚至有些滑稽。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一種普遍的無法承認失敗/損失的情況，這就說得通了，弗洛伊德告訴我們，承認失去就是哀悼（mourning）。然而，為了哀悼，必須有一種方式來標識這一失去，有一種方式去表達和記錄失去，從這個意義上說，它需要交流，至少需要有公開同意的可能性。

　　這個準則是這樣的：我不能生活在一個失去我所珍視的東西的世界里，或者我不能成為一個失去了我所珍視的東西的人。我將摧毀那個我已經失去的世界，或者我將求助於幻想離開那個世界。這種否認的形式寧願摧毀現實，或幻想一個更好的現實，也不願意對現實的損失做出判斷。其結果是一種破壞性的憤怒，甚至懶得提供一個道德借口。這個問題不僅在一連串的死刑判決和國家準許的謀殺案中表現得很明顯，也在大量死於新冠的人，特別是那些表明有色人種社區受到最為嚴重影響——包括這片土地上的土著居民——的數字之中。

　　特朗普在他任期的最後幾天里達成協議，摧毀亞利桑那州的聖地，以提高銅的產量，而公共政策的失敗已經增加了這些社區的死亡人數。

　　白人至上主義現在已經在美國政治中恢覆了公開的地位，特朗普主義將比特朗普更持久，並繼續呈現新的形式。白人至上是一種政治幻想，也是一種歷史現實。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被理解為拒絕哀悼白人至上主義的失敗，而這正是黑人生命運動和種族正義理想所要求的。因此，現在是種族主義者哀悼這一失敗的時候了，但他們是否會這樣做值得我們懷疑。他們知道，他們所想象的自然權利會被剝奪，正在被剝奪，而他們正在從事的鬥爭是歷史性的。他們將實現自己的幻想，直到歷史現實對他們進行檢驗。讓我們希望，拜登不會以強化警察國家作為對此的反駁，如果那樣的話，就太諷刺了。

　　首發於《衛報》，原題為：《為什麽特朗普從不承認失敗》

　　（Why Donald Trump will never admit defeat）川普時代的美國危機：關於西方民主制的結構缺陷以及新列寧主義模式的挑戰

　　朱其

　　隨著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國國會的總統認證事件以及權力和平交接的定局，美國大選基本上告一段落。經過 2020 年的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戰、美國大選以及中歐投資協定的簽訂，從美國戰略格局看，中美歐的戰略關系的微妙變化已拉開序幕，但並未沖擊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無論如何，美國大選及 1 月 6 日川普支持者非法闖入白宮的暴亂事件，將促使未來的美國秩序做出實質性的調整。

　　2020 年的諸多變局，不僅是一個美國秩序的戰略轉折，如果不糾纏於具體的緣由，總體上，這預示了至少三個層次的深層原因：首先，從英國大憲章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以來西方的民主制度的結構缺陷，在中國挑戰下暴露無遺；其次，美國內部白人占主導的希臘羅馬-基督教的國家性質正在發生著歷史轉折，並出現膚色政治的回潮；第三，中國代表的冷戰之後一種經過改良的列寧主義資本主義的崛起，與美國主導的西方體系形成一種不同於前蘇聯的新型的模式，這是中國與西方關於憲政資本主義與列寧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新的亦是最後一輪意識形態的制度競爭。

　　在美國大選期間由自由派精英和中下層社會構成的華川粉現象，表現出的集體意識形態和在社交媒體上想象性的激進主義，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變革焦慮以及 20 世紀從革命到文革的意識形態形態，在改革 40 年並未得到真正的解決。這是一個亟需啟蒙性厘清的歷史遺留問題，以為今後中國的變革奠定一個公共思想的基礎。

　　膚色政治的內爆和中國新列寧主義的挑戰

　　回顧一下從民粹主義旋風式的上台到系統舞弊指控之後的選舉失敗，川普執政的四年正好是美國危機的集中爆發，如果涉及新冠防疫混亂以及中歐投資協議，某種程度上，美國危機又重叠著一部分普遍意義上的西方危機。

　　川普在 2016 年的上台，其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緊密相連的是“白人至上”，這正好構成川普當選以及 2020 年美國大選紛爭的內外原因。從外部關系上，中國的經濟崛起以及隨之而起的政治、文化的延伸影響，構成了美國秩序危機的核心原因。經濟上主要表現為中西部實業的空心化、公共基礎設施的老化以及歐洲等盟國漸趨顯示的離心力。

　　在美國內部，主要的矛盾是白人主導的希臘羅馬-基督教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與非白裔比重不斷擴大的世界主義公民共和國的國家結構的特性之爭，並不是華川粉認為的美國面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十字路口。這一議題在亨廷頓的《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2004 年）一書中就有討論，隨著移民人口的不斷增長，美國面臨國家結構的質變，不僅非白裔人口比重不斷上升，從而使美國可能改變人口結構，並由此延伸至政治結構的變動。這一進程事實上已經開始了，不僅非白裔精英大量進入美國的政治、法律、學術的高層，據最新統計，非白裔一代的大學入學人口首次在2020 年超過白人子弟。

　　此即川普提出“白人至上”並受白人選民擁戴的背景。由於非白裔人口和權重結構的消長，政治結構跨膚色光譜的民主黨所主張的移民開放和社會主義色彩的稅收及民生政策，就構成美國內部之爭的第二大原因。但民主黨以桑德斯代表的社會主義傾向，以及克林頓、奧巴馬時代以健保法案為主的改革訴求，試圖將美國的民生政策改造為北歐的福利社會制度，但這並不是華川粉所誤解的美國因而走向中國式一黨制權貴資本主義。

　　某種意義上，亨廷頓的另一部著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所預言的不同文明沖突，並未因 911 事件而對美國及西方構成實質的威脅，但膚色和種族結構對美國主導權的膚色政治的沖突，卻提前發生於美國內部，並從美國內部造成初現端倪的撕裂和傷害。1990 年代的後殖民思潮一定程度消解了西方中心主義，消弭了文化差異對美國的文化融合的思想障礙，但未能解決美國從盎格魯-撒克遜的白人主導國家向膚色平等主義的移民共和國過渡的癥結。盡管在意識形態上，膚色政治在話語上早已是一個政治正確的禁忌。

　　中國崛起對美國的經濟上的沖擊，尚未達到川普陣營所說的威脅美國國力的地步。在經濟上，通過 5G 的通訊應用、微信和支付寶的電子支付，以及捆綁一帶一路建立人民幣國際電子結算，在中低端國際貿易領域繞過美元體系。這一套經濟上的資本輸出、建立戰略運輸通道和另立國際結算體系，對美國的戰後經濟秩序構成替代性威脅，尚有很長的時日。但經濟上對美國霸主的心理優勢的打破正在開始。

　　2010 年以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中國在公共基礎建設、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應用以及全能主義政府的執行力，都在讓美國感到尷尬。盡管在建築品質、資源使用效益和集權制帶來的低人權、低環保和分配不公，仍未體現現代性的文明水準，但畢竟開始影響美國的心理優勢。中國 90 後、00 後一代到美國旅遊，並沒有覺得紐約、洛杉磯、舊金山一定比北京上海好，尤其是在機場、地鐵、高速公路以及手機的電子支付等方面。

　　這就引出一個核心問題，中國是否對美國的霸主地位構成了威脅？應該說，中國確實對美國構成了一種挑戰，但目前只是一種戰略挑戰，並不是一個馬上到來的中短期威脅。列舉一下美國的霸主優勢：軍事、高科技、金融和美元結算、石油控制、大學教育以及好萊塢等商業文化，美國仍然占據遙遙領先的優勢。即便不久前的中歐投資協議和東南亞投資協議，仍難撼動歐美韓日基於二戰及意識形態認同的政治和軍事同盟。

　　中國正在打破美國對世界的經濟秩序以及一部分的政治秩序的壟斷。這不僅是一個經濟體量上的威脅，根本上是一種制度模式的戰略挑戰。不同於冷戰期間在經濟活力上遠不如西方的前蘇聯，列寧主義計劃經濟在總體上的制度劣勢。對美國所主導的戰後西方而言，中國的挑戰在於出現一系列比西方更有活力的公共基礎建設、資本和人力資源的集中布局以及集權制的行政效率。

　　在文化上，通過經濟以及經濟政治化的影響力，為列寧主義的資本主義模式建構新的國際話語的合法性，至少在中短期的話語策略上，建構一套與西方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憲政資本主義並駕齊驅的新意識形態，並將列寧主義的資本主義說成是與西方各有千秋。

　　到 2010 年左右，中國借助一黨制市場經濟完成了中等工業化，與美國及西方的核心競爭在於高科技的競爭。但在科技競爭的背後，則是人類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憲政資本主義與列寧主義資本主義進入最後一輪的制度競爭。這一競爭的核心是中國要證明極權主義能促進資本主義的初級和中級階段，並能在一黨制的思想和教育管制以及政治集權下，能繼續有效推動高科技創新，並將市場經濟帶入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

　　經濟上的成就及其挑戰力，其背後必然是一種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競爭，就像中國的一部分體制精英普遍流行的一個官方話語：任何經濟成就都有其背後的制度機制在起作用，假如中國的集權制真如西方說得一無是處，1979 年至今的經濟成就該如何解釋呢？難道都是靠美國的幫助和歷史機運嗎？這一話語邏輯挑戰了西方自法國大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的普世主義的現代性，即資本主義與憲政是一種必然的共生關系，沒有憲政。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繁榮和現代性神話。

　　西方有關政治和經濟學的現代性理論，出於政治正確，回避了西方歷史上專制政體與資本主義的真實歷史。回顧一下資本主義的歷史，民主制與資本主義正比的共生關系，顯然並不是一種必然性。從17 世紀荷蘭誕生了現代資本主義的銀行和公司體制，至法國大革命一百多年間，歐洲一直是君主專制政體，包括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英國的工業革命、大英帝國與東印度公司等一系列的殖民地擴張，以及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主導的工業化，從資本主義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工業化和殖民主義的全球化，這一切都發生於歐洲政體仍是君主專制時期。

　　在 19 世紀末晚清的洋務運動、日本的明治維新仍屬於君主專制推動的東亞資本主義，戰後日本和四小龍的經濟起飛依托於憲政框架下政治寡頭與財閥同盟的威權主義，中國自 1979 年至今完成的中等工業化，則是一種列寧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如果中國在一黨制下仍能將資本主義和科技創新帶入高級階段，這至少推翻西方自 18 世紀法國大革命以來憲政資本主義的普世性。

　　歷史上尚無先例，專制政體仍能實現高科技創新，並將資本主義帶入類似西方的高級階段。但中國從晚清的洋務運動至 2001 年加入世貿至今，通過君主專制和一黨制所完成中等工業化以及一定程度的全球化資本輸出，這一過程顯然也並非由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中國只不過重走了歐洲、俄羅斯、日本自 17 世紀以來早期和中期的君主制和威權資本主義的模式。

　　中國認為列寧主義市場經濟能夠繼續實現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美國及西方也並無強有力的自信否認這一可能性。這就變成一種人類的現代性最後一輪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信念較量。這亦是美國主導的西方現代性面臨新列寧主義的最後挑戰。

　　西方民主制的結構缺陷及優化困境

　　2016 年川普時代的來臨，挾民粹主義的選票政治，在“讓美國再次偉大”及“美國優先”的口號背後，實質上是“白人優先”。後者雖未發展為種族主義，但膚色政治在川普時代及 2020 年大選正式呼之欲出。在民粹主義和白人至上的民意基礎之上，川普時代的一個共生現象是其法西斯個性的人格機制導致的獨裁沖動以及政治素人的亂政，對美國及西方民主制和國際戰略的嚴重傷害。

　　不可否認，川普時代的美國所呈現的危機背後的深層原因，根本上在於美國及西方民主制二百多年來的結構缺陷以及中國的新列寧主義模式的挑戰。川普的人格機制的個人因素，將這一切結構缺陷暴露所有，並加速了危機達到臨界點。美國歷代先賢設計的民主制以及憲政程序證明仍具有強大的糾正機制，但法國大革命至二戰結束完善的西方民主政體，是否具有對中國新列寧主義模式的約束能力，這一戰略前景的有效性並不樂觀。

　　與德國、英國代表的內閣總理制不同，美國的總統制除了國會兩院、白宮的立法和中央行政權並不統一，包括中央政府與央行的貨幣發行和金融權力的不統一，即央行性質的美聯儲不受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具有相對於白宮的金融決策的資本獨立權。美國的總統大選不是由中央政府組織選務，而是屬於州地方政府和司法的憲政機制。

　　川普時代的民粹主義興起於 2011 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至2016 年川普當選達到高潮。其原因在於華爾街和矽谷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導致華爾街不受約束的金融泡沫化以及經濟全球化造成美國中西部的實業空心化、就業不足及整體經濟的結構失衡。

　　1980 年代由喬布斯、比爾·蓋茨等拉開的網絡科技的矽谷崛起，促成了人工智能和虛擬網絡為主導的後工業革命。這促成了克林頓時代的經濟全球化計劃的實施，即美國將中低端的實業轉移到第三世界，美國本土保留軍事、科技、金融和教育研發，作為全球化產業鏈的控制總部，通過輸出產業、技術和提供金融融資以及軍事保護，來遙控全世界的中下遊產業鏈。

　　這個計劃最初在美國的主導之下，表現為日本及四小龍在 1980年代第一輪的經濟起飛，圍繞著美國為中心扮演全球化分工的中下遊環節。在日本和四小龍進入中等工業化之後，全球經濟分工的低端生產，正式由 2001 年加入世貿之後的中國接棒，並於 2010 年左右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和中等工業化，實現了東亞的第二輪經濟起飛。

　　但中國顯然不甘於繼續扮演全球化經濟分工的中下遊產業，而是試圖升級包括高科技的全產業鏈。從 2012 年開始，隨著一帶一路資本輸出、人民幣的國際化和電子支付以及 5G 迅速的全球化布局，美國對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出現一定程度的失控。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崛起，是否導致了美國中西部的實業外流？中國並不是起因。美國實業的外流，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及西方在1980 年代進入發達資本主義之後，導致人工高成本、福利社會造成人的懶散以及工會對於產業勞動制度的制肘。也就是說，即便沒有中國的崛起，美國及西方也很難維持實業的運轉。1980 年代的經濟全球化分工，這是解決實業成本高昂的必然趨勢。

　　事實上，中國並不是美國實業外流的動因，而是後果。那麽造成美國經濟結構的金融泡沫化和實業外流的兩大失衡的基礎原因是什麽？核心原因在於自英國憲章運動和法國大革命西方民主制設計之初的結構缺陷。民主制包括兩大部分：憲政和資本主義。二戰後完善的民主制基本上解決了程序正義和法制的憲政部分，這次美國大選渡過了大選合法性認證以及和平交接的危機，正在於憲政機制的成熟。但美國並未解決資本主義的大設計缺陷，即西方民主制 200 多年來的經濟不平等和金融不受中央政權約束的資本獨立性。

　　華爾街對於白宮的獨立性以及資本主義的企業自治，不僅使其與矽谷聯手推進超國界的經濟全球化，它在經濟政治上的問題在於不能融入美國面對中國的總體戰。華爾街和跨國公司超越國家的資本沖動早已有之，在克林頓時代形成全球化的戰略實施，但面對中國崛起對經濟全球化的主導權失控。美國顯然未優化好資本和國家二元離心的內部結構，這一內部結構整合的合力弱化，在 2020 年中美貿易戰中表現尤甚，顯然川普總統未獲得華爾街和矽谷充分的配合。

　　從 2016 年上任至今，川普背後民粹主義代表的民意，不僅在於中西部的實業空心化，更重要的是 2011 年“占領華爾街”代表的對金融資本主義及其壟斷秩序的不滿。這一問題自 19 世紀後期共產主義運動開始之初即已產生，二戰後，西方對歷史上的原罪財富采用了既往不咎、往後不許的清零政治，完善了憲政和法制，但未能約束金融資本的無節制發展。當然，只要人類尚未找到通過資本組織生產和社會生活的更好的替代方式，資本主義就仍然具有合理性。正如《帝國》一書作者奈格里的後馬克思主義觀點，在沒有找到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之前，人類的變革只能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進行。

　　從六、七十年代西方的社會運動之後，個人與國家、大公司之間的社團和社區以及民權運動等社會組織對國家變革的作用不斷弱化。即便美國，越來越走向華盛頓和華爾街的政治與資本的權力集中，但同時社會流沙化、個人原子化逐步加劇。在民粹主義與政治和資本權力之間，中下層民意可以影響國家變革的唯一渠道是選票。通過選票甚至英雄主義的偶像型領袖專權來變革美國，這不僅是好萊塢電影的劇情，而是 2020 年大選危機的民粹心理及其背景所在。

　　從身份特性看，作為一個商人、試圖顛覆華盛頓和華爾街的建制體系的政治素人、白人至上者以及偏執而狡詐的屌絲等特質，川普確實是符合經濟全球化糾偏、民粹主義和維護白人優勢等民意期待的最佳人選。顯然除了民粹主義狂歡和以推特為媒介隨心所欲的當代克里斯瑪式政治秀，川普在戰略外交和治國理政上素人水平低下，甚至舉世看好其商人出身的經濟治理能力亦讓人大跌眼鏡。

　　2020 年大選川普及支持者以系統舞弊拒絕承認憲政合法性，其對美國及西方民主制的傷害出乎所有美國政治精英的意料。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1835）一書中推斷的民主制弊端，在 2020年美國大選真實上演，並發展為一個短期難以愈合的致命破口。托克維爾認為，一人一票的民主制未必能選出最理想的人選，民主制在處理對外關系上也未必是強有力的。這兩個民主制的致命缺陷不幸在川普的 2020 年演變為美國大選的危機以及中美競爭的結構困境。

　　自電視時代至社交媒體風行，媒體權力的天平似乎從寡頭-資本倒向了民粹主義，尤其是在 2016 年。社交媒體將政治神棍、民粹主義以及普選制聯結成一個新的狂熱的民粹機制。若非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最後階段以 203 條款的媒體運營權進行限制，很難說美國的精英體系能阻止這場接近革命的民粹旋風。社交媒體助力的民主制的民粹主義化，事實上超出了托克維爾對民主制推選庸眾領袖的憂慮，川普總統利用白宮權力無證據指控大選系統舞弊，以及 1 月 6 日煽動推翻選舉合法性的沖擊國會事件，達到了一種危及美國及西方民主制的準政變。在選舉後期，美國民主的頂層白宮、國會幾乎處於被民粹主義侵入的失靈狀態，最終維護選舉合法性的是州政府的憲政程序以及行政、司法的公務員精英體系的職業人格。

　　川普執政四年，說明西方民主社會也有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權，也說明美國歷代先賢設計的民主機制，有效約束了一個總統的胡作非為和法西斯個性的獨裁沖動。盡管發生了沖擊國會暴亂和西方盟國的裂痕，民主的分權制衡以及企業、大學、新聞和司法獨立，有效止損了一個治國混亂的總統帶來的對國家元氣以及民主制的傷害。但川普仍傷害了西方民主二百多年的制度先進性的形象和信念制高點。

　　盡管民主制仍是人類目前相對最好的制度，但川普時代暴露了西方民主所有的結構缺陷，民粹主義可以通過選票把一個不適任的政治素人和胡作非為的神棍送入權力中心。另一個托克維爾式的結構缺陷在於對外關系的競爭，民主制的權力分散和經濟、社會、文化自治帶來的與新專制政體競爭的系統效力疲軟，表現於 2020 年疫情防治的行政效率的低下，中美貿易戰中金融經濟的資本獨立性導致的制裁合力的弱化。

　　這意味著冷戰至今美國正在遭遇一個新的列寧主義模式的強有力挑戰，即民主制的權力分散如何避免類似古代先進的農業文明屢屢被落後的遊牧文明消滅的重演？雖然今天的高科技時代的戰爭並不依靠人力資源，但有可能重演 1946-1948 的國共戰爭，力量相對弱的一方，可以通過集權制集中資源握起拳頭，對強的一方因為民主制捏不成拳頭，以中拳頭各個擊破強的一方大手掌的十指。中國對美國的威脅，並不在具體的關稅逆差或者孔子學院的鋪天蓋地開設，根本上是一種戰略威脅，即兩種制度的用力效應造成對美國的戰略消耗，這一消耗持續的長期化，不排除最終的實力翻轉的可能性。

　　在完成了資本積累和中等工業化之後，中國因為超級國家的體量和一黨制新列寧主義模式，使美國對經濟全球化出現失控。列寧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憑借一種資源集中的總體主義制度操作，通過資本輸出扮演世界產學研的全球化資源整合的模式；借助集權制集中資源，以利益分化美國內部以及美國盟友、以 5G 和一帶一路建立繞開美元的人民幣國際結算。美國雖然在國力上仍領先中國，但完成資本積累及中等工業化之後的經濟國力，向政治影響的延伸以及與美國代表的西方民主制的角逐，正在拉開帷幕。

　　民主制並非沒有針對國際沖突的權力集中和總體統轄制度，但它是一種危機性的臨時授權。類似珍珠港襲擊經過國會授權的戰時機制，或者像新冠疫情時期的國防生產法，這一機制仍然是有效的。

　　但中國以經濟戰先導的政治和文化的戰略擴戰，美國很難真正啟動戰時機制，仍需要在每一步政治和貿易沖突中不斷進行效率低下的一輪輪政治協商。尤其華爾街和跨國公司在金融經濟上的資本自治，美國政府難以建立一個華爾街和矽谷全力配合中美經濟的總體戰機制，但顯然中國在這一對美國的戰略超越中行政、經濟和社會資源的總體動員行之有效。

　　從 2020 年的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和美國疫情的處理，暴露出美國正面臨西方民主制在應對中國一黨制市場經濟挑戰下的制度優化問題，即三權分立制、美聯儲以及州政府、跨國公司、大學、新聞等地方和社會自治，如何整合為一個總體行動的準戰時的優化機制，這是中美博弈未來的戰略重點。

　　華川粉現象：從革命到文革未完成的啟蒙

　　2020 年美國大選的民粹主義和沖擊國會的一個附屬現象，即華川粉的激進主義和對系統舞弊指控的集體狂熱。圍繞著川粉尤其華川粉的問題，事實上已經不是一個有沒有大規模舞弊的問題，而是整個川普支持者和華川粉對民主常識的認知缺陷，包括人類的歷史和政治，政治與道德、民主與民粹的區別，以及憲政與革命的關系等問題上的無知或認知誤區。

　　首先，政治不是道德。人類的制度史是一個政治史，但政治與道德的區別在於政治的核心是骯臟的，因而人類的政治制度及政治實踐是骯臟與正義的一個平衡。這並不意味著人類沒有希望，人類的政治制度的歷史，尤其法國大革命以來，它是一個骯臟與邪惡不斷收縮或萎縮的歷史，民主憲政已經是一個人類二千年來邪惡和骯臟最小化的時代，但這不等於民主制度沒有骯臟，民主制度的政治核心仍有骯臟的成分，但它已經是人類二千年來制度的骯臟度最小的制度了。

　　某種意義上，政治是一種需要道德鞭策但又不能過度道德化的領域，因而不能將政治道德化。川粉心中的美國總統似乎是一種好萊塢式敢挑戰惡勢力的道德理想主義，且不論川普的道德人格是否合格，即便合格，川普也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領袖，或者他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政治家首先要有平衡或擺平各方勢力的能力，能駕馭格局並建立統一戰線。在大選後期，川普面臨副總統、共和黨領袖、各州法官和州長以及歐洲盟友都不支持他的地步，實際上在政治上是非常失敗和不合格的。如果在政治上出局了，一切理想無從談起。

　　因而，道德不能替代政治。政治當然需要公眾輿論不斷的道德評價和鞭策，在政治的行動和實踐上，不能用道德取代政治。對一個傑出的政治家而言，道德只是一個人格基礎，但徒有道德是不夠的。川普首先是政治素人，政治上，無論在國際外交的盟友關系和內政上跟各方勢力的平衡，不僅幼稚，很多政治關系的處理甚至違背基本的政治常識。至於口無遮攔和沒有事實根據的武斷指控，除了博得支持者的性格崇拜，對國家政治不僅沒有益處，而且傷害了美國乃至西方的民主。

　　第二，2020 美國大選的爭端，核心不僅在於是否存在大規模系統舞弊，而在於是否可以僅憑無證據的舞弊指控就推翻州選務系統以及國會認證的合法性？即便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證據，川粉仍相信存在舞弊。在憲政的框架下，川普和川粉們有質疑、繼續訴訟、集會和抗議的權利。但前提是必須在和平法制下進行。從政治上說，美國即使存在如川普和川粉所說的系統舞弊，但目前這個系統完成了對拜登當選的認證，就至少要在制度上接受它的合法性。正如參議院議長麥康奈爾所說，如果選舉失敗，以相信存在舞弊就可以推翻選舉的認證，西方民主的基礎就將被顛覆。

　　這就引出了第三個問題，即憲政與革命的關系。川普及支持者是否可以在現有制度之外進行無政府暴力的“人民執法”？包括非法沖擊國會以及揚言中的武裝暴動、軍隊政變和革命。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革命的前提是所有憲政手段用盡之後，憲政制下的結社、言論自由被剝奪，或憲政制完全被廢棄。但美國遠遠不到這一步。這次川普支持者及華川粉的激進主義，實際上是一場以“人民執法”概念的民粹主義的無政府暴力，即認為當民主系統存在大面積問題時，人民有權用暴力推翻現制度。這意味著川普支持者尤其華川粉的激進主義，仍持一種文革式的民粹主義狂熱，混淆了民主與民粹的區別。

　　民主憲政與革命的關系，又涉及到民粹主義與民主的區別。自英國大憲章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以來，民主的制度性質並不是“人民作主”，更不是“底層人民作主”，而是在法律面前一切人平等。這個“一切人”包括上流貴族、資本家、中產階級和底層百姓，包括仍有政治權利的監獄服刑犯。民主制保護在言論自由和投票上以和平方式表達質疑和不服，但不能以暴力和反法制方式“人民執法”。如果一定要做，無論古今中外，結局是一樣的，即成功了就是造反有理光榮革命；輸了就是“叛亂”或“暴亂”。

　　從 1 月 6 日至今的表現看，川普希望支持者為其背書但又不想負責任，他當然希望全國為其選舉問題鬧出紛爭甚至流血事件，他只是希望以不說出“暴力”二字煽動混亂，但未想到沖擊國會的反彈後果如此嚴重。這一嚴重性不僅在於政治和法律後果，而是美國的資本系統對其經濟封殺。資本控制的經濟系統對川普及支持者的經濟懲戒，比如禁止社交媒體賬號、限制金融和商業服務以及航行、住宿等，這才是美國資本主義對一個人最大的災難，這可能是華川粉體會不到的。

　　最後，就涉及一個根本問題，即英國大憲章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以後至二戰完善的西方民主憲政制度的結構缺陷，即西方的民主制度從英國大憲章運動開始，就包括兩個部分，即憲政和資本主義。憲政部分從二戰至今基本上完善了，憲政指的是程序正義和基本的公民權利和平等權利，但資本主義部分實際上至今並沒有實現平等，甚至不受民主政治約束。這是一開始就這麽設計的，即政治家可以周期輪換，公眾有充分的結社和言論自由，但撼動不了資本的長期壟斷和統治。就如每個公民有參選總統的權利，但沒有錢就選不了總統。

　　美聯儲作為美國的中央銀行，實際上是一個私人銀行聯盟，不受白宮或美國政府管轄的，華爾街是一個獨立於美國政府的國中之國。

　　當然，它不會亂來，它是一個由銀行家大佬相互制衡的金融共和制，這個金融共和國控制了美國及世界的金融，美國政府只是負責國際外交、軍事、社會。因為政治家 4 至 8 年換一波，但金融家族可以保持幾百年壟斷，政治勢力的周期性更替，難以撼動幾百年累積不被拆散的金融勢力，因而真正影響美國的實際上是華爾街及其近 30 年崛起的矽谷的科技巨頭。

　　那麽，這就要回答一個終極問題，是否要推翻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憲政和資本主義制度設計？答案暫時是否定的，因為人類尚未找出或進化到用金融組織人類經濟和經濟交換的更好的方式。19 世紀後期開始，人類曾經想用共產主義的反金融資本主義模式取代金融和市場經濟，結果均告失敗。另外，人類是否能建一個完全平等公正的理想烏托邦制度，答案也暫時是否定的，因為這是上帝都不能解決的問題。看過《聖經》就知道，人性的天使與魔鬼的混合性以及大部分身上與生俱來的劣根性，使得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制度實驗和人性矯正至今不成功。上帝親自為以色列人制訂戒律、建立制度並挑選國王，最終還是遭到人類的一再背叛。自從人類打開了欲望，上帝都無法將伊甸園變成永恒的理想制度，人類的自我設計能超越上帝？人類所能做的只是建立一個狗咬狗的制度。川粉的錯誤在於，不是把川普當成一條狗，而是看作當代的神子，這才是川粉亂象的根源！

　　川粉近乎形成了一個神信共同體。他們認定事實不需要證據，只要這個川粉同溫層每人說一句有舞弊，靠同溫層的說話人數重覆率，就能認定事實，就像陪審團。川粉是一群簡單認定事物的主觀偏執癥的人群，他們首先自我假設一套道德概念體系，並建構了一套“正義”話語：即世界已經不正義了，被少數權貴壟斷了政治和經濟，造成兩級分化；川普的上台帶來了改革的希望，能通過總統平台迅速扭轉世界的邪惡。川普的理想遭到美國政治和資本系統的系統圍殲，包括媒體封殺、選舉舞弊操縱。選舉因此被建制派奪走了，美國將走向社會主義。因而現在到了人民執法以及政變、革命和暴動的時刻。

　　川普與川粉的關系，實際上接近於一種德國納粹的慕尼黑啤酒館暴動和國會縱火的法西斯主義，以及中國文革的民粹主義暴力，意識形態的集體妄想癥、偶像的個人崇拜和領袖的廣場克里斯瑪效應，以民粹主義、人民執法的無政府暴力來代替憲政和法制。今後將是川粉和華川粉一個長期的心理治愈過程，這一年，川粉們處於一種被附身的心理癲狂，陷入一種臆想、妄念、暴躁、疑心、革命甚至神巫的降神會信徒的叫魂狀態。他們不斷期待下一個神跡，但是一切都沒有在實在界發生，發生的只是佛洛依德、榮格在一百年前精神分析關注的人類附魔後的心理癔癥。理論上這不是一個新的現象，但人類中的一部分總是會在新的時代以新的方式一再被附魔，並因為互聯網社交媒體和一個病態的巨嬰占據了權力中心的白房子，產生了更大的叫魂效應。

　　與文革不同的是，互聯網的社交媒體作為一種新的社群形式，加速了一種民粹主義的神信同溫層模式的全球化。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地點的人，借助社交媒體，上午美國的自媒體發表的假消息或指控，下午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國的川粉一覺醒來，就會發出回應。由於互聯網，空間分散的個人粉絲，即時形成同溫層情緒和觀念的發酵效應，並不需要外界的證據認定，僅憑社交媒體的“陰謀論”情緒以及無根據認同，就能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粉絲社群對某個指控深信不疑。這個同溫層不僅意識形態化，甚至一定程度的宗教神信化，以占卦預測判定政治走向，甚至將川普這樣一個反民主、歧視女性、種族主義、法西斯作風的人，看作上帝的神選之人。

　　華川粉是這次美國大選的一個令人驚詫的外溢效應，以及華人對政治現代性持續一個世紀的意識形態迷誤的大規模爆發。這表明中國從共產主義革命至文革關於民主制、民粹主義及革命和憲政的認識，仍未完成現代啟蒙。這不僅體現為民智未開，甚至知識分子和自由派精英仍未走出革命和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誤區，預示了中國未來的民主之路仍很漫長。

　　關於什麽是社會主義、美國的憲政和選舉制度、民主與民粹的區別，華川粉缺乏基本的常識，甚至很多錯誤理解。在大選中期，華川粉中流行一個普遍認同的說法，拜登和民主黨若贏得選舉勝利，美國將走向社會主義，因而 2020 年美國大選將是一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十字路口之爭。這不僅是對社會主義概念的無知，且將中國政體經驗硬套在美國身上。自克林頓、奧巴馬時代，民主黨試圖吸收北歐社會主義色彩的高福利政策和全民醫保、歐洲綠黨的全球氣候治理以及在加州推動的移民和教育上的種族比例平衡政策，這些政策屬於左派和社會主義色彩。且不論中國當前的政體是否真正的“社會主義”，美國怎麽可能走向中國式一黨制社會主義？所謂美國處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轉折，實是無稽之談。

　　關於革命和憲政以及民粹主義的“人民執法”。華川粉中的激進主義不斷叫囂革命、軍事政變以及川普支持者在憲政體制之外進行“人民執法”的暴動，推翻國會和地方選舉人團的合法認證。這意味著中國自共產主義的革命暴力至文革民粹主義的“人民執法”的激進意識形態仍是一種廣泛的集體潛意識，甚至追求民主的自由派精英，後者表現為通過海外的中文自媒體極盡政治造謠、假消息和意識形態煽動，成功的通過社交媒體，形成一個海內外中文自媒體假消息和意識形態的洗腦效應。

　　比起美國的川普支持者，華川粉具有中國變革語境下的社交媒體的意識形態的極端效應。雖大部分華川粉只是看客，大部分非華裔美國人不懂中文，加上有投票權的華人占美國人口比例不高，因而並不能左右美國大選。但中文自媒體在 2020 年美國大選中極端的意識形態煽動卻非常成功，可以想見未來中國的第一場民主選舉會是怎樣一種民主制之初的過渡時期的民粹亂局。

　　結語

　　川普時代的四年亂政、美國大選的憲政危機以及民主制在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戰中的應對不力，既暴露了西方民主制所有的結構缺陷，亦放大了中國經濟崛起的超級體量在新列寧主義模式未建立約束機制之前對未來全球秩序沖擊的不可控性。

　　對美國應對中國的戰略回應而言，除了強化高科技的國安機制、與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對等交流、重建與歐洲韓日及五眼聯盟的盟友關系，其戰略核心是經濟全球化不能再視為一種純經濟領域的中性的全球化。下一階段的經濟全球化，必然是設置意識形態的價值觀門檻，對美國及西方民主制的結構缺陷進行制度優化，以應對法國大革命以來憲政資本主義與列寧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最後一輪的制度較量。

　　中國的新列寧主義模式，不同於前蘇聯一邊倒的經濟僵化，其集權制優勢是集中國力從事大規模的公共基礎建設、對高科技進行長期基礎投資，並扮演全球化生產組織者和發展為新的貨幣結算中心。

　　在完成資本積累之後，全球化布局的新列寧主義模式，其制度軟肋是思想、教育和意識形態的控制，而導致高科技的自由創新的鉗制。法國大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的現代歷史，迄今尚未出現過專制政體仍能走向科技巔峰的先例。另外，中國自身亦需要建立自我約束的憲政機制，防止大國崛起後的法西斯沖動帶來的人類災難。

　　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需要真正對 20 世紀的中國革命及文革的民粹主義狂熱作出省思，並盡可能完成尚未完成現代性啟蒙，在變革尚未到來之前，做好公共啟蒙的知識梳理。

　　（2021/1/26）

　　美國大選反思

　　歷史藏在細節中，川普是如何被拜登打敗的？

　　阿井

　　當我們談論美國大選，究竟在談論什麽？是謊言？是撕裂？還是痛看昔日先鋒擁抱保守？

　　生活在 1920 年代的巴黎、東京或者芝加哥的人們，會看到街上的 T 型汽車越來越多，樓越來越高，可以在某種新的大型店鋪買到來自印度、中國的新鮮玩意。這些是隨著鐵路、海運與航空普及而帶來的產物。

　　問題是，除了感受到技術與社會時空的劇烈且巨大的變化外，彼時的人們能看明白人類社會的深刻改變嗎？比如能夠預測 1930 年代的世界？恐怕很難。

　　今天我們遇到的問題和彼時差不多。2020 年，新冠病毒以平等而普世的姿勢沖擊著所有人，讓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書面報告走入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麽？我們也不能真正看明白。

　　既然看不明白，我們選擇梳理與記錄。尤其是記錄幾個在現代化進程中處於突出地位的社會。看看它們這一年最值得關注的是什麽。

　　權力變遷、技術躍進、觀念顛覆、社會動蕩，還是抗擊病毒？我們沒

　　有明確答案，只是希望多年後回頭看 2020 時能夠會心一笑，哦，原來是這樣。

　　終於，一個短暫而瘋狂的時代要劃上休止符了。

　　2020 美國大選，全球矚目。當“黑天鵝”起飛，依靠“無知少女”，拜登順勢而上，在南方翻了深紅的佐治亞和亞利桑那，在北方拿下民主黨上次失去的威斯康辛、密歇根、賓夕法尼亞，以 306 張選舉人票打敗川普。

　　雖然川普現在還沒公開認輸，鐵粉仍在苦尋翻盤之道，可這些小打小鬧，已激不起大浪花。

　　如今白宮就像一個大鐵籠子，1 月 20 日，大門沖著街道打開，會把川普放出去。當有分量的盟友紛紛跳船，除了粉絲、債務、訴訟，川普所剩無幾。

　　新世界在掙紮著誕生。

　　“為國家靈魂而戰”

　　拜登其實是逆襲那一方。

　　今年三月之前，沒人敢說拜登會贏。有如日中天的桑德斯和沃倫在，黨內人士都不看好中規中矩的拜登。況且新冠襲來前，川普天天吹噓自己治下的經濟數據。那時，在很多人心目中，計劃連任的川普是一個不喜歡但又幹不掉的存在。

　　遙憶上屆美國大選，大多主流媒體都覺得希拉里穩操勝券，不把素人川普放在眼里。不被看好的川普四處集會，到處拉票，天道酬勤，他居然入主白宮。

　　四年後，拜登起初也處於弱勢，其競選口號還是“為國家靈魂而戰”——最初聽起來還有些虛無縹緲。但到後期，當川普四處樹敵，其攻擊性的言論、反科學的舉止、無止盡攻擊對手，讓傳統被破壞殆盡，律法被踐踏成泥，這時候，尋找“國家靈魂”就有了直刺人心地力量。

　　拜登的政治洞察力還不止於此，屬於溫和派的他，黨內勝出後，第一時間跟桑德斯等人握手言和。這一點尤為重要，四年前桑德斯跟希拉里不睦，到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前一個月，桑德斯才勉強表態支持希拉里，那場黨內分裂，讓支持桑德斯的年輕人，轉而給川普喂票。而今年，拜登提前 3 個月就搞定桑德斯，避免了黨內內訌。

　　等到川普和拜登對決時，黨內進步派為拜登踴躍站台。這說明，拜登或許不是今年候選人中最受關注的，可他做到了希拉里都沒能做到的——分裂美國時下最需要的能力——團結一切能團結的力量。78 歲的拜登，老驥伏櫪，在華盛頓混跡 47 年後終於開掛。

　　當“黑天鵝”起飛時

　　新冠大流行遇上總統大選年，美國政治迎來最大的變量。

　　2016 年，川普以反叛者姿態橫空出世。趁著美國兩黨拋棄勞工階級，窮白人失落了，打著“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旗幟，試圖對兩黨政治偏向做調整，贏得藍領工人、郊區白人、福音派人士支持。執政後，川普以“美國優先”為行事依據，把產業鏈從全球撤回，滿足國內勞工階層就業需求，美國經濟數據一度非常好。

　　但突如其來的新冠，使川普執政成果大打折扣。之前，用經濟指標來考察得失不再有效。重大危機當前，作為一個素人政客，川普執政經驗缺乏的劣勢被無限放大。

　　美國政府各項系統非常完備，大流行病來臨，只要依照常規處置，傾聽專家建議，川普都不會失分太多。可惜，三年來所謂的經濟數據高漲，讓川普剛愎自用，其內閣政要來來去去，人才雕零，缺乏影響總統最終拍板的智囊。

　　今年三月，新冠已有擡頭之勢，美國地方開始緊張抗疫，但川普仍不重視。猶記得，加州公主號郵輪感染新冠時，他還把抗疫總指揮

　　棒交給副總統彭斯。等新冠不斷蔓延，川普幾乎步步被動。他後來跟科學家福奇隔空互懟，跟媒體互罵等，都不妥。

　　一場新冠，暴露川普政府四年來的諸多矛盾。當所有歸零，打敗川普的並非拜登，其實是川普自己。後來，美國新冠死亡數不斷上升，以及大選民調落靠後，不斷炙烤著心急如焚的川普，他轉而找人背鍋泄憤，跟世衛組織鬧得最難堪，最終竟宣布退出世衛。

　　美國本是世衛最大募捐者，通過世衛施加全球影響力，世衛雖有很多不足，但它確實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衛生機構。全球危機時刻，本是大國合作良機，可川普不斷強化單邊主義，狠狠地給自由派和盟友一記又一記耳光。

　　十月初，川普和白宮多位要人感染新冠的消息傳出，全球嘩然。

　　總統感染新冠，這對國民心理防線是一個打擊。白宮病毒圍城，不能保護自己的總統，如何保護國民？川普的潰敗，就在眼前了。

　　“郵寄選票”生死局

　　郵寄選票，作為大選的可選性投票方式，成了川普的生死劫。

　　美國地廣人稀，有選民來不及到現場投票。如果大規模開始郵遞選票，肯定會增加投票人數。尤其在中部搖擺州，一旦激活民主黨支持者，對川普是當頭一棒。

　　四年前，川普比希拉里少拿 300 萬普選票，但贏下了關鍵州的選舉人票。可惜這四年，川普不思進取，未意識到自己是少數派總統，不僅沒有安撫社會矛盾和黨派矛盾，還刻意挑釁對手。到最後，只勉強保住選舉基本盤，新盤幾乎沒有開拓。

　　2020 美國大選，1.55 億人投票，投票率 66.7%，至少有 5500 萬郵寄選票。開票第一天，川普在美國五大湖附近選票領先，那時，川普陣營都認為他連任有望，隨著剩下的幾百萬張郵寄選票被逐漸一一清點，拜登後來居上。

　　但川普有極強的政治嗅覺，知道郵遞選票是自己罩門。從年初開始，他就反覆強調郵寄選票有問題，“造假”“欺詐”“非法”這幾個描述郵遞選票的核心詞匯，幾乎沒變過。直到九月底，總統電視辯論時，川普還在否定郵寄選票。

　　這些指控，為大選後系列訴訟埋下伏筆。哪怕如今拜登普選票和選舉人票都大大超過川普，川普也不認輸，甚至以此為借口，向支持者募捐，大選結束後月余時間內，川普還籌集 14 億資金，打破歷史記錄。

　　“無知少女”攪翻美國

　　新冠是美國大選的黑天鵝，那“黑命攸關”運動就是黑天鵝下的蛋。

　　正值新冠蔓延，警察在明尼蘇達州跪殺非裔弗洛伊德，飽受隱形歧視的非裔群體走上街頭。當時，許多人失去工作，隔離的焦躁，生活的困窘，以至於壓抑的怒火被點燃，全美各地掀起轟轟烈烈的平權遊行，部分地方引發騷亂。

　　覆雜聲音湧來，民主黨一次次隔空喊川普是種族主義者，歷史細節被一再放大清算，有種族歧視瑕疵的名人的雕塑被推到……面對困局，川普無解，只有咒罵和情緒發泄，一次次叫囂“法律和次序”，威脅用軍隊平暴，引發反感。

　　平權浪潮後，大多數非裔很自然的站到拜登一邊。拜登手上的牌越來越多。多數美媒認為，無黨派中間選民、知識分子、少數族裔、性少數、青少年、女性選民對拜上台貢獻最大。取這些群體的關鍵字概括，就是“無知少女”。“無知少女”大選前為川普添堵，大選時為拜登拉票，大選後還被選為拜登未來的執政骨幹。

　　今年美國女政客，最是群星璀璨：哈里斯將成美國第一個女副總統；佐治亞州前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史黛西，花幾年時間，重塑非裔投票信仰，把 20 年深紅的佐治亞攪個天翻地覆；國會女議員、印第安人哈蘭德被提名為內政部長，有望成近 200 年，管理土著機構的第一位土著部長；眾議院首席顧問、華裔戴琪被提名為美國貿易代表。

　　因為囊括多位女性、少數族裔女性、非裔、公開身份的同性戀政客等，拜登內閣還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多元的內閣班底。

　　“義烏指數”失效了

　　押寶美國大選，五月拜登勝利有望，到九、十月就能篤定拜登勝率更大些。

　　作為異類政客，川普挑戰傳統，也必被反噬。八月共和黨代表大會上，川普全家上陣，雖現場聲勢浩大，可有分量的黨內建制派大佬，似乎在做切割，並未前來捧場。這次黨代會，就像會後的那場煙花，絢爛驚艷，卻炸出了寂寞。

　　到八月九月，拜登當選的最好信號出現——團隊籌集的競選資金大大高於川普。美國大選，錢多未必當選，但是沒錢肯定難當選。

　　如今拜登籌款多，也算是美國人提前用錢給他投票。數據顯示，一些華爾街財閥也拋棄了川普。

　　四年前，

　　“義烏指數”一直預測川普會贏。今年大選前一周，《紐

　　約時報》還說，“義烏指數”再次指向川普贏。有義烏商人說，川普帽子訂單數“今年有數萬個”，“拜登只有幾千個”。

　　然而今年“義烏指數”魅力不再。原因很簡單，因為消耗小對象最多的是競選集會活動，新冠持續大流行，拜登一直都嚴格限制現場活動人數，哪來義烏商品的用武之地。

　　有義烏商人曾告訴全現在，這兩年以來，美國客戶流失很快，現在訂單多來自歐洲。他說，許多美國老客戶去了越南，加上中美貿易戰影響，有買家怕中途生變，不敢發大訂。

　　時過境遷，一個不能賣更多產品給美國的“義烏指數”，還剩多少可信度？

　　所以，我們談論美國大選，究竟在談論什麽？

　　是謊言？是撕裂？還是痛看昔日先鋒擁抱保守？

　　比起隔靴搔癢的東方玄學，真正的美國本土語境，包括大選民調，才更有參考價值。

　　跟四年前一樣，今年美國搖擺州民調誤差較大，備受詬病。隔岸看戲如我們，大多也對美國大選民調嗤之以鼻。但事實上，拜登今年超川普 700 萬票，領先 4.4%，加上 2%左右的民調誤差，對比選前民調，只要不是太有政治傾向的民調公司，全國民調失準率其實不大，有些還特別準。

　　民主制度的守望者

　　大選終戰來臨，因為郵寄選票點票延遲，總統選舉日變成選舉周。

　　少有美國總統大選，像今年一樣跌宕起伏。直到 11 月 8 日，美國總統大選日後的第五天，賓州費城唱票結束，這個曾發表《獨立宣言》的城市，才首次宣告拜登的選舉人票超過當選需要的 270 票。

　　美國大選以後，川普眷戀權棧，不願認輸，又有瘋狂支持者力撐，在別的國家，這或許會發生嘩變，可是美國卻依照選舉流程，把有威權傾向的政客趕下台。盡管過程有波折，但拜登明年上台已成定局，美利堅選舉制度的彈性再次得到檢驗。

　　今年六月，川普在白宮邊驅趕抗議者，叫上軍方將領作陪，被外界批評。等緩過神來，軍方就開始抵制總統命令。隨後軍隊高層公開警告，軍隊只效忠憲法，不效忠總統。而且，連一向都被川普視為自己陣營的司法部，其鐵桿盟友——司法部長巴爾，都頂住壓力，拒絕在大選期間調查拜登家人，從而影響大選走向。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更是築起一道高墻。大選之後，選舉作弊訴訟要麽被駁回，要麽被多數大法官否決。九月，美國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川普力推新法官巴雷特上位。保守派對巴雷特報以期望，但選後幾樁訴訟，巴雷特堅守立場，並未完全站川普陣營。

　　保住底線——是今年美國民主制度的守望者，給覆雜世界最大的饋贈。

　　包括美國自由派主流媒體，盡管遭到保守派的強烈攻擊，仍堅持所信的普世價值。川普一舉一動，都被媒體所審視：白宮的例行疫情會，成了媒體群責總統作為不力的大本營；大選前，美國多家主流媒體放棄多年以來的中立報道原則，公開發社論挺拜登；大選後，哪怕是川普擁躉的保守派媒體代表——福克斯新聞，同樣拒絕修改亞利桑那州的大選結果。

　　明年一月，川普會走，但川普主義卻會留下來。這四年，許多人已經厭倦——他所煽動的種族主義、孤立主義、對多元文化不寬容、對外來者的不信任、對科學的鄙夷、對陰謀論的偏執、對女性的歧視、對穆斯林的憎惡、對弱者的嘲諷、對政治強人的向往，對逝去榮光的緬懷……

　　四年沈屙，大道艱難，78 歲的拜登，美國歷史上最年長的準總統，該如何肅清川普主義，彌合傷痕帶領國家前行，全世界都在觀望。

　　（首發於 allnow.com 網站，2020/12/27）

　　談美國總統選舉制度存在的問題

　　杜延林

　　川普的支持者們經常會說，川普是美國人民選出來的，是美國民意的體現。美國的總統選舉真的是像他們說的那樣每次都是多數人意志的體現？我們現在就以美國歷史上總統選舉的幾起爭議為例，來看一下美國總統選舉人團制度存在的的問題。

　　美國的選舉制度是所謂的間接選舉，它不是按比例由公民直接投票選出總統，而是先由各州選出選舉人，組成選舉人團，然後再由選舉人團投票選出總統。最開始設計這個制度的目的之一是要保護小州的利益。建國初期，州與州之間的人口差別非常大，像紐約這樣的大州有幾十萬人，特拉華這樣的小州人口只有幾萬，如果按比例分配，美國 13 個州中只需 5 個州就可以決定多數，小州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另一個原因是，像麥迪遜這樣的開國先賢對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能力沒有信心，由於美國地域遼闊，那時候通訊交通都不方便，普通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也不高，他們對總統候選人缺乏了解，如果讓他們選出他們信得過的當地精英（選舉人）來投票選舉總統，更能保障選出所謂的“自然貴族”。那個時代，民主並不是一個令人向往的價值，開國先賢設計一種間接選舉制度，恐怕也有對民眾易被陰謀家煽動而出現狂熱的多數暴政的恐懼。

　　選舉人團制度，是按照各州參眾兩院的人數來分配選舉人指標的。參議院每州兩個名額，大小州相同。眾議院按照人口比例分配指標，但最小的州至少有一個指標。憲法只規定選舉人的指標和由選舉人團投票選舉總統及選票送達格式，但每個州具體怎麽操作聯邦憲法是不管的。聯邦憲法中的聯邦權力是州權的讓渡，除了明文規定的聯邦權力外，剩余的權力都是州的權力。

　　這樣，後來選舉人投票演變成贏者通吃就很自然了。比如某個州的選舉結果是民主黨候選人得票 51%，共和黨候選人得票 39%，另外10%的選票投給了第三黨或獨立候選人。恰好這個州的參眾兩院最高法院法官多數和州長都是民主黨人，他們就會改變選舉規則，規定只要本州島島的多數人選擇的是民主黨候選人，那麽選舉人票就全部投給民主黨候選人，這種贏者通吃就實現了黨派利益的最大化。當一個州這樣規定，其他州能不跟著效仿嗎？因為每個州都有一個占多數的政黨，看到某個州贏者通吃，其他州如果不跟進，其多數黨就覺得自己吃虧了，因為他要把選舉人票分給對手。如此一來，幾乎所有州的選舉人票最後都變成了贏者通吃，那麽這就不再是一種間接選舉，選舉人團變成了僅僅是一個名額的概念。但是，它又不是真正的直接選舉，起碼不是按人口比例的直接選舉，選舉人團的名額分配跟人口比例極不相稱。比如，羅德島人口是加州的 1/60，他的選舉人票是加州的 1/18，也就是在加州是 60 萬人一個選舉人，羅德島 18萬人一個選舉人，各州選民選票的含金量差別太大。這就是為什麽有的總統候選人贏得全國總票數多數甚至超過半數，卻輸在了選舉人票上，典型的代表就是 2000 年戈爾和小布什的選舉，戈爾多出 53 萬張普通票，卻敗給了小布什，小布什獲得 271 張選舉人票。從 1961年，美國的參眾兩院人數就固定成 538 人不再增加，它的一半是 269個人，也就是誰獲得 270 張選票以上誰就獲勝。當時小布什獲得 271張選舉人票，只多出兩張，獲得了美國總統職位。這個過程非常覆雜，經過了好幾次來回的訴訟，最後由非民選的最高法院決定了總統歸屬，這不能不說是對美國民主的諷刺。

　　迄今為止，歷史上發生多次類似情況。

　　第一次選舉危機出現在 1800 年亞當斯與傑斐遜競選美國第四任期總統時期。那時規定總統和副總統一起投票，托馬斯·傑斐遜和阿隆·伯爾作為民主共和黨候選人參選總統與副總統，約翰·亞當斯和查爾斯·平克尼代表聯邦黨人搭檔競選總統副總統，每個選舉人可以投兩張票，但為了防止地方主義，有一張選票必須投給非本州島島的候選人，得票最多且過半數者可以就任總統，得票第二者為副總統。

　　選舉結果傑斐遜與伯爾得了相同的 73 張選舉人票，亞當斯和平克尼分別得了 65 和 64 張選舉人票。顯然，亞當斯和平克尼落選，但因為傑斐遜和伯爾票數相等，而那時候選票並不區分總統副總統，這樣誰是總統就成了問題。按照聯邦憲法規定，當選舉人票出現爭議時，應該由國會眾議院一州一票進行表決，過半數者當選。但如果眾議院截至總統就職日（3 月 4 日）（此時只剩兩周時間）還無法決出勝負怎麽辦？聯邦憲法並無規定。而且吊詭的是，聯邦憲法規定國會會期是每年的 12 月份起，當時已經進行了國會選舉，民主共和黨大獲全勝，但必須到 1801 年 12 月份才能開會。這樣，決定總統命運的投票只能交給已經落選到期即將離任的聯邦黨人控制的國會去決定。聯邦憲法實際上漏洞百出。問題是聯邦黨人的選項不止是傑弗遜和伯爾，一篇署名“霍雷休斯”的短文發表在《華盛頓聯邦黨人報》

　　上，通過對聯邦憲法進行解讀和推理，得出結論：只有一種途徑可以終結“總統難題”：如果眾議院陷入僵局，行將離任的聯邦黨人國會和總統應該通過一個新的法律任命一位“美利堅合眾國的官員”擔任總統以取代托馬斯·傑斐遜。這個官員應該是誰？霍雷休斯沒說。但按照他的邏輯，最合適的人選應該是時任國務卿兼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約翰·馬歇爾。而後據考證，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正是此公。

　　對於聯邦黨人的陰謀，民主共和黨人進行了激烈的反擊，傑斐遜告誡亞當斯，此時一種非常危險的實驗正在醞釀著，志在通過國會立法挫敗總統選舉……這一措施很可能導致武裝抵抗，後果不可預料。

　　實際上，民主共和黨人控制的兩個極容易組織起來向華盛頓進軍的州長職位——弗吉尼亞州的詹姆斯·門羅和賓夕法尼亞州的托馬斯·麥凱恩已經采取措施，籌建他們各州的民兵組織以采取有效的行動。雖然聯邦黨人的報紙叫囂要“武裝馬薩諸塞州的六萬民兵以摧毀那些來自賓夕法尼亞的外國人或者弗吉尼亞的一些氣勢洶洶的滋事者所形成的力量”，但鞭長莫及，新英格蘭離得太遠。對於聯邦黨人來說，更為不幸（卻是美國的幸運）的是，本來在美國與法國沖突之際，漢密爾頓曾想組建一支常備軍由他親自指揮以應付法國可能的入侵，但由於亞當斯跟法國達成了和平協議而使這一動議擱淺。

　　在經過 35 輪投票後，傑斐遜一直以 8 票領先於伯爾（6 票），那時共有 16 個州（兩個州因兩人得票持平而棄投），傑斐遜沒過半數。此時，特拉華州的唯一的眾議員聯邦黨人詹姆斯·貝亞德站了出來。如果繼續僵持下去，一旦發生內戰，特拉華州將成為戰場，這是這個小州無法承受的，據說其通過私下與傑斐遜談判，貝亞德在第36 輪投出了支持傑斐遜的關鍵一票，使危機得以化解。

　　經過這一次爭議以後，美國的國會開始修改憲法，增加了第 12修正案，主要是解決總統和副總統分開投票問題，總統就是總統，副總統就是副總統，以防止再次出現類似情況，但這並沒有解決其他的問題。

　　第二次選舉危機出現在 1824 年昆西·亞當斯與安德魯·傑克遜之間的競選。昆西·亞當斯獲得 30.5%的選票，安德魯·傑克遜獲得43.1%的選票，傑克遜的選票數超過亞當斯，但是沒有過半數。命運又一次交給議會，由議會來選出總統。因為第三名放棄競爭，轉而支持亞當斯，這樣亞當斯的選票就過半了，議會宣布亞當斯當選，這讓傑克遜出離憤怒。民主共和黨的創立人是傑斐遜，而現代民主黨的創立人是傑克遜，是他分裂了民主共和黨。這次倒黴的是民主黨，但民主黨的黴運才剛剛開始。

　　第三次選舉危機出現在 1876 年民主黨人蒂爾頓與共和黨人海斯競爭總統職位中。蒂爾頓的選票多出海斯 25 萬張，他的選舉人票也多，獲得 184 張選舉人票，海斯是 165 張選舉人票，但蒂爾頓落選了。奇怪蒂爾頓為什麽會落選？因為他差一票（185 票）才能過半，這個時候出現了爭議。當時南北戰爭剛剛結束，南方黨爭激烈，南方的三個州（南卡羅萊納、佛羅里達、路易斯安那）和俄勒岡報來的選舉結果報告都有兩份。本來，按照憲法規定，要有作為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在兩院全體會議上當眾拆封，宣布總統選舉結果。但現在，如果由他來決定，肯定選擇有利於自己黨（共和黨）的報告（當年傑斐遜作為參議院議長拆封宣布佐治亞州不太合規但有利於自己的選舉結果報告有效，避免了更覆雜化的局面的出現）；如果由民主黨占多數的眾議院決定，則肯定是蒂爾頓當選。於是國會就組成了一個 15人（參眾兩院和最高法院各派 5 人）的選舉委員會（其中，民主共和兩黨各 7 人，無黨派的大法官 1 人），進行投票，1877 年 3 月 2 日，離總統宣誓就職僅剩兩天，委員會以 8：7 裁定，海斯獲得四個州的選舉人票，以一票之先當選總統。

　　民主黨在南方占多數，選舉結果不利於南方，然而南方為什麽會接受這一結果？因為他們達成一項骯臟的交易，總統給共和黨的海斯，但是北方軍隊撤離南方，結束南方重建和對黑人的保護。一位歷史學家評論說：兩黨“妥協的真正受害者是南部的黑人，因為它正是以他們為犧牲品而達成的，從而使寫入第 14 和第 15 條憲法修正案的各項保證的實際施行，延遲了三個世代之久”。

　　為了彌補這一憲法漏洞，1887 年國會制定並通過了《選舉人票計算條例》，規定某州的總統選舉人票出現爭議時，州立法機關應在選舉團正式投票選舉總統的前一個星期，按大選前制定的選舉規則，解決爭議，產生該州總統選舉人名單，以免把矛盾推給聯邦國會。這就是所謂的“安全期”條款。

　　第四次選舉爭議出現在 1888 年民主黨人克利夫蘭與共和黨人哈里森競選時。民主黨人克利夫蘭得了 5540050 張普通票，168 張選舉人票；共產黨人哈里森得了 5444337 張普通票，233 張選舉人票，哈里森當選，受傷的又是民主黨人。

　　2000 年共和黨的小布什與民主黨的戈爾競選總統，戈爾的普通票多出了 53 萬張，這不是個小數，但小布什以 271 張選舉人票微弱多數當選美國總統。

　　國內有些反美人士曾經說，美國也是世襲制，因為老布什當完總統，其兒子小布什繼續當，這種說法很無聊。戈爾跟小布什一樣，也是政界元老的後代。小布什的爺爺是康涅狄格州國會參議員，父親老布什是兩屆副總統加一屆總統，小布什本人幹了好多年德州州長，幹得不錯；戈爾的父親是田納西州的國會參議員，戈爾本人的政治經歷也非常輝煌，28 歲當選眾議員，後來當選參議員，當過 8 年的克林頓的副總統，不管是出身還是個人的經歷都不輸小布什。

　　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導致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使得總統競選的競爭主要集中在所謂的搖擺州。對於深紅州和深藍州，基本不存在競爭，比如紐約加州等這些大州，是民主黨的票倉，有些州則是共和黨的票倉，因此這些州也就沒有多少競選的價值。民主黨票倉主要是北方幾個比較開明的大城市，共和黨的票倉主要是西南部這些偏遠的落後的小州。那麽為什麽又會出現受傷的都是民主黨現象？因為大州是民主黨的票倉，民主黨在總人口上是占優勢的，而小州在選舉人票上占優勢的，至少每個州都有兩個參議員席位。

　　2000 年大選前，雙方算來算去，有三個搖擺州最關鍵，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和佛羅里達州。11 月 7 日計票開始，選舉結果很快出來了，雙方都拿下了自己的“票倉”和預計獲勝的州，同時戈爾拿下了賓州和密歇根州，如果再拿下佛羅里達州，民主黨將入主白宮。計票截止日東部時間晚 9 點，媒體報道戈爾獲勝。正當民主黨歡慶的時候，晚上 10 點多，媒體宣布數據有誤，佛羅里達是未定之州。

　　到次日淩晨 2 點，CNN 宣稱小布什贏得佛羅里達 25 張選舉人票，最終獲得 271 張選票當選。於是戈爾打電話祝賀小布什當選美國總統，然後驅車前往田納西州議會大廈，準備公開認輸。此時佛羅里達州檢察長（民主黨人）給戈爾打電話，通知他先不要急於認輸，因為兩人得票差距不到 0.5%。按佛州法律，如果兩個人的選票差達不到0.5%，可以重新計票。戈爾立即給小布什打電話，稱現在不承認敗選，要重新計票，剛才的祝賀作廢。

　　11 月 8 日下午，佛羅里達完成了 67 個縣的計票工作：在大約 6百萬張選票中，小布什贏了 2909135 張，戈爾贏了 2907351 張，其他候選人贏了 139616 張，小布什僅比戈爾多得 1784 張。票差不到0.03%。按照法律規定，各選區（縣）選舉委員會必須重新機器計票，另外，候選人有權在選舉結束後 72 小時內提出人工重新計票的要求，由縣選舉委員會決定是否可行。11 月 19 日，經過機器的重新計票，小布什比戈爾只多 327 張票，這下戈爾更不甘心了。於是戈爾方面要求對棕櫚灘縣等若幹屬於民主黨勢力範圍的選區進行人工計票。

　　對於佛州的重新計票，小布什陣營非常不滿。11 月 12 日，小布什方面向佛羅里達的聯邦地區法院提出緊急申請，要求法院下令停止人工計票，但地區法院以人工計票屬於州法管轄範圍，聯邦法院不能隨便幹涉為由，拒絕了小布什方面的要求。小布什方面決定向在亞特蘭大的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提出上訴，16 日，該院以相同理由駁回。

　　佛羅里達州務卿、共和黨人哈里斯女士宣布，11 月 14 日（當選結束後第 7 天）是各縣上報選舉結果的最後期限，逾時概不接受。對此民主黨人難以接受，因為棕櫚灘等縣的人工計票剛剛開始，不可能在法定時間內完成。棕櫚灘等縣向州法院申請寬限被駁回，它們立即上訴到佛羅里達最高法院，要求阻止哈里斯在法院判決前簽署任何選舉結果。此舉終於成功。11 月 20 日，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開庭。法庭辯論主要集中於兩個問題：（1）縣選舉委員會是否可以決定進行人工重新計票；（2）州務卿是否有權拒絕逾期上報的計票結果。

　　11 月 21 日，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以 7：0（法官中有 6 位民主黨人）做出判決：首先，如果機器計票和抽樣人工計票的結果出現差異，縣選舉委員會有權進行人工重新計票；其次，州務卿的確有權拒絕逾期報來的計算結果，但這一權力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因為選舉權是州憲法保障的最重要的公民權利，是其他公眾自由的基礎，必須得到尊重和保障，“技術性法律規定不能淩駕於選舉權的實質內容之上”。為此，它宣布：棕櫚灘等縣可以繼續進行人工計票，但計算結果必須在 5 日內（11 月 26 日下午 5 時前）上報州務卿，後者必須將這些結果包括在大選的最後結果中。這一判決顯然是民主黨的勝利，但是 5 日內完成幾十萬張選票的人工統計，談何容易。11月 23 日，邁阿密-戴得縣選舉委員會宣布停止人工計票，因為不可能在 5 日內完成計票工作。對此，民主黨方面立即向佛羅里達最高法院提出緊急申請，要求其下令該縣立即恢覆人工計票工作，被駁回。截止到 11 月 26 日，只有一個縣完成了人工計票。當晚，州務卿哈里斯正式簽署了佛羅里達選舉結果：布什贏得 2912790 票，戈爾贏得 2912253 票，布什領先 537 票。哈里斯拒絕了邁阿密-戴得和棕櫚灘縣的計票結果（戈爾在兩縣分別凈增加 168 和 215 張選票），理由是前者報來的只是部分統計結果，後者則超過了截止時間。民主黨不服，向佛羅里達巡回法院提出緊急請求，要求下令哈里斯接受上述兩縣的計票結果，並命令邁阿密-戴得縣完成人工計票工作。法院作出判決：下令兩縣將爭議選票運到法院備查，但沒有同意恢覆邁阿密-戴得縣的人工計票。

　　戈爾方面又把這個要求上訴到佛羅里達最高法院，12 月 8 日，最高法院以 4：3 推翻了佛羅里達巡回法院的判決：棕櫚灘的計票結果和戴得縣不完整計票結果都應該包括在最終的統計結果中（這樣使兩人票差縮小到 154 票。）；另外，下令在全州範圍內人工統計 6萬張漏選票。

　　布什團隊立即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要求推翻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最高法院以 5：4 否決了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維持佛羅里達巡回法院的判決。簡言之，最高法院判決小布什贏得了大選。5：4 陣營是這樣劃分的，投否決票的 5 個人中，有倫奎斯特首席大法官、斯卡利亞大法官、托馬斯大法官，這三個是保守派的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和奧康納大法官是中間偏右的大法官，所以他們支持了共和黨。理由之一，計票時間遠遠超出了 1876 年的《選舉人票計算條例》規定的時限；理由之二，要求對作廢票進行重新審核並沒

　　有統一標準，違反了第 14 修正案平等對待的條款。對立陣營中 4 位開明派大法官，是史蒂文森大法官、布雷耶大法官、金斯伯格大法官、蘇特大法官。開明派的理由一，佛羅里達最高法院有權對佛羅里達的選舉法進行解釋，而聯邦最高法院無權幹涉州最高法院對本州島島司法的解釋。因為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並沒有創設新法，只是在執法。理由二，選舉的制度就是由各州各縣自己來決定的，本來就沒有統一標準，要求有統一標準並且平等對待，是很荒唐的；所以，要求維持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持續了 36 天的紛爭，終於在 2001 年1 月 6 日結束，尷尬的是由美國參議院議長戈爾宣布競選結果，小布什以 271 票當選美國總統，這就是布什訴戈爾案最後的結果。

　　於是問題出現了，美國最高法院該不該幹涉美國的總統選舉。最高法院是是唯一非民選的機構，是總統任命的，是最沒有資格幹涉美國總統選舉的。按照最高法院的先例，它們一般是只涉及司法問題，不涉及政治問題，因為政治是民主；雖然參眾兩院的選舉也有一些問題，比如單一選區的格里蠑螈問題，但畢竟是民選，而最高法院不是民選的，最高法院只是執法，只是解釋法律。在美國的傳統上，即使最開明的沃倫法院時期，也基本上不插手美國的政治，只是對憲法進行解釋，進行司法審查。

　　倫奎斯特首席大法官是一個保守派，倫奎斯特法院是個保守法院，保守派更強調州權，更應該尊重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布什訴戈爾案被大家認為是違反了保守派自己的司法理念的一個典型案例，幹預的原因可能是：一，這些保守派大法官本身是共和黨任命的。二，他們面臨著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接任者將會由新任總統任命，這涉及未來最高法院將是一個保守的最高法院，還是一個開明的最高法院的問題。這本身就是黨爭，就是政治。而我們知道，開國先賢們在費城立憲時，是不可能預見到美國政黨政治的，在總統選舉制度設計上注重了對民粹的防範，卻忽視了黨爭的危險。這就要求最高法院作為憲法的守護者，應該盡量遠離黨爭，保持獨立。雖然最高法院能夠勇敢地站出來，去化解一場憲政危機，但是從長遠來看，是福是禍，實難定論。因為，選舉人團制度所體現出來的憲政危機是如此明顯，已經不是一個憲法解釋或司法審查的問題。不管是 1800 年傑斐遜與伯爾之爭，還是 1876 年蒂爾頓與海斯之爭，危機過後，國會都及時對憲法進行了修正或立法補救；但小布什和戈爾之爭由最高法院解決，使得民選議會並未承擔起憲法創制的責任，去解決這一憲法危機。布魯斯·阿克曼談到美國為什麽可以屢屢化解憲政危機時，把原因歸結為政治家的超凡能力和幸運；而這一危機在不久後的 2016 年總統大選中，以一種更為嚴重的姿態重新出現，不知道未來的政治家是否還有這種超凡能力，亦或幸運繼續降臨美利堅。

　　2016 年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獲得 65853514 張普通選票、227 張選舉人票，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川普獲得 62984828張普通選票、304 張選舉人票。後者當選，前者多出接近 290 萬張普通選票卻落選。仔細注意一下會發現，兩人選舉人票之和 531 張，並不等於總票數 538 張。少了 7 張？這就是所謂的“叛票”——選舉人沒有投給贏得選舉的候選人，而是投給了別人，比如本是希拉里的票卻投給了桑德斯。這豈不荒唐？開國先賢設計選舉人團制度本來是信不過民眾，但現在卻是你要不要信任選舉人團的“精英”的問題。川普是人民選出來的嗎？當然是，是美國 46.1%的人民選出來的，同時也是 48.2%的美國人民反對的（明確支持希拉里）。但問題在於，這 46.1%，可能就是開國先賢最信不過的那一部分。川普上任後的所作所為及其最近應對疫情的表現，就說明了這一選舉制度帶來的憲政危機，已經到了多麽嚴重的程度。

　　選舉人團制度的問題出在哪？

　　首先，從以上分析來看，美國開國先賢設計的這種間接投票，其目的並未實現，帶來的一個直接效應卻是對民意的極度扭曲。且不說選舉人票數與按比例的普通票數的巨大背離；更為嚴重的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的出現，由於這種選舉制度使得兩黨競爭戰場主要設在了幾個人口較少的搖擺州，使得深藍州、深紅州都沒有太多爭奪價值。也就是說，決定選舉結果的，不是成比例的主流民意，而是搖擺州的“權重”民意，這樣選出的總統就可能不是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代言人，這就是哈耶克所擔憂的“少數暴政”現象。川普就是一例。美國是一個以普世價值（決不是基督教）為立國根基的國家，但川普代表的顯然是一種白人至上、宗教極端主義和市場原旨主義的極右保守主義思想譜系，這不僅扭曲了美國價值觀，也影響了包括中國思想界在內的世界思潮，貽害無窮。而這些保守勢力看中的是總統通過任命大量保守派地區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實施更長遠的社會控制。

　　其次，這種贏者通吃的選舉模式固化了前一缺陷，也固化了兩黨制，使得美國政治失去了更多的選擇，妨礙了多黨競爭。如果前一缺點是對主流民意的歪曲的話，此一缺陷恰恰是妨礙了多元化民意的政治表達。因為如果按比例計票，可能會有第三黨或者獨立候選人當選，如果州與州之間累加，可能在某個州第三黨都是相對少數，但由於兩大黨競爭激烈，這個州共和黨相對多數民主黨是極少數，另一個州民主黨相對多數共和黨極少數，那麽第三黨或者獨立候選人就可能變成第二候選人，全國的計票結果很有可能超過第一名，當選總統。但是按照現在這種贏者通吃的計票模式，票數不能累加，第三黨或者獨立候選人就無法當選，因為他們在幾乎任何一個州都不會是第一，這樣就使得美國永遠是兩黨制。

　　綜合以上兩方面，隨之而來的就是，由於主流民意的沈默和其他選項的闕如，黨爭造成的極化成為趨勢，社會認同也會出現極化或者撕裂；而反過來，要想贏得選舉，必須盡量爭取極端選民。一個社會的穩定、進步和發展，依賴於擁有一個龐大的溫和、穩定的中間群體，兩極化是社會動亂的根源。社會嚴重撕裂和極化，是產生狂熱分子的溫床，同時也就成了煽動家引領民粹的戰場。川普的言行就是最好的證明。而這恰恰違背了開國先賢設計這一制度的初衷。所以，布魯斯·阿克曼認為，這是“建國之父的失敗”。

　　那麽，如何走出這一危機？或者回到前面我們的問題，通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司法審查解決類似危機是否是長久之策？

　　多年以來，在研習政治哲學的過程中，我一直有個疑惑，作為自由主義者，我讚同自由價值的優先性，特別是一些基本價值，比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必須得到憲法的保護，不可商討，當然不可以通過民主投票以多數名義隨意剝奪。但同時，憲法的最終權威來源於哪里？當然是人民，人民主權，這是民主的第一要義。這是一個終極價值的悖論。

　　我在研究美國憲政思想史的過程中，發現他們和我一樣糾結，這就是布魯斯·阿克曼所謂的“一元民主論者”與“權利本位主義者”

　　的對立。

　　前者的代表人物有伍羅德·威爾遜（美國第 28 任總統）、詹姆斯·賽耶、奧利佛·霍姆斯等。這些人認為，民主要求授予最近一次大選的勝出者以全面的立法權威——只要這次選舉是建立在自由公平原則基礎上，而且勝出者沒有試圖妨礙下一輪選舉挑戰。這里面蘊含著一個邏輯：當最高法院或者任何別的什麽人宣布法規無效時，它就面臨著“反多數難題”，這種難題只有在完善的民主制宣稱能夠容忍這種特殊行為時才能夠克服。我們發現這一理論的最好詮釋就是英國這樣的議會制，選舉賦予下院以絕對權威，而不像美國這樣的體制，必須容忍一個強大的非民選機構——最高法院的桀驁不馴。這一派的理論受到另一些被稱為權利本位主義者的挑戰，他們認為美國憲法首先以及最主要涉及的是對權利的保護，這種權利不管是諾齊克的自由權、德沃金的平等權、羅爾斯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權還是愛潑斯坦的財產權，亦或歐文·費斯強調的弱勢群體的權利。對於最高法院的“難題”，權利本位主義者覺得並不可怕。相反，他們會震驚於這樣的事實，民主的立法竟然讚同各種壓迫行為——確立國教、允許酷刑等等。前者指責後者為精英主義，後者指責前者為民粹主義。

　　那麽在有關選舉人制度問題上，這兩種理論的分歧會給我們什麽啟示？對於一元論者來說，最高法院幹涉總統選舉，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去認定議會制定的法案違憲是不可接受的，是對民主政治的不當幹預。前幾次危機的解決就是這一理念的體現，不管是第 12 修正案，還是《選舉人票計算條例》，都是議會通過立法對憲法漏洞進行彌補，即以民主的方式解決民主政治問題；但這一解決方案面臨著一個難題，就是美國憲法規定的修憲門檻過高，必須由 2/3 兩院議員及 3/4 州的通過，才可以修憲，對於選舉人團制度，受益方一直是共和黨，除非民主黨獲得全面大勝，修憲基本不可能。2000 年布什訴戈爾案，聯邦最高法院對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判決的違憲審查確立了總統歸屬，但這是否符合權利本位主義的理念？這一判決維護了誰的、哪一項基本權利？反過來，倒是由於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通過判決，給予了支持保守派總統繼續任命保守派大法官的權力，使得最高法院繼續保守化，未來有可能對一些已經被承認的權利法案構成威脅。比如福音派支持川普的條件，就是川普保證任命大量地區保守派法官及最高法院強硬保守派大法官，福音派針對的就是一些類似於墮胎合法化、同性婚姻等平權法案，最高法院不但不是自由的保護神，反而有可能變成自由的瘟神。回顧一下歷史上導致了南北戰爭、判決黑人不是美國公民的斯科特案（1857），裁決種族隔離合法並確定“隔離但平等”的普萊西案（1896），和認可聯邦政府無理拘留日裔美國人的是松案（1944），再看看大量的州（密西西比、俄亥俄、肯塔基、密蘇里、佐治亞、阿拉巴馬、路易斯安那等）已出台嚴格的反墮胎法案，而這些州多數都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蓄奴州。對於權利本位主義者來說，是否應該思考一下如何約束最高法院的任性？

　　民主一元論者與權利本位主義者的矛盾不是不可協調的，布魯斯·阿克曼的“二元民主理論”就試圖協調二者的矛盾。在阿克曼看來，對於常規政治時期，也就是兩次大選之間或者沒有憲政危機的常規選舉中，民選的議會履行常規立法的任務，甚至公民在選舉中可以不用過於積極地參與，更多的是通過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最高法院則以其憲法權威，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這時權利本位主義的權利優先理念得以實施。但如果出現了類似於南北戰爭或羅斯福新政時期的重大憲政危機，人民就要出場承擔起積極公民的角色，行使人民主權，通過選舉使自己的代言人進入國會，行使高階立法權，不但可以廢除舊法，而且可以創制新法。這時候最高法院作為非民選的機構，必須服從人民的權威。

　　美國選舉人團制度走到今天，以 290 萬張選票的誤差，讓 46.1%的人民的意志淩駕於 48.2%的人民的意志之上，選出了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總統，不僅僅破壞了美國的憲政體制，而且正在侵蝕美國的價值觀，這既說明了美國的撕裂和極化，也說明了選舉人團制度的失敗。怎麽辦？一切取決於美國人民。2020 年 11 月份的大選，美國人民需要出場，用自己的選票向保守主義者和川普說不。人民從來不是一個集體概念，只能是一個一個的個人，當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被侵犯，單憑個人卻無法從現有法律得到救濟時，他們就用選票結成一個堅強的集體：我們（合眾國）人民。

　　我相信美國的未來，但對於最近期的未來信心不足。因為布魯斯·阿克曼的理論仍然無法解決一個根本問題：人民愚蠢怎麽辦？那只有靠文明去戰勝愚昧，這是人類長期的艱難使命。

　　（首發於“思想言說者”公眾號，2020/5/25）美國歷史上 1812 年以來最恥辱的一刻

　　劉海天

　　【前言：在 1812 年的英美戰爭中，美國國會大廈在 1814 年 8 月24 日遭到了英國的攻擊和燒毀。昨天（2021 年 1 月 6 日）美國國會歷史上第二次受到“暴徒的暴力攻擊”，卻是來自於本國公民，而以謊言煽動攻擊的，還是居住在白宮的人，其目的是阻撓國會遵照憲法正在進行的大選結果認證程序，從而推翻 2020 總統大選的結果。如此行徑的性質和後果是什麽？筆者將通過事實和許多共和黨（而不是民主黨）的重量級人物的論述來分析。】

　　川普在這次攻擊國會事件的角色

　　昨天（2021 年 1 月 6 日）晚上，在攻占國會暴徒們被清除之後，國會兩院覆會，繼續 2020 大選結果認證程序。副總統彭斯（MikePence 共和黨）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 共和黨）鮮明指出，這是美國國會歷史上第二次受到“暴徒的暴力攻擊”，而且堅持認證 2020 總統大選的結果是憲法賦予國會的神聖職責和權力。

　　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薩斯（Ben Sasse）譴責川普煽動對國會大廈的騷動和暴力，“今天，世界上最大的自治政府美國國會大廈遭到洗劫，而自由世界的領導人則懦弱地躲在鍵盤的背後，發推文攻擊他的副總統履行其對憲法的職責……謊言有嚴重後果。這種暴力是一個總統沈迷不斷煽動分裂的必然和醜陋的結果。”

　　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羅姆尼（Mitt Romney）在參議院發言指出：

　　“我們今天在這里辯論是由於一個自私的人受傷的自尊心以及他的支持者的憤怒，在過去的兩個月里他故意誤導了他們，並於今天采取暴力行動……今天發生的是美國總統煽動的暴動。”羅姆尼還警告同黨參議員克魯茲（Cruz）和（Hawley）等人，“那些選擇繼續反對合法民主選舉的結果，企圖以此實現其個人政治野心的人將永遠被視為同謀，他們在美國歷史上這一可恥事件中的作用將被人們銘記，這將是他們的歷史污點……尊重選民的最好方式，就是對他們講真話，拜登在大選中獲勝，川普輸了。”

　　在過去四年一直支持川普的南卡州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參議院發言對那些選票舞弊謠言逐一反駁，最後說：“夠了（Enough is enough），該結束了!副總統彭斯，他們想迫使你做你做不到的事情，因為憲法說的非常清楚，我們沒有權力改變大選結果……大選之前我希望拜登輸掉這次大選，但是拜登和賀麗思是合法選舉產生的下一屆總統和副總統。”

　　在暴亂被平息，暴徒被清除之後，國會兩院覆會繼續認證各州選舉人票的程序。部分共和黨議員對亞利桑那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呈交的選舉人票提出反對，參眾兩院分別進行辯論和表決。眾議院先後以303 票對 121 票和 282 票對 138 票否決了這兩個反對，參議院則先後以 93 票比 6 票和 92 票比 7 票予以拒絕。隨後，國會兩院順利完成認證拜登和賀麗思當選下屆總統和副總統的程序。

　　其他共和黨重量級人物的態度

　　前任總統小布什（W.Bush 共和黨）1 月 7 日發表聲明中痛斥了暴亂者，稱此事“令人心痛和令人恥辱”，並譴責“自選舉以來某些政治領導人的魯莽不負責任的行為”。

　　前司法部長威廉·巴爾(Bill Barr 共和黨)可以說是川普最忠實的內閣部長，也發表聲明，“川普組織暴民向國會施壓是不可原諒的，是川普支持者的暴力暴亂席卷了美國國會大廈，川普如此行為是對總統職位支持者的背叛”。

　　川普的第一任國防部長馬蒂斯（Jim Mattis 共和黨）發表聲明：

　　“今天對我們國會大廈的暴力襲擊，是通過暴民統治來征服美國民主的努力，川普利用總統職位破壞了對我們選舉的信任，並毒害了我們對同胞的尊重，如此虛偽政客的所作所為將會使得他的名字載入歷史恥辱柱。”

　　另外，包括許多保守派在內的兩黨議員，三位共和黨州長，民選官員和社會各界人士，都要求啟動憲法第 25 條修正案讓副總統彭斯立刻接任總統，否則啟動國會彈劾程序，罷免川普。根據富比士 1 月7 日報道，美國工商界和金融界也都紛紛發表聲明，譴責川普。全國制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通電要求副總統彭斯啟動憲法第 25 條修正案，罷免川普。連保守派陣營的新聞媒體旗艦《華爾街日報》在 1 月 7 日發表社論，譴責川普煽動暴亂，要求川普立刻辭職，以避免被美國國會第二次彈劾。

　　與此同時，多位川普內閣成員（都是共和黨人）辭職，表示與川普決裂。其中包括：交通部長趙小蘭（Elaine Chao）；教育部長德沃斯（Betsy DeVos），穆爾瓦尼（Mick Mulvaney）前白宮幕僚長和預算辦公室主任，現任美國駐北愛爾蘭特使；馬修·波汀格（MatthewPottinger），自 2019 年以來擔任國家安全副顧問,等等。

　　一個保守派評論家的反思

　　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是《紐約時報》的保守派專欄評論家，他在 1 月 6 日的專欄中寫道，國會應該立即對川普進行彈劾，將其立即罷免，因為“如果允許川普繼續在任，無論多麽短暫，都將國家的安全置於極度危險，使我們作為民主國家的聲譽破爛不堪，並且回避了不可避免的事實，即對國會的攻擊是一種暴力煽動的行為，是由一個無法無天，毫無道德和無惡不作的總統煽動教唆的。”

　　斯蒂芬斯指出，“其實從川普於 2015 年成為共和黨的總統提名人的那一刻起，他到底是什麽樣的人，如果有機會，他將美國帶向何處，就已經很明顯。作為個人，川普是一個自戀型自戀者；作為生意人，川普是一個騙子；在人際關系中，川普是一個霸淩；在政治中，川普是歧視仇恨的煽動者。他沒有原則，但是有野心；他沒有盟友，但是有狂熱信徒；他沒有品格，但是有一種傲慢無比的無恥，而這種無底線的無恥也讓他的追隨者們也可以做到無恥。”

　　作為共和黨人的斯蒂芬斯進一步反省，“五年來，共和黨對川普破壞美國民主政治文化的肆意妄為視而不見甚至百般辯護；五年來，共和黨放任川普對民主準則和體制發動攻擊；五年來，共和黨將他的不停的淫蕩視為性格的怪癖，而不是此人不適合擔任公職的證據；五年來，共和黨把他的集會錯當作民主的狂歡，而不是暴民統治的訓練場。”

　　前車之鑒，後人須知

　　事實上，美國歷史上就曾經發生過暴力叛亂推翻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1898 年 11 月 10 日，北卡州威明頓鎮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民主黨)通過暴力來推翻了民主選舉產生的，由進步主義白人（當時的共和黨）和黑人聯合當選組成的新政府，史稱 1898 年威爾明頓叛亂(Wilmington Insurrection of 1898)。

　　昨天歷史幾乎在美國重演，川普企圖通過他的 MAGA 暴徒們，例如 Proud Boys 和 Oath-keepers，攻擊國會大廈，推翻大選結果。

　　2021 年 1 月 6 日已經成為美國歷史上又一個黑暗恥辱的時刻，也讓美國在全世界面前，再一次蒙羞。美國新聞周刊（US News）1 月 7日報道了世界各國對在美國發生這種以暴力推翻民主選舉的事件表示震驚和譴責。這是川普自從 2015 年以來不斷地顛倒事實，掩蓋真相，否認科學，違背良知，煽動仇恨，鼓噪暴力，攻擊民主，和踐踏憲法的結果，也是許許多多的共和黨政客對川普各種各樣的無法無天的行為采取視而不見，甚至縱容幫兇的結果。而在 1 月 6 日晚上，暴亂被平息之後，國會兩院覆會認證大選結果的過程中，依然有 138名共和黨眾議員和 8 名共和黨參議員投票企圖推翻大選結果。

　　林肯在 1838 年 1 月的一次演講中說：“如何預料什麽時候我們國家會面臨危險？我的回答是，這個危險肯定是來自於我們中間，而不是來自國外。如果毀滅是我們的命運，那麽必然是我們自己啟動，自己完成的。”

　　希特勒當年上台前後攻擊摧毀魏瑪共和的主要力量之一就是他的褐衫沖鋒隊（Stormtroopers），進行各種各樣的街頭暴力，威脅恐嚇甚至毆打任何反對派人士，沖擊政府機關，新聞媒體，猶太人商鋪等等。歷史無數次證明，只有獨裁者才會煽動他的狂熱信徒舉著有該獨裁者頭像的大旗，攻擊代表民意和民主政治心臟的國會大廈。只有喪失理性陷入宗教狂熱式個人崇拜的人，才會高舉某個人頭像大旗。

　　信奉民主憲政的公民，絕對不會舉著某個人頭像的大旗，更不會使用暴力參與叛亂。

　　以下是美國公共電視台挑選的 16 家報刊的在 1 月 7 日刊登的頭條，作為歷史的見證。

　　（來源：美國公共電視台 PBS）

　　2021 年 1 月 20 日拜登就職典禮在燦爛的煙花中順利落幕。美國人民通過手中的選票捍衛了美國的民主程序，把一個破壞憲政制度的總統趕出白宮。眾議院已經投票通過了對川普進行彈劾，參議院將會進行審判，結果如何，且讓我們拭目以待。未來川普依然有可能東山再起，做出許多之前無法想象的惡行，繼續破壞民主憲政，危害國家安全。如果對川普煽動國會山暴亂的行為繼續放縱，不予追究，必然會有更多的川普式政治野心家在不久的將來出現，有恃無恐，以各種方式破壞美國的民主憲政制度。

　　（首發於《當代中國評論》特刊，2021/1/13）後記：第二次彈劾川普的簡要回顧和共和黨的蛻變2021 年 1 月 13 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 232 比 197 通過了對川普的第二次彈劾，罪名是煽動叛亂（Incitement of Insurrection）,妄圖推翻 2020 大選的結果。這個彈劾是歷史性的：（1）川普是至今唯一的被國會彈劾兩次，(2)這是歷史上獲得兩黨最高票數的彈劾，有 10名共和黨眾議員投票支持彈劾。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McCarthy）發言指出，“川普對周三（1 月 6 日）暴徒襲擊國會的事件負有責任。”他稱這次暴亂攻擊是“不民主的、非美國的犯罪”。眾議院共和黨的第三號領袖錢尼（Cheney）投票支持彈劾：“2021 年 1 月 6日，一群暴徒攻擊了國會大廈，以阻撓我們的民主進程，阻止總統選舉人票的計算。這次叛亂在我們共和國最神聖的殿堂造成了傷害、死亡和破壞。總統召喚了這群暴徒，並點燃了這次攻擊的火焰。隨後發生的一切是他所為。川普本可以立即進行有力的幹預，阻止暴力，但他沒有這樣做。川普對其職位和對憲法的宣誓的背叛是前所未有的。”

　　參議院在 2 月 8 日開始審判程序，眾議院派出的代表向參議院展示當天的現場錄影，陳述了川普煽動暴亂的無數言行證據。2 月 13日參議院投票以 57-43 票判定川普煽動叛亂罪，七名共和黨參議員與所有民主黨和獨立參議員一起投票給川普定罪，這是美國歷史上對總統的彈劾定罪最高的兩黨共識投票。但是離憲法規定的三分之二多數 67 票還差 10 票，川普因此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共和黨參議院領袖麥康納（McConnel ）在參議院發言指出：“毫無疑問，川普在事實上和道義上對挑起當天的事件負有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麥卡錫和麥康納這兩位共和黨國會領袖在譴責川普之後，卻又投票反對彈劾。前者的理由是彈劾只有 7 天任期的川普將會進一步分裂國家，後者的理由是川普已經下台了，因此無法彈劾定罪。如此邏輯，無異於告訴川普和將來的川普式野心家，一個總統在其任期最後一兩個月內就可以有恃無恐地做出任何非法犯罪行為，國會都不能予以彈劾罷免，從而剝奪其今後競選擔任任何公職的資格。

　　事實上，在 1 月 13 日眾議院投票彈劾川普的當天，當時還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麥康納就宣布拒絕召開參議院緊急會議，造成參議院的審判程序只能是在川普下台之後開始。參議院這次彈劾審判只進行了 6 天，說明完全可以在川普下台之前完成審判。因此，老謀深算的麥康納早就盤算好了如何玩弄政治權術為川普逃避彈劾定罪。而且，憲法規定對總統彈劾是針對其在任期之內的嚴重罪行（High Crime and Misdemeanors）,與彈劾的時間點沒有任何關系。

　　5 月 12 日，眾議院共和黨內部會議將切尼逐出其黨團領導層，因為她多次揭露川普關於選舉被盜的謊言，將他描繪成對美國民主的威脅，還發誓要阻止川普重新奪取總統職位。其實錢尼來自於共和黨世家，其父親是小布什的副總統，在絕大多數政策議題上都是實打實的保守派。另外，投票支持彈劾川普的共和黨 10 名眾議員和 7 名參議員都受到他們所在州的共和黨黨內會議的斥責（Censure）。

　　5 月 19 日，眾議院投票以 252-175 通過了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議案（其中共和黨 35 票讚成），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完全按照 9/11 委員會的模式成立,接受了共和黨的所有要求，確保公正透明非黨派，其目的是全面調查 1/6 事件的前因後果。但是在 5 月 28日，參議院投票結果是 54 讚成 35 反對（其中共和黨 6 票讚成），沒有達到 60 票的程序要求（Filibuster），於是少數的 35 票就成功地封殺了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少數 35 票竟然可以壓制多數 54 票，這完全就是荒唐的違反民主原則的議會操作，在此不予贅述。試問，共和黨為什麽要封殺這個的委員會呢？共和黨為什麽要害怕真相呢？如此害怕和封殺真相的行為，與某些政權有和區別呢？

　　1974 年 8 月 7 日，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參議員巴里戈德沃特、美國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約翰羅德（共和黨）和美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休斯科特（共和黨）到白宮向尼克松明確表態，因水門事件醜聞他已經失去了共和黨在國會兩院的支持，因此面臨幾乎肯定的彈劾、定罪和免職。次日，尼克松發表電視講話，向全國民眾宣布辭職。由此可見，47 年前的共和黨以民主憲政為重，擯棄黨派私利，非常值得點讚和致敬。

　　令人遺憾的是，1/6 事件以來的事實證明，今天的共和黨已經完全變質，不再是一個尊重事實，遵守民主憲政的政黨，而是一個狂熱極端、個人崇拜的政黨。首先，無視川普踐踏民主憲政，想方設法地為其開脫罪責；其次，幫助川普掩蓋 1/6 暴亂真相，繼續傳播川普的2020 大選舞弊的謊言——5/17-5/19 的民調顯示，53%的共和黨選民相信如此謊言——從而對民主選舉產生懷疑，類似 1/6 暴亂顛覆民主憲政的事件就必然會再次發生，而且會更加嚴重。

　　這無疑是川普主義對美國民主憲政的又一個極其嚴重的破壞，而且留下非常危險的隱患。

　　（2021 年 6 月 18 日後記）

　　拜登贏了，但民主黨對比預期大失所望

　　劉海天

　　【前言：截稿為止，空前激烈的 2020 大選基本塵埃落定。拜登以明顯優勢獲勝，但是民主黨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選舉中的表現卻遠遠不如拜登和大選之前的預期。如何解讀這樣“分票”結果？有沒

　　有大規模的選票舞弊？“黑人的命也是命”“取消警察經費”和“社會主義”類似口號的弊端是什麽？到底哪一個政黨屬於極端異類？

　　民主黨應該如何反思、吸取什麽樣的教訓？】

　　拜登決定性地贏了

　　第三次競選總統，拜登終於以 306 票選舉人團票贏得白宮，而他的親人好友團隊也在 11 月 20 日一起慶祝他的 78 歲生日。拜登當選創下了好幾個美國歷史紀錄：（1）第一次當選時最年長的總統，(2)唯一競選三次，最終在第三次成功的總統，（3）獲得最高的全國普選票，截止此文時間，8,128 萬/51.3％，勝幅超過 706 萬/4.5％。

　　(紐約時報截屏 2020/12/12，東部時間下午 4:44)相比之下， 2016 年大選希拉里林頓獲得普選票 6,585 萬/48.0％，比川普多了將近 300 萬普選票，但是只得 232 張選舉人票。

　　而川普卻以普選票 6,299 萬/45.9%就獲得 306 張選舉人票，從而進入白宮。

　　美國內戰之後的 39 次（1868-2020）總統大選，先後有四位候選人輸掉全國普選票，卻靠選舉人團制度從後門進入白宮，而且這四個候選人都是共和黨的：1876 年海因斯，1888 年哈里森，2000 年小布什，和 2016 年川普。這也就是為什麽筆者在《2020 年總統大選很可能是美國民主憲政的最後機會》一文預言拜登要至少勝出 500 萬普選票和三個百分點以上才能贏得白宮。

　　另外，自 1992 年以來的八次總統選舉，共和黨候選人輸了七次全國普選票，只有在 2004 年贏得普選票的多數，但在 2000 年和 2016年通過選舉人團制度奪得了白宮的鑰匙，即是 2000 年以來大多數選民意願被顛覆的發生頻率高達 33%，盡管(1)獨立宣言宣告的建國理念包括執政者的合法性來源於被統治者的認同，（2）憲法是以這三個單詞“我們人民 We The People”開始的。

　　盡管拜登的勝利是決定性的，特朗普的敗選也將載入史冊：因為他是唯一的再連續兩次大選中都輸掉全國普選票，而且在整個四年任期內的民調支持率一直低於 50%。但是川普也獲得了歷史上第二高的普選票，7,422 萬/46.8％，比 2016 年有顯著增加。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現象，本次特刊已經有諸多大作分析，筆者不贅敘。

　　民主黨比預期大失所望

　　令人驚訝的是，民主黨的表現遠遠差於大選前的預期，並沒有所謂的藍潮（Blue Wave）。

　　在全國 435 個眾議院競選中，民主黨總共獲得 7753 萬票/50.8％，而共和黨則獲得 7283 萬票/47.7％。但是迄今為止，盡管3.1％勝幅使民主黨保住了眾議院的多數黨地位，但它凈損失了 10 個席位。總統和眾議院都是全國性的選舉，比較之後就發現，大約有375 萬選民投票支持拜登，但沒有投票給民主黨的眾議院候選人。

　　(紐約時報截屏 2020/12/12，東部時間下午 4:50)參議院這次改選 35 席位，共和黨 23 個，民主黨 12 個，因此不是全國性選舉。民主黨只需翻盤 4 個即可贏得絕對多數。但是，迄今為止，民主黨人只獲得了一個席位。雖然拜登在緬因州和喬治亞州獲勝，但是民主黨的參議院候選人輸了緬因州，在喬治亞州則要進行覆選才能決定。

　　首先在緬因州，拜登以 43.5 萬票/53.1％的優勢輕松擊敗了川普的 36.0 萬票/44.0％；然而共和黨的現任參議員柯林斯卻以 41.8萬票/51.0％擊敗她的民主黨對手 34.7 萬票 42.4％。值得注意的是，有大約 9 萬拜登的選民沒有選民主黨的候選人。

　　其次在喬治亞州，拜登贏得 247 萬票/49.5％，險勝川普 246 萬票 /49.3％；然而共和黨的現任參議員珀杜獲得 246 萬張選票/49.7％，多於他的民主黨對手 237 萬票/47.9％。也有大約 10 萬拜登的選民沒有選民主黨的候選人。

　　沒有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證據

　　如此多的“分票”情況說明什麽？顯而易見的第一個結論是，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沒有進行大規模有組織的選舉舞弊的證據。2020 年 11 月 12 日，由聯邦選舉基礎設施官員和州選舉官員組成的多個委員會發表聯合聲明，指出除了個別現象之外，2020 年選舉是“美國歷史上最安全的 most secure in American history” “沒

　　有證據表明任何投票系統刪除或丟失了選票，或更改了選票或以任何方式受到影響”。

　　川普對這個聯合聲明大為惱火，在 11 月 20 日解雇了聯邦國安部負責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局長克里斯·克雷布斯（ChrisKrebs）。克雷布斯在 11 月 30 日 CBS 的 60 分鐘專題采訪中詳細解釋，2020 年選舉中 95％的選票都有紙質記錄。2016 年只有 82％。

　　有了紙質記錄，就可以通過對紙張進行實際計數來驗證點票機器的操作是否有問題。例如在佐治亞州重新點票，人工計票的結果與機器計票一致。

　　筆者曾在 2020 大選系列的《我輸了，只能是因為選票舞弊，真相如何？》就介紹了紐約市的每一個選區的選票上除了總統，還會有該選區的聯邦眾議員，州議員，區長，郡的法官，因此不同選區的選票都是不一樣的，而且每張選票都是有選舉局特制的序列號，大規模選票舞弊的操作性幾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 2016 年大選後的第二天就有風度地發表了接受大選結果的演講，而奧巴馬則在大選後第三天邀請特朗普到白宮，拜登則歡迎彭斯（Pence）到副總統辦公室。即是在 2016 年大選在民主黨執政任期中舉行，一名民主黨候選人贏得了全國普選票但是輸了白宮，從民主黨在任總統到民主黨候選人，再到普通民主黨選民，都沒有哭喊選票舞弊。

　　相比之下，在這次 2020 年大選，一位共和黨候選人在其任職期間輸掉了普選票和選舉人票，但是他和他的許多選民卻不願意認輸，哭喊選票作弊，到各地法院卻又拿不出任何證據，被法官都一一駁回。截止 12 月 8 日，富比士報道川普已經輸了超過 50 個選舉訴訟。

　　川普的首席律師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聽證會上對法官最終不得不承認說：“這不是欺詐案”。

　　最高法院更是在 12 月 8 日和 11 日先後駁回了川普和共和黨的兩次推翻大選結果的企圖。說到底，民主選舉是現代文明社會的遊戲規則，需要參與各方的尊重，如果明明輸了卻耍無賴抹黑選舉的合法性，這是對美國民主憲政最嚴重的損害和威脅。

　　顯而易見的的第二個結論是，超過半數的選民炒了川普的魷魚，但是在國會議員選舉中 375 萬的拜登選民沒有選民主黨候選人，而是選了共和黨國會議員。這恐怕也是川普非常惱火的一個原因之一吧。

　　民主黨面臨的困惑

　　顯而易見的的第三個結論是，民主黨必須認真反思，為什麽那些遍布全國的 375 萬多選民為什麽選拜登，但是沒有投票給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候選人呢？他們在填寫選票的當時在想什麽，導致這樣的分票（split vote）選擇呢？緬因，喬治亞兩個州的 19 萬名拜登選民沒有投票給民主黨的候選人，導致民主黨還沒有實現翻盤參議院的目標，不得不冀望於在 2021 年 1 月 5 日的兩個覆選中最後一拼。如果民主黨不認真反省這個問題，那麽到 2022 年將會有更大的麻煩，因為川普和共和黨在這次選舉中擴大了他們的票盤。

　　“黑人的命也是命”與“每個人的命都是命”？

　　“Black Life Matters” v. “Every Life Matters”

　　對於“黑人的命也是命 BLM”這個口號，熟讀美國歷史的筆者充分了解自奴隸制時代以來的歷史背景以及近年來許多警察槍殺沒

　　有攜帶武器黑人的事件。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個口號非常不利於爭取其他社區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族裔社區的質疑，“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的命就不是命嗎？”；或者袖手旁觀，“這是關於黑人的命，我不是黑人，所以與我無關”。

　　如此狹隘的口號無論是在戰略和戰術層面上，都是一個嚴重自傷錯誤，缺乏大局視野和團結聯盟的深思熟慮。為什麽民主黨和許多民權組織沒有想到引導“每個人的命都是命”呢？事實上，希拉里是對的，她在 2015 年的一次演講中就說，“All Lives Matter”，完全符合每一個美國人都認同的美國建國理念：“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一部分聽眾卻對希拉里表示不滿，希拉里後來就再也沒有使用 ALM了。希拉里 2016 年獲得 88%的非裔選民支持，比奧巴馬 2012 年的93%低了 5 個百分點，部分奧巴馬選民的流失也是希拉里在三個戰場州微弱失敗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希拉里應該更加鮮明地向公眾宣示解釋她的 ALM 才是所有美國人都應該一起努力實現的價值目標，從而可以爭取更廣泛的支持。

　　正如馬丁路德金博士倡導的民權運動，是為所有人爭取民權，而不僅是黑人。他的“我有一個夢想” 演講就涵蓋了黑人和白人。如果以“每個人的命都是命”作為運動的旗幟號召，該運動就可能獲得美國社會各界的最廣泛支持，無論種族，性別，年齡，性取向等等，也就不會給別有用心的人歪曲抹黑，也不會給不明真相的普通民眾造成誤解。

　　“取消警察經費”與“公平法治”

　　“Defund the Police” v.“Justice for All”

　　筆者也認為在美國目前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的種族歧視，而且對於許多非洲裔以及其他族裔的普通平民被警察槍殺卻沒有受到公正的司法程序而深感不平。但是“取消警察經費”（DTP）這一口號可以說是一個更嚴重的自我造成的錯誤。狹隘的 BLM 不可能獲得廣泛支持，而 DTP 這個口號則導致許多普通民眾的疑慮恐慌，還會引起許多秉公執法的好警察的反感。

　　有些人可能會說，2014 年的新澤西州的坎登市（Camden）就徹底解散原有的警察局。但是，事實是坎登市接著就招聘重建了一個全新的警察局。因此，這個實例實際上證明 DTP 不切實際，而且不負責任。“取消警察經費”的口號必然要面對一個後續問題：然後呢？

　　解散警察局嗎？誰來維持社區治安呢？迫切需要的是全面的警務改革，而不是取消警察。

　　雖然拜登許多次地譴責任何形式的騷亂暴力趁火打劫，而且也反對取消警察經費，但 DTP 這一口號使到川普能夠借用尼克松的伎倆，宣稱自己代表“法律與秩序”，並將拜登和民主黨人抹黑未代表無法無天。

　　由拜登起草的 1994 年《控制犯罪法案》是克林頓執政時期民主黨在控制犯罪這個方面做出的重大努力，迫使共和黨不能夠再抹黑民主黨對犯罪軟弱無能，使得犯罪在 1996 年競選中就不再是一個焦點問題。但是在 2020 年民主黨內部初選期間這個 1994 年的法案成為某些民主黨候選人指責拜登的議題，從而又給了川普和共和黨人結合五月底以來的 BLM 運動而大打“民主黨對犯罪軟弱無能”的牌。

　　其實，每個人都希望法治和正義適用於所有人。警察執法犯法地槍殺沒有武裝的黑人，正是違背了所有美國人都認同這兩項基本原則。我們希望看到那些暴力執法的個別警察，和所有其他嫌疑人一樣，受到公開透明正當法律程序的起訴，庭審，舉證，判決，從而實現法治，為受害者及其家人聲張公義。“取消警察經費”根本達不到這個目的。為什麽不高呼“公平法治”或“司法公正”呢？

　　“社會主義”與“機會平等”

　　“Socialism” v. “Opportunity for All”

　　長期以來，使用“社會主義”標簽攻擊民主黨一直是共和黨的主要伎倆之一，川普只是使用這一陰招更加爐火純青而已。的確，參加民主黨初選的桑德斯宣稱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但事實上他不是民主黨人。令人遺憾的是，民主黨在對付共和黨/川普這一抹黑伎倆方面顯得非常無能。

　　正如《紐約時報》在 2020 年 11 月 5 日報道的那樣，盡管包括古巴裔在內的大多數拉丁裔都支持奧巴馬醫改 ACA，並從中受益。

　　如同許多民意調查一樣，凱撒家庭基金會的追蹤民意調查（KFF）於2020 年 10 月 16 日報告顯示 ACA 獲得的支持率越來越高，達到了55％。但是佛羅里達州 52％的古巴裔選民投票讚成川普和共和黨，盡管正是川普和共和黨一直企圖廢除 ACA。更令人困惑的是，許多委內瑞拉裔選民投票給川普，而川普是反對給與委內瑞拉移民的臨時保護身份（TPS）。拜登和民主黨人則支持給與委內瑞拉移民的臨時保護身份，因為委內瑞拉持續的政治經濟危機。

　　為什麽這些古巴裔選民和委內瑞拉裔選民會投票給其實會傷害他們的政黨和候選人呢？英文是“咬那只給你喂飯的手”。類似情況，筆者在自己的親戚朋友以及社交圈里也親身經歷了。《紐約時報》記者解釋說：“其中一些選民真的害怕社會主義”，而在抹黑方面是真正的天才的川普看到了這是攻擊拜登和民主黨人的絕好機會，而拜登民主黨卻沒有做出有效的回應。

　　不了解或者忘卻歷史的後果是很嚴重的。在里根-老布什執政的12 年的期間，共和黨非常成功地將民主黨描繪為“對犯罪軟弱”和“高稅收的社會主義”。克林頓所代表的民主黨溫和中間派通過“每個人機會平等，每個人承擔責任” 這兩個所有美國人都能認同的兩個原則，改變了民主黨在公眾選民心中的形象，占據了政治光譜的中心，從而使民主黨重新執政了八年。

　　“每個人機會平等，每個人承擔責任”意味著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應該具有善良和同情，幫助那些有能力而且願意努力奮鬥的人。舉例而言，民主黨提出的公立大學的“免學費”這樣的口號，就給共和黨又一個攻擊民主黨是“浪費納稅人錢的社會主義“的口實。筆者認為，大多數人會同意讓所有希望上公立大學的家庭能夠負擔得起，但不是完全免學費。為什麽不考慮“無息學生貸款”（譬如畢業十年之內無息償還）呢？這樣的方案符合“每個人機會平等，每個人承擔責任”的兩個原則。筆者知道許多父母已經與他們的孩子達成了這樣的免息協議，並且相信沒有孩子或者選擇不上大學的人也不會過於反對這個方案。畢竟，補貼貸款利息的成本遠遠低於免除所有學費的成本，因此對於政府預算而言更為可行，並且對於大多數，即使不是全部，納稅人而言也可以接受。事實上大多數父母也都認為，如果讓他們的孩子知道了他們可以在大學校園度過四年而沒有任何責任和後果，這很可能是一個糟糕的主意。

　　“每個人機會平等，每個人承擔責任”也意味著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應該具有法治公義，對於那些有權有勢的但是犯法的人也要依法處理。奧巴馬政府繼承了自 1930 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不得不必須花納稅人的錢巨資挽救華爾街，以防止經濟全面崩潰，否則將對各行各業的普通民眾造成更大的破壞。但是，由於事後未能追究華爾街的責任，導致部分選民感到憤憤不平，遷怒於對奧巴馬和民主黨，引發茶黨的崛起，於是川普和共和黨又找到了一個攻擊奧巴馬民主黨與富豪權貴勾結牟利的口實，雖然事實上川普和共和黨與權貴階層的勾兌比民主黨更加厲害得多。從競選獻金來源就可以看出哪一個政黨代表富豪階層，川普共和黨更多依靠富豪階層的巨額獻金，而拜登民主黨則更多依靠普通民眾的小額獻金。

　　以上只是民主黨及其盟友需要反思的許多例子中的三個。一個有效的選戰口號首先（1）反映價值觀念（例如，“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生命”“司法公正”和“每個人機會平等，每個人承擔責任”），其次（2）吸引最廣泛的選民支持，最後（3）防範被誤解或歪曲。根據這些基本的公眾傳播標準，“BLM”“DTP”和“社會主義”的確是非常不明智的。

　　到底哪一個政黨才是異類極端

　　冷戰結束之後的美國歷史進程顯示，只有牢牢把握政治光譜的中間區域，民主黨溫和派才能爭取最廣泛的社會各階層的公眾支持，從而一步一步地推進社會改革。自從克林頓於 1992 年贏得喬治亞州和 1996 年贏得亞利桑那州以來，拜登是第一個贏得喬治亞州和亞利桑那州的民主黨候選人，這絕非偶然，因為拜登一直就是克林頓那樣的溫和中間派民主黨人。

　　川普共和黨經常抹黑民主黨是極左，事實如何？就以在美華人最關心的稅率為例吧，我們不說北歐國家，就以筆者曾經工作生活六年的英國德國為例。在德國從 2005 年至今執政 15 年的基督教民主黨就是德國的保守派政黨，德國最高稅率是 45%，英國保守黨從 2010年至今執政 10 年，英國最高稅率也是 45%。而克林頓奧巴馬拜登只是 39.6%，比這德國英國的保守黨更加保守！

　　實際上，與發達民主國家的主要政黨相比，美國共和黨在許多重要議題上的觀點立場比他們的保守黨還要保守得多，可以說是屬於異類極端，例如氣候變化，累進稅率，最低工資，同工同酬，婦女選擇權，平等婚姻權，基本的醫療保健，槍支安全管制，平等的投票權，對競選獻金的控制，針對公共腐敗和利益沖突的陽光法案等等。

　　民主黨會及時吸取教訓嗎？

　　現在，喬治亞州有兩個參議院席位覆選，是民主黨獲得參議院控制權的最後機會，更是拜登內閣獲得不被共和黨掣肘有效執政的最後機會。共和黨自從金里奇（Newt Gingrich）以來的政治權術伎倆是這樣的：

　　1. 阻礙民主黨的每一項方案，哪怕是奧巴馬采納了他們的想法，例如起源於羅姆尼醫改的奧巴馬醫改，借鑒於里根的1986 年移民法案的 2013 年兩黨參議院移民法案，獲得福特和里根支持的 1994 年聯邦突擊武器禁令，等等數不勝數。

　　2. 毫不妥協，將國會兩院變成任何改革立法的墳墓，導致聯邦政府功能無法最有效地發揮。

　　3. 拖延浪費時間到了下一次選舉，就在選民面前倒過來指責民主黨執政無方。

　　近年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2013 年的移民改革失敗。在參議院通過兩黨移民法案 68-32 之後，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約翰·博納（JohnBoehner）完全封殺了這一參議院議案，不允許辯論和投票。為什麽？

　　因為他知道拿出來表決就會獲得兩黨多數支持通過成為法律，這樣奧巴馬就又多了一項重大實績，而且共和黨就無法繼續在移民問題

　　上打擊奧巴馬和抹黑民主黨是要開放邊境，讓非法移民湧入美國。事實是，奧巴馬主政八年期間遣返了 300 萬人，這是美國歷史迄今為止的最高紀錄。

　　這樣的政治伎倆加上以上的種種抹黑手段，共和黨已經玩了許多次了。問題是，民主黨及其盟友什麽時候才能吸取這些經驗教訓，全盤視野深思熟慮地對共和黨種種抹黑做出有力有效的回應？他們會及時從這些教訓中學會如何贏得喬治亞州的兩次覆選嗎？

　　如果民主黨還不能及時吸取教訓，就無法贏得喬治亞州的兩次覆選，拜登內閣和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將會被共和黨掌控的參議院處處掣肘，使得整個華盛頓再次陷於四年的癱瘓僵局。那麽美國就無法有效解決目前面臨的四個嚴重危機：新冠危機，經濟危機，種族危機和氣候危機。

　　（首發於《當代中國評論》特刊，2020/12/12）為什麽許多共和黨人反對川普？

　　劉海天

　　【前言：筆者親身經歷的第一次美國大選是 1992 年，至今這是第七次大選。美國的民主是通過兩個主要政黨競爭的選舉而實現的。

　　因此，每逢大選，就如同兩軍對壘，民主黨和共和黨各有自己陣營，然後全力爭取搖擺不定的中間派和獨立人士。本系列前三部分比較了兩黨的執政實際記錄，比較兩個候選人提出的施政政策。本篇從部分共和黨人和保守派人士的角度進行分析討論。】

　　反對川普的共和黨人

　　但是 2016 大選和以往的大選非常不一樣的一個表現，就是許多共和黨和保守派人士站出來反對川普,這是前所未有的。尊敬的讀者，如果說民主黨的支持者們反對共和黨的候選人是很自然的，那麽那麽多的共和黨人反對川普，這就非同尋常，很值得考究以下了。先來看一下哪一些共和黨人反對川普：

　　老布什-第 41 任總統 G H W Bush–former president 41小布什-第 43 任總統 G W Bush–former president 43羅姆尼-2012 年共和黨提名人，前馬薩諸塞州州長 Mitt Romney-2012 Republican Nominee, former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麥卡恩-2008 年共和黨提名人，亞利安納州聯邦參議員 JohnMcCain–2008 Republican Nominee, Senator of Arizona包威爾–前國務卿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即是總參謀長，美國三軍的最高軍職）Colin Powel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and chairmanof joint chief of staff

　　萊斯–前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and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龐博–前紐約市市長，Michael Bloomberg–former mayor ofNYC

　　亨斯曼–前美國駐華大使，前猶他州州長 Jon Huntsman–formergovernor of Utah

　　另外，據不完全統計，五個現任聯邦參議員，七個現任聯邦眾議員，三個現任州長，超過 30 多名的前國會議員(公開信)，50 位曾經在歷屆共和黨內閣的擔任外交和國家安全方面的高級官員和專家幕僚（公開信），還有數不勝數的共和黨黨內智囊團學者和策劃者，還有著名的保守派電台主持人 Glen Beck，Charlie Sykes，都宣布反對川普，其中相當部分還進一步表示支持喜萊利。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共和黨幾乎不會提林肯，TR 羅斯福，艾森豪威爾，老布什這些共和黨前總統（因為他們都是進步主義或者是溫和派！），而只會提前總統里根，奉為神明。可是他的兩個兒子麥克。

　　里根和羅納德。里根二世（Michael Reagan & Ronald Reagan Jr.）也都是堅決反對川普，而且認為他們的父親也不會支持川普。還有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是二戰之後共和黨提名的第一個保守派候選人(1964)，他的遺孀和長子也都反對川普。

　　在以往的總統選舉，工商業界和金融界向來多數會支持共和黨。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根據華爾街日報 2016/09/23 的報道，美國前 100強的首席執行官，沒有一個支持川普，但是有 11 個支持喜萊利。另外根據 Huffingtonpost 2016/06/23 的報道，56 位工商業界領袖宣布支持喜萊利，如股神巴菲特，Netflix 創始人和 CEO Reed Hastings，惠普 CEO Meg Whitman，Delta Airlines 執行董事長 Richard Anderson，Costco 共同創始人和董事長 Jeff Brotman，等等。這些人當中很多是一輩子的共和黨支持者，例如前通用汽車公司 CEO Dan Akerson。

　　這位全球最大汽車公司的前掌門人在公開信中說我從來都是投票給共和黨，但是這一次我不可以，因為一個優秀的領袖必須具備才幹，正直，善良，同情心，良知和自我約束的能力，喜萊利具有這些品格，而川普沒有。

　　2016/10/19,140 多位保守派的作家，學者，評論家，歷史學家發表公開信，指出川普是對美國建國理念的最大威脅，是對民主憲政原則，自由，公正，公平，誠信，基本人性良知的最嚴峻的挑戰。

　　那麽，到底為什麽這麽多的共和黨人士，從民選政界，國防外交，工商業，金融業，到學術界，都站出來反對川普？各位讀者，泡一壺好茶，接下來看以下的報道，注意，都不是來自於民主黨人的哦。

　　媒體和社會各界的背書

　　以往的大選，美國很多的主流報紙都會發表社論，陳述支持某一個候選人。以下是 1972 至 2008 兩黨分別獲得媒體報刊支持的對比統計。

　　在 2012 大選，支持共和黨羅姆尼的有 105 家，支持民主黨奧巴馬的有 99 家。匯總一下，從 1972 到 2012，支持民主黨只有 1409家，相當於支持共和黨 3144 家的 45%。所以，共和黨保守派人士一向說媒體傾向民主黨，其實是不符合事實的。

　　而 2016 大選到目前為止，支持喜萊利的超過 200 家，而支持川普的不到 10 家。這樣的巨大差距是前所未有的，因為有許多的保守派報刊在反覆的思考衡量之後，作出了反對川普的決定。

　　例如 The Arizona Republic 自從 1890 年成立 125 年以來，一直都是鐵桿支持共和黨的保守派報刊，但是這次史無前例地宣布支持喜萊利，指出川普既不是保守主義者，也不具備擔任總統的人品，知識，閱歷，和能力。

　　類似的保守派報刊還有 The Dallas Morning News（75 年來第一次）,The New Hampshire Union Leader, Richmond Times-Dispatch(175 年來第一次)。

　　又如，全美國發行的今日美國 USA Today 創刊 34 年以來一直保持中立，從來沒有在任何選舉中發表支持某一方的社論。這一次，其編輯部對是否支持喜萊利有分歧，但是一致堅決反對川普，並且詳細列舉了理由：川普性格自大浮躁，缺乏作為三軍統帥必備的學識和能力，散布偏見和歧視，他的從商記錄充滿爭議，出言魯莽張狂，將嚴肅的國家大事討論帶入粗野低俗，謊言連篇。

　　再如《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和《大西洋 The Atlantic》，這兩家是關於全球事務國家政策方面屬於最權威的雜志之一。外交政策雜志 1970 年創刊，從來沒有發表社論支持某一方候選人。但是這一次不得不破例，因為川普將會不僅給美國，而且給全世界，都會帶來巨大的危險。

　　大西洋雜志 1857 年創刊的 159 年以來，只有兩次發表社論，1860 年支持林肯和 1964 年支持約翰遜。今年是第三次，社論指出川普是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候選人：缺乏任何思想實質，善於煽動歧視仇恨的排外情緒，侮辱婦女，對國際事務和經濟民生政策一無所知，毫無羞恥的謊言，完全不能擔任總統的重任。

　　就在 2016/11/01《華爾街日報》刊登了 370 名經濟學家，包括八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聯名公開信，指出川普是一個對於美國極為危險和毀滅性的選擇。

　　與此同時，另外 19 位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則發表另外一份公開信支持喜萊利，宣言到：我們雖然在很多政策議題上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政府在社會保障的作用，如何最好地刺激經濟增長和創新，如何優化稅收和社會保障開支，等等。但是我們決定表達我們的共識，喜萊利毫無疑問地能夠勝任總統的重任，而川普則絕對不勝任。

　　2016/10/18,七十位在科學，醫學，經濟學等廣泛領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發表公開信支持喜萊利，反對川普，為了捍衛憲政，保護國家安全，確保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為一個更好的未來而共同努力。

　　2016/05/24，超過 600 位美國的作家，包括 Stephen King,Junot Diaz）聯名發表公開信，表示毫無疑問地反對川普是一個良知原則的選擇。

　　最後讓我們來看看共和黨的年輕一代吧。哈佛大學共和黨俱樂部成立於 1888 年，128 年來一直都是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在民意調查之後，10%不確定，80%支持喜萊利，只有 10%支持川普。因此發表宣言反對川普：他的觀點不僅是不符合共和黨的價值觀念，也違背了我們美國的價值觀念，他的政策將會給國家和世界帶來災難。哈佛大學整體而言，87%支持喜萊利，只有 4%支持川普。

　　捍衛人性良知和民主憲政

　　以前大選曾經有個別跨黨的例子，如民主黨 2000 年的副總統提名人利伯曼（Joe Liberman）在 2008 年大選支持共和黨的麥卡恩。

　　但是如此眾多的共和黨人士站出來反對本黨的候選人，甚至跨黨支持另一方的候選人，這是美國政壇歷史上史無前例的。而從媒體，工商業界，自然科學界，人文科學界，壓倒多數地反對一方候選人，而支持另外一方候選人，這也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

　　這些共和黨和保守派人士在政策上與民主黨喜萊利肯定有很多分歧，反對本黨的總統提名人，在政治上沒有什麽好處，特別是會受到很多川普支持者的惱羞成怒。例如《The Arizona Republic》在刊登反對川普的社論之後，就收到了不少的憤怒電話和死亡威脅。

　　而各行各業，金融經濟界，科學界，文藝界的人士一般會盡可能不大張旗鼓地介入政治，但是這一次都破例了。

　　為什麽呢？從以上所有人士和團體的宣言中看出，川普的性格為人，言行舉止，價值觀念，政策傾向，都已經是突破了基本的人性良知的底線，破壞了基本的民主規範的底線，因而被視為是對國家和世界的巨大威脅和危險。

　　喜萊利當然不是一個完美的候選人，她有缺點也曾經犯過錯誤，例如”電子郵件門”，但是聯邦調查局調查之後沒有足夠確鑿證據予以起訴；班加西事件 Benghazi，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歷時兩年花了七百萬美元進行了七次的調查，但是依然沒有找到任何玩忽職守。從以上所有人士和團體的宣言中看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認為，喜萊利具備了勝任總統重任的學識才幹，性格品格，閱歷經驗，最重要的是，喜萊利具有對憲政民主有基本的尊重，對美國的建國理念有深刻的認同，對全球人類的未來有強烈的責任感。

　　尊敬的各位讀者，兼聽則明，三思後行，理性思考，慎重抉擇。

　　（首發於“美國華人”公眾號，2016/11/4）

　　為什麽 KKK，ISIS 和俄國支持川普？

　　劉海天

　　【前言：上篇系列介紹分析了這次大選中出現兩個前所未有的現象，許多共和黨和保守派人士站出來反對共和黨提名人川普,和絕對多數的社會各界精英反對川普，支持喜萊利。接下來討論一下第三個前所未有的現象，支持川普的是哪一些團體和國家，以及川普的言行，商業和稅務紀錄。】

　　三 K 黨和美國納粹黨支持川普的原因

　　據華盛頓郵報 2016/11/01 的報道，在僅有的不超過 10 家支持川普的報刊中，最突出的是三 K 黨的喉舌“十字軍”

　　（The Crusader）。

　　其首頁全版的宣言：”川普要恢覆美國的曾經的偉大，那麽我們要問自己，是什麽使到美國曾經偉大？答案很簡單，美國曾經偉大不在於我們的建國之父們做了什麽，而是他們是什麽人？……美國立國之本是白人基督教的共和國，因此而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川普競選團立刻聲明回絕了這個支持。但是，在 2016/02/28 共和黨初選期間的 CNN 電視采訪節目里，川普被問到“你是否回絕David Duke 和其他的白人至上組織的支持？”川普回答“我根本就不知道關於 David Duke 的任何事情。”CNN 的節目主持人給川普三次機會澄清，但川普都含糊其辭，拒絕和三 K 黨的黨魁 David Duke劃清界限。川普這樣的言論立刻遭到廣泛的譴責，包括很多共和黨人士。

　　從 2015 年六月參加總統選舉，八個月之後的初選，還自稱不知道 David Duke 是什麽人，這就相當於二年級小學生還不知道 1+1=2，這是十足的無知 ignorance 或者是不做功課。但是，事實是早在1991/11/19 的 CNN Larry King 電視采訪中，川普的回答就表明他知道 David Duke 是何人及其性質。2000/02/13，川普還發表聲明表示他不認同改革黨，因為該黨包括了 David Duke，他是一個新納粹分子。

　　這些事實證明川普公然說謊，但是為什麽要說謊呢？因為在初選當中，他發現他的各種各樣煽動性的種族言論會（1）得到媒體的廣泛報道，也就是免費的競選宣傳（MarketWatch2016/05/16 的報道，川普得到將近三十億美元免費媒體曝光），（2）吸引很多白人，特別是沒有大學教育的白人日益成為他的鐵票，而（3）因為共和黨初選有多達 17 個參選人，因此只要在每一個州的初選中拿下 20%左右就可以取勝。而川普早 2011 年的時候就開始傳播奧巴馬不是出生在美國，以此來暗示奧巴馬當選總統是非法，這個謠言至今還有 20%的美國人相信，這些就是川普的鐵桿票盤。

　　類似三 K 黨的還有 American Freedom Party（其黨魁說多元化等於對白人的種族滅絕），美國納粹黨（其黨魁說川普將會給白人至上主義運動帶來一個絕好的機會），都不遺余力地發動他們的黨徒支持川普。為什麽，原因很簡單，其實自從 2015 年六月參加競選以來，川普發表的種族歧視性的言論實在是數不勝數，一開始還引起輿論嘩然，但是逐漸地見怪不怪了，他竟然因此在共和黨初選中勝出。他在宣布競選的第一次演講就說，“墨西哥人偷渡來美國，他們是強奸犯和罪犯……我們要在邊境修一道很高的墻，然後讓墨西哥付錢。”

　　後來又說，“在我進入白宮的第一天，我就要動用聯邦，州和地方的執法力量來遣返 1100 萬非法移民。”

　　川普的言論將非法移民，特別是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來的，視為罪犯的這些煽動性的言論已經在美國各地，特別是在學校，造成了及其惡劣的影響。白人學生對其他族裔學生的威脅騷擾的事件日益增加。

　　北韓，俄國，伊朗強硬派，ISIS 支持川普的原因路透社 2016/06/02 報道，北韓的官方媒體之一的“今日北韓人民共和國”（DPRK Today）在其網站稱川普是一個充滿智慧的選擇。

　　CNN2015/12/17 報道，俄國的普金對川普大為讚賞，稱之為絕頂聰明，傑出人士，是總統選舉中的絕對領先者。而川普則也回報讚賞普金是一個強有力的領袖，而奧巴馬則是一個很糟糕的領袖。如果是一個民主黨人稱讚一個敵對國的獨裁者，同時批判共和黨總統，肯定會被譴責為叛國。但是共和黨對於川普如此出格的言論卻置若罔聞。的確，川普認為北約組織過時了，盟國如果不給錢，美國就應該撤軍，這些言論對於俄國普金的確非常悅耳。

　　CNN2016/07/27 報道，美國的情報部門有可信度足夠高的證據證明俄國是黑客偷竊民主黨總部和喜萊利競選團電子郵件的幕後操縱，然後交給 Wikileak，以此來讓民主黨喜萊利出洋相，從而影響美國大選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川普不僅稱讚普金，也稱讚其他獨裁者，例如金正日，薩達姆侯賽因，阿薩德，卡紮菲，甚至墨索里尼，等等。這些說明了什麽？最有可能的解釋是，（1）川普因為一直是自己企業的大老板，從來是說一不二的，所以其思維已經習慣了獨裁模式，（2）他對於這些獨裁者犯下的各種各樣的罪行和對世界和平的危害看來沒有任何的反感。

　　川普和共和黨的另外一個難以想象的盟友是伊朗的強硬派。

　　2015 四月，經過漫長的談判，伊朗和世界六強（美英法德俄中+歐盟）簽訂了伊朗非核武器化的協議。這是國際外交史上的一個積極範例。

　　伊朗的核鈾儲存被減少了 98%，被控制為期 15 年，而且國際組織有權做檢查。但是川普和共和黨，以及伊朗強硬派都想要破壞取消這一個和平協議。難道他們都想要在中東再次戰爭，入侵伊朗嗎？

　　最讓人不安的是，根據時代周刊，每日郵報，外交事務等多家報道，ISIS 也明顯希望川普取得大選勝利。ISIS 的發言人寫到，“我希望真主將美國交給川普”，另外一個 ISIS 的支持者則宣布，“幫組川普進入白宮是我們聖戰者的優先目標。”

　　讀者肯定會問 ISIS 為什麽希望川普獲勝呢？這就要回顧一下川普從參加競選之後發表的言論了。

　　“實行全面完全的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

　　“我們要將恐怖主義者的家屬也一起殺掉。”

　　“反恐需要使用酷刑。”當被指出使用酷刑是違法的時候，川普首先是顯然不知道酷刑是違法的，然後他的回答是，”我下的命令，他們（情報部門）是不會拒絕的。”這又體現了川普對美國憲政的無知和藐視。

　　“我看見數以千計的人在新澤西州歡呼慶祝 9/11 世貿大廈被攻擊”（100%的謊言）

　　“我有數以百計的朋友在 9/11 喪生”（100%的謊言）川普的言論將所有的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口都視為恐怖主義分子，這是 ISIS 等恐怖主義組織求之不得的“美國和西方世界在向伊斯蘭宗教國家和平民宣戰”的證據，作為招募新的聖戰信徒的極為有力的宣傳工具。這種以特定宗教作為懷疑指控的基礎，不僅根本不具有任何實際操作性（全世界有超過 17 億的穆斯林，超過 250 萬在美國），而且將大部分的守法穆斯林置於監視和恐懼之中，造成穆斯林社區與其他族裔和警方之間的猜疑，矛盾，歧視和沖突，反而對防範恐怖主義的工作極為不利，更危險的是會使到年輕的穆斯林更加容易投向 ISIS 恐怖主義的懷抱。

　　川普的言行記錄

　　川普在競選中的數不勝數的粗言濫語，謾罵侮辱，大話謊言，甚至淫穢性攻擊，對美國社會帶來了的沖擊是難以估量的。他肆意攻擊了除了白人以外的幾乎所有群體：西班牙語系的移民，殘疾人，被俘虜的退役軍人，為國捐軀士兵的父母（士兵穆斯林 Khizr），墨西哥裔的聯邦法官（父母是墨西哥合法移民，法官是美國出生），真實報道他的言行的新聞記者和媒體，共和黨的其他候選人，所有的將軍都沒有他知道 ISIS 得多，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川普在 2016/05/02 就大肆攻擊中國在貿易方面強奸美國。第一次總統電視辯論中也是一開始就攻擊中國。另外還污蔑造謠說全球氣候變化是中國制造的騙局。

　　更離譜和令人作嘔的是，在共和黨初選電視辯論中炫耀自己的生殖器碩大，嘲笑共和黨的唯一女性參選人相貌難看因此不可以當總統；當女性主持人 Megyn Kelly 將他之前很多侮辱女性的言論重覆，問他如何解釋，他事後指控 Kelly 月經來潮故意刁難他；說他在第二次電視總統辯論中看喜萊利的背後，覺得是目不忍睹。

　　至於在競選之前川普就更是為所欲為，肆意張狂，因為他相信只要能上媒體，就是好的(even bad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 在 1994 年的電視訪談節目里，主持人問他一歲的女兒Tiffany 長得像誰，他說“她有她媽媽的腿，至於她的胸部就要等時間了”。

　　? 在 1997 年自傳里承認和很多女性包括已婚女性有染。

　　? 在 1997 年 Howard Stern 電台訪談里承認性病相當於他自己的越南戰爭。

　　? 在 2005 年 Howard Stern 電台訪談里，被問如果他的妻子Melania 在車禍里被毀容了，他會還愛她媽？他的回答很簡單“她的乳房怎麽樣？”

　　? 在 2005 年 Billy Bush 節目里自我炫耀如何去對女性進行性騷擾，強吻和摸她們的胸部和陰部，闖入環球小姐的後台更衣室去巡視正在換裝的女生。

　　? 在 2006 年的電視訪談節目里，他說“如果 Ivanka 不是我的女兒，我可能會 date 她（意思不是約會那麽簡單）”

　　以上這些污言穢語說明了川普是什麽樣的一個人，世界上有幾個作為丈夫和父親的男士對自己的妻子女兒如此下流，讀者明鑒。

　　川普的商業紀錄和稅務紀錄

　　川普競選最大的誇耀就是他的從商成功。但是他的公司先後申請破產六次。他的川普大學是一個大騙局。他的慈善基金因為很多違規而被紐約州總檢察官勒令他停止運行。根據 USA Today 的統計報道，川普個人及其多家公司涉及於至少 3500 宗法律訴訟，其中包括數百案件是他拖欠拒付小承包商和勞工的服務。

　　在 1995 年的報稅表里申報虧損$916 百萬美元，足以使他可以不交聯邦個人所得稅 18 年。而他對此揭露的回答是“這說明我聰明that makes me smart”。

　　交稅是每個公民的應盡義務。共和黨歷來指責中下勞工階層不交稅是 freeloader，按照 2012 年共和黨提名人羅姆尼，有 47%的人是占便宜。現在川普自我標榜不交稅，共和黨人反而說川普是天才。按照這樣的邏輯，所有守法的，不去轉空子的納稅人都是傻子了（sucker）。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自從 1969 年尼克松（Nixon）公開自己的個人稅表以來，歷屆總統副總統，總統候選人，都公布了自己的個人稅表。在 2012 年，當共和黨羅姆尼遲遲不公布稅表的時候，川普在電視訪談中說應該要公布。今年大選，喜萊利公布了 1997 年-2015年 18 年的個人稅表，顯示克林頓在 2015 年聯邦稅交了 34.2%，州市稅 9%，另外捐獻慈善 9.8%。但是川普始終拒絕公布，口稱因為在被國稅局審查（IRSAudit）。但是國稅局立刻表示，沒有任何法律禁止他公布稅表。對於川普的私人生活，我沒有興趣。但是總統候選人公布稅表，這已經是美國民主選舉過程中的一個不成文的共同遵守的政治慣例，它可以讓所有選民看到候選人有沒有逃稅漏稅，有沒有捐獻慈善，有沒有在海外的生意。川普死活不願意公開稅表，其中必然有非常嚴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違反了現有的遊戲規則。

　　通過以上的討論，相信讀者現在能夠更全面了解為什麽那麽多的共和黨人，社會各界的精英階層都站出來反對川普，也能明白為什麽 KKK，納粹黨，北韓，俄國，和 ISIS 等等這些組織和國家會支持川普。

　　各位讀者，可能疑問，筆者為何不討論喜萊利克林頓。這是因為時間有限，而且她的缺點錯誤與川普惡劣品性的是不同性質不同等級的。例如關於班加西事件，共和黨控制的國會花了納稅人七百萬美元進行了兩年七次調查，沒有任何結果。FBI 聯邦調查局對喜萊利電子郵件的長期調查之後，也是沒有證據起訴。至於前兩天 FBI 忽然寫信給國會，說在進行新的郵件調查，這本身很有問題，（1）這些是喜萊利助理的前夫的電腦上發現的郵件，不是喜萊利的郵件（2）既然是依然在調查過程中，就應該按照 FBI 的慣例不動聲色，（3）在沒有任何確鑿證據的情況下通知國會和公眾媒體，影響即將進行的大選，這是違法的 The Hatch Act。

　　其實關於喜萊利克林頓，不論是全球權威性的 The Economist和 Foreign Policy，偏自由派的 The Atlantic 和 New York Times，中間派的 USA Today，還是許多保守派的 The Arizona Republic，和社會各界精英都已經給出了很好的陳述，筆者就不需重覆了。

　　尊敬的各位讀者，兼聽則明，三思後行，理性思考，慎重抉擇。

　　後記：筆者這次關於 2016 年大選的思考系列，至此完成。謝謝所有讀者的垂注和反饋。

　　（首發於“美國華人”公眾號，2016/11/5）

　　2020 西方思想年度述評（上）：美國大選與民主危機劉擎

　　序言：漫長的告別

　　兩個多月前，全世界無數人迫切期待的時刻來臨了：我們終於告別了 2020，這活久未見之年。在一張日歷翻過的瞬間，如願以償。

　　然而，這是一場漫長的告別，帶著綿延不絕的尾聲，在新的一年持續回響。一個時代蓄勢已久的力量在去年集中爆發，但不會在頃刻間煙消雲散，正如它並非突如其來。

　　於是，等到春天再來回望過去一年或許更加適宜。這份遲來的重訪躲過了驚魂未定的慌張，也會在眼前的景色中察覺客歲的余暉。時間是一種距離，帶來些省思的從容，雖

　　然“密涅瓦的貓頭鷹”不知還要多久才

　　能等到它起飛的黃昏。

　　《時代》周刊在 12 月 5 日的封面

　　上將 2020 年判定為“最壞的一年”，

　　這是許多人心情的寫照。在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的第一個月，全球確診病例數只

　　有不到一萬，半年之內上升到一千萬，

　　一年之後突破一億，累計死亡病例數超

　　過兩百二十二萬（到今年 3 月已經達到

　　兩百七十萬）。此外，澳大利亞發生了

　　罕見的森林大火，法國經歷了“黑色十

　　《時代》周刊在 12 月 5 日

　　月”的創痛，英國釋然或惋惜地正式脫

　　的封面

　　離歐盟，美國見證了風起雲湧的社會抗議運動，以及驚心動魄的總統大選。而一年多前簽訂的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協議，如今似乎已經時隔久遠而意義不明……

　　多麽動蕩而漫長的一年。那些驚慌失措中的猜測與流言，那些堅韌與勇敢的事跡，那些悼別逝者的時刻，都匯入了記憶的河流。但這一切經歷究竟帶給我們什麽啟示呢？

　　有悲觀論者說，這“最壞的一年”或許會是未來“最好的一年”。

　　有更多人強調其重要的轉折意義。《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在去年 3 月的文章中提出新的歷史分期，他認為世界將被疫情劃分為 BC 與 AC 兩個階段——“前新冠”（BeforeCorona）世界與“後新冠”（After Corona）世界。政治哲學家格雷（John Gray）4 月發表文章，判定“這場危機是歷史的轉折點”，並預告“全球化的頂峰時期過去了”。當下的任務是讓頭腦清醒，“思考如何在一個改變了的世界中生活”。

　　這些斷言或許正確，卻過於籠統了。也許，記憶之河還需要更久的沈澱，才能凝結為更具啟發性的經驗和教訓。但是，我們的記憶並不是從 2020 年才開始的，過去幾年的歷史不是早已顯示危機的先兆嗎？

　　蓋茨（Bill Gates）在 2015 年的一次 TED 演講中就曾預言，未來對人類最大的威脅，不是戰爭而是疫情大流行。至於美國的政治危機，從川普在 2016 年總統大選中獲勝之後，就有難以計數的研究和評論發出過警告。而中美競爭的升級及其對世界秩序的沖擊，也是過去二十年國際政治領域持久關切的核心議題。同樣，全球氣候變暖與各種“自然災害”之間的相關性，一直有大量的研究與公共討論。

　　震驚之感往往與健忘或漠視相伴。令人驚訝的 2020 年並非無蹤可循，它只是加速了經年已久累積的危機，讓困境與挑戰以更加銳利的戲劇性方式呈現出來。如果探究其深層的邏輯，我們可以發現至少有兩種長時段的原因，塑造了當今全球化時代的高風險特征。

　　在微觀層面上，存在一個長程的趨勢，可以稱之為“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傳統的生活大多在一個有限而熟悉的空間中展開，具有鮮明的本地性。人們熟悉自己的環境和影響生活的主要因素，因為這些“變量”不太多、不太遠，也不太覆雜。生活的本地性具有相對自足的特征，人們也能夠大體把握自己的命運。

　　然而，隨著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巨大的流動性（包括人口、物資、信息、資本和技術的流動）對生活的本地性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底特律汽車工程師的職業前途，可能取決於“通用汽車”海外公司的規模與效益，還有新能源汽車的發展趨勢；而德克薩斯州的石油工人要評估自己的就業前景，可能需要了解科學家對碳排放問題的研究進展，政治家達成的共識，簽訂的國際氣候問題

　　協議及其對國內政策的影響。

　　影響生活的變量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遙遠和覆雜。投資、技術、設備、生產、經營和消費等要素，原本局限於本地、附近或本國內部，如今卻來自世界的四面八方。將這些要素整合起來的過程和機制，不僅覆雜到超出普通人的認識能力，而且往往不能夠由本地甚至本國政府單獨決定，因此也難以單獨問責。

　　當然，這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新現象。早在現代化浪潮的興起之時，生活的本地性就開始受到侵蝕。但在最新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各種流動性的深度、廣度和速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極端狀態，也造成了更加嚴重的沖擊。這種趨勢對人類應對大規模流行疾病帶來了挑戰。由於人口流動的規模和速度，防止疫情的跨地域傳播變得格外困難。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防控疫情的有效性，不僅關涉本地居民，也影響到更廣大的人群。

　　生活的本地性被瓦解了，這給許多人造成了難以估計的風險，對生活的掌控感處在莫名的威脅之中。因為影響你生活的變量是遙遠、陌生而難以理解的，它們是未經你同意和授權的強大力量，卻以不容分說的蠻橫方式操縱你的願望，支配你的命運，甚至剝奪你的權益，深刻地改變了你原有的生活方式。

　　同時，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也威脅著基層政治的自治傳統。托克維爾讚賞美國民主中的“鄉鎮自治”模式，這種自治依賴於社區成員之間對公共事務的商談溝通。當一個社區難以理解也無法掌控過多的覆雜變量，有意義和有效的商談就變得格外困難。世界的許多地區正在見證生活本地性的瓦解，這種狀況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挫敗、委屈、沮喪，甚至怨恨和憤怒。

　　而在宏觀的層面，全球化造成了國家政治與治理的困境。早在十年之前，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著名的政治經濟學“三元悖論”（trilemma）：超級全球化、國家主權和大眾民主這三者不可同時兼得，只有“三者必擇其二”的可能。2020 年6 月，兩位美國學者在《開放經濟評論》發表了一份實證研究論文，他們用 1975 年到 2016 年一百三十九個國家的數據檢驗了羅德里克的假設，肯定了三元悖論的有效性。研究結果還顯示，民主化程度較高的工業化國家往往經歷更多的政治不穩定。

　　政治經濟學“三元悖論”（trilemma）

　　就結構性約束而言，歐盟治理的困境、英國脫歐以及美國外交政策面對不斷增長的國內壓力等現象，都在某種程度上是這種三元悖論的征兆。這也意味著美國恢覆原有國際秩序的企圖將會遭遇持久的阻力。

　　無論是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對於個人生活的沖擊，還是三元悖論的結構對政治事務與公共政策的挑戰，都會激發出反彈的力量，體現為近十年多來的“逆全球化”趨勢。羅德里克本人並不全面反對全球化，他主張尋求一種更為平衡的選擇，保持適度（而非“超級”）的經濟全球化，同時維護國家主權和大眾民主政治。

　　然而，不斷超越地區性的全球化趨勢仍然十分強勁，因為資本與技術的邏輯具有突出的“超地方性”傾向，兩者都遵循一種“對事不對人”的普遍主義：資本總是傾向於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技術也總在尋找生產性更高的地方。但是，這種基於工具理性的普遍主義邏輯往往與社會生活形成緊張。人的生活依賴於相對穩定的居住地、傳統、語言和風俗等，總是具有無法徹底抹去的地方性。如果不受約束的資本和技術無情地摧毀生活共同體的根基，很可能會引發劇烈的沖突，導致失序的危機。

　　2020 年以令人難忘的方式突顯了長期以來的全球化困境，也揭示了人類分享著共同的命運，至少在重大危機的時刻。這是無法在揮

　　手之間輕易告別的時代挑戰。它敦促人們重新思考共同體的價值和意義。人的生活總是共同的生活，每個人都從屬於多種直接或間接的共同體，有些切身可感，有些更具有虛擬或想象性，而各種共同體之間又彼此依賴、相互影響和塑造。我們需要探索和建設一種更有生機活力、也更具適應性的共同體，維護其邊界和自治，同時保持對外部的開放與合作。這是一場漫長的告別，只能在開啟新的思考與對話中才會結束。

　　如期而至的政治危機

　　2020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場硝煙四起的“選戰”，直到次年1 月 20 日，當拜登宣誓就職的一刻，才塵埃落定。

　　在兩周之前，川普的一些支持者攻占國會大廈，中斷了國會兩院確認選舉結果的議程，最終導致五人死亡。這場騷亂震撼了全球各地的政要與觀察家。許多人驚呼，1 月 6 日是“美國歷史上恥辱的一天”，是美國的“水晶之夜”，“自由世界的燈塔熄滅了”……的確，如果在實況轉播中觀看川普的煽動性演講，目睹國會山暴亂的場景，整個過程驚心動魄，當時感受的震撼會讓人不禁驚嘆“狼來了，這一次狼真的要來了”。

　　然而，這一切難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嗎？在根本上，這場危機並沒

　　有超出各種“劇本”的意料，無數“狼要來了”的警告早就不絕於耳。

　　自從 2017 年初開始，《華盛頓郵報》決定每天提醒讀者“民主死於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將這句話作為銘文印在報頭之下。2019 年（筆者曾在當年述評中介紹）就有學者預言，美國社會的對立正在演變為“政體分裂”，選舉爭議會導致“暴動”並引發憲政危機。2020 年 10 月 1 日 Politico 雜志發表戴蒙德（Larry Diamond）等五名政治學家的聯署文章，警告大選導致暴力沖突的危險正在急劇上升，並呼籲采取緊急措施，成立跨黨派的專門委員會應對可能的暴力事件。而 11 月 2 日發布的一份民調顯示，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對選舉引發暴力的問題表示關切。甚至有評論認為，當前的美國處於南北戰爭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分裂，“第二次內戰”並非不可想象。

　　但是，內戰最終沒有爆發。川普在拖延了幾個小時之後，發出了“和平回家”的呼籲，而不是“決一死戰”的號召，也沒有動用軍隊介入“選舉結果的全面核查”。預想中更為驚恐的情節還沒有發生，政治對抗止於“選戰”，瀕臨崩潰的危機幸運地躲過了崩潰的劫數。

　　狼來過了，露出了猙獰的面目，但在嘶吼之後又迅速離去。國會山的暴亂更像一次象征性的休克療法，讓人們從“政治失憶癥”中驚醒，重溫歷史教科書寫就的常識：民主，尤其是美國民主，從來不是堅如盤石的大廈。

　　很快，重溫歷史的治療努力開始了。1 月 8 日著名美國史學者方納（Eric Foner）在《國家》雜志發表文章指出，“熟悉美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次國會山暴動並不是第一次以法外方式推翻民主選舉結果的企圖”。美國在“重建時期”以及隨後的幾年中，發生過許多類似的事件，有些遠比 1 月 6 日的暴亂更加暴力。他列舉了 1873 年和 1898 年武裝白人推翻民選的黑人或跨種族的地方政府或官員的事件。他提醒美國人，“讓我們不要假設，在國會山暴亂之前美國是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國家”，這是一個幻覺。

　　1 月 29 日馬薩諸塞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茨（Alasdair S. Roberts）在《對話》網站發表文章，題為“那些哀悼美國民主脆弱性的人們弄錯了什麽？”。文章指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華盛頓特區部署軍隊來維持秩序的情況已經出現過四次，而針對總統和政要的暗殺事件也發生過多次。作者試圖在歷史的視野中，對美國的真實現狀做出準確的判斷。

　　在許多人看來，攻擊國會山事件顯示，美國民主已經變得脆弱，而這種脆弱性是新近的危險趨勢。但作者認為這種看法有誇大其詞之嫌，並不是因為它低估了危機的嚴重性，而是它忽視了一個歷史事實：“美國民主一直是脆弱的。”更準確地說，美國真正的困難在於它是一個“脆弱的聯盟”，在歷史上長期存在著各種矛盾和局部沖突，其中許多深層的裂痕並未真正彌合。

　　“美國”

　　（The United States）

　　這個詞（在字面上）是覆數名詞，直到南北戰爭之後，才在美國官方演講中被確立為單數名詞。

　　但美國政界常常將國家團結視為理所當然，許多新上任的總統都傾向於推行雄心勃勃的計劃。這些計劃激勵了支持者，同時也激怒了反對者。但這種贏家通吃的方式可能會加劇分裂，而不是重建團結。自 1990 年代以來，舊的分裂開始重新出現，體現為所謂“紅色”

　　美國與“藍色”美國之間的分野。這兩個陣營對於什麽是國家的優先任務，尤其是對於聯邦政府的作用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導致了對政府的敵意，因而使政治陷入僵局。

　　民主的脆弱性並不新鮮，政治暴力與應對政治暴力的努力在美國歷史上也屢見不鮮，人們對於民主的信心也是如此。在過去的一年中，人們對美國民主的信心遭到了打擊。但在 1930 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在 1970 年代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大潮的困境中，人們對“民主的終結”也有過類似的恐懼。但這些歷史經驗的證據也表明，脆弱的民主政體能夠在各種沖擊下延續，也確實具有自身的適應性。最近美國總統大選以來的諸多事件令人不安，但這並不表示美國的民主即將崩潰。

　　文章在最後寫道，僅僅在二十年之前，許多美國人堅信自己體制的優越性，“小布什總統甚至宣稱，美式民主是‘國家興盛的唯一可持續模式’。相比之下，今天許多人擔心這種模式正處在崩潰的邊緣”。如果說當初的傲慢精神是誤導性的，那麽 2021 年的絕望也是如此。“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美國正在為維護團結、遏制政治暴力，以及達至民主原則而進行永無止境的努力。”

　　在歷史學家呈現的視野中，美式民主的“燈塔”寓言是一個短暫而過時的迷夢。而在政治理論界，從古至今嚴肅的學者，無論持何種立場，從未將民主視為一個神話。這不必回溯到亞里士多德或者托克維爾，當代支持自由民主制的政治理論家，對民主政治的現狀與前景大多保持審慎或憂慮的態度。

　　早在 1975 年，一份題為“民主的危機”的報告提交給了“三邊委員會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作者是克羅齊（ MichelCrozier）、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與綿貫讓治（Joji Watanuki）。

　　他們針對當時西歐、北美和日本等國家對於民主的悲觀論調，對民主政體面臨的外部與內部的挑戰做出分析，認為導致民主危機的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政府要求的增長與政府執政能力的不足。在 1980 年代，著名政治學家達爾（Robert A. Dahl）發表了《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1983）和《民主及其批評者》（1989）等論著，對民主政體的局限與弊端展開多方面的檢討評估並提出改良的構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對於民主的憂患意識貫穿於整個冷戰年代。直到蘇聯解體之後，“歷史終結論”等對民主的樂觀論述才成為顯學。

　　福山是西方民主政治最熱衷的辯護者之一，但他在 2014 年發表了關於民主政治“衰敗”（decay）的研究，並且特別針對美國的體制發出警策：“思想的僵化與根深蒂固的政治勢力形成一種結合，阻礙了這些體制發生改革。如果沒有一次對政治秩序的重擊（shock），無法保證這種局面將會有什麽改變。”在 2016 年，福山在桑德斯和川普的崛起中看到了這種沖擊出現的可能，兩派的選民得以借助“激進的局外人”凈化清理腐敗的建制派。但他同時擔心，“民粹主義者販賣的靈丹妙藥幾乎於事無補……將會使局面惡化而不是改善”。

　　帶著對政治衰敗的關切，福山 2021 年 1 月在《外交事務》網站上發表的文章，考察“川普執政時期政治衰敗加速惡化”的趨勢，甚至懷疑這種衰敗已經“敗壞至核心”。在他看來，民粹主義的策略將川普送進了白宮，“惡化的進程以驚人的速度一直持續，擴展到當初難以預料的範圍”，最終在國會山騷亂事件中發展到頂峰。危機過去了，但引發這場危機的深層狀況仍然沒有改變：“美國政府仍然被強大的精英集團所俘獲，這些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政策，誤解了整個政體的正當性，而這個體制仍然過於僵化以至於無法改革自身。”福山進一步指出，兩種新現象的影響使局面更為惡化，一是新的通信技術加劇了“民主商議之共同事實基礎的消失”，一是兩黨之間的政策差異已被凝固為文化身份認同的分裂。

　　民主理論家戴蒙德多年來深切關注民主的危機。他在 9 月的《大西洋月刊》網站上發表文章，分析美國選舉制度的缺陷可能導致出現“雙總統”的僵局，並引發憲政危機。在 11 月 3 號投票日當天，戴蒙德又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美國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自由、法治與選舉，前兩項雖然遭受重創，但經受住了考驗，但作為第三支柱的自由公平選舉卻面臨威脅。

　　有評論說，這個“自由世界”的頭號大國上演了第三世界國家才會發生的政治亂局。這似乎忘記了，老人常常會和幼童一樣容易跌倒。在戴蒙德看來，美國民主的部分問題在於“上了年紀”。這個最早實行民主制的國家，其制度最初成形於廣袤、分散和多樣化的殖民地，更為關注“多數暴政”的危險，因此，美國的“憲政體制缺乏針對選舉崩潰的預防措施，而這些措施在更晚近的民主國家中是常見的”。

　　實際上，對於美國民主制度的缺陷與弊端，學者與政治評論家展開過持續而豐富的分析批評，從總統制到選舉人制度（選舉院），從選區劃分方法到競選籌款規則。改革的呼籲與修憲動議也層出不窮，但在慣常的黨派政治僵局中，變革的希望非常渺茫。那些不斷發出警告的批評者，不僅難以觸動政治精英的神經，反而被看作高喊“狼來了”的淘氣孩子，只是虛張聲勢，因此不必理會。

　　那麽，1 月 6 日國會山騷亂的沖擊有可能激發變革的動力嗎？

　　現在還難以判斷。但至少“狼真的來過了”，美國民主制的隱患與危機並不是理論家們杜撰的流言。

　　一個半世紀之前，詩人惠特曼在獻給林肯的名作中將他稱作“船長”，這同時包含著對這個新生民主國家的隱喻——美國是在風浪中航行的巨輪，總有遇到驚濤駭浪的危險。而這位“船長”在南北戰爭之前就預見了危險。1838 年林肯在青年學會發表《我們政治制度的永世長存》演講，他相信美國政治制度的危險“必定發端於我們內部”，而他對於“應當如何防御危險”的回答是“捍衛憲法和法律”。林肯甚至呼籲“讓法律成為這個民族的政治宗教（politicalreligion）”。

　　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在林肯演講一百八十多年之後，今天的美國人仍然信奉這個“政治宗教”嗎？冷靜考察 2020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可能會得出一個失望與希望並存的答案。

　　美國的社會分裂與政治極化在近幾年來不斷加劇，這無可避免地將這次選舉變成一場狹義的“選戰”。選戰在本質上是真實內戰（物理性戰爭）的模擬物，因此具有“窮盡手段”與“法律約束”的雙重性，這意味著競爭雙方將窮盡一切法律允許的手段來謀求勝選。

　　放棄“窮盡手段”就只是普通的選舉而不足以成為“選戰”，但突破“法律約束”則將使選戰喪失其模擬功能而蛻變為物理戰爭。就此而言，川普及其支持者發起的抗議與幾十起訴訟，即便違背了文明標準，仍然是窮盡合法手段的表現，直到公然抗拒依據司法程序審議的結果，才挑戰了法律約束的邊界。

　　然而，美國的法律制度絕非脆弱到不堪一擊的地步。《經濟學人》11 月 28 日刊登長文《民主的韌性》，指出“美國體制得到了其法官與官員的專業主義精神的保護。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都受到前輩確立的標準束縛。因為有無數人堅守職責，川普推翻選舉結果的企圖失敗了”。

　　的確，在對選票統計的爭議與審理中，公職人員展示出高度的專業主義和尊重憲法程序的立場，這包括川普本人任命的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其他聯邦法院法官，他竭力支持的佐治亞州州長，他內閣中的司法部長以及國土安全部負責網絡選舉的負責人，這些共和黨公職人員在總統和黨派利益的壓力下選擇了忠誠於憲法和專業原則。另外，十位前任國防部長於 1 月 3 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聯合聲明，呼籲軍隊保持中立，對選舉結果不予介入。即使在 1 月 6 日占領國會大廈的非法行動中，暴亂者試圖以極端方式改變選舉結果，但他們要求的仍然是全面徹底核查選票，而不是廢除民主選舉程序。

　　在這場選戰中，法律遭到了嚴峻的挑戰，這是令美國人失望的現實。但這些挑戰遭到了更強勁的反彈，這是希望所在。事實證明，選戰實現了其模擬的功能，最終避免了內戰。美國絕大多數公職人員與民眾對於憲法和選舉程序存在基本共識，守住了最基礎的憲法底線——這雖然是“過低的”卻仍然堅固的及格線。在這個意義上，林肯倡導的“政治宗教”在美國人的內心深處依然保留著神聖性。

　　如何判斷美國政治危機的嚴重性？這需要一個評判框架。如果民主體制的健康運轉依賴於民意的匯聚，那麽共識程度的不同等級將會形成不同的政體穩定水平。

　　首先，在最理想的狀況下，社會大眾對政治原則與重要的公共政策存在廣泛共識，容易達成一致意見。在此情況下，投票選舉的主要功能是確認既有的一致意見，具有儀式性的象征意義。

　　其次，在通场☆態中，民眾對部分公共政策或議程出現分歧，通過協商、辯論和鬥爭達成部分的共識或妥協方案，對於無法妥協的分歧通過選舉程序來決定。

　　再次，當社會對立與政治極化的程度嚴重，公眾對多數公共議程都持有難以妥協的相反立場，無法獲得實質性的意見共識，但仍然保持對民主原則與程序的共識，選舉投票就具有決定性作用，也常常會演變為“選戰”，政體處於危機狀態。

　　最後，如果社會與政治分裂如此嚴重，以至於瓦解了對憲法原則與程序本身的共識，社會將會出現頻繁與劇烈的大規模暴力沖突，甚至進入全面內戰，這將導致政體崩潰。

　　按照以上四種理念型類別的標準來衡量，當今的美國政治已經偏離“通场☆態”陷入政治危機，但仍然抱有對政體原則與程序本身的廣泛共識，因此避免了政體崩潰。然而，如果法律與選舉程序成為一個民主社會僅有的共識，那麽政體穩定就仍然處在危險之中。

　　拜登在國會山事件之後的演講中告誡，

　　“我們歷史上這悲哀的一

　　幕提醒我們，民主是脆弱的，必須始終捍衛它，我們必須永遠保持警惕”。民主從來不是一個神話，而是一項艱巨的事業。而事業（course）一詞本身包含著“過程”的涵義，這意味著持續不斷的修覆與永無止境的再造。

　　川普現象的根源

　　拜登在競選時曾說過，在未來歷史的回顧中，川普會被視為一個“脫離常軌的時刻”（aberrant moment）。勝選之後他在 11 月 26 日的感恩節致辭中說：“生活將回歸常態”，這是對疫情之後生活的期待，但許多人相信，這也是拜登對“後川普”時代做出的承諾。

　　對於飽受“異常”之苦的人們而言，“回歸常態”的說法聽上去令人向往，但深究起來不只天真而且危險。

　　首先，回歸不是一個可欲的選項，那個往日的舊常態正是後來“異常”現象的孳生之地，回歸過去意味著重返危險的起源；其次，回歸也未必可行，美國社會與政治生態在過去四年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是川普的堅定支持者，回歸常態將會遇到強大的阻力；最後，回歸的期望並不明智，輕率放棄了“異常”激發的反思契機，錯失了可以汲取的深刻教訓。

　　民主黨期待的“大藍潮”並沒有出現，在目睹了國會山騷亂事件之後，更沒理由陶醉於一場選戰的險勝。作為敗選的一方，川普獲得了七千四百二十一萬張支持票（百分之四十六點九的大眾選票），這一事實過於醒目，難以忽視。羅德里克教授寫道：雖然人們見證了“他公然的謊言、明顯的腐敗以及疫情控制的災難，川普如何能夠保持如此多美國人的支持，甚至獲得了比四年前更多的選票？”

　　川普不只是一名卸任的前總統，還代表著一個重要的“現象”，在政治舞台中仍然醒目存在，甚至可能將長久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大選的驚悚戲劇落幕了，但引發這場危機的根源並沒有隨之消逝。在談論回歸常態之前，首先需要探究“川普現象”的來龍去脈，並理解其中的挑戰。

　　那麽，什麽是“川普現象”？幾乎所有相關評論都指出了一種征兆：川普留下了一個極端分裂的美國社會。奧巴馬在其自傳出版後的一次訪談中承認，美國社會的分裂並不是從川普開始的，但他加劇了這種分裂。

　　早在 2016 年底，《時代》周刊選擇川普作為年度人物，當期封面上稱之為“美利堅‘分眾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DividedStates of America）。到了 2020 年初，《經濟學人》引用調查數據認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嚴重性已經可以被稱為“非文明社會”（uncivilsociety）。

　　在注冊選民關於對立黨派的態度中，有六到七成認為對方是對“美國及其人民”的威脅，有半數認為他們是“徹頭徹尾的邪惡”，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相

　　信，如果對方行為不軌就

　　“應當作為動物對待”，有

　　近五分之一認為，

　　“如果另

　　一方贏得 2020 年大選，暴

　　力可以被正當化”。

　　這種“非文明”的政

　　治對立，並不是美國近幾

　　十年的“驢象之爭”或“紅

　　藍對立”的簡單延續，它在

　　相當大的程度上歸因於川

　　普的“創新”——以劃分敵

　　我的鬥爭性方式動員和凝

　　聚此前相對沈默的社會人

　　群，將其轉變為獲取自身

　　政治優勢的力量，從而加

　　劇和深化了社會的分裂。

　　在川普難以計數的不

　　2020 年初，《經濟學人》引用調查數據

　　實之詞之外，至少有一句認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嚴重性已經可以被話道出了部分真相：如果

　　稱為“非文明社會”。

　　奧巴馬和民主黨人做得好，

　　“我就不可能進入白宮”。同樣重要的是，

　　如果傳統的共和黨建制派有足夠的動員力，也無需求助這樣一個“政治素人”來注入新的政治活力。

　　川普現象的興起，得益於兩大政黨的失敗之處，緣起於政治建制派所忽視或無力感召的地域和人群——那些在經濟與文化的主流趨勢中被邊緣化的地帶，那些感到自己長期被漠視、被遺忘和被辜負的人群。

　　這並不是一個新鮮問題。在過去幾年間，有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評論文章以及紀實作品相繼問世，探討川普支持者的身份、處境與成因。從 2013 年《下沈年代》（The Unwinding），到 2016 年《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白人垃圾》（White Trash）和《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再到 2020 年 PBS 制作的紀錄片《美國大分裂》（America’s Great Divide），所謂“被忽視的人群”不再是一個被忽視的盲點，甚至已經成為一個公眾熟知的熱點議題。

　　但熟知並不等於理解。川普的支持者究竟是誰？他們的處境如何？支持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麽？對於這些問題，存在著不同的、常常相互競爭的闡釋。學者、政治人物、媒體評論家以及社會大眾，對此並沒有形成共識。最為顯著的分歧之一（以簡單化的類別劃分），是“經濟解釋”與“文化解釋”之間的爭論。

　　在經濟解釋中，川普的主要支持者來自經濟低迷的銹帶地區，他們是藍領工人。美國制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其中許多被轉移到海外）進一步侵蝕了他們的穩定地位。川普聲稱要站在他們一邊，稱讚他們是善良的普通美國人和真正的愛國者，誓言要為他們“找回工作”，因此獲得了他們的擁戴。

　　相反，在文化解釋中，許多人支持川普的動機實際上是渴望“覆辟”，重新獲得受到歷史進步威脅的特權——白人至上的特權，基督教的特權，WASP 作為美國正統的特權。這些長期被抑制的反動觀念被川普“解放”出來，得以死灰覆燃甚至有恃無恐。

　　由此可見，經濟解釋暗示了社會底層針對精英階層的抗爭。這些被遺忘和辜負的底層人群選擇川普，是在表達對建制派的憤怒，也是在維護自身應有的權利。但在文化解釋中，反對還是支持川普是“進步的未來”與“守舊的過去”之間的道德戰爭，對這種覆辟勢力的反擊而不是放任才是正義的事業。兩種解釋的實踐意涵超出了學術之爭，涉及道德正當性的分歧，也構成了意識形態的對立。

　　當然，兩種解釋模式的劃分是過於簡單化的表述。實際上嚴肅的評論與研究都不會陷入單一模式，但往往有各自的主導傾向。在公共輿論中，經濟解釋相對流行，但近來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2016 年與 2020 年兩次大選的證據都不支持單純的經濟解釋。

　　“出口民調”（exit poll）數據顯示，川普在中低收入的選民中並不占據優勢。在家庭年收入低於五萬美元的中低收入選民（約占選民總數的三分之一）中，更大比例的選民投票給克林頓（2016 年）或拜登（2020 年），而不是川普，差距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在五至十萬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中（約占選民總數的三分之一），川普在 2016年的得票率高出希拉里·克林頓百分之四，但在 2020 年比拜登低了百分之十五。

　　就最新的發展來看，《大西洋月刊》2021 年 1 月 12 日刊登題為“國會山的騷亂者們不是‘下層’”的調查文章，作者指出，盡管抗議者中有一部分是“底層人群”，但參與暴動的主體是企業主、CEO、州議員、公務員，房產經紀人、警察、現役和退休軍人等，屬於中上階層。他們不是出於“經濟上的絕望”，而是來自他們的信念：“相信自己有不可侵犯的統治權利。”

　　同樣，1 月 19 日《波士頓評論》發表長篇分析文章《川普主義的生存之地》也質疑了經濟解釋。在 1 月 6 日國會對選舉人票的確認審議程序中，有一百三十九名共和黨眾議員投票反對確認選舉結果。通過對他們所代表的選區進行人口和經濟分析，作者發現，這些選區大多是經濟增長和人口多樣化都較快的郊區，相對富裕的白人家庭與其非白人鄰居之間的不平等差距正顯著縮小。這些地區非白人選民的投票率較低，為共和黨候選人帶來了邊際優勢，以此反駁了流行的觀點——川普運動的支持者是來自銹帶地區或窮鄉僻壤的經濟受困者。

　　這些新近的調查分析並未覆蓋所有的川普支持者，也無法完全否認經濟解釋的有效性，但試圖揭示川普的一些極端支持者並不屬於經濟上被剝奪的人群，他們的政治動機更有可能出於原有的特權地位受到威脅，期望維護一種少數統治。

　　在文化解釋方面，近年有多部研究論述“基督教民族主義”

　　（Christian Nationalism）的著作問世，其中 2020 年 3 月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為上帝奪回美國》（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獲得許多好評。作者懷特海（Andrew L. Whitehead）和佩里（SamuelL. Perry）是兩位社會學家，在大量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他們的見解：基督教民族主義主要不是一種宗教願景，而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基於對美國建國原則的神聖化理解，主張“將美國的公民生活與特定類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這種意識形態體現出一種維護種族與民族“邊界”的強烈願望，將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傳統視為美國民族精神的正統，傾向於將歸屬其他種族和宗教的移民視為“他者”，構成對美國文化傳統的威脅。在基督教民族主義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反對跨種族婚姻和跨種族收養，質疑警察執法中存在種族不平等的事實。這部著作的研究論證，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將川普視為他們受到威脅的權力與價值的捍衛者”，他們支持川普是為了以上帝的名義“奪回美國”，並維護自身正在失去的特權。

　　《紐約時報》2020 年 10 月 16 日發表的文章指出，在回答“為什麽會有那麽多人支持川普”這一問題時，“經濟焦慮”還是“種族焦慮”是兩種不同的解釋，對此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問世，許多學者相信種族因素更為重要。但作者在訪談中發現，“這兩種因素是很難拆解開的”。

　　實際上，經濟與文化因素難以相互隔離，因為經濟狀況對政治態度的影響，依賴於人們對自身處境所講述的“故事”。關於自我的故事並不是對事實的客觀描述，而是對於事實的認知、感受與判斷，這需要經過文化的“闡釋框架”才得以形成。

　　社會學家霍赫稀德（Arlie Russel Hochschild）在多年前就表達了類似的洞見。她深入到路易斯安那州“茶黨”（Tea Party）的腹地，經過五年的考察訪談寫下了《故土的陌生人》，試圖理解“美國右派一邊的憤怒與哀傷”。她在茶黨基層成員那里發現了一個悖論：

　　他們會支持有損於自身利益的議員和政策（比如深受環境污染之苦的人，卻支持撤銷聯邦政府環保署的動議），這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她探索他們“看待世界的主觀棱鏡”，發掘了他們的“深層故事”

　　（deep story）——這並不是他們處境的事實，而是他們對自身處境的“仿佛感覺”（feels-as-if）所構成的故事。

　　這個深層故事以“排隊”的隱喻呈現出來：一群排隊追尋“美國夢”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藍領工人，也是白人基督徒，雖然努力工作但收入下降或停滯。隊伍沒有挪動，在付出極大努力和犧牲之後，他們開始感到沮喪。然後，他們看到了“插隊者”——少數族裔、女性、移民和難民。在他們的主觀棱鏡中，大多數自由派提倡的促進正義的公共政策都是不公平的“插隊”。同時，他們曾經感到自豪的價值與正派生活方式——基督教道德、異性婚姻、愛國的忠誠等等，在自由派主導的文化中成為“過時的”或“歧視性的”偏見，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於是，他們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

　　可以想象，他們的憤怒與哀傷是真切的，來自對真實困境的主觀感受，其中不乏固執的偏見，卻並非不可理喻。他們構成了川普 2016年競選口號中所謂“沈默的大多數”。作者在書中有一封寫給“右派朋友”的信，向他們講述了“自由派的深層故事”，最後告訴他們“在左派一邊有許多人也感到自己像故土的陌生人”。霍赫稀德如此盡力地要越過“共情之墻”，因為她意識到彌合分裂的緊迫性。

　　她回顧自己的研究後發現，“川普崛起的布景已經搭建完畢，就像點燃火柴前的蠟燭”。

　　霍赫稀德的努力值得尊敬也令人深思。然而，文化解釋與經濟解釋之間分野仍然顯著，這既是社會分裂與政治極化的征兆，也是其構成性部分。這不僅導致了對川普現象的診斷分歧，也為應對方案的選擇帶來了挑戰：什麽樣的政治論述和公共政策最有利於彌合美國社會的分裂？如何在刺激經濟增長與促進分配正義之間尋求恰當的平衡？同樣，面對“文化戰爭”的困境，在鬥爭與對話之間、在堅定與妥協之間應當作何選擇？比如，文化精英把大選中支持川普的七千多萬美國人描述為“投票反對他們自身利益的愚民”，或者斷定“他們大部分是種族主義者”，即便可能是一個正確的判斷，但其政治實踐意涵究竟是什麽？這會使“種族主義”這個詞失去道德分量嗎？會進一步加劇社會分裂嗎？或者最終將推動社會進步？所有這些難題都具有挑戰性。

　　羅德里克 11 月 9 日在 Project Syndicate 網站發表文章，題為“民主黨人的四年緩刑”。他注意到，選舉之後民主黨內部的爭論已經開始，但從這場險勝中很難獲得明確的經驗教訓。在文化與經濟這兩個關鍵議題上，都存在意見相反的批評者：“有人指責民主黨人走得太遠了，也有人指責他們走得不夠遠。”

　　在文化方面，美國社會的裂痕在“文化戰爭”加深，一方是保守的、主要是白人聚集的區域，一方是所謂“警醒”態度已成為優勢的大都會區域。前者注重“家庭價值”，反對墮胎，支持持槍權。後者強調 LGBT 的權利，支持社會正義，抵抗“系統性的種族主義”。

　　許多給川普投票的選民認為，民主黨人支持去年反對警察暴力的街頭示威，是在“縱容暴力，並給整個國家抹上種族主義的色彩”。雖然拜登曾謹慎地發言反對示威中的暴力，但民主黨人仍然被指控為“道德嘩眾取寵、詆毀美國中心地區的價值”。但在另一些人看來，對川普的支持仍然持續存在，這本身清楚地表明種族主義與偏執習氣是多麽根深蒂固，針對這種傾向展開鬥爭是“民主黨緊迫的要求”。

　　在經濟方面上，許多觀察者（包括一些中間派的民主黨人）認為民主黨“走得過於左傾而背離了保守派選民”。然而，共和黨仍然在煽動恐懼——“對於高稅收、有損就業的環境政策以及社會化醫療保障的恐懼”。在美國兩大政黨內仍然盛行“典型的美國神話：政府管得最少、獨行的企業家做得最好”。但在進步派看來，拜登倡導的經濟方案，若以其他發達國家的標準衡量，根本算不上激進，也許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倫（Elizabeth Warren）更加強調就業、經濟保障和再分配的想法才符合大部分美國人的願望。

　　總而言之，這次大選顯然沒有解決長期的爭論：“民主黨和其他中左翼政黨是否應該為了實現競選號召力的最大化來決定他們在文化和經濟問題上立場？”大選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些政黨面臨的挑戰。在文章最後，羅德里克提醒左翼政黨需要制定務實的方案來解決深層的經濟問題，也需要建立溝通的橋梁來克服主要由文化精英造成的裂痕，

　　“否則，民主黨人可能會在四年之後再經歷一次驚醒”。

　　偶像的黃昏尚未來臨

　　在全球化與新技術的沖擊下，當文化變得更加覆雜多樣，既有的本地生活模式被不斷侵蝕，許多人陷入了經濟與文化的困境之中。他們越來越難以理解自身的處境，更無從把握自身的命運，對於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尤其如此。在無以名狀的恐慌與失落中，他們感到挫敗甚至生出怨恨。無論在道德意義上是否正當，他們的感受是真切的。當一個國家中相當大比例的人群感到自己被遺忘，而政治建制派忽視或無力回應他們的訴求，民粹主義的煽動家就可能應運而生。

　　德州大學政治學教授林德（Michael Lind）在 2021 年 1 月發表文章《治愈煽動性民粹主義之道》，他認為“作為一種政治形式，煽動性的民粹主義往往興盛於這樣的時候——當大量的公民群體感到傳統的政客忽視了他們的利益和價值”。作者列舉了許多歷史先例，包括南北戰爭前美國南部的白人農民和工人，十九世紀晚期中西部的農民，二十世紀美國東北地區的歐美“白種人”，以及二十一世紀英國中西部和北部工業地區的白人工人階級。對應於這些“被忽視的群體”，相繼出現了一系列“自稱代表無權者對抗腐敗當權者的護民官政客”。這在美國歷史上層出不窮，但此前主要局限於地方和州一級的政壇。川普是第一個成為美國總統的真正的煽動家。

　　但林德認為，川普無法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獨裁者相提並論，他沒有獲得軍方、官僚界和學界精英的真正支持。作者也反對將川普的民粹主義化約為“白人民族主義”。雖然他常常有偏執言論（bigoted remarks），但與 2016 年相比，2020 年川普獲得白人選票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在非白人選民中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林德側重於川普現象的經濟維度。在他看來，工業離岸外包與移民產生了輸家和贏家，而美國建制派精英拒不承認自由貿易和移民帶來的負面問題，這給了川普可以大肆發揮的議題。

　　但是，歷史上的“民粹主義煽動家，經常鼓吹一些不切實際的措施來解決真正的問題”，川普也是如此。比如，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墻，以及草率地使用關稅，都是花招而不是可靠的政策。“美國歷史表明，根除民粹主義最好的方式是把被疏離的選民納入主流政治，並以精到的方法回應他們正當的訴求。”作者認為，羅斯福新政是一個可資仿效的例子。新政的改革者達成了許多民粹主義運動要求的目標，但並非借助煽動性的外來者，而是通過制度化的方法來實現。

　　“民粹主義者往往是惡棍，但是他們的追隨者值得被尊重和傾聽。煽動性的民粹主義是代議制民主的一種疾病。治療它需要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

　　然而，林德強調的制度性原因只是煽動家興起的必要條件，但如何理解他們能夠如此深入地俘獲人心呢？比如，即便在占領國會山事件發生後，大多數川普的支持者仍然堅定不移。皮尤（Pew）研究中心在 1 月 9 日所做的調查顯示，在支持川普的選民中，有百分之四十認為他無疑贏得了選舉，有百分之三十六認為他大概獲勝了，只有百分之七承認拜登贏得選舉。要充分解釋這一問題，煽動家的個人風格及其追隨者的政治心理也是不可忽視的要素。

　　《經濟學人》發表題為“川普的遺產”的長篇文章，其中一節的小標題是“給公眾來一場歌舞”。文章評論說，雖然川普推行的政策與里根之後的所有共和黨領導人有相似之處，“但在許多問題上，他都以異端、極端或兩者兼有的方式脫穎而出，以一種其對手做不到的方式俘獲了選民的想象”。

　　這種俘獲方式要求一種特殊的“歌舞”才藝。著名作家布魯瑪（Ian Buruma）2021 年 1 月 8 日在 Project Syndicate 發表文章，著重分析了川普作為偶像的魔力。作者指出，“川普是一位演藝界的人才”，他在房地產行業實際上是個不斷失敗的商人，真正給了他名聲的是一檔電視節目，“他一直利用這個品牌，施展無與倫比的才華用於自我宣傳”。

　　在這方面，川普讓其他共和黨政客望塵莫及。他以自己特有的才能“精明地利用了在他進入政界以前就已長期存在的問題與怨恨：日益擴大的貧富鴻溝、對移民的恐懼、對伊斯蘭教的厭惡、對少數族裔的仇恨，大城市和金融業不斷增長的支配優勢，以及貧困的去工業化地區和鄉村地區的衰敗，等等”。這些問題都曾被其他政客所利用，但他們從未企及川普的“魔力”。

　　就此而言，川普不是常規的政客，而“更像是一名邪教領袖（acult leader），一位超凡魅力的煽動家，向其追隨者們承諾了拯救，要把他們從一個邪惡的世界（充滿暴力和頹廢的城市、自由派精英、黑人、同性戀者、移民以及其他有污染性的外來者）中拯救出來。許多人投票支持川普，因為相信他更像是一位救世主（messiah），而不是一名政客”。

　　布魯瑪的文章揭示了川普得以利用的社會問題，也發現了他特殊的煽動能力。但要成為一個“救世主”，他還必須給予“信徒”引導與愛戴。

　　實際上，川普的魔力還在於，他能夠以最通俗和最簡單化的方式，對所有難題給出明確的解釋並提出有力的解決方案。就業有問題

　　嗎？那是因為“外國搶走了你們的工作”！福利有問題嗎？那是因為“非法移民侵占了你們的權益”！相應的解決方案也就變得簡單明確：以貿易戰贏回“公平的交易”，以及徹底驅逐和阻擋“非法移民”。

　　川普用簡化了的世界圖景剔除了一切覆雜性，讓困惑者獲得了確定感，用粗暴有力的措施回應錯綜覆雜的難題，讓挫敗者看到了希望。而且他能以安撫的名義激發哀傷與怨恨，以道德的名義強化認知與道德的偏見，讓所有的憤怒者榮獲“真正愛國者”的美名，並喚起了鬥爭的意志，指向他揭出的“人民的公敵”，誓言要“抽幹華盛頓的沼澤”，摧毀“深層政府”，從而“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切才使川普贏得了狂熱的崇拜，使他得以超越尋常的總統，成為令人著魔的偶像，成為一個救世主！

　　於是，追隨他不僅意味著支持他主張的政策，而且要成為崇拜他的信徒。否則難以充分解釋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因為（除非另有圖謀）只有對偶像的崇拜才能讓人相信，造成近三千萬人感染、三十五萬人死亡的疫情災難是虛假數據編造的“假新聞”，其中沒有總統可以問責的過錯。同樣，面對司法程序對幾十起“選票舞弊”起訴審議後的全部駁回，也只有出於崇拜才會斷然否認，這個司法審議的結果是凡人社會可能獲得的“最近似的真相”，因為信徒確信，川普憑借“超凡之眼”能夠直接洞察全部真相。

　　對川普的崇拜現象已經受到許多評論家的關注，在 CNN、PBS、NPR、Vox 和《外交政策》等多家知名媒體中也出現了相關問題的討論。《名利場》雜志 2021 年 1 月 21 日發表了對哈桑（Steven Hassan）的訪談，他在去年出版的著作《川普崇拜》（The Cult of Trump）近來引人注目。哈桑認為，對崇拜（或邪教）的判定在許多時候是困難的，因為名人常常會讓人產生近似崇拜的獻身傾向，而川普是“一個極為出色的營銷者、品牌家和社會名流”，這與著名運動隊或流行明星有非常相似的一面。名人確實會吸引崇拜者，但問題在於這些人是否被欺騙和被控制？

　　在哈桑看來，對川普的崇拜體現為“破壞性的權威控制”，包括四種相互交叠的控制，他稱之為“BITE 模式”（其中 B 代表行為控制，I 是信息控制，T 是思想控制，E 是情緒控制）。這四種控制有可能將一個人轉變為依賴與順從的崇拜者。雖然川普不是一個宗教人物，但在他的基本盤選民中確實“有一些人以救世主的眼光看待他”。哈桑認為，“川普具有邪教領袖的所有特征，而他的追隨者也具有崇拜者的品質”。他們始於對一個自戀者全情投入，後來每天吸收“另類事實”來對抗自己的認知失調。

　　《今日心理學》在 2020 年 11 月發表舍羅（Hogan M. Sherrow）博士的文章，試圖更為嚴謹地探討“崇拜”現象。舍羅指出，美國歷史上出現過一些明星政治家，從華盛頓開始，有西奧多·羅斯福、肯尼迪和里根，一直到奧巴馬，他們都被視為具有人格魅力的領導人。

　　那麽，給追隨川普貼上“邪教”的標簽是否公平呢？舍羅認為，川普的許多追隨者“符合社會學、宗教和心理學界通常用來認定邪教的標準”：邪教是“一種極端主義或虛假的宗教或教派，受到一個專斷的、魅力型領袖的指引，其成員對他表現出不變的、甚至是宗教性的崇敬”。在美國選民中，川普最忠實的追隨者只占較小的比例。他們傾向於信奉一種非常特殊的愛國主義理念，其中包括孤立主義和仇外心理。他們渴望讓一個所謂“上帝之選”的人物來引領他們。

　　舍羅進而通過具體例證的分析，論證川普及其追隨者們為什麽符合邪教的典型特征。追隨者們相信，川普是關於真相的唯一權威，只有他能決定所有政策與實踐。他們熱情而無條件地忠誠於川普，把他的信仰和實踐視為真理和法則，他本人也確認這種理念。追隨者使用公開羞辱或懲罰來壓制同伴中出現的個人主義和懷疑態度，任何對川普或其他追隨者的批評或嘲笑，都會受到懲罰。追隨者群體聲稱川普和他們比其他人優越，認為他們的道路是通往真理和救贖的唯一道路。

　　但是，“川普的拯救”失敗了。拜登完全可以借用他的句式說：

　　“如果川普做得成功，那麽我就不會進入白宮。”但這並不是值得慶賀的時刻，因為無論是經濟與文化的爭論，還是對川普的崇拜，都沒

　　有隨著大選結束而告終。

　　在拜登宣誓就職的當天，川普終於離開了白宮，前往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但他並沒有從美國的政治舞台真正退場，而且還有可能卷土重來。2021 年 2 月在第二次彈劾案審理結束之後，川普發表聲明宣稱，“‘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歷史性愛國運動才剛剛開始”。2月 28 日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川普發表長達九十分鐘的演講，標榜自己過去四年的豐功偉績，攻擊拜登政府一個月以來的所有政策和措施。他再次聲稱自己“已經贏得了 2020 年大選”，而且將會“第三次擊敗民主黨人”，並否認他將另外組建新政黨的傳言，這暗示在 2024 年的總統大選中，他將再次作為共和黨候選人參加競選。

　　據《紐約時報》當天的報道，在對 CPAC 與會者所做的匿名投票調查中，支持共和黨繼續推進川普政策和議程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五，希望川普再次參加總統競選的比例為百分之六十八。有百分之五十五的與會者選擇川普為他們偏愛的候選人，位居第二的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提斯（Ron DeSantis）僅獲得百分之二十一的支持，而前副總統彭斯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僅獲得百分之一的支持。數據表明，共和黨內還沒有出現足以與川普匹敵的政治領導人，至少目前如此。

　　“偶像的黃昏”還需要多一些時辰才可能來臨。

　　《紐約客》的資深作者格拉瑟（Susan B.Glasser）曾撰寫每周更新的專欄“生活在川普的華盛頓”，在 2020 年底專欄即將結束的時候，她在結語中寫到：“直到並且除非我們對圍繞川普發生的事情做出完整的解釋，否則 2020 年就沒有過去，也永遠不會過去。我仍然不願去想起，但我知道忘卻不是一個選項。”

　　拜登尤其需要這個“完整的解釋”。他承諾“治愈這個國家”，而達成這個目標任重道遠。

　　（首發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21/3/22）2020 美國大選中是否存在大規模舞弊？

　　余智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川普競選團隊和美國乃至中國的部分挺川（川普，川普）人士，堅信大選中存在大規模、足以改變選舉結果的舞弊。其理由主要包括：第一，美國自媒體中有大量關於選舉舞弊的“爆料”；第二，在競選過程中，川普陣營相對於拜登而言，表現了超高的人氣，但選舉結果與此違背，不符合常理；第三，在選舉揭曉過程中，川普陣營一開始處處領先，但在最後關頭被拜登陣營反超，即出現所謂的“拜登曲線”，也不符合常理。

　　筆者認為，相信美國大選舞弊的幾個理由都不充分，其它相關邏輯與事實也不支持大選舞弊之說。

　　第一，美國自媒體中關於選舉舞弊的大量“爆料”，不能作為相信大選舞弊的依據。

　　首先，這些“爆料”很少有被美國主流媒體正式報道的，其真實性存疑。在事實報道方面，主流媒體比自媒體更加可靠，因為它們經歷了市場的長期認可，信譽程度更高。

　　其次，這些“爆料”中的絕大部分根本沒有被川普陣營正式向美國司法體系提出起訴，這就表明它們僅僅只是懷疑甚至造謠；否則，在美國的新聞自由環境下，必然會被川普陣營知曉、采納並提起訴訟。

　　再次，關於選舉投票機多米尼(Dominion)系統被媒體“曝光”用於舞弊的報道，在系統制造商向相關媒體發起起訴之後，這些媒體已經宣布撤銷有關報道，證明這一舞弊傳聞屬於謠言。

　　最後，其余少量被提起訴訟的“爆料”案件，均因各種原因被各級法院駁回。而且，很多案件都是支持共和黨的法官、甚至是川普親自任命的法官否決的。就連最後提交到保守派以 6：3 占據絕對優勢的聯邦最高法院的訴訟，也被以 7：2 否決，而川普親自任命的三名大法官都投了否決票。川普陣營發起的幾十場選舉訴訟，無一獲勝，足以說明相關“爆料”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持。

　　第二，雙方競選過程中的人氣差異，不僅不能作為相信大選舞弊的依據，相反卻可能是解釋川普選舉失敗的理由。

　　拜登陣營在競選過程中，基於新冠疫情防控的考慮，一直呼籲支持者不要大規模聚集，在小規模聚集中也都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這就是為何其競選聚會中參加者較少、看似“人氣不旺”的原因。而川普陣營則幾乎不考慮新冠疫情的影響，呼籲民眾聚會表達支持，也沒

　　有采取安全距離防範措施，塑造了“人氣超高”的表象。

　　這種由於競選策略差異導致的表面上的人氣差異，不能真實反映雙方的實際支持率。更重要的是，在美國疫情防控效果不佳、死亡人數全球最高的情況下，川普作為主政者本身就很難完全推脫責任，被民主黨與眾多民眾批評。這也是眾多分析人士認為此次川普選舉失敗的主要原因。

　　如此高調的競選聚會，更加為拜登陣營批評川普陣營提供了有力“炮彈”：為了自己的當選，絲毫不關心民眾健康與生命安全。因此，這種表面上的“超高人氣”，可能不僅不是支持舞弊懷疑的理由，反而可能正是導致很多選民反感川普、導致他最終選舉失敗的原因之一。

　　第三，選舉結果揭曉過程中的“拜登曲線”，符合此次美國大選的特點，也不能作為相信大選舞弊的依據。

　　各類專業人士對“拜登曲線”已有眾多解釋。最重要的是，基於疫情防控的需要，美國此次大選中有大量的郵寄選票（符合美國相關法律規定，否則這種方式不可能被采納，其票數也不可能被計入合法選票）。拜登陣營也是基於疫情防控考慮，呼籲支持者采取這種方式投票，而川普陣營則是相反。

　　郵寄選票需要一定時間到達計票站，特別是在郵寄選票如此眾多且集中的情況下。因此，在計票的最後階段，郵寄選票占絕大多數，支持拜登的票數占絕大多數，導致拜登得票在最後關頭反超川普，完全符合此次大選的特點，不能作為相信選舉舞弊的依據。

　　第四，從“陰謀論”的一般邏輯分析，也不應該相信大選舞弊之說。

　　自媒體“曝光”的各種聳人聽聞的大選舞弊“陰謀”，如果真的廣泛存在，必然有大量人士參與，需要精心操作。但在美國社會中，即使是很多家庭內部，某個人與其親朋好友都可能支持不同候選人。

　　如果有大規模選舉欺詐，很難保證某些環節不出紕漏，參與者不被親友與外界知曉，不被媒體披露。特別是，美國媒體對這樣的爆炸性新聞具有天然的敏感與追逐。同時，美國的選舉欺詐是重罪，一旦發現，必然被司法體系重判。

　　因此，從邏輯上分析，選舉欺詐被發現的概率以及被發現後的懲罰力度都很大，犯罪成本很高。很少有人敢冒如此大的風險，承擔如此高的成本，為支持自己的候選人而搭上自己的命運。而美國的主流媒體沒有報道任何重大舞弊事件，司法系統也沒有支持任何相關訴訟。這就說明關於大選舞弊的“陰謀論”說法，既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事實。

　　第五，美國社會主流以及國際社會的反應，也間接說明選舉中不存在大規模舞弊。

　　美國絕大多數政治人物與普通民眾都未對選舉結果表達異議。

　　即使支持川普進行法律訴訟的共和黨重要政治人物，在川普輸了所有選舉官司後，也都紛紛表示尊重選舉結果。盡管有高達 7 千多萬的選民（超過投票選民的 40%以上）投票支持了川普，但相信甚至始終堅信選舉舞弊的是少數人。少數極端分子慫恿川普動用軍事力量或者號召民眾拿槍改變選舉結果的聲音，也因為明顯違憲、支持者太少而未被采納。

　　從國際社會看，其它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在選舉結束後不久，都陸續對拜登陣營發出賀電。他們的決定，應該是基於對國際媒體與本國情報系統信息進行綜合分析、認為選舉不存在舞弊後作出的。中國挺川派人士即使一開始相信自媒體的舞弊傳言，也應該從美國社會主流以及國際社會的反應中，認清事情的真相。

　　（首發於《聯合早報》，2021/1/11）

　　美國是否發生了嚴重體制危機或憲政危機？

　　余智

　　此次美國大選後，部分挺川（川普，川普）人士認為：大選中暴露出的“舞弊”問題與其它問題，充分顯露出美國民主體制的危機；認為美國民主體制足夠強健、足以防範選舉舞弊，是錯誤地將民主體制視為“萬能”，沒有認識到體制也是依靠人來維護的，好的體制也禁不起“壞人”的折騰，如同“美女”也會遭遇“壞人魔爪”的侵害一樣；而美國體制經歷了左派（“壞人”）幾十年的折騰，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體制危機與憲政危機，不能視而不見。

　　而部分不認可“舞弊”論的人士則認為：川普陣營遲遲不承認民主選舉結果，通過系列濫訴阻礙政權和平交接，其支持者還呼籲川普動用軍事手段“平叛”或號召民眾“革命”（暴動）解決大選紛爭，最後甚至暴力沖擊國會，這才是真正的體制危機與憲政危機。

　　筆者認為，認為美國出現了嚴重體制危機與憲政危機的觀點，既存在邏輯悖論，也不符合現實。從邏輯上說，人們之所以認為美國民主體制比較完善，核心理由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這一體制的設計，本身就是以“人性惡”為前提，充分考慮了人性的陰暗面，以防範人性陰暗面可能對他人、對公權力運作、對社會的危害為主要出發點，也就是以防範“壞人”為出發點。另一方面，美國民主體制過去兩百年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其在防範“壞人”方面是有效的、成功的，而美國民眾在維護這一體制方面也是兼具智慧與勇氣的。既然如此，人們就不應該將這一體制看成是“弱不禁風”的“美女”，而應該看成是可以有力抵御“壞人”魔爪侵害的“壯漢”。

　　從此次大選糾紛看，美國民主體制的穩健性與有效性也得到了充分顯示：

　　第一，從大選的公正性看。關於選舉大規模“舞弊”的指控及相關的幾十個法律訴訟，沒有一起得到司法機構的認定，美國主樓社會、主流媒體與國際社會也都認為大選中不存在大規模“舞弊”，這就充分說明美國的民主選舉機制沒有被破壞。

　　第二，從川普陣營的抗爭方式看。盡管川普陣營提出了很多關於“舞弊”的訴訟，但他們從總體上看是按照現行法律與憲政框架來解決糾紛的，沒有采取逾越體制的手段（傳言中的動用軍事力量“平叛”或者拿槍鬧“革命”）。只有最後 1 月 6 日沖擊國會這一次明顯違法，但沒有對選舉結果認證造成實質影響。

　　第三，從司法系統的獨立性看。盡管面臨挺川派的巨大民意壓力，美國司法系統還是堅持了獨立審判原則，駁回了他們的所有指控。就連川普親自任命的多名保守派法官（包括聯邦最高法院的三位大法官）也都沒有支持川普陣營的訴訟。這就充分證明了美國的司法獨立堅如盤石。

　　第四，從共和黨主流的反應看。支持川普的重量級共和黨政治人物，在川普連續輸了多場訴訟官司、美國選舉人團投票支持拜登當選後，大都宣布接受選舉結果。特別是在 1 月 6 日川普支持者沖擊國會事件發生後，部分共和黨議員更是迅速與川普切割，幹脆利落地通過了對當選總統拜登的認證。

　　第五，從軍隊的反應看。大選爭端剛產生不久，川普就更換了國防部長。但十位前國防部長聯名發表公開信，督促軍隊中立。現任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則在 1 月 6 日川普支持者沖擊國會事件發生後，發表聲明予以譴責，宣誓效忠憲法，並確認當選總統拜登將成為新的軍隊總司令。這些都確保了美國軍隊在此次嚴重撕裂社會的選舉爭端中嚴守中立。

　　所有這些都表明，美國社會從上到下，民主素養都很高，能夠堅定維護美國的民主體制，特別是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體制，以及軍隊不參與解決國內政治紛爭的體制，充分說明了美國體制在解決民意爭端方面的有效性，充分說明了美國民主體制依舊堅如盤石，沒有發生體制危機或憲政危機。

　　但應該說明的是，川普在大選前後的諸多言行，充分說明他有破壞美國民主體制與憲政的危險性，包括：

　　? 在大選前匆忙任命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而在最高法院駁回川普陣營選舉訴訟後，直接批評大法官不公正，直指其中一位大法官沒有回報其當初的任命，還聽由其私人律師抹黑一位大法官。

　　? 在大選結束、選舉爭端產生後，解雇了國防部長，更換了有關情報部門負責人；在下令司法部與聯邦調查局調查大選“舞弊”，而司法部長經調查、表明沒有大選“舞弊”的確鑿證據並辭去職務之後，又批評司法部與聯邦調查局工作不力。

　　? 在輸掉了所有的選舉官司之後，還不接受敗選結果，繼續鼓動支持者與民眾，在本來只具有象征意義上的選舉人團投票與國會認證過程中挑戰大選結果，直接導致 1 月 6 日其支持者沖擊國會的暴力事件發生。

　　以上這些行為，盡管都是他在合法地利用他的總統權力，但其背後的指向非常清楚，明顯有利用司法甚至軍事力量、煽動民粹勢力、幹預大選結果、破壞民主體制與憲政的意圖。

　　類似地，部分極端挺川人士基於對大選“舞弊”的懷疑，不尊重司法體系的相關裁決，呼籲川普動用軍事力量“平叛”，或號召民眾暴力“革命”解決選舉紛爭，乃至最後暴力沖擊國會，也是對美國民主體制與憲政的直接威脅。

　　川普與其部分極端支持者，之所以最終並未除了沖擊國會以外的異常極端措施，可能不是基於他們不想采取，而是基於對形勢的估計比較清醒。他們知道如果那樣做，不僅違反美國法律的相關規定，也會招致社會各階層（包括軍隊、兩黨高層主流、多數民眾等）的普遍反對而不能成功，並會使自己面臨牢獄之災甚至生命危險，因為不敢鋌而走險。“非不欲也，實不能也”。

　　從這個意義上說，川普本人及其少數極端支持者是有破壞美國民主體制與憲政的巨大風險的；正是美國民主體制與憲政自身的堅強，包括美國主流社會堅持這一體制的自覺與努力，避免了這種風險對美國民主體制與憲政的傷害，避免了美國體制危機與憲政危機的產生。

　　（首發於《中美印象網》，2021/01/13）

　　決定美國大選的 120 場訴訟

　　張千帆

　　訴訟並不決定大選，法官並不選擇總統；總統當然是多數選民投票產生的，但是當許多人對選舉結果和規則存疑甚至指責大選“舞弊”的時候，司法判決無疑發揮著定分止爭的作用。

　　在民主政治中，司法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為人們期待獨立司法能夠超越政治黨派之爭，守住權力遊戲的規則底線。

　　在美國歷史上，2020 年總統大選爭議的激烈程度是空前（希望也是絕後）的，至今簡體中文圈里仍然絡繹不絕地散發著各種“不服”。看看美國從各州到聯邦數十個法院的數百個判決，或能幫助驅散許多人腦子里久久不肯離去的陰謀論。

　　在這個意義上，這些訴訟對於確認此次大選的合法性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我先匯報一下 120 這個數字的來歷。這個整數多少有點是“湊”

　　出來的。媒體或網絡平台報道的大選訴訟數字不一，維基百科上寫的是 86 起訴訟，川普“幾乎完敗”；從一個基督教友群里得到一個傾向挺川的網站鏈接，上面列舉了 81 起訴訟，結論是川普及其支持者贏了經過實質審查的“多半訴訟”。

　　這個網站指向的案例來源是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合作的“健康選舉項目”，後者的案例數據庫里就不只是 80 來起訴訟了，而是有 350 個同樣原被告主體的案例“家族”(case families)，共 500 多起訴訟。原來這個數據庫包羅了疫情期間美國大選的所有訴訟，最早的追溯到了去年 2 月。

　　事實上，大選訴訟早在去年 11 月 3 日投票之前就已緊鑼密鼓地開始。這些訴訟都是關於選舉程序規則。既然投票還沒有開始，自然不可能涉及任何大選舞弊的實質問題。

　　01

　　既然我們的主要關注是大選舞弊，我這里選取的是“健康選舉”

　　數據庫中 11 月 3 日之後的全部訴訟。這樣的訴訟有 75 個“家族”，共 122 起。其中有 6 起訴訟沒有結果，也沒有找到司法判決，因而從中扣除。

　　還有喬治亞州一起指控大選舞弊的訴訟只有完整的起訴意見，也沒有司法判決，或許是因為法院還沒有判，因而也排除在外。我又選擇了 11 月 2 日及之前不久提出的 5 場重要訴訟，其中有的判決對川普有利。

　　當然，如果繼續往前追溯，還能發現更多川普團隊勝訴的判例，但是它們大同小異，都只是涉及選舉程序和規則，而不可能針對具體的大選舞弊事件，上述 5 場訴訟即足以代表。122-7+5，這就是本文“120 場訴訟”的來歷。

　　這些訴訟足以說明此次大選的性質，尤其是爭議最大也是決定選舉結果的賓州、喬治亞、密歇根、內華達、威斯康辛、明尼蘇達、亞利桑那等“搖擺州”是否存在大規模選舉“舞弊”。

　　先交代這 120 場訴訟中川普勝訴或部分勝訴的 7 次訴訟。7 場勝訴中，2 場發生在 11 月 3 日之前，都涉及缺席或郵寄選票的接收截止期，也都發生在明尼蘇達州。明尼蘇達州法規定，接收缺席選票的截止時間是選舉日當晚 8 時。

　　平心而論，這一規定不甚合理，因為郵寄選票顯然需要額外時間才能到達政府工作人員手中。既然憲法或法律已經統一規定了 11 月3 日為投票日，那麽選民在那一天或之前填寫的選票就是合法有效的；只要郵戳表明選票是在選舉日當天或之前投遞，郵寄選票的截止期應該被寬限幾天。

　　2020 年早期，郵寄選票的截止期問題已經在明尼蘇達產生了若幹訴訟。州務卿依據關於這個問題的訴訟結果，和“退休美國人教育基金聯盟”在州法院監督下達成協議，決定不執行州法的這條規定，而是變通立法規則，允許選舉工作人員接收選舉日之前投遞但 7 日之內收到的選票。

　　02

　　川普團隊挑戰州務卿擅自延長郵寄投票的截止期，由此產生的卡森案算是一起重大司法勝利。聯邦地區法院在初審中駁回共和黨挑戰，判決原告缺乏起訴資格。

　　但就趕在大選 5 天前，聯邦第五巡回區上訴法院判決，共和黨州議員和總統選舉人有資格挑戰州務卿的這份協議，而延長截止期“可能”違背聯邦憲法第二條；“憲法沒有疫情例外”，州務卿不得“推翻”州議會的法律。

　　早在 2006 年，最高法院的“珀塞爾原則”對選舉確立了“反對改變現狀的推定”，意思是法院不要“臨陣換法”，在選舉臨近前改變規則，否則很容易在選民中間產生混亂。

　　按照這個推定，卡森案中法院似乎應該順水推舟，不要急匆匆否定州務卿已經昭告全州選民的選舉規則。但上訴法院卻認為“現狀”

　　是指州選舉法，而不是州務卿的變通規則，因而是州務卿改變了“現狀”，法院則有義務恢覆“現狀”。

　　上訴法院命令州務卿隔離並封存選舉日 8 點之後收到的選票，並暗示這些選票很可能無效。州務卿照辦但不服，並“絕對保留選舉日之後為保護選民而竭盡全力辯護的權利”。

　　在 10 月 28 日提出的訴訟中，川普競選團隊要求明尼蘇達州隔離選舉日當晚 8 點之後收到的選票。鑒於聯邦第五巡回區法院已經判決了卡森案，州法院判決州務卿無權在沒有立法授權的情況下延長截止期，因而必須分開保存選舉日之後收到的選票。

　　其余 5 起勝訴發生在 11 月 3 日之後提出的訴訟，其中 4 次都發生在賓州。這當中有一次是也是關於郵寄投票截止期。賓州選舉法允許缺席和郵寄投票者在 11 月 9 日之前補充提供身份信息，但是州務卿將這一日期延長到 11 月 12 日。

　　川普團隊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挑戰州務卿的決定，並要求法院禁止選舉工作人員計入州法規定期限之後收到的補充身份信息的選票。州法院判決州務卿無權延期身份證明 3 天，並禁止計入相關選票。

　　另一項川普部分勝訴的相關訴訟涉及選票信息缺陷之糾正。賓州議會和聯邦眾議院的共和黨候選人要求禁止州務卿允許帶有缺陷的郵寄選票通過臨時選票糾正錯誤，並禁止披露選票不符合州法規定的選民信息；否則，這些信息披露出去之後，政黨與候選人就可能聯系這些選民並督促他們及時糾正選票信息錯誤。

　　由於披露選票信息的合法性存疑，州法院命令選舉日當天投遞的所有臨時選票和其它臨時選票分離保存，等候決定這類臨時選票是否有效。

　　另外 2 起川普勝訴的案件也涉及包含信息錯誤的選票是否合法有效，其中一起訴訟涉及的選票少了一個簽名。賓州參議院候選人指控 Al egheny 縣選委會接受了 270 張臨時選票，上面有州法要求的簽名，但是少了宣誓簽名。

　　由於這一錯誤可能是選委會的規則解說誤導了某些選民引起，賓州基層法院判決這些選票仍然有效。雖然選民確實應該簽名兩次，但是不能因為依賴了選委會提供的不準確信息而受到懲罰。上訴法院撤銷判決，指出立法文字清楚要求兩個簽名，因而這 270 票不得記入。

　　另一起訴訟涉及的選票則多了一個簽名，同一個原告挑戰某縣選委會計入 9 張沒有密封的選票和 250 張臨時選票。州法院判決，不得計入缺乏密封的臨時選票。另外，州法要求錯誤簽名兩次的選票必須放棄一個簽名，以保證一個選民只投一票。250 人中只有 46 人這麽做了，其余 204 票必須被判非法，也不得計入。

　　最後一起勝訴發生在內華達州。該州某些投票站的投票機發生技術故障，延誤了選民投票。川普團隊和內華達共和黨要求被影響的投票站延長 1 小時，到當晚 8 點截止。這一要求看似合情合理，也受到了州法院的支持。

　　從川普以上的 7 次勝訴，如何看待“幾乎完敗”的媒體評價？

　　在仔細瀏覽這 120 場訴訟之前，我在反川群里也經常聽到“數十場訴訟全部敗訴”這樣的“滿話”。

　　一方面，這樣的評價顯然失實。即便在 11 月 3 日選舉日之後，川普團隊也贏過 5 場訴訟。由於美國總統大選是在各州。這些以及早先更多的勝訴判例解決了各地選舉中存在的程序問題，為各地選舉規則廓清了憲法底線和邊界，甚至可以說為防止造假舞弊填補了程序漏洞。

　　另一方面，這些訴訟確實都是關於選舉程序和規則，主要限於郵

　　寄投票何時截止、某些包含信息缺陷的選票是否有效、能否延長補充選民身份信息的截止期、能否對外披露選票信息有缺陷的選民身份等技術問題。

　　首先，這些問題的緣起是對法律的不同理解。即便州務卿或選委會對法律的認知或采取的變通措施錯誤，那也是認知不到位，而不存在眾多川粉指責的故意造假舞弊。事實上，從明尼蘇達州的案例來看，州務卿的變通似乎更為順理成章，反而是上訴法院的匆忙改判有政治傾向的嫌疑。

　　其次，這些勝訴案件涉及的選票數量很少，至多數百，無論如何判決都不可能影響大選結果。

　　最後，顯而易見，川普勝訴的案件沒有一起涉及造假舞弊的指控，各種指控大選“舞弊”的訴訟則沒有一起勝訴。從大選舞弊的角度理解，“全部敗訴”也不算誇大其詞。

　　03

　　去掉上述 7 場勝訴，川普團隊在剩余的 110 多場訴訟中不是當事人主動撤訴，就是法院明確判決敗訴。不少敗訴案件還標明“正在進行”(active)，因為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還沒有獲得表態，因而有些人還懷有哪天意外“翻盤”的希望。但說實話，這些案件獲得最高法院“垂青”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美國和中國一樣實行“二審終審”，當事人的訴權止步於上訴法院。最高法院采取調卷令(writ of certiorari)制度，只受理意義重大的極小比例案件。

　　此次大選，最高法院駁回了幾乎所有“加速受理”請求。當然，偶爾也會出手。

　　譬如那場轟動一時的“德州訴賓州”案，德克薩斯司法部長依據《聯邦法典》28 U.S.C. sec.1251(a)，起訴喬治亞、密歇根、威斯康辛和賓州以違反選舉人條款的方式修改選舉法、對民主黨選民更有利、放松缺席選票規制，譬如簽名核驗標準，從而“稀釋”了德州選票。

　　這起訴訟動用了最高法院必須受理的初審管轄權，法院別無選擇、只能受理，但是對於這類違背法律常識的無理取鬧，最高法院自然沒有懸念地判決原告缺乏起訴資格，未能證明“對於另一個州的選舉方式具有司法承認的利益”。

　　另一起聯邦最高法院受理的訴訟涉及州能否認證大選結果的憲法疑點。賓州共和黨議員要求宣布賓州關於郵寄投票的州法違憲，並禁止認證大選結果。賓州下級法院臨時禁止賓州認證任何剩余的選舉結果。

　　州務卿等州官上訴後，賓州最高法院一致撤銷臨時禁令，判決原告未能及時提出憲法挑戰，因為有關立法早在一年多之前就已經頒布，而現在數百萬選民已經郵寄投票；現在看到結果“不對”再來挑戰，為時已晚。進一步上訴後，聯邦最高法院也一致拒絕原告禁止賓州認證的訴求。

　　總之，最高法院該受理的已經受理；沒有受理的說明問題不夠重要，或下級或各州法院已經正確處理，無需動用聯邦最高法院這把尚方寶劍。可以毫無懸念地說，現在還按常規慢慢走的申請全部會無疾而終。因此，這些敗訴實際上是終局性的。

　　正副總統已就位履職月余，國會兩院也是同一張選票選出來的。

　　到了這個份上還對大選合法性說三道四，只能說是最高法院“不識相”；無論傾向自由還是保守，政治“智商”這麽低的人也坐不上最高法院的寶座吧——當然，除非哪天某個“解密文件”又引爆核彈級“驚天黑幕”。你要願意相信，可以繼續等待。

　　川普 11 月 3 日之後敗訴的一百多場訴訟中既有針對選舉程序和規則的挑戰，也有宣稱大選舞弊的實體指控。即便在贏得 4 場訴訟的賓州，川普也是敗多勝少。

　　賓州訴訟頻繁涉及信息不全的選票是否合法有效，而法院一般判決非關鍵信息的缺失並不影響選票的有效性。譬如那位勝訴的賓州參議院候選人挑戰縣選委會接受了 2349 張沒寫日期的郵寄選票，而這次最終敗訴了。

　　賓州基層法院判決，選票即便沒寫明日期仍然有效。全州選民統一登記系統處理所有選票，並在 11 月 3 日或之前加蓋帶日期的印章後送交選委會。州上訴法院則判決，州選舉法要求選民聲明需要寫日期，沒有日期的選票無效。

　　最後，州最高法院判決，對於選民在選票外封面的聲明上簽名卻沒有手寫姓名、地址或日期的選票，只要不涉及舞弊或違規，選舉法並不要求選委會認定這些選票作廢。既然選舉法的相關規定是指示性而非強制性的，而賓州法院的解釋方法一直是挽救而非作廢選票，州最高法院維持了基層法院的決定。

　　在涉及選票數量最多的一起訴訟中，川普團隊挑戰費城選委會計入 4466 張沒有大寫姓名和地址的選票。但是賓州法院判決，選舉法並不要求外封面具備姓名等信息。事實上，事先打印的選票上已經包括這些信息，因而法院肯定了選委會決定。上訴後，賓州最高法院維持了地區法院決定。

　　除了選票信息之外，川普競選團隊也挑戰此次選舉和計票過程在其它方面的合法性。譬如一個在微信群廣泛流傳的訴訟是川普團隊主張觀察員距離選票太遠，無法對計票過程進行有意義的監督。

　　雖然初審敗訴，上訴法院認可了川普的訴求，要求觀察員距離不得超過 6 英尺，但這起案件最後還是敗訴了。

　　州選委會上訴後，賓州最高法院撤銷了這一判決，認為州議會已將觀察距離交由選委會決定，而選委會依法規定的觀察程序並無不妥。聯邦最高法院則否定了快速上訴請求。

　　另一起訴訟指控州務卿和縣選舉委員會違反憲法平等條款，理由是他們未能對缺席選票提供足夠的投票站監督，也未做出任何有意義的努力防止非法或不可靠的缺席或郵寄投票；另外，賓州缺乏全州統一的糾錯標準侵犯了選民的平等保護和正當程序權利，因而要求禁止認證賓州大選結果，或禁止認證包括原告觀察員未能監督的缺席和郵寄選票的大選結果。

　　聯邦地區法院判決原告缺乏起訴資格，但即便具備資格，也未能提出有價值的證據和法律論點，只是一堆基於猜測的指控。

　　上訴後，聯邦第三巡回區法院駁回訴訟請求。Bibas 法官代表上訴法院 3 名法官的全體意見指出，川普團隊試圖指控州法構成違憲歧視，卻從未指控任何人歧視了川普團隊或選票，也從未主張具體的舞弊或任何非法選民投票，其所挑戰的選票數量則遠少於勝選的 8 萬張選票差距。

　　正是這位川普總統提名任命的法官對原告訴求發表了犀利批評：

　　自由與公正選舉是我們民主的命脈。對選舉不公的指控是嚴重的，但只是說某個選舉不公並不使之不公。

　　（對賓州選舉的）指控要

　　求具體的主張及其證明，而本案什麽都沒有。

　　幾乎所有指控大選舞弊的案件都和上案類似，除了富於想象的猜測之外“什麽都沒有”。

　　譬如密歇根選民指控底特律市計入不在《有資格選民文件》上的選民選票，指示工作人員不核驗缺席選票簽名，將缺席選票日期提前並處理這類無效選票，在選舉前天天引導選民投票給拜登和民主黨，因而要求審計並禁止認證選舉結果。

　　州法院認定原告提供的所謂“證據”充滿大而化之、主觀猜測、道聽途說並缺乏事實依據，因而不能作為認定任何舞弊的可靠依據。

　　04

　　有的大選“舞弊”故事像微信群里流傳得那樣相當“雷人”，但是大概當事人自己也覺得不對勁，之後自動撤訴。

　　譬如有威斯康辛選民認為此次大選有許多缺席選票，而這類選票必然和舞弊聯系在一起，並聲稱發現了 3 個“死人投票”；喬治亞選民起訴縣選委會成員、州務卿和州長，聲稱非公民也參與投票，選民登記超過了 100%；密歇根選民起訴州務卿和選委會，證據卻引用其它訴訟中提出的主張，如縣官計入非法選票和死人投票，還引用網上流言如投票程序錯誤、屢次郵寄投票、選民登記超過 100%等。這些一度把大選“舞弊”炒得沸沸揚揚的訴訟都以撤訴告終。

　　除了一開始提到的喬治亞州尚未判決的訴訟之外，我沒有看到任何訴訟提出微信群里津津樂道的神秘“曲線”作為“舞弊”依據。

　　這起未決訴訟的上訴人主張，他們發現拜登選票突然增加 2 萬張，並認為某些沒有折痕的選票是偽造的。

　　另外，網上流傳視頻顯示一口水井爆炸，部分工作人員離開了大樓，某些處理選票的人趁機違法掃描了數箱選票——說得有鼻子有眼，但我很不看好這起訴訟的前景。

　　亞利桑那曾有選民主張該州有數萬虛假選票，多米尼 Dominion投票軟件也在幫助造假。但州法院判決原告缺乏起訴資格，因為她根本沒有登記投票。州最高法院維持原判。

　　數起發生在喬治亞州的訴訟指控多米尼投票機“造假”，均被法院輕松駁回。喬治亞選民聲稱多米尼投票軟件和硬件是委內瑞拉為了支持查韋斯操縱選舉而設計的，導致若幹縣的舞弊。

　　聯邦地區法院判決：

　　“原告尋求本院不能授予的救濟——他們請

　　求法院命令州務卿拒絕認證選舉結果，好像這種機制存在似的，而我發現它並不存在。”聯邦最高法院和第 11 巡回區法院都拒絕接受加速上訴申請。

　　總統律師林伍德要求停止喬治亞州參議院重新投票，宣稱州務卿篡奪了州議會權力，制定有關簽名驗證規則、在選舉日之前打開提前投票、安放投票箱並使用多米尼投票機。

　　聯邦第 11 巡回區法院判決原告缺乏起訴資格，因為選票稀釋是指違背平等保護的賦予選票不同份量，而不是他在此所宣稱的自己選票被非法或無效選票所稀釋。他從委內瑞拉操縱多米尼投票機，而得出自己受到個人傷害的理論則是“令人吃驚的猜測”。

　　內華達州的數起訴訟則指控某些縣使用的 Agilis 計票機有問題。

　　內華達共和黨和川普團隊要求立即停止克拉克縣的計票，因為該縣的郵寄選票沒有人工核驗簽名程序，觀察員也沒有充分機會挑戰工作人員的計票，要求法院禁止使用 Agilis 機器核驗，保證郵寄選票核驗的“有意義觀察”，包括距離足夠近、能夠看清每個選民簽名等。

　　州法院判決原告沒有充分證據支持其事實主張，譬如他們不能觀察計票過程或 Agilis 機器違法，因而拒絕頒發禁令。州最高法院同意下級法院判決，駁回了原告請求，但認可了原告的部分建議，讓雙方協調安排更多觀察員。

　　華人當中一個普遍的抱怨是法院經常以程序性理由駁回選舉訴訟，而不深入探討舞弊是否存在的實質問題。許多訴訟以原告沒有起訴資格(standing)或訴訟已經“過時”(moot)為由而遭駁回，讓人感覺沒有觸及實際問題，有些人甚至可能認為法院是在找借口回避實質問題——舞弊究竟是否存在？

　　但這就是美國司法體制——司法是十分寶貴而珍稀的資源，是用來解決實際問題——訴訟是否會改變選舉結果，而不是用來探討當事人感興趣的問題——譬如選舉舞弊是否存在。

　　如果你是候選人，舞弊當然會影響你的利益，你有資格起訴；但如果你是選民指控其他人舞弊，雖然你的候選人落選也會影響你的利益，但是這種利益就未必足夠直接，以使你獲得訴訟資格。

　　即便你的指控可能找到確鑿的事實依據，但是可能成立的那幾起指控根本不足以改變選舉結果，因而法院也不會給你想要的救濟。

　　既然不會改變結果，還費時耗力刨根問底弄清所謂實質問題，意義何在？美國的訴訟程序要求正是為了節省司法資源，防止此次大選出現的濫訴纏訟。

　　當然，美國法院的判決也非十全十美。個別判決確實顯得浮於表面，說理不夠充分。譬如喬治亞選民聯盟主席 John Wood 指控州官接受紮克伯格的“技術與公民生活中心”支持選舉的資金、對缺席選票簽名提供更嚴格審查、記入非法選票，竟提出“違法選票”總數達20 多萬張，要求法院禁止州長認證大選結果並將此決定權交由州議會。

　　州法院判決訴訟為州主權豁免所禁止，州選舉法禁止將州長或州務卿作為選舉爭議的被告。雖然原告指控獅子大開口，確實沒有什麽靠譜數據的支撐，州法院的這個結論法理上也成立，但看似有點敷衍，盡管我還沒能找到法院判決的全文。

　　縱觀美國大選之後的 120 場訴訟，並沒有成功發現一起“舞弊”

　　事件，更不用說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的大規模舞弊。

　　歷史這一頁該翻過去了。

　　如果你之前不信美國主媒和選舉，但還信任美國司法，那就請不203

　　自由主義論叢——第一卷川普主義批判

　　要再疑神疑鬼、一驚一乍，煞有介事地咬定大選“舞弊”、拜登政府“非法”，而是要反思自己的認知模式出了什麽問題。

　　當然，如果連美國司法都不信了，那麽對你來說美國“燈塔”已徹底熄滅，拯救美國的惟一希望大概只剩下“大統領”再度出山打內戰了。

　　（首發於《FT 中文網》，2021/2/20）

　　美國制憲歷程

　　杜延林

　　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進行違憲審查時，經常會有一種對憲法的原旨主義解讀，就是要看開國先賢們當初設計這一憲法條款的意圖是什麽。

　　舉個例子，美國公民的持槍權問題，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持槍權到底是類似於言論自由這樣的個人權利，還是一項其他類型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是這樣表述的：一支規範的民兵是確保自由州之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侵犯。

　　持槍權為什麽神聖不可侵犯？因為必須保證各個自由州的安全。在那個時代，大家對常備軍是有抵觸心理的，美國在立憲的時候就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聯邦政府應該擁有一支常備軍，唯如此才可保障聯邦的統一；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如果聯邦政府擁有一支常備軍，那麽它跟英國政府有什麽區別？都是對各州自由的壓迫。不管要不要常備軍，各州的民兵必須保留。當時的各州州長都有個軍銜：準將，就是民兵的總司令，紐約州的州長喬治·克林頓還兼任海軍總司令。所以，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中的持槍權，是一項保證自由州安全的措施。明白了《憲法》修正案中所規定持槍權的這個前提，那麽就應該明白，現在討論持槍權的話，就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美國人還需要不需要每個州都有一支民兵部隊？如果不需要，那麽持槍權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它很可能不是一項個人基本自由，而是一項集體（州）權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另外，很多中國基督徒會說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其根據之一就是美國總統就職宣誓時都會手按《聖經》。我們一般會反駁說，實際上很多美國總統宣誓時並未手按《聖經》。比如約翰·昆西·亞當斯宣誓時是手按一部法典，西奧多·羅斯福就職宣誓沒有手按《聖

　　經》。沒有任何法律規定，總統宣誓必須手按《聖經》。實際上，立憲者甚至有相反的意圖。立憲會議曾收到一位費城的猶太人的來信，對《賓夕法尼亞憲法》第十款的規定表達不滿：該款規定每位議員就職時都得宣誓表示他信神，並且信《新約》和《舊約》都是神所默示的。這封信引起立憲者的高度重視，《憲法》第六條經過無數次修改後，嚴格規定聯邦與州政府官員必須一律宣誓擁護合眾國憲法，“可是卻不得使用任何宗教性宣誓，作為合眾國內任何職務或公器的資格規定”。由於存在很大爭議，批準後的表述變成了“但絕不能以宗教信仰來考察擔任聯邦官職或接受公共信托的資格要求”，回避了宣誓儀式的宗教色彩問題。顯然，如果按照當初立憲者的意圖，手按《聖經》宣誓是宗教性宣誓，是違法的。

　　所以，要真正理解《聯邦憲法》及美國政治，就必須了解美國的制憲歷程。

　　《獨立宣言》是 1776 年發布的，《聯邦憲法》是 1787-1788 年討論並最後通過的，中間隔了 12 年。美國在長達 12 年的時間內沒

　　有一個統一的政府。各州在 1777 年開始簽訂一個《邦聯條約》，三年多後，直到 1781 年馬里蘭州最後一個簽字後，《邦聯條約》才生效。《邦聯條約》第二條：各州保留其主權、自由和獨立，以及任何未經本州島島聯議會明確授予合眾國的權力、管轄範圍和權利。邦聯議會授予合眾國的權利是：解決邊界爭端，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但是未禁止各州發行貨幣，並在各邦聯所構成儲備的基礎上形成一個共同國庫，用於支付戰爭開支。第三條：加入一個牢固的、彼此友好的同盟，以增強它們的國防，保障它們的公民權利，促進它們相互和共同的福祉，彼此約束，互相支持，共同對付以宗教、主權、貿易或其他任何借口對聯邦或其中任何一州提出的威脅或攻擊。

　　在戰爭和戰後一段時間內，美國是由《邦聯條約》約束下的一個聯盟。其間，各州在遵守盟約上出現了很多問題。

　　問題之一，是戰爭軍費和退役士兵的養老金問題。1783 年 1 月，以亞歷山大·麥克杜格爾為首的一個軍官代表團，向邦聯議會遞交了一封請願書，要求後者支付拖欠一年多的薪水，要求邦聯議會承諾的按薪水一半支付的終身養老金兌現。請願書還描繪了大陸軍的窘境——食不果腹，衣衫襤褸，他們擔憂一旦戰爭結束，自己就會被遣散，像乞丐一樣被送回老家。之後發生了“紐堡陰謀”，以霍雷肖·蓋茨為首的一支軍隊的派系，要求召開軍官會議，意圖對一項反叛的提案進行投票，拒絕在宣布和平後放下武器，或如果戰爭繼續，拒絕作戰。這一動議被華盛頓拒絕，同時，華盛頓召集自己所有的 500 名軍官召開會議，發表了重要演講。這次演講意義重大，它平息了叛亂，防止了共和理念演變為軍事獨裁。

　　由於邦聯議會無法兌現一半薪水的終身養老金，甚至連改為一次性支付五年薪水的退休金都無力兌現，銀行家羅伯特·莫里斯便用自己的錢開出三個月薪水的支票，稱為“莫里斯券”。因為對“莫里斯券”不滿，要求得到拖欠的薪水，300 名來自蘭卡斯特和費城的士兵拒絕解除武裝，一路行軍至賓夕法尼亞大廈，包圍了邦聯議會，在群眾的歡呼聲中撤離。漢密爾頓非常憤怒，質問賓夕法尼亞行政委員會主席約翰·迪金森為什麽不調動民兵驅散這只叛亂的部隊。迪金森回答道：民兵倒是很希望參與兵變。

　　第二個問題，是《巴黎條約》的履行問題。這個條約有兩大成績：

　　一是承認了美國的獨立，二是承認了對位於北美大陸東部——加拿大以南、佛羅里達以北、密西西比河以東——占整個大陸三分之一土地的占領。當然這個條約也有很多義務，如償還債務，不得沒收保王黨土地和他們的財產等條款。當時約翰·亞當斯在爭取荷蘭銀行的貸款，如果美國不能夠按時償還債務的話，國際信譽就會一落千丈，將很難再獲得國際社會的貸款。另外，如果不能遵守《巴黎條約》，像紐約這樣的州繼續沒收保王黨的財產，對維持和平狀態將非常不利。

　　英國就曾以各州沒有遵守《巴黎條約》為借口，拒絕撤離駐防在西北部的軍隊，再加上南部西班牙駐軍，和平局勢異常脆弱。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聯盟，各州安全無法得到保障。

　　盡管在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擁有土地的各州都被要求將其土地讓給邦聯議會，以作為加入條件，但是，許多多地的州——其中以弗吉尼亞為最甚——堅持自己有權確定它們所讓與土地的界線，以及有權廢止土地公司在所謂的領地內與印第安人簽署的所有條約。弗吉尼亞人已經習慣地認為，舊領地是屬於自己的這個帝國的，俄亥俄河谷和肯塔基則是“大弗吉尼亞”的延伸。另外，佛蒙特問題也在三個州——紐約、新罕布什爾和馬薩諸塞之間爭吵不休。

　　領土爭端、稅收問題、貨幣問題、債務問題……各州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各行其是，邦聯議會無法拿出統一方案解決。很多人認識到，長此以往，邦聯將難以逃脫解體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一部分人，我們稱他們聯邦黨人，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麥迪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傑伊（《聯邦黨人文集》即三人化名普布里烏斯發表），再加上軍隊中的一些高級將領如喬治·華盛頓等，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強大的美利堅合眾國。其實這部分人在美國是少數，大部分人堅持“1776 年精神”，反對一個淩駕於各自由州之上的遙遠的政府和一支強大的常備軍。

　　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曾經談到，幾乎每個美國人都參與到了各個鎮的自治管理，而鎮的管理又會延伸到縣和州。美國是一個自治的、民主的、平等的國家。美國沒有貴族，也沒有太多窮人。美國沒有類似於法國的第三等級，也沒有像法國那樣的貴族。美國人非常珍視自己的自由傳統，非常忌諱有一個強大的、統一的政府淩駕於自治的自由州之上。在當時人們看來，這樣一個國家的存在，違反“1776 年精神”。

　　當各州派出代表參加制憲會議時，是要求他們修改《邦聯條約》，而不是讓他們推翻這個條約另立一個所謂的新憲法，更不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大部分州議會，都有明確的授權。比如人口最少的特拉華，就明確規定代表只能接受各州在議會中有同等代表名額的議案。更極端的是羅德島州，幹脆就不派代表參會。以麥迪遜為代表的會議召集者非常清楚他們想要什麽，所以正式開會之前，弗吉尼亞的代表先開了一個會，他們制定了一個《弗吉尼亞方案》，以年輕州長埃德蒙·倫道夫的名義提交大會，也叫《倫道夫 15 條》。整個會議前半部分就是以《倫道夫 15 條》作為藍本一條一條的討論、爭論，會議從 5 月份開始到 9 月份結束，持續幾個月，中間陸陸續續有地方議會成員到達，最晚的是 8 月中旬才到。有意思的是，以《倫道夫15 條》作為藍本進行討論，最後對憲法進行簽署時，倫道夫本人卻拒絕簽字，理由是大會沒有同意他提出的必須再召開一次大會進行表決的提案。還有一個拒絕簽字的就是喬治·梅森，他的理由是大會否決了他提出的《憲法》中增加權利法案條款的主張。喬治·梅森是《弗吉尼亞權利法案》的起草人。麥迪遜認為沒有必要在憲法中設立權利法案條款，因為憲法只是列舉了政府可以做什麽，沒必要列舉它不能做什麽，凡是沒有列舉的，政府都不能做。漢密爾頓也認為，采用列舉的方式，不可能全面列舉出公民的權利，反而不利於權利的保護。現場還有一個不同意簽字的，就是馬薩諸塞州的代表艾爾布里奇·格里。後面我們會談到一個詞“格里蠑螈”，就是來自於這位格里。

　　美國制憲會議第一個爭論，就是要不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政府，要不要將主權收到聯邦政府上來，統一主權，這是當時麥迪遜、漢密爾頓、華盛頓想達到的一個目的。如果直接提出把主權進行統一上收，各州是絕對不能通過的，獨立戰爭的一個最重要誘因就是英國當局堅持主張對殖民地擁有統一的主權。所以麥迪遜只能模糊這個問題，稱“我們合眾國人民（We the People）”，這就回到了盧梭的人民主權的概念，麥迪遜不是有意這麽做的，不是根據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在憲法中設置主權歸“我們合眾國人民”。當然，這不妨礙麥迪遜、傑斐遜及後來的布魯斯·阿克曼等對其進行重新解讀。但在當時，是一個實際妥協的策略，而不是個理論問題。

　　反聯邦黨人所共有的一個理念，就是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違反了“1776 年精神”，是對美國革命精神的背叛。同時，麥迪遜借鑒了大衛·休謨《關於一個完美共和國的想法》中的思想——一個大的國家可能更適合建立共和國。用以有效反駁孟德斯鳩的一個理論——共和國只能在一個非常小的範圍內建成，這個範圍大小以親情、友誼的有效凝聚為原則；範圍太大，代表和選民之間就無法保持緊密的聯系，也就沒有了代表性。一般美國人的活動範圍也就是幾十公里，各州的共和體制，勉強符合孟德斯鳩的理論；如果擴大到美國 13 個州的整個版圖，範圍就太大了。

　　制憲會議第二個爭論，就是建立什麽樣的體制，這個相對容易。

　　約翰·亞當斯的兩部著作《關於政府的思考》和《為美國憲法辯護》，為 13 個州的政治體制做出了規劃。除了賓夕法尼亞采用一院制外，各州憲法均采用了兩院制議會、行政當局及法院三權分立的體制；但是議會怎麽產生是爭論的焦點：是按人口比例、財政貢獻還是各州均等，經過多次爭論，最後確定采用“眾議院按人口比例、參議院各州均為兩人”的方案，方案一直延續到現在。

　　制憲會議爭論的第三個問題是：要不要設置行政長官？要幾個行政長官？應賦予行政長官什麽權利？每一屆多長時間？是否可以連任？有很多人反對設立單一制的行政長官，有很多人反對行政長官的任期太長。比如喬治·梅森就認為，如果選一位行政長官，而且權力過大，對議會的議案有否決權，又持續很長的任期，那無非就是另一個喬治三世，這實際上回到了英國的君主制。也有人提議選三個政府首腦，南部、中部、北部各選一個，各方利益都能照顧到；但有人反駁說荷蘭最後的失敗就是因為多頭軍事領導導致的，最後還是決定選一個最高行政長官，即總統。

　　另外，總統與議會的權力如何界定、總統對議會決議是否有否決權、議會對總統是否可以彈劾，大會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反覆爭論。總統的產生方式，是各州議會推舉，還是由人民直接選舉？最後通過的方案是，各州根據人口比例選出選舉人，再由選舉人來選舉總統。這個方案既體現了人民主權的原則，同時又體現了當時人們對於人民參政的顧慮。

　　前面講過，《聯邦憲法》將主權給予“我們合眾國人民”，並不是基於盧梭的人民主權理念，而是一種讓步，是一種模糊化策略。麥迪遜並不太相信人民，他認為人民素質還沒有成熟到可以直接投票選總統。當時的選舉人團制度和現在的不太一樣。現在的選舉人團制不過是一種名額制度或計票方式。舉個例子，假設紐約州有 10 個選舉人，那麽紐約州某一個總統候選人獲勝，這 10 個選舉人票全給這個總統。而早期的選舉人團制度是，紐約選出 10 個選舉人，人民不直接選總統，這 10 個選舉人再去投票選總統，選舉人是可以自由投票的。如果選舉人票出現相等，就由聯邦眾議院繼續投票，票數最多的是總統，票數第二的是副總統。

　　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毫無爭議。第四屆在亞當斯、傑斐遜和阿倫·伯爾之間競爭，很快亞當斯就掉隊了，傑斐遜和伯爾選舉人票一樣多，按當時的規定，由議會投票確定。通過 36 輪的投票，傑斐遜當選總統，伯爾當選副總統。

　　亞當斯是第二任美國總統，但為什麽連任時遭遇慘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簽署了一個法案，叫《反煽動叛亂法案》。這個法案規定，發表、出版任何針對聯邦政府、國會、總統的惡意、虛假、誹謗性的言論均構成犯罪，同時不得散布蔑視、醜化聯邦政府、國會和總統的言論，或者煽動善良的美國人民對於聯邦政府、國會和總統的仇恨。違者將被處以長達兩年的監禁和多達 2000 美元的罰款。這一法案的通過，有對法國大革命雅各布布賓派恐怖政策可能影響美國的恐懼，更為重要的是為了打擊傑斐遜為代表的民主共和黨人。但這一嚴重違反第一修正案的法案，並不是通過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而是通過選舉解決的。恰恰是這一法案，引發了有關言論自由的大討論，使得第一修正案得到了廣泛的重視。

　　制憲會議爭論的第四個問題，就是奴隸制問題。《獨立宣言》是反對奴隸制的，人人生而平等，不能把人當作財產。獨立戰爭以後大家非常樂觀，覺得這種理念很快就會落實。但是南方的幾個州是不同意的，《邦聯條約》簽署的前提，就是刻意回避奴隸制問題。佐治亞和南卡羅萊納的代表明確表示，沒有奴隸制就沒有佐治亞和南卡羅來納。當然他們當時不會直接從法理上論證奴隸制的正義，從法理上論證奴隸制的正義是在幾年以後，1790 年 2 月 11 日，在國會討論債務接管和建都選址的問題時，兩個“貴格會”代表團向國會提交請願書，呼籲聯邦政府立即結束非洲奴隸貿易。佐治亞州議員詹姆斯·傑克遜情緒激動地對“貴格會”教徒進行反駁，這是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利用《舊約》來論證奴隸制的合理性，富蘭克林對此進行了無情的嘲諷。《聯邦憲法》對奴隸問題繼續采取回避策略，第一條第九款規定：聯邦議會不得在 1808 年以前立法禁止任何一州現有並認為適當承認的人口遷徙和入境人口，但對入境的人口可征收稅金或關稅，每人征稅不得超過十美元。

　　我認為，美國經歷了三次革命：一次是脫離英聯邦的獨立革命，一次是建立美利堅合眾國，一次是廢除奴隸制。當然，有人認為後來的羅斯福新政也是一場革命。解放黑奴的革命留待後來南北戰爭，通過犧牲六十萬人才完成。為什麽建國初期不能解決奴隸制問題？當時需要考慮兩個問題：奴隸主補償和奴隸的安置。聯邦政府必須出錢購買這些奴隸，當時財力不夠。最根本的問題是，對解放了的奴隸怎麽安置。包括傑斐遜這樣的人，都認為白人跟黑人在智商、素質各個方面是有區別的，白人黑人不能混居。那怎麽辦？兩個方案：一個是把他們遣返回非洲，這個方案是不可行的，英國這麽幹過，失敗了。

　　另一個就是在西部找出一片土地來安置他們，當時也不切合實際，因為向西的移民潮已經是不可阻擋。也就是說，當時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是因為他們的觀念還沒有達到現在這種水平，認為白人跟黑人生而平等，不僅僅是道德上的平等，而且是事實上的平等。

　　我們回過頭來想，如果當時開國先賢們的觀念能夠再解放一點，超前一點，那麽解決黑奴的問題會簡單得多。因為那時黑奴沒有那麽多，最多的州是弗吉尼亞，黑奴的數量最大，但不再需要輸入，所以他們當時反對繼續奴隸貿易。實際上弗吉尼亞已經有一萬多自由黑人，好多奴隸主已經主動解放了黑奴。在南方主要是佐治亞和南卡羅來納兩個州，完全不接受任何解決黑奴問題的方案，奴隸制問題越來越嚴重。因為南方一直在引進黑奴，隨著美國國土的增大，農業州對黑奴的需要量越來越大，八十年後不得不打一場內戰。實際上美國面臨解體的事件，不止南北戰爭一次，只是這是最嚴重的一次而已。

　　制憲會議爭論的最後一個問題，關於《聯邦憲法》的通過，是由州議會投票還是由人民重新選舉代表進行投票。最後確定，通過召集制憲代表會議投票通過。這是憲法中人民主權的落實，也是當時人們對州議會權力過大不滿的反應。

　　首先通過的是最小的特拉華州，以 30：0 通過。特拉華州議會曾授權代表只能同意議員人數各州相等的方案，卻是第一個全票通過的州。制憲會議開始就分裂成兩大陣營：大州和小州。小州開始極力抵制《聯邦憲法》的很多條款，他們顧慮大州會侵犯小州的利益。

　　但麥迪遜反問他們：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政府，你們這些小州的權益如何保障？華盛頓曾說過：像佐治亞這樣的州，如果不同意一個聯邦政府的存在就怪了，它既要面對印第安人的進攻，又要承受著西班牙人的壓力。賓夕法尼亞州是第二個通過的（46：23），整個過程經歷了非常激烈的鬥爭，在賓夕法尼亞代表大會上，約翰遜進行了多次非常有水平的演講，扭轉了局面。在通過後的慶祝活動中，約翰遜差點被手持棍棒的反聯邦黨人打死。新澤西州非常輕松地以 38：0 通過。

　　馬薩諸塞在同意州長漢考克提出附加權利法案後，以 187：168 勉強通過。弗吉尼亞爭論最激烈。可以看看弗吉尼亞反聯邦黨人的陣容：

　　帕特里克·亨利、喬治·梅森、埃德蒙·倫道夫、亨利·李、詹姆斯·門羅。托馬斯·傑斐遜並不是無條件的接受這個憲法，他很希望有幾個州不通過，然後逼迫加入權利法案。經過激烈的爭論，再加上前面的很多州已經通過，最後弗吉尼亞以 89：79 的 10 票之差通過。喬治·克林頓所控制的紐約州是反聯邦黨人的大本營，經過漢密爾頓的艱苦努力，再加上已經有超過 9 個州通過，最後以 30：27 通過《聯邦憲法》。最後，羅德島州和北卡羅來納在面臨脫離聯邦的危險情況下，不得不以微弱多數通過《聯邦憲法》，最後加入聯邦。

　　本來麥迪遜是不同意在憲法中加入權利法案的，但通過與傑斐遜反覆通信改變了看法。麥迪遜一旦意識到權利法案的重要性，就決定進入議會，親自主持起草權利法案。

　　前面我們提到一個詞叫“格里蠑螈”，是美國選舉中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一個州的州長或議會利用手中的權力操縱選區劃分，以有利於自己的政黨。1812 年，為了讓自己的黨派獲勝，馬薩諸塞州州長格里把選區劃分得狀如蠑螈，因此得名。但最早實行這個策略的不是格里，而是帕特里克·亨利。為了不讓麥迪遜進入國會，他動員傑斐遜的另外一個門生詹姆斯·門羅參選，並將弗吉尼亞的選區進行重新劃分，但未能阻止麥迪遜當選。

　　麥迪遜順利進入國會，並主持了權利法案的起草和通過，這個權利法案提交了很多版本，最後留下了十條，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第一修正案，對後世影響巨大。

　　前面我們講到，亞當斯任總統時，聯邦黨人為了打擊傑斐遜為首的民主共和黨人曾經出台過一個《反煽動叛亂法案》，這個法案的廢止靠的是選舉，因為太不得人心，亞當斯在選舉中敗給了傑斐遜，後者上任後廢止了這個法案。美國第一次通過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廢止一個法案，是始於“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由於黨爭的需要，亞當斯提名了 42 個清一色的聯邦黨人出任華盛頓特區內的治安法官，並於亞當斯卸任的當夜由即將換屆的參議院通過，其中之一就是馬伯里。後人挖苦這批法官為“午夜法官”。由於交接匆忙，很多法官的委任狀沒來得及發出去，包括馬伯里的。新上任的總統傑斐遜命令國務卿麥迪遜扣押了這批委任狀。事後，馬伯里一紙訴狀將麥迪遜告到最高法院，要求最高法院下達執行令。馬歇爾大法官以最高法院的名義致函麥迪遜，要求他解釋扣押委任狀的原因，麥迪遜未予理睬。其實，傑斐遜領銜的民主共和黨人已經下定決心，無論聯邦黨人控制的最高法院做出什麽判決，他們都不會執行；因為憲法並未明確最終解釋權的歸屬，聯邦最高法院在當時是一個缺乏權威的司法機構。陷於兩難的馬歇爾經過半個月的苦思冥想，終於做出了判決：“本院認為，委任狀一經總統簽署，任命即為做出；經國務卿加蓋玉璽，委任狀即為完成”；“因此，拒發他的委任狀，在本院看來，不是法律所授權的行為，而是侵犯了所賦予的法律權利”。馬歇爾筆鋒一轉，又引證憲法第三條第二款說：“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一州為一方當事人的一切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原始管轄權。對上述其他所有案件，最高法院具有上訴管轄權”。也就是說，馬伯里應該去聯邦地方法院狀告麥迪遜，上訴到最高法院，那時最高法院才可以開庭審理。馬伯里的律師查爾斯·李抗辯道，之所以一開始就起訴到最高法院，是依據《1789 年司法條例》第 13 款。馬歇爾說，《1789 年司法條例》第 13 款與憲法有沖突，憲法構成了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斷定什麽是法律是司法部分的職責，如果法官不承擔起維護憲法的責任，就違背了立法機構所規定的就職誓言。馬歇爾正式宣布，《1789 年司法條例》第 13 條因違憲被取消。這是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宣布聯邦法律違憲。當然，馬伯里沒有向聯邦地方法院起訴，撤回了控告。表面看，馬歇爾輸了，實際上，通過這個判決，馬歇爾向國家立法機關宣布，不僅憲法高於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違憲的權力和立法部門無關，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憲法最終解釋權屬於司法部門。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終審裁決和司法慣例，政府各部門和各州必須遵守。這個判決表面上限制了最高法院的管轄權，使得國會無話可說，又宣布了行政當局行為違憲，卻並不下達執行令，讓行政當局無法抵制。最重要的是，它在一個注重普通法傳統的國家，確立了司法審查的先例和最高法院的權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蒙大拿州頒布了一部《蒙大拿反煽動叛亂法》，規定：在戰爭期間，凡“散布、印刷、撰寫或者出版任何對政府、憲法、國旗或者美國軍服不忠的、褻瀆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視的、醜化的或者辱罵的言論”，或者發布任何可推定為“藐視、嘲諷、侮辱、詆毀”言論的，均構成犯罪，處以最高 2 萬美元的罰金及最長二十年刑期的監禁。一年中，有 79 人因各種言論鋃鐺入獄。蒙大拿的愛國主義狂熱病僅是全國性癥候的一例。威爾遜總統敦促國會以《蒙大拿州反煽動叛亂法》為藍本通過了《聯邦反煽動叛亂法案》，並修訂了《反間諜法案》，這使得超過 2000 名美國人遭到起訴。二戰期間，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曾經授權軍事指揮官驅逐西海岸 20 萬日裔居民，他們被隔離在荒涼的“再安置營”長長的鐵絲網後面。升國旗儀式加入忠誠測試，拒絕向國旗敬禮的耶穌見證會信徒的孩子們被趕出公立學校的大門。而戰後由於冷戰及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哈里·杜魯門總統推行了一次波及整個行政部門的忠誠度調查。參議員喬·麥卡錫為首的永久調查委員會進行了臭名昭著的“反共聖戰”。我們發現，每到國家面臨外部威脅，公民的憲法權利特別是言論自由就會遭受侵犯，而此時最高法院幾乎無所作為。

　　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再次發揮威力，是 1964 年的“《紐約時報》

　　訴沙利文案”。1960 年 3 月 29 日，《紐約時報》登載了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們策劃的政治宣傳廣告。廣告指責南方的種族主義官員們正采取種種非法手段破壞民權運動。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市政專員沙利文起訴《紐約時報》犯有誹謗罪。亞拉巴馬州法院主審法官沃爾特·瓊斯裁定《紐約時報》的誹謗罪成立。這一案件打亂了金博士發起的全國反種族主義運動的部署，根本威脅到了第一修正案對信息傳播的保護。《紐約時報》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贏得此案的難點在於，直到那時，誹謗一直被排除在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之外，《紐約時報》的律師赫伯特·韋克斯勒不得不推翻法律史上長久不變的傳統。韋氏認為，此案與當年《反煽動叛亂法案》並無二致，雖然《反煽動叛亂法案》並沒有在最高法院受到質疑，但 1800 年總統大選中選民拒絕亞當斯，而接納反對這一法案的傑斐遜，已經用行動無聲地證明了該法案的違憲性。最後最高法院支持了《紐約時報》

　　的訴訟請求，明確了“原告想要勝訴則必須證明誹謗不實”的規則——並且還須證明所述不實系作者或出版商的過錯，而並非僅僅出於某一無辜的失誤，並在《反煽動叛亂法案》自動失效 163 年後被宣布違憲。

　　霍姆斯法官曾說過：“那些為我們所痛恨的思想，同樣自由。”

　　那麽對於那些仇視性言論，如種族歧視言論、法西斯主義言論，又當如何對待？在德國，展示納粹黨徽或者其他納粹標志是一種嚴重的犯罪。此外，有十一個歐洲國家規定：否認大屠殺，聲稱德國沒有在納粹統治時期屠殺過猶太人，即構成犯罪。這一情形在加拿大也是如此。但對待歧視性言論，美國和幾乎所有其他西方國家都有所不同。

　　比如三 K 黨人的一個頭頭說，“就個人而言，我相信黑鬼最好被遣送回非洲，猶太人該滾回以色列去”。最高法院毫無異議地推翻了對他的有罪判決，因為沒有證據表明說話者在激起“當下的非法行動”

　　或者將來可能發生類似行動。最典型的案例還是“斯科基”案的判決。斯科基是芝加哥近郊的一個村莊，1977 年，該地聚居了大量猶太人，其中不少是從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美國納粹黨宣布將在斯科基舉行遊行示威，示威者還將佩戴納粹標志。斯科基當局頒布一項條例，禁止傳播包括標志和服裝在內的任何“因種族、國籍或宗教差異而激起仇視”的東西。當局還向伊利諾伊州法院申請了一條相同效力的禁令。官司打到州和聯邦法院，美國聯邦第七巡回區上訴法院的終審判決認定斯科基旨在阻止遊行示威的法令違憲。

　　通過對美國制憲歷程的回顧，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些啟示或結論：

　　一、美國憲法和美利堅合眾國並不是一個水到渠成或自然而然的結果，並不是根據某種理論進行的簡單設計，從理念上看，當時很多人認為其違反了“1776 年精神”，根據邦聯議會的決議和各州議會對代表的授權範圍，其在程序上也是違法的。美國憲法和美利堅合眾國的產生無異於是一個奇跡，也是一場革命；《聯邦憲法》的產生既非必然，聯邦也多次面臨解體，美國從一開始就面臨激烈黨爭，聯邦黨人雖不占多數，但利用當時的危機贏得主動，幸運的是，這些黨爭被保持在了適度範圍內。當弗吉尼亞州通過《聯邦憲法》後，有些反聯邦黨人想繼續抵制，帕特里克·亨利要求他們尊重投票結果，接受失敗。雖然亞當斯曾經立法打擊反對派，傑斐遜也曾出錢雇傭寫手抹黑亞當斯，兩人一度視若仇敵，但最後還是冰釋前嫌。雖然“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後，傑斐遜非常擔心聯邦黨人掌控的最高法院會頻繁使用司法審查權來推翻民主共和黨人控制的國會通過的法律，但這一切並未發生。傑斐遜及繼任者也保留了聯邦黨人對加強聯邦權威的建樹。沒有原則，就沒有美利堅，同樣沒有妥協，也沒有美利堅。

　　這一傳統，不知道目前的兩黨是否能夠延續下去？

　　二、美國憲法或美國的憲政體制設計並不完美，更不是自動發揮

　　作用，實際上，第一修正案在很長時期內形同虛設，三權分立體制的制衡效果也是長期博弈的結果。正如法官勒尼德·漢德所說：“我時常擔憂，是否我們對於憲法、法律和法院不再抱有多大希望？沒錯，這些都只是虛假的希望。自由存在於每個人的心里，男人和女人。一旦信仰之火熄滅，便沒有什麽可使它覆活——憲法、法律乃至法院，無論它們做什麽都無濟於事。而如若人們心中存有自由，則憲法、法律和法院都是多余的了。”這不是說制度不重要，但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最終也要人來維護，那種認為美國制度是完美的，誰上來都一樣的觀點，是既不了解美國，也不懂政治的表現。

　　三、我們時常聽到一些保守主義的信奉者將美國的政治文化簡單地看成英國政治文化的延續，宣稱自由等於秩序，秩序優先，並因此完全否定法國大革命這樣的激烈變革。殊不知美國革命除了保守的一面，還有激進的一面，美國革命是英國激進共和主義思潮的延續及其在北美大陸的實踐。美國立憲歷程是對“1776 年精神”中小政府理念的顛覆，一個強大的聯邦是當時美國危機的反應。當一些國內學者似是而非地推崇所謂的保守主義理念，污名化歐洲對多元主義的堅持及對歧視言論的打壓為“白左”時，他們完全不懂這是歐洲人對二戰慘痛教訓的血淚總結。同時，美國人對第一修正案的堅守，甚至對歧視言論的容忍，也是美國歷次面臨外來壓力時言論自由總是首當其沖被犧牲的一種過度反應，兩害相權取其輕，孰是孰非，不能脫離情勢與環境。我們研究美國的立憲進程，希望從中得到教益，無非是著眼於中國的未來，提醒切不可食洋不化，簡單地拿一個“盎格魯·薩克遜模式”一套了之。

　　（首發於“思想言說者”公眾號，2020/3/20）三種文化相遇的美國源頭

　　郭學明

　　1

　　有人把“五月花號”“五月花號公約”、清教徒和普利茅斯說成美國歷史、美國文明和美國憲政制度的源頭，這種說法誇大了“五月花號”的歷史作用。

　　1620 年“五月花號”清教徒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只是美國的源頭之一，既不是北美最早的殖民地，也不是最重要的殖民地，更不是美國文明的單一源頭。

　　美國早期殖民地有三個部分：南部殖民地、北部殖民地（新英格蘭地區）和中部殖民地。

　　南部殖民地的源頭是弗吉尼亞的詹姆斯敦——英格蘭人在北美建成的第一個殖民地，弗吉尼亞、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和佐治亞等南方殖民地的始點。

　　北部殖民地（新英格蘭地區）的源頭是馬薩諸塞的普利茅斯——英格蘭清教徒在北美建成的第二個殖民地，馬薩諸塞、康涅狄克、佛蒙特、新罕布什爾、羅德島和緬因等殖民地的始點。

　　中部殖民地包括紐約、賓夕法尼亞、新澤西和特拉華殖民地，分別是荷蘭人、瑞典人和英格蘭人建立的，後來都歸屬於英格蘭人。

　　美國歷史的第一個源頭是詹姆斯敦，建於 1607 年，比“五月花號”清教徒 1620 年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早 13 年。

　　2

　　1957 年，詹姆斯敦殖民地建立 350 周年之際，在距離詹姆斯敦舊址 1 英里的地方，建立了詹姆斯敦歷史文化博物館，有一個約 4 千平方米展示實物、文獻、模型和雕塑的博物館。還根據遺址考古和歷史文獻覆制了當年殖民者跨越大西洋的 3 艘木船；重建了詹姆斯敦印第安土著營地和英格蘭殖民者營地。

　　詹姆斯敦有個紀念碑，紀念碑銘文說英國人的海外擴張，弗吉尼亞、美國和英聯邦國家的歷史，都是從詹姆斯敦開始的。

　　3

　　介紹詹姆斯敦的圖冊封面有“三種文

　　化，一個世紀”的字樣。三種文

　　化？哪三種文化？

　　圖冊內文字寫到：“歐洲、美洲和非

　　洲三種文化在詹姆斯敦相遇”。即歐洲英

　　格蘭人、美洲印第安-波瓦坦人和非洲黑

　　人的文化，在詹姆斯敦相遇。

　　4

　　詹姆斯敦不是英格蘭人在北美建立

　　的第一個殖民地，而是建成的第一個殖民

　　地。早在詹姆斯敦殖民地建立前 22 年，

　　1585 年，英格拉貴族沃爾特·羅利爵士在北美建立過定居點。

　　羅利爵士是伊麗莎白一世女王的寵

　　臣，這位比女王小 19 歲的愛慕者曾多次

　　隨哥哥到北美海岸探險，他把一片北美土

　　地命名為“弗吉尼亞”，即英語處女的意

　　思，以此向未婚的女王表達敬意和愛意。

　　1585 年，羅利爵士帶領 107 人在北卡

　　羅來納的羅阿諾克島上建立了定居點，但

　　寵臣羅利爵士

　　第二年這些人都回英格蘭了。1587 年，羅

　　利爵士又送去 110 個殖民者，還包括婦女兒童。這些殖民者沒有當地土著的幫助，無法解決吃飯問題，需要從英格蘭運送給養。但 1588年英格蘭與西班牙無敵艦隊進行海戰，補給船沒有去北美。等 1590年給養船到達羅阿諾克島時，殖民者全死了。這個項目羅利爵士損失了 4 萬英鎊。

　　5

　　羅利爵士的慘痛失敗沒有擋住英格蘭商人到新大陸發財的沖動。西班牙人在中美洲南美洲發了黃金白銀財，葡萄牙人在巴西發了紅木財，英格蘭人相信在北美也能發財，

　　能找到金礦或其他財寶。

　　1605 年，兩夥商人成立了開發北美

　　的股份公司。一夥是倫敦商人成立的倫敦

　　公司，一夥是普利茅斯和布里斯托爾商人

　　成立的普利茅斯公司。1606 年，這兩家公

　　司獲得了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圖 6）

　　頒發的特許狀，獲準開發北美大陸。

　　當年 12 月 20 日，倫敦-弗吉尼亞公

　　司組織了第一批殖民者 105 人乘坐 3 艘

　　木帆船前往北美，於 1607 年 5 月 13 日在弗吉尼亞登陸，建立了定居點。殖民者以詹姆斯一世國王的名字命名這個定居點——“詹姆斯城”，音譯即“詹姆斯敦”。

　　詹姆斯一世是英格蘭斯圖亞特王朝第一個國王，1603 年～1625年在位。他和他的兒子查理一世國王是英格蘭開發北美殖民地的“推手”，最初出於商業目的，後來則因為迫害清教徒，把許多追求信仰自由的人“推”到了北美。

　　6

　　詹姆斯敦第一批殖民者全是男性，青年人居多，有公司股東、管理者、隨從仆役和招募來的“長期合同工”。

　　“長期合同工”被譯成“契約仆役”，主要是 20 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與公司簽了 7 年合同。

　　“契約仆役”後來成為歐洲人移民北美的主要形式，移民者與中介或船主簽訂合同，以 7 年勞務換取去北美的路費和途中吃喝費用，中介或船主把“契約仆役”運到北美後，在成本基礎上加價 50%，把這些人連同合同“賣”給殖民地需要勞動力的企業或個人。有書籍把“契約仆役”翻譯成“契約奴”，因為在合同期內，他們沒有人身自由。

　　無論是股東、管理者還是“契約仆役”，都是被財富誘惑或者說向往美好生活而敢於冒險的人。

　　北美殖民者除了為發財而冒險的人外，後來還有宗教迫害的避難者（清教徒）、欠債者、戰俘和罪犯。罪犯中包括死刑犯，同意去北美可以免死。

　　北美殖民地建立後成了英

　　國的罪犯流放地，直到 1788 年

　　美國獨立後，英國的罪犯了才被

　　發配到澳洲。

　　7

　　詹姆斯敦第一批殖民者分

　　乘三艘船“發現號”“好運

　　號”和“蘇珊·康斯坦斯號”從倫敦駛向弗吉尼亞。

　　105 名殖民者加上 40 名船員1957 年重建的“發現號”“好運號”和“蘇珊·康斯坦斯號”

　　共 145 人。

　　從倫敦到弗吉尼亞的航程大約需要 2～3 個月時間，詹姆斯敦第一批殖民者的航行卻用了 5 個多月。1606 年 12 月 20 日從倫敦出發，1607 年 4 月 26 日到達弗吉尼亞海岸，5 月 13 日登陸。他們的航線比較保守，先南下到加勒比海，補充給養後再北上到弗吉尼亞，整個航程 6000 英里。

　　跨越大西洋的航程非常艱苦。船小浪大，很多人暈船；航行時間太長，淡水被污染，食物變質發黴，腌制肉生了很多蛆；由於每天吃腌制品，沒有蔬菜，許多人牙齦出血，得了壞血病；途中還死了 1 個人。到達目的地的 104 人都疲憊不堪，身體虛弱。

　　詹姆斯敦的碼頭停泊著當年帆船的覆制品，講解員穿著當年船員和殖民者的服裝。

　　8

　　1607 年 5 月 13 日，殖民者在詹姆斯敦登陸。他們登陸後的第一件事是豎起十字架。

　　盡管這些殖民者不是為宗教目的去北美的，他們不是追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就是為了發財而去新大陸冒險。但上帝伴隨著他們，給他們以信心和力量。

　　所有新大陸的入侵者，無論是西拔牙人，葡萄牙人、法國人還是英國人，都打著宗教旗號，認為對不以基督教為信仰的社會具有征服權。“這種權力使得歐洲在美洲的殖民占領合法化”1。如果是無主土地，就是上帝的賜予；如果是有主土地，就要讓異教徒皈依。詹姆斯一世國王在頒發給倫敦公司的特許狀中寫到“要把那些住在這一地區的不信神者和野蠻人帶到人類文明中來。”2宗教不僅是入侵行為的倫理支撐，更是冒險的信念支撐。哥倫布首次向未知海域航行時，船員們每天多次跪在甲板上向上帝禱告，祈求平安。哥倫布 1492 年在加勒比海島嶼上岸後的第一件事，也是豎起十字架。

　　建立北美第一個殖民地詹姆斯

　　的的英格蘭人是聖公會教徒。

　　聖公會教派是英國國教，16 世

　　紀 30 年代亨利八世國王與羅馬教

　　會因教皇不準其離婚而鬧翻後，將

　　英格蘭天主教會改為新教，即聖公

　　會教。雖然號稱新教，聖公會教其

　　實是介乎於天主教與新教間的教

　　派，與天主教的主要區別是：

　　第一．不承認羅馬教會與教皇；

　　第二．英格蘭國王是教會領袖；

　　第三．宗教語言用英語，而不

　　是拉丁語。

　　詹姆斯敦覆原建築中，規模最

　　大的建築是教堂（圖 13）。

　　圖 13 詹姆斯敦聖公會教堂

　　225

　　自由主義論叢——第一卷川普主義批判

　　由於聖公會教與天主教一樣，舉辦一些宗教儀式，被純潔的新教加爾文宗教徒所不齒，聖公會教徒也不無諷刺地稱英國的加爾文宗教徒是“清教徒”。

　　9

　　人為財死，前赴後繼。

　　北美早期殖民地的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在詹姆斯敦上岸的第一批 104 名殖民者第一年因痢疾和傷寒死了三分之一，第二年因饑餓等原因又有一半人死去，只剩下 32 人。

　　1609 年～1610 年又從英國去了 520 人，包括婦女。之後又有人去。但到 1618 年殖民地建成 11 年時，只剩下 400 多人。

　　從 1607 年到 1622 年 15 年時間，詹姆斯敦一共去了 6000 名殖民者，死了 4000 多人，活著的還不到 2000 人。又過了三年，1625年，只剩下 1300 人。也就是說，詹姆斯敦殖民者前 18 年的死亡率高達 78%。

　　英格蘭人的北美殖民地與西班牙人的中美洲和南美洲殖民地相比，早期死亡率高出很多。

　　為什麽死亡率這麽高英格蘭人還前仆後繼呢？

　　最初，殖民者夢想能找到黃金白銀一下子能發大財，結果什麽也沒有，連生存都難。

　　但是，北美有土地！殖民地早期，為了留住幹滿 7 年的契約仆役，合同到期後會分給留下來的人 100 英畝（約 600 中國畝）土地。

　　一個多世紀後的 1730 年，北美自由勞動者三個月收入就可以買 100英畝土地。弗吉尼亞殖民地一般的種植園有 250～260 英畝土地，約1500 多中國畝。如果幹滿 7 年勞役之後能活下來，就可以獲得土地。

　　自由和土地的誘惑，使很多人認為冒險是值得的。

　　10

　　第一批殖民者的幸存者在當地印第安人的幫助下生存下了來。

　　他們開荒種地，狩獵捕魚，建造房屋。

　　詹姆斯敦最初 15 年只是實現了自給自足，個人沒有發財，公司沒有效益。直到 1622 年，才運到倫敦 6 萬鎊煙草。之後，煙草種植業成為北美南部殖民地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11

　　詹姆斯敦殖民地的統治模式是依據特許狀授權進行自治的模式。

　　特許狀授權自治是中世紀城市自治的模式。城市市民承認土地所有者封建領主的主權，向其交錢，換來自治權。特許狀就是主權者向城市頒發的自治授權書，是一種契約。

　　至今，美國聯邦和州一級享有主權，州以下縣、市都是依據特許狀進行自治的模式。

　　詹姆斯敦殖民地最初的統治方式——詹姆斯一世國王向倫敦-弗吉尼亞公司頒發了特許狀，授權公司自治；公司指定了 7 人管理委員會和“總督”，譯成“總督”挺勉強的，其實就是外派團隊的頭，還是兼職的。

　　詹姆斯敦第一位總督是約翰·史密斯，一位勘探測繪工程師。因為殖民者是去找金礦銀礦的，一把手必須懂業務。

　　1619 年之前，管理委員會成員由公司任命。1619 年，管理委員會由殖民者全體大會選出。由此，詹姆斯敦管理委員會被認為是北美第一個代議制立法機構；1619 年被認為是北美殖民地議會誕生之年。

　　這種說法言過其實。詹姆斯敦殖民是企業行為，管理委員會權力並不大，股東和公司決策機構掌握實權。但天高國王遠，天高公司遠，自治的事情多一些。

　　特許狀授權下的總督+選舉產生的“議會”，是北美殖民地自治模式的開端，也是北美殖民地的基本政治模式。美國地方自治和議會政治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詹姆斯敦。

　　有人說“五月花號公約”是美國憲政的源頭，這不對。1619 年詹姆斯敦選出“議會”時，“五月花號”還沒有啟航呢。

　　從詹姆斯敦發展起來的弗吉尼亞殖民地的主要經濟是莊園種植經濟，人口分散，城市很少，政治權力集中在種植園主和商人手里。

　　由於持續虧損，倫敦-弗吉尼亞公司難以為繼。再加上 1622 年印第安人起義，殺死了近 347 個殖民者。詹姆斯一世 1624 年收回了特許狀，由王室接管了詹姆斯敦殖民地，國王直接任命總督。那時，詹姆斯敦只有 1 千多人。

　　12

　　詹姆斯敦殖民地建立兩年剛剛解決吃飯問題就開始擴張。1609年建立了里士滿殖民地、之後是威廉斯堡，再之後蔓延到整個弗吉尼亞。

　　在弗吉尼亞的帶動和影響下，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和佐治亞殖民地也建立了起來。

　　13

　　在詹姆斯敦，來自歐洲的英格蘭人與美洲原住民印第安-波瓦坦人相遇。

　　1 萬 6 千年前，詹姆斯敦所在的切薩皮克灣一帶就有印第安人。

　　英格蘭殖民者到來時，當地的波瓦坦人大約有 1 萬 4 千人，30 個部落，進入了農業社會。

　　波瓦坦人實行一夫一妻制，部落首領有多個妻子。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首領或勇敢武士也可以娶多個妻子。一夫多妻是激勵手段。

　　波瓦坦男人狩獵捕魚，女人采集耕種。農作物有玉米、南瓜、豆類，還種植煙草。狩獵對象是鹿和火雞。

　　波瓦坦人的工具和武器用石頭、木材和骨頭制成。由於沒有金屬工具，制作獨木舟的辦法是先把樹芯燒焦，然後用石片刮去燒成炭的樹芯波瓦坦人還會編織漁網，會燒制陶器和制作木煙鬥。

　　波瓦坦人沒有學會紡織，冬季穿鹿皮衣，夏季圍鹿皮裙。波瓦坦社會有貿易，銅和珍珠是主要交易品。波瓦坦人的婚姻也有彩禮。

　　波瓦坦人與周圍敵對部落之間會發生戰爭，或保衛領土，或搶女人兒童。部落內部也有刑罰。

　　波瓦坦社會有宗教，有祭司，有圖騰，也有樂器和歌曲。波瓦坦人的房子用樹皮、樹枝和蘆葦建成，用繩子綁紮連接。

　　詹姆斯敦第一批殖民者的第一個冬天的食物是波瓦坦人接濟的。波瓦坦人還教會了殖民者種植糧食和捕魚，為他們在茂密的森林中指路。還教會他們用剝樹皮的辦法使樹木幹枯而死，再燒火開荒。

　　沒有印第安人的幫助，詹姆斯敦第一批殖民者是很難活下去的。

　　有種族主義者說白人給印第安人帶去了文明，即使使用了暴力，也是歷史的進步。美洲印第安人馴化的植物品種占全球糧食、蔬菜和經濟作物品種一半以上。發現新大陸後，世界（包括中國）人口大幅度增長，與引進玉米、土豆等高產作物有關。盎格魯-撒克遜人，乃至整個日耳曼民族，沒有馴化出糧食、蔬菜和經濟植物。說這些不是為了貶低日耳曼人，而是反對以膚色、人種和基於膚色的文化，去認定高低貴賤；反對白人種族至上論和白人文化至上論。

　　英格蘭早期殖民者從很難生存到紮下根再到經濟發展，都與印第安人創造的文化和印第安人的幫助分不開。弗吉尼亞的支柱產業煙草種植也是向印第安人學的。只是當地煙草“勁”太大，歐洲人不喜歡，殖民者引入了加勒比海西班牙殖民地的柔和的煙草品種。

　　14

　　在詹姆斯敦，來自歐洲的英格蘭人與非洲黑人相遇。

　　1619 年，詹姆斯敦殖民地建立第 12 年，有 20 個黑人來到詹姆斯敦。1619 年是美國黑人歷史的始點。與美國“議會”的始點同一年。這 20 個黑人來自安哥拉，被葡萄牙人販運到美洲，在海上被英格蘭人搶到手，送到了詹姆斯敦。

　　這 20 個黑人是奴隸還是契約勞役者，不是很清楚。卡恩斯/加勒迪的《美國通史》和詹姆斯敦博物館的介紹都說不確定是不是奴隸。有的書籍斷言是奴隸，把 1619 年視為美國黑人奴隸史的始點。

　　弗吉尼亞從 1640 年開始大量引進黑人奴隸。1660 年弗吉尼亞制定了有關奴隸制的法律。黑人奴隸不受法律保護，奴隸主可以對其施以肉刑甚至處死。當然，奴隸是奴隸主的財產，一般情況下奴隸主不會這麽幹。但有的奴隸不甘心被奴役終生的悲慘境地，進行反抗或怠工。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殘暴！

　　在弗吉尼亞殖民地，黑人奴隸比白人長期合同工更受莊園主“青睞”。黑人奴隸的價格比白人長期合同工高很多。一方面黑人勞役是終生的，長期合同工只有 7 年；另一方面，對黑人奴役可以更“狠”

　　一些，勞動時間更長，工作量更大。女奴價格最貴，不僅可以幹活，還可以生育新奴隸，有升值潛力。

　　黑人奴隸對北美殖民地的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是美國文化的重要構成，黑人被奴役被歧視的歷史是美國歷史和美國文明的污點。

　　15

　　三種文化的相遇伴隨著沖突。

　　波瓦坦人一開始對來自歐洲的殖民者的苦難予以同情和幫助，雙方還有貿易往來，土著人用糧食、肉類和毛皮換殖民者的鐵器和玻璃等。但隨著越來越多的殖民者湧入，越來越多的殖民者需要土地，雙方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沖突。

　　1622 年波瓦坦人起義（圖 21），殺死了 347 個殖民者，約占當時殖民者總人數 25%。同一年，殖民者建立了民兵組織（圖 22），對波瓦坦人實施了持續 10 年的報覆。

　　從 1607 年到 1699 年 80 多年時間，三種文化——英格蘭文化、波瓦坦文化和黑人文化——相遇的結果：

　　英格蘭人在波瓦坦人的幫助下度過了生存難關，從 104 人擴展到 6 萬人。

　　波瓦坦人因不斷湧來的殖民者的擠壓，從 1.4 萬人減少到 600人。大多數人逃離了家園。

　　黑人數量從 20 人增加到 6000 人。他們是種植園經濟的貢獻者，更是被奴役者。

　　16

　　關於詹姆斯敦的歸納：

　　（1）美國歷史的第一個源頭是詹姆斯敦。

　　（2）詹姆斯敦殖民地的建立是出於商業目的。

　　（3）美國文明的源頭不是單一文化，在詹姆斯敦三種文化相遇。

　　（4）基督教在賦予殖民者占領合法性和冒險信心方面有作用，但在道德倫理方面，殖民者對波瓦坦人的忘恩負義和對黑人的奴役，違背了基督教博愛的教義。

　　（5）詹姆斯敦的特許狀授權自治+“議會”的模式，是美國憲政民主制度的源頭。這個源頭，又可追溯到源於中世紀歐洲的城市自治和大憲章以來的英國政治變革。

　　（6）對印第安人的掠奪、屠殺與驅趕，是美國歷史抹不去的污點。

　　（7）種族奴役與歧視——持續幾個世紀的不平等模式——是詹姆斯敦不光彩的遺產。

　　介紹詹姆斯敦的圖冊中有一段關於詹姆斯敦的遺產的話。提到“詹姆斯敦的殖民者通過他們的堅韌、信念和共同生活的方式，為美國的未來樹立了一個模式。在今日美國依然有意義的思想——個人主義、法治、民主、自由企業等，都是詹姆斯敦遺產等一部分”。同時也說到，早期殖民者以破壞性的方式剝削人民和破壞自然環境，“並建立了一種種族不平等的模式，這種模式持續了幾個世紀。”3（首發於“文化佛跳墻”公眾號，2021/2/2）

　　“五月花號”細節

　　郭學明

　　1

　　有人說美國歷史和美國文明的源頭是“五月花號”清教徒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強調《五月花號公約》的宗教性，把美國秩序的根基歸於基督教清教。

　　通過本文呈現的“五月花號”細節，可以得如：

　　1. 美國歷史和美國文明最早的源頭不是“五月花號”。

　　2. “五月花號”上只有一半清教徒。

　　3. 《五月花號公約》是為了“去宗教化”而簽訂的。

　　2

　　即使不考慮印第安人農業和捕撈業對英格蘭早期殖民者生存下來的決定性貢獻，美國歷史的源頭也不能說成是“五月花號”。

　　英格蘭人在北美建成的第一個殖民地是南部弗吉尼亞的詹姆斯敦，建於 1607 年。

　　“五月花號”是 1620 年抵達離詹姆斯敦約 500 英里的普利茅斯的。普利茅斯殖民地是英格蘭人在北美建成的第二個殖民地，比詹姆斯敦殖民地晚了 13 年。

　　“五月花號”殖民者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只能說是美國歷史的源頭之一，既不是最早的源頭，更不是唯一的源頭。

　　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的前一年，即 1619 年，詹姆斯敦殖民地就召開了北美大陸最早的由民主選舉產生的“議會”，被認為是美國政治文明的源頭。

　　3

　　“五月花號”本來是奔著開發詹姆斯敦的弗吉尼亞公司去的，特許狀也是弗吉尼亞公司開的。英格蘭人到北美建立殖民地，必須有英格蘭國王頒發的特許狀，否則不合法。

　　“五月花號”殖民之旅的發起者是來自荷蘭萊頓的英格蘭清教徒。他們 1618 年萌生了去北美的念頭，找到弗吉尼亞公司，得到弗吉尼亞公司埃德溫·桑茲爵士的許可。清教徒拿到了特許狀。特許狀規定的殖民點位置在弗吉尼亞公司有權開發的地盤的最北端——哈德遜河口，即紐約附近。1

　　弗吉尼亞公司雖然同意萊頓清教徒殖民北美，並開出了特許狀，但不提供費用。萊頓清教徒自己沒有錢，便找到願意冒險投資的倫敦商人恩特·托馬斯·威斯頓。威斯頓是個敢於進行風險投資的小五金商，他組織了 70 個投資商（也有說法是 75 個投資商）投資給萊頓清教徒，希望清教徒們到北美做皮毛和鱈魚生意，為投資者掙錢。2萊頓清教徒從荷蘭跨越英吉利海峽到英格蘭的費用是自己出的，他們買了一艘小船開過來。而從英格蘭到北美的費用，包括租船費和維持生計的費用，都是威斯頓組織的投資者出的。威斯頓與萊頓清教徒簽了 7 年契約：扣掉生活基本費用，在北美獲得的全部利潤歸投資者所有。

　　也就是說，萊頓清教徒在弗吉尼亞公司拿到了特許狀，在威斯頓那里解決了資金，代價是為威斯頓等投資商做 7 年勞役。

　　4

　　“五月花號”一共有 102 人，途中死了 2 人，到達北美是 100人，還有兩只狗。這 100 人由 4 種人構成：

　　（1）來自荷蘭萊頓的英格蘭清教徒；

　　（2）倫敦投資者代表及仆人；

　　（3）倫敦投資者招募的 7 年合同工；

　　（4）五月花號船員。

　　這 100 人中有多少清教徒呢？

　　第一種說法是：清教徒約占 50%，即 50 人。3236

　　美國制度根基

　　第二種說法是：清教徒有 35 人。4

　　不管哪一種說法，“五月花號”清教徒不超過一半。

　　這趟北美殖民之旅是萊頓清教徒發起的，為什麽只有 50 人成行呢？

　　荷蘭萊頓來自英格蘭的清教徒一共有 400 多人，都想去北美。

　　第一批計劃去 125 人，安頓好後其他人再過去。但出發時只剩下了50 人。於是，投資者威斯頓在倫敦招聘了一些合同工補缺。

　　威斯頓招聘來的合同工不是“分離主義者”清教徒，應當是聖公會教徒。

　　5

　　什麽是“分離主義者”？

　　分離主義是指不承認英格蘭國教聖公會教的權威性和正當性的清教徒。清教徒屬於新教加爾文宗，因信仰純潔，生活簡樸，被貶稱為清教徒。

　　清教徒主張簡單的禮拜方式，反對聖公會教的《公禱書》和繁瑣奢華的宗教儀式，反對教會等級制，反對英格蘭國王為宗教領袖，反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權威。這些清”教徒認為，為了正確地敬拜上帝，必須脫離聖公會教，必須分離。

　　1608 年，英格蘭諾丁漢郡斯克羅比村的 100 多清教徒在牧師約翰·魯濱遜和年長教友威廉·布魯斯特的帶領下，從英格蘭鄉村來到荷蘭萊頓城。他們背井離鄉到荷蘭是為了與不純潔的聖公會教分離，為了信仰自由。荷蘭是宗教寬容國家，他們在荷蘭獲得了信仰自由。

　　6

　　英格蘭清教徒在荷蘭萊頓實現了與聖公會教分離的目標，獲得了信仰自由，為什麽 12 年後又要離開荷蘭冒險去北美？

　　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個原因是他們對荷蘭萊頓的生活環境不滿意。這些清教徒是農民出身，到萊頓後大多做紡織業工人，工作很辛苦，他們不適應。

　　另一個原因是清教徒看到孩子們受到荷蘭“年輕人過分追求物欲的生活方式的影響”，擔心孩子變“壞”，甚至連英語也不會說了，所以下決心去找一塊“能擁有自由且生活得愜意的土地。”（5）還有一種說法是，孩子們大都做童工，非常勞累，清教徒們擔心孩子們的健康，也不願意他們忘記了英語和英格蘭傳統。

　　這些清教徒從英格蘭到荷蘭是為了宗教自由；而從荷蘭到北美，最主要的目的是逃避工業社會，要回歸農業生活方式。當然，也要遠離英格蘭國王和聖公會教。

　　但是，清教徒殖民北美，就不得不承認英格蘭國王的權力，承認聖公會宗教領袖的權威，否則開不出特許狀，殖民不具合法性。“清教徒被迫接受違背他們信仰的宗教原則，特別是國王與坎特伯雷大主教享有超越他們教會的至高地位。移民的部分代價是偽裝自己的宗教信仰。”6

　　“五月花號”其他乘客——投資者代表和招來的合同工，冒險去北美的目的就是為了發財。

　　7

　　“五月花號”1620 年 9 月 6 日從英格蘭普利茅斯啟航，1620年 11 月 9 日到達北美，航行了 65 天。他們把北美的登陸地也叫做普利茅斯。

　　“五月花號”船員有 20 多人，分 4 班輪換作業。

　　由於船小浪大，乘客無法到甲板上，整天待在船艙里。大多數乘客暈船，痛苦不堪。一個年輕刻薄的船員整天嘲笑羞辱新教徒，說不等到達目的地，一些人的屍體會被扔進大海。沒想到，這位船員自己得了病，沒幾天死去了，第一個被扔進大海。

　　一個名叫約翰·霍蘭德的清教徒，是紳士約翰·卡佛的仆人，一個老實巴交的人。一次他在甲板上，趕上了巨浪，被卷到海里。他居然抓住了水手扔到海里的繩子在狂風巨浪中幾經掙紮，爬回船上。大難不死！約翰·霍蘭德後來為新大陸貢獻了 88 個子孫。

　　最先被扔進海里的刻薄的船員和掉到海里大難不死的老實人的不同命運，在殖民者看來都是上帝的安排。

　　船上無法起火，一路上都是吃冷食，有鹹豬肉、鹹牛肉、鱈魚、幹面包、燕麥、幹豌豆、水果、葡萄酒、啤酒、蜂蜜等。就是沒有新鮮蔬菜。

　　“五月花號”的航行目標是哈德遜河口，但是他們在普利茅斯登陸了。為什麽？

　　“五月花號”因逆風偏航，到達北美大陸的位置在哈德遜河口以北 220 英里處的馬薩諸塞灣。當時，船上的給養不多了，特別是啤酒喝光了，許多人牙齦出血，得了壞血病。17 世紀時，英格蘭水質不好，不喝啤酒就容易得壞血病。（怪不得現代英國人那麽喜歡喝啤酒）。船艙里的水也存了兩個多月了，水質很差。而且，已經死了 2個人了。

　　船長瓊斯沒有從馬薩諸塞灣到哈德遜河口的航海圖，又到了風大浪多的冬季，他不敢繼續航行了。大家討論後決定，就近上岸。

　　由此，獨立於弗吉尼亞公司之外的殖民地——普利茅斯——的歷史開始了。

　　8

　　“五月花號”殖民者登陸前，在船上簽署了《五月花號公約》。

　　為什麽簽署這個公約？

　　本來，投資者威斯頓派出了管理者克里斯托弗·馬丁。但由於要在特許狀許可範圍外的地方登陸，特許狀失效了，克里斯托弗·馬丁的管理權沒有了合法性。

　　占殖民者 50%的清教徒是抱團的，他們 12 年前在英格蘭諾丁漢郡時就是鄉親，在荷蘭萊頓的 12 年即是工友又是鄰居。最主要的，他們有宗教信仰的強大凝聚力。

　　那些招聘來的合同工一盤散沙，沒有任何聚合力。這些人唯一的共同點是：不願與宗教狂熱者生活在一個社會。

　　清教徒的精神領袖約翰·魯濱遜，就是把清教徒帶到萊頓去的牧師，意識到聚合力的重要性——只有避免沖突，才能生存下去。清教徒必須與其他人共同生活，淡化宗教色彩和排外感。他特別清醒地意識到 “建立一個不以宗教為基礎的政府的必要性”。投資者代表威廉·馬林斯從經濟角度思考問題，他認為若要取得經濟上的成功，唯一辦法是共同體成員簽訂一個公約。7

　　魯濱遜和馬林斯這樣的既有聲望又頭腦清醒並有靈活性的智慧的人，在起草、簽署《五月花號公約》，實行民主選舉，團結了不同類人員的努力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五月花號公約》只有幾行字，全文如下：

　　“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基督教信仰的發展，為了我們的國王和國家的榮譽，為已經踏上了的播種的旅程，我們，下列簽字人，在上帝面前，彼此莊嚴盟誓簽約，自願聯合結合成一個公民政治實體，以實施公正和平等的法律，

　　（這些法律、條規）理應最能滿足和最為便

　　利於促進殖民地的一般利益。”

　　《五月花號公約》的起草者和簽署人有這樣的觀念：一個社會應以一整套由其成員制定的規則為基礎。這個觀念在美國《獨立宣言》

　　中得到體現。8

　　《五月花號公約》有 41 人簽字，9 個有權利簽字的人未簽，他們或是船員，或重病在身。另外=50 人是婦女兒童。9簽署《五月花號公約》後，殖民者們選舉了“總督”，約翰·卡佛，就是那個落水後大難不死的仆人的主人，被選為第一任“總督”。

　　簽署《五月花號公約》和選舉總督，有五個關鍵點：

　　第一：自願結合的公民政治實體；

　　第二：由社會共同體成員制定規則；

　　第三：強調規則的公正性和平等性；

　　第四：強調規則是為了促進一般利益；

　　第五：“總督”由民主選舉產生。

　　（首發於“文化佛跳墻”公眾號，2021/3/20）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細節

　　郭學明

　　很多人不知道感恩節故事的悲慘結局。

　　第一次感恩節 55 年後，施恩者的後代與感恩者的後代打了一場殘酷的戰爭。施恩者的後代失敗了，或戰死，或餓死，或被販賣為奴，或逃離家園……

　　1

　　普利茅斯在波士頓南 40 英里處，是一座美麗的小城。海風習習，海浪輕輕，成群的海鳥歡唱著從頭頂飛過。盡管，她們五音不全。

　　普利茅斯是“五月花號”殖民者登陸的地方，是北美北部殖民地——新英格蘭——的源頭，也是美國歷史的源頭之一。嗯，必須強調“之一”。

　　5 年前，我一個人在這座小城晃悠了一天。看覆制的“五月花號”，看殖民者早期建築覆制品，看普利茅斯第二任總督威廉·布雷德福的雕像和印第安波卡諾基特部落酋長馬薩索伊特的雕像。

　　中午，我在海邊餐廳吃了一頓海鮮飯。可惜，沒吃到龍蝦。

　　很想吃普利茅斯的龍蝦，不僅僅因為那里的龍蝦比中國便宜很多，也不是因為饞，而是想獲得歷史體驗感。“五月花號”殖民者能夠生存下來，與印第安人教會他們種玉米捕鱸魚捉龍蝦有關。印第安原住民在普利茅斯海灣捕捉龍蝦是一種儀式。

　　對殖民者而言，更重要的救命海鮮是鯡魚，一種味道不太好吃的魚，在中國叫青魚。

　　2

　　1620 年 11 月 9 日，經歷了 65 天航行後，“五月花號”抵達北美海岸。由於偏航，他們到達的地方距離計劃目的地還有 220 英里。

　　由於寄養不足，沒有海圖，又是風大浪高的季節，殖民者決定就近登陸。他們在船上簽訂了《五月花號公約》，選舉了總督，然後將船停泊在港灣，派人乘小船上岸，尋找適合建立定居點的地方。

　　找了一個多月後，12 月 12 日，殖民者選中了一個地方——普利茅斯，那里有溪流（淡水），有土地（可耕種糧食），有高地（易於防守）。經過投票表決，殖民者決定在普利茅斯登陸建設定居點。

　　普利茅斯有一個建於 20 世紀 50 年代的登陸紀念亭（圖 1），遠看像希臘多立克柱式建築。走近看，柱子纖細，表面沒有凹槽，不如多立克柱簡潔有力，柱頭造型也覆雜了點，是在美國常見的新古典主義風格。

　　紀念亭子里有一塊石頭，刻著“1620”。據說，這塊石頭是“五月花號”殖民者踏上普利茅斯的第一塊石頭。但在普利茅斯早期回憶錄中，沒有提到這塊石頭。可能是後人出於紀念目的指定的，未必就是當年的“處女踏”。

　　不管怎麽說，“五月花號”殖民者在普利茅斯登陸時，有一塊最先踏上的石頭，紀念這個場景和瞬間，是回顧歷史的方式。就像我要吃龍蝦回顧歷史一樣。

　　3

　　普利茅斯景色宜人。

　　但當年殖民者踏上普利茅

　　斯土地後，面臨的卻是嚴

　　冬和噩夢，死亡和絕望。

　　“五月花號”到來之

　　前，1616 年到 1619 年，

　　新英格蘭地區海岸經歷了

　　一場慘絕人寰的大瘟疫。

　　可能是在緬因海域捕撈鱈

　　魚的歐洲漁民把黑死病傳

　　染給了當地印第安人，大

　　多數印第安人死亡。普利

　　茅斯一帶原有 1 萬 2 千人

　　的部落聯盟，3 千多戰士

　　的第一塊石頭

　　只剩下了幾百人。

　　普利茅斯是荒涼的，人跡罕見。沒有現成的糧食。倒是經常能看到死於瘟疫未掩埋的屍骨。

　　1620 年 12 月 25 日，殖民者在普利茅斯開始建造的第一座建築——只有 2 平方米的小木屋。那一天恰好是聖誕節。但聖誕節對清教徒意義不大，因為清教徒反對過聖誕節，他們認為過聖誕節是對基督教真理的褻瀆。而小木屋的動工意義重大，這是他們在北美大陸定居的開始。兩周後，小木屋建成了。

　　殖民者在當地沒有找到糧食。幾個殖民者曾在一個地方發現了印第安人存放的玉米種子，他們“拿”（實際是偷）了回來。“五月花號”殖民者有一半是虔誠的清教徒，另一半是聖公會教徒，都是信仰上帝的。按照十誡，基督徒是不能偷竊的。但是，生死存亡之際，求生第一。或許，他們準備以後有條件了再歸還。

　　由於饑餓、寒冷、疾病，還有不慎落水，4 個月內，100 個 “五月花號”殖民者有一半人死去。開始死了幾個孩子，後來一些成年人死亡。有時，一天內有兩、三個人下葬。幾乎每個人都失去了親人。

　　“五月花號”船長瓊斯沒事，但船員們不是死了就是病了，“五月花號”一時開不回英國了。再說，在房子建好之前，“五月花號”

　　既是住所，又是“城堡”，也離不開。

　　4

　　就在“五

　　月花號”殖民

　　者因糧食匱

　　乏面臨滅頂

　　之災之時，救

　　星來了！

　　當地印

　　第安原住民

　　遠遠觀察他

　　們幾個月了，

　　3 月 16 日，印

　　第安酋長派

　　代表主動與

　　他們聯系。一個名叫薩默塞特的人獨自來到殖民者營地，用英語對他們說：“歡迎你們，英國人！”這是鐫刻在北美殖民史上廣為人知的一句名言。

　　薩默塞特在普利茅斯北面緬因海岸與來自英格蘭的捕撈鱈魚的漁民接觸過，學會了簡單的英語。他告訴殖民者，距離普利茅斯 40英里的波卡諾基特部落酋長馬薩索伊特是這一地區印第安人首領，他希望與“五月花號”殖民者建立合作關系，過幾天會親自來談判。

　　5

　　印第安部落酋長馬薩索伊特對歐洲人是仇恨的、恐懼的和警惕的，為什麽主動來談合作？

　　在“五月花號”殖民者到

　　達普利茅斯之前，有多批歐洲

　　探險者或捕魚船來過這一地

　　區。

　　“五月花號”抵達 96 年

　　前的 1524 年，意大利探險家

　　喬瓦尼·達·維拉薩諾到過這

　　片海域。

　　1602 年，英國探險家塞羅

　　謬·戈斯諾德來過新英格蘭。

　　隨後有歐洲漁船來這里捕撈

　　鱈魚。

　　1605 年，法國人塞繆

　　爾·尚普蘭到過普利茅斯，還

　　繪制了普利茅斯地圖。那時普圖 4 印第安部落酋長馬薩索伊特雕像利茅斯大約住著兩千人。

　　1611 年，探險家愛德華·哈洛來到這里，抓走了 6 個印第安俘虜帶回歐洲。

　　1614 年，約翰·史密斯率領一支幾艘船到探險隊來到新英格蘭。

　　其中一艘探險船的船長托馬斯·亨特抓了 20 個印第安俘虜，包括一個名叫斯匡脫的。這些俘虜在西班牙、英國和紐芬蘭待了 5 年，由此斯匡脫會說流利的英語。

　　1616 年到 1619 年，新英格蘭沿海地區發生了大瘟疫，一多半原住民死去。

　　1619 年，一艘英國船來到新英格蘭地區，殺了一些馬薩索伊特部落的人。

　　1620 年，探險家托馬斯·德莫帶著探險隊還有翻譯斯匡脫來到馬薩索伊特的地盤，馬薩索伊特為前一年死去的同胞報仇，將探險隊員大都殺死，並俘虜了斯匡脫。斯匡脫是隨英格蘭探險船回到家鄉的，被同胞抓住，不被信任，因為他為英國人做事。但馬薩索伊特留著他做翻譯。

　　“五月花號”來到普利茅斯後，馬薩索伊特一直關注著這些不速之客。這些人與以往的探險者和捕魚者不一樣，他們是攜家帶口來的，有婦女兒童。當不速之客開始在陸地建造房子時，馬薩索伊特意識到：這些人要常住這里不走了。

　　馬薩索伊特首先采用的辦法是請最著名的巫師做巫術，希望把這些不速之客全殺死，但未見成效，他失去了信心。（“五月花號”

　　死者都是偷偷下葬的，如果被馬薩索伊特知道，他就不會失去信心。）與入侵者打一仗，原住民使用的骨頭、木頭、石頭兵器幹不過槍炮，沒有勝算。

　　那怎麽辦呢？

　　斯匡脫勸說酋長，最好的辦法不是對抗，而是合作。況且，馬薩索伊特部落因瘟疫死人較多，與相鄰的印第安人宿敵比處於劣勢，與英國人結盟或許能保證安全。

　　酋長與巫師和幕僚開會討論並求問神意後選擇了合作。於是主動派人與殖民者聯系。

　　如果馬薩索伊特知道五月花號殖民者面臨絕境，沒有他的幫助都會死去，是不會考慮合作並伸出援手的，不會把入侵者從危難中拯救出來。

　　3 月 22 日，馬薩索伊特酋長和部下帶著毛皮、鯡魚等禮物來到殖民者的營地，與殖民者進行了談判，雙方簽訂了互不侵犯，互相幫助的協議。

　　抵達北美 5 個月後，“五月花號”殖民者的生存前景透亮了。或許，這是上帝對信徒的恩典。

　　6

　　與印第安原住民建立合作關系前後，投資者代表克里斯托弗·馬丁和第一任總督約翰·卡佛還有他的妻子相繼死去。31 歲的威廉·布雷德福（圖 7）被選為總督，他有幸活到 67 歲。但他的妻子早在 12月 12 日就在下船時落水淹死了。

　　布雷福德是從英格蘭諾丁漢郡到荷蘭萊頓，又從荷蘭萊頓到了普利茅斯的清教徒，

　　他有寫日記的習慣，

　　寫下了著名的被譽為

　　17 世紀北美最偉大

　　著作的《普利茅斯墾

　　殖記》，記述了“五

　　月花號”和普利茅斯

　　前 30 年歷史。後人對

　　“五月花號“和普利

　　茅斯早期情況的了

　　解，大多出自他的記

　　圖 5 普利茅斯遺址—印第安人裝束與棚廈

　　述。

　　與印第安人的

　　合作解決了殖民者最

　　大的困難——吃飯問

　　題。

　　斯匡脫帶著殖

　　民者去捕鰻魚和鱸

　　魚，教他們耕種玉米、

　　豆子、南瓜。最重要的是，在鯡魚大量遊進普利茅斯海灣時，斯匡脫教殖民者捕撈鯡魚。普利茅斯土地貧瘠，沒有肥料糧食長不好，把鯡魚作為肥料與玉米種子一起播種才能獲得高產。

　　“五月花號”殖民者從英格蘭帶來了大麥、小麥和碗豆種子，但當地的土壤不適應。幸虧印第安人教會他們種植高產的玉米，獲得了豐收，才解決了吃飯問題。不然，所有的人都熬不過第二年，都會被餓死。

　　“如果沒有馬薩索伊特的幫助，殖民者第一年無法活下來”。17

　　1621 年秋天，殖民者種植的玉米、南瓜等糧食作物獲得了豐收，附近還來了許多候鳥，有野鴨子、野鵝和野火雞。大約在 9 月底或10 月初，“五月花號”殖民者

　　請來了印第安人，舉辦了感恩

　　聚餐。馬薩索伊特酋長居然帶

　　來了 100 人，客人是主人的一

　　倍。他們還帶來了 5 只剛殺的

　　鹿。這就是第一次感恩節。

　　感恩節不是宗教儀式，而

　　是世俗慶典，是英格蘭傳統的

　　豐收節慶典，農民們在慶典上

　　吃喝玩樂。而不像現在的感恩

　　節，賦予了隆重的宗教儀式感。

　　8

　　吃飯問題解決了，基本建

　　設也開展了。殖民者用木柵欄

　　圖 7 普利茅斯第二任“總督”

　　建造圍墻。第一年建了 7 棟木

　　布雷德福

　　住屋，還有 4 棟木結構公共建

　　築，但沒有像詹姆斯敦那樣建造教堂。

　　殖民者建造了多功能會議室，兼做教堂。實行民主制度的社會共同體會議多於儀式。特別是清教徒，刻意淡化宗教儀式和宗教組織性。他們強調個人與上帝的關系。

　　有人說，清教徒“只有宗教，沒有上級”。

　　在艱難的求生存的過程中，來自荷蘭萊頓的清教徒與在倫敦招聘的合同工，這兩個群體混為了一體。

　　頭兩年，殖民者過著集體生活，“大家都為公司工作，全部財產平均分配。1623 年定居者們要求允許他們為自己工作，並且願意納稅。他們覺得有些人勞動時出工不出力，因為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勞動對個人的福利有什麽直接對回報。結果，每戶家庭分到一塊田地，面積取決於家庭的大小。分到的田地只能供現在使用，不得傳給子孫。”

　　“1627 年前，財產都是共同擁有的。向私有財產權的轉變增加了殖民地的產出。”但投資者從未獲得紅利。2

　　“五月花號”分

　　田到戶使我想起了 19

　　世紀美國兩個公有制

　　實驗。一個是摩門教

　　的實踐，一個是歐洲

　　社會主義者歐文在美

　　國做的實驗。

　　摩門教本來實行

　　公有制，但在建好鹽

　　湖城基本水利設施可

　　以在鹽堿地上種糧食

　　後，就應教徒的要求

　　改為私有制了，以納

　　稅 - 再分配的方式實

　　行互助和濟貧。

　　歐文的公有制實

　　驗沒有改弦更張，也

　　沒有強制實施，結果

　　散夥失敗了。

　　9

　　1621 年 4 月，

　　“五

　　月花號”返回倫敦，投

　　資者威斯頓這時才知

　　道殖民者沒有去預定

　　的哈德遜河口，而是

　　到了普利茅斯。他去

　　樞密院補辦了特許

　　狀。

　　隨後，威斯頓又組織了一艘船“幸運號”，載著 36 名（也可能是 37 名）新的殖民者，於 1621 年 11 月中旬到達普利茅斯。

　　威斯頓寫信給

　　普利茅斯殖民者，不

　　立即運回毛皮，將停

　　止供給。

　　1622 年春天，普

　　利茅斯殖民地發回

　　了一船雪松和海貍

　　皮毛，但途中被法國

　　人攔截沒收了。

　　1624 年，財務上

　　支撐不下去的威斯頓與普利茅斯殖民者解除了合同，但有新的冒險家接單。（資本有時候也是“韭菜”）。

　　據普利茅斯總督布雷福德估計，從 1631 年到 1636 年，大約有價值 1 萬英鎊的海貍和水瀨毛皮運回英國。3

　　普利茅斯殖民地發展得很慢，1650 年，“五月花號”抵達北美30 年了，居民還不到 1000 人，大部分人生活在原來教會控制地區之外。4

　　10

　　“五月花號”殖民者與印第安原住民的關系在早期還不錯，和平相處，互相幫助。清教徒向印第安人傳播基督教，也尊重原住民的權利。

　　但幾年後關系就惡化了。主要原因是越來越多的殖民者湧入，“殖民者開始奪取更多的土地，而他們的牲畜毀壞印第安人種植的玉米和狩獵場”。5

　　1675 年 6 月，第一次感恩節 54 年後，感恩節參與者——感恩者和施恩者——的後代之間，發生了一場歷時 14 個月的血腥戰爭，即美國歷史上著名的“菲利普國王戰爭”。

　　“菲利普國王”其實是印第安部落酋長，他是幫助過殖民者並參加了第一次感恩節的馬薩索伊特酋長的兒子。他率兵向英國殖民者發起進攻。

　　對戰爭當地印第安人有三種

　　態度：一種是反抗殖民者；一種

　　是中立；一種是與殖民者建立同

　　盟。但是，來自英國王室的指示

　　是，所有印第安人都應被視為敵

　　人。

　　新英格蘭地區有 100 多座城

　　鎮在戰爭中被燒毀。當地 2 萬印

　　第安人，戰死 2 千（《美國通史》

　　上說是 4 千），病死餓死 3 千，

　　1 千人被俘為奴，還有 2 千人逃

　　亡。6 殖民者也傷亡慘重，有 8%

　　士兵死亡。當然，由於武器先進，

　　殖民者傷亡的絕對人數要少很

　　多。

　　11

　　1676 年 9 月，在“五月花號”航行 56 年後，在第一次感恩節 55年後，一艘叫做“海員號”的帆船，載著 180 名印第安人，駛向加勒比海的牙買加。

　　這些印第安人是第一次感恩節被感謝的施恩者的後代，他們是戰爭中被感恩者的後代俘虜的 1 千人的一部分，這 1000 個俘虜都作為奴隸被賣到牙買加。但“海員號”這 180 人運到牙買加後沒有買主，（可能是過剩了）。最後，他們被運到非洲賣掉了。71620 年，“五月花號”載著 102 名殖民者跨越大西洋，這些人的後代成為普利茅斯的主人。

　　56 年後的 1676 年，“海員號”載著 180 名普利茅斯原住民跨越大西洋，他們作為奴隸被販運到非洲。

　　這一定不是仁慈的上帝的本意，更不是文明的榮耀。

　　（首發於“文化佛跳墻”公眾號，2021/3/28）從塞勒姆追溯到日內瓦

　　郭學明

　　ISIS 斬首“異端”是令人發指的殘暴罪行。

　　清教徒在塞勒姆絞死“女巫”，加爾文在日內瓦燒死“異端”，是不是令人發指的殘暴罪行呢？

　　T·H·馬特森 1853 年創作的塞勒姆審判女巫的油畫《巫術審判》

　　1

　　1629 年，“五月花號”殖民者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 9 年後，一批來自英格蘭多爾切斯特城的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北面的塞勒姆建立了新英格蘭地區的第 2 個殖民地。

　　多爾切斯特清教徒與“五月花號”的萊頓清教徒不大一樣，他們不是“分離主義者”，在宗教問題上，他們“既想讓國王滿意，又要讓自己問心無愧。”1

　　但 1625 年查理一世即位後強化思想統一，反儀式化的清教徒要麽按聖公會教的儀式敬拜上帝，要麽入獄。多爾切斯特清教徒的“東食西宿”路線走不通了，於是，為了信仰自由，他們步“五月花號”

　　的後塵，來到了北美，創建了塞勒姆殖民地。

　　塞勒姆在美國歷史上非常有名，但不是好名聲，而是因“女巫”

　　事件惡名昭著。

　　“女巫”事件發生在 1692 年，塞勒姆殖民地建立第 63 年。那一年 1 月，有 3 個十來歲的孩子胡言亂語，被醫生診斷為“中了魔法”，是“邪惡之手”的傑作。

　　誰施了魔法？一個乞丐、一個臥床不起的病人和一個來自加勒比的黑人女奴被控告審訊。黑人女奴名叫提多巴，是兩個“中了魔法”的女孩家的奴隸，她在審訊中承認了自己是巫師。

　　隨後，“女巫”事件發酵，多達 150 人被控犯有巫術罪，28 人被定罪，19 名“女巫”被判處死刑絞死，還有一個女巫的丈夫被判處死刑，用大石頭壓死。

　　所謂“女巫”多是“身份高貴的寡婦和擁有財富的年長女性”，有些則是“用草藥和其他技藝給人治病的人。”2 “女巫”的罪名是強加的，包括提多巴在內的認罪者之所以認罪，是誘供和逼供的結果。

　　制造冤案並殘暴地剝奪了這些女性生命的塞勒姆清教徒，未必是邪惡殘暴的人，只是他們對信仰過於虔誠，過於純潔，容不得任何“異端”。這些虔誠的清教徒在英格蘭時沒有信仰自由，到新大陸後獲得了自由，但他們卻不允許其他人有信仰自由，殘暴地剝奪所謂“異端”的生命。實際上，那些被處死的“女巫”並不是異端，她們也是清教徒，“女巫”事件是極其荒唐的冤案。

　　女巫事件發生時，塞勒姆人口估計只有一兩千人。這麽小的社會共同體，一次性控罪 150 人，判處死刑 20 人，比例是非常大的。

　　之前半個世紀，馬薩諸塞殖民地——包括普利茅斯、塞勒姆和波士頓的清教社會，共有 15 人被處死，其中有 4 名貴格會派教徒，2名“女巫”和 2 名通奸者。3

　　2

　　搜捕處死“女巫”並不是北美殖民地的首創，而是源於歐洲。

　　16～17 世紀，新教教會和（天主教）異端裁判所發起了邪惡的“搜捕女巫”運動。“許多巫師和女巫們屈打成招，承認犯下了可詛咒的、罪惡滔天的行為，乃至被處以火刑。”4所謂巫術，其實是基督教以前的宗教習俗在民間的延續，或者說是傳統習俗的殘余，包括宗教慶典、豐產崇拜、草藥治病、醫師占卜等。被控罪的人往往是在嚴刑拷打下才坦白自己是“撒旦的奴隸”。

　　所有的招供全是假的，審訊者暗示什麽，被審訊者就承認什麽。53

　　塞勒姆清教徒對“異端”的殘暴行為可以追溯到約翰·加爾文那里。

　　英國清教徒和法國胡格諾派，都屬於新教加爾文宗，即加爾文創立的新教教派。加爾文從 1541 年到 1564 年擔任日內瓦宗教領袖，也是政教合一的神權共和國的首領，統治日內瓦 23 年。

　　在加爾文統治期間，日內瓦沒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達爾文的邏輯是，反對聖經就是反對上帝，反對上帝就是敵人，是比謀殺還嚴重的罪行，因為這種罪行傷害人的靈魂。加爾文借用上帝的話說：任何城市，假定背棄真理，你們就可用劍將他擊滅。

　　問題是，什麽行為算反對上帝，是加爾文定義的。同是基督教教徒，宗教觀點與加爾文不一樣，就被認為是上帝的敵人。

　　加爾文統治的日內瓦有新聞檢查制度，有禁書，對加爾文不敬也是犯罪。通奸和偶像崇拜會被處死，反對“三位一體”和主張“再洗禮”都屬於異端，都會被嚴厲懲罰。

　　加爾文統治期間，只有 1.6 萬人口的日內瓦處死了 58 人，放逐了 76 人。有一年，有 14 人在火刑柱上被燒死。

　　4

　　加爾文下令燒死米歇爾·賽爾維特，是基督教歷史和歐洲歷史上的重要事件。

　　米歇爾·賽爾維特是西班牙人，一位自然學家，醫生。他認為“三位一體”——即聖父、聖子和聖靈一體——是荒謬的。賽爾維特否認嬰兒洗禮入教的有效性，主張成年之後有了思想和判斷力再洗禮入教，即所謂的“再洗禮”。賽爾維特因為宣揚這些觀點被加爾文處死。

　　關於賽爾維特之死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加爾

　　文與賽爾維特是朋友，

　　加爾文向法庭檢舉了賽

　　爾維特，後者在里昂被

　　法庭判處火刑，他逃到

　　日內瓦投靠加爾文，卻

　　被加爾文下令燒死。

　　另一種說法是，加被慢火燒死的西班牙醫生米歇爾·賽爾維特爾文與賽爾維特是書信

　　辯論對手，加爾文向法庭做證賽爾維特有異端思想，後者被里昂法庭判處火刑，他逃到日內瓦被認出，加爾文將其判處火刑燒死。

　　賽爾維特的火刑是 1553 年 10 月 27 日執行的。刑前賽爾維特懇求加爾文斬首自己，不要用火刑。但加爾文不同意。賽爾維特被慢火燒了半個小時，也有說法是兩個小時。

　　“三位一體“是基督教內部爭論了千年的話題，“再洗禮”也是基督教內部的不同觀點，賽爾維特僅僅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就被活活燒死。而且，慢火燒灼的死亡過程極其痛苦。

　　理查德德德·亨利·托尼感慨道：加爾文建立的日內瓦神權社會，“用死刑處罰異教徒”，“因為一個孩子打了其父母就砍去他的腦袋，在 60 年間燒死了 150 個異教徒，這是可悲的。宗教竟然能導致如此惡行。”6

　　加爾文之前，瑞士蘇黎世的宗教改革者烏爾里希·茨溫利處死了 4 個再洗禮派教徒，再洗禮派的創始人康拉德·格雷貝爾也被茨溫利囚禁，死於獄中。

　　5

　　從蘇黎世的茨溫利，到日內瓦的加爾文，再到塞勒姆的清教徒，對所謂的“異己”都是極不寬容極其殘暴的。

　　新教徒追求信仰自由，卻不給其他人信仰、思考與表達的自由。

　　宗教信仰具有排他性。當宗教組織掌握權力即政教合一時，就會限制他人的信仰自由，限制異教徒的自由，限制“巫師”的自由，限制貴格會派的自由，限制反“三位一體”者的自由，限制“再洗禮派”

　　的自由，限制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任何人的自由。

　　6

　　一些人強調現代政治文明與秩序基於新教，特別是加爾文宗。

　　加爾文宗去儀式化，去層級組織化，沒有“上級”的觀念，客觀上解構了教會權力，也解構了君主權力。

　　加爾文宗主張信徒個人面對上帝，是個人主義哲學的體現，與資本主義精神契合。

　　由於新教徒自己面對上帝，自己查經，拉丁文《聖經》被翻譯成各國文字，客觀上大幅度提高了識字率，有助於知識的普及。

　　但新教以及加爾文宗並不意味著必然的政治文明。茨溫利、加爾文、克倫威爾、塞勒姆審判者、普魯士國王……這些新教徒和清教徒，都有過反政治文明的惡行。

　　無論什麽宗教什麽教派，只要政教合一、政教合作、或宗教依附於權力，只要堅持原教旨主義或宗教極端主義，都是不寬容的，都是政治文明的反動，都可能生成野蠻和殘暴。

　　（首發於“文化佛跳墻”公眾號，2021/4/6）

　　揮之不去的 2020 與美國的基督教國家主義

　　臨風

　　【導讀：上個世紀 70 年代興起的“宗教右派”已經主導美國政壇的議題有 40 多年了。宗教右派被美國共和黨玩弄於股掌之上，他們更是共和黨的鐵票倉。在川普的熏陶和煽動之下，這個群體的價值觀更是有了極大的變化，特別是競選年。（本文寫於 2021 年 1 月，2021 年 5 月更新）】

　　達拉斯第一浸信會的主樓前景，播放音樂的噴泉由電腦同步控制為了慶祝國慶，

　　達拉斯第一浸信會

　　從 2020 年 6 月 28 日

　　（周日）開始，舉辦

　　了為期一周的巨大

　　慶祝活動，稱為“慶

　　祝 2020 自由主日”，

　　典禮以愛國為主題。

　　羅伯特·傑弗里斯牧師為川普總統禱告

　　達拉斯第一浸

　　信會是“美南浸信

　　會”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SBC）中

　　最大的教會之一。這

　　座坐落在達拉斯市

　　區的教會有超過

　　150 年的歷史，會眾

　　有 12000 人，主堂可

　　容納 3000 人，教會

　　的建築群跨越了 6 條街。在現任的主任牧師羅伯特·傑弗里斯（RobertJeffress）的領導下，教會的事工蒸蒸日上。

　　6 月 28 日的活動包括愛國音樂的混合曲獻唱，高呼“美國”，揮舞國旗，以及副總統彭斯 30 分鐘的“講道”。由於新冠的緣故，不論是唱詩班還是現場觀眾的人數都受到限制，不過似乎很少人帶口罩。傑弗里斯牧師估計，大約有 2200 名崇拜者參加了這次禮拜，53.5 萬人在網上觀看。

　　在介紹彭斯副總統的時候，傑弗里斯說：“副總統先生，就像我一樣，這個國家有千千萬萬的基督徒希望，當你在 2024 年完成了副總統的任期後，你不要搬走。我們在祈禱，我們希望你繼續發揚那位在歷史上對信仰最友好的總統的遺風。”

　　彭斯一開始就說：“聖經告訴我們，基督為了讓我們獲得自由而釋放了我們”。副總統最後還分享了他如何在一場基督教音樂會上認信基督。

　　在講話中，彭斯

　　稱川普是 “ 我們今

　　天早上在這里的慶

　　祝活動的偉大擁護

　　者，也是信仰之人的

　　偉大擁護者。”

　　彭斯並稱讚川

　　教會網站截圖

　　普推動了美國經濟

　　的發展，促進了國內

　　外的宗教自由，保護

　　了人類生命的神聖

　　性，任命了 200 名保

　　守的聯邦法院法官，

　　重建了美國軍隊，支

　　網上販賣慶祝活動的 DVD 磁盤

　　持以色列，並曾幫助

　　（亞馬遜網站截圖）

　　美國牧師安德魯·布

　　倫森從土耳其的監

　　獄獲釋。

　　彭斯多次表示，

　　現在是“ 充滿挑戰

　　的時代”。他鼓勵教

　　會信徒“堅守自由。

　　但我們也要堅守（基

　　督的）信仰。”

　　針對那些懷疑

　　慶祝大會的會場（教會網站截圖）

　　這是個競選活動的

　　人，傑弗里斯說：“對任何將這個慶祝活動歸類為競選集會的人，我只想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競選集會給出獲得救贖的步驟，並為那些想要信靠基督的人提供救贖的禱告。”他告訴美南浸信會新聞部說，這次崇拜聚會有將近 1000 人在網上決志信仰基督。

　　愛國者教會

　　今年 9 月，肯·彼得斯（Ken Peters）牧師在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市郊的一個谷倉里創辦了一間“愛國者教會”（Patriot Church），屋頂上塗著一面 60 英尺長的美國國旗。這是他開創的第二家“愛國者教會”，第一家在華盛頓州的斯波坎市（Spokane）。

　　《華盛頓郵報》的宗教專欄記者 Sarah Pullman Bailey 在 2020 年秋參加了這個嶄新教會的一次聚會。她報道說：會眾們圍在牧師周圍，彼得斯牧師舉手禱告。他宣告說：“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變性人、同性戀和墮胎在這片土地上沒有出路。”

　　他禱告說：這個國家的“基督教根”將被保留下來，耶穌基督的教會將成為一個“制約的力量。……上帝啊，這個國家就是你所行的神跡。你拯救了我

　　們，我們的獨立有

　　你的美意和目

　　的。”

　　“ 愛國者教

　　會”是個不斷發展

　　中的創啟聚會網

　　絡的一部分。他們

　　不屬於任何宗派，

　　他們存在的目的

　　成人詩班獻詩

　　就是要“為上帝奪

　　回國家”，只有耶

　　穌基督的教會可

　　以拯救美國。在這

　　里政治和宗教是

　　分不開的。他們具

　　有濃厚的危機意

　　識，認為政府正在

　　擴大幹預個人自向軍人致敬（采自達拉斯第一浸信會的教會網站）由，基督教正在受到

　　攻擊，他們的信仰自

　　由正受到威脅。限制

　　教會的正常聚會、打

　　疫苗，這些都是違反

　　宗教自由的舉措。使

　　用口罩就是缺乏信

　　心，它被嘲笑為“臉皮

　　尿布”。

　　彼得斯牧師告訴

　　會眾，如果拜登當了

　　總統，那麽“耶洗別的

　　“愛國者教會”牧師肯·彼得斯正在舉手禱

　　靈”（反上帝的邪靈）告，呼求上帝讓川普在選舉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華盛頓郵報》10 月 26 日報道截圖）將會傳遍美國，因此，

　　對待左派不能手軟：

　　“左派從根本不愛這

　　個國家。左派把自由

　　當作他們的價值觀，

　　然而自由是上帝賜給

　　我們所走的道路，左

　　派的自由觀是反聖經

　　的。聖經才是答案，耶

　　穌才是答案。”這些

　　口號（狗哨）只有內行

　　人才聽得懂。

　　愛國者教會網站截圖

　　彼得斯離開華盛

　　頓州的斯波坎市的時候，他給那里的“愛國者教會”找到了一位牧師馬修·謝伊（Matt Shea）來接替。謝伊本來是華盛頓州的州參議員，共和黨籍，因為聲名狼藉被趕了出來。謝伊牧師利用選舉日之前的周日的崇拜來講選舉，他舉出五點理由反對民主黨，其中一條就是社會主義，他把右派的法西斯和左派的俄共都列為社會主義。總之，他用各種謠言和扭

　　曲解讀的方式

　　來證明他的觀

　　點。

　　謝伊牧師

　　在講道結束時

　　說： “ 羅納

　　德 · 里根成為

　　這個國家的總

　　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謝伊牧師講道截屏）

　　統，那是為了打

　　敗國外的敵人；川普總統成為我們國家的總統，那是為了打敗國內的敵人。”他立刻又面帶詭秘的微笑說：“我不會告訴你該投誰的票，我真的不會。”（擔心國稅局？）

　　誰是敵人？民主黨就是教會的敵人，拜登就是敵人，是耶穌基督的敵人！

　　基督教的美國，還是美式基督教？

　　從上面兩個例子讓人不禁要問，這些教會的表現到底代表的是基督教的美國，還是美式基督教？他們是美國政教不分的典範。它在白人福音教會（以及北美華人教會）中十分普遍。然而，就如一位著名演員在推特上所表達的：“耶穌基督從一個卑微的、赤貧的仆人形象，一下子蛻變為代表擁槍權、成功神學、反科學、有限政府（忽視赤貧者）和極端的國家主義的象征，這真是人類歷史上最奇怪的轉變。”

　　不過，這種政教不分的表現並非川普時代的新發明，“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的負責人羅伯特·P·瓊斯（Robert T. Jones）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在 2012 年大選過後的感恩節前，那時奧巴馬剛剛獲得連任，瓊斯收到了從“美國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 of America，由帕特·羅伯遜牧師成立於 1987）寄來的電子新聞信。信上有張圖片，描繪賓州一個白人家庭

　　1942 年的感恩節景象。

　　為什麽是 1942

　　年？因為美國當時正處

　　於二戰的深淵之中。這

　　個圖片明顯是模仿諾

　　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 ）1942 年畫的一

　　幅畫，只是原意改了。洛

　　克威爾表達的是美國四

　　大自由中免於饑餓的自

　　由，“美國基督教聯盟”

　　表達的是白人家庭傳統

　　印在 T-恤衫上的圖像，可以網購

　　的宗教信仰，特別是在

　　國難中。

　　“ 美國基督教聯

　　盟”的新聞信在圖片下

　　面說：

　　“美國是唯一的一

　　個將感恩節植根於‘猶

　　太-基督教傳統’的國

　　家。……大多數美國人

　　把這個節日看作是他們

　　信仰的一種表達。”說

　　的基本沒錯。

　　然而話鋒一轉：

　　“我

　　們很快將慶祝第 400 周 “美國基督教聯盟”2012 年感恩節發送的電年的感恩節 ( 還有 9

　　郵，感恩節餐前祝謝（瓊斯自己的截圖）

　　年)，上帝仍然沒有收回

　　他對這個國家的祝福，盡管我們現在應當承受天譴。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向上帝祈求，保護我們不受那些希望毀滅美國的敵人的傷害，包括國外的和國內的。”

　　顯然在“美國基督教聯盟”

　　的眼中，民主黨代表危機，即將

　　連任的奧巴馬是美國的內在敵

　　人。可見這個語境老早就在宗

　　教右派的圈子里傳開！

　　對基督教國家主義的

　　新視野

　　最近討論“基督教國家主

　　義”的文章和書籍很多，似乎大

　　家的注意力都放在：美國是否

　　以基督教立國？或，美國是否

　　《免於饑餓的自由》，洛克威爾，

　　是基督教國家？但是，這樣的

　　《周六晚郵報》封面，1943-3-6

　　討論似乎都沒有觸及痛點。

　　2020 年中有本根據大規模數據化分析的書出版了，對美國目前政教不分的現象提出有實證的解讀：《為上帝奪回美國：美國的基督教國家主義》（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Christian Nationalism inthe United States）這本書是兩位社會學家安德魯·L·懷特海德（ Andrew L.Whitehead ）和塞繆

　　爾·L·佩里（Samuel L.Perry）的研

　　究成果。

　　該書指出，探討美國是否是基

　　督教國家這個問題的現實意義不大，關鍵是美國有不少人如此相信，

　　而這種信念帶來了諸多的問題。他

　　們指出，今天真正的問題不是宗教，

　　而是“基督教國家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這兩者並非同一個事

　　物的兩面，雖然有驚人相似的語境。

　　什麽是“基督教國家主義”呢？

　　該書如此定義“基督教國家主義”：它是一個文化框架，一個集合迷思傳說、傳統、符號、敘事和價值體系的組合，它理想化並倡導基督教與美國公民生活的融合。……‘基督教國家主義’的‘基督教’不僅是個宗教，它包括本土主義、白人至上、父權制和異性戀等前提，以及對專制控制和軍事霸權的神聖認可。它是種族、政治與宗教的結合體。”

　　作者的研究是根據兩組數據，第一個是“貝勒大學宗教調查”的十年（2007-2017）調查問卷的綜合資料，並選擇其中六個具體性問題作為分析的基礎；第二個是對 50 位具有代表性的人做深度訪問。

　　2017 年問卷對六個問題回應的百分比（書中照相截圖）作者把美國分割為四類人群，右端是基督教國家主義的人群，作者稱之為“大使們”，他們是堅決的基督教國家主義者。他們認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相信對聖經的字句解讀就是上帝的話，他們版本的上帝建立了一個具有特殊使命的美國。然而美國正處在道德敗壞的邊緣，那些不認同的“他者”正在敗壞美國。他們相信的末世論讓他們支持以色列，反對氣候變化。這個群體大約占美國 19.8%的成年人口。他們大部分比較貧窮，教育程度不高，以白人為主。平均年齡最高，54 歲。

　　左端是世俗主義者，他們不一定沒有宗教信仰，但他們堅決支持政教分離。作者稱他們為“拒絕者”，堅決拒絕基督教國家主義。這批人相信科學，善於批判性思考。這個群體大約占美國成年人口的21.5%。他們大部分比較富裕，教育程度高，以白人為主。

　　2017 年美國四類人群的人口分布圖（書中截圖）另外還有兩個居中的族群，一共占美國成年人口的 58.7%，屬於政治上的溫和派。

　　靠近“大使們”的族群被稱作“適應者”，占美國成年人口的32.1%。他們傾向於“基督教國家主義”，但又同時對其持有矛盾心態。平均年齡次高，為 43 歲，女性也較多。他們有宗教信仰，但傾向於政治上的溫和派。“大使們”加“適應者”占成年人口 53.1%，超過半數，說明目前美國人口傾向於保守。

　　靠近“拒絕者”的中間族群被稱作“抵抗者”，他們占美國成人的 26.6%。除了受教育程度稍低於“拒絕者”之外，他們與“拒絕者”

　　有著許多相同之處，例如，主張世俗政府。“抵抗者”比“拒絕者”

　　更有宗教性（80%的人相信有更高的力量，“拒絕者”中只有 40%）。

　　雖然“抵抗者”對宣稱美國是個基督教國家持懷疑態度，但他們對公共場所的宗教符號能夠容忍。

　　該書的一個主要論點是：宗教信念並不總是基督教國家主義的載體。事實上，基督教國家主義“經常利用與傳統宗教信念完全相反的理念來影響美國人的觀點和行為”。調查問卷暴露了基督教國家主義和宗教信念之間的強烈對比，這些調查分析澄清了這兩個群體間道德優先秩序的差異。

　　從統計數據來觀察，基督教國家主義和基督教的差距相當大。基督教信念的實踐包括：關愛病人和貧困者、經濟正義和減少消費。但是基督教國家主義者認為，這些道德立場並不重要，甚至是負關連。

　　基督教國家主義者認為服兵役是“做好人”的重要成份，這點與宗教實踐者大相徑庭。

　　基督教國家主義者自認是以聖經為依據，構建了一個“種姓制度”，最高等級是白人基督徒男性，女人其次，“黑人、原住民、有色人種”（BIPOC）和新移民則是再次等階級，其它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者就更等而下之了。最高等級的自然有優越感，認為自己有資格壟斷權力，控制社會和政治機構。當這種霸權主義的文化權力受到質疑時，使用武力是一種可行的選擇，以遏制反對意見。

　　“大使們”和“適應者”更有可能相信，男人在情感上更適合從政，學齡前的孩子如果媽媽工作就會受苦，婦女照顧孩子是上帝的旨意，丈夫的工資應該比妻子高。當這種重男輕女的世界觀受到挑戰時，美國就是道德淪喪，會受到上帝的審判。

　　基督教國家主義者重視舊“秩序”。他們關心的不是宗教覆興，而是保護社會權力和特權的穩定。他們堅持，傳統的角色就是要維護社會（舊）秩序。相對而言，宗教上積極的美國人堅持，傳統的角色是為了讓人們從他們的罪惡觀念中轉變過來。

　　作者們發現：對於川普主義、反黑人情緒、仇外心理、抵制種族公正和否定女性從政等，這些議題，一個更有力的預測因素是基督教國家主義。調查說明，宗教信念會產生相反的反應，反而會譴責基督教國家主義的這些立場。

　　對權力的癡迷解釋了為什麽“大使們”和“適應者”在 2016 年支持川普，卻忽視川普個人的言行與基督教倫理道德相悖的諸多方面。在他們眼中，川普個人的宗教虔誠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拉動了“正確的”意識形態的杠桿，將美國描繪成基督教國家主義的形象，尋回過去的迷思。

　　懷特海德和佩里發現，批評川普的不道德和腐敗並不是抵制基督教國家主義的有效策略，因為對於基督教國家主義者來說，川普是“完全正統”，並且獲得了他們最想要的東西：權力。這種對權力的陶醉危及了民主的根基，因為“大使們”相信，如果“他者”不再存在，國家會更好。

　　長久以來，主流文化一直以為福音派失去了道德感，然而，從作者們的研究發現：作為基督教國家主義者，一個人不必去教堂，也不必堅持正統基督教信仰。這批人是從基督教國家主義這個意識形態汲取養分，而不是從基督教的教義尋找養分，聖經的詞匯不過是個好使的武器。我們必須認識，基督教國家主義不代表基督教，而且經常與基督教的道德教訓背道而馳。

　　然而在福音派的領導階層中，不少人的確已經被基督教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所蒙蔽，這批人需要回歸自己的信仰。基督教的“好消息”不是說耶穌正在為上帝奪回美國，好消息是：和平之主耶穌基督，他的真門徒們正在努力參與建造一個關心人類共同繁榮的社會。

　　耶利哥行軍

　　2020 年 12 月 12 日周六，

　　成千上萬支持川普的人們蜂

　　擁到華府參加“耶利哥行軍”

　　（Jericho March）的遊行活

　　動，他們宣稱：選舉舞弊偷走

　　了川普的連任。

　　“耶利哥行軍”

　　的典故來自舊約《約書亞記》：

　　耶利哥行軍網站附圖

　　根據上帝的指示，期望進入迦南地的猶太人圍繞耶利哥城行軍若幹圈，耶利哥的城墻於是就在猶太人的號角聲中頹然坍塌（選舉翻盤？）。

　　他們的網站使用基督教的語境來表達基督教國家主義的訴求：

　　“美國是座山上之城，我們照亮其它國家，上帝的恩惠仍在美國身上。……我們為開國元勳所建立的治理體系感到驕傲，我們不會讓全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通過在這次選舉中的欺詐和非法活動，繞開我們的法

　　律，壓制美國人民的意

　　志，從而摧毀我們美麗的

　　國家。”

　　這個“行軍活動”更

　　是充滿了基督教的語境。

　　大會由一位歌劇演唱家

　　高唱《萬福瑪利亞》（Ave

　　Maria）作開始。唱完後她

　　對眾人說：“你們聽到了

　　我所聽到的嗎？我聽到

　　一支天使大軍從天而降，

　　幫助我們美麗的總統贏

　　得這場正義與邪惡的戰

　　“耶利哥行軍”中有人吹羊號角以模仿猶

　　爭。”

　　太人的歷史（《耶路撒冷郵報》截屏）

　　著名保守派作家，

　　“耶利哥行軍”大會的司

　　儀埃里克 · 梅塔克薩斯

　　（Eric Metaxas）說：“當

　　上帝給了你一個異象時，

　　你不必知道其他的事

　　情。”

　　該活動的聯合創始

　　人之一，羅伯特 · 韋弗

　　（Rob Weaver）說，在協

　　助組織遊行活動之前，他

　　親自從上帝得到行軍的

　　異象。他表示不接受美國參與“耶利哥行軍”的川普粉絲們（2020-各級法院的判決：“我們

　　相信，上帝呼召我們和整個教會要關注‘天上的法庭’以及‘輿論的法庭’。”

　　明顯地，只有他們站在上帝的一邊，上帝親自對他們說話，他們真理在握，為什麽還需要去了解事實真相？他們已經超越真相、超越科學、超越憲法、超越一切！他們所信奉的是極端的基督教國家主義，他們不但可以犧牲美國的民主制度，也可以犧牲基督教。川普就是他們的金拧≠，他們把這位“神選之人”絕對化了！

　　《耶穌和約翰·韋恩：白人福音派如何腐蝕一個信仰，分裂一個國家》（Jesus and John Wayne：How White Evangelicals Corrupted a Faithand Fractured a Nation）的作者杜梅茲（Kristin Kobes Du Mez）教授說：“這批人（行軍者）的訴求反對任何‘共同福祉’或‘愛鄰居如己’的可能，也沒有‘普遍恩典’的存在（注：這些都是基督教的核心價值）。他們無法接受一個現實，那就是，在他們的教會、教派和基本盤之外還可以有真理、有善、有人類繁榮的存在。”

　　這就是今天圍繞在川普周圍的極端基督教國家主義的表象。我們如果不認識它的本質，徹底掃除他們的偶像心理，美國就無法向前邁進。但這個談何容易？或許，這就是未來十年基督的教會最艱巨的使命。

　　（首發於《美國圖解》公眾號，2021/1/3）

　　如何看待美國制度與基督教、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

　　余智

　　圍繞 2020 年美國大選的激烈爭端，不僅涉及到左右兩派的政策主張之爭，也牽涉到制度根基、宗教信仰與價值觀之爭。部分挺川（川普、川普）基督徒特別是華人基督徒認為：美國民主制度的根基是基督教信仰，尤其是“保守主義”的傳統價值觀；川普是這一根基的堅定捍衛者，是“天選之子”；民主黨大量引入各種非基督徒，推廣“自由主義”觀念，是從文明方面摧毀美國制度根基；因此，此次大選關乎美國“國運”與制度存亡。

　　筆者不讚同這種認知，而認為美國制度的根基是政教分離、宗教信仰自由而非基督教信仰，核心是與宗教信仰無關的三權分立憲政制度，在價值觀上更偏向“自由主義”而非“保守主義”，此次大選也不涉及制度存亡，基督徒應保持態度與認知謙虛。

　　要理解美國制度與基督教信仰、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關系，必須追溯到 16 世紀的歐洲宗教改革。一方面，這場改革打破了傳統基督教即天主教的主導地位，確立了現代基督教即新教的主導地位；推動了宗教自由與寬容，既包括基督教內部不同教派之間的寬容，也包括基督教對其它宗教的寬容。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瓦解了天主教會主導的政教合一體系，奠定了政教分離的現代社會基本原則，促進了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生與發展；打破了天主教的精神束縛，促進了重視現世生活的人文自由精神的發展，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與文學、藝術、科學、哲學、教育等領域的空前繁榮。

　　應該說明的是：宗教改革是基督教的內部改革，打破的是天主教廷（本質是控制教廷的那部分基督教徒）對上帝、教義的解釋壟斷權，而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信仰自身，因此，它破除的是對人的崇拜，而非對神（上帝）的信仰。

　　現代西方國家的基督教信仰的主體，包括西歐、中歐、北歐、北美（美國與加拿大）、澳洲，是經過宗教改革之後的新教，而非傳統的天主教。只有南歐的西班牙、意大利與拉丁美洲國家，以天主教為主體。

　　據此可以分析美國制度根基與基督教文明、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關系。

　　第一，美國制度的根基是政教分離、宗教信仰自由，而非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只是美國的主流宗教信仰。這是因為，美國社會占主導的宗教信仰是宗教改革後的新教，而宗教改革確立了政教分離這一現代社會基本原則，且提倡基督教對其它宗教的寬容原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確規定，禁止美國國會制訂任何法律以確立國教或妨礙宗教信仰自由，正是對這些原則的具體落實。

　　有人認為：美國公職人員就職時一般都手按《聖經》宣誓，領導人講話時一般都以“上帝保佑美利堅”為結束語，這些都表明美國的制度根基是基督教。但這些都只是基督徒公職人員的慣例，而不是法律的強制規定，不能作為美國制度根基的依據。

　　第二，現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以自由、民主與法治為主要內容的三權分立憲政制度，其在國際範圍內的實施與宗教信仰無直接關聯。

　　這一制度不僅存在於白人、基督教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國家，也存在於種族膚色、宗教信仰各異的亞非拉國家（盡管部分國家民主制度還不完美），各國內部的宗教信仰也是紛繁覆雜。這正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巨大魅力與吸引力所在。

　　第三，美國制度根基的政教分離、宗教信仰自由，不否定基督教的傳播推廣。基督教的傳播推廣，應主要通過其教義的說服力量、教徒的言行表現來吸引更多信奉者，而不是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量。否則，就可能重蹈中世紀政教合一、教廷或政府借上帝之名、鉗制民眾思想甚至迫害不同宗教信仰者的不堪歷史。

　　第四，即使認為美國的制度根基是基督教信仰，此次美國大選也不是關於美國制度存亡的紛爭。這是因為，美國兩黨主流都是基督教新教信仰者，兩黨之爭不是基督教與其它宗教的紛爭，而更多的是關於世俗政治的左右之爭，最多包含“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價值觀紛爭。

　　第五，美國主流價值觀是更符合新教精神的“自由主義”，而非“保守主義”。這是因為，強調遵循傳統價值觀的“保守主義”更符合天主教的基本精神，強調尊重個性解放與自由等現代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更符合新教的基本精神，而美國是一個新教占主導的國家。

　　第六，“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爭是正常的觀念之爭而非“正邪之爭”。不能將川普理解為代表正義的“天選之子”，而將其競爭對手視為“邪惡力量”。只有一種主張走向極端時，才會滑向邪惡：如果“保守主義”滑向將尊重個人選擇的一切主張都視為異端而要加以清除甚至武力征服的原教旨主義，或者“自由主義”滑向主張沒有任何道德與法律約束的放縱，那才是走向了“邪惡”。

　　此次美國大選中，華人挺川派中的部分基督徒，經常表現出基督徒的身份與認知優越感，認為中國溫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如賀衛方、張千帆、張雪忠、張鳴等之所以反川或不挺川，在於其缺乏基督教信仰。這樣的態度與認知是不正確的。基督徒不僅在外在姿態上、更應該在內心認知上要保持謙虛。

　　首先，個人對上帝、對世俗事務的認知都只代表自己，而不代表上帝的判定。根據基督教教義，只有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人類只具備有限認知能力，何況個人。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的認知就代表上帝的判定，甚至以此判定“正邪”，那本質上就是把自己當作上帝了，與宗教改革之前的羅馬教廷以及從古到今偏執狂熱的部分宗教教徒沒

　　有區別，甚至會走到唯我獨尊的邪教道路上去。

　　其次，個人成為基督徒，只代表自己對上帝的認知、崇拜與非基督徒不一樣，而不意味著他們對世俗事務的認知高人一等，甚至比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更深刻。否則，豈不是只要信了基督教，有了基督徒的身份，就可以在各個領域成為專家與智者了？這既是一種虛妄的認知，也是一種懶惰的態度。

　　總之，基督徒應該保持態度與認知謙虛，而不能僅僅依據自己的基督徒身份而產生傲慢，從而導致謬誤。

　　（首發於《聯合早報》，2021/1/18）

　　什麽是美國的宗教立場

　　張千帆

　　自從 2016 年川普當選以後，國內也掀起了一股對福音派關注的熱潮。某種程度上，川普的當選可以被認為是福音派的一次勝利。但我對這個事件的解讀是有點覆雜的，我不認為這是一次簡單的宗教運動的勝利。如果說我們解讀成一種宗教勝利的話，我擔心它會變成我們在極權思維影響下的另外一種中國式誤讀。福音派 2016 年獲勝了，今年 11 月美國又要大選，福音派也許獲勝，也許不會獲勝；川普、彭斯也許會繼續當選，也可能會落選。至少 8 年以後，他們就沒

　　有機會了，到那個時候，我們對福音派又是一種什麽說法？

　　由於長期受極權思維的影響，我們比較容易把政治和宗教掛得過分緊密，把某種宗教力量在政治中的影響解讀為一種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這樣就會偏離憲政民主的基本原則，尤其是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如果做這樣的解讀，仍然沒有跳出中世紀的框架。近幾年，原教旨主義居然在無神論中國興起，好像還是由一些未必信教的自由派人士提出，我覺得比較耐人尋味，也有點令人擔憂。

　　許多的解讀到了中國，都被放大或扭曲了，好像美國福音派的時代來了，以後就是福音派的天下；好像福音派和自由派是天敵；好像自由派主張的世俗國家是地獄；好像美國社會當今經過這麽多年自由派洗禮以後，信仰很亂……其實這種“亂”，美國社會早已很習慣，它就是一個思想多元的必然產物。但在我們看來，好像人類前途反而成了啟蒙運動以前的中世紀。我覺得這些說法都是沒有根據，這樣的理解實際上沒有跳出我們長期以來政教合一的極權主義思維。

　　我在前些日子的一個講座里面提到，中國原先受極左思維的影響，現在特別容易受極右思維的影響，極左和極右對我們的國民相繼前後進行洗腦，實際上他們的思路是一脈相承的。它的邏輯就是，只有一種正確或先進的價值觀念，而且很致命的是，必須要有這種價值觀念統治國家，否則就國將不國、天下大亂等等。這種思維會把美國的立國看作是一種宗教立國，好像美國是一個唯一以“正確”的思想、“正確”的信仰建立的國家。但這顯然是對美國立憲的一個本質性的曲解，這樣去理解美國，那就不是美國，而是中國。

　　所謂宗教立國的國家其實不僅是美國(當時基督教占絕大多數)，歷史上甚至今天都有太多太多。遠的不講，西班牙以及它的拉美殖民地原來都是清一色的天主教國家，這些國家都不算是成功的國家，但他們對宗教的執著程度也不亞於美國當年立國的時候。近一點，像有些非洲國家、中東國家也都是清一色的宗教國家，只是不同的宗教——伊斯蘭教，但它的純度也一點不亞於美國建國時期。很多國家的人口都是 90%以上、甚至 99%的宗教信徒。這些國家的轉型之路並不順利，譬如“阿拉伯之春”後的許多中東國家。它們對宗教都很執著，而立國卻很失敗，難道這只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宗教信仰不夠好、不夠“正確”、不夠“保守”嗎？

　　美國的特點是什麽？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的劉澎教授曾經提出，最早坐“五月花號”漂流到美國來的，可以說是一種“難民”，但他們不是其它意義的難民，不是政治難民、不是經濟難民、不是戰爭難民，而是“宗教難民”。我覺得這個定位非常準確。但美國的宗教難民非常說明問題——他們不是無神論造成的、也不是伊斯蘭教、甚至不是天主教造成的，他們恰恰是當時的英國國教——英國公教——造成的。那麽這些人為什麽去美國呢？恰恰是他們不願意接受英國的國教——也是新教的一個分支——統治，不願意被它強加信仰，所以來到美國建立了美國。

　　那麽美國是什麽？美國何以成為美國？美國恰恰是因為堅持了自由主義，才成為今天的美國。自由主義首先體現在什麽地方？首先體現在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規定了兩條，一個是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言論自由，但在言論自由之前是宗教自由。它還排在言論自由之前，可見宗教自由在美國立憲者心中的地位。宗教自由又分兩條，一個是宗教活動自由、一個是政教分離。這才是美國立國的基礎。

　　我們知道，美國當時基督教占的人口比例非常之高；我們要看到美國立國者的高明之處，不是在於他們信奉了某種特定的宗教，並把它奉為唯一正確的“國教”；而是恰好相反，他們在受到了國家的迫害之後，下決心禁止國教。

　　其實，宗教自由對宗教本身顯然是好事。美國的基督教不是正統、不是國教，卻得以長盛不衰。正是禁止國教、保證宗教自由，才維持了美國宗教的長盛不衰。可以說，世界上任何宗教長壽的國家都是宗教自由的國家，因為宗教的生命是在於自由競爭。宗教的繁榮和經濟繁榮是一個道理：中國幾乎所有做得好的企業都是私營企業，有幾個是國有企業？

　　這樣一來，大家肯定會有個問題：怎樣來對待我的信仰？任何一位有信仰的人，都會把自己的信仰當作是一種絕對真理，不是絕對真理是不會去信的。這意味著什麽？是不是就要把我信的這個宗教當成國家的立國之本？這里最關鍵的一點，一定要區分私域和公域，私人的場所和公共的場所。在私人空間里面，信仰是絕對的；這是我的信仰，我不允許別人幹預，但是我也不能把這個信仰強加於別人。

　　在國家這個公共領域，不論我自己信什麽，甚至我不信什麽，我都要堅持世俗國家這個基本理念。大家不要誤解，以為世俗國家就是沒有信仰，就是無神論。世俗國家(secular state)不是無神論。實際上，無神論是另一種信仰，甚至可以說是另一種宗教，因為肯定或者否定神的存在都不是我們在經驗世界能夠做到的，都要進入到一個超驗世界。無神論也是一個超驗命題，我就不具體展開了。世俗國家的理念不是指無神論，認為宗教信仰是“迷信”，這樣就不會有宗教自由了。它是指國家這個層次不得幹預宗教，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既不能去壓制任何宗教，也不能去支持任何宗教，而是要保證公民私人的信仰自由，不管他們信什麽。否則，公域就侵占了私域。

　　在私人領域，信仰是我的；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人，我應該有信仰，但是我不能把這個信仰強加於這個國家。否則，私域就侵占了公域。這是一個基本的區分，大家一定要有這個區分，因為這是政治文明的一個基本原則。

　　我剛才提到美國第一修正案規定的兩個方面，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二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如果說你政教不分的話，那麽這個國家必然會成為一個神權國家，也就是一個極權國家。所謂的“宗教自由”就成了你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別人的自由。這就不是宗教自由了，而是宗教不自由。我們看到很多國家都重蹈了這個覆轍，就是某一種宗教或者有某一個教派控制了政治、控制了國家，再用國家的力量去打壓其他的宗教。這樣做，宗教自由就沒有了.

　　因此，我們一定要區分公域和私域。不論我信什麽，我都不能堅持這個國家必須要建立在某一種先進的或者正確的思想和信仰之上。再說，我怎麽能夠保證自己的信仰能夠成為國家的信仰呢？這種可能性其實是很小的，而別的宗教成了正統、壓迫我的信仰的風險則是巨大的。我們即便是為了審慎的緣故，也一定要去權衡一下這樣的風險。如果說在宗教這一方面過於執著的話，最後反而會讓我們自己的宗教自由都得不到保障。

　　因此，宗教和政治之間是個什麽關系？二者之間要分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傑弗遜有一句名言：國家和宗教之間要有一堵高墻，叫分離之墻(Wall of separation)。當然，區分二者也很難，因為宗教立場也是一種政治偏好。但不管這個好分也好，難分也好，我們一定要保持警惕，我們可以有堅定的宗教信仰，但不能成為宗教的原教旨主義者。我是一個教徒，我也是個公民；作為公民，我要參與政治，我也會按照自己的偏好去選擇國家的領導人或者我的議會代表，但我不能用宗教去幹預政治，尤其不能去幹預、扭曲保證宗教自由的憲政制度。這樣就使得宗教和政治關系比較敏感，它處於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但宗教還是要和政治保持適度的距離。

　　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有一個觀點：政教分離對宗教本身是件好事，因為政治的生命是很短暫的，而宗教的生命要比它長得多。

　　我們看看世界上幾大教，包括基督教，2000 多年的生命力。政治呢？

　　川普或不論是誰，他的政治生命注定是很短暫的，更不用說憲法規定了任期。所以托克維爾的這句話很有意思，信教的朋友一定要有遠見，不要把自己的信仰綁在這一具死屍上。因為政治很快就會死掉，我們不要讓自己陪葬。尤其是不要被這種政治算計、政治精明所耽誤。任何有生命的宗教都是博大寬厚的，不能聰明反被聰明誤。

　　我不太同意一種說法，好像某一次選舉就是關系到某一個宗教的生死存亡之戰。今年不怎麽做，這個宗教就會怎麽樣怎麽樣，福音派就會大勢已去，等等。宗教最好是局限於私人領域，不要去幹預其他人的信仰自由。這樣，我們自己也會省卻很多煩惱，自己的信仰也會長壽許多。當然，教徒應該有積極傳教的自由，但那是靠說服和自願接受。千萬不要指望把自己的信仰變成某種正確的正統，靠國家來幫你普及信仰。

　　總結起來，我認為美國的超越之處不是在於特定的宗教，而正是在於克服了人們這種很自然的政教不分的沖動。第一修正案讓美國踏入了政治文明的門檻，我們也很遺憾地看到伊斯蘭教等世界上其它的宗教還沒有，迄今為止很多都沒有達到美國立憲者兩百多年的境界，所以他們仍然在前現代的泥潭里掙紮。天主教現在改革變好了，但是拉美國家仍然沒有脫離傳統的陰影，政教不分的傳統對它們來說仍然是有很大的拖累。這些都不是我們今天的榜樣。

　　我們的榜樣是什麽？我們的榜樣是新教革命。新教革命的意義就在於斬斷宗教和政治之間的聯系，讓宗教獲得自由。2017 年，我正好在柏林做訪問研究。當年正好是路德發起的新教革命 500 周年，這是所有事件當中意義最重大的一次事件。新教革命的本質是回到耶穌的原始教誨，那就是把屬於上帝的還給上帝，把屬於凱撒的還給凱撒。我認為這是基督教的“基因優勢”，基督教天生就有這個優勢，因為我沒有從其他的宗教或者哲學當中看到這樣睿智的教誨。

　　真正的基督教徒千萬不能喪失這樣的優勢。如果我們還是認為只有某一個特定的宗教，甚至是其中的某一個教派，比如說福音派執政，那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其實是非常不福音的。

　　（首發於《FT 中文網》，2020/5/7）

　　美國憲法上的政教關系

　　張千帆

　　美國又將面臨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轟轟烈烈、熱鬧非凡。總統大選確實重要——這本身可能就是一個問題，總統或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該那麽重要的。近年來，美國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左的越左，右的越右，和中國社會有點類似。美國大選的重要性也許被我們誇大了。這里有人認為，如果川普當選，美國會“國將不國”，因為他破壞了新聞自由、民主原則等等；又有人認為，如果川普落選，美國就“國將不國”，也許不能再振雄風、實現“美國第一”，也許不能幫助我們對抗極權，雲雲。

　　這些觀點各有各的道理，但恐怕實際上都沒有想象得那麽重要。

　　美國大選的結果主要還是取決於它自己的國內形勢。當然，這次選舉的中國因素會變得更重，但畢竟是美國公民選自己的總統，決定公民選擇的主要因素是影響其日常生活的國內而非國際政策。只要保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集會基本和平而不發生大規模暴力，保證選舉的普遍性和真實性，防止結果過分扭曲（選舉院制度存在“勝者通吃”的問題），選民積極參與，不要有太多的人放棄投票……那麽什麽樣的選舉結果都是不可怕的。

　　真正重要的不是誰當選，而是多數選民是否作出了自由和知情選擇，而這取決於選舉是否符合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普遍選舉、自由選舉、平等選舉、政教分離等“政治自然法”原則。如果違反了這些原則，後果會比選錯一個人嚴重得多。

　　一、第一修正案、政教分離與世俗國家

　　本文討論其中的一個原則——政教分離或“世俗國家”。這個話題最近在中國也比較熱。改革四十年，政府實際上放松了宗教管制，信教的中國人——包括基督教徒——占人口比例不斷上升。這是一件大好事，我先不說這件事情有多好；我今天要說的是問題的另一面，那就是有些教徒和學者似乎沒有很好理解政教分離原則。

　　尤其是 2016 年川普—彭斯搭檔當選以來，因為基督教福音派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有些中國學者和基督教徒一廂情願地認為，美國憲政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的。這樣的說法不僅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帶有很大的誤導性。美國立憲的時候，基督教徒確實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在這個意義上，基督教肯定對美國立憲產生了重要影響，但這並不表明美國憲法就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礎上，甚至美國就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恰好相反，美國和當時其它基督教國家的本質不同正是在於它是一個政教分離的世俗國家。這一點決定了，美國在建國兩個多世紀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美國建國至今，只是在 1860 年代發生過一次傷亡慘重的內戰，那是因為它的種族問題沒處理好，和宗教無關。美國的宗教關系一直非常和諧，不像之前的歐洲國家或之後的拉美國家那樣，成天為宗教糾紛打仗。

　　美國是如何做到的？秘訣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第一修正案。

　　美國 1788 年制定聯邦憲法，三年後修憲，1791 年通過了《權利法案》，其實就是憲法的前十條修正案。其中的第一條規定了兩方面內容：一是宗教自由，一是言論自由，二者都是和平立國和治國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原則。宗教條款又分為兩個分支，一是宗教活動自由，另一個就是禁止國教、政教分離，也被稱為 “ 立教條款”(Establishment Clause)——更準確地說，“禁止立教條款”。

　　這才是我們要學習美國的地方。之所以說美國立憲者“高瞻遠矚”，是因為他們“不按常理出牌”——按常理，基督教占了當時人口的絕對多數，至少 90%以上，那還不讓憲法規定基督教為“國教”？他們絕對有政治實力這麽做，但美國立憲者恰恰沒有，因為他們的先祖之所以移民到美洲，正是因為他們受夠了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國教”。按常人思維，現在“媳婦熬成婆”了，原來受迫害的你成了美洲多數，你迫害別人的機會來了。這正是美國立憲者崇高的地方，他們拒絕了魔鬼的誘惑；憲法不僅沒有規定“國教”，而且明確禁止國家設立任何一種宗教為正統教派。

　　這是多麽神奇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修正案當中那半句話，保證了美國社會的長治久安，以至從建國到現在沒有發生過一次宗教戰爭。中國俗話說，“半部《論語》治天下”；美國第一修正案中的一半（宗教自由）中的一半（立教條款）即解決了一多半問題，奠定了美洲政教關系的世紀和平。否則，政治和宗教攪合在一起，宗教可以利用國家機器壓迫其它教派，那只能是無窮無盡的宗教戰爭。那樣的美國就不會是美國，而是政教關系剪不斷理還亂的拉美。

　　所以我想強調，“政治自然法”這樣的概念不是學者制作出來嚇唬人的，而是可以有嚴重後果的。你千萬不要不信邪，以為國家違背了其中一兩條沒事，違反任何一條都不會逃過自然規律的責罰。美國憲法一開始種族平等沒有做好，幾十年後就爆發了內戰，直到今天還時不時發生種族騷亂，為立憲者的“原罪”買單；拉美的政教關系沒

　　有處理好，後來就爆發了無數場宗教戰爭，教會作為一種政治勢力一直不願意放棄特權、退出歷史舞台。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是所有立國原則當中最最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亞於言論自由。而且對於任何國家都是如此，沒有哪個國家能違背這些政治自然法則而逃之夭夭，中國絕不例外。

　　近年來，國內“保守主義”思潮有一股力量試圖模糊政教分離原則，值得警覺。宗教信仰確實很重要，但這並不表明任何特定的信仰是絕對正確的權威。如果把任何一種宗教當作絕對真理，並讓國家來扶持它，那麽這個國家就不再是世俗國家。然而，人們對於“世俗國家”(secular state)有許多誤解。宗教人士認為“世俗國家”就是無神論、反宗教，這個誤解首先需要澄清。

　　中國是不是一個“世俗國家”？表面上看，中國自 1949 年以後主張無神論。1982 年制定的現行憲法序言規定了“四項基本原則”，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就是反宗教的無神論，認定宗教是麻痹勞動人民“鴉片”。但無神論並不等於世俗國家。事實上，無神論和有神論一樣，都是一種超自然信仰，前者否定、後者肯定而已。

　　如果我信仰某種特定的宗教，那麽我必然預設了某種超自然的神存在。反過來，如果我斷然否定神的存在，這同樣是一個關於超驗存在的判斷。所謂“超驗”，就是超越經驗和理性；神是否存在，不是通過我們感官獲得的經驗就能判斷的。從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經驗，我們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神的存在，因為祂超越了我們感官經驗的判斷能力。

　　這也是為什麽任何信仰都不可能絕對和普遍正確。所謂“信仰”

　　就是你必須信才行，神存在與否不是邏輯三段論，也不是 1+1=2 就能證明出來的，不能通過經驗和理性證明其存在或不存在。這是為什麽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也是一種“信仰”，而這也是中國官方自己不斷強調的。

　　這就是人的認知特征，你也可以說它是人的認知局限。我們都能接受三段論或 1+1=2 等邏輯或數學命題，它們之於我們是普世正確的。你可以認為上帝是存在的，你的上帝就是普世真理，但是你並不能像 1+1=2 那樣說服我接受你的上帝也是我的真理；我可能有我的上帝，或根本不認為神是存在，而你也不能用 1+1=2 說服我是錯的。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講，比較合理的立場是不可知論：對於神是否存在這樣的超驗命題，我們只能老老實實地說“不知道”。

　　既然缺乏認識論的基礎，國家顯然不能硬性規定有神、無神，更不能規定哪個神才是“真神”，因為這類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因而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你盡可以信你的神，國家無權說你的信仰是錯的，正如它無權告訴你正確的信仰是什麽。否則，即便你信“錯”了，你信了 1+1=3，國家說你錯了，1+1 應該等於 4。這不是以荒謬對荒謬嗎？

　　所謂“世俗國家”，就是國家和宗教無關，根本不得涉及宗教。

　　這就是美國第一修正案的政教分離，禁止國家設立正統信仰。否則，宗教國家其實和無神論國家性質一樣，因為無神論也可以成為憲法規定的正統信仰。二者的差別在於一個規定 1+1=3，一個規定 1+1=4。

　　看上去水火不容，實質是一致的，都構成國家對個人信仰的粗暴幹涉；這種幹涉必然是簡單粗暴的，因為它在理論上沒有任何依據，在實踐中則危害巨大。

　　宗教信仰是個“好東西”，但是“好東西”也不能吃太多。什麽時候就“太多”了？當我們把這種東西和國家勾連起來的時候。回到我以前提到的“公域”“私域”之分：信仰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我的信仰對於我來說是一件絕對的事情，對於你則只是一個“教條”；我可以盡量說服你自願接受我自以為正確的教義，但無權強迫你，更不能通過國家強迫你。

　　因此，世俗國家不是無神論，不是反宗教，而只是要求國家必須要寬容和平等對待所有的信仰，不論你信還是不信，也無論你信什麽。落實到憲法上，公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什麽教的自由。實際上，中國憲法第 36 條也是這麽規定的，而且規定的還比較詳細。所以雖然憲法序言里有馬克思主義，也不能說現行憲法就規定了無神論。第 36 條雖然沒有“政教分離”這幾個字，卻明擺著規定了信仰自由和世俗國家。

　　換個角度理解，“世俗國家”就是比較“俗”，國家只是管我們的吃喝拉撒，不管我們的信仰、思想、言論這些比較高大上的精神領域的事情。國家和宗教沒有關系，既不得支持某種宗教，更不得壓制任何宗教，包括無神論——因為無神論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消極宗教”。信不信神、信哪個神，這類事情完全交給個人，國家無權幹涉。

　　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只處理世俗的事情，不涉及宗教信仰，因而必須平等對待所有的信仰（或不信仰）。國家要對你做什麽事，只能根據你的行為——譬如你殺人放火了，而不能根據你的信仰——你殺人究竟是為了共產主義還是為了讓人在你的極樂世界里“圓滿”？

　　世俗國家追究的是行為犯罪，和信仰無關。

　　在這個意義上，政教分離和宗教自由是一致的。如果一個國家的憲法規定了特定的國教，其實就等於剝奪了你的信仰自由，因為你的信仰必須要跟著國家走；如果說你的信仰不符合國家的正統信仰，那麽你就是一個異教徒，就是“邪教”成員。你在這個國家說輕一點就是一個“二等公民”，在一切待遇上低人一等。只有切斷國家和宗教之間的聯系，我們的信仰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二、政教之間為何有一堵“分離之墻”

　　回到美國，剛才講到美國立憲者的高瞻遠矚：雖然美國立憲時有一個主流宗教，但是美國憲法始終沒有將基督教定為“國教”，而且明確禁止設立國教。當然，政教分離在基督教義本身就能找到淵源，那就是耶穌的“將屬於凱撒的還給凱撒，將屬於上帝的還給上帝”。

　　我甚至認為，這是基督教優於其它宗教的“基因優勢”，但是這種優勢只有在信徒恪守政教分離原則才能體現出來。如果某些原教旨主義信徒克制不了政教不分的沖動，對於宗教幹預政治喜形於色、欲罷不能，那麽我只能說他們不僅未能“免俗”，離美國立憲者在兩個世紀前的境界還相差太遠，而且也未能領會基督教的內在精神。

　　美國憲法可以說是在這一點上秉持了基督教的政教分離精神，但是如果你還要更多，硬要說美國憲法就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甚至美國就是“基督教國家”，那就反而違背政教分離了。第一修正案的第一句話就是“國會不得制定涉及宗教之建立或禁止其自由活動的任何立法”，一語奠定了世俗國家和宗教中立的基礎，既禁止國家幹預宗教，也不允許宗教幹預政治。用《獨立宣言》起草人傑弗遜的話表達，憲法在政府和宗教之間建立了一堵“分離之墻”（wall ofseparation），使政府不能以任何方式插手宗教事務。

　　順帶提一句，雖然許多自由派認為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是兩類本質不同的革命，也確實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後果，但是這種看法忽視了兩次革命在目標上的共同之處。至少在世俗國家這個問題上，兩國是高度一致的。和第一修正案相比，法國 1958 年第五共和憲法規定得更為詳細清楚：“法國是一個統一、世俗、民主和社會的共和國。

　　它應對所有公民保證在法律面前的國籍、種族或宗教之平等。它應尊重所有信仰。”

　　政教分離並非沒有反對者，反對意見認為國家有義務扶持宗教事業。首先，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既然宗教對於社會道德和秩序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既然維護社會秩序和道德是國家的基本義務，那麽國家有必要明令公民信教並禁止對於社會極其有害的無神論。其次，作為社會價值立場的一種體現，宗教介入政治活動不僅很正常，也無法界定並限制，譬如西方社會保護生命、反對墮胎的政治主張就帶有強大的宗教支持。最後，由於宗教是非贏利事業，只靠自己的力量難以維持。國家應該通過財政等手段積極支持有益的宗教活動，譬如給教會免稅、資助修建寺廟等，幫助宗教文化發揚光大。

　　這類觀點顯然忽視了政教不分在中外各國歷史上造成的嚴重危害。首先，宗教當然可以參與民間政治活動，甚至作為政治黨派參與競選，爭取最大多數的選民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譬如德國《基本法》第 33 條第 3 款明確保護公民的政治平等權利：“對民事和政治權利之享有、獲得公共職位之資格以及在公務中獲得的權利應和教派獨立，任何人不得因其信奉或不信奉某個教派或學派而遭受任何損失。”中國憲法第 34 條也規定：“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此，政教分離顯然不是剝奪宗教主張參與政治競爭的權利，而是指國家不能在立法或財政上偏袒任何宗教並產生政教合一、神權政府的任何嫌疑。由於宗教無權將自己的世界觀強加於世俗國家，即便宗教黨派贏得了議會多數選票，也不得宣布自己為“國教”(state religion)或以任何方式偏袒自己的宗教。

　　其實即便國家明確規定宗教正統並強迫公民信奉“國教”，這種規定也是完全徒勞的，而且只能培養虛假的“信仰”。信仰是人的內在思維狀態，只有通過自然而然的說服和潛移默化才能逐步建立起來，外部強迫只能導致反感。正如麥迪遜在《教稅抗議錄》中指出：

　　“每個人的宗教信仰必須被留給每個人的信念和良知，且按照良心的命令進行宗教活動是每個人的權利。這項權利在本質上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它是不可剝奪的，因為人的見解只取決於他們自己的思想所考慮的證據，因而不能服從其他人的命令。”更何況由於政府不可能知道人的真實信仰，政府命令很容易遭到“陽奉陰違”的處理——人民口頭上表示服從，但是口是心非。長此以往，則不僅國家的宗教政策並不能得到落實，而且也滋長了虛偽和欺騙的社會習慣，結果反而使人民背離宗教道德信仰。由於國家不允許其它宗教的合法存在，其它宗教不能公開活動並爭取信徒皈依，最後使整個社會陷入宗教真空狀態，進而失去對人性中私欲和傲慢的道德控制。

　　其次，除了強迫信仰適得其反之外，政教合一還將加劇宗教紛爭。就和打擊壓制宗教一樣，國家支持宗教也會產生各種政教糾葛，並使教派本身的關系覆雜化。各種宗派為了爭取國家支持明爭暗鬥，最後使國家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宗教矛盾。在中世紀，西歐國家因明確支持或反對某個教派而直接卷入宗教沖突的旋渦，給社會帶來了動蕩和災難。

　　例如在當年的美國殖民者中，許多人正是因為不滿意英國政府對其“國教”的支持和對“異教”的壓制而遠渡重洋的。麥迪遜在《教稅抗議錄》中指出，國家設立正統宗教“將摧毀眾多教派之間的適度與和諧，後者是我們的法律通過自我克制而不幹預宗教所產生。世俗權力要通過禁止宗教見解的所有分歧而消滅宗教爭吵的努力是徒勞的，反而使舊世界血流成河。”美國的制憲者深知政教合一與宗教迫害對社會的危害，因而將政教分離與宗教活動自由作為憲法保護的首要對象；和言論自由一樣，第一修正案對宗教信仰的保護甚至是更為絕對與無條件的。

　　事實上，人不僅對知識和道德具備天然的訴求，而且對信仰也存在自然的渴望；只要國家不壓制，人在受教育過程中自然會形成一定的信仰。當然，不同信仰之間存在競爭，因而和“觀念市場”一樣，不同教義也應該處於一個自由競爭的“信仰市場”。就和競爭力強的商品一樣，任何有生命力的主要宗教信仰都不需要國家保護，凡是需要保護的都是缺乏號召力的次要信仰。因此，國家保護宗教的實際效果就如同是在保護次等商品。如麥迪遜在《教稅抗議錄》中指出，國家建立宗教壟斷的後果是“在所有地方，多多少少都有教士的驕傲和懶惰、平民的無知和鄙俗，而兩個階層都存在迷信、偏激和迫害。”

　　最後，政教不分不僅損害國家，而且對正統宗教本身也不好。

　　《論美國的民主》作者托克維爾認為，宗教的力量恰恰來自其超越政治的地位。與當時歐洲的宗教相比，美國的宗教之所以有活力，正因為它脫離政治。在歐洲，宗教和政治糾葛在一起，不同的宗教勢力總想獲得官方的認同，甚至獲得惟我獨尊的壟斷地位，進而壓制其它信仰，彼此之間爭鬥不斷，宗教紛爭淪為是以宗教為名的政治權力鬥爭。然而，一旦卷入政治，宗教就將面臨衰亡，因為政治是一種世俗力量，它可能一時強大，但其壽命是短暫的。因此，如果和政治發生聯系，宗教雖然可能分享其一時的強盛，但必然擺脫不了和其一同衰落的命運。設想美國基督教的某個教派和共和黨發生了聯系，那麽它固然能隨著共和黨總統的上台而獲得好處，但也必將在 4 年或 8 年後隨著總統易位而受到冷落。因此，宗教要長盛不衰，不僅不能尋求國家幫助，而且必須割斷和政治的紐帶。宗教“長壽”的秘訣最終在於政教分離。

　　三、“萊蒙法則”及其應用

　　雖然政教分離在理論上沒有問題，由於基督教的巨大社會和歷史影響，它難免會體現在政治實踐當中。所謂的“分離之墻”究竟有多高、多厚？憲法在多大程度上允許國家和宗教之間發生勾連？當然，明目張膽的“立教”肯定是不行的，但是除了“立教”之外，還有形形色色不那麽明目張膽的行為，譬如在公立學校教室掛十字架、在公用土地上放置宗教碑石、用公款資助通常帶有基督教背景的私立中小學。這些行為是否可以？另外，眾所周知，聖誕節、感恩節等法定假日都是基督教節日，美元上印有“我們信任上帝”，總統宣誓就職時手按《聖經》……這些現象是否表明美國是“基督教國家”？

　　以上政府行為是否符合第一修正案，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歷史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立教條款”的含義發展了豐富的案例法。從中也可以看到，至少聯邦政府從來沒有公然違背“立教條款”。

　　絕大多數情況下，法院都是在處理我們眼里算不上個事的雞毛蒜皮，因為政教分離、世俗國家原則在美國早已確立，根本不會出現令人腦洞大開的事件，更不用說國內某些人想象的“基督教國家”。

　　1971 年的“萊蒙案”是美國政教關系的里程碑案件，顯示了美國法院對政教分離原則的把握是多麽嚴格。最高法院系統提出了用“立教條款”檢驗立法合憲性的“三步曲”標準：

　　第一，立法必須具有世俗立法目的；第二，其主要或首要的效果必須既非促進亦非抑制宗教；最後，立法還必須避免和宗教形成“過分的政府糾葛（entanglement）

　　伯格首席大法官的多數意見指出：我們必須承認，“分離的界線遠非一堵‘高墻’，而是取決於特定關系的所有情形的模糊不清且可變的屏障。”按照上述“三步曲”，多數意見判決州政府對具有教會背景的私立學校資助違反了第一修正案。

　　1984 年的“寶塔基聖誕塑像案”再次運用“萊蒙法則”，不僅細致展示了“三步曲”標準的具體應用，而且顯示了政教關系的憲法定性的覆雜性與爭議性。在每年的聖誕節，羅德島的寶塔基（Pawtuchet）市政府總要在市中心的公園里舉辦聖誕展覽。和全美許多城鎮的展覽一樣，這一展覽包括聖誕樹、聖誕老人的屋子、“節日問候”的大橫幅等，以及本案所考慮的焦點：有關耶穌誕生的塑像（creche），其中包括嬰兒時期的耶穌、瑪麗和約瑟夫、眾神和國王們、牧羊人及一些動物。所有展覽品都屬於市政府。地區法院判決市政府在展覽中包括這些塑像違反了“立教條款”，第一巡回區法院維持了這一判決。

　　然而，最高法院以 5：4 推翻了這一判決。伯格首席大法官（C.J.Burger）首先指出了判決的困難：在每一個有關立教條款的案件中，法院必須防止教會或政府彼此之間的侵犯，但兩者在現實中卻不可能完全分離。傑弗遜的所謂“分離之墻”是“有用的形象性語言”，但“對於教會與國家之間實際存在的關系而言，這一比喻本身並非是對實踐層面的完全準確之描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相互聯系在一起，並都離不開政府的調控。根據伯格法官的理解，聯邦憲法並未要求政教徹底分離，而是要求達到所有宗教之間的寬容與調和，並禁止對任何教派進行歧視。在美國歷史上，社會生活確實和宗教有著種種緊密聯系。不論在美國的國父們還是領導人的講話與文件中，都能發現對宗教價值觀念的頻繁引用。通過官方宣布，美國總統和國會把基督教的聖誕節和感恩節宣布為全國節假日。在每張美元紙幣上，都能發現“我們信任上帝”這一立法規定的美國座右銘；在向美國國旗的“忠誠誓約”（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出現了“在上帝之下的統一民族”。鑒於宗教在美國公眾生活中的廣泛影響，法院不能機械、絕對地解釋“立教條款”。

　　因此，在審查受到挑戰的政府立法或行為時，法院所決定的是它們是否確實要設立一種宗教或信仰，或至少具備這種傾向。在這一界定過程中，法院所探詢的是這些立法或官方行為是否具備世俗目標，其主要效果是不是促進或打擊宗教，以及它是否在政府和宗教之間產生過分糾葛。首先，對於這項“萊蒙法則”的目的探詢，法院只是在肯定立法或行為完全被宗教動機所支配時才推翻之。本案中的聖

　　誕塑像並不能被認為是市政府有目的要對某種特定的宗教信仰表達官方支持。相反，這里的塑像只是以往節日慶祝的傳統節目。市政府所舉辦的展覽只是為了描繪聖誕節的來歷，因而具備世俗目標。

　　其次，法院多數意見也不同意少數意見和地區法院認為塑像有利於基督教信仰的判斷。比較法院以往在這方面的案例，多數意見認為塑像在此為某種特定的宗教所賦予的利益即使有，也只是“間接、遙遠與偶然的”。最後，多數意見同意地區法院認為本案並不涉及宗教和國家之間任何直接的“行政糾葛”，但不同意它認為本案的訴訟本身因產生“政治分裂”而導致“過分糾葛”；訴訟人並不能通過起訴而造成分裂表象，並利用它作為糾葛的證據。

　　4 名法官的反對意見則認為多數意見的審查標準過於寬泛，沒有適當維護宗教和政治的“分離之墻”。布仁南（J.Brennan）法官的反對意見指出，耶穌誕生塑像在“萊蒙法則”的所有 3 個方面都未能通過審查。首先，如果寶塔基市政府具備任何有效的世俗目的，那麽所有這些目的都能輕易通過其它手段達到。市政府宣稱它具有慶祝節日和促進零售的世俗目的，但這些目的顯然不能包括這里反映宗派排他傾向的聖誕塑像。其次，塑像所產生的主要效果是對其所體現的宗教信仰表達政府的官方認可，對屬於少數的宗教團體以及那些不屬於任何宗教團體的人表示其觀點並不值得公共承認與支持。最後，市政府在展覽中包括聖誕塑像也構成了“過分糾葛”的顯著威脅；由於社團中存在著不同的宗教派別，對地方政府是否可采用宗教（基督教）象征的爭論將因此而持續下去。

　　少數意見進一步反駁了多數意見的兩個論點：第一，通過把注意力集中於節日慶祝的世俗背景，多數意見淡化了聖誕塑像的宗教含義；第二，一旦發現把聖誕節法定為全國性節日是合憲之舉，多數意見即認為政府參與節日慶祝的任何形式就都是合憲的。少數意見指出，在美國文化中，聖誕節同時包含了世俗與宗教成分。政府可以參與這一慶祝活動，但這並不表明政府可采用任何形式。在本案，耶穌誕生的塑像顯然來源於有關聖經故事；它是基督教信仰的主要象征，為拯救和贖罪照亮了道路。“對基督徒而言，這條道路是唯一、高貴與神聖的。”但對於那些不分享這些信仰的人而言，對耶穌誕生故事的官方認可卻不時提醒他們的信仰與基督教的差別。

　　“被一個民選政

　　府基於宗教理由而如此排斥，構成了立教條款到今天為止仍不能支持的侮辱與傷害。”

　　少數意見承認，政府確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為宗教信仰的實踐提供某種機會而不違反立教條款，例如宣布 12 月 25 日為公共節日；在此，政府僅使公共活動的日歷適應了許多美國人的期望，他們想在那一天訪問親友、參加宗教儀式並從一年的繁忙中獲得休息。第一修正案的“自由活動條款”並不要求政府這麽做，但政府以世俗方式慶祝這一節日（如在公共場所裝飾花燈與聖誕老人）並不侵犯“立教條款”。另外，即使節日的建立在一開始具有宗教目的和意義，但如果現在已經因世俗化而完全失去了宗教含義，那麽政府仍然可以從事這些活動（例如感恩節）。

　　最後，由於政治與宗教在美國文化傳統中和社會活動緊密相連，不可能完全禁止政府在公共活動中承認某些宗教信仰的影響，例如在美元上印有“我們信任上帝”或“忠誠誓約”中出現的上帝字眼。

　　但是這些行為之所以未觸犯立教條款，是因為它們在近於機械的不斷重覆中已完全失去了宗教含義。它們唯一剩下的只是一項必要的世俗職能，那就是讓公共活動變得更為莊嚴肅穆。但本案的耶穌誕生塑像並不適合以上幾類活動的任何一種。少數意見把它定性為“用公共設施和資金去支持宗教象征”的強制性步驟，目的是“在忽視少數人的前提下建立多數人的宗派偏向”。

　　以上五比四的判決是一個極為接近的表決(close call)，表明“分離之墻”確實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多數和少數意見雙方都有一定道理，表明對於某些宗教色彩不那麽濃厚的政府行為，不同法官的判斷可能是見仁見智的。然而，所有法官在大的原則上是完全一致的，只不過政教分離原則在此類案件的適用結果出現了分歧而已。由於歐美國家具有悠久的宗教傳統，宗教在歷史上必然對政治和法律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而某些宗教象征隨著時光流逝逐漸世俗化，從而對其宗教性質產生見仁見智的判斷。這些宗教性質存疑的象征其實離第一修正案所禁止的“立教”行為相差甚遠，正反雙方的爭論只能算是一種防微杜漸的努力而已。

　　在美國，即便再保守的法官也不會挑戰政教分離原則，更不敢宣稱美國是什麽“基督教國家”——這已經不是“政治正確”，而是涉及原則正確；如果原則不正確，只能說明這個人根本不適合做法官或任何公職人員，因為他對美國這個國家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誤解。不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法官都認為，國家任何行為都不得帶有宗教目的，也不能在效果上促進或打擊宗教信仰，譬如政府不得直接和教會發生任何接觸，不得對任何教派或宗教事務表態，不得存放明顯的宗教象征……正如布萊克法官在 1947 年的“中小學交通補貼案”指出：

　　第一修正案的“立教條款”至少意味著這些：不論是州還是聯邦政府都不得設立教會。哪一個都不得通過法律以援助一個宗教、援助所有宗教或對一個宗教比其它宗教更有利。哪一個都不得強迫或影響任何人在違反其意願的情況下去或不去教堂，或強迫他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教。任何人都不得因信教或不信教、參加或不參加教會活動而受到懲罰。不得為支持任何宗教活動或機構而征收任何數量的稅，不論是多是少，也不論這些機構被稱做什麽或采用什麽形式傳教或信教。不論是州還是聯邦政府都不得公開或秘密參與任何宗教組織或團體的事務，反之亦然。用傑弗遜的話說，禁止通過法律立教的條款之意圖是“在教會和國家之間建立一堵分離之墻”。

　　（首發於《FT 中文網》，2020/9/16）

　　余智答美聯社記者問：美國大選與中美關系

　　余智

　　【采訪人】章衛群，美聯社北京分社，記者、制片人【受訪人】余智，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時間】2020 年 10 月 30 日

　　【地點】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北京分社【概要】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揭曉前夕的 10 月 30 日，中國人民大學余智教授接受了美聯社北京分社 zzzz 的采訪，就有關美國大選與中美關系的以下七個問題，進行了分析與解讀：

　　（1）中國民眾為

　　何高度關注此次美國總統大選；

　　（2）中美關系過去幾年急劇變化的原

　　因及川普個人的影響；

　　（3）大選結束後中美雙方啟動第二階段經貿談判的可能前景與議題；（4）美國大選結果對中美關系的總體影響；（5）中美關系如果繼續惡化對中國普通民眾的影響及中國的“內循環”問題；

　　（6）中國民眾對川普個人的認識分化；

　　（7）川普如果再次

　　當選對美國與中國相對國際地位的影響。

　　【受訪人聲明】本次答記者問，只代表受訪人對相關問題的事實分析與判斷，不代表受訪人對中美雙方及其政策的價值評判，也不代表受訪人對美國兩黨候選人、中美兩國左右兩翼民眾的價值評判。

　　【采訪報道與視頻】

　　鏈接：https：//pan.baidu.com/s/16kOjN3AzacL-hQmm6AZ9BQ提取碼：hy3d

　　【采訪文字稿】

　　1. 中國民眾為何高度關注此次美國總統大選？

　　美聯社：余教授，此次美國總統大選在中國民眾中引起了高度關注，您覺得是什麽原因？

　　余智：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現任總統川普自身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在美國也有很大的爭議，因而此次美國大選在美國自身乃至全世界範圍內都引起了高度關注。而美國是當前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所以這次選舉當然也引起了中國人的強烈關注。

　　第二個原因是，在川普總統現任任期內，中美關系可以說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前段時間發表了一篇文章（《中美關系進入第四階段》，鏈接： http://m.uscnpm.org/wap/article. ... 1&from=groupmessage），認為中美關系已經從新中國建政以來的第三階段——美國對中國的融合與同化階段，正式轉移到了第四階段——重新恢覆遏制與圍堵的階段。這個變化是在川普總統現任期內發生的。中國民眾，無論對這種變化持何種觀點，都非常關注川普是否會繼續當選，還是會換一個總統上台，他們預期不同總統可能會對中美關系帶來不同的影響。

　　我認為這第二個原因是中國民眾對此次美國總統大選關注程度非常高的最重要的原因。

　　2. 中美關系過去幾年急劇變化的原因及川普個人的影響美聯社：您剛才談到，過去幾年中美關系發生了急劇變化——可以說是轉折性變化，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麽？川普個人在其中是否起到了什麽作用？

　　余智：中美關系急劇變化的直接原因，是大家都能直接感受到的：一是中美長期的貿易不平衡與貿易摩擦的積累，以及雙方對貿易不平衡原因的認知不一樣；二是今年“新冠”疫情帶來的重大影響，以及雙方對疫情責任的認知不一樣。這是兩個淺層次的原因。

　　中美關系變化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在美方的觀念中，中國的發展方向不太符合美方的期待，美方認為中國在貿易自由化方面、經濟市場化方面、政治開放化（“民主化”）方面，沒有達到美方的希望。

　　美方對此有不滿。（補充：中方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則加劇了美方對中方的疑懼心理。）

　　中方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經貿方面，做出了一些讓步，但在另一些方面，主要是政治方面，則拒絕做出妥協。這是深層次的原因。這個深層次的原因非常重要，因為這涉及到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向問題。

　　至於川普本人，我認為他在中美關系變化中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川普總統的認知與眾不同。他對中美貿易不平衡、美國制造業工作崗位流失的原因的認知，與中方很不一樣；對這兩個問題的容忍度非常低，與美國以前很多總統也很不一樣。這是他的認知方面——我在此只指出他的認知的與眾不同，不評價其好壞。

　　第二個方面，川普的個人風格與眾不同。大家知道，他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他在中美雙邊關系中，追求“看得見、摸得著”的立竿見影的結果，作風非常強悍，這與美國以前的總統也不一樣。

　　我認為，這兩個方面，對近年來中美關系的急劇惡化是有直接影響的。當然，這只是淺層次的影響，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我前面講到的。

　　3. 大選結束後中美雙方啟動第二階段經貿談判的可能前景與議題

　　美聯社：2019 年年底中美達成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當時大家對中美關系充滿樂觀。但今年疫情來臨後，雙方摩擦全面加劇，經貿議題從雙方主要議題退居次要地位。您認為，總統大選之後，雙方是否會啟動第二階段經貿談判？

　　余智：至於中美雙方是否會啟動第二階段經貿談判，我個人不做主觀判斷。但我作為一個學者，認為雙方應該坐下來談判。原因在於：中美作為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雙邊經貿關系非常密切、重要，啟動第二階段談判對雙方經貿關系發展是有利的。

　　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只就一些淺層次的問題達成了協議，包括中國降低貿易壁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穩定人民幣匯率（補充：

　　不搞競爭性貶值），但對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還沒有談妥：一是中國的產業政策與補貼問題；二是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這兩個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在美方看來，中國產業政策的補貼主要是提供給國有企業的，他們認為這對美國企業造成了不公平競爭。這兩個問題都是第一階段談判中美方重點關注的，但中方很難做出妥協，沒有達成協議。我認為，如果雙方啟動第二階段談判，雙方會就這兩個問題展開磋商。

　　應該看到，雙方在這兩個問題上的談判難度是相當大的，因為中國將產業政策視為中國趕超發達國家的一個重要手段，而國有企業則被視為中國執政黨的執政基礎之一，所以中方很難做出大的讓步。

　　但是，這兩個問題存在現成的國際規範：一是在產業補貼方面，世界貿易組織有《補貼與反補貼協議》（補充：中美雙方都是簽字國）；二是在國有企業方面，西方國家長期有“國有企業競爭中性”

　　規範，而中國中央政府在 2018 年的年底通過中央銀行行長易綱表態接受了這一原則。既然如此，我認為，雙方在這兩個經貿問題上是可以談、並且能夠達成一定的共識的。

　　美聯社：問題是，雙方的領導人是否有政治意願來達成這種妥協或協議？

　　余智：坦率地說，我認為，我們中方是有這個意願的。迄今為止，我們中方都是將美國當作最重要的經貿夥伴的，我相信我們中國政府與中國領導人，也是意識到了中美關系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的。所以，我認為，中方在主觀上是願意與美方保持一個良好的經貿關系的，不希望貿易戰持續下去——第一階段的中美經貿協定，並沒

　　有將雙方的貿易戰完全停止，只是將其限制在了目前的範圍與強度；很多人都認為中美貿易戰已經停止了，但實際上沒有。中方希望貿易戰完全停止，將目前雙方加征的關稅完全取消，雙方可以繼續合作。

　　因此，我認為，中方是有動機啟動第二階段經貿談判的。

　　但是，我個人判斷，美方的意願相對來說要弱一點。這是因為，美方的認知與我們不一樣。美方有一些人認為，美國與中國的長期經貿往來中，中國的貿易體制、經濟體制不是完全市場化、自由化的，與中國打交道對他們造成了損害，甚至認為中國借雙邊經貿關系，壯大了自己、削弱了美國力量。（補充：這些人想與中國脫鉤）所以，我認為美國的主觀意願相對來說要弱一些。但美方是否就完全沒有這種意願、非得要與中方完全脫鉤不可呢？我知道有這個說法，但我也不能完全判定，我相信不同的政治家對此會有不同的判斷。我只是把中美雙方的主觀意願做一個客觀對比。

　　4、美國大選結果對中美關系的總體影響

　　美聯社：您認為川普或拜登當選會給中美關系帶來什麽樣的影響？或者更直接地說，會對中國產生什麽樣的影響？

　　余智：我認為從大的方面說，無論是川普繼續當選，還是拜登當選，都不會對中美關系帶來實質性的影響——因為川普第一任期內對中美關系的一個重要影響是，推動美國兩黨形成了對華強硬的共識。美國民主黨反覆、多次說過，他們在很多議題上的看法與川普幾乎是完全對立的，但在對華關系的看法上是支持川普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兩黨在對華強硬上，總體上是一致的。特別是，我前面提到，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希望中國在貿易的自由化、經濟的市場化、政治的開放化或者說“民主化”方面有更大的步伐。中國在貿易自由化、經濟市場化方面與美方有不同觀點，這些方面還可以談判；但在政治方面，中方已經堅決、明確表示拒絕做出妥協，並認為美方的期待本來就是不合理的，不應指望中國發生他們希望的政治體制變化。這樣一來，雙方的深層矛盾是難以得到根本解決的。無論是川普還是拜登上台都難以改變這一點。

　　但是，不同領導人對具體問題的具體認識可能不同，每個領導人的行事風格也不一樣。所以，在中美關系中的一些細節性問題方面，在雙方互動的順利性方面，不同領導人上台還是會有不同影響的。但我認為這一影響只是細節式影響，不是戰略性影響。

　　5、中美關系如果繼續惡化對中國普通民眾的影響及中國“內循環”問題

　　美聯社：中美關系已經對很多中國普通民眾特別是中產階級的工作、生活甚至生計產生了影響。如果中美關系繼續惡化，將會對他們產生什麽樣的影響？

　　余智：首先，如果中美關系繼續保持不好的勢頭，與美國有直接往來的中國民眾與企業會受到直接影響，譬如中國赴美留學的學生與家庭、與美國有貿易與投資往來的企業等。如果雙方關系進一步惡化，對他們的沖擊會更大。

　　其次，對於與美國沒有直接往來的中國民眾與企業，如果中美關系持續惡化，也會對他們有間接的影響。這是因為，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的內循環與外循環是交錯的，外循環也會影響內循環。

　　中國現在已經提出了“以國內循環為主”的戰略方針。坦率而言，這一方針對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而言，是沒錯的，是符合國際經貿規律的。如果中國真正將內需擴展起來了，是可以提高對外部環境惡化的沖擊的抵御能力的。但內需的擴展，有很多前提條件，譬如政府需要將民眾的各種社會保障做好，如養老、失業、醫療保險等，幫助老百姓解決後顧之憂，讓他們可以放心花錢，這樣才能將內需擴展起來。內需擴展後，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是可以提高的。

　　當然，如果沒有外循環的有力配合，民眾的生活水平肯定還是會受到影響。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質量的改善，與我們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與設備、並以此帶動自己的技術發展是密切相關的。如果我們的對外關系惡化，即使普通民眾的基本生活不受太大影響，我們的生活質量的提高也是會受到影響的。

　　6、中國民眾對川普個人的認識分化

　　美聯社：您認為誰會當選？根據我的觀察，很多中國人特別不喜歡、甚至討厭川普，因為他給中美關系帶來了很多負面沖擊。很多中國人寄希望於拜登與民主黨上台，來改變這種情況。您怎麽看？

　　余智：對於前一個問題，很抱歉我沒有好的答案，因為我對此沒

　　有深入研究，而且我從美國、中國得到的很多信息都是互相矛盾的。

　　很多人認為川普會繼續當選，另一些人認為拜登會當選。對此我沒有很詳細的研究，不好回答。但我想指出，應該將兩個不同問題區分開：一個問題是你希望誰當選，另一個問題是你覺得誰會當選。前一個問題是你自己的喜好，第二個問題實際上大眾喜好的一個平均，這兩個問題應該區分開。在我看來，美方與中方很多民眾，往往將這兩個問題混淆，總是認為自己喜歡的候選人會當選。我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觀察者認識偏差”問題，也是我們經濟學中面臨的一個問題。

　　對於後一個問題，我想指出一點，中國有很多民眾不喜歡川普，但也有很多人喜歡他，從網絡民意中可以看出這一點。這就如同美方一樣，有很多人反對他，也有很多人支持他。無論是喜歡、支持還是不喜歡、反對他的人，都有兩個方面的出發點。一個出發點是對川普的國內施政有不同看法。中國人也很關心川普的國內施政，有支持的，有反對的——支持他的人很多是支持他反對美國的“政治正確”，反對的人則恰恰認為“政治正確”是正確的。另外一個出發點是對川普對中美關系的影響有不同看法。很多中國人認為，川普對中美關系造成了不利影響，因此不喜歡他。但也有一些中國人認為，美國對中國的部分期待，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他們甚至將川普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倒逼師”——這是一個形象的說法。這是中國內部有自由派傾向的部分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的看法。至於這兩部分人誰多誰少，我沒有具體數字。但坦率地說，這兩部分人都有。

　　（補充：至於一些中國人指望拜登上台後改善中美關系，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對此的期望值不能太高，因為美國兩黨對華強硬共識已經形成，即使拜登上台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點。）7、川普如果再次當選對美國與中國相對國際地位的影響美聯社：還有一部分中國人認為，川普如果再次當選，會摧毀現在美國體制中的精英階層，就像中國的“臥底”一樣，造成美國的分裂甚至崩潰，為世界帶來新的秩序，這種新秩序下中國會是最大的受惠者。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余智：我理解這種觀點，也聽說了一些，也能想象出來。我對此有兩點看法。第一，認為川普的當選會導致美國分裂甚至崩潰的觀點，不僅部分中國人有，部分美國人也有。但我對這個問題始終有不同看法。我認為，在美國的選舉體制下，應該說它的每次選舉都是分裂的。你看美國以前的總統選舉，譬如小布什與克林頓的副手戈爾競選的時候，川普上次與希拉里競選的時候，以及其它每次選舉的時候，美國民眾都是分裂的甚至高度分裂的。民眾的民意永遠是分裂的。但民主體制的特點就在於，大家都認同選舉機制、選舉結果，由當選領導人去制定國家的方針政策，當然也要受到反對黨的制約。川普若再次當選，這種分裂的表象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的政治體制。如果認為甚至期待川普的當選所帶來的美國的分裂表象會導致美國的崩潰，我認為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第二，如果認為中國就可以借此機會做世界的老大、取代美國的地位，或者至少是相對於美國的領導地位上升，我覺得這種想法是不準確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川普的當選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的體制與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另外，我認為，中國更應該思考的是：

　　如果將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相對美國上升——我相信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口基數又大，只要發展得當，將來這一點是可能發生的——我們應該以什麽樣的方式更好地融入世界，讓世界更好地接受我們，而不是指望美國的領導地位下降，我們去取代它。我覺得這是我們中國更應該思考的問題。我反對民粹主義傾向。

　　（首發於《中美印象網》，2020/11/6）

　　美國過去的對華接觸戰略失敗了嗎？

　　余智

　　此次美國大選中，很多華人自由派挺川（川普，川普）人士之所以積極甚至狂熱支持川普連任，重要原因是他們特別支持川普的對華強硬政策。他們認為：正如美國部分戰略界精英與川普政府的數次官方文件以及高級官員所言，美國自 1970 年代尼克松訪華以來的對華接觸戰略已經失敗，中國並沒有沿著美國期待的方向發展，實現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

　　他們進一步認為：中國巧妙利用了美國對華接觸戰略，通過對美開放增強了自身實力，近年來更是對內趨向左轉，對外擴張影響力，反過來威脅與挑戰美國領導地位與西方體制優勢，這是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綏靖”的結果；而川普及時扭轉了這一戰略，重新對中國進行遏制與圍堵，只有這樣才能遏制中國的對內轉向與對外擴張勢頭。

　　筆者認為：川普執政之前美國兩黨都曾執行的對華接觸戰略，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都取得了顯著成效，不能視為失敗；中國前些年的內政外交轉變主要是內部因素作用的結果，不能歸因於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所謂“綏靖”。

　　（一）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是美國兩黨的共同戰略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始於 1970 年代初期的共和黨總統尼克松訪華，其大背景則是中國與前蘇聯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交惡。當時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根本目標是拉攏中國、對抗前蘇聯，進一步分化社會主義陣營，因此可視為“拉攏與分化”戰略。這與中國當時對抗前蘇聯的目標完全吻合，但中國當時還是要堅持傳統蘇聯式社會主義制度。這一階段兩國之間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系，美方有意識形態考慮（削弱社會主義陣營），但中方沒有。

　　1979 年民主黨總統卡特執政時期，正式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系。此時，中國在鄧小平主導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戰略。對內改革的核心內容是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盡管經濟市場化的最終目標直到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才正式確立，而政治民主化的目標則幾經變化、現在尚未最終確立。對外開放的重心則是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開放。

　　在這一階段，中國領導層有向西方國家借鑒（當然不是照搬）經濟市場體制與政治分權體制的意願，而美國則有借機引導中國實現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意圖。因此，此時美國的對華接觸戰略可視為“融合與同化”戰略。中美雙方都有意識形態考慮，且有相互重合的成分（當然不是完全重合）。美國的這一戰略盡管經歷過 1989年中國政治風波等事件的影響，但從總體上看一直持續了近 40 年，直到最近幾年川普實現對華戰略的大轉變。

　　應該說明的是，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始於共和黨的尼克松與民主黨的卡特，中間還經歷了共和黨的里根、老布什與小布什，民主黨的克林頓與奧巴馬。因此，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是美國兩黨的共同戰略。

　　部分自由派挺川派人士批評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是對華“綏靖”，並將這一戰略怪罪到民主黨頭上。姑且不談這種批評本身是否合理，將這一戰略單方面算到民主黨的頭上，就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

　　而且，在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後期，也就是民主黨的奧巴馬當政時期，美國對於這一戰略已經進行了微調。這主要是由於中國經濟與軍事實力的日益強大，而在經濟與政治體制方面並沒有過渡到美方希望的狀態，因而對中國有了警惕之心。基於此，奧巴馬政府提出了“重返亞太”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本質是聯合亞太地區的其它國家，平衡中國的戰略影響，對中國進行約束。經貿方面的 TPP 即“環太平洋夥伴關系計劃”可以說是這一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奉行單邊主義的川普上台後，美國立即退出了這一計劃。

　　（二）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成效

　　美國近半個世紀的對華接觸戰略，是否已經失敗了呢？無論從經濟、政治、還是從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來講，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

　　從經濟領域看，美國對華接觸戰略不僅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繁榮，也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與開放化。1980-1990 年代，中國在對美國與西方擴大開放的過程中，逐步從“計劃經濟”過渡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進一步過渡到“市場經濟”。

　　2001 年美國協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為了履行相關協議，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一步加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強。

　　在西方看來，中國現在的市場化程度與它們的期待還有較大差距，近年來可能在某些方面還有逆轉趨勢。美歐日三方迄今都未正式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過去兩年也曾連續八次發表針對中國經濟“非市場化導向”問題的聯合聲明（熱別是集中在產業補貼與國有企業問題上）。但從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現存問題也可通過中外進一步協商談判、逐漸加以解決。不能說接觸政策已經失敗了。

　　從政治領域看，美國對華接觸戰略促進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程度與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1980 年代，在與美國的良好互動過程中，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曾有重要進展，擺脫個人崇拜與個人集權，從領導職務終身制過渡到任期制，推動黨政分開與政企分開，並開始探索進一步深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

　　經歷了 1989 年的政治風波之後，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的確明顯放緩，方向也有了調整，在 1990 年代後重點轉向了行政體制改革，但仍然有一些進展，例如：試行村級管理人員的民主直選，推行黨內高層與政府官員的內部民主推選，拓展民眾與媒體對官員的監督與問責，等等。當然，這些在西方世界看來，也許都是微不足道的改革，但其方向是正確的。

　　從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看，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大大推動了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促進了中國社會思想觀念的多元化。大量中國留學生赴美學習，無論是在自然科學還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無論是留美還是歸國，都推動了國內民眾的思想觀念多元化；大量中國官員、企業家、學者赴美參觀訪問或交流培訓，也促進了國內政界、商界、學界的思想觀念多元化；兩國民眾的雙向旅遊，兩國新聞記者的相互報道，美國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公共領域的廣泛參與，也都帶動了中國民間思想觀念的多元化。

　　現在的中國，社會思潮非常多元。任何一個公共事件，都可能引發輿論界的不同聲音。中國社會從上到下，也存在著大量的對美國抱有友好態度的人士。即使在最近幾年中美交惡的過程中，官方與民間都有很多支持中美友好交流、主張中國繼續向美國學習的人士積極發聲，有力反制了部分狹隘民族主義情緒。這些都是美國接觸政策的正面結果。

　　當然也應該看到，以上所說的中國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社會思潮多元化，不僅有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功勞，更是中國自身主動改革開放的結果。這兩方面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很難、也沒必要仔細區分兩者作用的主次與大小。但顯而易見的是，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根本沒有失敗，而是取得了顯著成果。不能由於中國目前在各方面沒有完全達到美方的所有期待，就否定甚至全盤否定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川普政府相關報告文件、內閣高官以及中國部分挺川人士對於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全面否定，是非常偏頗的。

　　（三）中國內政外交變化不能歸因於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所謂“綏靖”

　　毋庸諱言，中國前些年的內政外交發生了眾所周知的一些重要變化。

　　一方面，在內政上向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有所回歸。在經濟方面，強調國企“做大做強”而非“抓大放小”，加強某些傳統集體經濟形式如供銷社的地位，強調國有經濟對民營經濟的引領作用，節制民營資本坐大的影響，更多地依靠政府產業政策指導產業發展，等等。

　　在政治方面，重新強調權力的集中統一（“四個意識”），並進行了相應的法律與制度調整，強化執政黨對社會各方面（“東西南北中”）的全方位領導。在意識形態方面，強化傳統革命意識形態教育（“不忘初心”）以及對現行體制與道路的認同教育（“四個自信”），並將其重點貫徹到教育與思想領域，強調防範西方思想的滲透與沖擊。

　　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從“韜光養晦”的“隱忍外交”轉向“有所作為”（甚至“大有作為”）的“大國外交”。通過“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五國、G20 等宏大項目或國際組織，擴展對外投資與經貿合作，對外投射國家硬實力的影響力；並積極對外宣傳“中國模式、中國智能、中國道路、中國方案”，推動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對外投射國家軟實力的影響力。

　　上述重要變化，的確是 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少有的重大改變，超出西方的預估，也很顯然違背它們的期待。因此，美國戰略界有相當一部分人，包括川普政府的一些高官，認為美國的對華接觸戰略失敗了，甚至認為正是這一戰略對中國的“綏靖”，增強了中國實力，刺激了中國的“雄心”與“野心”，以致於現在要反噬美國與西方的領導地位與意識形態。

　　中國前些年的內政外交轉變，不能說沒有美國對華接觸政策促進中國實力提升的影響。然而，應該看到，中國實力的提升並不必然導致中國內政外交的轉變。中國前些年內政外交的轉變，更多的是中國內部因素作用而非外部因素影響的結果。這些內部因素的作用，既有必然性的一面，也有偶然性的一面，但都不能歸因於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所謂“綏靖”。

　　首先談必然性的一面。從內政變化看：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的過程是“雙刃劍”，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提高公權力掌握者的執政合法性基礎與聲望，也會直接沖擊他們的社會掌控力；因此，公權力內部出現一定的反彈，並通過一定的組織與政策形式表現出來，這是任何改革過程中都會出現的，是可以預期的。但這種反彈與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沒有直接關聯，也不是這一戰略所支持或“綏靖”的。

　　從外交變化看：中國對外影響力的提高，幾乎是所有國家實力增強後的必然結果，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這一點，是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設計者們一開始就應該設想到的，也不能稱為“綏靖”，否則美國就不用執行任何可能導致中國強大的接觸政策了。但實際上，正如美國歷屆政府包括川普政府所聲明的，美國是支持中國的強大的，只要其符合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方向，美方只是反對不符合這一方向的中國崛起。

　　其次談偶然性的一面。中國內政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在外交上投射國際影響力的內容與方向：是更多地宣傳或推廣與歐美社會相一致的價值觀與體制，還是自身的特色成分。而中國內政與外交的方向，都帶有中國現行執政核心領導層的鮮明色彩，包括他們的出身背景、成長環境、所受教育、個人理念與執政風格。

　　眾所周知，中國每一屆執政核心領導層的產生，都是中國現行特色政治體制運行的結果，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更重要的是，這一過程與外部因素特別是美國的對華接觸戰略沒有直接關聯，甚至是美國難以準確預測的，更不能說是其戰略的“綏靖”結果。

　　總之，中國前些年的內政外交轉變主要是內部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有其必然性與偶然性色彩，但與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沒有直接關聯，更不能歸因於這一戰略的所謂“綏靖”。

　　那麽，川普上台後徹底改變美國的對華接觸戰略，開始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與圍堵，其效果又如何呢？筆者將另文分析。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只是從事實上客觀分析美國過去的對華接觸戰略是否、在多大程度上達到了其戰略目標，而無意對這一戰略目標自身進行價值評判；同樣地，本文對於中國前些年內政外交轉變的分析，也只是為了說明它與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沒有直接關聯，而無意對這一轉變自身進行價值評判。

　　（首發於《FT 中文網》，2021/2/4）

　　如何看待所謂的中美“勾兌”問題？

　　余智

　　此次美國總統大選中，很多華人自由派挺川普人士經常指責美國民主黨高層長期與中國執政當局暗中“勾兌”，為了個人或家族私利而不惜“出賣”美國的國家利益，危害美國與西方世界的安全。

　　筆者認為：關於美國民主黨與中國“勾兌”的指控帶有強烈“陰謀論”色彩；其中雙方公開或秘密管道的合法溝通，兩黨都有，屬於國際上的外交慣例與維護本國利益，無可厚非；而關於美國部分政治人物或其親屬與中方進行非法交易、危害美國國家利益的傳言，在有確鑿的司法起訴與判決之前，不應采信；中美雙方的相互“滲透”不必否定，但有關非法指控還是應尊重司法系統裁決。

　　首先看雙方公開或秘密管道的合法溝通。

　　這樣的溝通，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無論它們當政還是在野時，都是存在的，不獨民主黨及其政治人物而已。其中通過秘密渠道進行的部分，有部分外交工作的策略考慮；而在野黨成員參與時，要麽是基於其與中國的特殊歷史聯系，要麽是基於在野黨在美國國會也擁有強大力量，也可視為“民間外交”的一部分。這樣的溝通本屬於國際上的外交慣例，屬於維護而非“出賣”本國的國家利益，無可厚非。

　　這樣的例子歷史上很多。譬如，民主黨的克林頓當政時，中美關系經歷過 1999 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美軍“誤炸”事件，當時雙方曾通過公開與私下管道進行溝通，促成了事件解決。再如，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的共和黨尼克松政府，首先是派基辛格秘密訪華進行準備。而尼克松與基辛格卸任後，都曾多次訪問中國，為中美雙邊關系出力。其中基辛格的角色與影響一直持續到川普政府，甚至跨越兩黨政府。按照挺川派的說法，這些其實都是“勾兌”。

　　其次談談關於美國部分政治人物或其親屬與中方進行非法交易、危害美國國家利益的指控。

　　這對政治人物而言，實際上就是“腐敗”甚至“叛國”指控。美國對此有嚴格的法律規定與懲罰。美國是一個兩黨制國家，兩黨之間互相盯著對方，如果一方重要人物有這樣的腐敗或叛國嫌疑，一定會被對方牢牢抓住不放，並訴諸嚴肅的法律制裁。但美國同時也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國家，如此嚴重的腐敗與叛國指控，在有確鑿的證據、司法起訴與判決之前，公眾不應該輕易采信。

　　例如，挺川派聲稱，拜登之子與中國存在非法交易。對這一傳言，至少應該分清四個層級的問題：第一，這樣的交易是否確實存在、是否非法；第二，拜登之子的行為與拜登本人是否有直接關聯；第三，中方參與人背後是否有公權力部門的背景；第四，相關交易是否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損害了美國國家利益。

　　如果以上任何一個環節的答案是否定的，有關拜登本人腐敗甚至叛國的指控都是難以成立的。然而迄今為止，以上任一環節都沒有被川普政府掌控的司法部門起訴，更不用說審判與認定了。因此，至少從目前來看，這一傳言是沒有被坐實的。

　　同時，部分挺川派還指責克林頓、希拉里、奧巴馬等民主黨前領導人與中方存在非法交易。甚至，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在美國國會選舉人團確認拜登當選、向拜登表達祝賀後，也被部分挺川人士認為是由於其華裔妻子趙小蘭家族與中國存在不當交易。

　　這些指責，沒有任何證據支撐，更沒有被司法機構調查或起訴，卻被挺川派傳得神乎其神，完全是“陰謀論”的套路。而因在川普“通俄門”事件中撒謊而被起訴與定罪（最近被特赦）的弗林將軍，則被挺川派視為“被陷害”的英雄。這些挺川派的標準，的確令人驚詫。

　　另外指出兩點：第一，美國外交政策方針的決定過程中，有影響力的不僅僅是美國總統與國務院，還包括其它有關部門與美國國會；其它國家要想通過賄賂等非法方法影響美國外交政策，其運作成本、被發現的概率、被發現後受懲罰的力度都是很高的。

　　第二，部分政治人物或親屬，如果在該政治人物在野時與外國存在利益瓜葛，在其當政後也會特別小心謹慎。川普本人在未當政時，與中國也有商業方面的業務往來，但在當政後就與其商業業務切割了。美國在這方面有嚴格法律規範，又有兩黨互相監督，局外人士真的不必為其操心太多。

　　再看不久前一個關於中美“勾兌”的特大傳言。

　　前不久一位中國著名學者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聲稱，中國在美國高層“有人”（有關系），可以在關鍵時刻幫上忙。這一說法引起全球輿論軒然大波，更被華人挺川派、美國右翼挺川媒體、甚至川普本人用來大做文章，支持他們關於民主黨高層與中國“勾兌”的指控。

　　但如果仔細看下他所舉出的例證，只不過是美方在一次公開活動的場地安排上提供的區區“小方便”而已，也沒有說明是民主黨人士所為，完全可以歸結為上面的第一類即雙方的公開渠道合法溝通，甚至算成“勾兌”都有點兒過分，更不涉及非法腐敗行為，有何值得大驚小怪的？

　　除此之外的所謂“證據”，該學者都故作神秘地宣稱“你懂的”

　　而不肯說明。實話實話，就算雙方真有什麽不法“勾兌”，也不是他這個層級的學者所能掌握的。筆者認為，他的說法只不過是一位嘩眾取寵者為了擡高自己身份的故弄玄虛而已，完全不足為信。

　　最後談談雙方的相互“滲透”問題。

　　以上這些，是否說明中方或美方完全沒有通過各種途徑對另一方進行各種“滲透”、影響對方外交政策的動機或行為呢？當然不是。實際上，在國際關系中，特別是在意識形態比較對立的兩個國家之間，這種相互“滲透”與影響是很常見的，甚至雙方都是心照不宣的。這里面，既有符合對方法律的公開行動，也有不符合對方法律的隱蔽戰線鬥爭，不必否定。

　　對於後者，雙方都會認真防範。但如果涉及到“非法”指控，還是得回到前面所說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尊重司法系統裁決，而不能從“陰謀論”角度自然采信某種說辭。即使是懷疑與指控，也不能隨意全部針對自己不喜歡的那一派政治勢力。1950 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造成的“人人自危”，是歷史醜聞，在美國主流社會也是被否定的。這一歷史教訓應該被汲取。

　　（首發於《FT 中文網》，2021/2/22）

　　如何全面評判川普的對華遏制戰略？

　　余智

　　很多華人自由派挺川（川普，特朗普）人士在此次美國大選中狂熱支持川普，是因為他們特別支持川普過去幾年的對華強硬政策。他們認為：美國 1970 年代以來的對華接觸戰略已經完全失敗，中國不僅沒有實現美國所期待的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反而利用美國這一戰略壯大了自身力量，反過來威脅美國領導地位與意識形態；川普及時扭轉了美國對華接觸戰略，重新對中國進行遏制與極限施壓，有力阻止了中國前些年的對內政策轉向與對外擴張趨勢。

　　筆者曾在《美國過去的對華接觸戰略失敗了嗎？》一文中論證了如下兩個核心觀點：美國以前兩黨都執行的對華接觸戰略，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都取得了顯著成效，不能視為失敗；中國前些年的內政外交轉變主要是內部因素造成的，不能歸因於對華接觸戰略的所謂“綏靖”。

　　本文將進一步論證如下核心觀點：部分華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對川普對華遏制戰略的偏好，過於簡單化了；應該全面評判這一戰略的產生背景、多重影響、歷史延續性及其與中國發展進步的關系。具體而言：

　　第一，川普的對華戰略轉向，在經貿方面具有主動性，但在政治方面具有被動性。這與其“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理念有關。華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對他的過高政治期望可能是“所托非人”。

　　第二，川普的對華遏制戰略，存在方向不同的多重影響：既在較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擴展、在某些方面“倒逼”了中國的經濟改革與開放，也在某些方面導致了中國經濟的“自力更生”與“內循環”、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對內管控的強化、在較大程度上刺激了中美兩國的民族敵對情緒。這一戰略對中國發展進步的總體影響是正是負，很難準確評估。而它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負面影響，則主要是由普通民眾而非既得利益階層承擔的。

　　第三，川普的對華遏制戰略，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從總體上看會被拜登政府延續，但部分策略可能會有所改變：兩國政治對抗會延續、經貿對抗會緩和，實質對抗會延續、口頭對抗會緩和，雙邊對抗會延續、多邊對抗會增強。

　　第四，中國這樣的大國的發展進步，應該主要依靠本國民眾的自身努力，而不能過分寄希望於外部壓力與幫助，特別是某個國家、政黨或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缺乏“普世主義”理念的外國政黨與政治人物。

　　（一）川普對華戰略轉變的主動性與被動性

　　川普的對華戰略轉變的主動性，主要體現在經貿方面。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與摩擦由來已久，已經持續了 30 來年。但川普以前的各屆政府，總能與中國達成某種妥協。川普政府與此前幾屆美國政府的最大不同，是對於對華貿易赤字的極低容忍度。

　　川普在其任期開始之前的競選中，就威脅要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采取嚴厲行動。上任之後則積極“兌現諾言”，對中方采取了極限施壓策略，並最終與中方開展了前所未有的貿易戰。在這方面，川普政府完全是采取主動進攻態勢的。這與兩個因素有關：

　　一方面，川普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國中西部地區的中低收入者，他們受中美經貿關系的負面影響最大：一是他們受雇的企業受中國廉價出口的嚴重沖擊，二是他們所在的相關制造行業的資本大量向中國轉移，導致工作崗位流失。

　　另一方面，川普個人對貿易逆差問題的認知比較粗淺，認為貿易逆差就是“虧本”買賣，而沒有意識到它會給國內消費者帶來巨大利益，這種利益甚至可能超過其生產商的損失，只是其國內不同利益群體的再分配而已。

　　當然，川普最終對於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采取強硬措施，也是國內不同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從中國廉價出口中受損的單個美國制造業企業及其員工所遭受的損失，遠超從中國廉價出口中受益的單個美國消費者的獲益，因此前者比後者有更強的動機遊說政府，對華采取強硬政策。

　　在雙方的經貿摩擦中，美方始終是主動性的、進攻性的，直到2019 年年底雙方達成第一階段協定。但協議涵蓋的主要內容還是淺層次的（包括中方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承諾不進行人民幣的競爭性貶值），深層次的問題（產業補貼、國有企業問題）不包括在內，有待今後的談判解決。

　　川普對華戰略轉變的被動性，主要體現在政治方面。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戰略走向一直是向美方靠攏，而美方是支持這種靠攏的。這種情況在川普上台執政之前的幾年中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是中國在內政方面向傳統社會主義模式與意識形態有所回歸；二是中國在外交方面從“韜光養晦”向“大國外交”轉型，並對外大力宣傳中國的特色體制優勢。這引起了美國戰略界的高度重視。部分戰略界人士發表文章，指責中國沒有發生美方期待的改變。而川普任期第一年即2017 年年底公布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中，則將中國列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

　　2018 年上半年，中國內政發生眾所周知的重大改變，國際社會與美國都高度重視。在隨後啟動的中美貿易戰中，美方將首輪打擊重點對準了中國的高科技產業（“中國制造 2025”）與戰略企業（如中興、華為），通過貿易戰打壓中國崛起的政治戰略意圖非常明顯。

　　貿易戰的這種政治戰略意圖一直延續至今。在當年年底，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重點批評中國的戰略發展走向，提出希望中國“重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道路。

　　2019 年香港發生了震驚全球的“反修例”事件，中美雙方的政治對抗也因此加劇。2020 年初，在中國首先爆發的新冠疫情擴展到美國並迅速蔓延之後，川普政府對中國的抨擊迅速升溫，雙方為此齟齬不斷，從互相口頭攻擊發展到互相驅逐新聞記者、關閉對方領事館，並在南海與台灣海峽頻頻發生對峙，雙方關系急轉直下。同時，川普政府高官紛紛直接出面，強烈抨擊中國執政黨與基本制度，將兩國關系推向了激烈對抗。

　　綜觀川普任內中美兩國的政治對抗過程，可以看出：川普政府對美國對華政治戰略的改變，帶有較強的被動色彩，多為因應中國內政外交的變化，相當於“對手變，我亦變”。如果擔任美國上屆總統的不是川普，而是希拉里，美國政府的對華戰略轉變也是大概率事件，盡管其轉變方式可能沒有川普激烈。從某種意義上說，川普只是“因緣際會”，充當了這一被動轉變的操盤手。

　　當然，川普任期最後一年即 2020 年疫情之後的對華政治攻擊，既有被動性，也有主動性。但這明顯帶有由於疫情控制不力而“甩鍋”中國、為競選連任造勢的策略考慮。這是對川普寄予政治厚望的華人自由派應該注意的。

　　同時還應該看到：中國各界對川普是否具有強烈政治價值觀一直存在較大爭議。川普本人在中美關系方面，對經濟問題的強硬表態很多，但在政治方面的強硬表態不多。政治方面的強硬表態，往往是其他美國高官所發表的（當然，對於這些表態是否是川普本人授意的，社會上存有爭議）。而且，川普在香港問題上的表態（尊重中國的處理方式）與美國政府其他高官乃至國會的表態基調都非常不同。

　　這也是對川普寄予政治厚望的華人自由派應該注意的。

　　此外更應看到：川普最重要的政治理念是“美國優先”，在外交上奉行的指導思想是“孤立主義”而非“普世主義”。這既可以解釋他與西方盟國在經濟貿易利益、軍事成本分攤等問題上斤斤計較的作風，也可以解釋他在對華問題上為何一開始“經硬政軟”、甚至對香港問題表態“軟弱”，只是在最後疫情影響其連任、不得不找外部因素作為甩鍋對象時，才開始在對華政治表態上異常強硬。這都說明了川普在對華政治戰略上的投機性。華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對川普寄予過高的政治厚望，的確有“所托非人”的嫌疑。

　　（二）川普對華遏制戰略的多維度與多方向影響筆者認為，熱朗普的對華極限施壓，至少存在以下五個方面、方向各不相同的影響。本文側重客觀描述這些影響，而不是對它們進行價值評判。從不同利益主體的角度來看，對同一影響的價值評判可能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

　　第一，在較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擴展。

　　在川普實現對華戰略轉變之前，中國積極對外投射國際影響力：

　　一方面通過“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五國、G20 等宏大項目與組織平台，對外投射經貿與政治硬實力；另一方面通過宣傳“中國模式、中國智能、中國道路、中國方案”，對外投射體制與文化軟實力。

　　但在川普對華實行戰略轉變、重新遏制與極限施壓之後，中國上述兩方面的國際影響力擴展都受到了很大打壓，開始從戰略“擴張”

　　轉向戰略“收縮”。

　　首先，從經貿與政治硬實力的國際影響力看。對外投資受到嚴重影響。其中，面對發達國家的、以獲取國外高新技術為目標的海外投資受到西方聯合“狙擊”，面對發展中國家、以獲取資源與戰略位置為目標的海外投資受到部分國家的警惕乃至拒絕，而普通海外投資則不得不更加慎重考慮國際通行投資規則（如反腐敗）。以華為為代表的戰略企業的海外市場擴張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關鍵部件與技術受到西方的“卡脖子”而面臨國內發展困境。部分在美上市的戰略企業受到美方調查甚至摘牌處理，國際融資受到重創。美國聯合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的強力“狙擊”，也讓中國的對外政治影響力受到負面重大沖擊。

　　其次，從體制與文化軟實力的國際影響力看。由於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正面強硬“狙擊”，中國不再宣傳 G2（兩國集團，即中國與美國）、“中美國”等與美國平起平坐、共治世界的提法，轉而強調無意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中國也弱化了“中國模式、中國智能、中國道路、中國方案”的對外宣傳，轉而強調不對外輸出發展模式，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模式與道路。中國的海外文化拓展重要項目“孔子學院”在美國與其它西方國家被迫縮減甚至停止運營。

　　第二，在某些方面“倒逼”了中國的經濟改革與開放。

　　這主要是中美貿易戰帶來的結果。

　　首先看內部改革方面。美國強烈反對中國依靠政府主導發展戰略產業的產業政策，特別是重點針對國有企業的大量產業補貼，指責這些對國際市場上的西方國家企業造成了“不公平競爭”，並聯合歐盟與日本連續八次發表針對中國經濟“非市場導向”的聯合聲明。基於這一外部壓力，中國降低了以“中國制造 2025”為代表的產業政策的宣傳調門，降低或取消了部分行業的產業補貼，並對外公開承諾對國有企業實行“競爭中性原則”。這些本質上就是更加依靠市場機制、遵循國際通行規則來發展經濟，對維護與加深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是有幫助的。

　　同時，由於中美貿易戰帶來的外部經濟環境惡化，此前幾年由於片面扶持國有企業導致的國有企業擴張、民營企業收縮的局面，進一步帶來了經濟的不景氣。國家領導層審時度勢，分別於 2018 年年底、2019 年年底召開專門會議，強調對民營企業的支持政策不變，並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新政。盡管這些政策的落實效果還存在爭議，但其總體方向是符合經濟市場化原則的。

　　其次看對外開放方面。在川普政府對華貿易戰的壓力下，中國在擴大對外開放方面也取得一些進展：一是進一步降低了面向所有國家的最惠國待遇關稅（當然中美之間由於貿易戰相互加征的額外關稅不在此列）；二是降低了部分非關稅進口壁壘；三是降低了部分服務行業的進入壁壘；四是通過舉辦進口博覽會、擴大對美采購等方式，增加進口；四是在國內各地推廣自貿區，並試辦海南自貿港；五是利用美國退出《環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以及與歐洲國家的矛盾，與周邊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

　　（RCEP），

　　與歐盟完成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談判。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擴大了中國的對外開放。

　　第三，在某些方面導致了中國經濟的“自力更生”與“內循環”。

　　川普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戰之後，又聯合西方國家共同圍堵中國。

　　其重要表現是全方位打壓中國高新技術與戰略產業的發展，限制中國相關企業的對外投資，並加強出口管制，限制中國企業獲得國外高新技術產品。這迫使中國為了防止被西方國家“卡脖子”，下決心在相關行業“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甚至啟動“舉國體制”、投入巨資發展相關核心技術。

　　應該看到：一方面，與通過正常國際分工、發揮比較優勢、重點發展部分核心技術、與它國進行交換的發展模式相比較，在眾多核心技術上都要防止被其它國家“卡脖子”，都要搞“備胎”，這種發展模式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通過“處處開花”“舉國體制”

　　的方式發展高新產業的核心技術，其效果如何，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不太理想。

　　新冠疫情爆發、中美關系全面惡化、中國出口短暫受阻後，中國進一步提出了“以國內循環為主”的對策。對於中國這麽一個大國而言，以“內循環”為主本來是正確的發展方針，中國過去二三十年過度依賴外貿的發展戰略也的確需要調整。問題在於：以“內循環”為主的總體方針，應該是大國經濟常態，應該與符合比較優勢原理的正常國際分工合作並存；如果它是與外部關系不和諧、關鍵技術頻繁被外國“卡脖子”後而被動采取的對策，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

　　無論是被動的“自力更生”還是被動的“內循環”，都有無奈色彩，與擴大對外開放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都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不利影響。這種不利影響，中國的既得利益階層當然要承擔一些。但為此而買單最多的、受負面沖擊最大的，還是中國的普通民眾（俗稱“韭菜”）。

　　中美貿易戰以來，特別是疫情導致中美關系全面惡化以來，中國外貿企業與上下遊企業，相關高科技與戰略行業的企業，上自企業高管，下到普通從業人員，其切身利益都受到了很大沖擊。外部經濟環境惡化導致的整體經濟的不景氣，也給普通民眾的生活帶來了切實的負面影響。

　　第四，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對內管控的增強。

　　川普政府對中國進行全面極限施壓，並在意識形態上激烈批評中國執政黨與基本制度。但這並未能改變中國的政治現狀，反而增強了中國公權力掌握者的危機意識，進而強化對內輿論與意識形態管控。中美持續交惡以來，中國內部對言論與意識形態的管控更加嚴格，對主張中美、中西方友好的人士（其中包括挺川的自由派人士）的相關言論的寬容度也顯著降低，部分媒體甚至將他們稱為中國的“投降派”而痛加批判。這都對他們的生存環境造成了很大負面影響，使他們的發聲更加艱難。

　　第五，在較大程度上刺激了中美兩國的民族敵對情緒。

　　川普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戰並進行全面、極限施壓之後，一再聲明其對華施壓只針對中國的公權力機構，而不是中國普通民眾。但這樣的聲明在中美兩國所起的作用都很有限，兩國的民族敵對情緒都被中美的高強度對抗調動起來了。

　　從美國方面看，美國社會對中國乃至對在美華人的不友好甚至敵視程度都在增加。特別是，川普政府對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在美華裔學者的大規模的“間諜”指控、調查，很多並沒有充分證據與理由（有媒體披露很多這樣的調查只是為了“調動”對華裔人士的懷疑氛圍），但在美國社會造成了對華裔人士的極大偏見、不友好乃至敵視，頗有 1950 年代“麥卡錫主義”的氣氛。這也被很多美國有識之士所批評。

　　從中國方面看，中國社會的對美敵對情緒也在顯著增強。盡管部分自由派人士特別看重美國的對華極限施壓對“倒逼”中國改革開放的作用，但很多中國普通民眾並不這麽看待，而是相信部分媒體的宣傳，認為美國的打壓就是基於擔心中國超越美國，就是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因而對美國抱有深深的怨意，甚至進一步遷怒於中國主張中美、中西方友好的人士，對他們進行人身攻擊。

　　總之，從以上各個方面看，川普政府的對華遏制戰略，對中國的影響是非常覆雜、多元，是多維度、多方向的。這一戰略對中國的發展進步，到底是正面作用還是負面作用更大，是很難精確判斷的。但它在經濟與社會方面的負面影響，主要是由普通民眾包括自由派挺川人士承擔的。部分華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對川普對華遏制戰略的偏愛與“衷情”，未免過於簡單化了。

　　（三）川普對華遏制戰略在今後的延續與調整

　　一方面，從總體上看，川普的對華遏制戰略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將會被拜登政府所繼承並延續。這一判斷的依據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中美雙方的戰略目標已經攤牌，沒有緩和的余地。

　　中國 2010 年代以來的內政外交轉變，已經讓美國兩黨與戰略界形成了高度共識：無論是從正面還是從負面來評價 1970 年以來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成效，中國目前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方向都是美國各界所不希望看到的。美國各界都已經明確表達了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根本目標，那就是希望中國朝著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方向發展，本質是希望中國采納西方的制度模式。

　　而中國已經明確告訴美方：美方應該尊重中國的制度選擇，希望通過對華接觸來改變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本來就是不應該有的幻想與企圖。基於前幾年美方對中國的強力打壓，中方已經不再對外宣傳“中國模式、中國智能、中國道路、中國方案”，而是強調尊重世界各國的模式與道路選擇。但中國自己則是表示要堅決走自己的道路，不會“照搬”西方的模式。

　　因此，中美雙方實際上都已經將自己的戰略目標清晰地表達出來了，不再有任何模糊；而且，雙方的目標是直接沖突的：美方想按照自己的意圖改變中方，而中方拒絕進行這種改變。在這種雙方戰略目標明晰化且直接矛盾的情況下，美方不可能再回到原先的對華接觸與友好戰略，而只會回到此前的對華遏制戰略。這是對雙方總體戰略態勢的一個判斷。

　　第二，中方的綜合實力已經發展為全球第二，美方已經不得不高度重視。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積極向美靠攏，加上綜合實力不強，美國積極通過接觸戰略，對中國進行融合與同化；即使美方對中方的期待不能完全實現，中國對美國的威脅也不大。但現在中方已經明確表達了不會朝著美方期待的方向發展，而且綜合實力已經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有潛在能力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因此，美方對中國必然高度警覺，不會再支持中國的“反向”崛起，而會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阻礙中國的這種崛起。

　　應該說明的是，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由於中國綜合實力日趨強大，盡管中國的內政外交轉變還不太明朗，美國實際上已經對中國開始有了警惕心理。因此，奧巴馬提出了“重返亞太”口號與“亞太再平衡”戰略，從經濟、政治與軍事各方面對中國加以防範。此後，中國的內政外交轉變日漸明晰，且綜合實力進一步增強，發展到了世界第二，對外影響力也日漸增加，美國兩黨與各界終於形成了新的對華戰略轉變共識，不會因執政黨的改變而改變，除非中國的內政外交方針出現重大改變（而這種可能性從近期看也是很低的）。

　　第三，近年來民主黨與拜登團隊多次明確表示讚同川普政府對華戰略。

　　川普執政時期，民主黨國會議員與重要政治人物多次公開表示，他們幾乎在所有內政問題上的主張都與川普非常不同，但在對華戰略上高度支持川普的強硬立場。近年來，每當中美產生激烈沖突時，特別是在關於香港、南海、台灣、新疆等政治議題上，美國兩黨的對華立場都異乎尋常的一致，民主黨的表態有時甚至比共和黨與川普政府更加激烈。

　　拜登團隊在此次美國大選的競選期間，也多次表明將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拜登所任命的國家安全團隊重要成員，包括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國家情報總監等，在國會的任命聽證會上，都紛紛表示中國構成美國的重要戰略威脅，將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其中國務卿布林肯更是明確肯定了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拜登的就職典禮邀請了台灣代表參加卻不邀請大陸代表參加，並在就職後一周內，史無前例地派出四艘航母在南海遊弋，更是集中表達了其對華強硬立場。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對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也將做出策略性調整。從目前各方面透露出的信息看，這種調整可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幾個方面。

　　1. 政治對抗可能延續，經貿對抗可能緩和。

　　拜登本人的政治價值觀比川普更加鮮明。中美雙方今後在政治議題上，包括人權、香港、台灣、新疆、南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投射等問題上，對抗將會持續甚至加劇。

　　而在經貿議題上，拜登政府可能不會采取川普政府那樣與中國激烈對抗的方式，而是會有所緩和。譬如，川普的關稅戰沒有達到降低美國對華貿易赤字的效果，原因包括：疫情導致美國從中國的醫療產品進口大幅增加；美方關稅針對中國生產商價格征收，而後者只占相關產品最終消費者價格的小部分，因此加征關稅對中國出口品的最終消費者價格影響不大。近期內拜登政府可能不會取消川普政府對華已經加征的關稅，以便將其作為第二階段中美經貿談判的籌碼，但也不會加大關稅戰，但今後通過談判降低關稅戰廣度與強度是可能的。

　　再如，拜登政府對於國際分工與資本流動帶來的美國制造業外流中國，可能不會像川普政府那麽極端反對，不會采取極端措施迫使制造業從中國回流，而會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包括比較優勢原則）與企業自主選擇。相應地，對於制造業外流中國給美國中西部“鐵銹區”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會通過其它經濟手段（如增強對失業工人的職能培訓、促進當地產業升級等）予以解決。

　　此外，拜登政府在部分不涉及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經貿領域，可能不僅不會與中方對抗，而且還會與中方加強合作。例如，在防疫物資的互通有無上，在減輕溫室氣體排放的經貿規則上，雙方都可能會加強合作。

　　但是，在與政治、軍事、國防相關的高科技與戰略產業領域，美國對中國的打壓應該不會放松。譬如，對中國相關產業的技術出口限制，對中國相關領域企業在美國市場上的銷售擴張、投資與融資的限制，可能都不會降低，甚至在某些領域還會增強；對中國在相關領域可能通過學術交流或秘密戰線等渠道獲得美國相關技術的防範力度也不會減弱，但會防止其發展為對華人的種族歧視。

　　2. 實質對抗可能維持，口頭對抗可能減弱。

　　在前述政治領域以及與政治相關的經貿領域，中美雙方的實質對抗會延續。但拜登政府可能不會再向川普政府那樣，在口頭上激烈批評中國，以避免過度刺激中國。例如，美方可能會批評中方在很多問題上的具體做法，但可能不會直接、激烈批評中國的基本制度、執政黨甚至國家領導人，不再赤裸裸地宣稱謀求改變中國的基本制度與政權。再例如，美國可能會采取一些實質性措施，支持台灣與大陸的對抗，但不再發表有關明示或暗示支持台灣與大陸分離、近似於制造“兩個中國”的有關聲明，等等。

　　3. 雙邊對抗可能維持，多邊對抗可能增強。

　　美國作為西方國家的領頭羊，在與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高度對立的中國的對抗中，一定會繼續處在最前沿。加上民主黨與拜登個人的鮮明價值觀導向，美國也會在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對抗中，繼續擔任領導者角色。因此，美國與中國在上述政治領域以及與政治相關的經貿領域的雙邊對抗，會繼續維持。

　　川普政府的對華遏制戰略，帶有很強的雙邊色彩。特別是在經貿方面，川普政府既與中國開展貿易戰，也與其西方盟國如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搞貿易摩擦，這就無形中削弱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統一戰線”。而且，川普剛上任就退出了 TPP,也削弱了與日本、澳洲等盟國對抗中國的陣線。這些都為中國達成 RCEP 與中歐投資協定創造了條件。

　　川普政府在經貿方面搞“統一戰線”的唯一成果，是美歐日三方連續八次發表的關於中國經濟“非市場化導向”的聯合聲明，但不具有強烈行動約束力。但在高科技產業、政治與軍事領域，川普政府在聯合西方盟國圍堵中國方面，的確取得了不小進展，特別是在新冠疫情爆發以後。

　　拜登政府與川普政府的顯著差異，在於更加強調與其西方盟友的合作，共同應對他們的外部“威脅”，這也是拜登團隊一直所強調的。因此，拜登政府會加強與其西方盟友的溝通，采取更加協調一致的行動，對中國進行遏制與圍堵。中國要想利用西方國家的內部矛盾對其進行分化與合縱連橫，在拜登政府時期可能會難以達到目標。

　　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的策略變化，具體內容如何？效果如何？尚需實踐檢驗。全球各國、社會各界包括筆者，都需要且行且看。

　　（四）中國發展進步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壓力

　　華人自由派挺川人士狂熱支持川普的對華強硬政策，對其促進中國發展進步寄予過高期望，甚至因此從感情上不願意美方改變領導人。這種情緒化的態度與認知是欠缺理智的，至少沒有意識到以下幾點。

　　首先，中國這樣的大國的發展進步，內因始終是主導，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

　　從理論與邏輯上說，大國相對於小國而言，體量大，慣性大，覆雜程度高，其發展進步，很難完全依靠外力的強迫改造，而只能依靠內部因素的綜合作用，也就是民眾自身的努力；外部因素要想起到應有作用，也必須通過影響內部因素來實現。

　　從中國近現代歷史與現實看，事實也的確如此。中國近代以來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強制打開國門，但列強卻始終沒有完全征服中國、將其制度強加到中國身上。當然，這可能不是由於當時的列強沒

　　有這一能力，而可能是由於那樣做的成本太大、效果也不會理想，因而得不償失。

　　中國近代以來的進步與現代化之路，包括共和取代帝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思想與觀念的開放與進步，都主要是依靠民眾自身的努力而完成的，外部壓力或幫助也是通過影響內部因素而實現的。

　　上個世紀 1950-1970 年代，中國曾與西方發達國家基本處於隔絕狀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遏制、圍堵與封鎖，除了加劇了中國的封閉與落後，並沒有真正改變中國，也沒有迫使中國打開國門、對西方開放。

　　1970 年代末中國開始的改革開放，是鄧小平意識到傳統發展模式只能導致落後，因而主動采取措施改變現狀的結果，而不是西方國家集體施壓的結果。1992 年鄧小平南巡重啟改革開放，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是由於中國領導人已經通過前期的改革開放，認識到了實現經濟市場化、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的好處，而主動采取的措施，而不是西方國家施壓的結果。

　　美國 1970 年代以來的對華接觸戰略，包括 1979 年與中國建交、2001 年協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都只是因勢利導，順應並幫助了中國的改革開放，而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根本動因。而且，這些幫助也是在中國當時的領導層願意接受的情況下，通過中國內部因素而發揮作用的。如果中國的領導層與多數民眾沒有改變現狀的意願，外部的壓力或誘導都很難起到作用。

　　其次，外部壓力的作用效果本身也是覆雜的，措施的強烈程度與效果的好壞大小並非直接掛鉤。

　　正如前文第（二）部分所言，最近幾年來川普政府的對華強硬施壓政策，固然在較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國對外影響力的擴展，並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但同時也加劇了中國經濟的“自力更生”與“內循環”，導致了中國對內管控的加強，並刺激了中國國內的民族情緒，其對中國發展進步的總體影響到底是正是負，是難以準確衡量與判定的。

　　特別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美關系全面惡化，川普政府無所不用其極地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但這並沒有進一步“倒逼”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動搖中國決策層的內政堅持，反而導致中國正式提出了“內循環”的方針，加劇了兩國的直接對抗，甚至一度導致了兩國之間的劍拔弩張乃至軍事沖突風險。

　　由此可見，外在壓力與措施的強烈程度，並非與其效果的好壞與大小存在直接關聯，

　　“適得其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政治是覆雜的，動機、手段與效果之間的聯系，有時並非那麽顯然。“政治是藝術，而不是科學”，誠哉斯言！

　　再次，對外部影響不能過度寄希望於某個特定國家、政黨甚至領導人。

　　即使對外部壓力推動本國的發展進步寄予厚望，也不能將全部希望寄托在某個特定國家甚至某個政黨與領導人身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這樣的“理想主義”非常濃厚、積極對外推廣“普世價值”的國家，在外交戰略上都要首先考慮本國的利益；在為其它國家的發展進步出力時，也要量力而行，考慮收益與成本，而不會不惜一切代價。

　　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其中的任何一個政黨與政治人物，哪怕是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極其濃烈，在考慮外交政策綱領時，也要首先考慮其本國民眾的認可程度，而不是外國民眾的喜好，因為其能否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外交理念，取決於本國而不是外國民眾。作為華人，對美國的某個政黨或政治人物投入太多的感情偏好，對其對華外交戰略寄予過高的期望，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總而言之，對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自身的發展進步應該主要依靠本國民眾的努力，而不能對外部壓力或幫助寄予過高的期待，更不能過分寄希望於某個特定國家、政黨或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奉行“本國優先”與“孤立主義”、缺乏“普世主義”情懷與理念的外國政黨與政治人物。

　　最後，筆者特別強調：本文側重從事實層面客觀分析川普對華遏制戰略的產生背景、多元影響、歷史延續性，以及中國發展進步的內因與外因的關系，以此論證部分華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對川普的政治期望可能“所托非人”、對川普對華遏制戰略的偏愛過於情緒化與簡單化，但筆者對川普對華遏制戰略自身、華人自由派挺川人士的價值觀自身，以及與此相關的中國內政外交政策方針，不進行價值優劣評判。筆者歡迎學術性的理性、溫和探討與爭鳴，但希望這樣的探討與爭鳴不附帶人身攻擊或上綱上線的批判。

　　（首發於《聯合早報》，2021/1/25）

　　華川粉現象的意識形態根源

　　杜延林

　　美國的川普支持者，川普確定敗選後，有人默默摘下了支持川普的旗子，承認敗選，雖然他們文化程度不高，但在民主制度的浸淫下，每兩年一屆選舉，他們已經習慣了接受失敗。而我們發現華川粉卻是另一番景象。華川粉的構成極其覆雜，包括了中國的大部分公共知識分子、人權律師及海外民運的所謂領袖或成員，以及大部分時政圈向往自由民主的普通網民。這是一種讓人匪夷所思的現象。我有一個錯誤判斷，以為大選結果出來後，他們也會接受現實，畢竟人應該有底線，做任何判斷都應該基本事實。當初川普當選，他們說川普是美國人民選出來的，盡管他不是簡單多數，但是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就是這麽設置的，我們應該信任美國的選舉制度。按照這個邏輯，他們應該承認這次大選結果，拜登不僅贏了選舉人票，普選票數也接近六百萬。但現在他們不再堅持這個邏輯。他們開始編造和傳播各種謠言，宣稱選舉中存在系統性的舞弊。他們依據中文圈各種謠言，信誓旦旦的宣稱川普一定能翻盤。

　　我們不理解，為了挺川，可以犧牲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任。他們認為這次大選是虛偽的，是骯臟的，有大量的舞弊存在。美國的主流媒體全部被收買，全部失去了公正。這還是美國嗎？還是民主體制嗎？還是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國度嗎？更吊詭的是，當世界上大多數的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紛紛發去賀電，承認拜登當選，他們竟然把這些國家或機構列入了黑名單，認為他們是邪惡的，而沒有發賀電的國家，比如俄羅斯，中國，才是正義的。中共大外宣做不到的，他們做到了。

　　吳強博士在推上說要對華川粉進行拉康式的分析，為什麽一些知名的異議知識分子，維權人士及民運人士，不惜為了挺川去否定美國的憲政體制？我認為這不是一種個別現象，它是一種集體文化現象，我們需要進行社會分析，看看中國的思想界到底出了什麽狀況。

　　本文試圖通過對八九後中國異議界政治思潮的演變，從意識形態層面對華川粉現象做出解釋。

　　任何一個極權政體，都不可能長期堅持極左路線，不管是波爾布特的柬埔寨，蘇聯的斯大林主義，還是文革期間的毛澤東主義。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任何體制要想生存下去，必須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但是他們建立的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不是憲政民主的資本主義體制，而是一種權貴資本主義體制。也就是說它必須右轉，才能維持，而且它在堅持口頭上的左翼路線，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必須引入一些右翼的觀念，才能維持它的存在，比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什麽大國崛起之類的說辭，去構建新的合法性。

　　比如說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西方社會是一個批判性的理論，到了中國它就變成維護性的理論。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是批判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的，那麽中國的西馬們也跟著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並用來維護本國的體制。在一次采訪中，哈貝馬斯對中國的西馬們用他的理論維護獨裁體制表示非常不理解。

　　馬克思主義畢竟是一種左翼思潮，而且隨著其信譽的崩潰，當局必須尋找新的合法性來源，以為右轉的體制作出辯護。於是他們引入了保守主義。代表人物就是劉小楓和甘陽，他們引進卡爾·施密特和列維·斯特勞斯的保守主義，為現有體制尋找合法性，甘陽提出了從孔子到毛澤東到鄧小平的所謂的“統三統”理論，劉小楓借助卡爾·施密特的理論，去樹立毛澤東國父的身份和地位。

　　中國還有大量的反體制人士，這些人的思想軌跡是怎樣的？

　　八九以後，首先是關於革命與改良的爭論或反思，產生了由李澤厚與劉再覆所提出的所謂“告別革命”論。

　　他們片面地總結了中國與蘇聯的紅色革命及法國大革命的所謂教訓，提出革命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流血，革命就是輪回，從而一般性地否定了革命，認為社會變革只能靠漸進式的改良。他們沒有看到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理念對全球及後世的正面影響，他們不提法國經過八十到一百年逐步建成現代憲政民主體制這一事實，片面渲染革命中的暴力成分，繼而完全否定法國大革命。他們把英美革命說成是漸進式的變革模式，以與法國革命的激進模式進行對比。

　　英美轉型是不是一場革命？是一種保守式革命還是激進式革命？

　　西方多數主流的歷史學家，比如戈登·伍德等認為，美國革命是一場激進主義的革命。那麽英國的轉型是一個漸進的改良過程，或者說一種自然演化的進程，還是一場激進的革命？一提到英國革命，大家總是想到光榮革命，其實光榮革命的作用是維護了 1640 年清教徒革命的成果。也就是說 1640 年的激進的清教徒革命砍掉了查理一世的頭並建立了共和國，但是共和體制並沒有成功維持，最後走向了克倫威爾的護國主軍事專制體制，進而出現了覆辟，保守派控制的議會請回了查理二世。但查理二世的回歸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極大的限制了國王的權力，進一步確認了“王在議會”和“議會至上”的原則和國王必須是新教徒的王位繼承原則，但是由於詹姆斯二世違反了這些原則，才導致議會不得不驅逐國王。光榮革命之所以沒有發生暴力，不是因為這些革命者不想采用暴力手段，他們請來了威廉三世的荷蘭艦隊，只是因為詹姆斯二世發現英國的常備軍已經控制在議會手里，他只好放棄抵抗。所以光榮革命不是一場人為設計的和平革命，它是一方放棄抵抗的征服。所以光榮革命的成果《權利法案》和《王位繼承法》，是 1640 年激進的清教徒革命成果的落實。沒有 1640年的清教徒革命，就沒有後來的光榮革命。如果說光榮革命可以看成是一場革命的較為保守的下半場的話，1640 年革命就是激進的上半場，談論英國革命，不可以只談光榮革命。

　　革命和改良的問題，遠不是“告別革命”那麽簡單，革命也未必等於暴力，實際上當代各國民主化轉型大多采用非暴力革命的模式，簡單地拒斥革命是一種誤導。

　　有沒有保守主義革命？有。德國的保守主義革命派所推動的革命直接導致了第三帝國的誕生。美國南方種植園主發動的也是一場保守主義革命，導致了以六十萬生命代價的南北戰爭。

　　第二個熱點思潮是所謂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在中國的流行，或者說奧地利經濟學派出身的這些政治哲學家的古典自由主義理念的覆興，而且兩者有意無意地被混淆。很多人喜歡拿奧地利經濟學來進行政治分析，用經濟學的某些預設代替價值觀，最後導向了斯賓塞主義，也就是市場經濟的存林法則。他們只從經濟效益和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問題，把一個低人權、無福利、財富高度集中極端不平等的權貴資本主義體制，當成完善的市場經濟來歌功頌德。

　　中國奧地利學派的信奉者認為自由的唯一作用是保護財產權。

　　自由就是保護財產權這個概念來源於洛克。洛克在《政府論（下）》

　　中的財產權概念有兩種表述，一個是 property，一個是 estate。前者包括 the life、the liberty 及後者。所以廣義的財產權本身就包括生命和自由。

　　狹義的財產權為什麽是地產？這個要追溯到哈林頓。哈林頓的《大洋國》中提到人們為什麽要去參與政治？人們要保衛自己的地產。如果遭受迫害和壓迫，沒有政治權利，可以移民，金銀細軟可以帶走，但地產帶不走。為了保衛自己的地產，就只好留下來參與政治。沒有地產的人就沒有動力參與政治，行使公民權利。他認為英格蘭的地產分布極其不公平，大量的地產掌握在教會和少數貴族手里，而平民只擁有少量土地。要想讓多數人參與政治，成為公民，建立共和國，就要平均地產。哈林頓從積極自由的角度，把平均地產作為建立共和國的必要條件。

　　奧地利學派把洛克的一個廣義的財產權概念偷換成了一個經濟學的狹義的財產權的概念，簡單地接受了洛克的自由就是保護財產權的結論。哈耶克特別反對社會正義這個概念，認為一切由市場交換來決定，社會分配是對私有財產權的侵犯。哈耶克熱對中國轉型的負面效應是不可忽視的，把自由與平等、民主、福利等等價值對立起來，對思想界的極右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國保守主義者另一個特征是提倡基督教化，提出中國民主化的前提是基督教化，非基督徒民主人士搞得都是假民主，所以，民運人士、維權律師和海外民運人士紛紛受洗，據說要效仿美國，因為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美國精神來源於基督教。美國真的是基督教國家嗎？

　　一談美國，我們就會說《五月花號公約》，說清教徒建立了美國。

　　可真正的清教徒（分離派），也就是天路客，1620 年來到殖民地時只有 100 多人，到 18 世紀初普利茅斯殖民地也只有不到 9000 人，所以天路客或真正的清教徒對美國整體的影響並不是很大，為什麽有清教徒建立美國一說，皆因布萊福德的《普利茅斯開拓史》，本書詳細記載了《五月花號公約》的簽署，他們如何從英格蘭到達普利茅斯建立殖民地，以及殖民地生活的歷史。

　　最先建立的殖民地是弗吉尼亞，他們是一群英國國教徒，但是他們並不十分虔誠，他們是來淘金的，所以，他們對待不同教派比較寬容。

　　1630 年，約翰·溫斯洛普等率領一批虔誠的公理會信徒建立了馬薩諸賽海灣殖民地，他們試圖建立一個“山巔之城”。他們建立了一種半政教合一的政權，只允許公理會信徒在此居住。

　　由於不滿馬薩諸塞的宗教政策和迫害，羅傑·威廉斯和安妮·哈欽森夫人離開馬薩諸塞建立了羅德島殖民地，最早實行了政教分離的自治政權。

　　同樣不滿馬薩諸塞對投票權的信仰限制，托馬斯·胡克建立了康尼狄格殖民地，並於 1639 年出台了第一部憲法性文件《基本法》，在殖民地首次落實普選權。

　　馬里蘭殖民地由天主教徒巴爾的摩男爵二世塞西爾·卡爾沃特所建立。由於天主教徒的人口少，為了不受大量新教徒的迫害，1649年，他起草了《馬里蘭寬容法案》，並敦促殖民地議會通過，繼羅德島之後成為第二個實行宗教自由的殖民地。

　　賓夕法尼亞殖民地是 1674 年由威廉·佩恩建立的，他是貴格會教徒。貴格會是一個激進的教派，他們追求公正的社會和純潔的教會，藐視傳統與權威，主張烏托邦似的平等與和睦，反對戰爭，在英格蘭為國教及其他教派所不容。威廉·佩恩在賓夕法尼亞殖民地實行宗教寬容政策，歡迎各教派來此定居，甚至包括來自德國、愛爾蘭及蘇格蘭的移民。

　　到了美國革命的時候，出現大量的自然神論者，比如說富蘭克林，傑斐遜，潘恩等。大覺醒運動的代表人物如愛德華茲、衛斯理等，吸收了敬虔派等宗教派別思想，而在美國建國後，出現了大量的新興教派，比如建立了猶他州的摩門教等。

　　美國精神來源於基督教這一說法是基督徒的自說自話。錢滿素先生曾說美國精神來源於基督教的世俗化，我認為不準確。從殖民地到美國建國，美國的宗教文化的特征是多元化，因為沒有一個占主導地位的教派，任何一個殖民地都很難實行政教合一，更何況整個美國社會。所以，除了馬薩諸塞，幾乎所有殖民地很早就實行了政教分離和宗教寬容政策。也就是說，美國精神在信仰上的體現就是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這和同時期的歐洲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信仰自由是自然形成的，而歐洲革命運動必須為信仰自由而戰，而這也恰恰是歐洲更世俗化的原因。

　　華盛頓曾經說過，美國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簽署於 1805 年的《的黎波里合約》也明確申明美國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很多基督徒會拿美國總統宣誓就職手按《聖經》說事，其實，並不是每屆美國總統宣誓時都手按《聖經》，在制憲會議起草的《聯邦憲法》中，一度寫入政府公職的任何儀式不得帶有宗教色彩，通過後的文本將此條款刪除。

　　有些基督徒拿一些文化元素生搬硬套於美國政治制度的解讀，實在是牽強附會。比如，劉軍寧曾經在一個講座里說《聯邦憲法》來源於《聖經》，其依據竟然是在制憲會議上富蘭克林為了平息紛爭曾提議在開會前找幾個牧師帶領大家一起禱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這哪是學術？

　　保守主義的另一種理念是反對平等，維護等級秩序，反對旨在提倡非歧視的所謂“政治正確”。為了否定人們平等的政治權利，他們刻意歪曲自然權利論，鼓吹什麽政治權利並非人的自然權利，並非基本的和必須的，提倡按照納稅多少甚至財產多少來享受政治權利，反對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甚至有人提議廢除婦女投票權。

　　自然權利論來源於斯多葛學派，其主旨是強調人的權利的合法性來源。不管是霍布斯、洛克還是盧梭，都認為人在自然狀態下具有與生俱來的，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這一權利或者是自然法所賦予，或者是上帝所賦予。但當人類從自然狀態進入了社會狀態，這種權利就轉化成了社會權利，需要人民簽訂契約組建政府去保護這些權利。

　　在社會狀態下，不再有所謂自然權利與非自然權利的劃分，更不存在自然權利更優先更基本的之說。最早對社會自由（權利）進行具體分類論述的是約翰·穆勒，他把社會自由劃分為：第一，意識的自由，即最廣泛的良心自由、在思想和感情方面，在實踐和理論方面，在科學、道德、神學和信仰等問題上的自由，發表和表達意見的自由；第二，個人旨趣的自由，即自由制訂個人生活計劃，以順應自己的性格，自己照自己喜歡的去做，實現個性的充分發展；第三，個人之間聯合的自由，如在經濟、貿易、生產、生活各方面的自願聯合。最後，政治自由的真正論據是它能造就高尚類型的道德品格，並為人的道德發展留有廣闊的活動余地。穆勒的功利主義論證並未為各種自由進行價值優先排序。而羅爾斯把人的自由劃分為基本自由和派生自由。基本自由就是憲法保護的那些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及政治自由。

　　人類自由觀有一個演進的過程，18 世紀人們的自由觀，特別是英美傳統中的自由觀，是強調法律下的自由。到了 18 世紀末及 19 世紀初，風起雲湧的民主革命帶來了更加積極的自由觀，人民要求話語權，人民要求政治權利，人民要求落實普選權。到了 20 世紀，大多數國家民主化後，人們開始要求全面的社會權利。美國黑人的平權運動，婦女的平權運動，再後來性別少數群體的平權運動等等，都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體現。

　　但是中國的保守主義者，刻意歪曲歷史，無視人類文明的進步成果，妄圖將人們帶回到 18 世紀以前，甚至回到亞伯拉罕時代。於是，他們有選擇地介紹推廣西方極端保守主義理念，刻意忽視歪曲西方主流的進步主義思想。他們大談埃德蒙·柏克的《法國革命論》，卻很少提及托馬斯·潘恩的《人權論》；他們熱衷於推薦哈耶克，卻故意回避甚至貶低羅爾斯；他們熱議拉塞爾·柯克，卻不知道戈登·伍德。在一只無形大手的操縱下，形成了保守主義的話語霸權。一時間保守主義成了真正的自由主義，以自由的名義反對平等，反對福利，對黑人穆斯林的歧視言論大行其道。他們的這套理論，與美國川普的支持者的理念，也就是川普主義，一拍即合。於是，他們無視川普滿嘴謊言，蔑視普世價值，破壞美國憲政體制的事實；他們一廂情願地誇大川普貿易戰對中共的打擊，卻選擇性忽視川普讚賞中共在“六四”、香港及新疆等問題上導致人權災難等惡行的言行；他們有些人本來是研究甚至參與底層維權運動者，卻站在白人至上主義立場上指責污蔑美國的 BLM 運動；他們將進步主義者污蔑為“白左”，將美國民主黨說成共產黨，因為希望川普連任，無原則地選邊站隊，制造傳播各種低級謠言，直至不承認美國的選舉結果，抹黑美國的憲政體制。

　　他們在事實和邏輯面前的選擇性失明，皆因其極右化的意識形態瘋狂，讓他們只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不符合他們意識形態的東西，一概否認。這種意識形態極右化的現象，既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局部或個別現象，它已經控制了公共知識分子、維權律師及民運群體，成為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最大障礙，也是華川粉現象的真正深層原因。

　　中國的民主運動走向何方？是文明進步的未來，是保守落後的過去，還是維持沒有民主、平等、人權和福利的當前秩序？是擁抱人類文明的成果，還是投入西方極端保守主義的懷抱？無論如何，中國民主運動的路要走下去，必須認清目前異議思想界意識形態極右化這一現實，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用真正的自由主義理念去占領輿論陣地。沒有一個秉持普世價值觀的正常的政治文明輿論環境，中國的所謂民主化進程，難免重走彎路，甚至南轅北轍。

　　（首發於《當代中國評論》特刊，2021/1/1）

　　海內外挺川華人的思想與社會根源

　　莫萊斯（Moreless）

　　川普的上台

　　2016 年，川普以一個政壇素人的面目橫空出世。在不被外界看好的情況下，居然一路過關斬將贏得了黨內初選。在民調落後，外界普遍認為競選對手希拉里穩贏的情況下，竟然以 306 比 232 的選舉人票數，一舉贏得了大選。

　　川普的當選，也意外也不意外。

　　川普的競選策略，是成功找到他的基本盤，就是中西部銹帶失落的廣大藍領白人。這些人屬於在全球化進程中失意的一族。川普的競選手段也很直接，就是直接拉仇恨和搞種族主義。這些人雖然以前也是共和黨的支持者，但是競選手段都沒有這麽赤裸。川普直接說中國人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又趁機吹起了種族主義的狗哨，說墨西哥移民多是毒販和強奸犯。所以趁機就要在美墨邊境修墻，還要找墨西哥政府買單。

　　川普多次發表歧視女性的言論。例如拿福克斯電視台女主持人Megyn Kelly 的例假說事。或者著名的抓小貓（grab them by thep***y）言論。或者在競選造勢會上模仿嘲諷一名有殘疾的記者。

　　川普的這些突破底線的行為都挺更令人不齒。但是在一些人眼中，這倒成了他敢想敢說，勇於承擔行為的證明。在傳統的比較有大男子主義的人看來，倒成了他很男人的象征。

　　川普的反政治正確，也讓一些平時想發表歧視言論和仇恨言論不能發表，從而感到言論受到壓抑的人找到了突破口。

　　中文輿論場和英文媒體的平行宇宙

　　2020 年五月底，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黑人 George Floyd 被警察當街用膝蓋壓死，引發了全美乃至全球多國反種族歧視的抗議浪潮。

　　美國各界紛紛譴責警察濫用暴力，以及應該檢討是否有系統性歧視。

　　但是在簡體中文媒體圈卻出現了一種與英文世界完全不同的生態。筆者所身處的輿論場，無論是微信群，朋友圈，還是推特中文圈，對這一運動多是持批評態度。他們說的無非就是是，黑人地位已經夠高了還想怎麽樣（從他們把 BLM 翻譯成“黑命貴”，就可以看出他們認為黑人覺得自己比別人高一等），不存在系統性歧視，BLM 就是打砸搶，其背後就是安提法或者索羅斯在搞破壞。這其實都是民主黨的陰謀，民主黨要搞亂美國，要在美國推行社會主義。因為川普常年灌輸，主流媒體就是假新聞，他們不相信主流媒體的任何報道，只相信右翼網站和小道消息。事後看來，所有的這些，就是為了給川普助選，用來收割川普支持者的話術。

　　所以他們在微信群里面傳播美國主流媒體上並沒有多少版面的黑人極右翼 Candance Owens 的言論，會傳播黑人右翼教授托馬斯·索維爾批評黑人的文字。他們會說 BLM 就是要讓白人給黑人下跪（其實黑人單膝下跪表示抗議，白人也單膝下跪表示感同身受），傳播一個右翼猶太黑人團體幾年前讓白人當街舔鞋的視頻，以及白人給黑人牧師洗腳的視頻，以此來證明，黑人就是要騎在白人頭上作威作福。

　　這種對事情認知的巨大偏差，讓我想起了 2001 年 911 事件發生時，還在上大學的我，中午在食堂打飯時，電視新聞播出飛機撞向雙子大樓的畫面時，人群里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我頓時感覺所在的非人間。難道這些歡呼的人，他們就沒有親戚朋友，或者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當時在那兩棟大樓里嗎？那些人做錯了什麽事，要無辜的送命？對於這種人神共憤的事情，還能歡呼雀躍，不知道教育出了什麽問題。

　　類比 George Floyd，他只是被懷疑用了一張假鈔，就被警察當街壓死。很多人還試圖證明警察當街殺人的合理性，指出這個人以前犯過多少次罪，還搶劫過老太太。但是他被殺的時候並沒有從事嚴重犯罪，肯定不能說警察殺死他有充分的理由。

　　對 BLM 及其後衍生的所謂取消文化的的反對，也催生了大量之前支持民主黨反對川普的人，驚呼學校太白左，民主黨控制言論，民主黨上台美國就要搞社會主義，從而轉向支持川普及其共和黨的政策。比如紐約的一個地產經紀。

　　利用一個社會事件，催生大量的川普支持者。其實在 4 年之前，2016 年二三月份就已經有過預演。當年的一個紐約華裔警官梁彼得，開槍走火打死一名黑人。在很多微信群的鼓動下，各地華人紛紛走上街頭，聲援梁警官，覺得他不應該被處罰。他們給的理由也很簡單，白人警察打死了黑人都可以免於處罰，為什麽華裔警察要擔責，所以這是種族歧視。

　　抗議遊行的人打出的口號有 All Lives Matter，他們對 BLM（黑人的命也是命）這個口號提出的背景不了解，卻提出反制黑人 BLM運動的口號 ALM，還以為 All Lives matter 就是眾生平等的意思。

　　還有一個口號是 Justice for all。比較有意思的是這個 justice forall。這就是認為，如果認為白人殺黑人可以脫罪，那麽亞裔殺黑人也應該脫罪。這不就是要求亞裔跟白人一樣可以擁有濫殺無辜的權利嗎，這是要求 justice for all，還是要求 injustice for all。正確的要求應該是要求對所有警察濫權的行為予以追究，嚴加懲戒，不分種族，這樣才能給後代一個公平的社會環境，而不是要求同樣不正當的white privilege。所以要說華人族群政治意識覺醒，要開始維權，從一開始就跑偏。

　　所以可以想見，有著這樣的價值觀，很多當初為了挺梁，在各地成立的微信聯絡群，後來都轉成了支持川普競選的群。

　　以下梳理了幾點海內外華人挺川群體的思想來源。

　　一、信奉國家主義和保守主義，自由至上主義

　　要梳理海內外華人群體為什麽這麽多人挺川，還得從八九十年代開始說起。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思想界也在進行啟蒙和反思。

　　於是出現了《河殤》這樣的否定大陸文明，肯定海洋文明，也就是肯定西方文明的紀錄片。在 80 年代，整個大陸思想界沈浸在這種向往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潮中。但是隨著 80 年代末政治變局，這種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思潮隨著政局的變化戛然而止。

　　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因為經歷了文革，多接受了啟蒙主義的古典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基石，主張個人為社會和法律的基礎。但是此波風潮經歷了八十年代末之後，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經歷了一次觀念轉型。具體表現為從啟蒙自由主義轉向為自由至上主義。

　　相對啟蒙自由主義將自由民主作為民族現代化工具的基本假設，自由至上主義將自由民主價值建基在個人權利基礎之上，其實是中國自由派思想質量的一個提升。但是受八九悲劇刺激和後八十年代政治壓力的雙重作用，這一時期的自由至上主義又深度結合了哈耶克自發秩序思想，實際上將自由價值的實現寄托給了某種自發乃至神秘的進程，放棄了主動的集體政治行動，主要觀點無非有了市場化，自由自然來。因此，自由至上主義的中國自由派，實際上更接近西方語境中保守派。

　　後來這群人把哈耶克奉為圭臬，對利伯維爾場進行盲目崇拜。自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來，自由派知識分子多傾向於國家主義（如鉛筆社），跟主流意識形態有某種程度上的靠攏甚至合流。這一批人普遍寄希望於在經濟上實行徹底的利伯維爾場化能夠帶來政治的自由化。包括很多西方學界和政界人士也持這種類似看法，但是經過近三十年的實踐，這條道路已經被事實證明了是行不通的。

　　2008 年，北京奧運會美輪美奐的開幕式，重新燃起的大國崛起夢想。中國人已經仿佛遠離了那一個火紅而瘋狂的革命年代，可以毫無顧忌地批判極左的荒謬敘事。國家主義因此發展到了一個極致。

　　那一年，一位叫劉軍寧的年輕學者開始嶄露頭角。他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系列講座，悄悄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作為崛起中的意見領袖，（曾經因為參與簽署零八憲章，而遭到中共點名批評）的劉軍寧，帶領中國大陸自由派滑向了保守主義。

　　劉軍寧為了證明其右翼保守主義的合理性，極力證明納粹不是極右，而是極左。

　　西方的保守主義，在不同的語境下，或者不同的歷史階段，擁有不同的含義，但它們都有類似的本質：是一種強調既有價值或現狀的政治哲學。保守主義一般是相對激進而言的，而不是相對進步而言的。保守主義並不一定反對進步，只是反對激進的進步和徹底的顛覆，寧願采取比較穩妥的方式。其特色為重視已建立之體制並加以維護或者小修小補，並且尊重傳統為不同時代所累積智慧結晶而非累贅。

　　而大陸知識分子像劉軍寧，蘇小和推崇的保守主義，是一種以基督教價值觀為導向的保守主義，就是宗教保守主義。他們主張要恢覆以基督教傳統價值觀為立國之本，也就是反對一切進步文明的共識，像反對關注弱勢群體，反對給弱勢群體一定的救助，反對墮胎，反對同性戀婚姻。他們要捍衛的是這樣一種價值觀。

　　而西方政治文明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城邦制度以及民主制度。被宗教統治幾百年的中世紀，是西方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西方通過文藝覆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好不容易才擺脫了宗教對政治的操控，實現了政教分離。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明確說明了國會不許立法確立國教。《的黎波里條約》里面也明確寫明，美國不是基督教國家。

　　《的黎波里條約》(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Bey and Subjects of Tripoli ofBarbary)簽署於 1796 年，是美利堅合眾國與的黎波里(今利比亞)之間為確保商業航運權和保護美國船只在地中海免受當地巴巴里海盜侵害而簽訂的第一個條約。

　　它由熱心的傑斐遜共和黨人喬爾-巴洛撰寫，1796 年 11 月 4 日在的黎波里簽署，1797 年 1 月 3 日在阿爾及爾（第三方見證）簽署。

　　1797 年 6 月 7 日，美國參議院未經辯論一致批準，1797 年 6 月 10日由約翰-亞當斯總統簽字生效。

　　在關於宗教在美國政府中的作用的討論中，該條約經常被引用，因為在美文版第 11 條中有一條規定：“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的”。

　　而現在這些人，胡說什麽美國的立國之本是基督教文明，極力要做一些類似政教合一的事情，實在是要讓美國倒退幾百年。

　　美國有很多華人新教教會是基督教里面比較保守的福音教派（Evangelicals），基於其出自於聖經的原教旨觀點，相信川普是神選之人。這些川普支持者也可以歸為支持保守主義價值觀的一類。

　　二、美國燈塔主義

　　海外華人在政治上“川化”且反文明的原因在於燈塔主義(Beaconism)，就是以美國的制度作為燈塔。這批人是在改革開放之初以來受的教育，基本上受到的教育都是以西方教科書為主，思維都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接受的是以絕對利伯維爾場經濟為主的自由主義經濟流派，主要是新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信奉利伯維爾場經濟是好的，政府越少幹預越好，應該是小政府少幹預少福利。這跟他們的父輩一代主要受毛式共產主義的教育截然相反。所以這些人相信毛式的社會主義大鍋飯的左，跟西方主要是美國的自由派強調的社會公平，照顧弱勢群體關注女權、關注 LGBTQ 群體的權利的左是一回事。從而對民主黨所宣傳的“左派”觀點，產生天然的反感，而去天然靠攏比較右的共和黨。

　　燈塔主義者，因為受教育的原因，覺得美國是自由世界的燈塔，覺得美國什麽都好，美國人選出來的總統肯定也是一貫正確，這也是很多民運（反體制）人士的認知。只要一旦認定川普是正確的，就處處維護川普的做法，覺得他做的一切都對，從而完全拋棄了道德觀和常識。所以他們會否認美國存在系統性歧視，所有對美國制度的批評，都被人是要抹黑美國，搞亂美國。

　　但是同樣是這些人，在大選之後宣揚大選舞弊的陰謀論，攻擊美國的民主制度，阻撓正常選舉產生的選舉人團認證，直至發展到了 1月 6 日圍攻國會。這個時候這些人就不再覺得美國是燈塔了，確實還挺諷刺的。

　　三、犬儒主義橫行，對弱勢群體缺乏共情

　　從 90 年代開始，整個社會逐漸拋棄了理想主義。由於信仰的真空，導致一切向錢看，也就導致了犬儒主義的盛行。最常見的說法，比如說，“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大陸的犬儒主義發展到極致，就誕生了“白左”這個名詞。白左是一個中國本土之上土生土長的詞匯，並經過價值觀輸出到了西方世界。

　　根據據維基百科對白左一詞的解釋：

　　傳播學研究者方可成認為，該詞最早由人人網用戶“李碩”開始使用，李碩 2010 年在人人網發表了文章《西方白左和中國愛國科學家的偽道德》。此一名詞經過演化和概念變形，其實最早“李碩”

　　使用時的語境是用於政治經濟語境下的左派指白人中的共產主義者。之後名詞概念演變發生了換軌，至今其“左”是指世界主義或平等主義等人的權利面意涵為主的軌道上之左右派，與經濟思想的左右派無關。

　　今天，白左這個概念涵蓋了包括世界主義，民權運動在內的西方憲政左派人士。這個詞語一出，所有一切的關注弱勢群體，關注移民群體，關注少數族裔的舉動，都會被罵成白左，聖母婊。

　　他們會懷疑一切做善事的動機，覺得這樣的人虛偽。誰會不愛錢，不愛錢的人一定是裝的，很虛偽。導致一切發揚人類善心的行為被污名化。常見的歪理有，你這麽關心移民，怎麽不把移民領到自己家里去？這是典型的模糊了公共領域問題和私人領域問題的界限。

　　犬儒主義也體現在一些對現實問題的判斷上。政客道德沒有瑕疵，會被批為“虛偽，偽君子”。政客品行不端，侮辱女性，卻會被讚揚，真小人，真性情，沒有偽裝。增加 H1B 名額的民主黨，遣返非移數量比川普還多的是奧巴馬，卻說民主黨只會大量引進非法移民。提高 H1B 申請門檻，停發 H1B，減發 F1 簽證的川普政府，他們會說川普只反對非法移民，對華人有利。民主黨說要發 2000 元紓困金，他們說民主黨就會慷納稅人之慨。川普說要發 2000 元紓困金，卻變成了川普勤政愛民。

　　四、極為推崇秩序，反感群眾運動

　　經歷過文革的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本能地反感各種挑戰現有秩序的行為。也對群眾運動保持著戒心。所以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跟左翼工人運動保持著距離。所以他們會輕而易舉，把黑人反抗運動，當成是搞文革。

　　很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劉瑜在 2018 年 metoo 運動興起時，指出 metoo 運動在中國存在的諸多不足，並表示了對運動擴大化的擔憂。並且把 metoo 運動類比為文革貼大字報。但是了解 metoo 運動的人，就知道劉瑜這種類比式不恰當的。

　　劉瑜還認為好萊塢為首的大眾文化，充滿了性暗示，以此為性騷

　　擾開脫，好像女性穿著暴露，交的男朋友多，別人隨便碰幾下就很正常。散播一種完美受害者理論，認為女性被侵害，女性也有責任。

　　如此種種，說明一些作為意見領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無論是事實判斷上，還是價值判斷上，都落後於時代，出現了比較大的偏差。

　　中國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這個概念，最早起始於2004《南方人物周刊》評選““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 50 人”。早期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於向公眾普及現代西方文明政治理念，啟迪民智，起了一定作用，這些人多數是高校或者學術機構的學者，敢於表達個人見解，有些觀點不同於主流官方意識形態，也敢於向官方正統觀點挑戰。一些人的出版和在媒體上表達的權利收到了當局的限制和打壓，也得到了相當多的人同情。

　　而今時今日，尚存言論空間的所謂自由派公知，對於公權力，並非持強烈的批評立場，很多人也是體制內編制，所以跟權力之間的態度就有著些許曖昧。有些人甚至可以因為自己的名氣和地位得到一定的利益。這樣與體制並存，其批判意識就更為弱化。另一方面，多數體制內公知，並不反體制，還是寄望於體制內健康力量走改良路線。基於精英主義的立場，知識結構陳舊，又本能的與社會運動，平權觀念等左派立場產生排斥，從而導致與草根群眾的需求產生嚴重脫節。自由派公知的主要目標，變成了排斥極左派或者毛左對於當局政策的影響，這些努力，對於當局政策的影響並不顯著。如此下來，公知一方面想要充當意見領袖青年導師希望代表民意，另一方面又做著維護體制的事。這種尷尬的境地

　　一時半會也改變不了。公知剩余的影

　　響力可想而知。

　　白左敘事的推出，更給自由派知

　　識分子和社會運動之間添加了一道屏

　　障，精英階層跟社運之間更加疏離。

　　所以當共和黨和川普高聲叫嚷

　　Law and order 時，廣大華一代紛紛跳

　　坑。而此跳坑的結果，直接導致了 1 月

　　6 日，川普支持者圍攻國會，這個時候

　　就不再講究法律與秩序了。

　　五、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相比於國內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挺川普多是基於理念。海外華人第一

　　代挺川普多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 2016 年的數

　　據，支持川普的選民，以沒受過大學教

　　育的白人男性居多。在華人一代移民

　　中，有大量的高學歷人群，所以這個統計，對華人社區不適用。這是為什麽呢？

　　改開後出國留學工作的這一批人，本身在國內就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一類人。他們受到的教育，也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堅信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在學校里學到的東西，都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混合體。不會去關注弱勢群體，和少數族裔。對待宗教團體和難民群體，要不是漠不關心，要不就是采取一種敵視的態度。國人提倡的自力更生和對不勞而獲的反感，一旦跟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起來，就變成了敵視現有的福利制度。

　　而且這些人的起點，跟普通民眾的平均水平比較來就高一些。這些人到了國外，通過取得高學歷學位，可以獲得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結果他們會誤以為自己的一帆風順的道路，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得來的，跟大環境無關。所以這些人會抱著“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的想法，對待美國的窮人和少數族裔。他們會覺得黑人爛，犯罪率高。

　　對美國社會歷史的不了解，也會讓他們覺得美國已經沒有系統性歧視，黑人的社會現狀都是黑人社區自己不努力才造成的。

　　國人的習慣性思維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個用在第一代華人身上十分貼切。他們不關心分配是否公平，只操心別人是不是比我多拿了一點。他們也不會操心弱勢族群是否能夠生存，只要自己能過安穩日子。

　　根據破破的橋最近一篇文章《誰跟你是同胞？華人反 S386 法案前後》，廣大華人一代移民，只關心眼前的一點迎頭小利，而不關心大環境是否對整個華人社區有利。為了所謂的不讓黑人跟華人搶占教學資源，反對 AA。為了印度人不跟中國人搶占綠卡資源，反對S386。但是卻不操心 H1B 提高門檻，H1b 發放被暫停，親屬移民要被取消，或者 F1 簽證大幅縮減。原因是他們自己已經是高收入人群，自己也已經過了 H1B 的階段，所有的這些限制都對自己有利。這是典型的好不容易擠上了公交車就不想讓別的人在上來的所謂“公車效應”。

　　2016 年以後的 F1 簽證人數逐年下降，2020 更是少得可憐對於大統領口中的“中國病毒”，造成了別的族群對華裔乃至亞裔社區的敵視，他們會說大統領是真性情，說的是事實。而反對使用“中國病毒”的字眼，他們反而會說這是白左的政治正確。簡直無語。

　　在美國的華人一向被主流社會認為是模範少數族裔（modelminority），但是這個模範少數族裔本身，就是主流社會強加給少數族裔的一種刻板印象。既然是 minority，就給人一種 minor（不重要）的感覺。就是亞裔族群給人的整體印象就是埋頭苦幹，學習和工作都很好，從不惹事。

　　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就是優勢人群套用在亞裔頭上的一個枷鎖，也是一種刻板印象的話術，意思就是這是老老實實，不惹事生非的一個族群，就是讓這些少數族裔的聲音不被人聽到。同時也分化了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的關聯。

　　耶魯 20 歲的本科生黃艾琳(Eileen Huang)，明確表示華人社區應該支持 BLM。她寫的文章《“我們和非裔站在一起”耶魯華裔學生寫給爸媽和華人社區的公開信》在公眾號美國華人發表以後，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

　　在信中，她譴責了亞裔美國人的沈默，以及公開歧視美國黑人的刻板印象的文化，並且呼籲華裔應該跟非裔一起，攜手同種族主義作鬥爭。據作者透露的後台數據，她的文章已被閱讀了 26 萬次，並被分享了 15 萬次。

　　而以黃艾琳父輩為代表的第一代移民，多數對這種看法不以為然。以另外一篇文章《淩飛：我們和美國民眾站在一起》為代表的華一代反對意見也在網上廣為流傳。黃艾琳本人被保守派批判為“白左”，“政治正確”，“上了藤校也不是精英”，“背叛了自己的父輩”之類的批評不絕於耳。

　　黃艾琳本人則遭到人肉搜索和網絡跟蹤，家庭住址遭到了泄露，為此其父母為了安全起見特地安裝了攝像頭。

　　而且淩飛的另外一篇文章《華二代為何變得荒謬(1)左派教育只講外因不講內因》，直接指責美國的藤校都是白左學校，把進去的學生都教成了白左學生。公然否認《獨立宣言》，說什麽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華二代變得很荒謬。只強調機會平等，不講求結果平等。推銷“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所以活該受窮”之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從而漠視，完全強調機會平等就是叢林法則的事實。

　　而且這些人還強調不同種族的智力存在基因差異，當時有一個某圈大佬在推特上也發表了另一番高論：“除了外在體貌差異以外，人的內在差異受不受基因的影響。人的心智，人的大腦受不受基因的影響？如果某個種族的人智商更高一點，這是可以測量的，那不是跟他們的基因沒有關系。那（智商）比較低的那些種族，就是因為他千百年來長期受壓迫受系統性歧視的結果嗎？今天的科學無力解釋不同種族之間為什麽有差異，但不能因此否認不同種族有差異這一現象本身。”他強調種族之間的差異是基因造成的，卻不能理解政治上的種族“差異”是怎麽被制造出來的。不同種族之間當然有差異，並且科學解釋也很簡單。問題在於，如何看待這種差異，這種差異是多元世界而非單一世界的切實證據。這一世界只是被有話語權的人構建成了適合他們的樣子而已。

　　六、受挑動情緒的社交媒體謠言蠱惑

　　社交媒體由於其排他性的回音壁效應，或者叫信息繭房。導致觀點相近的人抱團在一起，而跟大多人意見的人責備邊緣化。導致被社交媒體分化的人群都越來越極端。

　　謊言重覆了一千遍就變成真理，同一個謠言重覆了無數遍，就會有很多人信以為真。

　　而有些機構為了影響大選故意制造的謠言，卻每每刺激著信息繭房里的每一個人。比如男女同廁的謠言，每四年肯定出來一輪。比如加州偷竊 950 元以下不定罪，或者是激進性教育，鼓勵青少年變性的謠言，也是周期性地出現。所有這些謠言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刺激華人家長，引起他們的恐慌和憤怒。人一旦選擇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對不同意見就會視若無睹。而川普重覆了一遍又一遍的“民主黨要搞社會主義” 的敘事，也一次有一次地刺激著反體制的人更加反對民主黨。大選舞弊的謠言，也驅動著大量的華川粉，認為拜登是靠舞弊上台的。在他們眼里，不僅民主黨被收買，主流媒體被收買，高科技公司，社交媒體巨頭被收買，大法官也被收買，彭斯被收買。

　　就連川普本人，也已經是背叛了其初衷的叛徒。所以在陰謀論和謠言社區 QAnon 的驅動下，激進川粉什麽的做得出來。現在還有人相信，川普會在 3 月 4 號就職呢。所以，有些對謠言深信不疑，病入膏肓者，還真不知道怎麽醫治。

　　對華人川粉成因的一種社會民主主義透視

　　王江松

　　一

　　川粉，不同於一般挺川者，更不同於共和黨的傳統基本盤，而特指具有如下（一個或一組）特征的一群人：

　　1. 深信川普是天選之子，或是拯救美國免於衰敗、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不二人選，是歷史上足以躋身拉什穆爾山群雕的偉大總統。

　　2. 川普贏得了 2020 大選，但被拜登民主黨犯罪集團以系統性的舞弊偷走了勝利果實。

　　3. 川普總統擁有一切合法權力和手段來反轉大選舞弊結果，包括宣布緊急狀態、軍管、抓捕拜登民主黨人和背叛的共和黨人，直至訴諸於人民推翻暴政的武裝起義。

　　4. 各州、最高法院和國會的共和黨人，副總統彭斯和川普政府的大多數成員，參謀長聯席會議……依次背叛川普和美國憲法，美國國家政權被深層政府全部攻陷和掌控。

　　5. 雖然如此，一切都在川普總統的預料和掌控之中，劇本早已寫好，只不過讓隱藏的大鱷一一暴露出來而已，種種跡象表明，川普總統將率領軍隊和人民將其一網打盡。

　　6. 即使拜登於 1 月 20 日成功就職，川普也雖敗猶榮，川普主義已經深入人心，川普和他的人民必將勝利歸來，讓美國再一次偉大。

　　7. 最後川普指控 1 月 6 日國會山上的暴力行為和暴徒，承諾和平、有序、無縫交接總統權力，表明川普背叛了自己，背叛了川普主義，背叛了信仰和上帝，背叛了支持他的人民，理應受到嚴厲的懲罰，一個極右翼組織甚至憤怒地喊道：「吊死懦夫總統！」以上七個特征，具有一定的前後因果聯系，即可以由後一個追溯到前一個，但有了前一個不一定有後一個，如果能夠根據其他約束條件止步於某一環節並抽身而退，就是程度較輕的川粉，只有堅持到第七個特征的，才是極品的川粉。

　　關於美國川粉的成因，就由美國人自己去分析。本文關注的是，是什麽原因讓華人川粉異常亢奮、高潮叠起，成為川粉隊伍中一道格外亮麗的風景？為什麽會有那麽多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政治反對派、海外民運、異議人士、啟蒙公知、意見領袖、自媒體人、人權律師、網絡大 V……成了狂熱的、不願回頭的、雖九死而不悔的川粉？

　　二

　　首先來分析華人川粉的表層思維邏輯和價值觀。

　　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來，西方自由主義第二次傳入中國。20 世紀之初由嚴覆、梁啟超、胡適等人傳入中國的自由主義，都或多或少帶一點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但這一次則完全以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新自由主義（20 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或原教旨自由主義）為絕對主流。最近十余年來，與世界範圍內出現的政治極右化逆流相呼應，在中國一直沒有取得話語主導權的保守主義思潮也突然高歌猛進，英國人柏克、德國人施特勞斯和施密特、美國人柯克以及基督教基要主義和福音主義，在中國變得大紅大紫。

　　按照中國的右翼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理論預設，凡是在它們左邊的，都是理性建構主義，都是致命的自負，都志在破壞利伯維爾場經濟，都必然成為通往奴役之路、導向極權主義。左翼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白左政治正確、共產主義以及美國民主黨、歐洲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這些東西性質相同，只有程度差異，彼此可以劃等號。它們都是對自由世界和西方文明的腐蝕和威懾，必須嚴加防範和打擊。川普政府和川普主義就是對走火入魔的、極左化的西方進步主義運動的撥亂反正，而拜登、民主黨和美式自由主義（左翼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必定會將美國社會主義化和共產主義化，從而顛覆美國的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制度，使美國淪入極權主義的深淵。

　　中國極右化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與美國極右化的保守主義即川普主義在價值觀上的同構性，是華人川粉得以產生的第一層次的原因。

　　三

　　普通挺川的人或者共和黨的基本盤，絕大多數都不是狂熱的川粉。隨著選後川普團隊一系列起訴拜登、民主黨選舉舞弊的訴訟接連失敗，一步一步地展示出事實真相和法理邏輯，他們都比較平靜地接受了川普敗選的事實和結果。但是少數極右翼組織不願意和不準備接受。他們不接受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與他們的生存和命運息息相關，他們認為自己是直接的政治受害者和利益受損者，獨有一大批美國推特上和中國微信里的華人，雖然絕大部分與美國大選沒有直接關系，卻以一種高漲的國際主義精神，不依不饒地追責大選舞弊，鼓動川普戰鬥到底，甚至不惜以顛覆美國現存和正常運行的憲政民主法治秩序的方式，以政變和革命手段來達到川普連任總統的目的。他們不惜破壞他們一直向往的美國憲政民主制度以捍衛川普的權力，而當這一目標實現不了時，就誇張地宣布美國已經淪陷，民主的燈塔已經熄滅。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這就要追溯到更深層次的思想感情了。

　　原來，這些身處大洋此岸的川普擁躉們，雖然可以以彼岸的白左（拜登和民主黨）為假想敵，盡情和任性地予以口誅筆伐而沒有絲毫風險，但在真實的生活中，卻無時不刻必須承受此岸的打壓，令他們切齒痛恨而又無可奈何。無邊的黑暗一眼望不到頭，以自己的力量走出這種黑暗，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令人精神一振的是，大洋彼岸的同道中人，川普政府、共和黨人、美國樹大根深的右翼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卻是有力量的，並且自川普執政以來，通過貿易戰等方式重拳出擊，一掃過去數十年來的綏靖主義！俗話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何況川普還與我們有相同的價值觀呢？美國是世界的燈塔，是世界的救星和希望，美國垮了，世界就會被魔鬼統治了，讓美國再一次偉大起來，才能夠拯救中國人民和自由民主世界。這是正邪之戰，這是人類命運之戰，我們不站在正義一邊，竭盡全力支持川普戰勝與邪惡國家勾結起來偷竊選票的民主黨叛國集團，難道我們甘心世世代代為此岸之奴嗎？

　　只有這樣一種深刻的代入感，這樣一種痛徹心扉的緊迫感和危亡感，才能解釋華人川粉這麽不把自己當外人，這麽全情地投入，這麽全天候的關注和吶喊，這麽歇斯底里地搧風加油，這麽不假思索地相信、接受和極力轉發各種荒唐的謠言，而對各種如頭上虱子一樣明擺著的事實視而不見，並且反覆聲稱自己就代表了真相、真理、道義和正義，而反對者都是喪失了起碼良知的人，是五毛和大外宣，至少客觀上是與魔鬼同向同力的傻瓜和蠢貨。

　　四

　　但是，為什麽另一些數十年來同樣追求自由民主並且處境也同樣糟糕的中國人卻沒有成為川粉呢？這里面既有對川普、川普政府有褒有貶的人，也有反感川普、川普政府和共和黨但對拜登團隊和民主黨並不寄予厚望的人，還有支持民主黨理念和政策的人，他們基於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規則看待這次美國大選。難道他們都變成了大大小小的五毛和腦殘嗎？

　　這就需要更深層次地挖掘華人川粉的成因。

　　華人川粉為什麽把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川普這個主張白人優先、美國優先的外人身上了？因為他們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對中國人憑自己的努力獲得自由民主失去了信心，抓住一根好像能夠救命的稻草就當作神來崇拜。

　　他們為什麽對自己和所有中國人都失去了信心呢？那不是因為中國人真的沒有自我解放的可能性了，而是從他們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出發，他們看不到任何希望，除非上帝和耶穌來救贖這片罪惡的索多瑪之地，除非有川普這樣的大力神，來清掃這個骯臟的奧吉亞斯牛圈。

　　因為他們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是偏右的甚至是極右化的自由主義和精英主義，在他們眼里，大眾要麽只是消極被動等待拯救的一群，要麽就是被極左分子煽動起來造反、搶劫、殺人的烏合之眾和暴民。我在 2013 年就把這種自由主義稱之為「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最近左翼自由主義者張雪忠稱之為「中國特色的保守主義」。之所以是「中國特色」的，是因為它雖然表面上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勢不兩立，其實都是歧視和蔑視民眾、高踞於民眾之上的，兩者遵循非常相近的深層政治邏輯。

　　他們完全地、無批判地繼承了毛左、極左的左右二分法，只不過顛倒過來予以評價而已：他們欣然自認就是右派，而右派就是正確的、好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左派，無論以什麽面貌出現，都是錯誤的、壞的、通往奴役之路，即使是西方同樣反對共產主義的中左、憲政民主左派、社會民主主義，也是虛偽的，必然會導致極權主義；即使是左翼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現代自由主義、新政自由主義、進步主義，只要它們在左邊，就會不可避免地向極左方向演變。

　　在他們的眼里，在他們的思想政治光譜里，完全沒有憲政民主左派的位置。不言而喻，當他們把所有左派都推到極左之後，他們也就把自己推到極右的位置了。

　　他們在低人權和奴役之地反對積極自由和實質平等，在全球基尼系數最高之地、在教育養老醫療居住領域的公共產品極度缺乏之地反對福利、再分配和社會保障，在遍布血汗工廠之地反對獨立自由民主工會，在官商勾結、權貴官僚資本專制之地反對集體維權和罷工抗爭……

　　他們所理解的憲政民主只是保護私有財產、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企業經營自主權和按資分配的憲政民主，而不同時也是保護勞工權利、底層民眾權益、勞資平權和共享市場經濟成果的憲政民主；他們對於底層民眾的政治參與要求，充滿了恐懼的記憶，認為只要民眾一起來，就必然會發生毛澤東式的、民粹主義的、消滅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工農民主革命。

　　他們的確是堅決反對權貴官僚專制和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只不過，連他們自身的淵源與已經擁有的一切，都和他們所反對的對象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他們根本不能憑自身的力量去完成這樣一場偉大的憲政民主革命。他們完全不敢甚至堅決反對喚醒十幾億普通民眾一起追求自由平等和憲政民主。他們注定孤芳自賞、軟弱無力。但他們真的不甘心，於是就把希望寄托在敵人的敵人身上了。

　　五

　　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慌不擇路、饑不擇食的結果，卻是認同了一個極右化的保守主義者、白人至上主義者、美國優先主義者。他們因此走向自己的反面，竟然歌頌和讚美一個貪戀權位的總統號召他的支持者沖擊和破壞憲政民主法治制度的行為，甚至呼籲和鼓勵他采取更加瘋狂的舉動。

　　他們如果繼續下去，會沿著極右化的方向越走越遠，成為一種民間的新極右力量，他們與掌權的老極右力量之間的鬥爭，與大多數中國普通民眾無關。即使他們憑借外力或者偶然、天意上台，也不會給這個國家的人民帶來自由民主。

　　中國三千年未有的偉大的社會轉型，有賴於憲政右翼和憲政左翼的政治大聯合，有賴於越來越多的保守主義者和古典自由主義者成為社會自由主義者、現代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也有賴於越來越多的激進左翼甚至極左派能夠轉化為憲政民主左派、中左派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只有當這些力量足夠強大時，才能逼迫極右派放棄對權力的壟斷，才能夠遏制新極左力量的崛起，才能在中國建立以中右力量和中左力量的競爭與合作、制衡與輪替為主體的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結構，實現中國的長治久安與偉大覆興。

　　中國民眾為何對美國大選存在諸多認知誤區？

　　余智

　　此次美國大選，在華人社會特別是在自由派與知識分子群體中，引起了巨大爭議。但非常遺憾的是，絕大多數參與爭論的人，其事實判斷與價值選擇，都站在了國際主流社會的對立面，令人扼腕嘆息。

　　筆者認為，華人社會之所以對美國大選存在諸多認知誤區，其原因主要在於以下七個方面。

　　第一，感情好惡過於濃烈，影響事實判斷與價值取向。川普在美國內政與外交政策上的巨大爭議性，導致全球各國對此次美國大選都高度關注。但華人社會對大選的強烈關注，還有一個特殊原因：川普過去幾年來的對華強硬政策，對中美關系與中國發展影響巨大；川普能否連任，關系到其對華政策能否延續，以及中美關系乃至中國自身的未來發展。

　　不同立場的人對川普對華政策的評價不同，對他的感情好惡也不相同。但過濃的感情好惡也影響了很多人的事實判斷與價值取向。

　　部分自由派挺川（川普，川普）人士基於對川普的強烈感情偏好，不僅堅信網絡自媒體關於大選存在嚴重“舞弊”、川普最終會翻盤等諸多傳言，也不分好壞地狂熱支持川普的幾乎所有的內政、外交政策及其背後的價值觀。

　　第二，知識結構搭配錯亂，基礎不牢而追求空中樓閣。此次美國大選中產生嚴重認知偏差的華人中，有很多自由帕特別是知識分子。

　　他們很多都有大學或以上學歷，平時非常關注時政與思想市場，其中還有不少人或多或少讀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的啟蒙著作，經常能夠引經據典地談論西方哲人名言甚至各種流派思潮，為自己的偏激認知提出“理論支持”。

　　然而，他們中的相當多數人，對於民主政治理論與現實的 ABC基礎知識，卻缺乏起碼了解與正確認知：既不懂在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利益集團本不應該有正邪之分；也不懂在兩黨平衡、互相監督的情況下，很難出現大面積的“陰謀”“沼澤”甚至不法“勾兌”；更不懂民主政體下，決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家與政務官，而不是事務官組成的所謂“深層政府”。

　　在基礎知識不牢的情況下，一味貪求“高大上”思想，結果往往是不能融會貫通，要麽是錯誤理解思想哲人的原意，要麽是未能理解相關思想的前提、邊界或應用場景，而將其錯誤地擴展或延伸，導致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整天空談“高大上”思想，卻在基礎認知問題

　　上“翻車”。

　　第三，價值觀不正，民主法治與進步理念欠缺。很多自由派人士，平日里對民主法治孜孜以求。但在美國大選問題上，卻既不尊重民眾的民主選舉結果，以沒有實錘證據支持的選舉“舞弊”為借口，拒絕接受自己支持對象的失敗；也不尊重法治與程序正義，哪怕自己的支持對象已經輸掉了所有的選舉官司，還主張用各種方法甚至暴力手段，試圖推翻選舉結果。

　　他們也無視西方國家幾百年來的歷史進步，不分好壞地高唱“保守主義”。只因憲政文明起源並成熟於西方白人國家，他們就歧視黑人、穆斯林等少數族裔，無視他們也可以學習進步的基本事實，將種族平等的“政治正確”拋諸腦後；以基督徒的身份主張宗教立國，而無視西方經過慘痛歷史教訓才確立的政教分離與宗教寬容原則；崇尚完全沒有政府幹預、缺乏基本福利保障的古典資本主義，無視現代資本主義宏觀調控與福利保障的歷史進步。

　　第四，判斷力不足，常識與邏輯思辨能力欠缺。大選中的很多事實性問題，其實只需要憑借常識與邏輯就可以辨識，但部分人士卻選擇了相信各種“陰謀論”謠言。例如，基於疫情控制考慮，本次大選廣泛采用郵寄投票，怎麽就是“陰謀”考慮甚至非法措施？若為非法，選舉之前就會被禁止。大選投票站由兩黨共同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監督，拒絕任何一個競選團隊的所謂“觀察員”靠近，目的是為了防止搗亂，公平而正當，怎麽就是為了“作弊”？

　　再例如，美國兩黨勢均力敵，互相嚴格監督，媒體完全自由，對選舉舞弊的懲罰極其嚴厲，因此大規模選舉舞弊的風險與代價極大。

　　如果有，怎麽可能不暴露，不被任何主流媒體報道？如果有，川普陣營又怎麽可能輸掉所有的選舉官司，一個也沒勝利？何況，很多官司還是他親手任命的法官所判定。凡此種種，其實只需常識與邏輯就可正確判定。

　　第五，方法論錯誤，不信主流媒體而信小道消息。此次大選中，很多華人之所以被鋪天蓋地的謠言蒙蔽，是由於拒絕相信西方主流媒體，卻輕信自媒體的小道消息。究其原因，在於基本方法論錯誤：

　　既沒有認識到西方主流媒體的公信力經過了市場長期檢驗，即使在價值觀與政策取向上有黨派傾向，在事實報道方面也會客觀公正；也沒有認識到西方媒體是自由競爭的，主流媒體如果在事實報道方面經常出錯，其市場必然會被其他媒體所侵蝕或代替。

　　此外，他們不僅不相信西方主流媒體，也不相信西方主流社會的判斷。他們總是強調支持川普的選民接近一半，但卻沒意識到相信大選“舞弊”的選民遠低於這個比例，根本不是美國社會主流，也不是共和黨主流，更不是國際社會主流，特別是在司法系統全面駁回川普陣營的選舉訴訟致之後。此時，應該相信哪一方，其實應該非常清楚，而不應該固執己見。

　　第六，理性溫和不足，狂熱極端過剩。西方左右之爭由來已久，遍布價值觀、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是民主社會的正场端。

　　民主政治本來就是不同觀念與利益之爭的解決機制，強調正視多元、尊重多數、保護少數、程序正義等基本準則，以理性姿態、君子風度，和平解決各種紛爭。

　　但部分自由派人士卻缺乏基本理性，走向極端，將雙方正场端歪曲為“正邪之爭”，狂熱支持一方，將其定義為“正義”，將另一方定義為“邪惡”，以“階級鬥爭”“你死我活”的思維看待雙方矛盾，將一次正常的選舉歪曲為決定制度生死、國家存亡的所謂“國運之爭”，甚至主張通過街頭運動與暴力鬥爭解決選舉爭端，從而徹底走向民主法治的反面。

　　第七，自負心態過濃，敬畏反思缺乏。華人社會在此次美國大選中撕裂的一個典型表現，是很多自由派普通人士成為極端挺川派，集中反對甚至攻擊不支持川普、或者只表示支持美國民主體制及其選舉結果的自由派公知大咖，特別是“一賀三張”等專家（賀衛方、張千帆、張雪忠、張鳴，其中前三者是法學家與憲政專家）。這些極端挺川人士不僅嘲諷這些專家“集體翻車”，甚至將嘲弄對象擴大到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盡管他們很多人自身也是知識分子）。

　　這些極端挺川派其實極其自負。正如張鳴教授所言，他們以前之所以相信這些公知大咖，只是由於後者的言論剛好與自己內心想法吻合。但當這些專家集體與自己的想法不一致時，他們不是敬畏專家集體，不是反思自己的認知，卻反過來認為專家集體出錯，自己才是對的，甚至為自己“不迷信專家”而洋洋自得。他們始終相信的是自己的執念，對自身認知極度自負。至於部分人將嘲諷對象擴大到知識分子群體，則更是對知識缺乏敬畏的“反智”表現。

　　以上是關於華人社會在此次美國大選中產生諸多錯誤認知的原因的一個粗淺、非全面的分析。認真反思這些認知誤區及其產生的原因，正本清源，提高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是華人社會特別是自由派群體的當務之急，對中國的民主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首發於《聯合早報》, 2021/2/18）

　　華人川普主義者的三個迷思

　　周濂

　　一直以來，我都反對用“川粉”指稱所有的川普支持者，因為很難想象 7300 多萬給川普投票的美國公民都是川普的狂熱粉絲。賓夕法尼亞州的一位選民告訴記者：“去給特朗普投票的時候，我的腳下像灌了鉛”1，他對川普的抗疫政策和言論有很多不滿，最終因為出身共和黨家庭而支持川普，這讓他的內心充滿了矛盾。在不久前的訪談中，美籍華裔作家哈金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川普性格有很多缺陷，沒有理想與價值，充其量是一個實用主義者，選川普而舍拜登於哈金而言是理性權衡的結果，而且在 1 月 6 日白人至上主義者攻占國會山之後，哈金認為川普正在破壞自由民主，徹底收回了對他的支持。由此可見即便是在高度兩極化的 2020 大選，川普的支持者們也只是達成了“選票的共識”，而不是“理由的共識”2。

　　除了如癡如狂的川粉和“腳下灌鉛”的支持者，還有一批自稱川普主義的人，他們支持川普的理由是，美國正在面臨自由主義和民主黨制造的全面危機，川普和他所代表的保守主義價值理想正是拯救美國、覆興西方文明的希望所在。就在美國大選正式落幕的幾天前，一本題為《川普主義》的中文電子刊物應運而生，不少知名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列其中，既包括曾經的自由主義者（主要是哈耶克意義上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也包括一些大陸新儒家和基督徒。對於這些故交舊識，我充滿了知識和情感上的困惑。但我不打算探討他們的性格特征與個人際遇；這些話題太私密，有動機論和人身攻擊的嫌疑。我也不打算處理陰謀論等明顯荒謬的觀點。我試圖在他們的論點中尋找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意識，盡可能合理化他們的理由，從事實和邏輯的層面切入分歧。我有一個近似於天真的想法：即使無法成為同道中人，至少還可以成為通道之人，雙方應該盡可能地借助理性和適當的共情去理解彼此的同與異，即便最終還是要分道而行，也應該搞清楚同行過哪一段路，在哪里以及因為什麽而分手，彼此之間保持足夠的體面與教養，避免不端和無禮。

　　我認為華人川普主義的興起與以下三個迷思（myth）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迷思 1：聖經造就美國：只有回歸盎格魯—新教傳統，才能拯救美國和西方文明。

　　迷思 2：美國正在社會主義化：無論是經濟安排還是文化道德，美國正在不可挽回地滑向社會主義。

　　迷思 3：曲線救國：惟有川普繼續執政，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推動中國變革。

　　雖然具體到不同的個人，這三個迷思的權重以及排列組合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相信它們是幫助我們理解華人川普主義的思想鑰匙。限於篇幅，我會重點分析前兩個迷思，把第三個迷思留給有識之士去探討。

　　一、聖經造就美國的迷思

　　“聖經造就美國”作為一個迷思，最廣為人知的版本來自於亨廷頓。在 2004 年出版的《我們是誰》中，亨廷頓提出美國信念的原則——自由、平等、民主、民權、無歧視、法治等價值——是獨特的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產物。如果美國人放棄盎格魯—新教文化，美國也就不大可能保持它的突出地位。3 亨廷頓相信，如果美國最初的定居者不是英國的新教徒而是法國、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天主教徒，那麽美國就不會是今天的美國，而會是魁北克、墨西哥或巴西。

　　華人川普主義者普遍接受了亨廷頓的這個敘事；隨著川普當選引發的保守主義熱潮，尤其是傑瑞·紐科姆的《聖經造就美國》、拉塞爾·柯克的《美國秩序的根基》《保守主義思想》陸續引入中文世界，愈發堅定了他們的這個觀點。即便是在 2020 大選塵埃落定的今天，自由學者蕭三匝依然在《川普主義已經贏了》一文中指出，“川普主義的實質，毫無疑問，就是源自伯克的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既關注人權，更關注人權的基礎——神的主權。”4 在這個意義上，蕭三匝認為川普雖然輸了，但川普主義必將勝利，因為它是恢覆山巔之國的榮耀的必由之路。

　　“聖經造就美國”作為一種迷思，主要犯了以下三方面的錯誤：

　　1. 刻舟求劍，在邏輯上犯了開端決定一切、起源決定本質的認知性錯誤；2. 以偏概全，將美國的建國史不恰當地還原為盎格魯—新教徒創立山巔之國的歷史；3. 自我挫敗，在策略上脫離現實語境和條件，面臨著從保守主義者蛻變成激進主義者的危險。

　　趙敦華教授曾經指出，在探討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之爭時，不少學者常常會混淆“思想的內容”和“產生思想的社會條件”這兩個不同的問題。這些學者假定：一種價值觀或知識在發生時即獲得了一個決定性的本質（“社會條件”、外部“存在”或“內在真理”），在邏輯上存在著過去決定現在，現在決定將來的必然關系 5。在我看來，亨廷頓與華人川普主義者犯的是同一類型的錯誤，他們從“起源創造並且維持本質”這個假定出發，主張作為源頭的盎格魯-新教特質決定了美國精神一脈相承的統緒，然而，這不過是趙敦華所說的“關於本質的發生學教條”，或者用我的說法，是一種“觀念上的刻舟求劍”，因為“思想的內容”並不等於“產生思想的社會條件”。

　　以個人權利概念為例，雖然可以在 12 世紀的教會法文本中找到它的思想源頭，但是從經典文本中的隱含含義具身化為實際應用中的明確發展，最終定型為把握現實的重要概念，卻經歷了漫長而覆雜的歷史演變。6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理解和構建現代覆雜社會的核心觀念，個體權利已經徹底剪斷了與基督教母體的精神臍帶。與此相似，即使我們承認自由、平等這些現代價值脫胎於基督教，但在價值多元主義的今天，也不再可能把它們奠基於特定宗教傳統之上，任何所謂“返本歸元”的做法都只是觀念上的刻舟求劍。

　　聖經造就美國的論點也不符合美國的真實歷史。從美國建國之初的宗教人口格局來看，盎格魯—新教徒在馬薩諸塞州建立教堂，德國新教徒在紐約和新澤西州定居，馬里蘭州的主流力量是天主教徒，羅得島州的定居者是浸禮會教友。不難看出，盎格魯—新教徒從未一支獨大，而是與其他教派呈現出分庭抗禮的局面。

　　從盎格魯—新教團體最初奉行的價值和政治實踐來看，對內恰恰是專制的而非自由的，他們主張政教合一，不相信也不提倡人類平等，對宗教異端和異教徒毫不寬容。正如歷史學家錢滿素所指出的，北美殖民地的新教徒經過了一個半世紀覆雜的歷史變遷，才完成了向自由主義轉化的過程。7 “美國革命同時完成了三項具有革命性的歷史任務：從殖民地到獨立，從王國到共和國，從政教合一到世俗化。”8 因此，在任何意義上我們都很難將這個歷史性的壯舉完全還原成為盎格魯—新教傳統的功勞。

　　值得一提的是，《聖經造就美國》的作者紐科姆雖然相信“美國的建立始於一個基督教國家”，反覆伸張“美國的基督教根源”，但是他自始至終強調“並非幻想如今的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不認為美國應該成為一個神權國家”。紐科姆指出：“我相信美國的創建者們希望宗教機構從國家機構 9 中分離出來，從此不再有任何一個基督教派淩駕於其他教派之上。……我相信美國的創建者們希望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一定角色（以自願為基礎）。”10 以上說法充分表明，對於紐科姆而言，“聖經造就美國”是一種修辭學上的表達，意在強調基督教元素在美國歷史與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價值，並不等於他打算放棄美國國父確立的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等一系列現代政治價值。相比之下，華人川普主義者與極端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的一系列主張，比如支持川普廢除約翰遜修正案，更像是在字面意義上主張“聖經造就美國”，認為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美國的光榮與未來。

　　正因為試圖在字面意義上實現“聖經造就美國”，讓華人川普主義者面臨著自我挫敗的危險，因為這意味著他們雖然自命是保守主義者，其實卻是激進主義者。恰如亨廷頓所指出的，起初保守主義者只是一些現存社會的批判者或者反動分子，但是漸漸地就變成了激進分子，隨著時間的流逝，反動者的理想變得和任何過去的現實社會越來越沒有關系。過去被他浪漫化了，最終，他開始支持返回到一個從來沒有在現實中存在過的、理想化的“黃金時代”。他與其他激進主義者之間無從區分，而且通常表現出所有激進心理的典型特征。11現代性的宗教起源是一個日益成為學界共識的觀念史事實，基督教在美國的歷史與現實中占據著難以忽視的地位和影響，即使是在 21 世紀的今天，仍有必要重新審視宗教在公共生活的功能和角色，而不是在徹底世俗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但是如上所述，所有這些考量依然無法為“聖經造就美國”這個迷思提供合理的辯護。

　　二、美國社會主義化的迷思

　　如果以歐洲為坐標，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相比 18 世紀的老歐洲，同時期的美國要更自由，相比 21 世紀的新歐洲，同時期的美國要更保守。這種保守性全方位體現在宗教信仰、稅收、福利保障、移民政策等一系列問題上。但是即便如此，對於華人川普主義者來說，美國也正在或者即將經歷一場社會主義或者平等主義的危機。接下來我將分別從經濟、宗教和文化三個方面切入這個問題。

　　1. 社會主義抑或社會民主主義？

　　2020 年 11 月 4 日，王建勳教授在朋友圈發文《美國精神就是基督教加上有限政府和資本主義》，並且加了如下按語：

　　“大選計票正在緊張地進行，鹿死誰手尚不得而知。在很大程度上講，這次大選選誰，意味著是選有限政府（小政府）還是無限政府（大政府），選自由市場還是經濟管制，選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還是打土豪分田地，選低稅收還是高稅收，選堅守基督教還是走向無神論，選傳統婚姻還是同性婚姻，選秩序下的自由還是隨心所欲的自由，選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有意思的是，王建勳雖然承認“這種概括失之簡單”，但是他堅持認為“從長遠看來看，情形就是如此。”他的根本判斷是：

　　“民主黨及其追隨者，和社會主義的信徒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無論他們如何撇清關系。這一點在過去幾年里越來越清晰了。這次大選，全球關注，是因為在這個令人焦慮不安的時刻，美國是個風向標，是個領頭羊，美國的未來決定著西方文明的未來，甚至決定著人類的未來。”12

　　上述表述不僅失之簡單，而且犯了如下幾個邏輯錯誤：非此即彼、誇大其詞、以偏概全、以及把邏輯推到極致（或者說滑坡邏輯）。

　　以“把邏輯推到極致”這個謬誤為例，眾所周知，哈耶克在 1944 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正是依據這種思路批評當時的英國福利國家政策。哈耶克的這個論斷在華人知識圈中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主義中國前三十年有著無比慘痛的歷史教訓，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把邏輯推到極致”的做法很難被現實經驗證偽。

　　1956 年，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後的第十二年，哈耶克曾經這樣回應他的批評者：雖然英國的福利國家政策暫時沒有造成任何與極權主義國家相似的東西，但是這本書的根本論點並沒有因此發生動搖，因為“廣泛的政府控制所引起的變化是一種心理變化，是人民性格上的改變。這肯定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幾年，而是大概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13

　　哈耶克的擔心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福利政策的確可能造就事與願違的結果，比如傷害公平的機會平等，無法培育公民的責任感和獨立性。事實上，羅爾斯就曾經批評福利國家會制造出“沮喪而消沈的下等階級”14，南西·弗雷澤也認為平權法案有可能無助於解決分配不公，反而會進一步導致錯誤的承認，“把弱勢群體標記成天生有缺點和永不饜足的人”。15 但是所有這些擔心都不是全盤反對福利政策的理由；它們只是在提醒我們要更好地平衡理論與現實。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哈耶克對於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批判是徹底和毀滅性的，但是在反駁 1970 年代以後發展出來的社會民主主義時卻貢獻甚少。

　　不久前，凱文·威廉姆森在保守派媒體《國家評論》中指出，當前共和黨對於民主黨的“社會主義”指控是一種過激反應，充斥著兩極分化的情緒，沒有明確的實質意義。16 我認同威廉姆森的上述判斷。在我看來，更加符合事實的判斷是，美國正在朝著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邁進。只要不搞計劃經濟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確保私有產權和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美國社會的整體左移趨勢就與哈耶克擔心的社會主義毫無關系。“把邏輯推到極致”的做法很有可能只是在攻擊稻草人。

　　2. 從哈耶克主義到柯克主義

　　除了傳統的經濟議題，華人川普主義者對於自由主義的戒慎恐懼還來自於文化道德和宗教議題。從 2016 年到 2020 年，不少華人川普主義者經歷了從哈耶克信徒到柯克信徒的轉變。從哈耶克信徒到柯克信徒，意味著從古典自由主義轉變成傳統的保守主義和宗教右翼，從政治經濟議題轉向宗教道德乃至於更為抽象的文明議題。當然，成為柯克信徒並不意味著徹底放棄哈耶克的理論資源，正如《美國精神就是基督教加上有限政府和資本主義》這個標題表明的那樣，華人川普主義者一方面延續了對福利國家和社會主義的高度警惕，另一方面又把當代歐美的政治分歧解釋成神聖與世俗之爭。

　　必須承認，保守主義不直接等於反動派，保守主義也不是美國的病癥，而是美國的傳統之一。過去兩百年美國政治在絕大多數時期能夠維持相對穩定的態勢，有賴於保守力量與進步力量的動態平衡與牽制。但是另一方面，如詹姆斯·R·庫爾特所言，“美國的保守主義”從來都是一個“矛盾修飾語”，美國建國初期，那些篳路藍縷來到新大陸的歐洲人是為了開創一個新世界，而不是要保守歐洲大陸的舊世界，他們在任何意義上都首先是歐洲的自由主義者，比如在經濟上主張自由市場、低稅收和自由選擇，宗教上奉行政教分離與信仰自由，軍事上反對征兵制，如果一定要稱他們為保守主義者，那麽他們要保守的也是歐洲的自由傳統而非專制傳統。17從 1787 年到 2021 年，美國保守主義主要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從建國初期到 1930 年代，此時的美國保守主義實質上就是古典自由主義；第二階段，從 1930 年代羅斯福新政到 1960 年代，這個階段的美國保守主義主要由三股力量集結而成，分別是堅定的反共分子，古典自由主義者（或者說自由至上主義者）以及傳統主義者，後二者的代表人物分別是哈耶克與拉塞爾·柯克。哈耶克明確拒絕保守主義的標簽，但是如果一定要勉強稱他為保守主義者，那麽他的精神氣質更接近於第一階段的美國保守主義，因為他要捍衛的就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相比之下，柯克屬於美國保守主義族譜上的異類與旁出，他在觀念上更接近於 18 世紀的歐洲保守主義而不是美國本土意義上的保守主義。但值得深思的是，正是柯克成為了美國保守主義第三階段的代表人物，從 1960 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國保守派發動文化戰爭，將戰火從經濟議題燒到了色情文學、墮胎、道德滑坡這些議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醞釀，最終在 2016 年川普的力量將逆向身份政治發揮到了極致，追本溯源，柯克在其中起到了至為深遠的影響力。

　　有必要對柯克式的保守主義做一個準確的定位。亨廷頓區分過三種類型的保守主義：分別是情境式的，貴族式的和自主式的。按照這個區分，如果說艾德蒙·伯克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那也是情境式的保守主義者，而不是貴族式的或者自主性的保守主義者，因為無論是英國的輝格體制、美國的民主制度、法國的專制制度還是印度的印度教制度，伯克都一視同仁地捍衛它們，只是“因為他具有捍衛所有現存制度的強烈願望，而不管這個制度在哪里、受到何種挑戰。”18 相比之下，華人川普主義者以及柯克主義者更接近於貴族式的保守主義與自主性的保守主義，因為他們一方面試圖恢覆和確保特定群體（比如盎格魯—新教群體）的特權地位，另一方面又主張保守主義擁有一套普遍有效的和自主的觀念體系。

　　有一些華人川普主義者試圖用“情境式定義的保守主義”來做自我辯護，認為自己是在保守中國的自由傳統和宗教傳統，可是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觀點：因為你不可能保守一個並不存在的傳統。我們的確可以拿著放大鏡在中國傳統的經典著述和政治實踐中找到一些“自由”與“宗教”的草蛇灰線，但這遠不足以證明中國具有自由的傳統和宗教的傳統。在這個意義上，按照美國保守主義的模板去構建中國的保守主義，結果只能是邯鄲學步。

　　柯克信徒的典型特征是，主張政治問題歸根結底是宗教和道德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1980 年代，柯克對曾經的盟友自由至上主義者發起猛烈攻擊，將後者輕蔑地稱為“形而上學的瘋子”和“政治上的精神病人”，並且指出：“現代政治學最重要的分界線，如沃格林的提醒，不在於一邊是極權主義者，另一邊是自由主義者（或者自由至上主義者）；而在於一邊是所有信仰超驗的道德秩序的人，一邊是所有將朝生暮死的個體錯誤地當成全部存在和全部目的的人。”19華人川普主義者不僅在精神實質上與柯克一脈相承，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部分成員有一種信仰萬能論的傾向，似乎只要站在宗教的制高點，就可以將高度覆雜的現代社會問題還原成信仰問題，輕而易舉地獲得洞察歷史真相與政治本質的特殊功能。可是，正如蘇格拉底對雅典人的警告，智慧這個詞太重了，它只可能屬於神，而人充其量只是愛智慧者。基督徒作為神的信徒，應該比無神論者更能體認人的渺小和微不足道，而不是代神立言與判教，由於信神而誤以為自己成了神。

　　3. 文化多元主義抑或多元文化主義？

　　促使華人川普主義者從哈耶克信徒轉變成柯克信徒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相信隨著人口格局的改變，必然導致“白人國家”和“基督教文明”的永久喪失，因此有必要在種族、性別、移民、墮胎、同性戀和宗教議題上全面阻擊自由主義。

　　叢日雲教授嘗試區分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和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按照他的定義，文化多元主義“承認多元文化共存的現實，在憲法共識的基礎上，尊重各少數族群、宗教、弱勢群體或邊緣群體的特殊文化，同時它又堅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導性，推動各種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叢日雲認為“對這種多元文化的尊重與寬容，是自由主義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特朗普這一派保守主義者所珍重的價值，所以，他不會挑戰和損害這種多元主義。”但是多元文化主義有所不同，它

　　“將重心轉向對文化多元性價值的強調，認為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為此，它極力貶抑主流文化，欣賞、推崇甚至崇拜各少數族群、宗教以及社會弱勢和邊緣群體的文化。這樣，美國的主流文化受到了嚴重侵蝕和削弱，從而帶來文明的危機和衰落。從這個角度看，多元文化主義是西方文明的敗壞性因素，它的流行其實是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殘與慢性自殺的行為。特朗普反對的正是這種類型的多元主義。他想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含義之一，就是停止這種自殺行為，讓美國文明重振自信、重現輝煌。”20叢日雲的分析存在著不少事實性的錯誤和觀念上的混淆。如前所述，叢日雲認為文化多元主義“堅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導性，推動各種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仔細考察他的觀點，就會發現他與亨廷頓的基本立場沒有差別，叢日雲指出：

　　“我們知道，文明是一個生命體，其文化是其靈魂或精神，其物質載體是具體的族群，即創造和傳承這種文明的民族或種族。你不能指望別的民族傳承你的文明。……對於移民潮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特朗普這一派人憂心忡忡。他們擔憂的不僅是恐怖活動、犯罪、福利負擔和勞動力競爭等問題，更擔憂的是鳩占鵲巢、美國傳統的白人基督教文化的前途問題。”21

　　由此可見，按照叢日雲的觀點，所謂“推動各種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其實質就是“化多為一”，進而實現“多上之一”——將多元文化徹底地同化成白人基督教文化，這根本不是在主張文化多元主義，而是在倡導文化一元論。時至今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川普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他支持的也不是文化多元主義而是白人至上主義。如果“讓美國再次偉大”就等同於回歸白人基督教文化，那麽這種做法不僅違背美國的建國理想與信念，而且必然會對少數群體造成壓制性和排他性的現實惡果。

　　叢日雲關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批判雖然有部分道理，但仍然失之偏頗和簡單。比如他在文中提到，“有一個敘利亞裔移民青年申請斯坦福大學，他提交的作文是將“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或譯為“黑人的命也是命”）寫了一百遍。”叢日雲認為此舉堪比文革中的“白卷大學生”，而且“斯坦福大學對錄取這個學生作過一個解釋，其中一個考慮，就是增加校園的多元文化。”22 以上說法充滿了事實性的錯誤，只要到外網稍微做一下事實核查，就會了解這位名叫齊亞德·艾哈邁德（Ziad Ahmed）的青年並不是白卷大學生，相反他各方面的表現都很優異，他並沒有在一篇作文中重覆寫了一百遍 BLM，而是在按照規定提交了所有材料之後，針對申請表中的最後一個問題——“對你來說什麽是重要的？為什麽？”——填寫了一百遍 BLM，因為他想真實地表達內心最強烈的願望。當這位青年在推特上披露自己的這項行為之後，斯坦福大學的發言人確認給他發放了錄取書，但並未承認與此行為有關系。23叢日雲也許會反駁說，即便自己犯了事實性的錯誤，但是他對於美國政治文化的整體趨勢的擔憂依然是成立的：

　　“這樣的多元化搞下

　　去，就突破了適當的界限，帶來平行的政治，將文化熔爐變成文化馬賽克，國民整體素質下降，國家失去內在凝聚力，終致社會解體和文明的衰落。”24

　　要想辨明其中的是非曲直，需要從觀念層面上厘清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訴求和現實目標。按照西方學界的常識觀點，多元文化主義主張正視並尊重差異性，而不是通過普遍抽象的同一性來取消差異性，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多元文化主義的支持者“反對將少數群體的成員同化（assimilate）到主流文化之中的‘大熔爐’的理想，支持少數群體成員可以維持其獨特的集體身份和實踐的理想。在移民問題上，支持者們強調多元文化主義有助於而不是削弱了把移民融合（integrate）進社會的過程；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為移民的融合提供了公平的條款。”25

　　這里的關鍵詞是“同化”與“融合”。二者的區別在於，“同化”

　　是以某個主流文化——在亨廷頓和叢日雲這里被具身化為“盎格魯—新教”或者說“白人基督教文化”——為標準，將少數文化消弭於其中，這條思路表面上看似尊重文化和價值的多元性，實則卻是尋找“多上之一”的文化一元論。與此相對，“融合”的意思是，一方面充分尊重文化多元的事實，認為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有價值的，為此有必要訴諸各種法律和政策以維護文化的多樣性與特殊性，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義並不主張所有的文化價值一視同仁、沒有高下之分，也不認為它們可以天然地保持和諧，而是要通過積極的融合才能實現社會團結，具體到美國社會，融合的標準和方向不是朝向某個特定的宗教或者種族，而是朝向更為抽象和一般化的價值與信念，比如個人主義、民主主義、憲政主義、法治、人類平等，等等。正是基於這些實質性的觀念，才有可能在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同時確保社會團結和國族認同，真正實現“多中之一”。

　　通過以上討論不難發現，叢日雲二分法的謬誤在於，他所主張的“文化多元主義”和反對的“多元文化主義”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觀念扭曲和變形：他認同的“文化多元主義”實際上是尋找“多上之一”

　　的文化一元論；他所反對的“多元文化主義”實際上是“化一為多”

　　的文化相對主義。而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試圖尋找“多中之一”，這個任務比起文化相對主義來說更加看重“一”，比起文化一元論來說更加尊重“多”。

　　當然，理論的龍種往往會產出現實的跳蚤，盡管我們可以在觀念上厘清多元文化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的差異，但是必須承認，在現實效果中前者始終存在滑向後者的危險，就此而言，我雖然不接受叢日雲的分析框架和解決方案，但卻部分認同他的問題意識。事實上，早在上世紀 90 年代末理查·羅蒂就在《築就我們的國家》中探討過文化左翼對於國家認同的負面影響，2016 年川普當選之後，弗朗西斯·福山、馬克·里拉、喬納森·海特等人都對身份政治、政治正確、取消文化和新左翼社會運動進行了認真的反思與檢討。多元文化主義會不會最終滑向文化相對主義，導致美國文化的碎片化，進而瓦解國家的共同文化基礎？凡此種種都是值得嚴肅探討的開放問題。

　　關於多和一的關系，南卡羅來納州的資深共和黨議員林德塞·格拉漢姆說過兩句發人深省的話，一句是“多樣性是一種優勢，而不是一種劣勢。”另一句是“美國是一個理念，不是一個種族。”26 只有基於這樣的認知，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共和黨與民主黨才有可能在移民問題以及多元文化主義問題上達成有價值的共識。

　　在華人川普主義者的所有迷思中，“曲線救國”最值得同情，但我不打算深入探討這個欲語還休的話題，只想提出兩個觀察和思考：

　　1.絕望的情緒會嚴重幹擾一個人的現實感和對未來的預期，以至於病急亂投醫，犯下所托非人的錯誤。2.臨淵羨魚但卻不能退而結網，這是所有隔岸觀火同時又全情投入的華人的悲哀。

　　三、結語

　　托克維爾這位美國民主的偉大觀察者早在 180 年前就曾經指出，對於美國民主體制的影響，地理的貢獻要小於法律，而法律的貢獻又要小於民情。2020 年美國大選進一步撕裂了美國社會，一個國家、兩種民情，針鋒相對、勢不兩立，方此之時，維系民主制度和美國認同的重任就落在了法律上。就此而言，我讚同川普和共和黨的支持者搜集一切具有法律意義的證據，在法庭上對大選結果提出挑戰，當然，前提是尊重法律，願賭服輸。

　　2021 年 1 月 6 日，白人至上主義者試圖通過占領國會山幹擾參眾兩院對選舉人團票的認證，事件發生過後，有人在朋友圈里發了一段戲仿對話：

　　這是一場叛亂嗎？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這是一場革命嗎？不，總統，這是一場叛亂。

　　究竟是叛亂還是革命？違憲還是護憲？顛覆自由民主還是保衛自由民主？時至今日不同立場者依然各持己見。2020 年大選不僅撕裂了原本就已兩極化的美國政治，而且在華人知識圈中造成了難以彌合的爭端。曾經的同道中人分道而行，曾經的“政治分歧”演變成了“政治沖突”。

　　所謂“政治分歧”，根據馬特·斯里特的觀點，意味著雙方仍舊共享一組政治價值，並對基本的政治安排（比如憲法、民主程序以及三權分立的政治框架）解決分歧的能力保留信心，而“政治沖突”則是持有對立價值的雙方試圖繞過民主和法律的手段，直接訴諸暴力與革命來解決問題、壓制對手，甚至是消滅敵人。27這是一個讓人至為沮喪的結論，但我依然選擇相信美國制度的自我修覆能力和美國人民的自我反思能力。我始終認為，對於美國政治的健康生態而言，川普贏不如拜登贏，拜登大勝不如拜登小勝。川普落敗可以讓共和黨和挺川者冷靜下來，認真檢討過去四年川普對於保守主義理想以及美國的政治、法律和民情造成的傷害和破壞。拜登小勝可以讓民主黨、主流媒體以及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反思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際，為什麽川普仍有如此之多的支持者，反思政治對手問題意識的部分合理性。

　　有人說，川普的最大問題就在於讓左右都變得更糟了。但願拜登能讓左右不再變得更糟。

　　（首發於台灣《思想》雜志第 42 期，2021/4/13）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

　　賀衛方

　　把全世界都攪得沸沸揚揚的美國大選終於塵埃落定，拜登宣誓就職，竭盡全力謀求連任的川普——又名特朗普，這個姓氏的翻譯很麻煩，容我用中國大陸通譯——黯然離開首都華盛頓。回顧這一段時間里網上的各種爭論和撕裂，一時間竟有點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

　　有好事者曾以對川普的態度為標準，將中國知識界分為“挺川”

　　和“黑川”兩大陣營，雖然我在選戰期間發表言論並不多，但還是被明確地劃分到“黑川”行列。當然，這對我而言並不冤枉，因為在為數不多的發言中，自己已經明確表達了特別希望民主黨能夠贏得本次選舉的期盼。而且，我對於川普的負面印象可謂由來已久。早在2017 年 1 月 20 日川普就職典禮的當天，我就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寫下了這樣的短評：

　　晚上看了 CNN 川普就職典禮全程直播，坦率地說，這是一位令人失望的人物。他張揚而自卑，肢體語言顯得缺乏教養，表情上甚至有一種厭惡所有這一切的神態。直到他宣誓之前，我都擔心他是否會突然站起來拂袖而去。副總統 Pence 以及身邊人們的任務仿佛是在全力勸說他：

　　“求求你，配合一下吧，很快就結束了。”至於演講的內容，也真是乏善可陳，充斥著空頭承諾、民粹動員、封閉幻想，是我看過的美國總統就職演講里最黯淡無光的一個。我很懷疑他能否完成自己的四年任期。

　　這則言論在最近的討論中被挺川人士截頻展示出來，作為罪證。

　　374

　　自由派的分裂

　　有趣的是，即便是在我多達五千關注者的朋友圈里，當時的這則評論並沒有受到多少批評性響應，反而是大多都是讚成的留言。現在想來，在當時中國政府的觀察中，與川普打擂台競選的民主黨候選人克林頓在她國務卿任職以及競選期間表現出對中國的強硬立場已是昭然若揭，反而作為商人和所謂“政治素人”的川普，卻令人產生一種無事不可能（nothing is impossible）的可交易想象。所以，當時的知識界和其他民間人士，內心里希望克林頓當選者更多也未可知。

　　四年的時間過去了，川普在中國朝野兩方面的印象已經發生了很大的逆轉。由於美國政府對中國在貿易平衡、南海主權、香港、台灣以及新疆等一系列問題上都采取了激烈的對抗立場，捕獲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的歡心。這些“苦秦久矣”的人們是多麽喜歡這位對於中共及中國政府下得狠手的美國總統，多麽希望他能夠再來四年；相應的，他們對川普的競爭者民主黨及其候選人拜登就不免百般詆毀，怒其必爭了。美國華人尤其是法輪功系統的媒體，那可真叫：一片花心唱川譜（普），漫天驟雨澆拜燈（登），反差何其極端！

　　這場由美國大選引發的爭端和撕裂是如此激烈而慘重，以往為中國的自由、憲政以及人權而並肩抗爭的同道們竟分作涇渭分明的兩派，這是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裂變。不獨此也，粗略觀察，過去認為屬於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陣營中，居然是“挺川派”占據了多數。

　　不久前，一群挺川學者還專門推出名為《川普主義》（副標題：保守傳統價值重塑美利堅榮耀）的出版物，以為其自命的“保守主義者”

　　的輿論陣地，成群結隊，聲勢不小。

　　這里，不妨結合相關爭論的三個焦點，把自己的一些觀點加以闡述或重申，當然也是一種反思。

　　1. 於美國的兩黨政治。西方近代型政黨制度從起源之日開始，便是不同利益的組合和競爭。特定政黨維護本黨所代表的利益，同時也承認其他政黨存在的正當性，並在競爭中尋求妥協。因為只是作為局部利益的代言人，所以英文里使用了以 part 為詞根的 party 一詞指稱政黨。這樣的政黨理念也伴隨著美國立國以後的整個歷史。最初是偏於維護聯邦與偏於維護州權及公民個人權利的兩個政黨之間的鬥爭。在過去超過一個半世紀里，進入到現代兩黨制度的穩定期，兩黨之間逐漸形成了對於一些重大社會政策性相對確定的分歧，諸如稅收傾向、政府角色、平權運動、墮胎權利、移民政策之類。在分歧之外，兩黨在諸如民主政治、私有財產保護、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更重大的價值方面卻有著深刻而廣泛的共識，二者之間正是在這種既有共識也有沖突的過程中推進著社會穩定地前行。

　　但是在中文媒體所出現的這場爭論中，一些支持川普的人們卻把共和黨和民主黨之爭說成正義與邪惡之間的戰爭，尤其是抓住某些極端主張，以偏概全，抹黑整個民主黨。另一方面，又把共和黨神聖化，甚至肉麻地把川普說成是“天選之子”，一個世俗總統儼然變成拯救美國甚至世界的救星，真是對這些言必稱民主者的大諷刺，就基督徒而言，這種對於一個活人的崇拜更是一個大諷刺。

　　中文網上那麽多對於美國左派的攻訐跟中國人的經驗有關，那就是，一聽到左派，就把它想象為中國語境下的左派。我在回應一位力挺川普的朋友時說：

　　在一個健全的西方民主、憲政、法治體制下，在資本主義的正軌中，保守派和自由派形成了相互平衡的兩翼，在距離馬克思很久之前英國就有輝格黨，也有托利黨，在美國有共和黨也有民主黨，這真正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鐘擺效應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會周期性的有所調整。但是，近年來國內頗有一些學者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西方保守主義的一端，又把西方左派等同於馬克思左派，對前者讚美不已，對後者不屑一顧，這分明是把杭州當汴州，扭曲了西方左右的真實譜系，也難以對中國起到對癥下藥的效果。中國缺乏西方的右派，也缺乏西方的左派。毛澤東曾說他喜歡跟共和黨交往，也不是偶然。我曾到費城參觀憲政紀念館，其中有個測試器，讓你選擇各種問題，例如稅收、墮胎、持槍、聯邦與州關系等等，我測試的結果，居然是稍微偏向於民主黨的。我這個中國右派，到了美國，居然迷失了政治方向！

　　但是，那位朋友在響應中仍然表達對於西方左派的極度反感，回覆我說：

　　作為燈塔國的美國，已經建立的聯邦共和體制也並非確保無虞，極權主義如同病毒一般會在政權和社會中長期存在，因其訴諸於人性固有的惡。西方左派長期以來在政治正確上已經走得太遠，在大學、媒體中成為絕對主流，甚至不許別人表達異議……在這種情勢下，平分秋色、勢均力敵是無法達到的。西方社會的頹勢和許多危機與此有關。中國左派當然更加不堪，抱權力粗腿玩得風生水起，但有一點他們在意識形態層面與西方左派是相通的——主張社會主義，否定市場經濟，批判資本主義，抱緊馬克思主義等。

　　這樣的回覆表明了就是要把西方左派等同於社會主義，這是太強烈的偏見，也是對民主黨主張的嚴重扭曲。盡管難以說服，我還是作了進一步的回應：

　　其實，美國的情況並不像您所憂慮的那樣，似乎馬克思左派在大行其道。桑德斯最近在民主黨初選中的遭遇表明，民主黨的主流並不接受那種太靠近社會主義的極左主張，拜登就代表著一種穩健持中的左派觀念。從美國過去這半個多世紀的政治走勢看，也沒有出現一派獨大的情況，民主黨、共和黨之間的交替還是有著比較平衡的步調的。1920-30 年代，美國尚且沒有走向社會主義，在蘇俄陣營解體、冷戰結束之後的今天，主流美國人更不會容許美國“接過列寧的旗幟”，這一點真的無需擔憂。……從福利國家的角度看，美國是西方世界最不福利的，比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差距甚遠。精英大學和主流媒體里左派似乎占據了主導地位（歷史上一直如此），但還有非精英大學和 Fox News 呢。有意思的是，例如哈佛法學院的教授們偏左，但法學院的畢業生卻未必那麽整體地偏向左派，右翼精英——例如現任國務卿蓬佩奧——也在所多有。您說如今右派難以平分秋色、勢均力敵，但是上次大選選票計算結果不是證明從全國範圍內看，雙方之間差距甚微麽？況且如今參議院在共和黨手中，最高法院大法官中保守派占據多數，您放心，兩派還是比較平衡的。對了，我私心希望下次總統選舉，民主黨能夠勝出，主要考慮到最高法院的構成，現在保守派太多了。如果川普再幹一屆，估計那位女大法官金斯伯格絕對熬不過去了。

　　我一語成讖，上文是 2020 年 5 月寫的，金斯伯格大法官連川普的一屆任期都沒有熬過去，9 月 18 日就病逝了，川普得以提名並任命保守派聯邦法官巴瑞特為新晉大法官。能夠在一個任期里任命三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成為川普為美國保守派作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貢獻之一。好在這幾位保守派大法官在此後涉及到大選的訴訟中表現出的並不是唯川普馬首是瞻，而是卓越的專業和獨立風範。

　　2. 基督教與美國憲政。在這次爭論中，中國的一些基督徒以及似乎皈依了基督教的學者因為川普不斷地宣稱自己的基督教福音派信仰而歡欣鼓舞，進而對其排斥穆斯林等非基督教國家移民的主張讚賞有加，並且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信念，即美利堅合眾國的憲政以及保守主義哲學的根基正在於基督教新教的信仰，不僅如此，對於其他國家而言，也只有確立了這種基督教信仰，才可能建立憲政體系。這一點，在前面提到的那本書《川普主義》的作者群里，儼然變成一種共識。

　　從大學三年級開始，我個人關注基督教及其與西方法治關系的歷史已經四十年，自己的本科和碩士學位論文的主題都是中世紀教會法及其對世俗法的影響。我當然知道，歐洲的憲政體制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之間所具有的深刻關聯。例如，中世紀歐洲流行的教會權力與世俗權力之間的兩分乃是近代憲政分權體制的歷史淵源之一，同時也正是這種強調“上帝的歸上帝，西澤的歸西澤”的傳統成為近代憲政中政教分離的源頭活水。對於美國的立憲國父們而言，他們之所以要通過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不得確立國教的準則，也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在歐洲以及北美殖民地時代的宗教迫害，因而對世俗權力與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所產生的危害有極大的憂慮。

　　至於說到美國憲政體制，尤其是權力分立、聯邦制以及憲法所確立的各種維護自由與人權的準則，有些屬於國父們的天才創造，更多的則是悠久的西方文明演進成果，基督教只是憲法的淵源之一。其他重要的根基要素包括前基督教時代的希臘政治哲學、羅馬法，以及英國法律史上所逐漸形成的司法獨立和法律職業化等等。雖然由於大法官具有僧侶身份，英國的衡平法滲透了一些教會法的立法和原則，但整體而言，美國所繼承的英國法中仍然以世俗的成分為主導。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說得最真切：“讓我們研究自然法，研究英國憲法的精神，閱讀遠古時代的歷史，思考希臘和羅馬的偉大範例，追思我們自己不列顛祖先的行為，他們為捍衛我們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抵抗外來的以及內部的暴君及篡權者。”

　　不僅如此，在美國的種族以及文化越來越多元化的今天，作為一部適用於如此繁雜移民組成國度的憲法，必須具有超越基督教的包容性。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作為自由樂土的新大陸成為世界各地人們的向往之地，紐約港前面的自由女神像見證了多少不同信仰和膚色的人們進入這個國度，他們有南美洲或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印度或印度尼西亞的穆斯林、中國或越南的佛教徒或無神論者，凡此種種，他們中的許多取得了美國的公民身份，卻無須改變自己的信仰。這些移民的子女中，肯尼迪、奧巴馬成了美國總統，布蘭代斯（Louis D. Brandeis）成為第一位猶太裔大法官（金斯伯格是首位女性猶太裔大法官），國會議員、聯邦法官、行政當局高官中各種族裔繽紛多彩，如今的美國，誰敢公然宣稱 WASP（即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才是主流？

　　還有，在 20 世紀，一些基督教並不占信仰主流甚至很少基督徒的國家里也建立起運行良好的憲政和法治體制，日本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盡管麥克阿瑟主導的現行日本憲法具有美國憲法相當的影響，但是，一方面，這種影響的內容本身並非與基督教信仰相關聯，另一方面，支撐當代日本憲政的根基觀念也並非完全是西方舶來品，更有前明治時代超過七個世紀中所形成的“統”“治”分離以及幕藩體制下的地方自治傳統。另外，台灣在過去三十多年里從威權向民主體制的成功轉型也是另一個鮮活的證明。無視西方憲政跟基督教信仰及教會之間的關聯固然不符合歷史，但誇大宗教的作用，卻足以導致一個令人絕望的結論：中國的憲政夢必將是“此恨綿綿無絕期”。

　　3. 中美關系惡化：原因與未來。在中美關系方面，川普時代意味著過去延續超過四十年那種接觸、擁抱以期改變的政策的終結。無論是行政當局，還是參眾兩院，都不斷地推出各種強硬舉措，步步緊逼，令中國當局窮於應付，難以招架。中美關系如此斷崖式的惡化不禁讓許多追求中國政治轉型而不斷受挫的國人感到歡欣鼓舞，他們非常期盼這樣的打擊能夠延續下去，而且不斷加大，並且很自然地擔心一旦川普不能連任，在他任期里已經風生水起的這番大事業將前功盡棄，一切又回到此前的那種混沌無望的情形。

　　全面評價近年來中美關系惡化的效果超出了本文的範圍，這里只是指出一個吊詭的事實：隨著川普時代美國政府對中國打擊力度的加大，在中國內部所發生的卻是人權狀況的持續惡化。……當然，所有這些不能歸咎於川普以及美國政府，毋寧說是中國內在邏輯的一種展示。也可以說，導致美國政府對華政策逆轉最關鍵的推動者，不是美國方面，而是中國當局。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長期奉行的類似“懷柔羈縻”的策略完全失效，轉而使用大棒甚至炮艦也就成為必然。一個根本性的困難在於，懷柔也好，大棒也罷，當一國內部沒

　　有形成一種足以制衡威權的體制性的（institutional）以及社會化的力量，外來壓力所帶來的經常是一種反向效果。尤其是對象國體量遠遠超過如伊朗、朝鮮的情況下，指望外部的種種制裁和號召就能引發國內的變革就更是一廂情願了。

　　另一方面，多少可以安撫中國的那些川普擁躉的是，拜登上任後，雖然推翻了川普在內政外交方面的許多政令，但是涉及中國的各種施壓政策卻得到了延續。新任國務卿以及國家安全顧問、防長等都表達了維持對華強硬路線的明確態度。而且，與川普不一樣的是，拜登當局更強調在對華政策方面與歐洲以及傳統盟國之間的協調作業，同時又注重制裁中國的時候以“手術刀”而非“大砍刀”所帶來的更為精確的打擊。這樣的延續與調整並重的戰略與策略前景如何當然還有待觀察，至少可以讓中國黨政當局不必再抱某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剩下的，就看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了。孟子說得對：

　　“夫人必自侮，

　　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反過來的道理是，國必自救，而後人救之。

　　（首發於台灣《思想》雜志第 42 期，2021/4/17）如何看待中美民眾在美國大選問題上的分裂？

　　余智

　　此次美國大選，無論是在美國社會，還是在華人社會（包括中美兩國華人）特別是自由派中，都引起了巨大分裂。很多人都擔心這種分裂是否會削弱美國的民主制度與世界地位，以及華人社會中推動國家民主進步的力量。

　　筆者認為：從總體上看，不必過度擔心本次美國大選在中美兩國民眾中造成的分裂，但其中的部分問題的確應該引起高度重視與反思，以促進美國社會的健康發展與中國社會的民主進步。

　　（一）美國社會的分裂問題

　　“分裂”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社會的正场☆態。因為每個個體的思想觀念與利益訴求本來就存在差異，或者說，“分裂”在一定意義上說就等同於人類社會的多樣性。民主政治本身就是基於社會“分裂”

　　的現實，為了解決不同個人與群體的觀念與利益差異，而建立起來的制度安排。這一制度的基本原則包括自由平等、尊重多數、保護少數、程序正義，等等。

　　美國從建國到現在，社會一直處於“分裂”狀態。絕大多數情況下的“分裂”，都是在讚同民主憲政的上述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關於公共政策措施的不同意見的分歧，是民主社會常態。美國絕大多數的選舉與政策辯論中，社會都是“分裂”甚至高度“分裂”的。在很多選舉中，當選人的選得票率都與競選對手相差不大。但關於選舉胡不同政策意見的分歧，都會通過上述民主機制得到妥善解決。這也正是這一體制長盛不衰的魅力所在。

　　此次美國大選中的民眾分裂，與以往歷屆大選相比，的確有一些新的特點與內容。一是傳統的左右之爭更加激烈。雙方在移民與少數族裔、種族平等與反種族歧視、社會保障與福利政策、跨性別少數群體等傳統紛爭上的撕裂更加尖銳對立。二是雙方爭端更多地涉及價值觀與制度基礎。川普陣營更多地以保守主義價值觀為其政策提供辯護，而民主黨陣營則更多地指責川普的民粹主義對民主憲政的破壞作用。三是選舉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選舉“舞弊”爭端。這一爭端持續兩個多月，歷經多次重大事件，甚至最後川普支持者暴力沖擊國會大廈，震動全美乃至全球。

　　盡管如此，美國的民主憲政在解決這次激烈的選舉爭端中仍然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一是司法系統（包括川普親自任命的法官）堅持了獨立性，頂住了挺川派的巨大民意壓力，堅持了獨立審判原則，駁回了川普陣營沒有實錘依據的所有選舉指控。二是共和黨的主流政治人物在司法系統判決、選舉人團投票後，絕大多數都宣布接受拜登當選，與川普切割，從而使國會通過了對拜登的認證。三是軍隊嚴守政治中立，不參與選舉紛爭，並宣布效忠憲法，接受經過法律程序選舉出來的領導人。這些都表明，美國民主體制依然堅如盤石，在解決社會嚴重分歧方面仍然非常有效。對美國民主體制的過度擔憂是沒

　　有必要的。

　　然而，這次大選造成的高度分裂，確實已經威脅到美國民主制度的安全，給美國社會敲響了警鐘。筆者在《川普是否操弄民粹主義並有獨裁傾向？》一文中曾提出並詳細論證，川普的確操弄民粹主義並有獨裁傾向，威脅到了美國民主體制的安全。任何民粹主義都有民意基礎。川普政府的疫情防控效果極差，但仍然獲得接近一半的選民的選票，而且吸引了眾多的狂熱支持者，代表他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

　　雖然川普本人已經下台，但美國的民粹主義基礎依然存在，必須高度重視並有效防範。

　　一方面，要旗幟鮮明地消除川普民粹主義的負面影響。應該明確反對川普對“政治正確”的污名化以及在“反政治正確”方面的矯枉過正，重申“政治正確”的基本理念，包括自由博愛、種族平等、宗教寬容、多元進步等等，反對煽動不同族群之間的仇視與對立，反對川普對精英階層與社會底層的污名化攻擊以及“挑動中間鬥兩頭”的政治宣傳操作，消除其不良影響。

　　此外，此次選舉紛爭之所以能最終得到妥善解決，沒有釀成大禍，得益於美國主流社會（包括司法體系、立法機構、行政機構與軍隊）對民主政治基本原則特別是法治與程序正義的堅守。為了更加有效地防範川普式的民粹主義危害民主體制的安全，美國是否需要在相關法律規範上有所改進與完善，也是今後迫切需要考慮的問題。

　　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視川普支持者所關注的社會問題。要采取有力政策，照顧他們的訴求，化解他們的不滿與民粹情緒。

　　第一，要重振美國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川普的主要支持者是中西部“鐵銹帶”的白人中低收入群體即所謂的“紅脖子”白人，他們在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受到嚴重負面沖擊：來自中國等國的廉價商品嚴重沖擊了其傳統制造業，很多企業又將其生產線轉移到了勞動力成本低得多的中國等地。

　　川普政府的藥方是，通過與中國的關稅戰阻止從中國的廉價商品進口，並輔以其它措施吸引制造業回流美國。但關稅戰所起的效果是有限的：對中國產品加征的關稅絕大多數轉嫁到了美國消費者頭上，但沒有顯著降低進口量；中國的關稅報覆也減少了美國相關產品的出口量；制造業回流的效果也不明顯，部分從中國轉出的企業並非回流到美國，而是轉向了其它東南亞國家。

　　為了重振美國中西部經濟，拜登政府可能需要重新調整思路。關稅戰最多只應局限在有證據證明中國進行了“不公平貿易”的領域，而不能“全面開花”。更重要的是，應對全球化負面沖擊的有效措施，不應該是進行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貿易保護，或促進企業重新發展比較劣勢行業、重新回歸高成本地區，而應該是通過各種市場化措施促進經濟結構的轉型，特別是在受全球化負面沖擊的地區，促進新的比較優勢產業的產生。

　　第二，要謹慎處理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與利益沖突。這種沖突包括傳統的左右之爭的各個方面，既包括價值理念方面，也包括利益分配方面。無論是哪方面的矛盾與沖突，都應該采取各種措施加以化解或縮小，而不是激化。

　　例如，在移民問題上，在堅持對外開放、人道主義等“政治正確”

　　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適度修訂相關法規，強化執行力度，改善合法移民的構成，完善非法移民的處置措施，加強新移民的歸化工作。在反種族歧視問題上，要處理好對少數族裔的照顧政策的力度，緩解其它族群的“逆向歧視”感受；同時，既要持續改進警察執法，防範相關種族歧視事件引發群體沖突，也應有效控制群體沖突中的暴力事件，並防止過頭“政治正確”行為對右翼民眾的思想沖擊。

　　再如，在稅收及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改革方面，既要做好兩者之間的平衡（本質是財政收入與支出之間的平衡），也要做好各自內部的平衡：稅率調整的目標，不應該僅僅是刺激經濟增長，也應合理調節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標，應該是精準扶持因不可抗力陷入生活困難的民眾，而不應該是獎懶罰勤。這些從根本上說都是為了調和不同群體的利益矛盾。

　　經歷了嚴峻考驗的美國社會，如果能夠在以上各個方面反思與應對得當，更好地化解與處理已有的社會矛盾與分歧，就可以使得美國的民主制度行穩致遠，社會發展更加健康，繼續保持繁榮與強大。

　　（二）華人社會的分裂問題

　　美國大選造成華人社會（包括中美華人）的高度分裂，是此次美國大選區別於以往各屆美國大選的重要特征。這種分裂在自由派內部尤為顯著。相當多的自由派基於對川普的高度感情認同，成為堅定甚至狂熱的“川粉”，堅信川普陣營關於大選“舞弊”的各種說辭，無保留地支持川普的內外政策及其背後的價值觀；而少部分自由派則走向了他們的對立面。兩派民眾在網絡上爭得不可開交，甚至導致朋友反目，構成了此次美國大選中的獨特“風景線”。為簡單起見，下文的討論將集中於中國華人特別是自由派群體。

　　其實，中國社會的“分裂”並非是這次美國大選才有的。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民眾思想觀念從“大一統”走向多元化與“分裂”的過程。特別是本世紀以來，由於通訊工具與互聯網的發展、社交網絡平台與自媒體的興起，人們之間思想觀念的交流更加便捷。差異化的個體觀念，經過社交媒體的傳播，更容易形成不同的群體效應，放大為群體的思想分裂。

　　在當下的中國，任何一個社會公共事件，都可能引發網絡上的不同聲音，形成大規模的群體爭論。即便是一開始的“輿論一邊倒”，也可能隨時發生反轉。從總體上看，這種“分裂”是中國社會進步的表現。這表明中國社會已經擺脫了原有的公權力主導下的“思想統一”狀態，很多民眾都有了自己的獨立見解與獨立思考能力。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根本動力。

　　當然，中國社會的總體“分裂”中，也包含了中國左、右兩派對民主法治等基本價值觀與制度規則認知的分裂。這與西方社會的左右之爭即自由與保守之爭，建立在對普世價值觀與民主憲政制度的共同認可的基礎之上，有很大不同。中國左右兩派的共性基礎需要提高，相信也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提高。

　　然而，此次圍繞美國大選產生的激烈紛爭，實際上主要不是產生在中國的左右兩派之間，而是產生在中國的右派即自由派內部。很多自由派擔心，這種激烈紛爭是否會導致中國自由派從此成為一盤散沙？是否會削弱中國自由派對於左派的集體力量？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必過慮。

　　第一，中國自由派區別於左派的一個特點，就在於倡導尊重個人思想自由，尊重思想的獨立性與多樣性，不強求一致。這一特點，可能會使得自由派在與強調“思想統一”的左派的對壘中，暫時處於戰術劣勢。但從長期看，自由派一定會有戰略優勢。這是因為，思想自由才符合人的本性，思想獨立與多元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而創造性才是生命力的源泉。

　　第二，中國自由派在美國大選問題上的分裂，不影響他們在追求共同目標上的團結一致。美國大選已經塵埃落定，熱度逐步消失。盡管自由派內部挺川、反川兩派對於拜登團隊的對華戰略還會產生很多看法分歧，但社會熱點問題會更多地回到中國內部問題，包括民生發展與社會進步。在這些問題上，兩派之間的共同主張，並不會由於兩者在美國大選問題上的爭端而改變。他們還會發出相同的聲音，共同推動中國的發展進步。

　　當然，中國自由派內部對於因美國大選產生的認知誤區，也需要進行反思。筆者在《華人社會為何對美國大選存在諸多認知誤區？》

　　一文中，分析了華人社會特別是自由派內部對美國大選的各種認知誤區的七個產生原因：第一，感情好惡過於濃烈，影響事實判斷與價值取向；第二，知識結構搭配錯亂，基礎不牢而追求空中樓閣；第三，價值觀不正，民主法治與進步理念欠缺；第四，判斷力不足，常識與邏輯思辨能力欠缺；第五，方法論錯誤，不信主流媒體而信小道消息；第六，理性溫和不足，狂熱極端過剩；第七，自負心態過濃，敬畏反思缺乏。

　　如果中國自由派能認真反思以上問題，改進對於民主政治的基本認識，就能適度彌合此次美國大選造成的極度分裂，縮小內部分歧，更好地推動中國的思想進步與民主法治建設。

　　（首發於《中美印象網》，2021/2/26）

　　“一賀三張”在美國大選爭端中的理性堅守與意義余智

　　剛剛過去的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在華人社會特別是在自由派與知識分子群體中，引起了巨大爭議與撕裂。其中一個典型現象，就是大量自由派人士狂熱挺川（川普），極力反對甚至攻擊不支持川普、或者只表示支持美國民主體制及其選舉結果的自由派公知大咖，特別是“一賀三張”——賀衛方、張千帆、張雪忠、張鳴，其中前三者是法學家與憲政專家，張鳴教授則是歷史學家。這些極端挺川派人士不僅嘲諷這些專家“集體翻車”“形右實左”，甚至將嘲弄對象擴大到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盡管他們很多人自身也是知識分子）。

　　然而，事實證明：在此次美國大選爭端中，“一賀三張”（賀衛方、張千帆、張雪忠、張鳴）這幾位專家的表現堪稱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優秀典範，包括對川普民粹特性的精準預判、對大選“舞弊”

　　爭端的冷靜分析、對美國制度根基的清醒認識、對美國左右之爭的中性認知、對民主憲政原則的牢固堅守，以及對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改革現實的清醒認知。其中，張千帆教授做出的貢獻尤為突出。他們不畏極端挺川派的攻擊與嘲弄，堅守自己的理性認知與價值取向，在此次美國大選爭端中為中國自由派群體挽回了一絲顏面，使其避免了集體淪為世界與歷史笑柄的尷尬風險，也為極端挺川派的反思提供了良好參照系，對推動中國的思想進步與民主轉型具有極其重要的標桿意義。

　　一、對川普民粹特性的精準預判

　　此次美國大選爭端集中暴露了川普操弄民粹主義、破壞美國民主憲政的巨大風險。筆者在《美國是否發生了嚴重的體制危機或憲政危機？》《川普是否操弄民粹主義並有獨裁傾向？》兩篇文章中，對此做了詳細分析。在後一篇文章中，筆者從兩個方面區分了民主與民粹，並認為川普符合民粹特征：他宣稱代表“人民”整體與“正義”

　　力量、“妖魔化”政治對手及其代表的利益群體，而且不尊重甚至試圖破壞民主體制與規則在解決民意爭端中的地位與作用。對於川普的民粹特性，筆者與很多人一樣，是通過此次美國大選爭端才看出來的。

　　然而，賀衛方教授與張鳴教授兩人，則在川普 2016 年當選總統時就對此做出了精準預判，並在此次美國大選親身見證了它的應驗。

　　賀衛方教授當時曾批評川普的就職演說表現，並明確指出他的演說充斥著“民粹動員”。這一評論在此次大選中還被極端挺川派翻出來作為“罪證”。無獨有偶，張鳴教授針對川普在那次就職演說中宣稱自己的當選代表“華盛頓又回到了人民手中”，一針見血地反問：

　　“以

　　前的美國政府就不是人民選的嗎？”認為川普的這種說法是民粹主義者的慣用手法。兩人所見略同。

　　事實的確如此。筆者在《川普是否操弄民粹主義並有獨裁傾向？》一文中曾指出：民粹主義政治人物的典型特征，就是無視民主社會中“人民”在觀念與利益訴求方面的客觀差異，即“人民”自身的分裂性，將自己視為一個抽象“人民”群體的整體利益代表，妖魔化政治對手，斷言其不代表“人民”。而川普符合這一特征（以下兩段直接引自該文）：

　　川普的政治鼓動與宣傳中，一直采取了這種方法。他實際上主要代表美國中西部“鐵銹帶”地區的中低收入選民（即“紅脖子”白人）的利益。這些群體受經濟全球化額負面沖擊較大，其利益當然應該得到重視。但他一直宣稱自己是全體“人民”的代表。在 2016 年的總統競選中，他宣稱“人民”被國家遺忘了-實際上是將他所代表的上述部分利益群體，擴展為“人民”整體，界定為“正義”力量。

　　川普當時還宣稱國家權力不在“人民”手中，而是被華爾街“資本大鱷”與所謂的“華盛頓沼澤”（立法、行政、司法機構精英）所“竊取”——實際上就是將這些群體“妖魔化”，將他們排除在“人民”之外。界定為“非正義”力量。在 2017 年的總統就職典禮中，他則宣稱自己的當選代表“華盛頓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這種典型的民粹主義宣傳，被賀衛方教授、張鳴教授準確識別，不能不說是他們的先見之明。而這次美國大選爭端，川普的上述民粹宣傳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試圖破壞民主體制與規則在解決大選紛爭中的地位與作用，從而對美國民主憲政造成了直接危害，進一步印證了他們的預判。

　　二、對大選“舞弊”爭端的冷靜分析

　　在本次美國總統大選爭端產生之後，面對鋪天蓋地的大選“舞弊”質疑，“一賀三張”都選擇不相信關於大選“舞弊”的有關傳言。

　　極端挺川派攻擊他們無視關於“舞弊”的海量“證據”與“爆料”。

　　但實際上，他們的選擇既有堅實的事實與嚴謹的邏輯、更有正確的方法論作為基礎。

　　首先，他們選擇相信美國主流媒體而非自媒體的事實報道，這是正確的方法論選擇。筆者在《美國主流媒體是否背離了客觀獨立與言論自由原則？》一文中，指出美國主流媒體在新聞報道方面的客觀性是由是依靠媒體的自由競爭體制來保障的，比非主流自媒體與自媒體更加可靠，它們也沒有背離價值觀獨立原則（與價值觀傾向性不矛盾，且不同媒體的傾向性不同）與言論自由原則，澄清了這些方面的種種認識誤區。賀衛方教授在《答王浛旭問》中明確指出：美國主流媒體並非在價值傾向上都全部反對川普，媒體的黨派傾向通常體現在言論而非事實報道上。這一認知符合客觀事實，也為其選擇相信主流媒體的事實報道、不相信各種自媒體的網絡謠言做了注腳。

　　其次，他們選擇相信美國與國際主流社會對此問題的判斷，這也是正確的方法論選擇。賀衛方教授曾談到：投票支持川普的民眾並非都相信大選“舞弊”，美國主流社會是不相信“舞弊”的；西方國家在大選結束後，在明知美國已經有“舞弊”傳言的情況下，仍然向拜登表達祝賀，應該也是基於其情報系統對大選是否存在舞弊的評估後做出的決定。對於一個局外人而言，相信美國與國際主流社會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方法論選擇。

　　再次，他們反對“陰謀論”思維方式，選擇相信美國司法體系的公正性，這也是正確的方法論選擇。他們普遍認為在美國兩黨勢均力敵、互相監督以及新聞媒體完全自由的體制下，大規模“舞弊”難以發生、發生後也很容易發現，並明確選擇相信美國司法體系對選舉“舞弊”案件的獨立裁決結果。張雪忠教授在很多微信發言中，都表達了這些觀點。這些既符合美國政治現實，也符合正常邏輯。張千帆教授在大選後發表了《決定美國大選的 120 場訴訟》，系統總結了圍繞大選爭端的相關訴訟情況，為大選“舞弊”說掃清了疑雲。

　　對於圍繞美國大選是否存在“舞弊”的紛爭，也可參考筆者在《2020 美國大選是否存在大規模舞弊？》一文中的系統分析與總結。

　　筆者在該文中指出：相信美國大選舞弊的幾個理由（美國自媒體中關於選舉舞弊的大量“爆料”、雙方競選過程中的人氣差異、選舉結果揭曉過程中的“拜登曲線”）都不充分，其它相關邏輯（“陰謀論”）與事實（美國與國際主流社會的看法）也不支持大選舞弊之說。

　　三、對美國制度根基的清醒認識

　　前幾年，部分中國自由派學者在川普執政後，宣揚美國民主制度的根基是基督教信仰甚至福音派基督教信仰。賀衛方、張千帆、張雪忠三位法學專家堅定否認了這種錯誤認知。

　　張千帆教授在大選前發表的《什麽是美國的宗教立場？》與《美國憲法上的宗教關系》兩篇文章中，從宗教改革的歷史、美國憲法的規定上，論證了美國制度根基是政教分離、宗教信仰自由，而非基督教信仰。他從多個角度論述了這一制度基礎對保證世俗國家長治久安的意義：如果美國背離這一制度根基，就會背離宗教改革以來人類文明的進步成果，回歸以一元化宗教為國教、甚至政教合一的中世紀狀態，導致無窮的信仰紛爭、仇恨甚至分裂與戰爭。

　　賀衛方教授在大選後發布的反思文章《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支持了張千帆教授的有關論述，並將政教分離的源頭追溯到“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歐洲社會傳統。他也指出了美國憲政體制的淵源不僅僅包括基督教，還包括前基督教時代的希臘政治哲學、羅馬法以及英國法律傳統等，且美國繼承的英國法律中仍然以世俗成分為主導。他也指出了現代美國社會中族裔與宗教信仰的多元特征以及民主憲政體制在非基督教主導地區（日本與台灣等）的成功範例，進一步證明了民主憲政並非以基督教為根基。

　　張雪忠教授在諸多微信評論中，也表達了與張千帆與賀衛方兩位教授類似的觀點。他還特別批評了部分基督教教徒在大選中因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認為自己對世俗政治問題的認知也高人一等、甚至高於相關專家（包括“一賀三張”）的傲慢心態，並認為這種心態其實也是一種懶惰心態（因信教而認為自己不需要再在其它方面加強學習）。

　　坦率而言，關於美國制度根基是基督教信仰還是政教分離這個問題，在川普上台之前根本不是問題。美國主流社會與了解美國基本情況的中國學界都很清楚這一點。川普 2017 年上台後，部分中國學者試圖將其背後的基督教福音派的一時獲勝永久化與神聖化，才導致了有關美國制度根基問題的爭論。“一賀二張”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堅守了憲政學者的理性認知。

　　關於這一問題，讀者還可參閱筆者的《如何看待美國制度與基督教、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一文。在該文中，筆者支持了張千帆、賀衛方教授關於美國制度根基在於政教分離、宗教自由，以及美國民主體制適用於非基督教主導地區的觀點，還指出：美國制度根基的政教分離、宗教信仰自由並不否定基督教的傳播推廣；即使認為美國的制度根基是基督教信仰，此次美國大選也不是關於美國制度存亡的紛爭；基督徒應保持態度與認知謙虛。

　　四、對美國左右之爭的中性認知

　　前幾年，部分中國自由派學者在川普執政後，宣揚右派的保守主義思潮是“正確”思潮，認為美國的未來之路是弘揚右派保守主義思想，回歸美國傳統價值觀。為此，他們將與之對應的左派即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思想定位為“錯誤”甚至“邪惡”思想，將持有相關理念的左派污名化為“白左”甚至“聖母婊”，進而將美國“左右之爭”

　　定位為“正邪之爭”。這不僅是在美國的“左右之爭”中站隊、表態，而且嚴重扭曲了民主社會左右之爭的正常屬性。而“一賀三張”等溫和自由派都反對這種極端觀念，堅持以中性態度看待美國左右之爭。

　　張千帆教授在《“保守主義”保守什麽，如何保守？》一文中，對此作了精彩分析：首先，他從保守主義的多維性（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域性（國家）、時代性（時期）三個方面，論述了這一概念的覆雜性與歧義性，在每個維度、國家、時代，其內涵都不相同；其次，他論述了保守主義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保守過度就會成為社會進步的絆腳石，並會激發激進變革，造成巨大破壞；保守主義與自由/進步主義、右派與左派，作為西方國家相對的兩種思潮，都有其各自合理性與不足之處。張千帆教授對保守主義與自由/進步主義的分析與評判是全面、溫和而理性的。

　　張千帆教授在論述保守主義歷史局限性的同時，正確地指出美國歷史上是一直發展進步的，無論是經濟方面從完全放任到宏觀調控，社會方面從缺乏基本社會保障到提供基本社會保障，還是政治方面從歧視少數族裔、少數群體到逐步賦予他們平等權利。在《種族平等-美國憲政的原罪、救贖與短板》一文中，他則系統論述了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歷史原罪、進步歷程以及仍然存在的短板，使讀者深刻理解了進步主義（而非保守主義）的歷史意義。

　　賀衛方教授在《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從美國兩黨政治的角度闡述了左右之爭的正常而非“正邪”屬性。他從黨派的起源以及美國兩黨政治的形成歷史出發，揭示了兩黨在諸如稅收傾向、政府角色、平權運動、墮胎權利、移民政策等問題上的分歧由來已久，屬於正常政策之爭。他因此嚴厲批評了極端挺川派將兩黨之爭視為“正邪之爭”、污蔑民主黨、神化共和黨、甚至將川普視為“天選之子”

　　的錯誤認知。他形象地形容，“保守派和自由派形成了相互平衡的兩翼”，共和黨民主黨“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

　　此外，張千帆教授與賀衛方教授在他們的文章中，都客觀指出了美國的民主黨與左派的主流政策主張是溫和偏左，並非極端挺川派所聲稱的“極左”，與馬克思主義左派完全不同，更不可能走向列寧式的社會主義。賀衛方教授還進一步則指出，美國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兩黨實力基本平衡，沒有出現一黨獨大的情況，因而兩黨之間可以形成有效制約。

　　關於如何看待美國的左右之爭，讀者還可參閱筆者的《美國的“左右之爭”是“正邪之爭”嗎？》一文。該文通過對美國左右之爭四個問題（非法移民與移民歸化問題、種族平等與民權運動問題、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問題、大麻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問題）的詳細辨析，進一步深入論述了美國左右之爭並非“正邪之爭”的核心觀點。

　　而在《如何認識“利益集團”“深層政府”與“華盛頓沼澤”？》一文中，筆者則駁斥了極端挺川派在美國左右之爭中，對美國民主黨乃至共和黨主流政治勢力的種種錯誤認知以及攻擊污蔑。

　　五、對民主憲政原則的牢固堅守

　　部分極端挺川派由於將美國左右之爭視為“正邪之爭”，對不利於自己的支持對象的選舉結果拒不接受，在窮盡了體制內所有的司法途徑而不能達到其目標之後，轉而呼籲民眾的街頭運動甚至“暴力革命”（最終釀成川普支持者沖擊國會事件），或者呼籲川普動用軍事與情治力量改變選舉結果。這就已經遠遠超出了民主憲政所允許的範疇。

　　但“一賀三張”這些專家始終將美國左右之爭視為正场論，支持在民主憲政的框架下解決左右紛爭包括選舉紛爭。張千帆教授在《“保守主義”保守什麽，如何保守？》一文中，明確主張通過社會契約即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的憲政原則，解決左右分歧，保證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發展。賀衛方教授在《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指出，美國兩黨在分歧之外，在新聞自由、民主政治、司法獨立等基本價值觀方面有這深刻而廣泛的共識。這些民主憲政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解決兩黨分歧的共同基礎。

　　在大選紛爭產生後，“一賀三張”更是支持依靠憲政與法治原則解決紛爭。張雪忠教授在這方面有大量的微信發言，非常到位。張千帆教授在大選後的反思文章《美國契約的破裂與重建》一文中，指出了此次美國大選過程中川普及其極端支持者對美國契約即民主憲政的巨大破壞，並提出從三個方面重建美國契約、維護民主憲政：一是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政教分離、宗教自由、言論自由）；二是美國憲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三是總統選舉制度的改革。這一反思具有非常強烈的針對性。

　　筆者在《美國是否發生了嚴重的體制危機或憲政危機？》一文中，則分析了此次美國大選紛爭中，美國主流社會（包括共和黨與挺川派主流、司法體系與軍隊）堅持依靠民主法治原則解決紛爭、維護美國憲政體制的努力，並分析了川普本人與極端挺川派對民主憲政的破壞與威脅。

　　六、對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改革現實的清醒認知部分華人自由派人士在此次大選中狂熱挺川，一個重要原因是川普過去幾年的對華強硬政策使他們相信：川普能夠以強硬手段倒逼中國的改革開放，並逆轉中國最近一些年的內政外交轉向；而民主黨與拜登只能打打“口炮”而已，甚至會與中國有關方面進行“勾兌”，從而“綏靖”中國近年來的內政外交轉向。他們基於對川普的強烈感情偏好，不僅堅信網絡自媒體關於大選存在嚴重“舞弊”、川普最終會翻盤等諸多傳言，也不分好壞地狂熱支持川普的幾乎所有的內政、外交政策及其背後的價值觀，並對拜登百般詆毀。

　　賀衛方教授在《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指出了部分華人自由派的上述認知，並針鋒相對指出了以下三點：第一，川普的對華極限施壓並未導致中國自由派期待的政治結果，而相反的政治現實卻在中國不斷上演，盡管這是中國內在邏輯的一種展示而非美國施壓的結果；第二，導致美國對華政策逆轉的，實際上不是美國政府，而是中國方面，美國的大棒外交是“懷柔羈縻”政策失效之後的必然選擇；第三，拜登政府會延續川普政府的對華施壓政策，並更注重與西方盟國的協調以及應對中國的策略手段的效果。

　　賀衛方教授更進一步指出了中國自身轉型的困難所在：當一國內部沒有形成一種足以制衡威權的體制性與社會化力量的時候，外來壓力所帶來的經常是一種反向的效果，尤其是對象國體量很大的情況下，指望外部壓力就能引發國內變革更是一廂情願，推動中國變革主要看中國人自己。

　　賀衛方教授對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改革現實的上述認知，與筆者在以下三篇相關文章中表達的相關觀點高度吻合。

　　筆者在《美國過去的對華接觸戰略失敗了嗎？》一文中指出：

　　“川普執政之前美國兩黨都曾執行的對華接觸戰略，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都取得了顯著成效，不能視為失敗；中國前些年的內政外交轉變主要是內部因素作用的結果，不能歸因於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所謂“綏靖”。”

　　同時，筆者在《如何看待所謂的中美“勾兌”問題？》一文中指出：“關於美國民主黨與中國“勾兌”的指控帶有強烈“陰謀論”色彩；其中雙方公開或秘密管道的合法溝通，兩黨都有，屬於國際上的外交慣例與維護本國利益，無可厚非；而關於美國部分政治人物或其親屬與中方進行非法交易、危害美國國家利益的傳言，在有確鑿的司法起訴與判決之前，不應采信；中美雙方的相互“滲透”不必否定，但有關非法指控還是應尊重司法系統裁決。”

　　而在《如何全面評判川普的對華遏制戰略？》一文中，筆者進一步指出：“部分華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對川普對華遏制戰略的偏好，過於簡單化了；應該全面評判這一戰略的產生背景、多重影響、歷史延續性及其與中國發展進步的關系。”具體而言（以下四段直接引自該文）：

　　第一，川普的對華戰略轉向，在經貿方面具有主動性，但在政治方面具有被動性。這與其“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理念有關。華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對他的過高政治期望可能是“所托非人”。

　　第二，川普的對華遏制戰略，存在方向不同的多重影響：既在較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擴展、在某些方面“倒逼”了中國的經濟改革與開放，也在某些方面導致了中國經濟的“自力更生”與“內循環”、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對內管控的強化、在較大程度上刺激了中美兩國的民族敵對情緒。這一戰略對中國發展進步的總體影響是正是負，很難準確評估。而它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負面影響，則主要是由普通民眾而非既得利益階層承擔的。

　　第三，川普的對華遏制戰略，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從總體上看會被拜登政府延續，但部分策略可能會有所改變：兩國政治對抗會延續、經貿對抗會緩和，實質對抗會延續、口頭對抗會緩和，雙邊對抗會延續、多邊對抗會增強。

　　第四，中國這樣的大國的發展進步，應該主要依靠本國民眾的自身努力，而不能過分寄希望於外部壓力與幫助，特別是某個國家、政黨或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缺乏“普世主義”理念的外國政黨與政治人物。

　　賀衛方教授前述觀點，與筆者在上述三篇文章特別是第三篇文章中詳細論述的相關觀點高度吻合，澄清了極端挺川派對於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改革現實的偏激認知。

　　七、“‘一賀三張’形右實左”的說法混淆了中西方的左右概念

　　部分極端挺川派人士批評“一賀三張”等溫和自由派人士“形右實左”。這種指責毫無依據，本質上是混淆了美、中兩國的左右概念，即“白左”與“紅左”的概念。

　　張千帆教授本人在《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一文中，分析了西方左右概念的緣起與演變、中西方左右概念的差異；指出西左不一定是極左、有很多可取之處，“白左”的“政治正確”不能一概否定；認為評價左右的坐標系應該是憲政民主體制，而不應該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場；指出部分華人極端挺川派之所以逢“左”必反，在於混淆了中西方的左右概念，將西方的左當成中國的左了。賀衛方教授在《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則指出，中國缺乏西方意義上的左派與右派。張鳴教授也指出，中國與西方的左右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筆者則在《美國的“左右之爭”是“正邪之爭”嗎？》一文中第七部分的延伸討論中，指出了極端挺川派混淆中西方的左右概念、將“一賀三張”等溫和自由派人士視為“形右實左”的錯誤所在（以下四段直接引自該文）：

　　在中國的政治光譜中，

　　“左派”

　　（“紅左”）是指偏向傳統馬列主義

　　意識形態的思想傾向，

　　“右派”

　　（“紅右”）是指偏向西方普世價值觀的

　　思想傾向。而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中，幾乎沒有中國“左派”即“紅左”

　　的空間，只有中國的“右派”即“紅右”。

　　美國的“左派”

　　（“白左”）與“右派”

　　（“白右”）都是讚同西方普

　　世價值觀的。只是“左派”更加重視利用政府力量克服市場選擇的缺陷與不足，照顧少數族裔、弱勢群體，更注重保護個人在行為方式上的自由選擇，而“右派”更加強調尊重市場與自然選擇的結果、主張弱化政府的外在幹預，並更多強調傳統價值觀對個人自由行為的約束作用。

　　中國的“右派”

　　（“紅右”），既有支持西方“左派”

　　（“白左”）、也

　　有支持西方“右派”（“白右”）的。極端挺川派批評為“形右實左”

　　的中國溫和自由派人士，實際上是中國的“溫和紅右”：他們要麽支持美國民主黨（“白左”），要麽在兩黨之間不持明確立場或者搖擺不定。

　　“形右實左”批評的錯誤在於：如果這里的“左”是指“紅左”，則這種批評完全張冠李戴，因為這些中國溫和自由派人士屬於“溫和紅右”，與“紅左”截然不同；如果這里的“左”是指“白左”，則這種批評可能以偏概全，因為“溫和紅右”既可能支持“白左”、也可能在兩黨之間不持明確立場或者搖擺不定；如果這一批評的對象僅限於支持“白左”的“溫和紅右”

　　“形右實左”的說法也屬於標準不

　　一，將中國“紅右”與美國“白左”直接對立。

　　八、“一賀三張”理性堅守的重要意義

　　張千帆教授在《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一文中，總結了中國自由派中的部分極端挺川派認知錯誤的產生原因：一是思維極簡，對極權體制下的長期洗腦極度反感，找不到合適的理性辯論對象，也無從培養自己的理性辯論習慣，因而反極權的思辨模式也變得極其簡化，養成了與“階級鬥爭”類似的簡單善惡觀，敵友界線劃分非常鮮明但過於簡單；二是過度自信，由於長期生活在極權體制下，養成了極權的習性，對自己的立場的正確性過於自信，將自己理解為一貫正確的代表，而將意見不同者視為“邪惡”，缺乏寬容心態；三是極端思維，矯枉過正，從反一個極端（極左）走向另一個極端（極右）。

　　上述這些問題，可以概括為“理性思辨的缺乏”。而“一賀三張”則克服了這些缺點，堅守了理性思辨。

　　筆者在《華人社會為何對美國大選存在諸多認知誤區？》一文中，分析了華人極端挺川派對美國大選產生諸多認知誤區的七個原因：第一，感情好惡過於濃烈，影響事實判斷與價值取向；第二，知識結構搭配錯亂，基礎不牢而追求空中樓閣；第三，價值觀不正，民主法治與進步理念欠缺；第四，判斷力不足，常識與邏輯思辨能力欠缺；第五，方法論錯誤，不信主流媒體而信小道消息；第六，理性溫和不足，狂熱極端過剩；第七，自負心態過濃，敬畏反思缺乏。

　　其中，第七個方面指的是：批評乃至嘲諷“一賀三張”的極端挺川派們其實極其自負。“正如張鳴教授所言，他們以前之所以相信這些公知大咖，只是由於後者的言論剛好與自己內心想法吻合。但當這些專家集體與自己的想法不一致時，他們不是敬畏專家集體，不是反思自己的認知，卻反過來認為專家集體出錯，自己才是對的，甚至為自己“不迷信專家”而洋洋自得。他們始終相信的是自己的執念，對自身認知極度自負。至於部分人將嘲諷對象擴大到知識分子群體，則更是對知識缺乏敬畏的“反智”表現。”

　　“一賀三張”之所以在這次美國大選中能夠堅持正確的認知，原因就在於在各個方面與他們的批評者即極端挺川派們相反：他們對美國大選態度超然，因而能夠以冷靜態度做出事實判斷與價值選擇；知識結構紮實全面，理論基礎牢固深厚；價值觀端正，民主法治意識濃厚，並深具進步理念；判斷力敏銳，既具有對美國社會的常識認知，又具有強大的邏輯思辨能力；方法論正確，相信主流媒體而非小道消息；始終理性溫和，避免極端思維；謙虛謹慎，對美國與西方主流社會認知保持敬畏之心。

　　總而言之，“一賀三張”在此次美國大選爭端中的堅守，體現了中國溫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理性風範，為幾乎集體沈淪的中國自由派挽回了聲譽，他們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其中，張千帆教授的數篇雄文，其視野之廣博，見解之深刻，價值觀之端正與中道，態度之理性與溫和，論述之嚴謹與周密，堪稱典範。“一賀三張”

　　不應該是極端挺川派的批評與嘲諷目標，而應該是後者切實學習的對象！

　　筆者在《如何看待中美民眾在美國大選問題上的分裂？》一文中指出：“此次圍繞美國大選產生的激烈紛爭，實際上主要不是產生在中國的左右兩派之間，而是產生在中國的右派即自由派內部。很多自由派擔心，這種激烈紛爭是否會導致中國自由派從此成為一盤散沙？是否會削弱中國自由派對於左派的集體力量？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必過慮。第一，中國自由派區別於左派的一個特點，就在於倡導尊重個人思想自由，尊重思想的獨立性與多樣性，不強求一致。……思想自由才符合人的本性，思想獨立與多元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而創造性才是生命力的源泉。……第二，中國自由派在美國大選問題上的分裂，不影響他們在追求共同目標上的團結一致。”

　　但是，中國自由派內部對於在美國大選爭端中的認知誤區，需要進行認真反思。如何任由這些錯誤認知泛濫，那將既不利於自由派的內部團結，也不利於他們在推動中國民主進步過程中彰顯道義力量；即使有朝一日中國步入了民主法治社會，那樣的錯誤認知與非理性思維也會對社會的民主法治造成嚴重危害，如同此次美國大選一樣。

　　這次中國自由派的內部分裂，將這些問題提前暴露出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可以促進自由派的及時反省。

　　“一賀三張”的理性堅守，則為這種反省提供了良好的參照系。

　　這也是“一賀三張”理性堅守的重要標桿意義。如果中國自由派能向“一賀三張”等溫和、理性知識分子學習,認真反思其在美國大選中產生的各種認知問題，改進對於民主政治的基本認識，就能適度彌合此次美國大選造成的極度分裂，縮小內部分歧，更好地推動中國的思想進步與民主轉型。

　　（首發於中美印象網，2021/04/01）

傑瑞米柯賓 · 发表于 4 小时前

　　保守主義批判

　　羅慰年

　　美國社會不平等，背後有保守主義的理論基礎。羅素 · 柯克 (Russell Kirk)給出了保守主義的“六項準則”:確信存在著某種主導社會生活和個人良心的神聖意志，它在權利和義務之間建立起永恒的聯系，將偉人和凡人、活人與死人聯為一體；珍愛多姿多彩並帶有神秘性的傳統生活，因為它明顯區別於大多數激進觀念體系所推崇的日益狹隘的整齊劃一、以及平等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目標；堅信文明社會需要多種秩序和等級，唯一的真正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如果被強制立法推行，所有其他試圖平等化的努力都將引人步入絕望之境；相信財產和自由密不可分，經濟上的均等化並非經濟進步，如果消滅私人財產，自由將不覆存在；相信舊習慣，不信任“詭辯家和算計者”;認為變化與改革並不是一回事，通常，創新更像是吞噬人類的火災，而非進步的火炬。

　　這六項準則，既是保守主義信守的底線，也是與其他思潮互競時的防線，更是保守主義精神特質的體現。如果人類唯一的真正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而不是被強制立法推行的經濟平等、政治權利的平等，那麽,所有其他試圖平等化的努力都將不會有任何結果。

　　在《審慎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Prudence)一書中，柯克解釋多樣性原則說：保守主義者關注多樣性原則。與激進體制下的狹窄單一和死板的平均主義不同，歷史悠久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模式不斷演進，越發紛繁覆雜。保守派喜歡後者。任何文明中，為了保護健康的多樣性，就必須有秩序和等級、物質條件的差異，以及各種不平等。在上帝的最後審判和公正的法院面前，才是真正的、唯一的平等；其他一切求得平等的嘗試，充其量必然造成社會停滯。社會需要誠實能幹的領袖；如果摧毀自然和慣例的差異，不久，暴君或卑鄙的寡頭領主就會創造出新的不平等。

　　依照保守主義這個邏輯，只有通過不平等的道路，才能達到平等的終點和目標。然而，不平等的代價由誰來付呢?可見，這個觀點是用“多樣性”的美麗的辭藻裝飾“不平等”的事實，為不平等制造理論依據。保守主義幹脆把平等的審判交給末世，認為只有上帝的最後審判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平等。如此，他們在現世中不斷制造和擴大不平等，並樂於享受的不平等，就不必受到上帝的審判。

　　我稱這種保守主義為現實的、功利的保守主義，或者是“權力保守主義”。它與古典的保守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斷通過法律的制度的強制手段，鞏固既得利益者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力，並用這些權力限制少數的弱勢群體有色人種、婦女、其它性取向者的法律權利、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達到鞏固他們的所享受的社會不平等的“紅利”和福利的目的。為了達到目的，甚至不惜放棄多年來的崇高的道德標簽，不顧突破道德底線，選出能為他們保持紅利的人即使他是一個地痞流氓以讓社會的不平等固化。通過政治權力的鞏固，維持經濟權力，並通過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力的互換，將這些權力一代一代傳下去，這就是權力保守主義的本質。功利的權力保守主義是一種與自由主義背道而馳的意識形態和社會主張和政治實踐，在美國有著巨大的市場。

　　如果說美國社會之前的人相對平等的權利和對這種權利的保護帶來一系列社會矛盾，今天整個社會的右轉更加深了人的權利不平等的趨勢。代表美國社會向富人傾斜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是美國最高法院取消了公司間接政治捐款總數的上限。

　　防止富人操控選舉，美國法律曾規定個人向總統競選人捐款的上限。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最高法院對巴克利訴法雷奧案的裁決：代表候選人或政黨花錢實際上是一種受保護的言論的概念，推翻了 1971年《聯邦選舉競選法》 (FECA) 中對聯邦公職候選人或代表候選人的各類支出進行限制的條款。

　　2010年1月21日，最高法院以5:4,在“公民聯合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授予公司第一修正案的權利，裁定公司的政治支出是受保護的言論。安東尼-肯尼迪大法官在“公民聯合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中的裁決寫道：“畢竟，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被賦予了言論自由，而且他們是一家公司，那麽為什麽像通用電氣這樣的公司不能自由地花他們想要的錢呢?”第一修正案的新聞自由條款除了保護個人發言外，還保護個人的社團，它不允許根據發言者的身份來禁止言論，從而使企業在第一修正案下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

　　“公民聯合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判決推翻了長久以來對公司和工會競選金額的限制。只要他們不直接把錢捐獻給候選人，而是把錢捐給其它組織。只要這些組織技術上獨立於候選人，這些組織可以支持或反對候選人，用錢沒有限制。高院的理由是：公司和公民一樣，有言論自由。當“公司人格”(Corporate Personhood)這個概念被擴大到授予原本屬於人的憲法權利時，它會產生反民主和破壞社會的後果。公司實體利用其公司法律結構積累大量財富的能力，對選舉和政策結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企業利益往往與普通民眾的利益背道而馳。精英階層的利益比普通民眾的利益更容易在政策結果中得到反映。

　　判決認為政府不能限制公司、協會和工會為支持或反對候選人而進行獨立開支。它最終導致了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誕生由志同道合的美國人組成的團體，獨立地發表政治言論，倡導候選人當選或落選。這個判決使美國極大地拓展了商業權力。不能限制公司的言論自由權- 這意味著想花多少錢就花多少錢。一直以來幾乎買通選舉的公司現在可以自由地進行選舉，幾乎不受任何限制。這就徹底扭曲了民主的本意。這是民主下旋的惡性循環。

　　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把美國這種“現代代議制民主”或“多元政治”“多元民主”的弊端推到了極限。多元民主被認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正統形態，如李鵬程先生所言，羅伯特 ·達爾的多元民主理論是對“民主形式的一種現代‘破解’”,“它如實地揭示了西方現代民主形式的真實機制，即社會集團利益的競爭”。西方主流民主制度所暗示的利益競爭和資源分配的功利原則，也就被突出出來了。在現代社會結構中，個人利益被整合為集團和組織利益，現代的利益之爭體現為集團利益之爭，民主初衷需要維護的個人利益反而被屏蔽掉，掉落在社會組織整合列車之外的個人，更是被邊緣化。賽繆爾 · 亨廷頓早在1986年就預測：50年後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都會退化，甚至消亡。今後誰想做總統就臨時注冊一個公司幫他助選。勝選後公司的幫人弓都跟著候選人一起進入政府出任高級公職。沒想到這種事情在他做出預測的30年後就發生了。

　　奧巴馬政府認為，“限制捐款總額有助打擊貪腐，避免巨富捐款者資助大量候選人，以規避對單一候選人的捐款上限。”而最高法院里的五位保守派大法官，認為制定整體捐款上限無法解決貪腐和賄賂問題，“反而會嚴重限制參與民主進程”,“因此以憲法第一修正案看來，政治獻金合計上限無效。”最高法院的裁決，是“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 (Citizens United.FEC)取消企業、協會和工會一項政治捐款限制的判決的延續。

　　網上很多政治團體在積極遊說，試圖影響最高法院，不改變美國政治捐款的法律。當然，有錢人也在公開或暗中活動，影響立法機構，讓法律往他們一邊倒。結果終於有了分曉：雖然最高法院的判決似乎沒有改變原來的捐款給每個候選人的上線，但是，廢除捐款人數的總捐款數的限制，讓有錢人可以通過捐款打“組合拳”。這一裁決，打開了限制有錢人用錢“玩政治”的閘門，金錢進入政治的限制一開，美國政治生態向富人傾斜，已沒有懸念。

　　2014年4月2日，最高法院又以5比4通過一項裁定，保留捐款金主在初選和全國選舉各可捐給單一候選人2600 美元的捐款上限，但廢除2年內捐給多位候選人和全國、地方政治團體的政治獻金合計不得超過123,200美元的限制。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將改變美國的政治生態，反映美國政治傾向越來越趨向有錢人的保守勢力。最高法院的判決，使富翁們可以把巨額金錢付給支持他們喜歡的候選人的社會機構，用金錢讓政治天平向他們傾斜。富人的超越窮人的“不平等的權利”被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美國進入富人用金錢操縱選舉、為所欲為的“新時代”。

　　富人通過投資獲取財富，他們的財富增長速度，超過工薪階層。

　　擴大捐款，提高捐款的限制，他們可以直接和間接捐款，擴大政治影響力。推出符合富人利益的政治代理人。理論上，社會新的集團會不斷出現，政府通過擴大政治參與吸納他們的需求，立法機構通過立法保證他們的需求得到合理合法的滿足，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實際上，恰恰相反，這種迎合“1%集團”的政治需求的制度調整將徹底改變 99%工薪階層的政治參與現狀。

　　這一場取消捐款上限的法律戰，1%的有錢人和他們背後的大公司打贏了。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適應這部分人的政治需要，將其合法化，進行制度調整。亨廷頓說，“一個政治制度能否對那些提出新要求的集團所使用的新的政治手段加以吸收、緩和並使之合法化，實際上正是對這個制度的適應性的一種考驗。”制度的適應性如果按照財富多寡作為指標而不是以選民的要求為導向，政治服務和照顧的對象只能是一小部分有錢人，說明美國政治的深度腐朽和衰敗。這項判例生效兩年後，美國推出了富豪總統川普。大資本的力量超越了選票的力量。

　　最高法院的這個裁決，將縱容1%集團通過金錢改變美國政治生態。這是一個危險的趨勢。“在一個頂層1%人口占據全國財富三分之一以上的經濟體里，這麽做會侵蝕共和體制，這些富人正是從共和體制中脫穎而出的。人們對美國的‘1%經濟’感到擔心，但更應擔心的是美國的‘1%民主’。”英國《金融時報》的一個評論說。這個新法，“實際上增加金錢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還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選舉及以後的政治格局。大金主、政黨領袖和獲得富有者支持的候選人將是這一裁決的最大受益人。”

　　喬姆斯基指出，財富的集中產生了權力的集中，特別是隨著選舉成本的飆升，迫使政黨進入大公司的口袋。這種政治權力就會迅速轉化為立法，增加財富的集中度。因此，稅收政策、放松管制、公司治理規則等財政政策以及各種各樣的政治措施都會增加財富和權力的集中度，而這又會讓富人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

　　財富的天平朝著富人急劇傾斜，我們看到另一波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洶湧而至。美國，這個上帝眷顧的國家，如今正遠離上帝。上帝用袍的方法，讓美國興起，上帝也在用袍的方法，讓美國一步步走向衰落。對貧富不平等不加限制，富者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絕不是上帝眼中的人人平等。在可以預期的未來，我們看不到上帝應許的絕對平等。

　　針對保守主義的六項準則，溪谷提出相應的自由主義社會六項特征：1.強調個人權利為本，不得侵權，捍衛私權是法治的根本使命；2.盡一切可能縮小公共事務覆蓋面，大部分事務由私人自治，相應的是“小政府”與低稅收；3.捍衛言論自由，不得攻擊任何人，攻擊性的語言是反自由的；4.權力不得幹預市場行為，只能對交易中的侵權行為執法，捍衛個人合法權利；5.不得以任何傳統思想文化與倫理道德強加於任何人，也不能反對任何人自己接受傳統道德觀念的約束；6.法治的目標是捍衛個人權利，包括罪犯的應有權利。顯然，自由主義眼中的平等的權利，不是道德上的平等，也不是在上帝的最後審判和公正的法院面前的平等，而是被強制立法推行的法權的絕對平等。這種平等是與生俱來、不帶任何種族、家族和經濟條件的平等，這種平等觀也最終要通過立法消除由種族、家族和經濟條件帶來的不平等，實行人的權利的絕對平等。這六項原則，是醫治“權力保守主義”的良藥。

　　談美國保守主義的誤區和為自由主義辯護

　　夏陽

　　美國憲政民主的今昔

　　二戰以前，美國的兩黨沒有什麽意識形態之爭。眾所周知，建立在共和思想上的美國憲政民主，制定了聯邦制結構、分權、法治以及 “正當程序” (due process)的體制，在聯邦政府治理國家和地方及個人享有足夠自由之間，提供了一種有效、平衡和相當的靈活性。在美國擁有至高無上地位的不是總統或任何政黨，而是憲法，而且該憲法允許自身可以適時被適當修正。作為一種秩序手段，美國憲法在對於權力的制約和對社會穩定的維持方面取得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成就。

　　美國憲法立基於人權和自治這些堅定的普遍原則之上，又可以通過司法解釋和正式的修正案適應變化了的情勢，在美國歷經兩百多年的巨大社會經濟變革的過程中，憲法保持了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連續性。除了一次例外(因南方為保存奴隸制叛離聯邦而爆發的內戰),美國歷史上都實現了長久和平及政權的和平更替。

　　我在閱讀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不凡之作《利維坦》(Leviathan)時，常感嘆他早生了兩百年，沒能見證到美國憲政民主的偉大力量。霍布斯為了抑制人性中對權力的貪欲以及因之衍生的無休無止的爭戰、暴力、生靈塗炭，設計了一種為人民認可的強大君主專制政體，以維持社會的長久和平與秩序。豈知一百年多後，一種比利維坦優越百倍的政治秩序得以在新大陸產生，並在兩百多年後的今天繼續有效地發揮作用。

　　今天美國的兩黨制在內戰期間成形。南方的民主黨(也稱Dixie Democrat, 前身為傑弗遜建立的民主-共和黨)在內戰失敗後為免受北方轄制，更強調州權，北方的共和黨(1850年代為抗拒奴隸制蔓延而組建，林肯1860年當選總統後成為領袖，故稱為Lincoln's Party) 對自由和社會公正更為關注。

　　意識形態上兩黨都源於並認同古典自由主義，共享一部社會契約(憲法)並承諾共同遵守以保障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司法獨立和選舉民主為基調的憲政基本原則。因為憲法的至高無上地位，十九世紀後半葉到二十世紀初席卷歐陸的共產主義運動並沒有對美國的政治秩序造成多少沖擊，共產黨在美國雖然是合法政黨，沒收獲到多少選民和人心，也從來沒能贏得任何選舉，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中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美國最著名的社會主義者Eugene Debs(1855-1926)老伯尼 (Bernie Sanders) 的偶像也只是對當時勞工階級的悲慘境遇不滿，領導工會發動罷工，要求資本家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人待遇，呼籲社會關注勞工疾苦；從沒有要求取消私有制或鼓吹實行財產公有和計劃經濟，更沒有主張過暴力革命。可以說，歐洲談之色變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風暴，在美國從沒起過波瀾。如果說今天的歐洲左派拋棄了暴力革命和公有制計劃經濟主張後走上了正道，美國的左派從來就沒有偏離過正道。我們談西方左派，必須要知道歐洲左派和美國左派之間的差別和不同的歷史淵源。另外，社會主義的消失是因為它被別的思想體系所超越，社會主義的所有合理部分和有價值的部分都已被融入了當代自由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的形式之中，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自由主義，以別於古典自由主義。

　　美國歷史上自由派和保守派理念上或有細小差別，比如北方自由派更關注社會的不公正，進步時代(1884-1930)的著名共和黨總統泰迪 · 羅斯福 (Teddy Roosevelt)在抑制大資本、反壟斷、改善勞工生活狀況方面皆有建樹，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鍍金時代資本主義迅猛發展造成的貧富懸殊，為下層人民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動空間。但長期以來兩黨之間並沒有意識形態分野，這可見於1946年尼克松和肯尼迪競選國會議員時的情形：來自加州的共和黨人尼克松自稱是 “務實的自由派” (practical liberal),來自麻省的民主黨人肯尼迪自稱是“戰鬥的保守派” (fighting conservative)。

　　二戰結束，冷戰開始。麥卡錫主義制造的恐共慌 (red scare) 蔓延美國朝野上下，對人心造成極大的混亂和恐懼。1950年代末期以來，即使在麥卡錫(Joseph McCarthy 1908-1957) 去世後，民間仍有層出不窮的圍繞蘇俄共產黨的陰謀論，最著名的是麥卡錫跟隨者 Robert Welch 建立的約翰 ·伯奇協會 (John Birch Society),在不少州有支部組織，被稱為Birchers。他們最瘋狂的陰謀論是懷疑總統艾森豪威爾也是共黨間諜。

　　被誤解的哈耶克

　　受冷戰世界新秩序和新的政治情緒支配，反共成為不少人尤其是初涉社會的年輕人的堅定信念和主張。同時，自1930年代為應對大蕭條的羅斯福“新政”後，20年間聯邦政府職能擴大，讓主張有限政府的一些共和黨人不滿，認為政府幹預太多。1940年代出版的哈耶克著作《通向奴役之路》為他們提供了理論依據，而當代美國保守主義也由此發端，演變為與自由主義對峙的政治意識形態。

　　保守主義的兩大思想資源：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 和安蘭德(Ayn Rand 1905-1982), 他們都在1940年代各自出版了經典作品(《通向奴役之路》和《源泉》)。但六、七十年代以前，安蘭德並沒太被關注。哈耶克是保守派心目中的思想領袖，可惜，他們完全曲解了哈耶克，而哈氏本人也並不認同(政治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他始終堅持自己是自由主義者。

　　哈耶克廣為人知的“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是自由主義者詮釋市場經濟和政治自由的一個關鍵概念。基於對人類理性的懷疑(亦受哈氏喜愛的休謨影響),哈耶克和奧地利學派不讚成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決策人絕對理性並始終保持利益最大化的不現實假設，強調經濟學家要回到亞當 ·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和蘇格蘭學派的立場，認識到市場是一種天生的自由秩序，是自發進化的結果。由此，任何的政府幹預都是對市場秩序的破壞。然而，哈氏和奧地利學派沒能注意到市場經濟中在交易之外產生的負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y, 亦譯為消極外差),這是市場自身無法調節的。

　　周期性經濟危機就是一例。其他經典例子有經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技術革命和競爭過程中被淘汰的勞動力，等等。

　　後期奧地利學派反對一切政府幹預，不讚成任何對經濟總量進行調節的嘗試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總量還是貨幣主義的金融總量。但歷史證明，現代經濟離開了聯邦政府的幹預會周期性陷於癱瘓，宏觀經濟學本身就是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研究。由此可見，哈氏的固執亦可歸於他所稱的“致命的自負”。

　　不過，《通向奴役之路》為批判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提供了理論資源，也使哈耶克在1950年代西方自由世界聲名鵲起，讓美國的保守派趨之若鶩。然而，哈耶克所抨擊的極權主義皆與集體主義和集權政體深切相關不管是蘇俄還是納粹德國。對美國民主尤其是聯邦制(federalism) 哈氏則十分欣賞，他引用阿克頓(Lord Acton 1834- 1902)的名言說：“在所有對民主政治的制約中，聯邦制最有成效，最符合民意。”(見哈耶克著《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美國以個人自由和自治理念立國，以分權和制衡為聯邦政體設置，文化上個人主義源遠流長，毫無集體主義的土壤，故在美國反極權主義就像堂吉柯德大戰風車——一種面對假想敵的勇猛。

　　保守主義把福利政策等同於社會主義，顯示出對社會主義的極大無知。社會主義是一種生產組織方式，是生產資料和資源公有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屬於生產領域的。政府為了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對社會財富實行適當再分配以平衡市場經濟造成的貧富懸殊(又是負外部性的一例),這不是社會主義，這是治國理性。有意思的是，哈耶克本人並不反對福利，他所擔心的責任感的失去是由於在非市場秩序的框架內缺乏個人決策，與福利沒有直接關系。如果社會以市場經濟為主導，在再分配領域實行適度福利以控制貧富差距的擴大，為底層人民向上流動助一臂之力，這不是養懶人，是為社會提供不會輕易衰竭的創造力資源。

　　哈耶克本人的思想資源來自以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 和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為代表的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對社會傳統、民情習俗和經驗的重視，認為正當的社會秩序源於自發生成的傳統。社會之道並非理性之道，而是人類習俗經驗之道。休謨說歷史的主要功能是發掘恒定且普遍的人性原則，常識和經驗往往比理性更可靠。伯克認為習俗和慣例是正義的基石，也是人民自願接受必要權威的基礎。同時他也強調政治上的審慎、寬容與妥協。在美國獨立戰爭前夕，他一直試圖說服英國議會和喬治三世，與北美殖民地達成和平，當然力有所不逮，他的努力沒能成功。

　　政治哲學領域稱英國的這支古典自由主義為保守主義，與現實政治中的保守主義沒有什麽關系。正如我們看到的，今天的美國保守主義以反權威反建制的個人主義為主色，思路簡單極化，言行極端武斷，只要贏，不知妥協為何物，與尊重傳統和建制，平和、審慎、寬容，考慮到事物的覆雜性，不作簡單論斷的英國保守主義相去甚遠。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哈耶克對政治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並不喜歡。他指出保守主義的最大問題是無法為社會指引一條可行之路： “根據保守主義的本質，它無法為我們提供(相對於改革)另一個前進方向。它可以借反對目前正在流行的發展趨勢，從而放緩不必要的激進的發展；但由於它無法指出另一個發展方向(除了後退),它就無法制止那些不必要的發展。因此，保守主義不可避免地會被拖上一條並非它自己選擇的道路。”(《自由憲章》)保守主義只是歷史進程中的剎車裝置，但無法為社會提供更有意義的選擇。此為哈氏一個洞見。

　　哈耶克對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 也譯作極端自由主義、自由意志論)也頗不以為然。作為“進化論”理性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他敏感地覺察出自由至上主義中“構成論”理性主義的色彩，而拒絕被稱為自由至上主義者。“構成論”理性主義(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 是指以主觀觀念先入為主的理性主義，與強調自發生成、自然演化的人類經驗的理性主義相對。如今以哈耶克傳承人自居的美國自由至上主義保守派對哈耶克顯然嚴重缺乏了解。

　　戈德華特對美國保守主義的影響

　　創刊於1857年的老牌自由主義雜志《大西洋》月刊在其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中，只有四次在總統大選前夕宣布支持某個候選人，四次都是處於歷史特殊時刻意義重大的大選：第一次是1860年支持林肯，後面兩次是2016年支持希拉里和去年十月宣布支持拜登，中間一次是1964年宣布支持民主黨人林登 · 約翰遜 (Lyndon B.Johnson1908-1973),反對共和黨提名人亞利桑那參議員巴里 · 戈德華特 (Barry Goldwater,1909-1998)。

　　《大西洋》1964年10月刊的社論認為戈德華特代表的是共和黨內“危險而極端” (dangerous and radical)的一派，他們背棄了自林肯以來共和黨的傳統：溫和理性，願意和對手溝通、妥協與合作。戈德華特如果當選，有可能導致國家共識的破裂。的確，維護共識制止分裂是《大西洋》悠久歷史中四次決定在大選前夕公開站隊的一個共同出發點。

　　歷史學家Rick Perlsteinx敘述美國當代保守主義運動的宏大四部曲第一部《風暴之前》(2001年出版)副標題就是“戈德華特與美國共識的消解”(Before the Storm: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可見敏銳的知識分子皆關注並維護社會共識，提倡寬容與和解。美國的憲政民主雖有制度上的優越，但得以維持並不容易，需要社會各方的悉心維護-甚至有時為了共識不得不作出妥協和讓步-才能長久保持生命力。

　　憲法學者張千帆說得好：“在本質上，憲政民主是中庸或中道政治，因為憲政民主的基礎是社會契約，也就是每一個人都能同意的一套基本約定。既然是每個人都能同意，社會契約是不可能走極端的，因為不同人的利益、觀點、信仰注定是不同乃至相互沖突的；利益、觀點、信仰不同的人要對同一部社會契約達成合意，這部社會契約只能要求最大程度的寬容。”這種寬容不僅來自國家對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的保護，也來自社會各種力量對社會共識的理解、支持和維護 (包括作出妥協)。

　　作為當代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一位始作俑者，戈德華特是個有意思的人物。他喜歡西南部印第安人自由不羈的生活，自己開自己擁有的單人飛機旅行，手持長槍戴著牛仔帽拍競選宣傳照片。個人操守上他誠實正直，曾經因為尼克松的一次失信讓他對尼克松終生反感。但他不受拘束、不願變通、狹隘固執、好鬥、不認輸，又是美國特產“牛仔個人主義” (rugged individualism) 的典型。

　　戈德華特的《保守主義者的良心》 (The Conscience of aConservative) 一書在1960年出版後風靡美國保守派，尤其俘獲了不少反共的年輕人的心。這些年輕人很多是基督徒，尤其天主教徒。出身藍領天主教家庭的羅傑 ·斯通 (Roger Stone) 說他12歲時得到一本《保守主義者的良心》,從此成為一名堅定的保守派。卡斯特羅曾注意到古巴社會主義革命中最狂熱的分子往往是以前虔誠信仰天主教的年輕人。狂熱支持戈德華特競選總統的年輕人也是這一類：為推進保守主義迸發出的澎拜熱情頗類似於他們的宗教激情。

　　美國今天政治競選的草根運動其實始於1960年共和黨初選。為戈德華特獲得總統提名耗費心力不辭勞苦奔走的年輕人，在幾乎每一個他們認為重要的西部和中西部基層選區設立競選點，為戈德華特拉票。那年尼克松獲得共和黨提名後在大選中敗給肯尼迪，戈德華特的熱情支持者便開始籌備1964年的初選，決意要把一位他們認為貨真價實的保守派選上去。這支共和黨中的反建制力量終於獲得成功：因為主張種族隔離的南方民主黨的入盟(此為共和黨與種族主義聯盟的“南方戰略”的開始，當時支持戈德華特的還有三 K黨和 Birchers),1964年戈德華特獲得共和黨總統提名，同時也意味著以艾森豪威爾為代表的傳統共和黨和以洛克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 1908-1979)為代表的自由派共和黨全面失勢，極端而好鬥的保守派獲得了共和黨的領導權。

　　當時北方溫和共和黨人對反民權運動的南方民主黨入盟深感不安，認為美國正走向南非那樣的種族隔離，違背了他們的道德原則，而自林肯以來信賴共和黨一直為共和黨忠實“票倉”的南方黑人更感覺到背叛。傳統大選時這批人紛紛投票給了約翰遜 (LBJ) 。這是兩黨選民基本盤置換和理念大調整的開始。因為大批共和黨人的反水，而南方民主黨白人很多投給了自己的家鄉人(LBJ 老家德州),LBJ大獲全勝贏得44州，選舉人團票數486對52,選民票數近四千三百萬對兩千七百萬，戈德華特只贏得自己的家鄉亞利桑那和南方五州，這五州均為內戰後重建至Jim Crow 時期種族壓迫最強烈、白人至上主義最強勢的地方(南卡羅萊那，喬治亞，阿拉巴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戈德華特的總統夢中斷了，但他在南方各州都贏得了可觀票數，且讓共和黨首次在南方獲得不少州議會的領導權。保守主義運動繼續像野火燎原般蔓延。1980年大選前夕南方福音派基督徒拋棄了家鄉人卡特，轉而支持保守主義英雄里根，里根當選總統是保守派獲得全面性勝利的標志。美國政治光譜的中心從此右移。

　　那麽咄咄逼人的保守派到底要什麽?反共之外，他們還要減稅、砍福利、主張市場的最大自由、反對政府監管、推行傳統基督教價值觀。除了最後一條，他們要的都是戈德華特在《保守主義者的良心》里宣揚的主張。“牛仔個人主義”者戈德華特對自由有著宗教般的虔誠和熱愛，這點他和自由至上主義不謀而合。因為自由至上，任何政府幹預(福利政策、對市場的調節、各種監管法規)都是邪惡的，必須堅決反對，不能妥協。

　　六十年代極右組織伯奇協會有三大訴求：取消聯邦所得稅、彈劾首席大法官厄爾 ·沃倫(Earl Warren, 受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名進入高院，以加持和維護民權法案著稱)、揭露(他們認為的)滲透在政府建制內的共產黨間諜。戈德華特雖然一向認為Birchers是陰謀論瘋子，但對他們反對政府征稅的態度卻並不反感。

　　戈德華特(以及後來信奉安蘭德的自由至上主義者)忽略或視而不見的是，社會不是由一群散沙般的個人組成的，正當而健康的社會秩序必須要有對社會共同利益 (Common Good共同之善)的維護，政府稅收是維護共同利益的必要手段。沒有對共同之善的保護之心和凝聚力，社會將分崩瓦解。

　　公共設施建設和維修，國家公園和公共資源的保護，對環境惡化的應對處理，乃至為維持社會安定和持續性發展的福利和社會安全網建設，都需要政府財政的投入，而政府財政來自稅收。這些共同之善為社會各階級共享，無論貧富利益均沾。社會安全網的受益者雖然是窮人，但對社會穩定和治安提供了一種保障，亦使富人受益。

　　三十年代羅斯福政府建立的社會安全退休金制度 (SocialSecurity) 和六十年代約翰遜政府建立的老年人公費醫療保險制度 (Medicare)則為中下層老年人提供了更有尊嚴的晚年生活。這難道不就是孔子所羨慕的“老有所養”的社會嗎?對共同之善的維護其實代表了一種社會公正，代表了社會對兩種基本價值(自由和公正) 的協調。

　　自由至上的價值觀也反映在戈德華特對於民權運動的態度上。戈德華特本人其實並不反對民權運動，他反對的是聯邦對實行種族隔離的南方州的幹涉，認為違反了州權。其實他只要動動腦子，就知道種族隔離侵犯了黑人的公民權利，而憲法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權利，因此，當州法與憲法、州權與民權有沖突時，州法與州權必須讓步。

　　里根以來的歷屆共和黨政府，以自由的名義，大幅減稅同時擴充軍備增加國防開支，使聯邦預算再難平衡，今天的聯邦赤字已經超過 3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讓今後的幾代人背上還債重負。

　　以自由的名義，政府被說成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傳統的文官制度和政府職能被嚴重削弱，以至面臨突發危機比如這次大瘟疫時應對乏力。

　　以自由的名義，取消或削弱政府監管，資本主義如脫韁的野馬不受限制，以至金融危機爆發，更加劇貧富的不平等和社會的焦慮不安；環保政策全面倒退，全球變暖速度加快和氣候惡化遲遲得不到治理，未來人類的生機懸於一線。

　　以自由的名義，聯邦經濟政策進入保守主義軌道，因新技術革命和全球化而加劇的市場經濟的負外部性後果得不到糾正，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產業工人失去生路，中產階級流失，銹帶和鄉村/小城鎮窮白人的憤怒導致川普上台，美國民主陷入危機。今天我們知道，聯邦政策不管好與壞，都有影響好幾代人的巨大後果，我們正經受著四十年來只要自由不要公正的保守主義政策的後果。

　　威廉 · 巴克利和拉塞爾 · 柯克的影響

　　保守主義運動的另一位始作俑者是30歲時創辦了保守主義旗艦雜志《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威廉 · 巴克利(William Buckley, 1925-2008)。如果說戈德華特以個人主義和自由至上的價值一元論為切入點推進保守主義，那麽巴克利就是以基督教倫理來推進保守主義。巴克利也出自天主教家庭，父親是石油巨富(老頭知道兒子為創辦雜志籌款還差一大筆巨款，二話不說開了一張支票就解決了問題 ) 。

　　年輕而保守的巴克利認為西方文明與基督教的精神力量深切相關，現代生活對物質的追求會毀滅這個精神源泉。他對羅斯福“新政”以來民主黨和包括一些共和黨人在內的自由派強調社會正義和平等的主張很反感，認為他們要的物質平等會毀壞美國人的精神生活。

　　當然富家子弟巴克利沒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吃不飽飯、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的窮人能有什麽精神生活?同為富家子弟出身的戈德華特與之類似，他嘲笑吃福利的窮人不能自立，“永遠生活在孩童狀態”。

　　他們沒想到的是，在一個充滿機會平等的健康社會，有自尊的人當然會自強，沒人願意吃福利，但社會總有老弱病殘者、被時代淘汰者，還有那些世代貧困世代受社會排擠和歧視沒有出路的人群，靠什麽生存?大面積的貧窮現象往往是因為社會公正的缺失，不是因為個人自尊的缺失。

　　年長戈德華特一歲出身美國首富家族的共和黨自由派洛克菲勒卻相反，他對社會的弱者和民權運動更為同情，個中契機卻是他年輕時在南美旅行見到當地窮人的悲慘狀況十分震驚-在那之前他根本不知道原來世界還有另外一面!可見休謨是對的，我們觀念的形成更多出自經驗而不是理性。

　　今天有人說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這個說法先且存疑(至少我們知道早在耶穌誕生前還有希臘與羅馬),但美國的共和思想與憲政民主和基督教並沒有直接關系。受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深刻影響的國父們大多是自然神論者(Deism), 他們的神是抽象意義上的，不是基督教里人格化的神，因此他們當然也不認同基督教教義。

　　巴克利的好友歷史學家拉塞爾 · 柯克(Russell Kirk,1918-1994, 《美國秩序的根基》作者)認為美國憲政秩序的道德根基是基督教倫理，但這只能代表他個人作為天主教徒的看法，並不是學界共識。今天美國年輕人信教的比例很低，那麽想象一下：如果未來美國無信仰者占了絕大多數，難道美國社會就不再有道德、憲政秩序就必須消亡?

　　事實上，國父們在立憲時刻意要讓政教分離，讓宗教遠離憲政體制之外，以免教派紛爭影響民主政治中共識的達成。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提到過一次造物主(Creator),那是他們心目中的自然神，憲法則完全沒有提到任何神。當時有人問漢密爾頓為什麽憲法里沒提上帝?漢密爾頓只輕輕松松地回答一句：“我們忘了。”如果非要說美國憲法和宗教有什麽關系，那就僅限於第一修正案保障了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且堅持不立國教。

　　實際上美國歷史上這支宗教不幹涉政治的傳統影響深遠，1976 年卡特雖然作為第一位福音派基督徒入主白宮，但他將自己的信仰完全限於個人私域，不介於政治。他對政教分離原則的堅守，是除了他對高院關於墮胎合法化的判決(Roe v Wade)的支持之外，讓1980 年大選前南方浸信會福音派拋棄他轉而支持里根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Jerry Farwell Sr. 領導的這批自稱“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 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t),全力支持里根競選，為里根在南方獲勝立下汗馬功勞。而里根當選後也不孚他們的期望，任期內提名了五位保守派大法官，其中四位在參院聽證後成功上任。

　　“新右”運動的興起和基督教保守勢力對政治的影響進步時代(1884-1930)後美國慢慢出現了世俗化，當時一個社會共識是新教、天主教、猶太教與無信仰者可以和平共處，基督教主流也逐漸認可了這個事實，他們的價值觀變得更加開放和寬容，這些後來都成為自由派教會。但保守派少數被孤立了，尤其是福音派 (Evangelicalism) 中堅持原教旨的基要派 (Fundamentalism)。

　　美國當今著名基督教歷史學者喬治 ·馬斯登 (George Marsden) 給基要派下的定義是：“憤怒的福音派” (A Fundamentalist is anEvangelical who is angry about something.) 他們極端好鬥，尤其對導致世俗化共識的自由派價值觀感到憤怒。冷戰時期的反共熱讓共產主義的無神論成為新靶子，因此這支基督教保守勢力也把反共當一個目標。美國福音派和基要派運動影響了多種新教教派，也深刻影響到保守的天主教徒。

　　六十年代的反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後，女權、性解放、同性戀，尤其是墮胎讓基要派更加焦慮和憤怒，他們痛恨世風日下、道德淪喪，更痛恨主張包容與多元價值觀的自由派。自稱“沈默的大多數”(the silent majority),七十年代基要派開始積極參與政治，試圖影響權力中心，推行他們的傳統價值觀。同樣極端好鬥的基督教保守派的入盟使自由至上的保守派如虎添翼，半個世紀以來在美國政治角力中處於強勢，讓自由派和自由主義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這就是後來所稱的“新右”運動。

　　“新右”運動對美國政治最深刻的影響就是司法系統尤其是最高法院被塞進了大量的占絕對多數的保守派法官 (GOP CourtPacking) 。1968年到今天，共和黨往高院輸送了16個保守派大法官，民主黨總統提名且成功上任的只有4個，這是自稱“道德多數” 的基督教少數派的全面勝利。歷史上雖然時有保守派大法官轉向認同自由派價值觀的先例，但當今高院保守派大法官的構成是半個世紀以來最保守的人選。

　　目前高院里六個保守大法官，其中五個是保守的天主教徒，最新上任的Amy Coney Barrett的信仰是極端保守的天主教基要派一支。事實上，川普提名的三位保守大法官全部是由美國兩大保守派組織和智庫-聯邦黨人協會 (The Federalist Society) 和歷史遺產基金會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經過事先嚴格甄選後要求任命的，可見基督教保守派對今天美國政治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保守派和自由派地位的嚴重不平衡將長久影響未來美國價值觀的定位和不同價值的優先取舍。用一句話概括：今後幾代多數美國人的價值觀能否受到尊重和保護將長期受制於少數人的裁定。

　　美國政治光譜的極化、反智主義與極端主義

　　美國今天社會共識的瓦解，思想和言論的極化，政治中合作和妥協的消失與過去60年的保守主義運動不無關系。不管是推進“自由”,還是推行保守傳統的價值觀，保守派總是以不容置疑的自信認定自己是正確的一方，站在上帝的一邊。馬斯登說基要派的世界觀完全是兩級的：絕對的善(上帝)與絕對的邪惡(撒旦)。因此妥協是不可想象的：你怎麽能和撒旦妥協呢?

　　柯克提到林肯的一件軼事。內戰期間一位熱心的牧師向林肯保證：上帝站在我們這一邊。林肯回答說：對此我一無所知，只希望我們可能會站在上帝的一邊。林肯說：“很可能，在眼下的內戰中，上帝的意旨不同於交戰的任何一方……雙方都稱自己按上帝的意旨行事，雙方可能都是錯的，其中一方則肯定是錯的。”那麽,怎麽解決沖突?不要太過自義，盡量寬容，學會妥協。

　　柯克對林肯軼事的結論是：人的秩序要屈從上帝命定的秩序。我說這完全是基督徒一廂情願的看法：你怎麽知道上帝命定的秩序是什麽?林肯從來就不是相信自己絕對正確永遠站在上帝一邊的人，他更像懷疑論者，知道事物的覆雜性，了解有缺失的人性，慈悲而寬厚，體諒自己，也體諒別人。

　　美國的生命力來自憲法第一修正案對宗教信仰、思想和言論的寬容，這也包括對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寬容。一切價值觀或意識形態，不能定於“一尊”,因為根本不存在一種絕對“正確”的左或右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必然是多元的、個人的、見仁見智的，不存在任何“正確答案”,因而任何正當建立的國家都不得強制推行任何正統價值觀或信仰，否則就是極權國家。

　　保守派對自由派的價值多元與包容原則(diversity and inclusion) 頗不以為然，甚至污蔑為極左。相信自己絕對正確的人，是容不得包容的：你怎麽能包容錯誤呢?

　　自由主義者以賽亞 · 柏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深諳價值多元的智慧。他說在多元化的自由社會里，面對互相沖突的價值，不可避免要作出各種妥協和折衷，經過權衡避免最壞的情況。保障社會價值的多元其實就是保證社會共識的延續，共識消失了，民主社會也無法長久。維護共識是民主社會每個人的責任，互相容忍，live andlet live,因為沒有什麽最終解決問題的辦法。凡是以為對生活可以求得最終解決辦法的都是狂熱的信念，都將導致災難、痛苦、流血和可怕的壓迫。相信上帝站在自己的一邊的人，找到了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的基督徒保守派，你們說呢?

　　保守主義運動走到今天其實也走進了死胡同。價值一元論，非黑即白的極化思維，原教旨基要派的極端和封閉，背景和信仰的同質化，小團體內部的信息內循環等等，都使得美國今天的保守主義與反智主義越來越接近，而宗教小團體強調群體和諧，不注重個人表達，亦流於集體主義。

　　1949年後近40年的時間，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實施“公平主義”(Fairness Doctrine)規則，要求廣播公司執照的持有者以誠實、公平與平衡的方式介紹有爭議的話題。但1987年里根執政期間，FCC 取消了這一政策，直接導致了九十年代基督教右翼“脫口秀”廣播的泛濫。因為對沒有事實依據的偏激言論不必負責任，這些脫口秀主持人以造謠和陰謀論影響了大批尤其是鄉村和小城鎮的共和黨選民。這些主持人中最著名的至今仍然活躍的有：Rush Limbaugh,Glen Beck,Sean Hannity,Alex Jones 等人。1996年福克斯新聞台 (FoxNews)成立，以更強大的資源加入誤導右翼選民的宣傳行列，進一步激化他們對自由派的對抗與仇恨。當然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影響更為廣泛和迅速的是社交網站上的謠言陰謀論和以炮制陰謀論為主業的右翼自媒體平台(微信挺川平台資訊的主要來源)。這些都是今天共和黨選民民智退化、越來越極端、也越來越焦慮和憤怒的重要原因。

　　今天散布在保守派民眾之中的陰謀論之愚蠢荒誕和瘋狂，使當年的伯奇協會相形見拙。今天三分之一共和黨選民相信QAnon 陰謀論(認為民主黨領導層是聽命於魔鬼撒旦、綁架和性虐待兒童並吸他們血的犯罪集團),這大約是兩千七百萬的美國人口。六十年代初戈德華特，巴克利和柯克領導了保守派的一個共同行動，在《國家評論》雜志上發表系列文章批判伯奇協會。今天的保守派重要人物無人敢反對 QAnon,而兩位 QAnon 分子數月前儼然被選進國會眾議院，這股極端而蒙昧的草根勢力已不再處於政治邊緣，而逐漸演變為共和黨選民基本盤主力，左右共和黨政客的主張與傾向。他們相信拜登因作弊贏得2020年大選的陰謀論，響應特朗普的煽動預謀並發動了今年1月6日的國會山暴亂，意圖推翻民選政府，逮捕並處決副總統和民主黨國會要員。雖然政變沒能成功，但右翼極端分子已成為來自美國國內的恐怖活動的主要威脅。巴克利當年刻意要為保守主義打造智識上的優越，《國家評論》也確實質量不俗，他若知道今天保守主義漸與反智主義合流，不僅滑向了蒙昧主義，更演變為有強烈暴力色彩的極端主義，應該在墓里打滾吧。

　　再說 “ 問題與主義 ”

　　談有關中國保守主義思潮的幾點看法

　　張倫

　　整整一百年前，上世紀的1919年7月，胡適先生曾在“每周評論“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引發藍志先(公武)先生的一篇商榷。稍後，李大釗先生又撰文對胡文反駁，強調主義的重要，是為現代史上有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

　　近幾年的中國思想與學術界，常讓我想起這場爭論，也覺得似乎還有再提“問題與主義”論題的必要。因李先生後來的文章就是“再論問題與主義”,這里就可謂是隔著世紀的“再”再論了。這一方面說明思想的問題總會有些恒久的命題，會在新的歷史情境下不斷浮現；另一方面也顯示中國百年來邁向現代的艱難，依有長程要走，有些既當下也與歷史相關的問題仍需討論。

　　問題與主義：哲學與政治的爭論

　　那場後來被胡適先生自己稱之為與“馬克思主義者沖突的第一回合”的“主義與問題”之爭，背景是“想針對那種有被盲目接受危險的教條主義，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等等，來稍加批判”。(見“胡適自傳”)他認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著重外來進口的抽象主義對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是毫無用處的。不顧實際問題囫圇吞棗把整套的外國學說搬進中國，是一種智慧上的懶惰。因為“所有的思想都是從實際的困惑狀況之下出發的— 不管那是社會的、個體的、制度的或者政治上的”。而且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容易被各種政客利用。從他那種實驗主義的處理問題的立場出發，他申明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與主義，而是認為思想是演進的，要從問題出發，不要把半生不熟的主義掛嘴上成為招牌，口頭禪，自以為找到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方法”,不去面對具體問題的解決。

　　胡適先生的觀點招致許多“反對與敵視，尤其是那些要利用一些主義為口號而從事政治活動的人”(胡先生語),但其中也不乏嚴肅的學理討論，最重要的當屬藍公武先生那篇“問題與主義”,認為學理或主義是一種“智能化的程序”,是對問題進行有效分析的先決條件，是多數人進行共同行動的標準。對待某種事務的態度，問題是因主義制造出的，與人的主觀認知有關(見藍文)。

　　李大釗先生後來的回應則是從一個新近服膺布爾什克主義的學者出發的。他認為以俄國的例證來看，“羅曼諾夫家族的問題，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之前，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部解決了”。各種現存的問題無法得到解決的前提是需要一個“根本解決”。且引用各種當時得知的外文信息來為俄國新政權辟謠，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正名。“在我們這盲目的社會，他們那里知道 Bolshevism 是什麽東西，這個名詞怎麽解釋?不過因為迷信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把他譯作“過激主義”,他們看“過激”這兩個字，很帶著些危險，所以順手拿來亂給人戴”(見李文)。

　　胡適先生後來還寫過一篇與這兩位先生的“二論”相續的“三論問題與主義”,再一次闡發其“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立場， “所有的主義和學理應該研究的，但是應當把它們當成一種假設的觀念來研究，而不應為把它們當成絕對真理。或終極的教條。 ……不應頂禮膜拜，終止我們的思考和僵化我們的智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培植我們自己有創造性的智慧；和訓練我們對解決當前團體和社會里實際問題的能力。也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從含有迷信的抽象名詞或學理中解放出來”。 ( 見胡文 )意味深長的是，因為警察的光臨，原定要刊發這篇文章由陳獨秀創辦、陳被捕後由胡適先生接手主編的“每周評論”被封，這篇文章沒有能與讀者見面，這場討論也就無疾而終。但中共執政後卻將其翻出，成為大批胡適思想運動的一個內容。當然這種“問題與主義“的討論在中共政權下長期也不覆存在。從北洋政權下主張具體解決問題，結果主編的雜志被封的胡適，到主張“根本解決問題”卻連基本的言論自由、討論問題與主義的都成問題的毛式統治，到近些年民間政治活動人士中另一種圍繞有關主張“根本解決”當下這種政治狀況、反對漸進改革的爭論，歷史繞了一大圈，這個“問題與主義”依舊困擾著中國人，似乎只是換了些內容與對象。而當初胡適盡管不同意陳、李二人的激進主張，卻為他們的權利鼓與呼，在雜志被封前在自己主持的雜志上刊出李先生反駁自己的文章的那種前輩學者的雅量與大度，卻隨著幾十年文化的破壞、鬥爭哲學的教育而淡漠少見了。

　　且不論具體的政治歷史情境所帶來的限制，就認識論、哲學角度講，也很難說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有足夠的學術、思想的積澱、時間能很好地處理這個“問題與主義”之爭。因此能結出豐碩的思想果實。它像那個時代的許多爭論一樣，揭示了那個時代的問題意識，中國學者把握問題的敏銳，但注定會是短暫和淺止的。這個短暫的爭論事實上牽涉兩大問題，一個是涉及近代以來認識論問題上經驗主義、理性主義的一些帶根本性的哲學爭論，迄今依然可以在不同的當代中外哲學論爭中聽到其回響。顯然不是偶然，這爭論發生在作為杜威信徒的胡適與短暫留德、後來翻譯過康德的藍公武先生之間。事實上胡先生後來也認為藍先生的論點有其道理。而另一個問題則是作為主張漸進改良，個人權利的胡適與開始轉向政治運動，用大眾動員改造社會的李大釗之間就不同的社會藍圖及達成目標的手段的爭論。中共奪取權力看上去是李大釗的勝利，但慘痛的歷史與直至今天堆積如山的種種問題、一些中國文明轉型、現代化的基本問題仍沒有解決又顯示，“根本解決”是種虛幻甚至會帶來災難，就這點講，胡適之先生也沒錯。

　　與一個世紀前這個討論的“主義”指涉大體是指激進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不同，本文今天想探討的是一種新近在中國流行的思潮：保守主義。至於其他當下的“主義“與今日之”問題“的關系，另文再做討論。

　　作為新思潮的中國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在中國一些人中幾年間忽成顯學，學人爭說保守，這種現象既有讓人困惑之處，也有些值得探究的原因。就現代思想的分野來講，我們可以以進步主義(極端的形式是激進主義)或保守主義來劃分其兩個基本面向，也可以以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或社會主義(其極端病理形式是共產主義)來區分政治、社會與文化上的現代性思想三元色。這些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議題上都有各種不同的覆雜組合，也體現出不同的形式，與不同思想要素有過嫁接，如浪漫主義在上述三者的組成上都有過不同的表現。

　　以保守主義來講，其內部也是存在著諸多的不同光譜，從徹底反現代的到接納現代文明與思想的要素，與現代性進行積極對話，辯證博弈的立場，林林種種，不一而足。姑且不講那些各類當代的“新保守主義者”,就其整體來來，保守主義從來就是現代性的產物，是與現代性、法國大革命一起孿生的，其本身是現代的，現代的現象、某種意義上講的“反現代“的現代現象。是作為廣義的進步主義的對立面，對話者而產生的。一如英國學者Robert Leach 在談論英國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時所說，長期以來“它尋求的靈感通常來自自己的陣營之外，從輝格派的埃德蒙 ·伯克到”自由統一黨“的約瑟夫 ·張伯倫，到凱因斯，經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見其關於英國政治意識形態的著作)就實踐來看，在西方，保守主義與保守派的區分就不易，那有一個很自然的歷史的、文化的、社會與政治的銜接與結合；但保守派並不等於保守主義，保守主義在某些人那里也不一定就意味著對現代性的全部的反對，這也是顯見的。

　　西方保守主義主張傳統的重要，理性的有限性，注重經驗，強調權威與穩定、法律的不可或缺，社會的秩序以及相關的等級的必要，對社會變動抱謹慎甚至懷疑的態度，在某些社會問題的改善上主張漸進改良(就這點講，胡適先生是很有點保守主義的味道的),對既有自由(歷史來講常常是精英的自由，逐漸擴展的自由)的維護，財產權的不可分離與侵犯，基督教傳統作為價值的來源的神聖性等。

　　而在非西方世界，這些並不是一個自然的傳統，甚至有些是與其各自的傳統絕然陌生的文明要素。因此一些朋友主張要區別廣義的與狹義的保守派，保守派與保守主義就顯得更加必要。放到中國的語境下，就是要將這種保守主義與近代以來乃至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人們常講的保守派區分。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也有其合理性。

　　但也需要指出的是：許多非西方的保守派可能並不見的能接受西方特別是英國發展出的保守主義思想，尤其是當代更加現代化了的保守主義流派思想，但就英文保守conservare,servare 的“保留，保持，保護”某種法律或者習俗的拉丁文原義來講，在對既有的秩序、權威的認可，對各種進步的懷疑態度等問題上，這兩者之間顯然又是有著共享的精神結構和立場取向，這是“保守”的語義與精神上的本意。只是，兩者要保護的對象，各種秩序，權威、文化價值可能不同。

　　就保守的精神結構與立場來講，廣義的保守主義或保守派對中國來講並不新鮮，不是什麽“新主義”,而這種新進流行的西方保守主義對中國人來講卻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新主義，盡管現代以來人們也多少已有些引介。

　　文革後期開始，中國的知識界便開始了一種從毛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到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直至現代性的本源的自由主義一步步的漫長回溯、回歸的思想過程，這個過程得益於中國的改革開放，社會經濟的演變，也反過來推動、影響了這一過程。保守主義在其中逐漸浮現。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中國學界便對所謂的“激進主義在中國“的問題有所討論，筆者還很清楚地記得，八十年代後期在北京讀到余英時先生在香港就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的激進與保守所做的演講以及與一些朋友的討論。九十年代有所謂李澤厚、劉再覆先生的“告別革命”論，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等等，被當時一些人並不嚴格地稱之為“新保守主義“的一種對政治變動的謹慎與懷疑態度立場也開始在知識界的諸多人那里漫延。中國知識界在過去幾十年的回溯、探索中經歷了幾次重大的分化，而存附於自由主義內部作為其一部分的保守主義思潮終於走向其對立，與其分裂，可謂最新的一次。這過程不像一些論者認定的始於此次美國大選，幾年前事實上已經開始，顯化，只是因此次美大選這個重大事件的刺激而明確了而已。

　　最近這種西方保守主義在中國一些人中的流行，與當初共產主義進中國是有類似之處，是與世界範圍內思潮的變動，保守主義的回潮有很大的關聯，受其影響的。同時也與改革開放後幾十年出現的一批都市有產階級、知識精英的利益訴求，心理傾向，文化愛好有關。而在筆者看來，更深層的原因是與中國現代文明轉型中階段性浮現、迄今未得以很好解決的精神危機現象相關聯。這其中因素覆雜，容日後再加深入探討，筆者關心的問題是保守主義對當下或未來中國的解釋與設想。其自身在中國的演變及影響；在激烈的爭執與不可避免的分裂後，還有什麽可作為中國知識界共享的話語要素，看問題的切入點，重建某種不涉特定意識形態指涉、主義規範的共識的可能。也許，回歸中國當下的問題，一些切實的需要直面對待的問題仍是個可行的途徑。

　　保守主義與中國的問題

　　什麽是當下中國種種覆雜問題的核心?在筆者看，就是公民權利的缺失。多年來，筆者一直主張“權利”“公民的權利的增長“是衡量中國當下政治的進步，真假改革的唯一標準，也認為這可能是重建推動中國政治變革、社會進步的最底共識的唯一可能。所以主張在中國的背景下，放棄無謂、混亂的甚至是義氣用事的左右之爭，以 “權利”(right)而不是“權力” (power)來衡量中國的種種現象，不以什麽特定的主義為標簽。“權利”問題既是理論的，也是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中國的問題說到根本，就是(國家)權力過度擴張膨脹， (公民)權利弱小不足的問題。不僅在中文發音上“權利”與“權力” 這兩個詞匯常常被混淆，在認識上，這也是一個人們常常區分不清的問題；但卻也是因某種闡述解釋的努力最易讓人理解的問題。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失衡、問題與混亂根源於此，由此衍生。這個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中國的現代性建設是無論如何邁不上新的階梯，轉型也一定會發生扭曲。

　　權利問題是現代性的關鍵，是現代文明幾個世紀以來演變的主流。處理好這個問題，圍繞這個問題重建中國的政治框架，就既是符合(部分)保守主義原則的，也是符合(部分)進步主義者期望的。既是自由主義的核心，也是那些非極端、非原教旨主義型的各種保守主義、左翼思想運動所共享的一個關鍵要素。我們可以將其視為是一個 “主義”,“權利主義”,一種現代的人的主體性權利確認，它是一種漫長宏大的、從西方延展到全世界，經驗上可觀察到的歷史巨流的本質，且同時也是“問題”,各個國家都需要不斷地面對、解決的不同時代有具體不同指涉內容的問題。推動權利“主義”意識在中國的傳播，就是改造中國的政治與政治文化；在這個問題上取得的每一步進展，都會是中國真正融入世界，與世界共享話語、一些世界性“問題”得以解決的組成部分。

　　以保守主義作思想工具對二十世紀激進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其造成的問題做檢討、批判未嘗不可，也有其合理性。但將當下的中國政權仍視為是一種左翼極權體制，也許會不得要領。多年來筆者就認為，對現體制的解讀仍需要做出許多學術上的努力，其依舊也帶有很多傳統的左翼極權的成分，需要的時候，也可依然啟動這些資源維系自身運作與合法性，但相當大程度上講，這體制已具有極其重要的一種右翼極權主義的特征，正逐漸完成一種從左翼極權體制向右翼極權體制的轉變。面對這種現況，現有政治秩序，保守主義的邏輯解釋是怎樣的，是否也要維系“秩序“與”權威“,如果需要改造，建設他們認可的、值得保守的秩序，那又該以何種方式進行，怎樣完成這種跨越?是否依然還要堅持演進的邏輯或是采取突變革命?當許多人在為美國的大選爭執撕裂之時，北京郊區昌平香村寒冬中被強拆的那些人們包括些法學教授的私人財產權、自由如何得到保證?寶貴的法治秩序怎樣建立?主張基督教保守主義的朋友們主張的信仰自由包不包括那些信仰其他宗教人們的自由?政治與宗教是否仍需要分離?批評西方的進步主義的種種問題的同時，進步主義主張的少數族群以及婦女權利在中國是否還需要得到尊重與落實? 在美國用保守主義可以解釋的一些問題，是否是中國同樣面臨的問題?如果不同，區別在哪里?而最終，現代性的一些基本價值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理性等是否還需要在一個廣泛的範圍得以普遍的堅持與尊重? ……提出這些問題，不是對主張保守主義的朋友有何偏見，事實上，筆者本人除不讚同用一種“整體主義“的方式去看待保守主義外，對保守主義的某些看法是有程度不一的認可的，只是因為，所有其他在中國已存的“主義”似乎對當下中國的“問題”都有些相對明了的解釋與主張，也較易了解，但中國的保守主義面對中國當下上述涉及的種種問題，似乎仍需要給出一個令人信服、顯明的解釋，以更增加說服力。如僅將保守主義作為學理探討，清理過去的工具，無可厚非。但如作為一種指向未來的社會與政治思潮，這些問題顯然是不能回避的。

　　或許鑒於當下中國的形勢，許多人認為無法正面闡述，且認定已沒有任何推動中國進步的行動空間，這或許是事實，或許也不是，因其牽涉到一個如何對當下進行判斷，如何認定改變的問題。歷史常常是可以以不同方式寫下的，空間與力量也是可以轉換的與創造的，型塑未來的動力常常是在無聲中點滴累積的；這些都取決於行動者的選擇，具歷史感且不求速效的堅耐與信心。許多人或許會講，連現代 “公民”二字的使用都受到某種限制，何況“公民權利”,這確是一個很大的困難。但恰恰因此，正說明這這觸及了問題的關鍵。而欲圖全面管控的權力與現代經濟與社會生活所需要的法治、對公民權利的尊重之間的緊張最終是無法消除的，也因此注定會為社會活動提供空間的，體制也一定會有縫隙的。

　　回到“問題與主義”上，就背後涉及的認識哲學問題來講，覆雜且源遠流長，似乎不是那麽簡單能終結討論的，我們暫可在此文中懸置。如果回到社會與政治改造的問題上來，不同的人對”主義“與” 問題“何者優先，何者有效，也依然會因人而異。我們當然也可繼續召喚新時代的”根本性解決“,但即便如此，根本性解決的動力以及解決後的狀況、制度可持續性及質量，依然還是要取決於”根本性解決“前在解決”問題“中的積累與培孕。這是被歷史乃至當代的諸多轉型的過程所證明的，長遠看，這最終才會是決定性的。保守主義思想其實是有注重解決具體問題的傳統的，推動每一個能改善公民權利境況的具體行動，不因善小而不為，哪怕從自身做起，似乎本來就應是保守主義題中應有之義。但如果將保守主義當作另一種”根本解決“的方案，以一種絕對的教義的態度視之，等同真理，缺乏寬容，這本身是有悖保守主義精神的。當下的一些中國保守主義者所持的立場與論述方式是否是另一種新的”激進主義“或至少帶有”激進 “色彩的論說?這是一個需要值得辨析、探討的問題。比如，就某些人希望中國盡速全盤基督教化這一點上看，就很難不被人視為是一種激進的文化改造方案設想，盡管就筆者講，樂見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也尊重每個人信奉各種宗教的權利，對一些基督教徒的信仰權利得不到尊重表示極大譴責。

　　再引用胡適先生的一句名言：”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習慣“,西方保守主義也是。真正健康的保守精神氣質是需要培育的，需要寬松的文化與社會條件的長期養潤，並不見得很容易被處在一種沒有傳承、具有緊張、壓迫氛圍時代的人所真正領悟與吸納。中國仍缺自由地保守，保守的自由。在欲想急切地推動社會的變革與堅持保守主義的信條之間是有內在的緊張的，是些主張保守主義的朋友們不得不察的。否則，這種緊張必然會造成中國保守主義的扭曲與尷尬，甚至造出某種怪胎，那似乎應該不是中國的保守主義者的初衷，所樂見的。急就章的思想引進，快餐式的思想消費往往會引發問題。” 橘逾淮而枳“是思想史中一再出現的問題，但最好要避免壞枳養成。保守主義中是存續著反現代的基因的，稍不注意，就會滑向反動的、破壞性的、反人道、非理性，不尊重人權的境地去。如何防止這種負面的局面出現，讓保守主義在中國的引進能成為中國的文化與政治、文明發展的重要的健康的力量與組成部分，這需要時間與摸索、消化過程。而至少就當下來講，恰當的方式，思來想去，或許還是那句話：少談點主義，多研究、解決些問題尤其是以權利為目標，與權利有關的問題。

　　(首發於《FT 中文網》,2020/12/23)

　　“保守主義”保守什麽?如何保守?

　　張千帆

　　中國的保守主義者注重自由和法治，但也要接受民主和機會平等。一開始步子可以小一點，目標可以低一點，但是方向不能錯。

　　近40年來，大量西方思想觀念湧入中國，其中包括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尤其近20年來，隨著中國加入世貿之後經濟發展加速，社會利益出現分化，一部分人群對保守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或感覺到一種天然的親和力，保守主義也成為某些“圈子”里言必稱的顯學。這本來是正常甚至可以說是健康的思想多元化現象。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國家，保守主義不僅是一股重要思潮，而且也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對於社會變革的穩步進行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說自由主義是社會進步的油門，那麽保守主義就是剎車或韁繩。歐美歷史上，二者歷來相互補充、糾偏，缺一不可。進步太快，會像法國大革命那樣栽跟頭；保守力量太強，則會像拉美社會那樣停滯不前，最後反而引發暴力革命。因此，在一個正常社會，保守與自由是兩種相互牽制、共同進步的力量，不可偏廢。

　　中國近代飽受激進革命之苦，走上了極權國家的不歸路。當下改良困頓之際，革命情緒覆萌，健康進取的保守主義確實可以作為一劑防止激進主義的良藥。然而，許多東西到了自由主義思維習慣未能紮根的中國就會變味。中國的保守主義原先是廣義自由主義學說中的一支，劉軍寧、陳浩武、王建勳等學者也是受到公認的自由主義學者。但近年來，中國保守主義學說卻似乎越來越劍走偏鋒，令人感覺正在偏離自由主義軌道並有“拉美化”趨勢。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將川普和彭斯的上台解讀為美國福音派教會的覆興，將1788年美國立憲的基礎說成是《聖經》,或把“美國秩序的根基”簡單歸結為基督教信仰。總之，美國是或應該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如果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等自由化運動削弱了美國社會的宗教信仰，那麽它們就是破壞美國秩序根基的萬惡之源……這些顯然是對第一修正案所代表的美國憲政秩序的誤讀，我在“什麽是美國的宗教立場”一篇短文中曾做過簡要說明。

　　最近，保守主義學者又開始高揚“啟示”、否定啟蒙，好像近代一切政治災難都是啟蒙運動和理性的僭妄造成的。這樣說當然並非全無道理，但是如果把這個邏輯推到極端，政教不分的中世紀豈不是更好?那個年代，教廷如日中天，歐洲每個國家都實行“啟示”治國，《聖經》是連國王都不敢須臾背離的根本大典，但眾所周知，那並不是一個清平世界，一會兒宗教審判、一會兒十字軍東征。啟示當然很好，問題是誰的“啟示”?滿世界的上帝、真主、佛陀，到底聽誰的?基督教還是伊斯蘭?(當然是基督教)天主教還是新教?(當然是新教)新教那麽多教派，發生分歧誰說了算?誰是《聖經》的“權威”解釋者?某個自封的“先知”嗎?如果保守主義學者再去論證新教某個教派的啟示特別“偉大”“正確”,或在英美文明發展進程中作用特別重要，因而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那麽確實就離中世紀不遠了。西方政教幾百年血與火的歷史，中國是不是要再走一遍才能理解其中的教訓呢?當然，最近一個澄清保守主義的帖子否認了“啟示”代表特定的教義，但是並不足以令人信服，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中國的保守主義學者宣傳過猶太一基督教以外的任何教義。

　　中國的“保守主義”並不限於保守主義學者闡述的理論，也包括民間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不同人群所發表的觀點和情緒，其中有些顯得相當出格。弗洛伊德事件引發了美國各地的抗議風潮，也在撕裂中國自由派的圈子。抗議中發生的某些暴力行為和過激措施當然需要受到譴責、管控和反思，但是到了國內就成了發泄種族主義情緒的借口。“黑人生命也重要”被污名化地翻譯為“黑命貴”,Calvin Klein 做的黑人變性模特廣告遭到鋪天蓋地的譏諷和辱罵，各種過分的言論恕不一一羅列……在這當中，不難發現中國式“保守主義”相當有代表性的思維傾向：蔑視弱勢種族、反平等、簡單政治站隊、用自己的思維模式去套英美兩黨政治。不少以“保守主義”自詡的華人認定英美保守派- 英國撒切爾、美國里根和川普是“好人”,作為“鐵粉”無條件力挺，無論他們被曝出什麽事都是民主黨為了贏選票而故意炮制的陰謀：自由派譬如美國民主黨- 就是要搞 “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沒什麽區別。這種思維非黑即白、誇大事實而又混淆是非，在其方式的極簡化上和長期受極左洗腦的“五毛” 驚人相似。

　　最後，理論上和歷史上，各國保守主義原先都是以抵觸大眾民主的姿態出現的，區別在於英美等國在轉型成功的同時，保守派順應歷史潮流，逐漸有限度地支持民主並用憲政制度來制約民主，法、俄、大清等失敗國家的保守派則只是“保守”、頑固抵抗，最後被激進的革命洪流淹沒。如果說中國的保守主義學者幾乎從來只談自由、不談民主，只能從其對“多數人暴政”的貶抑能隱約感覺到其對大眾民主的抵制，那麽自稱“保守主義”的各類社會人士就直言不諱了；似乎絕大多數人都樂得漠視- 反正現在正好沒有，而反對“一人一票”的也大有人在。

　　保守主義本來是一種正常的政治與社會偏好表達，但是如果不小心，很容易走向反平等、反民主、反啟蒙甚至反自由的原教旨主義。近年來興起的保守主義話語似乎顯示了這個趨向的端倪，值得警惕。今天，中國的保守主義者(尤其是學者)需要反思保守主義在中國的定義和定位。從世界範圍的歷史經驗教訓來看，保守主義要在中國得到良性發展，還是不能違背它和自由主義共享的社會契約原則。

　　一、保守主義的多個面向

　　按詞典定義，“保守主義”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促進傳統社會制度的政治與社會哲學，其核心價值一般包括注重傳統、社會秩序、等級權威、財產權等方面。雖然伯克因反對法國大革命而被認為是英國保守主義之父，這個概念的真正流行要等到1818年法國對大革命反攻倒算的波旁王朝覆辟時期。如果說自由主義或進步主義要向前看，那麽保守主義則要向後看- 注重當下、向往昨天。保守主義之所以 “保守”,是因為它要保守傳統與成規，注重現有的政治與社會秩序，反對激進的社會變革。

　　當代的保守主義之所以強調私有產權保障和利伯維爾場經濟，也是因為西方社會在19世紀至20世紀早期經歷了資本主義，而以羅斯福“新政”為標志的1930年代開啟了延續至今的福利國家時代。今天仍有人懷念過去那段相對“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黃金時代，反對重新分配財富的平等主義政策。這基本上是亞當斯密所代表、哈耶克仍堅持的英美“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 經濟保守主義和它有很大重叠。事實上，如果中國的“保守主義”能改稱“古典自由主義”,會避免許多誤導或誤解。而且既然是“古典” 的，其保守性自在其中矣。當然，亨廷頓在“作為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摘自其《政治思想史》2010年版)一文中把保守主義限定為保守當下的制度；如果古典的制度和現在差別很大，就不能被歸為保守主義，而可能變成激進的覆古主義。這個問題後面再討論。

　　當代中國企業家、律師等人群從近40年的經濟改革中嘗到甜頭，也多支持經濟保守主義，強調私有財產保護，反對回到人人貧困的“大鍋飯”時代。但也如亨廷頓所說，保守主義並非貴族或既得利益階層的專利。保護私有財產並不只是資本家、大老板的事，而是作為人的普遍需求。譬如最近北京、河北、山東等地正在搞“拆違”大躍進，以拆除“違章建築”的名義剝奪公民的房屋財產，而受害者多為普通業主，並非腰纏萬貫的富翁。經歷了“大躍進”“文革”“大鍋飯”等瞎折騰之後，保護私有財產的經濟保守主義可以是每個普通公民的訴求。

　　除了經濟方面之外，保守主義還可以有政治、社會、文化等多個面向。這些面向未必能被“古典自由主義”所涵蓋。文化上，保守主義會強調本民族的固有道德文化。譬如美國共和黨更注重基督教信仰和家庭價值觀，意大利、西班牙、拉美等以天主教為主的國家則更強調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宗教當然很重要，信仰自由必須得到嚴格保護，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個國家必須以特定宗教信仰作為指導思想，甚至由某個教派來領導這個國家，否則就成了拉美、中東長期受害的政教合一了。中國長期受極權主義統治，唯我獨尊的心態很普遍，也很容易受宗教保守主義影響，不能區分信仰領域的公域和私域。與此相關，在社會方面，保守主義堅持主流文化，反對文化多元主義。這在基督教反對同性戀等“後現代”生活方式上體現得很清楚。和經濟保守主義反對國家幹預市場恰好相反，社會保守主義主張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幹預社會與家庭事務，譬如禁止墮胎、禁止同性戀行為、資助帶有宗教背景的私立學校。

　　在政治上，保守主義主張尊重秩序與權威，反對無政府主義和過度自由。歷史上，政治保守主義一度站在反對普選權一邊，要求對選舉權設置納稅或財產限制。由於不信任普羅大眾，保守主義具有崇尚精英政治和反多數主義的鮮明“右”翼傾向。政治和經濟保守主義密切相關，因為不難預見，大眾民主很容易催生財富平等化政策，直接威脅私有財產。在中國，也長期存在先民主還是先法治的爭論。保守主義者多認為中國仍處於“民智未開”的階段，一下放開容易造成混亂，因而主張效仿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威權統治時期的經驗，先通過開明專制完善法治，等條件成熟(或許)再推進政治民主。由此可見，保守主義者即便是以自由主義的姿態出現，也往往願意容忍他們眼中“開明”的威權統治，甚至認為開明專制比民主政體更好，因為大眾很難克制劫富濟貧的短期利益沖動，而民主政權頂不住大眾普選的壓力，上台後必然對富人和企業開征重稅、侵犯私有財產並抑制投資和就業。說得直白一點，私有財產保護需要獨裁者。這在拉美等國轉型中體現得很清楚，靠選票上台的民主政權都是要均貧富的，靠開明專制來維持資本利伯維爾場還有點指望。

　　保守主義的不同面向相互組合，可以得到多個版本。你未必喜歡某個版本的保守主義，但這並不表明它不是保守主義，而是你要說明自己喜歡的是哪個版本的保守主義。譬如“古典自由主義”未必認同尊重傳統與權威的文化和政治保守主義，它自己從18世紀封建秩序脫穎而出的時候就不是那麽“保守”的；文化保守主義中，悲天憫人的天主教傳統也不能容忍資本主義市場秩序的“放任自由”,未必會反對國家福利政策以彌補社會救濟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每個面向本身也存在走多遠的問題。保守派可以反對高稅高福利，但是否要走到國家不管死活的完全“放任自由”?美國共和黨可以反對某些 “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但是否還要走得更遠，滑向種族主義?宗教虔誠、家庭忠誠都是美德，但是否有意無意要讓國家為自己的信仰背書?政治、經濟、文化等每個面向的不同深淺色調，加上不同面向的組合或排斥，構成了一個多維度的覆雜“保守主義”譜系。

　　由於保守主義帶有多個面向和版本，它和自由主義顯然不能劃等號。然而，在某些國家，它和自由主義又是有交集的。在我多年前主持的一次左右對話中，軍寧回答了“保守”什麽的問題：保守主義是要保守自由。這個回答很好地定位了自由保守主義，令我記憶猶新。但我們也看到，這並不是保守主義的原始定義，更不是唯一定義；保守主義顯然未必是自由主義不論新舊，其所要保守的也未必限於自由。一般意義上，保守主義未必自由，自由主義也未必保守；無論是美國獨立革命還是同時期的法國大革命，都屬於激進自由主義。如亨廷頓簡要總結的，一切保守主義的共同特征都是要保守現有的政治與社會制度，而當前制度顯然既可以是自由的，也可以是不自由的。事實上，他總結西方歷史上四次保守主義運動，至少有三次都是反自由的：16世紀末英國保守派反對清教運動，代表作是胡克的《教會政體的法律》;18世紀末針對法國大革命，代表人物有伯克等歐洲貴族和中產階級；19世紀中葉歐洲統治階級對下層民眾參政訴求的反應，貴族做出有限讓步；同期美國內戰前夕的南部保守主義，卡爾霍恩等代表人物用伯克思想為“南部特有的黑奴制度”辯護。

　　在絕大多數國家的歷史上，保守和自由不是同義詞，而是反義詞。這是因為在本質上，保守主義是要保守當下的制度或回到過去某個的“黃金時代”,自由主義則是要從過去和當下的黑暗走向光明的未來。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可以有交集，但這種交集是有條件的。自由保守主義的本質從英國歷史即看得很清楚。無論是1215年《大憲章》還是1688年“光榮革命”,英國貴族的訴求都是要“恢覆”遠古已有的權利和自由。貴族反叛約翰王的時候，據說拿出了亨利一世的登基誓言為自己背書，指責國王違背了英國自古以來的權利和自由。下面這張圖是“光榮革命”中的輝格黨和保皇黨。兩黨聯手趕走詹姆斯二世之後，下議院通過決議：“詹姆斯二世破壞了國王和人民之間的原始契約，在耶穌會等其他惡人的建議下違背了基本法律，試圖顛覆其王國的憲法。”“契約”和(不成文)“憲法”都是英國傳統， “革命”只是要恢覆被國王破壞的傳統權利。

　　英國的保守主義革命正好和自由主義合拍，是因為英國傳統上即有一定的自由，因而英國保守主義有值得保守的自由。這是英國得天獨厚的歷史條件，絕大多數其它國家並不具備。既然歷史傳統並無自由可守，保守主義也就和自由主義分道揚鑣了。這是為什麽在這些國家，自由不保守，保守不自由，而只剩下守舊，甚至成為反動。中國是一個顯然的例子，毋需贅言。只要想一想，清末或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年的時候，“保守派”是些什麽人?我前陣子在研究各國內戰，發現在拉美等國，許多內戰就是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開打的。那里的“保守派”無非是主張政教合一的天主教徒、保皇派、大地主等既得利益，找不到一點自由主義的影子，而自由派所追求的則是政教分離、廢除帝制、土地改革等符合現代文明的目標。在多數國家，自由派和保守派是對立的，有時甚至長年處於戰爭狀態。

　　當然，中國的保守主義學者也許會說，他們所指的“保守主義” 和這些國家的保守派甚至詞典定義的“保守主義”不是一回事，但這恐怕是很難說得通的。畢竟，約定俗成的意義是不能忽視的。和“自由主義”一樣，“保守主義”也是一個很大的框，英美自由保守主義可以往里裝，但很多的其它東西也可以往里裝，譬如拉美的宗教和專制保守主義。亨廷頓甚至認為，保守主義是一個沒有理想的哲學，就是要保守當下的制度，不論它代表什麽. 當然，任何“主義”都不可能沒有一點理想，只是保守主義要保守的就是特定制度所代表的利益和理念。宣稱只有我的才是“正宗”的保守主義，你們其它的都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這是很沒意思的文字遊戲。說保守派奉行的不是保守主義，就和說自由派奉行的不是自由主義、民主派奉行的不是民主主義一樣有違常理。

　　關鍵在於，和任何其它主義一樣，保守主義不是只有一個“正版”的“真理”,建立在經驗主義與懷疑主義基礎上的英美保守主義尤其應當反對任何“真理”言說。作為一般概念，保守主義也會有自己的盲區。中國的保守主義學者需要注意，他們在中國語境下究竟提倡哪一種“保守主義”?在什麽意義上，他們的保守主義是中國的?

　　如何保證自己主張的是自由保守主義而非拉美保守主義?他們也許有義務對自己的民間擁躉澄清，中國化的“保守主義”究竟是什麽, 至少不能泛泛宣稱“保守主義”,好像保守主義只有一個版本，或天然帶有自由主義的元素，而只能說，他們的“保守主義”究竟要保守什麽。亨廷頓總結了保守主義的一些共同特征，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世界上只有一種“保守主義”;保守主義思維傾向和特定國家的特定制度相結合，必然會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具體意識形態。為避免誤解，我建議保守主義學者明確說明自己主張的是英美版本的自由保守主義。

　　當然，我這里假定了自由主義仍然是保守主義學者的追求；否則，就沒有什麽共同語言了。我也假定，中國的保守主義學者不只是要主張英美保守主義，而是希望開拓中國的保守主義思想市場和政治哲學。但這樣一來，更麻煩的還在後頭：如果把英美保守主義的內涵拿到中國來，還是不是“保守主義”?

　　二、保守主義的地域性

　　保守主義的第一個特點上面已經提到，就是它有明顯的地域性或國界性。自由主義主張人性普遍和某些基本原則的普遍適用，保守主義則歷來是有國界的，不存在一個抽象的普世的“保守主義”。“共產國際”才無國界，而它恰是保守主義的反面。無論哪國的保守主義，都反對理論抽象和宏大敘事，而強調本國文化傳統的獨特性乃至不可比性。本土意義的保守主義不是“拿來主義”,不能把我們認為“正確”的哪個國家的體制或主義拿來，在本國推行實施那是馬克思主義，不是保守主義。

　　英美保守主義清晰地體現在其普通法的“遵循先例”傳統當中，簡言之就是今天的案件要按昨天類似的案件那樣去判。當然，什麽 “類似”、什麽不類似並非截然分明，美國法學院教的基本上是如何類比與區分，但是其保守性不言自明。盡管有離經叛道的法官，法官主體無疑是相對保守的精英。普通法的保守性從英國功利主義始祖邊沁對它的激烈抨擊即可看出，他的《道德與立法原理》就是要用普世的功利主義為社會立法。不過，英美司法並不只有保守，“遵循先例”並非絕對原則凡是原則就有例外，而正是這些離經叛道的例外造就了法律革命；否則，英美判例就成了固步自封的“千年老妖”。英美司法史上不乏推翻先例的革命性判決，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取消校區種族隔離的判決只是其中的顯著一例。事實上，司法保守主義到了美國更上一層樓，因為英國從1689年“光榮革命”以來至今恪守“議會至上”傳統，而議會民主就是邊沁式功利主義的操作機制；美國最高法院卻在1803年搞了一次“司法政變”,“馬伯里訴麥迪遜”判決憲法是“更高的法”,所以法院自己有權依據憲法審查議會立法是否“違憲”,等於把傾向保守的司法淩駕於傾向進步的立法之上，而馬伯里判決本身卻開了一個當時非常非常激進的“先例”,因為憲法里頭完全沒有這樣的規定，至今都沒有!因此，美國司法的保守和激進是一個不容易說清的覆雜故事。

　　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在美國最高法院的憲法判例中顯得涇渭分明。美國的司法保守主義之所以“保守”,是因為他們的憲法解釋哲學采用“原旨主義”(originalism); 某個條款今天怎麽解釋，要看條款通過當時的意義，因而制憲者的理解至關重要。自由派之所以“自由”,則是因為他們認為憲法是“活的”(living),不斷生長、與時俱進；某個條款的意義要放在今天的社會文化環境下看，不能固步自封，制憲者的理解至多只有參考價值。在如何對待外國對類似憲法規定的解釋上，美國傳統也是比較保守的，法官一般只看自己轄區的先例，外國判例則因為缺乏法律效力而一直不受重視。但近年來，最高法院內部某些自由派或溫和保守派法官如布雷爾和肯尼迪(已退休). 開始引用並討論外國判例經驗，司法判決逐漸呈現出“國際化”風格。然而，前任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斯格利亞(均已去世)、黑人大法官托馬斯等保守派則仍然堅守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美國本土立場。現任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參議院的任命聽證會上曾被問及這個問題，明確拒絕了司法判決的國際化傾向，而他是眾所周知的保守派。諷刺的是，保守派的理論依據正是民主——因為民主是有國界的：憲法歸根結底是本國人民制定的，解釋憲法要看本國制憲者當時要讓憲法幹什麽,你去借鑒、比較其它國家的憲法是什麽意思?

　　由此可見，保守主義的底色和民族主義很相似，而這未必是中國的保守主義學者希望看到的。如果你是真正意義的保守派，那麽你或許應當像“新儒家”那樣弘揚本國的“國粹”。如果你認為中國傳統並沒有什麽值得弘揚的，你要弘揚的是英美的“國粹”,甚至主張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國，不讓中國文化徹底改頭換面就無法實現自由憲政，這是哪門子“保守主義”?如果要在中國實現英美保守主義，那不是“保守主義”,而是釜底抽薪式的激進自由主義。當然，這種主張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你當然可以在中國主張英美保守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但你不能泛泛地宣稱自己是“保守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是普世的，保守主義則注定不是；不僅有英美保守主義，也有拉美保守主義、土耳其保守主義甚至中國保守主義典型如清末慈禧為首的滿清貴族。華人在英美國家說自己是“保守主義”不會引起誤解，但是在中國這麽說就會產生概念混淆和無意義的爭吵；與其如此，不如明確自己是“英美保守主義”或索性“古典自由主義”。

　　附帶說一句，既然保守主義可以有民族主義因素，它也可以走向自己的反面- 民粹主義。精英氣質的保守主義當然是反民粹的，不會看得上迎合大眾口味的煽情政客，但是在大眾選舉政治中，放下身段可能是不得已的下策。這體現了貴族保守主義在民主政治下的困境。如果相當部分的選民堅信基督教，或主張國家利益至上- 這自然是十分正常的，那麽保守主義政客肯定不會放棄打宗教牌或愛國牌的機會。如果選民們對於政教分離、新聞自由等政治自然法理念沒有足夠的認識和堅守，那麽很可能會出於自己的短期利益把選票投給違背契約原則的政客。土耳其總統阿爾多安最近把聖索菲亞大教堂變回到清真寺，可以算作一個最新的注腳；他顯然不算英美保守主義，但也許算得上“土耳其保守主義”,因為他要保守占土耳其人口絕大多數的穆斯林的宗教傳統，盡管阿塔圖克凱末爾的強制世俗化也有近百年的傳統。以福音派為基本盤、“美國優先”為競選招牌的川普如出一轍，也是結合保守主義口號+民粹主義選票的成功典型：政策貌似保守，實際上有違保守主義的貴族精神。

　　回到中國，本土資源的匱乏是“保守主義”中國化所面臨的真實困境。上面說到，自由保守主義是要有幸運的歷史條件的。英美保守主義有值得保守的傳統自由，這是他們最大的本土資源。而中國和絕大多數國家一樣，並不具備如此幸運的歷史條件和本土資源。在中國實行保守主義，保守什麽呢?兩千年專制政治似乎也找不到什麽值得保守的自由主義傳統。如果找不到也要找，像當今多數“新儒家” 那樣硬是把中國傳統打扮得花枝招展，會不會陷入另一種“雞賊”?中國保守主義的基本悖論是：無可保守。如果把英美保守主義搬到這里來，那就不能再叫中國的“保守主義”了，那是一種相當激進的“拿來主義”。

　　當然，也不是沒有辦法走出困境。保守主義可以有兩種：目標保守主義和策略保守主義。前者就是正宗的保守主義，把保守作為目標。如果這個目標中有自由，那麽它就是一種自由保守主義(liberal conservatism) 。如果傳統中找不到自由基因，在本國主張自由保守主義即遭遇困難，那麽不妨可以主張保守自由主義(conservative liberalism): 把自由當作追求目標，但采用溫和保守的策略和手段。在中國，他們是耳熟能詳的“改良派”,他們的對立面是激進派或 “革命派”。二者之間的分野眾所周知，毋需贅述，但二者的共同點都是自由主義；目標大致相同，只是手段、策略、步驟不同而已。

　　保守自由主義和自由保守主義之間無疑存在很大重叠，但也並非完全一致。事實上，二者在方向上是反著的。保守自由主義，“自由”是主語，保守是定語；它是要向前看，只是邁步不能太大太快，怕栽跟頭。可能某些自由一時沒有可行性，譬如在美國立憲時期主張黑奴的自由，或內戰之後主張女性的參政自由，但向前的方向是肯定的；種族平等、性別平等肯定是大趨勢，不能倒退，只是問題需要一個一個解決，不能一口吃成胖子。既然目標是更多的自由，那麽首先涉及的問題是，誰的自由?基督教有宗教自由，天主教、佛教、伊斯蘭教是否也有同樣的自由?男女有相親相愛、組建家庭的自由，同性戀是否也有同樣的自由?其次，還有自由的程度問題。取消制度性歧視了，怎麽對待社會歧視?如何處理長期制度性歧視對弱勢族群造成的積重難返的劣勢?是否需要采取“糾偏行動”,為弱勢群體提供某些特權優惠，來消除歷史上的歧視對他們造成的不利影響?這些都是自由主義需要考慮的問題。保守自由主義可以對某些自由程度問題說“不”,但是至少不能反對實現所有人的基本自由這個大方向。

　　反過來，自由保守主義，“保守”是主語，自由是定語；它是要向後看，但能否看到自由呢?那取決於這個民族的過去是否有自由主義傳統。如果沒有，那麽保守主義就沒有自由可以保守了。我個人認為，中國自由保守主義的前景也並非只有放棄。首先，數十年改革確實釋放了一定的經濟與社會自由，至少自由與法治理念已經深入相當一部分人的人心。當然，中國還遠沒有形成有效維護自由與法治的制度，但也不能說當下沒有任何值得保守的自由，保守主義的課題是如何使自由和權利獲得更有效的制度保障。一個可能的切入點是 1982年憲法。雖然這部憲法沒有得到落實，因而沒有形成什麽值得保守的憲法秩序，但畢竟是中國自己的現行憲法，而且憲法規定了不少自由和權利，而總體上仍比較“保守”,譬如各級行政首長並非直選，而是由同級人大選舉產生；只有縣鄉兩級人大由選民直選產生，縣級以上人大由下一級人大間接選舉產生。但是如果中國的選舉可以真實一點，那麽各級人大可以發揮現在完全想象不到的作用，中國改革即可獲得向前的動力，擺脫目前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態。這個圖景可能聽上去一點不激動人心，但真正的保守主義要的正是波瀾不驚的效果。

　　其次，再往前推，或許可以追溯到民國，今天大陸也有不少“國粉”。只是民國在大陸37年間內憂外患、動亂頻仍，1946年憲法實施不到三年即退守台灣，很難說形成了什麽“傳統”。雖然台灣自 1987年成功轉型後形成了相當成熟的憲政秩序，但可惜那是和大陸完全分治的台灣，無法為大陸所保守。最後，雖然中國歷史上政治實踐並無權利和自由的觀念，但是儒家道德思想仍然有值得挖掘的本土資源。事實上，儒家的尊嚴思想要比世界上任何其它文化或信仰更為豐富。這不是“自吹”,我在《為了人的尊嚴》一書中有比較詳細的闡述。當然，我對儒家文化的誤區尤其是對專制政治的臣服也做了深度批判，並一直主張沿著道德一政治這一斷層將儒家傳統一分為二，拋棄其作為附庸的腐朽政治，保留其仍有生命力的道德理想。我自認為這種態度才是真正的中國的自由保守主義，因為它既認同有選擇地回歸本土思想傳統，也主張在追求自由主義的過程中采取溫和漸進的策略。

　　當然，和保守(落實)現行憲法相比，後面兩個選項都顯得有點遙遠民國雖只隔一個海峽，但是其治權版圖和大陸是割裂的，儒家傳統則在時間上過於久遠。亨廷頓斷然不會接受訴諸遙不可及的古代傳統是任何意義的“保守主義”,因為他定義的保守主義嚴格限於保守當下的制度。在一個“不斷革命”的國家，談論“傳統”是困難的——究竟哪一段“傳統”?堯舜文武、秦漢唐宋還是明清、民國抑或“人民共和國”?即便後者還有前三十年、後四十年之別。但這也會給亨廷頓的狹義保守主義帶來困難：今年左派執政，明年右派上台，究竟支持哪一個才算“保守”?按他的說法，一旦現政權下台，原來的“保守主義”陣營即已解體，變成反對黨、批判派陣營了。這種定義也太欠穩定性。“保守主義”的折衷定義應該是保守一段相當穩定的傳統- 也許幾十年，也許幾個世紀。如果再放寬一點，保守主義也可以是一種覆古主義，只是古代傳統必須是真實存在的，而非某些理想主義者的“托古改制”。至於在中國是否可行，且留待討論。總之，自由保守主義也和其它保守主義一樣，都需要從當下或過去實際存在過的制度中發現值得保守的東西。

　　三、保守主義的時代性

　　因此，保守主義的另一個特點是其時間相對性和情境敏感性。即便在同一個國家，保守主義也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主張，它的目標會隨著特定國家和特定時代的具體情境而發生變化。在一個正常的國家，保守和自由是兩種相持相長的力量，在彼此牽制中共同前行。沒有自由，保守就成了倒退；沒有保守，自由就成了激進。自由主義推著保守力量往前走，保守主義則拖著進步的步伐，讓它不至於走得太快而栽跟頭。隨著社會不斷向前走，什麽是保守、什麽是自由的情境和意義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把伯克放到今天，他也不會否定法國革命中提出的《人權宣言》偉大理念，只是會繼續反對通過暴力革命實現這些目標而已。如果今天還有誰像他當年那樣主張貴族應該享受天然的特殊政治地位、資本主義應受制於中世紀社會傳統、商人在貴族面前低人一等，那麽他不是伯克，他是食古不化的思想恐龍。諷刺的是，被當代人普遍推崇為保守主義始祖的伯克認為自己是輝格黨— —當時的自由派。

　　自由和保守甚至是可以發生時空錯位的。美國內戰前，保守派是主張奴隸制的南部民主黨，自由派是主張廢奴的北部共和黨。但是到了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雙方相對立場發生了逆轉，民主黨爭取到了過半數黑人選民的支持，變成了當代意義的“自由派”。在這個過程中，共和黨立場相對穩定，基本上堅持經典自由主義不變，民主黨則從極端保守的蓄奴立場轉向相對激進的福利國家和經濟幹預。但無論共和民主，兩黨主流在言論自由、選舉民主、政教分離、反歧視乃至底線福利保障等基本取向上是有高度共識的。

　　遺憾的是，中國青睞保守主義的不少人卻無視西方保守主義的立場變化，仍然糾結於一些時過境遷的偽問題。時至今日，沒有憲法常識、反對“一人一票”的反民主言論仍然大行其道。在一個沒有半點民主的國家，每天都過著“少數人暴政”的日子卻憂心“多數人暴政”的竟大有人在，不能不說是今世奇觀，或許體現了另一種洗腦的成功。西方保守主義確實一度反對多數主義民主並擔心“多數人暴政”,但那是18-19世紀的事情。今天除了新納粹等極右勢力之外，還有誰敢公開叫板“一人一票”等自由民主基本制度，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無異於政治自殺。“多數人暴政”值得擔心，但防範的方法不是延續專制，否則永遠只能活在“少數人暴政”的體制下杞人憂天。在解決這個問題上，美國立憲者樹立了榜樣- 擁抱民主，並用分權、聯邦制、司法審查等制度來限制和規範民主。

　　伴隨著立場守舊，中國保守主義者的另一個問題是知識結構與話語體系老化。也許這是保守主義的固有“特色”,舊的不等於不好，但是社會畢竟是在變化中進步的，再保守的保守主義也不能食古不化；否則，過分落後於時代，堅持一些完全落伍的東西，那將是另一種極端，並不符合保守主義本身的現實、溫和、漸進的中庸基調。但今天中國的保守主義學者似乎仍然沈浸在十八世紀話語體系之中，言必稱伯克、《聯邦黨文集》,至多加上哈耶克或最近走火的柯克——實際上，哈耶克明確否認自己是“保守主義者”,柯克則被亨廷頓稱為邏輯錯亂的“懷舊者”,他的“新保守主義者”要保守的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智識傳統而非確實存在的制度”。《聯邦黨文集》也很難被歸類為“保守主義”,盡管其中體現了一定的保守主義精神；建立聯邦本來就是世界上前無古人的創舉，至少《文集》的第一作者漢密爾頓是一個激進的中央集權主義者，期待聯邦做許多事，而“新政”之後的聯邦擴權印證了漢密爾頓的遠見，美國福利社會主要就是通過聯邦構建的。總體上，中國的保守主義者好像生活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桃花源，對於二十世紀尤其是二戰以來歐美政治、社會與憲法體制的重大變革似乎並不知情或關心。當然，經典是可以不朽的，但是對經典的解釋應該跟上時代，結合特定國家、特定時代面臨的現實問題。無論是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任何一種嚴肅的社會與政治理論都不能生活在古舊的象牙塔里，而是要探討當代社會現實問題的根源並給出令人信服的方案。

　　這會涉及許多領域的專業知識，但是保守主義尤其是中國的保守主義學者似乎並不具備必要的知識儲備，多數仍停留於重覆幾句保守主義經典信條，不能負責任地應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的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等現實社會問題。我並不認為，光靠收入再分配就能解決問題，極左“社會主義”方案當然更是離經叛道，但我也不認為哈耶克就是答案。事實上，哪怕英國保守黨或美國共和黨等右翼保守主義也沒有采用他的經濟方案。國內保守主義者(包括一些自由派)仍在抽象討論自由先於平等還是平等先於自由，簡單認為福利制度就是養懶漢，完全忽視了不平等的利伯維爾場經濟起源及其對社會(包括自由)造成方方面面的深遠影響，讓人感覺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或語不驚人死不休。在一個沒有民主政治實踐的環境下，反正說什麽都可以，當局都不會當真，不會產生任何政策實踐後果，因而不用承擔任何政治或道義責任。在一個言論不用也無法承擔社會責任的國家，你會發現極左、極右各種激進學說甚囂塵上，哈耶克、施密特成為年輕人津津樂道的追捧對象，全然不考慮這些學說一旦落實之後的真實社會後果。但是在一個諫言有可能成為現實政策的自由民主國家，事情恐怕不會那麽簡單你斷了窮人的福利試試?

　　回避當下現實使得保守主義很容易變成雙重意義的“鴕鳥”:既不認真面對歐美憲政國家的政治發展現實，也樂得逃避中國政治現實，有意無意地加入當局喜聞樂見的反民主合唱。在一個絕大多數人完全沈默的國家，他們成天對“多數人暴政”憂心忡忡，卻幾乎從不見他們批評“少數人暴政”。也許，這是政治高壓下的另一種犬儒主義解脫：人人都不敢碰硬的，於是專紮稻草人，專找軟柿子捏。左派嫁禍資本家，右派則嫁禍民主與平等，炮制出一個本國從不曾存在的 “多數人暴政”。其實，絕大多數國內保守派也就是一介平民，沒必要為財富和權力無條件背書。保守主義當然可以主張尊重私有財產，但也應當要求財富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可以要求尊重權威，但前提是公權力通過選舉民主等憲政機制對人民負責。

　　回避現實也使得保守主義面臨多重內在矛盾。在我的認知中，國內保守派好像對現體制多有不滿，但是究竟不滿什麽?如果保守主義津津樂道的只是防範多數人，那麽現在正是極少數人執政，不是很好嗎?難道是因為少數人的專制不夠“開明”?還是因為自己分的那杯羹少了點?如果執政者換成代表自己利益或理念的那一撥少數，保守派是否就彈冠相慶了?但是在一個沒有說理自由和選舉機制的國家，這樣的小概率事件恐怕只能是一個遙遙無期的“中國夢”。保守主義反對空想，但是至少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它自己不就在從事無視社會現實和制度實踐的空想嗎?保守主義追隨伯克反對法國革命，但是脫離政治實踐之後，保守主義者自己就是典型的法式公知，只剩下書本式主張和教條式批評。保守主義本該注重經驗、懷疑和審慎，但是在變成反理性、反啟蒙、重“啟示”之後，自己也是以經驗無法驗證的絕對真理和一貫正確的面目出現。英美保守主義的審慎懷疑去了哪里?

　　要恢覆保守主義的本來面目，自由保守派——即便是在中國主張英美保守主義的“保守派” 只有關注現實、走向實踐，讓自己的理念落地。否則，不論什麽學說，只要是不能落地的天馬行空，就必然走向激進，純粹的保守主義理論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極端保守不再是“保守主義”,而只能是另一種激進，成為純粹的守舊、脫離現實甚至違背現代文明的“反動”。真正的保守主義應秉持“中庸之道”,而“庸”的關鍵在“用”。這方面，英美政治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太多的啟示。英美保守主義(更準確地說，保守與自由的漸進互動)和法國激進主義的本質區別在於，法國貴族脫離政治，公知們則不能參與政治而淪為和政府對立的批評者，而英國貴族(有的也是公知)則一直積極參與並引領著本國政治，譬如伯克本人既是思想家，也是政治家。通過相對自由的政治實踐，不同利益相互碰撞，最後走向博弈均衡。美國立憲是一次革命，算不上“保守”,但是美國立憲者的貴族背景決定了其相對保守的底色。傑出的立憲者麥迪遜也是集思想家與政治家的雙重身份於一身，在立憲者中相當具有代表性。正是在貴族積極參與平民政治的實踐過程中，英美自由保守主義才顯示出其經久的生命力。

　　四、向保守主義學什麽?

　　任何一種思想流派都是利益和立場的表達，盡管信者會認為自己所信仰的主義是“宇宙真理”,其實主義或信仰本身無所謂“正確” “錯誤”,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新左派……概莫能外。從遊離於派別之外的第三者角度，每個人都有信仰和追求的自由；具體信仰和追求什麽不那麽重要，更重要的是你在和其他人的互動、爭吵、和解過程中采取什麽心態、姿態、格局、策略。這不僅直接決定了某個主義本身的境遇，也決定了整個國家的文化和政治生態。

　　英國從貴族制脫胎而來，貴族制的漸進消亡(至今除了北朝鮮之外也沒有哪個國家能說徹底消滅了貴族)使英國的現代轉型得以相對和平順利(當然也經過了好幾百年、流了不少血)。毋庸置疑，保守主義總體上表達了貴族利益和立場。然而，保守主義之所以不僅能在英國立足，而且還是今天英國的執政理念，不只是取決於英國社會不同派別對保守主義的寬容，更取決於保守派自己的修為和姿態。英國貴族何以引領大不列顛千年而不倒?秘訣只是在於高高在上、蔑視平民、攫取社會利益、剝奪底層權利嗎?如果那樣，他們會像大革命時代的法國貴族死得一樣慘。英國貴族之所以能在不斷民主化的英國立足，恰恰是因為他們是擁有貴族精神的真正的貴族，盡了作為貴族應盡的社會義務；在非常時期，甚至付出了不成比例的代價。別的不說，一戰、二戰期間，身先士卒的英國貴族子弟死了多少?貴族的犧牲遠高於平民比例。某種意義上，這體現了英國不成文契約的一個側面：貴族們平時吃香喝辣、享受特權，但是國家危難的時候，就該他們出來履行義務了；“先天下之憂而憂”,才能“先天下之樂而樂”。

　　如果一個社會階層從利到名，占盡了各種好處，該奉獻的時候卻躲在後面。這副樣子還有半點“貴族精神”嗎?這當然就不是什麽貴族了，這是“太子黨”“八旗子弟”。滿清的歷史教訓眾所周知，統治者一再拒絕改良、放權、讓利，最終天怒人怨、武昌兵變，整個政權被掃地出門。倒是夠“保守”,只是結果把自己整沒了。托克維爾在《舊體制與大革命》里分析得很透徹，法國貴族也是這麽垮掉的。英法貴族的區別在哪里?就在於英國貴族和社會打成一片，從來沒有和社會徹底脫節；它一直引領著英國社會，當然也就必須承擔領導的義務和責任。法國貴族則成了一個食利階層，地主都跑到城里生活，每年該收地租的時候才回來露一次面。這樣，貴族與平民之間形成兩個互不來往的群體，好比一個個不透風的密閉箱，彼此之間沒有聯絡、沒有感情也沒有同情，最後成為眾矢之的，被大革命徹底推翻了。

　　和法國革命同期的美國革命是一場由精英領導、草根參與的保守主義革命，張力自在其中- 精英、保守、革命。精英就是既得利益，必然是保守的。美國革命是一場對外革命，法國革命是一場對內革命。這就注定了法國革命必然激進，美國革命可以保守。美國革命的結果是1776年獨立並立憲，然後在1788年二次立憲。《獨立宣言》當然說不上“保守”,但“費城會議”在本質上是保守的。盡管隨後憲法草案在各州放開辯論投票，整個過程無疑由精英主導，憲法草案本身就是55名精英代表的產物。美國精英沒有像法國貴族那樣，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對抗民主，而是通過制憲制約和規範民主，從而保護了自己的長遠利益，和社會草根形成了雙贏：草根可以通過民主政治維護自己的利益，精英則能用憲法來保護自己的基本權利。雖然大眾民主沒有在獨立後立刻星火燎原，但已然大勢所趨；聯邦憲法禁止各州通過立法取消以前的欠債，說明民粹主義在各州已有燎原之勢。美國立憲者的超越之處即在於高瞻遠矚、胸襟遠大，看到民主的世界潮流及其泛濫的危險，但順勢而為，以承認民主換憲法自由，以憲政民主實現自己的保守主義訴求。這可被視為一種美國式社會契約：精英承認平民(一開始限於有財產的白人)政治權利，平民則承認精英的憲法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保障。

　　我一直認為，一個國家的命運首先是由既得利益者的境界決定的。“費城會議”的美國立憲者都是當時的既得利益者，但他們的超越境界成就了一個偉大國家；法國貴族的狹隘自私不僅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也讓整個國家陷入革命和動亂之中；慈禧太後代表的滿清保守派死保政權和眼前利益，不僅失盡人心後失去政權，而且讓中國陷入長期戰爭、混亂與極權統治之下……這類教訓對於中國當下極有啟示。中國經過四十年改革和積累，生成了相當一批“貴族 ” 企業家、大律師以及通過各種方式實現財務自由的群體，但是有貴族精神的似乎不多。真正的貴族一定要像英國貴族那樣有貴族精神，在政治上保持開放和開明的態度，最後才能像英國貴族那樣站住腳。貴族精神不只是意味著你要樂善好施，好像交了很多稅、捐了很多錢就萬事大吉、履行義務了；它首先意味著你要認同和遵守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底線，那就是要承認人的基本尊嚴和平等政治權利。政治權利和自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要素。如果沒有，那麽無論你有多少財富，你都只是一個兩腳動物。你要政治自由，別人要不要?別人的政治權利你承不承認?這是判斷一個人究竟是英美保守主義還是拉美保守主義的標準。

　　因此，沒有人反對“保守自由”,但實質問題是，誰的自由?自由的邊界在哪里?一個人能否主張蓄奴的“自由”(如美國內戰前夕的南部保守派)、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的“自由”……如果保守的自由指的就是你的自由，而非別人的平等自由，那麽這個“自由”的實質是獨裁，成了利用國家權力壓制其他人自由的口號。當你的自由影響到他人的基本自由時，“保守”可能已經走向反動。在種族平等、政教分離、選舉民主三大問題中，如果前面兩個問題目前主要發生在美國背景下，那麽最後這個問題之於中國當下尤其關切，需要保守主義認真對待。

　　社會契約的基本思路就是以權利換權利、以自由換自由，以我承認你的權利來換取你承認我的權利。沒有基本契約，就沒有政治文明，我們都成了活在野蠻叢林的兩腳動物。

　　英美保守派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不會反對“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盡管他們未必對民主政府制定的每一項法律滿意。法國或中國保守派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最後自取滅亡。如果不承認政治文明的基本底線，結果只能是保守主義自身的矮化和窄化。矮化是指失去道義仍然停留在叢林政治時代，怎麽可能高大呢?政治權利是人之為人的構成要素，拒絕承認他人的政治權利等於把人降格為豬，而這種野蠻人思維首先把自己就降格為豬。窄化是矮化的必然結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不承認別人，憑什麽指望別人承認你?精英草根相互為敵，最後必然是兩敗俱傷，而保守精英被獨裁者聯合群氓收割的可能性極大。

　　令人遺憾的是，國內的“保守主義”主張卻不時體現出自我矮化和窄化思維，津津糾結於一些前現代的偽問題。一個常見的論點是否定“一人一票”,別出心裁地把“無代表則不納稅”的民主訴求倒個個兒，變成“不納稅則無代表”的專制政治口號，主張選票和財富或納稅成正比。這種主張在民主國家不是完全沒有，但沒有人會認真，因為實在不值一駁。

　　首先，國家是你的私人公司嗎按股權分配發言權和決定權?這種思維很可能體現了馬克思經濟決定論的遺毒，以為經濟可以決定一切，包括政治。政治的邏輯當然不能和經濟邏輯劃等號，國家是為了每個人的利益服務的，和人的財富、納稅等因素沒有直接關系。恰好相反，政治的一部分作用正在於糾偏經濟的力量，防止富人勢大欺人。而每個人都是理性自私的，一個人的利益歸根結底要靠他自己來代表；以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規模，哪怕是一個彈丸小國，都不可能實行古希臘時代的直接民主，而只能通過選舉，讓立法者代表自己的利益。這就是“一人一票”的基本邏輯。如果選票和財富或納稅成正比，那麽許多歐美婦女不工作、不納稅，難道都不能投票?真要回到1920年美國第19修正案(婦女選舉權)之前的時代嗎?其實，許多國內反民主的保守派也就是一介平民，你能認可選票比你多百萬倍的馬雲代表你的利益嗎?

　　其次，社會貢獻並不和納稅簡單成正比。你以為自己是一個納稅大戶，就只是在為社會做貢獻?貢獻不假，但富人從社會攫取的資源和利益也是和平民不成比例的。別的不說，企業運營難道不需要一個基本的法治環境和市場秩序?當你在掙錢的時候，國家就已經在為你做貢獻了；企業越大，維護企業和財富的法律成本也越高，讓你多繳點稅有什麽問題呢?為什麽多繳稅就意味著富人在政治上高人一等，要比別人得到更多的選票和更大的政治發言權?事實上，選舉政治幾乎必然是一種金錢政治，以至極左一直在指責“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即便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下，金錢的力量不可避免會滲透到政治之中，富人的話語權和政治權重顯然已和其人數不成比例。

　　最後，“一人一票”技術上是最簡單、最易操作、最不易被濫用的選舉原則。如果背離“一人一票”,那麽究竟一人幾票?如果以財富為標準決定選票，一百萬究竟應該值幾張選票?如何防止虛報假冒?為了這些莫名其妙的問題投入的爭吵、浪費的時間和資源就不計其數。如果不納稅、領救濟的沒有選票，以正场☆態下百分之幾的失業率，這樣究竟能排除多少“免費”得選票的人?如何界定投票的經濟門檻?今天有工作、有收入就投票，明天失業就不能投票?才百分之幾的人群，值得這麽費事嗎?

　　無論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保守主義要在中國立足，一定要明確憲政民主的基本定位。

　　真正的中國精英要以英國貴族和美國立憲者為樣板，不僅有一定的胸襟和遠見，更要恪守政治文明的底線，和獨裁保持距離。保守主義可以不信任民眾，但是一定要警惕：獨裁者也是這個邏輯，而且會制造出“多數人暴政”等各種假想敵來嚇唬你、誘惑你。保守主義需要看到，沒有選票，就不可能保守，因為你失去了抗衡強權的唯一可靠武器，大家都淪為一無所有的弱者；配合強權剝奪比自己更弱的人只能使自己更弱，因為它讓你失去同樣不幸的同盟。唯一的辦法是像英國“光榮革命”那樣，保皇黨和輝格黨聯合起來，把實權國王趕走，建立議會至上的虛君共和。即便要防止“多數人暴政”,也不是通過剝奪多數人的民主權利，而是要通過聯邦制、參議院、司法審查等正常的憲法機制。

　　五、保守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契約

　　英美歷史上，保守主義對高歌猛進的激進自由主義發揮了有益的制衡作用，防止前進的力量目標過激或步伐太快。自由、平等、民主無疑是這個世界的大趨勢，進步社會不可避免要追求更加公平正義的權力和資源分配。保守主義主要發揮了“拖後腿”的作用，但這個“後腿”是必要的；否則，社會紐帶就會斷裂，改良就會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法國、俄國、中國模式的大革命就紛至沓來了，最後的結果眾所周知。沒有人願意看到這種結果，但很少人關注圖景的另一面：這些國家的既得利益者對推翻自己的暴力革命也發揮了添柴加火、火上澆油的作用。固然，以上三國的既得利益者中間都有明事理的改良派，但他們屬於極少數；掌握中樞權力的絕對多數是強硬保守派，生怕改革改丟了自己的權力和江山，最後硬是讓顓預的保守把自己“保”沒了。如何避免前車之鑒，這是當今中國保守主義需要認真對待的課題。英美保守派的成功秘訣不只是在於他們拖後腿，而在於他們能夠適可而止、順勢應變，一次次做出必要的讓步，讓自己也隨著進步的大潮向前漂移。由此可見，沒有進步，就沒有保守；沒有保守，也沒有穩定的進步。二者之間並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簡單關系。

　　在我看來，英美漸進改良的成功和法俄中激進革命的失敗都可歸結為一個根源，那就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進步與保守的力量能否達成一系列不完善而不斷完善的臨時性社會契約。譬如英國《大憲章》只是顯示貴族有能力解決“沒有封主的封主”問題，實際上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光榮革命”確立了議會至上，但是君主仍然掌握很大的行政權，而這場由宗教觸發的革命之後宗教變得更不寬容了；美國立憲確立了三權分立、聯邦制、司法獨立等憲政原則，但是這套高尚原則和蓄奴制、族群和性別歧視等罪惡並存，等到80年之後才廢奴並規定平等保護，過了130年之後才確立婦女的選舉權……每一次臨時契約都帶有極大的局限性，但又不失為解決當時重大社會政治矛盾的臨時性方案。一方面，它們的基調是保守的，步驟是穩健的；但另一方面，它們又是在不斷向前走的，二者缺一不可。反過來，頑固保守只會刺激暴力革命，激進革命又會馬失前蹄，導致大踏步倒退，甚至墮入萬劫不覆的極權政體。1789年，法國一下子從中世紀進化到今天看來依舊偉大的《人權宣言》,但是這部宣言直到1971 年才獲得憲法效力，其中經歷了幾多王朝覆辟，制定了多少部去了來、來了去的憲法，都擺脫不了“有憲法無憲政”的狀態。當然，和俄羅斯與中國相比，法國還算極其幸運的。

　　中國保守主義不能只是停留於譴責激進，而是要去找激進社會之所以激進的原因。任何一個沒有契約的社會都必然是激進的，不是激進的自由就是激進的保守，因為那里的基調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當然，契約不是一方的事情，而是雙方或多方的事情；如果一方不願意坐下來談，是不會有契約的。別人怎麽想是控制不了的，但我們至少要保證自己有立約和履約的願望，而這無論對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至關重要。在國內目前的政治環境下，幾乎不可能依靠體制去推行任何“主義”,不論是進步還是保守，各方都必須尋找相互支持的社會資源。如果各方不能就一些基本問題達成默契、形成合力，依然一盤散沙甚至相互敵視，那麽就只能等著繼續被極權一個一個收割或收編。過去四十年，極權秩序的巨冰在慢慢融化，社會自由度不斷增長，但是尚未形成足以抵抗極權的橫向聯盟。從微信朋友圈里的各種激進言論和相互攻訐，可以看到極權思維的影響仍然深遠。我甚至不能排除，某些撕裂性話題就是由當局授意制造，專門用來割裂蹣跚成長中的中國公民社會。

　　英美法德等歐美國家不論原來是保守還是激進，至少二戰後都走過來了換句話說，都形成了接近終極意義的社會契約。我也不明白國內有的人為什麽非要割裂歐美，英美就是“正確”的保守主義，法、德則一會兒是“民粹主義”、一會兒是“專制主義”,一天換一個說法。這是另話，先不糾結了。只要看看制度運行的現實，結論只能是它們都是憲政民主，模式不同但大同小異，因為它們的社會契約幾乎是一樣的，無非是思想與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機會平等(反歧視)、周期性選舉、司法獨立、行政中立、地方自治這些大原則。這些原則構成了一套“政治自然法”,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政治文明底線”。底線之下，就不是文明，就是野蠻了。任何一個國家違背任何一條政治自然法，日子都不會好過，不是壓迫就是反抗。

　　這樣的例子實在是“罄竹難書”。如果實行政教合一，國家奉某個教派為“正統”,宗教自由就沒有了，非正統宗教就成了國家整肅的異端，各國歷史上的宗教戰爭還少嗎?在一個各種歧視滿天飛的國家，北京戶籍上北大的機會要比旁邊的河南戶籍高出幾十倍，即使都是北京戶籍的中小學義務教育資源又差多少?私企貸不上款、國企錢多得花不掉，企業招聘要看性別、看種族、看年齡、看長相、看身高甚至看黨員身份(我親眼看到過一個保險公司的招聘廣告上寫著黨員優先)……在這樣的國家生活，會幸福嗎?中國人對選舉沒感覺，因為從來沒有過，不僅沒有享受過選舉體制的任何好處，還在各種洗腦之後對它產生莫名其妙的恐懼，但是如今除了沙特等純粹資源輸出型國家之外，有哪個高收入國家沒有選舉?連新加坡都在民主轉型，工人黨在最近的大選獲得的選票創歷史新高。

　　中國的保守主義者注重自由和法治，但也要接受民主和機會平等。一開始步子可以小一點，目標可以低一點，但是方向不能錯。你可以對大眾保持警惕，通過憲法制度來約束多數人的任性，但是沒有理由反對現行憲法明確規定的“一人一票”和基層人大的自由選舉；民主政治需要有限度，有時可能過度，但不能因為反對民主政治的收入再分配等政策而對民主政體產生敵意。你可以反對結果平等和 “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 但是不能對制度性歧視熟視無睹、無動於衷。你可以大力推動宗教事業，但是不能在政教分離上有任何含混曖昧。總之，一個真正的自由保守主義者應欣然接受全套的社會契約。畢竟，現在不是18世紀，不需要再花兩百年亦步亦趨再走一遍英美的老路。在這個意義上，落後國家確實有一點“後發優勢”, 因為前人的教訓明明擺在那里。今天的保守主義更多是指策略上的，當然可以審慎選擇手段、設計步驟，譬如從基層直選到高層直選，而不是一蹴而就。但是如果在道義上反對“一人一票”和機會平等，那就跌落到政治文明底線之下了。

　　事實上，社會契約是一個經典自由主義概念，現在早已不時新了，但是完全沒有過時- 我認為，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之所以近年來危機頻繁，正是因為其社會契約的某些部分正面臨破裂。這也體現出保守和進步力量之間的張力。無論誰是誰非，二者的沖突必須在社會契約的框架下得到解決。社會契約中的基本自由幾乎都是消極自由(如機會平等),而非積極自由(如結果平等)。這些原則即便不是英美保守主義首倡，也至少是它能夠認可的。保守主義可以反對激進的自由主義政策，但是不能違背它和自由主義共享的契約原則，因為保守的對立面是不負責任的激進主義和浪漫主義，而不是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為敵。

　　中國的自由保守主義(或保守自由主義)要保守改革以來取得的自由成就，但光靠保守是不行的。保守主義者需要和廣義的自由主義者在社會契約基礎上結成同盟，共同推進中國的民主、法治、自由和基本平等。步伐可以慢一點，但是方向不能搞錯。

　　(首發於《中國：歷史與未來》網，2020/8/4)

　　全盤保守主義與僭主政治

　　美國大選的思想觀察

　　趙尋

　　沒有誰能設想這樣的結局，也沒有誰敢設想這樣的結局。1月4 日，川普威脅喬治亞州州務卿“找出”他所需的一萬多張選票的電話，被媒體曝光，在“第二次水門事件”的一派嘩然中，我本以為“百萬大遊行”將因此取消。但川普竟再次鋌而走險，在兩天後的集會中，繼續攻擊民主黨選票舞弊，激怒支持者前去國會山，阻止他們 “偷走我們的勝利”,終於釀成了占領國會的暴亂。這是美國大選史上空前的悲劇，卻不是川普開創的唯一惡例：自去年在全民票選中失敗以來，川普不僅拒絕祝賀拜登勝選，更一再發起數十樁無根據的訴訟，拖延總統權力過渡，謀劃以緊急狀態翻盤。1月13日，川普已被國會第二次彈劾，注定將以被審判的奇恥大辱收場。但其淋漓盡致的僭主政治(tyranny)展演，將持久震驚世界——為什麽,在具有得天獨厚的民主傳統的美國，也會產生川普這樣以合法總統之名，行一人統治之實 (autocracy)的僭主?

　　兩個多月來，國、內外都出現了巨量的“華(人)川(普)粉 (絲)”,並由此引發了對美國政治的空前論戰，這顯示全球思想市場 (global marketplace of ideas) 已在中文世界形成。但兩月來持續延燒的，卻仍是三十年前的保守主義議題：他們近乎一致地斷言，川普將“鐵定當選”;而在敗局已定之後，又拒不接受。

　　進入大選年以來，我一直期待，川普的慘敗本身可以使華人川粉從保守主義的氛圍中警醒。但現在看，川普的競選策略- 將美國的全球化困境歸咎為外部敵人與巨型跨國公司的陰謀，民主黨左翼中的內部敵人對國家的出賣——及以脫鉤重回孤立時代的國際主張，都極易與保守主義對傳統榮光的誇誕心理和將現實挫折述諸重啟歷史的習慣，一拍即合當下中文世界，已經出現了以《川普主義》為名並相號召的學術著作，保守主義與僭主政治膜拜的關系已昭然若揭。如果不能從國際思想史的角度，透視三十年中國保守主義思想形成的機制，我們也就浪費了這麽好的一次提前到來的危機。

　　作為甲午戰爭以來影響中國最大的國家和今日世界的樞紐，對美國大選事務的究心，無異於對自身命運的關懷：有再多的人參與預測或影響親友投票，都是正常的。但必須說，川普的敗選完全超出了中文社會的預期，更令自媒體集體站到了美國主流媒體的對立面：他們無視川普之敗，乃是歷史級別的慘敗負對方七百萬票是選舉史上的第三高負，而連任不成功也是近三十年的第一次!

　　我當然知道“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一類的政治常識。但敵人的敵人，卻仍然可能是敵人而非朋友，尤其在事關善惡、是非的問題上。2016年川普勝選，其對 “MAG(N)A”(美國獨“大”)的一再宣稱，對政治就是“臭又硬的玩意兒”的無情標榜 “Politics isa nasty and tough thing!”(獲勝致辭),對撥弄民粹的喜好，無不震驚著所有關心世界政治前途的人士。

　　但在中國，這卻被視為美國從“公民一國家”回轉“帝國政治” 的標志；其所流露的君主人格，更被旋風般地“人一神”化了：虔誠的福音會教徒、保守的商業世家子弟、堅定的安蘭德一尼采主義者，而且“養育了美麗的公主(未來總統)”! ……如果說這一切，只是一個政治素人在登場之初難免引起的錯覺，四年來尤其是新冠瘟疫流行以來，其以連任為唯一目的的荒政、亂政. 為保經濟增長，竟不進行危機關停，反而攻擊民主黨誇大死亡人數，無視民生，終致全國大規模感染……難道還不足以表明：這只是一個將政治作為棍子並隨時準備用它攻擊程序式合法性危薄之處的僭主?

　　所以，早在總統辯論期間，自媒體哄傳拜登“醜聞硬盤”之際，我就不信，四年前的故技重施可以再一次震驚民眾。10月底，已有 8000多萬人提前投票的消息，支持了我的判斷；我預估，最終的投票數可能超過1億5000萬，而川普輸掉1000萬票，也都可能。我預料到，發布這樣的預測會被視為挑釁；但仍沒預料到會出現那樣多真理在握的華川粉，尤其是他們中的“華(人)基(督)粉” 他們用正邪之戰、天選之子與魔鬼計畫等詞匯嘲笑“世俗之輩”的無知，對我主張進步主義 (progressivism) 在美國的回歸，尤其不能容忍 “不就是民主黨左派那套?大政府、高稅收、幹預主義、福利國家、理性至上、無神論、墮胎、同性婚姻麽? …… ”

　　哦，果然，連羅斯福新政也是要反對的!近三十年來，由於反激進主義當令，已經是“只有保守主義，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了”。但保守主義在美國，總還是自由主義的啊。如果模仿柯克(Russell Kirk) 的濫調，連進步主義也在必須反對之列，這是要以基督教作標準，來鍛煉“真自由主義”的新門檻了!為什麽一個把歐洲傳統生搬到美國的二流思想家(詳第四節),也能使他們信心十足，無視政教合一的笑談，不顧把總統大選等同於教皇推舉的荒唐?

　　二

　　答案是“保守主義”。但這不是一般所言的“保守主義”。與90 年代初肇興的文化保守主義不同；這是一種要求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采取系統性、進攻性立場的“全盤保守主義” (wholesale conservatism): 任何層面的不一致，都將被視為“半吊子 ”。

　　而且，它還有一個秘而不宣的美國名稱：“亨廷頓主義”。

　　筆者無意冒瀆亨廷頓。但九十年代初，由余英時先生等發起的對五四新文化激進主義性質的溯源、裁斷，及其與大革命(社會革命)、文化大革命……劫難關聯的思想史批判，雖然造成了新的風氣，但充其量也只是學術領域內傳統文化的覆興而已。《文明的沖突?》一書所引發的，卻是朝野內外的地震。由他所論，冷戰結束以後的國際關系，將由意識形態對抗，轉向文明沖突的預言，當即便賦予了傳統文化無與倫比的未來內涵。據說，那是未來國家政治力量的源頭活水。

　　到目前為止，以《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2002)的引進為開端，亨氏所有的專著除一種外，都已有中譯1:《文化的重要作用》《我們是誰?》《美國政治》《軍人與國家》,除最後一種，都為新華出版社出版。這是二戰結束以來，所有研究國際關系理論的大師包括坎南、布熱津斯基等人，從未有過的待遇。而實際上，它們大都不僅不是所謂國際關系理論的著作，且挑明了是美國“國家政治 (national politics)”研究。所以，早在90年代就有人追問——亨廷頓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麽?

　　但這不是“真假亨廷頓與東西亨廷頓”的問題(秦暉)。《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第三波》,批評民主化對秩序和權威的沖擊，使人疑慮他本就薄弱的自由主義色彩。2004年，其生前最重要的著作《我們是誰?》出版後，“薩克遜清教徒”文明認同的“國族挑戰”,被迅速用於解釋“文明的沖突”,其自由主義的世界信念似乎再也不存在了。是的，如果“我們的文明” (the civilization of ours) 只是白種盎格魯薩克遜清教徒(WASP)文明，由諸歷史文明(civilizations) 自由競爭與發展的空間，就只是代表文明責任的我們文明，與其他歷史文明之間的沖突。

　　既然如此，為什麽他之前所論“文明的沖突”,不既是國際關系博弈的準則，也是國內政治的方向?既是宗教文化競爭的原理，也是國家經濟的戰略呢……?下面將證明，這只是一種情感邏輯。但在一些以國家精英或國師自居者看來，卻正是這一 “邏輯”讓美國制霸世界成功的秘密，突然變得顯豁。最近，推動00年代第二次保守主義浪潮的核心人物劉小楓，就是以對這一秘密的突然解悟，來紀念他三十年來的學思歷程的。

　　在文章開頭，他罕見地承認，自己三十年前並未領會亨氏“文明沖突論”的精意；而近期翻譯出版的亨氏早期著作《軍人與國家》中一段對馬漢(Mahan)的評論，則使他豁然開朗既然亨廷頓早就知道，馬漢闡述的不過是由美國來承擔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導整個地球，並支配其未來”的昭昭天命，那麽,只有將《文明的沖突?》與馬漢的《展望20世紀》對讀才能算合格。而如此一來，馬漢書中最關鍵的那個世界歷史哲學問題：“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將主導整個地球並支配其未來?”才是文明沖突論的本質。原來，亨廷頓貌似國際政治理論的大師，兜售的卻無外乎馬基雅維利式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對東方文明的冷酷毒計?。

　　文中他不斷提示，菲律賓就是馬漢等人設計好的、宰制東方的跳板，“要從文明的高度進行審視”。而按他一貫的“西學研究”原則，要嘴上說的是西方問題，心里想的是中國問題，才算入流。但他竟沒有在文中提出亨廷頓那樣的世界歷史哲學，難道揭示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秘密毒計，就只需從“軍政”方面進行部署落實?但他已無需明言。點出亨廷頓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一語已然足夠：亨廷頓不是早已在《我們是誰?》中講了嘛，“WASP”就是美國文明成功的秘密嘛；中國成功與否的關鍵，就看能否掌握這一秘密，創造出中國自己的WASP嘛。

　　從全球思想市場的角度，本應專門談及近二十年流行的新保守主義。但其核心人物的心跡自述表明：亨廷頓仍是聚光燈下的A 角。只有回到亨廷頓，不，“亨廷頓主義”的“顯白的教誨”,他們從里根政府(1981-1989)以來的各界高官中挖掘出的施特勞斯學派的秘聞，才更淪肌浹髓。至於，這是不是“黃漢儒教”一類的“中國方案 (道路、模式)”,下面再做評斷。但這才是他三十年後，重新解讀 “文明沖突論”的根本原因。

　　而按照這一西方基督教文明與其他文明沖突的“精微”理解，美國大選不就是奉行亨廷頓教旨的WASP, 與被世俗主義、多元主義、進步主義、現代主義……敗壞的“末人”(the last man)之間的“敵我”戰爭麽?難道，這不正是那些寄希望於川普用包括政變的方式翻盤者，所深信不疑的美國文明的底牌?他們不模仿據說是“美國保守主義之父”柯克的嚴厲口吻，不懷念孤立主義的“國父”時代……不將正尋求連任的福音派總統川普，奉為“以保守主義的智慧/常識治國”的完美代表，豈不是更不正常嗎?

　　三

　　但這樣說不意味著筆者就同意，亨廷頓主義是對全球思想市場潮流的正確把握。或毋寧說，亨廷頓理論，即使一度是思想市場上最具競爭力的知識—方法，在布局者從自身現實利益出發，擇其虛構了以它為頂點的思想金字塔三十年後，已成為類似“龐氏騙局”(Ponzischeme)的裝置。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解釋亨廷頓主義形成的機制?它既是心理的，也是制度的；它不僅使後來者接受了這一布局，只在其下層重覆增擴，且日漸發展出全盤保守化的觀念氛圍和論戰風格。

　　一度同樣被視為保守主義大師的哈耶克，在其經典的《為什麽我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中，有一個關鍵論斷：保守主義只是一種 “本質上是投機主義”的對現狀的態度，而並無真正的原則。我本不想列述那些被他稱為地道的保守主義態度：對變化的恐懼、對權力的偏愛、對秩序的敬畏、對傳統的懷舊和神秘化……但即使在這一點上也可見出，哈耶克所欣賞的前瞻性的態度與之如何大相徑庭；而他真正主張的，卻是理性的原則他因此確信，“創新乃是人類成就的本質所在”,由此自發產生的秩序，也才有真正的調節能力。中國保守主義，卻將自發自生秩序理解為自然主義的經驗之物，並與傳統格局混為一談，發展出“現實理性”的高論。事實上，他們原始性的問題，也是根據他們對現狀的無限肯定而提出來的—— “從目前的現實出發，我們究竟有什麽是可以conserve 保守的?”

　　而其答案，也無不是那些具有明顯現實優勢的新傳統。一位欲通三千年傳統於一統(“通三統”)的新左派，就是如此設計其“社會主義儒家共和國”的。當然，這下談的是“軟實力”:“要談中國的軟實力，我們就得首先問自己，我們中國人有什麽自家的東西，自家的傳統?……否定了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又否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那中國還有什麽東西呢?還有什麽中國的軟實力可言呢? 否定了這兩個主要的傳統，那麽中國的大地上自然就只有美國的軟實力、日本的……”3 不是說好“三統”麽?“市場經濟信念和對於自由的追求”的後三十年傳統，到哪里去了?難道那不過是由前兩個傳統直接延伸出來的，無需一談嗎?

　　我們當然清楚，被這一統不通之輩放在“憲法高度”上的，是從西方新左派學舌而來的所謂“毛澤東的平等傳統”:與這一政治性原則相較，所謂儒家傳統與共和國傳統，不過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經濟上的自由主義的代名詞，根本不具有與之平等的地位，而且必將被 “一統”到文革後期的毛澤東儒學和鄉鎮企業那里去4。哈耶克對由社會主義跳轉而來的保守主義不需要進行任何轉化的論斷，再一次顯示出其普遍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能夠進入公開市場發表、閱讀的，當然也就只能是與之不違如愚的“德意志保守主義”了。曼海姆(Karl Mannheim) 在名著《保守主義》中已經指出，德國思想中的保守主義傳統並非所謂“民族性”的表現，而是因為它的知識分子：他們雖都有過讚同法國大革命的時期，卻因德國社會不能養活他們而回到體制。他們“都是典型的辯護家、意識形態專家”,善於為自己效力的對象提供基礎和支持，“而不管它本身是什麽。”因而，作為他們最高成就的浪漫哲學，也無非是對即將消逝的舊歐洲這一現實的“非理性”肯定，從根本上看仍是反動的。

　　通過對德國早期保守主義的社會學溯源，這位韋伯的繼承人，也就找到了魏瑪德國(1918-1933)失敗的根源：保守主義將納粹看作是自己召喚出的力量，並期待用後者對付頑固的左翼。其中的代表性的人物，卻正好是近三十年來中文西學譯介的銷量明星：尼采、海德格爾、施米特、斯賓格勒、梅尼克 (Friedrich Meinecke, 或譯“邁內克”)、施特勞斯。近十年來，學界各門，不僅人人爭當“右派”, 甚至已經到了離開“帝國、秩序、文明、傳統、成熟、敵我、常識、平衡”等幾個關鍵詞，無法說出自認為有思想學術感覺的話語的地步由此，不正可見出亨廷頓主義形成的機理?

　　四

　　公正地說，在德國形而上學的長期誘惑之後，中國社會科學在 90年代的重建，無論如何是值得歡迎的變化。但亨廷頓的主義化卻表明，這仍是那老調的重彈。

　　以無人不知的有關WASP 文明論的渲染持奢而言，《我們是誰?》一書，只有第四章才是對盎格魯清教徒文化的論述- 請注意，只有“盎格魯”和“新教” 而且完全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典範之下的學術操作，看不到特殊主義的更不用說種族主義的痕跡。理由也很簡單，那將與他回應“美利堅國族認同的挑戰” 的目標自相矛盾：如果被稱為“熔爐”的價值也都只是地方主義的、歷史主義的，那他如何能在理論上克服這一挑戰?如果只是為了尋求“政治”的解決，他為何不藏起這一 “殖民主義的詭計”,而將 WASP 置於現實的危險之中? 是的，在所有的城市地區，他們都已不是人口多數難道，亨廷頓原來並沒有讀懂馬基雅維利的“狐貍”?

　　這當然不是在反對“亨廷頓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的說法。但即使要將亨氏固定在保守主義的標本架上，他也絕不屬於他在<作為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中所嘲諷的“貴族式的”“自主式的”保守主義：巧合的是，在這篇因高度理論化而無人問津的文獻中，隨處可見他對將歐洲傳統生搬到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尤其是對柯克的批評。

　　為將歐洲貴族制輸入布爾喬亞的美國，他們夢想一個更少民主、更少平等也更少工業化的時代，一個精英統治而大眾安守本分的時代。(但)對現存美國政治和社會體系的排斥，使他們不可能成為真正的(truly) 保守主義者。當代美國在拉塞爾.柯克眼中再糟不過了，比如說：“瀕臨自殺”“廉價”“物質主義”“絕育的”,還有“標準化”。這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的語言?還是現實社會的中傷者的語言?在柯克的書中沒有對美國憲政民主的強力捍衛，取而代之的滿是對已逝時代的做作、感傷的、懷鄉病式的、古玩家的渴望。他和他的同伴與現代美國，既沒趕不上調兒，也沒踩上點兒。5我並不指望那些試圖用亨氏為柯克增重者，可以面對這些批評 (及其中照出的自我形象)。但我們已不能不注意到，亨廷頓對保守主義的批評。實際上，在以伯克為判準的檢視中，亨廷頓否定了“貴族式”“自主式”的保守主義詮釋的確當性：以伯克所喜好的社會組織而言，他只能是一個“自由派，輝格黨人，自由貿易論者。”這是對在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文化價值上都認同自由主義的、最典型的自由主義者的表達。只不過，為了強調意識形態的“應變”(situational) 能力，他選擇了以捍衛自由制度為先務的立場：如果不望文生義，這不可能是為了保守主義自身- 他否定之而存在的立場，而只能是為了實存的自由的處境，所作的迎應。

　　在亨廷頓被全盤保守化為“亨廷頓主義”的過程中，這是被彎曲得最為厲害的所在。包括伯克在內的保守主義者，都被假定擁有一個保守主義的心靈 (Conservative Mind),在任何情勢下，都采取內外一致、前後一貫的“邏輯”:向後看。所以，無論是馬漢、亨廷頓，還是警告中美“必有一戰”的艾力森 (G.Allison), 一切智深謀遠之士，都必定是永懷羅馬榮光的“真正的保守主義者”,都必定以源自帝國的傲慢與偏見，隨時布設對其他文明的陷阱。

　　然而，這卻正是亨廷頓所批斥的保守主義的“反動分子”“激進分子”的特征：他們以現存社會的否定者自居，臆想在將來重建他認為過去存在過的理想社會；他們拒絕在“向後的改變”和“向前的改變”之間作出區分，無視歷史中的倒退與重覆；所以，最終，他們必定“支持回到一個事實上從來沒有存在過的、理想化的‘黃金時代’。”(前引亨氏文，頁460。)亨廷頓甚至給出了這些反-動者的名字：梅斯特 (J.de Maistre), 科特斯(Juan Donoso Cortés)……這些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中進入歐洲保守主義的幽靈。但本文的目的，只在於證成全盤保守主義的形成機制和扭曲程度- 即本文所指的 “亨廷頓主義”化而不包括對亨廷頓理論本身的辯白。實際上，對伯克的過於偏愛，使亨氏對歐洲保守主義中的德意志反動派，如海德格、施米特、梅尼克等人幾乎毫無興趣。

　　但伯克的法國大革命批判，有一個巨大的遺憾：由於不幸於1797 年故去，他並未及見拿破侖的稱帝(1804-1813),更無法對僭主政治這一法國革命的大悲劇有所反思將《法國革命論》中預言的“軍事獨裁”等同於僭主政治，只是論者的一知半解。

　　親歷拿破侖統治的絕望，並將苦難轉化為思想遺產的是貢斯當 (Benjamin Constant)的《僭主政治》(1813)。一開始他就指出，僭政 (usurpation,tyranny)是與傳統的“君主統治”完全不同的、新型的獨裁 (autocracy),雖然它們在形式上都擁有一個君主。但君主的合法性來自血緣、傳統、習俗，而僭主的合法性則自稱，來自處於其暴力威脅之下的人民的“要求”,或國家迫切的“需要”。所以，拿破侖們一方面模仿古代君王的統治，以使人民無償地獻出更多的權利，一方面卻維持著其受人民擁戴的現代領袖的表象。

　　簡言之，僭主政治並不依靠純然的暴力或赤裸裸的邪惡意志，反而經常采用“貌似合理的措施、工具性的計較、短視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或意識形態式乖謬”達成；其真正的危害，也不在於像雅各布布賓主義那樣公開展示的殘忍和暴行，而在於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所被迫做出的讓步，在於它對“人類團結與尊嚴的緩慢腐蝕，在於犯罪和陰謀的普遍化。”6拿破侖崛起以來，以梅斯特為代表的保守主義者，卻旋即陷入對僭主政治的怨-羨之中：一方面羞憤作為“暴發戶”的僭主對教廷、皇室和自己所持的貴族階層的折辱，一方面卻很快就欣賞起了作為 “強力政治人物”的僭主對“群氓”的鐵腕——據伯林(I.Berlin)研究他甚至渴望能夠親見拿破侖，以奉上維持“絕對權力”的妙計，只因其恩主過於反對，才未成行；而拿破侖也在梅斯特的作品中 “聽到了政治上的同情之聲”7。

　　本文沒有篇幅來證實，梅斯特未及面呈的“君主寶鑒”,是不是他在《論教皇》中提出的，“在國家主權和個人自由之間居間調停” 那樣的超然權力?但下節的內容將顯示，那正是他的後輩們尤其是魏瑪時期的施米特之流，一直視若拱璧的。我們在此處只需指出，保守主義迷戀內在、完整，崇尚權威、強力，好古、弄神的傾向，不僅極易與僭主合作，且正是僭主政治最喜營造的民眾心理。

　　五

　　讓我們重新回到川普的敗選。

　　我並不像“川普主義”那樣認為，川普是(全盤)保守主義者，盡管他熟悉並喜歡它的氛圍。但正如公開談論過柯克對自己關鍵影響8的副總統彭斯，只不過是他所選擇的“無用的忠誠”的工具；宗教、政治、憲法、國父、時賢、盟邦……於他，同樣只有一個目的：勝選。他標榜追隨林肯，“為黑人做過很多”,卻一直“白人至上主義”的訴訟不斷；他開口輒稱秩序與法律，卻一再對最高法院人事進行黨派化安排新任命的三個大法官都是共和黨，而對國會的立法權力，更一再抵制；“讓美國再次偉大”,該是他的旗幟了，但他手毀盟邦如棄紙，枉顧羅馬、大不列顛、戰後美國等所有偉大國家無不是世界性的國家，絕不孤立自存；至於宗教信仰，恐怕連華基粉，也無法使他的言行看起來與一般的信眾水準“大概齊” ……。總之，對他來說，只有“無敵川普”才是無敵的。為此，他可以嘲笑希拉里等一切弱者，是loser;而在翻盤一個個成為現實後，他卻一再高叫：他是“陰謀的受害者”,他的勝利被“偷竊”了；他必須使用手中的權力重新奪回。

　　所以，早在2016年川普勝選當天，我就寫下了對他作為“政治僭主”的判辭：

　　那些沒有學過希臘，遂以為民主制度能抵御一切病毒(木馬呢?)的幼稚分子，看好了——讓現實的鞭子，教你仰望柏拉圖。那些在七十多年依靠善意維持的國際關系中不知饜足，罵罵咧咧的內外五毛們，聽好了再也沒人敲門來叫，別打你媽媽：因為，那純屬你家私事 ……我沒想到，因川普而起的二十世紀的僭主政治研究，自此會成為全球思想市場的新的潮流。斯奈德《論僭政：二十世紀的二十個教訓》?在2017出版後，一舉成為迄今最受矚目的著作，並極為罕見地擁有了兩種研究手冊。

　　這位執教耶魯的政治史名家，從歐洲極權主義的歷史中提煉出二十個最重要的教訓，警告美國：威權主義已經到來，沒有什麽可以 “例外”地幸免於難的理由。這些教誨中最令人讚嘆的，當然是他的為自由而戰的勇氣：“如果我們之中無人準備好為自由而死，那麽所有人都會在僭政之下死亡。”但他不是道德主義的良心論者。他清楚沒有制度和組織保護的良心，是如何在納粹德國隨風散盡的。所以，他警醒要2.捍衛組織；13.建立私人私生活；14.奉行實體(corporeal) 政治。”事實上，斯奈德在僭政批判中提出的最值得珍視的教訓，竟然也是有關日常生活世界的抵抗的- “相信真實(10 .Believe intruth)”。

　　放棄事實，就是放棄自由。如果沒有事情是真的，此後也就無人能夠批評權力，因為沒有可以支持那樣做的(事實上的)基礎了。如果沒有事情是真的，那麽所有一切就都是奇觀(spectacle),最大的錢包最能支付最亮“瞎眼”的焰火。

　　在一個所謂“後真相”的時代，這意味著什麽,斯奈德是深知其要的：Post-truth is Pre-fascism.(後真相，就是前法西斯。)所以，當川普在大眾投票中失敗卻揚言只有自己的選票合法，而民主黨與大數字公司合謀舞弊“偷走了自己的勝利”的危機時刻，他鼓舞自己站了出來，無畏地警告美國：那個毀滅德國魏瑪共和的謠言猶太人“背後捅刀(stab in the back)” 已在美國重現，“川普的大選謊言把美國推向一人專制”

　　作為大屠殺的著名研究者，斯奈德當然清楚，“猶太人的背後捅刀”不過是德國的保守主義者與軍事強人興登堡自我美化的謊言。雖然借助了勝利國沒有實施國內占領、在國外的投降少有人知的假象，但真正被利用的卻是民眾沈溺於帝國軍事光榮的懷舊心理。他們不願接受德國在歐洲的二流地位，將責任推諉給接受凡爾賽戰敗條約的共和國領導階層- 那些企圖將德國從夢寐中拯救出來的溫和的理性主義者、“見利忘義”的猶太人、社會主義者：他們被稱為“十一月罪人”。出賣國家的罪名使他們成為隨時待宰的羔羊，在當時雖未被立即報覆，卻為同樣深信這一神話的“下士”希特勒，在攫取權力後反覆敲詐利用：他把他們稱為德國“內部最危險的敵人”,揚言只有從肉體上將他們消除，才能掃清帝國覆興的障礙。這就是“反猶主義”的根源。

　　而對川普來說，要為今日美國現實困境負責的，是那些主張社會主義、高稅收、幹預主義、福利國家……的左翼民主黨，被全球化利益驅動的、貪得無厭的大數位公司，被理性、科學欺騙的進步主義者、無神論者……他們聯手覆滅了這個偉大國家的希望，他們是這個國家的“內部的敵人”,現在他們又偷走了他的勝利，使他成了“內部敵人的受害者”,所以采取任何行動，都是正當的、防衛性的。

　　這是一個危險的策略，斯奈德說。一個合法民選的總統，竟然以 “內部敵人的受害者”的說辭，使自己受托管理的國民成為可以公開報覆的“內部敵人”,這是在重蹈魏瑪僭主政治的覆轍。但川普所說的偷竊，並不真實!為此他也給出了這場真相之戰中最完美的論證。

　　和總統選舉一起產生的議員們，他們的名字都寫在同一張選票之上，為什麽他們中竟沒有一個人發現偷竊? 因為，這根本就不存在。

　　我無法評估，斯奈德以一個職業歷史學家對學術倫理的堅守，為他自己和美國“(所)找出(的這個)事實”,對今次美國大選的意義。但他以極度的嚴肅，對僭主政治的抵抗，則一再令我想起，前述貢斯當的傑作《論僭主政治》。

　　我也由此注意到，由斯奈德推薦的另一部更直接地討論了保守主義在魏瑪共和隕落中的責任問題的著作：赫特的《民主之死》[10]。其所揭示的巴本與希特勒的致命合作，則刷新了我對魏瑪失敗的全部理解。

　　巴本這位靠支持老軍頭興登堡競選總統成功，從而成為總理的天主教黨叛徒，也正是力推希特勒上位的關鍵人物：他向垂暮的總統保證，自己可以控制他並擔任其內閣副職。但因在納粹一家獨大之前，對民主規範的表面尊重可以使希特勒獲得呼吸的空間，保守主義和他之間，以形式合法性兌換實力的交易才可以進行；但希特勒入閣之後，保守黨在內閣人數上的優勢已完全失去了意義。

　　只有在這時，巴本才能想起“人道主義與良心自由”的教誨，才能感到德國必須作為中歐諸民族中的一個，而不是自我孤立的極度迫切(1934年馬堡大學講演)。但為時已晚，魏瑪反對政黨之間長期的爾虞我詐，使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即使“由一個希特勒那樣的人，來實施無法律的、野蠻的獨裁統治。”“也老大不願與他們的對手進行妥協。”巴本既不能與右翼的反對派和解，也不能與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形成新的多數派，只能坐待“長刀之夜”的降臨。雖然巴本在長刀清洗中被捕不久便被釋放，但德國從此再也沒有批評納粹的聲音了。斯奈德意味深長地總結道-這一歷史對今日的保守主義者的教訓，已極為明顯：不要反對那些使共和國連接在一起的原則，因為總有一天需要秩序；不要摧毀那些尊重規則的反對者，有一天你會懷念他們。”11我想略加補充並發揮的是，巴本那位崇尚反動的保守主義革命的師爺施米特此時的下落：他立即轉身跑向納粹，並隨即在8月出版的《德意志法律新聞》上，為清洗者獻上辯護辭.《元首保護法律》禮讚那是希特勒“行政管制法的最高形式”12。不用說那樣 “崇高的決斷”,只有他所崇拜的梅斯特口中神聖的王者，才能做出的。所以，這些年我不免總是想起，莎士比亞在《科利奧蘭納斯》中為那位敵視庸眾的非凡人物在離開羅馬時，所創作的恨世疾言 — — 雖然我只身而去，像一條獨龍，但我也將使那些人在談起我時，如見到它的沼澤，瞿然變色。

　　了不起的朱生豪用神來之筆，把劇名譯為《英雄叛國記》,則使我從一開始就理解了：售惡者和僭主的心智和歸宿。

　　(首發於台灣《思想》雜志第42期，2021/4/13)哈耶克為什麽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

　　周濂

　　哈耶克無疑是當代美國保守主義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美國保守主義的大本營《國民評論》雜志的創辦者小威廉 ·F ·巴克利盛讚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是“給沈醉於中央計劃所帶來的社會幸福和經濟繁榮的激情時代的……一劑清醒劑。”然而令當代美國保守主義者倍感尷尬的是，在1957年舉辦的朝聖山學社第十次會議上，哈耶克發表論文《我為什麽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 與保守主義做了明確切割。如何回應和消化哈耶克的這個聲明，長期以來是美國保守主義者的一塊心病。最常見的解釋是哈耶克的自我聲明名實不符：鑒於哈耶克的很多核心論點，比如強調人類認知的有限性、反對建構理性主義、主張經濟和道德領域的自生自發秩序、對傳統的尊重等等，都與保守主義有著很強的家族相似性，所以哈耶克其實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此外，還有論者主張美國建國之父們就是自由主義者，而哈耶克致力於維護這一自由的傳統，所以稱他為保守主義者並無歧義，例如喬納 ·戈德伯格認為此文更恰當的標題是“我為什麽不是一個歐洲保守主義者?”。言外之意是哈耶克反對歐洲的保守主義但不反對美國的保守主義。以上觀點有一定的道理，論者可以在哈耶克的論著中輕易找到相關的佐證。比方說，哈耶克承認美歐政治光譜之間存在錯位：“在歐洲被稱作‘自由主義’的東西在這里是美國政體所賴以建立的共同傳統：因而美國傳統的捍衛者便是歐洲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既然美國既存的是自由制度，那麽“維護現存制度經常就是維護自由。”盡管如此，本文認為以上解釋沒能公允地面對兩個問題：首先，從思想史的角度出發，哈耶克此文不僅針對歐洲的保守主義，同時也是在批駁拉塞爾 ·柯克為代表的當代美國保守主義者；其次，雖然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會在特定時期形成短暫的保守主義批判

　　政治結盟對此哈耶克也直認不諱，但是哈耶克更強調的是，由於二者的哲學理由和證成基礎不同，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在理論上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這也正是“我為什麽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 中反覆重申的主要論點。

　　本文嘗試從五個方面澄清以上問題。首先，我們將在第一節介紹 1950年代發生在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作者注：上世紀20- 30年代，由於進步主義和新政自由主義將“自由主義” 一詞占為己有，為示區別，主張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轉而用“自由意志主義”自謂，但是哈耶克並不接受這個標簽，而是自稱“老輝格黨人”,20世紀政治思想史上通常稱他為“古典自由主義者”,後文將對此做進一步的澄清和說明。)與傳統的保守主義 (traditionalconservatism)之間的三次重要辯論，以期從思想史的角度厘清哈耶克寫作的時代背景與動機。接下來本文將通過引入亨廷頓關於保守主義的三種定義(貴族式的、自主式的和情境式的)辨析哈耶克與保守主義的關系。第二節意在指出，當哈耶克批評保守主義的神秘主義、反智主義、等級制以及推崇權威與特權的傾向時，他反對的是 “貴族式”定義。第三節意在表明，當哈耶克批評保守主義因為缺乏 “政治原則”所以會被社會主義拖著走的時候，采納的是“情境式” 定義。第四節的主要論點是，雖然哈耶克與“自主式”定義的保守主義- 這也是保守主義最富哲學意蘊的部分. 具有相當的重合度，但這依然不足以支持他成為一個保守主義者。最後一節我們將試圖給哈耶克的政治光譜做一準確定位。

　　一、融合主義之前的三次論辯

　　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興起要追溯到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時期，彼時，美國國內新政自由主義一枝獨大，國外面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思維模式，幾支理論旨趣各異的力量，包括好戰的反共主義、自由意志主義以及傳統的保守主義，開始互相吸引，並在二戰之後逐漸匯聚在“保守主義”這面大旗之下。由此可見，當代美國保守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權宜之計”的色彩，它更多地是由反對的對象而非支持的理念所定義，一旦時移勢異，比如共同敵人的消失或者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長，就面臨解散或者重組的危險。反之，為了維系和強化“聯合陣線”的凝聚力，當代美國保守主義就必須進行艱難的理論整合工作，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把“權宜之計”轉化成為“重叠共識”。

　　在盤根錯節的當代美國保守主義內部，自由意志主義者與傳統的保守主義者之間爭論可謂最激烈也最曠日持久。自由意志主義者主張自由是最高的政治善，其內容包括自由選擇、自願結社、個體判斷、自我所有權以及私有產權的絕對神聖性。由於主張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最大化個體自由，所以強烈反對國家與政府對自由市場的幹預，認同小政府或者守夜人的國家(政府只需要提供司法體系、軍事保護以及警察治安即可),極端者甚至主張無政府主義的資本主義。相比之下，傳統的保守主義者雖然關注個體自由，但更看重習俗、傳統、慣例、宗教和傳統，把它們視為人類繁榮以及社會秩序與穩定的必要條件，把自由意志主義者視為對秩序和德性的威脅。

　　上世紀50年代，有三場辯論最值得一提。1957年安 · 蘭德出版暢銷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短短幾年之內銷量超過一百萬冊，日後成為自由意志主義理論領袖的莫瑞 · 羅斯巴德以粉絲身份給安蘭德寫信，盛讚此書無疑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小說。

　　安 · 蘭德稱自己的哲學體系為“客觀主義”,她的價值觀可以簡述如下：“人是為了自身而存在的，追求個人幸福是最高的道德目的，絕不能為了別人犧牲自己，也不要求他人為自己獻身。”根據這種極端的唯我論，安 ·蘭德主張徹底摒棄宗教、集體主義以及利他主義，唯一能與人類自由相協調的經濟制度就是不受約束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安 ·蘭德自稱：“我正在挑戰的是2500年的文化傳統。”

　　同年12月28日，惠特克 · 錢伯斯在《國民評論》雜志以《老大姐正在盯著你》為題激烈批評安 · 蘭德的個人主義和反傳統立場，指控她是典型的尼采主義者，其政治觀點最終將導致納粹主義，小說里的幾乎每一頁都可以聽到一個聲音：“滾到毒氣室里去!”安 · 蘭德沒有直接回應錢伯斯的批評，但在日後聲稱《國民評論》是“美國最糟糕和最危險的雜志。”她毫不客氣地指出，該雜志把資本主義和宗教混為一談，用迷信玷污了理性。

　　另一場辯論發生在弗蘭克 ·邁耶與拉塞爾 ·柯克之間。柯克被公認為戰後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精神教父，他在名著《保守主義的心靈》中對個人主義進行了嚴厲的駁斥：“真正的保守主義，未受邊沁主義或者斯賓塞主義感染的保守主義，與個人主義是針鋒相對的。個人主義主張社會的原子主義；保守主義主張精神的共同體。”柯克相信個人主義者不僅反基督，而且其政治後果必然導致無政府，這與傳統保守主義者篤信宗教，尊重習俗、傳統、慣例以及前人的智慧迥然不同，因此一個人在邏輯上不可能同時是個人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自由意志主義者弗蘭克 ·F ·邁耶多次批評柯克，認為他根本不理解自由社會的觀念和制度，其觀點不過是“這個時代的集體主義精神的另一種偽裝”。

　　正如布拉德利 ·J · 波澤爾所言，從歷史的角度看，哈耶克與柯克在1957年的朝聖山學社第十次會議期間的辯論可以被視為20世紀非左翼思想內部最重要也是最開誠布公的辯論之一。哈耶克與柯克都自認為老輝格傳統的繼承人，都高度重視並且尊敬埃德蒙德 ·柏克的政治思想，二者看似同屬一個政治傳統，但是哈耶克卻拒絕“保守主義”的標簽，直陳自己為“不悔改的輝格黨人”;相反，柯克全身心地擁抱“保守主義”,自認是一個“哥特式的浪漫主義者”或“波西米亞式的托利黨人”。

　　柯克將哈耶克歸入自由主義陣營，在《保守主義的心靈》以及一系列文章里激烈批評哈耶克，認為他“和‘曼徹斯特學派’的經濟學家以及多數當代自由主義者如小阿瑟 · 施萊辛格要對膚淺和錯誤的人性假設負責。期待單單依靠經濟學理論來拯救我們是錯誤的；將生產和消費理解成為人性的本來目的也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哈耶克雖然在《我為什麽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中只字未提柯克的名字，但是正如著名出版人亨利 · 勒涅里 (Henry Regnery)在回憶錄中所說，此文無疑受到了“柯克著作的成功及其觀點所代表的影響深遠的立場的激發。”

　　上世紀50年代的這三場爭論凸顯出自由意志主義者與傳統的保守主義者在理論上的深刻分歧，其核心爭點可以歸結如下：第一，自由與秩序、自由與權威，尤其是自由與德性的關系到底為何?借用羅斯巴德日後的總結：“德性行為(不管我們如何定義它)應該被強制推行，還是應該交由個體自由和自願的選擇?”第二，政治問題歸根結底是經濟問題還是宗教和道德的問題?對柯克以及傳統主義者來說，答案顯然是後者，他們認為哈耶克及其同道未能充分理解的真理正在於：經濟秩序不可能“離開道德秩序長期存在”。

　　邁耶最先意識到“融合主義” (fusionism) 勢在必行。針對傳統保守主義者，邁耶指出未經自由選擇的德性不是德性；針對自由意志主義者，邁耶辯說缺乏道德的個人主義不過是在制造混亂，而混亂進一步會導致另一種類型的壓迫。1964年邁耶主編出版《何為保守主義》,在這本被後人譽為美國保守主義《聯邦黨人文集》的文集里收錄了拉塞爾 ·柯克，威爾莫爾 ·肯達爾，維爾海姆 ·洛卜克、小威廉 · 巴克利等名家的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哈耶克的《我為什麽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如前所述，哈耶克此文看似針對歐洲保守主義，但他的批評也是直接針對柯克為代表的傳統的保守主義者，從思想史的角度出發，我們很難置時代背景和哈耶克的初衷於不顧，簡單將其劃入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陣營。

　　二、自由與權威

　　在辨析哈耶克是否為保守主義者之時，首當其沖的問題是如何定義保守主義?喬治 H · 納什懷疑存在“任何單一的、令人滿意的、無所不包的關於那個叫做保守主義的覆雜現象的定義。”甚至認為 “保守主義內在的就反對精確的定義。”納什的論斷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比如塞繆爾 · 亨廷頓就認為關於保守主義存在著“三個寬泛且相互沖突”的定義：

　　“第一，貴族式理論把保守主義定義成個別、獨特且唯一之歷史運動的意識形態：它是18世紀末和19世紀上半葉，封建貴族階級對法國大革命、自由主義以及資產階級興起的一種反應。……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保守主義則是貴族階級的意識形態。這樣保守主義就和封建主義、特權地位、舊制度、土地利益、中世紀精神以及貴族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了一起，而與中產階級、勞工、商業主義、工業主義、民主、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保守主義概念在 “新保守主義” (New Conservatism)的批評者中非常流行。 ……第二，保守主義的自主式定義認為，保守主義並不必然和任何特定群體的利益聯系在一起，而且它的出現也不依賴於任何社會力量的特殊歷史結構。保守主義是一套普遍有效的、自主的(autonomous) 觀念體系。它以普遍價值來定義自身，例如正義、秩序、平衡、協調。 ……它表明保守主義不僅在當代美國是相關的和可取的，而且是任何歷史環境下都適宜的政治哲學。

　　第三，情境式定義把保守主義看作是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它產生於一種特殊的但經常重覆出現的歷史情形，在這種情形中存在著一個針對既定制度的重大挑戰，既定制度的支持者采用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來進行防衛。這樣，保守主義就是一種可以用來維護任何既定社會秩序的思想體系，無論何時何地，也不管出於何種角度，只要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本質或存續提出根本性挑戰，它都堅決反對。”

　　亨廷頓本人對這三種定義的取舍態度非常明確，他否定貴族式和自主式的定義，主張情境式的定義，在美國1950年的語境下，這意味著真正的保守主義“只能來自於那些深切關注美國制度之維護的自由主義者。”本文不擬深入探討亨廷頓的具體思路，也不打算給保守主義下一個融貫一致的定義，而是借助亨廷頓的區分，指出無論根據哪個定義哈耶克都無法令人信服地貼上保守主義者的標簽。

　　我們先來探討“貴族式”定義的保守主義，亨廷頓不認同這個定義，他的理由是“在貴族制或封建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不讚成貴族制的人可以闡述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而讚成貴族制的人也可以闡述非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必須承認保守主義的最初形態就是“貴族式”的，其源頭可以追溯到17-18世紀自由主義所反抗的保守主義特質，在這個意義上，就如亨廷頓所言，它“和封建主義、特權地位、舊制度、土地利益、中世紀精神以及貴族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了一起，而與中產階級、勞工、商業主義、工業主義、民主、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按照“貴族式”的定義，哈耶克顯然不是保守主義者，事實上，早在《通往奴役之路》1956年的再版序言中他就對此有了明確的表示：

　　“真正的自由主義仍舊有別於保守主義，而且混淆二者是危險的。保守主義盡管是任何有序社會的必要成分，但並不是一種社會項目；就它的家長式作風、民族主義和崇拜權力的趨勢而論，它常常更接近於社會主義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就它的傳統主義、反智主義以及慣常的神秘主義傾向而論，除了在很短暫的幻滅時期，它永遠都不會吸引年輕人以及所有相信這個世界若要變得更好某些變化就是值得追求的人。依其本性，保守主義運動必然會成為既有特權的辯護者，而且依靠政府權力來保護特權。然而，自由主義的本質則是否定任何特權，如果特權是在適當和原初的意義上被理解，也即由政府賦予和保護的、無法與其他人平等分享的權利。”

　　在一年後發表的《我為什麽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中，哈耶克針對“貴族式”保守主義的種種特征，如家長式作風、崇拜權力、反對民主、反智主義、為特權辯護，做了更進一步的分析和批判。

　　哈耶克認為，因為保守主義者恐懼變化，對新事物懷有憂心忡忡的不信任，導致他們“傾向於使用政府的權力來阻止變化或限制它的發展速度。”這與保守主義的另外兩個特點——偏愛權威和缺乏對經濟力量的理解- 緊密相連。例如保守主義擔心的不是“政府權力” 本身，而是擔心政府權力掌握在誰的手上，保守主義者“本質上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沒有原則，所以其主要希望必然是智者和好人進行統治。”因為保守主義者不反對運用政府強制力去推行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他們與社會主義者一樣，“認為自己有權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於人。”

　　哈耶克直陳保守主義並不真心認同自由市場制度，“保守主義者通常都是保護主義者，在農業方面總是支持社會主義者的方法。 ……另外，許多保守主義的領導人在設法使自由企業喪失信譽方面，和社會主義者是爭先恐後的。”

　　民主在哈耶克的價值排序中低於自由，但這不等於他反對民主，相反，哈耶克“對保守主義反民主的傾向毫不同情”,在他看來，“要反對的是未受限制的政府，而不是民主。”民主在哈耶克眼里，類似於丘吉爾的那個著名判斷：“是我們不得不從中選擇的許多政府形式中危害最輕的一個。”

　　針對保守主義的等級制和特權傾向，哈耶克一方面承認“在任何社會里總有一些明顯優秀的人，他們與生俱來的標準、價值和地位應該得到保護，他們與其他人在公共事務方面應該有更大的影響。” 這讓他與平等主義拉開了距離；另一方面，哈耶克堅持自由主義 “職位向天賦開放”的機會平等原則，“否定任何人有權威決定誰是這些優秀的人”,主張“精英分子必須通過在應用於所有其他人的相同規則之下保持自己的位置的能力來證明自己。”. 這讓他絕不會接受“貴族式”保守主義的等級制和特權觀。

　　在純粹思想領域，哈耶克批評保守主義“並不相信爭論的力量，它最後的一招通常是采取聲稱自己有超常智慧……”“我個人認為，保守觀點最不能接受的特征……就是它的反啟蒙主義。”

　　綜上可知，在任何意義上哈耶克都不會是一個“貴族式”定義的保守主義。歸根結底，這是因為哈耶克對一切不受約束的專斷權力— —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道德領域還是經濟領域，無論是君主、人民還是國家始終保持警惕。這也正是哈耶克自稱“一個不悔悟的老輝格黨人”而且特別強調“老”這個字的根本理由所在，因為從誕生之初起，對“那些真正的保守主義者”而言，“輝格主義一詞就是他們最討厭之物的代名詞”,因為輝格主義“曾經是一貫反對所有專斷權力唯一思想體系的名稱。”

　　三、改道抑或緩行?

　　“情境式”的保守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意識形態，不如說是一種守舊的氣質和傾向。就像塞西爾所說：“天然的守舊思想是人們心靈的一種傾向。那是一種厭惡變化的心情；它部分地產生於對未知事物的懷疑以及相應地對經驗而不是對理論論證的信賴；一部分產生於人們所具有的適應環境的能力，因此，人們熟悉的事物僅僅因為其習以為常就比不熟悉的事物容易被接受和容忍。”

　　哈耶克在一定意義上承認這種“天然的守舊思想”的合理性： “嚴格意義上的保守主義是對劇烈變化的一種合理的、可能是必要的、並且理所當然廣為流傳的反對態度。”(作者注：歐克肖特在《論做一個保守主義者》中指出，與其說保守主義是一種意識型態，還不如說是“人類活動的某種意向”(a certain disposition of humanactivity),其特征是“喜愛熟悉的甚於不可知的、喜愛已被試過的甚於尚且未明的、喜愛真實的甚於虛幻的、喜愛實際存在的甚於可能發生的、喜愛有限的甚於無窮的、喜愛親昵的甚於疏遠的、喜愛充足的甚於過當的、喜愛合宜的甚於完美的、喜愛當下的歡愉甚於烏托邦式的狂喜。”)“如果保守主義者僅只是不喜歡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太快的變化，那也就沒有太多可反對的了；在這里讚成謹慎行事和緩慢的過程的理由實在是很充分的。”但是哈耶克對“情境式”定義的保守主義的同情也僅止於此。在《我為什麽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中，哈耶克開門見山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立場：

　　“當大多數被認為是進步性的運動都擁護對個人自由的進一步侵犯的時候，那些珍惜自由的人可能會不遺余力地投身於反抗運動之中。在這里他們發現自己很多時候和那些習慣於反抗變化的人站在一邊。在現實政治方面他們除了支持保守的政黨之外通常別無選擇。然而，我試圖界定的立場經常也被說成是‘保守主義的’,但它和傳統的保守主義差別很大。在這種含混不清的關系中存在著危險…… ”

　　“珍視自由”的人為何會與“反抗變化”的人結成同盟?這是因為他們面對共同的敵人。進步運動不僅危及個人自由，也會帶來劇烈的變化，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出於不同的理由結成臨時的盟友，前者為自由而戰，後者為傳統、秩序和美德而戰- 這是邁耶“融合主義”所以可能的現實基礎。然而相比共同的敵人，哈耶克更看重反對的理由，因為不同的反對理由不僅決定了反對的韌性和強度，而且決定了反對之後的所肯定的政治方向和理想。

　　哈耶克強烈反對“情境式”的保守主義，甚至認為這構成了反對保守主義“最有決定性的理由”. “它天生不能為我們正在前進的方向提供另外一種選擇的可能。”換句話說，“情境式”的保守主義只具備“減速”而非“轉向”的功能。哈耶克一反學術界的常見分類，認為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並不是位於線性政治光譜的左中右位置，三者的關系更像三角關系，每種立場各據一角。哈耶克指出，因為保守主義缺乏獨立的政治原則和理想，在面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拉扯時，它必定會被拖往力量更大的那一方：“因為社會主義者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能夠更賣力地，向自己的那個方向拉，所以保守分子傾向於跟從社會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的方向，並且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接受了那些由激進地宣傳而備受重視的觀念。和社會主義妥協並搶先實踐其理想的人一般都是保守主義者。”

　　以上論斷首先針對的是英國保守黨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表現。養老金、疾病和失業救濟、工傷補助、全民健康計劃等一系列政策正是在英國保守黨執政期間實現的，有鑒於此，哈耶克指出：“正如歐洲許多地方的情形一樣，保守主義者已經接受了集體主義相當大一部分信條 ·這些信條指導政府時間很長，以其為依據的許多制度已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並被創造它們的‘保守的’政黨引以為豪，在這種情形下，劃清界限就絕對必要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聯手的可能性這個問題上，左翼學者沃勒斯坦與哈耶克的觀點可謂不謀而合，他說：“我們不應該完全忽視第三種可能性，即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攜手對付自由主義者，雖然這在理論上看上去可能性極小。聖西門式社會主義具有的‘保守’特性，它的博納爾德的思想根源，經常受到人們的議論。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大陣營可能會聚合在他們所共同具有的反個人主義本能思維之上。同樣，像哈耶克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也曾指責過，卡萊爾的保守主義思想具有‘社會主義的’特性。這一次人們爭論的是保守主義思想中的‘社會的’一面。實際上，塞西爾勳爵公開地毫不猶豫地向人們展示了這種相似性：‘人們常常認定，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是直接對立的。但是，這並不完全正確。現代的保守主義繼承了托利主義，後者對國家的活動和權威持讚同態度。實際上，伯特 · 斯賓塞就曾攻擊說社會主義事實上是托利主義的覆活 …… ”

　　現在的問題在於，“保守主義者已經接受了集體主義相當大一部分信條”這個論斷是否也適用於當代的美國保守主義者?

　　本文認為，首先，從理論上說，哈耶克認為“減速”而非“改道” 並非歐洲保守主義所獨有而是保守主義的普遍特征。其次，就現實政治而言，雖然哈耶克寫作此文時，當代美國保守主義者的具體表現仍有待實證檢驗，但日後的事實證明哈耶克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尼克松執政期間推出的種種政策法規曾令民主黨人暗自得意地說：“保守主義者得到的是名，我們得到的是實。”里根盡管大幅減稅，但卻沒有削減公共開支，美國國債在其執政期間增加了1.5萬億美元。小布什主張“充滿同情心的保守主義”,對林登 · 約翰遜的政績大加推崇：“我們共和黨經常指出‘偉大社會計劃’的不足和錯誤，但其中也不乏成功之處，聯邦醫療保險計劃就是一個例證。”

　　由是觀之，作為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政黨，共和黨對於二戰之後的美國政治走向起到的實際作用並非“改道”而是“減速”,哈耶克的預言可謂一語成讖。

　　其實，除了“減速”和“改道”,保守主義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就是“回返” (going back),借用曼斯菲爾德的觀點：“回返乃是一場針對當下或自由主義現狀的革命。它其實是一場反革命。它將引發騷動，顛覆，並被指斥為極端主義想想1994年的美國共和黨革命。”這顯然也不是哈耶克所能認同的方向。

　　有別於“情境式”的保守主義，哈耶克認為自由主義首先追問的 “不是我們應該行使多快或多遠，而是我們應該駛向哪兒。”其主要優點是“要走向另外的地方，而不是靜止不動。 ……它從來不是一個朝後看的學說。”這與柯克為代表的傳統的保守主義者形成鮮明對比，柯克雖然並不完全排斥變化，甚至有時也會引用柏克的名言- 健康的“變化是保存之道” 自辯，但是當他用“相比未知的魔鬼他們更偏愛已知的魔鬼”來強調保守主義者所主張的社會延續性原則時，就跟哈耶克有了根本的差別。對哈耶克來說，“自由主義者不反對進化和變遷 (evolution and change); 在自發的變化被政府控制所遏止的地方，它要求大幅度改變政府政策。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最迫切需要的是徹底掃除自由成長的障礙。”

　　四、自生自發秩序：神聖的還是自然的?

　　羅傑 ·斯克魯頓認為，盡管哈耶克自稱不是保守主義者，但是究其根本，“哈耶克的核心論證和觀點屬於保守主義傳統……哈耶克自始至終對於自由的辯護讓他更接近於柏克而不是潘恩，接近於邁斯特而不是聖西門，黑格爾而不是馬克思。”

　　上述論點得到了眾多響應，比如琳達 C · 雷德爾就曾指出：“簡而言之，柏克和哈耶克代表著同一政治傳統。他們不僅支持同樣的政治哲學，而且對社會的本質、理性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政府的適當職責持有類似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關於道德的本質和法律規則的看法也相當接近。盡管他們之間也存在差異，這些差異源自於柏克是正統的基督徒，而哈耶克是宗教不可知論者，但他們各自觀點之間的共識要遠大於分歧。”

　　不少學者認為，既然哈耶克與柏克的觀點高度近似，而柏克是舉世公認的保守主義鼻祖，所以哈耶克就是如假包換的保守主義者，哪怕他本人對這個標簽敬謝不敏。借用亨廷頓的概念區分，上述立場支持的是“自主式”定義的保守主義 · 這是“一套普遍有效的、自主的觀念體系。它以普遍價值來定義自身，例如正義、秩序、平衡、協調。”

　　本文認為，雖然哈耶克與“自主式”的保守主義存在家族相似性，但是依舊無法支持哈耶克就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首先，哈耶克推崇柏克不假，但他的理由恰恰不是因為柏克是保守主義者，而是因為柏克和他一樣都是對專斷權力高度警惕的老輝格黨人。其次，哈耶克雖然在尊重傳統、推崇自由市場、普通法司法制度、自生自發秩序以及批駁大陸建構理性主義等問題與柏克的立場非常接近，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各自立場背後的理由就會發現二者存在著根本的分歧。

　　眾所周知，自生自發秩序是哈耶克的核心理論主張，在一定意義上，哈耶克承認自由主義者從一些保守主義思想家那里吸收了相關的養分，他列舉“柯勒律治、波拿德、梅斯特、繆澤爾以及柯特”等人的名字，稱“不管他們在政治中如何反動，但他們的確顯示出了對自發成長的制度 (spontaneously grown institutions) 的意義的理解，比如語言、法律、道德和規範”。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表述中，哈耶克有意識地排除了“經濟學領域”,這是因為他認為保守主義者“缺乏對經濟力量的理解”,而且在列舉讓自由主義者受惠的保守主義思想家名單時，哈耶克並未提及柏克的名字，因為哈耶克壓根就不認為柏克是保守主義者：

　　“保守主義在創造一個關於社會秩序是怎樣保持的總的概念方面如此無能為力，以至於它的現代信徒們在嘗試構建一個理論基礎時，總發現自己過分求助於那些把自己當作自由主義者的作家。麥考利、托克維爾、阿克頓勳爵和萊基不用說都認為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並且這也是公正的；即使柏克，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仍是一個老輝格派，如想到被人當作一名托利黨，大概會感到毛骨悚然。”

　　柏克是一個老輝格黨人，而不是托利黨人，這一點常常被那些將他推崇為保守主義鼻祖的後人忽視或遺忘。哈耶克認同阿克頓勳爵的判斷：柏克和麥考利、格拉德斯通一樣是他那個時代三個最偉大的自由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哈維 · 曼斯菲爾德的觀點與哈耶克近似，他在《柏克的保守主義》一文中指出：

　　“斯坦利斯和施特勞斯都沒有提到柏克的保守主義，這有很好的理由。柏克本人就沒有使用這個術語，而假設我們能找到一個比思想家本人為自己找的名字更好的名字，是不明智的。‘保守主義’不是一個獨立自持的術語；它產生於和“自由主義”或“進步主義”的對照和對立中。它是一個反應性的詞匯，一個預設了某個黨派(指自由主義)會持續存在的對應物，對於這個黨派，如今被稱作保守主義者的人最初試圖對之進行扼殺，但卻失敗了。但對我們而言，在我們這個自由主義黨派非常活躍的時代，柏克看起來就可能是保守的了。”

　　退一步說，即便我們遵從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主流意見，將柏克視為保守主義之父，進而承認哈耶克和柏克一樣認同自生自發秩序的重要性，也仍需要強調指出二者在形而上學基礎上的巨大分歧。如雷德爾所言：“對柏克來說，‘商業規律……是自然法，因此也就是上帝的律法。’換句話說，他把經濟規律視為神聖法的展示， ……在柏克看來，違反這些規律就是違反上帝的意志。由此他認為，踐踏自生自發的市場過程的結果是該遭天譴的。經濟的匱乏在他看來正是上帝在顯示他的意志，‘試圖通過人為的創造來軟化上帝的不悅”是傲慢放肆的表現。”相反，作為無神論者，哈耶克絕口不提任何超驗的根據，而是主張社會秩序的源頭是完全內在固有的 (whollyimmanent)。

　　據考證，哈耶克的父親和祖父都是生物學家，哈耶克終其一生深受達爾文科學的影響，甚至將亞當 ·斯密和柏克解讀成“達爾文之前的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他們展示了“進化論路徑”在社會科學上的應用。在這個意義上，哈耶克雖會承認社會秩序的客觀性，但絕不接受其神聖性和超越性。事實上，在哈耶克看來，“如果說對老輝格黨人有什麽可挑剔的話，那就是他們和一種特定的宗教信仰聯系過緊了。”我們有理由相信，此處被挑剔的“老輝格黨人”指的就是柏克。

　　這里我們可以簡單對比一下柯克的觀點。柯克認為：“在任何意義上，柏克都是保守主義的奠基者。”而保守主義的第一原則就是：“相信存在著主導社會和良心的神聖意志 (divine intent) 它在權利和責任之間締造了永恒的聯系，將偉人和凡人、生者與死者聯為一體。政治問題歸根結底是宗教和道德問題。”這顯然迥異於以哈耶克為代表的世俗自由主義者。

　　在柯克看來，達爾文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理論，“嚴重傷害了保守主義秩序的第一原則。”而哈耶克的錯誤在於將政治問題歸結為經濟學問題，“在哈耶克的推理鏈條背後似乎隱含了一個假設，只要建立起完美的自由市場經濟，所有社會問題就會自行迎刃而解。”

　　某種意義上，哈耶克取柏克自由主義的一面，柯克重柏克保守主義的一面。哈耶克雖然自認是“柏克式的輝格黨人”,但哲學上真正的師承源自於休謨這個哲學史上最著名的經驗主義者、懷疑論者和不可知論者。表面上看，哈耶克和保守主義者一樣珍視美國的自由傳統，但是哈耶克堅持認為絕不能由於這個事實而模糊二者之間的區別，因為“對自由主義者來說，這些制度值得珍惜主要不是因為它們由來已久，或者因為它們是美國的，而是因為它們符合他所珍愛的理想。”類似的，雖然哈耶克和保守主義者都強調人類知識的有限性，但是哈耶克堅持認為二者存在根本差異，自由主義者“願意正視這種無知，並且承認我們知道的是多麽少，在理智不及的地方不去要求承認一個超自然的知識來源的權威性。必須承認，在某些方面，自由主義者本質上是一個懷疑主義者 …… ”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借用喬治 ·H · 納什的評論來區分哈耶克與柯克：“在根本上哈耶克想要人類社會在自由中自發地發展— —這是處理無知的最佳方法。對於神義論的保守主義者來說，人類根深蒂固的問題不是無知(頭腦的失敗)而是原罪(心靈的失敗)。”

　　五、帶有保守氣質的古典自由主義者

　　當代美國保守主義在1950年代出現的“融合主義”運動首先基於政治上的考量，但是就學理而言，自由意志主義與傳統的保守主義之間始終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緊張關系。1982年，“融合主義”運動接近三十年之際，柯克舊事重提，站在傳統的保守主義者立場再次重申對自由意志主義的拒斥，稱後者為“形而上學的瘋子”和“政治上的精神病人”。他列舉了保守主義與自由意志主義的六點差異：

　　首先，現代政治學最重要的分界線，如沃格林的提醒，不在於一邊是極權主義者，另一邊是自由主義者(或者自由意志主義者);而在於一邊是所有信仰超驗的道德秩序的人，一邊是所有將朝生暮死的個體錯誤地當成全部存在和全部目的的人。

　　第二，在任何可以容忍的社會里，秩序是第一要務。自由和正義只可能在秩序得到合理保證之後才得以建立。但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賦予抽象自由以至高無上性。 ……自由意志主義者以秩序為代價，推崇絕對和無法定義的“自由”,實則危害了他們所推崇的自由。

　　第三，在是什麽維持市民社會的完整性的問題上，保守主義者不同意自由意志主義者。自由意志主義者認為- 就其承認任何紐帶關系而言社會是自利的關系，非常接近於現金支付的關系。但是保守主義者認為社會是靈魂的共同體 ……第四，自由意志主義者通常相信人性是好的和善的，盡管受到了特定社會制度的傷害。相反，保守主義者主張“因為亞當的墮落我們都是罪人”:人性雖然既有善也有惡，但絕無可能臻於至善。由此社會的至善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都是不完美的他們的邪惡包括暴力、欺詐和對權力的渴求。

　　第五，自由意志主義者聲稱國家是最大的壓迫者。但是保守主義者發現國家是自然之物，而且對於人性的實現和文明的發展是必要的。 ……自由意志主義者混淆國家和政府，事實上，政府只是國家暫時的工具。但是政府- 如柏克所說 “是人類智慧為求滿足人類需要的發明。”

　　第六，自由意志主義者幻想這個世界是實現自我的一個台階，這個自我充滿了欲望和自我確認的激情。但是保守主義者發現自己身處於神秘和奇跡的領地，這里要求責任、紀律和奉獻- 回報則是傳遞所有理解的愛。

　　有鑒於此，柯克認為“除了出於非常暫時的目的”,保守主義者和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聯盟是“不可理喻的”,二者的任何結盟事實上都在“破壞保守主義者在近些年取得的成果”。

　　公允地說，以上批評的對象主要針對安 ·蘭德、羅斯巴德這樣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哈耶克的政治光譜介於柯克與羅斯巴德之間。一方面，正如本文反覆強調的，無論根據哪種定義，他都很難被歸為一個保守主義者；另一方面，哈耶克也的確不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而是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他高度警惕不受約束的專斷權力，同時也批評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他強調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的重要性，但並不認為它們具有道德絕對(moral absolute)的地位；他無疑是個人自由的堅定捍衛者，可是根據他的自生自發秩序的觀念，個體自由不過是漫長的文化、傳統演變過程的歷史產物，本身不具備先於社會的超越性地位。

　　“我為什麽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盡管被收入邁耶主編的《何謂保守主義》的文集，但是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哈耶克既不認同 “保守主義”,也不欣賞基於政治目的的融合主義運動，作為一個始終著眼於長程歷史而非短線時政、根本原則而非權宜之計的思想家，哈耶克的態度非常鮮明：“政治哲學家的任務只能是去影響公眾意見，而不是組織人們去行動。他只有不注重現實政治的可能性，而堅持不懈地去維護‘總是相同的普遍原則’,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這一任務。”這個批評既適用於柯克這樣的傳統的保守主義者，也適用於邁耶這樣的融合主義者。

　　誠如曼斯菲爾德所言，違背思想家本人的意願，假設我們能比他自己找到更好的名字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可是因為“自由主義”被進步主義者“盜用”已久，“老輝格黨人”早已失去存在的歷史語境，有鑒於此，我們不揣冒昧地認為，把哈耶克稱為有著保守主義氣質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首發於《東方歷史評論》,2019/5/8)

　　中國知識分子的種族歧視論和民族自大癥

　　程映虹

　　中國知識界在痛感被西方看不起的同時，同樣看不起那些在某些方面更不用說整體上還不如自己“先進”的非西方兄弟，現在甚至連日本和俄國也包括進去了。這種看不起常常表現在談論國際問題時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忽視甚至排斥。

　　核心觀點

　　1. 種族歧視是普世現象。你不能要求每個人心里都是種族平等主義者，但你心里怎麽想和你在大庭廣眾之下怎麽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這也就是文明和野蠻的界限。

　　2. 黑人文化重視音樂、體育、社交，認為對歷史的遺忘和麻木就是犯罪，所有這些，就像華裔文化注重成績、排名、學位、收入、在哪個社區買房子等等一樣，成就了豐富多元的文化。

　　3. 種族主義觀點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放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出現，但中國的問題是它們出自知名知識分子之口，不但見諸公開發表的文章和大眾講堂，而且竟然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議。我想，這至少可以說明種族平等和文化多元的觀念在知識分子中遠沒有成為基本的價值觀，所以很多人對這些觀點習以為常，讀著很自然，聽著並不覺得刺耳。

　　“不要找印度人或非洲人做老婆”

　　我對兒子的主張向來是：你是自由人，你是社會人，咱倆彼此不幹涉，各過各的。你愛誰是你的事，你需要我，我就幫助你，你不需要我躲遠些。

　　誰知，我在新加坡，有一天吃飯。飯店里看到一個優秀的華裔男生，樣貌儒雅，教養斯文，舉止得體，身邊竟然坐了個印度姑娘!要是燈開暗點，我都以為他對著夜空說話一般黑的印度姑娘!

　　我的心頓時疼了。我堅定果斷地對兒子說：“你記住：你以後不要找印度人或非洲人做老婆，媽媽不能接受自家的孫子看起來像伸手能搓出灰一樣的……沒洗幹凈。尤其是滿嘴說饒舌的鳥語。”

　　兒子說：“那白人呢?”

　　我想了想說：“也不如亞洲女人，最好是中國女人。”

　　這是一篇題為《身為中國人的子女是件很嚇人的事情》文章中的話，作者六六是中國很有名的作家(作品有《蝸居》和《雙面膠》等)。這篇文章被廣為轉載，包括一些影響很大的思想學術類網站。當我看到這些話，尤其是“我的心頓時疼了”的時候，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從文章的上下文來看，作者有對自己也幹涉兒子找對象，從而還是落入“中國父母”之窠臼的調侃。但文字中對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蔑視極其生動刻薄，加上對“優秀的華裔男生”的那種由衷的讚美，讓人很難想象這其實是自我批判，而只會覺得是作者真實想法的表露。

　　當兒子問如果找個白人媳婦如何的時候，作者的反應是“也不如亞洲女人，最好是中國女人。”這話也有兩層意思。第一，印度人已經被從“亞洲人”中排除了出去，從上文看，就是因為膚色，所以作者心中的“亞洲人”是沒有深膚色的。第二，白人可以，那是因為膚色不再是問題，但還是比中國女人略遜一籌，我想這是因為文化的隔閡，而不是說你找了一個比我們中國人在種族上低劣的媳婦。

　　種族歧視是普世現象。人更是生活在不完美的現實中的。你不能要求每個人心里都是種族平等主義者，正像你不能保證每個人心里都沒有犯罪念頭和骯臟想法一樣。但你心里怎麽想和你在大庭廣眾之下怎麽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這也就是文明和野蠻的界限。

　　我不止一次聽到有人對批評他們對某些種族和族群有偏見的人說：你真虛偽，你心里不還是和我們一樣?這確實是一個很難讓人做出高姿態來義正詞嚴地反駁的說法，唯一可以反問的是：難道等你把想法付諸行動並受到我的批評後，你也會說：別假裝正人君子，你難道也真的不想這麽做嗎?

　　經歷了上個世紀的二次大戰，第三世界獨立運動和西方國家內部的種族平等運動後，世界很多國家內部的公共討論對和種族有關的政治正確性的觀念已經越來越重視和普及。這種政治正確性在多族群的國家尤其敏感。但種族歧視，種族偏見和種族主義仍然在各種社交媒體和網絡空間廣泛存在。在中國，這樣的言論在網絡上的泛濫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內容既涉及中外，也包括漢與非漢。

　　這種自我與他者和主流族群與少數族群之間的歧視雖然在世界各國都大同小異，但中國在這方面比較特殊的是一些知名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公共言說中也毫不掩飾他們有嚴重問題的種族觀念，他們或者不知道這是種族偏見和種族主義，或者他們知道，但卻並不認為這有什麽大不了的，甚至認為自己不過說了真話而已。

　　請看下面這一段：

　　“種族歧視如果是制度法律上的那確實不應該，馬丁 ·路德 ·金時代南方各州規定你黑人孕婦上車也得給白人小夥讓座，這是膚色決定的。金追求平等。今天美國沒有法律制度上的種族歧視，而且政府政策向黑人傾斜就像中國給少數民族加分一樣。但人心里的東西是沒法……來撫平的。基本上一棟公寓大樓搬進去一個黑人白人就開始往外搬，最後一個樓全黑了 ……美國的SAT 考試，相當於咱的高考，華裔百分之一百通過，亞裔百分之八十五，算上韓國就完蛋了 (學生笑),白人百分之六十，拉丁裔百分之二十五，墨西哥挖地道過來的那幫，黑人百分之七，所以黑人都不上大學，只能滿街追(聽不清)去。馬拉松冠軍。只能幹這個。要不就打球，要不就像摸著電門似的音樂一來他就轉(學生笑)。他只能幹這個。你根本沒見著他有什麽科學家。你那個黑人里邊賴斯，奧巴馬，奧巴馬也不純黑，半黑，鮑威爾，那都是黑人中的另類，太少見了，他們能念到博士碩士太少見。有的黑人上了小學六年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死不認二十六個字母，沒給我遺傳這學習基因……所以他通過率很低，所以你看不起他吧，或者表面上很尊重，但人心里的東西你沒法來 ……“你看非洲國家很明顯，大陸給錢和大陸建交台灣給錢和台灣建交，寡廉鮮恥，根本就不懂什麽叫道義，有錢就是爹有奶就是娘，翻臉比翻書都快，心比臉都黑(學生笑) ……“所以你在美國這些地方看見黑人躲著走。敢惹他們的就是韓國人，辣椒吃多了脾氣火爆，說是小黑崽子在韓國超市偷巧克力吃了，就一塊錢，沒有錢，老板娘“嘣”一槍把他斃了。”

　　這是北京知名歷史教師袁騰飛在高中歷史課上講課的內容。這里不談事實問題(例如各個族群 SAT 的“通過率”- SAT沒有一個公認的通過率，只有分數的高低和美國公寓大樓里黑人一住進去白人就搬走等等),就說評論。有關韓國老板娘殺死黑人小孩一事發生在洛杉磯，被殺者是一個15歲的黑人女孩，她拿了一瓶果汁沒有付錢就往外走，被韓國裔的老板娘開槍打死。美國各個族群都有人從店里偷東西，學生犯事的特別多，其處理頂多是把家長叫來並留個記錄。為了這事殺人?不要說是在課堂上，就是對黑人再有偏見的人在私下恐怕也難以用這樣的口吻- “小黑崽子”和“‘嘣’一槍” 來談論這樣的慘案。

　　重要的是，這些話把“黑人”的種族特征抽出來，認為這是他們在政治、智力和道德上的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美國的黑人和非洲的黑人都一樣。而那些成功的黑人卻是黑人中的“另類”,好像不再屬於黑人。在全球範圍內把黑人如此分類出來另眼相看，這是最“徹底”也是最“古典”的種族主義觀點。此外，這些話里還有對韓國人和墨西哥人歧視性的評論，很明顯背後有一個基於種族的等級秩序觀念。

　　“不是一般的黑人”

　　袁先生對美國黑人的看法一定程度上也是北美很多華人對黑人的看法。有意思的是，也有很多華人在談到身邊一些表現突出的黑人時會不經意說：“他/她不像一般的黑人”,正像袁先生把賴斯、鮑威爾和奧巴馬等等說成是“黑人”的另類一樣。

　　在美國打拼的經歷和角度使得相當一些華人忽視了一個人類社會的基本常識：讀書成績好壞只不過是人生的一個方面，雖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不是世界上每個民族或族群都把“學而優則仕”或“學而優則富”作為人生目標的。黑人文化重視音樂、體育、社交，黑人文化注重生活的即時當下性，並不總是用“將來”來規範和束縛現在，對生活的態度比較放松，黑人對自己的權利非常看重，寸土必爭，黑人政治組織和政治活動的能力很強，黑人對自己族群那個悲慘的過去始終不能忘卻，對於他們來說，對歷史的遺忘和麻木就是犯罪，黑人學習語言的能力非常突出，等等。所有這些，就像華裔文化注重成績、排名、學位、收入、在哪個社區買房子等等一樣，成就了美國文化的多元和豐富。

　　在一個族群多元的社會里，沒有哪一個族群能把所有的長處都給包了。你對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只是你的理解和追求，別人不一定非要像你一樣拼命追求“上進”。更不用說黑人中產階級也為數不少，黑人知識分子的思維和批判能力和別的族裔知識分子一樣敏銳，他們當中既有對整個西方文明從希臘羅馬開始對世界和人生的態度的深刻批判，也有對自己族群存在問題的無情解剖，就像魯迅和柏楊等人批判“國民性”一樣入骨三分痛心疾首，甚至為此遭到自己族群中人的憎恨。

　　當然毋庸諱言，黑人族群的弱點和缺陷也很明顯，但這種弱點和缺陷和他們的種族特征沒有關系。就我自己的教學經驗來說，從非洲和加勒比地區來的黑人新移民的子女，一般要比美國本土的黑人學生用功，他們當中在品行方面發生問題的也要少得多。

　　袁先生的另外幾個有關殖民主義和非西方文明的視頻中也有一些說法，讓人難以“下咽”。有關美國的西進運動和印第安原住民的評價，我聽到的是“教材中評價廣大印第安人遭受屠殺，但未開發地區被開發。這是什麽概念?就像我們前面講西方擴張，道理是一樣的，歷史的發展總要有人付出代價。如果印第安人今天還在那個地方呆著的話，那那個地方也許還停留在史前文明時代。但今天印第安人在美國就像咱們的熊貓一樣，屬於珍稀頻危保護動物。他們可以不服兵役不交稅，所有寫著NO SMOKING的地方可以噴雲吐霧的一定是印第安人，你別仗著你黃臉也在那兒噴就完蛋了。”

　　有一個視頻談到海地。海地是世界上第一個由黑奴起義建立起來的國家，但在當代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方面毫無疑問是一個“失敗國家”,甚至有傳言說海地人只得吃土。講課人發揮說：海地“原來是法國殖民地，紅酒面包不要吃土去吧。聯合國列為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還有，“這話你得兩說啊。我們中國確實受西方入侵帶來深重災難，我們現在客觀上承認傳來了文明，你說非洲和拉丁美洲在白人入侵前還是史前文明時代呢!”

　　美洲和非洲的許多地方在白人入侵前絕不是“史前文明”。我想，一個歷史教師是完全知道瑪雅、阿茲特克、印加和松海、剛果和馬里這些名字的，我相信講課人在教授這些內容時毫無疑問會說他們都是富有成就的人類文明。但為什麽當把它們和“白人”放到一起時就忘掉了這些，它們就從“文明”退到“史前”去了呢?能不能用 “歷史發展的代價”來評價非西方民族遭受的災難呢?對今天一些非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的落後原因的探討，能不能延伸到對它們當年反帝反殖爭取獨立的鬥爭的重新評價呢?世界上獨立後正常發展的非西方國家不是更多嗎?

　　六六女士和袁騰飛先生的這些話讓我想起幾年前讀到的一篇流傳很廣的談論為什麽中國人在非洲受歧視的網文，作者也是一位很有影響的社會評論家，在非洲工作過多年。那篇文章在客觀陳述中國人在非洲遭受的不公對待時也表現了相當程度的種族主義觀點，和六六女士和袁騰飛先生的一些觀點甚至說法非常相似，例如也用“鳥語”來形容非洲當地語言，認為非洲在白人到來前沒有文明，暗示非洲人的動物性，說“黑人爭取獨立，那只是政客玩弄的把戲”等等。最有意思的是對“中國人為什麽在非洲受氣?”這個問題的答案是 “其主要原因是我們沒有對他們殖民。”不過，那位作者後來很快在另外的文章中糾正了自己的說法，對中國人為什麽在非洲遭受歧視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國知識份子的種族歧視

　　我在這里重提舊事，只是為了指出一個事實：上述六六女士和袁騰飛先生對黑人和其他一些非西方民族和文明的說法，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言論中應該說不是很罕見的，而且這不是一些零碎的看法，而是涉及對整個非西方世界和人類文明一些基本問題的看法和評價。這些言論在中國的公共言說甚至學校課堂上公開傳播，沒有遭到任何抵抗和批判，甚至連這樣的意識都沒有。

　　和這些具有明顯種族主義色彩和傾向的言論相比，中國知識界更為常見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種族的自大。而這二者又是相互聯系的，反映了相當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這種言說特別反映在很多通俗歷史作品和通俗歷史討論中。通俗歷史作品和討論有很多形式，是今天大眾文化和文化市場化的產物，從歷史講座到歷史小說、影視作品和網絡討論，對當今中國人的歷史觀有不小的影響。

　　任何人都可以談論歷史，起碼他們都是自身的歷史學家。但這並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地從歷史中抽象出某種法則、規律、模式或範型，對人類歷史和文明做宏觀的劃分而誇誇其談。而這恰恰是當前中國通俗歷史討論中存在的問題。網絡上那些業余歷史學家對“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等等大而化之的討論比比皆是。但以下言論卻不是出於他們之口：

　　“人類文明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世界性的，一種是區域性或者民族性的。也因此不同的文明圈它的歷史地位、作用影響、責任擔當也是不一樣的。根據這一點，我認為當今世界的人類文明可以分為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西方現代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二名是伊斯蘭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三名中華文明。也就是說西方現代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綜合排名是斯拉夫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其他的屬於第三世界。因此在未來的世界，將是西方現代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唱主角，因為第三世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相當於散戶，大鱷是前三甲，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這就是中華的位置。”

　　這是“著名歷史學家”易中天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演講，題目是 “文明的意志與中華的位置”。很多人從不把易先生當作一個值得一提的學者，正如這個演講的題目所表示的那樣。但我覺得單憑他聽眾的廣大，就不能對這些宏大敘事掉以輕心，尤其是在“北大”。我在一篇網文中說：易先生“這里談的究竟是歷史，是文明，還是江湖世界的排座次，是考科舉，是奧運會的獎牌數，是GDP,還是股市? 排不上第一等級的文明怎麽可以統統歸入‘綜合排名’?第三世界近百個國家又怎麽可以被打入‘散戶’?‘大鱷’雲雲，難道意味著其他的都是小魚小蝦嗎?所謂‘唱主角’,最直接的解釋就是有更多的話語權甚至是獨白權一戲台上的主角不就是這樣的嗎?”

　　在一個國家文科最著名的高等學府發表演說，用權力話語、江湖話語和股市話語來定義和排列“世界文明”,而所謂“中華文明的位置”就由這三套話語的坐標來界定並據此要求比別人更多的“責任擔當” 我很想知道在座的“北大”那些中國學者和學生中有沒有人質疑。在座的如有外國學生和學者，尤其是那些來自被易先生歸入 “綜合排名”或者等而下之的“散戶”又有何感想。

　　把全人類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觀念(當然結合了傳統的“華夷之辨”)來分類，自說自話地建立一個優劣高低的等級秩序，據此來給中國定位，把很多被自己看成是等而下之的民族甚至整個地區排除出人類文明的概念或者甚至意識不到它們的存在，這一套貨色是從晚清時候在中國知識界就有相當影響的。從康梁嚴譚陳天華到孫中山都或多或少地在這個話語影響之下，今天漢語中很多對黑人、各地土著和印度人的蔑視性用詞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而這個影響在“趕超”“自強”“雪恥”“球籍”尤其是“崛起”等等話語下從未得到認真清算。

　　中國知識界在痛感被西方看不起的同時，同樣看不起那些在某些方面更不用說整體上還不如自己“先進”的非西方兄弟，現在甚至連日本和俄國也包括進去了。這種看不起常常表現在談論國際問題時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忽視甚至排斥。

　　今天中國有關“文明”的討論越來越多，既有專業學者，也有普羅大眾，但很多人都是把這個討論作為論證中國文化優越性的講台。

　　很多學者嘴里的世界其實就是西方和中國，文化比較研究其實就是 “中西”的比較而非“中外”的比較。西方幾乎是中國唯一的參照系。很久以前中國“領先”,後來被西方趕超，受西方的欺負，現在中國崛起，“大國”幾乎成了中國的自稱。世界史尤其是近代以來的世界史就是大國的主宰史。世界除了“西方”就是“東方”,而這個“東方”甚至“亞洲”常常又成了“中國”的代稱。

　　難怪有人站在崛起的中國放眼四望，除了西方，一片散戶。

　　上文所引的那些種族主義觀點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放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出現，但中國的問題是它們出自知名知識分子之口，不但見諸公開發表的文章和大眾講堂，而且竟然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議。我想，這至少可以說明種族平等和文化多元的觀念在知識分子中遠沒有成為基本的價值觀，所以很多人對這些觀點習以為常，讀著很自然，聽著並不覺得刺耳。

　　更進一步說，這種受眾文化和今天中國從主流輿論到大眾媒體中形形色色的中華文明優越論，中華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是如何突出等等話語的熏陶分不開的。總之是“我們中國” 如何如何。這些文字放在中文語境下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了，但如果按照它們的原意翻譯成外文，其骨子里的自我優越恐怕會讓別人感到又回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紀，是古典形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再版。

　　(首發於“澎湃新聞”,2014/8/23)

　　華川現象和種族主義問題程映虹

　　川普作為美國總統，為什麽在中文知識分子和社交媒體圈里贏得大量的欣賞、支持和崇拜，尤其在2020年大選失敗後?本文試圖從種族觀念的角度切入，提供一些分析和解釋。本文不使用“川粉” 或者“華川粉”這些褒貶立場過於鮮明的詞匯，而是用“華川”指稱跨國中文圈子里的擁川政論群體，用比較中性的“種族意識”指稱他們在言論中反映的和種族問題有關的思想，既包括一般的種族觀念，也包括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必須說明的是，從種族觀念的角度提供觀察和思考只不過是一個角度，並不構成一個對華川現象完整的解釋，但對於全面和深入理解它是必要的。

　　應該說，川普一進入美國選舉政治，其言論和姿態就被輿論和種族話題掛了鉤，隨著他入主白宮而固化為觀察和評論他的一個視角。即使川普自己和擁川派一再否認他是種族主義者，但公眾輿論把“川普主義”和種族主義相聯系，甚至認為川普應該為他上任以來日益激化的種族問題負責。同時，擁川派中的極端分子包括了白人極端種族主義者，他們視川普為白人至上主義的政治代表，以至於川普自己有時也迫於無奈要作出和他們“切割”的姿態。這些都是公認的事實。

　　基於這些事實，本文不討論“川普主義”是不是種族主義，而是在川普被很大一部分公眾輿論視為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的政治代表，也被美國極右翼尤其是白人種族主義者奉為政治領袖這個既定的語境下，討論華川現象。換句話說，本文討論的是為什麽在華川現象中，一個突出的方面恰恰就是對川普作為白人種族主義領袖這個公眾形象的讚賞和期待：川普被華川視為扭轉美國在種族問題上的“政治正確”傾向，從而將美國文明挽狂瀾於既倒的天降神選之人。

　　我認為和其他問題相比，這一點是華川在具體的政治問題(例如中美關系)之外更長期更具有戰略性的判斷和期待，所以是認識這個群體繞不過的話題。可以說華人反川派之所以反川，主要是認為他危害了美國民主；而華人擁川派之所以擁川，現在看來是寄望於他在 “文明”的意義上拯救美國、西方以至人類。這里的“文明”,根據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華川言論，其基礎是種族，相比之下，川普政府具體的社會和外交政策都是次要的。

　　很多論者在評析華川現象時已經指出種族意識是原因之一，而且是有具體社會背景的：或者和大陸社會狀況有關，或者和在美華人處境有關。中國大陸的周大可在《為什麽中國有這麽多川普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中把華川分為幾類人，其中第四類喜歡川普是因為“他是個有強烈種族主義傾向的總統，他推崇白人利益至上，不喜歡有色族裔移民，還給穆斯林七國簽發移民禁令。這種傾向迎合了中國國內越來越嚴重的對有色人種和穆斯林的焦慮情緒，給具有這種焦慮的人出了口氣，他們暗自拍手稱快。”在美國的子皮在《川粉解析：美國危機和華川粉》文章中分析北美華川現象，認為華人精英和中產人士心理不平衡，覺得華人應得的機會被黑人、墨西哥人和穆斯林移民通過政治正確搶走了。他們對社會資源分配的不滿轉成種族主義的怨毒，最後的結論是“川主席將帶我們打敗穆黑墨，奪回我們應有的果實。”

　　對華川現象背後的種族意識也有更學術性的分析。社會學家郝志東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中認為“中國有極右傾向的知識分子擔心歐美和中國會被伊斯蘭化，會被黑人化，所以非常推崇川普的種族主義政策。”文章中列舉了一些著名中國知識分子擁川的種族主義言論，例如認為支持種族平等的多元文化是文明的毒藥；擔心黑人數量超過白人；穆斯林和異教移民不可能融入美國社會，只會擠占福利，破壞美國的秩序。而川普主義則是“阻止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殘與慢慢自殺。”所以，支持川普就是“維持主體民族的人口優勢，維持原有的結構和體制。”郝認為中國的極右、極左、國家主義和威權主義都有種族主義的因素。

　　學術方面的英文論述，有在美國的政治╱法律學者林垚和在歐洲的政治學者張晨晨的論文為代表。它們因發表於國際專業期刊，學術性更強，更重要的是都在一定程度上把問題放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脈絡中分析。林垚的英文論文《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川普化和燈塔主義》(2020),用“川普化”指稱中國很多被認為是政治自由主義(即支持和追求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知識分子對川普的認同和支持，用“燈塔主義”指稱他們對美國制度和社會的理想化，也稱為“燈塔情結”。“川普化”和“燈塔主義”的聯系就是視川普主義為當代世界的燈塔。這個燈塔主義有政治意義上的和文明意義上的，前者是狹義的，主要是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崇拜，後者是廣義的，指對美國國家和社會作為文明體的崇拜。林文認為僅僅是崇拜美國制度不一定會導向種族主義，但是文明意義上的燈塔主義把美國文明等同於歐洲白人後裔基督教的文明，所以認為移民和種族/文化多元會侵蝕甚至毀滅美國文明，而放任移民和多元化的“白左”則是美國文明內部的破壞者。林文指出了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燈塔情結”的來源是晚清輸入中國的科學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但囿於文章的主題，並沒有對這個來源和當今的華川現象之間的聯系做更充分的考察。

　　張晨晨的英文論文《中國特色的右翼民粹主義?網絡世界政治討論中的身分，他者和全球想象》(2019)抽樣分析了中國互聯網中針對歐洲難民危機的討論。張此前有一篇專論“白左”一詞在中國社媒流行的文章，可以視為這篇論文的前奏(“The curious rise of the ‘white left'as a Chinese internet insult,”2017)。張這項研究的對象是當代中國的右翼民粹主義，並不專門是華川現象，但分析的觀念和華川高度重合，可以視為華川的社會基礎。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社會里，移民、文化多元和身分政治正在毀滅西方文明、“白左” 則是罪魁禍首這樣的看法有相當的普遍性。這種觀點和西方的右翼民粹主義重合，但在中國民族主義的語境內就造成了一種內在矛盾和緊張，表現為一種“反西方的西方中心論”。在解釋這種思想的來源時，張的文章也引述已有文獻，上溯晚清，認為維新派知識分子和革命派政治家一開始接觸西方理論時就不但受西方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而且是主動地選擇了這些觀點，這個脈絡延續至今。

　　把林垚和張晨晨的研究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不只是著名自由派知識分子，而且相當一部分受過教育的並關心世界事務的網民也把西方文明視為白人文明，現在西方面臨的是“野蠻要毀滅文明”的危機。這種觀點當然有很明顯的種族色彩。同樣一批人也用相同的邏輯和立場來看待中國國內的族群、移民和宗教問題，認為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文明也面臨相同的危機。

　　以上論者都涉及但不專論華川與種族意識之關系。我在自己 2019年初出版的《種族觀念與中國崛起》書中，試圖對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思想自文革結束至今的發展作系統的考察，中心觀點是認為，隨著民族主義的覆興和中國的崛起，種族觀念甚至很大程度上的種族主義，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和民間思潮相重合、號召力最廣泛也最有凝聚力的成分。當代中國的種族意識首先反映在對 “中華民族”的定義和認同上，其次反映在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上，再次則反映在如何看待歐美國家內部的社會問題上，並且把歐美由移民、宗教和文化多元引起的問題和中國的族群和宗教問題相聯系。書中將中國社會的種族意識和對世界的看法相聯系，分析“川粉”和 “白左”這些新概念，觀點基本和上述論者是一致的。本文依據此書的觀點，結合兩年來尤其是華川對2020年美國大選的反應，對華川與種族意識之關系做一個大略的歷史和理論的梳理。

　　從種族意識的視角可以對華川的演化史做如下描述：它始於 2015年左右開始的“白左”一詞，其流行基本上框定了華川此後的思想路徑和話語表達，經由2016年後支持川普政治中的種族主義因素，對2019-2020年的BLM(黑人生命權)運動的否定，最後是2020 美國大選後，認為美國面臨的與其說是選舉是否造假，不如說是西方白人文明的生死存亡。

　　“白左”這個概念是華文世界特有的，它是對西方社會主張“政治正確”貼標簽的貶義詞，初現於網絡討論中對西方尤其是西歐一些國家接納來自中東和北非的難民的強烈反應，後來泛指西方社會對種族、族群、宗教、文化、婚姻與性別中各種弱勢或者少數群體的同情和政策，也包括環保主義和動物保護主義，西方社會原來就有的左翼思想當然也包括在內。“白左”的批判者認為這種同情和政策使得西方敞開了大門，麻木了維護自己文明特性的敏感，損害了經濟增長的動力，甚至喪失了捍衛自己文明的意志，成為瓦解西方文明的內部因素。

　　為什麽我認為“白左”是一個種族概念?這是因為它把政治立場與特定人群的種族或者族群身分掛鉤。回顧歷史，上個世紀西方知識界和文化界有太多的前往蘇聯、中國、古巴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朝聖的左派，甚至包括教會的親蘇親華人士，還有政界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工黨、以及美國民主黨中的左派。很多人以社會主義國家和政治領袖為參照批判西方制度，可以說比今天的政治正確更左。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歐美白人，但是他們在中國一向被稱為“西方左派”, 而不是“白左”。反過來，當今西方社會的種族和族群背景遠比當年覆雜，尤其非白人對社會活動的參與遠遠超過當年。為什麽當年貨真價實的白人左派在中國被稱為西方左派，而今天歐美膚色各異的政治正確信奉者卻得了“白左”的標簽呢?我認為這是因為隨著中國的崛起，種族意識從幕後走到台前，進入了日常語言，“西方”的概念過去還被階級、民族和地域遮蓋(這就是為什麽過去稱“西方左派”), 現在卻在很多人那里被完全種族化了：西方文明就是白人的文明，背叛這個文明的白人就是種族的叛徒，所以稱為“白左”。而西方其他族群本來就是他者，被排除在“西方人”之外。

　　中國人對自己國族和文明的定義，也可以左證“白左”是個種族概念。例如“漢奸”一詞：中國是漢人的國家，中國文明就是漢人的文明，背叛中國的人就是漢奸。這是一種國族概念上的排斥和忽視。我在自己的《“白左”與“漢奸”:民族國家內部的他者》中提出這個問題，一些人說這是咬文嚼字，因為這里的“漢”早已超出狹義的漢族泛指中華了(說這話的可能漢人居多)。但我覺得這恰好說明以 “漢”代“華”這樣的漢文化中心主義已經潛移默化，到了不以為錯的地步了，指出這樣的文字表達問題並不是無事生非，不是走過頭的政治正確。大陸和台灣都廢除過很多有關族群的沿用已久的排他性和貶抑性的用詞，這些用詞都反映了主體族群的意識。“漢奸”一詞用單一族群的叛徒指代國族的叛徒，這樣的概念只有中國才有。日本的王珂教授在《“漢奸”的誕生：近代政治認同的塑造和吊詭》一文中說清了這個問題。在這個種族性的國族觀下，用漢奸指稱對本國的背叛者，也用“白左”指稱對西方的背叛者，二者在邏輯上同構。所以，由中國人發明這個在西方沒有人使用的“白左”並不奇怪。

　　華人世界反“白左”的話語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找到了正面和反面人物：川普和希拉里。通過這次選舉，反“白左”的意識形態話語進入了現實政治。在美華人(無論公民與否)一反平素的政治低調，對川普的支持非常熱烈，出現了川普粉絲團(助選團)。而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和社媒圈里川普的崛起也成為熱門的公共話題，有各色人等都“川起來了”的說法。雖然對川普的支持有很多政治和社會因素，甚至也有看政治素人真人秀的心理，但認為川普反對政治正確，捍衛白人基督教文明，而希拉里身為白人女性職業政治家，其政治正確和道德虛偽會進一步損害這個文明，也會損害美國華人的利益，這樣一個基於種族意識的推斷無疑是一個重要方面。川普執政後，他在國內族群關系、移民和宗教一系列問題上明顯帶有種族色彩或者後果的政策受到廣泛的批評，尤其在非白人群體中，但人數眾多的華川群體不但不接受這個批評，反而把川普的言行視為糾正政治正確的舉措，在非白人群體中顯得很另類。

　　此後的 BLM 運動推動了華川種族話語的進一步發展。BLM 被很簡明地譯為“黑命貴”,這個譯法在偏離這個名詞本意的同時強化了華川對黑人的偏見，似乎黑人在利用自己的種族身分做非分之想，要求特殊對待，我認為這就是“貴”的潛在心理含義(貴於他人)。此外，這個翻譯中的“黑命”,由於省略了“人”,在中文里有一種輕佻感(英文中的black 在這個語境下就是“黑人”)。對比之下，很多西方國家的媒體直接搬用BLM, 如果有意譯，至少德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中都沒有中文“黑命貴”的含義。日本媒體也用BLM, 如果要意譯，大意是黑人命也珍貴，也重要，這符合BLM的本意(這里根據的是在這些國家生活或者研究這些國家的朋友的回饋)。中文世界也有不同於“黑命貴”的譯法，它們都用全稱“黑人”,也沒有 “貴”,比較常見的是“黑人命也是命”。但“黑命貴”恰恰是華人世界中最流行的，尤其在知識分子網社群中，也包括一些媒體，這不僅僅因為它更簡明，而是反映了對這場運動的評價和心理反應。

　　華川認為黑人在美國已經被政治正確過分優待甚至嬌寵成習，不用工作也能生活，而華人雖然各方面更優秀，卻成為對黑人傾斜的種族政治正確的犧牲品。這就是對把社會資源分配的不滿(且不說這種不滿有沒有根據)種族化，是種族主義最常見的來源和動力——種族主義從根本上說不是抽象觀念，而是反映了以種族為群體的利益，盡管這里的“種族”常常是一種想象和構建。所以，“黑命貴”從種族政治的角度先入為主地塑造了對這場運動的描繪和解釋，發展了由“白左”開始構建的對西方尤其是美國政治的種族話語：對想象中的西方左派使用“白左”,對具體可見的黑人運動使用“黑命貴”, 加起來就是一套完整的種族話語。值得指出的是，一些政治上反川普的華人也仍然使用“黑命貴”,對美國民主黨政治家在運動中單膝下跪表示不屑和鄙視。可以說，華人反川派拒絕川普的理由主要是他危害美國民主，對華政策是出於機會主義和國內政治的需要，而並不太在意川普政治中種族主義的因素。

　　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前後，尤其之後，華川現象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始於對川普獲勝的強烈期待，發展成對選舉合法性的質疑，在過程中，認為川普獲勝與否將決定美國和西方文明的生死存亡的觀點逐漸凸顯，直到最後階段出現“文明高於制度”的說法，濃縮了華川的觀點。“文明高於制度”是大陸社會學家孫立平在 12月初提出來的，離美國大選結束已經一月有余，當時川普支持者在很多州提出的對選舉結果的質疑和挑戰都被證明是沒有根據的，國際輿論，尤其是美國的盟國都認為拜登選舉的勝利難以動搖。理性的華川到了這個時候當然會看清(不是認可)這個現實。就在這個時候，被認為是擁川派的孫教授在他的個人網頁“孫立平社會觀察”中發布了一則非常簡短的評論：

　　關於美國大選的結果，關於誰勝出的意義，關於未來世界的走向，關於賀張觀點引起的爭論，關於與此有關的林林總總，特別是論證與邏輯，我只想說一句：文明高於制度。

　　孫教授是大陸著名公知，對本國社會的觀察和評論敏銳、深刻、理性，影響廣泛。此前，11月3日，美國大選當日，孫教授曾發布《大選之下，美國面臨什麽真問題?》的文章，認為美國有三大危機：民主政治結構的危機、社會的撕裂，和文明沖突內部化，一個比一個更深層。“文明沖突內部化”是指西方國家內部“主體人口”喪失多數地位，社會被迫向新結構和新體制的轉換，他認為這種轉換究竟是“風和日麗”的還是“腥風血雨”的還有待觀察。到了12月初，孫教授“文明高於制度”這段沒有任何說明的宏大話語自然會引起猜測和評議。幾天後孫教授專門發文，仍然很短，內容第一是說美國面臨的已經不是選舉制度的問題，而是他此前提出的文明沖突內部化。

　　第二是“解決這個危機的窗口期在時間的意義上已經極為有限，其部分原因可以見之於蕭功秦教授下面的一段話”:

　　一位白左教授來我家，我向他談起我的擔憂，說若幹年以後，美國黑人數量超過了白人，並且按照黑人要求，修改了美國的憲法，美國將變成南非，你們怎麽辦?他居然說那也沒有辦法，因為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他們人數多，他們說了就應該算。我立即意識到這樣的討論已經無法進行下去了。

　　從這些文字來看，孫教授有關美國文明危機的討論中唯一具體的事實是黑人人口要占多數，會從根本上改變美國，而且有緊迫感。他把白人描繪成被民主原則束縛手腳而軟弱認命，這無疑是反“白左”話語。黑人是至今為止美國人中間的異類，美國文明的危機就是黑人人口要超過白人的危機。我這樣的解讀，可能並不過分。華川中，尤其是在微信圈里，黑人由於其膚色而被當作一個全球性的同質群體，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不但很普遍，而且其表現有時用仇恨和詛咒都不過分。從美國到歐洲和南非，黑人的存在導致了文明的衰落，在華川那里這些似乎成了無需證明的公理和事實。

　　孫教授接著說：“請不要在種族歧視的意義上解讀這段話，我要討論的只是一個事實。”但這段話離開了種族歧視是無法解讀的，何況其內容也並非事實。歷史上黑人民權運動的主流和精英都是在美國立國原則和憲制範圍內爭取權利的，美國憲制發展和完善的歷史也就是黑人人權得以實現的歷史，憑什麽認為黑人占了多數就會修改憲法?從經濟、政治到文化，黑人參與了美國文明的創建和發展，他們難道不是美國人?即使從人口來看，黑人人口的增長相比其他族群其實是穩定的，有什麽根據說他們會超過白人?美國今天的種族概念早已非常覆雜，很多自認黑人的其實和過去概念中的黑人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樣的，其內部有很大的政治和社會差異，單憑族裔很難將之視為具有同一利益要求的整體。反過來，也不存在一個和黑人對立的白人整體。黑人和白人之間，即使在種族關系上，也存在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錯，何況還有其他族裔和混合人群。把美國種族關系簡化為黑白分明、利益對立，認為黑人甚至對美國國家制度有根本性的異見，一旦成為多數就要修改憲法，這些知識和判斷恐怕多半基於自己種族主義的臆想。

　　孫教授還說美國當前的問題“也許只有在這種視野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所以“不是簡單的制度失效問題，而是文明面臨的挑戰……制度不是萬能的。”結合上下文，我的理解，這是說美國文明是在白人占多數的歷史條件下建立的，人人平等的美國制度只有在白人占多數的情況下才有效，所以當白人不再是多數時，這個制度就失效了，文明也就崩潰了。建立在白人多數基礎上的文明高於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礎上的制度，所以身處緊迫的窗口期，維持人人平等的制度就應該讓位於保衛白人占人口多數的措施，這就是“文明高於制度”。文明取決於人種，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只有在白人多數的情況下才是可行也可欲的，如果它導致或者不能制止白人數量相對大幅降低，就不是一個好的制度。這個推斷，是把一個在發生學意義上有一定根據的過程(即現代民主制度確實是在以白人為主體的國家首先建立的)當作規律和法則。如果它是對的，那當代西方絕大多數人文社科理論都可以大大簡化甚至重寫，例如憲政民主和自由人權的前提就變成了種族比例。不但如此，按照這個邏輯，非白人國家能否實現民主化不也成問題了嗎?

　　有關民主和西方文明盛衰的討論在西方汗牛充棟，但就公開的而言，似乎沒有把民主歸之於種族構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和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有相似歷史經驗的當代俄國知識分子也有類似華川的觀點，甚至要早二十年，理論性更強。我在兩年前的《拒絕西方“政治正確”,維護俄國“特殊性”》的文章中介紹過這方面的情況。簡單來說，自蘇聯晚期開始，一些蘇聯/俄國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就對西方政治正確正在造成種族和文化多元，最終將改變西方人口比例，造成文明的衰落甚至滅亡而擔憂。吊詭的是，這些人在蘇聯時期很多是反共的異議人士或者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後來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但他們都不願意看到西方喪失白人的種族特性。例如著名社會學家庫茲洛夫(Victor Kozlov) 是俄羅斯學界民族主義代表人物之一，自稱在蘇聯時期是體制的不合作者，所以選擇了官方教條性相對不強的西方族群研究。他前期是一個族群融合論者，後來認為西方的種族平等和文化多元是“反科學的人道主義”,意為人種在生物學上就是不平等的，所以種族平等的政策雖然符合人道主義，但卻反科學。

　　另一個很早就批判西方政治正確的學者是亞歷山大 · 季諾維耶夫 (Alexander Zinoviev)。他是蘇聯著名哲學家，政治異見者，1978 年被驅逐到德國，1999年回國。他是蘇聯解體後“何謂俄羅斯”以及如何定義“俄國性”這些討論中非常有影響的思想家，但這種關注是和他對“何謂西方”的理解分不開的。他創造了一個 Zapadoid 即 “西方人”的概念，認為西方人首先是一種獨一無二的生物性的存在。他說美國在人口構成上“始終保持它本來的形式，就是美國永遠存在下去的基礎和保障。”非西方移民不但不會被西方同化，反而會對西方帶來不可逆轉的退化性影響，使得西方非西方化。季諾維耶夫在西方多年的生活，使得他對西方政治正確性逐步滲透社會生活有了切身體會。他認為如果要討論西方文明，就必須考慮創造這個文明的特殊的“人類材料”,而不僅僅是社會性因素，然而“西方有自己的禁忌……從客觀的學術角度把創造西方文化的人作為一個社會歷史性存在來討論，總是會帶來種族主義的指控。”

　　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以白人種族自居，在國際上它對西方國家的非白人移民特別敏感，反對各種導致族群和文化多元的政策；在國內它認為俄羅斯要從西方喪失文明特性中吸取教訓，堅持單一種族的國族意識，壓制和排除非俄羅斯族尤其是亞洲民族在俄羅斯國族身分中的地位，強烈反穆斯林。俄羅斯的這些種族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完全有它的對應：認為“黃種人”和白種人同屬優等種族，文明就是優等種族創造的，種族多元化會從根本上毀滅文明，反黑反穆，國內堅持大漢種族主義，壓制非漢族群。

　　在大致梳理了華川種族話語的脈絡之後，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麽種族意識或者種族主義在華川尤其是知識分子中如此強烈，甚至可以說是毫無顧忌?這個問題已經有一定的研究和文獻，本文受主題所限，僅僅從思想史的角度提供兩個想法。首先，最重要的是，中國近代啟蒙運動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以個人權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西方啟蒙思想是和進化論及種族主義同時介紹進中國的，探討群己權界的人也是把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介紹進中國的人。和進化論及種族主義同時進來的還有民族主義和國族觀念，這些在當時的語境下都很容易用種族優劣、優勝劣汰的話語來表達。反清革命在當時就被宣傳為優秀的漢族反低劣的滿族的種族革命。因此，種族主義和其盟友社會達爾文主義從一開始就在近代中國思想中留下了結構性的影響(即成為對世界的知識和觀念的一部分，例如很多人心里的世界秩序就和種族優劣有關),和進步、發展、國族等等現代性觀念糾結在一起，在很多人那里是不自覺的、天經地義的。有關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討論中，一個重要問題是個人和集體(國家)的關系。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都是強烈的反個人的集體觀念，因為它們認為個人的身分和認同都是由所屬的種族決定的。在西方，從啟蒙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以個人為本位的自由主義，和以種族和國家為本位的種族主義、國家主義基本是兩個觀念體系，但在中國卻出現了“自由主義者”也是毫不掩飾的種族主義者的怪相。

　　其次是和華川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和興趣導向有關。如上所述，中國近代啟蒙思想中先天就有種族觀念，但中國大陸的教育從來就是把種族主義作為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批判，而不是一個帶有普世性的人類現象，導致反種族主義在很多人尤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那里變成共產黨的宣傳或者左翼的反西方理論。西方種族主義的歷史和現實在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那里並不是完全不存在，而是不屬於他們關心的世界，感性上就被排斥在他們心目中的西方之外。他們對西方的了解從一開始就是政治導向的，以中國為中心的，關注那些能夠和中國的現實作對照的，尤其是對當前他們的政治議程有用的。例如對納粹反猶，很多人主要是從對極權主義的批判出發，把它和文革作對照，很少有人在知識和感性上把它置於對“西方”的整體了解中。種族科學在納粹之前並不是專門針對猶太人的，也不是必然要和某個極權制度相聯系的。德國早在20世紀初就在它的非洲殖民地試驗過類似的種族滅絕了，而美國在同一時期種族主義的理論尤其是科學種族主義，對納粹理論也有相當影響。然而，這些歷史並不在有關“西方”的知識範圍內。(附帶說一下：中國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中幾乎沒有研究非西方世界的，這又和西方的公共政治討論形成了鮮明對照)。總之，凡是不利於一個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西方形象的歷史和現實都被本能地過濾，其典型表達就是“美國確實有過奴隸制和種族隔離，但是……”。這種對西方種族問題的回避，其實是他們自己思想中的種族意識對反種族主義的本能的抵制，在這次華川現象中暴露無遺。不要說在奉行政治正確的西方知識界，就是亞洲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如此大量的、公然的種族主義言論也是罕見的。

　　美國黑人平權血淚史

　　杜延林

　　美國黑人喬治 ·弗羅伊德被警察“跪死”,引發了美國各地的抗議浪潮。像其他任何公共事件一樣，這一事件也引起了萬里之外的中國互聯網上的紛爭。與世界各地輿論幾乎一致譴責美國警察濫用暴力及普遍承認美國社會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不同，中國大陸及海外華人中的“自由派”人士中，卻充斥著對美國系統性種族歧視言之鑿鑿的否認，和對黑人群體赤裸裸的歧視。這些言論除體現了價值觀的扭曲外，也暴露了其對美國歷史及黑人遭遇的無知。

　　因此，我認為，系統梳理一下美國與黑人相關的法律、歷史很有必要。

　　一、南北戰爭前的黑人權利

　　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開篇就闡明，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1778年馬薩諸塞州憲法卻明確剝奪了自由黑人、印第安人及穆拉托人的投票權。公民拒絕了這部憲法，因為它有種族歧視色彩且沒有取締奴隸制。後經修改，加入“人人生而平等”的條款，才得以通過。

　　1781年，白人農夫納撒尼爾 ·詹尼森的奴隸誇克 ·沃克離他而去，到了附近另一個農場工作。詹尼森要求他回來幹活，沃克拒絕了他，便被狠狠打了一頓。沃克於是控告詹尼森襲擊自己並稱自己不再是奴隸。律師利瓦伊 ·林肯(後任傑斐遜政府司法部長)問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我們在奴役別人，哪里有權期望戰勝奴役我們的大英帝國，重獲自由呢?”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廉 · 庫欣主審了對詹尼森的刑事起訴。庫欣告知陪審團，盡管奴隸制在馬薩諸塞州是風俗傳統，但已不覆存在，因為民意“更讚同天賦人權，更讚同人類與生俱來對自由共同的渴望，這與膚色或外形無關，上帝已將其植根在人們的心中- 從我們為爭取自身權利而光榮抗爭開始，這就已經成為我們的主流民意”。

　　1775年，托馬斯 · 潘恩則詰問：“一邊大聲抱怨他人想要奴役自己，一邊自己蓄養著數十萬奴隸?”

　　革命一代的領袖們，普遍認為奴隸制是非法的，他們普遍樂觀地認為，廢除奴隸制將是不久將來的事。事實上，在北方也確實如此。

　　1774年，羅德島禁止了奴隸進口。

　　1777年，康涅狄格州允許奴隸主釋放奴隸參加大陸軍。

　　1780年，賓夕法尼亞議會出台逐漸廢除奴隸制法案，法案出台後出生的奴隸子女，年滿28歲可以獲得自由。

　　1782年，弗吉尼亞州立法機構授權奴隸主釋放奴隸，不需要政府許可。馬里蘭和特拉華類似。

　　1783年，馬薩諸塞最高法院廢除了奴隸制。同年，新罕布什爾州通過司法裁定制止了奴隸制。

　　1784年，康涅狄格州和羅德島州出台了逐步解放奴隸的法案。

　　1784年，托馬斯 · 傑斐遜提出一項廢奴法令，規定1800年後，聯邦控制下的所有領土禁止奴隸制，因一票之差未通過。

　　1799年，紐約州出台了逐步解放奴隸的法案，新澤西州直到1804 年出台類似法案。

　　《聯邦憲法》涉及奴隸制的條款有：

　　第二款三眾議員席位和直接稅金額，在加入聯盟的各州之間按人口比例分配；各州人口總數，為自由人人數之和，包括按契約服役一定年限的人，不算未被征稅的印第安人，所有其他人的五分之三……這個“所有其他人”就是指的奴隸。奴隸本沒有投票權，但按五分之三計入投票人數。在制憲會議上，來自馬薩諸塞的啊布里奇 · 格里發問，同樣是財產，為什麽牛馬不能計算在內?

　　第一條第九款一聯邦議會不得在1808年以前立法禁止任何一州現存並認為宜於承認的人口遷徙和人口輸入，但對輸入的人口，可征收稅金或關稅，每輸入一人征稅不得超過十元。

　　所謂“人口輸入”,就是奴隸進口貿易。

　　第四條第二款三在一邦按該州服役者，若逃到另一州，不得按照另一州的法律和規則而解除勞役，應原主要求，將其送還依法享有其勞役的一方。

　　“服役者”,就是奴隸。

　　第五條“但是，1808年以前，任何修正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影響第一條第九款第一項和第四項”。

　　修正案第十條憲法未授予聯邦的權力，憲法未禁止給予各州的權力，保留給各州，或保留給人民。

　　這一條貌似和奴隸制無關，但卡爾 ·霍恩等南方奴隸制的維護者就是以這一條為依據，以州權至上為借口，要求國會通過《奴隸法典》,將奴隸制合法化、永恒化。這也是南方挑起南北戰爭並與聯邦對抗的法理依據。

　　但是廢除奴隸制不等於消除種族歧視，這是兩回事。

　　1790年出台的美國首部國籍法規定，美國國籍只能授予白人。 1792年國會規定，只有白人才能進入各州國民警衛隊。

　　1810年，國會又禁止黑人在美國境內擔任郵遞員。

　　19世紀20年代伊始，美國數州首席檢察官撰寫法律意見書，明確表示，自由黑人不能成為美國公民。

　　貴格會女教徒普魯登斯 · 克蘭德爾在康涅狄格州的坎特伯雷建了一所女子寄宿學校招收黑人女學生。1832年，絕大多數白人立刻出來抵制、騷擾，學校最後被迫關閉。

　　1821年，紐約州取消了白人選民的財產限制，卻保留了黑人選民龐大的財產要求。

　　1837年，賓夕法尼亞州制憲會議剝奪了黑人的選舉權。

　　30年代，托克維爾到訪美國得出結論：北方的種族偏見比南方嚴重，他預測自由黑人最終的結局要麽是滅絕，要麽是遭到驅逐。

　　1848年，伊利諾伊州禁止黑人移居，印第安納州、艾奧瓦州和俄勒岡州紛紛效仿。

　　1859年，阿肯色州通過法令，威脅自由黑人若不在一年內離開該州便將重新為奴。

　　1861年，佐治亞州采用一項假定，所有與奴隸有關的法律同樣適用於自由黑人。

　　1860年，只有五個州黑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投票。馬薩諸塞是唯一一個禁止學校種族隔離，且允許黑人擔任陪審員的州。

　　由詹姆斯 ·麥迪遜、亨利 · 克萊、丹尼爾 · 韋伯斯特、約翰 · 馬歇爾等人在1817年支持建立的美國殖民協會，致力於將自由黑人送回非洲，並模仿美國體制建立了利比里亞共和國。至於為什麽利比里亞移植了美國體制卻未達到美國的政治文明高度，是另一個覆雜的話題。一些人一面簡單地拿膚色說事，一面又宣揚美國的制度可以自動發揮作用，這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說辭，是對憲政體制的覆雜性缺乏認知的表現。

　　1833年成立的美國反奴隸制協會，反對美國殖民協會的殖民解決方案，提倡種族平等。但他們是少數，經常受到攻擊甚至謀殺。

　　在這期間，黑人也發動過一些暴力反抗，都被殘酷鎮壓下去了。

　　1800年夏天，奴隸鐵匠加布里啊 · 普羅塞計劃在里士滿領導一場奴隸暴動，計劃夭折，26名黑人被絞死。此後，弗吉尼亞規定，奴隸必須在自由後的一年內離開該州。

　　1822年，南卡羅萊納的查爾斯頓挫敗一場奴隸暴動，35名黑人被處死。

　　1831年夏，奴隸傳教士納特 · 特納領導了美國史上死傷最慘重的奴隸起義。弗吉尼亞的南安普頓縣，55名白人喪生，大量黑人被不分青紅皂白地處決。

　　1863年7月13日暴亂，暴徒主要是下層愛爾蘭白人，導火索是該市開始實施的一項聯邦草案。目標是針對憲兵司令辦公室、反奴隸制的《紐約論壇報》辦公樓和黑人孤兒收容院。葛底斯堡戰場撤下來的軍人鎮壓了暴亂，導致百人喪命。

　　總之，截至南北戰爭前，北方多數州廢除了奴隸制，卻並未消除對黑人的種族歧視。

　　二、奴隸制與內戰

　　1790年，南北雙方就新州變為自由州還是蓄奴州的問題達成一個協議，規定在北緯39度43分處劃一界線(梅松-狄克遜線),線以北為自由州，線以南為蓄奴州，以後新州加入合眾國都照此辦理。可是到了1820年，在國會討論密蘇里加入聯邦問題時，南北雙方又發生了爭吵。密蘇里州有大量奴隸主，但密蘇里的土地在界線以北，密蘇里究竟以自由州還是蓄奴州的身份加入合眾國，成為北部和南部爭執的中心。因為在此之前，自由州和蓄奴州各11個，無論密蘇里以什麽身份加入，都將打破這一平衡。後來，南北雙方簽訂了一項協議，規定從馬薩諸塞州劃出一個緬因州，作為自由州加入合眾國，而密蘇里則作為蓄奴州加入合眾國；並且將蓄奴州和自由州劃分改為北緯36度30分為分界線，這條線以南的領土允許奴隸制存在，線以北的領土禁止奴隸制。這一妥協被稱為《密蘇里妥協案》。但這一暫時的平衡，也很快被打破了。

　　德雷德 ·斯科特是一個黑奴，1833年被賣給軍醫艾默森，1834— 1838年隨艾默森到自由州伊利諾伊和威斯康星從軍，後回到密蘇里州。1843年艾默森去世後，根據遺囑斯科特成為艾默森遺孀艾默森夫人的財產。1846年，在廢奴團體的幫助下，斯科特向密蘇里地方法院起訴，要求獲得人身自由。其理由是他在自由州生活過4年，在此期間因為當地禁止奴隸制，他的身份應該是自由人。而根據州際之間相互尊重的法律和密蘇里州“一旦自由，永遠自由”的州法，斯科特獲得自由人身份後即使回到密蘇里，其自由人身份也不該被剝奪。經過漫長艱苦的訴訟，斯科特案於1856年2月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因在此期間艾默森夫人改嫁，斯科特被轉給艾默森夫人的弟弟桑佛特，所以此案被稱為斯科特訴桑佛特案。經過一年之久的猶豫，聯邦最高法院以7:2駁回了斯科特的上訴。

　　首席大法官羅傑 ·托尼在為德雷德 ·斯科特訴桑福特案撰寫的多數意見書中聲稱，憲法制定者將黑人視為“下等人，無論是在社會層面還是政治層面，都不配與白人來往；這種地位意味著他們不享有與白人息息相關的那些權利”。法院基於這一點給出判決，自由黑人不具有一州公民之身份，無權申請聯邦憲法保護。因為斯科特居住的地方位於北緯36度30分以北，這一判決等於否決了《密蘇里妥協案》, 宣布了在美國全境奴隸制的合法性。

　　這一判決激怒了北方的廢奴主義者。

　　1854年，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阻止對黑人約書亞 · 格洛佛的抓捕和遣返，在廢奴主義者謝爾曼 ·布斯的煽動下，群眾奪回格洛佛幫助他逃亡加拿大。1859年，聯邦法院宣布，布斯及該奪奴行動的其他領導者違反了《1850年逃奴法案》,威州法院宣布該法案違憲。 1859年，聯邦最高法院嚴懲了拒不服從的威斯康星州法官，確立了在執行該案時的聯邦至上原則。威斯康星州議會並未退卻，他們打算以聯邦憲法的最終裁決者是各州而不是聯邦法院為由，判定最高法院的決定無效。州長本打算派遣該州國民警衛隊將布斯救出，後來放棄了這個念頭，而是放任一群民眾救出了布斯。布斯頓時成為了威斯康星州的英雄，其辯護律師也進入了威斯康星州議會。

　　普利格訴賓夕法尼亞案(1842),最高法院取消了賓夕法尼亞的一項類似法律，認為其妨礙奴隸主追回逃奴的權利。

　　因此，反奴隸制的北方人認為，聯邦最高法院是服務南方奴隸主的工具。

　　1854年，在南方白人的誘導下，民主黨掌控的國會允許奴隸制進入堪薩斯領土。此前，該領土是禁止奴隸制的。這使得大量震怒的北方人拋棄了民主黨，成立了共和黨。該黨的主要宗旨就是限制奴隸制的擴張。

　　從建國到1860年，北方人首先是終結了自己州的奴隸制，接著開始抵制南方人利用國家政府維護和擴大這一 “特別制度”。但反奴隸制觀念在北方的興盛並沒有帶來更加平等的種族關系。1857年，亞伯拉罕 ·林肯說過，共和黨想要消滅這些領土上的奴隸制，是為了讓它們成為“自由白人的家園”。

　　1860年冬至1861 年，因為害怕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當選威脅到奴隸制，7個南方州退出了聯邦。1861年4月，南方邦聯襲擊了薩姆特堡，南北戰爭爆發。時任總統亞伯拉罕 · 林肯召集7.5萬國民警衛隊員加入聯邦部隊，此舉又導致4個南方州脫離聯邦。北方的主流民意雖然反對南方州破壞聯邦，並要求發動戰爭，但一開始並沒有想要終結奴隸制。直到1862年夏，林肯還重申這一立場：如果挽救聯邦不需要解放奴隸，我會那樣做。但當戰爭的死亡人數和破壞程度超過北方人的忍受限度時，他們決心廢除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 奴隸制。正如一位共和黨議員所言，“若只是單純鎮壓叛亂，放任奴隸制再次腐蝕我們國家的心臟，再次造下滔天的殺孽，那對我們所遭受的損失和傷亡來說，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嘲弄”。

　　1861年夏末，國會授權征用那些正在為南方邦聯軍隊服務的奴隸。

　　1862年初，國會又廢除了哥倫比亞特區的奴隸制。國會無視德雷德 ·斯科特案的判決，終止了聯邦管轄區的奴隸制，並停止將逃奴歸還奴隸主。批準奴隸以參加聯邦軍隊換取自由。

　　1862年9月，林肯發表了《解放奴隸宣言》。

　　民主黨抗議，聯邦主要將領喬治 · 麥克萊倫指責宣言“無恥”, “這就像奴隸叛亂一樣可惡”,表示他不會“為其而戰”。俄亥俄州一名民主黨派主編譴責該宣言“極端荒謬、厚顏無恥、令人發指- 是對上帝、對人類的侮辱，居然聲稱上帝造不平等的人與我們是‘平等的’”。

　　後果之一，共和黨在1862年選舉中丟失了34個國會議席，還失去了數個北方州的控制權。

　　但20萬黑人加入聯邦軍隊。黑人兵役為黑人爭取到了很多權利，比如國會取消了禁止黑人擔任郵遞員和在聯邦法庭作證的強制命令。美國最高法院也首次批準黑人律師當庭辯論。

　　1865年1月，納什維爾的黑人請願召開田納西州聯邦主義者會議，表示“政府要求有色人種為其存續而戰，既然敢於把刺刀交給他們，自然也可以將選票交給他們”。戰爭期間，許多北方城市廢除了有軌電車上的種族隔離，馬薩諸塞州通過了首部禁止公共場所種族隔離的法律。

　　1865年1月的國會會議以微弱多數通過了第十三修正案。

　　修正案第十三條，1865年12月6日成為《聯邦憲法》組成部分：

　　一、不論奴隸制還是自願勞役，除非作為對已通過正當程序判刑的罪犯的處罰，不得存在於聯邦境內及其管轄的任何地方。

　　二、聯邦會議有權通過適當立法貫徹此條。

　　不久，戰爭結束，林肯被刺，安德魯 · 約翰遜接任總統。由於約翰遜希望與南方白人和解，南方又一度回到擁護奴隸制的白人手里。

　　1865年末，南方州制定相關法律，以確定黑人依舊是下等人，依舊是農業勞動力。這些黑人法令要求獲得自由的奴隸簽署一年期的農業勞動合同，威脅不工作者將受流浪罪起訴。這些法令還要求黑人兒童做學徒，且無關父母是否同意。禁止黑人進入非農業崗位，以及規定第三方雇主慫恿他人勞工離開為自己工作是犯罪行為。白人義務警察聲稱進入了自由攻擊期，他們私自殘殺黑人不用承擔任何法律後果。

　　1866年，孟菲斯和新奧爾良爆發暴力事件，造成大批黑人喪生。 1865—1868年，得克薩斯州白人殺害了千名黑人。

　　南方選出的議員，大多是前南方邦聯的支持者，有10名前邦聯將軍，副總統亞歷山大 ·斯蒂芬斯也位列其中。共和黨控制的議會對此不能接受，不允許南方議員進入議會，發起對總統安德魯 · 約翰遜的彈劾案，制定《重建法案》,並強推第十四修正案。要求南方按照《重建法案》剝奪前南方邦聯反叛參與者的投票權，給予解放了的黑人投票權，以重新選舉的制憲會議通過第十四修正案作為重新加入聯邦的條件。

　　絕大多數南方州在1867—1868年召開了制憲會議，通過第十四修正案。

　　1868年，聯邦國會通過第十四修正案。

　　第十四修正案1868年7月9日成為《聯邦憲法》的組成部分：

　　(一)凡出生或歸化聯邦、遵守聯邦法律的人，就是聯邦公民，也是他們所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不得制定和實施剝奪聯邦公民特權和豁免權的立法；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任何一州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在該州的司法範圍內，不得否認任何人得到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

　　(二)聯邦眾議院的名額，在各州之間按人口比例分配，普查時應清點每州全部人口，不計長時期未被征稅的印第安人。但是，年滿二十一歲的男性公民，若無權選舉總統副總統選舉人、聯邦眾議員、州行政與司法官員、州議員，若因參與叛亂和其他罪行而被剝奪選舉權，應從各州年滿二十一歲男性公民總數中減去，根據減去後的人數，在各州之間按人口比例分配。

　　(三)曾經宣誓擁護《聯邦憲法》、擔任過聯邦議員、聯邦官員、州議員、州行政或司法官員的人，若後來反對憲法，參加暴動或叛亂，向聯邦的敵人提供援助和方便，不得再擔任聯邦議員、總統和副總統選舉人、聯邦或州的文職或軍職官員。聯邦議會兩院三分之二議員批準，予以豁免。

　　(四)聯邦議會授權的公債，包括平定暴動和叛亂中的服役者的養老金和獎金，有效性不容置疑。聯邦和各州不承擔、不支付因援助針對聯邦的暴動和叛亂而引起的債務和責任，不承擔、不支付因失去奴隸、解放奴隸而提出的索賠要求；所有這類債務、責任、索賠要求，應視為非法和作廢。

　　(五)聯邦議會有權通過適當立法貫徹執行此條。

　　第十四修正案的通過，反而引起了北方保守派的反彈，1860— 1867年，大約十幾個北方和西部州取消了黑人的選舉權。

　　但之後，聯邦國會又通過了第十五修正案。

　　修正案第十五條1870年2月3日成為《聯邦憲法》的組成部分：

　　(一)聯邦公民的選舉權，聯邦或任何一州不得因種族、膚色或過去曾服役而予否認或剝奪。

　　(二)聯邦會議有權通過適當立法貫徹執行此條。

　　撒迪厄斯 · 史蒂文斯和查爾斯 · 薩姆納等共和黨激進派提出沒收參與叛亂的奴隸主的土地分配給被解放的黑奴，沒有得到國會多數派支持。

　　雖然重建期間有軍隊控制，但白人種族主義暴行不斷。

　　1873年覆活節，路易斯安那州特蘭特縣發生一起大規模的屠殺事件。在一場選舉爭議中，黑人共和黨和白人民主黨聲稱自己是獲勝方。黑人占領地方法院數周，隨後被數百名持槍白人暴徒屠殺，一百多名黑人喪生，其中許多都是在投降後遭處決。聯邦政府宣稱對此次事件有管轄權，被起訴的只有9人，最終3人被定罪。但1876年3 月，最高法院根據法律上的技術細節推翻了上述定罪：控告被告的起訴書中並沒有明確說明，被告涉嫌幹預投票權的行為是由種族歧視驅使的盡管起訴書確實大致描述了一場種族大屠殺。另外，起訴書中指控的是，被告違反了正當法律程序，破壞對權利的平等保障原則，但根據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要構成犯罪，必須有“政府行為”參與，而法官並沒有在本案中發現任何“政府行為” 盡管確實有政府官員參與了這場屠殺。

　　1875年秋，密西西比州舉行了一場辯論賽。承諾“盡可能和平選舉，但若逼不得已，也會動用武力”的白人民主黨聚眾鬧事，殺害了數十名黑人。格蘭特及其同僚決定放棄支持密西西比州的共和黨人，以改善共和黨在俄亥俄州的選舉前景。俄亥俄州將於1875年秋進行的州長選舉，很可能左右1876年的總統競選。密西西比州白人民主黨暴力鎮壓了黑人，阻止他們投票，控制了該州。共和黨則拿到了俄亥俄州的州長，即拉瑟福德 ·海斯，並於次年當選總統。在格蘭特政府縱容密西西比州種族屠殺後，美國最高法院釋放了格蘭特縣大屠殺的兇手。絕大多數報紙，甚至包括北方報紙，都盛讚最高法院這一行為。

　　三 K黨暴行引起國會震怒，1870—1871年，國會對暴力幹預聯邦權力施以嚴厲懲罰，授予總統中止人身保護令，逮捕了數百名三K 黨成員，其中數十人被起訴定罪。

　　三、對抗時期

　　海斯當選後，承諾會讓南方“自行”重建。從此撤回軍隊，結束重建。之前，為幫助海斯當選總統，許多南方黑人拿性命冒險，如今，共和黨卻拋棄了所有南方黑人。

　　1883年最高法院的三項判決，表明了他們同意結束重建的態度。

　　一名白人被起訴，因為他抓走了縣治安官拘留的一名黑人並私刑絞死。最高法院的法官們禁止起訴這名白人。他們反對起訴書所遵照的法定條款，因為該條款並沒有將要約束的幹預行為明確限定在種族歧視動機下。這些法官本可以將該必要條件詮釋在該法令中，以保留其符合憲法的地位，但他們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釋放動用私刑的暴徒。

　　第二項判決，最高法院一致支持州法令規定，不同種族間的婚前性行為將受到比同族間婚前性行為更為嚴厲的處罰。他們認為只要在不同種族間婚前性行為中，黑人和白人的受罰力度差不多，就算 “隔離但平等”地對待。

　　第三項判決合稱為民權諸案，最高法院判定《1875年民權法案》中的公共設施條款無效，因為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限制僅適用於州行為，國會無權禁止私有設施中的種族歧視。其實，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並沒有說必須是州行為的限制，法官可輕而易舉地判定公共設施內的種族歧視是奴隸制的“象征或附帶品”之一，而這恰恰在該修正案的禁止範圍內。此外，公共設施都是由政府當局許可，通常對所有付費客人開放，顯然不符合典型的私人所有，而第十四修正案規定不受憲法規制約束的是私人所有。

　　黑人抗議該判決，將其比作臭名昭著的德雷德 · 斯科特案。

　　最高法院在同一事情上不僅僅出台了很多侵犯黑人的判決，而且對排華法案及其他侵犯少數族裔的行為給予了支持，幾乎沒有捍衛過他們的權利。

　　19世紀90年代，南方只有北卡羅萊納不受民主黨控制。1898 年，北卡的白人要糾正這一 “不正常現象”,他們打著白人至上主義的旗號，制造了一場激烈的政治運動。白人報紙頭條新聞都是聳人聽聞的黑人男子強奸白人女性的宣傳，一名民主黨領袖指示追隨者，如果選舉日有黑人想投票，“殺了他，就地擊斃”。通過各種暴力手段，民主黨以壓倒優勢贏得了大選。幾天後，威爾明頓市的數百名白人燒毀了黑人報社主編亞歷山大 · 曼利的辦公樓。曼利之所以惹怒南方白人，是因為他曾暗示許多被指控黑人強奸的白人女性其實是自願的。他們威脅白人共和黨官員離開本市，攻擊黑人街區，殺害了十多名黑人，將約1400名黑人從市里驅逐了出去。北方各報不但不譴責對黑人的暴行，反而指責是黑人挑起事端。一名黑人主編曾有先見之明地評論道：“這場戰爭讓南北雙方走得越近”,黑人就越難“保住立足之地”。

　　1900年前後，白人至上主義者在南方再度盛行，他們視憲法第十五修正案為“19世紀最大的犯罪”,利用欺詐和暴力手段阻止黑人投票，幫民主黨掌控政權。在路易斯安那州，黑人選民登記率從 1896年登記法出台前的95.6%下降到1904年的1.1%。亞拉巴馬州從1900年的18萬下降到3000人。密西西比1888年黑人選民的投票率為29%,下降為1892年的2%,1895年為0。1873年，密西西比州議會中還有64名黑人代表，1895年後一個也沒有了。南卡羅萊納眾議院在重建期間黑人還占有多數席位，到1896年僅剩一人。最後一位丟掉國會議員席位的南方黑人是喬治 · 懷特。從他1901年交出席位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國會再也沒有出現過黑人議員。

　　南卡羅萊納在1898年私刑絞死了這一時期美國南方最後一名黑人官員：南卡羅萊納郵政局長。

　　剝奪黑人選舉權的同時，南方各州議會正式啟動種族隔離制度。 1887年，佛羅里達州制定了首個鐵路隔離法律。到1892年，又有8 個州效法。1900—1906年，南方各州先後出台了有軌電車隔離法。同時，南方也廢除了黑人教育體系。絕大多數白人認為，教育污染了黑人那雙務農的手。佐治亞州州長艾倫 ·坎德勒說：“上帝讓他們成為黑人，我們便不能用教育將他們改變成白人”。南卡羅萊納州長科爾 ·布里茲總結道：“白人犯下的最大的過錯就是曾經努力教育自由的黑人”。此人曾大放厥詞，稱他將辭去南卡羅萊納州長職務。比起利用職權保護“粗暴的黑人”免遭私刑絞死，他更願意去“領導暴徒”。密西西比州長瓦達曼則承諾，若為維護白人至上主義之需，“州內所有黑人都將被私刑絞死”。

　　19世紀90年代，每年上報的私刑絞死事件遠不止百起，有些年份超過200起。被絞死的黑人的罪名可能是違反了種族禮儀和舉止“傲慢”。

　　1899年，一名叫山姆 · 侯斯的佐治亞州黑人農場工人向他的白人老板要工資，請求獲準他去探望生病的母親。老板拒絕了，第二天還和侯斯吵了起來，拔出槍威脅要打死他。出於自衛，侯斯扔出了一把斧頭，砸傷了老板。各報紙報道了一個和事實不同的版本，說侯斯在晚餐時偷偷靠近老板，用斧頭砍向他的頭部，然後把他妻子拖到奄奄一息的丈夫面前，多次強奸。被捕後，大約兩千名市民親眼目睹他在佐治亞州的紐曼市被私刑處死。自封的死刑執行人扒光他，把他捆在樹上，割掉他的耳朵、手指、生殖器，甚至剝掉了他的臉皮。然後把他浸在油里，扔了一把火。

　　1916年，德克薩斯的韋科市一個叫傑西 · 華盛頓的年輕黑人被控性侵並謀殺了一位白人女性。在後續的庭審中，陪審團討論了4分鐘後，宣布執行死刑。一位旁聽的白人大喊“抓住黑鬼”,一群暴徒就把華盛頓拖到了大街上。在上萬群眾的觀望和歡呼中，人們用刀亂砍掙紮中的華盛頓，切掉了他的耳朵、手指、生殖器，用鏈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吊到樹上，然後把他丟進熊熊烈火中。死刑過後，他燒焦的殘骸被綁在馬上遊街，歡呼的男孩們拔掉他的牙齒做“紀念品” 賣，每份5美元。市長和警察局長目睹著一切，卻並不制止，州政府也熟視無睹。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危機》雜志稱之為“韋科恐怖”。編輯杜波依斯寫道：“只要美利堅合眾國有可能發生韋科式的私刑，那麽任何有關基督教的勝利，或者人類文明的傳播的談論都是胡說八道。”

　　19世紀90年代，這樣的私刑死刑超過了1100起。

　　1908年，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市(林肯故鄉)多次曝出黑人強奸白人女性的指控，雖然無憑無據，還是激怒了白人，一群白人暴徒槍殺了6名黑人，私刑絞死了2人，還將另外兩百多名黑人趕出了該市。

　　1911年，賓夕法尼亞州科茨維爾市一名黑人遭私刑絞死，對此，有位記者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期刊《危機》上刊文稱，“若是在十一二年前，甚至五六年前”,這個事件“都不會發生，不只科茨維爾，其他地方也不會有”。

　　1955年，一個來自芝加哥的14歲黑人男孩艾米特 · 齊爾向一位白人女性吹了一聲口哨，被這個女人的丈夫夥同其他白人私刑處死，他們割掉他的睪丸，並開槍殺了他。在法庭上罪犯供認不諱，陪審團宣布無罪。

　　如果白人侵犯有色人種會怎樣?

　　1887年，密西西比州一位黑人女性控告一位白人男性用斧柄打她，治安官駁回此案，說“沒有懲罰打黑人女性的白種男性的法律規定”。

　　二十年後，在德克薩斯州，一位白人女性被指控殺害了一名墨西哥人。法官羅伊 · 比恩查遍法律典籍後報告稱，他沒有發現有法律反對殺害墨西哥人，案件駁回。

　　所有這一切之所以可以發生，與北方白人的默許分不開，另一個原因是共和黨對保護黑人權利歷史責任承諾的解除。最高法院的判決也難辭其咎。

　　1907年，哈佛大學校長在公開演講中說：“如果這里的黑人和南方一樣多，那我們就該想一想，實施學校隔離或許是對他們更好的做法”。

　　1917年，最高法院廢除了住宅區內種族隔離的法律，但無法實施。

　　1924年夏，底特律大批憤怒的白人暴徒以暴力手段阻止5名黑人在白人社區購買住宅。一萬名三K 黨員聚在一起，焚燒十字架，要求政府頒布居住隔離法令。當奧希恩 ·斯威特醫生遭遇襲擊時，他與家人朋友一同自衛，導致一名白人被屋內射出的子彈擊斃，最終屋里11名黑人全部被控謀殺。

　　1896年普萊西訴佛格森案中，最高法院以8:1駁回了對路易斯安那州法令違憲的質疑，提出了公共設施施行“隔離但平等”並不違反“法律的平等保護要求”,認為“社會平等”不屬於第十四修正案的管轄範圍。

　　《1875年民權法案》要求公共運輸公司為所有種族提供“完全且平等”的服務，但聯邦法院將其重新解釋為，禁止驅逐黑人，禁止提供低等的膳食，但不禁止隔離。低級法院也幾乎都將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解釋為允許公立學校實施種族隔離。

　　1898年威廉斯訴密西西比案，原告質疑密西西比州1890年憲法對選舉權資格的限制違法。威廉斯堅稱，要求選民有“良好品質和判斷力”有種族歧視目的，是否符合資格全憑登記員好惡，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法官駁回了他的質疑，拒絕調查立法動機，並判定密西西比州已充分約束了該法令實施者的自由裁量權。

　　1903年賈爾斯訴哈里斯案，原告指控亞拉巴馬州在執行“良好品質和判斷力”條款時存在種族歧視，希望法院發布禁令，幫助其完成選民登記。奧利弗 ·霍姆斯大法官在撰寫的多數意見書中裁定，即便指控得以證實，原告也無權要求法院幫助，能幫助原告的只有國家政府的政治分支部門。

　　到1900年，南方黑人的選舉權基本被剝奪，但即使後來共和黨的國會也沒有實施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二款特許權的行為，即如果一個州的成年男性公民因犯罪以外的原因被剝奪了選舉權，則相應地減少該州的國會代表席位。

　　共和黨總統麥金利、西奧多 ·羅斯福和塔夫脫為避免引發南方白人的反感，也基本不再讓南方黑人擔任聯邦任命權範圍內的職務。到 1910年，絕大多數北方州的州議會內再無黑人，北方的陪審團中也鮮有黑人出現。

　　1899年，最高法院支持公立教育中的種族不平等，駁回了一個對違反平等對待教育計劃的上訴，該計劃取消了黑人中學的撥款。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稱，到1910年，法院“在種族問題上的判決已達到最壞程度”“美國1000萬黑人不曾得到最高法院哪怕一次的判決支持”,使得黑人對司法制度及法院喪失了信任；可是，黑人並沒有采取暴力手段對抗，依然頑強地訴諸法律訴訟。

　　即使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於黑人的判決，也得不到執行。

　　1906年，黑人愛德 · 約翰遜被指控強奸了一名女性。兩名黑人律師介入，替約翰遜向聯邦法院申請了人身保護令，以陪審團選擇存在種族歧視、暴徒控制審判為由，質疑約翰遜定罪的合法性。地方法院法官拒絕出具人身保護令，但暫緩了約翰遜的行刑，為他們留出了向最高法院上訴的時間。在原定處刑日的前兩天，最高法院批準了他們的上訴申請，並用電報通知了查特努加市治安官約瑟夫 ·希普。隔天夜里，一群暴徒在希普的默許下闖入監獄，私刑絞死了約翰遜，還在他的殘軀上留下一句話：“致哈倫大法官，快來領你的黑鬼吧。” 當地官員將此事怪罪在最高法院頭上，並拒絕起訴動用私刑者。司法部也拒絕起訴。幾日後，希普以壓倒多數票再次當選治安官。最高法院還是判了希普藐視法庭罪，但因該案目擊者遭受威脅，無人作證，致使對暴徒的指控未能成立，希普回家時，英雄般地受到了上萬民眾歡迎。

　　1909年，塔夫脫在總統就職演講中公然支持南方為避免被“無知且不負責任的那部分”主宰而做出的努力，承認主流民意可能不再支持憲法第十五修正案，並讓南方白人放心，“聯邦政府沒有傾向，也沒有職權幹涉南方州內部事物的管理”。塔夫脫否認聯邦政府有打擊私刑絞死行為的管轄權。新成立的進步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西奧多 · 羅斯福也令黑人厭惡。羅斯福總統還在1906年亞特蘭大白人屠殺黑人事件後保持沈默，將私刑絞死的主要責任歸咎於黑人強奸犯。堅稱“必須維護種族純粹性”。1912年的競選活動中，南方的進步黨人公開推崇白人至上主義，羅斯福支持南方在種族問題上地方自治，反對進步黨的代表大會上出現南方黑人代表。

　　1912年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伍羅德 ·威爾遜承諾還黑人以公道，稱“這公道不是勉勉強強給的，而是帶著慷慨與誠懇”,但拒絕給出更具體的種族政策方針。一名黑人主編將1912年黑人選民面前的三個總統候選人形容為“天下烏鴉一般黑”。

　　威爾遜當選後，聲稱黑人地位無法改善，拒絕譴責私刑，還稱南方任命黑人官員是“嚴重的社會錯誤”。內閣中南方州成員立即在他們各自部門內施行種族隔離，此舉徹底違背了行政機構內沿襲了50 年的無種族隔離傳統。威爾遜是自安德魯 · 約翰遜後首個地道的南方總統，1913年，民主黨同時掌握了國會兩院後，南方州國會代表主宰了國會委員會。南方州國會代表利用剛剛掌控的聯邦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禁令，包括禁止種族間通婚，禁止黑人擔任軍官，禁止憲法第十五修正案.實際上將南方的種族政策推向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不得不花主要精力去抵制，最終這些法案未能通過。

　　1935年格洛維訴湯森案，最高法院一致判定，這一種族排除做法並未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憲法允許黑人被排除在南方唯一重要的選舉之外。

　　1926年科里根訴巴克利案中，最高法院一致判定，禁止將房地產售予黑人的合法協議並不違反憲法。

　　當然，這期間，最高法院也有一些有利於黑人的判決：

　　1914年麥凱布訴艾奇遜-托皮卡-聖菲鐵路公司案。最高法院判定鐵路公司未能平等對待黑人。

　　1915年，吉恩訴俄克拉荷馬州案，最高法院判定選舉登記中的 “祖父條款”違憲。

　　1917年，最高法院收到對肯塔基州劉易斯維爾居住隔離法令的質疑，在布坎南訴沃利案中，最高法院基於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判決該法令無效。但對這一判決，人們認為最高法院的依據很可能是基於財產權，而非種族平等。

　　1919年，阿肯色州菲利普斯縣的黑人佃農嘗試組建工會，雇傭白人律師起訴地主讓他們做苦役。當地白人闖進黑人工會會員聚會的教堂開槍，黑人開槍還擊，殺死了一名白人，騷亂緊隨而至。聯邦軍隊開赴至此，表面上是為了平息騷亂，實則支持當地白人燒殺搶掠，在鄉村四處追查黑人，殺害了數十人。在這場“種族騷亂”中，遭到起訴並定罪的黑人有79人，白人僅1人。12人被判死刑。每一場審訊僅持續一兩個小時，全白人的陪審團僅考慮幾分鐘就定了罪。被判死刑者中6人向最高法院上訴。最高法院裁決，這些審判遭暴徒操縱，違背了正當的法律程序。

　　1931年，9名黑人男孩被控強奸了2名白人女孩，事發地點在亞拉巴馬州北部的一輛貨車列車上，這些男孩都是十幾歲，家境貧寒，大字不識，只是路過此地而已。他們在暴徒主導的環境下受審， 8人被判死刑。當有色人種協進會要求代表這些被告上訴時，遭到亞拉巴馬州國會議員拒絕，他解釋道：“我不在乎他們清白還是有罪，他們被發現時與2名白人女性同乘一節運貨車廂，這就夠了!”最高法院兩次駁回了死刑決定。第一次判決理由是，他們的律師是審判當天早上才指定的；第二次判決理由是，選擇陪審團時存在種族歧視。

　　1936年布朗訴密西西比州案，推翻了對3名黑人佃農的死刑判決。他們被控謀殺白人地主，屈打成招的供詞成為判定有罪的主要證據。

　　這些案子的共同特點：屈打成招、律師指定時間緊迫、審判時間幾小時，陪審團選擇排除黑人，死刑判決商議幾分鐘。此時，南方將私刑絞死替換為快速審判，其結果無一例外都是有罪、死刑和快速處決。私刑合法化，招致了最高法院的幹預。

　　1927年尼克松訴赫恩等案，最高法院裁定德克薩斯州禁止黑人參與初選的法令無效。

　　1932年尼克松訴康登案，法官以5:4否定得克薩斯州的法令，此法令授權政黨執行委員會自行規定入黨資格，共和黨立即取消了黑人的資格。法院作出判決後，民主黨年度會議依然投票同意排除黑人。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長期鬥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1922年，眾議院通過了反私刑絞死的法案；參議院的南方民主黨成功以冗長發言阻礙了參議院通過這一法案，此後共和黨人都沒有再提及該法案。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成功給參議院施壓，於1930年駁回了白人至上主義者約翰 · 帕克進入最高法院的提名。

　　20世紀30年代，協進會發起了“不要在禁止你工作的地方購物”運動。此時，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在鬥爭中壯大，1917—1919年，協進會會員從1萬升至9. 1萬。當然，三K黨同時也在壯大：20世紀20年代底特律3.5萬，芝加哥5萬，最多時全國有500萬。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發展安全世界發展民主而戰”的理念鼓舞著黑人士兵參與國內的民權運動和民主參與，他們說“連訓練有素的德國老兵都不怕的人，無法無天的三K 黨又怎麽能把他們嚇跑”。

　　而與此同時，南方攻擊黑人士兵，甚至私刑絞死的事件屢屢發生。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分部受困於該州的法律騷擾，總部執行秘書約翰 · 希拉蒂前往解救，卻遭3名白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痛毆，行兇者沒有受到法律懲罰。

　　佛羅里達州橘縣的白人因一名黑人企圖投票，便將30名黑人活活燒死。

　　哈丁、柯立芝和胡佛，幾屆共和黨政府都沒有取消聯邦政府內的種族隔離和歧視；沒有任命黑人擔任聯邦職務。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告訴支持者，共和黨總統和民主黨總統沒兩樣。

　　沃倫 · 哈丁在亞拉巴馬伯明翰市一個種族隔離的公園發表演講，強調種族劃分的“根本、永恒和不可避免的差異”,號召市民要“堅決反對每一個要求社會平等的建議”。

　　卡爾文 ·柯立芝完全避開種族議題。哈丁、柯立芝及赫伯特 · 胡佛，都不會支持一個旨在禁止私刑的聯邦法案。那個時代，所謂“林肯黨”的稱謂，實際上是對背叛林肯種族理念的共和黨政客的一種嘲諷。

　　美國開國先賢幾乎沒有人認可奴隸制，他們認為奴隸制很快就會被終結，北方多數州在南北戰爭前也基本結束了奴隸制，但這些並未給予自由黑人公民權。林肯在發表了《解放黑奴宣言》後，力促第十三修正案的通過，因為他知道《宣言》不過是一個戰時措施，如果不通過憲法確立對奴隸制的廢除，這項歷史使命有可能前功盡棄，這除了說明林肯廢奴的決心外，也展示了他的遠見。實際上，繼任者安德魯 · 約翰遜的綏靖政策，使得國會中的共和黨付出極大的努力才通過第十四、第十五修正案。但由於黨爭的需要，共和黨總統還是撤出了軍隊，結束了重建，南方又回到了白人種族主義者手里，黑人被拋棄。他們不僅僅失去了到手的政治權利，而且淪落到更加悲慘的境地。直到民主黨人富蘭克林 ·羅斯福當選總統前，歷屆總統都不再關心黑人的命運，共和黨的“林肯黨”稱號變成了一種諷刺。

　　四、新政及二戰時期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讓黑人陷入了極端貧困，政府救濟計劃又充滿了種族歧視。不過，富蘭克林 ·羅斯福上台後頒布的新政成為種族關系的轉折點。該政策目的是幫助窮人，黑人作為窮人中的窮人，獲益頗豐。

　　羅斯福總統還組建了一個“黑人內閣”。埃莉諾 · 羅斯福擔任了黑人領袖與羅斯福政府間的中間人，幫助協調兩者的關系。

　　1936年民主黨大會史無前例地出現了30名黑人代表，黑人牧師做了開場祈禱，來自芝加哥的黑人國會議員致了歡迎詞。盡管如此，羅斯福也無法推動類似於反私刑絞死的法案。富蘭克林 ·羅斯福告訴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沃爾特 · 懷特，由於國會那些南方民主黨議員資格老，“這群南方人把持著國會”,“如果我現在聲明支持反對私刑的議案，他們就會阻止我請求國會通過的防止美國崩潰的每一項議案。我真的不能冒這個險”。

　　但一系列新政法案的通過，還是有利於黑人的權利和利益。

　　1933年通過的《失業救濟法案》強調，聯邦雇傭中“不得因為種族、膚色或者信仰而實行歧視”。

　　1935年通過的《國家勞資關系法案》(瓦格納法案),允許工會與資方議價及平等對待員工。

　　1940年通過的《義務征兵法》,試圖廢除軍隊中的種族隔離制度。

　　1941 年，臥車列車員兄弟會的菲利普 · 倫道夫發起了10萬名黑人向華盛頓進軍的行動，逼迫富蘭克林 · 羅斯福禁止國防承包領域的種族歧視。6月25日，羅斯福總統最終簽署了第8802號行政命令。該命令宣布“國防工業或政府不得因為種族、信仰、膚色或者原國籍原因而用工歧視”。羅斯福成立了一個臨時公平就業實踐委員會，五個委員會中有兩名黑人。這一行政命令，被黑人稱為第二份 “奴隸解放宣言”。

　　羅斯福還認命了第一位黑人準將本傑明 · 戴維斯，並任命黑人威廉 · 黑斯蒂為戰爭部長文職助理。這一系列的行為得到了黑人的讚賞，黑人除了投共和黨的票外，有了另外的選擇，使得黑人的選票顯得更為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中，對黑人的殘暴行為受到敵對國的譴責，讓美國不得不考慮國內種族主義問題。

　　1942年，在密蘇里州塞克斯頓市，黑人克里奧 · 賴特遭受了長達48小時的私刑後被絞死，軸心國的廣播節目向全世界播報了這起謀殺案的細節。

　　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問美國國務卿吉米 · 伯恩斯，美國自己的南卡羅萊納州和佐治亞州都無法保證選舉自由，憑什麽逼迫蘇聯在波蘭實行自由選舉。

　　1944年12月，德國人在法國的阿登地區發起反攻，致使5萬美軍在一周內或死或傷，一個月內超過12.5萬名人員傷亡。盟軍統帥德懷特 · 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不得不下令派出自願加入並受訓的黑人參戰。經過6周訓練，由50個排的黑人與白人士兵並肩作戰進軍德國，一舉摧毀了第三帝國。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嘉獎了這支部隊，更為重要的是，白人士兵改變了對黑人的看法。與黑人攜手作戰之前，只有三分之一的白人士兵表達了對黑人士兵的積極看法，戰鬥打響後這一比例變成了80%。戰爭進入尾聲時，有100萬黑人應召入伍，另有8萬自願加入。

　　黑人回國士兵說，“我覺得，曾在海外為民主而戰的我們，回國後也應該享受一點民主吧”;但黑人士兵回國後積極參與投票的行為，在南方各州受到白人種族主義者的殘酷對待。

　　1946年，密西西比州鄉村，二戰黑人老兵依托 · 弗萊徹想要登記投票，白人登記員卻告訴他：“在蘭金縣，黑人禁止投票，你若不想惹上大麻煩，就趕緊出去，不要再提投票的事。”弗萊徹在城外等公交車時，4名白人綁架了他，開車將他載入森林，痛揍了他一頓，並警告說，若再敢企圖投票，就要他的命。

　　密西西比州有很多人有類似遭遇。密西西比州的美國參議院西奧多 · 比爾博為爭取連任，敦促每一位“有血性的白人要不擇手段阻止黑人投票”。

　　《傑克遜每日新聞》警告想投票的黑人，“千萬別試”,否則可能會有“危險的、不幸的結果”。

　　傑克遜市的白人焚燒十字架威脅黑人。比洛克西市街頭掛出標語，警告黑人“若投票，後果自負”。

　　帕克特市的4名白人毆打並威脅殺害一名企圖登記投票的黑人。在佐治亞州，白人種族主義者槍殺了退伍老兵馬喬 · 斯奈普斯，他是自己選區唯一一個登記投票的黑人。在另一個鎮，一群白人暴徒將兩位退伍黑人和他們的妻子拖出車，排成一排，朝他們開了60槍。

　　美國陸軍中士艾薩克 ·伍達德在服役3年，又在南太平洋戰區待了15個月後，收到了轉業通知，便從佐治亞州歌德堡乘車回北卡羅來納州的家。車開到南卡羅萊納州後，司機責罵伍達德，說他上 “有色人種專用”廁所時間太長，並喊來警察以醉酒為名逮捕了他，盡管他並未喝酒。警察虐待他，用警棍戳瞎了他的眼睛，等伍達德被送到軍事醫院時，已經永久失明。

　　這些暴行激怒了美國黑人，一個黑人學者寫信給新任美國總統哈利 ·杜魯門，“將一個曾經用雙眼保衛我們國家自由的男人的眼睛弄瞎，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曾發生過如此殘忍的事情，這絕對讓我們蒙羞”。杜魯門本人是一戰老兵，他成立了民權委員會，調查暴力事件，並提議相應的聯邦立法。司法部啟動了對弗萊徹的調查，參議院召開了對比爾博連任競選活動的聽證會。在傑克遜市委員會聽證會上，約有150名密西西比州黑人(其中好多佩戴獎章的二戰老兵)出席聽證會，證明自己在企圖投票時遭受了暴力對待。聽證會後，密西西比州登記投票的的黑人數量上升了50%。

　　杜魯門是第一個加入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總統，強調“有人正密切監視著我們的民主”,他指出，“作為有半數非白人人口的世界老大，理當先打掃幹凈自己的屋子”。之後，他的行府提出了廢除所有州的人頭稅，建議聯邦廢止私刑條案和選舉權利法案，取消軍隊中的隔離政策，擴大聯邦政府隊伍- 包括建立一個永久的公平就業實踐委員會，在司法部設立一個分支機構專門處理民權事務，還要設立一個民權委員會。1948年2月，總統向國會提交了他的民權立法法案。

　　由於杜魯門總統的一系列舉措，大大鼓勵了黑人參與選舉，各州選民登記人數都有大幅增加：佐治亞州從1940年2萬人飆升到1947 年的12.5萬人，路易斯安那州從1948年的8000人上漲到1952年的10.7萬。密西西比州從1946年的2500人增加到1950年的2萬人。

　　此時，最高法院也做出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判決。

　　德克薩斯州設立單獨的黑人學院。1946年希曼 ·斯韋特要求入讀白人的德克薩斯大學法學院，1950年最高法院判定單獨設立黑人學院不當。斯韋特案終結了高等教育領域的種族隔離。同一天，最高法院要求俄克拉荷馬大學研究生學院停止在教室、圖書館和食堂隔離喬治 ·麥克勞林。

　　1954年5月17日，在與另外四個案子並稱“布朗訴教育局案” 的判決中，最高法院以全票通過宣判公立小學種族隔離無效，並判決吉姆 ·克勞法違憲。

　　布朗案宣判公立學校隔離違憲，但沒有給出具體糾正措施，這個問題拖到了第二年。

　　1955年5月31日，布朗第二案宣判，最高法院將這些案件發回了地方法院，要求它們“立即開始，合理審判，完全服從布朗案的判決”,如果是在“誠信守約的基礎上”需要延長“判決的最早落實日期”,可以予以批準。公立學校將在無歧視的基礎上，“以刻意的速度”開始錄取訴訟當事人，而非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尋求的“立即”。

　　1957年9月，阿肯色州長奧瓦爾 ·福伯斯派遣該州國民警衛隊阻礙法院廢除種族隔離判決的實施，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總統派遣陸軍101空降師強制執行。

　　為抵制最高法院的判決，1958年，阿肯色州長福伯斯與弗吉尼亞州長林賽 · 阿爾蒙德關閉了多所法院下令廢除隔離的學校。佛羅里達州長勒羅伊 ·柯林斯通過學生安置法拖延。北卡羅來納州首席檢察官馬爾科姆 ·希維爾也批準類似政策。

　　雖然法院作出的判決意義深遠，但因為法院和聯邦總統並不想通過立即實施來激怒南方白人種族主義者，使得在相當長時間里判決並未得到落實。在國會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時，真正入讀種族融合學校的南方黑人兒童不足2%。這一判決的勝利，給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黑人看到了通過法律訴訟解決種族隔離問題的希望，延緩了直接沖破種族隔離制度的其他非暴力抗爭手段的實施。

　　但這一判決同時也激怒了南方白人種族主義者，他們的暴行在媒體曝光，激起了包括大量白人公眾的憤怒，客觀上促成了反種族隔離運動的成功。

　　1956年2月，為將一名黑人女性奧瑟琳 · 露西趕出亞拉巴馬大學，竟聚集了上千暴徒，他們向露西扔石頭、雞蛋，並威脅將其私刑絞死。與暴徒相比，黑人可謂是“有紀律、有耐心且通曉事理”的模範。

　　1960年11月，新奧爾良市數百名抗議者面對上學路上年僅6歲的黑人學生吐痰，咆哮“殺死黑鬼”,這一醜陋的畫面在電視上直播，為全美國人所厭惡。

　　1957年伯明翰市，6名三K 黨人隨機挑了一名黑人，先是嘲諷他“以為黑鬼小孩應該與白人小孩上同一所學校”,後將其閹割。

　　來自佐治亞州的國會眾議員詹姆斯 ·戴維斯說“布朗案判決是驚天騙局，應該受到譴責”,並否認“人們有向這一新型暴政低頭屈服”的任何義務。來自密西西比州的參議院詹姆斯 · 伊斯特蘭說 “沒有法律規定，自由的人民必須屈服於對他們個人自由的公然侵犯”。

　　盡管如此，事實證明沒有社會運動的支持的訴訟是無法帶來重大社會變革的。

　　五、民權運動

　　1955年12月1日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成員羅莎 · 帕克斯因拒絕給白人讓座被捕。

　　1955年12月5日，亞拉巴馬州首府蒙哥馬利，馬丁 ·路德 ·金領導的蒙哥馬利進步協會發起了拒乘公交車抗議，歷時一年。

　　1959年4月，密西西比州波普勒維爾，黑人麥克 · 查爾斯· 帕克被控強奸了一名白人女性，原本該出庭受審的他卻被一群白人暴徒從監獄抓出，私刑絞死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羅伊 ·威爾金斯稱，私刑絞死帕克是南方政治家“有組織的抗法行動的必然結果”, 反映了“聯邦政府進一步保護民權的必要性”。司法部長威廉 ·羅傑斯宣布，鑒於私刑絞死帕克事件的發生，以及大陪審團不願意給已知參與者定罪的情況，他將開始研究新民權立法的必要性。在他看來，大陪審團此舉是公然違反了法律正義。

　　1960年2月1日，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博羅市的伍爾沃斯藥店內，4名黑人大學生在種族隔離的便餐櫃台上靜坐抗議。第二天，來了30名黑人學生靜坐，這次運動迅速在南方傳開，從納什維爾到邁阿密，又從巴爾的摩到聖安東尼奧。4月份，黑人學生在南卡羅萊納、佐治亞、路易斯安那和亞拉巴馬諸州的議會大廈和城里舉行示威遊行。在整個1960年和隨後的一年里，約7萬人參加了13個州的各種抗議活動，差不多4000人被捕。

　　廢除種族隔離的民權運動逐漸從外圍滲透到南方腹地。

　　1961年，種族平等大會派遣一隊由黑人、白人組成的自由乘車者前往南方腹地，在公交車起點站和終點站挑戰當地的種族隔離制度。外號“公牛”的亞拉巴馬州警察局長尤金 · 康納給三 K 黨成員 15分鐘的“自由狩獵期”,他讓中間人傳話給三K 黨，承諾會讓警員遠離現場。據說，康納懇求三 K 黨成員：“天啊，你們如果想做這事，就去做吧”。

　　在自由乘客前往蒙哥馬利時，警察又神秘消失了，示威者又一次遭受野蠻毆打。此前，州長約翰 · 帕特森曾承諾示威者可以安全經過該州。

　　1963年9月15日，亞拉巴馬州伯明翰市，三K 黨炸毀了第十六街浸禮會教堂，造成4名黑人女學生死亡。數小時內，又有兩名黑人青年被害。兇手是一個白人暴徒和白人警察。亞拉巴馬州長喬治 · 華萊士公開表示支持。

　　至1963年，金領導了大規模的非暴力抗爭運動，肯尼迪總統和弟弟司法部長羅伯特表示支持，在金被捕後，羅伯特派部長助理前去談判解決問題。

　　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 ·華萊士叫囂“現在隔離，明天隔離，永遠隔離”,親自擋在學校門口不讓黑人學生入學，肯尼迪總統置州國民警衛隊於聯邦政府的權力下，迫使州長喬治 · 華萊士讓步。

　　肯尼迪總統發表電視講話，宣布民權是“與宗教聖典一樣古老，與美國憲法一樣清楚的道德問題”,並徹底修改了他早前的民權提案。

　　總統頒布了第11114號行政命令，取代了他在1961年發布的命令。通過表明“鼓勵采取平權運動消除就業歧視正是美國的國策”。

　　為了支持肯尼迪的《民權法案》,馬丁 · 路德 · 金宣布了他的 “向華盛頓進軍”的大遊行，大約20萬黑人與白人一路高歌走過了國會大廈，並持續行進到林肯紀念堂。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種族平等大會、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學生非暴力統籌委員會和城市聯盟的領導人們發表了簡短的演講，馬丁 ·路德 ·金發表了他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

　　11月肯尼迪被刺後，新任總統林登 ·約翰遜在國會參眾兩院會議上說，“要紀念肯尼迪總統，發表任何紀念演說或頌文都不如盡早通過他為之奮鬥良久的民權法案”。

　　《民權法案》的第7條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共和黨參議院巴里 ·戈德華特認為這公然違反憲法。眾議院辯論第7條時，80歲的保守派、弗吉尼亞州的霍華德 ·史密斯把“性別”一詞添加到受第7 條保護的名單里。他說：“既然這個法案太不完善，那麽這點修正會有什麽傷害呢?”在一群保守派議員對女性平權進行了一番調侃嘲諷之後，密歇根州的民主黨女議員瑪莎 ·格里菲斯站了出來，她說： “難以置信，白種男人竟會樂意置白種女人於這般不利境地”“不把這一修訂加進去，你們就會把白種男人括在括號里，就會試圖給有色人種的男人和女人以平等的就業權利，而這份名單的底部會是毫無權利可言的白種女人。”瑪莎的論證很成功，此修正案只用了兩個小時通過。霍華德 ·史密斯弄巧成拙。

　　兩天後，即1964年2月10日，眾議院以290比130的壓倒多數批準了《民權法案》,提交參議院後陷入了辯論的泥潭，幾個月後，在6月19日，參議院以73比27通過了法案。參議院的修正案送回眾議院，霍華德 ·史密斯再次試圖阻止法案通過，但沒有成功。

　　約翰遜總統簽署了法案。法案意義深遠，它證明聯邦政府可以自我完善並隨之更改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見和行為，而最後新法律顯著地減少了公然的種族歧視。這一法案的另一個後果是，讓還在共和黨陣營里的黑人紛紛加入民主黨，同時把保守的南方民主黨人送進了共和黨。其實，在富蘭克林 ·羅斯福上台後，在一系列政策上，保守的南方民主黨就一直和共和黨合作，阻止新政法案的通過。《民權法案》的通過，使這一角色的轉換得以加速，直到羅納德 ·里根的第一個任期內徹底完成。原來那個提倡廢奴的“林肯黨”從理念到政策逐漸走向了保守，而富蘭克林 ·羅斯福的新政民主黨代表了社會進步。

　　1964年，數百名北方大學生參與“自由之夏”民權活動，到密西西比州時，3名民權工作人員詹姆斯 ·錢尼、安德魯 ·古德曼和邁克爾 ·斯維爾納被謀殺。另外，還發生了數十起教堂炸彈襲擊、槍擊、毆打及其他暴行。

　　塞爾瑪市位於亞拉巴馬州達拉斯縣，該縣頑固的種族隔離主義者、治安官吉姆 ·克拉克殘暴對待毫無反抗的示威者。暴力在1965年3月7日“血腥星期日”達到高潮，他們本打算前往蒙哥馬利為爭取黑人選舉權而遊行示威，但在通過愛德蒙得佩圖斯大橋時遭遇了執法官的血腥攻擊。該州州長喬治 · 華萊士在1962年就是憑借 “永遠”捍衛種族隔離這一承諾成功當選，這一次，他再次承諾將不擇手段阻止這場遊行。和平的示威者遭到了馬匹、亂揮的警棍和催淚瓦斯。有兩名遇害者：一個來自於波士頓，是一位一位論派牧師；一人來自於底特律，是5個孩子的母親。

　　舉國上下被殺戮震驚了，同龐大的7000余萬電視機觀眾一道，約翰遜總統回顧了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戰役，阿波馬托克斯投降日到塞爾瑪事件。他號召國會批準一項投票法案，也懇請美國人民：“不只是黑人，實際上，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克服盲從和不公等有害傳統。”然後，他說出了那句民權運動的名言：“此外，我們要戰勝一切。”

　　1965年3月15日，約翰遜總統在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提出《投票權利法案》。該法案終止了絕大多數南方地區對選民登記實行的識字測試。並規定，對絕大多數拒不服從的南方縣，聯邦登記員有權取代該州的登記員。

　　這一識字測試以及被早先廢除的人頭稅及“祖父條款”等規定，表面看是一視同仁的，實際上是針對黑人設計的，因為大多數黑人沒有文化，且收入低，法律上從1870年才取得選舉權(祖父條款規定在1867年前已經取得選舉權的，其後代不必通過財產及教育等的限制，可以直接取得選舉權),而且選舉登記官都是白人，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實際上，通不過測試的幾乎全是黑人。這就引出一個話題，如果一項法律從制定到實施，明確是針對某個群體的，但字面上卻顯示一視同仁，這是不是一種系統性歧視?系統性歧視不是一種法律文本問題，甚至也不是一種制度建構問題，而是一種潛藏在血液或潛意識中的文化現象，它滲透到包括日常執法在內的方方面面，法律及制度會因其而變形扭曲。

　　該法案出台前，密西西比州符合投票年齡的黑人中只有6.7%能完成選民登記，亞拉巴馬州只有23%。三年後，這兩個州的黑人選民登記率飆升到60%左右。此法案永遠地改變了南部政治。

　　然而，只有政治權利，是無法讓黑人獲得解放的，這一點，約翰遜總統非常清楚。

　　在一次演講中，約翰遜總統說：你不能找一個多年身披枷鎖步履蹣跚之人，解放他，帶他到種族的同一起跑線，然後說，你可以跟別人自由競爭，並且理所當然地認為你已經做到了完全公平。作為自由主義者，林登 · 約翰遜顯然比那些自稱古典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人更懂得公平的含義，一種不顧結果只看形式的所謂機會平等不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虛偽掩飾。

　　他認為既然黑人公民有一個不同於其他少數族裔的過去，那麽他們應該得到額外的幫助，即用更多的社會計劃將其帶到起跑線前，以便他們能夠與其他公民平等地展開比賽。那就是通過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等機構去監督政府及私營部門確定平權的計劃和目標，以減少就業中的種族歧視。

　　約翰遜在離任前還邀請十五位美國商業巨頭齊聚白宮吃牛排，要求福特、可口可樂、美孚等大公司培訓和招聘包括黑人在內的弱勢群體，“如果他們正在工作，就無暇往你們家里和工廠里扔炸彈，讓他們忙起來，他們就沒空燒你們的汽車”“我需要你們把這撥食稅人變成納稅人”,巨頭們紛紛做出承諾。

　　六、後續及反思

　　馬丁 ·路德 ·金等黑人領袖曾提出一項針對黑人的國內馬歇爾計劃，他們認為既然美國可以拿出120億美元援助歐洲重建，為什麽不可以制定類似計劃在一定的時間(比如十年內)幫助黑人擺脫貧困，與其他族裔並駕齊驅?但在一個白人種族主義思潮仍有很大市場的國家里，國會很難通過類似的補償性法案。實際上，後來的歷屆美國政府，對於如何落實《民權法案》第7條一直存在爭議，保守派指責包括費城計劃在內的一系列旨在逐步提高少數族裔入職比例的計劃是不公正地制定“定額”,而不僅僅是一種“少數族裔就業比例之目標或標準”。在包括大學入學等問題上，保守派一直指責《民權法案》的落實是“逆向歧視”。白人種族主義及對有色人種的歧視觀念並沒有被消滅，而是暫時被壓制。實際上，類似於弗羅伊德事件這樣的警察對有色人種的歧視性執法屢見不鮮。雖然黑人取得了法律上的平等權利，但真正實現《民權法案》所期望的目標和消除系統性種族歧視，美利堅共和國任重而道遠。川普的當選和他的支持者的表現，就是對這一判斷的最好注解。

　　通過對美國黑人歷史的梳理，我們能得到些什麽啟示呢?

　　1、美國在南北戰爭後的1865—1870年之間陸續出台了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意在廢除奴隸制，要求各州對黑人進行平等保護以及保障黑人的投票權等政治權利，但在之後的一百年間，這些憲法修正案在南方完全無效。黑人不僅被剝奪了投票權，其人身財產也完全沒有得到憲法的保護。這一切對黑人的暴行，都是在合法的外衣下發生的。這說明，那種認為法律和制度可以自動發揮作用的說法幼稚可笑，同時也告訴我們，1960年代《民權法案》和《投票權利法案》的出台，也絕對不等於徹底結束了種族隔離制度和對黑人的歧視，只是宣告了這種制度和理念不合法而已。種族隔離制度和歧視的徹底消除，依賴於人們習慣觀念的徹底改變和思想文化的文明進步。

　　2、總體上說，人類社會是一個進步化過程，但這一過程不可能是直線發展的。比如1860年北方黑人所受到的法律對待還不如1810 年，1870年南方黑人還可以投票，可以當陪審員，可以擔任公職，到1910年反而不行了。1910年北方黑人入讀種族融合學校、入住種族融合街區的可能性倒比1930年要高。所以，在對待少數族裔問題上，今天未必比昨天更文明進步，甚至1960年代美國在平權運動上取得的成績今天未必可以完全保得住。川普的上台就說明，美國保守主義的回潮，不僅僅導致了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沈渣泛起，而且拖累了世界的文明進程，這一點，從中國思想界的保守主義化到輿論中充斥著對黑人穆斯林等的歧視言論可見一斑。

　　3、重建的不徹底，或者沒有及時進行社會改革，是黑人權利得而覆失的根本原因。漢娜 · 阿倫特在《論革命》中，分析了美法革命的區別，指出美國革命是單純的政治革命，革命成果就是聯邦憲法。一旦革命成果獲得，革命就宣告結束。而法國革命，不僅僅是一場政治革命，而且同時也是一場社會革命，不僅要解決選票問題，同時要解決面包問題，這樣就使得它無法保住革命的成果，必然陷入某種不斷革命的“噩夢”中。阿倫特只是比較了現象，並未深刻分析兩者之間差異背後的根本原因。具體到南北戰爭，我們可以沿著阿倫特的分析路徑得出一個相反的結論，這就是，如果法國的革命家必須滿足巴黎婦女們迫在眉睫的面包要求的話，林肯黨未能進一步滿足黑人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經濟保障，失敗就在所難免了。其實，戰爭中，林肯曾經默許將軍們沒收反叛奴隸主的土地分給解放了的黑奴，黑奴的解放就是以沒收反叛者的財產為借口的。對於叛國者財產的沒收，美國是有先例的。在獨立戰爭期間，保王黨們的土地被沒收，依據邦聯與英國的《巴黎條約》,戰爭結束後，各州應該返還這些沒收的土地，但有些州，比如紐約，拒不執行條約，這也是英國一直在西北駐軍的借口。所以，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不過是一種神話而已，按照這一神話，殖民地本身就該向印第安人購買土地，而不應該強占。可惜，撒迪厄斯 · 史蒂文斯和查爾斯 · 薩姆納等共和黨激進派提出沒收參與叛亂的奴隸主的土地分配給被解放的黑奴的法案，沒有得到國會多數派支持。這就造成了雖然法律上黑人得到了政治權利，經濟上還不得不依附於原來的奴隸主或者有產白人，而這種依附關系又使得他們無法保障自己的政治權利，使得經濟狀況更加悲慘，實際上，大多數黑人不得不被合法地強制勞役，或被系統性地置於永遠貧困化的悲慘境地。實際上，這也進一步證明了沒有社會權利，政治權利就沒有保障，沒有社會平等，政治平等只是一句空話。

　　4、1960年代平權運動取得的成績，歸因於很多覆雜的因素。比如，一戰與二戰中黑人參戰，既使得黑人更加自信，也使得白人認識到了黑人的力量。比如，雖然北方也存在著嚴重的種族歧視和實際上的種族隔離制度，但比起南方來，黑人的生存和權利空間還是比較大，導致在20世紀初大量南方黑人移民北方。他們在北方，既有更廣泛的言論自由和政治參與空間，又有更強財務能力，這就為民權運動培養了有生力量。同時，由於政治文化的進步化，使得最高法院的司法判決逐漸有利於黑人維權，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致力於合法維權，培養了一批優秀的黑人律師，他們在法庭這一唯一安全的場所逼問白人種族主義者，讓法官認識到黑人可以和他們一樣優秀。所有這一切，都促成了民權運動的發展。但是，我想說的是，如果沒有馬丁 · 路德 · 金等領導的大規模非暴力抗爭運動，沒有直接的街頭對抗，民權運動不會在1960年代取得那樣豐碩的成果。《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的通過是廣大黑人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同時，對方的暴行和黑人的犧牲也擦亮了大多數白人的眼睛和喚醒了他們的良知。同樣，今天的弗羅伊德事件，依然需要正義之士站出來，走上街頭，向種族主義說不。這是社會運動鐵的規律，沒有付出，就沒有收獲，害怕犧牲，就只能永遠為奴!

　　5、最後一點，我想通過本文告訴中文世界的讀者，之所以那麽多自認“自由派”的人士在弗羅伊德事件以及類似的事件中，站在了歧視黑人、反對平權的白人種族主義立場上，根本原因在於對人類政治文明的誤讀和對美國歷史和現實的無知。而這種對誤讀和無知的自信，又強化了其種族歧視的反文明、反人類的立場。正如朋霍費爾說：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

　　(首發於“思想言說者”公眾號，2020/7/6)

　　種族主義系列1- 什麽是種族主義?

　　郭學明

　　最近一段時間，華人圈有很多種族主義言論和帖子。

　　在經歷了近代特別是二十世紀巨大的種族主義災難後，世界上絕大多數人認為種族主義是荒謬邪惡的，種族主義言論在大多數國家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在受各種血統歧視最嚴重的華人世界，種族主義理直氣壯，令我深感震驚和奇怪。

　　一些發表和轉帖種族主義言論的知識精英是我敬重的好友和學者。他們可能出於對弗洛伊德事件抗議浪潮的憤恨；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言論屬於種族主義；可能不了解種族奴役種族歧視的歷史；可能對黑人了解不多；還可能被誇張、反智的和造謠的帖子所迷惑。當然，不排除有人骨子里就是種族主義或反人權者。

　　出於對好友和敬重的學者的尊重，我花時間整理了對種族主義言論的分析和反駁，算是為這些朋友做資料秘書了。不求說服誰，但不說不痛快。

　　1. 什麽是種族主義

　　種族主義主要以生物學概念的血統定義種族或民族優劣，將人類分為優等種族和劣等種族。

　　狹義的種族主義以膚色定義種族優劣。認為白種人優於有色人種；黃種人優於黑人。例如，說黑人是劣等種族。

　　廣義的種族主義不僅以膚色定義種族優劣，還以民族、階級、地域所圈定的血統定義種族優劣。比如猶太民族、斯拉夫民族雖然是白種人，但與日耳曼人不是一個民族，被希特勒定義為劣等種族；比如同一民族的奴隸主、平民、奴隸，或貴族、自由民、農奴的等級優劣劃分與社會地位世襲，是依據階級的血統劃分的；比如蒙元時期，北方漢人中的漢族與南方漢人都是漢族，但社會地位不一樣，是被地域圈定的血統決定的；比如戶籍制度，城市與農村戶口的差異，大城市與小城鎮的差異，是由階級和地域所圈定的血統決定的。

　　種族主義主張優等種族的純潔，反對優等種族與劣等種族婚配，認為會導致社會墮落和文明退化。

　　種族主義也可能附加社會學要素如文化、宗教進行優劣判斷。比如希特勒承認猶太人有智力，但認為猶太人沒有自己的文化，道德敗壞，所以是劣等種族。

　　2. 華人圈種族主義言論

　　(1)劣等種族論

　　從進化、智力、文明、道德和治理能力等方面論證黑人是劣等種族。說黑人錯過了第四紀冰川期；是沒有進化好的兩足動物；是劣等種族；黑人文化低劣，沒有創造任何文明；黑人智力低下，沒有抽象能力和邏輯能力，沒有出過任何科學家和數學家；黑人道德敗壞，懶惰，犯罪率高；黑人治理能力差，沒有一個黑人國家是成功的；黑人是上天拋給人類的毒瘤。

　　(2)奴役的正當性

　　認為關於奴隸制苦難的說法，是“脫離時代背景的悲情敘事，不過是意圖博取廉價同情、特權關照的卑賤心態”。

　　有機會做美國黑奴，是數百年前黑人的幸運。

　　(3)對血統混合的觀點

　　對其他人種與黑人通婚憎惡，稱黑人把世界染黑了。

　　3. 希特勒理論和白人種族主義者的觀點

　　(1)劣等種族論

　　希特勒的理論：

　　世界上的人類分為創造者、保持著和破壞者。世界上的種族分為優等種族和劣等種族。只有優等民族才是創造者。

　　“我們在世界上所讚美的一切科學、藝術、工藝和發明，不過是少數民族的創造品”。

　　優等民族是以日耳曼人為主的雅利安族；劣等民族則是猶太族、斯拉夫族和吉普賽族等，當然，有色人種更是劣等民族。

　　19世紀種族主義者的觀點：

　　19世紀60年代美國南北戰爭後，美國“幾乎所有的生物學家、醫生以及所謂的人種研究專家都認為黑人是劣等人種”,“普遍把黑人劣等當做事實”。

　　英國評論家詹姆斯 ·布萊斯認為：“黑人沒有抽象思維能力。沒有科學調查能力，沒有任何發明創造能力”。作為“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劣等種族”,黑人“不適合與優等種族合作”。

　　上述說法導致“惡性循環產生了。黑人接受體面教育和獲得好工作的機會被剝奪了，與此同時，占社會主流的白人則利用黑人的無知與貧窮，讓黑人認為自己生來劣等，所以只能享有劣等的機會。”

　　以上摘自馬克 ·C · 卡恩斯與約翰 ·A · 加勒迪合著《美國通史》 385頁。

　　再看看南美洲的白人如何說。

　　“黑人從他出生那一刻起 … … (就是)強盜”。

　　“在南美洲，文明取決於……白人對穆拉托人(白人與黑人的混血兒)、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勝利。”

　　“讓中國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向帕斯潘草原(在阿根廷)移民，等於使那個地方野蠻化”。

　　以上摘自美國人謝里爾 ·E · 馬丁和馬克 · 瓦塞爾曼合著《拉丁美洲史》292頁。

　　(2)奴役的正當性

　　希特勒的理論：

　　為了發展高超文化，那些低等民族有必要作為技術工具的替代物存在。因為在沒有技術工具的發展初期，對低劣民族勞動力的依賴勝過對馴良牲口的依賴。

　　被征服者成為奴隸勢所必然。就耕種而言，最初挽犁的是奴隸，以後才由馬來代替。只有夢想和平主義的愚人，才會認為使用奴隸是人類墮落的現象。

　　優等民族是征服者，要征服低等民族，使被征服者遵循他的意志和目的，受他支配從事工作。如此，被征服者不僅生命有了保護，命運也比較優於以前所謂的“自由”生活了。

　　征服者是主人，如果有一天被征服者的地位提高，或語言與主人同化，沒有主奴區別了，優等種族就會墮落，文明就會崩潰。

　　美洲種族主義者的觀點：

　　1789年，西班牙國王查理4世頒布了一個法令，“責令殖民地白人奴隸主把他們的奴隸作為‘人類’對待”(克里斯蒂娜 · 胡恩菲爾特所著《秘魯史》79頁)。這說明，許多奴隸主對奴隸連劣等種族都不認可，而是不當做“人類”。

　　( 3 ) 對血統混合的觀點

　　希特勒的理論：

　　優等種族的血統如果與劣等種族的血統混合，必定要趨於沒落。例如美洲，北美大部分是日耳曼種族，極少與劣等有色種族相混雜；而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拉丁人與土著混雜，國民性與文化大不相同。北美純日耳曼種族能夠崛起，成為美洲的主人，如果他們能長期守住沒有混亂血統的傳統，那將永遠維持著他們的主人地位。

　　以上所述所有的希特勒的觀點都摘自他1924年所著《我的奮鬥》第1部第11章《民族與種族》中。第11章一多半內容是論證猶太人是劣等民族。

　　19世紀南美種族主義者的觀點：

　　1868-1874年阿根廷總統認為混血人和非洲人都是劣等種族。

　　摘自美國人謝里爾 ·E · 馬丁和馬克 · 瓦塞爾曼合著《拉丁美洲史》292頁。

　　4. 種族主義與現代文明的沖突

　　“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人權”,這是現代文明的基石。《世界人權宣言》:

　　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

　　第二條：人人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

　　第三條：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條：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和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

　　華人圈的種族言論根據膚色、民族將黑人說成是劣等種族，美化奴隸制，抨擊廢奴運動，背離了《世界人權宣言》的宗旨，背離了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觀。

　　像《黑人是上天拋給人類的毒瘤》這樣的公然反人類的帖子被華人知識精英轉發，是非常令人震驚的。對毒瘤的處理不就是切除不就是消滅嗎?不就是“最後解決”嗎?與希特勒的種族滅絕有什麽區別?

　　本系列後續文章將對華人圈的種族主義言論和帖子進行具體的分析和批駁。

　　(首發於“魚兒與天空”公眾號，2020/7/25)

　　種族主義系列2

　　對種族主義言論的反駁(上)

　　郭學明

　　僅僅指出華人圈種族主義言論與希特勒理論、與美洲殖民主義者的言論如出一轍，或指出這些言論違背了《世界人權宣言》基本原則，還不夠有說服力，沒有把道理講清楚。

　　華人圈種族主義言論不僅價值觀是錯的，事實方面也是錯的。下面逐條反駁。

　　1.黑人沒有與其他人種同步進化

　　說黑人沒有與其他人種同步進化，是沒有進化好的兩足動物。有個帖子《黑人缺失了第四紀冰川的自然選擇過程》,以所謂科學研究文獻的名義進行種族主義宣傳。帖子用地質史術語做題目，欺騙了不少人。還有人在抖音里說黑人缺失了第四紀冰川期。了解一下地質史和人類進化史常識，就知道這是在胡說八道。

　　(1)什麽是第四紀

　　第四紀是地球地質史最後一個時代新生代的最後一個紀元。第四紀開始於距今200萬年~300萬年之間，百度上說距今258 萬年。也有書籍介紹始於180萬年前。這里按百度說法，第四紀從 258萬年前開始。

　　(2)什麽是冰川期

　　地球表面周期性地出現被冰覆蓋的現象，形成冰川(也叫冰河), 或大面積冰蓋，在冰川期冰蓋可能會覆蓋歐、亞大陸和北美大陸，嚴酷的冰川期赤道都被冰覆蓋。

　　“地球環繞太陽轉的軌道從橢圓形到接近圓形，然後再回到橢圓形的周期性變化，是導致冰川時代產生和消退的原因。”

　　“地球在空間運動時，不僅軌道的長度和形狀有所變化，而且朝向太陽的角度它的傾斜度、偏側度和離心度，也會有規律地發生變化，所有這些都影響了照射到地面任何一點的陽光的時間長度和強度。”這種周期性的變化從2萬年、4萬年到10萬年不等。(《萬物簡史》386頁、387頁(美)比爾 · 布萊森著)。

　　冰川期周期性變化的間隙是間冰期，一般為8千年。但我們現在所在的間冰期已經1萬3千年了，是難得一見的長間冰期。

　　“當前的冰川期開始於大約4000萬年前，從極其嚴酷變得不大嚴酷。我們就生活在一個為數不多的不大嚴酷的時期。”(《萬物簡史》389頁(美)比爾 · 布萊森著)。

　　(3)第四紀冰川

　　前面已經說了，第四紀開始於258萬年前。

　　“在過去250萬年左右時間里，我們似乎已經經歷了至少17個嚴酷的冰河時代- 在這段時期，正是非洲直立人及隨後現代人生活的時期。”(《萬物簡史》389頁(美)比爾 · 布萊森著),地球目前處在間冰期，大約開始於1.3萬年前，農業和文明就是在這段難得的間冰期出現的。

　　(4)人類在第四紀的進化

　　人類祖先是700萬年前開始直立的，到第四紀開始時，大約250 萬年前，人科動物的腦量只有400多毫升，與大猩猩一樣。那時候舊石器時代剛剛開始。160萬年前，人類腦量達到900毫升；50萬年前達到1100毫升。現代人平均腦量是1350毫升。(《人類的起源》 63頁理查德德德 ·利基)。這里，現代人的概念包括黑人、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土著、愛斯基摩人、黃種人和白人。

　　(5)說黑人沒有經歷第四紀冰川期意味著什麽

　　冰川期形成的原因是地球繞太陽運行軌道的周期性變化。冰川期是全球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

　　地球上現在存活的所有物種，都經歷了第四紀冰川期，都沒有缺席第四紀冰川期。說黑人缺失了第四紀冰川期的自然選擇，意味著黑人在258萬年前第四紀開始後就滅絕了。

　　或者意味著黑人腦量停滯在258萬年前的水平，只有400多毫升，是現代人的三分之一。連舊石器時代都沒有進入。

　　(6)第四紀冰川期人類的祖先在什麽地方

　　根據1987年對147位不同民族的實驗者的線粒體 DNA 測試，現代智人的共同祖先是15萬年前非洲的一位女性。

　　現代智人大約在10萬年前開始走出非洲，也就是說，在第四紀冰川期258萬年中，近250萬年，約96%的時間，現代人類的祖先生活在非洲。

　　幾十萬年之前也有直立人走出非洲，包括北京猿人、爪哇人和尼安德特人。但這些較早離開非洲的直立人後來都滅絕了，與現代人沒有關系。

　　尼安德特人有著適於寒冷地區的矮粗身體(散熱表面積小)和寬大鼻子(可預熱冷空氣保護呼吸系統),反倒沒有通過“冰川期的自然選擇”。

　　2. 黑人無所創造

　　(1)黑人從來沒有發明過紡織，他們都沒穿衣服。

　　當西方白人在幾百年前最早到達非洲的時候，還以為黑人是某種靈長類動物，黑人只會狩獵和采集，全都不會種植農作物，他們還沒有進化到可以耕種土地的階段。

　　西方人到達非洲時，非洲絕大多數地區是農業社會。也有牧業社會，只有極少的采集狩獵者，包括南部桑人，中部俾格米人和東部哈紮人是采集狩獵者，大約只有幾十萬人，占當時非洲總人口1%都不到。

　　埃及7500年前就有了定居的農業社會。北非、埃塞俄比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5000年前就進入了農業社會。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獨自馴化了農作物，包括：

　　薩赫勒地區5000年前馴化了高粱、珍珠黍(黃米)。

　　埃塞俄比亞5000~9000年前馴化了畫眉草(谷物)、阿比西尼亞小葵子(油料作物)、阿拉伯茶、指粟(一種小米)、象腿蕉(一種芭蕉)和咖啡。

　　西非森林地帶5000年前馴化了薯蕷(山藥)、油棕(棕櫚科的油料作物)。

　　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000年的班圖擴散，即撒哈拉沙漠以南班圖語系黑人的擴散，是農耕者將森林開墾為土地的緩慢的擴展過程。一直擴散到南非。南非開普敦東部的科薩人就是農耕部落，荷蘭殖民者用了175年才將其征服。

　　非洲沒有馴化動物，牛、羊、駱駝還有雞是從西亞引入的。非洲有遊牧民族，與農民一樣都是食物生產者。白人到達南非開普敦時，當地的科伊桑人就是牧人。

　　即使非洲黑人都是采集狩獵者，也不意味著他們是劣等種族。1 萬年前農業出現之前，地球上的所有人類，白人、黑人、黃種人，都是采集狩獵者。農業的發生和傳播只是1萬年以內的事，這麽短時間，來不及形成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優劣的差異。況且，撒哈拉以南的黑人還獨自馴化了多種植物，而歐洲日耳曼人 · 現代歐美的主要民族——卻未馴化出植物和動物。

　　澳大利亞土著全部是采集狩獵者，美洲很多印第安人，還有愛斯基摩人，印度洋安達曼島人，都是采集狩獵者，都沒有進入農業社會，可以據此判斷這些人是劣等種族嗎?

　　(2)非洲沒有任何金屬器物，從來沒有發明過冶煉。

　　銅和金的冶煉是少數地區發明、鐵的冶煉是一處發明，然後傳播到世界各地的。歐洲人也沒有發明金屬冶煉。

　　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現在蘇丹境內的尼羅河第3第4瀑布之間，形成了以“卡爾馬”為首都的國家，有泥磚墻、“還有很大的神殿。普通人的墳墓里有許多高質量的青銅物件。”(《非洲史》55頁(美)埃里克 · 吉爾伯特喬納森 ·T ·雷諾茲著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比中國商丘青銅器早1000年。

　　煉鐵是赫梯人發明的。非洲煉鐵始於公元前6世紀建立的麥羅埃王國(在現在的蘇丹)時期，煉鐵技術在公元前250年傳至非洲中、東部的大湖區，公元400年傳至南非。

　　非洲煉的鐵比亞洲歐洲的鐵質量好，因為非洲人加風箱了，煉鐵溫度高，有利於碳原子的結合，含碳量高的鐵強度高，接近於鋼。

　　15世紀開始的白人與黑人的貿易，除了奴隸貿易外，還有黃金和紡織品，是非洲向歐洲出口。

　　(3)當白人發現非洲的時候，非洲沒有一所房子，黑人要麽住山洞，要麽住窩棚，他們從來沒有發明過建造房子。

　　除了蘇美爾，埃及的建築比其他所有地方的建築都早，都宏偉。即使不算埃及。埃及南部的努比亞(現在蘇丹)公元前2400年就有建築，公元前7世紀建有金字塔，有200多座小金字塔，還有宮殿群，比中國現存建築早1000多年。

　　(4)黑人不會紡織，白人去的時候黑人都沒有衣服穿。

　　9世紀非洲就有紡織品，羊毛和棉紡織品都有，還會染色。16世紀剛果國王接見歐洲人的繪畫，國王和大臣都穿著官服。前面提到。非洲人出口歐洲的商品有紡織品。

　　(5)非洲大陸任何黑人國家至今沒有發明過任何文字。非洲黑人是沒有產生過任何文明的種族。

　　先說埃及。古埃及人發明了人類第二早的文字。

　　現代人可能會說古埃及人不是黑人。

　　古埃及人是什麽人種有三種說法：白人說、黑人說和多民族混居說　論一百多年了沒有定論。不能斷言埃及文明沒有黑人的份。

　　歷史學之父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公元前450年到過埃及，一直走到了最南端，他在他的歷史著作中描述埃及人是黑色皮膚，羊毛狀頭發。與現代黑人的特征一樣。

　　埃及博物館有第11王朝第5個法老蒙圖荷太普二世(前1957一前1945在位)的雕塑，就像黑人，厚厚的嘴唇。雕塑的面部膚色用是黑色的。

　　埃及博物館有一尊愛與美女神哈托爾的雕像，樣子也有些像黑人，特別是很多細辮子，是黑人婦女的特征。

　　埃及博物館還有一對夫妻的雕塑，男的是第4王朝法老胡夫(埃及最大的金字塔是他的墳墓，前2571年一前2548年在位)的弟弟拉何泰普，黑人模樣；女的是其妻子內佛萊特，白人模樣。

　　當然還有其他雕塑與壁畫，白人黑人都有，所以不能斷言古埃及人是什麽膚色。我趨向於黑人白人混居說。

　　放下這個爭論不談，至少公元前712年到664年(歷時48年)的第25王朝是努比亞人的王朝，法老是努比亞人，即黑人。

　　即使埃及文明沒有黑人的份。世界上不僅黑人沒有發明文字。除了蘇美爾、埃及、印度、中國和瑪雅人，其他任何民族都沒有發明文字。所有歐洲人都沒有發明文字。拼音

　　文字是閃米特族腓尼基人簡化蘇美爾楔形文字創造的。希伯來、阿拉伯、希臘-羅馬拉丁-意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英語、德語；阿拉米-粟特(波斯)-回鶻-契丹、蒙古、滿語的文字都源於腓尼基的字母。印度的梵語有人說是自己發明的，有人追溯到腓尼基字母。可以認為沒有獨自發明文字的種族都是劣等的嗎?

　　3.黑人智力低於其他人種

　　黑人智商低於其他種族，與遺傳基因有關，黑人沒有抽象思維能力，沒有出數學家、哲學家和科學家，不適合做醫生，只適合體育和搖滾樂。

　　前面提到了，全部現代人共同的祖先是15萬年非洲的一位女性，即7000 代到 9000代的祖母是同一個人。

　　“3.4萬年前以後發現的人

　　類化石都是完全現代的智

　　人。”(《人類的起源》63頁

　　理查德德德 ·利基)。現代人

　　的平均腦量是1350毫升。既

　　然是平均值，就有上限與下拉何泰普與內佛萊特限。但沒有證據表明不同種族(特別是由膚色區別的種族)之間存在腦量差異。

　　著名考古學作家的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布萊恩 · 費根認為：通過對埃塞俄比亞赫托發現的16萬年前人類頭骨化石和遺存物的分析研究，“導致現代人出現的新的生物學特征幾乎在15萬年前就已經全部進化出來了。”《世界史前史》97頁布萊恩 · 費根著)。

　　現代智人大約是10萬年前後走出非洲的，膚色、頭發和面部特征是遷徙後環境變化的結果。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著《世界通史》中提到，人類學家普遍認為：種族間的智力差別不大。舊石器晚期人類，澳大利亞土著和任何其他種族一樣，如有機會受教育，一樣可以畢業與大學。

　　著名生物學家，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賈雷德 ·戴蒙德說：許多美國白人心理學家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試圖證明非洲裔美國黑人在智力上天生地就低於美國白人。關於先天遺傳差異對智力的影響，這些心理學家迄今為止所做的努力，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槍炮、病菌與鋼鐵》8頁、9賈雷德 · 戴蒙德著)。

　　網上傳一個名叫理查德德德 ·林恩的英國教授說“東亞人(包括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105;之後排位是歐洲人(100),愛斯基摩人(91),東南亞人(87), 美洲本土印第安人(87),太平洋諸島土著居民(85),南亞及北非人(84),撒哈拉非洲人(67);而人種智商最低地區是南非沙漠高原的叢林人和剛果雨林地區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為54。”

　　關於種族差異的智商測試是如何測試的?測試規則是怎樣的? 測試取樣的代表性是如何確定的?測試結果是否經過審核檢定，是否被科學界普遍認可?學術界對林恩的結論持否定態度，批評其數據選取、研究模型存在巨大缺陷，選擇性使用數據。

　　關鍵是，智商不等於智力，影響智商的主要因素是社會因素文化環境和教育等，智商與基因的關系目前無法測定。

　　1962年生物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生物學家詹姆斯 ·沃森曾經說過， “基因差異導致了黑人和白人的智力差異，所有的科學測試都證明非洲人和白人智商水平不同。”

　　絕大多數遺傳學家反對沃森的說法，因為沒有確鑿的試驗證據支持，他本人也道歉了。

　　沒有試驗報告支持的言論不能作為科學的判斷。

　　有人問，基因能影響身體素質，體型，激素等一切與身體相關的參數，偏偏跟智力毫無關系?還有人說：“這就跟黑人基因決定他們大部分人體質好，俄羅斯人基因決定幾乎都是高鼻梁，這里只不過把這個基因指向到了“智商”,為什麽說黑人的運動基因優於其他人種就被普遍接受和認可，而說白人的智力基因優於黑人就不能被接受和認可?”

　　基因與智力有關系，智力與膚色、臉型、頭發、身高和指紋有沒有關系?膚色與智力成正比關系嗎?膚色越淺腦量越大嗎?頭發卷曲智力就差嗎?歐洲人比其他人種高大一些，高大與智力成正比關系嗎?拿破侖是矮個子智力低嗎?

　　朝鮮人與韓國人的身高差異，是在三代人期間形成的，顯然不是遺傳因素，而是營養蛋白質攝取量的因素。

　　最主要的問題是：你測試了嗎?你的結論經得住證偽嗎?

　　當你說天鵝都是白的，是對所有天鵝的全稱判斷，當澳大利亞發現了黑天鵝，你的論斷就是錯的。

　　當你說黑人智力差，是由於遺傳基因導致的智力差，是對黑人群體的全稱判斷，如果出現了比白人優秀的黑人，你的結論就是錯的，就不是科學的論斷。

　　我們做一個推論：黑人智力差，鮑威爾是黑人，結論：鮑威爾智力差。鮑威爾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比手下所有白人將軍都優秀，結論：白人將軍的智力更差。白人將軍是白人中的精英，普通白人的智力比將軍更差，結論：白色人種比黑人智力差。

　　你或許改口，說大多數黑人智力差。我接著要問，為什麽同是黑人，基因不一樣呢?這不否定了基因決定種族優劣論嗎?

　　朝鮮人、中國朝鮮族人、韓國人同一民族，如果測試智商或者判斷智力，得出朝鮮人智商或智力低於中國朝鮮族或韓國人應是大概率；同一民族生活在不同國家的人，智力或智商有差異，顯然是社會因素或營養因素造成的。

　　美國黑人精英階層大多來自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而不是美國本土黑人。祖先同樣都來自非洲，膚色一樣，基因遺傳應當相同，為什麽結果不一樣?

　　加勒比海群島的黑人獲得自由早一些，自由民多一些，受到好的教育多一些，所以精英多。而不是這些黑人成功者的基因更好，更接近白人。

　　不提體育節娛樂界的明星，不提喬丹、科比、威廉姆斯和邁克爾 · 傑克遜。我們來看看黑人的優秀人物。

　　拉爾夫 · 約翰遜 · 本奇(1950年諾貝爾和平獎、聯合國憲章起草者之一);經濟學家威廉 · 阿瑟 · 劉易斯(11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9)、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中國出過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嗎?沒有。)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 · 馬歇爾；現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倫斯 · 托馬斯；美國前總檢察長、司法部長埃里克 · 霍爾德。美國前陸軍部長利福德 · 亞歷山大。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最高級別的軍人)、國務卿科林 · 盧瑟 ·鮑威爾。前國務卿康多莉紮 ·賴斯。美國宇航局女數學家凱瑟琳 · 約翰遜。著名學者肯尼斯 ·B ·克拉克。著名詩人詹姆斯 ·韋爾登 ·約翰遜和克勞德 ·麥凱。著名導演、編劇、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和奧斯卡終生成就獎獲得者西德尼 ·波蒂埃。著名藝術家、歌唱家、艾美獎獲得者，人權活動家亨瑞 · 貝拉方特。現任黑人議員和州長多達40多人。

　　上述黑人的智力是否低於白種人精英和中國精英呢?

　　說黑人不適合做醫生，有什麽依據?美國沒有黑人醫生嗎?非洲5億多黑人，他們的醫生都是白人嗎?

　　說黑人只是體育和音樂行，智力不行。打球不需要聰明?那些 NBA 明星情人眼花繚亂的精彩僅僅是體能優勢嗎?

　　與低種族的人通婚會降低智商。奧巴馬比他母親的白人家族的任何人 · 祖祖輩輩的祖先都優秀，說明這種說法不成立。

　　中國目前科技水平和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數量與日本比差距較大，可以認為大和民族的基因優於漢族，大和民族與漢族比是優等種族嗎?如果大和民族高於漢族，為什麽還借用劣等種族的文字和文化?

　　(首發於“魚兒與天空”公眾號，2020/7/27)

　　種族主義系列3

　　對種族主義言論的反駁(下)

　　郭學明

　　4. 黑人道德差

　　有人說黑人道德低下，懶惰，犯罪率高，並以此證明黑人是劣等種族。網上經常看到曝光黑人醜行的帖子。例如一個黑人躺在地鐵座椅上令人厭惡的照片；如兩張對比照片，說是“20年代歐洲火車與現代歐洲火車”的對比，一張照片車廂高檔幹凈，坐著優雅的白人；一張照車廂里擠著黑人和穆斯林，臟亂的感覺，還有一個黑人做鬼臉的近景。

　　下面具體討論。

　　1.關於道德與種族優劣的關系，道德是社會學範疇，種族是遺傳學範疇。遺傳密碼不可能迎合不同社會不同時代的道德標準，與時俱進“突變”。生物學界有個說法：基因的變化以10萬年計；文化的變化以千年計。雖然不很準確，但說明基因的變異進化是很緩慢的。 (人類腦量從1100毫升增加到1350毫升，250毫升增量用了40多萬年，平均每萬年增加6.25毫升)。當下社會，文化的變化不是以千年計，而是以百年計，甚至更短。在農業社會，“孝”是最重要的道德，而遊牧社會則對老人不那麽尊重；在等級社會，“忠”是道德的核心價值；而平等社會的契約道德最重要，“守信”取代了依附性的“忠心”。因此，把文化層面的道德作為種族優劣的判斷標準是不可取的。

　　2.說黑人懶惰是沒有依據的。非洲(和澳洲)是地球自然環境最差的大陸，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土地貧瘠，沒有沃土，樹林茂密，開荒很難。只有堅韌和勤勞，才能生存下來，才能實現班圖擴散即班圖語系農人的擴散。美洲殖民者為什麽不遠萬里從非洲輸入黑人奴隸，不就是因為黑人能幹活嗎?

　　3.哪個民族哪個種族都有道德敗壞的人，沒有證據證明黑人比其他種族道德壞，或者黑人群體中壞人更多。從道德角度判斷，奴役者一定比被奴役者道德低下。如果以道德好壞論優劣，劣等種族不是被奴役的黑人，而應當是奴役者白人。但實際情況卻是，白人奴隸主指斥黑人道德差，奴役了千百萬奴隸，剝奪他人自由，用鞭子強迫奴隸高強度勞動的奴役者群體，有著與生俱來的道德優越感，說黑奴道德低下。

　　4.關於美國黑人犯罪率高，我看過統計資料。我認為不是種族問題，而是階層問題。美國社會底層黑人比例大，任何社會底層犯罪率都高。如果不籠統地按膚色統計犯罪率，而是細分到每個階層中產階級、低收入階級、失業階層進行膚色統計，結果就會大不一樣。

　　5.再說了，美國白人的犯罪率高於亞裔，也不能說明美國白人是比亞裔低劣的種族。從人類歷史發生過的大的人禍看，黑人比白人和黃種人對人類的戕害都少。黑人極少侵略其他種族的地盤；沒有奴役其他種族；沒有像蒙古人和突厥人那樣把人頭堆成山論軍功，或者像豐臣秀吉那樣把鼻子堆起來論軍功；更沒有出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ISIS 那樣的惡魔。

　　6.不應把個別現象說成黑人的普遍現象，更不能別有用心地剪裁編輯。那兩張歐洲火車對比照片，我仔細看了，一張是20年代火車一等車廂，另一張是地鐵里擠滿了黑人和穆斯林人，編輯者別有用心地說成是現在歐洲火車的狀況。我1996年第一次去歐洲，去過好多次，每次都做火車，從未見過黑人和穆斯林擠滿車廂的場面。那張黑人躺在地鐵座位上的照片，也是極個別現象。我去過9個非洲國家，就文明而言，沒有一個國家隨地吐痰的現象比中國嚴重。中國國內航班頭等艙的第一排，經常有乘客脫了鞋蹬在前壁板上，腳高過頭頂。高鐵商務座內，經常有人大聲打電話，有時還厲聲訓斥下級，影響別人。這些人都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但我稱他們為野蠻人。多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野蠻人占領了頭等艙》。

　　7.美國黑人單親家庭多，有歷史因素和文化因素，與道德無關，更不能歸於基因因素作為種族低劣的證據。美國奴隸制時期(歷史2 百多年),黑奴家庭因奴隸貿易被拆散的比例達1/6。婚前性行為是當代社會的普遍現象，各民族各國家各種膚色的人都有。有些人不願意避孕也不願意墮胎，與性夥伴又沒能走進婚姻，就出現了較多的單親家庭。

　　8.說幾個我在國外的經歷。

　　1998年我去巴黎，地鐵上有個人掏我包，我沒有察覺。一個黑人大媽使勁向我瞪眼提示，大眼睛圓圓的，亮亮的，我不知道什麽意思。她看我沒有反應，在小偷把我兜里東西掏出一半時，用手把他的手打開，我才知道有人掏包。地鐵到站停車時，那個小偷——一個西服革履的白人 · 趕忙下車。

　　兩年後我在巴塞羅那火車站候車室休息座椅上看報紙，手推行李車(巴塞羅那火車站也有機場那樣的行李車)上的一個相機包(一套相機、鏡頭，還有40個在歐洲拍的膠卷)被人拎跑了，是個黃種人偷的，可能是越南人，也可能是華人。

　　我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和意大利米蘭的街都上遇到過兩三個白人攔住我，以查護照的名義看我身上帶沒帶現金，看我沒有現金作罷。 (我在國外上街時習慣把現金留在酒店里)。事後當地人告訴我，警察不會在街上隨便攔人檢查，也不會穿便衣執法，如果檢查會先亮證件。那些人是東歐來的，專門搶劫中國人，因為中國人習慣帶現金。

　　我說這幾個經歷不是要證明白人、黃種人道德差，黑人道德好，只是要說明，舉幾個例子證明“黑人道德比其他人種差”並由此斷定黑人是低劣種族，是站不住腳的。

　　5. 黑人治理能力差

　　以黑人治理能力差證明黑人是劣等種族，說黑人管理的國家沒有一個成功的。常用的例子是海地，說海地獨立前是法國殖民地，經濟繁榮，城市美麗。黑人統治後，成了世界上治理最差的國家。還有一個例子是南非，把南非描繪成地獄一般，說曼德拉毀了南非，是千古罪人。

　　(1)先說海地

　　海地是西方人在美洲建立的第一個殖民地。哥倫布1492年第一次遠航美洲就到了海地島(伊斯帕尼奧拉島),還留下了一些人，但第二年去時留下的人都死了。

　　海地1510年開始輸入非洲黑奴，到1804年獨立時，52萬人口中有近48萬黑奴。近300年奴隸制時期，海地黑人人口沒有增長，整個拉丁美洲黑人奴隸的人口都沒有自然增長。包括海地在內的加勒比海群島的奴隸勞動是最殘酷的，黑奴平均壽命7年，不僅不能自然增長，還要不斷補充黑奴。而海地從獨立到現在2百多年，人口達到了1200萬。現在海地人的平均壽命是多少我沒有查到，但絕不會是成年+7年吧。

　　獨立前海地90%以上人口是奴隸，即使經濟繁榮，也是不到10% 的奴隸主的繁榮!而絕不是全體海地人的繁榮。奴隸主的繁榮往往意味著對奴隸的壓榨更厲害更殘暴。

　　海地獨立前太子港只有6千人，是個大一點的鎮子，是上層白人居住區和海港。說那時的太子港漂亮應當是真的。但再漂亮也不過是6000人的小鎮。現在太子港是2百多萬人口的大城市。

　　這樣對比，你會認為黑人統治比法國白人奴隸主統治還差嗎?

　　海地是世界上第一個奴隸起義推翻了奴隸制的國家，也是拉丁美洲第一個獨立的國家，1804年獨立。海地獨立帶動了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和奴隸解放運動。

　　海地黑人在獨立戰爭中擊敗了拿破侖派來的由其小舅子統帥的 3.5萬法國大軍，當時正是拿破侖不可一世的時候，但法國遠征軍卻戰敗投降。海地獨立後有兩個建國元勳先後摘取勝利果實自封為皇帝，一個被海地人暗殺，一個被起義所迫而自殺。1986年，宣稱獲得99.98%海地人民擁護的終身總統杜瓦利埃，在海地全國大罷工的抗議中逃亡國外。我覺得，華人圈沒有資格鄙視蔑視海地黑人。

　　海地經濟很差，人均GDP 只有850多美元，相當於中國1998年的水平。海地經濟只比中國落後22年，似乎也沒有什麽值得蔑視的。

　　海地與朝鮮比國家治理誰更差，我認為朝鮮更差。畢竟海地人有選舉權可以把不喜歡的政治家趕下台。可以認為朝鮮種族比黑人種族低劣嗎?如果這樣認為，那與朝鮮同族的韓國人也比海地黑人種族也低劣嗎?所以說，以國家治理的好壞論種族優劣是說不通的。

　　(2)再說南非

　　南非也被視為黑人治理失敗的典型，華人圈有帖子說曼德拉毀了南非，是南非的千古罪人。

　　曼德拉反對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主張非暴力，在結束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為黑人爭取政治權利的事業中，在實現種族和解和和平過渡的過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什麽在一些華人知識精英眼里曼德拉成了千古罪人?除非你認為黑人不應當享有政治權利，就該在種族歧視種族隔離制度下生存。

　　說曼德拉毀了南非，占南非人口近80%的黑人願意回到未被“毀掉”的種族隔離時代嗎?願意放棄南非被“毀掉”後黑人所得到的政治權利嗎?

　　說南非從黑人執政後治安惡化。如果與武裝鬥爭時期比，南非治安是好了而不是差了。如果與民族和解過程白人還沒有移交政權那段時間比，黑人執政後治安確實差了。但我去過南非，不像有些人描繪得那樣，晚上都不敢出門。我在開普敦有一天傍晚從酒店走到附近一個海灣拍日落，來回一個小時，帶著兩個大相機還有三角架。我們 4個人(兩男兩女),出門前問了酒店大堂經理，他說安全沒問題。我在拉丁美洲任何國家都不敢在只有幾個人的情況下帶著大相機上街。

　　許多人說黑人把南非經濟搞崩潰了。南非人均GDP比白人統治時期增長了一倍。26年了，增速有些慢，但畢竟還是增長的，絕不是崩潰。南非現在人均GDP 是6千多美金，相當於中國10年前水平。前幾年曾經達到過8千美金，與中國差距更小。南非是金磚國家的說法是在黑人執政七、八年後提出來的，盡管有白人打了好底子的因素，但黑人執政後經濟增長也是事實。

　　我不認為南非政治上和經濟上是成功的，但比起剝奪了80%國民基本權利的種族主義統治，南非進步了。

　　(3)黑人國家治理沒有一個成功的

　　這似乎有一定道理，特別是與歐美白人國家比。但應當知道，現在黑人國家一半以上實行民主制度，真正的一人一票選舉。非洲經濟最好的國家人均GDP 與中國名次差不到10位，最差的相當於中國二、三十年前的水平。

　　黑人國家大都是長期殖民統治後獨立的。與長期專制統治的社會一樣，殖民地獨立後會有一段較長的痛苦的過渡期，如法國、德國、俄羅斯、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各個國家，專制體制崩潰後，轉型期都很長。專制傳統越久，專制力量越強，轉型期的阻力就越大，覆辟越頻，轉型時間長，磨難多。

　　還有一個因素，一些非洲國家由部落狀態進入現代國家狀態，有一個磨合過程，血緣社會轉變為政治社會，需要成長期。殖民地時期，殖民者以“大一統”方式統治國家，獨立後，不同民族不同部落以及不同政治派別的矛盾常常演變為內亂甚至內戰，導致社會失序甚至崩潰，如索馬里、利比里亞等。但這都是社會性原因，與種族基因的優劣無關。

　　(首發於“魚兒與天空”公眾號，2020/7/28)

　　種族主義統治實例

　　郭學明

　　即使大多數人都認為種族有優劣之分，也不存在超越各種族之上的公平的裁判者。

　　種族優劣是戰場上的勝利者決定的，不可能依據學術機構基於遺傳生物學要素進行科學、客觀、公正的評價來決定。

　　承認種族有優劣之分，事實上等於承認軍事上的強者是優等種族。

　　人類社會出現分層後，統治階級或居統治地位的民族以血統定義、固化、世襲社會地位是慣常做法，也是統治者堅決維護的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以確保其特權和利益被子孫後代繼承。但整個社會共同體按種族或民族劃分尊卑等級並不多見。下面看幾個實例。

　　1.印度種姓制度

　　印度種姓制度是歷時最久的具有種族主義性質的社會制度，是外來入侵者雅利安人 · 軍事上勝利的少數民族_ 建立的。

　　雅利安人大約公元前2000年開始入侵印度，歷時幾個世紀完成對印度的征服。雖然沒有建立統一國家，小國林立，但借助於雅利安人的宗教- 婆羅門教，建立了覆蓋全印度的種姓制度，將雅利安人的特權地位世世代代定格。

　　“雅利安人將種族主義和膚色的觀念傳入印度。與土著人民比較，他們覺得自己皮膚潔白，這種意識支配了他們的全部思想。”

　　(《印度簡史》12頁(印)K ·M · 潘尼迦著)雅利安人還相信他們獲勝是由於神的啟世，由於神秘的宗教儀式和魔法。最初的種姓制度思想是將雅利安人與非雅利安人、再生者與凡人永遠區別開來。“後來《法經》(宗教文獻)作家們將這方面的理論發展得更加細密，正式成為種姓制度。”(《印度簡史》13頁)印度的種姓制度既有依據膚色的分層，也有依據階級的分層，是 “種族+階級”社會分層類型。白色人種雅利安族高於皮膚黑的土著種族，雅利安族內部按照階級分成3個等級：僧侶、貴族和平民。

　　印度的種姓制度將社會分層和職業固化，而且是世世代代固化，低種姓的人無論如何努力，此生也無法改變種姓，子孫後代也無法改變種姓。若想流動到上層，只能寄希望於來世。此生安分守己，好好努力，爭取來世投胎到高種姓人家。也就是說，下輩子的社會地位與生活質量取決於這輩子的恭順表現。而種姓之下的賤人，連下輩子轉世的機會都沒有。

　　印度種姓制度分為5個層次。前4個種姓是可以轉世的。

　　第一種姓婆羅門，即僧侶，雅利安人；

　　第二種姓剎帝力，包括君主、貴族、武士，雅利安人；第三種姓吠舍，包括商人、地主和農民，雅利安人；第四種姓首陀羅，勞動階級，黑膚色的土著印度人。

　　種姓之下是“不可接受的賤人”,包括從事低賤職業的人，稱作達利特；還有戰俘，稱作旃陀羅。這些人連轉世的希望都沒有。

　　創建於公元前6世紀的耆那教和佛教是對種姓制度的反動，宣揚平等，爭取了一些信眾，在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年~前185年) 達到高潮。但後來在印度漸漸衰落。婆羅門教公元8~9世紀改革為印度教，重新吸引了信眾。佛教和耆那教式微的原因可能與禁欲主義和不介入世俗生活有關，對教徒缺乏持久的吸引力；佛教徒和耆那教徒把許多時間消耗在修行上，以及秉持不殺生理念，影響了勞動力資源和兵源，君主也排斥耆那教和佛教。

　　種姓制度1947年被廢除。但實行了3千多年的社會制度慣性很大，加上印度80%人口信印度教，種姓制度還有一定影響。

　　2.中國元朝的社會等級制度

　　中國元朝的等級制度主要依據民族劃分，也有地域與階級因素，是“種族+地域+階級”的社會分層類型。

　　元朝的等級制度是軍事征服勝利的少數民族建立的。蒙古族人口少，13世紀大約為100萬人，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時軍隊人數只有12 .9萬人。(《草原帝國》163頁(法)勒內 · 格魯塞著)。整個蒙古帝國的統治範圍(四大汗國加元朝)大約是現在中國面積的3 個大，人口約2億。被統治人口數量是統治民族人口的200倍。1281 年，元朝“有1320萬戶，5583萬人”(《中國歷史大事年表-古代》 390頁沈起煒編著)。

　　小民族統治多民族多人口，難度很大。在中亞和俄羅斯，蒙古人與被征服者的關系是宗主國與附庸國的關系，只征稅、不統治。在中國，沿襲秦制傳統，實行大一統的皇權專制制度。由此，須建立官僚體系。元朝皇室對5千萬人口的被統治民族尤其是漢族不信任，於是按征服過程中的同盟關系和被征服早晚，劃分了社會等級。

　　全國居民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

　　日本歷史學家杉山正明認為“四等級身份制度，僅限於科舉應試極小範圍”(《疾馳的草原征服者》319頁(日)杉山正明)白壽彜總主編、陳得芝主編的《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 ·元時期》中稱：蒙古統治者“分全國居民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 四等，“元朝政府並沒為四等人的劃分頒布過專門的法令。但卻反映在有關他們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權利和義務方面的諸多不平等的規定中。忽必烈在位時期，這種民族劃分政策已經基本形成，其後構成元朝統治秩序的一個很大特點”。(《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 · 元時期》353頁陳得芝主編)該書沒有介紹四等制度的具體內容，只說與金朝一樣，但該套書金朝史中並沒有提及等級制度。

　　蒙思明所著《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第二章元代法定之種族四級制，對元朝的四等級種族制度有具體介紹。

　　元朝社會四種族等級分別為：

　　蒙古人，約40個氏族。

　　色目人，包括畏兀兒、回回(即回族，元朝時遷徙穆斯林到中國本土約100萬人)、乃蠻(突厥人)、唐兀(黨項、羌族)等。

　　漢人，包括契丹、女真、高麗和北方漢人。

　　南人，官方文件稱蠻子，為居住在南方的漢族，屬於地域與種族雙重歧視。

　　奴隸，奴隸在四個等級之下。元朝戰俘多，奴隸數量多。

　　元朝的四等級制度主要在官員任用、科舉和司法方面對不同種族有不同規定。

　　官員任用

　　· 中央政府“各級官署長官，皆專於蒙古人，其次為色目人，而漢人、南人不與也。”(《元代社會階級制度》46頁蒙思明著)· 地方政府“路” 一級(大約相當於現在的地市級)的達魯花赤(一把手民政官員),主要由蒙古人擔任，色目人次之，漢人與南人不可。

　　· 高級行政人員只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

　　· 軍事長官和軍械庫管理者主要由蒙古人擔任，連色目人都極少。

　　科舉

　　元朝建立44年後的1315年才恢覆科舉制度，對四個等級差別對待：

　　· 考題不一樣(蒙古人和色目人比漢人和南人的考題難度差一等 )● 場次不一樣(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兩場、漢人和南人考三場)· 錄取比例不一樣(錄取名額在各種人中均分，蒙古人和色目人考生少，漢人和南人考生多，所以錄取比例差距非常大。)· 考場寬嚴不一樣(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場監考寬，漢人和南人考場監考嚴)· 發榜不一樣(蒙古人色目人在右，漢人南人在左)· 任用比例不一樣(蒙古人色目人優先任用)

　　· 未考上者的工作安排不一樣。對於參加兩次考試未中榜者， 30歲以上的蒙古和色目考生可安排當教授，30歲以下可安排當學正(教育局官員)或山長(書院老師)。但對漢人和南人，則以50歲為線。

　　司法

　　· 同罪不同審

　　· 同罪不同罰。蒙古人打死漢人，陪喪葬費，斷罰出征。漢人打蒙古人，處死。

　　● 蒙古人打漢人，漢人不得還手

　　● 北方漢人打南人，南人不準還手

　　元朝的歷史只有97年。在征服南宋的過程中(長達45年), 蒙古人利用契丹人(如耶律楚材)、漢人(如王鶚、姚樞、劉秉忠等儒生)、南人(如劉整、呂文煥等軍人)打天下，給與了充分信任和無歧視任用。等坐穩江山後才，才開始實行種族等級制度，實行時間短。如科舉歧視制度才實行了50年左右。元朝種族歧視的程度也不高，但對自以為是優等民族並有著久遠的優秀文化傳統的漢族精英而言，被蠻夷統治，被剛有文字的民族統治(成吉思汗1204年才令回紇人用回紇字母拼寫蒙語教兒子),而且還被列為最低等級，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受到巨大打擊。好在，有天命這個台階。

　　3.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種族等級

　　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西班牙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除巴西以外的大部分地區，葡萄牙在巴西，建立了殖民統治秩序。

　　拉丁美洲殖民地初期，對印第安土著民族實行了奴隸制、監護征賦制和米塔制等強制勞役制度。

　　所謂監護征賦制，就是分給白人殖民者一些土著人，讓白人殖民者做其“監護人”,實質上是讓這些“被監護人”為“監護人”幹活。

　　米塔制是印第安社會原有的勞役制度，簡單說就是輪流出勞役。比如7戶人家，1戶人家出勞役1年，其他6戶人家替出勞役的人家耕種農田。一年一輪，每戶人家7年輪一次勞役。

　　由於白人帶到美洲的細菌導致土著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勞動力稀缺。1540年後，監護征賦制修改，土著被監護人不用出勞務，交貢品就行。米塔制也被雇傭制取代。由於印第安人的身體不適合重體力勞動，也由於西班牙王室禁止，土著奴隸制漸漸消亡，重體力勞動如甘蔗種植園等，用從非洲買來的黑人奴隸。

　　拉丁美洲社會是“種族+地域+階級”分層類型。

　　按照種族分；最高種族是白人，其次是白人與有色人種的混血兒，再次是有色人種及有色人種之間的混血兒。

　　按照地域分：在歐洲的出生白人的地位高於在美洲出生的白人。

　　按照階級分：自由黑人高於黑奴。

　　到18世紀末，拉丁美洲共有人口1409萬人，分為以下等級：

　　白人322.3萬，占總人口22.9%,其中：

　　· 西班牙人，可擔任政府高官和教會高級職務；· 克里奧爾人，即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後裔。不能擔任教會和政府高級職務，不能做大單貿易。

　　白人與有色人種混血人

　　· 梅斯蒂索人，白種人與印第安人的混血兒，103.4萬，占總人口7.3%。可以做小買賣，可擔任民兵，以打工為主。

　　· 穆拉托人，白種人與黑人的混血兒；107.2萬，占總人口 7.6%。職業同梅斯蒂索人。

　　有色人種

　　· 土著印第安人；786萬，占總人口55.8%,主要是農民。

　　● 黑人和桑博人，桑博人是印第安人與黑人的混血兒，90.2 萬，占總人口6.4%。大多為奴隸。

　　(各種族人口數量和比例見《拉丁美洲史》113頁林被甸、董經勝著)4.北美殖民地一美國的種族制度

　　第一批英國殖民者1607年到達北美弗吉尼亞詹姆斯敦12年後， 1619年有一船黑人到達那里。有人認為這船黑人屬於契約工性質。 20多年後，1640年代到達詹姆斯敦的黑人肯定有奴隸。又過了20 年，1660年，弗吉尼亞和馬里蘭殖民地的地方法律確立了奴隸制。

　　北美殖民地-美國的種族制度可分為三個時期：種族奴役時期、種族歧視時期和後種族歧視時期。

　　種族奴役時期從1640年到19世紀60年代南北戰爭解放奴隸，歷時2個多世紀。種族制度是“種族+階級”的社會分層類型，有白人、有色人種(包括黑人)自由人、黑人奴隸三個階層。

　　種族歧視時期從解放奴隸到20世紀60帶平權運動，歷時1個世紀，主要存在州一級政府的種族歧視法律、政策和種族隔離制度。

　　後種族歧視時期是20世紀70年代到現在，法律和政府政策層面的種族歧視沒有了，但社會上還存在一些種族歧視現象。

　　5.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與種族奴役

　　希特勒納粹德國實行了最邪惡最殘暴的種族主義，主要是對白人劣等民族的屠殺和奴役，還沒有來得及走出歐洲去實行基於膚色的種族主義實踐。

　　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實行種族滅絕政策，屠殺了600萬人。對斯拉夫人實行種族奴役政策，強迫750萬人為德國從事奴役勞動。

　　本系列第1篇文章介紹了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的種族主義理論，(當下華人圈的一些種族主義言論與希特勒理論如出一轍，) 奴役和屠殺是劣等種族論必然的終極歸宿。劣等種族可利用，就奴役；當資源緊張或不可用時，就屠殺。

　　6. 一個反血統等級的例子

　　歐洲封建制度是基於血統的等級制度，君主、貴族、自由人和農奴的身份是由血統決定的。君主和貴族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貴族婚姻特別在意門當戶對，不與平民通婚。王室和貴族近親結婚很多。許多貴族相信自己的血與平民不一樣，甚至以為貴族的血是藍色的。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最先意識到，英格蘭有一個重要的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的特點，就是它摧毀了血統特權制度。在英格蘭，“最大貴族的女兒可以毫不羞愧地嫁給一個‘新’男人。”《現代世界的誕生》97頁(英)艾倫 · 麥克法蘭上海人民出版社)英國族群之間存在競爭與流動，而不是身份的固定與隔離，社會等級敞開了。

　　歷史學家梅特蘭也注意到，英國的制度“不認可什麽紳士階級和貴族階級，一切自由人在法律面前基本平等。”《現代世界的誕生》 9 8 頁 ) 。

　　由於打破了由血統定義的等級制度，形成了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既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起因，也是其結果。一個社會既有向上的階梯，也有下落的可能性，希望和壓力並存，由此競爭型社會的能量得以釋放。

　　發生革命以及革命的暴烈程度是與社會分層度、固化度成正比的。法國大革命就是自卡佩王朝到波旁王朝不斷強化的長期專制統治的結果。海地革命也是例子，長期殘酷的奴隸制統治使革命非常堅決也非常暴烈，4萬白人中有2千人被殺，包括婦女兒童，大多數白人及時逃到其他島嶼才躲過了劫難。

　　種族主義實踐不僅對被奴役者是災難，對奴役者或許也是災難。

　　(首發於“魚兒與天空”公眾號，2020/7/30)

　　種族主義系列5

　　必須拋棄種族主義

　　郭學明

　　1. 孫立平先生提出的課題

　　前不久，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先生在群里提出一個問題： “我覺得首先是要不要承認一個理念：不同人種人格和權利上是平等的；接著是承認不承認一個事實：不同人種天然稟賦上是有差異的。如果都承認，怎麽辦?”

　　孫立平先生經常提出一些看似無關緊要但細想一下很重要的問題。多數時候他自問自答，睿智深刻。但這次他只提問題，沒給出答案。群里也沒人吱聲。當時我想，等身體覆查完了，做做功課，回答這個問題。

　　2. 關於歧視自由

　　我的一位好友認為：種族差異是客觀存在，誰也否認不了。因種族差異導致的歧視就像地域歧視、階層歧視和個人偏好歧視一樣，無法也沒有必要禁止。每個人都可以有歧視的自由。

　　3. 我的答卷

　　對孫立平先生和這位朋友的問題，我的答卷如下：

　　(1)種族之間有差異，種族內人與人之間也有差異，雙胞胎都有差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是客觀存在，不承認也不行。但這種差異是否可以構成優劣預判?是否可以成為一個人一個民族或一種膚色社會地位的預設條件?是否可以在結果未呈現時僅僅根據血統定義人的社會地位區間?顯然不可以。

　　(2)不能把尚未確定的基因差異作為預判優劣的因素，尤其不能按膚色深淺、身材高矮、頭發卷曲程度、鼻子長短、眼睛大小、單眼皮雙眼皮還有指紋決定智力優劣、道德優劣、種族優劣，目前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證明膚色與智力和道德之間存在對應關系，更不能據此預判結果。

　　(3)種族主義者誇大種族間的差異性和差異性的作用，將人類按照種族或民族分成優劣等級，並以此構建社會架構、秩序與輿論。種族滅絕、種族奴役、種族壓迫、種族隔離、種族歧視和種族沖突，都是種族分等的產物。

　　(4)人與人之間的生理差異應通過公平競爭體現結果，而不能人為地預先認定這種差異與結果的必然性關系，甚至借助於社會力量如輿論和法律加以影響。高個子和矮個子存在差異，高個子適合打籃球，但不能由此認定矮個子不適合打籃球。許多優秀籃球運動員身高沒有優勢，但打得非常好，或靈活，或意識好，或三分欄準。再比如，打籃球黃種人不如黑人有優勢，但不能認定黃種人在打籃球方面是劣等的，不能因這種認定而拒絕姚明參加NBA 選秀。

　　(5)天然稟賦固然重要，但天賦不高成就高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天賦很高沒有成就的例子也太多太多了。進取、勤奮、好學、惜時、機遇，等等等等，很多因素決定優劣。天然稟賦不是成功的唯一要素，也不是最重要的要素，甚至不是很重要的要素。美國奴隸制時期，很多奴隸主不準黑奴有自己的姓氏，不準他們識字，黑人再有天賦，有什麽用呢?種族隔離時期，允許黑人上學的學校少，很多黑人得不到教育，再有天賦有什麽用呢?

　　(6)選擇方向比選擇方法重要。戈培爾博士天然稟賦高，但選擇了種族主義方向，成了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禍首之一。有些博士非常聰明，但讀博跟錯了導師，或課題選錯了方向，結果沒有寫出有價值的論文。

　　(7)一些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認為，人類的智力潛能遠沒有發揮出來。甚至有人定量分析，說愛因斯坦也只釋放了30%智力，一般人只用了15%智力。這個定量分析可能誇張了，但人有智力潛能並可以更多地釋放是毫無疑問的。

　　(8)很多人成功並不是由於他有超人的天賦。而是他成功了，人們以為他有超人的天賦，或自稱有超人的天賦，或被吹鼓手說成有天賦，如“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天才”。

　　(9)已經滅絕的尼安德特人，大約60萬年前與現代智人的祖先分道揚鑣。尼安德特人肌肉發達，腦量比現代人大。(《世界史前史》90頁布萊恩 · 費根著)。德國科普作家雷納 ·科特博士說尼安德特人的腦量是1450毫升，比現代人智人多100毫升。德國杜塞爾多夫有尼安德特人博物館，我偏向於相信他的說法。《萬物簡史》的作者比爾 · 比萊森說尼安德特人的腦量比現代智人多400毫升，這個我不敢相信。但不管怎麽說，尼安德特人比現代智人腦量大，他們矮粗的身材更適合北方氣候，狩獵能力也很強，還發明了弓箭。但在與現代智人競爭幾千年(也有說法是1萬年)後滅絕了，原因不明。有人說被現代智人消滅了，有人說可能被現代智人吃光了。應當是現代智人的社會性優勢在競爭中起了關鍵作用。

　　(10)無法準確確定也沒有必要去確定種族間的智力差異是否存在或者差異多大，這樣的認定必然帶來種族間沖突。如果你確信存在劣等種族，還會堅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價值觀嗎?是不是應當將人權分解為優等種族人權、次優等種族人權和劣等種族人權?還有必要保證每個人的政治權利相等，一人一票嗎?如果劣等種族是社會多數，一人一票導致社會由劣等人統治怎麽辦?解決的辦法必然是剝奪低等級種族的權利和機會。美國解放奴隸前，根據各州人口數量計算聯邦眾議員名額，一個黑奴按0.6個人統計。但黑人既沒有被選舉權，也沒有選舉權，0.6個人也都歸白人了。

　　(11)人與人之間存在差異，但不應歧視。成敗未必由差異造成。即使對失敗者，也不能歧視。昨天貴族今日奴，科林斯失敗了，迦太基失敗了，貴族被殺，妻子兒女都成了奴隸。昨天富裕今日窮。任何人都不能斷定自己和自己的後代不會落入底層，不會身陷困境。我非常奇怪一些知識精英鄙視蔑視仇視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醫療、失業救濟、養老和災荒救濟。社會如果不救助苦難?還有什麽價值?納稅人交了那麽多的稅，得到基本的社會保障是理所當然的。

　　(12)認為自己是優等種族，沒有必要努力了，因為成就是自然而然的；認為自己是低等種族，也沒有必要努力了，因為努力也沒有用。

　　(13)個人有沒有表達歧視的自由?

　　1)殘疾人與正常人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可以歧視殘疾人嗎? 對殘疾人可以有表達歧視的自由嗎?即使沒有法律限制，社會倫理也應當約束這種自由。

　　2)如果對一個種族、一個地域或一個階層的人做全稱判斷，說某個民族的人壞，某個省的人壞，社會底層人下賤，一定是錯的。如果明知錯了，為什麽還要堅持“我有錯的自由”? 就是為了心情?為了賭氣?

　　3)自由是有邊界的，在沒有具體證據的情況下，把別人歸入低等人或壞人行列，是侮辱，是冒犯，是對他人權利的侵害。如果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表達種族歧視言論，必然會撕裂社會，必然會引發抗議甚至對抗。到回族聚集區表達宗教歧視言論試試，到黑人社區表達歧視黑人的言論試試。

　　4)現代文明社會，歧視“不如”“可能不如”甚至“未必不如” 自己的民族、階層、族群，不僅是錯誤的，也是一種恥辱。當然，對一個人或一夥人的錯誤或罪行的譴責不屬於歧視。

　　5)個人歧視的集合會構成社會性歧視。希特勒就是被反猶主義草根送上台的。

　　一個飽受歧視的民族的一些知識精英，成為種族主義的擁躉，是非常奇怪的。除了中國人，無論那個民族勝利，都會把華人列入劣等種族，還可能是最低等級，就像忽必烈和他的子孫一樣。

　　我認為：必須拋棄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

　　(首發於“魚兒與天空”公眾號，2020/7/31)

　　種族平等美國憲政的原罪、救贖與短板

　　張千帆

　　一個健康的國家不只需要處理好族群關系，而且要維持自由與秩序、國家與個人、權利與義務等諸多方面的適度平衡。美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美國的問題需要我們去反思。看美國不是看熱鬧，而要看門道。只有心平氣和、不帶偏見地討論美國問題的方方面面，才能吸取他們的經驗教訓，將來更好地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就在美國疫情洶湧之際，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白人警察過度執法，造成黑人弗羅伊德窒息死亡，激起全美乃至世界此起彼伏的抗議浪潮。這場悲劇中，白人警察肯定有過錯對於一個無反抗能力的犯罪嫌疑人來說，顯然沒必要如此使用暴力。至於是否構成犯罪，尚待等候獨立的司法審判。此案是否涉及種族歧視?白人警察對待白人是否也會這樣?這個問題也留待法院鑒定。那張傳遍全球的照片給人的印象是，面對黑人的呼救和路人的指責，白人警察似乎在享受這種控制感，旁邊的亞裔警察也無動於衷。正是這張照片傳遞出來的種族主義色彩捅了種族問題這個馬蜂窩，不僅在美國多個城市引發打砸搶騷亂，而且在世界各國激起強烈反響。弗羅伊德事件尚未平息，亞特蘭大又傳來槍響，又是黑人拘捕被白人警察槍殺，然後又發生了打砸燒。種族問題是一個火藥桶，每隔幾年就要在美國爆發一次，成了美國社會周期性流血的傷口。

　　中國人也很關心弗羅伊德事件，其中有官宣的不懷好意、幸災樂禍，也有民間的種族歧視情緒。有的把美國說得一片漆黑，好像現在和內戰前蓄奴時期一般黑，所謂的制度和法律“進步”也是徒具其表。有的則認定美國制度是天堂，問題都是黑人自己不爭氣，這個種族就是不行；弗洛伊德就是吸毒人渣，白人警察無罪甚至無過。雖然前者不值一駁，後者顯然也不對：即便弗洛伊德本人不是英雄，甚至是一個“壞人”,顯然也有生存的權利和作為人的尊嚴，他的身份、狀態和他應當受到國家什麽樣的對待無關。就我所接觸的評論來看，知情、中立並符合憲法常識的觀點似乎是稀缺品。

　　制度和人本來是不可偏廢的兩個方面。中國極左否定美國內戰後在種族平等上的努力和成就，極右則否定美國體制仍然存在問題，把一切過錯歸咎少數族群自己，這樣就讓自己站到了種族主義立場上。極左極右不僅價值觀都有問題，而且都不符合基本事實。可悲的是，不少對中國體制持批判態度的自由派也是種族主義者。國人在立場站隊上大都非左即右、非中即美，兩個極端。但是如果“真理”存在的話，肯定是靠近中間的“中庸之道”。這是因為人就在上帝和魔鬼之間，人造的東西再好，也是不完美的。美國憲政體制再好，美國立憲者再偉大，他們也是人，也有缺陷，他們設計的制度也有短板。我們既不能無視美國憲政制度的長處，也不能對它的短板采取選擇性失明。本文就從憲法平等的基本原則出發，談談美國憲法設計的 “原罪”、之後的補救及遺留至今的問題。

　　一、偉大成就

　　美國憲法的成就不用再渲染了。我自己就長期宣揚美國憲政，甚至被極左、五毛們認為是“帶路黨”。我的基本觀點依然不變：美國憲政的成就即便不是絕後，也絕對是空前的，不僅開天辟地、前所未有，而且很難覆制。1787年夏天，在悶熱的費城，55名制憲代表關起門來，通過談判、妥協起草了一部偉大的憲法，然後放到各州辯論、投票，論爭激烈、九死一生，最後竟然通過。說美國憲法是開天辟地，是因為以前從來沒有成文憲法；說它幾乎空前絕後，是因為後來雖然有了，絕大多數國家的憲法也不是這麽制定的，制憲捅出婁子的國家多了去了。

　　還真的別不服，制憲容易，成功制憲並不容易，所以它不是一個隨便哪個國家都能玩的遊戲。美國制憲後一年，法國就發生大革命。1791年制憲，搞了一個1000多人的制憲大會，要比美國“民主”得多，但出台的憲法沒兩年就玩不下去了，雅各布布賓暴政和拿破侖專制接踵而至。過了整整兩個世紀，1999年，委內瑞拉制憲，經過了制憲大會、兩次公投，熱鬧非凡，最後制定出一部“查韋斯憲法”。不到20年，把自己弄成危機不斷的四流國家。要知道，在拉美，委內瑞拉可是不一般的。人家從1958年就開始搞民主，經歷了40年民主風雨，還搞成這樣。中國“選民”連一張真正的選票都沒摸過，現在還有人成天喊著要“制憲”。憲法哪有那麽好制定的?誰能保證匆忙制憲制定出來的不是美國，而是委內瑞拉呢?制憲有風險，公投須謹慎。

　　某種意義上，美國憲法的成功秘訣恰恰在於它的設計缺陷- 不民主、不平等。立憲者繼承了英國的精英主導、漸近民主之風氣，不同主流利益集團談判、妥協之後立憲，相當於精英集團之間形成了一個小契約。當然，美國憲法只能說是模擬社會契約，其實不是社會契約，因為它排除了女性、有色人種等關鍵主體。之後的兩個世紀中，美國契約範圍不斷擴大，基本形成一個真正的社會契約。本文的主題就是，今天美國的社會危機正源於美國契約中的致命短板—— 種族問題。

　　一部社會契約的核心是“政治自然法”,可大致概括為自由、民主、法治三大方面，而每個方面，1788年聯邦憲法都大有可吹之處。法治從來是英美傳統最不缺的，司法獨立、三權分立、聯邦制都是美國憲法的本來特色，其中三權分立的藍圖是美國率世界之先落實，聯邦制更是偉大的美國發明。

　　民主算是美國憲法的一塊短板，經歷了從不完善到相對完善的過程，至今也不能說十全十美，仍然存在選舉院、勝者通吃等問題。更不用說那個時候的制憲完全是白人男性的事，排除了女性、窮人、黑人等有色人種，選舉僅限於有財產的納稅人，屬於“白富男”的少數人民主。後來逐步放開，1830年代先取消了財產限制，1871年第 15修正案取消了種族限制；1920年第19修正案才取消性別限制。即便如此，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憲政民主體制，這是毫無疑問的。立憲者都是社會精英，害怕民主會發生“多數人暴政”,但是高瞻遠矚，知道民主潮流不可抗拒，因而不是抗拒歷史潮流，而是順應民主但設計憲法加以限制，以法治和自由來規範和限制民主，保障自己的基本權利。比較美、法、中等國可知，精英既得利益的境界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命運。如果精英缺遠見、無胸襟，抗拒民主或利用“民主” 搞獨裁，那就成了拉美。如果中國的“精英”就是我們當下看到的這種境界，國運就可想而知了。

　　最後，自由(主要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反歧視意義上的平等)是幾乎每個國家的憲法都可吹一通的“好東西”,譬如中國憲法就列舉了許多權利。美國憲法當然也不遜色。雖然1788年憲法正文沒規定什麽權利，但是三年之後修憲，1791年的《權利法案》就規定了第一修正案(宗教與言論自由)、第五修正案(財產權和正當程序),以及多條涉及人身自由、刑事程序、住宅不受侵犯等權利。幾乎什麽都有，獨缺平等。直到1868年，內戰之後，第14修正案才補上這塊短板。雖然只缺了一塊，但政治自然法每一條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美國不僅缺了種族平等這關鍵一條，而且還長時間實行過奴隸制，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後果。

　　二、致命的原罪

　　以上提到，這麽一部偉大的憲法也是不完美的豈止不完美，而且反人性!把一個種族變成奴隸、變成財產，不止剝奪了他們的自由，更是剝奪了他們的人性把人變成了“東西”。“不是東西” 是中國的罵人話，但人還真不能成“東西”。1857年臭名昭著的“蓄奴案”,最高法院宣判《密蘇里妥協》違憲。當時美國南部是蓄奴州，北部是自由州(黑人是自由人)。而根據這項法案，蓄奴州的黑人去了一趟自由州之後就成自由人了。這不對啊他明明是一個東西、一件財產，你把“它”帶出來轉了一圈，回來就不是你的了，“它”就變成他了這顯然侵犯這件東西的所有人 · 奴隸主- 的私有產權。

　　奴隸主是誰呢?是偉大的美國立憲者。最偉大的美國總統幾乎都是大奴隸主：華盛頓有317個奴隸，好在他臨終前還了他們自由身；傑弗遜600+,而且即便死後也沒有釋放奴隸。這位《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信誓旦旦地宣布“不言自明的真理”,第一條就是“所有人生來平等”,但是這些“真理”顯然不適用於他的黑奴，因為他們根本不是“人”。我專門查了偶像麥迪遜，發現他也有奴隸100+之後，完美人設在我心中瞬間坍塌。美國大眾民主的開創者傑克遜總統有200 名黑奴。林肯的副手、當時的田納西州軍管州長約翰遜有8 個，還說服林肯不在田州適用《黑奴解放宣言》。連解放黑奴的大將軍格蘭特也有1個，是他丈人給的。美國立憲那一代人中，只有華盛頓的繼任亞當斯總統、《聯邦黨文集》主要作者漢密爾頓、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潘恩等個別有名望的例外從未擁有奴隸。

　　為什麽那麽偉大的立憲者還做奴隸主?因為再偉大也是凡人，也免不了人性的貪婪。美國立憲者難道不超越嗎?他們夠超越，正是因為他們超越，才會制定出禁止政教合一的第一修正案。今天還有人有的還是自由派說美國是“宗教立國”,因為美國立憲時基督教徒占人口比例即便不是100%,也至少95%以上。這就能說美國是“基督教國家”嗎?這麽說不是在表揚美國，而是在抹黑美國和美國立憲者，把他們說成是塔利班。阿富汗也是宗教(穆斯林)占人口95%以上，塔利班不斷要把它變成穆斯林國家，統一實行嚴格的教法管制。美國和阿富汗，都是宗教人口占絕對多數，都是國家建立在主流宗教原則之上，只不過一個是基督教、一個是伊斯蘭，那麽美國和阿富汗究竟有多大區別呢?美國比阿富汗好，只是因為基督教比伊斯蘭教好嗎?這不是典型的極權思維嗎?美國立憲者的超越之處正是克制了“勝者為王”的誘惑，讓美國避免了政教沖突甚至戰爭的漩渦世界歷史上，因為政教合一導致的戰爭可是多了去了。美國之所以從未發生過宗教戰爭，正是因為立憲者的超越和自律，而且這種自律因為變成憲法的一部分而維持長久。

　　然而，美國立憲者還不夠超越。他們沒有完全超越貪婪，未能抵制免費黑奴勞力的誘惑。只覺得免費勞力用得爽，沒想想以後怎麽辦?剝奪基本人性的壓迫能永久持續下去嗎?如果哪一天奴隸制維持不下去了，子孫後代怎麽辦?如何處理這些除了體力之外一無所有- 不識字、沒有知識、沒有技能、沒有財產、只有“自由”—— 的黑人?把他們送回非洲?美國人還真試過，1817年就成立了“美國殖民協會”,1847年在非洲建立了第一個共和國- 利比里亞，解放的意思。這大概是美國唯一一個海外殖民地，但送返美洲黑人的作用很有限。絕大多數北部自由黑人反對，偷運南部黑奴成本很高，當地土著也不待見。今天，利比里亞算是非洲眾多失敗國家之一。美國立憲者建立的憲政體制澤被後代，但奴隸制成了傳給後代的巨大負資產。基督說的對：人都是有罪的，再偉大的人也是罪人，都有人的局限，沒有例外。美國立憲者的原罪產生了美國憲法的原罪，這個原罪成了美國社會至今都卸不下的巨大包袱。

　　蓄奴制是美國憲法與生俱有至少是縱容 -的“原罪”,也是美國歷史的巨大污點。雖然“奴隸”一詞沒有寫入美國憲法，但還是留下了痕跡。建國前13個殖民地，奴隸交易原先都合法。獨立戰爭期間，新英格蘭黑人提出廢奴倡議，一些州取消奴隸制，變成自由州，逐步形成南北對立的半壁江山：賓州(1780)、麻省和新罕普郡 (1783)、康乃迪克和羅德島(1784)。弗芒特共和國1777年即已廢奴，但1791年才成為第14州。南部的弗吉尼亞、馬里蘭、特拉華、北卡、南卡、喬治亞都是蓄奴州。制憲之後，紐約(1799)和新澤西(1804) 才先後廢奴。可見在制憲的時候，蓄奴州在數量上以8:5占著絕對優勢。由於維持奴隸制關系這些州的關鍵利益，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讓步，這意味著自由州只有妥協，才有可能讓南部認可新憲法。

　　這個問題是如此顯然，以至根本不是費城會議爭論的焦點。憲法只有一條“含蓄”處理了奴隸的輸入和買賣，也體現了南北妥協。第 1條9款1項規定：“對任何現存州認為適合接受的人員之遷移或輸入，國會不得在1808年之前禁止，但可對這類輸入施加不超過每人 10美元的稅。”對於蓄奴制本身的合法存在，憲法只字不提，留給後代處理，等於埋下了一顆不定時炸彈。

　　費城制憲經歷了大小危機，最後均因為妥協化險為夷。雖然奴隸制基本不是問題，但是由此產生的利益糾紛會成為問題。在民主國家，利益分配的最重要機制是議會，因而美國立憲(盡管當時美國還很不民主)的主要分歧在於聯邦議會設計，尤其是各州代表名額怎麽分配。先是大州小州談不來，於是出來一個“大妥協”,建立了參眾兩院制。然後是南北合不攏，於是出來一個“3/5條款”。憲法第1 條第2款第3項規定：各州眾議員數量的分配按該州“自由人的全部數量……但除去不納稅的印第安人，加上所有其他人的3/5”。這里的“其他人”(other Persons). 居然還是大寫的“人” 不是別人，正是黑奴。南部當然不承認黑奴是人，但是他們在分配眾議院名額時卻想把黑奴全作為本州島島“人”口充數，北部自然不同意，於是黑人就妥協成了3/5個“人”。

　　雖然這個條款有點搞笑，但是它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雖然制憲時期的美國民主帶有致命缺陷，但是人家要玩就玩真的。假如憲法就是擺著看看，還煞有介事費這麽大勁談判、爭吵、妥協幹什麽?如果憲法就是一個黨甚至一個人定的，誰和誰妥協?他和他自己“妥協”?這才真成了笑話。顯然，與其要一個虛假的完美“民主”,不如要一個帶著缺陷的真實民主。

　　北部固然在奴隸制這個基本人性問題上妥協了，但是有聯邦總比談崩了沒聯邦更好；否則，美國根本沒有推翻奴隸制的內部力量。要靠帶著鐐銬的黑人解放自己，還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假如各州獨立成國，那麽“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不幹涉內政” 這些新聞聯播每天都念叨的話語- 就統統出來了。事實上，這也正是為什麽南部要分離出去。美國憲法設計初衷就是建立一個大國體制，因為和容易發生“多數人暴政”的民主小國相比，聯邦大國更保護自由。這是麥迪遜在其經典的《聯邦黨文集》第十篇中闡述的基本邏輯。如果任由南部蓄奴州獨立出去，那麽這些“國家”完全可以玩白人多數主義民主，壓迫少數黑人或有色人種。美國和南非這樣的非洲殖民地不一樣。南非這樣的“少數人民主”之所以玩不下去，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白人太少。美國白人占多數，完全可以對少數人實行很穩定的“民主專政”。因此，蓄奴制在美國憲法留下了污點，但是制憲妥協使得最終解放美洲黑奴成為可能。

　　當然，這種妥協終究沒有持續下去。制憲之後，紐約州和新澤西成為自由州，但弗吉尼亞分出肯塔基(1792)、北卡分出田納西(1799) 兩個蓄奴州，南北正好8:8。州數的均衡對於南部很重要，因為它決定了參議院的均勢。1820年的《密蘇里妥協》新設密蘇里為蓄奴州，同時在北部分出緬因州。之後的西部大開發以密蘇里南部邊界為南北分界，盡量維持南北對稱和參議院席位平衡。但不論州的數量如何，黑人主要集中在南部。1860年內戰前夕，北部有47.6萬黑人，南部則多達395萬。換言之，當時美國的絕大多數黑人都是黑奴。

　　三、沈重的救贖

　　蓄奴制是美國憲法的致命短板，而美國對憲法原罪的救贖付出了巨大代價。1831年，26歲的青年才子托克維爾遊歷美國一年，1835 年出版了《美國的民主》,用詩一樣的語言謳歌了美國民主體制。我讀的是英文版，文采肯定要打點折扣，但讀起來仍然像詩一樣；即便中文譯本，翻譯得好也十分優美。法國因為受到盧梭的錯誤思想引導，憲法制度建構相當失敗，但中國是沒有資格嘲笑法國的。盧梭本人不管如何，都還是個天才，至少思想影響巨大，盡管有些影響有害。一個民族即便多災多難，只要能出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兩個人，就注定是了不起的；不像我們，多災多難之後，只剩下“多難興邦” 了。在我們這里，但凡有點文采而腦子一片漿糊的，實在是多了去了，好像文采和邏輯到了我們這里就變得勢不兩立。

　　在謳歌美國民主的同時，托克維爾用悲愴的語言對這個欣欣向榮的年輕政體表達了兩點擔憂。他預感美國在這兩個問題上要出大事，而這兩件事都被他不幸言中了。第一件事是美洲印第安人。當時正值19世紀西部大開發，美國人不斷攻占印度安人的土地，族群沖突嚴重。如果說美國在黑人問題上只打了一場戰爭，那麽和印第安人則兩個世紀沒有停止過戰爭。從18世紀到20世紀，從獨立建國到 1923年，大小戰爭延綿不斷。事實上，美國獨立戰爭其實是兩邊開戰，一邊對英國，一邊對印第安人。《美國的民主》出版之後，美國人和印第安人之間發生了42場戰爭，最後一場是在1923年。加上之前從建國開始的11場戰爭，總共53場大小戰爭。根據1894年美國統計局數字，1789-1891年間，戰爭損失白人士兵5000人、印第安人8500人。加上平民傷亡，據十分保守估計，總共死亡人數白人 2萬、印第安人3萬。1811-1924年，密西西比以西共戰死2. 1萬多人，其中白人占30%、印第安人占70%。這還不算多次婦孺不分的相互屠殺，每次少則幾十，多則上千。

　　第二個就是黑人問題，因為他看不到奴隸制有什麽和平解決方案。1861-65年，南北戰爭提供了“終極解決方案”。雖然解決黑奴問題只用了一場戰爭，但這是一場美國歷史上發生過的傷亡最慘重的戰爭，總共死亡66萬，占總人口2%。相比之下，獨立戰爭抗戰8 年，死了2萬人，也才占殖民地人口1%。二次大戰，美國死了40萬士兵，絕對值也不如內戰。內戰當時美國人口只有3100萬，是今天的十分之一。換言之，如果今天打這場戰爭，死傷規模和國共內戰相當，可見其慘烈程度。當然，蓄奴制的後遺癥遠不止南北內戰。

　　內戰結束，聯邦接連通過了三條“內戰後修正案”。1865年的第13修正案廢除蓄奴制，1870年的第15修正案禁止基於膚色或以前的奴役狀態剝奪選舉權；1868年的第14修正案規定了意義深遠的正當程序和平等保護，它絕對是美國憲法最重要的條款，其意義只有第一修正案能夠與之媲美。你看美國法院保護個人自由的憲法判例，通常引用這二者之一就夠了。整個美國憲法的權利大廈基本上是第一和第14修正案在撐著——毫不奇怪，因為第一修正案的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第14修正案的反歧視必須是美國社會契約的一部分。原先憲法體現的社會契約是殘缺的，因為沒有平等條款。經過內戰後修正案的補缺，新的美國契約似乎完美了。

　　當然，事情沒這麽簡單的，因為憲法只是條文規定，社會契約則需要公民的自願認同。如果相當比例的公民不願意認同、政府不願意實施，那麽憲法條文就成了具文。當時，南部白人根本不承認平等是什麽社會契約，三條憲法修正案完全是刺刀下逼出的產物，談何“契約”?事實上，聯邦(也就是北部)軍隊很快撤出南部；剛被解放的黑人政治地位根本來不及穩固，“胡漢三”們就都回來了。南部基本上是民主黨的天下，控制了立法、行政、警察、司法。南部的三K 黨開始實行恐怖主義，黑人維權頻繁遭遇死亡威脅，紛紛從選票箱撤退。因此，內戰後修正案規定得挺到位，但有點像中國憲法，成了“具文”。這個過程當中有不少有意思的細節，建議參考耶魯憲法學教授阿克曼的《我們人民》第二卷：轉型。

　　內戰一下子過去七十年，黑人在憲法上得到了解放，但是實際上境遇變化不大。南部普遍實行種族隔離，北部某些地方也如法炮制。

　　1896年的“車廂隔離案”,最高法院肯定了“隔離但平等”(separatebut equal)政策，就是說憲法禁止的是歧視，但沒有禁止隔離；如果劇院、飯店、旅店、學校、公交等公共場所實行種族隔離，但保證黑人也享受同等條件的設施和服務，那就並沒有歧視你。當然，平等隔離只是一個說法，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但是仍然被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認可了，而且從嚴解釋- 混血兒也屬於有色人種。本案的當事人是 7/8白、1/8黑，但仍然被請出了白人車廂。據說有一個“一滴血理論”,只要你混入了一滴有色人種的血液，你的基因就被“玷污” 了。哈倫法官發表了偉大的反對意見，提出了“色盲憲法”理論。我在此摘錄他的一段判詞，只是體現一下美國法院的少數意見可以怎麽寫：

　　在憲法和法律看來，這個國家並不存在任何優越、支配或統治的公民階層。這里不存在種性。我們的憲法是色盲的(color-blind),既不區別、亦不允許公民中間劃分階級。在公民權利方面，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最謙卑的和最有權勢的人處於同等地位。在涉及國家根本大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時，法律把人視為人，而並不考慮其境況或膚色。遺憾的是，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最終闡釋者，本院竟然允許一州純粹基於膚色來規制公民權利之享有。未來將證明，今天的決定和本院決定的“蓄奴案”同樣有害 ……在這個國家，兩個種族的命運不可分割地聯系一體，並且二者的利益要求，屬於所有人的共和政府不應該允許種族仇恨在法律支持下播種。州法的實際依據是：有色人種是如此低劣和墮落，以至不得坐在被白人占據的公共車廂里。還有什麽能比它更肯定地激起種族仇恨，更肯定地制造和延長這些種族之間的不信任感?對種族和平與安全的切實保障在於我們的聯邦或各州政府清楚、明確、絕對地承認公民自由所固有的每一項權利，以及所有合眾國公民在法律面前的種族平等。

　　基於種族而在公共列車上對公民實行任意隔離，乃是奴役的象征。它完全不符合憲法建立的公民自由和法律平等。我們一向吹噓，我國人民享受的自由超過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民。但這種吹噓難以自圓其說：實際上，法律把我們一大批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公民打上了奴役和墮落的烙印。

　　二戰結束前後，最高法院開始關注黑人選舉權問題。之前，德州等南部州剝奪黑人投票的權利或設置障礙。這類政府歧視行為當然違憲，法院撤銷起來毫無困難。我去美國留學的時候，最先到的是率先廢奴的賓州，感到有點驕傲；最後卻是從種族歧視老巢德州回來，有點遺憾。但那個時候，制度性歧視早已蕩然無存。不過問題來了，如何對待私人歧視?憲法管政府，管不著私人，因為憲法的功能是規定政府的權力和義務，對公民則只保障權利、不設定義務，規定了也沒用，也得制定立法才能實施。這樣的話，德州學乖了，公家不能歧視，那就不歧視，法律不管總行了吧?任由私人歧視。

　　法律確實管不了一切私人事務，但有一件事不能不管。我們可能想不到的是，美國實行黨政分離這樣一來，政黨成了私人組織，不受憲法管轄。黨政分離對於我們許多人來說有點耳熟，1987年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提出，兩年後遭遇“滑鐵盧”,再也沒有提過。在美國，政黨和國家歷來沒有直接關系，政黨行為不是政府行為。如果政黨搞種族歧視，憲法管不管?美國法院的解讀是不管。美國制憲的時候，還沒有現在的大眾型政黨，憲法根本沒有提到 “黨”,沒有給政黨預留任何位置，更不用說什麽“絕對領導”雲雲。但誰都不能否認，政黨是極其重要的政治組織，直接決定誰做總統、誰做議員。美國一共才兩黨，當選了黨內候選人，也就等於成功了一半。事實上，黨內競爭甚至比兩黨之間的競爭更激烈。你看美國總統大選，無論是奧巴馬還是川普，啃著漢堡在各州一站一站跑，過五關斬六將，就是為了爭取黨內提名。等到獲得了總統提名，還剩下一個對手對方的候選人，反而可以悠著點了。

　　德州不能禁止黑人參加大選，民主黨卻可以禁止黑人參與黨內初選。這樣，民主黨候選人就和黑人無關，而南部是民主黨一黨遮天，黨內競選基本上決定正式選舉的結果。但是州法放任歧視，憲法又管不著，怎麽辦?最高法院判決，憲法可以不管，但州法必須管— 州法有義務禁止政黨歧視，否則將被視為違憲不作為。值得注意，法院一般是不這麽判的，因為司法可以撤銷違憲的立法作為，但是不能命令立法作為——因為立法機構是選出來的，而法院一般不是，所以不能強令議會去做什麽,譬如通過什麽法或法必須規定什麽,而只能告訴議會不能做什麽。但是遇到政黨這樣“三不管”的特殊地帶，也是被逼無奈，只能開個特例。

　　1954年，最高法院做出了一個里程碑判決；如果說1857年的 “蓄奴案”是最高法院的恥辱，那麽一百年後的這個判決絕對是最高法院的榮耀。1896年的判決涉及車廂隔離，布朗訴教育委員會則涉及公立學校的校區隔離。文中這張圖片上，黑人婦女和她孩子拿著當天的報紙，上面寫著最高法院禁止校區種族隔離，背後就是最高法院。沃倫首席大法官帶領最高法院以9:0推翻了“車廂隔離案”, 判決種族隔離構成內在的不平等。即便州政府能做到物質平等，也會造成黑人低人一等的心理感覺。如果用儒家的話說，種族隔離顯然對人格的侮辱。對於正在成長階段的孩子，其心理影響尤其巨大。白人黑人的孩子從小在隔離的環境下生活，長大後也不知道如何相處，美國的“種族大熔爐”還怎麽維持下去呢?

　　有意思的是，沃倫被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總統提名為首席大法官之前，是保守的共和黨加州州長；他之所以獲得提名，就是因為他旗幟鮮明的保守。但上任後，他讓總統大跌眼鏡，接二連三下達革命性的自由主義判決。另一位差不多同期的自由派法官布萊克在就任參議員之前，曾參加過三 K 黨，但上任大法官之後比誰都猛。就在這個月15日，最高法院以6:3下達重要判決，將1964年《民權法》中的“性別”概念擴展到同性戀、變性者等性別取向，而撰寫判決的竟是川普總統2017年任命的戈薩奇大法官，保守主義傾向鮮明的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加入多數意見。這兩個人的任命曾被認為是最高法院自由派大勢已去的標志性事件，如今他們似乎背棄了保守主義立場。難道他們是自由派的“臥底”,專門等著上任大法官之後反戈一擊?當然不是，這只能證明美國司法獨立的作用；如果法官都要聽 “領導”的，我們永遠看不到這樣的判決、這樣的法官。

　　1954年判決理論上取消了隔離並保證黑人入學的平等機會，但是無法改變自然隔離並消除其產生的實質不平等；公立學校的原則是就近入學，而經濟收入不平等和種族之間的強烈關聯決定了分化的種族群居結構，黑人的孩子上黑人聚集社區的學校，白人的孩子上白人聚集社區的學校，制度性隔離的消失並未改變實質性的校區隔離。黑人學者貝爾對現狀表示絕望，認為只有社會革命才能真正改變黑人的命運。這當然是病急亂投醫，經歷過社會大革命的蘇聯和中國殷鑒不遠。某種意義上，美國種族問題也面臨革命與改良之間的悖論。雖然經過了一場血腥戰爭，美國之後化解種族問題的路徑總的來說是憲法改良，但是當制度改良深入不到社會基層，或民眾對實際成效甚微的改革已失去耐心，則往往會萌發革命的沖動。毋庸置疑，底層革命是極其危險的。非洲殖民地獨立後，絕大多數國家均陷入極端獨裁，也可作為前車之鑒。這些國家的獨裁者一般以獨立革命英雄自居，以種族平等和社會正義為口號，因而在血緣上天然親共。這是為什麽非洲有那麽多“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深陷一黨專政而不能自拔， “平等”“正義”之類的口號可被用來作為通往國家奴役的捷徑。

　　回到美國，最高法院看到實質性的校區隔離巋然不動，於次年做出了布朗第二案判決，進一步走向司法能動主義，授權各聯邦地區法院根據當地實情，采取合適步驟來逐漸取消隔離：“地區法院應采取必要與合適的命令，以極其審慎的速度，把黑人原告錄取到基於非種族歧視的公立學校。”事實上，這個時候，制度性隔離也仍未完全消除，南部白人繼續負隅頑抗。1957年，克林頓故鄉阿肯色州的公立學校拒絕接收黑人孩子；1964年，阿拉巴馬州長華萊士親自阻擋黑人孩子入校。這兩次，聯邦都出動警察強行互送黑人孩子進入白人學校。1971年，最高法院更是“發明”了校車接送制度，打破就近入學原則，強制促進黑白融合，地方教育部門有義務把部分白人孩子送到黑人學校、黑人孩子送到白人學校。這項措施固然促進了種族融合，但是不僅學生耗時，而且政府費錢。成本高昂的種族融合究竟值不值?各人判斷見仁見智。這是美國司法能動主義的又一個高峰，法院強行要求州和地方議會建立黑白互送的校車制度並納入預算經費。這在美國司法史上也是很少見的。

　　“校區隔離案”之後，美國民權運動蓬勃發展。1964年，作為民權運動的結晶，肯尼迪總統的繼任約翰遜又一個約翰遜簽署《民權法》,通過聯邦立法保護少數族群的平等權利。事實上，這早已不是聯邦第一次制定同樣名稱的立法。內戰之後，美國歷史上有不止一部“民權法”,都被最高法院撤銷了，理由是聯邦無權通過這樣的法律。《民權法》保護的是黑人等少數族群的平等權利，明明是一部良法，聯邦怎麽還不能通過?這就是聯邦制的要點：聯邦權力是有限的，首先就表現在它的立法權能是有限的；如果聯邦憲法沒有授權，它就不能制定立法，做好事也不行。當然，之所以這麽較真，還是因為怕聯邦權力過大，為做壞事大開方便之門。其實，每一條內戰後修正案都授權國會通過立法實施修正案規定的目標，但是最高法院認為這種授權太過寬泛，不足以作為國會制定《民權法》的憲法依據。這樣一來，私人歧視就真成了一個“三不管”地帶：憲法管不著，有的州不願管，聯邦立法又管不了。

　　聯邦制有助於防止聯邦做壞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也確實阻礙聯邦去做必要的好事。長久下去，似乎也不是辦法，黑人吃飯找不到飯店、住宿找不到酒店一直是常態。正好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之後，聯邦“州際貿易”權力極大擴展，幾乎無所不包。最高法院也就順水推舟，在奧利燒烤店和亞特蘭大中心旅店兩個判例中，把《民權法》也納入州際貿易的權力範圍：聯邦政府有權制定《民權法》,因為侵犯黑人平等權利的私人行為影響州際貿易，譬如在州際高速公路上的那個中心旅店不接受黑人住宿，那麽黑人只能去別處甚至別的州找酒店住宿。這樣的推理顯然顛倒了立法目標與手段之間的關系：《民權法》的目的顯然是保護平等權利，而不是調控州際貿易，因而判決很難令人信服。也許和德州初選案的判決一樣，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為了保護少數族群的平等權利，只能犧牲一下聯邦分權，否則無法對付那些故意立法不作為的州。

　　二戰之後，美國在掃除制度性歧視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程序平等與實質平等、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法律平等與社會平等之間的差距：前者基本做到了，後者則依然遙遙無期。在糾正社會歧視方面，國家究竟能做什麽、能做多少?1960年代，肯尼迪總統首先提出了“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概念，直譯是肯定、積極或正面行動。它和現在經常用的“平權運動”其實不是一個概念：一直沒能通過的平權(equal rights)修正案要求法律面前性別平等，和種族平等不是一回事。我認為，這個概念還是翻譯成“糾偏行動”最貼切。“糾偏”什麽?糾歷史之偏，黑人長期受壓迫、受歧視，長期沒有得到平等發展的機會；現在表面上給了機會平等，實際上等於在延續歷史上積重難返的不平等。約翰遜總統做了一個形象比喻：這好比把剛剛解脫鐐銬的人放在百米賽跑，和其他正常選手一起“公平”競賽。

　　因此，要真正做到公平，必須對歷史上被剝奪平等機會的族群有所優先照顧，譬如大學優先錄取計劃。黑人由於長期受歧視，經濟狀況和教育水平偏低，這樣也會影響子女教育；如果只是平等錄取，黑人子女不能進入好大學深造，將來又會影響他們子女的平等機會……為了盡快縮減歷史歧視的次生後果，應當優先錄取符合條件的黑人後裔。不過，最高法院還是對糾偏行動設置一定的底線。1974 年，申請加州大學落榜的白人學生挑戰優先錄取計劃，認為它構成了對白人的“反向歧視”。最高法院判決加州大學為黑人學生保留名額的做法違憲，但又說大學可以把校園族群多元化當作一個考慮因素。實施這麽多年下來，最後發現各校的錄取結果和保留名額差不多。

　　糾偏行動是當代種族問題的主要爭議焦點。在今天的美國社會，機會平等和反歧視已成廣泛共識，真正的種族主義者只是極少數。然而，對於國家是否應當積極行動以促進實質平等、實現“真正“意義的公平，則並無普遍共識。糾偏行動開始的初衷是臨時性的，旨在糾正特殊歷史造成的現實偏差；糾偏之後，即應回歸機會平等意義上的公平競爭。約翰遜的比喻確實邏輯成立，問題在於何為“剛剛解脫鐐銬”?如何判斷過往的壓迫和束縛已成歷史，現在是否可以同一起跑線上競賽了?距離《民權法》和糾偏行動的出台，已過去半個多世紀、兩代人的時間，但黑人的境遇仍然顯著低於社會平均水平。按這個架勢，“糾偏”還有沒有個頭?國家行為的邊界在哪里?國家能力有沒有內在局限?社會問題的一面是私人種族歧視和不平等依舊存在，另一面是黑人群體自身的吸毒、酗酒、暴力犯罪泛濫。這個當中哪些是國家責任，哪些是個人必須承擔的責任?

　　四、頑固的短板

　　如何看待美國種族問題的覆雜圖景?什麽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 “正確”態度?當然，個人態度是主觀的，見仁見智，無所謂“正確”與否，但我們應該有一個負責任的態度，至少先把關於族群的基本事實弄清楚。只要了解並正視事實、就事論事，我們的主觀判斷就不會太離譜。各方把問題擺在台面上討論，既不能諱疾忌醫，人為禁止或漠視涉及種族的研究，也不要各種謠言、抹黑漫天飛。我先提個醒：從我接觸到的各種言論來看，中國人的種族歧視是很厲害的，自由派也不例外。下面我會簡單分析原因，但先讓我們看看美國種族問題的基本事實。

　　梳理一下國內對黑人問題的言說，大致分為三個方面：犯罪率、吃福利的人口比例、單親家庭比例。這些數據在美國都是公開的，不難查到。我們先來看看這三個方面的相關數據。

　　首先，我查了2016年聯邦調查局(FBI) 公布的該年度逮捕與起訴犯罪嫌疑人的數據。[1]2016年，美國總人口3.23億，其中白人 (包括西裔)占73%,黑人占13%,亞裔7%,差不多是黑人的一半。刑事起訴總共840多萬起，平均犯罪率為2-3%。需要說明的是，美國是一個犯罪率比較高的國家。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刑法(主要是州法)比較嚴苛，“犯罪”的前提是規定什麽構成犯罪的法律。西點軍校一位研究中國法的美國學者旁聽了中國刑事審判後對我說，美國的刑法比中國嚴多了；譬如偷個手機什麽的，在中國不算什麽大事，在美國可是重罪。二是嚴刑峻法的另一面，美國社會相對自由；自由和秩序是一對天然的矛盾，自由社會犯罪率偏高，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沒有專門調查，但相信北朝鮮肯定是犯罪率最低的國家. 當然，這部分是因為這種國家的存在本身就是犯罪。三是因為貧困和社會不平等-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貧困不能為犯罪開脫，但在統計上不可否定的是，貧困和犯罪在哪個國家都呈現出強烈的正相關。富人自然是用不著去犯罪的，除非真如孟子所說的，得了“竊疾”矣。

　　在美國的犯罪比例中，白人(包括西裔)占了70%,和其人口比例大致相當，所以就是2-3%的平均犯罪率。黑人犯罪占了27%,可見是平均犯罪率的一倍，大致5%。亞裔犯罪只占1.2%,只有平均犯罪率的1/5、黑人犯罪率的十分之一，大致0.5%。暴力犯罪，黑人比例更高，占殺人罪的53%,白人占45%;按人口比例算，殺人罪的黑人犯罪率差不多是白人6倍。搶劫罪，白人占43%,黑人占55%,亞裔占 0.9%,黑人犯罪率差不多是亞裔的30倍。

　　對於社會福利，我查了2015年公布的皮尤調查數據。[2]2013 年，美國總共有330萬個家庭領取了社會福利，領取社會福利的人數占人口比例2.8%。在這其中，白人(不含西裔)占其人口的2.1%, 西裔占4.2%,黑人占5.3%,亞裔占2.3%。黑人領取社會福利的人數比例是白人和亞裔的兩倍多。

　　最後，對黑人最不利的是單親家庭比例。我查了2014-18年美國單親家庭比例的平均數據：白人占33%,西裔占41%,黑人占66%, 亞裔占20%。2018年，生活在單親家庭的孩子比例平均為35%,白人是24%,西裔41%,黑人65%,亞裔15%。換言之，美國的單親家庭比例普遍較高，白人有1/3家庭是單親，即便亞裔也有1/5單親家庭，但是黑人單親家庭比例尤其高，高達2/3。

　　先自我慶祝一下。在上面三個統計數據中，亞裔表現普遍優秀，值得慶幸。我認為，這主要歸功於儒家傳統文化：勤勉、自立、自律、自我奮鬥。當代中國人經過幾十年極權洗腦，未必認同或了解儒家，甚至把當代極權之惡一股腦兒歸咎於數千年儒家傳統，完全是長期洗腦之後失去獨立判斷的結果。盡管如此，通過家庭、學校、社會，儒家文化仍然尤其在海外華人發揮潛移默化的影響，文化基因比生物基因重要。在價值觀上，儒家和美國共和黨相近，後者強調獨立自主、家庭忠誠和基督教傳統。當然，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極端。自顧自、各人自掃門前雪、兩耳不聞窗外事、不關心政治、不懂得維權、不願意行使自由，或自己不爭氣、只知向社會和國家索取，都不是合格公民。

　　然後，我們如何看待統計?統計和個人之間是什麽關系?黑人在統計上表現明顯低於平均水平，但黑人是否真的那麽差?是不是就是很多中國人說的犯罪率高、好吃懶做?統計好比一杯水，有空和滿兩個視角：看犯罪率，黑人是白人的2倍，是亞裔10倍。但這是不是表明黑人是罪犯的概率也是亞裔10倍?這是一個視覺錯誤，我們不能看空的那一頭，也要看看滿的那一頭：不同族裔“正常人”的比例是多少?95%的黑人、97%的白人、99.5%的亞裔都不是罪犯，近 95%的黑人、98%的白人、97.7%的亞裔都不領救濟，都是自食其力的納稅人。

　　黑人犯罪率確實比亞裔高，但是一個黑人和一個亞裔站在一起，我會說這個黑人有95%的概率是安分、守法、自立的好人，亞裔則有 99%的概率是這樣的人。95%對99%,黑人的整體表現是差那麽一點，但是真的差那麽多嗎?我們要理解，電視報道的都是社會陰暗面— 這是媒體的看點，黑人確實頻繁出鏡。但是看看日常生活，絕大多數黑人是自己掙錢養活自己的；統計上表現不如白人或亞裔，但至少不是罪犯，用不著恐懼或鄙視。總之，不能用5%的人給95%的人下定論；否則，我們就成了種族主義者。

　　這頂帽子好像挺大，但是一點不冤枉。什麽是種族主義、種族歧視?本質上，就是用統計替代個體：因為你這個族群的某個指標或特征，就認定你不行。這是一個簡單的認知錯誤，由此產生了不公平的價值判斷。連中國古人都直到，人不可貌相。一個人的才能、素質、價值要從他自己的表現來判斷，而不是從他自己不能決定的膚色、性別、國籍等外在因素來判斷，否則肯定會犯錯。譬如亞裔身高低於平均水平，但顯然不能據此認定每個亞洲人都矮；姚明比絕大多數美國籃球運動員都高，而且還來自平均身高不占優勢的上海。要判斷一個人，必須面對他本身，而不能用他的類別去貼標簽、污名化 (stigmatization) 。另外一面是，自己不行，也不要用外在因素做擋箭牌，吹噓自己的種族或“文明”如何了不起；你的膚色或你身在的國家是先天遺傳決定，和你自己並沒有什麽關系。

　　種族主義不對，但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天生的種族主義者，因為種族主義就是最天然的人性傾向。它是一種不難識別的認知錯誤和不公平的價值判斷，而且實踐中代價巨大，美國即為前車之鑒，但是明知如此，你仍然很容易甚至願意犯這種錯誤。你不承認，不是因為你不是，而只是因為你不知道或不願意承認而已。華人本來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但是華人或其它弱勢族群的種族主義一點不比白人差。

　　原因可以很覆雜，相關研究也很有爭議，我只是列幾點自己的體會。

　　首先，每個人都是感性的，膚色、長相是最先也最容易被關注的第一印象。其次，人類進化需要通過歸類來節省認知成本。事實上，任何概念都必然是歸類和簡化。在現實生活中，認知個體很費事，貼標簽則很省事；美國有4000多萬黑人、2億白人，但是簡化成“黑人”“白人”,就剩下兩個人。再次，人也有自信甚至意淫的需求。某種意義上，這甚至也是生物進化的需求。人需要為自己的優越感找依據，紮眼的膚色等種族特征是一個自然選擇。在人的潛意識里，需要尋找“劣等種族”為自我優越感作墊背。這種自信固然是廉價的，但廉價自信是免費的。尤其是社會底層平日受氣，更有撒氣的需要，所以對種族自信需求更大，歧視情緒也更嚴重。真正優秀的人不需要依賴種族自信，反而可能對弱勢族群多一份尊重和同情。最後，無論弱勢強勢，人對種族尤其膚色是很敏感的，一個表情或眼神很容易受到放大解讀，引起敵意和沖突，造成前功盡棄。即便不同種族的精英們懂得自律，很難保證大眾底層也同樣自律。這是為什麽種族平等實現起來很難，毀掉卻很容易。

　　前面提到，中國的種族歧視很普遍也很嚴重，自由派並不免俗。我不確定為什麽會這樣，這里只是猜想或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國既沒有像樣的憲法教育，更沒有憲法實踐，不同族群沒有任何機會自由碰撞和平等對話，因而不可能對種族平等有任何認真反思。美國立憲者的教訓告訴我們，人天生是不公平的；如果你不當面懟他，他不會為你著想。中國沒有不同種族直接互懟的機會，微信群、朋友圈偶爾出現不同觀點，也是在大漢族圈子里自己玩，長期的漢族大一統產生的自我優越感早已深入骨髓。沒有美國那樣的種族大熔爐，沒有不同種族的共同生活和直接對話，很難對其它種族形成公平觀念。

　　二是認同西方文化的自由派似乎沒有學到西方至少在制度層面上種族平等的普世價值，而是簡單地黑白站隊，以為黑白沖突就是黑人不對，卻不反思為什麽那麽多白人對黑人持同情態度，或簡單把他們斥為“白左”。這和先認準了川普是中國救星，所有反對他的人都成令人不齒的“白左”是一個邏輯。問題是，“總統是靠不住的”, 建立在一個人身上的政治世界觀能靠得住嗎?可能不久會有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川普不是中國救星，他的實際表現可能會讓許多人大跌眼鏡，甚至中國才是他的“救星”。認同西洋文化沒有錯，但是如果變成一種心理依附，進而產生一些一廂情願的期望，則很可能會落空。凡爾賽和會期間，國人對西方主持正義的期待從天上落到地下， “五四運動”一下子逆轉了對西方的制度與文化認同，整個民族做出了根本錯誤的路徑選擇，不可不為前車之鑒。另外，也不排除崇拜西洋先進文化容易產生自卑，而自卑心理需要找“落後”種族做墊背，一個明知自己不行的民族尤其喜歡鄙視在它眼里比自己更差的“劣等民族”。問題是，華人群體難道就沒有被人鄙視的特征嗎?這種以鄙視換鄙視的低等輪回除了自嗨和相互發泄之外，還能帶來什麽?

　　三是國人包括自由派對於黑人以往的悲慘遭遇似乎無動於衷，至少普遍對他們缺乏足夠同情，或許是因為我們認為黑人受壓迫的年代過於遙遠，已不能為他們今天的現實困境提供理由，但也可能是因為我們自己已習慣了政治奴役；從來沒有體會過自由，也就不覺得奴役有多麽苦澀。在別人那里，奴隸制是天大的罪惡；白人能對自由土地上發生這樣滅絕人性的事情痛心疾首，這是有良知的表現。到了我們這里，就變成了“白左”作秀，因為哪怕我們成天把“自由”掛在嘴上，貌似也對政府限制自由義憤填膺，實際上對自己的不自由早已適應和麻木，更不會把別人的奴役狀態當什麽大事。

　　四是一個性格普遍懦弱的民族喜歡捏軟柿子，面對強權無能為力、敢怒不敢言，只能找傷害不了自己的弱者發泄。國內不時發生社會不公的受害者去幼兒園行兇“報覆社會”,就是這種心態的極端反映。近年來，廣州黑人、山東陪學等事件鬧得沸沸揚揚。黑人是否享受了“超國民待遇”,固然是一個需要核實且可以討論的問題。但即便他們享受了不該享受的待遇，原因也出在我們自己身上是我們的政府把他們請來的，是我們的領導人去非洲“大撒幣”。因此，抗議也要找對對象。但國人在自己的政府面前至多只敢冷嘲熱諷、旁敲側擊，說幾句避開敏感詞的晦澀笑話，卻把大量憤怒發泄在黑人身上，似乎這種廉價的優越感能挽回點什麽。

　　如果這個民族只能這麽慫，那就好好安分做一個弱勢民族，不用再去找更弱勢的民族做墊背。如果你不甘心弱勢，還想成一個強大民族，找到真正的優越感，那就要好好想想自己該怎麽做、怎麽思維、怎麽公平對待其它民族。其實，亞裔和黑人都屬於弱勢種族；雖然弱勢的表現方式不同，其癥結是一樣的，出路也是共同的。

　　由於國內政治一潭死水，國人對西方尤其是美國政治事件興趣倍增。這可以理解，也是好事。但是由於絕大多數國人並沒有在國外長期生活的體驗，容易產生誤解或偏信。我的建議是多讀書、多觀察，不要貿然站邊、下結論。尤其在許多事實並不清楚或不了解的情況下，不要用在極權政治下長期形成的自以為正確的黑白分明的思維模式去判斷美國的兩黨政治。要明白我們在此岸，人家在彼岸，對岸的左右之爭和我們不是一個概念。如果對人家的左右鬥爭入戲太深，甚至不自覺地為自己選定了角色，那只能說明你的思維還停留在此岸。事實上，彼岸的左右都是我們的朋友，因為我們向往的是彼岸，而不是彼岸左右中的某一方；如果我們選定了對岸的一方，卻誤以為另一方就在此岸，那麽我們又在犯一個本質性的錯誤，我們的事業也會至少失去一半的支持。

　　五、迷途中的出路

　　美國憲政有種族原罪，但事後認真補救，精神可嘉。今天，美國反歧視的制度與法律已基本到位，有的地方甚至可能“過頭”了。畢竟，糾偏行動確實就是一種“反向歧視”;糾偏可能矯枉過正，本身也待糾偏。“白左”為了獲得黑人的政治支持，或出於對自己祖先參與種族壓迫的心理愧疚，有時可能表演“下跪”之類的行為藝術。是否可取，見仁見智。你不喜歡，不看就完了，沒有必要上升到種族厭恨的地步。這些現象完全不能說明“黑人至上”,或黑人已成美國的 “特權”階級。恰好相反，制度進步的另一面是社會歧視仍大量存在，黑人的政治強勢可能恰好反襯出其社會弱勢。國家對改變現實狀態不僅有心無力，而且弗洛伊德事件中的過度執法表明，國家工作人員本身也仍然存在歧視，而個別人的歧視行為或執法不當即可能嚴重惡化本已剪不斷理還亂的種族問題。

　　我對美國的真正擔憂是，它的社會契約或許正在解體。隨著川普當選，左右極化加劇，公共意見嚴重撕裂，總統公然挑戰新聞自由的憲法底線……在種族平等問題上，社會契約一開始即不存在，後來或許也從未真正形成。雖然憲法救贖付出了巨大代價，但實際成效有限，而且十分脆弱。每一次黑白沖突、種族騷亂都是對社會的撕裂，只能加劇社會契約的毀壞。不論是對美國還是任何其它國家，解決種族問題的出路在於重構社會契約，建立相應的種族平等觀念，回歸正常的憲政治國之道。我認為，以下幾點或許應成為我們看待種族問題的共識。

　　第一，毫無疑問，國家制度和法律本身必須保持種族平等，不得歧視。國家可以有限度地實施糾偏行動，承認種族壓迫的歷史和現實存在及其造成的後果，對長期受歧視的種族給予適度照顧。歷史上，非裔和亞裔、華裔都是受歧視的弱勢族群，理應相互同情、相互尊重。在政治性格上，華人和黑人處於兩個極端，一個過於內斂，另一個過於張揚，應該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實現自我奮鬥和勇於維權的中庸之道。

　　第二，暴力行為沒有任何借口；打砸搶燒無論是有組織行為還是個人犯罪，都只能堅決鎮壓、毫不手軟。反暴力是國家的最基本功能，寬容暴力形同國家犯罪。無論過去受過什麽冤屈，再嚴重的矛盾也要通過和平方式——自由言論和選舉——解決，不能以暴易暴。也不能因為某個族群政治力量強、聲音大，就影響正常的行政執法，致使該執行的法律得不到執行。至於拆毀歷史雕像等所謂“文革”行為，其正當性取決於是否合法。在美國立雕像一般都是議會決定，自行損毀肯定違法。但是如果通過和平抗議，最後議會決定拆除，則完全正當合法。以前樹立李將軍等人的雕像，可能是出於某種歷史觀，或沒有考慮特定族群的感受(譬如在天安門廣場放個東條英機或岡村寧次的塑像會如何?);現在多數人意識到不妥，想要改變也是完全正常的，就和我們也拆除過某個“偉大領袖”的雕像一樣，並不構成什麽“文革”。

　　最後，針對種族暴力事件不能停留於譴責，而要反思其之所以發生的深層原因，檢討制度不足和社會態度，汲取教訓、亡羊補牢。

　　我認為，儒家尊嚴倫理對於解決種族問題或有幫助。對於種族，一個真正的儒家會尊重個體的人格，盡量做到“色盲”,盡量克制人性中的認知偏差。多看其它種族的優勢，多看別人杯子里的“水”; 同時，多看自己杯子里的空氣，多關注自己的劣勢，取長補短，不斷反思和提高自己。這個儒家視角也是解決黑人問題的關鍵。畢竟，最致命的敵人是自己。歸根結底，是我們的軟弱造成了自己的弱勢。我基本認同以前流傳的黑人牧師和最近流傳的女議員對黑人種族的保守主義訓誡，“白左”則有必要對福利主義有所反思。雖然福利國家對於維持基本人道有必要，但純粹的福利主義反而會限制人的發展，把人降格為只求索取、不知回報、沒有責任心的動物，最後反而害了他。一個以人為目的而非手段的國家不僅要保證基本生計，更要注重教育、授人以漁，讓弱勢族群通過自我奮鬥改變命運。我這樣講可能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但如能實現這種視角轉變，許多種族矛盾及其帶來的社會問題本來無從產生。

　　當然，我們自己就存在許多族群矛盾，根本沒有資格去說別人。無論在處理族群還是疫情問題上，中美處於兩個極端；中國什麽事都壓住，美國一有事就爆發出來。美國過於自由，人民不願意接受必要的限制，以至疫情洶湧、難以平息；中國則處理疫情無所不用其極，人民的自由完全不在考慮範圍之內。美國發生種族矛盾就上街鬧事，中國則根本沒有上街這個選項；表面倒是歲月靜好，但是看不到報道不等於不存在。在本質上，暴力維穩和強制奴役一樣，只是延遲矛盾爆發，在此期間會積聚更多的火藥。國人沒有勇氣批評體制，這可以理解，但至少不要把自己也變成種族主義者；否則，我們的族群問題就徹底無解了。

　　一個健康的國家不只需要處理好族群關系，而且要維持自由與秩序、國家與個人、權利與義務等諸多方面的適度平衡。美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美國的問題需要我們去反思。看美國不是看熱鬧，而要看門道。只有心平氣和、不帶偏見地討論美國問題的方方面面，才能吸取他們的經驗教訓，將來更好地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首發於《中國：歷史與未來》網，2020/6/19)社會福利與保障

　　美國文化對福利制度的排斥與讓步

　　郭學明

　　1. 我為師友做秘書

　　一些中國知識精英(包括我的一些師友)以為：

　　· 美國有養懶漢的福利制度，養了4千萬好吃懶做依賴福利生存的人。

　　· 美國福利制度嬌慣了黑人，害了黑人，是美國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根源。

　　· 美國“白左”主張擴大社會福利，建立無限政府，將把美國引入黑暗，人類文明將被毀滅。

　　這些精英對美國福利制度似乎了解不多。他們可能忙，沒有時間自由主義論叢——第二卷極右思潮批判

　　查閱資料做定量的了解，我在這里提供一點資料與常識，做一回資料秘書。

　　2. 美國福利制度在工業國家是墊底水平

　　盡管美國憲法序言中提到憲法目的之一是“促進公共福利”,盡管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美國的公共福利在現代工業化國家中是墊底水平。

　　· 美國實行社會保障制度在發達國家中是最晚的· 美國對貧困人口的救助水平在發達國家中是最低的· 美國對貧困人口救助覆蓋面在發達國家中是最小的● 在63個工業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沒有為所有困難家庭設立低保項目的國家。1● 在63個工業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沒有為全體公民設立綜合性國民健康體系的國家。2· 美國的貧困線標準比歐洲低。

　　· 在發達工業國家中，美國的貧困程度最高，是德國的3倍左右。

　　· 在工業國家中，美國兒童貧困率最高，有五分之一的美國兒童生活在貧困中，但在大多數其他工業國家，該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從圖1可以看出，2001年美國兒童貧困率是 22.4%,瑞典兒童貧困率是2.6%,美國兒童貧困率是瑞典的 8.62 倍。在沒有政府幫助的情況下，美國和法國兒童貧困率大約都在25%左右，由於美國社會福利較差，政府幫助用後兒童貧困率只是稍微降低，幅度為2個多百分點，兒童貧困率還是高達22.4%;而法國社會福利好一些，政府幫助後兒童貧困率大幅度降低，幅度為17個百分點，降到了7.9%。

　　3. 美國的貧困標準

　　美國的貧困標準與歐洲不一樣。

　　歐洲各國家采用“相對貧困線”,即全國平均收入的50%為貧困線。美國采用的是“絕對貧困線”,即維持生存的最低水平為貧困線。

　　美國貧困標準是經濟學家莫利 · 歐桑斯基在1963～1964年期間制定的，莫利當時在美國社會保障總署任職。美國貧困標準計算原則：一個城市家庭每年在節儉情況下開支的食物預算成本，再將此數乘以3,從而包括住房、衣物和其他成本在內的開資。

　　美國4口家的貧困線，2005年是19000美金，52020年是26200 美元(查自網絡)。

　　家庭收入不到貧困線的50%屬於赤貧，約占貧困人口40%以上。

　　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有資格取得政府某種形式的援助。6 但不是必然獲得援助。大多數州要求一個人的收入必須遠低於貧困線，才能從福利項目中得到金錢並領取實物收入的資格。7近年來，美國貧困率都在10%以上。如果按照歐洲貧困標準計算，美國貧困率達到20%以上。

　　4. 美國福利制度簡介

　　“美國福利政策並不是以每個公民都有權利獲得物質保障的假定為基礎的。”8 社會福利意在獎賞並鼓勵自力更生，或者說，當這一點不可能時，就僅為那些確實需要的個人提供收益。

　　美國福利制度包括：社會保險、政府救助和職業培訓。

　　(1)社會保險

　　社會保險包括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屬於自己繳費自己用的強制保險性質，覆蓋面約4000萬人，大多是領退休金的老人，說“美國有4000萬人吃福利”是一種誤解。

　　1)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自1935年羅斯福總統新政時期開始實行，是老年人的退休金。就業時交社會保障工薪稅的人才能享有。社會保障工薪稅個人繳納收入的6.2%點，雇主為雇員繳納也是6.2%。?退休者領取退休金是吃自己和企業繳納的保險費。高收入者繳納社會保障稅有上限，年收入超過一定數額(2008年為10.2萬美元)10 以上部分就不計稅了。所以，社會保障退休金主要不是窮人占了有錢人的光，而是壽命長的人占了壽命短的人的便宜。

　　雇員加入社會保障計劃是強制性的，社保號碼取代了姓名作為公民的身份證明。

　　2)失業保險

　　失業保險自1935年羅斯福總統新政時期開始實行。是非自願失業人員的失業救濟金。費用一部分從聯邦稅收支出，一部分由州稅收支出。一部分或由雇主繳納，或由雇主與雇員共同繳納。失業保險標準是就業時工資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大多數情況下發放26～39周以後即行停止。此項保障支持度低一些。因為許多人認為，失業或無法立即找到工作，是因為個人到不足。但2001年美國勞動局統計，13% 的失業者是個人辭職或被解雇，其他(87%)失業者或是因為臨時解雇，或是因為工作職位永遠消失。11 這項保險實際上是經常失業並獲得失業保險金的人占了總不失業的人的便宜。

　　3)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自1965年(民主黨約翰遜任總統時)開始實行，為退休的老年人和殘障人提供醫療援助，保險費用雇員和雇主分別繳納 1.45%,合計是2.9%。?2 限於醫院或療養院的護理，但受領者要支付一部分初始費用，100天後大部分費用由自己承擔。此項不包括所有醫生的費用。2006年增加了處方藥費用。這個項目有較高的支持度。1?醫療保險費不是窮人占了富人的便宜，而是經常有病的人占了不常看病的健康者的便宜。

　　奧巴馬醫改《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把未被醫療保險覆蓋的 4千多萬美國人納入醫療保險體系，也屬於保險性質，雖有部分國家資助，但不完全是福利項目。由於涉及到政府投入資金，也涉及到患者、保險業、醫療業的利益糾葛，奧巴馬醫改存在爭議。

　　(2)政府援助

　　政府援助屬於福利項目，包括：對不能供養自己的人和貧困家庭的援助。

　　政府援助的資金來源於一般稅收。只有經濟貧困者才有資格享受。大約2500萬美國人享有政府援助。政府援助由聯邦政府確立，州政府實施，聯邦與州政府共同出錢。

　　社會保險收益是受領者自己“掙來”的，政府援助收益則是他人 “施舍”的。雖然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政府應當幫助真正的貧困者”, 但由於存在廣泛的信念，即“福利受領者如果努力奮鬥就根本不需要政府援助”,政府援助沒有受到廣泛的公眾支持。

　　政府援助的具體項目：

　　1)附加社會保障項目 (SSI)

　　此項目是對盲人、沒有退休金的老年窮人和殘疾人的援助，自 1935年羅斯福新政時期開始實行。此項沒有受到廣泛批評。

　　2)對貧困家庭的援助

　　1935年開始實行“未成年子女家庭補助” (AFDC),1996 年被“困難家庭臨時補助項目” (TANF)所取代。聯邦每年付給各州一定資金，由各州自己決定如何幫助困難家庭並促進福利受領者積極就業。50個州有50套具體政策。

　　援助方式包括食物券、住房補貼和醫療補助。

　　食物券：由聯邦出錢，符合低收入條件的人可以領取。無子女的健康的成年人只能領取3個月。

　　住房補助：對低收入者發給租房代金券。大約500萬個家庭每年獲得此項補助。

　　醫療補助：為享受福利援助的窮人提供醫療保健。資金聯邦和州 6:4分擔。兩千多萬美國人接受醫療補助。此項目備受爭議。

　　大體上說，對貧困家庭的援助使窮人長期依賴福利較難，因為這項援助包括以下規定：

　　● 美國人一生中有資格獲得聯邦現金援助的時間不超過5年。

　　· 在兩年之內，大多數福利家庭的家長必須找到工作。否則就會面臨失去所有收益的危險。

　　● 只有仍然在學校讀書並與父母和法定監護人生活在一起，未婚的少女母親才有資格享受福利待遇。

　　· 單身母親如果在確定孩子的撫養目的上拒絕與孩子的父親合作，則將失去一部分收益。

　　3)勞動收入稅額抵減 (EITC)

　　交所得稅的貧困家庭可以獲得稅額抵減，一個家庭最多獲得 4000美元/年。1000萬家庭獲得此項優惠。

　　(3)職業培訓

　　對失業者進行職業培訓是美國人認可的援助方式，《洛杉磯時報》做過一次民意測驗，問卷題是“政府應當如何幫助窮人”,只有 6%的美國人認為應當提供經費和服務，20%的人喜歡提供公共工程崗位，72%的讚成職業培訓。14民主黨約翰遜總統和共和黨尼克松總統都在職業培訓方面做了努力，但都沒有成功。事實上，產業變化、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所造成的失業，不是培訓所能解決的。全球化使美國在金融、科技領域獲得優勢，而制造業式微，讓藍領工人通過培訓轉崗為程序員或基金經理是無法完成的任務。另外，在高失業率情況下，培訓有效也無業可就。

　　美國福利政策只保證接受福利者的生存，不能減少貧困或幫助窮人脫貧。“在美國一個人必須非常貧困(低於貧困線很多)才能領取福利15,甚至有很多非常貧困的人也沒能領取到福利。”另外，必須強調，美國沒有為少數族裔特別是黑人特殊制定的福利制度。

　　5. 美國貧困階層的構成與流動性

　　在美國，“大多數貧困是意外，而不是選擇。大部分的窮困是暫時的。如失業，被父親遺棄，低技能崗位的低薪等。”162000年，44.5%的美國窮人生活在有一個全職工人的家庭里。17 這表明即便不失業，工資低的崗位或人口多的家庭也容易陷入貧困。

　　兒童是最大的貧困群體，每5個孩子就有1個生活在貧困家庭。大部分在單親家庭，以女性居多。女戶主單親家庭貧困率是雙親家庭的5倍。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下的比率遠高於白人，高出一倍。18 1997年。女性戶主家庭貧困率高達31.6%。19女性戶主單親家庭多，有人認為是黑人問題，是懶惰的黑人為了吃福利而故意多生孩子。其實，西班牙裔白人女性戶主比例與黑人一樣多。少數族裔男性從事制造業比例高，在全球化浪潮中失業率高，應當是主要原因之一。制造業外流是男性藍領失業的重要原因，服務業的發展使女性就業機會增加了，媽媽可以養孩子，但不能再養一個失業的男人。20世紀40到60年代婦女從家庭走向職場，60年代興起的性革命，也是單親家庭多的原因。說黑人婦女為了吃福利而多生孩子，依據似乎不充分。

　　必須強調：美國的貧困群體不是固化的，而是流動的。

　　20世紀80年代的一項研究表明，只有0.7%的美國人整整10年都處於貧困中。70年代末期的一項研究表明，25%的美國人在9年中至少有1年是貧困的。201977年的研究發現。非貧困家庭的後代，有10%建立了貧困家庭。1987年研究發現，貧困家庭的後代，約30%建立了貧困家庭，而多達70%的後代脫貧。在黑人福利救助對象和女性戶主家庭中，年輕女性建立自己的貧困家庭的可能性是三分之一。21大量研究表明絕大多數窮人和其他人一樣寧願擁有體面的工作而不是領取福利金。(22)當然，也有少數人“寧可靠福利生活，孩子缺乏教育鼓勵，長大後成為父母的翻版。”236. 美國福利制度的歷史沿革

　　(1)1935年以前，幫助窮人不是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職責。“長久以來盎格魯血統的美國人社會為赤貧者提供的‘保障措施’可以說少到不能再少，傳統上由當地提供保障，例如由鎮或縣資助興辦貧民救濟所、窮人農場等等。”24 還有民間慈善團體，包括宗教團體和私人救助機構，做了一些濟貧的事。

　　(2)1935年，在民主黨總統羅斯福推行第一次新政時，國會通過了《社會保障法》,現在還在用，但修改了很多。1935年《社會保障法》的主要內容包括：“1)提供老年人一份收入；2)由雇主在雇員就業期間預先支付失業救濟金的計劃；3)向老人、盲人和受撫養的孩子提供無條件的救濟援助”。25(3)1938年羅斯福總統推行第二次新政時，國會通過了《公平勞動標準法》,廢除了童工，確定了每小時40美分最低工資標準和 1.5倍加班工資制度。26(4)60年代，肯尼迪的繼任者民主黨總統約翰遜在通過肯尼迪減稅法案的同時發起“向貧困宣戰”運動。當時有20%～25%約4000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向貧困宣戰的主要目標是給予窮人以改善自身的機會。27 包括培訓失業者，貸款給貧困地區小企業。28但收效不大。

　　(5)1965年，約翰遜總統的《醫療保險法案》通過，主要是交醫療保險形式，既有全由保險費支付的A 計劃，也有部分由保險費支付部分自費的 B 計劃，自願選擇。醫療保險法案的目的是老有所醫。二戰時美國的貧困率是22%,60年代約翰遜“向貧困宣戰”後，貧困率在70年代降到11%,主要得益於福利救助的擴大。29(6)1972年，共和黨尼克松總統時期，對《社會保障法》做了最重要的修訂，增加了對殘疾人、盲人和老年人的援助內容，擴大了老年社會福利制度。30(7)從20世紀60年代到1996年，由於對貧困家庭有現金援助的保證和受援助人數的增加，導致聯邦財政支出越來越多。共和黨發動了福利制度的改革，民主黨克林頓總統簽署了改革方案。“1996年福利改革方案，縮短了有資格取得福利的期限，並要求體格健壯的福利受領者去尋找工作，否則他們將會面臨失去所有收益的危險。”31聯邦將福利控制權和資金下放到各州。絕大多數人領取福利金的年限不超過2年，32 有的州更短。

　　(8)2011年，民主黨奧巴馬總統的醫療法案通過，擴大了社會醫療保險的範圍。

　　(9)2016年，共和黨川普總統宣布廢除奧巴馬醫療法案。

　　7. 美國文化對福利制度的排斥與讓步

　　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在社會福利方面居於發達國家的最低水平與美國文化有關。美國文化對福利制度是排斥的，有以下原因：

　　1)美國文化崇尚個人主義，主張個人奮鬥，鄙視依賴社會福利的行為。“美國政治文化要比歐洲政治文化更多地強調個人主義，更少的強調經濟平等。因此，美國人更願意接受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所導致的財富的巨大差異。”332)憲法中“促進公共福利”的目標，持有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美國人把自由競爭帶來的進步與繁榮視為促進了“公共福利”, 排斥制度性的公共福利。

　　3)在自治社會中形成的美國文化認同消極政府的理念。認為政府不應幹預個人生活，而應賦予公民盡可能多的自由。美國文化對積極政府持排斥態度，警惕權力擴張。認為由政府主導的福利制度會帶來權力的擴大。

　　美國政黨性質是“選民黨”,黨的組織性弱，意識形態和政策不是固化的，而是隨選民意願走。黨際間跳槽也很常見。如里根早期是民主黨人，後來成為共和黨總統；川普也支持過民主黨，後來也成為共和黨總統。美國的福利制度狀況是美國人民選擇的結果，是選民利益和價值取向的結果。而不是政黨指導或強加的。所以，美國的福利制度在工業國家中啟動得最晚，受益面最小，標準最低，是美國選舉人的選擇，與美國文化的作用有很大關系。

　　在工業國家中，德國俾斯麥早在1881年就率先制定並推行社會保障制度，隨後被歐洲各國效仿。但直到半個多世紀後的1935年，美國人才轉變觀念，開始實行由聯邦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美國文化對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讓步或者說“基因突變”,緣於1929年發生的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蕭條。

　　大蕭條時美國失業率高達25%,許多人忍饑挨餓甚至無家可歸， “領面包排成長龍，無家可歸者在中央公園紙板搭搭棚子，流浪者比比皆是。”34 1932年春天，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面臨餓死的境地。 1932年春天，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面臨餓死的境地。35 兩萬多一戰退伍軍人聚集華盛頓要求提前發放撫恤金，胡佛總統派兵清場 ……“大蕭條本身沒能迫使福利增加；迫使其增加的是隨後發生的暴亂。”36金融危機和大蕭條使美國人意識到了政府承擔社會保障和救助責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美國人用選票說話，當時美國有48個州，主張政府積極作為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斯福在42個州獲得了勝利，共和黨在任總統胡佛只獲得了6個州的認可。

　　羅斯福上任後推行新政，以公共工程帶動經濟覆蘇，以社會保障法幫助陷入困境的人。美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由此開始。4年後的大選，羅斯福在46個州獲得了勝利，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只獲得了2 個州的認可。

　　不過，美國福利制度推進的步伐是克制的、緩慢的，而且還(在世界福利制度發展史上罕見地)出現過大“回潮”。1996年的福利制度改革就是“逆行”,這說明了美國文化的巨大影響力。

　　在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上，共和黨是消極政府的理念，民主黨是積極政府的理念。共和黨堅持對福利制度的排斥，民主黨主張對福利制度讓步。

　　共和黨認為福利阻礙了個人努力，使他們對福利產生了依賴。民主黨認為對在市場中沒有能力進行有效競爭的美國人而言，政府必須向他們提供大量且持續的援助。37 當人們受到其無法控制的經濟和社會力量打擊時，為了增強個人的自由和安全，政府有必要進行幹預。

　　幾乎所有的重大的聯邦福利項目都是民主黨發起的。例如，1935年《社會保障法案》的關鍵性投票中，85%民主黨人投票支持，99%的共和黨人投票反對。60年代約翰遜總統向貧困宣戰，共和黨人反對。 1965年的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70%共和黨人投反對票。80年代里根消減社會福利開支和1996年消減福利項目與支出的福利改革則是共和黨支持，大多數民主黨人反對。382002年，共和黨希望向各州施加壓力，以使更多的人離開福利隊伍而加入勞動大軍，嚴格堅持資格規則，嚴控聯邦開支，增加福利受領者的工作時間。民主黨主張更多的資金幫助兒童保育、職業培訓和教育。39 關注兒童貧困與教育的理念，是基於“機會平等”的原則。兒童的貧困是父母或社會造成的，兒童是無辜的。貧困的兒童由饑餓引發的貧血和缺鐵使他們的智力發育平均比其他兒童低了25%。

　　(40)其實，美國兩黨都重視對中小學的投資。

　　必須指出，民主黨關於福利制度的主張，在世界範圍比較，不過是低水平的救助。

　　共和黨執政時也有增加福利的法案通過，如1972年共和黨總統尼克松簽署的社會保障改革法案。

　　民主黨執政時也有消減福利的法案通過，如1996年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簽署的消減福利的改革法案。

　　共和黨總統也有增加福利之舉，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災難時，小布什總統說，“貧窮根植於種族歧視的歷史中，切斷了幾代黑人發展的機會。我們有責任直面這一貧窮問題，並采取大膽行動。”41 他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包括創建“工人恢覆賬戶”解決受災人員就業培訓、教育和兒童看護費用等，並捐出聯邦土地修建窮人住宅。

　　民主黨總統也有減稅之舉，如民主黨肯尼迪總統提出約翰遜總統實行的減稅法案和克林頓總統時的減稅法案。

　　8. 對美國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的幾點思考

　　1)社會是群居的意思，人類是社會性最強的動物，人類的語言能力、腦量擴大和思維能力都與社會性進化有直接的重要的關系。社會最主要功能是物種生存與繁衍。救助生存困難的社會成員是社會的應有之義與責任。

　　2)濟貧是人類善的價值觀的體現。主張平等和幫助窮人也是基督教的基本思想，是基督教早期吸引信徒的重要因素。耶穌在傳教過程中對窮人和被遺棄的人特別同情，他與罪犯、乞丐、妓女同餐，為癲癇病人和麻風病人治病。基督教有濟貧、做慈善和富裕教徒捐贈的傳統。所有的教堂都有濟貧功能。文藝覆興時，佛羅倫薩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所孤兒院。我不理解一些華人基督教信仰者對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的敵視與蔑視。看看耶穌傳教的故事，就知道“白左”和“政治正確”的源頭出自哪里了。

　　3)在農業社會，發生自然災害了，帝王還要賑災濟貧，中國皇帝甚至下罪己詔做檢討。法國卡佩王朝國王路易九世(13世紀)熱心幫助窮人。被送上斷頭台的波旁王朝國王路易十六(18世紀)也用王室資金辦濟貧院。英國伊麗莎白一世(16世紀晚期)時就制定了政府幫助窮困者的政策。

　　4)社會保障與福利是人道的需要，更是維穩的需要。大學時期決鬥了13次的性格暴烈的鐵血宰相俾斯麥1881年率先在德國推出社會保障制度，他說得很直接，“用於勞工的錢比用於對付革命的錢要省得多!”確實如此。一個國家貧困人口多，社會治安就差，維穩花費大，而且革命概率大；貧困人口多，消費力也弱。羅馬帝國對羅馬城失業者發面包、建鬥獸場、劇場和澡堂子等福利設施，都是維穩等需要。從功利角度考慮，無視貧困人口的基本保障，至少是不合算的。

　　5)現代工業社會，人們被牢固地鑲嵌在社會中，個體對社會的依賴度遠高於農業人口對自然的依賴度。工業社會生存門檻高，個人抵御災難的自救能力弱。經濟危機、產業變化和市場競爭因素導致的失業和窮困不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也無法做到個人自救。所以，社會保障和救助制度在現代社會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必須的。

　　6)美國從沒有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到建立到發展，都是被動的，被迫的，主要是基於合算，而不是基於善良。因為美國文化認為自由才是最大的善良。

　　7)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福利制度有4個等級：高福利國家(如北歐各國)、中等福利國家(如德國法國等國家)、低福利國家(如英國)。美國是最低福利國家。有人說民主黨上台美國就會走向沒落，就會建立全能政府、極權主義政府，這是站不住腳的論斷。瑞典實行高福利制度半個多世紀了，人均 GDB 依然比美國高，也沒有成為極權主義國家。美國到瑞典那種程度還有3個台階呢，還好遠呢。而且，美國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文化也不可能向瑞典看齊。再說了，北歐國家的福利社會真有那麽可怕嗎?

　　8)哈耶克認為有兩種社會保障，第一種是防止嚴重的物質匱乏的保障，即確保每個人維持生計的某種最低需要；第二種是，某種生活水準的保障，或者說，一個人或集團與其他人或集團相比較的地位保障。第一種保障，社會沒有理由不予提供；而第二種保障則是對自由存在的潛在危險。42 美國現行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相當於哈耶克所說的第一種保障，而且還未達到，是哈耶克主張政府應當作為的情況。況且，哈耶克對第二種保障的擔憂，將“民主社會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以及國家社會主義等同”,認為社會福利國家會突變為極權主義國家，也是過於悲觀了。60多年過去了並沒有被驗證。華人中有的哈耶克理論信奉者，既不了解哈耶克對於社會保障種類的區分，又不了解美國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的情況，把美國福利制度說成了不能容忍的邪惡，這是應當補課的。

　　(首發於“文化佛跳墻”公眾號，2020/12/26)

　　稅收與社會福利

　　章哲

　　在2020美國大選前後，華人思想界常常有人表達出如下反對社會福利的邏輯：

　　反對征稅(“政府憑什麽征收我的稅”) 反對累進稅“征收富人更多的稅是不公平的”,是“多數人的暴政”) 反對將稅收用於社會福利(“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搞社會福利造成巨額財政赤字，經濟停滯不前(“都是社會福利惹的禍”)。

　　以上邏輯，幾乎成為極右翼思潮的標配，並在其代表人物王建勳那里得到完整的表述。王建勳不僅僅在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而且在長期的學術活動中，堅持反對任何社會福利，包括最低社會保障的立場[1],並多次表達他反對稅收，反對向富人征收更多的稅(累進稅),反對將稅收用於社會保障的觀點。故而，本文主要依據王建勳在文章和演講中所表達的觀點，對這種反對社會福利的邏輯，分四個部分進行討論和商榷。

　　一、反對“拔鵝毛” “政府憑什麽要征收我的稅”。

　　二、反對累進稅- “憑什麽剝奪有錢人更多的財產?”。

　　三、反對將稅收用於社會保障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四、財政赤字是社會福利“惹的禍”。

　　當然，雖然王建勳在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支持所謂的“川普主義”,但是實際上，王建勳表現出一種比川普，甚至比自由至上主義、保守主義等更右的觀點。比如，王建勳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包括最低保障，而哈耶克等人是支持最低社會保障的；王建勳反對累進稅，而在川普的競選綱領和政策中，這一點連想都不可能想。

　　一、反對“拔鵝毛”- “政府憑什麽要征收我的稅”

　　十七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哥爾柏形容稅收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征收盡可能多的稅，又不引起太多反對和影響經濟增長。王建勳是反對“拔鵝毛”的，他說：

　　“政府憑什麽要征我的稅?它要是不經我同意就可以隨意拿走我的財產，那我將沒有自由可言，我隨時會變成一個奴隸。無代表不納稅，或者未經同意不納稅，是我們應該堅守的一個重要原則。”[2]

　　這些觀點，也是極右翼思潮的核心觀點，其中混合了幾種不同的意思表示。

　　1. 這是反對任何稅收嗎

　　王建勳說“政府憑什麽要征我的稅?”這個“我”是誰呢?如果這個“我”是所有公民，這個表述就含有反對任何稅收的意思；如果這個“我”僅僅指的是富人，這個表述就是反對向富人征稅或征收更多的稅的意思。

　　王建勳多次表達了政府征稅是侵犯公民財產權，侵犯個人自由的觀點[3]。在自由至上主義看來，財產權是個人的核心權利，是個人自由的基礎，沒有財產權就沒有自由，侵犯了財產權就是侵犯了自由。王建勳多次引用諾奇克的一段話“對勞動所得征稅等於強迫勞動”[4],以稅收方式拿走某人五個小時勞動，等於強迫某人為了他人的目的勞動五個小時。

　　問題是，政府征稅是否侵犯了個人的財產權呢?

　　無政府主義者就是如此認為的，他們的出發點是個人所有權，堅持不侵犯原則，反對任何非自願的稅收和公共服務，認為應該將對個人自由和財產的保護從強制性的政府改由人們自願出資的私人公司來提供，市場機制可以解決一切，不需要政府，通過強制性的稅收取得他人財產是一種非法的不正義的行為。所以，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任何政府稅收都是對財產權的侵犯，都是搶錢。

　　從純粹個人所有權的邏輯看，無政府主義反對稅收的觀點似乎有些道理，但是，覆雜的社會從來不是由某個單一的邏輯決定的。無政府是行不通的，人們不得不需要國家，哪怕它是惡的，也是“必要的惡”,以至於諾奇克都認為，無政府行不通，人們不得不支持一個 “最小國家”,這個最小規模而又最不具侵略形式的國家，不得不保有警察、法庭、和軍隊，只要有國家，哪怕是“最小國家”,稅收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諾奇克之前300多年前，洛克也認為，稅收是人民從國家取得利益所繳納的報酬，或者說是人們為了保護個人自由和財產而向政府交納的保護費，政府的主要職能在於保護私有財產，沒有經費是不行的，享受保護的人們不得不從自己的財產中拿出一部分來維持政府。

　　但是，在洛克、諾奇克等人觀點中，有一個致命的邏輯缺陷—— 既然“征稅是侵犯公民財產權”,那麽,為了維持“最小國家”,維持警察、法庭和軍隊而征稅，是不是侵犯公民財產權?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是。其實，只要把“征稅是侵犯公民財產權” 的邏輯貫徹到底，就自然得出反對任何形式的稅收，包括為了“最小國家”而征稅。無政府主義也正是為了捍衛“自我所有權”和“財產權”,一絲一毫都不妥協，才反對任何政府稅收的。所以，當王建勳多次用“政府憑什麽征收我的稅”“征稅是侵犯公民財產權”這種無政府主義常用的語句表達自己觀點時，常常使人誤以為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當然，從王建勳的一貫立場看，他並非是無政府主義者，而更接近於洛克或諾奇克，既然如此，他就要證明：為什麽政府征稅用於警察、法庭、軍隊不是侵犯公民財產權，而征稅用於公共圖書館、公共教育、最低社會保障等等，就是侵犯公民財產權?這一點，洛克、諾奇克等從來沒有給出過令人信服論證，卻被王建勳等人視為不證自明的教條。

　　在反駁“政府為了保護個人自由和財產權而征稅，不是侵犯公民財產權”的觀點方面，無政府主義者的反駁十分有力。一方面，他們認為警察、法庭、軍隊都可以通過市場或公民自治替代解決(這當然是一種臆想),根本不需要多養一個政府來插手；另一方面，憑什麽政府養警察、法庭、軍隊恰好是保護而不是侵犯公民財產權和自由? 人類歷史上，政府的警察、法庭、軍隊在侵犯公民財產權和自由方面，不是劣跡斑斑嗎?何況，在許多人看來，公共圖書館、公共教育、社會救濟，比警察、法庭和軍隊更像公共品。

　　所以，當王建勳一方面堅持“征稅是侵犯公民財產權”,另一方面卻同意為了“有限政府”而征稅時，邏輯上已經進退失據。

　　2. “無代表不納稅，或者，未經同意不納稅。”

　　在王建勳看來，政府“它要是不經我同意就可以隨意拿走我的財產，那我將沒有自由可言，我隨時會變成一個奴隸。”事實上，政府稅收就是基於強制，就是在本人可能不同意的情況下，強行拿走個人財產，如果要經由本人同意才可以征稅的話，估計世界各國都征收不到多少稅，或者說，基於同意的稅收尤其說是稅收，不如說是一種捐贈。

　　“無代表，不納稅”,體現的是稅收法定原則。洛克早就提出，為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征稅，稅收立法權必須掌握在人民手里，任何稅收，不能是政府的任意行為，而必須在議會由選民的代表(議員), 根據一定的程序通過立法決定。稅收法定是民主國家的常識。

　　問題是，現代民主國家均為代議制民主，由選民選出議員作為代理人參與立法，不存在公民無代表的情形，也不存在本人同意不同意的問題。顯然，王建勳所說“無代表，不納稅”要麽指的不是民主國家，要麽是無的放矢。

　　“未經同意不納稅”指的是什麽呢?既然不是直接民主，稅收無需本人同意，那麽,是否指的是“未經我選出的議員投票同意，不納稅”?如果在議會立法時，代表某納稅人的議員不同意征稅，但是議會最後通過了征稅的議案並成為法律，這項征稅顯然符合稅收法定原則，納稅人要不要納稅?當然要納稅。

　　所以，民主政治下，準確地表述就是，只要符合稅收法定原則，政府征稅就是正義的，個人就應當納稅，而不是“未經同意不納稅”。當然，如果王建勳的“未經同意不納稅”指的是未經議會多數決同意，不得納稅，而不必一定經由我本人或我的代表的同意，就沒有問題了。

　　然而，多數決征稅恰恰是王建勳反對的。

　　3. 向富人征收更多的稅是“多數人的暴政”

　　王建勳認為，民主的缺陷之一就是，它容易導致多數人的暴政。他說：

　　“盡管議會通過了征稅法律，但不代表它就具有正當性，普通的法律必須受制於憲法，人們的財產權受憲法保護，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能通過多數決的方式剝奪人們的財產權。”[5]

　　“多數人的暴政”的說法，最早由麥迪遜、托克維爾、密爾等人提出，今天已經成為包括王建勳在內的極右翼表達對民主制度不滿，反對向富人征收累進稅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

　　然而，“多數人的暴政”並不成立，或者並不總是成立，更不能作為一個無可辯駁的論據，用於反對民主制度及民主制度中的征稅行為。

　　人類的行動，除了一對一的處理方式外，還有許多公共事務，需要公共品和公共決策，比如征稅、戰爭、修建道路和公共圖書館、制定法律等等。就像一條船上的乘客，有人想去東方，有人想去西方，有人想去南方，但是，乘客們必須做出一個決策，船只能向某一個方向航行，任何一個方向的航行，都是對其他方向航行的否決，都是對其他人的強制。公共決策，無外乎以下幾種原則：

　　第一種，一致同意；

　　第二種，多數決，即少數服從多數；

　　第三種，少數決，即少數人說了算或暴君個人說了算；第四種，取消或消減公共決策。

　　我們將這四種原則逐一分析一下。

　　第一種：一致同意。

　　一致同意的方式中沒有強制，最符合正當性要求，但是，一致同意原則實施的條件極為苛刻、成本極高，有一個成員不同意，就不能達成決議，否則就是“多數人的暴政”了，比如今天的北約接受新的成員國，就采用一致同意原則。人類歷史上和今天，采用一致同意原則的情況十分罕見，不用討論。

　　第二種：多數決。

　　多數決，即在公共事務上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人說了算。

　　多數決是很晚才出現的一種原則，這一原則出現的前提是平等，即所有人，無論男女、種族、財產、學歷、身份、地域、地位、宗教如何不平等，在公共事務上的權利是平等的，投票時一人一票，誰也不能更多，誰也不能更少。人類走向了人人平等的時代，才使得多數決成為可能。當今的世界，有的國家之所以被稱為民主國家，就是在公共事務上實現了人人平等，采用多數決；而有的國家被稱為非民主國家，就是在公共事務上不是人人平等，多數人被剝奪了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

　　“多數人的暴政”這個說法下，多數決被質疑，隱含幾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麥迪遜、托克維爾等人，當年僅僅將“多數人的暴政”作為平等下的民主制度的一個可能，一種擔憂，也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多數人的暴政”可能出現，也可能不會出現。然而，明顯的是，王建勳等論者，將這種可能性已然看作一種現實的存在，甚至作為一種必然了。在他們看來，民主制度下，必然存在著“多數人的暴政”,這是對麥迪遜、托克維爾等人的一種誤解，也是對民主制度一種誤解。

　　另一種情況是，認為多數決必然會有強制，而王建勳等從“消極自由”的理念出發，反對任何外在的人為的強制，特別是反對政府的強制，這就意味著，王建勳對“多數人的暴政”的批評，邏輯地走向對多數決，對整個民主制度的否定，解決辦法當然也不能在民主制度框架下。可以說，在近年來的極右翼思潮中，由於把“多數人的暴政” 看作定論，極右翼人士已經幾乎放棄了對民主制度的信任和堅守，而開始尋求其他路徑了，比如所謂“共和制”,或基於開明君主的少數決，或基於神的秩序，或幹脆取消、消減公共決策，等等。

　　第三種：少數決。

　　少數決是公共事務由少數人說了算，或者由極權或專制統治者個人說了算。那麽,少數決是否存在著強制，存在著暴政呢?當然存在，人類歷史上無數暴君、專制統治、極權主義統治，無數人類歷史上的人為的慘絕人寰的苦難，都是在少數人比如統治集團，或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下發生的。對此，王建勳作為自由的堅定信奉者，應該是否定和反對的。然而，令人驚奇的是，華人思想界中許多人，如奧派、市場自由主義者、自由至上主義者，對“多數人的暴政”的擔心遠遠超過了對少數人的暴政的擔心，他們甚至在認認真真地討論：非民主制度是否更有可能保障人們的自由和財產?更有可能消除“多數人的暴政”?一些人甚至得出了“是”的結論。比如，一些市場自由主義者就認為現在中國的制度好得不得了，其中一個理由就是中國消除了工會的騷擾，而工會就是一種依靠人多勢眾搶劫的組織。

　　在這里，有人經常出現一種錯誤，就是拿現實中的民主制度，與理想中的專制制度相比，或者與想象中的“神明秩序”相比。在這種理想的專制下，只存在一個人的暴政而不存在“多數人的暴政”,如果君主恰好是一位開明君主，無為而治的君主，這種君主一個人的暴政總比“多數人的暴政”要好。對此，密爾早就做了反駁，他認為，有一個仁愛而明智的專制君主，就有九十九個昏庸而殘暴的專制君主。

　　還有人認為，多數決不好，會出現“多數人的暴政”,君主統治是一種“法老秩序”,也會出現暴政，可以將多數決的民主秩序、少數決的“法老秩序”改為“神明秩序”,由神為人類立法，人類只要按照神的指引行動就行了，這樣，就避免了“多數人的暴政”,也避免了少數人的暴政。那麽,人怎麽知道神定的秩序是什麽呢?恰好，人間有許多神的代理人，聽他們的就好了。這樣，又成為了少數決。

　　第四種：取消或消減公共決策。

　　有人提出，既然公共決策不可避免地出現“多數人的暴政”,無法克服，最好的方式就是取消任何公共決策。在他們看來，任何社會正義、集體福利等等概念都是虛幻的，不真實的，只有一個個活生生的個人才是最真實的，一切所謂公共事務，都可以化約為個人之間的交易和同意。這當然就是無政府主義了。

　　如果無法取消公共決策，剩下一個解決“多數人的暴政”的辦法就是：盡可能消減政府職能和權力，包括征稅權，消減公共決策領域。對此，筆者是同意的。今天，自由主義者都同意如下常識：如果可能的話，盡量消減公共品和公共決策領域，交由市場解決或民間自治；只有在不得已或十分有必要的情況下，才由政府負責解決。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里，政府的權力是受制約的、有限的，是“有限政府”,任何擴大政府規模和政府權力的企圖，都是十分危險的，都需要警惕。

　　接下來的問題是，“有限政府”如何有限，邊界在哪里?對此，即使自由主義內部，也觀點各異。洛克、諾奇克認為“守夜人”式政府，或“最小國家”即可，政府管一管治安、司法、國防即可，不能再擴大了。而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則認為這個“有限政府”的規模可以再稍大一點點，擴大到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此外不能再擴大了。羅爾斯則認為可以按照“基本物品”的優先性擴展。

　　這種爭論如何解決?是通過民主的方式解決，還是通過非民主的方式解決?如果就像今天的民主國家所做的那樣，通過民主的方式解決，就等於承認多數決可以克服“多數人的暴政”,如此，“多數人的暴政”就不一定是暴政了，“多數人的暴政”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如果不承認民主的方式能夠解決，就只能采用非民主的方式了，而非民主的方式，意味著少數人或暴君一個人說了算，如此怎麽可能保有一個“有限政府”呢?當然是不可能的。

　　為何出現這種進退兩難的境況呢?當然是“多數人的暴政”這個觀點本身的錯誤所導致。那麽,“多數人的暴政”的觀點錯在何處?

　　首先，歷史證明麥迪遜、托克維爾猜錯了——幾百年來，絕大多數民主國家中，通過民主制度擴大和增強了公民自由和基本權利，比如生命權、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即使最為王建勳關注的財產權，也得到更有效的保護，這一點，只要比較一下民主制度與非民主制度，哪一種制度更能夠保護公民財產權，就清楚了。

　　在《聯邦黨人文集》中，麥迪遜擔心民主制度下，多數人壓迫少數人，多數人會對少數人征稅，政府會對富人征稅越來越高的所得稅。今天看來，這種擔心是危言聳聽。

　　以美國個人所得稅為例。美國1776年建國，一百多年後的1913 年才正式開征個人所得稅時，最高稅率為7%。在接下來的30年，由於一戰、大蕭條和二戰，累進稅率不斷提高，最高邊際所得稅率曾達到94%。1965年下降到70%,里根時期降低到28%,小布什時期又降低到35%,奧巴馬時期上升到39.6%,川普又下降到35%。

　　如果麥迪遜是對的，為什麽到了1913年，才開征個人所得稅? 在這之前，難道不是民主制度嗎?難道不是有選票的普通人是多數，富人是極少數嗎?為什麽1913年以前的多數人就想不起來用選票搶富人的錢呢?為什麽民主制度下邊際稅率會下降呢?如果是擔心拔不到鵝毛才降低邊際稅率，豈不正好說明選民不是傻子，民主也有自我修覆功能嗎?為什麽民主制度下，並不是高喊向富人多收稅的候選人才能當選，提出減稅主張的候選人也能夠當選並實施減稅計劃?

　　這些問題，用“多數人的暴政”觀點是無法解釋的。

　　其次，“多數人的暴政”是一個標準模糊不清的概念。

　　民主作為一種公共決策方式，當然意味著多數人的意見否定少數人的意見，總是存在著多數人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少數人的情況，總是會減損少數人的訴求或利益，然而，這就是公共決策的本質。 2017年，川普主導並經議會通過了新的稅收改革法案，51:49票，那麽,49名不同意的參議員是不是可以說，你們是“多數人的暴政”,我們沒有同意，該法案對我們以及我們的選民無效?事實上，現代所有的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稅收都是用國家強制力強制實施的，如果你反對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制，那麽,你是否反對任何強制?如果沒有一個標準，把任何民主決策都稱為“多數人的暴政”, 則等於否定了人類所有的公共決策。在文明社會里，關乎公共的事務，一定是由當事人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議決的，從國家法律到政府支出，再到小區管理，都是如此。任何民主程序下，總會伴隨少數人的意見被否定，少數人的權利被刪減或凍結，少數人的利益受損的情況，都免不了“多數人的暴政”的指責。

　　然而，人類歷史的進步，就是一部把少數人的暴政變成“多數人的暴政”,又為民主設定邊界的過程，這個邊界，也不是某個先賢、先知為人類立法的結果，而是通過民主機制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一步步實現的。如果以“多數人的暴政”為由否定民主本身，人類則退回到野蠻年代。不能認為多數人會借“多數人的暴政”故意傷害少數人，或者隨意剝奪少數人的權利，如果一定要把多數決視為暴政，那麽,除了無政府主義之外，沒有任何一種方式可以保證公共決策時有人不被否定或傷害。只要無政府主義是不可能的，民主制度就是迄今為止人類發現的公共決策時最好選項。

　　第三，民主制度下是否更傾向於暴政?

　　顯然，“多數人的暴政”的風險要小於少數人的暴政，因此，“多數人的暴政”就不是一個問題。

　　其實，在現實社會中，人們更應該擔心的是少數人的暴政，特別是有權有勢或橫行霸道的少數人剝奪了冷漠的多數人的權利。小區里，一個蠻橫之徒霸占了公共區域作為車位而無人吭聲；上海一個居民樓里，有人長達10年開啟震樓器幹擾其他居民正常生活而無人能夠制止；甲富一方的富豪在當地可以輕易影響公共事務；專制或極權統治者的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等等。

　　現代公共選擇理論表明，選舉表達的是競爭性團體的偏好，而不是一個穩定多數的願望，一旦違反這個原則，就已經不是民主體制了。這就是說，“多數人的暴政”是不可能的，因為投票中根本沒有一致的多數。在投票中，政策不是由多數決定的，而是由偏好最強烈的少數決定的。民主體制下，恰恰不會產生偏好強烈的多數，實體化的多數是不存在的。比如，中產和窮人的人數加起來是多數，但是這個多數並不是鐵板一塊，並不是一個有著一致觀點和一致行動的實體，並不是所有的窮人團結一心天天想著通過投票分富人的錢。在2016和2020美國大選中，許多底層白人支持川普的減稅政策，表明現代民主制度下，並沒有穩定的多數，民主制度下不存在單一的政治意志，無所謂“多數人的暴政”。

　　二、反對累進稅- “憑什麽剝奪有錢人更多的財產?”

　　王建勳認為，即使征稅本身是正當的，也不應該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稅率，他說：

　　“這也面臨一些正當性的難題，一些涉及正義的問題：憑什麽一個人掙錢多就應該交更多的稅?為什麽你的私有財產和他的私有財產不是受到同等的保護?如果一個富人的私有財產權和一個窮人的私有財產權在法律面前應該平等的話，那應該受到同等的對待，否則就是歧視，是真正的歧視憑什麽要剝奪一個有錢的人更多的財產?你的正當性何在?有人說他們占用了更多的社會資源。他們占用什麽社會資源?他們使用的所有的資源，為了他們的工廠也好，或者為了他們的企業也好，他們都是交換得來的，他們都是付出了代價我給了你錢，你才給了我什麽他們不是搶來的，不是無緣無故占有那些所謂的社會資源。對他們征更高稅率的稅的所有這些理由都站不住腳。”[6]

　　王建勳認為向富人征收累進稅，從而使富人拿出更多的錢，意味著富人的財產沒有受到和窮人財產一樣的保護，是真正的歧視，是缺乏正當性的，甚至視為人們“痛恨資本主義，痛恨資本家”的行為，是走向奴役之路。

　　王建勳這種觀點是站不住的。

　　眾所周知，征稅一般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人頭稅。不考慮個人或家庭收入與財富狀況，僅按照人頭收稅。比如，每個成年人征稅1000元。

　　第二種是比例稅。對所有人按照某一固定的比例征稅，比如俄羅斯過去一直按照13%單一稅率對所有公民征稅，個人收入10萬元，稅率13%,個人收入10億元，稅率還是13%。

　　第三種是累進稅。累進稅是將稅率分為若幹階梯，收入越高，稅率越高，納稅更多。比如，我國按照七級累進稅征收個人所得稅，最低一級稅率為5%,最高一級稅率為45%。

　　一個基本事實是，在全世界無論被認為是長期奉行左翼政策的國家，還是右翼政策的國家，所有西方國家和絕大多數其他國家都實行累進稅。日本累進稅從5%到40%不等，澳大利亞稅率從0%到45% 不等，新西蘭公民必須繳納其收入的19.5%至49%的稅款，英國累進稅為個人應納稅所得額的20%至40%。極少數沒有實行累進稅的國家如俄羅斯，也將很快實行累進稅。

　　難道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在不正當地“搶富人的錢”?難道全世界都錯了?

　　在美國，累進稅並非是今天的社會越來越左所致。從歷史來看，累進稅率被認為“在很早以前就開始了，一直到現在，從未中斷，為我們制度的奠基人所支持，為決定我們民族命運的傑出人物所執行。”[7]早在美國開國時期，托馬斯 ·傑斐遜就認為可以“靜悄悄地縮小財富不平等的路徑是對財富在某個水準以下的人免稅，並隨著財產的增加而提高稅率。”[8]1798年漢密爾頓提出，對於木屋，每間房征稅20美分；對於有7間房或7間以上房的房產，每個房間征稅1美元。從美國建國到1913年，美國48個州中已經有35個州執行累進所得稅。

　　美國征收聯邦所得稅，從而確認累進稅，是1909年由共和黨總統塔夫脫提出並推動的憲法第16修正案所認可，這一修正案在參議院以77:0的支持通過。在該修正案開始執行的1913年，就確定所得稅在收入3000美元稅率為1%,收入超過500000美元最高稅率為 7%。

　　可以看到，從美國開始征收所得稅的第一天起，就不是收人頭稅，也不是按照單一稅率收稅，而是確立累進稅的原則。在隨後1915 年發生的“布拉西伯訴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案”中，累進稅被聯邦最高法院所支持，這就從司法層面終結了美國聯邦累進稅的正當性論爭。正如研究美國所得稅歷史的專家羅伯特 ·斯坦利所說：“布拉西伯案中的最高法院意見沒有給質疑美國聯邦累進所得稅傳統的爭論留下任何空間。”[9]

　　在美國，在憲法和司法層面已經不再爭論的情況下，在學術上，對累進稅的論證，主要有兩個原則，這就是受益原則和能力原則。

　　先看“受益原則”。

　　按照“受益原則”,征收累進稅的理由在於：

　　第一，如果政府征稅是用於治安、司法、國防的話，富人從中受益更多，窮人的打狗棍和富人的豪宅豪車相比，保護後者的花費要多得多，窮人對財產保護要求更少，窮人對國防的需求也比富人小很多，甚至沒有需求。

　　第二，由於富人比窮人賺到更多的那些錢，更依賴整個社會合作與協同，因而，在分擔社會公共費用的時候，就應該對富人多賺的這部分錢征收更多的稅。

　　第三，實證數據表明，在經濟增長中富人得到了更多好處，經濟衰退時富人損失更小，這顯然並不是富人努力的結果。2009年克拉克獎獲得者、經濟學家賽斯 (Emmanuel Saez) 研究表明：最高收入人群，在收入增長時，取得了所有增長的60%,而危機到來時，卻沒有產生相匹配的損失。一項研究表明，在2008年之後的經濟覆蘇中，富人取得了整個收入增長的121%,這意味著99%的人群收入出現了降低。以上研究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期間，得到了更多驗證 2020 年3月18日到9月15日，美國新冠疫情下超6000萬美國人失業，中產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下降了30%,而643位億萬富豪的資產卻增加了8450億。

　　所以，從亞當斯密開始，“收入越多，受益越大，應該繳稅越多” 的受益原則就被用於論證累進稅的正當性。

　　再看“能力原則 ”。

　　“能力原則”則更早被用於論證累進稅的正當性。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就提出“擁有量多的付稅多，擁有量少的付稅少”。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能力更高的人被認為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2011年，美國富豪巴菲特提供自己2010年收入和納稅額資料，以證明對富人征稅偏少，雖然對富人征收累進稅，但是他的實際稅率只有17.3%。 2015-2016年兩年，億萬富翁川普每年納稅僅僅750美元。比爾蓋茨認為應該向富人多征稅，來幫助世界上的窮人擺脫貧困。2020年，來自美國和其他6個國家的80多位富翁呼籲對富人多征稅，他們希望政府“向我們征稅”,以籌集資金抗擊新冠病毒疫情。

　　當然，也有反對以上兩個原則的聲音，比如哈耶克，這種爭論在學術界一直零星發生。

　　但是，在民主國家，即使在更加保守的美國政治行動中，也沒有黨派會提出反累進稅這樣極端的競選綱領或議案，左和右的爭論更多體現在加稅或減稅的議題上，而且，即使減稅計劃，也不是為了消除所謂“民主的暴政”,也不是認為不應該向富人征稅更高的稅收，更不是認為向富人征收更多的稅是侵犯了富人的財產權和自由，而是基於稅收效應和經濟增長的考慮。

　　人們熟悉的“拉弗曲線”表明，當稅率從0開始提高時，政府稅收增長，當稅率越來越高時，稅收會出現一個轉折點，隨稅率的進一步提高而減少，稅率從0-100%,稅收總額從零回歸到零。這樣，稅率就不能無限提高，而是要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否則政府收不到稅。廣受保守派讚譽的里根時期的減稅計劃，就是由提出“拉弗曲線”的經濟學家拉弗作為總統經濟顧問推行的。在2016年和2017年稅收改革計劃中，川普提出將七級累進稅合並為三級累進稅，將最高邊際稅率降為35%,通過減稅來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機會。川普減稅的理由都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因為反對通過累進稅搶富人的錢。

　　在美國政黨輪替下，雖然最高邊際稅率經常變來變去，但是，按照收入水平高低征收累進稅，富人承擔更多稅負的原則一直沒有變化。所有的政黨都支持累進稅，所有的政黨、政治家，包括川普，甚至更右的政治家都沒有提出，也不會提出這種反對累進稅的主張，這種主張在現實中，沒有討論的價值。王建勳認為：“今天美國兩黨的沖突以及社會的撕裂，不是共和黨太右了，而是民主黨太左了。”

　　[10]如果按照王建勳的觀點，以是否支持征收累進稅作為參照系來看，不但民主黨左，共和黨也左，川普也左了。可見，這種反累進稅的主張右到何種程度。

　　三、反對將稅收用於社會保障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王建勳反對將稅收用於社會保障，並且反對建立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包括最低保障。他說：

　　“作為力倡個人自由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應當拒絕任何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因為這根本不是國家的正當職能。古典自由主義者應當回歸諾齊克的‘最小國家’,只賦予政府保護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職能，救濟和慈善事務應當留給市場和公民社會。”[11]

　　然而，世界上所有國家在社會保障上的歷史演進、政策、法律，都與王建勳的主張相反。

　　從1601年英國《濟貧法》頒布開始計，社會保障制度至今已500 余年了，這意味著，在古典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洛克出生前31年，由政府征收濟貧稅提供的以救濟為目標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開始啟動了，並伴隨了整個古典自由主義時期，隨著工業革命和現代文明的興起而建立起來。

　　早期，社會保障是不可想象的。在全世界幾乎所有的文明中，早期對於失去勞動能力的人群，如殘障人士、老年人、兒童、疾病患者等等，要麽自生自滅。要麽通過家庭供養，家族、鄰里、教會的慈善和互助的方式進行救助。時至今日，在中國和世界一些地區的人們，仍然認為失去勞動能力的老年人養老問題，自然而然地應該由其子女負擔而不是由政府負擔。特別是，在農業文明時期，人人有工作，沒有失業，奮力勞作尚且食不果腹，不可想象有勞動能力的人居然需要救濟，失業者會被視為“壞人”。英國1495年法令規定，對於有勞動能力且身體健壯的流浪漢和涉嫌人員，先抓起來關三天三夜再說，然後趕出城市，再次抓起來則關六天六夜。在1601年的《濟貧法》中，在濟貧的同時，對懶惰不值得救助的窮人，規定用嚴酷的手段進行懲罰。對凡能工作而不工作者，一律處以嚴刑，包括死刑。

　　後來人們發現，人類在創造出有史以來空前繁榮，物質財富增長了數千倍數萬倍的同時，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煩：

　　失業。今天，失業已經成為文明社會的常態，伴隨在各國的經濟活動當中。比如，2017年各國失業率中，日本2.8,加拿大6.3,美國4.4,法國9.4,德國3.8,英國4.4。這意味著即使發達國家，失業人口常年維持在數十萬、數百萬人。

　　貧困。世界銀行估計，2020年，全世界貧困人口達34億。即使在發達國家，各國貧困人口占比常年在10%左右，其中美國常年貧困人口4000多萬，占總人口的15%左右。

　　兩極分化。世界各國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收入和財富兩極分化現象。2013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了全國40%的財富，而80% 人口僅擁有大約7%的財富，這1%人口與中產階級之間的平均財富差距超過20倍以上。雖然有人認為這種現象理所當然，十分合理，但是，由此引起了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也是不爭的事實。

　　老齡化。1800年前後，全球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不到30歲，老年人占比很低。以後，老齡人口快速增長。2015年，全球有6.17億人口年齡在65歲以上，到2050年全球將有16億老年人，屆時將有94 個國家的老齡化人口占比超過21%,其中有39個國家的老齡化比例達28%以上。

　　經濟危機和災難。一百多年來，每過若幹年，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其中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2008年的“次債危機”、2020年的新冠疫情最為嚴重。危機之下，經濟蕭條、企業破產、工人失業、貧困人口猛增、社會動蕩。1933年，1.2億人口的美國，卻有近4000萬人口失業；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兩個月後，美國失業人口超過了4000萬，失業率高達16%。

　　人類作為共同體，在空前繁榮之時，不能面對社會中不幸者的這些困難和痛苦而無動於衷，而慈善和市場卻遠遠不能滿足為不幸者提供救助和希望的需求，這就需要政府站出來，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為他們提供救助和保障。這一點，連哈耶克也說：“沒有理由認為在一個達到了像我們這樣的普遍富裕水平的社會中，不應向所有人保證提供第一種保障，而勿需危及普遍的自由。”[12]

　　為了應對這些與文明相伴的麻煩，在過去幾百年里，人類開始了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之路。

　　1601年，英國伊麗莎白濟貧法，標志著社會保障制度開始建立。 1663年，北美紐約殖民地頒布濟貧法。

　　1795年，英國實行斯賓漢姆法，按照家庭人口、物價與工資水平確定救濟標準。

　　1847年，瑞典頒布濟貧法。

　　1880年，英國實行雇主責任法，對受傷雇員提供賠償。

　　1884年，德國實行疾病保險制度，標志社會保險制度開始建立。 1885年，德國實行工傷保險制度。

　　1889年，德國實行養老保險制度。

　　1902年，美國馬里蘭州制定第一個工傷保險法。

　　1905年，英國頒布失業工人法；法國實行失業保險制度。

　　1935年，美國頒布社會保障法。

　　1948年，英國宣布建成福利國家。

　　1956年，美國通過社會保障法修正案，再次擴大社會保障法適用範圍。

　　1958年，日本頒布國民健康法。

　　1996年，中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

　　可以看到，早在“二戰”以前，發達國家都建立起了包括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險在內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上世紀70年代以前，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相當完善，其中部分國家甚至建立起“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中國也在1992提出，1996年建立社會保障制度。

　　在美國，20世紀初，美國已經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社會空前繁榮，柯立芝總統自豪地宣稱：“美國人已經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境界”。同時，世界其他國家發生的貧困、失業、老齡化等等，在美國也大量出現了。“促進公共福利”,早被正式寫進了1787年《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它規定：“國會有權課征直接稅、關稅、輸入稅和貨物稅，以償付國債，提供美利堅合眾國共同防務和公共福利。”但是，直到1935年之前，聯邦政府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障計劃。1935年，美國國會兩院均高票通過《社會保障法》並經總統簽署生效，1937年最高法院確定《社會保障法》符合憲法，美國社會保障制度最終建立。

　　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全是由於1929年開始的經濟“經濟大蕭條”所致，沒有“經濟大蕭條”帶來的失業、貧困、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沖突加劇，美國人是無法接受社會保障制度的。在美國傳統上，個人主義占統治地位，個人奮鬥，個人負責，今天衣杉襤褸，明天可以家財萬貫，失敗者不是笨蛋，就是混蛋，不值得救助，特別是不值得用納稅人的錢救助。對政府的觀念是“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政府管好治安、司法、國防就行了，其他閒事少管。這些觀念，在“經濟大蕭條”面前被打破了無論是辛勤工作的工人，還是衣食無憂的中產，甚至腰纏萬貫的富翁，都在一夜之間成為倒黴蛋，衣食無著，甚至徘徊街頭。美國人開始意識到，這種個人無力應對的不幸，並非個人懶惰或無能，慈善機構和互助也是杯水車薪，這時候，政府應該站出來，承擔責任，保障公民“免於匱乏的自由”, 這既是美國1787年憲法所確定的原則，也是人們之所以建立政府的理由。如果建立政府的初衷，保守在小國寡民、田園牧歌式的時代或想象之中，抱殘守缺，不能與時俱進，就與人類良知和自由背道而馳。

　　美國1935年《社會保障法》,在建立最低社會保障上邁出了實質性一步—— “它為貧窮和無助的人提供幫助，同時並沒有威脅個人的自由與尊嚴。該法使貧窮不再被看作是個人無能的問題，而被看成是一個基本的社會經濟問題，是需要整個社會來處理的問題，因而需要一個全國範圍的社會保障制度。20世紀以來，美國人第一次接受這一觀點：即大多數人有權利接受公共福利。”[13]

　　今天的世界，社會保障已經成為文明的標配，成為所有國家政府的基本職責，毫無例外。連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也建立了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比如，2005年非洲國家埃塞爾比亞人均GDP 僅有 121美元，即便如此，該國在1985年以前，社會保障支出占GDP 比重已達3.5%。據1996年數據，全世界所有國家平均社會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為14.5%。所有的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把一半以上的財政支出用於社會保障方面。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任由國民自生自滅的國家，被視為“失敗國家”。

　　在文明社會，天下應該有免費的午餐，這就是由政府提供的針對生活不幸者的救濟和最低保障，幫助他們度過難關，使他們能夠看到生活的希望，而不是任由他們自生自滅。

　　四、財政赤字是社會福利“惹的禍”?

　　反對社會福利的觀點，還有一個理由：搞社會福利使政府入不敷出，負擔沈重，債台高築，經濟停滯不前。一句話，巨額財政赤字就是搞社會福利“惹的禍”。王建勳說：

　　“聯邦政府一半多的錢都花在醫保、社保上。喜歡福利國家、喜歡社保的人說，這不是挺好的嗎?但是別著急，你要提供這些保障的話，沒有足夠的錢怎麽辦呢?現在聯邦政府是通過財政赤字的方式解決，欠很多債。”[14]

　　從實證數據看，這個觀點不能成立。

　　第一，政府財政赤字攀升與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沒有相關性以美國為例，從1980年以來的40年中，美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社會保障支出占GDP 比重)長期在13%-15%之間波動。1980年代開始，里根政府對美國社會保障制度做了轉折性改革，即使如此，里根時期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也在13%以上。克林頓時期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最高攀升到15.5%,然後降到1998年的14.5%。小布什時期的2005年，社會保障支出水平12%。川普時期的2020年，社會保障水平13.4%。在這40年中，美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在53-60%之間波動，沒有大幅度增減。然而，1981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總額從7894億美元，攀升到2020年的210190億美元，上漲了26.6倍，超過了GDP 總額。其中，在財政赤字大幅上漲的里根時期、小布什時期、奧巴馬時期和川普時期，社會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沒有上漲。比如，里根1981年就職時美國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為13.3%,去職後的1990年為13.4%,而同期的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從7894億美元上升到21907億美元，上升2.8倍。克林頓時期，美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上升到15%的水平，但政府財政赤字的增長幅度卻大幅度下降，並且在2000年克林頓卸任當年出現了2370億美元的財政盈余。

　　第二，與西方傳統民主國家相比，美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最低，財政赤字最高。

　　在西方傳統民主國家中，1980年以來，社會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法國在21%-30%;德國在23%-28%;英國在18%-23%。而同期美國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一直徘徊在在13%-15%的區間，只有西方傳統民主國家水平的一半左右，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最低。

　　但是，美國財政赤字卻是西方傳統民主國家中最高的，2020年財政赤字已超過GDP 總額。與之相比，英國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是美國的1.5倍，2020年財政赤字達GDP 的95%左右，略低於美國。德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一直比較高，相當於美國的1.8倍，而財政赤字卻遠低於美國，在2010年達到占GDP 比重56%的峰值後，開始下降，2014年後連續5年保持財政盈余。以美國如此之低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卻形成了如此之高的巨額財政赤字，很難說是社會保障 “惹的禍”。

　　第三，在美國社會保障支出中，可增減的項目很少。

　　為什麽近40年來美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比較穩定，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一直在13%-15%的範圍內小幅度波動?一方面，由於美國傳統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價值觀，任何企圖建立歐洲式的 “福利國家”或“福利社會”的努力，都會遭到狙擊。奧巴馬希望覆蓋剩余15%左右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人群的“奧巴馬醫保計劃”,在多年的努力下仍遭遇挫折。這說明，“全民醫保”已經成為美國社會保障制度中難以突破的天花板。

　　一半社會保障支出，並不占用一般財政支出，與財政赤字無關。

　　在社會保障項目中，OASDI、失業援助、Medicare住院部分是用社會保險收入支付，也就是主要來自個人和雇主繳費，並不占用一般財政支出。這三部分合計占社會保障支出比重為49.26%。以老年、遺屬和傷殘者保險 (OASDI)為例，這是由政府強制提供的，為符合條件的老年、傷殘、受傷幸存勞動者和依靠他們生活的家屬按月提供的生活保障金，資金來源是雇員和雇主共同繳納的工薪稅，這筆資金與一般財政收入隔離，設立專用賬戶，專款專用。除這三部分外，Medicare 中的補充醫療保險項目的25%資金，Medicare 中的處方藥品保險項目，工人賠償計劃(相當於中國的工傷保險)中大部分資金來自於雇主繳費。加上這些，屬於社會保險收入支付的社會保障費用占社會保障支出總額的55%,(歐盟成員國2009年平均58.9%),相當於公共財政支出的33%。

　　這意味著，美國的社會保障支出統計中，有55%左右是本來就不是政府的錢，專款專用，並不占用聯邦政府的一般財政預算，與政府財政赤字無關，無論何種政治派別執政，很難對這一塊動手腳。或者，在老齡化日趨嚴重的今天，這部分只可能增加，不可能消減，消減也無助於消減財政赤字。

　　另一半，幾乎是“剛性支出”。

　　剩下占社會保障支出總額中45%的部分，是由聯邦政府一般財政支付的，要壓縮聯邦財政支出，消減財政赤字，只能在這一塊動手腳。實際上，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在增減社會福利上的交鋒，主要就是聚焦在由聯邦政府一般財政支出支付的這些社會福利項目上的。然而，要從這些項目上消減開支談何容易。

　　一是這些項目支出占比有限，即使消減20%也無濟於事。以川普政府的2020財政預算為例，川普政府在新冠疫情之前所做的2020 年財政預算，聯邦政府支出總額為4.746萬億美元，預計2020年財政年度收入將是3.645萬億美元，這意味著2020年度預算赤字大約在1.1萬億美元。在川普的預算中，社會保障支出在2020財年將達到2.841萬億。按照45%計算，用一般財政預算支付的社會保障支出為1.28萬億，即使能夠消減20%,也僅僅消減預算赤字約2500億美元，還有8600億的財政赤字。這意味著，造成財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並非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消減社會保障支出也無法改變巨額赤字不斷攀升的事實。

　　更何況，在這些由一般財政支付的社會保障項目上，兩黨之間已經鬥法多年，每一個項目都被反覆爭奪無數次了。對民主黨來說，能加的已經加得差不多了，對共和黨來說，能減的也減的差不多了，雙方能讓步的空間十分有限。以貧困家庭臨時援助項目(TANF) 為例。 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就確定了無助兒童補助項目 (ADC),用於補助父母一方失去勞動能力、死亡、離家出走或失業家庭的兒童，1994 年該項目支付援助220億美元。共和黨一直批評該項目支出過大，鼓勵家庭破裂和非婚生育，助長福利依賴，加上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地方政府在財政分擔和管理上的博弈，該項目調整為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 (AFDC), 在克林頓時期的1996年，又調整為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劃(TANF), 支付額略有下降，2005年，小布什時期又增加到220億美元。

　　消減社會福利開支，無外乎消減福利項目、緊縮發放條件、改變籌資方式等辦法。從1935年美國建立社會保障則制度以來，特別是里根時期開始消減社會福利開始，各種辦法，從發放現金改為購買服務、延遲退休年齡、降低養老金替代率、縮短領取救濟金時限，減少領取人員範圍，能想的辦法都想了，成效不大。

　　從上表中還看到，由一般預算支出的社會保障項目中支出最大的項目是“醫療照顧計劃”(Medicaid)和“醫療援助計劃”(Medicare) 中的“補充醫療保險項目”(其中75%支出來自一般預算),兩項加起來，幾乎占社會保障支出總額的20%。然而，由於美國醫療費奇貴，人均醫療保健費近8000美元，是經合組織國家的一倍還多，這兩個項目的支出很難消減。

　　從以上幾方面看出，將出現巨額財政赤字的主要成因，歸罪於社會保障支出，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說一些傳統民主國家建立的“福利國家”或“福利社會”,會帶來巨大財政支出壓力並形成巨額赤字的話，美國如此低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是不應該有財政赤字之憂的，這一事實表明，起碼在美國，財政赤字與社會保障支出關系不大。事實上，許多研究者指出，美國的巨額財政赤字與其經濟放緩，全球化帶來的稅源損失，富人稅收負擔過輕，以及不斷遭遇的經濟危機和公共災難有關。

　　結語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到，極右翼反對社會福利的邏輯從反稅收到反對累進稅，再到反對將稅收用於社會保障，進而將巨額財政赤字歸罪於社會保障，是沒有依據的，均不成立。

　　可以發現，近年來華人思想界的反福利思潮不僅僅是反福利，已經形成一套反稅收、反累進稅、反福利、反民主的邏輯。遺憾的是，這套邏輯以一些自由至上的原則為教條，以自由至上的社會想象為理想，對現實中的自由、民主和社會福利所做的批評，嚴重脫離西方社會當下面臨的挑戰和政治議題。即使對美國的極右翼，反對累進稅，反對最低保障，反對“多數人的暴政”等議題，也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卻被華人思想界一些人討論得不亦樂乎。在中國，這種反稅收、反福利、反民主的聲音，更是離題萬里，更像是對當下現實無可奈何之下，去構築一個精神上自言自語的“烏托邦”。

　　(本書首發，2021/5/21完稿)

　　民主制度下社會福利只會越來越高嗎?

　　章哲

　　近年來，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民主制度的一個根本性缺陷或弊端是，由於民主制度下的福利競賽，社會福利保障水平只會被越推越高，總有一天不堪重負，社會崩潰。

　　在這種觀點看來，民主制度下的絕大多數公民，會認為增加社會保障是增加社會基本權利，消減社會保障給付相當於消減部分社會權利。一項社會福利一旦給付，人們把它作為自己的勞動成果加以捍衛，極力反對消減。另外，民主制度是多數決，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由於主張增加社會福利、擴張社會保障是“吸引人”的，受大多數人歡迎的；相反，消減社會福利，收縮社會保障則是不受人歡迎的，“令人憤怒”的。在民主選舉中，出於趨利避害的考慮，參加競選的各政黨或者在福利上競相許願，展開福利競賽，以便收買選民，或者由於擔心失去選舉而不敢堅決反對，長此以往，社會福利日趨剛性，只能增，不能減，只能多，不能少，只能高，不能低。支持這種觀點的人士，列舉了許多數據和事實：比如，一百多年來，民主國家社會福利保障項目越來越多、水平越來越高，呈不斷上升趨勢；民主國家稅收越來越重，個別國家稅負占GDP 比重達60%以上，政府財政不堪重負、寅吃卯糧，形成巨額赤字，有的民主國家赤字已達GDP 的300% 以上。並且，在民主國家，任何消減福利的政策，都會引起抗議、罷工、騷亂，執政黨垮台、政府難產，甚至社會動蕩、經濟停滯、資本外逃、失業率高企，社會在兩難的泥潭越陷越深等等，最後，民主制度必然因不能支撐不斷膨脹的社會福利保障而完結。

　　本文認為，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論據如下：

　　第一，從實證看，民主體制下社會福利並非只高不低，而是有高有低，可高可低。

　　第二，不同的民主國家，其社會福利水平差異顯著，沒有出現由於選舉帶來的福利趨同性。

　　第三，這種觀點不能解釋：在民主國家，主張消減福利的政黨為什麽能上台，緊縮福利的法案為什麽能通過?

　　第四，這種觀點不能解釋：左派政黨為什麽也會消減福利，力度甚至超過右派政黨?

　　一、從實證看，民主體制下社會福利水平並非只高不低，而是有高有低，可高可低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之前，西方傳統上一直由教會和民間慈善機構提供救濟，東方國家則是由家族、鄉紳和村社提供救濟，各國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很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除非出現重大災難，才可能發生大的支出。從建立濟貧制度開始，幾百年來，民主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逐步提高，今天平均達到20%左右的水平。

　　從長周期看，即從各國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至今，世界上所有國家，特別是民主國家的社會福利水平，準確地說是社會保障支出水平 (社會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或者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都呈不斷攀升趨勢。這個趨勢，常常被作為民主制度下社會福利只會越來越高的有力證據。

　　但是，即使從1601年英國濟貧制度開始計算，社會保障制度才 400多年，如果分階段看的話，就會發現，在不同時期，民主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是不同的。

　　第一階段：建立期。二戰以前，是社會保障制度初步建立時期，該時期民主國家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普遍在10%以下，且增長緩慢。

　　第二階段：完善期。二戰以後到20世紀80年代，是社會保障制度完善時期，該時期民主國家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快速增長，社會保障項目日趨完善，有的國家甚至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多層次、全覆蓋的“福利國家”。

　　第三階段：調整期。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今，民主國家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增長平穩甚至下降或者有升有降，社會保障項目也開始有增有減甚至只減不增，社會保障制度普遍進入調整時期。

　　在二戰後到上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經濟進入長達20多年的高速增長期，與之相應，民主國家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也水漲船高，呈快速增長態勢。西方國家普遍在上世紀60年代末進入，80年代初走出中等收入階段，期間GDP 年均增長6%以上，部分年份高達10%。在經濟高速增長背景下，中等收入期間，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平均增長了46%。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瑞典125%,其次是日本108%, 提高幅度最小的是德國僅12.5%。

　　亞洲新興國家在上世紀60-80年代經濟起飛時期，在年均經濟增長8-12%的同時，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也幾乎同比增長。日本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從1960年的5.8%增長到1980年的10.2%,韓國則從 1990年的3.1%增長到2001年的6.1%。中國台灣地區則從1993年的 1.8%增長到2010年的4.1%。

　　2.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多數民主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達到歷史最高點，部分國家在2010後達到歷史最高點，然後開始下降或者在小區間徘徊。其中：

　　加拿大：二戰後快速增長，1995年達到歷史最高點19.6%,然後緩慢回落到2001年的17.8%。

　　法國：二戰後快速增長，1995年達到歷史最高點29.2%,然後回落到2001年的28.5%。2014年又上升到歷史新高34.3%,2017 年又下降到31.7%。

　　德國：二戰後快速增長，1995年達到歷史高點27.5%,然後長期保持平穩，略降。2014年又創歷史新高29.1%,近年來又下降到 27%左右。

　　瑞典：二戰後快速增長，1995年達到歷史高點33%,然後下降到2001年的28.9%,降幅最大。之後在30%以下徘徊，2014年為 29.6%。

　　英國：二戰後快速增長，1995年達到歷史高點23%,然後下降到2001年的21.8%。2014年上升到歷史新高27.4%,之後下降到 22%左右。

　　美國：1935年以後一直呈快速增長態勢，1995年達到歷史高點15.5%,然後下降到2001年的14.8%,並長期徘徊在15%左右。

　　如果以近30年(1990-2020年)為區間評估民主國家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的話，會發現總體呈現穩中有降趨勢，長期以來不斷增長的勢頭被遏制。這說明所謂民主制度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只能不斷攀升的觀點不符合事實，並非鐵律。

　　其實，早在上世紀70年代，這種消減社會福利項目，遏制社會福利水平的努力，在有的民主國家已經出現了。1975-1976年，英國政府的住房福利開支下降了11.7%,1976-1977年下降了1%,1977- 1978年繼續下降了9.4%[1]。加拿大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中社會保障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變化並不明顯，一直保持在50% 左右的水平[2]。

　　二、不同的民主國家之間，社會福利水平差異顯著，沒有出現由於選舉帶來的福利趨同性如果按照民主制度下福利水平會越來越高的觀點，應該推論出所有的民主國家，其社會福利水平不但越來越高，而且相互間差異會越來越小，最後出現社會福利水平趨同的現象。然而，事實是，歐洲、美國、拉美和亞洲，不同的民主國家之間，社會福利水平差異巨大。

　　為了具有可比性，現將部分民主國家或地區，按照歐洲、拉美、亞洲，以及美國分成四個組，比較這些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人均 GDP 在3000-10000美元階段)末，即人均GDP 剛剛達到10000美元時期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見表3。

　　表3:歐洲、拉美、亞洲部分國家地區及美國人均10000美元時期社會保障支出水平

　　歐洲

　　拉美

　　亞洲

　　美國

　　法國 21.1

　　阿根廷6.3

　　韓國 6.1

　　13.3

　　德國23.0

　　巴西 6.7

　　新加坡 3.3

　　瑞典28.8

　　智利 6.4

　　中國台灣4.1

　　英國21.1

　　墨西哥8.1

　　馬來西亞3.3

　　取值說明：

　　1.歐美國家。歐洲國家走出中等收入階段年份為：法國1979年、德國1979年、美國1978年、瑞典1976年、英國1986年。為了方便，法國、德國、美國、瑞典的社會保障水平取1980年數值，英國取1985年數值。[3]

　　2.拉美國家。拉美國家走出中等收入階段年份為：智利2007年、巴西2010年、墨西哥2010年、阿根廷2011年。由於拉美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用時漫長，智利15年，巴西16年，墨西哥30年，阿根廷37年，為了方便，智利取1996年數值，墨西哥取1995年數值，巴西取2007年數值，阿根廷取1993年數值。[4]

　　3.亞洲國家和地區。亞洲國家和地區走出中等收入年份為：日本 1983年，韓國1995年，台灣1992年，馬來西亞2012年。為了方便，日本取1985年數值；考慮到民主化過程，韓國取2001年數值，台灣取2010年數值，馬來西亞取2002年數值。[5]

　　1).在具有可比性的中等收入階段，同樣是民主國家，歐洲傳統民主國家、亞洲民主國家和地區、拉美民主國家、美國，在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上有著巨大的差異，其中：

　　歐洲組：最高。有代表性的四個國家（法國、德國、瑞典、英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均超過 21%,最高達28.8%。

　　美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只有13.3%,僅為歐洲組平均值的 60%,不到歐洲最高水平的一半。之所以將美國單獨列出比較，是因為美國社會保障制度和水平，有其獨特性，既不同於歐洲模式，也不同於拉美和亞洲模式。

　　拉美組：拉美有代表性的四個國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平均值 6.9%,僅為歐洲組平均值的三分之一強，僅為美國的一半左右。這里可以看到，通常認為拉美國家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社會動蕩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水平過高，超過其經濟水平，從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說法，並不成立，因為這些國家的福利水平，比起歐洲國家，甚至比起美國的福利水平，也要低很多，為什麽歐洲國家、美國在更高的福利水平下，沒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亞洲組：亞洲有代表性的四個國家和地區（韓國、新加坡、台灣、馬來西亞）平均福利水平為4.2%, 在四個組中最低。歐洲組、美國、拉美組的福利水平分別是亞洲組的 5倍、3倍和1.6倍。日本在亞洲國家中有其特殊性，由於日本“脫亞入歐”較早，也是亞洲最早建立民主體制的國家之一，所以走出中等收入階段時，福利水平達到11%,遠低於歐洲傳統民主國家，稍低於美國，卻遠高於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

　　以上四組的分析可以明看出，不同民主國家和地區的福利水平，差距十分明顯，這種差異大到超過民主體制與專制體制之間的差別。

　　2).相同文化背景的國家，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上更加趨同，差異更小。

　　歐洲國家，有著相近的傳統和文化背景，因而在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上更加接近。事實上，歐洲所有民主國家(東歐轉型國家除外)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均處於較高水平，比如，1990年，歐盟15 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平均為20.2%[6]。

　　同樣，拉美民主國家之間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差異，遠遠小於有著與拉美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歐洲國家。

　　亞洲國家也是如此。亞洲國家在傳統上普遍保持很低的社會保障水平，比如，1996年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馬來西亞2.9%,印度 2.6%,泰國1.9%,印度尼西亞1.7%,新加坡3.3%[7],各國之間水平十分接近。

　　3).不同文化背景和價值取向對社會保障水平影響巨大。

　　在社會保障方面，瑞典模式與美國模式通常被認為是兩種不同的社會保障體制，兩者的不同表現在：

　　一是瑞典模式被認為是典型的“福利國家”模式，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覆蓋全民的養老和醫療保險制度，並形成了“從搖籃到墳墓” 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而美國模式則被認為是典型的救助模式，美國是西方國家中唯一沒有建立全民醫療保險制度的國家，也沒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其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目標是救助社會中生活陷入困境者。

　　二是從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看，近三十年來，瑞典基本保持在30% 的水平，而美國基本保持在15%以下，兩種相差一倍。

　　如果按照“民主體制下社會福利只能越來越高”的觀點，瑞典和美國作為老牌民主國家，分別經過200多年的民主選舉，在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上應該趨同，就像歐洲民主國家在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上的趨同一樣才對，可是，這兩個國家經過無數次的選舉和政黨輪替，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始終保持明顯不同。這種不同，與兩個國家中不同的文化傳統和主流價值觀有關。瑞典被公認被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國家，主流價值觀是自由、公正、團結。而美國，則被公認為個人主義傳統的國家，主流價值觀是自由、機會均等、個人奮鬥。不同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對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的影響，超過了民主制度本身的影響。

　　三、消減福利的政黨為什麽能上台，緊縮福利的法案為什麽能通過按照“民主體制就是福利競賽”的觀點，很難解釋這樣的現象：主張消減福利的政黨為什麽會在選舉中獲勝?緊縮福利的法案為什麽能在議會中投票通過?

　　1979年，以撒切爾夫人為首的英國保守黨在選舉中獲勝，上台執政。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濟貧制度的國家，到1980年，英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已經達到17.9%,並且以年均3%以上的增幅增加，形成了覆蓋全民的養老保險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以及低收入者住房和住房補貼、低收入家庭收入補貼、兒童福利、社會救助、單親家庭援助、失業援助等項目，也形成了龐大的福利利益群體。在競選中，撒切爾夫人明確提出，社會保障不僅是國家的責任，而是個人與國家共同的責任，政府不會創造財富，每一分錢都是老百姓創造的而不是政府創造的，新的社會保障制度應該選擇一種與以往40年全然不同的發展方向，這就是應該賦予個人在社會保障中更大的獨立性與責任感。[8]

　　在競選前和執政後，撒切爾夫人提出並推行了許多旨在降低社會保障水平，消減社會保障項目的政策和法案。比如：

　　直接降低一些社會保障項目的津貼標準。比如罷工工人家庭的補貼每周減少12磅，針對病人、失業者以及失去工作能力者的短期津貼在1980年~1981年度減少5%。

　　1982年1月，保守黨政府決定取消與收入相聯系的疾病與失業短期津貼。

　　1986年，英國又頒布社會保障法，降低了養老金津貼水平，並把與收入相聯系的養老金建立在養老金領取人一生的平均收入水平上，而不是20年最好收入的水平上。

　　改變英國社會保障制度中的普遍性原則，實行選擇性原則，強調個人的責任與義務。“英國在1986年社會保障法規定，新的收入補貼的發放僅僅限於有子女及喪失工作能力的家庭，而不是所有收入低於規定標準的家庭。‘額外資助’也不再對所有收入低於最低生活標準者發放。”[9]積極推行部分社會保障項目的私營化，等等。

　　以上政策的推行，使“英國社會保障支出的增長率從1979年的 5.4%下降到1991年的3%,社會支出的增長率從1.8%下降到1. 1%, 社會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從43%下降到40%。”[10]

　　撒切爾夫人激進的福利消減政策，觸動了社會中許多選民的既得利益，按照“民主體制就是福利競賽”的觀點，撒切爾夫人應該在大選中慘敗才對，事實上，撒切爾夫人在提出並堅決推行這些政策中，連續三次贏得大選，連續執政近12年。

　　另一個案例是美國總統里根的當選。里根對大政府，對社會福利的抨擊和反對眾所周知。里根認為，美國經濟陷入嚴重危機之中，按照老辦法又不能解決問題，尤其不能依靠政府來解決問題，因為政府本身就是需要解決的問題。依靠政府，人們得到的只是“新政”“偉大社會”以及產生一個拿走45%國民財富的政府[11]。必須減輕社會福利領取者對於福利本身的嚴重依賴性。

　　在里根政府推動通過的1983年社會保障法修正案中，包括削減社會福利項目；增加社會保障稅；增加聯邦政府社會保障基金規模；對老年遺屬和殘疾人年金領取者的過多收入征收所得稅，並歸入該年金基金；提高社會保障津貼領取資格條件。

　　里根政府還采取在政府預算中直接減少社會福利支出的辦法來推進其激進的社會福利改革。根據1981年的預算方案，用於提供公共援助的開支減少128億美元，其中未成年人日托補貼等支出費用減少1/5以上。1984年的公共援助開支減少了176億美元。聯邦政府對各州政府的醫療援助補貼1982年和1983年各減少3%。1981年~1985年，對撫養有未成年人的家庭援助削減13%,兒童營養補助費減少20%,工作激勵項目費用削減33%。[12]此外，里根政府還多次提高住院保險中個人應該承擔費用的比例，以達到有效控制醫療保險支出的目的。

　　里根政府的這些措施，結束了1935年開始的美國社會保障擴張政策和福利國家趨勢，使美國社會保障制度回歸到以社會救助為主，強調個人責任，消減政府福利，發揮市場機制和由各州自主解決的道路上。同時，這些競選綱領和政策也贏得了社會廣泛支持，幫助里根贏得了1980年大選，並在1984年的連任選舉中，獲得525張選舉人票，得票率達到創紀錄的97.58%。

　　在上世紀80-90年代，不僅是英國撒切爾夫人和美國里根，其他民主國家中持“新自由主義”立場的右翼政府紛紛上台，各國普遍掀起了一股消減福利的浪潮，通過這一浪潮，使得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增長率逐步下降，社會福利總額的增長逐步減緩，持續百年的社會福利不斷增長的趨勢出現拐點，開始下降。

　　德國：在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德國，也積極進行福利私有化和市場化的嘗試，1988年頒布了《疾病保險體系結構改革法》,明確要求醫療保險要引入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增強個人在醫療保險中的責任，提倡多樣化的醫療保險形式，將互助、風險共擔與自我管理原則相結合。

　　法國：1979年《貝爾熱法案》獲得通過，該法案規定社會支出超支部分由社會成員個人承擔；同年的布瑞安—希諾計劃提出：國家與雇主應該直接參與疾病、死亡、工傷事故、失業與生育保險制度的管理，疾病保險需減少部分優先權，家庭補貼應該稅收化，養老保險應向互助形式發展[13]。

　　瑞典：“1983年頒布實施的瑞典保健法規定，各郡政府應該承擔起規劃所有保健服務的主要責任，各郡政府可以通過個人協議確定私人醫生每年擁有的病人數量，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接受醫生的保健服務不能得到社會保險的資助，全部費用由病人自己承擔，各郡也可以規範和控制私人醫療市場。”[14]

　　以消減社會福利為主要綱領的政黨成功當選，消減社會福利的法案紛紛通過，這種現象用“民主體制就是福利競賽”是解釋不通的。

　　四、左派政黨為什麽也會消減福利

　　根據這種“民主體系就是福利競賽”的觀點，西方的左派政黨，是依靠給底層民眾爭取更多社會福利而贏得選民支持的，他們只會提出越來越多的福利政策以便迎合選民，絕不敢提出和倡導消減福利，降低社會保障水平的政策和措施，否則將自廢武功，失去選票。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幾乎所有的民主國家中的左派政黨，都曾經提出部分甚至全面消減社會福利的競選綱領和執政政策，有的左派政黨力度甚至超過右翼政黨。

　　英國工黨：在1990-1997年梅傑領導的保守黨執政期間，英國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沒有保持撒切爾夫人改革基礎上的下降趨勢，反而從1990年的19.5%上升到1995年的23%。1997年，布萊爾領導的工黨政府上台前後，提出了“第二代福利”為核心的福利改革主張，主要方向在於加強公民的責任意識，積極引入私人養老保險，從結構上調整養老金制度，逐步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1998年，布萊爾政府推行新的國民醫療保健計劃，目標是進一步減少醫療保健服務覆蓋面，加大醫療保健服務的市場化比重。”[15]

　　在布萊爾“第三條道路”的福利改革下，英國社會保障支出又開始下降，降低到21%,即1985年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的水平。

　　德國社會民主黨：1998年，德國執政黨社會民主黨與綠黨發表了聯合執政宣言《覺醒與革新：德國通向21世紀之路》,這一宣言成為德國福利國家制度的改革主基調，其改革的基本原則是“通過促進待遇享受和繳費義務在社會貧富、性別和代際之間進行公正的和互助性的再分配；通過壓低失業率和社會保障結構性改革，鞏固社會保障體制的財政穩定，實現弘揚社會公正、加速福利國家現代化的目標。”[16]在“1999年的養老保險改革法案規定，用分等級的工作能力下降養老金取代原來的無職業能力和無工作能力養老金，在一般勞動力市場上只能每天工作3小時以下的養老金制度參加者，可以獲得全額工作能力下降養老金，只能工作3-6小時者，可以獲得半額工作能力下降養老金，能夠工作6小時及以上者，不能領取工作能力下降養老金。”[17]在2003年提出的“2010年議程”中，施羅德政府大幅降低失業保險金發放時，將失業保險金降低到失業救濟金的水平上；將養老金替代率(即養老金津貼標準與稅前工資所占比例)從48%降低為40%,同時將養老金繳費率由19.5%上調為 22%[18]。

　　在施羅德時期，德國實現了基本消滅赤字，經濟增長，失業率下降，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不再上升。

　　與之對照的是，在科爾領導的右翼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執政期間，德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從1985年的23.6%上升到1998年的 27.4%。

　　美國民主黨：1993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克林頓提出“新誓約”, 強調社會福利必須工作要求相結合，“我們將結束大家都了解的那種福利。我將一勞永逸地將我都要福利的惡劣名聲恢覆到一條簡單而莊嚴的原則，不能讓一個能夠工作的人永遠依賴福利。我們仍然要幫助那些不能自助的人，幫助那些需要受教育，訓練和撫養孩子的人。但是如果能夠工作的人就必須工作。”[19]克林頓的這些觀點，與右翼的里根、撒切爾異曲同工。

　　1996年，克林頓政府推動通過多項具有重要影響的社會福利法案，這些法案內容包括：享有社會福利援助的時間為5年，並且必須在2年內找到工作；18歲以下未婚母親必須在校或與成年人一起居住才可以得到相關援助；在六年內將食品券開支削減240億美元；沒有獲得美國公民資格的合法移民不能領取聯邦公共援助。這個法案結束了美國社會保障中公共援助無期限的做法，成為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史上轉折性的法案，也被公認為超過共和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力度的重要法案。

　　推行這些消減福利法案及稅收改革計劃，克林頓不僅獲得連任，而且使得里根時期形成的巨額財政赤字逐年下降，並從1998財年開始盈余。

　　結語

　　保守派鼓吹的“民主制度下社會福利只會越來越高”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當經濟增長放緩，財政負擔加重，福利水平過高或福利項目不適當時，民主制度下，社會很快進入社會福利調整期，而不是越來越高，不可遏制。

　　不同文化、地域和價值觀的民主國家，社會福利水平差異顯著，即使從上百年的長周期看，也沒有出現社會福利水平的趨同性。

　　以消減社會福利為競選綱領的政黨能夠頻頻上台，消減社會福利的法案能夠頻頻通過，證明民主制度具有足夠的自我調節和矯正能力。

　　左翼政黨也會提出並推動消減社會福利的政策和法案，而且力度可能超過右翼政黨，這說明一貫主張社會福利的左翼政黨也有自我調整能力。

　　其實，在全世界範圍，即使在非民主體制下，在經濟高速增長中，在一定時期內，社會福利也呈越來越高的趨勢。所以，從長周期看，所謂社會福利越來越高的現象，只不過是在進入現代文明後，在社會保障建立時期所表現出的一種暫時現象。民主制度下，社會福利的增長和下降，都是可能的，民主制度既能增加福利以滿足民生之必須，也具有自我矯正過高或不適當社會福利的能力。民主制度下的選民，並不是某些論者想象中的“群氓”,只會為了福利，為了利益，為了分錢而胡亂投票，誰給他們承諾的福利多就投誰的票，事實並非如此。選民的利益、訴求、價值觀、文化傳統等等是多元的。選民不僅關注眼前利益，還關注長遠利益。選民不僅會表達訴求，還懂得取舍。在非民主體制下，社會福利可以被長期保持在一個很低或者很高的水平，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夠在捍衛自由和提供社會福利之間維持必要的平衡。

　　(本書首發，2021/5/22完稿)

　　中美社會福利之比較

　　兼論中國需要反對社會保障嗎?

　　章哲

　　一、問題的提出

　　在傳統西方國家中，美國是社會保障水平最低、社會福利最少、政府責任最輕的國家。近30年來，美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基本在15% 的範圍波動，而同期的其他西方國家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普遍在21%以上，有的國家甚至高達30%,美國還是西方國家中唯一沒有建立起全民醫保的國家。

　　美國社會保障水平這麽低、項目這麽少，居然遭到了極右翼人士 (號稱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奧地利經濟學派等人士)的強烈批評，被認為從羅斯福以來，特別是克林頓、奧巴馬時期，大搞社會福利，偏離了崇尚個人奮鬥、自由放任的初衷，快把美國搞成“社會主義”了。可以說，從全球公認的標準看，美國社會保障水平如此之低，與其經濟發達程度和公民社會保障需求極不相符，需要盡快提高，而在極右翼人士看來，美國的社會保障已經太高太多了，需要反福利減福利。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國內，一些持美式極右翼立場的人士，不僅支持美國反福利減福利的政策、政黨、議題，而且旗幟鮮明地提出在中國也要反福利減福利，捍衛自由和財產權，“避免出現民主國家那種高稅收、高福利、劫富濟貧的弊端”,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或“福利陷阱”,影響經濟發展等等。

　　本文擬通過比較中國與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使人們看到：如果說在“福利國家”提出反福利減福利主張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那麽在美國這種低福利國家反福利減福利，就值得商榷了，進而，如果把美國語境下的反福利減福利用於中國，則幹脆屬於無的放矢了。

　　幾點說明：

　　1.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

　　中國與西方的社會福利概念有所不同。在西方，社會福利概念大，包括了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福利津貼、社會救濟等等項目，社會保障是社會福利體系的一部分。在中國，社會保障概念大，一般包括四項，即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優撫與安置，社會福利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一部分。為了避免理解上的混亂，本文把西方的社會福利概念等同於中國的社會保障概念，社會保障即指西方意義的社會福利，社會福利即指中國意義的社會保障。

　　2.比較項目

　　雖然，世界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各不相同，但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即社會救助部分和社會保險部分。

　　社會救助部分。個人不用花錢，用政府稅收所得，去幫助那些沒有錢，失去工作能力或者生活無助的人，這就是社會救助。救助型的社會保障，是任何一個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內容。一個社會保障體系，別的保障可以不搞，救助必須搞，我們可以把這部分稱為“雪中送炭”。

　　中國的社會救助對象是無收入或者低收入人群，中國社會救助包括新農保、城居保、城市低保、農村低保、醫療救助、社會優撫等等。

　　美國的公共援助包括補充保障收入、醫療援助、貧困家庭援助、食品券計劃。根據美國有關法律，公共援助的對象是貧困線以下家庭或者公民個人，均屬救助性項目。

　　社會保險部分。這部分是為了防止未來生活所需或者不確定性，或者為了更加體面的生活，個人、企業自願或在政府強制下的保障安排。我們可以把這部分稱為“未雨綢繆”。中國社會保險有五項，分別是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美國社會保險包括“老年、遺屬和傷殘者保險”(OASDI) 、失業保險和工人賠償項目，另外還有政府文職退休計劃。

　　當然，在一些“福利國家”,在以上兩個部分之外，還有一些為了公民有尊嚴地生活而由政府提供的福利項目，屬於“錦上添花”部分。由於中國和美國在這一部分上都極少，暫不做比較。

　　3.口徑

　　中美在社會保障的分類、指標、統計方法、數據發布方面，有一定差異。除非特別說明，本文暫不考慮這些差異對比較的影響。

　　本文將從四個部分進行比較：

　　第一部分：社會保障支出水平

　　第二部分：社會救助

　　第三部分：社會保險

　　第四部分：社會保障制度形成

　　最後，在比較的基礎上，提出關於中國社會福利問題的觀點和主張。

　　二、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比較

　　一個國家在社會保障上支出的多少，是其社會保障水平高低最主要的體現。這方面，有兩個基本指標，一個是社會保障支出占GDP 比重，另一個是社會保障支出占政府財政支出的比重。在下文中，除非特別說明，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僅指社會保障支出占GDP 的百分比。

　　中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1978年為0.52%,1978年以前數據空缺；1998年為2.5%;2008年為6.35%;到2013年達到8.91%, 2018年為11.2%美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1980年為13.3%,1990年為13.4%, 2000年為14.8%,2005年為15.9%,2010年15.8%,2018年14.8%。

　　1.在1978年(改革元年),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為0 . 52%,而美國幾乎同期的1980年，這一比重為13 . 3%,美國在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是中國的25倍。當然，由於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統計口徑與今天的統計口徑有諸多不同(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位福利不計入社會保障支出),當年中美社會保障水平差距25倍之多的結論有誇大之嫌。即使如此，考慮到中國1996年才開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主義的”中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長期低於“資本主義” 的美國，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2. 目前看，中國與美國在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上，仍然有一定差距。

　　從1935年到1980年的40多年的時間里，美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持續增長，這一趨勢在1980年代里根時期發生改變，在此後的40 年中，美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幾乎停止增長，長期在13- 15%左右小幅度波動。

　　反觀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增長很快，在40多年里，社會保障支出占GDP 比重從1978年的0 . 52%, 提高到2018年的11 . 2%,增長近22倍。中國幾乎從0開始，逐步建立起“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近年來，中國社會保障水平有持續快速增長的趨勢，其中，2018年社會保障支出就增加了15.5%。

　　可以預計，按照目前中國的增速，在未來5-10年內中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將達到美國當前的水平。預計美國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繼續在15%上下浮動，很難有顯著變化。

　　3.有人擔心中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增長過快，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影響經濟發展，這一擔心是沒有依據的。

　　中等收入階段指人均GDP 在3000-10000美元的階段。美國於 1960年進入中等收入門檻，當年美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為10.3%; 1978年，美國走出中等收入階段，當年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為13%。中國於2008年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當年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為6.35%, 僅為美國進入中等收入時的61%;中國2020年人均達到1000美元，社會保障水平為12.8%,與美國走出中等收入時相當。

　　值得注意的是，在走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前，西方主要發達國家 (法國、德國、日本、瑞典、英國、美國、加拿大)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平均已達12.7%,在走出中等收入階段時，這些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平均18.5%,平均提高了46%。然而，這些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的時間，都少於或等於美國。其中，日本走出中等收入階段僅用了 10年，期間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增長了108%。有論者認為，在中等收入階段，社會保障支出的快速增長不僅不會影響經濟發展，相反，還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三、社會救助比較

　　無論中國還是美國，社會救助的項目繁多，各有不同，但是占支出比重最大的兩個項目基本相近，即貧困救助和醫療援助，僅對這兩項進行比較。

　　1. 貧困救助

　　針對貧困人口，中國的貧困救助有城鄉低保、農村五保、“新農保”“城居保”、臨時救助等；美國對貧困人口的生活援助有食品券計劃、貧困家庭援助計劃、補充保障收入、住房援助、學生補助等。

　　中國：按照年均收入2300元標準，2014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為 7017萬人，占農村人口的11%。當年農村“五保”供養530萬人，政府支出190億元。農村“低保”覆蓋5200萬人，政府“低保”支出 870億元；2014年，中國城市“低保”1800多萬人，政府“低保” 支出720億元。

　　另外，中國為城鄉居民的養老分別建立了“城居保”(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新農保”(農村居民養老保險),這兩類保險的資金由中央、地方和個人分別出資，其中個人出資比例各地差異很大，全國大部分省市以這份出資為主，為了方便，本文將帶有個人保險性質的“城居保”和“新農保”歸入社會救助討論。2014年，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為1571 億元。城鎮住房補貼以戶均年補貼 3000元計，共計1300億元。

　　美國：美國常年貧困人口在4000萬，貧困率在15%左右。

　　食品券計劃(FSP)對貧困人口進行食品救助，2001年共有1700 萬人得到食品救助；補充保障收入(SSI)。用來幫助收入極低的老年人、盲人和殘疾人士，並通過提供現金，滿足其對食物衣服和住所的最基本要求，這項計劃甚至針對某些類型的外國人。2006年，美國共有720多萬人接受了補充保障收入；貧困家庭援助計劃 (TANF)。該計劃旨在幫助父母一方喪失勞動能力、死亡、長期離家出走和失業家庭里的孩子。1994年，該項目覆蓋了500萬美國家庭和1/8的美國兒童，共援助220億美元，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支付；住房保障計劃。美國常年有約1400萬家庭居住在公共住房或補貼性住房，或受到低收入出租房屋的稅收豁免、開發商利息補貼，或婦女、嬰兒、兒童住房補貼。2005年，美國住房補貼支出320億美元，占公共財政的1.35%。

　　中國和美國比較看，2005年，美國在住房補貼、食品券、補充保障收入、貧困家庭臨時援助、學生補助幾項總額達到1146億美元，占 GDP1.2%,占公共財政支出的6.35%。如果中國僅僅考慮對貧困人口的生活救助，2014年，中國的“農村五保”“城鄉低保”“城居保”“新農保”,及城鎮住房補貼合計3816億，約占2014年GDP的0.6%,占公共財政支出的3%。

　　由於美國近三十年貧困救助水平波動很小，所以，2005年美國貧困救助數據與中國2014年貧困救助數據，具有可比性。另外，中國和美國，都曾經出台消滅貧困的專項計劃，對貧困救助水平有暫時的影響，本討論不予考慮。

　　從2014年看，中國日常貧困救助水平約為美國的50%。

　　2. 醫療援助

　　中國：主要喲三項醫療援助，即“醫療救助”(包括大病救助)、 “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2014年，全國實施醫療救助9000多萬人次，支出醫療救助資金250億元。 2014年底全國參加“新農合”人口為7億，全國新農合基金支出2900 億元。2013年，城鎮居民基本醫療總支出6800億元。

　　美國：2006年，在奧巴馬醫療改革計劃之前，美國4700萬人未被任何醫療保險項目覆蓋，占人口15.8%。美國通過“醫療援助計劃” (Medicaid),為沒有能力參加商業醫療保險的低收入群體提供必要的醫療援助，這個項目也是美國政府社會保障支出中最大的支出項目。2006年，美國有4400萬人享受著政府為老年人和殘疾人提供的優惠醫療保險，美國的醫療照顧計劃共支付了3195億美元的醫療費用，人均援助醫療費用6800美元。

　　一是從籌資方式上看，美國的醫療援助是公共財政出資；中國醫療援助中，“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不完全屬於政府救助，而是個人出資30-50%,帶有一定保險的性質。

　　二是從比重看，2006年美國“醫療援助計劃”開支占GDP1.02%, 占公共財政近5.37%;2014年，中國醫療援助額占GDP1.56%,占公共財政7%。如果去掉“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療保險中個人繳費部分，則占GDP0.5%左右，占公共財政的2.5%。

　　三是從相對水平上，2007年，美國人均醫療支出7000美元，政府為低收入人群醫療援助支出為人均6800美元，達到美國人均醫療支出的97%。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珍2015年的數據，2013年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與“新農合”人均籌資水平為400元和370元，分別占當年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籌資水平2500元的15.6% 和14.4%。

　　我們還可以用貧困線為基準作一比較。2011年美國貧困人口標準是四口之家稅前年現金收入低於22314 美元，人均5578美元； 2011年中國農村(人均純收入)貧困標準為人均年收入2300元。可以看出，美國政府醫療援助額達到貧困線收入的1.2倍，中國“新農合”援助額僅僅是人均貧困線的12%。

　　當然，由於美國醫療市場是全世界公認的高消費，費用昂貴，中國醫療成本相對便宜，中美對低收入群體的醫療救助，均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是，總的來看，中國對低收入人群的醫療援助水平與美國相比，只有後者的五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差距比較大。

　　四、社會保險比較

　　在社會保險部分，中國有“五險”,即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另外，中國的社會保險，長期實行“雙軌制”,即城鎮職工與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分別實行不同體系和水平的社會保險，近年來正在並軌。美國社會保險項目主要有老年、遺屬、殘疾人保險 (OASDI) 和政府文職人員退休計劃，此外還有雇員失業保險、鐵路雇員退休計劃、軍人退役保障計劃等。

　　1. 養老保險

　　中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

　　政府強制的企業雇員養老保險，資金由雇主和雇員共同繳納，其中雇主繳納上年度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20%,個人繳納8%,合計28%。 2014年，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3.4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5億。2014年全年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為23000 億元，其中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支出為近2萬億元。

　　美國：老年、遺屬、殘疾人保險 (OASDI)。

　　這是一項由美國政府強制提供的，為符合條件的年老、傷殘、受傷幸存的勞動者和依靠他們生活的家屬等按月提供補助的保險計劃。2005年美國OASDI (老年、遺屬、殘疾人保險)支出5200億，占 GDP4.17%, 占公共財政支出21.95%。OASDI 資金來自於工資稅，為雇員工資額的15.3%,由雇主與雇員各繳納一半，工資稅有最高限額。州政府也征收工資稅，不同的州工資稅率不同，一般4%多一點。 2006年底， OASDI 項目覆蓋了美國96%的勞動者，有4910萬人受益。

　　美國還有雇主與雇員共同繳費，由企業成立養老金理事會或選擇專業金融機構來打理的養老金計劃，比如410(k) 計劃。401(k) 計劃是指美國1978年《國內稅收法》新增的第401條k項條款規定的退休計劃，該計劃並不是普及到私營企業每一個人的退休計劃，也不是政府主導的養老保險，2008年美國退休老人能夠領取到這一計劃退休金的人數只占退休老人總數的34.2%。此外，美國還有其他形式的雇主養老保險計劃。

　　2. 醫療保險

　　中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

　　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資金由雇主和雇員共同繳納，其中雇主繳納社平工資的8%,個人繳納2%,合計10%。2014年參加企業基本醫療保險職工達到3億人。

　　美國：醫療照顧計劃 (Medicare)

　　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建立全民醫療保障制度的國家，醫療照顧計劃是為了解決老年人、殘疾人醫療的專項計劃，該項目包括住院保險、補充醫療保險和處方類藥品支付項目。其中，住院保險的費用來自雇員和雇主共同繳納的保險費。補充醫療保險支出的75%來自於一般財政支出，其余支出來自於個人繳費(這一點與中國的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支出負擔情況相似)。處方類藥品支付項目支出來自於個人繳費和政府財政補貼。2006年，醫療照顧計劃的住院保險部分支出達1828億美元，占當年GDP 的1.47%,占當年財政支出的7.75%;補充醫療保險部分支出1509億美元，占當年GDP 的 1.21%,占當年財政支出的6.4%。

　　此外，美國還有雇主資助型健康保險計劃，美國大公司100%為雇員提供健康保險，由雇主為雇員購買團體險或資助雇員購買醫療保險。

　　3. 失業保險

　　2006年，美國的失業保險涵蓋了1.32億雇員，共繳納了3411 美元的失業保險稅，半年共支付了298 億美元的失業金，平均每位失業者領取15.2周的失業金，每周領取的失業金277.2美元，相當於周平均工資的34.3%。

　　2014年，中國失業保險支出為615億元，2014年全國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數為207萬人，月人均失業保險金水平為852元。中國失業人員領取失業金，是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 18.1%,是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28.1%。

　　從與平均工資的比較看，中國失業金水平目前為美國失業金水平的53%-82%。美國的失業登記是全覆蓋的，包括所有失業者；中國的失業登記是城鎮失業登記，失業率叫城鎮登記失業率，僅僅包括城鎮失業人員，農村地區失業人員，享受不到失業金救助。

　　4. 政府雇員社會保險

　　中國：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社會保險

　　1949年以後，中國執政者為機關事業單位公職人員建立了當時經濟水平下最好的社會福利保障，包括免費醫療、離退休制度、公租房制度、子女入托入學、撫恤制度等等，“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全覆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

　　1998年，機關事業單位也開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從原則上確定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一樣，統一實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但是在具體實施上，機關事業單位醫療改革有許多折扣和照顧。比如，按照檔案工資繳納，降低繳納比例，提供醫療補助金，等等。

　　2009年以前，中國的機關事業單位人員一直實行的是退休制度，個人不繳納任何養老費用，退休後根據級別按照原工資70-100%的比例領取退休金。2009年開始，事業單位開始改革，改革目標參照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實施過程遭遇許多困難。2015年，公務員開始參加養老改革，目前改革進行時。

　　美國：政府雇員退休制度

　　美國聯邦政府雇員執行兩套退休制度。1984年以前，實行“文官退休制度”,不繳納工資稅，也不享受OASDI, 資金由雇主和個人繳納，政府和個人各繳納個人工資的7%,共14%。另外還可以參加 “節約儲蓄計劃”,這個計劃由個人繳納7%的基本報酬，政府配套 7%。1984年後，實行“聯邦政府雇員退休制度”,交工資稅，也可以參加OASDI。這個計劃中，雇員繳納工資的6.2%,雇主繳納相同的比例。

　　可以看出：

　　第一，籌資水平上。

　　在不計入雇主與個人自行安排的保險項目，美國政府強制社會保險的籌資水平為個人工資的19.3%(有波動),中國為社平工資的 48-55%。中國社會保險籌資水平是美國的2.5-2.8倍，遠遠高於美國。如果計入雇主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則美國籌資水平仍低於中國。

　　第二，養老金替代率。

　　所謂養老金替代率，就是勞動者退休後領取的養老金水平與退休前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替代率越高，退休後收入就越高，社會福利水平就越高。國際勞工組織1967年制定的高養老金替代率為繳費 30年不低於45%,法國繳費40.5年養老金替代率為50%,德國、瑞典繳費40年的養老金替代率為40%,中國養老保險制度設計的養老金替代率目標為繳費35年達到59.2%。從中國養老金替代率設計目標看，高於國際標準，是西方發達國家標準的1.5倍。2008年，美國 OASDI 平均養老金替代率約為30%,實際替代率為47%。中國的實際養老金替代率是多少呢?根據財政部社會保障司2007 年報告 “我國基本養老金替代率2005年為65%。”

　　顯然，無論從養老金替代率設計目標，還是實際水平，中國都要高於美國。其中養老金替代率設計目標，中國(59.2%%)比美國(30%) 高2倍。養老金實際替代率，中國(65%)比美國(47%)高38%。

　　第三，公職人員社會福利

　　首先需要說明，中美對公職人員的界定是不同的，在美國，公職人員與財政供養人員或者公務員的概念相同。在中國，公職人員指的是機關事業單位具有編制的工作人員。中美公職人員社會保險有三點不同：

　　項目不同。美國公職人員只有養老保險項目，其他如醫療保險等均為雇主計劃；與美國相比，長期以來，中國公職人員的社會保障項目十分完善，包括養老保險(離退休制度)、醫療保險(公費醫療制度)、住房公積金(公租房、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幹部撫恤制度等等。

　　籌資方式和費率不同。美國公職人員的養老保險項目資金，均由雇主(政府)與個人各自出資一半構成，是一個雇主雇員分擔的養老保險計劃。1998年以前，中國的機關事業單位實行的是全方位、幾乎全免費的福利制度，所有項目資金均來自政府財政支出，個人幾乎不繳費。1998年改革至今，機關事業單位醫療保險籌資方式五花八門。按照醫療改革方案，費率應該是單位出8%,個人出2%,實際上，普遍甚至大幅度低於這個出資比例。在養老保險方面，2008年以前，機關事業單位幾乎全部由政府財政出資。直到今天，機關公務員的養老金仍然全部由財政出資。2009年後，推行養老保險改革的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個人的繳費相對較低，一般為2%或者3%。

　　相比而言，美國政府財政為公職人員養老保險出資費率為工資的14-21%(文職退休計劃7%+OASDI7.65%+ 節約儲蓄計劃7%),中國政府財政為公職人員養老保險出資費率為社平工資的25%-100%, 中國是美國的2-5倍。這里，還沒有計入中國政府財政為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出資的職業年金、住房公積金、集資建房或者經濟適用房、實物分房資金等等。

　　福利水平不同。以養老保險為例，美國公職人員的養老金替代率低於或者相當於私營企業水平。在中國，2009年，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承認，企業人員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待遇差距大，“目前平均相差一倍，一些具有可比性的人群差距更大些”。考慮到美國養老金替代率為47%而政府雇員的偏低，考慮到中國養老金替代率為65%,而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替代率在80%以上，可以估算出，中國公職人員的養老金替代率約為美國公職人員的一倍。

　　五、擴張與“涓滴”- 中美社會保障制度形成比較比較中美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形成過程，可以發現，兩者有著根本性的差別：美國向上擴張，中國向下“涓滴”。

　　美國：向上擴張的社會保障。

　　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源於英國的濟貧制度，在20世紀以前，美國各州政府除濟貧之外，很少有其他社會保障項目，各州有零散的濟貧院、兒童福利院，有一些退休金、工傷保險、盲人救濟、母親救濟、失業保險等法令。直到1935年，美國《社會保障法》頒布，聯邦政府才開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該法案“授權各州就老年、盲人、依靠他人生活者和殘疾兒童、母親和兒童福利、公共健康、失業補償作出充分的法律保證，以提高總的福利”。可以看到，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出發點和宗旨是救助。隨後，救助的人群不斷擴大，1950 年杜魯門總統出台修正案將農業工人、家庭勞動者、聯邦雇員納入； 1965年修正案納入醫療援助和醫療照顧計劃；1967年修正案納入公共福利和工作刺激計劃。1980年代，里根時期開始消減社會福利；1990年代以後克林頓、奧巴馬出台新的醫療改革計劃；2017後川普又擱置奧巴馬的醫保計劃。

　　可以看到，美國社會保障制度從救濟窮人開始，然後逐步向上擴張，奧巴馬時期擴張覆蓋到中產階級，川普時期又被消減。近三十年，美國社會保障擴張的勢頭已經受到遏止，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一直在15%的水平小幅度波動。

　　中國：向下“涓滴”的社會保障。

　　與美國不同，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從“革命幹部”的“供給制”開始的，然後逐步向社會中下層覆蓋。

　　這個過程，可以用“涓滴效應”來描述：水從水源往下滴出時，離水源越近，得到水越早越多；離水源越遠，得到水越晚越少，甚至得不到水。這就是所謂涓滴效應。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水源在哪里? 在政權的核心。在中國歷朝歷代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權看來，鐵飯碗、鐵帽子、終身俸祿、安置撫恤等等，都是取得官心民心的“好東西”, 除最高權力者或者權力集團之外，其他人不得染指。如果可能，只能由權力核心這個水源往下“涓滴”。

　　1949年新政權建立前，就為奪取政權有功的革命幹部建立了在當時的低物質水平條件下完善的供給制，為他們提供了生老病死全方位的生活、醫療和退休保障。奪取政權後，這些福利保障開始“涓滴”到這些革命者的家屬。在1949《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規定：“革命烈士家屬和革命軍人家屬，其生活困難者應受國家和社會的優待。參加革命戰爭的殘廢軍人和退休軍人，應由人民政府給以適當安置，使其能謀生自立。”顯然，這里的優待和安置不是所有貧困人口和生活無助者，而是和打江山有關系的人，這和美國完全不同。

　　在隨後1950-1955制定的社會保障條例中，保障對象幾乎都是 “革命幹部”“革命工作人員”“革命軍烈屬”等等。隨著新政權的穩固，社會保障開始向下涓滴到對維護政權最有幫助的人群。

　　1952年，事業單位人員享受公費醫療。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國有企業成為新政權的經濟支柱，社會保障這個“好東西”隨之“涓滴”到國有企業幹部和職工。

　　隨後，開始“涓滴”到與政權關系稍遠的城鎮集體企業職工時，水(社會保障)已經不多了，已經不是政府大包大攬，而是以本企業和職工共同出資的共濟模式為主，政府很少出錢了。

　　再往下，農村地區幾乎“涓滴”不到了，占人口80%的農業人口幾乎沒有社會保障，只有農村五保、合作醫療等等，而這都是農村人口互助的保障形式，政府不出資或者只有很少出資。

　　這種以政權核心為原點，以對維護政權的價值大小為半徑，從老幹部(離休制度)-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國企人員-非國企職工-城鎮居民-農村居民，形成了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梯度安排。離政權核心越近，社會保障程度越高，離政權核心越遠，社會保障程度越低。

　　可以看出，中美兩國在社會保障制度形成上有鮮明的不同：

　　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出發點是幫助窮人，先窮人、後中產，不管富人，實際上，一旦超過幫助窮人這個初衷，擴張就會受到阻擊和遏止。

　　而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出發點是保障和獎勵對取得政權和維護政權有功人員，隨著革命黨成為執政黨，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社會保障正在按照先官後民，先體制內後體制外，先城鎮後農村的順序，向逐步社會底層覆蓋。

　　六、中國需要反對社會福利嗎?

　　通過以上比較，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國與美國在社會保障制度上，現狀、問題、挑戰都有巨大的不同。在中國，根本不需要討論是否需要反對社會福利的問題，而應該旗幟鮮明地提出以下主張：

　　第一，反對福利特權、主張福利公平

　　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著舉世罕見的各種福利特權。許多社會保障安排，與貧困無關，與負擔無關，與出資無關，與公民權利無關，而是和權力、地位、身份、戶籍有關。例如，老幹部離休制度，為離開崗位的老幹部提供不低於在職時的工資、實報實銷的醫療保險、定期的身體檢查、療養和旅遊、高標準的公共住房，以及專門供老幹部居住、娛樂、休閒的幹休所和專門為老幹部提供各種服務的老幹部局，這是完全是依靠公共開支保障的超級福利特權。此外，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國有企業職工、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等等不同身份人員，享有的社會保障項目和水平不同，即使同一個單位，也有 “老人”“中人”“新人”之分，有公務員編、事業編、企業編，有正式工、合同工、臨時工、勞務派遣工，身份不同社會保障待遇差距巨大，社會保障的“雙軌制”甚至“三軌制”還普遍存在。這一點上，中國面臨的問題與美國完全不同。

　　在中國，應該堅決反對福利特權，主張福利公平。社會福利應該與生活處境、公民權利、出資和負擔相關，與地位、身份、權力、戶籍無關。

　　第二，反對福利倒置、主張救助優先。

　　任何社會保障制度，最基本的目標就是救助窮人，然後，如果財力允許，選民支持，再對其他社會保障項目做出安排。這種由濟貧開始的形成路徑，也是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路徑。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的社會保障形成，走了與其他國家不同甚至相反的路徑，先為離統治核心最近的人，為生活最為富裕穩定的人提供了充分的、全面的社會保障，而對窮人的社會保障則長期被忽視和空缺，違背了社會保障的初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社會保障這種本末倒置，頭重腳輕的狀況有了一定的改變，但是，還遠遠不夠。比如，中國對窮人的醫療援助水平，不及美國的四分之一。在這一點上，中國面臨的問題也與美國不同。

　　在中國，要反對福利倒置，主張救助優先。

　　第三，反對逆向福利、主張劫富濟貧

　　雖然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制度各有千秋，但是，有一個地方是共同的，那就是劫富濟貧- 政府通過稅收將富人或者收入較高者的錢收上來，然後幫助窮人，轉移支付。不管有人願意不願意，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就是劫富濟貧。

　　所以，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首先要遵守劫富濟貧原則。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1994-1995年，英國家庭收入五分組20%最高與20%最低收入之間，最初收入為19.8倍，經過稅收和福利轉移，兩者之間收入差距下降到3.7倍。即使在奉行個人主義的美國，通過社會保障制度轉移支付後，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是下降的。

　　而在中國，長期存在著“逆向福利”(“逆向再分配”“逆向轉移支付”“負福利”)現象，也就是，通過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窮人更窮了，富人更富了。以上海市為例。2010年，上海市20%低收入戶可支配收入14996元，其中工資性收入9814元，轉移性支付4463 元。20%中高收入戶可支配收入35120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2989元，轉移性支付10662元。可見，收入越高得到的轉移性支付絕對值越高，即越富有者再分配受益越大。

　　在美國OASDI 中，高收入者養老金替代率低，低收入者養老金替代率高。也就是上班時收入高，繳費高，退休後拿得相當少；上班時收入低，繳費低，退休後反而拿得相對多。在中國，公務員長期不繳納養老保險金，而養老金水平卻是企業職工的2.1倍；事業單位人員養老保險金繳費比企業職工少，養老金水平卻是企業的1.8倍；企業職工繳費最多，拿的養老金最少。

　　在美國，反福利的聲音不絕於耳，其本質就是反對劫富濟貧，即反對通過累進稅征收富人的財富，再通過社會保障制度幫助窮人。顯然，中國的情況與美國不同。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中，長期存在著劫貧濟富的現象，這種現象與社會保障的基本原則- 劫富濟貧是不兼容的，是要反對的。

　　在中國，要堅決反對“逆向福利”,主張劫富濟貧。

　　第四、反對福利恩賜，主張福利法定

　　中美兩國在社會福利制度上的不同還在於，美國的福利安排均由議會通過法案決定，體現福利法定原則；在中國，社會福利則體現出政府的關懷，體現出福利恩賜。

　　美國羅斯福1935年的提出的《社會保障法》,在議會經過激烈討論才得以通過；1950年，杜魯門提出醫保法案被否決；1993年克林頓提出的社會福利改革法案，到1996年才有條件通過；2010年奧巴馬提出的醫療改革計劃，在議會受到阻擊，結果參議院通過一個版本，眾議院通過了一個版本。即使如此，這個計劃還被十幾個州政府告到最高法院。通過媒體披露，公眾討論，利益集團博弈，最後經過代議民主的法定程序決定社會福利安排。

　　在中國，社會保障法規，過去都是由國務院或者有關部門以“條例”“通知”“規定”等形式規定的，而這些法規，又是執行黨代會決議或者領導人的批示的結果，體現了政府的關懷。2013年，中央將新農保的補助從每人每月50元提高到70元，一片歌功頌德之聲頓然響起。2015年1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這項涉及7000多萬機關事業單位人員，涉及財政支出數千億的龐大社會保障計劃，媒體不報道，民眾不知情，人大不討論，就開始執行了。

　　在中國，應該反對福利恩賜，主張福利法定。

　　第五，反對福利壟斷、主張福利市場

　　社會保障作為公共品，有4個支柱：第一支柱來自政府轉移支付；第二支柱來自雇主與雇員雙邊達成的補充保險，不用經過政府；第三支柱是個人購買的商業性保險；第四支柱是社會慈善事業。

　　在美國，社會保障市場是開放的，相當一部分社會保障項目不需要通過政府，而是通過市場和社會得到解決。比如，美國雇主與雇員達成的雇主養老計劃，總額遠大於政府提供的養老計劃；美國的醫療保險，大部分是由雇主和雇員共同出資，少部分由個人在市場中購買，政府僅僅提供對窮人的醫療援助。還有，1997年美國慈善機構的總數達15萬個，當年慈善總金額851億美元。

　　在中國，市場化的社會保障和民間慈善受到嚴格管制，本來可以通過市場和慈善解決的福利計劃，被政府所壟斷，導致社會保障公共品供給不足，成本高企，效率低下。

　　在中國，應該反對福利壟斷，主張福利市場。

　　七、小結

　　通過以上比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從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看，中國與美國尚有一定的差距。考慮到美國是西方發達國家中社會保障水平最低的國家，而中國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且近年來社會保障支出快速增長，可以預計，在未來5年左右，中國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將達到美國當前的水平。

　　2.在幫助窮人的社會救助方面，在規模、項目和水平上，中國與美國相比，都有相當大的差距。而在社會保險方面，在籌資水平、養老金替代率、保險項目上，美國比中國有較大差距。這說明美國是一個社會救助為主的社會保障制度，而中國則是一個社會保險為主的社會保障制度。

　　3.中美兩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同的形成路徑，造成了兩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根本差別。由於美國的社會保障是從底層向上擴張，當擴張受到阻擊，反對增加社會保障的聲音高漲時，受影響的只是一些比底層境況更好一些的人群，對底層人群的社會保障幾乎沒有影響。而中國則不同，中國是一個向下“涓滴”的社會保障制度，歷史上底層人群本來就很少享有社會保障，近年來，社會保障這個“好東西”剛剛開始“涓滴”到底層人群，如果有人將美國的反對社會福利的那一套理論和政策主張照搬到中國，聲稱中國也應該反福利，關掉社會福利這個水龍頭的話，可以想見，本來應該得到救助的底層人群，首先深受其害，而對社會中上層則影響不大。

　　4.所以，在中國，應該反對福利特權，主張福利公平；反對福利倒置，主張救助優先；反對逆向福利，主張劫富濟貧；反對福利恩賜，主張福利法定；反對福利壟斷，主張福利市場。

　　所以，當有人將美國反福利的訴求照搬到國內，認為中國也需要像美國一樣反福利時，就顯得文不對題，張冠李戴了。

　　(本書首發，2021/5/23完稿)

　　考察分析關於福利制度的原則爭論

　　任賾

　　挑戰性問題與原則性分歧

　　福利制度是美國社會長期爭論的話題。2020年大選中，爭論的一方認為美國陷入制度性危機，總根子是福利制度，福利國家的危機說到底是民主國家的生存危機。一些保守派要員矢志廢除福利制度。這是一個挑戰性問題。

　　拜登新政的首要舉措是基建法案。其“基礎設施”概念既涉及實物形態，如公路橋梁寬帶網絡等，也涉及在收入不均、教育、保健等領域推行人力資本投資和改善民生措施。對其中的實物基建部分，兩黨已在六月底達成協議，對涉及民生福利的部分，共和黨議員一致強烈反對。這是分歧嚴重的局面。

　　反福利制度者多以兩個信條為基礎。其一，市場完美論。保守派理論家柯克斷言：“市場本身能夠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任何不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再分配，一定會被自由的市場交換所打破”。其二， “守夜人政府”論。其主旨是：為了最大限度保障個人自由，政府職能須限制在國防、治安、法制領域，不可越界。

　　在全球化過程中出現了從“國際競爭力”角度批判福利制度的新觀點。概言之：美國和西歐的社會福利制度和政策導致財政入不敷出，民主制度使民眾、官員政治上短視從而導致福利不斷膨脹，因此，面對人力成本、人權福利成本和環境保護成本低下的對手，民主國家失去競爭力而敗落。

　　福利制度是禍害，還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為民造福的基礎設施?筆者認為是後者。本文對爭論的老信條、新觀點，結合最新依據，在原則層面作評議。基線是：提倡“有限政府”與“自由市場”

　　結合的主張，有堅實合理的基礎；認為市場完美並把政府功能縮小為守夜人的看法，有根本性缺陷；以福利完善著稱的國家，依競爭力排名位於世界前列。

　　社會主義概念與美國道路

　　提一個問題作起點：美國建立、維持、完善福利制度，是否如批判者所說，是走向社會主義?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明確什麽是 “社會主義”。下面來考察主要的社會主義模式。

　　1917年列寧領導建立蘇聯，創立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其核心是：蘇維埃政權+公有制計劃經濟。這種集權模式有集中資源短期內達成特定目標的效率優勢，也有集權體制和動力機制的嚴重弊病。政治經濟種種弊病導致了1990年代的蘇東波結局。

　　希特勒政權也標榜社會主義，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納粹”就是其德文縮寫)。蘇維埃模式還有其他變種。委內瑞拉查維斯政權是專制社會主義模式之一。

　　一些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社會黨等)在一戰末期與列寧主義決裂而堅持走議會道路，自1920年代起開始在一些國家當選執政，有的還長期執政。其施政要點是重要產業國有化，增進勞工民眾利益，普及社會福利。民主國家的選舉是鑒定施政業績的定期考試，其他(保守、中間或更激進的)政黨有機會挑戰、糾正、否定社會民主政黨的方針政策。執政黨輪換時常發生。社會民主政黨檢討執政經驗，在二十世紀後期放棄了公有化的主張。現在民主社會主義理念的樣板是北歐模式，可概括為：民主+私有制市場機制+完備的福利制度。歐洲發達國家、新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等，都有社會民主政黨執政經歷，也有覆蓋廣泛的福利制度。

　　發達國家中，美國與眾不同，社會主義始終缺乏群眾基礎。根源在美國建國起點。歐州移民來到新大陸，身份平等，初始財富分配非常平均，重要資源如土地人人免費(或幾乎免費)可得(1862年林肯總統簽署《宅地法》規定：美國公民和合法移民免費或繳納10美元登記費即可領得多至160英畝即65公頃的西部國有土地)。

　　美國成長之路體現了一連串的“自”字：自由權利，自由市場，自主自立、自我進取。到了1870-1900的“鍍金時代”,經濟高速增長，壟斷企業形成，勞工沖突加劇，政壇腐敗流行。1901年就職的老羅斯福總統(共和黨人),是美國進步主義的代表人物和強悍領袖。他反壟斷、反豪強，設立公平交易法案，推動勞資和解。他還推動資源保護，設立眾多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其中包括大峽谷國家公園。不少史家認為老羅斯福總統引領了美國二十世紀道路。

　　1930年代大蕭條中，歐美民主資本主義制度內陷危機、外臨專制社會主義模式挑戰。小羅斯福總統(民主黨人)的推行“新政”, 大力發揮政府作用，通過財政、金融、就業、產業政策解救了危機，還開創了失業、養老、保健領域的聯邦福利制度。美國民主制度的基礎堅實，多數民眾不讚成社會主義。自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體制一直是包含福利制度的民主資本主義。

　　美國主流政黨中的左翼即民主黨，在政治光譜中位居“中左”, 比歐洲社會民主政黨靠右。主張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桑德斯參議員 (與民主黨合作的無黨派人士),理念是北歐模式，既與專制社會主義模式對立，也非民主黨主流。蘇維埃或納粹模式在美國毫無可能成為現實的選項。川普大選中誣指對手主張委內瑞拉式的社會主義，是典型的煽動性謊言。

　　福利制度的歷史與意義

　　福利制度在全球歷史發展中意義重大。有兩種對立觀點。其一，在冷戰中戰勝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不是狄更斯《霧都孤兒》、雨果《悲慘世界》等小說所反映的那種資本主義，而是包含福利制度的現代民主資本主義。其二，福利制度就像特洛伊木馬，是社會主義者攻陷資本主義城堡的工具。孰是孰非?考察福利制度演進有助於判斷。

　　英國在1601年實行《伊麗莎白濟貧法》。濟貧力度很小，福利標準很低，但具有開創意義。它承認解決貧困問題是政府應盡責任，標志著社會救濟制度的建立。

　　“福利國家”這個詞來源於1870年代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推行專制的警察國家政策，又推行“國家社會主義”政策，為了對付國內工會運動、與周邊強國競爭而創建福利國家。俾斯麥是無可置疑的保守主義者。這表明福利制度一開始就不單是進步主義者的主張。

　　美國福利制度由羅斯福總統大蕭條中開創。1960年代，肯尼迪、約翰遜總統推行“偉大社會”計劃，進一步擴展福利制度，特別在消除種族歧視、實現社會平等公正方面取得巨大進展。1980年代經濟出現“滯漲”,通貨膨脹與失業同時高居不下，里根總統強力糾偏。顯著政績是廢除大量政府管制法規，采取“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力壓通貨膨脹。後來的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等總統，在政治光譜中分別處於“中右”“中左”位置，都是不偏激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克林頓宣示“大政府時代已經結束”,小布什以 “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為旗幟，便是明證。

　　福利制度的發展與道德觀念相連。經濟學奠基者亞當 ·斯密在兩部巨著中研究了兩種社會機制。《國富論》論述了“看不見的手”引導人們基於自利動機從事市場交換而促進社會福祉。但自利並非人們的唯一動機。《道德情操論》研究了更廣泛的人類動機，書中提到 “自愛、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傾向” 等。斯密強調“共情心”,那來自人類天然具有的想象力，能把自己放在別人的位置感受別人的痛苦快樂。人們可以從一個“中立(公正、不偏不倚)的旁觀者”的角度做道德判斷。《道德情操論》論述了“共情心”“公正的旁觀者”引導人們出於道德動機采取行動而促進社會福祉。

　　資本主義前所未有地促進了民眾福祉，有壽命、衛生、健康、富裕、教育等各領域數據可證。近年來一些廣獲好評的書，如平克的《當下的啟蒙》,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的《國家為什麽會失敗》、《狹隘的通道》,諾貝格 (Norberg) 的《進步》 (Progress)、《開放，人類進步的故事 (Open,The Story of Human Progress)》, 考察了自古以來、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人類在這些領域的巨大成就。這些書展示：一些價值觀念，如開放、開明、理性、包容、進步，貫穿歷史並促進歷史上行。價值觀念從古老文明傳承而來，歷時演進。這些書弘揚的觀念是：啟蒙運動倡導的理性、科學、人道主義，(政府的) 包容性，(社會的)開放性。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市場機制是強大推力，福利制度是普惠民眾的成果體現。

　　美國當前的福利制度有不足，沒有實現全民醫保。也有弊病，最大的弊病是濟貧未能導致脫貧。確實有部分群體，長期依賴福利，而又長期陷在貧困中。不改變這種狀況，福利制度難以維系。

　　現實世界的福利制度不完美，有弊病。但是按丘吉爾的說法，民主也只是“最不壞”的制度。它們都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成分。可以說，與民主制度一樣，福利制度是資本主義發展中取得的偉大成就。

　　政府幹預的正當性

　　上面兩節從“實然”角度考察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福利制度的歷史發展。下面從“應然”角度來分析政府辦福利的正當性問題。為什麽需要政府幹預，建立維持福利制度?

　　反對政府幹預的一條基本理由是市場完美論，如柯克所說“市場本身能夠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它反映一種特定價值判斷，並無經濟學依據。經濟學用“帕累托最優”標準判別市場運行結果，證明完全競爭市場達到均衡態時實現這種最優性，那就是，再也不能在不損害任何其他人利益的條件下增進某些人的利益。本質上，這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效率”概念。如果從狀態 A 變到 B,所有其他人的收入不變，經濟增長的好處由最富的人獨得，按定義，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因為產出增加、效率提高了。“公平”是另一個價值標準。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論證，如果在社會狀態改變中處境最差的人未得改善，那就不符合“公平”標準。

　　市場機制獎勵努力工作、創新發明，因此導致人們的收入差異。這是市場效率的源泉。市場機制可以導致高度不均的收入分配。自里根革命以來，在全球化過程中，市場機制在更加自由放任的環境中擴展。美國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在此過程中急劇上升，基尼系數從1980 年的0.367,升到2019年的0.465,超過會引起社會動蕩的警戒線0.4。這能說“公平”嗎?為了社會公平，是否可由政府糾偏?

　　反對政府幹預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守夜人政府”論。它以保障自由為由，要求政府只管國防、治安、法制，不管其他事務如福利。可以用“公共物品”理論挑戰這個主張的邏輯。“公共物品”是一旦提供出來就不能排除任何人享受的“物品”。國防、治安、法制都是公共物品。還有許多重要公共物品，市場機制不能有效提供。例如環保：清理了一個城市的空氣污染，就不能不讓任何一個市民享受那清潔的空氣。市場機制不能要求每個人如同購買私人物品一樣為“清潔空氣”付錢，因此不能有效提供這個公共物品。福利制度涉及的都是公共物品(或至少是具有重大公益性質的“準公共物品”):公共衛生、公共教育、社會保障(養老扶幼)、全民醫保等等。

　　辦福利與辦國防同樣涉及個人自由的代價(如交稅)。依邏輯，沒有理由說，為了個人自由，政府只能辦國防不能辦福利。問題歸結到價值判斷：福利是否與國防同為政府該管的事務。環顧全球，沒有一個國家能單靠市場機制提供這些公共物品。因為市場機制有局限，福利公共物品又是社會所必需，政府責無旁貸。

　　最低程度生活保障也可視為一種“公共物品”。經濟學家哈耶克、弗里德曼(他們都否認自己是保守主義者),早就讚成社會提供這種保障。更早，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中寫到：“有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絕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而且，供給社會全體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勞動生產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過得去的衣食住條件，才算是公正。”這體現了一種關於(最低)工資的“公正性”的價值觀。

　　上面以“分配不均”與“公共物品”兩個理由(都涉及價值觀) 說明政府幹預市場的正當性。還存在其他理由。例如應對經濟波動，幫助陷入像2008年房市、股市、金融市場重大危機的民眾、企業渡過難關。此處不再詳論。

　　促進福利的方法

　　如果承認社會確實需要通過政府行動促進民眾福利，下一個問題是：在運作層面，最優辦法是什麽?

　　解決社會問題有兩種基本方法：運用政府法規條例和管理機構的“政府解”,運用市場機制的“市場解”。關於社會如何運用市場解與政府解，兩位經濟學大師早就提出指導性原則。自由派的阿羅主張：對市場機制能有效解決的問題，就不采用政府解；被認為是保守派的弗里德曼強調：政府推行福利政策時，盡量運用市場機制。下面以最低工資問題為例作具體說明。

　　采用“政府解”需要政府立法。而這可以是一個艱難過程。羅斯福總統在大蕭條時代力圖用立法拯救經濟，多次被最高法院否決。最高法院1936年宣判《紐約州婦女最低工資法》因違反經過正當法律程序確定的契約自由而違憲。羅斯福總統強力抗爭。後來他以壓倒多數贏得第二任總統，最高法院改變態度。1938年《公平勞工標準法》通過而且生效(其中規定最低工資為0.25美元)。這以後，政府有權幹預工資的原則在聯邦層面確立下來。歷史表明，最低工資立法顯著改善了底層民眾貧困狀況。聯邦現行最低工資是7.25美元，自 2009年迄今未提高。拜登上台即提出15美元最低工資提案，在國會擱淺。

　　各州對政府幹預的態度大有差異。有些州政府采取不幹預原則，有些州政府則十分主動。德克薩斯等21個州被動地采用聯邦最低工資，加州、康乃狄克、馬里蘭、馬薩諸塞、新澤西、紐約等州等已經通過立法，在幾年內把最低工資提高到15美元。

　　通過“市場解”提高最低工資，有一個著名的例子。1914年，被看作是冷酷資本家代表人物的福特，把福特汽車公司的最低工資從每日2.34美元提高到5美元，每天工作時間從9小時縮短到8小時。這是一個創舉，引起巨大反響，促進了以產業工人為主的中產階級的興起。

　　拜登提出15美元最低工資提案之前，零售業巨頭好市多、亞馬遜、塔吉特都已經實施15美元最低工資。在此之後，有血汗工廠之名的沃爾瑪把平均工資提高到15美元(不是最低工資，它的最低工資是11美元)。它們是激烈競爭的對手。這種動態表明，市場機制下，一些公司或秉持善待員工價值觀或依仗效率優勢或出於博弈策略而采取先導行動，其他公司會在競爭壓力下跟進。假以時日，市場機制會導致最低工資普遍提高到15美元。歷史表明，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工資確實隨經濟增長而提高，業績超過以往歷史時期，也超過其他社會制度。

　　但歷史並未顯示單靠“市場解”就能恰當解決最低工資問題。最近的例子是：佛羅里達州民眾認為該州法定最低工資8.46美元過低、市場工資提高太慢，要求采用“政府解”,在2020大選中以超過60% 法定準線的票數通過公投提案，把最低工資逐步提高到15美元。這顯示立法提高最低工資並非只是自由派的主張，在川普贏得大選的這個紅州，它也是大多數選民的要求。

　　需要強調，“政府解”中可以運用市場機制。最新例子是拜登新政的紓困法案中的“兒童稅收抵免”條款(中低收入家庭每個孩子依年齡一年3600或3000美元)。支持者認為，這個法案對三個社會難題，“濟貧”、針對疫情-經濟危機“救急”、針對育兒成本高漲 “扶助”,都會大有助益。民調顯示它也得到多數民眾支持。這個條款是基於市場機制的“政府解”,應用了弗里德曼提出的“負所得稅” 概念。所謂“負所得稅”是對有工作但收入低而生活困難的人，在報稅時倒貼補助。與直接發錢相比，其優點是既幫助低收入者，又保持工作激勵。專家認為它是效果最好的扶貧措施。這個條款有效期一年，是否延長將依業績定奪。推行“政府解”當取這種審慎態度。

　　圍繞福利政策在立法和司法機構爭辯鬥爭是民主法治社會的常態。奧巴馬醫保曾在國會險遭廢除，在最高法院打了三次“違憲”官司被保全下來。可以合理預期這種鬥爭還會繼續下去。

　　以上考察顯示，自由市場與有限政府可以結合起來解決福利問題。“市場解”有適用範圍的局限，“政府解”有效率低下的弊病。采用“政府解”時盡量運用市場機制是務實而有效之道。

　　價值觀分歧與民意民主

　　考察至此，自然引出一個判斷：關於福利制度的爭論，基礎是價值觀之爭。上文已經觸及“效率”與“公平”等問題。下面再作申論。

　　從兩個關鍵價值觀念談起。

　　“自由”:是“個人不受政府約束幹預的自由(法權自由)”, 還是“個人實現自己人生目標的自由(實質自由)”?阿馬蒂亞 · 森提出了以個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為基礎的自由觀念——自由意味著人們有能力過自己願意過的那種生活。如果自由概念限於法權，政府可以只當守夜人。如果自由概念有更多維度，著眼於個人作為主體在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得以按自己意願生活的能力(最初步者，能得溫飽上學治病),政府職能就要超越守夜。“法權自由” 無疑是底線，“實質自由”是否可以是目標，或者成為(如森所說) “社會的承諾”?

　　“平等”:是“機會平等”還是“結果平等”?“機會平等”確實具有首要意義。應該否定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但也要認清嚴重的“結果不平等”與“公平”觀念沖突。在基尼系數高達0.465時漠視兩極分化撕裂社會，視角明顯偏誤。嚴重不平等激起底層民眾強烈失落不滿，是美國社會危機的深層原因。

　　這些價值觀分歧並非截然對立(有些價值觀，例如“民主”與“專制”,是“你死我活”地對立)。伯林曾論證：價值觀念之間通常不可通約，無法根據理性比較高下；對不相容而且會沖突的價值觀的分歧，理性不能提供完美唯一的答案。普世價值包含許多價值觀念，互相之間有張力，單個觀念常有多種涵義，並非僅有一義可取。對價值分歧尋求理性統一解，就學理而言不能成立，就實踐而言會導致專制。

　　自由社會的準則是尊重多元化價值。由於存在多元化價值，對福利制度和各種社會問題，保守派、自由派通常有不同看法。

　　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存在主流共識的“美國價值”。瑞克斯的新著《首要原則》 (Ricks,First Principles),以新視角提供史料，有助於理解美國的建國原則和美國價值。全書考察美國前四任總統(華盛頓、亞當斯、傑弗遜、麥迪遜)的思想形成過程- 他們上了什麽學，讀了什麽書，吸取了哪些觀念和歷史經驗，然後如何用其所學領導革命和建國。作者展示，國父建國原則的要素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民主、追求幸福),古羅馬(共和、美德),近代洛克(自由)和孟德斯鳩(三權分立),以及同時代啟蒙思想家特別是蘇格蘭學者。美國建國基礎是那個時代最開明進步的思想。美國價值後來持續演化提升，尤其是在男女平等、種族歧視等領域。

　　熱心推進福利制度的人多半以平等、公平、同情等價值觀為訴求。美國民眾有努力工作、獨立擔當的深厚傳統，政府管制通常不得人心。現在民調顯示支持提高法定最低工資的民意清楚而強烈，明顯是“同情”和“公平”等價值觀所主導。政府的福利政策經常受這樣的民意推動而實行。

　　批評福利制度的人特別重視自由權利、個人責任、審慎財政等價值觀。他們強調：政府管制會限制個人、企業的經濟自由，福利支出過大會使財政赤字過高，福利養懶人。政府辦福利確實會產生這樣的弊病。對福利制度的改革常常從這些價值觀出發。

　　北歐模式更多地采用“政府解”。美國民眾多不認同“照管從搖籃到墳墓一切事務”的保姆政府理念。這是顯然存在的價值傾向差異。一個國家的福利制度，對應一個國家的國情、民情。

　　在自由民主社會，采用何種特定價值標準處理社會事務，取決於民意。民意通過公共討論、議會辯論、選舉公投表達出來。理想的情況是達成“重叠共識”,社會根據主流民意選擇公共決策。

　　回應民眾要求是民主制度的精髓。但是，就福利制度而言，對此也有一種悲觀看法。那就是：民眾只會要求增加福利，官員通常為選票而順應民心，因此導致福利膨脹、財政不堪負擔。這種看法有一定依據：增加福利得民心，容易；消除福利弊病會損害既得利益，困難。但這並非歷史全貌。民眾有自由派、保守派、政黨分左翼、右翼，競爭激烈。在歐美民主國家多次發生與福利制度有關的政黨輪流執政，相互糾偏。北歐國家曾經從事市場自由化和其他改革，改善財政狀況成效顯著。美國福利制度改革的重大事件是克林頓主導的1996年《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法》。它規定接受福利補助兩年就要開始工作，終身只能享受聯邦補助五年，結束了1935年以來聯邦政府對窮人無限制的福利補助。

　　民眾在價值觀方面的分歧，總會存在。在民主體制下達成重叠共識，總有可能但不容易。美國民主制度經受了去年大選的嚴峻考驗。

　　但社會依舊嚴重分裂。當前以重叠共識價值作民主決策空前困難。

　　福利制度與經濟自由

　　按自由、民主、富裕、人類發展等許多指標衡量，福利制度完善的國家通常位居世界前列。年覆一年，一些重要報告一再確認這種評價排名。這與認定福利制度是禍害的看法不相容。現在引用一份報告來顯示福利制度與經濟自由的關聯。

　　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每年公布全球“經濟自由指數”。它使用四個方面、十二項指標：(1)法治(產權、廉政、司法效率),(2)政府規模(政府支出、稅務負擔、財政健康),(3)法規管控效率(企業自由、勞工自由、貨幣自由), (4)公開市場(貿易自由、投資自由、財務自由)。這些指標全面地覆蓋了“經濟自由”的眾多維度，都是否定福利制度者特別關注的領域。

　　2021年的報告根據2019-20年度的資料，新西蘭、澳大利亞、瑞士、英國、加拿大進入世界前十名，分列第2、3、4、7、9位；北歐五國的名次是：丹麥10,冰島11,芬蘭17,瑞典21,挪威28; 美國領先瑞典一肩，位在20。這個名單中美國以外的國家既有完善福利制度，也保持了高度經濟自由。總體觀之，這些民主福利樣板國家的經濟自由不亞於美國(大多數國家優於美國)。福利制度摧毀自由的斷言與實據沖突。進入前十名的其他優勝者是：新加坡1,愛爾蘭5,台灣6,愛沙尼亞8。它們都有一流福利制度，也都有多黨民主制。

　　這份報告顯示福利制度、自由、民主結伴聚團。許多其他資料反映，這三者還與民眾富裕、健康、教育水平等眾多人類發展指標結伴聚團。

　　福利制度與國際競爭力

　　最後來評論從國際競爭力角度批判福利制度的要點：福利制度推高勞工成本、財政赤字，導致民主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生存危機。

　　國際競爭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價值觀。即使只看產業競爭領域，也有勞工成本之外的因素如科技、創新，更為關鍵。低人力成本優勢有短期效果但難以長期持續。隨著經濟增長，低收入低福利國家的人力成本也會提高，逐利的國際資本會轉移產業到成本更低的國家。用非民主方式壓低民眾福利以加強國際競爭力，違反普世價值，不可取。以推進人力資本投資和改善民生的措施提升國際競爭力，是正途。

　　大政府、高福利、寬松財政會導致高稅收與高赤字並存。北歐國家曾經是典型。民主制度下，這種弊病並非不可治。北歐國家是改革成功的典型。它們保持了高福利，又實現了財政健全。

　　當下全球競爭中至關重要的要素是科技創新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市場完善程度、人力資本(包括教育、健康)狀況等。福利制度在許多方面促進競爭力提升。沒有依據認為，以低下人力成本、人權福利成本和環境保護成本為競爭武器的舉國體制國家能在長期競爭中勝過自由民主而福利完善的國家。有依據表明，福利完善國家有強大國際競爭力。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IMD) 每年發布《世界競爭力排名》,其排名依據經濟表現、政府效能、商業效能及基礎設施四個標準。在本文寫作過程中(7/17),2021年報告發表。全球前10名是：瑞士1, 瑞典2,丹麥3,荷蘭4,新加坡5,挪威6,香港7,台灣8,阿聯酋9,美國10。

　　這顯示：頂尖福利制度與超強國際競爭力結伴。福利制度導致民主國家喪失國際競爭力並面臨生存危機的看法，與這樣的實據相悖。

　　結語

　　本文考察的中心問題是：美國是否需要政府采取行動，消除社會現存缺陷而增進民眾福祉?市場機制局限性何在?政府幹預正當性何在?福利制度的作用和意義何在?

　　按本文的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由法治民主體制下的政府，有理由采取行動。美國面臨的問題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機制的基礎上，依據重叠共識價值，結合運用“市場解”與“政府解”, 在守夜人政府與保姆政府之間選擇恰當的中間位置，務實有效地解決福利和其他問題。這個位置不是固定的，會依境況、順民意而改變。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演化進步。

　　二十世紀中，西奧多 ·羅斯福的進步主義，富蘭克林 ·羅斯福新政，里根革命，代表了美國現代史中的標桿式位置。近三四十年來，市場機制不僅在美國、還在全球化浪潮中在世界範圍前所未有地發展。有堅實的統計數據表明，這帶來全球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長足進步。這個過程也有重大負面影響，嚴重到不容忽視、會導致社會動亂的程度，如2020年美國大選所昭示。要點是：2008年房市、金融、經濟大危機顯示美國市場經濟的運作遠非“理性預期”“有效市場假說”等理論所描述的那樣完美，全球化市場機制帶來美國收入分配不均急劇擴大，小政府主張限制、削弱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作為，而新冠病毒的突然襲擊暴露了美國體制在保健、福利、行政效率等方面的嚴重弱點弊病。當前形勢與老斯福面對的“鍍金時代”後的局面、小羅斯福面對的經濟危機有相似之處。

　　拜登政府當下態勢是遵循兩位羅斯福總統的路徑，由政府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實物設施和社會設施)。民調顯示這個方向現在得到多數民眾支持。美國歷史上不乏政府卓有成效地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先例，例如通過公私夥伴關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修建橫跨大陸的鐵路，聯邦政府為大學、公司研究機構提供經費 (grants)從事基礎科研和技術開發。政府過去的福利計劃存在明顯缺陷弊病，現存的福利制度需要改革。這次的宏大計劃有潛力推動經濟增長、社會繁榮，也難免項目失誤的風險。成功的希望在吸取以往正反兩面經驗，並且作針對新境況的創新。

　　美國建國以來一直處在一個偉大的實驗過程中。這個過程還在繼續。看歷史，看世界，以自由民主方法處理價值觀分歧，改善、完善福利制度，固然“道阻且長”,當期“行則將至”,在曲折漸進地逼近目標的意義上。

　　真假自由派

　　方舟子

　　中國的自由派，不管是在中國的，還是跑到外國的，很多都是川普的支持者，甚至是川普的狂熱支持者，也就是所謂“川粉”。這個現象最近引起了美國媒體的注意，因為他們覺得很奇怪，川普是代表共和黨的保守派，自由派本來應該跟保守派針鋒相對的，美國的自由派都是反對川普的，但是中國的自由派為什麽反而會支持川普，甚至是川粉呢?我看了一些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覺得都沒有說到點子上。

　　中國的自由派會去支持川普，最本質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是真正的自由派，而是假的自由派。這個問題我在20年前就已經注意到了，並不是因為這幾年中美關系的變化、川普的上台才導致中國的自由派發生了變化。

　　說起“自由派”,一般指的是那些對現狀不滿、希望社會發生改革向前進的人。如果對現狀很滿意，要保持現狀，或者雖然對現狀不滿，但是希望回到過去，那麽這些人就屬於保守派。就中國而言，維護現狀、現政權的，或者想要回到文革時代去的，屬於保守派；認為中國應該進一步地改革開放，要有民主、自由，那就被當成了自由派。那些會喊喊“自由”“民主”的口號，或者會采取一些行動敢跟現政權對抗的，就被當成是中國的自由派了。

　　但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發展程度是不太一樣的，在這個社會、這個國家被當成自由派，到了另外一個發展程度比較高的社會、國家，就有可能反而變成了保守派。在中國敢喊喊“自由”“民主”,就成了自由派；但是，在美國，不管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他們對於要不要有民主、自由早就已經有共識了。那些中國的自由派放到美國的背景下，反而更認同美國的保守派觀念。所以，更嚴格地說，自由派不能光光是看他們是不是希望社會向前進，還要看他們的政治理念是不是相信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最早來源於歐洲的啟蒙運動，代表人物是英國哲學家洛克。他們為了對抗歐洲的神權、王權，希望讓人們獲得更多的自由，所以就有了自由主義。為了反抗神權，他們要求宗教盡量地不要介入到人們的生活當中，社會應該世俗化，也就是世俗主義。為了對抗王權，他們希望政府也對人們的生活盡量地不要幹預，人們應該擁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對於經濟政府也不要去管，要放任自流，自由地競爭，通過“無形的手”讓市場自己去調節。

　　這種思想現在在美國還有市場，叫做古典自由主義。但是，現在還持有這種思想，已經不被當成是自由派了，反而被當成是保守派，而且被認為是保守派當中比較極端的一個派別。美國自由主義黨就是由信仰古典自由主義的人組成的，跟代表保守派的共和黨是有差別的。自由主義黨每年也會推出總統候選人，能夠得到百分之幾的選票。有一些相信古典自由主義的人還跑到新罕布什爾州，要在那里建自由主義的基地。他們甚至連個人所得稅也不向聯邦政府交，大家在那里過很自由的生活，不讓政府管了。

　　但是最近那里出了問題。那個地方在森林里，這幾年熊變得非常猖獗。熊變得很猖獗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個自由主義社區沒辦法采取一些管理，制定一些規章制度來防止熊的猖獗。如果在其他的社區碰到熊的問題，就會采取一些預防措施，例如規定不能喂熊，垃圾桶都要用那種熊打不開的特別的垃圾桶。但是，在自由主義的社區這些措施沒法實施，大家都不聽，不願意生活受到幹預。有的人喜歡喂熊，有的人則拿起槍看到熊就打，所以就亂了，好幾個人被熊吃了。從這件事來看，古典自由主義連怎麽樣對付熊這種最基本的問題都沒法解決。

　　這體現出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局限性，碰到類似的公共問題很難處理。例如，古典自由主義要求放任自流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這樣就很容易出現食品安全、環保、交通、公共衛生各方面的問題，這些是很難通過市場自己調節的，需要由政府來規定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來規範市場。

　　還有，古典自由主義雖然講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地發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權利，但是弱勢群體是很難自己保護自己的權利和自由的，讓他們去跟強勢群體去競爭，即使機會相等，對他們來說實際上也是處於不利的一方。他們的權利難以得到保障，就會受到歧視、壓迫。這個時候就應該由政府來保障人們的權利和自由。

　　這樣，就從古典自由主義發展出一種新的自由主義，也就是現代自由主義，也叫做社會自由主義。他們跟古典自由主義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古典自由主義認為政府都是不好的，所以政府應該盡量地不要幹預社會、不要幹預人們的生活，不僅是要“小政府”,而且應該是“最小的政府”;而現代自由主義認為，政府幹預未必都是壞的，也可以有好的一面，要讓政府變成一個“好政府”,讓政府來規範市場，制定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來保障食品安全、保護環境、規範交通、做好公共衛生等等。

　　而且，現代自由主義認為政府還應該保護人們的權利和自由，特別是保護弱勢群體的權利和自由。應該盡量做到人人平等：性別的平等、種族的平等、性傾向的平等……這個權利是越來越擴大的。以前絕對不會有人提出性傾向、性別認同要平等，要保護同性戀、雙性戀、轉性別的權利和自由。這是幾十年來慢慢地發展起來的。還要保證婦女有生殖權，她們有選擇要不要生孩子的權利，不能禁止婦女墮胎。

　　現在講的自由派指的都是那些相信現代自由主義的，而不是古典自由主義的，至少在美國是這樣，所以現代自由主義也被叫做美國自由主義。在美國，自由派的代表是民主黨人。民主黨也有不同的派別，但是基本上都是自由派。而保守派則偏向於共和黨。

　　中國的自由派跟美國的自由派的理念實際上是很不一樣的。十幾年前我曾經接受過南方報系一個記者的采訪，采訪完了聊天，這個記者說“我們南方報系都是信仰自由主義的”。我很好奇，問他你們信仰的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麽。他就跟我說了。我因此知道，他們信仰的自由主義跟美國自由派信仰的現代自由主義是不太一樣的，更偏向於古典自由主義，而且比古典自由主義還不如。在南方報系里頭那些自稱“自由派”的人有相當多至少表面上是很虔誠的基督徒，而且是原教旨的基督徒，認為只有基督教能夠救中國，中國應該發展基督教。古典自由主義起碼還要求社會世俗化，他們連這一點都不要。現代自由主義當然更要求社會要世俗化。

　　中國的“自由派”往往有性別歧視歧視女性，往往有種族歧視- 歧視中國的少數民族、黑人、拉丁裔、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是種族主義者。現在他們還歧視同性戀、歧視那些轉性別的人。他們在很多方面跟美國的保守派更有共同語言。所以他們去支持川普、甚至崇拜川普，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所以我不認為中國這些“自由派”是真正的自由派，另外給他們取了一個名稱，叫“柿油派”。這個名稱來自於魯迅的《阿 Q 正傳》。在《阿Q 正傳》里有一個代表革命的黨，叫做“自由黨”。但是鄉下人不知道“自由”是什麽玩意兒，所以他們就把這個自由黨叫成了“柿油黨”。中國的這些“自由派”雖然標榜自己是崇尚自由的 “自由派”,但是實際上他們也不知道自由是什麽東西，他們相信的那些東西實際上反而更接近保守派，所以應該叫他們“柿油派”。

　　(首發於evernote.com 網站，2020/12/27)

　　也是全球化的犧牲品：中國常識自由主義的悲歌吳強

　　過去四年或者更早，有不少學者、記者深入美國中南部、北部和五大湖區的大片“銹帶”,探尋那些支持川普的失業者和失意者。他們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失敗者，也是川普利用社交媒體動員起來的民粹主義支持群體，因此有了一個超越傳統黨派的“川粉”標簽。整整四年，情形像極了德國納粹從1923到1933的十年上升，不過以民主衰落的加速和竊取民主的方式重演了一次魏瑪危機。

　　在中國，一場類似卻成功的柔性政變早在八年前就已展開。這場政變不僅在最高層顛覆了一個集體領導制度，而且全面摧毀了中國新興的公民社會，在中國社會內部、在中國與世界之間建起了高墻和鴻溝。對知識分子們來說，公共空間急劇消失的同時，還意味著文藝生活的萎縮和整個思想市場的荒蕪。

　　它的後果是驚人的。譬如說，2018年初的修憲較諸此前的噤聲和清洗更為震撼，事後長久的沈默並不止是表明他們集體的政治懦弱，而更像是打在他們身上的一記悶棍，暴露了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政治判斷和政治存在上的雙重失敗。在那之後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們集體轉向保守、轉向川普也許算是一個心理補償。

　　如果說四年前川普上台之際，中國的一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還只是羞澀地擁抱川普，如秦暉努力否認其中的新民粹主義，那麽隨後爆發的中美貿易戰和2020年底美國總統的選戰，似乎給予了他們過去八年里唯一的翻身機會，不僅可以借“川粉”的集體認同刷一次存在感，而且他們的自由主義公開轉向保守主義。這種政治和學理的轉向幅度是如此之大，不僅讓例如幾年前才試圖以左翼自由主義回應體制壓力的另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感到尷尬，而且不期然地重合了北京當下的保守主義威權及其對川普政府的惺惺相惜，仿佛再現1930年代德國知識分子的保守化和納粹化。

　　根據過去幾個月對北京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觀察，其中有大學的自由主義學者、有諸多曾經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有前南方系的記者們，還有更多他們的追隨者，後者包括改開受益者的新中產階級、也包括許多長期不滿中共的訪民、被打壓的民主派，似乎效法時下追星模式以川粉作為某種心理出口。而這次，自由派知識分子表現得和普通川粉無異，如同1968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紅衛兵那樣邪教般的狂熱，而不自知。這樣的精神狀況，某種程度上堪比美國銹帶的工人階級，卻是發生在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和關聯階層當中的一個“銹帶”。它同樣也是全球化的產物，卻非地域性的，而是知識性的，猶如中國田園自由主義者的悲歌。我們需要做的，尤其在2021年1月6日由 “跛腳鴨”總統在白宮草坪發起“啤酒館政變”後，是對他們做一次快速的“知識田野”。

　　******

　　在金融危機之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面臨終結、強人政治興起的時代，當下的美國和中國或許共享著杜克海姆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所描述的情形：社會在這種充滿恐慌的泡沫時刻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特征，都被人們賦予某種神聖性，譬如外在性、超越性、不可預測性和不可接近性等。尤其在武漢肺炎如同黑死病席卷全球造成的新中世紀黑暗時刻的2020年，川普個人性格的乖戾和民粹主義的煽動便在美中兩國變成了一場造神運動，湧現出大批川粉。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居然難以意識或者擺脫這種經典的群眾對領袖的依賴模式，自然是令人震驚的，對川普個人或者川粉們的精神分析恐怕也難以提供這些知識分子的畫像，需要從知識分子的知識立場入手。

　　對他們來說，在1990年代末丟失兩大自由主義陣地，即《讀書》雜志被“新左”把持、《方法》雜志被禁後，同時互聯網自由派寫手和公知興起，中國大陸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便逐漸集中到以鼓吹 “回到常識”“講常識”的主軸，呼籲以所謂常識作為政治判斷和政治倫理的依據，以此區別於官方意識形態的“講政治”及其所本的辯證唯物主義。這樣，既能避免直接沿用1980年代的民主、自由等抽象政治訴求而招致政治麻煩，又逐漸擺脫艱深、費力的理論探討，更迎合互聯網讀者和都市報紙的評論風格。經過二十余年的演進，特別是2012年開始的連續打壓之後，在新起的左翼自由主義之外，以及更早就轉向國家主義的施密特主義者之外，中國大陸的自由知識分子和支持者們基本退縮到一個以是否“講常識”作為標記的模糊“常識派”,相對於江澤民以來官方意識形態的“講政治”口號。

　　在另一維度，1989之後逐漸興起的保守主義，在“告別革命” 後分別以中國式“新左派”、新儒家主義和國家主義等等面目偽裝其他思想流派的同時，借著“自由主義”的“常識化”改造終於發展成與福音派相結合的極端保守主義。其中尤以劉軍寧、王建勳、趙曉等為代表，在過去數年以重新詮釋美國建國和民主的基督教基礎為樂事，以“山顛之國”的宗教狂熱鼓吹在中國建立政教合一的基督教國家作為憲政改革的目標。

　　雖然迄今為止並沒有人對何謂常識有過具體論述，但是大致奉潘恩的《常識》作為範本。不過，“常識派”們通常選擇性地強調《常識》中強調的自然法論述，並且忽略潘恩與柏克的爭論中凸顯的自由主義，反而支持柏克的保守主義。其中，包含了以《聖經》文本為唯一常識依據的福音派“自由主義”,信奉哈耶克-奧地利學派利伯維爾場信條的市場自由主義，在有限的公共空間里繼續發表批評的 “知道分子”,以及作為改革開放受益者迷信市場的小資產階級。

　　當川普出現，特別是川普在推特上所展現的“常識治國”,近乎為陷入失語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注入了強心劑，也如注入了“吐真劑”一般，“俘獲”了大批此前在中國自由派媒體上活躍的“公知”,其中不乏專業社科學者，例如以講常識為座右銘的郭於華教授 (社會學)和叢日雲教授(政治學)等。川普的成功商人和政治素人形象，迅速成為中國小資產階級的“成功”幻想，也滿足了市場自由主義者和資產階級長久以來的企業家執政夢想，他被看作“倒逼” 改革和民主化的“天選之人”,甚至還成為福音派自由主義者心目中的彌賽亞。

　　逐漸，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從“講常識”演化出各種面目，並隨著川普的民粹話語和極化政策也逐漸清晰化、極端化和狂熱化。

　　他們或者轉向所謂保守主義的立場批評任何進步主義運動和政策；或者以毫不掩飾的種族主義姿態公然仇視中國境內的非洲人口、批評美國的BLM運動；或者幹脆否定納粹的極右性質而將納粹歸入極左似乎以此撇清自己的新納粹嫌疑；或者以通常在新興宗教地區才能看到的狂熱扮演著“川衛兵”,在塑造川普神話的同時不遺余力地制造和散播各種假消息和謊言。而且，即使在2021年1月6日之後，這一川普主義的狂熱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和廣大“川粉” 中也沒有完全停息的跡象，可能長遠地影響未來中國的社會和思想運動。

　　歷史上，這種知識分子群體幾乎完全喪失主體意識的現象並沒有發生在1930年代的德國，卻類似蘇聯崩潰之前的集體心理。卡爾. 波普在1990年1月29日接受柏林《日報》訪談時，做過一個著名評斷：蘇聯內部雖然還有改革的意願，但是七十年的謊言和空話已經摧毀了人們的鑒別力，人們失去了對於那些空洞無物的流行話語的鑒別能力，分辨不出哪些見解是有內容的，哪些是毫無意義的。這種集體心智的低能化可能既是蘇聯長期停滯的結果，也是原因之一，且少有清醒的例外。現在我們知道，當時的最高層如勃列日涅夫決定出兵阿富汗是不可思議的“拍腦袋”決策結果，爾後憧憬改革的戈爾巴喬夫和整個官僚階級對市場經濟都一無所知，民眾則順服地吞下轉型失敗的苦果，並且最終擁戴新沙皇普京的長期執政，俄羅斯知識分子也再沒有出現像曾經的托爾斯泰、別爾嘉耶夫或者德國的哈貝馬斯那樣發出智者的聲音。

　　然而，卡爾.波普，這位在中國思想界曾經大熱、而今卻被冷遇的哲學家，早已經從科學哲學和知識論角度先後否定了蘇聯在冷戰競賽、也是中國在未來全球科技競爭和常識自由主義在民主轉型中的雙重虛假希望。對於前者，不僅因為源於柏拉圖主義哲學統治的極權主義政權，作為“開放社會的敵人”和“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所包含的歷史性競賽的必然破產，而且因為其意識形態核心的辯證唯物主義，存在反理性的根本問題，在波普看來比辯證唯心主義還要糟糕。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例如，都從馬克思那里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特別是所謂“正題、反題和合題”的三段式，都強調矛盾的絕對性，也把歷史描述為所謂圍繞矛盾鬥爭展開的螺旋形上升。這種矛盾論或許有助於建構某種形式系統，例如中共政權每代領導人都熱衷構造的理論體系，卻無助於引出任何推論，只能形成“一種極弱的系統”,“必然導致批判的終結，從而導致科學的毀滅”。波普的結論是，批判的瓦解就是理性的瓦解，而且充滿任意強加的模糊性解釋。這很好預示了蘇聯在經歷了漫長的科技、經濟停滯之後的瓦解，而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系統的簡單性以及這種低容錯系統內生的災難可能，如大饑荒、文革動亂和武漢肺炎，也預示著中國作為一個非理性大國的崛起和長遠科學發展的失敗前景，而官方意識形態和外交都以“戰狼”或者“義和拳”式咄咄逼人的詭辯方式掩飾著所有失誤和責任。

　　至於知識論，常識自由主義這種常識知識論和新自由主義的合體，是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改革官僚們政治上擁護改革開放路線、思想上奉行經驗主義、哲學上遵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結果。但是，其核心的常識知識論，正是波普晚年代表作、 1972年出版的《客觀知識》的批判重點。對波普來說，對當下語境的中國知識分子們來說，常識都是一個“模糊不清並且變化不定的東西，即許多人時而恰當、真實，時而又不恰當、虛假的自覺和看法”,而常識知識論則意味著人們能夠“通過睜開雙眼看世界，通過觀察而獲得關於世界的知識”。這種亞里士多德主義以來的實踐哲學觀，它的核心是實在論，以“有見識的常識”區分了現象和實在，導向一個客觀主義的或者絕對論的真理觀，而其常識知識論十分接近現代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對普通人而言，這樣的知識論無疑具有特別的迷惑性，似乎從生活實踐中來，包含著對日常生活的肯定，也內含著對傳統和權威的迷戀。

　　在波普早年的著作《開放的宇宙：關於非決定論的論爭》當中，這種常識自由主義已經被定義，或許是他對是歐洲二十世紀初某種時代精神的觀察： “常識傾向於認為每一事件總是由在先的某些事件所引起，所以每個事件是可以解釋或預言的……常識又賦予成熟和心智健全的人……在兩種可能的行為之間自由選擇的能力”。在哲學上，這一常識自由主義的源頭相當古老，大概不亞於沃格林以他的保守主義推斷一切的左翼思想都源於的諾斯替主義，可以追溯到伊壁鳩魯的二難推理，盡管在現實政治思潮中他們總是更輕率地以極端的自由意志主義的面目出現。

　　然而，在波普看來，他們的核心錯誤“可能是從事杜威所謂的對確定性的探求”,對客觀知識的認識停留在“前達爾文”狀態，即認為1)存在有主觀意義的知識，如天啟的或者期望，同時2)也存在客觀知識，但是3)意識不到主觀知識和客觀知識之間的重大差別，而且4)假設人類的認識是從白板開始，5)知識增長則是被動的，如水桶理論所示。結果，如波普所說，常識知識論的本質是主觀主義的，“主張直接性或自覺性確立了真理性，或者是真理性的標準”。這是唯心主義的根本錯誤，認識不到波普所提出的“世界3”的客觀存量知識作為探求科學的共同知識背景。譬如這些常識自由主義者往往只願意相信自己親眼所見，而嘲笑進步主義者是書呆子、掉書袋，恐懼任何所謂“大詞”,也因此拒絕形而上的和道德的價值和約束。這幾乎已經成為過去半年中國大陸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新中產階級們爭相傳播假新聞、為川普極力辯解時的普遍口吻。連帶那些曾為i“公知”的社會學者們如周孝正、孫立平等人也缺乏足夠的知識參照而致其批判能力長期停留在“口水化”的“名嘴”層面，與歐洲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相去甚遠。

　　相反，波普提出世界上有三種知識：物理世界的知識為“世界 1”,意識經驗世界可為“世界2”,書、圖書館、計算機儲存等等構成的邏輯內容則為“世界3”。“世界3”作為客觀知識的儲藏和背景在過去兩百年的現代化進程中累積，已經成為所有主觀知識的依賴，也是展開批判的依據，而常識知識論的根本問題就在於沒有認識到“世界3”,忽視客觀意義上知識的存在，並且否定推測性知識。推測性知識，典型如胡適所說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科學假設和批判以及不斷的批判，才是科學知識的來源，即所有(客觀)知識都可謂一種假說，都是無限逼近真理或追求“逼真性”的知識探求。而且，“世界3”所包含的海量的客觀知識正是戰後歐洲社會理論和冷戰結束之際發展出來的後馬克思主義強調的現代性和覆雜性所在，如福柯的“知識考古”方法所揭示的，頗類大約一個世紀之前的詹姆斯.弗雷澤坐在書齋里進行人類學“田野”,卻更像科學方法的對人類社會進行批判性分析。這或許就是知識概念所對應的拉丁文 scientia, 也就是今天的科學 science 概念的同根詞，在現代社會所具有的最新意義。

　　然而，在知識論意義上，與辯證唯物主義的反科學殊途同歸的，常識知識論最終“不得不放棄科學知識”,走向反智和宗教化。他們不僅反對由“猜想與反駁”的批判範式所構成的科學認識論，而且厭倦幾乎任何稍微覆雜一點的理論解釋和批判，不願面對“世界3” 所呈現的客觀知識的覆雜性。在這一點上，支持川普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美國本土有著反智傳統的清教主義者的合流也就很自然了。後者在民粹主義政客煽動仇恨和種族主義下，已經演成極端右翼的新法西斯主義，對任何民主來說都是最為嚴重的內部威脅。

　　當然，人類知識或許還有第四個世界，即邁克爾.波蘭尼所稱個人的默會知識，如工匠技藝等等不可言傳的知識，與實踐有關，但肯定不屬於常識，缺乏足夠的確信可能。只是如果假定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市場經驗可能是中國常識自由主義雖未明言但是最可能或者“默會”的常識，但若放諸全球化，卻能發現等同於新自由主義的中國常識自由主義對全球化這一共同背景客觀知識的缺乏反思從而缺乏對全球化的充分認識，或許能夠解釋那些川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對川普熱愛的另一面。他們大多以自澆塊壘的腔調，解釋對川普的好感來自川普對中美關系的強硬，如果川普連任就可能扮演中國民主化的推手。

　　他們似乎不理解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以及中國占據的全球供應鏈意味著什麽,那代表一種全球暴力對勞工權利的剝奪，如同19世紀美國西部大開發的華工苦力，區別只在於中國以國家暴力的方式管理這一苦力模式的世界工廠，黨國體系和華爾街、和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合謀，也因此受益得以延續政權，也接管和延續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而美國的工人階級與中國的工人階級都是其中的受害者。他們更看不到川普在雷聲大雨點小的表面強硬對華政策下幫助中國領導人鞏固了權力、通過了無任期限制的修憲，也輸掉了對華貿易戰。那些迷上川普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常識自由主義者，宥於自身有限的中國市場經驗和過去八年以來橫亙在中國內部以及中國和世界的鴻溝，儼然如烏爾里希.貝克所形容的全球化“僵屍”一般：他們所謂的常識在“把握全球現代性急速變化的經驗狀況時捉襟見肘，對民族國家內外迅速變遷的社會現實置若罔聞”,也對新自由主義在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就面臨終結的社會事實毫無覺察。貝克自己就曾提出“第二現代”即現代性的現代化問題，作為理解全球化和未來風險社會的關鍵，也是過去幾十年圍繞全球化已經大大擴充的客觀知識中的一個批判性例子。

　　相形之下，對中國的常識自由主義來說，知識的貧乏尤其是對 “世界3”的忽視決定了他們的知識立場和政治態度，那是與一百多年前的義和拳民沒有多大分別的。哪怕僅僅在繼承新自由主義的意義上，中國的常識自由主義者和黨國接收全球化的立場就高度吻合，還有什麽民主化的可能?與這種強調市場自由第一的新自由主義相比，卡爾.波普的立場倒更接近古典自由主義，以“修正的本質主義”抨擊源自無論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的解決，像科學方法一樣尋求不斷擴展的普世主義方案，例如他的學生索羅斯最近直接將中國當作開放社會的敵人，如同吹響了“新冷戰”的號角。而大洋彼岸的另一側，中國的田園自由主義者卻在川普如同小醜般的政治退場中陷入了悲鳴，他們或許如同那些1月6日沖進國會山的川粉一般，也是全球化的另類犧牲品。

　　(2021/1/20完稿)

　　反啟蒙與自由派的價值反轉

　　肖雪慧

　　四年前看川普就職演說視頻後，以《川普能走多遠，制度很重要》為題發表了幾百字看法：

　　看過川普就職演說的視頻，感覺很不好。他對之前各屆民選總統和政府的工作缺乏起碼尊重，充斥不顧事實的攻擊。 ……很多人對他一廂情願的解讀，讓人想起不少人對另一個人寄托的希望，這種期盼不撞南墻不回頭。不過，川普畢竟在美國，是根據美國選舉制度合法當選的，有美國制度的制約，還有民間多元力量的博弈，他就職時就有很大規模的反川普示威。我相信，處在最高領導人位置上，能走多遠，制度很重要。在非正常體制居最高位的，不良品行心性可以最大限度禍害國家。而在有權力制衡和體制內外監督的制度下，當政者性格特征再強悍，其強勢特征只能在制度框架內表現而很難改變國家軌道，如果品德有虧、行事不當，也逃不過扒糞者眼睛。川普能走多遠——不論哪個方向，有待觀察。(2017.1.21)寫上述文字時，對美國制衡約束力量很樂觀，對川普的破壞力遠估計不足。但最沒估計到的是：國內思想界因川普而嚴重撕裂。曾長期在各種公共議題上互相支持的朋友漸行漸遠，過去某些問題上看法不同還可以心平氣和討論，能形成共識當然好，不能形成共識，通過討論各自也可以檢視自己觀點，但川普話題不一樣，基本沒有討論氣氛。

　　美國人或他國人，批評美國總統，原本都正常。過去美國媒體批評歷屆在任總統，未見思想界同道有人表示不適；國內思想界對美國歷屆總統的批評性評論也不少見，也沒見有人不適(御用文人的帶節奏文字，另當別論)。但橫空出世的川普很快就在不少人眼里成為不可批評的聖者，一看到批評川普的文字就大為光火，非常失態，表現出極強攻擊性，讓人感覺出狂熱信徒的狀態。

　　川普剛上任，吹捧、讚美文字就大量出現在自媒體。吹捧的往往是跟他總統職務相抵觸的言行。有件事不算大，但後來分歧的一些要素已在其中。起因是伊萬卡服裝品牌被一高檔百貨公司因銷售量不佳被下架，川普用總統官方推特賬號炮轟這家公司，導致該公司股價大跌。次日，題為《如果屬實，確實是一種自信》的吹捧文就出來了。文內有“總統也是人，當國家利益和女兒利益發生沖突時，女兒利益必須高於國家利益”之類表述，作者宣布從這時起就成了川普粉絲。

　　出現這種文字、這種宣示不奇怪，但思想文化界熟人讚賞性的轉發，我很詫異。當即反問：“當國家利益和女兒利益發生沖突時，女兒利益必須高於國家利益” 普通人可以!坐在總統位置上，這樣選擇靠譜嗎?

　　轉發者說：做不符合“政治正確”的事似乎已成川普的風格，所以說他是冒著下台的風險在挺女兒的。

　　我回應：涉及的是他女兒的商業利益，正常情況下要回避。他不僅發推挺，他的團隊成員還公開呼籲人們去買他女兒的產品。這已經涉嫌公權私用，引起嘩然。不是拿出“反政治正確”可以辯護的。類似事情若發生在中國，為川普這件事叫好的，用什麽立場去揭露和批評?

　　為這類事欣賞川普的不少，隱隱感到圍繞川普，價值評判標準的反轉在悄然發生。當川普以他為線攻擊媒體、他幾乎不加掩飾的種族主義、摧毀美國政教分離的企圖……,得到國內部分自由派學人連篇累牘文字辯護，價值反轉就不再是悄然發生的了。

　　我認為，川普的具體政策，是可討論和有待觀察的路徑問題，對這方面的評價，也許得假以時日。但任用家人，毫不避諱其職務跟家族利益的沖突、憑借權力搞利益輸送；拒絕公布稅單不惜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攻擊一切批評者，不管是民主黨人共和黨人或普通球員；上任後動輒向支持者喊話外加揮舞“愛國主義”旗幟持續地撕裂國家；無視並破壞權力制衡體系，用人之道是忠於他個人，稍不遂意便炒掉經國會同意的內閣成員，以任命“代X 長”方式繞過國會培植親信；不遺余力破壞媒體公信力、擺脫監督……。這些不同於具體政策，而是在系統地侵蝕美國制度，沖擊憲政民主政治的底線，溫水煮青蛙式甚至公開的改變美國氣質。

　　就對媒體的態度而論：把不如意的消息和媒體定性為“假新聞” “人民公敵”,利用一切機會詆毀和攻擊媒體，敗壞媒體信譽消解媒體的社會功能……類似行徑若發生在國內，自由派人士一定會有清晰的判斷和尖銳的批判。新聞、媒體是真是假，政府沒有定性權，這是基本常識；對於宣布“人民公敵”和動輒揮舞愛國主義旗幟並把愛國跟對個人的忠誠劃等號，自由派也極為警惕。可是換川普來做，常識就不是常識了，反送上讚譽；應該警惕和抵制的，也變成辯護和擁抱了；而“假新聞”“人民公敵”是什麽政治環境的專屬詞匯?在慣用這類詞匯的國度，它們的指向和後果是什麽?從川普那里接過這些詞匯的自由派似乎也徹底忘了!

　　一個無底線者的成功，對部分人有特別的吸引力和鼓舞效應，是並不罕見的心理現象。川普的粗野、無教養，不尊重人、低道德水平確實鼓舞了部分人，挑逗、釋放出最醜惡一面，有逐臭傾向的人為他的無德、放肆叫好，把無德等同“真性情”,把尊重和持守文明規範說成“作秀”“虛偽” ……。連他無休止推諉責任加自吹攬功的低劣人格自我展覽，也能收獲大量讚揚。

　　這部分人不是本文關注的，精神同構的希毛斯粉擁抱川普，也不是本文要關注的。但讚揚、擁抱川普的，包括很多我認為跟他價值觀和人品很不一樣的知識界人士，這才是問題。

　　二

　　近年出現於中國知識界的強烈挺川人士，有一些共同點：對穆斯林的敵視和歸罪；貶低黑人、推崇白人(尤其盎格魯 · 撒克遜新教徒),認為是他們承載了美國價值，白人比例降低將導致美國主流價值邊緣化並使國家淪落。日前看到一本名為《川普主義》的書用川普標志性金毛發型做封面，內容尚不知，但封面堪為宣示華人圈部分知識人種族意識的海報，它讓我想起見過的一個詞- “白人統治集團皈依綜合癥”;在社會保障很差卻稅收畸高且不透明的國度時空錯位地攻擊社會保障；敵視和抹黑啟蒙運動、敵視和唱衰歐洲；字里行間溢出對歐洲、對所謂“白左”的仇恨；對一直為中國人權呼籲的政治人物的仇恨，超出了對使人精神上淪為非人的體制。對川普則無度美化，有知名學者甚至封他為“天選之子” 這些學者也聲稱追求憲政民主，卻不想想，既是天選定，還要選民的選票做什麽?對於憲政民主，這不是釜底抽薪嗎?

　　當川普競逐連任失敗，欣賞乃至迷戀他的知識界人士不願正視川普的問題，拒絕承認他是被選民用票選下去的事實。四年來他使很多美國人警惕和反感的種種做法；危機應對一團糟使得疫情失控導致美國人大量的感染和死亡。作為尋求連任的在任總統，他占據主場優勢，選戰中又把權力資源用到極致甚至突破規則為己所用，病毒大流行期間無視民眾生命安全不斷組織大型聚會，並使支持者把不戴口罩作為政治姿態的宣示，促成病毒超級傳播……四年前川普的普選票就低，在位四年民調也低迷，上述表現進一步使選票流失。

　　但他們不承認川普敗在自己，不論身在國內國外，都以極強的代入感用本國歷史上皇權政治、宮闈密鬥和當代你死我活奪權鬥爭的思維解釋川普的失敗，一口咬定他輸在大規模舞弊上。盡管他們過去也許批評和警惕這種思維，其實並未清除，有合適契機就會被誘導出來而發作。川普就是這樣一個契機。

　　在他們眼里，左右翼媒體、民調機構、美國國土安全部、司法部、整個司法系統- 從地方法官、聯邦法官到最高法院法官(聯邦法官和最高法院法官很多是他任命的),各級選務官員和無數日以繼夜投入監票的兩黨(含獨立人士)志願者……協同策劃、組織或參與了一場大規模舞弊。連州長、議會、選務官員全是共和黨人的深紅州數次點票確認他失敗，也被認為是陰謀的一部分。美國整個體制洪桐縣里無好人，助力在野黨偷了川普的選票。

　　要怎樣的超現實大腦才能構想出這樣的陰謀論?

　　大選之前，有些朋友無限溢美地稱美國是燈塔國、山巔之國。如今看來川普才是他們心目中的燈塔，川普敗選了，美國這盞燈塔就滅了，山巔之國就成第三世界亂象國和落入深淵的邪惡腐敗舞弊國。說法跟當局內外宣高度契合。最可嘆的是部分人抱著川普翻盤的虛幻願望，不惜鼓吹和期待兵變、軍管、抓人，武裝推翻大選結果。

　　國內知識人擁抱川普，起初無疑有願望投射的因素。糟糕的環境和無力感使一些人把這位對其他國家人民的苦難無感、對人權不在乎、氣質和言行很專制卻顯得強悍的人臆想成自由的拯救者。但這種投射和臆想建立於特別具諷刺性的誤判和對事實的高度選擇性上，對川普使美國向內退縮而騰出巨大國際空間視而不見，卻意淫他會 “強擼”專制國當局、倒逼變革，在他身上編織的倒逼夢就只能是黃粱夢一場。現實發生的恰恰相反：他一上台就解除了專制國當局最忌諱的那些壓力，他在任的幾年是後者對內更專制殘暴對外最瘋狂推銷其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幾年。

　　不管怎樣，想打鬼借助鐘馗，作為這國環境的切身感受者，能理解。但四年來，跟著他攻擊美國主流媒體、攻擊所有抵制他的無論政黨或個人，無論美國的還是歐洲的；他敗選後又跟他一起攻擊美國選舉制度，鼓吹推翻大選結果，編織“王者歸來”夢。以一個人敗選與否來論斷一個良好運行兩百多年的憲政民主國家是否腐敗、隕落了 ……,這就不是願望投射、打鬼借助鐘馗能解釋的了。

　　三

　　這四年有個現象特別引人注目，這就是反“白左”。迅速成為熱詞而高頻出現的“白左”,在中文語境下是個負面標簽，不管對觀點、對文、對人、對政治派別……,貼上這個標簽，就等於宣布被貼標簽的是謬誤、禍害。論證，是不需要的。“白左”事實上已成奧威爾筆下的新詞。但它的泛濫，跟國內知識界某些人推銷中式保守主義、鼓吹美國基督教立國論、唯右獨尊緊密相連。這幾股交織重叠力量的攻擊焦點是啟蒙運動，或者說反啟蒙是聯結它們的樞紐。持續的攻擊，使國內思想界、異議界形成一種敵視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的氣氛。

　　反啟蒙可以追溯到學界部分人始於上世紀90年代對法國啟蒙運動的非歷史苛責，以及在20世紀極權政治災難與啟蒙運動之間虛構因果關系。近十余年有基督教背景的加入，跟他們推銷的保守主義合流，重叠形成對啟蒙運動長期和強勢的抹黑與攻擊。這種氛圍浸潤埋下的因子，之前尚不足以影響一些朋友的價值評判，但川普的出現使它迅速發酵。

　　一些曾經也是自由派的學人發表了大量“保守主義”文章。對保守主義的闡釋遠離原意而裝進他們心儀的白人至上、社會達爾主義和一教獨尊。而用基督教加持保守主義，迎合了很多信眾心理。這些文字，說的是保守自由傳統，但字里行間透出要的是政教合一。中式保守主義的教父級人物，把有沒有傳統值得保守，跟保守主義混為一談。搞概念偷換和挪移，稱必須保守和收藏傳統才有自由。然而，即使西方，自由也不首先是靠收藏、保守，沒有爭取自由的行動去一步步拓展自由，收藏什麽?這些文章觀念先行，拼湊史實，漏洞百出，反啟蒙，則是不變的主題。(參見劉軍寧，《逾越百年啟蒙，走向啟示元年寫在2020年春節逾越節之際》和筆者的批評文章《說說〈逾越百年啟蒙……〉》)下面一段很多人不陌生的“神說”,集中了以反啟蒙為樞紐的中式保守主義、宗教角色僭越等要素，在近年反啟蒙話語中非常有代表性，被很多人重覆：

　　啟蒙運動劣根性在於：高舉人的理性，以人的理性取代從上帝而來的屬天的智慧和屬靈的能力，以政治權力去改造和塑造個體，殊不知政府也是由一個又一個有罪，有限又有死的人組成的，人的罪性和不受制約的權力結合必然會導致暴政，你不以謙卑的心仰望上帝，你就會以被奴役的姿態去仰望專制暴君，歐洲如此，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也是如此，20世紀的中國深陷共產主義的泥潭，恰恰是來自歐洲的人本主義與中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結合的結果，中國最大的遺憾在於與同樣來自歐美的基督信仰，清教徒精神，保守主義理念失之交臂。

　　然而啟蒙運動何曾“以政治權力去改造和塑造個體”?這樣幹的國度何曾給過啟蒙思想容身之地?但發明此說的和眾多鸚鵡學舌的，根本不在乎事實。

　　對啟蒙運動的批評和反思，從這個運動興起直到現代，從來沒有停止過。但上引“神說”刻意歪曲歷史，並充斥著張冠李戴和栽贓性密集斷言，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反思和批評，而是基於狹隘教派立場對曾經揭露和反對教權主義的運動和代表人物的否定、討伐。可是即使要否定或者討伐，也得首先了解要否定和討伐的對象。不僅要了解這場始於17世紀、18世紀進入盛期的思想運動本身，還必須了解這場運動發生之前的歐洲政治思想社會狀況；必須把過去的歐洲跟從那以後到現在的歐洲乃至世界的變化做個比較，然後誠實道出：到底想要什麽?是助推實現憲政轉型，還是回到一教獨尊甚至政教合一時代 ?

　　其實，他們要什麽,要回到哪里去?一篇在教徒和非教徒中傳播甚廣的布道文表達得再明白不過。布道文用自創的歷史劃分歸罪啟蒙運動，稱“兩千年的歐美歷史，可以簡單劃分為，一千七百年的福音化，和三百年的異教化。同性婚姻的合法，公共生活的世俗化，伊斯蘭的全面覆興，及一種扭曲的政教分離模式，標志著整個歐美世界已經完成了異教化。” “兩千年歐美歷史”說直接抹去包括古希臘羅馬在內的基督元年之前歷史；對兩千年作“一千七百年的福音化”和“三百年的異教化”的時間和價值劃分，把被稱為啟蒙運動世紀的18世紀暗示為遺禍至今的異教化禍首。而公共生活世俗化、政教分離，這些現代文明要素，都成了“異教化”。此類文字不僅影響很多信眾，也影響不少學人的歷史認知。

　　啟蒙運動從教權和世俗王權重壓下釋放出來的理性精神、它傳布的原則，這幾年基本上成了被歸入“白左”或“政治正確”予以否定，不管體現這種價值觀、言行準則的是左還是右，都不妨礙給扣上 “白左”帽子!悲哀的是，對中國來說，這些價值原則和精神，文革後好不容易剛觸摸到一點，就遭強力遏制打壓。理性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對一切事物進行審視。80年代中國人剛開始對過去不假思索接受下來的東西、對已經習以為常的現象加以審視，很快就引起恐慌。理性精神，在中國遠不到“高舉”時候，更不存在所謂僭妄，而是尚且少而貧弱，就遭遇多股力量交叉圍剿。這個國家整個價值觀上還很落後，還有很長很艱巨的觀念博弈。這種博弈中，知識界的作用無可替代。但這一反，退很遠 ……很不想說但不得不說的是，當知識人把“白左”“政治正確”掛在口頭筆端當攻擊性工具，反“白左”和打倒“政治正確”釋放出很不堪的一面，一些知名學者對謾罵貶低黑人的種族主義視頻、造謠文章、拼接圖片，對那些把16億穆斯林當禍害的文字，如獲至寶到處轉，完全沒了學者的查證習慣。

　　過去一直自詡自由派、聲稱追求憲政民主的人，變得思維極端化，缺乏對事物覆雜性的理解和容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這在對 “左”的仇視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種仇視，跟一黨專制對其他政治傾向的仇視如出一轍。對美國民主黨和歐洲不管左派還是中右執政，都深仇大恨般的攻擊。唯右獨尊，視左如寇仇成了時髦。有知名學人文章直接宣布：“右派上天堂左派下地獄”。

　　然而，左、右、中左、中右……,都是現代國家政治譜系中不可或缺的。在歐美國家，左右互搏、兩種傾向此消彼長，是政治常態，也是正常格局。如果消滅其中一方而沒了博弈，對一國來說是禍非福，向我們這里的政治生態靠攏並不遙遠。但近年華人寫作圈包括學界大量文章，完全無視歐美國家的左、右，在憲政民主基本政治原則上有底線共識；也不顧西方政治譜系中的左右跟半個多世紀中國語境下的左右不在同一個語言系統。對所謂白左的討伐，把西方政治光譜上的左翼描畫成萬惡之源，必欲滅之而後快；而且以川普是非為是非，川普欣賞的就是“保衛西方文明的右派”,跟川普不合的，哪怕政治觀念和立場分明右翼，也成了“白左”,是要消滅的禍害。啟蒙運動被說成左的淵源，歐洲作為啟蒙運動故鄉，在他們眼里就成了淪落之地。

　　知名學者對川普的崇拜跟對白左、啟蒙運動的貶損和敵視，成一體兩面。這是很耐人尋味的。倒是學界之外普通人沒有被反啟蒙洗腦，憑著基本是非觀對川普的看法更準確。

　　用一段過去評價啟蒙運動的話結束全文：

　　18世紀啟蒙思想家提供的一切，兩個多世紀以後的人正在享用，而且以後還將繼續享用。世界在這幾個世紀能變得文明一些，有賴於他們清掃了野蠻和迷信，又發現和確立了自由、平等、博愛、寬容等原則；人類今天能更清醒更有效地認識自我、認識世界，則既有賴於他們對理性精神的解放，又有賴於他們在對既有的一切作審視、懷疑和批判時取得的豐碩成果。我們今天無論是借助於他們的成就向前發展，還是把他們的思想反過來作為檢視對象，我們都站在已經由他們刷新了的人類精神的基礎上。

　　說說劉軍寧《逾越百年啟蒙，走向啟示元年》

　　肖雪慧

　　附言：這篇前兩天先後分成三次發布，今天補上最後一點，並對之前已經發布的作了個別文字更正，應一些讀者要求，現在全文發出，並附上劉文鏈接。 ——肖雪慧2020-4-14前天微友轉這篇(https://mp.weixin.qq.com/s/W2c8VWnm5b-wa0IW51Y_ZA),粗瀏覽，一句“啟蒙思想對人的理性能力的過度崇拜，導向的是對統治者理性能力的信任”驚到我了，寫了兩句“以為所有人都不了解那段歷史，不了解對統治者進行約束跟啟蒙運動對當權者的揭露分不開?……篡改歷史簡直到了令人發指地步”,昨天朋友發來這篇，點開細看，更吃驚。後來有的群在轉這篇時群友艾特我，希望我“解讀”。我這里不是解讀，這篇夠不上要人來解讀。下面談幾點意見。

　　1. 該文通篇充斥無根據判斷，並斷言全人類只有該文宣稱的信仰是唯一救贖之路。

　　宣稱自己信的才是唯一正確的。可作者似乎忘了在歐洲歷史上不斷引發宗教之間、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間持續的血腥戰爭。當代世界，歐洲沒有宗教戰爭了，但其他區域有。而現實中推行一種據稱唯一正確的思想或信仰，導致什麽後果，這國人很熟悉，不多說。

　　接下來所謂“過去一百多年華夏的遭遇，起源於法國與德國的歐陸啟蒙思想要負主要的責任。啟蒙思想的根本危害在於，它是阻隔中國人與上帝之間一堵高高的觀念之墻”,同樣蘊含剛才所說的把個人信仰當唯一正確之路的獨斷和霸道。余不贅言。

　　但把百多年遭遇歸咎於啟蒙思想，在事實上就大成問題。49之前，撇開被作者無視的戰亂不斷，那幾十年是包括基督教思想在內多種思想共存局面，並非現在一些論者腦袋里構想的歐陸思想一統天下。49之後，啟蒙運動充其量出現在大學教科書，而且是被閹割歪曲的；“人權”,直到整個80年代也是禁區，說啟蒙思想影響中國百多年，完全罔顧事實。把這國問題歸咎僅在80年代短暫出現且很快被打擊的啟蒙，昨天傳來這篇文章的朋友怒罵“栽贓”,這個詞用於這里，很恰當。

　　2. 對啟蒙運動的批評和反思，從這個運動興起直到現代，從沒停止過。

　　該文不是正常反思和批評，既不顧歷史事實也不管是否邏輯自洽，而是基於特定宗教教派立場對曾經揭露和反對教權主義的運動的抹黑。

　　作者宣布：“歐陸啟蒙帶來的不是文明而是災難。啟蒙思想與運動，給人類帶來了數個世紀的戰亂與專制獨裁。”然而，是啟蒙運動之前數世紀的戰爭，還是啟蒙運動帶來“數世紀的戰爭與專制獨裁”?先做事實判斷吧。啟蒙運動之後的確仍然有戰爭發生，但這些戰爭是啟蒙運動的結果嗎?至於專制獨裁、極權主義對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還是看看第三帝國的做法吧：所有啟蒙思想家的書都在被禁絕和焚燒之列；“將1789年從德國歷史中抹去!”是戈培爾的名言，而那個時期的“人民法院院長”羅蘭-福萊斯勒則致力於實現“將過時的自由主義從法律思想中鏟除”的使命。對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是怎樣的深仇大恨!

　　而作者宣布“歐陸啟蒙正是黑暗本身”!這里，我要說，要否定或者討伐啟蒙運動，給它下“是黑暗本身”的斷語，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去了解要討伐的對象。不僅要了解這場始於17世紀、18世紀進入盛期的思想運動本身，還必須做的功課是，去了解這場運動發生之前的歐洲政治思想社會狀況，否則無法理解啟蒙運動為什麽會發生；還必須把過去的歐洲跟從那以後到現在的歐洲乃至世界的變化做個比較。17世紀是歐洲專制政治鼎盛時期，法國的專制經路易十四時期，堪稱歐洲之最。權力的專橫，在歐洲各國，也是法國最典型。無論教權的專橫還是王權的專橫，都遭到啟蒙運動的批判揭露，該文斷言 “啟蒙思想對人的理性能力的過度崇拜，導向的是對統治者理性能力的信任”,不知從何說起!

　　作者譴責和痛恨法國革命。法國革命中的確出現過可怕的混亂和暴行，但法國革命不光是1793年；而且法國革命期間一直存在不同政治觀的博弈和鬥爭。法國革命也留下可觀的成果。比如，產生了歐洲大陸第一部近代憲法，由該憲法確立的國民主權原則、分權原則、法治原則，經受住了法國革命的震蕩和以後覆辟與反覆辟鬥爭而一直保留了下來，成為法國憲法的基本原則。

　　3. 中國何曾有過百年啟蒙?

　　作者說“《新青年》與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的幾乎每個中國知識分子，1949年之後的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是歐陸啟蒙思想之子，都是德國古典哲學之子。啟蒙思想是他們最重要的思想資源。啟蒙思想中的價值觀就是他們的價值觀。”“百年啟蒙換來的是百年蒙昧。當初的根本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變得更加棘手。到頭來，啟蒙不僅不是中國問題的答案，反而是中國的問題本身。”其說更謬。

　　下這些異常嚴重的結論，不提供任何事實支撐，實在太隨意。中國有百年啟蒙嗎?蒙昧是啟蒙的結果嗎?下這樣嚴重結論之前，還是請先做誠實的事實判斷吧。

　　五四之後“……幾乎每個中國知識分子”,49之後“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是歐陸啟蒙思想之子，都是德國古典哲學之子。”看到這樣的判斷、尤其後一個，很無語(啼笑皆非)。對這樣的判斷，恐怕絕大多數中國人會蒙圈；五毛七毛這粉那粉也多半不知所雲- 如果內心真被啟蒙思想浸潤過，當代中國斷不會湧現一大批這類人。事實是，49之後來自歐洲、特別是由啟蒙運動傳布的人本主義備受敵視，八零年代短暫冒頭便招致兩場運動式打擊；現如今，敵視未減反增。

　　若非作者把七十余年憑借 ZQ 力量、通過學校和文宣系統無時不在進行系統灌輸的貨色跟啟蒙思想等同，怎能做出如此離譜的判斷?!又怎能把跟事實南轅北轍的斷言說得斬釘截鐵?!

　　4. 李代桃僵?

　　據說“經過一代代的呼喚，德先生與賽先生終於在中國紮下根來：象征著民主的德先生化身為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象征科學的賽先生化身為科學社會主義和科學發展觀。”進而指控“中國當代的問題完全是由啟蒙運動帶來的，就像當年啟蒙運動給法國與德國以及俄國帶來的一樣。”

　　先不說“德先生”“賽先生”是不是在中國紮根，也不說該文稱科學化身“科社主義”“科發觀”有多麽不倫不類。把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說成民主的化身，就令人訝異。稍有政治學常識、對現代民主稍有了解的，應該知道，“民主”跟“專政”不兼容；而把“民主”跟“集中”捆綁而成的怪異組合，以存在一個居高臨下的集中者為前提，這種語言把戲下，民主成了標榜居高者“聆聽下意”的作風或實現目標的方法，既無涉權力來源也不是提供通過博弈達致共識的制度平台。所以，不管是把“民主”跟易鼎後通過語言魔術捏出的怪胎“人民民主專政”劃等號，還是把“民主集中制”說成“民主” 化身，如果是學界外毫無政治學常識的，可以認為是因被洗腦而犯糊塗，但政治學學人這樣等同，讓人費解。

　　而把中國當代問題無限上溯、經由俄國而歸咎於啟蒙運動，不說是近年學界主流思潮，至少也是最時髦思潮之一。

　　然而，在蘇俄及其後裔跟啟蒙運動、法國革命之間建立的聯系，很虛幻。沒錯，沙俄時代有一批人深受啟蒙思想影響，這就是著名的十二月黨人。其中很多是俄法戰爭後參加遠征到過法國而深受啟蒙思想影響的俄國軍官，後來起事就是要建立當時西歐國家已經建立的跟沙俄農奴制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他們也因此遭到沙俄政權殘酷鎮壓。從沙俄的鎮壓，足見對啟蒙思想的忌諱和敵視。至於列-寧通過政-變暴-力推翻二月革命成果而建立的蘇俄政權，跟啟蒙思想扯不上關系；這個政權存續期間，法國啟蒙思想那些理念壓根沒有立足之地，正如4-9之後的這國。

　　用一首《國際歌》,要在啟蒙運動跟蘇俄及後裔之間建立因果關系，不是牽強，是沒譜。這里要提一下，作者在抹黑啟蒙運動時，避談啟蒙運動提倡的那些觀念，比如，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百科全書派的自然權利理論、伏爾泰的個人自由必須受到保護，使之免受警察的專橫和司法機關的錯判的思想以及盧梭的人民公意和國民主權的理論……。卻拿《國際歌》指代啟蒙思想，給《國際歌》封個“啟蒙思想通俗版”,就實現了用它對啟蒙思想的“李代桃僵”。這種寫法，說是耍花招，不為過。

　　歷史不是單行道，更不是直行道，社會歷史本身就有覆雜性和多因素，還有很多變數。把中俄後來的問題歸咎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的人，把不符合他們結論的歷史要素統統過濾掉，然後選擇法國革命為開端，俄、中體制為果，把這二者變成直線因果關系的一頭一尾。更要命的是，在這虛構的因果關系中的“頭”(啟蒙運動、法國革命), 甚至也構不成“頭”!

　　5. 對法國啟蒙運動和蘇格蘭啟蒙運動作絕對化褒貶下的時序錯亂。

　　“起源於法國的歐陸啟蒙思想醞釀成啟蒙運動之後，從歐洲大陸到遠東，一路狂飆突進，攻城略地，俘獲了人心無數，只是在英倫與北美沒有掀起可觀的波瀾。在中國至今，一個文人如果不擁護啟蒙，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知識分子。”“在法國，啟蒙思想結出的第一個果實就是腥風血雨的法國大革命，接著在斷頭台下的高高屍堆上雄起了獨裁者拿破侖，他的軍國主義把整個歐洲都拖入了戰爭。”

　　“在歐陸，啟蒙運動針對的靶子是基督教信仰與教會。”

　　“在本文中，啟蒙特指歐陸啟蒙。說到啟蒙，不能不提到另一種啟蒙。 ……這就是蘇格蘭啟蒙。蘇格蘭的啟蒙運動是基於基督教的啟蒙運動。在蘇格蘭啟蒙中，信仰與啟蒙是合一的。蘇格蘭啟蒙沒有消滅信仰，反而用憲政秩序鞏固了信仰。”

　　“如果說，歐陸啟蒙的內核是理性，那麽,蘇格蘭啟蒙的內核則是啟示。與法國德國蘇聯中國所走的歐陸啟蒙之路不同，英國和美國走的是啟示之路。啟示之路不僅使英美躲過了歐陸啟蒙的禍災，而且通向了自由、繁榮與強盛。”

　　上面所引文字不多，卻包含密集的斷言。而密集斷言中，很難找到一個能經得起事實和邏輯的驗證。實際上，該文本身通篇由海量判斷組成，幾乎每個判斷都這樣。昨天一位朋友讀了該文深感愕然，私聊到該文海量的判斷，朋友說，要一一反駁的話，得寫一本書了。這是玩笑話了。不過其中關於兩種啟蒙運動的斷言，近年來很有代表性也很有影響。有必要議議，但暫且放後。先對其他斷言說幾句。

　　其中，“在中國至今，一個文人如果不擁護啟蒙，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知識分子”,這說法很無厘頭，跟實際情況也大相徑庭，不說也罷。

　　說啟蒙思想在法國結出的“第一個果實就是腥風血雨的法國大革命”,拿破侖“的軍國主義把整個歐洲都拖入了戰爭” ……一個時代發生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不會是某單一因素導致的，尤其像法國革命這樣的事件。這個國家的歷史、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統治者的舉措、百姓生存狀態、湧動的思潮……多種因素在交互作用。從覆雜因素中抽取出啟蒙思想，說成法國革命的因，又用“腥風血雨”定性法國革命，再把後來管他扯不扯得上的事勾連在一起，啟蒙思想簡直就成了罪惡之淵藪。這種歸因，過高估計思想的作用又過低甚至完全無視其他，所談的歷史，只是哈哈鏡里的歷史。另，給法國革命定性腥風血雨時，是不是也回溯一下17世紀的英國?英國有悠久而強有力的議會傳統，對國王權力能構成制約。即使這樣，也經歷了一場規模不小且並非不血腥的內戰之後才有不流血的光榮革命。至於說拿破侖是軍國主義，恐怕要重新定義軍國主義了。說他把整個歐洲“拖入了戰爭”,用“拖入”一詞已經預先嵌入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另當別論，但作為事實判斷，得合乎史實吧?

　　既然說拿破侖把 …… “拖入”戰爭，是不是應該說說起因?說說歐洲七次反法同盟?再來判斷是不是“拖入”?

　　說“在歐陸，啟蒙運動針對的靶子是基督教信仰與教會。”此說漏掉啟蒙運動在揭露和批判教權時，以至少同樣的力度揭露、批判世俗專制主義。漏掉這一面，說成單一針對教會，又把針對教會的專橫說成拿基督教信仰當靶子，倒是適合煽起一些不明就里的信眾對啟蒙運動的仇恨。

　　現在，該說說作者筆下的蘇格蘭啟蒙運動了。作者用它跟法國啟蒙運動作對比時，談及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所有文字，令人錯愕萬分。看到“基於基督教的啟蒙運動”這個斷言，就納悶，作者把哪些人當成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了?蘇格蘭啟蒙運動最重要代表人物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他們的思想可是在任何意義上都安不上“基於基督教”啊!但凡對休謨有所了解和關注，都不會不知道休謨因為他的自然神論備受攻擊、遭受迫害。在宗教問題上，以現在一些人眼光，如果不是在英法啟蒙之間褒英貶法，休謨斷難逃被罵激進、反基。但作者卻徑直宣布“蘇格蘭的啟蒙運動是基於基督教的啟蒙運動”。這種斷言不知誤導多少讀者的歷史認知。

　　在給蘇格蘭啟蒙運動定下“基於基督教”的基調，就拋出所謂 “歐陸啟蒙的內核是理性，那麽,蘇格蘭啟蒙的內核則是啟示”(幹脆直說“神啟”吧!)。“啟示之路不僅使英美躲過了歐陸啟蒙的禍災，而且通向了自由、繁榮與強盛。”

　　真是神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發生在18世紀。早在蘇格蘭啟蒙運動發生之前，更具體說，在幾位蘇格蘭啟蒙運動代表人物出生之前，在17世紀，英國就已經在經歷血腥內戰之後確立了憲政秩序。說蘇格蘭啟蒙運動以啟示為內核，它的“啟示之路”使英美躲過……,難不成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尚未出生就通過作者心目中的主實現了對英國的引導?作者在對歐陸啟蒙運動進行徹底貶損對蘇格蘭啟蒙運動無限擡升時，是不是應該考慮自己要說的事件之間的時序?尚未發生的蘇格蘭啟蒙運動既沒有也不可能使英國免於流血、沒有也不可能“啟示”英國確立憲政秩序，哪怕作者賦予它莫須有“啟示內核”, 它也啟示不了在它之前發生的歷史。

　　歷史上，蘇格蘭啟蒙運動跟法國啟蒙運動有配合、呼應也有區隔。休謨著述中到處發散出對政府權威神聖性的懷疑，但他也批評主權在民、論證服從政府。這種區別一定程度反映英法兩國不同的社會政治環境。法國這邊，伏爾泰向往的正是英國已經實現了的君主立憲制。①17世紀以來特別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對基督教和教會進行無情批判揭露和沖擊，有極其合理的歷史緣由。不論宗教改革前還是宗教改革之後，不管是舊教還是新教，在唯我獨尊，排斥和迫害異見上，並無區別，其不寬容，制造了歷史上很黑暗很血腥的一幕又一幕。如果沒有啟蒙運動對這種黑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很難走出教權主義和不寬容而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真正成為靈魂家園。值得警惕的是，現在一些有教派背景的人士已經不滿足於基督教充當靈魂家園!

　　6. 嚴重疫情下，能救被感染者的，不是神，是“醫院的醫護人員”。

　　“逾越節的道理告訴我們：若不信靠耶和華，以色列人無法靠自己的理性能力，來把自己從為奴之地中解救出來。以色列人在埃及用了四百年的時間證明，僅僅依靠人類自身的理性能力，人類無法掙脫頸上的重軛、身上的捆綁，因而無法獲得造物主賜給每個人的自由。沒有來自造物主的啟示，更無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榮的秩序。走啟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 ·這條路，經過反反覆覆以色列人走通了，英國美國走通了。”

　　這段說辭，捆綁上英美，但所謂英美走的是啟示之路，本文就作者對蘇格蘭啟蒙運動那些斷言所作評論，表明此說之虛妄，此處不重覆。這里要說的是，拿以色列人作為因信靠耶和華而獲解救的榜樣，卻對事實做高度的選擇性。二戰期間600萬猶太人被殺害，這個並不久遠的慘痛事實，不是避用“猶太人”而用“以色列人”就可以回避的。

　　接下來拿疫情說事，著實讓人出離憤怒 →_ → “走這一條道路的前提是信靠耶和華神及其啟示，而不是信靠人類自身的理性能力。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在受到這次嚴重的疫情襲擊之後，美國人深知，戰勝疫情不僅需要依托人的理性能力與科學技術，更要依靠上帝。為了抗擊疫情，川普總統宣布3月15日為‘全國祈禱日’並表示： ‘在我們歷史上最緊急的那些時刻，美國人總是會通過祈禱來度過那些充滿艱辛和不確定的時期。’‘請你與我一起為所有受新冠病毒影響的人們祈禱，並祈禱上帝的治療之手放在我們國家的民眾身上。’”

　　拿世俗權威宣布3月15日為“全國祈禱日”,想證明靠這個戰勝拉疫情嗎?事實呢?3月15日之後，美國每天染病人數驚人，到今天不足一個月，已逼近60萬人，即使在醫護人員全力救助下，死亡的也高達23000以上。救治病人的前線醫護人員，不少被感染，有的不幸死亡。

　　在美國疫情發展很嚴重情況下，有些牧師不顧不集會的禁令，數次舉辦超過1000人的教堂集會，宣稱若有人在集會中感染新冠病毒，將通過祈禱來治愈他們。這些牧師的說法、做法倒非常符合“依靠上帝”戰勝疫情的思路。但這種做法酷似害慘韓國的新天地教會那些骨幹，違背禁令舉行大型集會，導致大面積感染。對於新天地教會骨幹的狡辯，韓國一評論員怒斥：“現在能救這些人的不是神，也不是教主李萬熙，只有醫院的醫護人員能救他們!”韓國評論員的怒斥，也適合這里。

　　7. 結語

　　歐洲啟蒙運動是在人的理性長期受壓於教權和世俗專橫權力之時伸張理性。也許18世紀的確如有的評論者調侃的那樣，是過度運用理性了。但反思這種現象，為理性劃界的，在歐洲大陸，是繼承了啟蒙精神的思想家康德。

　　而蘇格蘭啟蒙運動最重要思想家休謨，作為徹底的經驗論者，視感覺經驗為認識的唯一來源。但就認識過程，則提出“感性+理性” 的原則，指出：“我們不應當單獨憑信各種感官，而應當用理性來考究媒介物的本性、物象的遠近、器官的方位，以便來修正它們的證據。”

　　在致斯密的一封信中，他流露出對輕率、獨斷的觀點的強烈反感，說：“想一下人們一般判斷的空虛、輕率和無用吧，在任何一個問題上，特別是哲學問題上，他們的判斷很少受理性的支配，而理性一直是凡夫俗子們無法理解的。”

　　休謨這段話，就作為本文結尾吧。

　　①在對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法國啟蒙運動作絕對化褒貶的人那里，有一個事實是從不提及的。這兩場運動的主要思想家不僅私人間情誼深厚，而且通過他們的筆使兩國互相了解。在英國旅居三年的伏爾泰極為推崇英國科學、政治制度，他的《哲學通信》介紹和盛讚英國政治制度，介紹牛頓學說和洛克學說，使17世紀科學與哲學的最新成就為法國人所了解……。亞當一斯密1756年在《愛丁堡評論》發表致編者的一封公開信，介紹百科全書，認為法國百科全書派的成員依循英國的培根和牛頓的學說，並且顯示出作為那種學說的闡述者，比英國人本身更有才能。對伏爾泰，斯密更是崇敬有加。筆者(首發於個人博客，2020/4/14)

　　中國自由派的認知障礙

　　張千帆

　　兩年多前，“明白知識圈”邀請我講過“整體主義的陷阱”。感謝玉閃再次邀請，這兩次講座我自認為是我個人至今最有理論深度，其實也有強烈現實關懷的話題。上次主要是批左，但那次講座我也提到，左右不重要；在一個正常的憲政民主國家，左右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走到極左和極右，尤其不能為了批左而走向極右，或者為了批右而走向極左。你本來是想批別人左或右，結果你犯的錯誤比他們還大。所以上次講座主要批的是極左，這次批極右。

　　川普執政四年以來，極右這個話題已經不可避免，不僅通過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充分發酵出來，而且也體現出一種全球化，體現了中美的相互交融和“命運共同體”。某種意義上，說得有點誇張的話，也可以看作是兩種病毒的相互交融。庚子年從來不是什麽好年，不僅對中國，似乎對世界也不是好年。即將過去的這個庚子年有兩個“想不到”。第一個想不到的是疫情，這本身也有一系列想不到：首先是疫情在中國因為制度壓制發酵出來，但是通過控制人身自由很快抑制住了；而傳播出去，卻讓歐美措手不及，一度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

　　另一個想不到就是美國大選，“川普病毒”傳到中國，讓很多自由派“中招”,其中有知識分子也有民間人士，產生了很強烈的割裂。這次大選對美國也挺危險的，體現了右翼民粹勢力的崛起。川普、彭斯四年執政，無疑是美國右轉的四年，基督教福音派等保守主義勢力崛起，也影響到了中國。隨著近二十年的譯介和宣傳，“保守主義” 也成了中國的一股強大勢力。保守主義本身當然沒什麽,但是如果走得太遠，如同這次選舉體現出來的對政教分離、“一人一票”等本質問題的認知誤區，那麽這樣的“保守主義”就不能不警惕了。所以我們今天主要是談右的問題，談談自由派在這次大選中體現出來的認知障礙。

　　一、大選與病毒

　　我們看到，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很早就確定了。其實，去年11 月3日投票日就基本確定了。當然，郵寄選票有些延遲，一度給我們造成誤解。川普一開始看到自己是獲勝的。記得那天我正在給北大學生上課，許多學生有電腦，我問他們誰領先了，學生中間一片悲嘆，大概他們大多數人不太喜歡川普。然而，大批郵寄選票計票後，拜登反轉了，讓川普和很多川粉接受不了，各種陰謀論就開始出來了。很多謠言是美國那兒傳過來的，有個 Q 匿名者(QAnon) 群組不斷炮制陰謀論。言論自由的國家幾乎必然如此，因為言論自由同時意味著造謠、傳謠、信謠的自由。如果一個國家不允許造謠，像在我們這兒，經常因為謠言把你抓起來行政拘留十五天，這種現象越來越平常了，那就表示你沒有言論自由。謠言不能自由傳播，也就意味著真相不能自由傳播。很不幸，二者是一回事。這也是這次大選的一個重大困惑。

　　英文謠言很快被翻譯成簡體中文，微信圈里大家天天都能看到各種各樣的故事，沸沸揚揚、此起彼伏、經久不息。到了12月14 日，選舉結束了一個多月，各州選舉人出來投票，這可以說是鐵板釘釘、沒有懸念了，但川普仍然不認輸，我們這兒的“川粉”也都指望著“大統領”不斷放什麽大招。川普自己還曾打電話給搖擺州喬治亞州的國務卿，要求幫他再“發現”更多的選票出來。這也是創了美國歷史記錄，以前沒有總統有臉這麽幹過。以至於到今年1月6日國會認證，占領國會山的暴力行動出來，國會認證短暫中斷後恢覆並順利完成，就更大勢已去、沒有任何懸念了，但是簡中媒體的謠言依然 “川流不息”。直至大選完全落幕，到了1月20日正副總統宣誓就職，居然還有謠言在流傳，說哈里斯手按《聖經》上面放了一個“錢包”,其實人家就是把兩本《聖經》摞在一起而已。大選落幕，“川普病毒”應該退場了，但太平洋兩岸大量川粉仍然高燒不退，令我非常驚訝。

　　按照陰謀論的推演邏輯，這位“天降偉人”是不能輸的，他承載著“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 的偉大使命，所以說阻礙他連任的力量必然是違抗上帝的“邪惡”力量，然後各種故事都來了，什麽主媒造假、縱容拜登腐敗，選舉大規模舞弊，什麽午夜“曲線”、川普幾千票突然變拜登……各種故事有鼻子有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我說這些人是不會服輸的，只要自己不贏就是 “舞弊”。之前還有一點懸念，有沒有舞弊可以起訴，至少以前“自由派”還信任美國司法；法院判了沒事，總該沒事了吧?輸了好幾十場官司，現在連美國法院也不信了。按他們的說法，體制內誰都可以被收買，法官也可以被收官，所以只要他們不贏，就誰都不信；只有他們贏了才“信”,那才彰顯了上帝的旨意。

　　所以大選之後的兩個多月，美國從天上跌到地上；原來是“上帝的燈塔”,現在變成了“深層國家”,甚至可以說比中國還“黑” 中國只有政府限制你言論，美國是連推特、臉書這些私人大平台都聯合起來欺騙你!這一切確實讓人很跌眼鏡。這麽多年來，大外宣、環球時報、央視他們說話沒人聽，沒法改編我們對美國的印象，但是這次美國大選居然簡中媒體大規模造謠就輕松達到。,這真的是常年來所有官宣加起來都達不到的效果。我這麽說，多少有點“誅心”, 但是現實效果就是這樣，這背後肯定有他們的影子。當我們津津樂地道消費各種“大料”的時候，這個消息很可能正是背後那只看不見的手炮制的；具體的這只手伸得多遠、多麽有效，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他們不會放棄這個大好機會。其實，他們沒有那麽大能耐，搞不亂美國選舉，但是完全可以攪亂自由派自己的人心。對於他們來說，目的也就達到了。消滅美帝國主義他們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讓美帝“燈塔”在你心目當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他們有這個能力。

　　雖然謠言背後可能有什麽力量，但歸根結底是眾多川粉幫助他們達到的效果。中國有句老話：內因是主導，外因要靠內因起作用。如果自身很過硬，不會被各種謠言迷惑，也就不會出現這種現象，所以關鍵還是在於我們自己對憲政民主存在的基本認知障礙。

　　有人說，這是自由派第二次大分裂。實際上，分裂在不斷進行， 90年代初和新左派，自由派本身革命-改良、激進-溫和、制憲-行憲，包括女權運動，都在不斷產生分裂。這其實也很正常，自由派嘛，各人都有堅持自己觀念立場的自由，而且不可能完全一樣，所以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但是，以前哪次可能都沒有這次這麽嚴重，因為從這次大選的表現來看，我們很多所謂“自由派”根本不是自由派，因為他的思維模式跟極權主義是一樣的。這當然也不奇怪，長期在這兒生活、受教育，難免耳聞目染、潛移默化，但這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中國跟美國，一個在此岸一個在彼岸。人家的民主政治已經兩百多年了，咱們第一天還沒開始呢，所以我們看美國大選主要關注的是 “第二天”的事，不是“第一天”的事，但“第二天”也重要。當然，也可能第一天不會來。問題是，即便第一天來了又怎麽樣呢?如果本來有一個機會，但我們把握不住，還是一樣的。如果我們不能對這次大選進行反思，革除自己的極權主義認知障礙，當第二天機會到來的時候，坐失良機是大概率發生的事情。如果到那個時候，當年的川粉們還是今天這種表現，必然會出現泰國什麽的紅衫軍、黃衫軍，黃的當選了紅的不幹，紅的當選了黃的就要到上街抗議鬧事。雙方互相指責，輸的那方必然指責贏的那方選舉“舞弊”,那怎麽辦呢?其實也不用浪費時間，趕緊回家抄家夥，最後還是“槍桿子里出政權”。很多川粉直到最後這一刻，完全大勢已去了，仍然希望“大統領”是林肯再世，各種言論都出來了。其實這些言論挺危險的- 我指的是對言論者自己，在中國發表是美國抓不到你；如果在美國發表這樣的言論，可別以為美國說什麽都沒後果。當然，你說中文人家一般不在意，但如果真的構成煽動暴力，法律後果可以很嚴重。

　　二、“川粉”辨析

　　這次美國大選是對中國自由派憲政民主認知的一次“民調”,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的表現是對自己的一次測試。很不幸，從我接觸的華人微信圈來看，多數人是測試不合格的，因為他們體現出一黨制和極權主義的認知障礙。所以我還得講講“川粉”,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這個詞，其實也沒什麽,雖然這樣講多少會得罪人，但其實我們早就已經“得罪”多少人了。川粉這種表現讓西方的憲政民主派，尤其是美國民主黨對中國自由派造成了惡劣印象，而人家常年在支持中國人權、自由、法治。我們認識的一些美國教授就覺得中國自由派簡直不可思議，我們平時為你們爭取人權、自由，卻好心不得好報，被你們罵成這個樣子. 民主黨就是共產黨，很多人都是這種言論。看到簡體中文圈子里造謠、傳謠、信謠的厲害程度，我覺得也是世界上沒有先例的，絕無僅有。

　　我們有時候覺得自己的前輩不可思議，像三十年代這些電影明星、作家、文青都跑去延安窯洞；五六十年代，“偉大領袖”大手一揮，下面激動得熱淚盈眶、歡呼跳躍……但是從這次大選，我看到我們的表現並不比他們好，我們都是同樣不可思議的一撥人。老外看我們也是，原來你們這撥人什麽都不行，但是造謠、傳謠世界第一，難怪什麽事情都幹不成。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恥辱，但是絕大多數川粉似乎並不覺得有什麽可恥，甚至是一個榮耀，至今還一口一個“造假”“舞弊”,卻提不出任何像樣的證據。對他們來講，只要目的良好就行；反正我追求的是正義，即便我傳的消息不是事實，那又怎麽樣?我就是不喜歡民主黨，民主黨就是黑、就是腐敗，至於“腐敗” 是不是事實，有那麽重要嗎?中國很多反體制的人都是這種邏輯。其實我也是這麽想的，極權體制怎麽反都行，各種故事是不是事實不重要，也無法核實，就當故事聽著好玩。對極權體制造謠固然也是一種不公，但是沒誰在乎，因為極權體制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公，其它不公都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到美國去造謠、抹黑民主黨，那就太過分，因為這個邏輯不再成立。

　　然而，川粉不僅不反思自己信謠傳謠，而且別人給他指出還常常惱羞成怒、破口大罵。這其實比造謠、傳謠、信謠更嚴重，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喪失了正常的榮譽感和羞恥感。常年在極權環境下生活，就會被它同花。極權體制不僅本身是沒有廉恥的，而且它培養出來的反對派都和它一樣。反極權確實有風險，但要求的道德底線是很低的；對它造謠、傳謠不是什麽很嚴重的事，因為反極權總是正義的。因為極權體制不透明，新聞都是“喉舌”,目的不是提供真實信息，所以人們喜歡偏信各種小道消息；即便知道不可靠，消費陰謀論還是成了一種思維習慣。久而久之，就會造成這種現象，就是大家都不會把信謠傳謠當回事。我把它稱為極權體制“逆向洗腦”的結果，這才是真正可怕的。

　　我還是需要分析一下川粉的思維特征。說某人是“川粉”當然不是什麽恭維，帶有貶義，因為你做自由派就不能粉任何人，不管你粉誰，粉川普、粉拜登，粉奧巴馬……都不對。但我沒有故意要道德貶低或者貼標簽、扣帽子的意思，而只是分析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你們可以按照我的定義“對號入座”,看自己符不符合；不符合說明我並非針對你，“無則加勉”就行了。微信群里川粉眾多，但挺有意思，很多川粉都在意別人說他是“川粉”。其實如果你真的是，為什麽怕人說呢?比如說毛粉好像就不怕人說，盡管我們喊起來其實帶有很顯然的貶義，但人家就是不怕說他就是我的“偉大領袖”,我粉他怎麽了?就像以前有人粉韓寒，說某人是“韓粉”也沒有什麽道德貶低的意思。但是說某人是“川粉”就不一樣，也許他自己也意識到自由派粉川是不對的。

　　我講的“川粉”當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挺川，挺川、反川都沒有問題，就和挺拜、反拜沒有問題一樣。很多人說我是反川普、挺拜登，其實反川不見得挺拜。我為什麽要挺拜登呢?莫名其妙。拜登剛上台，還沒來得及表現，我有什麽理由迫不及待要挺他?要評價他一定是因為他已有什麽表現，有什麽成績劣績，才可以評價。現在他還沒有多少讓我評價的東西，挺拜很搞笑。實際上，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反川；堅定反川是到11月3日選舉之後，他死活不認輸，不擇手段通過各種方式推翻要推翻民選結果，這個時候我才真正反他。之前我未必認同他的某些政策，但是覺得他在外交方面做得也還不錯，至少帶來了一些變數，我至今都不否認這一點。這也是我一開始就強調的，在美國左或右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是政策之爭，中間偏左、中間偏右、民主黨、共和黨都沒有問題。這就是多黨制。但如果你因為支持共和黨而反民主黨，或者因為支持民主黨而反共和黨，並且把反對派劃歸為“黑暗”“邪惡”勢力，這就有問題了不是他們的問題，而是你的問題，因為是你不能正確認知美國的多黨政治，體現出極權主義認知障礙。

　　所以一般意義上的挺川和反川意義不大。玉閃好像是比較挺川的，這沒問題。我們有很多共同話題，我們的評價標準也是相當一致的。我個人可能不會支持玉閃的某些立場，但這是他的自由。我們都是自由主義者，當然會尊重彼此的立場，但是自由主義有些基本底線不能喪失。所謂的“川粉”就不是一般意義上挺川，而是無條件地支持這個人，而且是為了無條件支持這麽一個人，失去了正常的判斷標準，以至於任何對這個人的負面消息都認為是假消息，不看、不聽、不信。這其實和“毛粉”沒有兩樣。毛粉就是這樣，大躍進餓死這麽多人，文革罪惡罄竹難書，這些都是白紙黑字的史料擺在你面前，你為什麽不看看?但毛粉就是不信。你一旦粉了一個人，他哪怕是魔鬼，在你心目當中都是十全十美的，這就是“粉”。

　　川粉也是這樣，只信對他有利的消息，譬如對方大規模舞弊，對他的不利消息是打死不信。這麽“偉大”的一個人，怎麽會輸掉選舉呢?那肯定是選舉有問題嘛。這就是他們的邏輯，因為你已經絕對認可了這個人，對他表示了無條件支持，所以任何對他的不利消息都不聽不信，最後以至於全盤否定美國的憲政體制，因為這個體制是和偉大領袖對著幹的。從主流媒體到選舉民主到獨立司法和職業化行政，統統都不信，而寧願相信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你讓他上谷歌核實一下小道消息的真偽，那也不行，因為谷歌也被“滲透”了，把所有對我偶像有利的消息全給屏蔽了。所以最後變成沒辦法和這些人對話，因為他們一頭紮在陰謀論里不可自拔。

　　這就是我所指的“川粉”。以此為標準，各位可以“對號入座” 一下。你不是的話就不用生氣，因為並非針對你；如果你是的話，也沒必要否認。如果你確實是“粉”,那就得做一個選擇做川粉還是自由派。如果你還是認為自己是自由派，那就不能做川粉，因為自由派是不能粉任何人的。如果你是川粉但還想做自由派，那就把川粉的毛病改掉。這個問題遠比你喜不喜歡“川粉”這個提法重要。

　　大概分析一下川粉，我把他們歸為三類。第一類也是最普通的— —庸俗偶像派：他們就是喜歡川普這個人。喜歡他什麽呢?喜歡他有錢有權，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有一個商業帝國；他女兒很漂亮，這個沒有人否認；他把國家治理得跟個家族一樣，說一不二；他搞家族政治、裙帶關系，連中國、俄羅斯都不敢公開這麽搞，當然北朝鮮除外。誰敢公然把自己的女兒女婿放到白宮里擔任要職、出任中東特使?所以他是把國家當成家族、當成公司來治理。我們很多所謂的 “自由派”真的喜歡這一套，喜歡他這種作派，很隨心所欲、放蕩不羈，動不動半夜里發一個推。他也確實很接地氣，說的話普通老百姓能聽得懂。說實話，有此偶像情結的，知識分子也大有人在，只不過不太好意思明說，畢竟是文化人嘛，但這樣的華人是不乏其人的。

　　第二類是救星崇拜派。他不一定喜歡川普這個人，而是喜歡川普的對華強硬政策，認為這樣有助於推動中國的政治轉型。這個立場本身沒問題，完全可以接受。這次大選之前，我對川普也部分認可，主要是在國際關系領域，畢竟對於中美關系帶來了一些變數和不同風格，盡管我認為四年執政應該已蓋棺論定，不分青紅皂白的強硬策略是不會成功的。很多人可能對他寄托了過多的希望，但是沒關系，你可以因為這個原因去挺川。但是到了完全一廂情願的地步，把美國的憲政規則拋在一邊，好像美國總統就是你指定的：我喜歡你的對華政策，中國需要你，所以你必須連任；你不連任，我就去信各種陰謀論。這就不對了。畢竟是美國人在選自己的總統，你又沒選票，憑什麽說三道四的呢?正常的心態難道不應該就是群眾吃瓜看戲圍觀，美國人選出誰就是誰，沒有必要強人所難，而且很徒勞，別人的選票說了算；你一張選票都沒有，只能幹著急，完全沒意義。

　　第三類也是最高大上的，我稱之為理論自信派或信仰自信派。這些人就不是偶像派了，也不單純是救星派，而是帶著理論和信仰來的。他們喜歡川普，或者是因為他是神所選中的“天選之子”“天降偉人”,或者是因為終於選出來這麽一位保守主義的傳承人，或者是認為美國現在“左禍”橫行，“白左”統治了美國的大學，教育出來的下一代統統都是帶有社會主義思維的；如果再沒有一個人出來及時剎車，美國就不再是美國了，“山顛之城”“上帝燈塔”就要陷落。這類川粉有一套自認為正確的教義，而且認定了一個信奉這套教義的組織，那就是共和黨；現在終於找到了一位至少五百年才出一個的領袖，所以他必須繼續做下去，不然天理不容。他要是敗選，那只能是因為大規模舞弊，不可能是別的原因。這是第三類川粉。既然認為自己真理在握，對自己的對立面就要極盡抹黑之能事，把民主黨說成是“白左”,等同於和極權政權的極左。既然這麽“邪惡”,那就什麽事情都能幹得出來。美國選舉就變成了一場正義和邪惡的對決，最後必然是正義戰勝邪惡。這就是他們“自信”的終極基礎。

　　三種川粉不見得互相排斥，很多川粉可能一二三類都沾一點，比如有的二類川粉可能就是一類，就是個人崇拜，沒有更多，但是他跟別人講的時候可能會大談川普的對華政策。二類和三類也可以有很多共通之處，因為他希望川普贏，所以願意相信這些陰謀論，然後對各種“邪惡”力量咬牙切齒，其實就是在尋找一種心理安慰。“硬盤門”之類都已經被證實是造謠，現在人工智能偽造這些事很容易，拼湊出來一段完全沒有說過的話，就用你的嘴型、用你的音頻，炮制出來一個演講都是分分鐘的事情，但是川粉們仍然深信不疑，真的很難叫醒，不論是否裝睡。

　　三、極權主義認知障礙

　　下面分析川粉的思維特征，我歸結為極權主義的“認知障礙”, 主要體現為極權主義思維所共享的以下三個特征。

　　一是價值觀上的教條主義。第三類川粉認定了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宗教信仰或者一種道德學說是絕對正確的“天道”“天條”“真理”, 任何不符合這個絕對正確都是異端邪說，都是“通往奴役之路”。中國1949年之後走上了左翼極權的不歸路，當然是後果慘烈，所以在當代自由派當中，反左顯然是一個共識，這個沒有問題。但我們所說的“左”實際上是極左，而非憲政民主體制下正常的左右之分。我在《中西左右》那篇文章里講到，中西左右是不可比的。只要帶上了 “極”字，左和右其實已無所謂，都是極權。在憲政民主體制下，左右也沒那麽大所謂，因為大原則是一致的。美國是憲政民主國家，左、右就是中間偏左、中間偏右。到了我們這兒，就誤以為是和我們類似的極左或者極右，把美國民主黨也當作“極左”來反，實際上是把自己變成了極右。在中國這種環境下，這也是相當自然的，因為中國改革確實是在往右的方向上走，而極權主義仍然多數人潛移默化的思維習慣。所以在反左過程中，“右”很容易變成一種新的絕對正確。

　　近一二十年來，自由派大力翻譯引進哈耶克學說。這本身當然沒什麽問題，哈耶克學說對於批判公有制計劃經濟是挺重要的，但是有些“保守主義者”幾乎把他奉為上帝，成了保守派陣營的“馬克思”。同時，基督教信仰興起(當然還在受打壓);這也是好事，任何宗教力量我都希望在中國發展壯大。但美國川普、彭斯在福音派支持下當選，很大程度上激勵了中國的基督教團體，讓他們有點飄飄然，模糊了政教分界，好像自己的信仰代表了新的“宇宙真理”,必須成為國家正統，某些言論也是挺過分的。再加上本土原有的歧視性思維，不僅反對福利社會和財富平等這套左的東西，而且也反對“一人一票”, 唯恐“一人一票”就成了“多數人暴政”,實際上簡單地講就是反民主。在一個根本沒選票的國家，這種恐懼真是莫名其妙，好像是韭菜唯恐鐮刀不夠快。所以，這種言論其實是大受當局歡迎的。所有這些加起來，加上美國保守派在過去四年的覆興，就導致一個新的“宇宙真理”在中國誕生。很大程度上，這套“宇宙真理”其實就是中世紀的那套落後觀念：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政教不分、反民主、反平等 ——當然，太平等也是問題，但是如果骨子里處處洋溢著歧視的氣息，不能平等尊重不同族群，非要把“黑人同命”污名化為“黑命貴”……那就是你的問題了。所有這些落後觀念給集體打一個包，然後貼上一個標簽 “保守主義”,頓時就變得高大上了，一下子就從“政治不正確”變成新的絕對正確。

　　第二個特征是建立在教條主義基礎上的人性二元論- 不是人性的一元論，而是人性的二元論，那就是人和人本質不一樣。因為你有一種正確思想，不是社會每一個人都能掌握這套思想，有的人掌握了，但有的人就是比較愚昧，甚至比較邪惡。既然有“正確”思想，就必然會存在掌握正確思想的階級或者族群、黨派。這套東西其實我們已經很熟悉了，憲法里就寫著。唯一可能的區別是，這邊是無神論，那邊是有神論，但都有一個“先進力量”。“先進力量”要充分體現“先進性”,一定要有“落後力量”作為反襯這些誤入歧途、堅持錯誤、執迷不悟的“落後”階級、黨派、群體。這樣一來，本來在憲政民主體制下正常的政治利益之爭就被理解成了正確和錯誤、正義和邪惡、真理和謬誤、先進和落後之爭，又要把一個“正確”思想、“先進力量”擡出來，這次要把它投射到美國，變成了不能左、只能右. 那就是共和黨，民主黨成了“邪惡”力量。共和、民主兩黨之間變成了勢不兩立、形同水火、不可妥協的鬥爭，不是正義壓倒邪惡就是邪惡壓倒正義，二者之間沒有中間道路。中國這幾十年， “階級鬥爭”思維模式在我們中間沒處發泄，這套語境已經完全不靈，突然發現原來美國有政治鬥爭，於是就發泄到美國，用“階級鬥爭”方式去理解美國的政治鬥爭。

　　第三點也很自然，那就是領袖崇拜。現在既然有一個黨持有真理或者先進的理念，遲早這個黨也會有一個絕對正確、不能置疑的領袖。任何批評領袖的言論都是邪惡力量制造的謠言，攻擊邪惡力量的言論則不需要核實，天然就是真實的、正確的。如果說主流媒體拒絕報道或挖掘正確力量揭示的舞弊腐敗，那只能說明這些主流媒體也被收買或者滲透了。

　　這次川粉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和中國喜歡誇大“境外敵對勢力”的能量一樣，他們也喜歡誇大中國“大外宣”的滲透力量。既然川普敗選從主媒到選票箱到法庭都是鐵板釘釘，可見美國有多麽“墮落”。美國怎麽會一下子從天上跌到地下，從他們昔日心中的“上帝燈塔”墮落成今天這個樣子?那肯定是受到了外來的污染。污染源從哪里來的?不言自明。這種污染必須是大規模的，它是一種很厲害的“病毒”,要比新冠還厲害得多，以至能把整個美國體制從新聞到選舉到行政到司法，抹得一團漆黑，可見“大國”力量神通廣大。把大國說得神乎其神，其實也是在變相為他們做廣告。當然，這一切都是無厘頭而已。

　　如果說這次美國大選是對憲政民主的一種考驗，那麽對於我們身在“此岸”要去認識“彼岸”的憲政民主體制也是一種考驗。太平洋兩岸似乎都進入到一種“後真相時代”。我也不知道怎麽定義這個 “後真相時代”,大概就是你愛信什麽就信什麽;事實不再是一個版本，現在同樣一個事件的“事實”可以有多個版本。以前《紐約時報》報道的就是事實，現在是誰告訴你“事實”?某個街頭小報或隨便哪個自媒體、小媒體，花上幾個小時炮制出來的消息，只要我願意相信，那就是“事實”。事實本身發生了割裂，出現了多個版本，事實和價值觀和事實之間的分界發生了混淆；因為你采取一個立場，譬如你喜歡川普，所以所有對川普有利的言論就成了“事實”,批評他的言論都成了造假抹黑。這當然也是無厘頭。我想“後現代”不等於“後真相”,後現代生活還沒有迷幻到這個程度；只要活在現實社會當中，事實或真相還是存在的，而且只有一個版本。當然，沒有什麽是 100%絕對可靠的，所謂“事實”就是一個大概率正確的判斷。放到這次大選中，那就是沒有大規模舞弊，而不是說你願意相信它有就有，不願意相信就沒有。

　　這次大選出現了我剛才所說的第二個絕對“沒想到”的：百年輪回，從極左到極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極權主義的認知障礙體現在中國左翼作家、藝術家這些“公知”身上；百年以後，不要以為今天進入到信息社會，可以“翻墻”獲取各種信息就怎麽了，同樣性質的認知障礙也體現在不少- 很可能是多數右翼知識分子身上。有人把這次反川、挺川派做了一個表，寫上相對有影響的公知名字，挺川的公知陣營顯然多於反川陣營，差不多是後者的兩倍。雖然不是什麽系統的統計，但是基本印證了微信群給我的感覺。我們無視百年以前的前車之鑒，以為好像左派走錯了路，往右走就沒錯了，所以越來越右，最後走到了極右。貌似和極左相反，其本質是一樣的。

　　在憲政民主體制下，沒有什麽立場是絕對正確和絕對錯誤的。國內從來沒有兩黨之爭，就把我們根深蒂固的教條主義、極權主義認知投射到美國政治上，只換了一個名稱，代表先進力量的原來是共產黨，現在變成了共和黨，只有一字之差。偉大領袖毛變成了天選之子川，但整個思維模式都是一樣的。而且這種思維模式帶來一種巨大的價值自信，跟這些人說起來都是滿滿的正能量、正義感，甚至會和你拍桌子，這個口氣跟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差不多。1999年某日的《人民日報》給我印象很深，用紅字體豎版寫的大標題：“法輪功就是邪教!”那氣壯山河、不容置疑的口氣，和川粉們說“民主黨就是邪惡!”

　　一樣。他們可以為了一個人而拒絕相信美國的一切主流媒體輿論、幾千萬選民的投票和相差好幾百萬張選票的勝選結果、各州對選舉結果的認證過程。

　　哥倫比亞大學有一位華裔法學教授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說這次美國大選實際上是行政中立這樣的不成文憲法傳統發揮了主要作用，比如喬治亞州是一個共和黨多數的“紅州”,州務卿也是共和黨人，但是他頂住了來自川普和川粉吵著要“找選票”的壓力，這個州的選舉結果是什麽就是什麽。他們按州法要求重新計票了，也審查了整個投票過程，都沒有發現問題，那就用事實說話。在這麽大的政治壓力下能夠保持行政中立，這是美國非常了不起的。各級法院審理了幾百個訴訟，雖然總統律師團也贏得了少量訴訟，但他們指控的“大規模舞弊”統統都輸掉了。假如只有一個兩個判決這樣判，或許未必說明問題，但是全國各地不同層級的好幾十個法院都這麽判，難道以往一向被川粉標榜的美國獨立司法這次都被買通了?

　　所有這一切川粉都完全無視，唯獨相信微信圈里瘋傳的自己喜聞樂見的那些小道消息，那就是他們認定的“真相”。實際上，他們的價值觀是內在矛盾的。他們說自己是“自由派”,但思維模式卻帶有明顯的極權體制烙印；他們反對極權體制，但是自己就搞個人崇拜；反對一黨專政，實際上卻要在美國搞一黨專政，那就是共和黨統治。美國雖有兩黨，但民主黨已經被抹黑成這樣了，這些人不是心壞了就是瞎了眼，那麽美國人還剩下什麽正常人呢?那就只能是共和黨。這實際上不就是一黨統治嗎?他們反對官方意識形態，卻鼓吹自己掌握正確真理，只不過是換了一個牌照，無神論換成了有神論，共產主義換成保守主義 ……這些例子在微信圈里都來不及截屏，真可以說是罄竹難書。1月 6日，在國會山被短暫占領以後，共和黨的副總統彭斯也體現出風度，頂住了川普的巨大壓力，最後如實認證各州選舉人投票結果。但即便在此之後，川粉的自信仍然沒有消失。一個謠言貼說什麽新年第一天，民主黨眾議院就提案“子女不認爹媽”,顯然是胡扯，後面還加了一句評語：“上帝燈塔照耀的國家，不能被妖婆統治。”大概講的是眾議院議長佩羅西，不要忘了佩羅西當年可是在天安門拉標語，然後硬被國保給拉走的。就這樣一位支持中國民主的女議長，被中國公知說成是“妖婆”。你說美國人會怎麽想你甚至想我們中國人的腦子怎麽都長這樣?至少我會覺得很不自在，以至碰到美國同行就要向他們解釋：畢竟中國長期極權體制，搞得人都喪失了常識，所以你們不要見怪，等等。一名網紅(可能是一個寫作團隊)曾聲稱與“賀衛方們”商榷，一切都消停後寫了一篇“以上帝的名義，我拒絕老拜當選”。聽上去自己儼然是上帝使者，不然她有什麽權利以上帝的名義?一副自信滿滿、真理在握的樣子。

　　還有一張圖片，我後來找不到了，薩達姆頭上拖了一個絞索，上面寫了幾行字，大意是說“這個人曾經得到100%的選票，可見選票不重要，民心才重要”。瞧，不合民心的獨裁者最終還被推翻了。他的意思就是要說美國的選票不重要，選票算什麽?選票可以造假。當然，薩達姆的選票很可能造假，但美國是伊拉克嗎?你怎麽知道美國的“民心”是什麽樣?這不就是“大外宣”成天在講的，美國的選舉都是“假的”?接下來的邏輯必然是中國沒有選舉，但沒什麽關系，老牌民主國家如美國的選舉有了也和沒有一樣。所以他們的口吻都是高度一致的。最後要看“民心”,而民心也要做民調。我們這兒的 “民調”,至少90%多的“支持率”。同樣這段話用到美國頭上，意思就是美國的選票也一樣造假：你看這個拜登門可羅雀，川普的紅粉不得了，每到一處都是紅色的波浪、此起彼伏的鼓掌聲和歡呼聲，怎麽會輸掉?分明是選舉有造假。

　　其實，即便選舉不造假又如何?按保守主義的邏輯，不只是選票不重要，民心也不重要。有一位知名學者寫過許多這類文章，主旨都是啟蒙有害，我們要的是“啟示”。如果說你要啟示的話，那麽你就不應該在乎選票，因為總統是“天選之子”,多數選民選不選都無所謂的。這種主張中國古代就有，什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講得多好。問題是我們幾千年都沒見過選票，你的“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怎麽才能體現出來呢?不就是誰掌權，誰就是“天”,歷史就由誰寫嗎?

　　如果你真的認為上帝選了誰就是誰，那麽人民就不重要，因為人民也會犯錯，人民也會看走眼，人民也會邪惡，人民也會腐敗……別說是這次選舉有人認為有舞弊，即便沒有舞弊，我就是不認賬，因為你不是“天選之子”,不入我的“法眼”,我就不承認你的合法性。真正認同“啟示”的話，應該是這種態度。國內所謂“保守主義”實質上就是堅持有神論、天選論，反對什麽“多數人暴政”,好像中國曾經有過“多數人”執政似的。既然多數人也會犯錯，為什麽還要“一人一票”?所以在他們眼里，至少有一部分人民是不行的。他們或者太無知，看不到極左的禍害；或者因為貪心貪婪、好吃懶做，想坐收漁利、不勞而獲，就靠國家養著，甘願“通往奴役之路”。面對這種普遍墮落的人性，最後怎麽辦?最後只有靠偉大的黨、偉大的領袖來拯救你，只有某個偉人才能救民於水火，因為人人都有“原罪”,多數人的民主必然走向地獄。

　　這種套路其實已經構成一個規律了：政治理論無論中外，把人性假設得越惡，就越容易為獨裁站台。既然人民是邪惡、無知或幼稚的，他們根本不可能自治，所以不可能通過選舉選出好人，最後結論是民主還不如獨裁，神教統治才是正道，而上帝揀選的人完全可能被這些貪婪、愚昧、無知的大多數人合法拒之門外。縱然現在有八千多萬張選票支持拜登，這有什麽奇怪的?不需要通過造假，人民自己的墮落就可以造成這個結果。微信群里經常流露出這種情緒，有的學者也是這樣：看到這個結果，第一反應是跳起來說這是“造假”;有的稍微中性，會顯得非常消極你看，美國也“墮落”成這個樣子；沒辦法，這些人就是要削尖腦袋進地獄，攔也攔不住…… ·這就是他們的邏輯。問題是，你是誰啊?連一張選票都沒有。何況說這種話的人大都自己也不信教，還成天指控不信教的人“邪惡”。

　　四、憲政民主的基本邏輯

　　所有這些都違背憲政民主的基本邏輯。這個邏輯是什麽?首先就是人性的一元論。我上次的講座一方面批判整體主義，另一方面是論證社會契約的重要性，因為沒有社會契約，憲法其實沒有用，因為根本得不到實施。社會契約只能建立在人格平等、相互尊重的集體認知之上，我尊重你，以換取你尊重我；在人格意義上，我們是平等的。

　　在政治上，你是共和黨，我是民主黨，我們彼此不同意，甚至可能分歧很大，但是我至少認可你的選票；即便我認為你的選票投錯了，我也認可你有這個自由，我沒有權利來剝奪你的選票，因為人無論在道德上還是知識上都大體差不多。這次也許我比你正確，但如果說我就此認為你就是弱智，你不應該被允許去行使選舉權，就像我們不允許未成年小孩選舉一樣- 每個國家選舉都有年齡限制，一般都是18 歲，你不會把選票給一個三歲、五歲的小孩，對吧?因為小孩幼稚，這很正常；他沒有長大，長大以後他會有選票。但用中國儒家的話講，即便長大以後，你仍然是一個“小人”,道德上、知識上都沒有成熟，那麽這個思維上的小人跟物理上的小人是一樣的，因為你的智力就停留在三歲、五歲的水平，為什麽要給你選票?儒家學說就是建立在成人的人格不平等的邏輯基礎上。

　　然而，美國憲法的邏輯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社會契約基礎上。有些人張口閉口美國憲法，其實把這個根本丟掉了，所以老是說錯話；他的理解好像看上去也有那麽一點道理，但本質上是錯的，因為美國憲法從一開始就明確否認任何一個人、一個階級、一個黨派、一個團體有超越常人的偉大。我們都差不多，人格基本平等。這個邏輯很清楚地體現在美國立憲的重要文獻《聯邦黨文集》上面，其中有兩篇最重要，作者都是麥迪遜。一是第十篇，奠定了美國政治多元主義基礎。現在看來，政治多元主義為社會契約提供了可能性；當時也有人談社會契約，但是他們也就說說而已，並不是認真的。然而，他們的思維實際上就是社會契約思維。麥迪遜的這篇文章把社會分成一個個“派系”(faction) 。派系是中性的，顯然不是什麽褒義，既不好但也不懷，不存在絕對的高尚，也不存在絕對的墮落。所以美國立憲者既不承認某一個高高在上的聖徒，或為了某一個偉大目標“奮鬥終身”的先進階級，也不承認某一個就是要把美國帶到地獄的“邪教” 或邪惡政黨，都不存在。共和黨、民主黨、任何黨、任何性質的團體宗教的、經濟的、社會的，本質上都一樣，派系是平等的，無所謂高低、優劣、正邪、先進落後之分。族群也是這樣，不能按照人的膚色把人分等。宗教也是這樣，不能因為你認同“保守主義”、基督教就高尚，認同無神論就邪惡。這樣的話，是不是無神論就不應該被給予選票?美國早期也有這類制度，覺得無神論者不信上帝，說話不可信，所以不能被允許在法院做證人。現在當然不可能這樣了。貧富、信仰尤其是左右都是這樣的，不存在絕對的正確、錯誤、先進、落後之分。這就是政治多元主義。

　　我們現在都說美國立憲者很偉大，實際上他們自己也有局限性。他們多數人縱容了蓄奴制，很多人自己就有奴隸，華盛頓就是最大的奴隸主。這絕對是他們的“人生污點”,現在有人要把他們的污點挖出來。如果就事論事，我覺得沒什麽值得大驚小怪。但不論怎麽說，他們至少都接受了政治多元主義，族群、性別問題除外。他們還是承認，每個派系都有平等的自由，每一個派系在其合法活動的空間里都有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標；超越了這個界限，任何派系都沒有自由。不要裝高大上，說你自己好像一貫正確，什麽都能做、做什麽都對，和你不一樣的就是錯誤甚至“邪惡”。不可以的，派系和派系是平等的。當然第十篇主要的意思是怎麽樣去控制派系鬥爭，不要讓它變成惡性競爭、無底線的競爭，但前提是各種各樣的派系必須在平等的平台上自由競爭；假如一開始就認定某些派系更“正確”、更高尚，那就沒有競爭了，“正確”的派系當然必須是“領導階級”。這是《聯邦黨文集》第十篇。

　　麥迪遜的第51篇也非常經典，沒有誰能比他把這個意思表達得更好：人之所以需要國家，而國家的權力又需要限制，正是因為我們都是人，而不是神。我們都是人，所以都需要統治；但統治者也是人，所以統治權也要受到約束。你看說得多好!這個道理正過來反過去說，說了這麽多年，我們的“保守主義”學者還是不理解，可見他們的書沒讀好。麥迪遜的潛台詞就是說，我們誰都不是上帝，所以都不要裝神弄鬼，好像就你特高尚，就你看到了人類大同，就你悟出了人性本質……這套東西誰都見過，現在也還是這樣。現在中國還是一個等級國家，入個黨、寫個申請，人家是要好好審查的，因為這個黨不是隨便入的；只有極少數“先進”分子才能入黨，這些人被期待有高人一等的道德和智慧能力。這也是為什麽中國在本質上仍然遊離在社會契約之外，因為我們不承認人格平等。

　　事實上，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社會契約傳統。既然社會契約的起點是人格平等，這個國家就不能通過“槍桿子里出政權”這種方式，拿槍逼著你接受。我這麽做有什麽合法性?沒有合法性。不論我是左派、是無產階級，還是右派、是保守主義，我們都得坐下來談。精英們在台上談，然後說服底下這些“烏合之眾”:雖然智商和道德水準各方面都不怎麽高，但是他們至少有能力理解我們在爭什麽,讓他們來投票，把代表他們利益的人選出來。如果他們搞“多數人暴政”, 或投票選錯了人怎麽辦?那也沒辦法。當然可以設計體制盡量避免大眾犯錯，但歸根結底，你就得信任這些人。畢竟，他們跟你也差不多，你別以為自己比他們高到哪兒去，好像教主那樣發號施令、說一不二。沒有這回事。

　　這就是憲政民主的基本邏輯。如果你不接受這個邏輯，那麽你本質上就是反憲政。這不是給你扣帽子。既然咱們都差不多，我沒有權利強迫你或者剝奪你的選票，你也沒有權利通過武力強迫我，剝奪我的選票。咱們就坐下來談，首先建構國家制度、設計憲法。你說總統制好，我說議會制好，咱們PK,寫文章爭論，最後大家來投票，制憲公投……多數支持總統制就是總統制，多數支持議會制就是議會制。我願賭服輸，不能你的總統制贏了，就說你這個不算。這就成了 “沒有武德”。這是為什麽我們只能通過談判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問題，任何一黨一派都沒有資格把自己的立場以暴力而不是說服的方式強加給別人。你一旦這麽做了，就表示你越過了自己的合法疆域。每個派系、每個黨派都有自己的活動空間，但是任何黨派都沒有權力暴力脅迫，或者通過暴力奪取政權。這在本質上是違背社會契約的。

　　美國立憲者的社會契約觀就是承認人格平等，否定在人格上或者階級上的歧視，因為在本質不平等的人群之間沒有契約可談。比如說我是你老板，我雇用你幹活，我們要簽一個契約。我們兩個的社會地位是不平等的，但是簽約的時候我們是平等的。你要是不願意幹，是可以走人的。你可以說，這個工資太低了，旁邊有一家雇用我，我為什麽要幫你幹?雖然你做我的雇員，好像比我低了一等，但是我們的人格是平等的；你有平等談判的自由，也有走人的自由。但是如果說我們在人格上不平等，那麽我們是不會有契約的。我是先進的、正確的、高大上的；你是邪惡的、錯誤的、卑鄙的，我跟你談什麽?正義和邪惡哪有什麽談判空間?正是因為人都差不多，所以我們才需要坐下來談判。我們有利益之爭，我們的道德品質都差不多，都是看重利益的，都不願意吃虧，所以才要談妥一個我們都能接受的方案。

　　這是問題的另外一面：我們爭來爭去，不要以為我們是在爭什麽是“正確路線”、什麽是錯誤方向。我們爭的就是利而已，因為國家就是調節分配利益的工具，而不是幫我們發現真理或正確的信仰。追求真理和信仰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不要指望國家能為我們做什麽,否則你真的可以去“真理部”上班了。在國家層次上，政治鬥爭鬥的就是權利和利益。這一點上我們都差不多，你有你的利益，我有我的利益，誰都別裝高大上。利益發生沖突，我們就需要談判。當然，首先需要形成一個公平的談判規則。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並不否認“階級鬥爭”。既然人的利益沖突無所不在，所以“階級鬥爭”確實如我們“偉大領袖”所說的，要年年講、天天講、月月講。不僅講，還要鬥，要讓“階級鬥爭”永遠進行下去，而不是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因為消滅了就剩下一個階級，就沒得“鬥”了。因此，所謂的“階級鬥爭”必須是和平的，不能通過暴力，把你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腳”,而是要通過和平的民主政治解決我們之間的利益分歧。所以說“階級鬥爭”必須有，但不是我們這種無底線的階級鬥爭，因為社會契約思維不承認任何階級比其他階級更“先進”,不承認任何階級有資格領導其他階級。在這個基本出發點上，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本質不同的。

　　無底線的階級鬥爭邏輯恰好相反，它首先否定人格平等。中國憲法第一條就是“工人階級領導”,現實當然恰恰相反，但是不論如何，他們的基本邏輯就是這樣，有些階級比其他階級更先進。這個出發點一錯，後面都不用談了。現在，我們的右派又在重覆左派的錯誤。如果說已經認定某一個政黨或者某一個領袖具有天然的統治正當性，那麽如果這個人或者這個黨派、這個集團沒有統治，很自然就會認為這是某種陰謀、某種舞弊造成的。持有這種思維的人不會願賭服輸，而是傾向於不擇手段，不達到自己贏的目的不罷休，而且因為有“保守主義”的理論自信，個個都是正義感爆棚的。

　　因此，川粉是有極權主義認知障礙的。我這麽講肯定有點得罪人難道你絕對正確?我們有認知障礙，你沒有?確實，這是一個貶義詞，但是我也只是在講一個事實而已。如果說你的思維模式當中確實有極權主義成分，就需要去正視並且改變它。現在我們看到的選舉結果，已經完全蓋棺論定，但是川粉仍然不接受。一方面當然是不願意服輸，這是人之常情，中國人尤其好面子，覺得服輸了很沒面子。另一方面則是內心深處已經把自己這一方神聖化，把對方妖魔化，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信仰，川普就是高貴的，拜登就是猥瑣的；共和黨是講原則的，民主黨就是不擇手段的 ……這種思維模式和孫中山對極權主義的簡明定義很相似，簡單來講就是“三合一”:一個領袖、一個組織、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貫正確，大眾無私……多麽偉大，工資都不領的，每年就領象征性的一塊錢的工資，真正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個政黨共和黨代表正確方向，光明磊落；民主黨黑暗邪惡，就是想利用人性惡，把人的好逸惡勞發展到極致。一個主義某種特定的基督教信仰，加上低稅、低福利、反同性戀這也是和宗教聯系在一起的。為了自己自以為正確的立場，無條件地支持某個黨派和領袖，非常符合孫中山所說的“三合一”,以至於徹底無視美國的憲政規則，違背常識常理。

　　在美國這樣的國家發生“大規模舞弊”竟然沒有被發現，沒有被主流媒體揭露，各州的官員都乖乖地認可，甚至最高法院這些川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都統統認慫- 這個可能性不是絕對意義的零，但大概是百分之零點零零幾。你願意去接受那百分之零點零零幾的概率，這是你的自由。對不起，我是要接受另外那99%的可能性。現在碰到這些人，仍然跟你言之鑿鑿：你怎麽知道就沒有舞弊?你證明出來給我看看?我說，這個舉證責任好像不在我這兒，而在你那兒。你偏要說“大規模舞弊”. 對啊，你沒看到嗎，那麽多的“報道”? 沒辦法，這就是認知模式產生的問題，他不知道該信什麽,不該信什麽,他就咬定說那就是真相、真理。難道你信什麽,什麽就是事實啊?有時候對話真的很難，只能靠人自己慢慢醒悟。

　　這種思維模式在中國也不奇怪，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社會契約思維，不只是近幾十年，幾千年都沒有，儒、法、墨都具有明顯的國家主義，甚至沾染了當代的極權主義傾向。現在有人主張的“保守主義”其實跟儒家主張有契合的地方，都是政教不分。儒教也是唯我獨尊，反對人格平等。儒家是把成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一人一票”就不用說了。當代的保守主義只不過是經常以宗教名義出現，實質上和儒家的教條主義相似。當然，經過了幾十年的極權洗腦，更是固化了這種黑白分明、簡單幼稚的好人一壞人、朋友一敵人二分法。正如我們“偉大領袖”經常講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要搞清楚。我們長期受這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極簡主義思維。當我們遇到一個實際問題，很容易走極端。

　　這種在極權土壤上生成的思維模式，現在都知道不對，所以你去反它；反了也很簡單，基本上他說什麽我反什麽。因為他是極權，我反極權總是沒錯的。這套思維針對中國體制是不錯，但是用到一個成熟而覆雜的民主國家，這就成問題了。你的反極權本身變成了一種極權，也就是說你在中國反左沒問題，因為那是反極左，但是你到美國也一概反左，就變成極右了，變成了右翼一黨統治。這樣就產生了很多好像不可理喻的帶有中國特色的現象，其實我覺得蠻好理解的。我在《中西左右》文中講到，極權體制會進行一種逆向洗腦，把反對派洗得和自己一樣；極權和反對派相當於鏡子里的鏡像，看似相反，實質是一樣的。所以反抗者也會染上唯我獨尊的簡單化的極權主義思維習慣。在這次大選過程中，這種認知模式引出的現象在美國學者看起來是匪夷所思，但是在我們這兒確實也並非不可理解。最後得出一個很反常識應該說他們自己也應當覺得說不過去的結論，那就是美國比中國還黑。

　　你看，推特把總統的賬號都給封了，這和微信封號有什麽區別? 當然，封得對不對可以再說。我個人認為，現在可以恢覆川普的推特賬號。他現在已經不是總統，而只是一個公民當然，他還有巨大影響；如果繼續傳播假消息並會產生實際影響的話，也有理由繼續封。總之，封得對不對是一個很覆雜的問題。但請注意，這是推特在封總統，而不是總統在封推特。這是一個本質問題。生活在極權國家，你要理解這個本質區別。既然是推特封總統，你可以早點回家洗洗睡了。封得對不對，都沒什麽可怕的；假如是總統封推特，你就該跳起來了。這個常識要有。但是川粉只認川普，不看這些：你看，“天選之子”也被封殺，可見推特也被收買了、“滲透”了。這樣的美國豈不是比中國更黑嗎?中國只是政府在控制我們言論，美國則不只是政府，整個社會都成了邪惡、都被收買了，政府反而變成了正義的化身。從《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 到谷歌、推特、臉書，都是私人擁有，但是從上到下私人平台聯合起來，這些大巨頭都是一大家子，甚至福克斯電視台都被川粉罵，就是因為他們大選計票時沒有傳播假消息。川粉們為了挺川，願意相信這些很不靠譜的判斷。這樣一來，美國自然比中國還黑。在中國，騰訊刪我的帖子，因為騰訊背後有“看不見的手“;否則，騰訊本身會對我很好的，可見騰訊比推特好。我們畢竟只是沒有選票，但美國是有選票的；支持拜登的 8000多萬選民不是偽造出來的，就是走火入魔。這樣的人，給他選票還不如不給……從他們無條件挺川的邏輯，最後只能得出這樣弱智的結論。

　　我不知道他們自己到底是否真信這一套，變成了一葉障目，長期在極權體制下養成自負、自大、無知的極簡認知模式。今天的左派喜歡施密特，右派喜歡哈耶克，都是比較時尚的。哈耶克說，人類理性會有“致命的自負”。諷刺的是，說這個話的人往往自己就很自負。其實很多時候，他們說的東西都是違背當代常識的，尤其是違背美國政治的常識。他們真的應該坐下來安靜一點，好好學習美國憲政的 ABC, 看看美國這個政治民主社會是怎麽運作的。《紐約時報》會不會那麽容易造假?當然不是說它報道的每一篇都對，或者說它能把每一起腐敗都報道出來；它也會有自己的偏向，這些都不是不可能，但是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別人是怎麽運作的，就因為它沒有做你想要它做的事情，讚美總統、攻擊政敵，就無底線抹黑。不久之前，可能你還在稱讚它報道了某個人權鬥士被抓了，或人權律師被吊證了，怎麽突然就從天上掉到了地下?這是很不可思議的前後邏輯矛盾。美國各州怎麽登記選民?怎麽發選票、收選票、計點選票?人家搞了兩百年的民主，已經形成了一套很成熟的體制。在法院指控選舉“舞弊”需要什麽樣的證據?為什麽川普、朱利安尼、鮑威爾提出的各種挑戰都無一例外被駁回了?是美國各級這麽多法官都被收買了嗎?

　　還是你自己的認知出了問題?選舉之前，這些法官在你眼里可都是高大上的，怎麽突然變得法學水平連你都不如?恐怕是你自己該去補補課了。中國是什麽都沒有，我們是無知者無畏，什麽都敢想，什麽都敢說，用我們很熟悉的黑暗去套別人相當透明的選舉。

　　這次美國選舉結束後，到1月6日甚至20日都沒有平息，甚至還有人不斷叫囂該拿槍“奪權”了；有人還說什麽總統的就職宣誓是假的“替身”,是川普假扮的。各種言論都有，令人啼笑皆非。到我們自己搞選舉的時候，你的人當選我不認可你，我的人當選你不認可我。我們這個樣子，大概率真的是要打內戰的。

　　五、向美國學什麽?

　　所以，究竟向美國學什麽?從這次大選我們要吸取什麽樣的教訓?首先從本質上，我們要學習憲政民主的基本邏輯，那就是承認人格平等，尊重不同黨派。只要沒有確鑿證據表明選舉存在系統性舞弊，我們就不能用自己的立場去代替現實。尤其是對並不熟悉美國的中國人來講，遠在大洋彼岸，而且大多數人不懂英文或者英文水平不夠，成天只能生活在中文微信圈里。當然，也不是說中文微信圈都是謠言，也有相當不錯的，但是我看謠言數量和傳播速度似乎遠大於真實的信息，從而造成了這次大選的奇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要有自知之明，尊重多數美國人自己的判斷，不要用我們的期望代替他們的判斷，否則只能是奢望而已。

　　信仰憲政民主意味著我們要信任美國的基本體制，不要被大外宣變相洗腦，變成觀點都跟它高度一致- 美國的言論自由是假的，《紐約時報》、谷歌、推特都在造謠，“民主”是欺騙人民的把戲，選舉大規模造假，甚至司法過程也是騙人的……這樣的判斷和被洗腦的“五毛”還有何區別?如果我們還有自知之明，就要信任美國體制的運行，尤其不要顯得好像我們比這麽多美國人還知道該選誰來做總統，自由的偶像沒選上就跟著說選舉有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只能體現出“無知者無畏”,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什麽地方。這樣做出的判斷大概率是可笑的。如果說一個美國人不懂中文，也沒有在中國生活的經歷，至多看了美國關於中國的一些花邊新聞，卻老是告訴你中國是怎麽回事，你是不是覺得這個人挺搞笑的?一樣的道理。現在我們告訴美國人川普如何偉大，你們怎麽能不選這個人?一樣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

　　我們還是要學習美國，否則跳不出來極權主義認知模式。胡適說得不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因為寬容的基礎首先就是要承認人格平等，不能把任何人神化或者妖魔化。在真正的憲政民主體制下，左右都是可接受的選項，只要不是極左和極右。不能像這里很多人那樣，假定一個立場是絕對正確，其它都是絕對錯誤或者邪惡的。你既可以支持左，也可以支持右，甚至可以繼續支持川普的政策，這都沒問題。最近華人挺川者編輯了一本《川普主義》,我認為也沒什麽。你可以喜歡川普的某些政策，這不是問題。但是你不能再繼續認同他對美國憲政體制乃至社會契約的破壞，或者繼續陶醉在各種未經證實的假象里，說穿了就是因為你不願意他輸，所以你就不願意接受他輸的現實。你的願望和現實當然是兩回事。在民主體制下，輸很正常；勝敗是選舉常事，敗了很正常，不能把它作為一個不可接受的事情。至少在去年12月14日以後，川普的敗選就已經沒有任何疑問了。如果你是自由派，你就應該承認這個現實，不能再因為自己不願意看到這個結果還繼續一口一個“造假”“舞弊”,否則就是耍賴。

　　勝敗是選舉常事、民主常態，因為選舉乃至治國就跟賭博一樣。偉大的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曾說，人類統治就是一場賭博，可能會賭輸掉。選舉也是一場賭博，你押的這個賭注可能會輸。這次大選很多人真的押注，還輸了不少，有的甚至賭輸了要“裸奔”,不知道最後有沒有兌現。這都沒問題，你可以押寶，但是要認賭服輸；要講“武德”, 不能賭輸了耍賴。押錯了沒關系，四年以後可以再來、再押、再賭。這就是民主。所以川粉要有一個自我醒悟，沒有必要為了某個所謂的偉人繼續固執下去，最後違背憲政民主的基本邏輯，走到了自己一貫反對的立場上去。這才是真正的輸、徹底的輸。選舉輸了很正常，也不是什麽輸，又不是選自己的總統；但是因為你不服輸而在原則問題上出錯，那你就是徹底輸了。這說明你對憲政民主存在認知障礙，不會按照憲政民主的基本邏輯去思考和對待問題。

　　當然，這對於華人來說也正常，不要認為是什麽見不得人的醜事。中國改革這四十年確實引進了很多思想理論，但是這些理論沒有什麽實踐根基，往往出現理解偏差。2003年孫志剛事件之後的十年，中國公民社會還蓬勃向上，我們還能關注很多現實的問題。其實那個時候，左右都沒有發生很嚴重的割裂，更何況自由派內部?近年來倒退之後，制度實踐的苗頭和發育空間被完全掐死。自由派只能關注些理論問題，所以才發生了“內卷”。但理論總是天馬行空的，一會兒極左一會兒極右，中國目前就是這個問題。這是非常有害的，我們要有這個自知，要知道這一切之所以發生的緣由。在這種情況下，發生認知障礙很正常，中國現在沒有政治實踐，甚至可以說連社會實踐都沒有，但是美國有。那很好，我們關注不了中國問題，依然可以關心美國大選，但是我們要從美國大選中真正學到東西，不要為了勝負鬧意氣之爭，甚至發生內部分裂，這就過頭了。

　　對於這次“賭”贏的，尤其要避免羞辱心態，好像鬧笑話了，要嘲笑犯錯的川粉。這種心態並不可取。其實我們自己也很容易犯錯誤，這次笑話別人，下次可能就被別人笑話。我們都應該有一個積極的心態，勇於認錯，也有善意接受別人改錯。那些犯錯的則不要死不認錯，犯錯沒什麽,明知錯了還死不認錯才是可恥的。當然，認錯需要一定的勇氣。我非常希望這次有些犯錯的朋友能夠及時地反思，最好能夠公開檢討。這樣是不是就丟臉了?中國人比較好面子，至今我沒有看到一個公知公開檢討的。我前陣子在講儒學尊嚴理論，其中講到儒家君子還是非常從容大度的，敢於認錯是一種勇氣。儒家講“君子之過”就跟日食、月食一樣，非常了不得的，因為你是君子，通常不犯錯，犯錯以後，而且錯成這個樣子，確實有點丟臉；人家會覺得，這個人平時挺不錯，這次怎麽這麽丟份兒呢?但是沒關系，你不能總是這麽黑著。“過也，人皆見之”,確實誰都看得到，但是等到你改過了，那就更了不得：“更也，人皆仰之。”等你光明正大把這個錯改掉了，人家都會仰視你，好比太陽終於又出來了，大家都很興高采烈。這樣才會贏得真正的尊重。

　　對於我們來講，美國的燈塔效應比什麽都重要。不要老是糾結在是一個人、一個黨、一個政權，好像它對中國能夠如何如何。這其實還是一黨制的救星思維。中國一時半會兒改不了，要改最後也是靠它自己，而長遠來說美國的榜樣力量至關重要。美國的社會契約這次發生了嚴重破裂，但是顯示出自我修覆的能力，能否最後徹底修覆尚不可知。我以前對這個題目做過講座，也說了一些“大話”,對於美國相對樂觀，就和我對這次選舉相對樂觀一樣。大選之前，我就預測是 “有驚無險”,也就是說會出各種想不到的麽蛾子，甚至出到1月 20日那天，但是終究無險，不會真的怎麽樣。最後果然是這樣，鬧劇差不多到1月6日基本上截止了。但是更深層的問題沒有解決，美國也有大量川粉。怎麽解決他們的問題?能不能讓他們再重新回到憲政民主的軌道，接受美國的社會契約?說這個話可能還為時過早。如果謹慎樂觀，我覺得按說美國有這種制度上的能力。畢竟，它的契約要素體現在憲法第一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它的行政中立、司法獨立、三權分立運行了兩百多年，大大小小的各級選舉也擺在那里，所以希望它最終無險，但是恐怕還會有驚。

　　中國體量這麽大的國家，我們對美國的期望不要太高，更不能對川普這個人期望過高。之前很多朋友對他期望太高，以至於陷入到一種情結當中。中國憲政歸根到底還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沒有哪個“境外勢力”能夠救得了我們，所以對於我們來講，更多的不是誰做總統，而是美國能否延續它的社會契約和憲政民主，繼續做我們能夠追隨的燈塔。因為只有當越來越多的國民能夠接受社會契約，才有可能解決我們的問題。這次大選暴露出美國的問題，也暴露出我們自己的問題。其實很多自由派公知都不接受契約原則，更不用說草根。目前，在中央層次上絕對不能搞民主。雖然我對孫中山這個人不感冒，但是他的憲政“三序理論”還有道理的。現在能搞的只是地方民主，通過地方性的實踐來積累經驗、鍛煉選民。如果一下子就實行全國性的大民主，肯定會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出現災難性後果。

　　美國大選反映出我們自己的認知差距。我們要利用這次機會來彌補自己的差距，至少自由派要接受人格平等和社會契約，然後才能回到憲政民主陣營中來。現在很多人只是打引號的“自由派”,因為自己根本不在這個陣營里。並不是好像我們不讓你進來，你自己就不在這里面；這個門永遠是敞開的，不僅對自由派開放，不僅對右派、保守派開放，也對左派、對任何人都開放。只要他們接受社會契約的基本要素，任何人都是憲政大家庭中的成員。這次大選表明，現在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這個現實，我們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既然“第二天”不好玩，“第一天”也拉倒了，至少現在不著急，慢慢來；但我認為另一種態度更加可取，那就是要趕緊補課，爭取在“第二天”機會到來之前能夠克服認知差距。這也是為什麽我們要慶幸這次是美國大選，不是中國大選；以後等中國有大選了，希望能夠抓住這個機會，防患於未然，而不只是加劇割裂。我們要感謝美國，在它自己岌岌可危的情況下，充分利用了它的全套憲法制度資源，最後轉危為安，還給我們上了一堂生動的憲法課。但是能否接受其中的經驗教訓，那就要看我們自己的造化了。

　　最後我想強調，要抵抗極權主義外在的魔鬼，首先我們要去掉自己心中的魔鬼。美國大選確實對自由派是一種撕裂，不過這麽說也不完全準確- “自由派”的定義本身就帶有很大水分的，很多所謂的“自由派”其實並不是真正自由派，這樣理解的話就不存在什麽“撕裂”;本來就不在一起，有什麽可撕裂呢?它只是一個名義，貌似都是自由派，實際上相互之間對一些關鍵問題並無共識。另一方面，美國大選也可以是一次啟蒙，讓我們看到自己的問題。我們一直覺得自己沒什麽問題，好像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情，問題都在這個魔鬼體制。其實，我們看到這個魔鬼也在我們自己心中，所以要反抗外魔，首先要去掉自己的心魔。如果自由派不能反思，不能去掉自己的認知障礙，那麽這次選舉就是簡單的撕裂，而且這個撕裂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以後每次大選或者類似性質的國際事件發生，都會折返回來，加劇自由派的內部撕裂，讓這種撕裂不斷繼續下去。

　　六、討論與問答

　　1.如何看待陰謀論

　　主持人：非常感謝張老師的精彩演講，我們現在就進入提問環節。首先想問您的是，您剛才也提到了“陰謀論”,很多人相信陰謀論，很明顯，它的概率很小，另一個概率很大，但是他非要相信那個概率很小的。但是作為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其實是非常強調常識感的，相信陰謀論的人很可能就是因為常識感的缺失，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我們要向美國學習的是不是更多的是常識感?

　　張千帆：當然是這樣，但是我想補充一點：這個問題在美國也很嚴重，尤其是他們做了民調美國民調很發達，1月9日、21 日都做了民調，體現的數據挺讓人擔心的。比如說美國對選舉的認可程度，共和黨、民主黨就體現出截然不同的趨勢。尤其是共和黨在選舉之前有百分之七八十認可選舉的完整性，兩黨開始都是差不多的，甚至共和黨對選舉的認可程度比民主黨更高一點。選舉發生以後，他們就不能接受了，一落千丈。共和黨從70-80%一下子跌到了大概30- 40%,50%以上被調查的共和黨人認為選舉結果不可信。這說明他們並不認可自己的選舉制度，輸了就覺得這個選舉不可信，只有他贏了才覺得選舉可信。民主黨對選舉的信任度有所上升，當然本來就比較高。

　　對主流媒體的信任也是一樣，近幾十年經歷了連續的系統性滑坡。70年代比較高，大約70%的人相信主媒，然後就不斷下滑。到 2005年，差不多還有50%上下，然後就沒有再超過47%。到了2016 年川普當選那一年，對主流媒體的信任度下滑到32%。這次選舉之後，共和黨和民主黨也體現出顯著的分杈，相當一部分選民還是以結果、以成敗論英雄，而不是相信主流媒體，相信選舉過程。這個問題能否解決，將會決定美國憲政民主的未來。這就是為什麽現在說美國能及時地修覆它的社會契約，可能還為時過早。這是美國的情況。

　　對於我們來講，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我認為美國的主流媒體做得也還不夠。報道過程中有沒有偏向?總統對媒體不友好，媒體也跟總統鬥氣。當然，這是川普的不智，可能也是造成他敗選的重要因素。如果媒體對他比較友好一點，我想會有更多的民主黨人或者中間派會投他的票，但媒體本身應該還是超越黨派的。雖然美國主媒都是私人媒體，可以“任性”,但還是應該接受中立原則，至少在姿態上應該顯示得更加包容。從這次大選來看，民眾對主流媒體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平民百姓不信主媒信什麽呢?信各種各樣亂七八糟的小道消息，變成了我愛信什麽就信什麽。在美國造謠幾乎是沒有任何風險的，在中國造謠還有一點風險，造謠還要有點“勇氣”,但美國的言論自由也包括造謠的自由，除非構成對他人的誹謗。如果說民眾不信主媒，各種各樣謠言就占據了選民的視線，這個國家就變得沒有是非了。

　　這雖然是一個常識，但是美國人似乎對這個常識的認知也不到位。我不知道歐洲怎麽樣，這方面應該有些比較研究很值得做。這個問題也涉及國家對媒體的管控，因為原先聯邦通訓委員會FCC有一個“公平原則”,要求媒體在評論的時候，要體現比較平衡和中立的立場。比如《紐約時報》比較“左”,但你也要刊登右的評論，這樣不僅促進了這個媒體的中立性，也會提升媒體在人們心目當中的形象和可信度。里根總統時期，FCC 取消了這一政策。盡管如此，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這些主流媒體第一是不會造假，第二是重大腐敗新聞不會不報，因為這些都直接涉及它本身的名和利。我推薦有一部電影叫“郵報”Post,就是《華盛頓郵報》。它原來是個小報，因為“水門事件”的時候冒著風險報道越戰故事以後一炮打紅，一下成為主流媒體。這說明什麽?《紐約時報》一開始報了一天，後來被法院禁止，它也不敢報了；《華盛頓郵報》接過去，一下子大紅大紫，《紐約時報》就損失了。所以無論是從自己的名聲還是訂閱量來看，在一個新聞自由的國家，為什麽說媒體是“良心”?雖然不能總是把希望寄托在良心身上，但如果他自己有動機去cover這些信息，那是最好的事情。新聞首先是一個市場，這個市場本身就對報社行為有所制約。

　　當然，這種制約也不能過分誇大。如果說選民的思維本身不對，即便有新聞自由也沒用。比如日本軍國主義的時候，日本媒體都是私人的，也有一定新聞自由，這個新聞自由很快被軍部鎮壓了。但是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日本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很強。如果報紙有批評本國軍隊、本國政府的言論，我不愛聽，那很簡單，不訂閱就完了。當時日本右翼發起了一場“不買運動”,對像《朝日新聞》這樣的報紙構成了很大壓力，因為這些都是商業報紙；如果沒人買，就意味著它沒有生計了。但是一般情況下，如果說民眾比較靠譜，關心的是真相，媒體尤其主流大媒會有天然的動力去報道真相，而不是隱瞞或造假。這是一個基本常識，否則很快身敗名裂。美國是有新聞自由的，哪怕有些政客可能要去賄賂媒體，在美國被發現可是滅頂之災，誰都擔當不起這個責任。比如中國哪個出版社社長出了我的一本書，他也是需要膽子的；當然，現在他想出也不一定能出得了，因為可能不批書號什麽的。以前出版自主權比較大，如果出了某一本書，被秋後算帳就麻煩了；有的更嚴重，甚至可以把整個出版社都端掉。所以中國的出版社領導都是壓力很大的，為什麽?因為這不光是關系他個人的命運，而是關系整個出版社，大大小小上百號人的飯碗都被他砸了。美國主流媒體面臨的壓力絕對不會比這個更小，萬一不小心鬧笑話，報社或雜志社的百年清譽就可能毀於一旦。你說他為什麽要去冒這個險?

　　當然，中美最後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制度是截然不同的；我們這兒壓制，他們那兒自由，所以說我們要有常識。我就不會去出版社爭取說，你給我出版這個、出版那個，那是完全徒勞的；在美國你也得有常識，這個常識就是你要信任它的主流媒體。這種信任當然不是絕對的，主流媒體也要接受社會監督。這也是為什麽大量自媒體雖然可能造謠，但必須有存在和發聲的自由，否則就該輪到主媒造謠了。但經過兩三輪自由辯論不用很久，只要幾天吧，主媒的最終定調仍然是可信的。它之所以可信，正是因為美國新聞體制是自由的。

　　2. 極右對左派的污名化

　　主持人：您今天主要是批判極右，肯定還會有一些學友認為左派的現象還是存在的，比如說《紐約時報》其實前一段也報道川普，說川普是麥卡錫主義者覆活或者是法西斯主義者。您怎麽看待美國的極左，您覺得存在嗎?還是說白左是被污名化的?

　　張千帆：這首先涉及一個定義問題，因為有時候定義不一樣會引起誤解。在我們說的某些所謂“極左”,其實不是斯大林或毛澤東那類極左，而是“遠左”(far left), 就是說它的政策在左的方向走得很遠很遠，比如說男女同廁。其實也沒有那麽遠，美國討論的許多問題都不像我們微信圈里污名化的那麽不堪。我經常上谷歌查一下，這是不難查的，你甚至不需要懂英文；哪怕你只懂中文，只要翻墻用谷歌中文查一下，往往就能鑒別某個消息是真還是假，或報道得是否大體準確。

　　比如有個報道說西雅圖市有議員通過法律，要把某些偷盜非罪化，用的理由是“貧困”,這叫“貧困辯護”(poverty defense)。譬如你桌上放了一個漢堡，他把它拿走了，這不構成偷竊，因為他肚子餓，他沒錢買，他拿去吃了，他要生存。錢包被他偷了，肯定也不構成，甚至你的電腦被他偷了，也不構成犯罪，因為他把電腦賣了換錢去滿足他的生活必需……其實這根本不是西雅圖的法律，他們只是說說而已，八字還缺一撇。美國討論所謂偏左的政策，到這兒以後，我們把它添油加醋，按照抹黑造謠的方式包裝成一個“極左”,讓人覺得美國“白左”豈不是無法無天了，可以偷東西、搶東西都不構成犯罪。這怎麽可能呢?人家說的根本不是這麽回事，你紮了一個稻草人，根本不存在的。

　　實際是怎麽回事?其實普通法本身就有一些辯護理由，比如說這個人偷東西被抓了；他在法庭上辯護說，我實在餓得沒辦法，為了滿足自己的生活急需，不得已偷了一個面包。這種情況下，法官很可能會承認他辯護有理，不構成犯罪。現在只不過要把這種司法實踐成文化，變成立法，但是要成為立法，必須通過議會。首先，它目前至多只是個別議員的提案，很可能通不過；其次，立法也比較覆雜，基本上要按法院那個套路走。你自己要滿足一些舉證責任，證明你確實是為了滿足生活急需。所以如果偷了一個電腦，很可能就不是滿足生活急需，因為你要花時間去賣這台電腦，賣了半天賣掉以後才能換成錢，去交房租、買食品，就表示這很可能不是你的生活急需。再加上你在一個福利國家，政府可以給你提供住所或廉價食品，還有什麽理由去偷盜呢?所以當事人證明起來相當困難，不是我們想當然說的那麽回事。

　　再說西方的“男女同廁”,到我們這兒好像就變成男的可以隨便闖女廁所。我問你，你家的廁所分男女嗎?家里不分男女，來了客人也不分男女，那麽在公共場所是不是一定要分男女?這是一個問題。其實在很多時候，男女分廁很可能會不經濟。我們在加油站休息的時候經常會看到，加油站的女廁所排隊肯定比男的長，甚至長得多。這就會涉及要不要給女性增加幾個廁所，而男女同廁可能就解決這個問題了，只是要保證安全，要把密閉性做好，隱私問題就不存在了，就跟你家的廁所一樣，家里的廁所是不用分男女的。其實，我在國內的公園已經看到“第三性”的廁所，挺“先進”的；如果女性排隊太長，應該可以啟用這樣的廁所。國內這類廁所可能華而不實，沒人用就等於浪費；但具體怎麽權衡，是為女性或其他性別提供方便，還是節省開支、提高效率，各地要按照當地情況理性選擇。

　　微信圈里經常看到子虛烏有的弱智主張，目的就是為了顯示民主黨多麽邪惡、多麽弱智、多麽墮落。可悲的是，很多人都被這種弱智宣傳洗腦，以至於聽信了當然，這些人通常原本骨子里就有反左傾向，這下更死心塌地追隨共和黨。美國左派有的也許確實走得相對來說遠一點，譬如給未成年人做變性手術，在美國爭議也很大。我沒有跟蹤，但認為這些問題都不只是“第二天”的了，可能是十年以後的問題，至少目前生活在極權體制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沒必要去管別人的同性戀、別人的男女同廁、別人的所謂偷盜合法化或者大麻合法化……如果真正深入到具體問題里面，而不是先入為主地貼標簽，這些都是合理的政策之爭，只不過到了我們這里，尤其經過這麽一包裝、添油加醋以後，覺得匪夷所思，怎麽走得這麽遠?其實是許多人根本不知道別人在討論什麽問題，更不知道癥結何在。

　　這些都不是我這里講的“極左”,極左就是極權，極權就是政黨、領袖和意識形態“三合一”,跟政策沒有關系。你也可以是極右，認可只有保守立場是正確的，其他的都是錯誤或者邪惡的，所以只認可一個黨派，最後只認可一個領袖……如果你支持這種秩序國內不少“右派”似乎都支持這種秩序，只認同川普領導下的共和黨所支持的“保守主義”,對民主黨進行妖魔化，那就構成極右。你剛才所說的立場是以極右反對“白左”,根本問題在這兒。

　　在成熟的民主社會，政策的左右都有很大的談判空間。他們遇到的問題都很覆雜，沒有顯而易見的正確答案。如果連我們局外人都覺得某個主張很弱智，這只能表明它根本不是別人爭論的話題。弱智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國內長期洗腦，會把人變成什麽樣子呢? 一般專制都會這樣，極權就更不用說了：人民會變成幼稚的小孩子。真的跟孟子講的，“如保赤子”,“赤子”就是抱在懷里的小孩子，兩三歲不懂事，人民的思維就像小孩子那樣幼稚。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不久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長篇評論，他把中國體制描述為“嬰兒化管理”(infantilizing control),非常精準。你看我們的電影，塑造的就是黑白分明的極簡化認知。我們以前的革命歌曲本質上都是兒歌，什麽“東方紅”“唱支山歌給黨聽” “草原英雄小姐妹”。聽起來非常悅耳，連我都覺得悅耳，因為我也被洗腦了。這些都是哄小孩的樂曲，兒歌聽久了會讓你快樂、年輕、幼稚、女性化。極左的女性化色彩比較濃，極右則體現男性化色彩。德國納粹、日本軍國主義的主旋律是雄赳赳、氣昂昂，齊刷刷地端著刺刀正步走這種形象。

　　不管極左極右，我們這種政體模式下教育出來的腦子都是這種黑白分明、非好即壞的極簡模式，看問題都是以非黑即白貼標簽的方式，接受不了覆雜的色彩，甚至哪怕是灰色，沒有耐心也沒有興趣去探討真實的細節。譬如怎麽把公共廁所設計得既有效率又安全，會需要許多細節知識，但他對這個完全沒興趣；他的興趣止步於貼標簽，好像男女同廁就是違背人倫、天理難容。實際上，人家爭論的問題比這覆雜得多。

　　3. 什麽是真正的“保守主義”

　　主持人：今天在講座當中，您提到很多右派把他們的思想包裝成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可能更接近宗教保守主義或者更極端的思想，打著保守主義的名義，您如何看待比較原初的伯克的保守主義，美國的建國精神中的保守主義，您如何看待?

　　張千帆：我對這個問題寫過一篇“‘保守主義’保守什麽?如何保守?”,談到保守主義怎麽定義、保守主義到底要保守什麽,其中引用了亨廷頓的定義，但是他對保守主義的定義有點狹隘。他認為保守主義必須是保守現有的東西，哪怕保守的是傳統，這都不算。1月 20日美國總統交接之前，保守主義就是要保守共和黨的那套東西； 1月20日之後，保守主義就要保守民主黨的那套東西，這才叫保守。這樣的定義可能過於狹隘，保守傳統應該也是一種保守主義，盡管現在的執政集團未必有多少傳統的東西。但是你要保守的那個傳統里可以有自由，可以有法治，也可能沒有。中國“保守主義”的困境就在這里：我們好像沒有太多值得保守的東西。

　　這首先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所追求的不是中國的“保守主義”,總不能“保守”那些落後的東西：反“一人一票”,反啟蒙、重“啟示”,回到中世紀的政教不分，還要“反多數人暴政”、接受少數人統治，甚至提倡個人獨裁。這樣的話，當今中國真是“保守主義”的天堂，真的是張五常說的，“從來沒見過這麽好的體制。”現在不正是少數人統治嗎?而且是極少數人的統治，應該高興了吧?如果還不高興，那只是因為你不是那個極少數。我想他們自己需要在邏輯和定義上要能夠自圓其說，他們到底想主張什麽?不是說貼上一個標簽，我是“保守主義”就萬事大吉，一下子變得無比正確了，沒有那麽簡單。

　　在中國這樣的語境下，我們更多的不是理念上的保守主義。我們的理念還是得比較“政治正確”。川普執政期間，許多事都變得匪夷所思，好像都在批判政治正確。那是什麽意思?難道還應該“政治不正確”嗎?好像政治不正確反而成了政治正確，完全是顛倒是非。當然，這些契約性的原則- 周期性選舉、一人一票、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世俗國家，都是每一個文明人必須接受的；不接受這些原則，你就不是活在現代社會的文明人。這樣的話，你跟你指責的那些人還有什麽本質區別?不就跟他們一樣了嗎?所以理念上，我們不能太“保守”,否則就成了“反動”了。但是在步伐上，要一步一步走，不能太著急。我支持策略保守主義，不支持目標保守主義。

　　這也是為什麽我自詡是中國“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因為我主張行憲，不主張制憲；主張改良，不主張革命，我也看不到革命在這個國家有什麽現實前景。改良就是要認可現行的制度，這個制度就是憲法。你說中國憲法里有一些糟糕的東西，我也承認，但是我認為總體來講還是好的，美國憲法這套東西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與言論自由、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甚至司法獨立，中國憲法里基本上也都有正因為好，所以當局才不實施啊!為什麽我們自己不能更多地去推動這些東西呢?為什麽要和他們一樣“做空”憲法呢?所以認同現行憲法、推動憲法實施、要求現政權言行一致- 這個憲法是你領導下制定的，不能光說不做- 這是中國保守主義的基本主張。要對得起保守主義這個名號，你就應該是這樣，而不是去學什麽伯克的保守主義。英美保守主義要保守的是他們自己的傳統，拿到中國來就成了激進的“拿來主義”,成了保守主義的反義詞。

　　即便英美保守主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伯克代表了英國當時的保守主義，現在英國的保守黨還是伯克的那個保守主義嗎?恐怕比當時激進的輝格黨還激進得多，因為社會是在前進的，“保守主義” 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沒有絕對的左和右；以前看來先進的東西，今天早已過時了，必須繼續向前走。保守主義只不過是要求我們不要一步登天、跨越太遠，理念要有連續性，步驟應該是漸進、緩慢、穩健，而不是激進，無非就是這樣。美國當時有蓄奴制，是不是也要“保守” 呢?所以保守主義也是要與時俱進的。今天談論美國立憲當年或者是伯克式的保守主義，沒有什麽現實意義。真正的保守主義必然是有國別限制的，也是有時代限制的，是特定地區、特定時代、特定民族的產物，不存在一個什麽普適的“保守主義”,好像撒切爾主義、里根主義或“川普主義”就是保守主義。照理說，現在川普下台了，你那個保守主義就成了激進主義，拜登相對左翼的政策才是“保守主義”。這種思維方式仍然是極權體制下形成的“宇宙真理”世界觀，以為某種特定意識形態是絕對正確的普世真理，而保守主義恰恰是反對普世真理的。

　　拿到中國的語境來講，中國可以有保守主義，要保守什麽呢?也可以說得通，那就是保守現行憲法規定的那些東西，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基層選舉……憲法里都規定得一清二楚，為什麽不去“保守”這樣的東西，慢慢往前走，不求一步就能實現，比如基層選舉能不能開始做起來?當然，這個“保守”也要打引號，因為雖然憲法規定了，但現實中沒有。但憲法畢竟規定了，也不能說一無所有。四十年來，中國法治和權利保障取得了很大進步，只是進步得太不夠，還要在保守現有成就的基礎上向前走。要在中國談保守主義，這才是我們應當堅持的主張。

　　4. 中國人關注美國大選過度了?

　　主持人：我記得您在一篇文章中寫過，我們對大選的關注有點過度了，大選在美國漫長的政治當中並沒有那麽重要。是不是我們對大選的關注有點過度了?美國平常的政治我們反而關注得有點少。

　　張千帆：也不存在“過度”,應該關注，關注越多越好，因為我們自己沒有選舉，只能從別人那兒多學一點。美國總統選舉是最吸引眼球的選舉，能學到很多東西，不只是聯邦層次的選舉；美國聯邦的選舉是下放到各個州的，由各個州去選。怎麽劃分選區?怎麽設計選票?怎麽分發和收集選票?這里有很多學問，很多的實踐經驗。我們以前關注得不夠，學得太少。我希望大選以後，有人能夠踏踏實實地追蹤選舉的各個流程。《紐約時報》有中文網，我說中美都有很多川粉不信任你們，你們應該有一個答疑、解釋或者申明性的東西，來說明你們是怎麽運作的。比如說一個陰謀論出來，炮制出那麽多假消息，為什麽你們一個都沒有追蹤?是不是因為有政治偏向?你們要詳細說明自己的報道原則、編輯原則、步驟流程，對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是很好的教育。不過他們貌似很自信，不理睬，好像一切都已經過去、什麽都沒有發生一樣。我還是希望有人能去做一做，分析比較美國的媒體是不是有偏向?主流媒體能不能做得更好?我認為他們做得差不多，但還是有提高空間。

　　選舉也是，你說一起舞弊都沒有，那是不可能，除非你生活在天堂——當然，天堂不用選，上帝已經在那兒了，誰有資格去“選”上帝?只要在人間，人間的選舉肯定有造假，肯定有舞弊，但是鑒別一個民主國家是否成熟、民主是否穩定鞏固的標準，就是選舉有沒有大規模，以至可能改變選舉結果?反對派能否有效地監督選舉和計票過程?按這個標準，美國肯定沒有大規模舞弊，尤其是經過那麽多場訴訟。但是各州出現的問題不一樣，選舉方式也不完全一樣，代表了不同的選舉模式，很值得學習。我們就不用奢談其他的選舉，能夠把這次選舉做得更細一點，更深入一點，那就收獲很大了。

　　主持人：有一個學友問，張老師好，最近國會眾議院對川普進行第二次彈劾，但是現在川普已經卸任，成為了普通公民。憲法上並沒有說明是否能夠對前任總統彈劾，雖然這次彈劾最後很難成功，但這一行為在憲法上有何意義?請問老師，如果真的彈劾了前總統，意味著什麽?

　　張千帆：民主黨之所以要彈劾，可能是想要清算川普主義的影響，大概彈劾成功以後，他應該再不能從政吧?我沒有跟蹤，這確實很特別，美國之前沒有發生過彈劾已經卸任的總統。通過這種方式勝算的把握應該說不大，因為畢竟要有參議院2/3多數，這是很難的。所以我不是很看好，也不見得認同有這個必要。第一次彈劾，我也不認為就能達到彈劾標準。總體來講，我對美國的總統制以及附帶的彈劾制度都頗有微辭。我認為，總統制本身就不是一個很好的制度。我在《美國契約的破裂和重建》一文里講到，美國總統制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我更傾向於議會制。如果這次是議會選舉，肯定不會這麽激烈，不會這麽有爭議，有這麽多的陰謀論。事實上，這次全部眾議員和1/3參議員都同時改選了，幾乎沒有發生任何爭議。你看德國，今年流傳的一個消息是默克爾要下台，她不再擔任基民盟領袖了；他們已經選舉出新的領袖，非常波瀾不驚，幾乎可以說到了乏味的地步。但是我們說一個國家治理得好，就應該像這樣，而不能像美國那樣老是在懸崖邊上走著，讓人為它提心吊膽。

　　5. 左右之爭與全球化

　　主持人：還有學友問，中國國內的左右之說和國際政治慣用的左右，詞義上有很大區別，常常從字面上給人造成理解困難。請問如果選擇兩個比較符合實情的詞來替換掉國內語境里的左右坐標，您會怎麽選?

　　張千帆：我覺得不用替換，左右就是左右，本來就是出自於法國議會的左右。左右本身就意味著兩種立場是平等和平行的，你是左我是右，並不是說 Right 就是Right (正確)。這當然只是調侃， Left 也可以是Right,左也可以是“正確”的。在我們這兒說的“左”是極左，極左和極右都是錯誤的。這沒什麽,我們要分清左和極左、右和極右。這是一個關鍵，左右本身無所謂；左也可以，右也可以，但是千萬不能跑到極左和極右。所以說左右可以都對，極左或極右必然都錯，就是這麽一個簡單的道理。

　　主持人：現在有很多人認為，其實全球來說都有一種反全球化的潮流，很多人認為他是民粹主義，比如印度、英國、澳大利亞和美國都有右派重新上來的趨勢。您認為這是大趨勢嗎?

　　張千帆：這確實是一個很嚴重的挑戰，也是我對美國契約能否修覆的一個疑問。全球化和民主某種意義上是相悖的，因為民主是有疆域的。民主是指主權國家的民主，美國是美國，它有主權；德國是德國，也有主權；歐盟沒有主權，但是也沒有民主，歐洲議會不是由歐洲人民直選產生的，它的民主有很大的“赤字”,這也是歐洲人很關注的問題。總之，民主必然是有疆域的。全球化恰恰沒有疆域，資本是沒有疆域的。我上次看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早就預言了資本的全球化，這個預言非常早，以至於許多左派欣欣然覺得共產主義快要實現了。資本全球化對傳統上有疆域的政治民主構成了根本挑戰，因為資本從這個國家流走了，有疆域的民主政治控制不住，就跟一個國家控制不住污染一樣；好比全球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問題，靠一個國家有什麽用?各國必須都要花大力氣，全球才能達成共識；各國領導人，民選的也好，非民選的也好，坐到一起談判，最後才產生了《巴黎氣候協定》。我們沒有一個很有效的全球治理結構，聯合國權力太小了，而且各國差異太大，不可能產生一個民選的聯合國領袖。

　　資本對民主的本質挑戰在於資本是全球化的，治理卻是國家化或區域化的。但是目前這種全球化趨勢是不是就會必然導致區域化民主失敗、民粹主義盛行?我還沒有答案。肯定會產生很大的張力，比如移民問題肯定導致民族主義，資本的外流在美國會造成“鐵銹帶”. 也很諷刺，讓一個百萬富翁來代表一堆失業窮人。按照我們的邏輯，“親不親，階級分”,應該選一個窮人才對，可惜窮人在民主體制幾乎是不可能勝選的。當然，這個邏輯是不對的，窮人富人不是關鍵，只要他能夠代表你的利益就可以，但窮人確實容易選出民粹主義領袖。這批人經濟地位比較低下，可能是失業者，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不太願意接受憲政民主規則- 這是全球化對美國憲政民主最大的挑戰。

　　但是否就到了不可修覆的地步?我個人相信沒那麽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理性的窮人應該選拜登才對，因為民主黨主張給窮人發錢。往遠處說(也不見得太遠),大規模失業很可能是一個大趨勢，很多任務種可能都要被機器人所替代，大量的人沒事可幹，只能被養著。這個時候怎麽辦?阿倫特在《人的狀態》里已經看到了按勞分配原則消失之後，整個人類面臨的生存意義挑戰。迄今為止，我們的尊嚴很大一部分是跟我們的職業和對社會的貢獻聯系在一起。將來“不勞而獲”,每天“飽食終日”而無所事事，怎麽樣才能讓生活變得有意義、有尊嚴?在美國“銹帶”,全球化造成相當一批人的生活境遇在下降。如果說經濟趨勢不可逆轉的話，川普所說的“美國優先”能把制造業再籠回來嗎?資本再回流到美國，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能回來，孤立主義也未見得是好事。全球化形成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雖然會產生很多矛盾，但是確實讓全球變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再回到以前的主權國家格局，肯定是打世界大戰的節奏，不見得是件好事。

　　這也是為什麽我認為把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希望貿易戰能削弱極權秩序，是不現實的想法，因為中國的體量很大，大不了就是關閉國門，甚至實行軍管，也不會活不下去。全球化不帶我玩，我還不跟你玩了呢!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兩種制度在共存中競爭(新冷戰或“溫戰”)會是大概率事件。美國制度有優勢，但也有劣勢。這次疫情防控也說明了這個問題。美國要在競爭中勝出，必須先解決自己國內的問題，包括資本全球化對國內民主政治的挑戰。從美國的角度來講，即便對中國關門，對印度、柬埔寨、越南、菲律賓這些勞動成本甚至比中國還低的國家關不了門，資本總歸要找成本低的地方流；美國不可能不讓它流走，那就不是搞市場經濟了，變成了搞計劃經濟，這本身和美國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因此，美國的資本是回不來的，美國制造業尤其低端產業外流是大趨勢。這不僅會涉及國和國之間的關系，也會涉及國家內部利益怎麽分配。美國在保證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有它的IT 高科技等支柱產業，由他們創造財富，給沒工作、待在家里的人發錢。民主黨主張大規模發錢，讓所有人都能有基本體面的生活；共和黨強調自食其力，問題是沒工作可幹，總不能在家餓死?這可能是兩黨尤其共和黨以後要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目前的私有制+市場經濟框架內能否解決得了這個問題，我不確定。

　　可能現在去想這個問題，稍微遠了一點，但也未必很遠。馬克思預言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築之間會發生不可避免的矛盾，而且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我認為不是，但還需要論證。任何國家都有階級利益沖突，但憲政民主國家終究能夠解決好利益矛盾，至少讓多數人滿意，不至於發生顛覆民主政體的革命。福利制度的本質可以說是向“無產階級”妥協，來化解暴力革命的威脅。歐洲在這方面做得好一些。美國的經濟不平等和種族問題攪在一起，挑戰更大，黑人暴動已經變成每隔幾年就要發生一次的周期性事件。不論如何，極端的終極預言和終極方案都不成立。民主國家既不可能像奧派經濟學主張的那樣自由放任，也不可能實現盧梭、馬克思主張的絕對平等或全面公有制。現在除了凱恩斯等主張的私有制+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包括福利制度)的混合政策之外，還看不到什麽可行的替代選項。

　　6. 自由派的自我啟蒙

　　主持人：我相信很多學友都會比較感興趣，關於您自己的，這位學友說，注意到您從物理學轉向了後來的文科的獨特的學術歷程，在這個過程中，您有哪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比較呼應的地方? 張千帆：可以說重起爐竈。

　　主持人：沒有相互呼應的?

　　張千帆：至少沒有什麽直接能夠用上的，比如說思維邏輯比較嚴謹一點，這個好像有點罵人的意思學文科的就思維不嚴謹?有可能理科教育多少會強化邏輯嚴謹，這個我也承認。但是現在一個比較嚴重的現象是所謂的“理工男”都是國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我學這個東西就是要為國爭光，讓中國強大之後“打倒美帝”,很多人是出於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這位學友的問題是說，也許學理工科本身不是優勢，而是一種劣勢，因為你不去接受人文的東西，對哲學、政治沒有起碼的認知，還停留在洗腦階段，就會變得非常國家主義，心甘情願做極權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只能讓極權機器變得更強大。這當然非常危險，但我覺得不應該是這個樣子。我們學理科出身的，應該把問題搞清楚，不應該接受任何沒有經過審驗的主張或者理念。對我來說，理科思維模式和言論方式的特點就是實事求是、就事論事，是什麽就是什麽,能夠刨根就底地追求一些真相，特別接受不了假大空的東西。如果你真有理科精神的話，就應該有這種求真務實的精神，而不是讓自己的腦子被洗得弱智；否則，你其實不是合格的 “理工男”。

　　八十年代的民主先驅有不少理科生。當時被開除黨籍的三個人，除了劉賓雁是記者之外，方勵之和許良英都是理科的。方勵之是一位相當傑出的天體物理學家，當時任中科大副校長，最先呼籲憲政民主。許良英是寫科學史的，寫過愛因斯坦傳。他們都是科學家或科學史學者，但沒有把自己變成國家主義者，而是基於對國家的歷史、現狀和未來有比較全面的認知，以一種對國家真正負責的態度去做事情。真正的“理工男”精神應該是指的這個，而不是指人文素養特別差或情商特別低的書呆子。

　　我原來從李政道的CUSPEA 項目出來，我們曾有不止一個群，當時在物理方面都是比較優秀的，至少智商都是夠用的，但是我發現在那些群里面，有不少人的思維是反現代文明的。很多人留在了美國，當然大多數也不見得在做物理了，可能經商或者從事別的工作，但是好像並沒有被美國的政治文明所影響，雖然在美國生活多年但仍然置身於美國精神之外。還有一些華人尤其是一代移民也是很好的朋友，有的正義感很強，但是在這次大選中間發表的言論也是讓人跌破眼鏡。當然，一代移民中有的年紀比較大，英語也不好，沒有其他消息來源，被周圍一些謠言所包圍，如此表現也是自然。不管怎樣，我還是覺得華人跟世界主流文明之間有相當一段差距。“理工男”更是一部分頭腦很發達，但是其它部分卻很落後。即便原先從事人文的人，思維模式還是停留在這個國家、這片土壤上；即便到了其他國家生活，基本上也是在華人圈子里，沒有真正地融入世界文明。

　　這次大選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世俗意義上的啟示就是啟蒙遠遠沒有完成，我們還是要不斷地啟蒙自己。我以前以為啟蒙已經基本完成，實際上還差很遠。自由派只有再次自我啟蒙，才能清除自己在極權體制下形成的思維障礙，成為接受憲政民主的文明人。

　　(首發於台灣《思想》雜志，2021/4/1)

　　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 ( 1 )郝志東

　　2020年11月3日美國大選結束，11月7日各大媒體在評估了投票情況之後，預測拜登勝出成為下一屆美國總統。當天拜登陣營舉行了慶祝大會，各大城市支持民主黨的群眾湧向街頭，歡喜雀躍，喜極而泣，慶祝美國民主的勝利。主流媒體記者也都發聲，說這是美國民主的一個轉折點，將美國從制度失敗的邊緣拉了回來。美國還將產生第一位女副總統，而且是黑人和南亞移民的後裔。這是在創造歷史，代表了美國民主進步的步伐。

　　但是與此同時，也有川普的共和黨支持者也走上街頭，抗議媒體對拜登當選的預測，認為即使拜登贏得的普通選民和選舉人票的多數，那也是因為民主黨作弊的原因，盡管他們並沒有任何大規模舞弊的證據。此後川普還大興訴訟，在他輸掉選舉的搖擺州向法院提告，一開始要求停止檢票，後來要求停止州政府對選舉結果的認證，試圖要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來任命該州的選舉人，扔掉本州島島多數選民的選票，讓川普當選。在50多起關於民主黨選舉舞弊的訴訟都因證據不足而失敗之後，川普還是拒絕認輸。

　　最有意思的是很多在美中兩國的華人知識分子，也跟尾隨著川普及其支持者，在網上散布各種民主黨選舉舞弊的謠言，比如濱州兩萬多去世的人也投了票，Dominion 計票機將大量川普的票算給了拜登，等等，盡管50個州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選舉官員都說所謂大規模作弊的說法都是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

　　當然他們的對美國選舉制度的攻擊，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攻擊，也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批評，盡管後者人數似乎遠遜於前者。不過這次華人知識分子在美國大選問題上的分歧，使左右的光譜變得比較明顯，卻也是一件好事。

　　這個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將從在川普問題上中國知識分子的分歧，來看他們的左、右政治光譜。第二篇文章將分析極右傾向的內涵。第三篇和第四篇文章分析這些極右傾向的10個思維方式。第五篇文章分析中國知識分子在川普問題上的分歧及其對中國民主化的影響。

　　中、美兩國的左、右意識形態光譜

　　在中國談左、右比較讓人覺得不得所以。如果比較中國和和美國的左、右，好像更加讓人混淆。如果在一個非常簡單的層面上看，中國的左翼反對民主政治、反對利伯維爾場，右翼則支持民主政治、支持利伯維爾場。但是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支持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

　　這次中國知識界在挺川還是反川問題上的分歧，將中美兩國的左、右區分表現得比較清楚，使得我們可以將兩者結合起來分析，除掉原來左、右的迷惑，真是一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好事。

　　童大煥將反川的學者劃為極左，或者是“形右實左”,右是表象，左是本質(童大煥，“為什麽很多知識分子形右實左”,2020年12月12日)。而我則將反川派稱為中左、中、中右。而挺川派則更多是極右。我們下面的分析會發現童大煥的觀點是偏頗、過於簡單化了的。

　　我們先來看中美兩國的左、右是如何劃分的。根據我自己的閱讀和觀察，我認為左、右的意識形態光譜可以有以下五個節點：極左、中左、中、中右、極右。當然，這是一個連續體，也是一個理想型分類。在具體到某個人的時候，他或她的思想和行為是會在連續體上左右搖擺的，比如在極左與中左或者極右與中右之間搖擺(如在同情底層與擁護威權之間搖擺),盡管搖擺的幅度不一定會很大。人們也可能在中和中左、中右之間徘徊(比如在移民、種族歧視、身份政治等問題上的觀點和傾向)。但是在極左與極右之間搖擺的可能性不大。

　　其實極左與極右在很多問題上是相通的，比如支持威權主義甚至獨裁以及極端民族主義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常說的“形左實右”的問題。

　　在政治、經濟、社會上面它們都有各自的表現或者觀點；在對待川普的問題上，也因為這些觀點而分為挺川派或者反川派。下面我來具體分析一下左、右意識形態光譜上的這些節點。

　　極左

　　極左的意識形態在政治上講是國家主義，即現行的社會主義。這是 Erik Olin Wright 的觀點。這也是我們常講的威權主義、集權主義。它也常常和極端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我在“如何理解國家主義知識分子”一文中引述了許紀霖對國家主義的定義，也即“主張以國家為中心，以國家的強盛、國家能力的提升作為現代性的核心目標。國家不再是實現公民利益的工具，國家本身就是善……國家即是其自身的目的”。國家主義的代表人物有王紹光、胡鞍鋼、汪暉、潘維、韓毓海、鄭永年、張維為、金燦榮、梅新育、胡錫進、陳端洪、強世功、田飛龍等等。

　　他們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決定了他們在經濟問題上也會擁護現行的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也是許紀霖所講的“國家與市場的相互鑲嵌化”。在社會問題上，他們默認了目前農村和城市的二元化體制，反對公民社會，默認對農民、農民工以及少數民族的歧視。他們認為黨國已經代表了所有這些人的利益，所以不需要公民社會，不需要代議制民主。

　　國家主義的知識分子們之所以挺川，原因之一是川普的美國孤立主義使得中國在海外擴張的機會大增，正好符合他們國家主義的胃口。川普反對“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運動、反對拆掉獨立戰爭時期南方將領的雕像等等，也得到梅新育等人的支持，認為“這種正常價值觀顛倒、文化傳統和國家認同被堂而皇之摧毀的事情”,他絕對不會允許在中國發生。他們也害怕美國的反抗警察對黑人的暴力，會引發中國少數民族和異議人士對國家權力的抗爭。(上面的討論也見本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三個政治角色”一文。)川普對美國民主的破壞，正好證明他們認為民主不如專制的觀點的正確。川普如果能夠連任，對他們來講利大於弊，挺川是可以理解的。

　　美國幾乎沒有極左。共和黨所批判的社會主義其實是國家主義的稻草人。民主黨的左翼所提倡的社會主義其實是民主社會主義。這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

　　中左

　　中左在美國的代表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比如這次大選中的參議院議員、民主黨初選參選人Bernie Sanders 以及眾議院議員AlexandriaOcasio-Cortez等追隨者們。他們認同綠色政治、負責任的資本主義、對富人征稅、全民醫保、多元文化、婦女在墮胎問題上的權益等等。在這次大選中，他們被污名化為中國和拉美式的“社會主義”,從而使民主黨失去了不少越南裔、古巴裔以及其他拉美裔選民的支持。

　　中國那些“兩頭真”的老一輩革命家，那些圍繞在被政府接管的雜志《炎黃春秋》周圍的人，不少都是民主社會主義者。其實胡耀邦和趙紫陽所設想的也是民主社會主義。在胡溫時期，中央黨校的一些教授也曾經專門研究過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顯然在中共內部，還是有一些想為共產黨找出路的人，試圖用民主社會主義來解套。而且民主社會主義的確是一個比較可行的道路。但是可惜他們都沒有成功。在現在的政治大環境下，中左的聲音恐怕更難聽得到了。

　　民主社會主義也是改善中美關系的根本出路，是中美有更多共同點的問題。換句話說，中美關系的根本障礙，在中共不想民主化，不想遵守普世價值，這就使得兩國關系無法得到根本的改善。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在邏輯上是反川的。

　　中間派

　　中間派和中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信仰普世價值、對掠奪性資本主義的遏制、保護婦女權益、少數族群的權益等等。就美國來講，他們不會將自己稱為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在全民醫保、身份政治等問題上盡管支持但是不會采取比較激進的手段來改革現行制度。這次拜登被選上總統，主要就是因為他的中間路線。他和社會主義作了切割，盡管川普的宣傳還是使許多人相信他也要搞“社會主義”。他和全民醫保也做了切割，但是他說會采取多元化的措施，使大家都能得到醫保。

　　中間派是民主黨內的溫和派，邏輯上自然是不會太左也不會太右，而且要超越左右的觀點。湯馬斯 ·L · 佛里曼(“美國躲過了一場‘滅頂之災’”,2020年11月18日)說，“他們需要讓每一個美國人相信，民主黨人既支持重新劃分蛋糕，也支持擴大蛋糕；既支持改革警察部門，也支持加強法律和秩序；既支持在大流行中挽救生命，也支持保住就業；既支持多元，也支持愛國主義；既支持讓大學教育更便宜，也支持讓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在工作上更受尊重；既支持修建高高的邊境墻，也支持給邊境墻裝上大門；既支持那些創業的人，也支持對他們的監管”。

　　換句話說，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溫和派都關心貧富懸殊、城鄉差別、法律與秩序、警察制度是否要改革以及如果改革、移民問題、身份認同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只有在兩黨溫和派的支持下，走中間道路，才能有解。即使是共和黨，在全國範圍來講，也需要向中間靠攏，才能取得多數人的選票。侯任總統拜登是中間派，正在競選國會參議院議員的喬治亞州奧索夫也是中間派(見遐思客，“川普敗選了，喬治亞的下一場大戲決定拜登未來幾年執政”,2020年12月1日)。當然他能否在喬治亞州競選成功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民主黨的溫和派既反對極左也反對極右，但是可以和中左和中右聯盟。這次大選中拜登和Sanders 的聯盟，以及他和共和黨內溫和派(如“林肯計劃”)的聯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中庸之道也是中外哲學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中左和中右一樣，中間派是信仰普價值的，即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程序正義、種族平等、性別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機會平等、個體自由、人權、政治民主等等。這也是極左和極右所批判的“政治正確”(見本人文章，“‘川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懟美國哦的‘白左’和‘政治正確’”)。這也是他們賴以合作的基礎。

　　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也有很多中間派，和上述美國的中間派一樣，相信普世價值、相信民主主義、相信對掠奪式資本主義的遏制、保護婦女和少數族群權益等等。但是目前的輿論環境使得他們沒有辦法闡述自己的完整主張。比如民主主義和少數民族權益就是犯忌的話題。

　　中右

　　如上所述，中右派和中間派也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普世價值、民主主義等等。張千帆所說的詞典上定義的保守主義就是中右，即 “注重傳統、社會秩序、等級權威、財產權等”。他們“反對激進的社會變革”(“張千帆：‘保守主義’保守什麽?如何保守?”2020 年8月5日)。他們是共和黨中的溫和派，對身份政治和平權法案都有顧慮。他們和中左的分歧較大，但是可以和中間派聯盟。在這次美國大選中很多共和黨的溫和派都支持拜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之所以說他們是溫和派，是因為他們反對以川普為代表的極右派的白人至上主義、白人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基督教的身份至上主義等，也尊重婦女權益和少數民族的權益。他們會反對“眼下全國各地湧現的鬥志昂揚的武裝右翼抗議者”,認為他們“玷污【了】保守主義運動的形象”,“嚴重打擊到保守派運動的合法性”(見Martin Skold和J.Furman Daniel/著，聽橋/譯，“保守主義應當保守什麽”, 2020年9月18日)。在移民問題上，他們也和中間派和中左那樣反對川普的極端政策。但是因為所關注的重點不同，他們既可能是反川派，也可能是挺川派。

　　中國知識分子中也有人是既反對美國的平權法案，也反對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支持，比如少數民族學生升大學加分的問題。但是他們支持普世價值、民主主義。和美國的情況一樣，他們也可能挺川也可能反川。

　　極右

　　極右派是種族主義的、白人至上主義的。他們是支持威權主義甚至獨裁的。川普在很多方面都體現出一種獨裁者的思維方式，比如羨慕其他國家的獨裁者可以當永遠的總統，和獨裁者稱兄道弟，但是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關系卻很僵。將獨立媒體看作是“人民的敵人”, 這和獨裁國家領導人的看法是一樣的。

　　川普這次大選失敗之後，拒不承認失敗。為了繼續執政，聲稱民主黨有規模的舞弊行為，於是在幾個他輸掉選舉的搖擺州大興訴訟 50多起。訴訟失敗之後，又直接聯系搖擺州的共和黨官員，設法找借口否認大選的結果，讓共和黨為多數的州立法院罔顧全州選民的意願，任命共和黨的選舉人團，去投票讓川普當選。這些都是對美國民主制度的破壞，連這些州的共和黨官員都不認可，所以此舉不可能成功，但是他仍然在嘗試各種辦法想繼續執政，哪怕將美國的民主制度摧毀也在所不惜，包括默認其支持者的武裝抗爭。

　　這些都是極右的表現。即使如此，川普還是得到很多共和黨官員以及民眾的支持，所以他們中的不少人是極右人士。

　　在社會問題上，有種族主義傾向的一群人，打心眼里看不起黑人、拉丁裔人，以及亞裔美國人等少數族裔。所以他們也強烈反對移民。正如川普剛上台時就公開講的，如果要移民，也是要北歐的白人，不是非洲的黑人，更不是伊斯蘭國家的人。上台伊始，他就發布了禁止八個伊斯蘭國家移民的法令。這些也都得到不少極右派人士的支持。

　　他們也嚴禁任何形式的墮胎，以及對槍支的任何管制。這和中右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

　　在中國，極右人士是大漢族主義、反對穆斯林、主張將少數民族同化為漢族的。他們所信仰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張千帆所說的那些 “相當出格”的保守主義，實際就是我在這里說的極右傾向：“蔑視弱勢群體、反平等、簡單政治站隊、用自己的思維模式去套英美兩黨政治”。他們反對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一個沒有半點民主的國家，每天都過著‘少數人暴政’的日子卻憂心‘多數人暴政’”,他說“這種思維非黑即白、誇大事實又混淆是非，在其方式的極簡化上和長期受極左洗腦的‘五毛’驚人相似”(“張千帆：‘保守主義’保守什麽?如何保守?”2020年8月5日)。

　　這個問題，我會在下一篇文章“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中來專門討論。我們會發現他們在支持威權主義甚至獨裁的問題上和極左是一樣的。張千帆所說的“極端保守”,正是我這里說的極右，即“另一種激進，成為純粹的守舊、脫離現實甚至違背現代文明的‘反動’”,是“影響到他人的基本自由”的反動，是“拒絕承認他人的政治權利”,“把人降格為豬”的一種反動。他們也是一群很有可能“被獨裁者聯合群氓收割”的保守精英(同上)。我會舉出更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的例子，比如認為種族主義、不是所有公民都有投票權等等。極右和極左，借用張千帆的說法，都是“跌落到政治文明底線之下了”。當然我說的是傾向，如上所述，擁有這些傾向的人是否極右派是另外一個問題。

　　結論

　　張千帆在一篇文章里引述了許紀霖說這次的分裂是自由派在 1990年代和“新左派”決裂之後的第二次大分裂。但是張千帆“傾向於認為(或希望),自由派的分裂和那次左右‘決裂’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張千帆，“中國自由派的大選陰謀論和美國契約的危機”,2020年11月12日)。從本系列文章的分析來看，事情不是像張千帆想象的那樣理想。分裂是深刻的，後果也是嚴重的。

　　但是如果左、右的問題搞清楚了，人們就可以清晰地知道自己在意識形態光譜上的位置，從而也就清楚自己該幹什麽,不該幹什麽了。正如挺川的李劼所說，“本次美國大選消滅了一個成語，面目不清。因為所有人的面目都清楚了”。這當然也包括你、我、他。另一個挺川的武文建說“關於拜登與川普競選之分歧，首先是檢驗中國所謂知識分子的思想以及自身綜合素質能力的試金石”。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思考的問題。

　　不過如前所述，我這里討論的左右意識形態光譜是理想型分類，是個連續體。我們對挺川派言論的分析也只能說明他們有“極右傾向”,在極右傾向和極右派之間還有一段距離。而且左右的光譜是在移動的，每個人的極右傾向程度不同，會有變化。所以具體到某個人是否已經成為極左或極右派，或者其他什麽派，還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是極右傾向的特點卻是明顯的。這是我下一篇文章要討論的問題。

　　(首發於澳門《訊報》,2020/12/18,12/25連載)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2)

　　郝志東

　　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次美國大選上的態度所表現出來的極右傾向，使我們想到了他們在川普上台後對其政策的看法。這前後是一致的。這就讓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極右意識形態的內涵。下面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

　　首先，中國有極右傾向的知識分子擔心歐美和中國會被伊斯蘭化、會被黑人化，所以非常推崇川普的種族主義政策、反移民政策、反同性戀政策。蕭功秦擔心黑人數量超過白人之後美國怎麽辦。2020 年11月22日，他又轉發了自己幾年前關於這個“擔憂”的推文，並附上一張圖片，其中拜登坐在前面，後面站著六個人，似乎全部是黑人，以證明自己判斷的正確性。他說“無論是當年極左文革還是現在白左式的浪漫，都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毒藥”。他說“完全開放邊界” 就“如同在A 型血液的人體中，不斷地輸入B型的血液。這就會出現因文化的排異反應而產生的沖突。邊界的無限開放，表面上符合絕對平等的‘政治正確’,但卻把外部的文明沖突，移到文明體的內部。後果要嚴重一百倍。德國總理默克爾犯的根本錯誤就在這里”。

　　當然沒有人說要“完全開放邊界”,這顯然是一個稻草人。A 型血輸入B 型血，輸一個死一個。按他的邏輯，美國應該已經不存在了。我們先拋開這些不符合事實不符合邏輯的問題不談，他的主要觀點是多元文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毒藥”。那麽在美國就需要白人化，在中國就是要漢化，於是所有的種族歧視都可以被合理化。

　　與此同時，高全喜認為穆斯林不可能融入美國社會，異教移民會成為擠占美國的社會福利、破壞美國的社會秩序與文化政治秩序的敵人。這些移民政策使得劉瑜擔心美國會被拉丁化。孫立平認為川普打破“政治正確”就像當年中國改革開放、打破禁忌、解放思想那樣，不僅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還會決定未來世界的格局。(見林垚關於川普化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一文。)叢日雲認為川普的上台使得美國對多元文化主義和進步主義的趨勢予以遏制，阻止了“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殘與慢慢自殺”,“讓美國文明重振自信、重現輝煌”。他希望川普能夠幹滿八年，接下來讓同一派人再繼續幹一段時間。(見本人“‘川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懟美國的‘白左’和‘政治正確’” 一文)。

　　有些人的種族主義更加露骨。劉忠良認為“美國的馬丁 ·路德 ·金和南非曼德拉一樣，都是破壞共和民主的罪人”,因為他們使得黑人可以得到選舉權，變成“福利懶漢”和犯罪分子。與此同時，“創建美國的白人比例越來越低，也就是價值貢獻者比例越來越低。智商和文化發展程度較低的族群，人口比例越來越高，也就是渴望福利的人口比例越來越高”。這就讓美國民主墮落了(劉忠良，“為什麽說這是一場不能輸的選舉”,朋友電郵，2020年11月27日)。極右到劉忠良這個程度時就已經是反人類了。

　　劉忠良在上引文章中有幾句話，總結了川普和川普主義的擔心： “左派邪惡聯盟繼續放縱非法移民、底層拉美人、黑人、穆斯林等大規模流入美國，徹底改變美國的人口結構、信仰結構、價值觀結構，徹底顛覆美國文明!到那時，美國將不再是原來的美國”!“隨著美國人口結構、信仰價值觀結構的變化及左派思想的傳播，美國越來越脫離美國建國精神和基督教新教信仰”。這些也是中國有極右傾向的知識分子們的擔心。

　　所以川普把墨西哥移民說成是“毒販、罪犯、強奸犯”,把非洲和海地說成是“糞坑國家”,禁止一些穆斯林國家的人入境美國(也見滕彪，“為什麽支持民主的人應該反對川普”?2020年12月4 日),和這些人是同一個思路，所以挺川便可以理解了。正如杜延林所說，這些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們是以自由的名義，反對平等、反對福利、歧視黑人、穆斯林，和川普主義一拍即合(杜延林，“華川粉現象的意識形態根源”,2020年11月22日)。

　　其次，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川普不光是美國人民的大救星，也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不少海外民運人士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廖亦武認為反中陣營只有川普這一匹黑馬，要一直挺到底，“誰對共軍顛覆性最強，我就支持誰”。曹長青說只有川普“這樣強勢”,才能“遏阻中共等邪惡在全球的擴張”。這也是劉瑜說的即使川普的當選是惡，那也是必要的惡。

　　所以，川普上台對中國、對美國、對世界都很重要。孫立平說這次的大選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對於美國，也是對於人類而言。正如李劼所言，“美國選災已經成為美國歷史也將成為全世界局勢的轉折點”。孫立平說因為這是一個“在維持主體民族人口優勢的前提下維持原有的結構和體制，還是在不可避免的人口構成的變化中轉換成新的結構和體制”?如果是後一種，那麽就有這是一個“風和日麗的，還是腥風血雨的”的過程的問題。

　　孫立平的選擇是明確的，一定要選川普，以維持主體民族的人口優勢，維持原有的結構和體制(孫立平，“美國面對的問題以及這次大選”,2020年10月31日)。那麽在美國實際上就是白人至上，在中國是漢人至上，否則會有“腥風血雨”。

　　第三，中國國家主義知識分子在支持川普這個問題上和上述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是一致的。他們支持川普對“黑人的命也是命”以及拆除雕像等運動的批評。梅新育“絕不容許當前美國這種正常價值觀顛倒、文化傳統和國家認同被堂而皇之摧毀的事情發生在中國”。他們也不希望廣州美國總領館舉辦“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講座，因為他們怕組織者趁機“挑撥中非友好關系”,怕中國“異議情緒上升”。 (以上描述見本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三個政治角色”一文。)的確，美國少數民族尤其是黑人所遭遇的警察暴力，的確會使人想到中國的類似問題。

　　由此可見，在種族主義、威權主義、極權主義等問題上，中國的極左和美國的極右是合流的。童大煥說反對將人按照“優劣等級排序”,主張“文化上的多元主義、平等主義(所謂的‘政治正確’) 必然導向左和極權(童大煥，“為什麽很多知識分子形右實左”,2020 年12月12日)。但是根據我在這個系列文章里的分析，實際情況是主張“平等”等普世價值的人是中左、中、中右，而把人按照“優劣等級排序”的通常是極左或者極右。

　　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和極左傾向比如種族主義、白人/漢人至上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威權主義、極權主義、國家主義等等，對我們了解他們今後在中國社會發展問題上可能會起什麽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下面兩篇文章中，我們會來分析他們的十個思維方式的誤區。這些思維方式和極左的思維方式是一致的。

　　(首發於澳門《訊報》,2021/1/1)

　　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3)

　　郝志東

　　童大煥在他的宏文“為什麽很多知識分子形右實左”中說反川的知識分子是“左”。我在上面兩篇文章中已經指出了他觀點的偏頗，我說反川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是中左、中、中右。而挺川的知識分子們更多才是極右或者極左。他還說為了反左防左，知識分子們要明辨是非，要將事實判斷作為價值判斷的基礎，要敢於懷疑，要講邏輯，要講法治。但是正如我們在這篇和下篇文章中所展示的，他和其他挺川的知識分子們恰恰是不要是非、不講事實、盲目相信川普、不講邏輯、不講法治的有嚴重極右和極左傾向的知識分子。

　　在這次美國大選問題上，有極右傾向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思維方式上有很多誤區，包括1.斷章取義、似是而非、扭曲事實；2. 罔顧事實、明顯造謠、助紂為虐；3.有沒有是非?4.支持不支持獨立媒體和言論自由?5.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嗎?6.川普是天選之人嗎?7.能夠達到邏輯自洽嗎?8.到底是誰在搞文革?9.你確定要認可川普邏輯嗎?10.到底反不反專制?因為篇幅較長，我們需要分為幾篇文章來討論，這篇討論前三個思維方式。

　　我們會發現極右和極左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其實在土改、反右、文革等等中國革命史中，這些思維方式就一再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見本人關於文革思維的文章， “Cultural Revolution Thinking in China:Its Development and Manifestation in Pingzhou County from Land Reform on,”2017)。它們在當今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發展中，在中國的民主化中，仍然在繼續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對這些思維方式的討論就顯得尤為重要。極右和極左在美國大選問題上的思維方式，和他們在中國政治和社會發展問題上的思維方式是一致的。所以這是任何一個關心中國政治與社會發展的人所必須認真思考的。

　　1.斷章取義、似是而非、扭曲事實

　　何清漣(2020年6月25日大紀元文章)說“一位名叫Ziad Ahmed的穆斯林黑人，因為在考卷上一口氣寫了一百遍Black Lives Matter, 獲奧巴馬親切接見，並被名牌大學爭相錄取，最後他選擇了斯坦福大學”。聽起來好像是一篇作文，三個字寫了一百遍，就被名牌大學錄取了。那確實是太荒唐了。其實這只是在一個問卷里該學生對一個問題的回答，並不是一篇作文。該學生在各方面都是非常優秀的。錄取該生並不是因為他將這三個字寫了100遍。另外他也不是黑人，而是孟加拉國國族人。奧巴馬接見是2015年，不是何所暗示的2017 年，時間順序不對。該生選擇了耶魯大學，不是斯坦福大學。臉書上的網友指出，她58個字里有四個“謠言”,其實是四個似是而非的 “事實”。

　　胡平(2020年11月23日)在轉述 Dominion 公司響應川普團隊的指控時，只轉述前半段話：“當選民在Dominion 機器上投票的時候，他們會在觸摸屏上填寫一張選票，然後他們會得到這張選票的紙質版，並把它交給當地選舉官員保管。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發生任何電子設備的幹擾，電子投票記錄都會和紙質版選票不符”。似乎證明確實會有作弊現象，川普團隊的指控是有道理的。廖亦武回應說， “變魔術哦”。

　　但是在胡平給出的鏈接文章中，該發言人還有胡平沒有轉述的緊接著上面一句話的後一句話，“但在我們檢查的每一個案例中(無論是在佐治亞州還是在全國各地),紙質版選票都與電子投票記錄完美相符”。“有機會犯罪”不等於“已經有人犯罪”。胡平將兩個概念混淆了。胡平是民運圈里比較睿智的人物，不知道他如何解釋這個混淆概念的問題。不過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是把後一部分也說上了的。

　　這種對事實的扭曲，就和人在大陸的叢日雲扭曲多元文化主義一樣。他說美國是的多元文化主義就是“比如學校里來了兩個穆斯林學生，學校的食堂就不再供應豬肉”;“比如按種族比例分配上大學的名額，以及各種職位和機會”;“非法移民的子女免費上學，一些福利待遇超過退伍老兵……”;“將被捕的非法移民與其子女分開，由聯邦政府照管，每個孩子每天的費用是770美元，其生活水平超過美國公立寄宿學校”;“開放邊界，廢除邊境巡邏執法機構，接納非法移民”;“大學中的美國史和西方文明史課程陸續被取消，代之以女性、少數族裔、移民、同性戀者的歷史”,等等。他也提到了“黑命貴”作文的例子(政法大學教授：別幸災樂禍，川普反對的真就是你支持的嗎”?2020年11月12日)這些說辭都有點影子，但是都不是完整的事實，即捕風捉影、似是而非。

　　李南央說拜登已經承認民主黨“已經建構了一個迄今為止，美國政治史上規模最大、包容性最強的選舉欺詐組織”。這就證明了民主黨有大規模舞弊現象。就憑他這一句話，“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也不】會允許拜登按照他所說的方式被選為總統”(“‘李南央狀告海關’跟進報導七十七”,2020年11月30日)。但是連福克斯電視都說這是拜登的口誤，實際是說他們有一個強大的團隊來保護選舉的公平公正、防止共和黨舞弊。李南央顯然是捕風捉影，還預言最高法院會介入此事。可見她和現實的距離有多遠。而且如果民主黨真要大規模舞弊，能大張旗鼓地宣傳嗎?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說川普獲得的 7300萬票表明在“某種意義上別拜登獲得的8000多萬選票含金量更高”,這是因為他的“7000多萬選票是在寒風中、很多人等了四五個小時現場投票的結果；而投拜登的選民很多人說是選舉工作人員到黑人家里動員其投的郵寄選票”(見“清華教授李稻葵：2021年我最擔心三件事，希望不要發生”2020年11月29日)。

　　這里有幾個問題。在寒風中投票就證明含金量高嗎?中國當年的紅衛兵造反派為了保衛毛主席赴湯蹈火，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那是含金量很高嗎?況且寒風只在北方有，南方並沒有寒風刺骨的情況，即使個別地方個別時段有，和李教授所在的北京的寒風相比也不是一個級別。到黑人家里動員投票的事情也是捕風捉影。事實是盡管不能排除個別人到別人家里動員投票的情況，但是因為疫情，這次選舉中民主黨的基層組織很少有人像共和黨那樣到處敲門動員投票。連造勢大會參加的人很少，且保持距離，戴口罩，不像共和黨造勢大會那樣人山人海，基本不帶口罩，也不保持距離的情況。

　　朋友轉來高瑜的推文(2020年12月3日),說美國民意調查機構拉斯穆森11月29日至30日的調查發現，24%的受訪者人認為美國最大的敵人是拜登的支持者，同樣的24%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敵人。這給人的印象是美國人自己認為美國的最大敵人是拜登支持者和中國。但是調查還發現幾乎同樣多的美國人(22%)認為川普的支持者是美國最大的敵人。這只能說明美國民意的沖突程度。高瑜這種斷章取義的信息和謠言的功能是類似的，只是更加迷惑人，因為其中的只言詞組可能是真實的。

　　胡適先生說“由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但是不少知識分子有一分證據就能說八分話。這也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知識分子所犯的最重要的錯誤之一，比如土改和文革中所發生的對有地富反壞右背景的人的定性和迫害。

　　如果說斷章取義、似是而非、扭曲事實是極右或者是說極左傾向的一個主要表現的話，下面說的罔顧事實甚至造謠的問題就更大了。

　　2. 罔顧事實、明顯造謠、助紂為虐

　　何清漣說“今天川普團隊與聯邦政府的法律行動有個小小的效果，賓州已經從拜登贏的州中拿掉了，現在變成259票了”(2020年 11月9日)。“川普總統已通知參眾兩院，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2020年11月13日)。“位於德國法蘭克福一家西班牙公司Scytl不當托管美國大選數據，本周被美國陸軍突襲，沒收了服務器”(2020年11月14日)。曹長青說Dominion 計票軟件有中共資金背景(2020年11月14日)。在另一個推文中(2020年11月19 日),他說“現在全球左派【都】在用這種方式奪權”,聽起來好像中國也有民主選舉了。

　　陳破空(2020年11月12日)說賓州的十萬選票被收到拜登頭上。張洵說“賓州有22.1萬【張選票】從川普轉給拜登”(2020年 11月12日)。李劼在他的臉書上說是270萬張投給川普的票被道米納計票軟件刪除。他說“朱利安尼以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的努力逐州訴訟，越來越多的證據，越來越多的證人挺身而出”。不知道一個老人一天工作24小時連一分鐘都不休息，那他肯定是什麽神仙了吧。盛雪說“大規模選民欺詐的證據在繼續堆積”(2020年，具體日期不詳)。封從德說拜登“這次竟然團夥作案偷盜選票”(2020年11 月12日)。艾未未轉推說拜登基本沒有為選舉造勢，眼看就要輸掉了，怎麽10天之後就選上了呢?認為里面肯定有鬼。直到現在，童大煥在前引文中都還在說民主黨盜竊選票、通過技術系統性轉移選票。

　　在所有州的負責選舉的、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官員都說這次選舉是最成功的選舉的時候，在59位全國頂級的計算器科學家和負責選舉安全的專家都說大規模選舉作弊是不實的指控的時候 (Nicole Perlroth,“Election Security Experts Congradict Trump's Voting Claims”,2020年11月16日),這些知識分子還在為這些謠言張目，或許是因為他們的確相信“另類事實”。但是這些“另類事實”並不是我們常識中所能夠認定的事實。

　　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個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文章，報告了他們關於推特發帖的情況。他們發現散步虛假消息的推文在轉帖比例超過宣傳真實信息的推文70%。虛假消息的受眾通常也遠遠超過了真實消息的受眾人數。他們的結論是：虛假消息與真實消息相比，傳播得更遙遠、更快速、更深入、更廣泛 (Nicholas Carr in“What Trump Showed Us About America”2020年11月19日)。非常可惜的是，上述有極右傾向的知識分子們也加入了這些虛假消息的傳播當中。

　　更可怕的是，傳播真實信息會被網友圍攻。賀衛方和浦志強只是說了一點真話，就被謾罵。在美國也是，很多在搖擺州各層政府負責選舉事務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籍官員，尤其是後者，僅僅因為說自己所負責的選舉沒有發現任何舞弊現象，或者不願意昧著良心為共和黨關於民主黨大規模作弊的謊言背書，就被挺川派謾罵、被人身攻擊，甚至被武力威脅。不少人不得不采取各種防衛措施。喬治亞州的州務卿因為川普在該州敗選，被共和黨籍的國會參議院議員要求辭職，他也受到各種威脅 (Peter Baker and Kathleen Gray,“In Key States, Republicans Were Critical in Resisting Trump's Election Narrative,”

　　2020年11月28日)。共和黨總統推薦、參議院認證的聯邦法官，因為判川普陣營敗訴，也被華川粉污蔑為“名義上的共和黨”,被包括川普在內的人認為是司法腐敗的一部分。

　　在一個說真話會有危險的環境下，除了終身法官之外，誰還敢說真話呢?這些有極右傾向的知識分子按說也是因為說真話而在國內日子過得很艱難，有的甚至受到安全威脅而流亡海外。那麽現在為什麽在川普問題上不光不說真話，還散布謊言，而且謾罵說真話的人呢?是他們發生變化了呢，還是他們本來就不是民主派?還是說在這個問題上不是民主派，在其他問題上是民主派?人們至少要質疑他們的誠實和正直吧。

　　下面我們看這些知識分子如何處理在川普問題上的邏輯問題。這也是極右和極左共同的問題，實在中國革命中最常見的問題，只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

　　3. 有沒有是非?

　　榮劍說王天成和何清漣觀點相左，是因為其不同的黨派立場的原因。誰對誰錯只能由大選結果來判斷(2020年7月6日臉書)。那麽世界上還有是非嗎?大選是決定是非的唯一標準嗎?世界上多少獨裁者不都是被“選”上的嗎?榮劍說如果叫他去選，他會選川普，因為拜登太老。年齡比是非還要重要嗎?這次川普失敗，他寄希望於伊萬卡四年之後代父出征，再創奇跡。在他看來年齡和長相都很重要。難怪瑞典茉莉說榮劍“沒是非”。

　　更重要的是，川普主義的內涵是白人至上、白人民族主義、白人文化優越感、對現行美國民主制度的不信任。川普留給美國人的遺產是為了讓美國再像以前那樣強大起來，人們需要保持一種危機感，要感到一種威脅，要繼續和多元文化與全球化抗爭，不要相信美國的民主選舉制度，不要相信對手的合法性，永不言敗，永遠抗爭(見John Herrman,“What Does the MAGA Hat Mean Now?2020年11月13 日；Eliza Griswold,“Trump's Battle to Undermine the Vote in Pennsylvania”,2020 年11月27日)。

　　從2017年到2019年，白人民族主義組織的數目增長了55%。針對少數族群等弱勢群體的仇恨犯罪和偏見犯罪在2019年達到10多年來的頂峰 (Tim Arango“Hate Crimes in U.S.Rose to HighestLevel in More Than a Decade in 2019,”2020年 1 1 月 1 6 日 ) 。這和川普和川普主義的歧視少數族群、歧視婦女、妖魔化移民有非常大的關系。這難道不是大是大非問題嗎?

　　美國的新冠問題、經濟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和川普的不負責任也有非常大的關系(見本人文章“領導力卓越低劣，老百姓生死存亡：中美抗疫故事之三”)。“世界頂尖的科學雜志《科學美國人》《自然》《科學》《柳葉刀》《新英格蘭醫學》等紛紛打破慣例，公開譴責川普的反智主義，希望把川普選下去”(也見滕彪，“為什麽支持民主的人應該反對川普”?2020年12月4日)。新冠死亡已經近29萬人，難道川普不要負責任嗎，這不是大是大非問題嗎?

　　川普領導下的中美關系對中國的民主化沒有絲毫幫助；相反，中國的民主化這幾年大踏步後退。這些，都是挺川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所樂見的嗎?這難道不是大是大非問題嗎?

　　川普對美國民主制度的破壞，包括不接受選舉結果，捏造大選舞弊的謠言，想盡辦法試圖圖推翻合法選舉的結果，削弱人們對民主機構、法院、自由媒體的信心，都是“送給全球獨裁者的告別禮物” (Andrew Higgins,“拒不承認敗選：川普送給全世界獨裁者的‘大禮’”,2020年11月12日)。這在美國總統大選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他加入了普京等永不失敗、永遠當選的獨裁者的行列，也為歐洲和其他地方的民主國家與他臭味相投的民粹主義者們樹立了一個榜樣。當然與此同時，他也將美國帶入了一個危險的境地 (Thomas B.Edsall,“What Is Trump Playing At?”2020年11月11 日 ) 。

　　斯坦福大學專門研究民主化的戴蒙德教授也在《外交事務》上刊文指出美國民主很難在短時間內恢覆正常。在川普“敵意接管” (hostile takeover)了共和黨，共和黨也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原則、無法“擺脫川普民粹主義的魔咒”的情況下，美國民主面臨的挑戰就更加巨大。

　　在川普敗選之後，12月2日，剛剛被川普特赦的福林將軍、川普之前的國家安全顧問甚至鼓動川普宣布軍事管制、終止憲法，由軍隊來監督重新選舉總統。一些退伍軍人近來也加入了呼籲軍管、重啟大選的行列，包括一位白宮剛剛提名做國防部助理部長的 ScottO’Grady(Greg Myre,“Backing Trump,Some Ex-Military Officers Spread Conspiracies,Urge Martial Law,”2020年 1 2 月 5 日 ) 。

　　當然這位曾經罵原來的國防部長是“叛徒”的人的提名能否得到參院通過是另外一個問題。而且即使通過，新政府一個多月上台後也會將他很快拿下來。另外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已經宣布軍隊不介入政治，還有幾百位退休的軍官和國安系統的官員已經聯名寫信支持拜登。

　　與此同時，共和黨的高級官員如參議院議長對好幾個州的負責選舉的官員遭到死亡威脅的事情不置一詞(Michael Wines,“Here Are the Threats Terrorizing Election Workers,”2020年 1 2 月 3 日 ) 。可見民主制度的確面臨很多危險。或許川普真的在下一盤很大的棋，即破壞美國民主制度的棋。

　　如果川普和川普主義成功了的話(川普暗示他準備競選2024年總統大位),美國政治就會現在這樣陷入一種無休無止的選舉紛爭之中，陷入一種包括族群矛盾在內的政治危機中，新當選的總統無法有效地應對像新冠這樣的大型傳染病危機，無法應對現在這樣的經濟危機，更不用說充當世界民主的領袖、幫助中國實現民主化了。這難道不是一個事關普世價值、事關人權、事關民主的大是大非問題嗎?

　　況且在川普治下，美國已經正在滑向威權甚至納粹主義：容忍甚至鼓吹對政治敵人施行暴力、種族歧視、尊重一些人的生命而蔑視另外一些人的生命、無視人權、歌頌白人民族主義、反非白人移民的白人至上極端民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個人崇拜、總統要求軍隊和安全部門的領導對自己的絕對忠誠、商業公司的巨大權力、裙帶主義、認為自由媒體是“人民公敵”、對異見與知識分子的蔑視、反智主義(川普說科學不能決定是否有全球變暖的趨向，10月19日他還說68%的美國人所信任的美國頂級防疫專家福奇等科學家是“笨蛋”、是“災難”)、壓制投票(川普不顧現有的監票機制，鼓勵他的支持者到投票站去為他監票造勢)。

　　川普還聲稱要用惡犬(vicious dogs)和“不祥”的武器(ominous weapons) 來對付遊行示威的群眾。他說自己和世界上的威權統治者都是朋友，而且憧憬著像他們那樣做永遠的總統。他還要推行“愛國主義教育”。他宣稱自己本次選舉一定會贏，除非民主黨作弊。選前他就聲稱自己如果選輸，不會和平移交政權。他鼓勵右翼極端武裝組織隨時準備戰鬥。

　　正如李劼(2020年12月4日臉書)所言，從11月7日開始， “美國已經進入戰爭狀態”。現在“法律戰接近尾聲，暗線的美國保衛戰將浮出水面”。“美國民眾已經有言在先，總統再不動手，我們自己持槍護憲衛國!”身在國內的童大煥也說“如果ZF 背叛了人民，人們有權揭竿而起”。他認為這是“文明”,不是“野蠻和獨裁”。童大煥認為像民主黨或者反川的“野蠻人除了暴力和子彈，聽不懂其它任何形式的語言。他們只會用口號(理念)思考，用子彈交流”。川普的表現和像李劼、童大煥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鼓噪暴力奪取政權，已經和威權、極權、納粹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最近李劼的推特號被封，而童大煥的微信號卻為所欲為，孰是孰非應該很清楚吧!)川普治下的美國讓很多人想到了1930年代的德國(以上討論也見本人“美國的社會不公及其對中國的啟發”一文)。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也有人把川普和希特勒做了比較，發現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在尋找外部與內部的敵人當國內問題的替罪羊方面，在種族主義方面，在動員方式方面等等。 Burt Neuborne詳述了川普如何在20 個方面拷貝了希特勒，比如使用了煽動性的辭藻和極具分歧的政府政策(見 Steven Rosenfeld,“Leading Civil Rights Lawyer Shows 20Ways Trump Is Copying Hitler's Early Rhetoric and Policies,"2019 年 8 月 9 日 ) 。

　　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中國挺川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難道看不見嗎?像童大煥這樣號召人們講是非的人為什麽看不到在川普問題上這些大是大非問題呢?

　　(首發於澳門《訊報》,2021/1/8,1/15連載)

　　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 ( 4 )郝志東

　　4. 支持不支持獨立媒體和言論自由?

　　挺川的知識分子們也反對美國自由與獨立的主流媒體。正如慕容雪村所說，他們“不相信大報大刊，卻相信微信公號。不相信BBC 和CNN, 卻相信油管評書。不相信專業的媒體人，卻相信道聽途說。不相信那些經過謹嚴核查的事實，卻相信黑暗中有一盤大棋”(2020 年11月10日推文)。余傑認為中國共產黨買下了美國總統、臉書、推特、谷歌、蘋果、亞馬遜、紐約時報、CNN 、大學、迪斯尼、好萊塢，也等於買下了美國。所以這些媒體都不可信。艾未未批判美國主流媒體名為“新聞自由”,實為“邪惡和腐敗”,因為主要電視媒體在川普講話聲稱出現舞弊時“紛紛中途停止播送”(艾未未轉德國之聲的報導時說)。

　　聲稱自己堅持事實的童大煥說“主流媒體處心積慮拉偏架倒川”。實際上主流媒體調查了各種證據，並沒有發現任何“系統性舞弊”,這和全國50州負責選舉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官員的證詞一致。盡管如此，聲稱自己堅持事實的童大煥卻說是反川的人“一概視而不見，或一概斥之為謠言”。那麽到底是誰對事實視而不見呢?是誰把事實當作謠言呢?誰把謠言當作事實了呢?不是你童大煥嗎?

　　他們認為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所以反對美國的“政治正確”,因為他們認為“政治正確”是在限制言論自由(也見Ian Johnson,“Why Do Chinese Liberals Embrace American Conservatives?”2020年11 月18日),而美國的主流媒體是在搞“政治正確”,所以美國的主流媒體在反對言論自由，所以他們反對美國的主流媒體。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美國的“政治正確”和中國的“政治正確”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川普的口無遮攔、謊話連篇，並不是“言論自由”的典範，而是對“言論自由”的濫用，是在毒化輿論環境，是和獨裁國家利用主流媒體制造謊言是同一個性質的問題。如果沒有這些自由獨立的主流媒體，那就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沒有它們來揭穿權勢者的謊言，也就沒有了民主。

　　另外正如笑蜀所說，“如此投入地抹黑西方主流媒體的一些人，往往自己就直接受惠於西方主流媒體，沒有西方主流媒體，他們將不可能為人所知，他們的奮鬥和他們的受難，將在這世界幾乎了無痕跡”。這些人不應該過河拆橋。他說“既然如他們所說西方主流媒體都是假媒體、內容都不可信，那麽是不是意味著，過去幾十年來，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人權的密集報道包括對他們的事跡的報道，也統統是假的不可信的?能這麽自打耳光麽”?挺川派對美國主流媒體的攻擊和中國政府對美國主流媒體的封鎖，二者有多大區別呢?

　　他們反對美國的主流媒體是在附和川普一貫宣稱的主流媒體是 “人民的敵人”、是假新聞的說法。他妖魔化美國的主流媒體和獨裁國家壓制獨立與自由的新聞媒體在本質上沒有什麽區別。那麽這些人是真支持新聞自由還是假支持新聞自呢?是真支持言論自由還是假支持言論自由呢?

　　他們所攻擊的美國主流媒體已經在反省為什麽全國還有近半數的選民支持川普這樣一個惡劣的領導人，他們應該注意什麽問題，如何改進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等等制度。這些挺川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是也應該反省他們是否做錯了什麽,否則為什麽會有超過半數的選民反對川普?

　　5.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嗎?

　　作家王湛說“很多人喜歡川普，是因為喜歡看他揍那些自己想揍卻不敢揍的人”。榮劍認為說的有理(2020年11月20日)。也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也見鄧聿文，“中國自由主義群體因美大選分裂”,2020年11月10日)。中國革命就是為了達到解放全人類的目的而采取暴力的手段，結果呢?

　　港台民眾對川普的支持，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一項調查發現，支持川普連任的百分比，台灣為42%,超過了支持拜登的30%;香港為36%,略低於支持拜登的42%,而在其他亞太地區國家，支持川普的人都遠遠低於支持拜登的人：菲律賓24%對47%;泰國14%對59%, 澳大利亞21%對60%,馬來西亞9%對62%,印度尼西亞12%對63%, 新加坡12%對66% (Bang Xiao, “絕望的無奈為何一些港台民主不喜歡川普卻希望他連任”,2020年10月30日)。顯然和其他地方相比，港台受到大陸的威脅更加嚴重，但是希望川普來解救他們無異於緣木求魚。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的回憶錄揭示，川普對中國的民主、人權，甚至公平貿易，基本沒有興趣。正好相反，多少年來他都是鎮壓民主的支持者(具體例子見滕彪，“為什麽支持民主的人應該反對川普”?2020年12月4日)。在任這幾年來他所關心的主要是自己的政治利益，即下屆能否連任。實踐也已證明，在川普治下，中美矛盾更加激化，中共更加強硬，而不是相反。竭盡全力破壞美國民主的人怎麽可能對別的國家的民主化感興趣。顯然是這些挺川派的一廂情願了。

　　川普對中國的懲罰，他在國際上實行的孤立主義，給了中國一個把自己塑造為全球化捍衛者的機會，結果是“習近平推動中國特色全球化，讓世界遵守中國規則”(見Steven Lee Myers和 Keith Bradsher紐約時報的同名文章，2020年11月24日)。

　　“苦趙已久，打趙無力”,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還有人像劉忠良那樣，寄希望於民兵組織“起義”, 期望“美國白人民兵組織拿下腐敗拜登假總統， ……為維護美國文明做最後的戰鬥!”(“為什麽說這是一場不能輸的選舉”,朋友電郵， 2020年11月27日)。和上面講的李劼、童大煥等人一樣，唐柏橋說“如果高法做出不公正裁決……,革命是唯一的途徑”!史傑鵬說 “這就是一場全世界科技寡頭和下流媒體、腐敗政客聯合起來搞的一場政變，【但是】決定美國未來的不是這幫人，而是持槍民兵”(梁惠王，“這些天，我的公號讀者大換血”)。

　　笑蜀說像唐這樣的人不敢回自己的國家革命，“反而要革收留他的美國的命”(笑蜀臉書，2020年11月27日),這也真是有點講不過去。問題是革了美國的命之後，中國就解放了嗎?顯然是異想天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結果往往是手段有問題，目的達不到，最後事與願違。這方面，我們已經有了太多的教訓了。

　　6. 川普是天選之人嗎?

　　閻敏說美國總統與副總統的名字同時出現在聖經預言中，絕不是偶然。聖經說“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這里天使長的名字是Michael,也是副總統的名。Trump則是號角Trumpet 的古語。那麽為什麽一個人的名字是姓，一個人的名字是名，就無法深究了。沒有邏輯。無論如何，“川普與彭斯執政之日，就是基督再來之時!”順著這個邏輯往下走，如果他們再執政四年，基督還沒有來，那就只能修改美國的選舉制度，實行總統副總統終身制了。現在川普下台了，是不是聖經有問題呢? 那這些人不是在褻瀆神靈嗎?

　　他們奉行的是所謂的“基督教民族主義”,即美國現在是將來也應該是一個建立在對基督教價值的“反動”理解上面的國家。這就是宗教威權主義。而川普則在恰當的時機成為了宗教威權主義的代表。一項研究發現，美國28%的選民是白人福音派或者白人“獲救重生基督徒；這些人中76%在大選中投了川普的票 (Katherine Stewart, “Trump or No Trump,Religious Authoritarianism Is Here to Stay,” 2020年11月16日)。

　　華人基督徒中的挺川派和白人的一些福音派的想法是一樣的。張洵說“上帝給川普史無前例的機遇”,使他提名保守派大法官，使共和黨在參議院占了多數。“這是上帝對美國這個世界燈塔的保守和看顧”。(現在共和黨失去了多數席位，是上帝睡著了嗎?)他認為民主黨的支持者如“非洲裔、墨西哥裔、穆斯林、同性戀者、好萊塢演員、大學教授”等“都反對美國賴以成功、強大、自由和正義的傳統清教徒價值觀”如“信仰上帝、個人自由、有限政府、法律與秩序”。

　　如果讓他們成功，“國將不國”(張洵，“在美國，政治與信仰不可分離，基督徒必定左右站隊”,2020年，朋友電郵轉帖)。

　　葉寧說川普進入第二任期之後“一定要及時拆除”自由女神“那個撒旦偶像”“女巫醜像”,“換成高聳的十字架”!李偉東(2020 年12月3日微信)說這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國家理想是同一個思路。

　　童大煥暗指挺川的知識分子不要將自己看作上帝，不要媚權、不要媚俗。但是正是他這樣的挺川的知識分子在把川普看作上帝，對川普竭盡諂媚逢迎之能事。這真是非常有諷刺意味的事情。

　　的確，這樣的宗教威權主義和民主主義差了十萬八千里。正如魏城所說，“用‘上帝的揀選’這種說法來否認選民的投票結果，既反民主，又反耶穌”(朋友微信轉帖，2020年11月29日)。這是中國自由派政治分子極右傾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即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反對民主、反對多元文化的觀念。在這個問題上，無論他們信教與否，看法都是一樣的。

　　7. 能夠達到邏輯自洽嗎?

　　這的確是個問題。有人問如果民主黨作弊，為什麽還讓共和黨在參議員選舉上取得很大的勝利。為什麽不讓總統和參議員同時失敗。 “全包圓了不好嗎”?他們用的是同一張選票啊。程曉農的回答是，民主黨在投票過程中看到自己劣勢，想趕快扳回，於是臨時填寫了一批假票，匆匆忙忙，只有時間把拜登那一欄的橢圓形小圈塗黑，沒有時間塗黑參議員的小圈，就急急忙忙把假票裝進信封，趕運到計票中心。如果這一切屬實，那麽顯然程博士認為計票中心沒有按規定檢查信封上的簽字是否和政府計算機系統里的簽字相符。而且這種大規模的作弊，共和黨的監票員居然沒有發現(在這種場合兩黨都有監票員在場),是共和黨失職了嗎?如果真有大規模舞弊現象，那麽川普 60多起訴訟為什麽基本都輸了，而且迄今為止都沒有任何大規模舞弊的證據呢?

　　蕭瀚認為大選舞弊證據排山倒海，需要“最後程序公正的司法或國會調查”來證明選舉是否合法與公正(朋友群轉帖，2020年11月 30 日)。現在川普已經在法院打了60多起選舉官司，只有一兩起贏，而且無關宏旨。那麽蕭瀚指的“最後”程序是最高法院和國會的調查嗎?那麽現在最高法院已經拒絕了川普陣營兩起推翻搖擺州大選結果的訴訟。

　　一個使邏輯自洽的辦法就是童大煥所說的，不要“迷信法官”。如果國會也因為同一個原因不會啟動調查呢?那不是正像川普那樣永遠會認為是自己贏了，所謂“輸”並不是“輸”,而是美國的民主選舉制度與司法腐敗把他的票“偷”了。所以他至死都不認為自己輸了。那麽蕭瀚等人也是這樣想的嗎?一些聲稱支持民主的人卻在反對民主，這是什麽邏輯?

　　王丹和艾未未一直在宣傳大規模舞弊的不實信息。艾未未居然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言論自由，否則他和威權政府就沒有區別了 (Hannah Beech,“為何很多亞洲親民主人士支持川普?2020年12 月 1 日)。為了證明自己的言論自由所以散布不實謠言?這是什麽邏輯?

　　曹長青(2020年2月6日)引述了川普給的數據，來證明大選被偷：川普比2016年增了1100萬票；黨內初選贏94%,而贏75%就從未敗選；贏了佛州和俄亥俄的人不會輸了大選；參院仍為多數，眾院凈贏13席。這都是些什麽邏輯呢?川普比以前贏得多，但是對手贏得更多啊?黨內初選是共和黨的支持率，不是全國的支持率啊? 贏了那兩州就能贏了大選嗎?那兩州總共的選舉人票加起來才47 張，離勝選所需的270張差得很遠。參眾兩院都贏了，也不能說總統也一定要贏啊?這都是什麽邏輯呢?

　　蕭瀚說，“觀點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實；堅持什麽樣的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承認事實”。他的所謂“事實” 也是川普所認為的“事實”嗎?這其實也是我們下面還會再討論的川普邏輯問題。他說自己一生“最厭惡的事除了不公正，審美上我還厭惡跟一堆人一起正步走”。在中國的時政圈、公知圈里，挺川是主流。他不是和挺川的“一堆人一起正步走”嗎?蕭瀚如何讓自己邏輯自洽呢?

　　難怪賀衛方送他和其他幾位他所“尊重的挺川朋友”兩句話： “時著妙文多精彩，每臨大事常胡塗”。賀還告訴他，“不許生氣”。蕭瀚也說，“好的，不生氣”。但是“不生氣”是不夠的。

　　下一篇文章討論挺川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最後三個思維方式的誤區：即到底是誰在搞文革?你確定要認可川普邏輯嗎?到底反不反專制?

　　(首發於澳門《訊報》,2021/1/22,1/29連載)

　　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 ( 5 )郝志東

　　如標題所示，本文討論中美國大選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誤區8-10,即到底是誰在搞文革?你確定要認可川普邏輯嗎?到底反不反專制?

　　8. 到底是誰在搞文革?

　　何清漣等人一直在說美國的“白左”即民主黨一直在搞文革。我在“‘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懟美國的‘白左’和‘政治正確’” 一文中對這個問題作了分析。現在我們再來看這次大選事件中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所體現出來的文革思維以及川普的所作所為，來看到底誰在搞文革。

　　蘇小和說左傾自由主義思潮早已遠離基督信仰傳統，美國已失去妥協和寬容的政治空間。他的應對措施是1.為川普禱告，讓大山挪移，風暴平息；2.給川普團隊捐錢；3.準備戰鬥(2020年11月 9日),盡管他沒有說這是武鬥還是文鬥。這已經是文革的氣氛了。這里沒有他所痛惜美國失去的“妥協和寬容”,他在自相矛盾，宣傳的正是自己所反對的。(蘇小和2021年2月5日說他的油管頻道在挺川事件上賺了很多錢，他非常感謝川普。看來賺錢事大，信仰事小。文革的確是有賣點的。)李劼說被川普踢出律師辯護團的鮑威爾和另外一位挺川的律師是“與人民站在一起的律師”,是“人民律師”。“人民律師說出的是正義的美國拒絶各種邪惡勢力的美國從而是充滿希望的美國”。 (臉書，2020年12月3日)。這已經是文革語言了。

　　也有人把反對川普的知識分子比作支持希特勒和紅色蘇聯的知識分子(“零落的黃色楓葉”,2020年，具體日期不詳)。他們認為支持拜登就是“在對抗歷史，對抗先賢，對抗人類，對抗上帝，對抗全世界!”(蒼山時評2020年11月9日)。浦志強說美國大選系統性作弊很難，結果被罵為叛徒浦志高(見秦全耀文，“華川粉‘反清覆明’的鬧劇何時休”)。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即是文革思維。周孝正說“支持民主黨上台的人會遭報應!”(2020年，具體日期不詳 ) 。

　　這顯然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思維。民主派應該是反對階級鬥爭的。“蒼山獨厚”(2020年11月7日)認為川普連任根本不是問題，沒有懸念，問題是要向民主黨追責，尤其是要“槍決眾議院議長佩洛熙”,“罪名是違反憲法，操控選舉，構陷總統，煽動分裂，制造混亂，貪污腐化，毀滅美國的未來”。這些胡亂上綱上線的作法就是文革的作法。

　　挺川派說“挺川就是支持自己，懂和不懂這個道理成了2020人類智力的分界線”(ponderous 2020年，具體日期不詳)。川普的“大部分政策，更接近聖經的公義原則”(葉隱，日期不詳，葉隱後來觀點有所改變)。“川普是這個時代的喬舒亞”(蘇小和，2020年，具體日期不詳)。“如果靠舞弊搞掉川普而不受懲罰，那麽邪惡就將籠罩整個西方世界，文明也將被野蠻所取代”(雲樹2020年11月 10日)。

　　李江琳說挺川就是“護憲”。李南央說“如果此次民主黨靠舞弊上台，美國民選政府的程序架構將徹底崩潰，今後的大選將會是無恥和沒有底線的競爭”;“美國是世界的自由燈塔，一旦熄滅，世界將被邪惡的共產主義幽靈引入黑暗”(朋友電郵轉貼)。

　　蘇曉康也說川普是“華盛頓沼澤”的災星，舊體制正在絞殺川普，1787年以來的憲政成果有毀於一旦的危險(蘇曉康臉書，2020 年11月21日)。言外之意，如果讓這些人得逞，“革命江山”就會一朝失去，我們就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似曾相識吧。

　　但是蘇曉康眼里的舊體制正是川普要拆毀的傳統的憲政體制。川普是名副其實的反體制派。他上台的主要要求之一是抽幹“華盛頓沼澤”,這和毛澤東當時要“砸爛舊世界，創造新世界”是異曲同工。

　　川普本人被稱作“政治素人”,上台後任命的主要官員要麽沒有政府工作的經驗，要麽就是一直倡導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廢除各種規章制度的商界和智庫人士，比如在移民政策、環保政策、稅收政策等問題上都是如此。這和1949年以後的外行領導內行是一個道理。只要意識形態正確，不需要專業訓練。

　　保守主義是要尊重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傳統與持續性，即使要改變，也要非常謹慎。川普的對制度的不屑一顧，對決策的唐突隨意，還有本文所討論的川普的個人崇拜和專制主義，都是造反派的特點，而不是中右的共和黨的古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特點(見 MartinSkold和J.Furman Daniel/著，聽橋/譯，“保守主義應當保守什麽”, 2020年9月18日)。

　　正如 Steinfeld 所指出的，川普向“深度政府”開戰，和毛澤東的 “炮打司令部”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他的反智主義(“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反體制行為、對靜態平衡發自內心的本能的厭惡 (visceral distain for stasis),似乎就是有意無意地從毛那里繼承過來的。川普和毛都有對暴力的推崇，對生命的蔑視。對別人來說是 “天下大亂”,對他們來說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那些經歷過中國文革或者對文革多少有些了解的挺川派，或許也覺得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也能夠像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一樣在川普向“深度政府”宣戰之後瞬間煙消雲散，因為人類對暴力的厭惡、他們的恥感、他們對別人的信任、他們遵從理性超過感性的能力，在人類欲望面前都會很容易崩塌。在有一群暴民和有一個會使用手段操控別人的領袖的時候，情況就更是如此(上述討論見Edward S.Steinfeld,“Mao's Lesson for Trump's America,”2020 年 1 1 月 2 2 日)。直到2021年2月8日，李劼還認為塵埃沒有落定，福林將軍有可能成為華盛頓再世，再次扭轉乾坤。

　　David Montgomery 統計了川普在任內打破了20個總統行為的常規，包括激化族群矛盾、假公濟私、軍隊政治化、濫用赦免權、拒絕和平移交政權等等(“不正常的總統任期：特朗普打破的20項總統規範”,2020年11月10日)。當然他在砸爛舊世界之後創造的是一個新的“沼澤”。就和毛一樣，他也“挑動群眾鬥群眾”,使得挺川派躍躍欲試，如果法律戰輸了，就使用民兵甚至軍隊將領導權奪回來。這和文革的很多做法不是非常相似嗎?

　　正如我在這篇文章中討論的，中文世界的挺川派也的確在鼓動街頭革命，在川普的領導下，推翻拜登還沒有來得及建立的政權，以便讓共和黨永遠執政。當然他們沒有，也不會成功。美國畢竟不是中國。

　　總之，川普和他的很多支持者都認為他是上帝揀選來拯救人類的人，這和毛和紅粉都把毛看作是“人民大救星”是同一個道理。“砸爛舊世界、創造新世界、我行我素、唯我獨尊、個人崇拜”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革”。他自己認為是在“抽幹華盛頓沼澤”,但是實際上是在創造另外一個沼澤。這和毛的作為是一樣的。而民主黨才是真正的建制主義派。從這次拜登任命的新內閣成員的履歷中也可以看得出來。拜登是專家治國，川普是推特治國，就和毛的語錄治國一樣。

　　這些知識分子在幫助川普“搞文革”,但是卻說民主黨在“搞文革”。我在前面討論“有沒有是非”的時候已經說過，川普這四年，才是“腥風血雨”搞文革、滑向獨裁和納粹主義的四年。說民主黨上台會天下大亂從事實與邏輯上都講不通。當然建制派也必須改革，否則還會有川普二世上台，只是不能以搞文革的方式來搞改革。

　　9. 你確定要認可川普邏輯嗎?

　　川普做人的信條就是如果別人說你什麽事情做錯了，你永遠不能認錯，正如這次他選舉失敗一樣，永遠不能承認失敗。自己如果失敗了，那是因為對方作弊的原因，所以不是真的失敗。早在2016年共和黨內初選時，克魯茲在衣阿華勝出，川普就說那是因為作弊的原因(Dan Barry,“Loser’:How a Lifelong Fear Bookended Trump's Presidency”,2020年11月27日)。希拉里比川普多贏了近300萬張普通選民票，他說那也是因為作弊的原因。現在他輸了，還是因為別人作弊。他永不認錯，永遠認為自己是最成功的人、最聰明的人 (無人能比，超過所有的美國將軍們)、或許除了林肯以外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是天選之人 (the chosen one)。他認為自己從來就不是一個失敗者， “Loser”的帽子他給每個對手都戴，而自己則永遠是勝利者。這次選舉他贏了，但是勝利後來被別人偷走了，和克魯茲在衣阿華偷走他的選票那樣。

　　他是一個把說謊變為正常行為的人(托馬斯 · 佛里曼，“唯有真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主制度”,2020年11月11日)。作為一個生意人，一個“素人”政客，這樣做曾經使他“成功”地當上了美國總統。川普在Trump:Surviving at the Top 一書中說，“成功通常是一個感覺或者認識問題”。換句話說，真實並不重要。他只要不承認是失敗者，他就不是失敗者；他不承認自己是種族主義者，他就不是種族主義者，盡管他既是個失敗者，也是種族主義者。如果真相和他的感覺不一樣，他會設法扭曲事實，使其成為他所想象的事實 (Charles M.Blow,“For Trump,Past Is Prologue,”2020年 1 1 月 2 9 日 ) 。

　　他的名言就是：“要記住，你看到的和你讀到的不是正在發生的事情”。他的私人律師朱里亞尼也附和說“真相不是真相”(或者翻譯為“事實不是事實”)。他的前顧問Kellyanne Conway則稱川普所說的事實是“另類事實”(也見滕彪，“為什麽支持民主的人應該反對川普”?2020年12月4日)。所以在川普那里事實會被扭曲為自己所想象的模樣。而且別人也必須這樣想，否則會有後果。

　　為了維護他自己所想象的事實，他會不惜將美國的民主制度拖下水，使得近70-80%的共和黨支持者都不相信拜登贏得公平公正，進而影響他們對美國民主選舉制度的信任。當然多少人是真的不相信，多少人只是為了共和黨的“政治正確”而那樣回答，我們不得而知(Emily Badger,“Most Republicans Say They Doubt the Election. How Many Really Mean It?”2020 年11月30日)。但是川普的行為使很多人開始懷疑美國的民主制度是不爭的事實。他甚至暗示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都介入了他自己想象中的舞弊行為，因為他認為他們調查不力，且沒有發現他自己想象中的大規模舞弊。他批判法院系統判他敗訴，因為法官們認為他的官司缺乏可信的證據。他對司法系統的批判使得共和黨的支持者對美國的司法制度也疑慮重重。

　　他也不惜將共和黨拖下水：他遊說搖擺州共和黨籍的選舉官員包括縣級的選舉官員、州務卿、州長不要認證自己選區或州的選舉結果。亞利桑那和喬治亞州的共和黨籍州長就因為認證了自己州的不利於他的選舉結果而遭到了他的惡毒攻擊，負責喬治亞州選舉事務的州務卿被他稱作“人民的敵人”,州長被他稱為“倒黴蛋”,盡管他們原來都是川普的熱烈支持者。

　　在他的淫威之下，共和黨的多數國會議員都還沒有敢承認川普敗選，怕影響自己的仕途：川普的支持者將來會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華盛頓郵報對所有249位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做了一個電話或者電郵訪談，結果發現只有27個人說拜登贏了，2個人說川普贏了，220個人不置可否；9個人反對川普繼續認為自己贏了大選，9個人支持，231個人不置可否；32個人說如果拜登贏了選舉人票，會接受他為合法選舉的總統，2個人說不會，215個人不置可否 (KennyStancil,“Trump Demands Names of 27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Who Acknowledged Biden's Victory,”2020年12月5日)。可見川普掌控共和黨民選官員的手段之有效，控制之嚴密。很多共和黨的議員們仍然還在害怕川普的淫威，盡管他是過去80年來僅有的三位沒有能夠連任的總統之一。這和世界上其他獨裁者可有一比。

　　喬治亞州的州長和州務卿為了自己的利益，試圖在認證了該州的選舉結果之後也做一些共和黨要求做的事情，比如設法壓制有民主黨傾向的人去投票，調查他們是否有作弊行為等等(Richard Fausset,“Georgia Republicans Contort Themselves to Avoid Trump's Fury,”2020年12月2日)。賓夕法尼亞州參眾兩院共有141個共和黨籍的議員，其中60多個議員在川普團隊律師罵了該州共和黨官員為“膽小鬼”“叛徒”之後聯署要求美國國會拒絕接受該州選舉人團，推翻該州大選結果 (Jeremy Roebuck,“After Trump Team Calls Them Cowards'and Traitors,'State GOP Leaders Urge Congress to Reject PA Election Results,"2020年 1 2 月 4 日 ) 。

　　有人已經擔心現在的共和黨和麥卡錫時代的共和黨已經非常相似。那時的共和黨和現在一樣，多數共和黨領袖都避免挑戰麥卡錫的陰謀論。川普攻擊別人不愛國，攻擊新聞記者，都和麥卡錫如出一轍。結果是民主的價值觀被撕毀，民主制度遭到重創 (RonaldBrownstein,“GOP Silence on Trump's False Election Claims Recalls McCarthy Era,”2020年12月1日)。下面我們提到，林保華也呼籲麥卡錫主義趕快出台。

　　但是川普這樣罔顧事實、永不認錯、把失敗說成勝利、把謊言說上100遍使它變為真理，為了自己是私利，不惜把美國的民主制度、司法系統、共和黨都拖下水，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該遵守的信條嗎? 他們所反對的毛當年不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力把整個中國、整個黨都拖下了水嗎?

　　10. 到底反不反專制?

　　這些挺川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說他們反對專制，但是認為美國大選系統性造假，民主制度失敗。夏業良還說“誰輸誰贏並非人多人少來決定的”。如果真是這樣，還要民主選舉幹什麽?這和中國政府及其主流媒體的看法一致。2020年11月8日的《參考消息》頭版通欄大標題是“美大選撕下‘美式民主’遮羞布”。笑蜀說“祝賀你們，終於跟老大哥有了高度共識”(2020年11月8日)。那麽他們到底是反對專制還是不反對專制呢?

　　美國民主制度的確有很多問題，比如從奴隸制時期遺留下來的、偏向白人權利的選舉人制度和參議院議員名額制度使得少數民意有可能淩駕在多數民意頭上來決定誰當總統、誰當最高法院、上訴法院、聯邦法院的法官，進而影響國家發展的路徑。這顯然不是通常人們心目中的“多數決”的民主機制。

　　但是全國選舉系統性造假卻不是美國民主的特點。而且美國民主制度的各種糾錯機制如三權分立、公民社會、自由媒體等還是相對完善的。但是李劼11月份在大選之後在臉書上做了很多評論，認為是“邪惡左媒”“流氓媒體”“腐敗黑暗”“舞弊”的“美國司法系統”“流氓法官”“所謂名校藤校畢業的左膠”、犯有“叛國罪”的 “國家安全”系統在反川，是“民主黨夥同主流媒體科技寡頭腐敗政客以欺詐手段引發的這場變相政變，把美國推回到了一七七六年”。

　　而他們自己這些挺川的人則是在進行著一場“護憲之戰”“保衛民主自由的美國之戰，是在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徹底埋葬共產主義邪惡的關鍵一戰，歷史性的決定性一戰”。蕭瀚也附和說是“美國主要流氓媒體、矽谷、高校、華盛頓建制派、華爾街金融大鱷等五大邪惡勢力聯合反川”。

　　蘇小和說“川普是西方社會最後一個站出來捍衛上帝信仰的英雄。如果他輸了，西方文明將終結，人類將長久陷入大黑暗時代” (2020年11月19日)。口氣都很大，但是名不副實。林保華還附和李劼說“美國應再來個麥卡錫主義。大任落在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湯身上”。可見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到了一個怎麽樣的程度。

　　李劼自己使用了一系列的語言暴力，但是他卻說別人在使用“語言暴力”:“這次的美國選災可以說是諸如美聯社路透社紐時cnn 等等全體歐美左媒的自殺式攻擊。由造謠污蔑撒謊中傷之類構成的語言暴力，不顧一切地狂轟濫炸。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危言聳聽”。

　　如果挺川派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這麽糟糕，毫無公正可言，那麽他們是要什麽樣的民主呢(也見鄧聿文，“中國自由主義群體因美大選分裂”,2020年11月10日)?反對民主也是我們前面所講的極右和極左的相通之處。他們該不會是反對民主吧?或者說他們並不是真的要民主，而是要將“專制大刀”“控制在他們自己手里”(李神爺292,2020年11月21日)?還是像魏城(2020年11月21日) 說的那樣他們是“假自由派、真權力崇拜狂”?

　　這三篇文章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極右傾向中的思維方式的10個誤區，包括包括斷章取義、似是而非、扭曲事實；罔顧事實、明顯造謠、助紂為虐；是非問題；支持不支持獨立媒體和言論自由的問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問題；川普是否天選之人的問題；邏輯自洽問題；誰在搞文革的問題；是否要認可川普邏輯的問題，以及到底反不反專制的問題。我們需要強調這些思維方式是中國革命中常見的思維方式，也是已經被證明帶給中國人民巨大災難的思維方式。如果不對這些思維方式有所警惕，有所批判，而是任其橫行思想界，那就只能說是中國人的悲哀了。

　　(首發於澳門《訊報》,2021/01/29,2/5連載)

傑瑞米柯賓 · 发表于 3 小时前

　　兩種自由的理念

　　杜延林

　　在自稱自由派的人中，對自由的理解大相徑庭，不只是普通人，在人類的思想史上，一些很重要的思想家，他們對自由的理解也存在巨大差異。比如，洛克和盧梭。今天就重點講一下，洛克和盧梭的自由觀有哪些差異，這些差異在人類思想史和人類歷史進程中有怎樣不同的作用和影響。

　　我們知道，不管是霍布斯、洛克還是盧梭，他們都是自然權利論者，他們都認為在國家存在之前有一個自然狀態。霍布斯認為那個狀態是非常恐怖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戰爭狀態，但是人是完全自由的，這種自由權是需要自己去行使，去保護。雖然人人都有自由，但是人人又都不安全，每個人都隨時面臨橫死的可能。霍布斯認為應該結束這個狀態。這就需要人類簽訂契約，建立國家，把一部分權利交出去，交給一個“利維坦”，即怪獸，讓他替我們行使懲罰權，從而換取安全。在《論公民》中，霍布斯首先批駁了亞里士多德支配自由的概念，然後在《利維坦》中，他告訴大家什麽是自由——在最嚴格的意義上，一個人甚至物體，在沒有物理阻力，不讓他做某事時，就是自由的。在進一步擴展的意義上，一個人在沒有被法律和契約強迫做或不做某事時，就是自由的。這是以賽亞·伯林消極自由的概念的最初來源。

　　而洛克認為，人類的自然狀態並非霍布斯說的那麽恐怖。但自然法畢竟不是一個真正的法律，它的執行還是由每個人自己去做法官，所以需要建立一個政府，來保護人們的財產權。

　　盧梭認為，這種自然狀態是非常美好的，是田園牧歌式的，人們享受著自由、平等。但隨著人類的發展，有了私有財產，有了貧富差異，有了地位懸殊，有了美醜之分。總之，隨著文明的出現，人類失去了田園牧歌式的美好和淳樸，出現了不平等，墮落了。但是盧梭也認為，人既然脫離了這種狀況，就不可能再次回到叢林。怎麽辦？必須重新簽訂契約，建立政府，來保證人的自由。

　　他們都是契約論者，但對於建立國家以後，人們追求什麽樣的自由，保護些什麽東西，以及如何去實現，解決方案是不一樣的。下面重點講一下盧梭和洛克理念的差異。

　　談到盧梭，我想到一個詞：悖論。盧梭的哲學充滿了雄辯，也充滿了悖論。翻開《社會契約論》，第一句話就是“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身帶枷鎖”，自由和枷鎖顯然是矛盾的。他怎麽去破解這樣一個悖論？盧梭是非常重視自由的，他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就是放棄做人的權利，甚至就是放棄自己的義務。剝奪了一個人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就等於剝奪了他行為的道德性。既然如此，如何去保證自由呢？盧梭認為：應該創建一種結合形式，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產，在這種形式下，使每一個結合者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所服從的只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樣自由。社會契約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盧梭這個說法跟霍布斯不一樣。霍布斯說，你既然要進入社會狀態，要保護你的安全，你就要犧牲一部分自由。霍布斯是一個絕對王權主義者，認為人進入社會就等於放棄了政治自由。但是盧梭認為，自由是分毫不能減少的，我簽訂了契約，不但要拿回天然狀態下的全部自由，同時還應該有一種更強大的力量來保護它。怎麽實現？具體說，就是每個人把自己毫無保留地奉獻給集體。由於每個人都把自己奉獻給集體，而不是奉獻給任何一個個人，由於每個人都能從其他結合者那里得到與他轉讓的權利相同的權利，所以每個人都能得到他失去的東西的等價物，並更多得到保護其所有物的力量。這樣一來，如果把社會公約中非本質的東西排除掉，社會公約就可簡化成如下的詞句：我們每個人都把我們自身和我們的全部力量，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下，而且把共同體中每個成員都接納為全體不可分割的公意的一部分。他把公意與眾意作了區別：公意只考慮共同利益，而眾意考慮的是個人利益；眾意是個別意志的總和，只有公意才能約束個人。眾意中除去相互抵消的最多數和最少數以後，剩下的差額仍然是公意。抵消掉最多數和最少數，就是說，要把不是公意的個人利益抵抵消掉，把個人的偏私互相抵消掉，剩下公意。只有公意才能夠約束個人，而個別意志是否符合公意，只有在人民通過舉行的自由選舉，投票之後才能被確定。事實上，由於本性，個別意志總是呈現偏私，而公意總是傾向於平等。於是盧梭繼續說，誰拒不服從公意，整個共同體就要強迫他服從，也就是說人們要迫使他自由。因為這是保障每個公民只依附於祖國，而不依附於其他人的條件，盧梭最核心的一個概念也出來了——主權者。什麽是主權者？在盧梭看來，加入共同體的每個成員有兩種身份，一種身份是臣民，一種身份是主權者。當你作為分散的個人，在共同意志約束下生活的時候，你是一個臣民；當你參與集體的決策，參與共同體的立法，你就成為一個主權者，主權者是每個臣民集體參與的一個稱謂。盧梭認為主權是不能被約束的。既然只是按照唯一的同一種關系來考慮自己，可見每個人都是在同他自己訂約，因此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一種約束人民共同體的基本法律，即使是社會契約也不能。所以主權是不能被約束的。既然主權是公意的運用，那它就永遠是不可轉讓的。主權者既然是一個集體的存在，那就只有他自己能夠代表自己，權力可以委托給他人行使，但意志不能聽從他人支配。主權是不可轉讓的，同理，主權也是不可分割的，因為要麽是公意，要麽不是，他要麽是整個人民的，要麽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在前一種情況下，這種意志宣告的是一種主權行為，可以形成法律，也就是說在不可分割的情況下，人民作為一個整體，行使的是一種主權行為，是一種立法行為。那麽當人民的權利被分割以後，它就不是主權了，它就不是立法行為，它只能是一種個別意志，或者也可以是一種行政行為。因為行政權本身是從立法權分割出來的，頂多算一個命令。與主權不可轉讓的道理一樣，主權也是不能由他人代表的。主權事實上就是公意，而意志是絕對不能由他人代表的，要麽是自己的意志，要麽就是別人的意志，中間的意志是沒有的。人民的一員不能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們不過是人民的辦事員罷了，在任何事情上都沒有最後的決定權，在被代表的人民出現的地方，就不能再有代表了。從以上論證看，共同體中公民社會自由的體現，就是作為主權者集體立法。既然主權是不可限制、不可轉讓、不可分割、不可代表的，那麽共同體中公民的自由看起來就是完整的；而服從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本身就是自由。這就是，人天生自由而枷鎖無處不在。他反問，如果枷鎖是自己給自己戴的，還算枷鎖嗎？盧梭在《社會契約論》里嘲笑了英國人的自由，他說英國人民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是自由的，選舉一結束就重回奴役。盧梭的自由觀，不是英國式的代議制的自由觀。盧梭憤憤不平地說：有的國家竟然稱人民是第三等級，難道他們承認上面還有兩個等級嗎？人民的主權既然不可分割、不可轉讓、不可代表，那怎麽去行使呢？盧梭說要通過集會。主權只有立法而沒有其他權利，因此只能依靠法律行動。而法律行動不過是公意的明確體現，所以只有在人民全都集合起來的時候，主權者才能行動。盧梭說的 2000 年前人們可以做的事情，為什麽現在不能了？

　　難道人性發生了變化？盧梭說，羅馬人民很少有一連幾星期不集會的，甚至會多次集會。他盛讚羅馬人民，20 萬人參加集會，屋頂上站的都是人，他認為那是一個非常好的狀態。集會在一起的人民批準了一套法律，從而規定了國家的體制；但是還不夠，他們還建立了一個永久的政府，或一勞永逸地把行政官選了出來。這也不夠，除了因意外的情況而舉行的特別會議外，他們還需要舉行絕對不能取消或延期的、固定和按期舉行的集會，以便人民在規定的日子，可以按照法律合法地舉行會議，而不需要經過其他的召集手續。人民的集會應該是長期的、常規的，甚至不需要特別召集。立法權掌握在主權者手里，但他所立的法卻需要另外一個權威來執行，那這個執行法律的權力存在，其目的就是執行法律而且只能執行法律，這就是政府。所以盧梭認為的政府，就是執行法律的。按照行政官的數量，盧梭對政府進行了分類：主權者把政府交給全體和大部分人民的叫民主制，主權者把政府交給一小部分人的叫貴族制，主權者把政府交給唯一行政官的叫君主制或者王國政府。這就是盧梭的所謂的政府或者國家，它們其實就是一個執行機構。我們再看看盧梭怎麽看待財產權。在共同體形成的那一剎那，共同體的每個成員便把他當時的所有、一切，他本人和他所有的力量，包括他的財產也是其中一部分，都交給了共同體了，不過這並不是說這一行為在轉手的時候，所有權改變了性質而成為主權者手中的財產；但是，城邦的力量無可比擬地大於個人的力量，所以公共的所有權不是更合適（至少對外邦人來說如此），它實際上比個人的所有權更強大，更不可改變，因為對一個國家成員來說，根據社會契約，國家是他們一切財產的主人。——這顯然是一個悖論。所以說，盧梭的理論充滿了悖論，但是它的理論又充滿了雄辯，所有的東西都是絕對的。

　　洛克認為，自由意味著不受他人的束縛和強暴，人們聯合起來建立國家和置身於政府之下的重大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保護他們的財產。在《政府論（下）》中，洛克寫到：人生來就享受一種權力，可以保護他的“property”——即他的“life，liberty and estate”，不受其他人的損害及侵犯。當洛克單獨提到財產時，指的是前者。在洛克看來，立法權當然是至高無上的，立法權不論屬於一個人還是屬於較多人，不論是經常和定期存在，都是每個國家中的最高權力。但洛克對這樣一個最高權力設了一定的限制，什麽限制呢？首要的，它對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不是並且不可能是絕對的和專斷的。立法或最高權力機關不能以臨時的專斷命令進行統治，而必須按頒布過的有效的法律，並由有資格的著名法官來執行司法和判決。最高權力未經本人同意，不能攫取任何人財產的任何部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包括不經人民或人民代表同意，不得對人民的財產征稅。在英國的傳統中，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不經納稅人同意不得征稅，是《大憲章》

　　設立的一個重要原則。立法機關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權利轉讓給任何他人，只有人民才能成立立法機關和指定由誰來行使立法權，來選定國家的形式。至於國家的形式，洛克跟盧梭不一樣，他是按照立法權範圍，按立法的人數來分的：比如人民全體或大多數人制定法律，就形成民主制；立法權交給少數精英，那就是寡頭政治；如果由一人來立法，就是君主制，君主制又分世襲君主制和選任君主制兩種。總之，制定法律的權屬，這一點決定了國家的形式。洛克的國家是按照立法權分的，這就使得立法進入了國家體制。那麽國家體制就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立法，一部分是執行。所以洛克提出了“兩權分離”這樣一個原則，立法權屬於議會，執行權或者行政權和對外權屬於國王。大家還會想到司法權，我們前面提到，洛克認為國家不能任意統治，必須以正式頒布的法律，讓有資格的著名的法官來執法。這其實就暗含著司法權也是獨立的。獨立於誰呢？獨立於立法者，獨立於國王，由法官執行。洛克的理論是按照英國的傳統進行建構的，英國本來就是普通法國家，法律本就是由法官來執行。洛克的國家體制沒有分出司法權。這一點跟孟德斯鳩好像不一樣，孟德斯鳩提出了“三權分離”的原則。洛克對立法權做了限制的同時，對人民的權力和代表的權利也做了限制。洛克說，每個人在參與社會時交給社會的權力，只要社會存在，就絕對不能重歸於個人，而將始終留在社會中。同樣的，如果社會已經把立法權交給了若幹人組成的議會，由他們和他們的後繼者繼續行使，並給議會規定產生後繼的範圍和職權，那麽只要政府繼續存在，立法權就決不能重歸於人民。但如果他們曾規定立法機關的期限，使議會暫時地享有這種最高權力，或掌權的人由於濫用職權而喪失了權力，那麽在規定期限已滿或喪失權力的時候，這種權力就重歸於社會，人民就有權行使最高權力，並由他們自己繼續行使立法權，或建立一個新的政府行使，或在舊政府形式下把立法權交給他們認為適當的人。洛克在這個地方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人民一旦選定了自己的議員，至少在他的任期內你的政治權利就是放棄了。這里說的是政治權利，不是財產權，不是人身權，不是自由。如果發生一些情況，比如說政府濫用職權，那麽你就可以收回政治權利。洛克認為社會有三種狀態，一種是自然狀態，一種是和平狀態即正常的社會狀態，還有一種叫戰爭狀態。當統治者未按法律進行統治，而是任意專斷、侵犯公民權利的時候，這就是暴政。暴政就是對人民的戰爭，人民有權選擇訴諸上天，包括使用暴力手段在內的反抗，奪回自己的權利。另外，洛克對代表也做出了限制。洛克說立法機關和他的任何部分都由人民選出的代表組成，他們在一定期限充當代表，期滿後仍會恢覆臣民的普通地位，除非重新當選，不能參與立法機關。這種選舉權也必須由人民在指定的時間或當他們被召集參加選舉立法機關時行使，召集立法機構的權力通常屬於執行機關。

　　盧梭曾經說過，一些常規的會議是不需要召集的，但洛克強調了這種召集一定是執行機關在召集。洛克還提到這樣一個觀點，立法機關的經常集會和沒有必要的長時間持續集會，對人民而言是一種負擔，有時還會引起更危險的不利情況，洛克的這一說法得到了後來的一些歷史事件的驗證。洛克的財產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比如說戰爭狀態下，你可以將侵略方殺死，因為他危害了你，威脅到你的生命；但是你不能剝奪他的財產，至少不能任意剝奪他的財產。當然，如果戰爭對你造成了財產損失，你可以在損失額度內要求對方賠償，但是你不能隨便沒收他的財產。為什麽？因為財產是家庭的。

　　我們現在簡單對比一下盧梭和洛克的理論，他們自由觀的主要區別：

　　第一、在自由的主體上，洛克追求的是個人在法律保護下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它的主體是個人。而在盧梭看來，人的自由體現在集體行使主權，主權只能是一種集體的存在，所以它的主體是集體、是人民，主權是人民意志。

　　第二、在自由的內容上，洛克是一種保護性價值，就是保護私有財產，而盧梭的自由的內容是一種參與：立法權。

　　第三、盧梭的主權是絕對權力，不受約束、不能分割、不能轉讓、不能代表。也就是人民必須永遠在場，隨時具有最終決定權。而洛克對主權作出了限制，一旦選出代表，人民就不得收回、不得參與、必須暫時離場，除非情況發生變化。

　　第四、盧梭的國家體制實際上是一個執行體制或者行政體制，它的分類是按執行者分的，立法權遊離於體制之外，由人民集會來行使。洛克的國家分類是按照立法分的，立法權、執行權都在體制內，雖然立法權高於執行權，但必須兩權分離，即議會執掌立法權，國王執掌行政權和對外權。當然，司法權由民間有資格、有聲望的法官來執行，其實也是一種分離，實質上它是“三權分離”。

　　下面看一看這兩種自由觀對後來歷史進程的不同影響。

　　首先看它們對美法革命的不同影響。洛克的自由觀在美國革命中有充分體現，而盧梭的自由觀深刻地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大家耳熟能詳的是著名的埃德蒙·伯克與托馬斯·潘之爭，這直接導致了後來“左”“右”的分野，左、右傳統的確立；但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在法國大革命之前，還有一場爭論——亞當斯與杜爾格的爭論。在 1787年，亞當斯寫了一篇文章叫《為美國憲法辯護》，反駁法國學者及政治家杜爾格對 1779 年馬薩諸塞州憲法的批評。杜爾格認為美國馬薩諸塞州憲法設立參議院、眾議院和州長的這種分立體制，是對英國上議院、下議院和國王體制的拙劣模仿。英國這樣的體制是為了約束國王的權力，而共和國不需要這樣的約束；況且美國沒有世襲貴族，沒

　　必要設立參議院以分散立法權。包括杜爾格在內的一些法國思想家，深受盧梭影響，他們認為主權不可分割。而亞當斯利用洛克和孟德斯鳩的理論，以及對歷史上各種共和制度的總結，進行了有力的反駁，為美國的制衡制度提供了辯護。後來的美國聯邦憲法，也充分體現了這種制衡原則。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法國三級會議投票方式所帶來的危機。在傳統上，法國的三級會議是分開投票的，但是後來，隨著人們觀念的變化，各地方的三級會議逐漸變成了一起投票。當法國召集全國三級會議的時候，就面對這樣一個怎麽投票的問題。首先是各階層的人數之爭，第三等級獲勝，人數是 600，上邊兩個等級各 300，第三等級的人數占優，貴族就不同意一起投票，雙方僵持不下。1789年 1 月，西耶士發行了一個小冊子叫《第三等級是什麽？》，公開宣稱，第三等級就是一切，第三等級就是人民。西耶士的觀點完全來自於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依據這一觀點，西耶士發表了“網球場宣言”，宣布第三等級單獨成立國民議會。這個事件使英國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遺憾不已。他曾經說，本來法國還有機會，以第一第二等級構成上院，第三等級構成下院，以及國王這種互相制衡的體制；但很可惜，最後形成的是第三等級單獨組成的國民議會，這就埋下了一個禍根。至少在埃德蒙·伯克看來是這樣的。

　　第二個不同是代表的權限問題。按照盧梭的理論，人民是不能被代表的，主權是不能被代表的。但是像法國這麽大的國家，不可能全都跑到巴黎去開會，只能代表。那麽，即使不得已要代表，代表的是什麽？當然是民意。按照盧梭的觀點，人民代表是代表人民意志的，你不過是把人民的意見帶過去。而且盧梭還說，人民只要在場，你的代表資格就沒有了。法國的三級會議本來就有個傳統，它的代表叫“授權代表”（plenipotentiary），區別於英美意義上的“代議士”

　　（representative）。“授權代表”只能在授權範圍內行使代表權。盧梭認為民意是不可代表的，即使在人民不能親自參與只能代表的情況下，代表事先必須征求人民的意見，在人民授權範圍內行使代表權。而按照洛克的說法，人民一旦選出議會就由議員立法，人民不得幹涉，這就是代議士。這個區別很大，後者是一種人民具有選舉權的精英治理結構，而像前者，如果人民代表不過是授權代表，並沒有最終決定權，只不過是他代表的人的傳聲筒，這就容易形成民粹政治。

　　第三個不同，我們看常規政治和選舉政治的區別。按照盧梭的說法，人民應該經常集會來決定立法，如果人民在場就不需要代表，再加上代表本身的授權權限，我們就不難理解法國大革命中巴黎人民一直出場來決定革命的形勢，從攻占巴士底獄到屠殺教士都是自發發生的。以致最後沖進國民公會罷免國民公會的會員，人民直接起義到公會逮捕議員，導致吉倫特派的滅亡。當然，這背後不一定全是自發的，比如其中有巴黎當局即巴黎公社、公安委員會等的控制和慫恿，但最終是以人民的名義來行使這種權力。美國就不一樣，美國雖然在開始也出現了波士頓騷亂那樣的事情，但是整個的局勢基本上控制在精英或者叫“大陸會議”的手里。按照洛克的理論，一旦選出代表組成了大陸會議，就得保持大陸會的領導，即使革命也要在此領導下進行。

　　第四個不同，是革命的目的不同。按照洛克的思想，人民的最終訴求是制定一個憲法來保護生命、自由和財產。像美國的《獨立宣言》就明確說，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洛克說是財產，傑斐遜把它改成了追求幸福的權利。在此理念下，革命一旦產生成果就宣告結束，一切事情交給立憲政府去處理。而按照盧梭的自由觀，自由就是人民參與行使主權。當1793 年憲法通過後，德拉克魯瓦曾提議解散制憲議會，將政權交給立憲政府，被羅伯斯比爾拒絕。羅伯斯庇爾認為還不是結束革命、憲法生效的時候。那麽憲法該什麽時候生效呢？一直到 1875 年，80 多年中，法國出台了 14 部憲法。我們知道，美國目前為止只有一部憲法，當然會有後續的修正案。阿倫特認為，革命的目標必須僅僅限定在制憲上，而不是一起解決社會問題，不能用政治革命解決社會革命的問題。按照洛克和美國革命先賢的理念，革命目標必須有限，一旦得到成果必須停止革命，一切事物交由革命建立的憲政機構去處理。

　　但按照盧梭或者法國大革命領袖的理念，革命是不能停止的，必須繼續，而後來的社會主義者蒲魯東則說：什麽叫“多次革命”？革命只有一次，永遠革命。

　　第五個不同，自由的主體和內容的不同。如果自由的主體始終是個人，或者自由的內容是個人的具體權利，比如財產權，那麽就不允許以任何名義比如人民的名義、革命的名義、國家的名義侵犯人權。

　　革命或者制憲的目的，就是保護這些權利。而如果自由的主體是人民或者國家等抽象內容，那就不存在保護人權，因為人民主權大於個人主權，當扭曲了自由的主體和內容，自由就走向它的反面，也就是羅蘭夫人的那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思想史上其他學者對自由理念也進行了一些其他分類之後第一個進行總結的是貢斯當。法國大革命以後，貢斯當對它進行了反思，提出了“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的區分。在貢斯當看來，現代人的自由是什麽？是受法律制約，而不因某個人或若幹人的專斷意志而受到逮捕、拘禁、處死和虐待。這種權利，是每個人表達意見、選擇並從事某種職業，支配甚至濫用財產的權利；是不必經過許可，不必說明動機和理由而遷徙的權利；是每個人與其他人結社的權利（結社的目的或許是討論他們的利益，或許是信奉他們以及接受者偏愛的宗教，甚至或許僅僅是以一種最適合他們本性和幻想的方式消磨幾天或幾小時）；最後它是每一個人通過選舉全部和部分官員或通過當權者或多或少不得不留意的代議制、申訴、要求等方式，對政府的行政施加某種影響的權利。那麽，古代人的自由是什麽？古代人的自由是在集體的方式下直接行使完整主權的若幹部分，如在廣場商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與外國政府締結聯盟，投票表決法律並作出判決，審查執政官的財務法案及管理，宣召執政官出席人民的集會，對他們進行批評譴責或豁免等。那麽貢斯當為什麽認為古代人和現代人有這麽多不同？首先，國家規模擴大導致每一個人分享政治的重要性相應降低，比如在斯巴達或羅馬，即使最卑微的公民也有權力，而在英國或者美利堅合眾國的普通公民並非如此，因為你在整個國家的比例太小了，權威、權力可以忽略不計，所以政治權利顯得意義不大。第二，奴隸制的廢除剝奪了自由民因奴隸從事大部分勞動而帶來的所有閒暇，如果沒有雅典的奴隸人口，兩萬雅典人絕不可能每日在公共廣場上議事。所以亞里士多德講人生活的意義就是參與政治，人是政治動物。第三，商業不同於戰爭，他不給人們生活留下一段無所事事的間歇。第四，商業激發人們對個人獨立的摯愛。

　　在貢斯當看來，現代社會是一個商業社會，人們忙著掙錢，沒有時間去搞政治，而古代城邦時刻面臨著戰爭。現在商業上會有成就感，而古代人生活的意義就是參與政治。貢斯當做出這種區分，主要的目的還是對法國大革命進行反思，對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進行一些清算或者批判，雖然他很尊重盧梭。

　　洛克以後，古典自由主義有一個過渡，就是邊沁。邊沁是一個功利主義者，很崇拜洛克，但是他嚴厲批駁了洛克的自然權利論。他認為自然狀態的存在，是哲學家的幻想，或者是一個主觀臆測，有沒有還是個問題，它不是一個實證性的問題，所以用自然狀態主張自然權利沒有依據。邊沁是功利主義者，主張功利第一目的原理——任何事情，好或者壞都要以是不是有功利、是否符功利原則論。功利就是快樂，社會的快樂的總量。邊沁也是自由主義者，但他的自由必須通過功利來論證，就是必須符合快樂原則。斯圖亞特·穆勒也是功利主義者，但是穆勒的功利主義跟邊沁不一樣，他的功利是廣義的功利。他的功利包括兩部分，個人的幸福和社會的進步；而個人的幸福，包括高級、低級不同的快樂，這里邊包括著很多指標，不是簡單的快樂。

　　另外，社會進步主要是人們道德的改善和智力的發展，同時也蘊含著物質財富的增長。所以他的功利的目標比較全面。當然他仍然把功利當第一原理，對自由概念的論證，也是通過功利來論證。在穆勒看來，功利是最高目的，自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同時也是這一目的的一部分。穆勒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觀念，比如說我們講的簡單規則或者群己權界：一個人的行為只要只涉及自身而不涉及他人利益，就不必對社會負責，不必向社會承擔責任。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個人則需要承擔責任，並在社會認為需要用某種懲罰來保護其自身時，個人還應承受社會的或法律的懲罰。穆勒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就是首次對自由進行了具體分類，區分了公民自由、社會自由和意志自由，並進行了具體列舉，比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個人志趣的自由、個人之間聯合的自由等。

　　伯林提出了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概念。一個人或者是群體被允許或必須被允許不受別人幹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為他願意成為的人的那種領域。那個領域是什麽？就是不受幹涉地作出選擇的權利和能力，這叫做“消極自由”。積極自由，他的回答是什麽東西或什麽人是決定某人做這件或做那件，成為這樣的人或成為那樣的人的這樣一種控制和幹涉的根源。就是我能做什麽，我不能做什麽事，我自己說了算還是別人說了算，是成為自己主人的一種自由。伯林強調了積極自由的負面作用，就是積極自由往往是對消極自由的否定或者限制。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它會通過對自由主體的操縱來侵犯自由。怎麽操縱呢？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不是任何人的主人，但我會不會是自然的奴隸？或是我自己“難以駕馭”的激情的奴隸？人難道不需要把自己從激情和自然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嗎？於是一種支配性的“自我”，我的“高級的本性”，我的“真實”“理想”

　　“自律”的自我，這種高級的自我與非理性的的沖動，無法控制欲望：我的“低級”本性，追求及時快樂，與我的“經驗”的或“他律”

　　的自我形成鮮明對照。受欲望和激情沖擊的自我如果要上升，它的真實本性的完全高度，就需要受到嚴格的約束。真實的自我甚至可以被理解成某種比個體更廣的東西，比如被理解成個體只是其中一個要素、一方面的“整體”：部落、種族、教會、國家、生者、死者與未出生的人組成的大社會。這種實體於是被確認為“真正”的自我，它可以將其集體的、有機的、單一的意志強加於它的頑抗的“成員”身上，達到其自身的也是他們的更“高級的”自由。以一種更高目標的名義對人進行強制是可能的，有時是有理由的；關於這種目標，如果受強制者更開化一點，他們自己就會主動追求，而如果他們沒有追求，就是因為他們盲目、無知或者腐敗。這很容易使我自己相信，我對別人的強制是為了他們自己，是出於他們的而不是我的利益。於是我就宣稱我比他們自己更知道他們自己的利益。隨之而來的就是，如果他們是理性的且像我一樣明智地理解他們的利益，他們便不會反抗我。采取這種觀點，就會使我處於這樣一個立場：無視個人或社會的實際願望，以他們的“真實”自我之名，並代表這種自我來威逼、壓迫和拷打他們。自由的概念直接源於構成自我人格和人的觀念，對人的定義加以足夠的操縱，自由就可以包含著操縱者所希望的任何意義。以賽亞·伯林是在批判這種操縱，就是說你用“高級”的、“理性”的、“整體”的自我代替我實際的自我，然後你的自主變成你對我的奴役，實際上就等於取消了我的消極自由，背叛了自由。

　　哈耶克認為，自由就是不被任意強制，並區分了英國人的自由和法國人的自由，但他將孟德斯鳩的自由觀劃入了英國人的自由觀，而將邊沁的自由觀列入了法國人的自由觀。

　　羅爾斯繼穆勒將自由劃分成基本自由和派生自由。

　　哈貝馬斯把民主分成自由主義民主和共和主義民主。他將從古希臘到 19 世紀末說成是傳統民主時期；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是現代民主時期。古典民主時期即傳統民主時期，有四種民主：古代雅典的古代民主、共和主義民主、自由主義民主和直接民主。而 19 世紀至 20 世紀的民主，他分成：競爭性精英民主、多元主義民主、合法性民主和參與性民主。兩個時期各四種，其實最終歸結起來就是兩種民主：自由主義民主，和共和主義民主。他提出不同的民主觀的意義是什麽呢？實際上是要推出他的程序主義的民主。他批判了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民主，然後導出他的程序主義民主。哈貝馬斯講的是民主，但兩種民主背後卻是兩種不同的自由理念：自由主義的自由和共和主義的自由。

　　我認為，從洛克到穆勒，到後來的這些傳統，可以定義為“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而盧梭是古典共和主義的一種終結，後來又有很多變種，比如像激進的社會主義變種以及其它的當代變種。貢斯當也離開我們近 200 年了，所以我們不能再說他是現代人的自由，其實也是一種古典自由主義，我們應該分出兩種自由觀：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觀，和古典共和主義的自由觀。

　　古典共和主義有兩個走向，一個是沿著雅各布布賓主義的路徑一路左轉，被馬克思主義者吸收，導致了共產主義運動。而當代共和主義覆興運動的思想家斯金納、波考克等認為，美國革命實際上是從馬基雅維利等公民共和主義到英國清教徒革命時期包括米爾頓、哈林頓、西德尼等人的共和主義激進思潮的延續和發展，美國聯邦憲法是共和主義理念的一種現代實踐，比如美國憲法第一個實踐了“人民主權”的理念（我們人民）。佩蒂特提出了“免於支配的自由的共和主義自由觀”。奴役是什麽概念？就是支配，所以他提出免於支配的自由概念。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奴隸和奴隸主的關系，如果這個奴隸主非常開明，他從來不幹涉奴隸的事，就是你按照規矩、慣例、法律，做好份內的事，我就不管你了，自己愛怎麽幹怎麽幹，那麽按照自由主義的理念，它是不被幹涉，它是自由的；但是佩里特說他們本身的關系就是奴役，就不是自由的，因為它就是一種主仆關系、奴役關系，是一種支配和被支配的關系，所以他沒有免於支配，按照共和主義自由觀，他是不自由的。這一有關自由即不被支配的自由觀，恰恰是從亞里士多德到馬基雅維利以來的共和主義自由傳統。對於斯金納和波考克來說，共和主義的自由觀其實也是一種消極自由，不過區別於柏林的自由主義消極自由來說，更為強調的支配關系而非幹涉行為而已。

　　自由主義根據對平等與民主等的不同態度也分成兩種觀念，一種是固守十八世紀以前古典價值觀的自由至上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一種是更加強調平等的現代自由主義。

　　從另一個角度，從洛克和盧梭發展而來的兩種自由，也可以劃分為自由主義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及共和主義的自由。這兩種分類有一些交叉，比如古典自由主義更強調消極自由，現代自由主義更強調積極自由，或共和主義的自由。

　　當代法律共和主義或自由共和主義者布魯斯·阿克曼提出的二元主義憲政理論，試圖對這些自由觀進行調和。阿克曼區分了常規政治和憲法政治，在常規政治中，由於憲政體制可以正常運轉，人民可以秉承古典自由主義或傳統自由主義的消極自由理念，更多的是關心自身及家庭的等私人事務，多數政治決策通過議會進行常規立法、政府執行法律和政策等，聯邦最高法院履行維護憲法的職責；但一旦出現了憲政危機，人民就要出場，秉持自由主義的積極自由理念或共和主義的自由理念，承擔起公民作為“我們人民”的職責，通過手中的選票進行高階立法，以維護甚至改革現有的憲政體制。按照阿克曼在《我們人民》中對美國憲政史的研究，美國歷史上分別在建立聯邦（制憲）時期、南北戰爭時期、羅斯福新政時期及民權運動時期經歷過此種憲政危機，最後都是通過人民出場對憲政體制進行了“半革命”式的改造，讓美利堅合眾國度過了危機。目前，川普的當選後對美國的破壞，及共和黨從林肯黨向一個民粹主義政黨的蛻變，使得美國的憲政體制又處於危機之中，這就需要美國人民再次出場，通過積極履行公民義務，來決定美國未來的命運。

　　總之，積極自由、消極自由、共和主義免於支配的自由之間的張力不會消失，他們在一系列政治與社會沖突中，將一直左右著人們的思考和行動。

　　（首發於“思想言說者”公眾號，2019/8/29）“消極自由”的迷思

　　章哲

　　本文是對於王建勳《“積極自由（權利）”的迷思》一文的一個回應，旨在批評王建勳關於自由、平等和社會福利的一些觀點和主張。

　　一個時期以來，特別是 2020 年美國大選前後，與美國保守思潮和保守政治相呼應，在國內外的華人思想界，也掀起了一股右翼思想浪潮，主張古典自由主義、自由至上主義、保守主義，反對平等、反對社會福利、甚至反稅收、反民主等等。在諸多右翼論者中，之所以選取王建勳的觀點與之商榷，乃在於王建勳的極右翼主張得到他自己較為清晰、完整、一貫的表述，而其他大多數極右翼論者的觀點則含混不清、飄忽不定、前後不一、缺乏論證。早在 2013 年，王建勳發表了《“積極自由（權利）”的迷思》[1]一文，文中王建勳在回顧以賽亞.柏林所做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劃分的基礎上，分析了“積極自由（權利）”的邏輯困境和實踐後果，反駁了主張“積極自由（權利）”的種種理由，提出了反對“積極自由”，反對“物質或者財富的平等”，反對“剝奪富人財富”，反對最低社會保障的觀點。可以說，王建勳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思考，以及對“積極自由（權利）”的批評，構成了其極右翼思想的邏輯基礎，甚至可以說，這也是華人思想界極右翼思想的邏輯基礎。然而，不得不說，王建勳這一分析和批評，有著根本性缺陷，不能令人信服，甚至自相矛盾，而當他將他所理解的“消極自由”理念用於批評平等和社會保障議題時，其內在缺陷就凸顯出來，與他自己期望建立的“公正和平”社會的初衷越來越遠。

　　一、“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

　　在《“積極自由（權利）”的迷思》一文中，王建勳首先討論了以賽亞.柏林提出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劃分。柏林的這個經典劃分及論述，表達了一種消極自由觀：自由劃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是對立的，不相容的；“消極自由”具有最高的價值，而“積極自由”則是對自由的誤解並且很危險。

　　1958 年，柏林在“兩種自由的概念”的演講中，將自由區分為兩種，一種是“消極自由”，把自由看作是“免於……的自由”

　　（freedom from）；另一種是“積極自由”，即把自由看作是：“去做……的自由”（freedom to）。按照柏林的說法，“消極自由”回答的是“在什麽樣的限度以內，某一個主體(一個人或一群人)，可以、或應當被容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為他所能成為的角色，而不受到別人的幹涉？”“積極自由”回答的是“什麽東西或什麽人，有權控制、或幹涉，從而決定某人應該去做這件事、成為這種人，而不應該去做另一件事、成為另一種人？”[2]

　　柏林認為，“消極自由”不是“不能”，而是免於“被強制”，這種強制是外在的、人為的、故意的。一個人眼睛失明不能讀書，沒

　　有錢不能旅遊，身體殘疾不能跑步，不能被認為沒有自由。但是，如果有人阻止我讀自己想讀的書，限制我從銀行取錢去旅遊，因我的身份不讓我在北京居住和生活，沒有“稭稈放倒證”就不允許我砍倒自己地里的稭稈，沒有“準生證”就不允許我生孩子，在這種情況下，我處在一個被人強制、被人奴役的狀態，沒有自由。所以，“自由就意味著不被別人幹涉。不受別人幹涉的範圍愈大，我的自由也愈廣。”

　　[3]

　　在柏林看來，“積極自由”源於個體為他自己的主人的願望。我希望我的生活與決定取決於我自己，而不是取決於隨便哪個外在的強制力。我希望成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工具。我希望成為一個主體，而不是一個客體。但是，從“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隸”出發，人有兩個自我，一個是理性的、真實的、自律的自我，另一個是非理性的、經驗的、他律的自我，前者追求長期利益、崇高的目標，而後者追求短期利益和當下的目標。理性的自我可以理解成比個體更廣泛的某個社會整體，如部落、種族、教會、國家等等，這些整體就像有機體一樣具有生命和意志。個體是無知的、愚蠢的，而整體才是全知全能的，只有整體追求的那個目標才是理性的、真實的，而個體的目標是非理性的、虛幻的，這樣，整體強迫成員接受其目標，就是為了幫助每個個體成為自己的主人，或者說，每個成員只有按照整體的意志行事，才能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這樣，“積極自由”像變戲法一樣，推崇民族、社會、國家等整體而貶損甚至侵犯個體的“消極自由”，使得“消極自由”所包含的意義不覆存在。

　　在回顧了柏林兩種自由的劃分後，王建勳提到兩種權利，一種是“積極權利”，一種是“消極權利”。所謂“積極權利”也叫“肯定性權利”，就是保證得到和擁有的權利；“消極權利”也叫“否定性權利”，是不能否定和幹涉的權利。

　　“消極自由”對應並且只承認“消

　　極權利”，“積極自由”則對應並且承認“積極權利”。當說一個人擁有生命權時，“消極權利”說的是，別人不能侵害一個人的生命；而“積極權利”指的是，一個人在生命遇到危險和困難時，有權得到救助，以保證其生命安全。當我們說到財產權時，“消極權利”指的是我的財產只能由我而不能由別人支配，產權的核心是排他性，“消極權利”就是排他，他人不得侵占你的財產，但是不能保證你有沒有財產；而按照“積極權利”的角度理解財產權，就意味著要保障每個人都擁有財產。所以，“消極權利”是不需要他人積極作為即可實現的權利，諸如人身權、財產權、言論自由權、宗教自由權、結社自由權等；而“積極權利”意味著依賴他人的積極行為才能實現的權利，諸如勞動權、健康權、受教育權、物質幫助權、福利權。

　　和王建勳同感，柏林關於“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劃分，對於人們理解自由，追求自由，有重大啟發和價值，特別是對於在自由之路上艱難探索和飽受磨難的中國人來說，大有振聾發聵之感。

　　一方面，柏林關於自由的消極理解，或者說“消極自由”，是中國傳統思想和當代正統思想中所空缺的。自由的基本意義，是免於枷鎖、免於囚禁、免於被別人奴役，就是每個人有一個個人領地、一個堡壘、一個空間，任何外部強制和支配力量（主要是政府）不得進入、不得侵犯、不得打擾。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尊嚴和價值在於不受強迫，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事，只要不影響別人，在個人自己的空間，可以不受幹涉地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

　　為什麽把自由理解的這麽消極、被動？幾百年來，人們逐步發現，對人的尊嚴和價值構成最大威脅的不是自然，而是人類自己，正是存在著某些人（往往是政府）用暴力的或非暴力手段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之上，限制他人的言行、剝奪他人的權利，才形成了人對人的奴役和壓迫。這種“消極自由”，對中國人來說是刻骨銘心，曾幾何時，被強制幾乎成為中國人生活的全部：個體沒有自己不被幹涉和打擾的私域，沒有自己的私有財產，“恨鬥私字一閃念”，甚至連頭腦中都不能有任何私有的念頭；個體不能決定自己的居住地、工作地、工作單位、工作崗位，這一切都必須由“組織上”計劃和安排；個體甚至不能決定自己的婚姻和生育，必須由“組織上”開具介紹信才能辦理合法婚姻手續，必須有《準生證》才能生孩子；在“人民公社”，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農作物，都必須嚴格按照上級的計劃和規定進行，甚至農民每天幾點上工勞動、幾點放工回家，也必須聽從“生產隊”的安排，不得擅自行動。可以說，在中國人工作和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都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強制。。

　　另一方面，中國人也親歷了柏林所指的那種“積極自由”帶來的損害甚至災難。在計劃經濟時期的話語中，自由被定義為“對必然的認識”，人們只有認識自然，掌握自然發展的“客觀規律”，才能改造自然，才能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據稱，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恰好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這一規律就是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不斷發展。

　　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矛盾運動表現為工人階級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表現為落後生產力與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資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作為個體，要自覺認識和遵循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把自己融入到階級鬥爭或者發展生產力的洪流之中，才能獲得自由，等等。

　　如果過去中國人陷入黑格爾式的“積極自由”話語而不能意識到自己失去什麽的話，那麽，柏林關於兩種自由的劃分和分析，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們：在所謂“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中，在認識和遵循所謂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中，個體已經失去了自由，或者說“被”失去了自由。個體被所謂歷史規律，其實是被一些集團以所謂歷史規律的名義所裹挾，將每個個體的自由侵蝕得幹幹凈凈。所以，人們，特別是中國人對自由刻骨銘心的理解，不僅僅來自於文字，更多是來自於經歷，來自於被剝奪，來自於被禁錮，失去了“消極自由”，就失去了自由本身，“積極自由”也很容易轉化為控制和操縱人民的台詞。

　　正因為如此，對於柏林的這些觀點，本文是認同的，與王建勳的觀點是一致的。

　　但是，早有論者提出[4]，雖然柏林的這個劃分對於人們理解自由有重大價值，但是，也存在著許多缺陷，如對什麽構成了強制或幹涉語焉不詳，“積極自由”的界定也不清晰、準確等等。實際上，如果將“消極自由”的概念極端化，則存在不可克服的邏輯困境，由其指導的實踐也無法構築一個良善的社會。而王建勳在《“積極自由（權利）的迷思”》一文及相關文章和演講中，關於平等、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議論，則讓“消極自由”的內在缺陷一覽無余。

　　二、“消極自由”的邏輯困境

　　“消極自由”的邏輯困境是：將自由僅僅理解為“免於他人意志的強制”，是否可能？

　　答案是否定的。

　　可以設想：有這樣一名女子，她成長於中國傳統文化，這種文化向它反覆灌輸“三從四德”，無論這樣讓她多麽不幸，也不管她的丈夫有多麽暴虐，她都應該恭順忍受。進一步設想，這名女子來到北京打工，北京的文化環境為女性追求獨立的行為提供了許多機會，然而，她回避了這些機會，即使丈夫不斷向她索錢喝酒，即使每年春節回家遭受丈夫的打罵，她仍保持著與暴虐的丈夫之間的婚姻。此時，這名女子追求一種獨立生活所面臨唯一“約束”就是她頭腦中那些“三從四德”的觀念，此外並沒有其他外在的人為的幹涉和強制阻止她，她只是不希望按照其他方式行動，對別人勸告她追求一種與丈夫平等的生活置若罔聞。

　　“積極自由”的支持者認為，這樣一個女子是不自由的，原因恰恰在於她的性格和價值觀形成過程本身就是壓迫性的，這些過程不允許她依據其他合理的選擇反思自己正在形成的價值，因此，僅僅免於強制是不夠的，是與她不自由的真正本質是不相幹的。約翰.克里斯特曼（1991）認為，上面這類例子表明：“要想充分說明人類自由，消極自由肯定是不完善的。”[5]

　　古往今來，有許許多多“幸福的奴隸”，在外人看來，這些奴隸受到了“強制”，而在這些奴隸看來，自己沒有受到任何“強制”，一些按照更嚴謹的哈耶克標準看來是處於被強制狀態[6]，卻被“幸福的奴隸”看作是自己自願的行為，是自己高尚的情操和奉獻精神的體現，或者是主子的恩典。比比皆是的例子是：某人成長於不自由的國家，有朝一日擺脫奴役，投奔自由的國度後，仍然保持著母國官方正統思想和行為方式，並不願意接納和融入自由。這說明，僅僅把自由看作免於他人的強制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柏林在提出兩個自由的劃分時，已經發現了如果將“消極自由”

　　定義為“免於他人意志的幹涉和強制”絕對化，在邏輯上很難成立，於是，他引用密爾“群”“己”權界的思想，提出這個不受他人幹涉的範圍不是沒有限度的，不是無限大，否則會陷入社會混亂，或者弱者的自由被強者所壓制，“應該存在最低限度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自由的領域”[7]。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群”“己”權界，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界限應該劃在哪里？柏林承認，這是“一個有爭議甚至是討價還價的問題。”[8]

　　顯然，由於“人大體是相互依存的，沒有一個人的私人活動是完全私人性的，是絕對不以任何方式闖入別人領地的。”[9] 雖然人們常說“自由的邊界是他人的自由”，“你揮舞拳頭的自由止於他人的鼻尖”，但是，自由的邊界從來不是一勞永逸地定義出來的，而是博弈出來的、變動不居的，他人為了他自己的“消極自由”很可能對幹涉我的“消極自由”，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或者生活在魯濱遜漂流的荒島，這種由他人造成的幹涉和強制的威脅，是始終存在的，就像我們人的機體，每時每刻被體外各種危險物如病毒、細菌等等的攻擊所包圍。從一個單獨個體的自由看，“強制”與“非強制”是自相矛盾的，“強制”意味著不自由，“非強制”意味著自由，兩者有你沒

　　我，有我沒你，否則邏輯不能自洽[10]。但是，從“群”“己”權界看，正是由於自我的“非強制”與外在的“強制”之間不斷博弈，才形成了個體自由的邊界。一個孤零零的個體是不可能免於被他人這樣或那樣地“強制”的，然而，在這個世界上，孤零零的個體是沒有的，個體永遠處在與他人的關系之中，怎麽可以認為僅僅宣布“免於他人意志的強制”就是自由的全部呢？

　　對此，“消極自由”的論者辯護說，即便有外在的幹涉，這種幹涉也要止步於一個最小的堡壘、一個最低限度的領域，如古典自由主義者常說的生命權、財產權等，就是這樣的私域，在這個私域內，完全由個體自己支配，他人不得有任何幹涉和強制，否則就是對自由的侵犯。這種最為常見的辯護，也是不成立的。

　　一個常見的例子是，一個人可以賣身為奴嗎？如果人身自由權完全屬於我自己，我對自己的身體擁有絕對的支配權，我可以不可以把自己賣掉，成為別人的奴隸？中國古代有賣身葬母，近年來網上常常有人賣身救父、賣身求學等等，可以嗎？如果可以，成為了別人的奴隸，就否定了自己的人身自由權，從而被他人“強制”；如果不可以，個人對自己的身體就沒有絕對的支配權。顯然，無論怎樣，在邏輯上是二律背反的。

　　再看看開車系安全帶的例子。從“消極自由”的角度，在不影響、幹涉他人自由的範圍內，每個人是自由的。一個人獨自駕車系不系安全帶，完全不影響和幹涉他人的自由，車子里是自己的另一個家，是自己的堡壘，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私域。那麽，我自己認為自己駕駛技術非常好，系安全帶並非必要，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系它？否則就是“強制”，就是不自由呢？人們看到，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國家都制定了獨自駕車也必須系安全帶的法律，就是基於這樣一個觀點：即使一個人本人，對自己的生命和身體也沒有完全的支配權，或者說，為了保護一個人的生命和身體，通過外在的強制力對其行為進行幹涉和控制，是正當的。

　　契約自由是另一個常見的例子。戴維.米勒提到，“消極自由”

　　下的自由放任，可以歸結為這樣一種教條：“即契約自由是一項神聖

　　的事務，不容政府立法幹涉。尤其是，主張保護工人健康和安全的工廠立法，保護受到地主剝削的佃農的立法，對酒類公共銷售更加嚴格的控制，包括完全禁止某個地區的居民投票支持它的銷售。”[11]既然每個個體具有絕對的自我所有權，如何簽訂契約是個人自由，他人特別是政府不得幹涉。王建勳曾經列舉過農民工到富士康打工的例子，來說明“消極自由”的原則，他說，假如有一個人吃不上飯，他可以選擇待在家里，可以選擇收入更少，甚至一個人選擇餓死。但他也可以選擇去富士康打工，忍受這樣苛刻的工作條件，“只要沒有人拿著槍逼著你必須去富士康打工，你的選擇就是自由的。”[12]

　　其實，王建勳列舉的這個例子，恰恰證明“消極自由”的邏輯缺陷。

　　讓我們看一個震驚全國的農民工“開胸驗肺”事件：河南省新密市劉寨鎮老寨村有一位村民叫張海超，在村里務農生活困難，於 2004年去鄭州振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沒人強迫他去，他完全是自願的。2007 年下半年，張海超感到身體不適，主要表現為胸悶、咳嗽，他先後到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河南省人民醫院、北京協和醫院等多家醫院檢查，醫生們都給出了一致的結論，張海超得了職業病——塵肺病，但是，公司並不認可。後經張海超多次上訪後，有關部門安排由鄭州市職業病防治所進行鑒定，結果為肺結核，而不是塵肺病，所以無法尋求用人單位賠償。對此，張海超不服，於 2009 年自費在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開胸驗肺”，結果為“塵肺合並感染”，即塵肺病。後來，張海超得到了 60 余萬的賠償金。

　　按照“消極自由”的邏輯，張海超到哪家公司打工，打什麽工，完全是他的個人自由，他完全可以不做這份又臟又累的工作，但他自願選擇了這份工，沒有人強迫他，他是自由的，他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即使後來張海超得了塵肺病，也不應該找振東公司的麻煩。據國內專門幫助塵肺病人的公益基金“大愛清塵”統計，像張海超這樣的塵肺病人，全國還有 600 萬，這些農民工都是為了賺錢自願到粉塵污染嚴重的環境工作，最後得了塵肺病。而那些工廠的老板，也是自願雇傭這些農民工，並支付了報酬，農民工和老板完全是你情我願，沒有“強制”，所以，從“消極自由”的角度，完全是正當的。那麽，這真是正當的嗎？當然不是，600 萬痛苦、無助、絕望的塵肺病患者，就是人證，證明了以為只要沒有人拿槍逼你選擇，你就是自由的，一切就會歲月靜好，是一種錯覺；證明了即使在契約自由範圍內，個體的自我所有權和企業財產權也不是絕對的，不可以被約束的。

　　所以，為了防止像張海超這樣的 600 萬塵肺病人的悲劇再次出現，必須對雇主所擁有的產權及派生權利有所幹涉和限制，比如，規定雇主不得雇傭工人在低於某個勞動標準的環境下工作等等。今天，所有的文明國家都通過了多種職業病防治的法律，對雇員工作環境條件和勞動保護制定了詳盡的標準，任何企業都必須遵守這些法律和標準。這些法律和標準，實實在在地幹涉了雇主的用工權，可是，當張海超這樣的個體無法預見到這種危害，無力保護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時，誰不認為由政府出面進行的這種幹涉是正當的呢？

　　財產權，被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是自由的核心，沒有財產權則沒

　　有自由，而財產權被認為是一種“消極權利”，即是一種不被他人幹涉和侵占，具有排他性的權利，沒有排他性則沒有財產權。這種觀點是對的，是一種常識，但是，即使如此，財產權也不可能具有絕對的排他性，不可能絕對地不被幹涉或強制。

　　以“院子里的草坪”為例。王建勳在美國學習、生活多年，知道美國許多社區是有業主協會（Home Owner’s Association，簡稱 HOA）的，相當於中國的居委會，但權力比中國的居委會還大。HOA 由小區內業主選舉產生，代表小區利益，負責挑選物業公司，還可以征收“社區管理費”，相當於征稅。HOA 還可以制定社區規範，相當於制定法律，如必須保持門前草坪的清潔，維持房屋外觀整潔，禁止制造噪音等。甚至有的社區 HOA 可以組織居民投票將不遵守社區規範的住戶逐出社區，理由可能僅僅是某住戶家前後院的草坪長期缺乏打理或草長得常常超過一定長度。業主對自己院子擁有財產權，他人（其他個人、社區或政府）不得幹涉。如果因噪音、垃圾影響了他人的自由，HOA 的幹涉當然是正當的，可是，自家院子里的草坪，特別是後院的草坪，並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什麽 HOA 有權幹涉業主對自己院子草坪的處置權呢？一種解釋是：長期缺乏打理的草坪，會降低房屋的價值，而一棟院子草坪長期缺乏打理的房屋，會導致整個社區房屋貶值。巴澤爾（1989）認為，任何財產權都是受限制的，世界上不存在“絕對權利”，財產權之間，經常是交叉重疊的，對某些權利的限制，就成為行使其他權利，或者其他人行使權利的前提。

　　當然，比起社區、政府對個人財產權的幹涉、設限，王建勳更關注的是稅收對財產權的侵犯。如果把財產權理解為絕對不允許侵犯的“消極權利”，理解為免於任何外在的、人為的、有意的幹涉和強制，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出一個結論——任何未經當事人同意的稅收（事實上，所有的稅收都是“被同意”的），都是對個人財產權的侵犯，反對稅收，就是捍衛自由。

　　如此，從財產權角度看，最符合“消極自由”邏輯的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將自我所有權貫徹到底，堅持不侵犯原則，反對任何他人或者合法機構先行使用暴力或威脅侵犯個人的身體和財產，特別是排斥任何形式的國家幹預，認為國家是一種強迫和獨裁，是唯一能通過所謂“合法”侵犯和強迫來獲取收入的實體，因而侵犯了個人自由。只要國家存在，稅收就不可避免，即使政府出於保護人們的“消極自由”的目的而侵犯和強迫人的身體和財產，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羅斯巴德對無政府主義的定義是“無政府主義是一種不存在著對於‘身體和財產’侵犯行為認可的制度”[13]

　　無政府主義是荒謬的，不過它在邏輯上的一貫性，恰恰展示出“消極自由”的邏輯困境——一旦把“消極自由”絕對化，會出現什麽樣荒謬的後果。對此，即使強調絕對財產權，認為“稅收就是搶錢”

　　的論者，也不得不承認對個人財產征收一定的稅收是正當的。一種是洛克式“契約論”論證，這種觀點從契約論出發，認為生命權、個人自由和財產權不得任何他人幹涉，但是為了保護人們的這些自由，不得不成立政府，但是，這個政府只能是“守夜人”政府，其職能僅限於治安、司法和國防，不能再多，再多就會侵犯個人自由。為了維持“守夜人”政府而征稅，是正當的，不但不侵犯個人自由，反而是對個人自由的保護。[14]另外，還有諾奇克“看不見的手”的論證——強調絕對的私有財產權，他人不得侵犯，但是為了維護“最小國家”，可以征稅。[15]

　　正如許多論者指出的那樣，洛克、諾奇克這種征稅的“小口子”

　　一開，等於在邏輯上宣布絕對財產權是不可能的，這種為了“守夜人”式政府，為了“最小國家”征稅，豈不是對絕對的私有產權的侵犯？如果這樣可以，可不可以為了不得不打的戰爭征稅？為了不得不修建的道路、公共圖書館征稅？為什麽為了治安、司法、國防征稅而其他不可以？在這些質疑面前，洛克、諾奇克等並沒有有力的論證，包括王建勳在內的許多“消極自由”的擁躉，將洛克、諾奇克的這些觀點，作為不證自明的前提，當然難以令人信服。所以，奧派學者德索托幹脆認為，古典自由主義的致命錯誤就在於承認包含政府的“最小國家”，他說“古典自由主義者在方法上犯了大錯：他們把自由主義看作是一個政治行動計劃和一系列的經濟原則，其目標是限制政府的權力，但卻接受政府的存在，甚至視其為必要。”

　　這里，可以明顯地看到“消極自由”的邏輯困境：如果將“消極自由”的原則一以貫之，邏輯結果就是“無政府主義”；如果“消極自由”原則不那麽絕對，可以允許一定意義上的外在幹涉和強制的話，問題就會變為——“消極自由”不應該被界定為免於他人意志的強制，而應該界定為“什麽強制是允許的，什麽強制是不允許的”，這將有悖於“消極自由”的邏輯。這個邏輯困境，困擾了許多“消極自由”論者，哈耶克曾花了大量精力用於為“消極自由”辯護——在哈耶克看來，法律先於立法，對於個體行為約束和幹涉的法律，即在其打算規範的具體行為出現之前制定的普遍的、抽象的規則，並不是強制性的，對“消極自由”完全不構成限制。

　　哈耶克的這個辯護受到許多批評，比如，這個辯護與現實社會的情況相左，近些年來興起的機制設計理論比哈耶克的辯護更令人信服等等。當然，即使哈耶克，也不敢也沒有把“消極自由”絕對化和一以貫之，反而支持政府運用強制力搞最低社會保障，因而遭到了王建勳的強烈批評[16]。

　　三、消極自由的實踐後果

　　按照王建勳所理解的“消極自由”原則進行實踐，無法建立一個良善的社會。

　　王建勳反對他人（特別是政府）為了實現一個人的權利或者某種目標（比如“平等”“和諧”等）而積極地作為。他認為：“如果我們允許一個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或者實現所謂‘社會’或者‘國家’的目標要求他人采取積極行動的話，這勢必會侵犯他人的‘消極自由（權利）。’”[17]為了形形色色的“積極自由（權利）”，諸如 “ 免於匱乏的自由 ”“ 受教育權 ”“ 勞動權 ”“ 物質幫助權”“住房權”等，國家必然要通過征稅侵犯公民的財產權，而財產權是一個人安身立命之本，沒有財產權，其他權利（包括生命權）的實現都會變得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人們只追求‘消極自由（權利）’的話，人們公正而和平地共處是完全可能的”[18],“只要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和群體之間劃定一個明確的邊界，並且僭越者受到中立的第三者的懲罰，個人作為目的就會實現，公正和平的生活就會實現。”[19]

　　根據這種觀點，像“開胸驗肺”的張海超這樣的農民工，自願到工廠打工，依靠自己的勞動取得報酬，養家糊口，而企業老板或者其他高收入者也是依靠自己的企業家才能或投資取得高收入和財富，農民工和企業老板一樣，都有“消極自由”，這樣的社會是一個“公正和平的社會”。反之，如果非要多此一舉，通過政府向企業老板或其他富人征稅，用於幫助張海超擺脫貧困，提供子女教育或社會福利，這就是“積極自由”，就侵犯了一些公民的財產權，侵犯了一些公民的自由，因而是十分危險的。

　　顯然，王建勳和“消極自由”的信奉者設想了一個“消極自由”

　　的“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里，所有人在地位、財產、權利、受教育水平上，要麽是完全平等的，要麽不平等僅僅由於本人因素而造成。用諾奇克的話語表述就是，每個人的初始財產的獲取都是正義的，每個人的財產轉讓也是正義的，由於沒有不義的方式獲得財產，在這個“消極自由”的“烏托邦”里，連矯正的正義也用不上了，因為沒有不義的獲取和不義的轉讓。此外，所有人都沒有遭受外在的、人為的、故意的強制，或者遭受的這種強制是完全相同的，不偏不倚，沒有人遭受的更多也沒有人遭受的更少。

　　早有論者指出，“消極自由”反對他人（特別是政府）為了實現一個人的權利或者某種目標（比如“平等”“和諧”等）而積極地作為，暗示窮人的貧窮完全是咎由自取，要麽是他們自己的懶惰，要麽是他們自己的過失，要麽是他們自己的無能，賴不得別人。但是，從亞當.斯密、邊沁、密爾到格林都承認，在許多情況下，不公平的制度環境、天賦、能力和勤勞之外的人為因素，決定了人們收入和財富的巨大差異，通過征稅等方式彌補和矯正這種起點的不平等，是正當的。

　　讓我們看看像張海超這樣的中國農民工的情況。眾所周知，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人為建立了城鄉二元體制，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諸多方面存在著長期的、巨大的不平等，由於這些不平等，使得農村居民的收入和財富遠低於城市居民，在教育、醫療、養老等幾乎所有的公共品方面，也與城市居民的有較大差距。

　　比如，城鄉教育的不平等。據 2003 年 2 月 13 日教育部公布的《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2000 年我國 15 歲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 8699.2 萬人,其中 3/4 分布在農村。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僅為 7.33 年,而城市為 10.2 年。城市、縣鎮和農村之間勞動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況為：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口比例為 20：9：1；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比為 4：3：1[20]。城鄉教育的這種差距，是由於我國城鄉義務教育投入經費，辦學條件，師資力量三個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以 2010 年為例，當年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總額為 4884.16 億元，城市義務教育經費總額為 7794.97 億元，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總數的 1.59 倍。以小學為例，2009 年學歷為研究生和本科的教師城鎮占全國的 85.09%和 63.64%，而農村僅為14.91%和 36.57%。[21]

　　除了城鄉教育不平等之外，一份由鄭功成、黃黎若蓮團隊（2007）歷時三年的研究報告顯示，外出打工的“絕大多數農民工有過辦理暫住證與進城勞務許可證，以及被用人單位或雇主收取押金、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需要經常加班、工資被拖欠、所在單位或雇主有打罵行為、遭受當地管理者歧視，甚至被收容遣返的經歷。[22]可以說，中國農民工外出打工遭遇多個方面不公，“包括身份歧視、社會排斥、就業不公、勞動環境惡劣、生命與健康權益受損、經濟收入低下，社會保障乏力，乃至子女教育、極端貧困、疾病憂患等得不到幫助等等”。[23]

　　由於這些不平等，致使農民工的工資僅為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60%[24]；並且，人為地造成同工不同酬，“農民工雖然從事著與城鎮戶口員工相同的工作，擁有相同的工作績效，但獲得的是較少的工資”[25]。

　　中國的農民工的境況告訴我們，當然，不僅中國農民工，中國的其他人群，比如失地農民、勞務派遣工、城鎮非戶籍人口，甚至西方社會中許多生活“倒黴蛋”的境況告訴我們，這種“消極自由”的“烏托邦”根本就不存在，既不“應然”，更不“實然”。

　　“消極自由”在實踐中的困境，就是無視這些初始的不平等，無視人們自由和權利的不平等，無視這些造成人們之間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制度原因，將資本無節制的擴張視為正常，將弱肉強食視為正當，將貧富兩極分化富人在天堂窮人在地獄視為理所當然，將生活中的倒黴蛋視為活該。面對農民工遭遇的不公，“消極自由”的信奉者沒有表現出對這種不公的譴責和批判，反而認為農民工“只要沒有人拿著槍逼著你必須去富士康打工，你的選擇就是自由的”，好像得塵肺病的農民工是咎由自取，不關別人的事。

　　其實，王建勳對農民工的境況是了解的，他自己也說“導致農民貧窮的一大原因是我們這個社會有大量的制度性因素在歧視他們”

　　[26]，這些制度性歧視包括納稅、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

　　王建勳也認為戶籍和教育不公，

　　“一個農民本來可以到城市里做

　　生意，或者到城市安家落戶，他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就算他改變不了，他可以讓自己的孩子改變，可戶籍制度竟然不讓他到城市里來落戶，教育制度居然不讓他的孩子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這些都是制度在對他的致富，對他後代改變命運設置障礙，不應該如此。”[27]

　　既然王建勳也承認“制度性歧視導致農民貧窮”，卻奇怪地認為只要農民工的選擇是自由的，就萬事大吉。按理說，接下來他應該自然而然地得出和本文同樣的觀點——在城市興辦更多的學校，以便讓農民工的孩子也能夠留在父母身邊，在城市里上學；或者在農村投入更多的教育經費，建設和城里一樣教學條件和水平師資的學校，讓農村的孩子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甚至，為了補償幾十年來對農村的剝奪和忽視，應該給農村居民子女的教育，投入比城市更多的教育資源。

　　既然王建勳承認農民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養老保險，而且這種現狀並非農民自己的原因，而是“歧視性的制度”造成的，順理成章的邏輯，不僅僅是消除這種“歧視性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對“歧視性制度”造成的後果進行矯正和補償，要為遭受這些苦難的農民建立基本社會保障體系。

　　而這些投入，都需要錢，這些錢只能是政府通過對富裕人群征稅而籌集。然而，通過對富裕人群征稅來幫助窮人，恰恰是王建勳極力反對的。

　　這就像兩個選手進行比賽，王建勳承認其中一個被束縛住了手腳，也承認和批判束縛這位選手手腳的制度是不公正，甚至是邪惡的，但是，他卻奇怪地認為，只要這兩個選手的比賽是自願的，比賽就是公正的，比賽結果也是無可非議的。

　　王建勳所說的“消極自由”，實際上是假想了一種理想的、同質的、無摩擦的、所有人都具有同等自由的狀態作為起點和條件。這種假想，將把舊的和現行的“歧視性制度”帶給大多數中國人的苦難一筆勾銷，這樣的“消極自由”，顯然無法構築一個良善的社會，甚至對王建勳自己提出的問題都無法解決。

　　四、自由、平等、最低保障

　　在《“積極自由（權利）”的迷思》一文中，王建勳還考察了人們追逐“積極自由（權利）”的原因，他問道：“如果“積極自由（權利）”的實踐有通往奴役之路的危險，為何人們仍然熱衷於追逐它呢？”，他將主要原因歸結為人們對“平等”的誤解。

　　首先，王建勳把“積極自由（權利）”的實踐看作通往奴役之路，這個判斷是張冠李戴。

　　通往奴役之路的極權主義實踐，並不是一場追求平等的實踐，相反，這是一場反自由也反平等的實踐，它與一百多年來人類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實踐，是出發點、路徑、結果完全不同的實踐，將兩者混為一談，不僅僅顯示出王建勳對平等的誤解，也顯示了“消極自由”的信奉者對人類幾百年年來取得的自由和平等成果的無視甚至敵視的偏見。

　　本來，“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劃分，並非理解自由的唯一方式，此外，還有貢斯當的“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的劃分，戴維.米勒的“共和主義的、自由主義的以及唯心主義的”三種觀念家族的劃分，羅爾斯的“基本物品”及其優先性的劃分等等。柏林所指的“積極自由”，與西方被稱為“新自由主義”

　　（New-liberalism）

　　提出的“積極自由”也有根本的不同。

　　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消極自由”有著不可克服的邏輯缺陷，難以獨自構成一個良善的、公正和平的社會基礎，柏林也看到了這一點，他雖然倡導“消極自由”，反對“積極自由”，卻堅持多元主義立場，相信一個良善的社會，除了“消極自由”之外，還有其他的“善”。在“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代表人物格林看來：

　　“自由並不僅僅意味著不受拘束、不受壓迫的自由，不僅僅意味著我們喜歡幹什麽就幹什麽的自由，也不僅僅意味著一個人或一批人犧牲他人的自由而享有的自由。當我們講到自由時……我們指的是一種積極的力量或能力，以此去做值得做的事或享有值得享有的東西。

　　一個人可以獨做或獨享，也可以與他人共做或共享”。[28]格雷則說：“自由的首要意義在於，擁有為了實現最優良的生活而采取行動的資源和機會。”[29]

　　可以看到，如果一定要把自由劃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

　　的話，與“消極自由”不同的“積極自由”有兩種：一種是柏林所指的黑格爾式的“積極自由”，這種“積極自由”用所謂理性的自我排斥非理性的自我，用集體替換掉個體，將個體追求成為自己的主人替換為個體只有服從集體，才能成為自己的主人，最後，個體變為集體的工具，從而使人們的“消極自由”被抽空。

　　今天，在西方語境下，與王建勳的古典自由主義觀點相對立的，是第二種“積極自由”（其實，稱“積極自由”並不合適和準確，以至於很少有論者這樣稱呼它），或者說，是這樣一種思想：一個社會首先應當保護個人自由和基本權利，這些個人自由和權利應當免於他人包括政府意志的幹涉，成為個體生活的堡壘。同時，一個良善的社會絕不止步於此，一些社會在初始狀態就充斥著各種不公正，前行的每一步又可能發生新的不公正，對此，需要人們采取積極的行動，消除各種不公正的制度；需要人們矯正甚至補償這些不公正帶給個體的損害；需要人們建立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以確保生活中的無助者或倒黴蛋也能夠看到希望。

　　第一種“積極自由”，不僅是王建勳反對，而且也是持第二種“積極自由”觀點的人們所堅決反對。當下的一種錯誤的傾向，就是將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積極自由”混為一談，用第一種“積極自由”的弊端反對或阻止第二種“積極自由”，這種錯誤傾向應該得到人們的警惕和反對。

　　其次，王建勳認為，提出“積極自由（權利）”的觀念與對“平等”的誤解有關，其實，恰恰是他自己誤解了“平等”，從而也誤解了自由。

　　王建勳說他讚同的“平等”，指政治或者法律意義上的一視同仁，也就是說，所有的人在法律上都受到同等的對待，所有的人都享有同樣的權利和自由，沒有人受到法律上的歧視；他反對的是那種“物質或者財富的平等”，“即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不應太大，人與人之間物質財富的多寡應當沒有太大差別，否則，就構成了不平等。”[30]王建勳認為，正是人們將“平等”錯誤地理解為“物質或者財富的平等”，才形成“剝奪富人財富”的沖動。

　　但是，仔細閱讀王建勳的文章和著作，會發現他最為反對的是累進稅和最低社會保障，在他看來，搞累進稅和最低保障，與“剝奪富人財富”和追逐“物質或者財富的平等”是劃等號的。

　　王建勳反對以“剝奪富人財富”的方式追逐“物質或者財富的平等”，他說：“剝奪富人財富的正當性何在？如果富人是通過合法的手段獲得的財富，剝奪其財富合乎正義嗎？通過合法手段致富是罪惡的行為嗎？‘劫富濟貧’的做法是道德的嗎？”[31]這里，王建勳所指的剝奪富人財富，當然不是指那種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方式，而是指對富人征收累進稅。[32]他一貫的觀點是，向富人征收累進稅既不合乎邏輯，也不道德，是民主制度下一種“多數人的暴政”，應當堅決反對。

　　然而，反對以向富人征收累進稅的方式“剝奪富人財富”，與反對“物質或財富的平等”有關系嗎？

　　可能有關。如果向富人征收高額累進稅，並且將稅收全部用於消除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分化時，這是一種以“物質或財富的平等”為目的的再分配，這種以高額累進稅的方式對富人財富的剝奪，就與“物質或者財富的平等”有關。

　　也可能無關。比如，阿富汗戰爭 20 年，美國花費了 10000 億美元，這些戰爭經費都是來自於稅收，相當一部分來自於對富人征收的累進稅，這些以累進稅的方式從富人那里拿來的財富，並沒有用於消除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分化。如果王建勳支持為了戰爭而征收累進稅，那麽他反對“物質或財富的平等”就與向富人征收不征收累進稅沒有一毛錢關系。如果王建勳反對為了戰爭而征收累進稅，那麽他僅僅是捍衛自己反對“剝奪富人財富”的立場罷了，與“物質與財富的平等”

　　也沒有關系。

　　如果說從錢的來源方面，王建勳反對以累進稅方式“剝奪富人的財富”的話，那麽，從錢的用途方面，王建勳則堅決反對用於社會保障，哪怕是最低社會保障，也是不可以的，也被他認為是損害個人自由，是追逐“物質或者財富的平等”。然而，搞最低社會保障既不損害自由，也不是追逐“物質或者財富的平等”，兩種並沒有關系。

　　哈耶克、弗里德曼是自由（“消極自由”）的堅決捍衛者，是結果平等（“物質或者財富的平等”）的堅決反對者，雖然他們對累進稅的看法不一，但是，他們都同意建立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哈耶克有一段批評結果平等的話，也被王建勳所引用，王建勳寫道“正如哈耶克所言：‘雖然有限政府下的權利平等（equality of rights）是可能的且是個人自由的基本條件，物質狀況平等（equality of materialposition）的渴求只能在一個極權政府那里得到滿足。’”[33]但是，哈耶克對追逐“物質狀況平等”的批評，並不意味著哈耶克否定最低社會保障，或者說，哈耶克並不認為建立最低社會保障就是追逐“物質狀況平等”，再或者說，建立最低社會保障的政府並不是一個極權政府，一個侵犯個人自由的政府。在哈耶克看來，有兩種保障，一種是有限的保障，一種是絕對的保障。哈耶克支持有限保障，他說：

　　“沒

　　有理由認為在一個達到了像我們這樣的普遍富裕水平的社會中，不應向所有人保證提供第一種保障，而勿需危及普遍的自由。”[34]有限的保障是最低保障，旨在幫助個人應對生活中的意外事件，“凡是能夠減輕個人既無法防範、又不能對其後果預做準備的災禍的公共行動，都無疑是應當采取的。”[35]

　　弗里德曼有一段批評結果平等的名言廣為人知：

　　“一個社會若把

　　平等（結果平等）置於自由之上，那麽最終的結果是既沒有平等也沒

　　有自由。運用強制力量來追求平等，只能摧毀自由”[36]。弗里德曼反對“福利國家”，要求對當時（1979 年）美國福利體系進行改革，即便如此，弗里德曼並不要求廢除所有的福利保障，支持國家“它向所有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而不問他們需要幫助的原因”[37]。這些最低保障的核心，是弗里德曼的“負所得稅”計劃，通過“負所得稅”，“確保每個家庭都有一份最低收入。”[38]

　　顯然，在哈耶克、弗里德曼這些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看來，建立最低社會保障，並不是搞“結果平等”，即王建勳所說的“物質或者財富的平等”，最低社會保障與人們的“消極自由”可以並存，並不侵犯個人自由。

　　可是，在王建勳看來，

　　“消極自由”與最低社會保障是不兼容的，

　　捍衛“消極自由”必然排斥最低社會保障，建立最低社會保障必然損害消極自由，兩者有你沒我，有我沒你。為了反駁哈耶克，2015 年，王建勳發表《最低保障與個人自由———哈耶克是否自相矛盾》一文，他認為“哈耶克支持最低收入保障的理由都經不起推敲，對最低收入保障與個人自由的論證都缺乏說服力。”[39]他的結論是：“作為力倡個人自由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應當拒絕任何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因為這根本不是國家的正當職能。古典自由主義者應當回歸諾齊克的‘最小國家’，只賦予政府保護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職能，救濟和慈善事務應當留給市場和公民社會。”[40]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對“消極自由”的理解上，王建勳雖然從柏林“兩種自由的概念”出發，實際上卻比柏林、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走得更遠。如果以並不確切的左右論之的話，以王建勳的標準，柏林、哈耶克、弗里德曼也有左派之嫌，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王建勳對自由、平等和社會保障的誤解，到了何種地步。

　　第三，王建勳對“窮人造反”的分析和反駁，也很乏力。

　　王建勳還分析了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如果社會貧富差距太大，貧富敵對，窮人走投無路時就會“造反”，就會瓜分富人財富，為了防止這種危險，於是不得不剝奪富人財富，搞“物質或者財富平等”，花錢買平安。王建勳認為，這只不過是人們的“嫉妒心在作祟”，或者說，是“一些人為推行再分配政策而制造的借口或者神話罷了。”

　　[41]況且，如果我們允許富人的財產權受到侵犯的話，窮人的財產權恐怕遲早也會受到侵犯，因為侵犯權利的做法具有天然的蠶食傾向，遲早有一天會讓窮人以及所有的人“惹火燒身”。[42]

　　需要說明一下，王建勳所指“剝奪富人財富”，指的是在民主體制下，對富人征收累進稅的行為。由於在極權主義實踐中，有另外一種剝奪富人財富的方式，更為中國人所熟知，即“打土豪分田地”，搶奪、沒收富人財富，所以，在中國語境下，王建勳的表述極易使人誤以為“剝奪富人財富”就是“剝奪剝奪者”，消滅“剝削階級”的行為。

　　清楚了王建勳說的“剝奪富人財富”指的是民主體制下的累進稅，王建勳所謂“富人的財產權受到侵犯的話，窮人的財產權恐怕遲早也會受到侵犯”的提醒，就顯得無的放矢了。因為他自己也提到，“剝奪富人財富”是“多數人的暴政”，是民主下的暴政，累進稅的設計，是“劫富濟貧”。既然富人總是少數，窮人和中產階級總是多數，“劫富濟貧”，以累進稅的方式讓富人承擔更多的稅（這種方式被王建勳認為是搶富人的錢）就是民主體制下特有的現象，難道民主體制下，窮人會擔心有一天“惹火燒身”，出現“劫貧濟富”的安排嗎？當然不會。非民主體制下，“劫貧濟富”倒是常有的事。

　　其實，在民主體制下，窮人“造反”的誘因，從來不是貧富差距太大，而是看不到生活和未來的希望，而所謂的“造反”，也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而是法治下的抗爭。建立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不是“福利國家”式的高福利），只不過是給生活中陷入絕望的窮人，保有一點尊嚴、一點希望而已，所以，即使在哈耶克、弗里德曼眼里，也談不上是搞什麽“物質財富平等”。最低社會保障，無外乎是一張人人可以享有的“社會安全網”而已，雖然今天的人類文明燦爛奪目，使得一個普通人可以過上古代達官貴人也難以企及的生活水平，但是，某種變故就可能使無數人成為生活不幸者，甚至連百萬富翁，也可能成為生活中的“倒黴蛋”而無家可歸（想想 2008 年次債危機時華爾街上的那些衣冠楚楚的“倒黴蛋”吧）。

　　失業。傳統社會不可想象有勞動能力的人居然需要救濟，因而有勞動能力的失業者會被視為“壞人”。今天，失業是一種常見的不幸，發達國家的失業率常年在 4-10%浮動。

　　老年。1800 年前後，全球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不到 30 歲，65 歲以上老年人極少，幾乎沒有養老問題。2015 年，美國 65 歲以上老人已達 17.4%。[43]到 2050 年，全球將有 94 個國家的老齡化人口占比超過 21%，其中有 39 個國家的老齡化比例達 28%以上。

　　貧困。19 世紀末，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英國，城市貧困人口達25%，農村更多。時至今日，發達國家的貧困人口仍約占總人口的 5-15%。

　　經濟危機。1929 發生的“經濟大蕭條”，第二年美國 GDP 就下降了一半。1931—1941 年，美國失業率一直維持在 25%左右的水平，而且從來沒有下降到 14%以下。[44]

　　巨大災難。以 2020-2021 年的新冠疫情為例，世界銀行 2020 年6 月發布的報告顯示，2020 年全球經濟預計萎縮 5.2%，這將是自 1870年以來的最大下滑。美國在 2020 年疫情中，兩月的時間失業人數超過了 4000 萬，失業率高達 16%。

　　另外，還有殘障人士、單親家庭、遭遇不測者等等。

　　這些生活中不幸者該怎麽辦呢？按理說，在一個文明社會里，順理成章的方式就是哈耶克所說的，今天的社會如此富裕，沒有理由不通過政府建立最低保障制度，為這些不幸者提供幫助，使他們看到生活的希望。

　　對此，恰恰是王建勳極力反對的。王建勳告訴我們，無論有多少不幸者，無論有多麽不幸，也不能靠政府，可以靠民間的慈善和市場解決，他說“慈善和救濟根本不是政府的職能，而是民間或者公民社會的事務，政府介入不僅沒有好處，反而還有壞處。它只需要政府減少稅收，藏富於民，民眾之間自然會相互幫助、和衷共濟。”[45]事實上，這是一種很不嚴肅的臆想。

　　在位居世界人均慈善捐贈額前列的美國，根據美國施惠基金會(Giving USA Foundation)發布的 2018 美國年度慈善捐贈報告，2018年美國捐款總額：4277.1 億美元。考慮到捐贈方的捐贈目的多元化，即使樂觀估算，用於窮人救濟的捐款也不超過 20%，即 800 多億美元。按照美國 4000 萬貧困人口計算，平均每人僅 2000 美元。

　　在中國，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2019 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2019 年全國共接收境內外款物捐贈 1701.44 億元人民幣，假設中國有 1 億人需要救濟，50%慈善捐贈能夠用於救濟，每人平均不到 800 元人民幣。這還僅僅分析了可能用於救濟的捐贈額一項，如果考慮到法律、政治、文化、習俗等因素，民間救濟效果又會大打折扣。

　　可以看到，民間救濟和市場的幫助只是杯水車薪，根本不足以覆蓋生活不幸者。以美國為例，2007 年，美國政府僅僅為低收入人群醫療援助支出一項，已達人均 6800 美元。那種“只需要政府減少稅收，藏富於民，民眾之間自然會相互幫助、和衷共濟。”的說法，顯得過於輕佻。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種毫不嚴謹、不負責任的臆想，居然成為各種“消極自由”信奉者如古典自由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教條。

　　即便如此，王建勳還是拒絕通過征收累進稅，建立最低保障的方式幫助這些不幸者。他列舉美國歷史上唯一分開任兩屆的第 22、24任總統克利夫蘭否決救濟法案的案例：1887 年美國得克薩斯州幾個縣因幹旱顆粒無收，國會起草的農民救濟法案遭到克利夫蘭的否決，克利夫蘭認為救濟不是政府的職責，超出有限政府的傾向應當被抵制。這一做法，被王建勳認為深諳“消極自由”原則而多次引用。

　　到了 1929 年，面對“大蕭條”帶來的嚴重失業和貧困，美國第31 任總統胡佛在當年 12 月的國情咨文中繼續強調“聯邦政府還是少管閒事為好”，然後，窮人真的開始“造反”了——無數民眾的街頭抗議，進軍華盛頓的洪流，成千上萬老兵包圍白宮……。當時美國一位著名的編輯懷特說：“我對自由主義感到傷心的是：它使人看不到希望……提不出解決問題的方案。”[46]

　　當然，民主體制下，最好的“造反”就是投票把“少管閒事”的總統選下去，1933 年，胡佛黯然離職，羅斯福獲得壓倒性選票就任總統，開始結束這種令人絕望的局面。1935 年，美國《社會保障法》

　　誕生，美國社會保障制度開始建立。

　　從美國建立社會保障的歷程看，窮人“造反”並非一種想象，窮人“造反”的理由也並非王建勳所認為的“嫉妒心”，也不是追逐“物質或者財富的平等”，而是尋求幫助和希望——最低保障而已，時至今日，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一直徘徊在最低保障的邊緣而已。

　　實際上，2008 年，在美國次債危機最嚴重的時刻，新上任的總統奧巴馬緊急出台 7870 億美元的社會救濟計劃，此舉遭到保守人士的強烈批評。2020 年，當美國新冠疫情洶洶而來、百業雕敝時，持極端保守立場的總統川普於 2020 年 3 月提出 2.2 萬億救援刺激法案，總額相當於奧巴馬計劃的 3 倍，川普認為：“這將為家庭、工人和企業帶去急需的援助。”

　　設想一下，如果在這些生死攸關的時刻，奧巴馬、川普按照王建勳的理念，或者按照克利夫蘭總統的做法，什麽也不做，讓無數生活陷入絕境的不幸者，靜靜地等死的話，在人們的眼里，這一定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度，而是沒有任何人類良知和文明氣息的人間地獄。

　　正因為如此，被王建勳多次引用的“克利夫蘭否決救災案”，不但不能論證“消極自由”，恰恰相反，它表明一旦這種“消極自由”

　　的原則用於國家治理，將會多麽荒唐，多麽令人絕望，多麽失敗。王建勳感嘆：“這個世界在民主體制下被民意所裹挾，越來越左轉，自由越來越少”，實際上，只不過是自己停留在“消極自由”的“烏托邦”不能自拔而已。

　　結語

　　柏林“兩種自由的劃分”，特別是對“消極自由”的深刻分析，極大地拓展了人們對自由的理解。但是，“消極自由”概念有其不可克服的邏輯缺陷，這個缺陷就是：絕對不被他人打擾的“消極自由”

　　是不可能的，僅僅按照“消極自由”原則，不可能單獨構築一個良善、公正和平的社會。“積極自由”的概念，雖然也不能準確表達出人們對自由的全部理解，但是，其中所涉及到一個思想卻無比重要，這就是——我們的社會在初始就充斥著各種不公正，前進的每一步又可能發生新的不公正，一個良善、公正和平的社會，必須采取行動，消除、矯正這些不公正，甚至補償由於這些不公正帶來的損害，為全社會創造平等的自由。

　　然而，近年來，在一些人眼里，“消極自由”被認為是自由主義原教旨，鼓吹和倡導“消極自由”的聲音似乎壓過了對我們這個社會種種不義和苦難的關注。他們無視甚至敵視人類文明，把民主、平等、社會保障等這些幾百年來人類探索出文明成果視為對“消極自由”的侵犯。他們在對“積極自由”的批判中，用“消極自由”的想象建構了一個小國寡民、田園牧歌式的“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里，會把 600 萬塵肺病患者視為活該，會對極權體制遺留、固化下來的不平等熟視無睹，會對新冠疫情下數千萬家庭的不幸和苦難無動於衷，卻會對億萬富翁被征收累進稅打抱不平……。

　　對於人類來說，將“消極自由”作為自由的唯一解，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將是一場災難。

　　（本書首發，2021/5/20 完稿）

　　自由主義的理念

　　周保松

　　一

　　在中國近現代史中，自由主義是很多知識分子價值寄托所在。但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席卷中國，很多人開始擔憂，自由主義鼓吹毫無節制的自由市場和私人財產制，勢將導致嚴重的貧富不均和社會不公；而它提倡的自由和寬容，則會使得文化相對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泛濫。有人於是主張自由主義只適用於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應實行社會主義式的平等分配，文化領域則信奉保守主義或古典主義。更極端者，則幹脆認定自由主義是西方文化霸權的產物，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應該全盤摒棄，改走富中國特色的另類現代化之路。

　　要判斷這些批評是否成立，我們宜先弄清楚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再看看它是否有足夠的理論資源面對這些挑戰。這是本文打算做的工作。無庸贅言，自由主義傳統豐富駁雜，並沒有所謂公認的單一的自由主義理論。我以下對自由主義的理解，較為接近以羅爾斯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義傳統。2

　　二

　　每套政治理論，背後必然預設了某種對人和社會的根本看法。我認為，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構想社會為自由與平等的公民之間的一個公平合作體系，並要求奠定社會基本結構的政治原則，必須得到公民的合理接受。我以下將簡單闡釋這個理念的不同部份。3一、自由主義最根本的信念，是視人為自由人。所謂自由人，指能作理性思考和價值判斷，並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這樣的個體，能夠主動籌謀自己的人生計劃，可以對當下所持的信念信仰作出理性的檢討和反思，同時有能力作出道德思考，並願意服從道德原則加諸自身的要求。自由人是一個獨立自主和理性的道德主體。自由主義認為，人可以有不同身份，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先承認和肯定人有反思和選擇的能力。如果人欠缺這種能力，便和一般動物無異，更無法有效地參與社會合作。這樣的個體，是構成社會合作的基本單位，也是道德和政治思考的起點。什麽樣的社會制度，最能體現人作為自由人的特質和保證個體的自主能力得到充分發展，是自由主義最關心的問題。

　　二、自由主義堅持人人平等。所謂平等，是指在決定社會的基本合作原則時，每個人具有相同的道德地位；每個人的權益和觀點，應該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而不應僅僅由於種族、性別、階級以至天資稟賦等差異而受到忽略和歧視。就每個公民作為獨立自主的自由人這一身份而言，每個人是平等的，並具有相同價值，沒有人有正當的理由強加一己意志於他人身上。自由主義並非看不到先天和後天因素造成的種種不平等，但它堅持在證成社會的根本原則時，從道德的觀點看，這些不平等是不相幹的。

　　但我們須留意，這種對道德平等的堅持，並不意味著在資源分配上必須采取一種平均分配的立場。它涵蘊的毋寧是這樣的一種要求：

　　在決定社會利益分配和個人應享什麽權利和義務等問題上，任何的不平等安排，均須提出足夠理由，並得到平等的公民的合理接受。4換言之，道德平等是社會合作的前提，當且僅當從每個平等的自由人的觀點看，某種分配不平等是道德上可接受的，它才具有正當性。

　　我認為，在自由主義的構想中，自由和平等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可稱為道德層次。在這個層次，“自由”界定了人的道德身份，“平等”界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第二個層次可稱為政治層次，即道德層次中對自由和平等的要求，推導出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人們將享有什麽實質自由，以及社會分配如何才能最好地實現道德平等的理想。

　　就此而言，道德層次優先於政治層次，而兩個層次的關系，則需要實質論證加以聯結，因為即使人們同意第一層次的道德理想，對於如何在第二層次實現此理想，卻可以有不同觀點。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即自由和平等同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自由主義追求的，我稱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即在自由人共同建立的政治社群中致力實踐平等的理想，而不是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只是將右派重視的自由和左派重視的平等，作和稀泥式的拼湊妥協。

　　三、自由主義理解社會為一公平的互惠的合作體系。這樣的合作有以下特點。首先，公民們不是在參與一場零和遊戲（即某一方之所得必為另一方之所失），視他人為有限資源的競爭者，並想盡辦法擊倒對方，為一己謀取最大利益。相反，它是一場互惠的遊戲，參與者透過分工合作，創造更多財富，然後透過合理分配令所有人能夠享受到社會及經濟發展的好處，而不是犧牲一部份人的利益來滿足他人的欲望。

　　但怎樣的互惠原則才是最合理的呢？自由主義認為，它必須體現公平的精神。但公平的標準是什麽？這牽涉到相當覆雜的有關社會正義的討論。但我們不難見到，自由主義對公平的理解，和自由及平等的理念緊密相扣。以羅爾斯為例，他認為一個公平的正義原則，必須得到自由平等的社會合作者的合理同意。為達到此目標，他提出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的構想，確保一個公平的立約環境，繼而希望最後得出的原則也是公平的。而公平的基礎，則是羅爾斯所稱的所有合作者皆是平等的自由人的觀念，例如每個人的所得不應受到天資稟賦和社會地位的差異的影響，每個人需對自己選擇的人生計劃負責等。

　　四、最後，自由主義相信，政治原則的基礎，必須訴諸於人人均可理解的理由，並以理性論證的方式公開表達出來，同時容許他人對這些論證作出理性評估。換言之，在政治秩序的根源、強制性權力的正當使用、財富的公正分配、公民應享的權利和義務等根本問題上，自由主義並不接受任何超越的或神秘的解釋，更不接受柏拉圖所稱的“高貴的謊言”，而堅持憑著人類共享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良知，能夠找到真的或正當的答案。5

　　就此而言，以理服人，是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想深一層，我們將發覺以理服人和視人為自由平等的公民，其實有相當緊密的聯系，因為它假定獨立自主的個體，每個人都有能力提出自己的觀點，同時願意服膺較為合理的論證。自由主義堅持解決政治生活中各種爭議的正當方式，是透過理性辯論和公平程序，而非暴力壓制。

　　或許有人會問，在一個價值多元的年代，理性的自由運用，會否導致更大的社會沖突，甚至社會解體？會否導致價值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啟蒙運動給予理性至高無上的地位，相信單憑它便能發現真理和建立客觀普遍的道德原則。但當現代人活在一個諸神解魅，上帝已死，工具理性主導的社會時，倫理和意義世界的客觀基礎便搖搖欲墜，理性似乎只能判斷實現某一目標的手段的合理性，卻難以判定目標本身是否合理。當彼此的目標截然不同時，理性只能沈默。一個人的終極價值，因此只能是個人的主觀選擇。這是尼采、韋伯、史特勞斯等對現代社會的最大憂慮。

　　面對這個挑戰，自由主義內部有不同回應。例如晚期羅爾斯便不再堅持啟蒙運動的理性觀，改為提倡“政治自由主義”，將自由主義的應用嚴格限定在政治領域，並主張政治原則的價值源頭只能來自民主社會的公共文化，而非任何特定的整全性的理想人生觀。羅爾斯認為惟有如此，自由主義才能在一個多元社會中成為持不同信仰的公民的“交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

　　羅爾斯的觀點是否成立，此處不論，但我們卻需留意，後期羅爾斯並沒有放棄理性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他仍然相信每個公民均有相近的思考和價值判斷能力，能夠憑理性去證成合理的政治原則，並願意在公共領域以講道理的方式，就根本的政治問題進行理性辯論，努力謀求共識。他認為政治權力正當使用的先決條件，是政治原則能夠在人類共同理性的基礎上，得到自由平等的公民的合理接受。6

　　由此可見，雖然羅爾斯承認理性的自由運用會導致多元主義，但他同時相信憑著理性的力量，自由主義仍然足以建立一個公正穩定的良序社會。而政治自由主義無論多麽單薄，也依然預設了某種對人和社會的理解，以及堅持自由和平等是值得追求的價值。7三

　　上述討論的四個方面，勾勒出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至於這些理念會推導出什麽樣的制度安排，則是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第二層次的工作。我以下將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三方面探討，但礙於篇幅，詳細論證只能從略。

　　政治方面，為了確保每個自由人能夠充份實現自己的能力，自由主義會主張公民享有一系列平等的基本自由，並視這些自由為人的基本權利。這些權利包括言論和思想自由、信仰和良心自由、人身安全和擁有個人財產的自由等，也包括集會結社的自由，選舉和被選舉的自由，以至廣泛地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的自由等。這些個人權利會被寫進憲法，並賦予最高地位，從而保證個人自由的優先性。自由主義亦讚成民主制，因為它是較好地體現和保障自由平等的制度。

　　經濟方面，自由主義不會接受社會財富分配完全由市場資本主義決定，因為這樣會導致嚴重的貧富懸殊，令很多低下階層的公民難以真正實踐他們的自由。這樣的社會，還會帶來很多不好的後果，例如使得很多貧窮家庭的孩子失去教育的機會，機會平等徒具形式；阻礙窮人有效參與政治，富人卻可以透過政治捐款、控制大眾傳媒或其他的方式，擁有更大的影響公共政策的權力，違反政治平等的精神；導致階級對立，低下階層的人活得沒有自尊自信，並令社會充滿妒忌怨恨。總而言之，不受任何約制的市場競爭引致的不平等，會嚴重損害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理想。

　　但自由主義也不會接受一刀切的結果平等的分配方式，因為這樣做亦不公平。一、平均分配忽略了每個人的不同需要。例如身體殘障或身患重病的人，便應該得到更多的照顧。二、平均分配忽略了每個人需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設想甲乙兩人背景相若，在起點時獲分配相同財富，甲選擇天天花錢打高爾夫球，乙選擇努力工作。一段時間後，甲變得潦倒，乙卻累積了相當財富。在此情況下，要求平均分配並不合理，因為這等於要用乙的財產去補貼甲的奢侈生活。作為自由人，甲有必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最後，平均分配也會導致一個常見問題，即難以鼓勵人們努力工作以及作出技術創新，最後反而可能令整體生產力下降，對所有人都沒好處。

　　排除上述兩種可能後，自由主義的目標應是這樣：財富分配一方面要充分實現“平等的自由人”的理想，同時給予個人選擇和經濟誘因一定空間。如何平衡取舍，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其中一個較多人接受的方案，是在奉行市場經濟的同時，政府透過累進稅和其他方式，進行財富再分配，拉近貧富差距，並提供各種福利，包括醫療、教育、房屋、失業援助以及退休保障等，從而盡量令每個公民從出生始，便享有發展個人能力和追求一己人生理想的平等機會。8 自由主義並不接受“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市場邏輯，亦反對絕對的私有產權制。

　　一個真正公平的互惠的社會合作，要求更平等的社會再分配，尤其對弱勢者有更大的關懷照顧。

　　文化方面，自由主義認為在尊重他人同樣的自由和權利的前提下，政府應該尊重人們不同的生活選擇，不應強迫人們接受某種特定的宗教信仰或理想人生觀。這並非因為自由主義接受了價值主觀主義，因而無法判斷不同生活方式的好壞優劣，而是認為這樣做，才最能尊重每個公民都是平等的自由人。在自由主義的構想中，一個公正的社會，是每個人都能有機會和條件發展自己的個性，並在一個健康多元的文化環境中，追求實踐各自的美善生活。

　　但文化市場一如資本市場，如果不加任何約束，最後也會很易出現文化壟斷的情況，導致很多有價值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慢慢消失，文化生活日趨單元，限制自主生活的的可能。因此，如何在尊重個人選擇的前提下，提供一個豐富多元的文化環境，令不同的文化實踐和生活方式得以有機會生存發展，是自由主義一個很大挑戰。

　　四

　　基於上述討論，現在讓我回應一些時下對自由主義的批評。

　　一、那些批評自由主義不重視社會正義，不重視平等的說法並不合理。事實上，自羅爾斯的《正義論》1971 年出版以來，左翼自由主義已累積了大量有關平等和社會正義的討論。羅爾斯對平等的看法，甚至較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平等觀更為激進。最明顯的例子，是他認為財富分配不應該受到人們的自然天賦能力的差別影響，而任何的經濟不平等安排，必須對社會最弱勢者最為有利。9如果不將左翼自由主義（ liberalism ）和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作出理論區分，誤以為兩者皆毫無保留地接受市場資本主義和絕對私有產權，並反對財富再分配和社會福利，那便是最大的理論誤解。10 即使在放任自由主義內部，也有很豐富的有關社會正義的討論，並有左翼和右翼之分。11

　　二、有人批評自由主義預設了價值主觀主義，又或導致虛無主義，也難以成立。一如前述，自由主義是一套完整的政治道德理論，對自由平等有很深的道德承擔，對人和理性有特定的理解，並視民主、憲政、寬容、人權等為普世性價值，更相信憑人的共同理性能力能夠建立一個公正理想的社會，因此不可能是一套“主觀”和“虛無”

　　的政治倫理。12

　　三、另一種批評則認為自由主義強調國家中立，不可能提供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因此不值得追求。無疑，自由主義的確不會像儒家或基督教那樣，提供一套完整及涵蓋人生所有領域的價值和信仰體系。這和自由主義對人的看法有關。自由主義既然認為人有足夠的理性能力對價值問題進行自由探索，則它必然接受在什麽是美好人生這一問題上，容許有不同答案，並尊重人們的自由選擇。13 因此，自由主義最關心的，是建立一個正義的制度，包括基本的自由權利和合理分配社會資源，使公民能自主地選擇自己認為值得過的生活。羅爾斯所談的“正當優先於善”，主要是說每個公民的價值追求都不能逾越正義原則定下的基本規範，而正義原則的基礎，則奠基於自由平等的公平合作這一理想。14

　　但這並不是說自由主義不重視善。恰恰相反，正因為自由主義堅信每個人都有一己對生命獨特的理解和追求，而這些追求對每一個體皆無比重要，所以才反對國家像家長一樣，事事規管控制人的選擇。而尊重人的選擇，亦不表示所有選擇有同樣價值，自由主義只是認為無論多麽有價值的生活，也要得到人們自主的肯定認同，對當事人才有意義。

　　四、想深一層，我們更發現自由主義對人絕非毫無要求。它並不只是要求公民被動地服從法律，而是期望他們能真心誠意地認同它的價值，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這些價值。自由主義期望公民擁有某些德性，成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包括對自由平等有堅定的信念，對異於一己的信念有基本的寬容和尊重，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對正義有恒久的追求，並能夠善用自己的理性能力，過一種獨立自主而又有個性的美善生活。雖然自由主義不主張用家長制的方式強行灌輸這些德性，但卻容許甚至鼓勵透過制度、教育和公共討論，肯定和培養這些公民德性。

　　就此而言，自由主義並非像它表面所看的那麽中立和單薄，而做一個自由主義者，不見得較做一個保守主義主義者或激進主義者來得容易。自由主義包容多元，但在多元的底層，是對自由平等的牢牢堅持，這些堅持構成公民的共同信念，並成為團結社會的厚實基礎。

　　從洛克、盧梭、康德和密爾以降，自由主義建立了深厚的思想傳統，並在理論和實踐上為自由民主政治提供強大的支持。無可否認，自由主義的出現和興起，是回應現代性的挑戰，並力求在現代處境中建立一個“務實的烏托邦”（realistic utopia）。

　　在過去百年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自由主義在中國一直舉步惟艱，難以紮根。去到今天，據說在今天的中國，不少人認為自由主義早已喪失它的道德吸引力和政治正當性，甚至成了保守反動落伍的代名詞。這教人不解。從上面勾勒出來的政治圖像來看，如果自由主義在今天的中國不值得追求，那麽在政治權威的正當性基礎、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平等理念的實踐，以及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等根本問題上，那些反對自由主義的理論可以提出怎樣一套道德上更為可取的正義觀？這是它們必須回應的問題。而我相信，一種合理的自由主義觀點，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是未來中國應走的路。

　　（首發台灣《思想》第 8 期，2008/1 月，現有所修正。）公平之正義——羅爾斯政治哲學簡述

　　杜延林

　　一、羅爾斯生平

　　約翰·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 年出生於美國馬里蘭州最大的城市巴爾的摩，2002 年去世。他弟兄五個，有兩個弟弟，分別於兩歲和五歲時夭折，夭折的原因都是因為羅爾斯傳染給他們的疾病。這讓羅爾斯從小就對命運的不公和專橫印象深刻。羅爾斯於1939 年進入普林斯頓大學，1943 年畢業後入伍被派往太平洋戰場，參加了萊特戰役和呂宋戰役，之後在日本本土駐紮四個月。羅爾斯原來準備去做牧師，後來他改變了主意，因為他目睹和聽說了廣島、長崎被原子彈轟炸後的慘狀，以及希特勒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這一系列的罪惡，都不能做出類似於林肯把南北戰爭理解為上帝對奴隸制罪惡的懲罰這樣的解釋。這些戰爭體驗讓羅爾斯放棄了原來持有的大多數基督教教義，最終“放棄了天意至高無上的理念，並且將其同樣也視為可憎和罪惡的”。

　　1946 年羅爾斯離開軍隊，回到普林斯頓讀研究生，在普林斯頓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52—1953 年在浮布賴特基金會的資助下參加了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舉辦的研究班，在研究班上認識了哈特、伯林和漢普稀等，這對他的學術生涯有非常大的影響。羅爾斯回來以後，分別在康奈爾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後來去了哈佛大學並在此終身任職。1971 年年底出版了《正義論》。

　　二、建構正義理論之目的

　　政治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曾經提出這樣一個著名論斷，即我們能夠追求許多價值，但是在這些價值中“自由”和“社會正義”才是核心價值，它們與其他的價值是不能兼容和相互妥協的，從根本上講我們不能為了任何其他價值而放棄“自由”和“社會正義”。在《兩種自由的理念》中，我曾談到，整個自由主義思想史無非是洛克式自由觀和盧梭式自由觀之爭，即自由平等孰者優先之爭。羅爾斯也認為，“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體系都受到它所能容納的價值範圍的限制，從而必須從可能被實現的全部道德和政治價值範圍內做出選擇。這是因為任何一種制度體系似乎都只有一個有限的社會空間”。只是由於這個原因，羅爾斯探索了應當如何設計現代憲政民主社會的基本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從而能夠同等尊重每一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和關於民主平等的各種表達。由此，羅爾斯的首要目標是，“通過在更抽象的層次上概括和運用洛克、盧梭和康德所代表的契約論理論傳統”去回答上述問題。

　　在羅爾斯所處的時代，有兩種思潮統治著學術界，一種是實證主義，一種是功利主義。

　　羅爾斯的第二個目標是整體上提出一種取代功利主義的理性系統的正義理論。“我認為，功利主義的理論作為憲政民主制度的基礎是脆弱的。尤其是我不相信功利主義能夠為自由和平等公民個體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提供一種令人滿意的解釋，不相信功利主義能夠為民主制度提供一種絕對重要的優先解釋”。

　　三、正義理論之諸理念

　　與馬克思把社會看成階級鬥爭的戰場和斯賓塞把社會看成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舞台不同，羅爾斯認為社會是一個世代相繼的合作體系，人們只有在一個公平的合作體系下合作，才能實現自己的生活計劃和人生理想，羅爾斯把這一理念作為他的正義理論中起組織作用的核心理念。

　　羅爾斯提出一個公平合作體系的理念，這一核心理念與另外兩個基本理念一起構建起來，應用於社會的基本結構。這兩個理念分別是秩序良好社會的理念和公民作為自由平等的人的理念。所謂秩序良好的社會就是在正義原則規範下的社會，也可以說是在正義原則規範下公平合作的社會，需要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間的合作。而自由平等的公民需要具備兩種能力：一種是理性（reasonable）的能力，一種是合理性（rational）的能力。理性的能力是指，必須能夠理解、應用和踐行體現社會合作公平條款的諸原則，也相信別人也可以遵守這些原則。所謂合理性能力，是指必須能夠形成、修改和合理地追求某種善觀念的能力，有籌劃自己的人生和實現自己的幸福的能力。當然每個人的善的觀念可能不一樣，但每個人都有能力利用羅爾斯所稱的基本善，利用這些萬能工具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籌劃。

　　為了建構這一秩序良好的社會，作為起組織作用的公平合作體系的條款如何規定？它們是由從事合作的人以外的權威，比如說神法所規定？或者依據某種道德秩序，比如自然法，來規定？亦或是由從事合作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所達成的協議來決定？羅爾斯采用了後者，其理由是，在理性多元論的假設是既定的情況下，公民無法一致讚同任何道德權威。那麽這就要求參與訂約的公民代表必須處於公平的地位，必須不允許某些人不公平地占有比其他人優越的討價還價的地位。因此，羅爾斯構建了一個叫做原初狀態的理念。所謂原初狀態，就是要建立這樣一種處境，使契約各方處在公平地位，從而保證達成的協議是公平正義的。羅爾斯的原初狀態跟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的契約論的自然狀態是不一樣的，他們那些人認為那是一個實際存在過的狀態。而羅爾斯明確地告訴人們，他的原初狀態完全是一種虛構，是一個思想實驗，其目的是屏蔽掉那些導致不公平的因素，使得各方當事人處於同等的地位。如何屏蔽掉不公平的因素呢？

　　羅爾斯設置了一種裝置，叫無知之幕。

　　無知之幕的設置，是為了消除契約各方利益協商上的背景差異。

　　沒有任何人了解他在社會中的位置、他所處的階級地位和社會地位；他也不了解他在自然資產和能力分配上的運氣，不了解他的智力和力量等諸如此類的信息。任何人也不了解他的善觀念，他的合理生活規劃的特點，甚至不了解諸如討厭冒險的或樂觀的或悲觀的傾向等特定心理學屬性。除此之外，契約各方不了解他所處的特殊社會環境，也就是說，不了解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狀況，或者社會文明程度，甚至不了解他屬於哪一代人，不了解他的種族和民族所屬、性別等信息。但是契約各方了解人類社會的一般事實。他們理解政治事務和經濟理論原則；他們理解社會組織的基礎和人類心理學規律。無知之幕在一般事實、一般規律和理論方面沒有任何限制。他們知道存在著正義的環境，不管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正義環境。

　　正義的客觀環境，被描述為人類合作可能的和必要的標準環境，一種適度稀缺的環境：“自然和其他諸種資源並沒有如此豐富，以至於人們合作的意圖都變得多余；當然這些條件也沒有那麽苛刻，以至於任何有效的合作都將必然歸於失敗。”正義的主觀環境，涉及參與合作的人們，具有自身不同的生活規劃，他們針對可用的自然和社會資源提出了相互沖突的論斷，並由此在社會利益的劃分上提出相互沖突的看法。簡言之，只要人們在適度稀缺的條件下針對社會利益的劃分提出相互沖突的意見，我們就獲得了正義的環境。

　　另外，在一個現代民主社會里，每個公民都依照他們所理解的善觀念來認可不同的、也是不可公度的和不兼容的、但是理性的完備性學說。這種多元論將會是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個永久性特征，在後來的政治自由主義中，羅爾斯把這種理性多元化的事實也看做正義之主觀環境。

　　《正義論》建構的是一種完備性自由主義理念，後來羅爾斯認識到理性多元化事實後，如果繼續堅持一種完備性自由主義理念，就無法被廣泛接受或維持它的穩定性，所以羅爾斯又提出了一個重疊共識的理念：只是在政治價值上大家都認同相同的正義原則，在其他方面，每個人還秉持自己不同的完備性理念，比如宗教信仰、道德理念、哲學思想等等。羅爾斯把他的完備的自由主義變成了政治自由主義。

　　《正義論》出版以後影響非常大，它提出了一個非常系統的道德政治理念，而且進行了論證。但是羅爾斯對其穩定性證明非常不滿意，能夠保證在撤掉無知之幕後各方還能堅持正義原則，只有以道德心理學為依據，靠互惠性來證明。因為這個正義理念對大家都有好處，大家都得利了，而且由於堅持政治正義理念，大家的覺悟都提高了，大家的道德水平都上升了，大家認識到合作的好處了，就會強化這一合作。但是社會本身是理性多元化的，如果你堅持一種自由主義的根本理念，堅持其他完備性學說的人，比如一個基督徒，在撤掉無知之幕後，是否還認可這一正義原則？因為對他來說，信仰是一個根本的善，當他知道自己的根本信仰與正義原則並不一致後，不可能做出讓步或犧牲。所以羅爾斯提出了一個重疊共識理念。托馬斯·斯坎倫認為沒有必要把一個完備的自由主義理論降格為政治自由主義。

　　但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我覺得羅爾斯的理論之所以有生命力，很重要一點就是他提出了重疊共識的理念。

　　看看當今世界的現實，宗教信仰的極端化，道德理念或者哲學思想的多元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維持憲政民主體制？你不可能通過強制讓所有人都認可一種完備性學說，即不可能強制統一信仰、道德和哲學思想，只有在承認理性多元化的基礎上，在政治原則上達成共識，就是堅持憲法規定的那些基本自由權利。政治自由主義是理性多元化下的一個重疊共識，如果誰不承認這一共識，比如他認為奴隸制是好的，或認為等級制是好的，那就是非理性的。非理性的多元化也是現實存在，但羅爾斯認為它不會占主流，一旦占了主流憲政體制就難以存在了。

　　所謂重疊共識還有另一個叫法——普世價值。宗教信仰能成為普世價值嗎？肯定不能，穆斯林和基督徒不可能共享同一種宗教信仰，但是大家都可以承認自由和平等的價值。只有這種政治價值才能成為普世價值。

　　四、“公平之正義”諸原則

　　無知之幕的設計，是為了給出一個正義的環境和公正的條件，看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會選哪一些正義原則。所以公平正義的原則就是一種對基本善的平等分配原則，如果存在不平等，必須對最不利者有利。這是公平正義原則的普遍解釋。兩個正義的原則，是對基本善進行具體劃分後的分配原則。基本善就是指的一個人要完成他的人生計劃，要實現他的人生目標所必須具備的一些萬能工具。我們不去分配每個人所達致的目標，每個人的目標都不一樣，是每個人自己的選擇，但是每個人要實現自己的這些目標，必須有些條件或萬能工具，羅爾斯把這個萬能工具就叫做基本善。

　　羅爾斯給基本善列了一個清單，主要是五種。第一種，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其他自由，對於兩種道德能力的全面發展和充分使用，這些權利和自由是必須的本質性制度條件；第二，在擁有各種各樣機會的背景條件的宜居自由和職業選擇自由，這些機會允許追求各種目標，也允許修正和改變它們；第三，擁有權威和責任的官職和職位之權力的特權；第四，收入和財富，被理解為達到眾多目標通常所需要的適於各種目的的手段，而無論這些目標是什麽；第五，自尊的社會基礎，被理解為基本制度的組成部分，而對公民是否能夠強烈地感覺到他們自身的價值，並且是否能夠帶著自信來推進他們的目標，他們通常是極其重要的。

　　兩個正義原則：

　　每一個人對一種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適當體制，都擁有相同的不可剝奪的權利，而這種體制與適於所有人的同樣自由體制是兼容的；

　　以及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當滿足兩個條件：一，他們所從屬的公職和職位應該在公平的機會平等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二，他們應該有利於社會之最不利成員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

　　正義的兩個原則中的第一原則強調基本自由是必須平等的。羅爾斯講的基本的自由權利不止一種，比如包括良心自由、言論自由、政治參與的自由，遷徙的自由，這些都是基本權利，都必須平等的，不能用物質或者其他的條件來進行交換，權利只能因為權利才會被限制或規範。既要保證這些自由權的優先性，同時它們又是平等的，這是在無知之幕後面的人們在訂立契約的時候，必須先保證的東西，因為他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麽，所以不能犧牲這些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如果犧牲了這些東西，他們的人生規劃就沒法完成了。

　　第二原則，如果存在著不平等的話，應該滿足兩個條件。一，職位和公職要在公平平等的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也就是機會均等；二，不平等的存在應該對最不利者有利，這叫差別原則。

　　羅爾斯的兩個原則是辭典式順序，前面的比後面的要優先，基本自由的平等優先於機會均等，機會均等優先於差別原則。羅爾斯認為，在無知之幕後面的自由平等的公民，他一定要達成這樣的公平的原則，不會達成別的。為什麽？他必須給出證明。

　　五、合理性證明

　　羅爾斯的論證是通過合理性證明的理念，即對公平正義進行一個公共證明的理念。這個理念又與以下理念相關：反思平衡的理念，重疊共識的理念，公共理性的理念。

　　在《正義論》中，它的原初狀態契約各方只簽訂了兩個正義的原則。在政治自由主義的概念下，自由平等的公民訂立了兩類原則：一類是正義的兩個原則，另一類是公共理性的原則。作為公共合理性證明的基礎，我們需要一套共享的質疑和推理的理性和方法，也就是需要一些“質疑的綱領”。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中的自由平等的公民，不僅認可一套共享的正義原則，還必須接受導出和應用這些原則的公共理性的綱領和標準。所謂公共理性，是基於原初狀態契約各方被允許接受的知識，就是建立在常識基礎上的一般信念或推理形式，以及科學的方法和結論。只有一種所有公民可能理性地被期望接受的政治正義觀念，才能作為一種公共理性和合理性證明的基礎。也就是說，這種理性和合理性證明，必須建立在重疊共識的基礎上，不能拿某種特殊的宗教信仰、道德觀念和哲學學說去進行公共討論和證明。

　　秩序良好的社會的一個本質的特征是，它的公共政治正義觀念為公民建立了一個共享的基礎，以使其相互證明他們的政治判斷：在所有人都認定是正義的條款的基礎上，每個人都同其他人進行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合作。這就是公共證明的意義。當存在分歧的時候，向其他人證明我們的政治判斷，就是試圖通過公共理性說服他們。但是，不僅我們深思熟慮的判斷經常與其他人的判斷不同，而且我們自己的判斷有時候也會相互沖突。我們在一個問題上提出了某些判斷，在另一個問題上提出了另一個判斷，而它們兩者也許是不一致、不協調的。我們如何能夠使我們自己就政治正義所做的深思熟慮的判斷既在其內部協調一致，也同其他人深思熟慮的判斷更為協調一致？

　　所以，如果想實現在政治正義問題上達成理性一致這個實踐目標，這些判斷中的一部分最終必須被修改、懸置或撤銷。當我們通過對自己的原始判斷進行了某種修改，使得自己的普遍的信念、首要原則和特殊的判斷保持一致的時候，我們說此時我們處於狹義的反思平衡之中。當我們已經認真仔細地考慮了其他的正義觀念以及與這些觀念相關的各種論證力量的時候，我們就說我們達到了廣義的反思平衡。

　　比如羅爾斯在建構他的“公平之正義”理念的時候，他不僅考慮了自己的“公平之正義”內在邏輯的自洽，還考慮功利主義、直覺主義及其他的理念等等，然後得出結論，應該選“公平之正義”兩個原則，這就使得他的論證達到了廣義的反思平衡。

　　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的選擇與不確定條件下做出一個合理決策的所謂最大最小規則之間具有一種類似關系，後者被用於現代決策理論。最大最小規則告訴我們，應當通過各種選擇的最壞結果來排列這些選擇：我們應當接受的選擇，就是其可能造成的最壞結果的最優者。羅爾斯采用這一決策理論的技術程序進行論證的依據是，“正義論是合理選擇理論的構成部分，也許是最重要的構成部分”，羅爾斯希望原初狀態的推理盡可能是一種演繹推理，盡可能將契約各方的推理內在展現為“一種名副其實的富有成效的道德幾何學”。

　　羅爾斯在正義原則的備選列表中選擇平均功利主義原則進行比較，因為只要能證明在原初狀態中，契約各方選擇作為一個整體的“公平之正義”的兩個原則，而不是其“對手”——平均功利主義原則，就達到了廣義的反思平衡。羅爾斯將這種比較分成兩個根本比較：在第一個根本比較中，作為一個整體的“公平的正義”的兩個原則，與作為一個單一的正義原則的“平均功利主義原則”（功利主義原則 1）進行比較。平均功利主義主張，“社會的基本結構的制度必須被如此安排，目的是能夠讓社會成員的平均福利最大化”。第二個根本比較，指的是再次作為一個整體的“公平之正義”的兩個原則，與替代了差別原則而形成的另一種平均功利原則（功利原則 2，其中包含一個規定的最小福利保障值）進行比較。在第二個根本比較中，優先於差別原則的原則（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機會的公平平等）已經被接受，契約各方需要選擇一種規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原則：要麽是差別原則，要麽是具備一個規定的最小福利值的平均功利原則。

　　為了這一目的，羅爾斯提出了原初立場中獲得的三個條件，這樣，通過最大最小規則來指導社會基本結構正義原則的協商就是合理的，這也使契約各方通過比較研究能夠在“公平之正義”原則和功利主義原則之間做出選擇。

　　這三個條件是：

　　契約各方沒有任何可靠的基礎，來評估影響契約各方所代表人們根本利益的可能社會環境出現的概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最大最小規則沒有考慮概率問題）；

　　當契約各方做出選擇的最壞結果優於其他選擇的最壞結果時，他們不會過多關心在能得到保障的東西之外還可能獲得什麽（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最大最小規則僅僅通過最壞的結果來指導契約各方評估各種選擇）；

　　所有其他選擇的最壞結果明顯低於“保障水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最大最小規則指導契約各方去避免那些最壞的結果低於保障水準的各種選擇）。

　　最大最小規則並不要求三個條件或任何一個條件都充分地得到，第一個條件只要部分地得到了就可以了，關鍵是第二個和第三個條件應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

　　強調第二個和第三個條件的實質是這樣的：“公平的正義”的兩個基本原則規範的秩序良好的社會能夠平等地保證所有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從而表達了一種滿意的保障水準），而平均功利原則有時可能為了獲得更多的社會平均福利水平而準許和要求限制或壓制某些人的權利和自由，甚至對它們予以完全否定。而這種結果是契約各方當事人完全不可接受和無法容忍的。

　　所以，在後兩個條件下，契約各方不會選擇平均功利原則，而是選擇“公平之正義”兩個原則。羅爾斯認為，“如果正義的兩個原則在第一個比較中贏得勝利，那麽這個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就實現了；但是如果它們在第一個比較中失敗了，那麽目標就完全不能實現了”。

　　但就以上比較來看，第一個根本比較並沒有給予差別原則足夠的支持，我們必須轉入第二個根本比較，來看看契約各方是選擇差別原則，還是選擇一種平均功利最大化的原則，這種最大化的平均功利首先保證了平等的基本權利和機會的公平平等，其次維持了一個適當的社會最小福利值。

　　在第二個根本比較中，第一個條件及第三個條件已經不起作用，因為平均功利原則也給予了一個適當的最小福利值，就第二個條件來說，顯然差異原則更占優勢，原因是最小福利值的確定有很大的模糊性，需要較為覆雜的計算，而差異原則更能體現道德人社會合作的互惠性。當然，羅爾斯承認，“很明顯，盡管我認為各種理由之間的平衡有利於支持差別原則，不過，結果當然仍不如第一個比較那麽明確和具有決定性。這個論證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公共政治文化所展示的重要意義（例如，公共政治文化如何激發了相互信任與合作的政治德性），而不是依賴於針對更大公共善的簡單而明顯的慎思”。

　　六、差別原則的意義

　　羅爾斯強調差別原則不是最大最小化的規則，最大最小規則只比較了一個最後的結果，就是一個最差的最優值。但是差別原則重點強調的是社會互惠原則，強調的是社會的不平等應該使得最不利者受惠。

　　羅爾斯通過一個非常形象的曲線來展示這種互惠原則。在坐標系下，橫軸代表最有利者的利益，縱軸代表最不利者的利益。當分配絕對公平時，這個曲線應該是一條從原點出發與橫軸呈 45°角的直線，表明最有利者與最不利者所得相等，不平等不存在。理論上這是不可能的，所謂最有利和最不利，本身就暗含著社會資源利用和能力的差異。所以，這個曲線一定是 45°線下面的一條曲線，即從原點出發，開始向上升，然後慢慢下降，說明一開始最有利者得利時，同時也讓最不利者得利。曲線的斜率會有大有小，但不會超過 45°，如果曲線比較陡峭，表明對最有利者任何的好處都有相應的對最不利者較大的好處；如果曲線非常平緩，表明最有利者大量的好處只能給最不利者帶來較少的好處。當曲線上升到最高點的時候，就是差異原則的最佳點，叫公正點，到了公正點就說明這種安排是最公正的，是對最不利者最有利的一種安排；如果不平等繼續加劇，社會總的產出和平均功利可能還會加大，但是最不利者的收益會下降，因為曲線就往下拐了，往下拐就會進入一個點叫邊沁點。邊沁點就是功利主義者的效率點，這個點可能對於整個社會的平均功利最大，但是它對最不利者已經開始出現了負的效應，這種加大的不平等會導致最不利者的命運變得更慘，按照羅爾斯的差異原則這是不允許的。如果不平等繼續加劇，會使得最不利者的命運越來越悲慘，進入契約各方不能忍受的狀態，比如奴隸制。

　　羅爾斯的差別原則要求社會的不平等的範圍在最高點（公正點）的左側，這是允許的範圍，超過這個範圍就是不公正的。這個原則最重要的思想是，處在最高點即正義點的左側時是一種互惠的狀態，最有利者的利益的增加同時帶來對最不利者利益增加，是一種社會合作的結果。不應簡單地去看最後的結果，要看整個過程，這正是羅爾斯差別原則的意義所在。

　　在這里我對羅爾斯的差別原則提出一點異議。差別原則會被很多不同的政治派別所利用，主張平等的人會提倡差別原則。他們會說這種不平等允許存在，但是必須保證在正義點的左側，不能突破這一點，你必須讓最不利者有利；同時，自由至上主義者或者反對平等的人，也會利用差別原則來為不平等辯解（比如涓滴理論），他們說現在不平等還在允許的範圍內，不能強調什麽平等，此時雖然處在公正點左側，但收益曲線本身可能是一條非常平緩的曲線，也就是說，社會的系統不平等已經非常嚴重。

　　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只是一個理論概念，不具備測量意義。如果曲線非常地平坦，表明對最有利者的極大得利只能帶給最不利者微小的實惠。在這種情況下，嚴重的系統不平等是被允許的嗎？比如現在的美國，雖然沒有讓最貧困者比以前變得更差，但統計數據顯示，不平等已經相當嚴重。

　　羅爾斯之所以提出一個差別原則，很重要的想法是，不能讓一部分人失去合作的意向，不能因為社會的不平等導致一部分人完全失去了生活的能力，沒有了合作的動力，這樣就不再是一個互惠互利的社會。羅爾斯是唯第一個把“博愛”引進政治哲學的政治哲學家。法國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原則，但以前的政治哲學都是在自由和平等之間進行爭論，沒有人會講“博愛”。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和他對正義理論的穩定性論證，都會依靠很重要的一個道德心理學原則：互惠。

　　七、“公平之正義”諸原則之應用

　　羅爾斯建構“公平的正義”的兩個原則是要應用於社會基本結構，以建構憲政民主體制。

　　社會基本結構是社會的主要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融合成為一種社會合作體系的方式，以及它們分派基本權利義務，調節劃分利益的方式，而這些利益是由持續的社會合作產生出來的。基本結構是社會的背景框架，在這種背景框架內，團體和個人從事各種活動。一種正義的基本結構保證了我們可以稱為背景正義的東西。

　　作為公平的正義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它將基本結構當作政治正義的首要主題，因為基本結構對公民的目標、追求和性格的影響，以及對他們所能利用的機會和能力的影響，從人生的開端便是無處不在和無時不在。由於作為公平的正義用於基本結構這個特定的場合，所以它的原則只能規範這個結構本身，而不能直接應用於社會內部的機構和團體，也不能對它們加以規範。雖然作為“公平之正義”的諸原則對這些基本結構內部的社會組織機構施加了限制，但是基本結構與存在於它內部的團體和社會組織則是由不同的原則支配的，而這些不同的原則考慮到了它們具有不同的目標、目的以及特殊的本性和具體要求。“公平之正義”是一種政治的正義觀念，而非一般的正義觀念：它首先應用於基本結構，並且認為“局部正義”的問題

　　和“全球正義”的問題需要按照它們各自的特性分別加以考慮。

　　這種應用可以分四步。第一步，自由平等的公民在無知之幕下，做出他們最理性的選擇，簽訂一個公平正義的協議，或者建立公平正義的原則，即兩個正義原則。第二步，訂立憲法條款，就是憲法原則，憲法原則的確立需要落實兩個正義原則的第一條，就是基本自由權的平等。因為這些基本自由的優先性是無條件的，所以必須用憲法固定下來。第二步制定憲法時保證的基本自由是哪些呢？就是基本善中的第一條、第二條，也就是基本的自由權利：思想自由、良心自由、結社自由、政治自由以及遷徙自由等等。第三步，落實機會平等以及差別原則，制定法律，包括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這些導致機會均等。即使有不平等存在，也要保證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比如稅收制度，應該盡量采用超額累進稅，而不是比例稅，超額累進稅會讓那些最有利者的收入的巨額增加，同時帶來大幅度的支付轉移，讓最不利者得利。第四步，就是具體法律的執行。

　　第一步和第二步原則是比較嚴格執行的。第三步在進行經濟社會制度設計、法律設計的時候，就不能保證大家都能夠達成共識。

　　由於大家的理解不一樣，即使運用公共理性討論，也有可能達不成一致，這叫判斷的負擔（the burdens of judgment)。判斷的負擔就是盡管大家都是運用公共理性，但是大家照樣對一些問題無法達成共識，因為有很多制約你的判斷的因素，比如一件事情的證據——經驗的和科學的——可能是沖突和覆雜的，因而難以評估和評價；即使在我們對所有的相關事實具有高度一致的地方，還會在關於它們的權重的看法上不一致，從而導致不同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所有概念，不僅僅是我們的道德概念和政治概念，都是模糊不清和模棱兩可的，理解上都有差異；評估證據和權衡道德價值和政治價值的方式，都依賴我們的經驗，我們的生活過程；對於一個問題的各個方面，人們思考的側重點不同，很難做出全面的評價等等。

　　在憲法設計階段一般不會出問題，對基本自由、對平等的保護，這些大家基本上都可以達成共識，由於存在判斷的負擔，一談到具體經濟社會政策的時候，像稅收問題，福利問題，就會出現分歧。所以，解決分歧只好采用民主投票的方式。

　　只要按照“公平之正義”兩個原則進行制度設計，就符合程序正義原則，但是不能保證結果都公正。這種程序正義屬於不完全程序正義。完全程序正義的例子就是賭博。只要它的程序正義結果就是正義的。法院判案的例子就是典型的不完全程序正義，即使法官嚴格按照法律進行判決，照樣會有冤假錯案，因為有個判斷負擔的問題。只要按照這一個正義原則去設計憲政民主體制，剩下的就是大家去遵守的問題。大家之所以去遵守，是因為體制對大家都有好處，大家通過體制嘗到了現代民主的好處以後，這種互惠性會讓大家自覺維護它。

　　同時體制的穩定性很重要的是依賴一種公共理性的政治文化。憲政民主體制有一種教育功能，會使得公民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教育，道德感和正義感會提升，以至於他會越來越傾向於維護體制。

　　羅爾斯理想的體制是什麽樣呢？羅爾斯把體制分了五類：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福利國家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和財產所有的民主制。

　　歷史上存在過的是前四種。西方最早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現在是福利國家的資本主義，還有一類國家屬於計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這三類體制都不符合羅爾斯的正義原則。他理想中的體制是財產所有的民主制，這是羅爾斯所要建構的符合“公平之正義”兩個正義原則的體制。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羅爾斯認為也勉強符合兩個正義原則。

　　為什麽說西方的福利國家不符合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第一個問題，貧富懸殊太大，社會分配嚴重不公平，無法保障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資本的力量會幹預選舉，幹預政治。

　　第二個問題，羅爾斯認為現在西方的福利國家資本主義是功利主義道德原則的產物，追求福利最大化，追求社會財富最大化，不強調平等。羅爾斯並沒有說要顛覆它，而是說要通過一些政治措施，比如遺產稅、累進所得稅制度等等來慢慢地解決這些問題，讓資產分散，讓所有權分散，走向財產所有的民主制。

　　八、國際正義

　　自《正義論》在 1971 年出版後，人們就開始批評羅爾斯聚焦社會基本結構而主張一種狹隘的正義理論，即這種理論只能應用於一個封閉的政治社會和民主國家。實際上，在《正義論》中，羅爾斯已經粗淺地探討過一種發動戰爭的理由和從事某種戰爭的方式的正義問題，並討論了對一場非正義戰爭的良心拒絕和公民不服從等問題。

　　在 1999 年出版的《萬民法》中，羅爾斯將其應用於社會基本結構中的“公平的正義”理念擴展到國際領域，系統提出了他的國際正義觀，即重點關注“一種自由與合宜的人民的國際社會”怎樣才是可能的。羅爾斯的建構還是基於原初狀態的理念，只是契約各方由自由平等的公民變成了平等的不同人民（以領土為界限的民族集合體）的代表。羅爾斯沒有構想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社會”，因為國家沒

　　有被道德動機推動，國家總是被基本利益推動，並且主要關注自身的權力、聲譽和財富。羅爾斯毫不猶豫地徹底放棄了這種主流和典型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家在這種理論中被構想為追求自我利益的非道德理性實體。另外，人民主體的思想也不支持傳統的國家主權思想。

　　自由主義人民具有三個基本特征：（1）自由主義人民的制度就是一種理性正義（盡管不必完全正義）的民主政府的制度，這種政府服務於人民的根本利益，並且將公民要求的基本權利置於優先地位；（2）自由主義人民的公民通過在同一民主政府下聯合的一種文化意願聯合起來；（3）（不同於國家的）人民具有一種道德本質，它牢固地依附於一種正當和正義的政治（道德）觀念。

　　為了將自由民主人民接受的萬民法擴展到其他社會中去，羅爾斯引入了這樣一種人民類型，這種類型的主要標準在於它是否尊重人權。是否尊重人權成為羅爾斯所說的“良序人民”與非良序人民的標準。不僅“自由民主的人民”屬於“良序人民”，那種仍舊抱守和平、沒有侵略目的的並且認識到它們必須通過外交、貿易和其他和平方式實現合法目的的非自由社會，也屬於“良序人民”。它們都是“合宜的人民”。一種合宜人民的基本結構具有羅爾斯所說的一種“合宜的協商等級”，羅爾斯把它叫做“合宜等級制人民”，羅爾斯描述了一個具體的但是假定的合宜等級制社會：卡讚尼斯坦。一種法律系統沒有規定政教分離的理想的伊斯蘭人民社會，在這一社會內，伊斯蘭教是受支持的宗教信仰，只有穆斯林才能占據較高的政治權威地位，他們影響外交等政府事務的主要決策和政策。不過，其他宗教信仰在這種社會中得到寬容，人們可以從事相關的宗教活動而不會失去大多數公民權利。不像大多數穆斯林社會的統治者，卡讚尼斯坦的統治者一直沒有追求帝國夢想和領土擴張。

　　通過第二次原初立場設計中的慎思，一種“良序人民”的國際政治社會能夠提出並堅持下述八項原則：

　　第一，人民是自由和獨立的，它們的自由和獨立應當受到其他人民的尊重；

　　第二，人民應當遵守條約和承諾；

　　第三，人民是平等的，並且協議約束的各方代表也是平等的；第四，人民應當承擔一種非幹預的責任；

　　第五，人民具有自我防衛的權利，但是，除了防衛之外，它們沒

　　有借其他理由鼓動戰爭的權利；

　　第六，人民應當尊重人權；

　　第七，人民在戰爭行為中應當遵守某些特殊限制；第八，人民有責任去援助其他生活在不利條件下的人民，這些不利條件妨礙了它們具有一種正義或合宜的政治和社會體制。

　　這些原則構成了羅爾斯“萬民法”的基本憲章。

　　除了以上“良序人民”外，羅爾斯還區分了三種類型的國內社會。首先是一種法外國家。這是一些侵略性的國家，這些國家體制表明，發動戰爭的一個充分理由就是戰爭可以提升或者可能提升其合理（不是理性的）利益。法外國家不屬於一種以人民為主體的國際社會。因為羅爾斯認為，人權是普遍權利，它們的實現是全球化的，而法外國家沒有尊重這些權利。自由與合宜的人民不僅應當譴責侵犯這些權利的法外國家，而且可以向這些法外政體施加壓力促其改變。

　　在嚴重的情況下，它們可以對法外國家實施（外交和經濟上的）制裁甚至進行武力（人道主義）幹預。推動法外國家實現政治體制的變革是最終的目標。其次是一些因其歷史、社會與經濟環境而不能成為自由與合宜的良序政體的社會。這些社會缺乏成為良序社會所需要的政治和文化傳統、人力資源和知識，以及自然資源和技術資源。羅爾斯將這些社會稱為“負擔不利條件的社會”。第五種社會我們稱之為開明專制。這些社會也尊重絕大多數人權，但是，由於它們否定其成員在作出政治決策中的實質作用，因此也不是良序社會。

　　在“八項原則”中羅爾斯提出自由與合宜的人民有責任去援助“負擔不利條件的社會”，其目的是幫助它們處理自己的事務，從而能夠符合國際良序人民的最低要求。一旦這一點得以實現，更進一步的援助就不需要了。羅爾斯並不讚成一種世界主義思想，也就是說他並不想將差別原則應用於萬民法，因為人民社會並不是一種政治社會，並且不存在具有有效政治權力的政治實體。不存在“全球基本結構”中的“社會合作”。也就是說，萬民法中並不存在一種國際分配正義原則。羅爾斯認為世界主義的平等主義分配原則並沒有考慮人民對作為它們自身決策後果的那些不平等與作為不利條件後果的那些不平等所承擔責任之間的區別，即“選擇”與“環境”的區別。過度援助或一種全球分配可能是一種對某些社會慎思的國內政策的懲罰，卻是對其他社會草率政策的補償。

　　總之，努力爭取人民之間的相互尊重，一種理性正義和良序的人民社會以及人權的普遍實現，就是《萬民法》的主旨。

　　九、爭議與回應

　　羅爾斯的《正義論》面世以來，迎來一片讚譽之聲的同時，也招來了諸多批評。羅爾斯海納百川，兼收並蓄，從眾多批評者那里汲取營養，不斷地修改完善自己的理論。

　　這里面有類似於桑德爾這樣的社群主義者基於偏見和誤解的批評。比如桑德爾質疑說，羅爾斯的無知之幕對契約各方私人信息的屏蔽，只能使代表們默默無語。我認為桑德搞錯了無知之幕的功能，無知之幕並非一個論壇，人們不是來討論問題的，而是來訂立契約的，契約的簽訂，最需要的是公平和共識。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的這種理想設計，恰恰是要屏蔽掉私人利益，營造一個正義環境，而不是要保證觀點的多樣化。另外，羅爾斯的無知之幕下達成的原則，就包含一個公共理性的“質疑的綱領”，而基於公共理性的公共討論所需要的一般性信息並未被屏蔽，所以，桑德爾的這一批評屬於無的放矢。

　　桑德爾對羅爾斯正義論中散沙化個人及正當優先於善的質疑，本質上是一個社群主義者的偏見和誤解，羅爾斯對此進行了很耐心有力的回應。

　　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羅爾斯與阿馬蒂亞·森進行了有效地溝通。阿馬蒂亞·森對羅爾斯推後處理“正常衛生和醫療保健需要”這樣的社會基本善附加衡量尺度的做法很不滿意，森認為羅爾斯“所有公民都在某種範圍內具有正常的生理和心理能力”的假設，使得羅爾斯的正義論沒有以任何有效方式處理人類根本的多樣性。在森看來，重要的不是“基本善”，而是“基本能力”。“基本能力”比“基本善”更能體現平等主義關注。羅爾斯針對森的有力批評，區分了基本自由和基本自由的價值兩個概念。我們維護的基本自由是萬能工具使用的保障，但是不一定能發揮出其價值，如果初始不平等太嚴重，這些自由的價值是很難體現出來的。阿瑪蒂亞·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等同於自由的價值，它是自由實現其價值的一個條件或者結果。

　　在自由至上主義者諾齊克看來，自然差異並非不平等，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對自然天賦帶來收益的“共享”實質上就是一種重新分配，這種分配是毫無道理的。在羅爾斯看來，這種自然差異，偶然的幸運或不幸，顯然是一種不平等。但它是正義或不正義嗎？是應得或不應得的嗎？羅爾斯認為，正義不正義只是相對於制度而言，這種自然差異是一種自然事實，不存在正義不正義。但這類自然天賦或者自然的缺陷的分配，是一種公共的財富或損失。這種分配具有偶然性，不是所有者應得的。當然，差別原則並未像諾齊克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對自然天賦的分配理論，它只是認為，既然這種自然天賦的分配是一種公共財富，那麽其擁有者就有必要與其他社會成員共享。

　　與諾齊克這樣的自由至上主義相反，“機會平等主義者”（理查德德德·阿內森、傑拉德·柯亨、羅納德·德沃金以及約翰·羅默等）或者“幸運的平等”是這樣一種觀念，它將根本的不正義視為機會或運氣分配上的自然不平等。平等的根本目標，就是去補償人們不應當得到的壞運氣。他們試圖在偶然事件和人力選擇的事件之間做出嚴格的區分。在此，選擇成為問題的關鍵。在任何人都已得到開始所遭遇不利處境的補償之後，分配份額上的差異應當僅僅反映人們的自由選擇。因此，機會平等主義者要求，不管何時人們的無法選擇的自然偏好讓他們比其他人更差，這些人就應該得到幫助。所以，他們認為羅爾斯的基本善理論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是僵硬的。因為它強迫我們忽視了處境更糟糕人們的合法抱怨，而造成這種更糟糕處境的原因在於人們的某些偏好和價值，人們在整個過程中並沒有錯，或者人們根本無法控制事情的結果。這就使得“基本善還是平等的福利機會”或者“基本善還是平等獲得優勢的方式”成為一個問題。羅爾斯接受了機會平等主義者對“選擇”和“責任”區分，但同時認為，人們不可能直接去比較不同人的福利滿足程度，它不具備客觀性，唯一可以客觀衡量的還是基本善的指標。況且，一個人有調整自己的人生計劃去適應環境能力和責任，一個靠福利救濟度日卻整天抱著馬布里沖浪板沖浪的人，決不是一個最不利者，奢侈嗜好的滿足不應成為一個對平等的合理訴求。但同時，這一理論也回應了諾齊克等自由至上主義者對天然不幸者的冷漠，因為一個殘疾人對於自己的命運很可能沒有“選擇”的責任能力，互惠的社會體系理應給予照顧或補償。同時，羅爾斯也借鑒了諾齊克的資格理論，作為公平的正義，分配是按照合法要求和掙得的資格來進行的。這些期望和資格是由社會合作體制的公共規則來加以規定的。這些規則同兩個正義原則是相容的。在這些原則為基本結構所滿足的情況下，並在所有合法期望和資格都被兌現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分配必是正義的。

　　還有其他一些人，對於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建議，比如，羅爾斯根據哈特所謂《正義論》中自由的解釋和論證存在的“兩個縫隙”，對“公平之正義”兩個正義原則進行了重新表述；在《政治自由主義》中，羅爾斯專門用一章的篇幅來回應哈貝馬斯有關程序正義及其它問題的質疑；羅爾斯有關平等的闡述，大量來自於托馬斯·斯坎倫。為了回應對《正義論》的質疑或建議，羅爾斯不斷修改自己的理論，使之成為二十世紀後半葉西方學術（不僅僅是政治哲學，甚至包括法學、經濟學等等）的中心議題，同時，很多學者恰恰是因為質疑羅爾斯，而建構了自己的政治哲學，甚至有人認為形成了一個羅爾斯產業。不管後羅爾斯時代政治哲學如何發展，都只能在羅爾斯奠定的基礎上工作，不懂羅爾斯，就不懂當代西方政治哲學。

　　十、羅爾斯的歷史地位

　　羅爾斯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其重要性可以通過西方一些哲學家的論述，略窺一斑。庫卡賽斯和佩蒂特在《羅爾斯：一種正義理論及其批評》中寫道：以賽亞·伯林在 1962 年曾經寫到，20 世紀沒有出現具有決定性的政治理論著作，不過 1971 年羅爾斯《正義論》的發表改變了伯林的這一論斷。另一個著名的學者羅伯特·諾齊克曾經說過，“現在，政治學家們要麽必須在羅爾斯的理論框架內思考，要麽必須解釋為什麽不這樣做，即使那些在苦思冥想後，仍然沒有信服羅爾斯系統理論的人們，也將從對羅爾斯理論的密切研究中獲益良多”。他最終沒有信服羅爾斯的理論，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中，通過批判羅爾斯的思想，諾齊克建構了另一種正義觀念。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中曾說在羅爾斯的體系里是沒有自由的位置的，但後來在《立法、法律與自由》中又說，羅爾斯的體系和他本人的體系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政治哲學家丹尼爾斯認為，羅爾斯是 20 世紀的洛克。

　　（首發於“思想言說者”公眾號，2020/3/31）羅馬共和制是如何坍塌的

　　郭學明

　　01

　　從公元前 509 年共和國建立到公元前 27 年共和國被帝國取代，羅馬共和制持續了 482 年。

　　在將近 5 個世紀的時間里，羅馬共和國從一個面積只有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小城邦，擴展成為國土面積近 400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5千萬的強大帝國，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宗教不同膚色的人嵌入一個社會共同體中，還維持了長達幾百年之久的社會穩定。

　　這樣的成就，是在沒有常備軍，沒有職業軍人；沒有官僚體制，行政官員數量很少並不拿薪水的情況下取得的。

　　02

　　羅馬沒有崛起的必然優勢，土地不肥沃，技術不先進，很少從事貿易，連神話和文字都是移植希臘人的。羅馬人從來沒有像希臘人那樣富有思想，能思考出深邃的哲學。

　　共和國建立之初，羅馬只是亞平寧半島上諸多城邦中的一個不出眾的城邦。它周圍的埃特魯里亞人、再遠一些的希臘人和迦太基人，都比羅馬人先進，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都比羅馬強大。

　　羅馬能夠鶴立雞群崛起，能夠征服埃特魯里亞人、迦太基人和希臘人，能夠擴張成跨越歐亞非的大帝國，能夠影響歐洲甚至影響世界至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羅馬共和國所實行的民主制度。

　　03

　　有人認為羅馬共和制度的實質是貴族寡頭統治，民主只是它的外衣。羅馬共和國的民主是少數貴族階層享有的精英民主，這種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

　　波里比阿認為羅馬共和國的制度是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結合的混合體制，分別由執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會的功能所體現著。

　　波里比阿是希臘人，在公元前 167 年第三次馬其頓戰爭時作為人質被帶到羅馬，在那里生活了 17 年，得以仔細地觀察羅馬社會。

　　羅馬共和國實行的也是直接民主制度，但與希臘消弱了貴族影響、主要由民眾進行統治的直接民主模式有所不同。羅馬共和制是一種公民享有民主權利、並由貴族精英主導的民主制度。羅馬共和制與現代代議制民主相比，民眾較多地參與政治過程，但又不像希臘民主參與得那麽多、那麽具體。

　　羅馬共和國的權力由公民大會、元老院和行政官員分享。公民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

　　通過法律、選舉官員和決定戰爭與和平等重大事情都是由公民大會決定的。一共有 4 種公民大會，其中 3 種具有實質性權力，即部落大會、百人團大會和平民大會。還有 1 種是儀式性的。不同的公民大會有不同的功能。

　　部落大會也叫特里布大會，是所有公民都有權參加的大會。其最主要的功能是通過法律和政令、選舉財務官和市政官等中級行政官員。部落大會表決一人一票，無論貴族還是平民，無論富豪還是無產者，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權利，擁有等值的選票和表決權。由於平民占人口的大多數，所以，立法權和中級官員的選舉權掌握在平民手中。

　　百人團的拉丁語讀作“森杜里亞”。百人團大會是軍事民主大會。所有公民都有權參加百人團大會，但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個百人團一票。投票權與財產多少有關。

　　百人團大會主要決定與戰爭有關的事情。而羅馬公民的戰爭義務是與財富有關的，富有的公民階層多出兵，而且要自備重武器裝備上戰場；經濟條件差的公民階層少出兵，自備花錢少的輕武器裝備；無產者不用服兵役。所以，有關戰爭的表決權與財富等級掛鉤。你窮人出兵出錢都少，甚至不用出兵出錢，就不能主導關於戰爭的決策。

　　百人團大會是富人說了算。就像股份公司根據股東擁有的股份數量表決一樣。

　　百人團大會主要選舉監察官、執政官和執法官等高級官員，決定宣戰等與戰爭有關的事情。

　　為什麽監察官、執政官和執法官不是由部落大會而是由百人團大會選出呢。監察官的最主要職責是核查公民財產，確定財產等級，進而決定該公民在戰爭中的義務，其作用與戰爭直接相關。而執政官戰時就是最高軍事指揮官，執法官也會擔任軍隊指揮職責，或派駐行省任總督，這些高級官員的主要工作都與戰爭密切相關，戰爭是關系生死的大事，讓上戰場的公民在選擇指揮官上更有發言權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把百人團大會根據財富表決說成是貴族壟斷權力的制度性安排，這是錯誤的。因為百人團大會並不通過法律和政令。

　　平民大會只有平民參加，貴族不可以參加。平民大會選舉保民官。保民官是為了保護平民利益而設置的對行政官員的政令有否決權的官員。平民大會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權力，即它所通過的決議對所有公民都具有約束力，這相當於立法權了。平民大會的這個權力是在共和制度建立 2 百多年後，公元前 287 年確立的。

　　如果僅僅注重百人團大會按照財產表決以及羅馬共和國的官員幾乎全部來自貴族和騎士階層，很容易斷定羅馬共和國實行的是貴族寡頭專制，但如果看到立法的部落大會一人一票、平民選出的保民官具有否決的權力和平民大會決議對所有公民的約束作用，又會感受到了民主力量在羅馬共和制度中的巨大作用。

　　與熱衷於辯論的希臘人不一樣，羅馬的公民大會不是辯論的場所，不是演說家的舞台，羅馬的公民大會直奔主題，就是針對由行政官員提出並事先經過元老院討論的議案進行表決。同意，還是不同意。幹脆利索。最多，在表決前有點簡單的討論。

　　羅馬共和國地位最高的官員不是軍權在握的執政官，而是監察官。只有當過執政官才有資格當選監察官。監察官是從政者的最高榮耀。監察官由百人團大會選出。除了監察官，所有的行政官員都是一年一選，只有監察官是 5 年一選。

　　監察官的第一位的職責是公民資格與財產認定。誰是貴族，誰是平民，誰是奴隸，誰擁有公民資格，擁有多少財產，應劃為哪個等級，在百人團大會上享有怎樣的權利等，都是監察官決定。

　　監察官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職責，就是確定元老院名單，他有權力考察元老的品行，並可以放逐元老。這是非常重要的權力。

　　執政官雖然不如監察官地位顯赫，卻是權力最大影響力最大的官員。名義上承擔國王的角色。那時候沒有公元紀年，執政官的名字被用於紀年，當上執政官就名垂青史了。執政官最主要的職責是軍事，執政官的任期只有 1 年，不可以連任，兩次任職必須間隔一定年限。執政官是由百人團大會選出的。

　　執政官除了主持軍事外，還負責召集元老院會議，討論法律提案；召集百人團大會和部落大會表決議案，主持選舉下一年度的行政官員。執政官也負責外交事務。

　　許多人認為羅馬的統治是貴族通過元老院實現的。其實元老院在共和國的政治作用有很大彈性。就法律規定而言，元老院只是一個咨詢顧問機構，沒有直接的權力。

　　由於所有的法律和政令的草案在提交公民大會表決之前首先經過元老院討論，這就使元老院有了先入為主的機會和話語權，有了實際的影響力，提交公民大會表決的議案預先融入了元老們的意願。

　　元老院的元老都是卸任的高級官員，大多出自政治世家，也都是經過從軍、法律工作和低層行政官員一個台階一個台階競選最後走到高層的，他們富於政治經驗和軍事經驗。羅馬總是處於戰爭環境中，他們的經驗尤為可貴。

　　元老院成員不是選舉產生，由卸任的監察官、執政官和執法官出任。元老院的資格名單由在任監察官提出。

　　羅馬人對權力非常警惕，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約束和制衡權力，例如：

　　每個行政崗位都由兩個人任職的同僚制，同僚分享權力並可以互相否決；平民大會對按照財產等級表決的百人團大會制衡；由平民選舉的保民官對主要由貴族出任的執政官等行政官員制衡；官員只有一年任期，不準連任，間隔一定年限才能重新競選的規定等。

　　羅馬人是制衡權力最早的實踐者。

　　羅馬共和國沒有建立常備軍，沒有職業軍人和職業軍官。軍事指揮官由行政官員出任。中低級軍官由貴族和騎士擔任，士兵由出得起裝備的有一定財產的農民擔任。戰爭來了，大家就放下手里的事務或者農活去打仗，戰爭結束了，軍隊解散，大家解甲歸田。所以，在共和國的架構中沒有軍事組織的存在。沒有軍事權力對政治的控制。職業軍人的出現是共和國晚期馬略改革的產物，由此動搖了共和制度的根基。

　　04

　　羅馬人並不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經常是屢戰屢敗，有時候是慘敗，處於命懸一線的危險中。公元前 390 年，羅馬被高盧人圍困長達 7 個月。第二次布匿戰爭中與漢尼拔的坎尼大戰，全軍覆沒。但是，羅馬每一次險境都由於公民的同仇敵愾而起死回生。正是由於公民社會，利益與全體公民相關，才造就了羅馬共和國頑強的氣質。

　　羅馬的崛起受益於平民的政治參與，或者說受益於平民民主。

　　公元前 494 年，羅馬平民不肯參軍出兵，迫使貴族妥協，設立了保民官一職。保民官擁有對行政體系的否決權，並擁有救濟窮困公民的權力。

　　公元前 445 年，保民官卡努留提出的法案獲得通過，廢除了平民不得與貴族通婚的限制，拆除了貴族與平民之間的血統屏障。

　　公元前 390 年，羅馬人第一次獲得擴張的重大勝利，占領了維伊城。隨之，羅馬城被高盧人圍困，險些滅亡，幸虧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才挽救了國家。

　　平民在戰爭中的作用提高了其政治地位。24 年後，公元前 366年，平民首次獲得出任執政官和其他官職的權利。平民綏克斯圖斯成為羅馬第一個平民執政官。

　　公元前 339 年開始，兩個監察官之一必須從平民中選出。

　　宗教職務原來都是貴族壟斷。公元前 300 年，也可以由平民分享。如此，在共和國歷史一半以上時間，至少在法律上，所有公共職務平民都可以出任。

　　平民的政治地位不斷提高，在經濟方面也得到一些保障。如政府限制民間借貸利息，避免高利貸。或者下令減免利息。法律明文規定限制土地占用數量，給出定額。禁止以身抵債，禁止債奴。在分配土地等方面，政策也越來越對平民有力。

　　正因為平民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得到提高，經濟地位獲得改善，羅馬才能夠在沒有官僚機構和常備軍的情況下能夠組織起來並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

　　05

　　羅馬共和國在擴張的過程中搞了一國多制，在羅馬以外地區實行了 5 種制度：

　　第一種制度是雙公民制度，市民既享有羅馬公民權，也享有自己城市的公民權。最開始享有這種待遇的是羅馬公民的殖民地城市和部分拉丁城市，同盟戰爭後，整個意大利都享有這個待遇。

　　第二種制度是當地公民權。市民只享有本市公民權，不享有羅馬公民權。

　　第三種制度是行省制度，羅馬派出總督，人民沒有公民權。但總督的統治並沒有深入，僅限於治安、司法和稅收。行省以城邦為單元自治。

　　第四種制度是自治制度。城邦完全自治，但要向“中央”交稅。

　　第五種制度是同盟關系。城邦完全自治，也不用交稅，但要出兵作戰。對於自治的城市，羅馬人尊重其原有的政治模式，與當地精英合作進行統治。

　　06

　　羅馬共和制良好運行了 360 多年。從公元前 135 年開始，三大矛盾——奴隸和奴隸主的矛盾、平民與貴族的矛盾、公民與非公民的矛盾——使國家陷入內亂和內戰中。

　　一百多年後，共和制被君主制取代。

　　（1）奴隸起義

　　公元前 135 年，西西里島發生了大規模奴隸起義，起義軍多達20 萬人，羅馬軍隊用了 3 年時間才鎮壓下去。過了 31 年，公元前104 年，西西里島再次爆發數萬人規模的奴隸起義，羅馬軍隊也是用了 3 年才鎮壓下去。又過了 31 年，公元前 73 年，著名的斯巴達克奴隸起義爆發，這一次起義發生在意大利本土，起義軍最多發展到近12 萬人，給了羅馬社會沈重的打擊。公元前 71 年，起義被鎮壓下去。

　　（2）平民與貴族的矛盾

　　羅馬有許多國有土地，是歷次戰爭掠奪來的。國有土地出租給私人耕種。羅馬人不納稅，國有土地租金是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

　　國有土地主要被貴族租用。一是貴族擁有較多的奴隸和資金，有能力經營大規模農場；二是羅馬法律不準貴族經商，貴族的主要收入依靠農業。

　　共和國後期，戰爭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時間越來越長，公民常年服兵役，無法照看土地，土地荒蕪或者被兼並，許多人因此窮困潦倒，不得不轉賣土地。少地和無地的平民增加。所以，平民越來越不願意當兵。本來一個城邦的兵源就無法維持矛盾重重的龐大帝國的運轉，羅馬又實行根據財產等級服兵役的制度，沒有財產的人員不服兵役。無產者的增加減少了兵源。公民不願當兵加劇了兵荒。

　　為了弱化社會矛盾、解決平民困難、擴大兵源，公元前 133 年，當選為保民官的貴族提比略·格拉古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按照國有土地出租的限額，把貴族多租的土地收回，分給少地和無地平民。他的改革法案遭到元老院反對，他就利用保民官的權力直接提交平民大會表決。由於另一保民官利用同僚否決制否決他的提案，他又通過平民大會罷免了那位保民官。他的做法破壞了傳統規則。罷免在任官員在共和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提比略·格拉古強行通過了土地改革法案。保民官任期只有一年，提比略·格拉古任期屆滿後，為了落實和鞏固改革成果並進一步深化改革，破例要連任保民官，這嚴重破壞了共和國延續了 3 百多年的為官不得連任的規矩。有人認為他想當僭主，由此在競選時引發激烈對抗，最後發展為暴力沖突。格拉古在格鬥中被殺，他的 300 多追隨者也被殺。

　　10 年後，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蓋尤斯·格拉古當選為保民官。

　　他提出了進一步改革法案（包括向城市貧民低價出售或免費發放糧食的法案）並獲得通過。蓋尤斯任期結束後，反對派上台，準備廢除這些法案，在提交公民大會討論前，雙方爭執，蓋尤斯的隨從殺死了對方的人，引起了騷亂。蓋尤斯聚眾起兵被鎮壓，兵敗自殺，3 千多追隨者被殺。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是解決貴族與平民矛盾和兵源稀缺的努力，但由於貴族不肯妥協，雙方在民主框架內無法形成共識，開了共和國內部用暴力解決爭端的先河。此後，用陰謀和暴力解決政治爭端的事情不斷發生。格拉古兄弟之後，主張土地改革的薩圖爾尼努斯為了使自己的法案順利推行，甚至謀殺對立觀點的執政官候選人。

　　盡管貴族格拉古兄弟為平民利益殉難而倍受稱讚，但他們破壞規則和傳統在先。當然，貴族集團不肯讓步也是短視和愚昧。

　　（3）公民權戰爭

　　在羅馬歷次對外戰爭中，意大利諸城邦作為羅馬的同盟出兵出力，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意大利城邦的人民卻不是羅馬共和國的公民，沒有分享國有土地的權力，在戰利品的分配方面也不公平，意大利各城邦非常不滿。一些羅馬有識之士主張擴大公民範圍，授予意大利城邦公民權，但遭到多數羅馬公民的反對。曾經深獲民眾支持的蓋尤斯·格拉古最後失去民眾的擁護被殺，一個主要原因是他提出了擴大公民範圍的法案。之後又有薩圖寧和德魯蘇提出相關法案被暗殺。享有特權的階層不希望特權的受益人增加。

　　意大利各城邦在權利要求沒有辦法通過合法途徑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於公元前 99 年起兵造反，歷史上稱作同盟戰爭。同盟戰爭是意大利諸城邦爭取與羅馬公民平等的權利的戰爭，前後打了 11 年，於公元前 88 年結束。羅馬人雖然在戰場上勝利了，卻不得不授予所有意大利城邦人民以公民權，實際上還是輸了。雖然意大利各城邦都獲得了公民權，但由於路途遙遠，在直接民主模式中，公民的選舉權和表決權無法實現,反倒是被選舉權容易實現，一些意大利人得以出任行政官員並進入元老院。

　　一方面，奴隸起義、貴族與平民的鬥爭、公民與非公民的鬥爭、漫長邊界的駐守、外敵的進攻和繼續擴張的沖動，越來越增加了對軍事的依賴；一方面是兵源減少和公民不願意當兵，特別是鎮壓奴隸起義和在占領地駐軍沒有戰利品，自費參戰的農民因沒有回報而更加抗拒。由此，實行了近 400 年的公民兵制度動搖了，職業軍人和常備軍制度呼之欲出。

　　07

　　公元前 102 年馬略的兵役制改革導致了職業軍人和常備軍的出現。本來是偶然為之的措施，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馬略當時是執政官，率領軍隊與朱古達作戰，朱古達是北非努米底亞國的國王，他在爭奪王權時，殺害了許多羅馬商人，由此引起戰爭。羅馬對朱古達久戰不勝，最主要的原因是兵源不足士氣低落，為此馬略進行了軍事改革。

　　馬略的改革很簡單，就是改變依據財產等級的強制公民服兵役制度為志願兵制度：只要是公民，無論有沒有財產，都可以志願當兵，服役時給軍餉，服役 16 年退役後由國家分給土地。如此，窮人為了掙錢和得到土地而當兵，變成了職業軍人。職業軍人的利益榮辱取決於軍事統帥，他們與國家和社會的聯系消弱和虛化了，他們遠離公民大會和國家政治生活，只聽命於軍官。於是，產生軍閥的土壤形成了。

　　馬略的改革解決了兵源，強化了共和國的軍事力量，也為形成軍閥和軍事獨裁創造了條件，為槍桿子奪取政權創造了條件，為專制摧毀共和創造了條件。

　　共和國自建立以來盡管一直處於戰爭中，對軍事依賴很強，但共和制度一直沒有被破壞，除了權力分享和制衡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不設常備軍，不搞軍人職業化，避免了軍權在握的軍閥產生。但是馬略的改革改變了一切。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是通過分配土地給窮人以緩解社會矛盾並增加有條件服兵役的人數，如此改革動了貴族的奶酪，阻力太大，收效也慢。而馬略的改革不是分配土地，而是降低服兵役下線，無產者可以當兵，實行軍餉制度，看上去代價小，收效快。但是，整個共和國為此付出了致命的代價。羅馬人幾百年來警惕與防範專制的屏障被擊破了。盡管馬略改革後只招募了 6000 志願兵，但這個口子打開了，洪水猛獸就擋不住了。

　　08

　　給共和制度第一次沖擊的洪水猛獸是蘇拉。

　　蘇拉是朱古達戰爭時馬略的部將，後來在高盧和同盟戰爭中立下戰功。同盟戰爭中蘇拉是意大利南方戰場的指揮官，這時，馬略改革的後果已經顯現，蘇拉的許多士兵是志願服兵役的窮人和釋放奴，他們依賴軍事統帥，聽命於軍事統帥。

　　公元前 88 年，蘇拉被選為執政官。當時要發動對亞洲米都國的戰爭，經過元老院抽簽，作為執政官之一的蘇拉獲得戰爭指揮權。而老資格的馬略想自己去指揮東方的戰爭，就指使聽從於自己的保民官通過平民大會否決了元老院按照傳統抽簽辦法作出的決定，撤了蘇拉，換上了自己作為統帥。

　　由於蘇拉在軍隊中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影響和勢力，再加上現任執政官的身份，他搶先來到軍隊，利用志願兵對自己的盲從，率領軍隊進軍羅馬。這是羅馬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羅馬的軍隊進攻羅馬”，也是第一次有人敢違抗平民大會的決定。蘇拉打碎了共和制的框架，用槍桿子說話。

　　盡管羅馬人民殊死抵抗，蘇拉還是占領了羅馬。蘇拉進城後大開殺戒，屠殺政敵。用暴力建立了新“秩序”。蘇拉強迫公民大會通過新的法律：一是所有法律必須經過元老院事先批準；二是所有法律必須由百人團大會批準才能生效。而以前法律是由一人一票的部落大會批準的，百人團大會是按照財產表決的。如此，蘇拉消弱了民主制度中民眾的權力，強化了元老院和貴族的權力。蘇拉還清洗改組了元老院，安排了 300 個自己的跟隨者進入了元老院。蘇拉安排妥當後，率兵去東方作戰了。

　　蘇拉在東方作戰期間，羅馬陷入混亂，馬略派一度覆辟，重新占領了羅馬，馬略和秦納（凱撒的岳父）也大開殺戒，屠殺蘇拉派人員。

　　後來，馬略病死，秦納在混亂中被殺。公元前 83 年，蘇拉結束了東方戰事，再次殺進羅馬，並擔任了無期限獨裁官。

　　羅馬共和國有獨裁官一職，也有過獨裁的經歷，但那是由公民委托的獨裁，是在危急情況下的應急措施，有嚴格的時間限制，獨裁期限是 6 個月。而蘇拉的獨裁是率領軍隊通過暴力手段獲取的，是強加給羅馬人民的，而且也是無期限的。

　　蘇拉獨裁期間實行恐怖統治，對政敵發布公敵宣告，成為公敵的人被隨意殺戮，並被奪取財產。蘇拉不僅用此辦法消滅政敵，也獲取大量財富，以犒賞他的士兵和追隨者。於是許多人並沒有政治傾向，僅僅因為富有而被宣告為公敵，被沒收財產。如打土豪分田地一般。

　　蘇拉還從奴隸中選拔了 1000 名年輕力壯者賜予自己的姓氏，在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忠誠於個人的近衛軍。

　　蘇拉把元老院的人數由 300 人增加到 600 人，壯大貴族階層，消弱平民權力，並不準保民官直接向公民大會提出議案，保民官卸任後也不準再競選其他官職。

　　蘇拉搭好專制獨裁的框架後，瀟灑地退居二線，隱居到鄉間別墅去了。蘇拉雖然不在一線掌權，但大權猶在。由於分配了土地給自己的 12 萬老兵，老兵們稱他為“幸福的蘇拉”，軍隊忠誠於他。公元前 78 年蘇拉去世，他的老兵從全國各地趕來送葬。

　　蘇拉死後，盡管他的不得人心的法律很快被廢除，但他所開啟的軍事專制獨裁的統治模式，卻逐步強化，經過了前三巨頭和後三巨頭6 個軍閥接棒，到屋大維時，共和制度被徹底摧毀，專制統治定格。

　　09

　　前三巨頭是龐培、克拉蘇和凱撒。

　　龐培是蘇拉的愛將，曾經被蘇拉稱為“偉大的龐培”。龐培先後在同盟戰爭、西班牙戰爭和鎮壓斯巴達克奴隸起義中立下戰功，並受命肅清了地中海海盜，打勝了與米都國的第三次米特里達梯戰爭，占領了敘利亞，軍功顯赫。克拉蘇是鎮壓斯巴達克起義的軍事統帥。凱撒則是後起之秀。凱撒是通過民主程序一級級做到執政官的。十幾年來為了收買人心，他散盡了家財，負債累累。他在卸任執政官後，擔任高盧總督，為羅馬共和國占領了整個西歐的領土，也由此建立了自己的軍事班底。

　　公元前 70 年，蘇拉死後 8 年，龐培和克拉蘇出任執政官，雖然他們在任上廢除了蘇拉獨裁期間制定的法律，看似要恢覆共和制度，而實際上繼續把共和國推向專制的軌道。

　　龐培卸任執政官後被委以清剿地中海海盜的重任，由於這是一項很艱巨的任務，保民官提出給他全地中海沿海 50 英里內的區域 3年軍政大權，把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上這麽長時間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危險的，元老院拒絕批準這一方案，公民大會卻通過了這個法案。

　　以前統帥軍隊的官員法定任期只有一年，羅馬人對長時間掌握軍權是警惕和排斥的。授予龐培這麽廣泛的區域里連續 3 年的軍政大權，為軍閥的形成開了綠燈。

　　公元前 60 年，龐培、克拉蘇和凱撒三位握有軍權的軍閥結成秘密同盟，合夥操控共和國政治。

　　克拉蘇本來就是凱撒的好友，在凱撒因負債被堵家門無法赴西班牙上任時，克拉蘇出錢幫助凱撒還了債。為了與龐培建立同盟聯系，凱撒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比自己還大 6 歲的龐培。

　　前三頭秘密同盟建立第二年，凱撒在龐培和克拉蘇的支持下當選為執政官。凱撒在執政官任上通過了一系列有利於三人同盟的法案，如解決龐培老兵的土地問題，批準了龐培在東方發布的之前不被元老院認可的命令等。凱撒任期結束後，在龐培和克拉蘇的支持下，繞過持反對意見的元老院，通過保民官提出，在平民大會上通過了愷撒出任高盧總督 5 年的法案，（之後又延續了 5 年），並允許凱撒自行募兵，如此為凱撒建立忠誠於自己的軍事力量大開方便之門，摧毀共和制度的力量可以合法地組織起來。

　　凱撒總督高盧 9 年，征服了西歐大面積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戰效忠自己的部隊，掌握了 20 多萬軍隊。凱撒羽毛豐滿之際，也是前三巨頭同盟解體之時。同時，共和制度也被摧毀。

　　克拉蘇於公元前 53 年在東方作戰身亡，剩下龐培和凱撒兩人暗中較勁，三人同盟變成了兩人爭雄。公元前 51 年，高盧戰爭基本結束，凱撒的任期也快結束，按說凱撒應當交出兵權。但凱撒既不想放棄軍權，又想第二次參選執政官，以繼續保持權位。

　　凱撒的願望違反了共和國的傳統：參選共和國的執政官必須先放棄軍權，所以不被元老院接受。凱撒就攀比龐培，稱如果龐培不交兵權，我就不交兵權，還威脅元老院。如此引起了元老們的憤怒，宣布凱撒為公敵。於是凱撒舉兵叛亂。公元前 49 年，凱撒率軍從高盧進入意大利，占領了羅馬，靠槍桿子建立了自己的統治。

　　隨後，凱撒在西班牙打敗了龐培的部將，在巴爾幹打敗了龐培。

　　龐培逃往埃及，被埃及人殺死。

　　凱撒獲勝後於公元前 46 年建立了獨裁統治，先是擔任任期 10年的獨裁官，之後又被奉為終身獨裁官。凱撒獨裁後犒賞老兵，給 8萬老兵分地分工具分錢，舉辦盛大宴會招待羅馬市民以收買人心，還給羅馬市民發放錢財和糧食，羅馬人在得到小恩小惠的同時，失去了民主權利。

　　為了擴大統治基礎，蘇拉曾經把元老院從 300 人增加到 600 人，凱撒又增加了 300 人，變成了 900 人。元老院的成分也改變了，許多非貴族身份的人，甚至包括釋放奴，還有外省人進入了元老院。

　　在專制力量節節勝利的情況下，反專制反獨裁的力量沒有放棄恢覆共和制度的努力，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凱撒在元老院被共和派刺死。2 年後，在腓力比之戰中，共和派被後三巨頭專制同盟的軍隊擊敗。

　　10

　　後三巨頭是安東尼、雷必達和屋大維。

　　安東尼和雷必達是凱撒的好友和親信，在凱撒被殺時正擔任執政官，他們既有從政經歷又有軍事基礎，按說是凱撒政治和軍事遺產的繼承者。屋大維是凱撒的姐姐的外孫，凱撒在遺囑中把他收為繼子，並讓他繼承了 3/4 遺產。那時屋大維還不到 19 歲，正在利比里亞的一所學校里學習。屋大維瘦小體弱，沒有一兵一卒，不精通武藝，沒有在戰場上廝殺過，更沒有指揮過戰鬥，也沒有任何官職權位，沒有任何政治經歷和經驗。他的唯一資源就是死去的凱撒。

　　屋大維得知凱撒遇刺身亡的消息後，就打著為凱撒覆仇的旗號私自招募軍隊。由於凱撒對自己的老兵夠意思，為他們解決了土地（其實是國家解決的），所以當凱撒的繼子出面募兵為凱撒報仇時，一呼百應。他很快募集了 3 個軍團完全聽命於自己的兵力。屋大維募兵順利也與他慷慨有關，他給出的軍餉是另一軍閥安東尼的 5 倍。

　　屋大維私自募兵不僅沒有受到元老院的制裁，還得到了國家支付的軍餉。原因是安東尼卸任執政官後，為爭奪行省總督權力與元老院鬧翻了，雙方兵戎相見。元老院命屋大維率軍隨執政官一道去討伐安東尼。安東尼兵敗逃走，共和國的兩個執政官也陣亡了。屋大維要求補缺執政官之位，元老院不同意。屋大維幹脆就用槍桿子說話，率領軍隊占領羅馬，逼迫元老院和公民大會同意他出任執政官。屋大維不到 20 歲就當上執政官，這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按照羅馬的晉職程序，不到 40 歲是不可能當上執政官的。只有靠槍桿子說話，屋大維才能“破格”。屋大維是繼蘇拉、凱撒之後，第三個率軍占領羅馬的軍閥。元老院利用軍閥打軍閥，其結果是壯大了軍閥。

　　屋大維攫取大權後，一方面為凱撒覆仇，懲治殺害凱撒的兇手；一方面與安東尼和好，加上雷必達，公開組成新的三頭同盟。三個軍閥結合掌控了羅馬軍政大權。他們在羅馬實行恐怖統治，以為凱撒覆仇的名義殺人掠財，與蘇拉一樣，更多的是借機掠奪財產，以滿足老兵的欲望。

　　公元前 42 年，三巨頭同盟的軍隊在腓力比擊敗了共和派最後的抵抗力量，至此，再也沒有力量阻擋羅馬走向君主專制了。

　　腓力比之戰後，屋大維為了安置老兵，在意大利大肆沒收土地，許多無辜者的土地被沒收。專制必然先軍。從蘇拉開始軍閥都搞先軍政治，到了屋大維時期變本加厲。軍閥深知槍桿子對於權力的重要，寧可得罪百姓，也要滿足士兵。

　　之後，屋大維借助於軍事優勢，把三巨頭同盟變成個人獨裁。他先是削去了雷必達的軍權，而後在公元前 31 年擊敗了安東尼。安東尼與埃及艷後一道自殺了。

　　公元前 30 年，屋大維成為羅馬唯一的最高統治者。公元前 29年，屋大維獲得統帥稱號，即 Imperrator，有人喜歡譯成皇帝。

　　公元前 28 年，屋大維在元老院名列第一，成為首席元老，princepssenatus，或譯成元首。

　　公元前 27 年，屋大維被元老院恭敬地奉為奧古斯都，至尊者的意思，一般認為，羅馬帝國從這一年開始。屋大維，也就是奧古斯都，成了羅馬帝國的始皇帝。

　　同時，凱撒被奉為神，屋大維也被稱為神的兒子。屋大維清楚，僅僅靠槍桿子無法維持長期的專制統治，必須借助於意識形態的力量，把自己與神扯上關系。

　　屋大維還搞起效忠宣誓。羅馬公民要宣誓忠於屋大維。

　　11

　　盡管有元老院和執政官分享權力，羅馬共和制度本質上還是直接民主模式，由公民大會最終決策，官員選舉和法律政令都要公民大會表決。在一個城邦，經常召開公民大會還有可能，但社會共同體擴大之後，這種模式就無法有效運行了。羅馬共和國的版圖擴大後，民主的範圍卻沒有隨之擴大，公民社會沒有隨之擴大，具有平等權利的成員沒有增加，共和國的民主濃度大大稀釋了。

　　羅馬共和國擴張之後為什麽共和制度沒有隨之擴展呢？

　　首先是已經享有民主權利的各個階層反對。羅馬貴族階層固守自己的利益，普通公民也不願意擴大公民範圍。意大利人的公民權力通過 10 多年的戰爭才獲得，所有意大利以外的行省在共和國時期都沒有獲得公民權利的。

　　其次，即使擴展了共和制度，但共同體規模太大，人口太多，路途太遠，根本無法召集全共同體的公民大會，公民根本無法行使選舉權和表決權，所以，在代議制民主沒有出現之前，任何直接民主模式在大的社會共同體中都無法有效運行，最多是擺設而已。

　　所以，隨著共和國的擴大，羅馬的公民社會的成色在減弱，享有公民權利的人的比例在減少。共和國晚期，全國總人口大約 5000 萬，享有公民權但事實上無法行使選舉權的意大利總人口約 400 萬，真正享有公民權的羅馬總人口有 100 萬，減去婦女、兒童和奴隸，公民數量大約只有二、三十萬。也就是說，羅馬共和國真正能行使公民權的人不到總人口的 1%。對於羅馬以外的大多數國民而言，民主與專制的區別不是自己是不是國家主人的區別，而是被不到 1%的少數人統治還是被一個人統治的區別。這就給了統治效率更高的專制以機會。反正都是來自羅馬的強迫，至於這個強迫是凱撒還是元老院還是羅馬城里那些無所事事容易被煽動的窮人所參加的公民大會並不重要，或許專制獨裁會更穩定一些。共和制一年一換領導人，又不是自己或自己的代表所選的，政令多變，內亂不斷，還不如一個長期執政的獨裁者好。專制之初，獨裁者為了討好國民，或許比“民”選政權更多地實行惠民政策。例如，所有羅馬帝國的國民都獲得公民權，居然是一個很殘暴的皇帝卡拉卡拉給予的。當然，那時候的公民權已經沒有什麽政治權利可言了。

　　共和制度被專制制度所取代，絕不是專制制度比民主制度先進合理，代表著社會進步的方向。羅馬共和制度的坍塌是直接民主模式的失敗，而不是民主原則的失敗。

　　12

　　羅馬共和制度坍塌過程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以元老院為代表的貴族派是民主制度的捍衛者，而以公民大會為代表的平民派卻常常是軍閥的支持者。前三巨頭後三巨頭同盟，都是與民眾結盟的。這表明：當底層民眾的利益在民主框架內無法得到保障時，他們就會被專制力量所吸引，所利用。

　　專制者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需要民眾支持，他們往往會向民眾許以美好願景，或者先給民眾一些好處。凱撒就經常自己掏腰包請市民吃飯。但他們得到權力後，原來的支持者就成為統治對象了。專制者不可能兌現願景承諾。他們只會給軍人以優待，實行先軍政治。專制者開始可能給民眾一點甜頭，但長期一定是苦頭。

　　專制制度鞏固之際，就是民眾長期苦難的開始。

　　（首發於“文化佛跳墻”公眾號，2020/12/12）美國契約的破裂與重建

　　張千帆

　　2020 年總統大選猶如一場史詩級大劇，正在此起彼伏的陣陣歡呼和質疑聲中緩緩落下帷幕。但是在太平洋兩岸的中國自由派（我在猶豫要不要給這個稱呼打個引號）圈子，支持川普總統的大量“鐵粉”仍然在散布各種指控選舉舞弊的消息，其中大部分都是未經核實或已證偽的假消息。就在本文定稿的時候，各微信群還在大量散播賓州參議院“聽證”爆出數十萬選票失蹤、計票軟件作弊、統計票數比登記選民數多出百萬等驚悚消息……

　　此次大選過程中的中文謠言滿天飛，暴露出中國自由派群體的諸多認知障礙：他們中的某些人似乎具有和自由主義精神格格不入的領袖崇拜情結，對誰贏得這場選舉的關注遠勝於對選舉規則和事實真相的關注，不願意對不同信息與見解保持寬容和開放的態度，有的人甚至不接受“一人一票”、種族平等和政教分離……他們太需要美國這個“燈塔”的繼續引領，需要一場令人信服的選舉告訴他們真正的憲政民主究竟是什麽。

　　直到 2020 年大選之前，絕大多數中國自由派一直將美國當作“民主燈塔”。這是因為迄今為止，美國的社會契約看似基本完好。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大選之後，美國的憲政民主體制還能否受到信任？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決定了美國是否仍然是世界民主的“燈塔”，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自由派能否彌合內部分歧。問題是，美國憲法序言里的“我們人民”還在共享並信守自己的社會契約嗎？

　　一、美國契約及其破裂

　　我所說的“社會契約”是指一套對於理性治國而言必備的政治自然法，主要包括信仰自由與政教分離、言論與新聞自由、權利平等（反歧視）、周期性選舉、行政中立與司法獨立。之所以將上述原則稱為政治“自然法”，是因為任何國家系統性違背其中任何一條，都不可能善始善終，而必然陷於爭鬥不斷、麻煩無窮，在此且不展開。

　　之所以說這些政治自然法是社會契約的一部分，是因為我們在能夠迫使政府尊重這些原則之前，自己必須接受這些原則並彼此作出承諾；否則，這樣的原則即便寫入憲法也如同不存在。

　　以政教分離為例，如果所謂的“宗教自由”就是我的宗教的“自由”，並不尊重你信或不信的自由，那麽你也不會尊重我的信仰自由，關於宗教自由的社會契約其實並不存在。當國家來打壓你的信仰，我會幸災樂禍；當國家來打壓我的信仰，你會袖手旁觀。這樣，國家可以打壓任何一種信仰，都不會受到全社會的抗議，反而會收獲此起彼伏的歡呼點讚。更有甚者，如果我想把自己的信仰變成國家正統，用國家機器來壓迫你的信仰，那麽你必然也想做同樣的事情；這樣，國家就成為相互傾軋、迫害異己的競技場。這樣的國家能太平嗎？只有當我們彼此同意，我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你也尊重我的信仰自由；不論我們是否認可彼此的信仰，我們都拒絕將自己的信仰變成國家正統，並共同抵制國家對任何信仰的壓迫，即便被打壓的對象是我不認可的宗教，這個時候社會契約才存在，也只有這樣的憲法原則才有用——因為國家對信仰自由的壓迫會遭到全社會的一致抵抗。

　　周期性選舉民主也是社會契約的必要組成部分，它要求立場對立的各方都願賭服輸：如果競選各方都獲得了自由而相對充分的表達機會，投票過程沒有足以改變結果的大規模舞弊，尤其是如果這一點得到了獨立司法機構的確認，那麽即便是自己不願意看到的人當選，我也心悅誠服，而不是仍然胡攪蠻纏、到處傳謠。絕大多數自由派對上述原則並無異議，但是他們否認這次大選符合上述條件：很多人認為，美國的主流媒體封殺了川普的言論，因而寧願相信他的推特和選舉舞弊的各種小道消息；他們不僅不喜歡民主黨的政策，而且確信民主黨在搖擺州制造了大規模舞弊，盡管這些主張迄今為止只是川普支持者的一面之詞。這種現象也進一步證明了新聞自由的重要性——公民個人很難辨別信息的真偽，因而迫切需要中立而公正的新聞媒體為我們對信息的真實性把關。

　　我所說的“美國契約”，是指美國社會歷年形成並通過憲法體現出來的政治自然法則。1788 年憲法設定了縱橫分權的聯邦權力架構、獨立的最高法院和有限的民主選舉；1791 年《權利法案》規定了諸項基本權利，其中第一修正案規定了宗教自由、政教分離、言論與新聞自由。到 1830 年代，逐步廢除了選舉權對白人男性的財產限制。

　　至此，自由、法治、民主的憲政秩序基本形成，但仍然存在根本缺陷。

　　女性作為“半邊天”沒有選舉權，眾多黑奴則不被當“人”對待。在一個排除了多數人的國家，顯然不存在真正意義的社會契約。因此，美國契約主要是卡在平等這個環節上。內戰廢除了蓄奴制這個美國憲政的“原罪”之後，1868 年第十四修正案規定了法律的正當程序與平等保護，但有些契約原則即便入憲也未必為社會普遍接受。之後數十年，美國社會的種族、性別等多方面歧視並沒有消失。直到 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才將婦女選舉權寫入憲法；取消學校種族隔離要等到 1954 年的“校區隔離案”(Brown v. Board)判決，黑人民權運動則要等到 1960 年代……到那個時候，美國的社會契約才算基本完整。

　　然而，社會契約從來不是一個在或不在的絕對概念；再基本的社會契約，如思想和信仰自由或人格平等，在現實社會中也不可能獲得每個人的接受。它是一個數量或程度概念，一個國家總有人接受和不接受，而接受契約原則的人數比例決定了其所在的共同體的命運。事實上，每一代人都有面臨是否接受社會契約的自由選擇；和老一代相比，新一代中可能有更多人接受了社會契約的某些要素，但他們也會遭遇前所未有的新挑戰。“美國憲政制度很發達”這句話是完成時，只是表明美國在過去一段時間社會契約基本完好——因為大多數美國人心有靈犀，接受了社會契約中的政治自然法則；它從來不可能是未來時，因為未來永遠屬於接受和反對兩種力量相互較量的未定之天。現有的憲政制度會為這一代人締結社會契約提供良好條件，但是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在社會契約的保險箱里；社會多數人能否達成社會契約，每代人的命運本質上是每代人自己決定的事情。

　　在平等問題上，美國歷代已經付出巨大努力。但新冠疫情期間發生的弗洛伊德事件提醒我們，即便是體制性種族歧視也未必徹底消除，而 BLM 所激發的群情激憤則顯示，社會性歧視仍然十分普遍，華人圈的種族主義情緒更是不得了。另一方面，全球化加劇了美國國內的經濟不平等。隨著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向中國等勞動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美國國內制造業雕敝、失業率攀升，進一步激發了藍領工人的不滿和種族主義情緒。2016 年，川普的上台得益於“鐵銹帶”的藍領和失業者，他們和華爾街、矽谷等全球化的受益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在一個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兩極分化不斷加劇的國家，還有可能共守同一部社會契約嗎？這是當代美國社會契約面臨的困境和挑戰。

　　川普總統因對華政策強硬而獲得中國自由派青睞，因減稅政策而獲得保守派的肯定，因提倡傳統價值觀而獲得福音派基督教的支持。然而，他的民粹主義政治風格不僅造成美國抗疫慘敗，而且加劇了本有裂縫的美國契約破裂。大批“川粉”以他為榜樣，以為自己“百毒不侵”，不戴口罩參與大型公共集會，扮演了美國庚子年的“義和團”角色。其背後或已閃現種族主義的潛台詞——這個病只能感染“東亞病夫”，是不可能入侵高貴強壯的雅利安人身體的。他實行“推特治國”，拒絕接受新聞媒體對自己的批評，將 CNN、《紐約時報》等傳統大媒體斥為 fake news，促使大量“紅脖子”鐵粉不再信任在過去兩百多年新聞自由環境下生長成熟的主流媒體，轉而相信各種錯誤百出、謠言亂造的極右翼小媒體或自媒體，甚至已對什麽是真相無所謂、不在乎，自己愛信什麽，什麽就是“真相”。這些媒體利用美國憲法對言論與新聞自由的保護，制造了大量關於民主黨選舉舞弊的陰謀論，令眾多選民是非莫辨、無所適從。

　　當你看到一個“天選偉人”利用底層的怨憤，撇開了主流媒體的監督，把華爾街、矽谷、好萊塢等全球化的既得利益統統打上“出賣美國”的標簽，在台上用很接地氣的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俚語和台下插科打諢，台下則一片紅山紅海、人聲鼎沸、簡短有力而統一的口號波浪起伏……這個時候心潮澎湃的你應該警惕自己身上迄今沈睡的極權主義腎上腺素，因為這個場景確實和 1930 年慕尼黑等德國各大城市或 1966 年天安門廣場似曾相似。有人會質疑，川普說過要屠殺猶太人了嗎？公開說過歧視黑人嗎？他要作惡，美國的憲政分權制度允許嗎？話雖如此，但難道不應該防微杜漸嗎？如果真走到 1933年德國那一步，美國還有救嗎？

　　川普的危險不僅在於其執政和競選中頻繁使用的種族主義暗語，更在於他把無底線“階級鬥爭”引入美國政治。他的政治對手說他試圖“分裂”美國，或許聽上去有點誇大，但他的不少講話確實是以我們相當熟悉的“廉價愛國”這套話語，制造“敵我”“鼓動群眾鬥群眾”。雖然他的“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等口號聽上去是要團結整個美利堅，但實際上這些都是種族主義者用過的話語包裝，而現在不只是針對黑人或婦女等“劣等”人群，而且也針對某些心懷叵測的白人。如果說他要讓美國“偉大”，那麽他的對手就是要讓美國“衰落”，通過“賣國”來獲取家族或行業利益。他的負面競選策略也是不斷挖掘政敵及其家屬“里通外國”的證據，證明他們不只是自己的政敵，而且也是所有正派、虔誠、傳統美國人的“敵人”，如同他指責喬治亞州共和黨籍州務卿是“人民的敵人”一樣。他的支持者屢屢用“正邪之戰”或“屬靈戰爭”來定性政治競爭，把平常的政治權力和利益之爭看作是你死我活、生死攸關的大決戰。正義當然必須戰勝邪惡，而且為此可以不擇手段；美利堅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不能再等了；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救星，整個世界都要墮入五百年黑暗……如果你已經接受了這類敘事套路，那麽川普已經成了你的極權精神領袖。不管他說什麽、做什麽，都是代表神的旨意；任何有關他的負面新聞都是你拒絕相信的 fake news，都是形形色色的自由敵人為了自己的陰暗目的制造的惡毒抹黑……從法國革命到俄國革命到納粹暴政到中國革命，這是一切極權主義政體逆襲成功的秘訣。它的基本路數是把人群分為三六九等，宣稱其中某些“先進”群體——不論是種族還是階級——優於其它“落後”“腐朽”或“邪惡”群體，而自己作為先進群體領頭人的使命就是奪權、打倒並消滅這些不合時宜的群體。如我在“整體主義的陷阱”一文中指出，盧梭炮制的“公意”虛構將民主社會的多數和少數定性為“正確”和“錯誤”之分；法國革命中，眾多“盧粉”將這場自由主義革命變成誰都輸不起的“正邪之戰”，結果很快迎來了“雅各布布賓恐怖”的斷頭台。諷刺的是，盧梭是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個別以“社會契約”為題著書的人，而一個認知錯亂的核心概念使他的“社會契約”變成了“階級鬥爭”工具。如果不同階級有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邪惡、先進與落後之分，那麽他們注定是不可能達成任何社會契約的——誰能和錯誤或邪惡力量立約呢？法國革命之後，赤裸裸的階級論或種族論直接為極左或極右政體提供了正當性依據——既然你已經是正義和真理的偉大化身，還有什麽理由不讓你掌握不容置疑的一切權力呢？

　　執政四年，川普的民粹主義固然不足以顛覆成熟的美國憲政體制，卻足以制造或擴大美國社會契約的諸多裂縫，激烈的挺川派和反川派已經出現了看似不和調和的“階級鬥爭”。事實上，由於主流媒體在川普攻擊下已經失去了相當一部分人的信任，連基本“事實”都出現了截然相反的不同版本。眾多不看英文的微信群讀者一頭紮在幾個謠言工廠制造的各種陰謀論中，拒絕接受任何不同信息，堅信天選偶像必勝，不勝就是對方大選舞弊所致，其偏執已經到了無法對話的程度。之所以說 2020 是決勝之年，並不在於川拜之爭，而在於它是決定美國社會彌合分裂、修覆契約的關鍵時刻。

　　二、重建美國契約的基石之一——第一修正案

　　“重建”(Reconstruction)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其使命是修覆內戰撕裂的社會契約——事實上，關於種族平等的社會契約此前從來不存在，此後很長時間也未“重建”起來。有人將美國今天面臨的社會分裂等同於內戰前夕，固然是誇大了。在血腥和烈度上，川普執政四年所造成或體現的社會分裂當然不能和內戰相比，但這種分裂可能只是某些不可逆因素造成的系統性分裂的端倪。雖然美國憲政體制在川普沖擊下仍然基本保持完好，一旦形成紅藍兩大陣營的根本決裂，修覆社會契約絕非易事。

　　如果全球化已經將美國社會分裂為利益沖突不可調和的不同群體，那麽“階級鬥爭”在所難免，無論如何人為構造社會契約都是徒勞。也許馬克思是對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全球化要求政治全球化——建立有效的全球治理體系，但是在全球治理體系遭遇各民族國家主權壁壘的格局下，民主政治的疆域局限性即暴露無遺。事實上，誰上台都一樣；即便川普繼續執政並維持對中國的嚴厲貿易制裁，也仍然實現不了制造業全面回流的“美國優先”

　　夢。資本總是向成本低處流——即使不流向“低人權優勢”的中國，也會流向勞動力成本比中國更低的印度、越南、菲律賓等世界其它地方，美國仍然會面臨居高不下的藍領失業及由此引發的階級與種族沖突——除非它決定徹底向世界關閉大門，但我們可以確定地判斷，這是不可能的。

　　我不能確切判斷的是，全球化造成的階級分化究竟嚴重到何種程度？在現有的民族國家格局下，是否還存在政治解決方案？我不是經濟決定論者，我相信——這是一個有待經濟學家證實或證偽的假設——經濟利益沖突總是可以找到政治解決方案——如果這個國家的社會契約和憲政體制仍然基本完好。全球化的經濟解決方案是產業升級和新技能培訓，但尤其在政府權能有限的情況下，沒有什麽能保證美國成功實現產業工人的大規模轉型。或許，支持川普的紅州選民應該轉變訴求，不是不現實地堅持讓國家把傳統制造業請回來，而是索性向“北歐模式”挺進、擴大社會福利。如果他們理性的話，下次也許應該投民主黨而非共和黨的票。

　　至於那些出於宗教信仰等非經濟原因支持川普的人，修覆契約似乎要容易一些。他們當然有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但是他們應該將自己的宗教信仰限於私人領域，而不要以此幹涉國家法律這個公共領域，否則就會侵犯別人（如同性戀）的自由。他們尤其要克制政教合一的沖動，不要試圖通過選舉讓國家來推行自己的宗教信條。如果你真的尊重美國的國父和憲法，請先認真對待第一修正案的白紙黑字。美國的偉大顯然不是在於堅持任何宗教信仰，而是恰好相反——在於堅持宗教自由和世俗國家。

　　破裂的美國契約需要逐條修覆。首先，讓我們從第一修正案開始，因為宗教自由及言論與新聞自由無疑是社會契約的核心。要團結一個國家，不同利益和立場的人群首先要能對基本事實作出同樣判斷，否則還怎麽對話？此次大選，美國本土也是謠言頻傳，臨投票沒

　　幾天還爆出“硬盤門”，幸而不久即被證明是人工智能偽造。這一方面說明美國新聞媒體仍然具備強大的自我凈化能力，另一方面也說明自由國家的多元信息需要具有公信力的主流媒體質證和過濾。在選舉等公共事件中，謠言幾乎是隨影相伴，而言論自由意味著造謠傳謠的自由必須受到保護；一個不允許謠言自由傳播的國家，注定得不到真相，武漢疫情足以說明這一點。但是你我普通公民不是調查記者，無法核查不同信息的真實性；如果謠言滿天飛，我們就真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眾”，無法選擇何去何從。這是為什麽我們必須依靠長期資質良好的大媒體來幫我們把關。它們當然不是絕對正確，但是在一般情況下靠得住——因為有新聞自由！恰恰因為有大量小媒體的自由存在，所以它們不敢公然撒謊或集體沈默；否則，臉往哪兒擱？如何面對聲譽下滑和訂戶流失？我們平時接觸的《紐約時報》

　　《金融時報》、BBC 等大媒體的記者編輯都很負責敬業，也印證了美國對這些職業道德輸不起的大媒體的社會期待。

　　因此，當務之急是恢覆主流媒體的公信力。過去四年中，CNN這樣的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下降固然部分起因於總統的攻擊，但是它們本身能否做得更好？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雖然 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這樣的大媒體所發布的事實信息基本準確，但是因為和總統鬥氣，因而難免讓人感覺出一種和川普過不去的印象，譬如拒絕刊登對川普有利的意見評論，然後“黨報”“不中立”“被收買”等各種指控和陰謀論就隨之而來了。11 月 14 日，華盛頓等地舉行“讓美國再度偉大”(MAGA)的大規模挺川遊行，號稱有“百萬”之眾，實際按目測當地大約兩三萬人，但《華盛頓郵

　　報》、BBC 等媒體報道僅為“數千”(thousands)。[①]微信圈瘋傳虛假圖片的同時，譏諷主流媒體“睜眼說瞎話”。這則媒體報道雖然不能算錯，但完全可以更準確一些，不必授人以柄；這樣並不會削弱報道的效果，而會有助於恢覆媒體的公信力。

　　當然，美國媒體均為私人所有——事實上，唯一國有的“美國之音”也不乏對總統的批評。我的平台我做主——美國私人媒體當然有批評政府的自由，甚至可以發表不公正的觀點，或不公正地拒絕發表自己不喜歡的評論。這樣，美國新聞自由和政治中立跑哪里去了？這在美國並不是問題，至少美國人不認為是大問題，因為美國新聞媒體雖然強調政治中立和職業操守，但美國新聞自由所依靠的並不是媒體自律，而是市場自由競爭所形成的“外部多元化”：媒體的左右傾向是不可控制的，但有價值的作品是不愁沒地方發表的；左媒不發你的，去右媒發表啊！如果你被 CNN 拒絕了，那麽你有大概率被 Fox新聞奉為上賓。這也是為什麽我經常奉勸喜歡看小道消息的朋友去福克斯核實一下。盡管它經常和偏左的媒體針鋒對麥芒，但畢竟是默多克旗下的大媒體，它報道的信息基本上是靠譜的。如果某個“驚天大案”連福克斯都沒報道，那就趕緊洗洗睡了；如果連它都宣布川普敗選，那麽川普恐怕就真的大勢已去了，除非你骨子里接受了“除非報道川普勝選，否則都是假消息”的“中國邏輯”。

　　主流媒體公信力流失的現象表明，美國傳統上篤信的“外部多元化”原則已不夠用。雖然私人媒體有任性的自由，但是主流媒體必須以身作則踐行多元包容的美國主流價值觀。作為“第四權力”，公眾有權要求它保持政治中立和平衡報道，否則無法恢覆主流媒體的公信力。這意味著恢覆 1949-87 年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實施的“公平規則”(fairness rule)，要求各大媒體一定程度上實行“內部多元化”，不僅保證報道的事實準確，而且平衡發表對立的觀點和主張，甚至要求員工能夠代表多元社會成分。事實上，不僅傳統主流媒體，而且主要社交平台也需要實現一定程度的“內部多元化”。從競選以來參議院連續兩次傳喚臉書、推特總裁聽證可以看出，兩黨都越來越重視社交平台的內容審核規則(moderation guidelines)，要求它們在保證事實真實性的基礎上包容觀點多元性。否則，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會面臨觀點受到媒體審查的現實危險，無論是偏左還是偏右的媒體都會喪失建立在政治中立基礎上的公信力。而當紅藍不同陣營被各自編造的真假消息包圍，選民偏執、政治極化、民粹主義政客大行其道、極權國家呼之欲出，社會契約就永無指望了。

　　三、重建美國契約的基石之二——第十四修正案其次，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還需要落實到位。毋庸置疑，歧視就是分裂；如果不同族群不能共同接受一部基本契約，那麽不論哪個黨執政，社會都將分崩離析。社會契約是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性別或性取向等群體之間的自願協議，因而必然包含反歧視要素，無需贅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平等”包含積極與消極兩個面向：消極平等是指反歧視，也被稱為機會平等；積極平等則要求政府幫助弱勢群體獲得平等待遇，也被稱為結果平等。積極與消極平等之間存在著一種覆雜關系。以大學錄取的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為例，不少美國華人認為，積極平等政策有利於非裔或西裔學生，卻損害了華裔學生獲得平等錄取的機會，構成“逆向歧視”。但是大學糾偏行動的主張者則堅持，這項政策是對少數族裔遭遇歷史性歧視的公正補償，也是校園族群多元化的必要措施——哈佛或斯坦福醫學院半數以上的學生都是華裔或亞裔，顯然也有問題；只有在錄取政策中實行積極平等，才能實現真正的消極平等，幫助歷史上受歧視的少數族群盡快獲得平等競爭的能力和機會。

　　傳統的社會契約以消極自由為主，要求機會平等、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並不要求積極意義的結果平等和糾偏行動；羅爾斯要在契約層次上論證積極平等的正當性和必然性，這是一個錯誤，但是這並不表明社會契約反對積極平等。它把這個問題留給另一個契約機制來解決——多數人決斷的立法政治：原則上，如果多數人同意，他們總是可以讓自己推選的議會代表規定更積極的平等化政策。一般來說，議會民主機制給出的方案會讓多數人滿意，但未必能讓所有人滿意。

　　積極平等的支持者未必滿意這種解決方式，但只要他們同意議會民主政治這條政治自然法則，他們總是有機會的。反對者也未必滿意，他們認為糾偏行動其實就是“反向歧視”，但他們也是有選擇的——畢竟，美國本土就有許多優質大學；他們為了競爭優質生源，對亞裔學生的錄取政策不至於過分苛刻，否則就把他們趕到其它學校去了。

　　如果華人對用手投票作出的決策實在不滿意，那就只好用腳“投票”

　　了。

　　積極平等的限度在哪里？這個問題並沒有正確答案，我們只能讓議會民主政治來決定。如果議會和政府是民選產生的，那麽我們就應該服從它制定的立法政策，盡管我們未必喜歡其中某些政策。事實上，據一項調查，支持糾偏行動的占了亞裔的絕對多數，但確實有不少華人認為自己受到糾偏政策的歧視。這也許是美國社會應該重視的事實，但這個事實不應讓美國華人帶上歧視黑人等其它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情緒，否則只會加劇自己遭受的歧視。恰好相反，華人自己應該尊重美國契約原則，充分融入美國主流文明，運用憲政民主機制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他們既可以更多參與聯邦和地方層次上的民主政治，推動有利於自己的立法政策；也可以在法院主張自己的平等權利，使美國社會回歸消極意義的族群平等和“大熔爐”願景。畢竟，以糾偏行動為代表的“身份政治”不應永久化，更不應擴大化。雖然取消身份政治目前仍無可行性，但過度的身份政治確實就成了“逆向歧視”，只會加劇美國社會的分裂。

　　一個和種族相關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政治正確”和言論自由之間的關系，這也是中國自由派經常詬病西方左派的一個話題。如果有人表達了政治“不正確”的觀點，譬如流露出種族或性別歧視的傾向，我們如何對待它？這類觀點無疑是錯誤的，但我們是否應該用自己掌握的資源——國家的或私人的——懲罰之？要解決這個第十四修正案問題，答案在於第一修正案。允許我在此表達一點不那麽“政治正確”的觀點——第一修正案仍然是第一位的。它不僅教導我們謙遜和寬容，而且也為清除“不正確”的觀念提供了最有效的捷徑——辯論。如果我們因為一個人的可疑言論而解聘了他，那究竟能達到什麽目的呢？那只能讓更多的錯誤觀念因為恐懼而隱藏起來，但是它們會因為缺乏有力的駁斥而繼續存在。與其如此，不如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地自由表達出來，然後用充分的證據和說理反駁之。

　　我忍不住引用霍姆斯大法官的偉大名言：言論自由不是為了保護我們喜歡的“正確”言論，而恰恰是為了保護我們憎惡的“錯誤”

　　言論。我不斷地對中國政府強調這句話的邏輯和力量，我也希望美國普羅大眾能夠接受這個邏輯，克制讓錯誤意見閉嘴的人性沖動，避免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密爾(J.S.Mill)、戴西(A.V.Dicey)等人在一個多世紀之前擔憂的“公共意見的專政”。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起點是普通美國人對未必偉大的不同意見更加寬容。如果美國契約失去了第一修正案，那麽美國將注定不再偉大。

　　四、重建美國契約的基石之三——改革總統制？

　　最後，美國是聯邦制和“三權分立”的最早先行者；縱向與橫向分權制度不僅分散了權力過於集中的風險，而且也更能讓敵對黨派心平氣和、認賭服輸，尊重民主政治的社會契約規則。你這個黨做了總統，那未必是我的地獄——我這個黨仍然有希望爭取獲得國會一院甚至兩院的多數，或仍然掌控著加州、紐約等州的州長職位，而他們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聯邦制和“三權分立”都是建立在法治邏輯上的分權制度，其中蘊含著行政中立和司法獨立等政治自然法要素。不論總統和國會怎麽分權，法官是和他們徹底“分家”的；如果大選結果有爭議，至少還能指望獨立而中立的法官作出公正判決。

　　總統是民選產生的政治官員，內閣高官是他提名、參議院任命的，但是他們寥寥無幾（美國已經數量偏多）；在龐大的行政分支當中，占人數 99%的是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其中包括軍隊和警察。他們只對法律負責，而不是對特定政黨或領導負責；否則，如果哪個黨掌權就掌握了一切，就可以動用公檢法乃至軍隊去整肅對手，大選贏了就上天堂、輸了就下地獄，那麽不論誰輸誰贏，這樣的大選是注定不會風平浪靜的，大選過後也會遭遇沒完沒了的抗議、迫害、鬥爭。

　　美國分權和法治體系之完好充分體現於此次大選，並在充滿爭議和變數的選舉風浪中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最令我震撼的是 11月 12 日，在川普 fire 不願按他個人意志履職的國防部長之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發表的簡短而有力的講話：

　　我們不向國王或女王、暴君或獨裁者宣誓；我們不向某個人宣誓；我們不向一個國家、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教宣誓。我們只對憲法宣誓，而站在這里的每一個士兵——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海岸警衛隊隊員——我們每個人都將不計個人代價保護和捍衛憲法。

　　短短幾句話確定無疑地提醒人們：這是在美國，不是拉美；在後者，無論是國防部長還是總參謀長都大概率是“總統的人”，而不是憲法的人。它也警告任何圖謀不軌的人：在這個國家，誰要不接受民主遊戲規則，輸了選票就想換種方式搞政變，那是自取其辱。當然，選舉舞弊必須調查，由法院作出令人信服的裁決，讓敗訴方心服口服；如果沒有發現足以改變選舉結果的系統性舞弊，那就應該認賭服輸，而非繼續胡攪蠻纏。

　　事實上，負責組織和布置聯邦選舉的是州縣一級的選舉委員會，一般由兩黨選派的委員對等構成，以保證其政治中立性；負責計票的是中立性受到法律保護的普通公務員，而且現場都有數量眾多的兩黨觀察員。在這種體制下，很難在總統大選層次發生大規模、系統性舞弊。這也是為什麽各級法院迄今為止並沒有發現大規模選舉舞弊的任何證據，而 11 月 20 日，紅州喬治亞完成重新計票後，共和黨州長和州務卿立即公開確認拜登當選。州務卿據說是川普的“鐵粉”，但他終究是喬州的州務卿，而不是“總統的人”，結果被總統宣布為“人民的敵人”，但應該無損其一根毫毛；他明確拒絕選邊站，並有力捍衛了喬州大選的完整性，顯示了一位合格公務員的法律底線。

　　然而，美國“三權分立”制度並非完美無缺，其中的“勝者通吃”

　　特點即已屢屢產生弊端。首先，在各州“勝者通吃”的選舉院制度已不止一次扭曲選舉結果，造成獲得選民投票更少的總統候選人勝選。

　　近二十年，這種違背民主的不正常現象似乎愈發頻繁，2000 年布什和 2016 年川普都因此而當選，不僅造成選舉院投票結果有違多數民意，而且使得整個大選結果過度依賴個別州（如 2000 年佛州）甚至選區的投票結果。事實上，各州沒有必要實行“勝者通吃”的選舉院制度，而完全可以按照候選人的得票比例分配選舉人名額，就像目前內布拉斯加和緬因州那樣。在無需修憲的情況下，這樣的選舉院制度改革即足以更準確地體現多數民意，選舉結果也更加穩定。

　　更重要的是，用政治學家林茨(Juan Linz)和利普哈特(ArendLiphart)的話說，總統制本身是最大的“勝者通吃”：總統全國只能有一個，不是你就是他；即便川普得了 47%、7000 多萬張選票，但是功虧一簣、一切歸零。也難怪川普的支持者著急，提出了各種舞弊指控，甚至不惜炮制各種謠言——總統太重要了，誰當選太重要了！事實上，這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反常：任何一個人、一場選舉都不應該這麽重要的。如果像此次美國紅藍陣營這樣，雙方都堅信這是一場決定命運的“正邪之戰”，整個民族的命運都維系在兩人之一身上，好像選錯一次就會萬劫不覆，那麽這場選舉早已承受了其不可承受之重，這樣的國家也將隨著大選時刻的來臨跌宕起伏。總統制的“勝者通吃”讓雙方都輸不起。它不僅要為此次大選中出現的各種狂熱、焦慮

　　和分裂負責，而且這種狂熱、焦慮和分裂會每四年再來一次，對於修覆美國契約有害無益。因此，如果拜登能夠順利上任，這固然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它終於結束了分裂美國的“川普模式”，但我對新總統並沒有太多的期待——美國總統當然能做很多，但恰恰是總統制本身讓美國更加分裂。

　　相比之下，以西敏寺模式為代表的英國或德國議會制會更加理性平和，因為沒有“勝者通吃”。總理或首相固然重要，但是不如總統重要，內閣在很大程度上集體決策。即便像英國這樣的兩黨制國家，內閣成員悉數由多數黨出任，內閣仍須向多黨構成的下議院負責。議會多一名工黨、少一名保守黨，甚至出現議會選舉舞弊指控，固然也是一件事，但無需激動亢奮，因為不會改變大局。多黨制德國設置了一位總統，但幾乎沒有實權。既然連最大黨都得不到過半數議席，內閣必須由最大黨（目前基民盟）與其它黨聯合執政。利普哈特甚至提倡“共治”(consociational)模式，也就是內閣按議席比例實行政黨大聯盟，其普遍意義的可行性固然可以質疑，但是某些“深度分裂”(deeply divided)社會的政治實踐似已證明共識模式行之有效。如果這類國家實行“勝者通吃”的集權總統制，必然會加劇族群、宗教、語言等維度上的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甚至很快退回到內戰狀態。

　　我以前一直認為，美式總統制差不多也就是美國能玩得轉。拉美及許多非洲國家的總統制比美國模式更集權，為害也更烈，直接加速了這些國家的民主崩潰。當然，自 1990 年代林茨教授提出“總統制的危機”命題以來，總統制和議會制的比較一直是一個爭議話題，但雙方不爭的事實似乎是，議會制的制度表現全面領先於總統制——盡管領先的原因究竟是否制度本身尚有爭議，而多數國家由於歷史路徑依賴和社會大眾心理等原因，並沒有告別總統制、選擇議會制的自由。為總統制辯護的學術觀點多建立在制度績效比較的統計分析基礎上，但是對拉美和非洲總統制國家的個案觀察不難發現，無論這些國家緣何選擇了總統制，集權總統的個人獨裁、民粹主義及其和議會產生沖突與死結的傾向顯著增加了這些國家的轉型難度，絕非中國未來的制度樣板。

　　和這些國家相比，美國的民主與法治傳統無疑要深厚得多，因而此次大選尚能有驚無險，但是在任總統為謀求自己連任而有這麽大的能量調動體制內和體制外資源，也確實讓人為它捏一把汗。即便有各大媒體監督、體制內分權掣肘、獨立法院對選舉合法性的維護，仍然無人能斷言明年 1 月 20 日權力交接之前不會出更多的幺蛾子。一個人能有這麽大的權力，以至連如此成熟的美國憲政體制都差點駕馭不住，這不能不說是美國“總統制的危機”。其實，即便沒有此次危機，總統制也不正常。每當我看到“天選偉人”台上大手一揮滿嘴跑火車，台下紅山紅海一片歡騰，厭惡之心發自本能油然而生。我相信許多美國人也是如此：不論誰做美國總統，都會有近乎一半的美國公民懷有強烈的反感。從克林頓、布什、奧巴馬到川普，數量幾近相當的雙方對幾乎每一任總統的評價都是截然相反；恨他的恨得要死，愛他的愛得要命。除了洗腦體制下的毛澤東之外，我沒見過有哪個人像美國總統這樣同時收獲這麽多的愛和恨。為什麽會這樣？我只能找到一個原因，那就是這個人太重要了、權力太大了，人民太在乎他了，以至不論誰來做，總統這個人就在分裂他的國家並加劇政治極化。

　　我當然知道，總統制和“三權分立”是美國憲法的根本制度；問題再大的憲法制度一旦實施起來，尤其像美國這樣實施了兩百多年之久，必然帶有巨大的歷史慣性。加上聯邦憲法本身的修憲難度，要美國改變總統制無異於天方夜譚，但這也許是美國人應當在大選塵埃落定後開始思考的問題；否則，四年一度“勝者通吃”的大選只會繼續加劇美國社會的分裂。

　　不論如何，美國總統是美國人民選舉產生的；美國能否修覆正在被撕裂的社會契約——不同種族能否相互尊重並平等對待，不同階級能否和平解決利益沖突，不同觀點能否自由表達……這些問題的決定權最終都掌握在普通美國人手里。只有當多數美國人願意繼續信守自己的社會契約，美國才能恢覆世界對其憲政制度的信任，繼續作為中國等欠發達國家的“民主燈塔”。

　　五、中國自由派何去何從？

　　對於此次中國自由派尤其是“公知”的認知失準，不少人痛心疾首，並對中國憲政民主的前景表示悲觀絕望——連號稱追求憲政民主的自由派都是這個樣子，絕大多數人被洗腦的中國還能有什麽前途呢？我認為，這次美國大選確實暴露出中國自由派長期存在的某些問題，但是悲觀絕望似無必要。某種意義上，我們應當慶幸這次美國（而非今後中國）大選暴露出這些問題，或許有助於防患未然。雖然經歷了四十年改革，中國社會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但是人民不僅從來沒有最起碼的參政機會，連選舉村長和鄉鎮人大代表的機會都沒

　　有，而且從來也不能在新聞自由、信息多元（其中必然夾雜著各種假消息）的環境下作出知情判斷。因此，認知失準是可以理解的現象，但是必須重視這些現象所體現出來的認知障礙。支持川普的部分中國自由派不只是誤判了大選事實細節，而且發生了長期在極權體制影響下形成的認知障礙，以至在背離常識的判斷中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極權主義認知障礙體現了極權思維的三個特征。第一，價值觀上的教條主義——認定一種意識形態、政策偏好或宗教傾向為絕對正確的“天條”，任何與之相左的思想立場都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異端邪說。第二，人性二元論和階級善惡觀。既然存在一種“正確”思想，即必然存在掌握正確思想的“領導階級”和“先進”黨派，以及誤入歧途並堅持錯誤思想的“落後”階級或黨派。第三，領袖崇拜和自以為是。既然一個政黨持有“真理”或“先進”理念，那麽這個政黨的領袖也是不容置疑的，任何批評領袖的言論都是邪惡勢力制造的謊言。歸根結底，部分中國自由派的認知誤區是極權體制下養成的自大和無知造成的，真可謂“一葉障目”。他們需要放下自己，學學美國憲政的 ABC，看看美國民主政治是怎麽運作的。

　　當下對於中國憲政民主最重要的是，美國依然是“燈塔”。此次大選向我們顯示，美國的社會契約發生了嚴重的破裂，但是它仍有自我修覆的能力；它的言論與新聞自由、選舉民主、地方自治、行政中立與司法獨立仍基本保持完好，因為多數美國國民仍然信奉這些政治自然法則，並依靠它們約束了試圖破壞這些法則的獨裁總統。中國憲政需要“外援”，但歸根結底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而這件事只有在相當多數的中國人接受了社會契約之後才有可能。美國大選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們的認知差距。我們需要彌合這個差距，接受人格平等、人性一元等社會契約的基本前提，才能構建中國自己的社會契約和憲政民主。

　　（首發於《FT 中文網》，2020/12/1）

　　什麽是民粹主義？

　　劉擎

　　“民粹主義”（populism）是西方政治學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近年來成為公共輿論中頻繁使用的熱詞，以此描述一種令人注目的新興政治勢力：從英國獨立黨領導人法拉奇，法國“國民陣線”主席勒龐，到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以及土耳其總統啊多安等。這些政治人物呈現出某種“家族相似”特點，他們強硬而富有煽動力，鼓吹極端的理念和政策，宣稱代表底層民眾，訴諸民眾被漠視的利益和被壓抑的憤怒，發誓徹底改變腐敗和無能的建制派精英們所造就的黑暗現狀，並許諾民眾一個嶄新的光明未來。在許多評論家看來，民粹主義是一個現成可用的概念，得以把握當下一種重要政治動向的特征。這個概念也因此走出了學術研究的象牙塔，成為公共領域的一個焦點議題。

　　在近年大量出現的相關著作與文章中，米勒的《什麽是民粹主義？》脫穎而出，甚至被譽為“對民粹主義現象最好的理論解釋”。

　　這本書在 2016 年 4 月由蘇爾坎普出版社推出德文版，英文版於 8 月出版（賓夕法尼亞大學出版社），次年 12 月企鵝書局又發行了新版（增加了新的後記），至今已經有 20 多種語言的譯本出版，獲得了廣泛的引用和評論，頗具轟動效應。

　　這部篇幅短小的著作得以產生如此影響，或許與作者本人日漸上升的聲譽有關。米勒是 1970 年出生的德國人，曾在柏林自由大學、倫敦大學學院和牛津大學學習。1996 年成為牛津大學全靈學院的“獲獎學者”（Prize Fel ow），七年之後在聖安東尼學院的現代歐洲思想與歐洲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2005 年開始在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任教，目前是政治理論教授。米勒在歐洲思想史與政治理論領域的研究成就卓著，從 2000 年起先後出版了七部著作（其中《另一個國度：德國知識分子、兩德統一及民族認同》《危險的心靈：戰後歐洲思潮中的卡爾·施米特》和《憲政愛國主義》等已有中譯本出版），受到學界的關注與讚賞。同時，米勒對社會公共事務懷有熱忱，曾於 2000 年在柏林創辦了歐洲文理學院（European Col ege ofLiberalArts），這是德國第一所英語授課的私立文理學院。他還是活躍在公共領域的知識分子，積極介入當代思想辯論，在重要報刊媒體發表文章、接受訪談，在許多著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加會議、發表演講（2018年 10 月曾應邀在北京大學舉辦講座）。他的視野開闊、思想敏銳、文鋒犀利，又有非常出色的學術訓練，在當今歐美思想界越來越引人注目，已經成為中生代自由派的思想健將。

　　《什麽是民粹主義？》正是一部介入思想爭論的著作。民粹主義的概念相當覆雜，也容易被濫用。早在半個世紀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曾為此召開過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們一致同意，民粹主義這個術語雖然有用，但含義太過模糊，以至於無法形成單一的確切定義。概念上的這種含混歧義一直持續至今，也反映在最近的公共論述中。米勒這本書的一個主旨就是要做概念清理。他反對時下對民粹主義一詞過度寬泛的使用。民粹主義可能表現為反建制、敵視精英、憤怒、非理性、不負責任、仇富、排外……但所有這些都不是其獨有的特征。

　　米勒認為，民粹主義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對精英，而是對“人民”代表性的壟斷：民粹主義者們宣稱，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這種對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壟斷才是民粹主義的獨特之處。

　　訴諸“人民的意志”意味著信奉“人民主權”原則，因此民粹主義與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總是如影隨形。米勒認為，民粹主義是代議制民主無法擺脫的“永恒的影子”，是一種“源於民主世界的內部”的危險。民粹主義要維持其對代表性的壟斷，就必須抹殺現代社會的多元性，也就必須壓制和排斥部分民眾的意志和利益，從而反諷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種精英政治罪行（壓制與排斥）。

　　在根本上，反多元主義（anti-pluralism）的特征使民粹主義不僅是反自由的，最終也是反民主的。

　　米勒對施米特有過深入的研究，特別對施米特的“同質化人民”

　　做過尖銳的批評分析，這使他對民粹主義的反多元主義特征抱有特殊的敏感性。在他看來，一個覆雜多元的現代民主社會中，絕不存在單一的政治意志，更不用說單一的政治觀點了。這是所有歐美社會的政治現實。英國脫歐公投中有 48%的投票者選擇留在歐盟，美國總統大選中，希拉里·克林頓獲得超出川普 286 萬張的大眾選票，歐爾班在匈牙利策劃公投“抵制布魯塞爾在移民問題上發號施令”，但投票人數未達到一半，實際上失去了法定效力。但所有這些事實都不妨礙民粹主義政客聲稱他們代表全體人民。法拉奇宣稱，英國公投的結果是“真正的人民的勝利”，這意味著反對脫歐的公民算不上“純正的英國人”；川普也曾在競選集會中宣稱“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人民的聯合一體，因為其他人毫無意義”。顯然，民粹主義者需要制造一個神話：世上存在一個真正的“人民”群體，一個同質性的、永遠正直的人民，全體人民可以通過一個聲音表達心聲，而民粹主義者自己就是這個聲音，是人民獨一無二的道德的代表。

　　民粹主義對民主政治會造成什麽樣的危害呢？在米勒看來，它首先將政治對手“非法化”。指控自己的競爭者“非法”並不是在表達政策的分歧（政策分歧本身是民主政治的特征之一），而是將政治對手妖魔化，“揭露”他們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敗。米勒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一個妖魔化的極端例子。美國有一名右翼電台的節目主持人瓊斯（Alex Jones），是川普狂熱的支持者，而且收到過川普本人的電話致謝。他在網站上發布消息說，克林頓和奧巴馬真是從地獄中上來的人，“如果走近他們，你會聞到地獄的硫磺氣味”。在這種妖魔化的驅動下，民主不再是競爭的政治，而是你死我活的惡性鬥爭，是善惡之間的決戰。同樣，由於民粹主義者否認社會的多元主義，執意要把公民之間的分歧轉化為“人民與非人民的對抗”，堅持要將異己的人群——那些不支持或不認同他們“人民”觀念的人——排除在“真正的人民”之外。

　　在對民粹主義的特征做出闡釋之後，米勒也對當前相關討論中的一些流行誤解提出了批判分析。第一，有人相信民粹主義與代議制民主相比更具“直接民主”的傾向，這會使政治更貼近民眾。但米勒反駁說，民粹主義者並不反對代議制民主，只要他們自己是那個代表；他們甚至可以不反對精英，只要精英是他們所定義的“人民”的代言人。他們呼籲要讓“人民自己發出聲音”，但完全不關心廣泛的民主參與，他們熱衷於政治和道德的斷言，而不是促進開放的、自下而上的公民辯論。他們制造民意的方式是在（直接或間接的）民主程序之外來定義人民。第二，有大量研究表明，右翼民粹主義的支持者與其社會經濟狀況並不直接相關。在上屆美國總統大選中，川普的支持者並非低收入人群，大多數經濟狀況最差（年收入不足 5 萬美元）的人群投票給了希拉里·克林頓。將民粹主義的支持群體與現代化的失敗者相聯系的看法，缺乏可靠的經驗證據基礎。實際上，川普的成功秘訣在於，他使許多白人（仍然占美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相信，他們自己的地位已經衰落，變成了受壓迫的少數族群，從而將“白人身份運動”與“美國人民”關聯起來。第三，許多自由派分析家認為，民粹主義政客一旦上台執政就會自我瓦解，因為他們沒有真正可行的政策。在他們看來，民粹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抗議政治，而“抗議者是無法統治的”，因為在邏輯上人們不能抗議自己。而米勒認為，這是一種自我安慰的錯覺。民粹主義執政並不必定落入自相矛盾。執政的民粹主義者當然會面臨種種挑戰和失敗，但他們總是可以將所有失敗都歸咎於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壞，這就是民粹主義者往往偏愛陰謀論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須永遠正確，一切失敗都是敵人的陰謀所致，而國內或國外的敵人總是取之不盡的。

　　實際上，在俄國、土耳其、匈牙利和波蘭等國，民粹主義政客已經成為執政者。當政的民粹主義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壓民間批評意見當然不僅限於民粹主義政府，但公民社會中存在反對力量的事實，會對民粹主義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難題”：這會瓦解他們所宣稱的獨一無二的代表性。因此，他們竭力需要“證明”所謂的公民社會根本不是公民社會，證明任何民間的反對力量都與“真正的人民”毫無關系。這就是為什麽普京、歐爾班和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PiS）總是試圖將異議組織“鑒定”為受外來勢力操縱或者本身就是外國間諜。為了制造統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壟斷的人群必須被禁聲或名譽掃地，或者促使他們離開自己的國家，將他們從“純粹的人民”中剝離出去（近幾年來，大約有 10%的波蘭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國外）。

　　由此，民粹主義政客不僅造就了自己的國家，而且造就了他們一直以其之名發言的同質化的人民，民粹主義因此可以成為某種“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著一個悲劇性的反諷：當權的民粹主義者恰恰犯下了他們當時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種政治罪：排斥公民和篡奪國家，他們最終會做出所謂建制派的行徑，只不過更帶有合理化辯護或自覺意識。因此，以為“大眾反叛”

　　的民粹主義領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種深刻的幻覺，民粹主義者不過是另一種類型的精英，他們試圖借助政治純粹性的集體幻象來掌控權力。

　　那麽，應當如何應對民粹主義勢力的蔓延？米勒對此並沒有完整的方案，但提出了幾點明確的主張。第一，需要防止對民粹主義一詞的濫用。不應當將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希臘左翼聯盟（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黨“我們能”黨（Podemos）與法拉奇和啊多安混同為一個類別，統稱為民粹主義。因為只有後者才宣稱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認社會的政治多元性，並在此基礎上試圖重塑社會民主。第二，應該認清民粹主義者們對民主的威脅，而不是誇大他們對精英權力有益的矯正作用。當然，同時需要在政治上與民粹主義者接觸，而且不是援用民粹主義那種排斥和妖魔化的方式來對待民粹主義者。

　　第三，需要將民粹主義政客與其支持者區別開來。民粹主義者虛構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統一的意志”，但他們觸及的政治問題並非完全虛構：西方國家日益嚴重的不平等，以及許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這些都不是杜撰的問題。那些支持他們的民眾也並不只是受到煽動蠱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緒爆發。理性與情緒的分野本來並不那麽涇渭分明，情緒當然可以有理由，這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接受所有這些理由，但宣稱所有民粹主義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憤怒驅使”，那將永遠無法對他們的理由展開真正嚴肅的討論。最後，必須直面“我們時代特有的真實沖突”，主要不是所謂“精英對峙人民”的沖突，而是更為開放的倡導者與某種封閉的支持者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包含著切實的利益關切，應當讓貿易協議等政策轉向更有利於工薪階層，由此贏得選民的支持。當然，這只是抵制民粹主義戰略的一部分。米勒告誡說，利益之戰並不是一切，“自由主義者也必須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險領地”，必須打破民粹主義編造的“純粹的人民”的幻象，並塑造一種“更有吸引力的、最終是多元主義的英國性和美國性的概念”。

　　米勒的著作獲得了廣泛的讚譽，自然也受到了一些批評和質疑。

　　比如，耶魯大學的斯坦梅茨—詹金斯（Daniel Steinmetz-Jenkins）教授指出，米勒的著作深受反極權主義的民主思考影響，尤其是勒浮（Claude Lefort）和羅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的著作。因此他對民粹主義的理解建基於反極權主義的理論，而這種理論所針對的敵人如今已不覆存在。這使得米勒完全沒有觸及民粹主義與宗教之間的重要關系。愛丁堡大學的沙巴爾（Emile Chabal）教授認為，米勒的研究注重民粹主義的形式特征而忽視了其實質內容。各種民粹主義在道德宣稱的壟斷性上具有形式相似性，但其內容的合法性來源相當不同，有些訴諸超驗的宗教信仰，有些標舉傳統，有些則依據“國家”或“革命”等世俗觀念的話語建構。如果對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實質內容缺乏分析，那就無從解釋為什麽有些民粹主義者能成功，有些則不能，雖然他們同樣都聲稱“代表人民”。

　　對於民粹主義的歷史、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已經有六十多年的歷史，近幾年尤其活躍。米勒這本小書的論述既不是全面系統的，也未必足夠深入，但它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如其書名所示）對澄清“什麽是民粹主義”做出了富有啟發性的闡釋，並由此針對當下的政治現象提出許多敏銳而深邃的批判分析，這是這本書獲得廣泛影響的原因，也是值得讀者思考與借鑒的價值所在。

　　（首發於《政治憲法學》，2020/12/14）

　　川普：民族至上的民粹保守主義

　　許紀霖

　　四年前川普的上台，預示了這個世紀風向的變化：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時代終結，一個以民族主義為特征的新世紀正顯山露水。

　　在川普當選之後的第三天，福山在《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指出：

　　“我們似乎正進入一個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新時代，在這個時代里，自 1950 年代起構建的主導性的自由秩序開始遭到來自憤怒而強健的民主多數派的攻擊。我們可能會滑入一個充滿競爭而憤怒的民族主義世界，這種風險是巨大的，而如果真的發生，這將標志著一個與1989 年柏林墻倒塌同樣重大的時刻。”

　　上個世紀的標志年，是 1917 年俄國的十月革命，鐵腕領袖列寧將民粹主義與國際主義結合，開啟了 20 世紀的革命年代。從 1917 到2017 年這一百年，時代的風向從左翼轉向右翼，其間有過冷戰、“歷史終結”、全球化的高歌，如今竟成全了一個保守的民族主義時代，全世界主要國家，除了德國與法國，幾乎都是民族主義領袖的天下。

　　為什麽在 1917 年，民粹主義與國際主義結合，而在 2017 年，會轉而與民族主義結盟？在這百年之中，民粹主義何以形成了四次狂飆？川普的民粹主義，又具有什麽樣的特征？

　　一、什麽是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是一個現代的現象。在代議制民主政治之中，民眾對政治的參與是通過制度化的政黨代表制，選出自己的利益代理人政治精英，間接地參與政治的過程。當這一精英代表制發生危機或處於衰敗的時候，被動員起來的民眾將會繞過政黨，甚至摧毀精英制度，直接介入政治過程，或者訴諸於魅力型領袖，以實現自我的利益。

　　從政治意識形態而言，民粹主義是中性的，既可以與左翼的、激進的列寧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結合，也可以以右翼的、保守的民族主義、威權主義為旗幟。但無論左右，民粹主義都有其共同的“家族徽記”，其主要有三個特點：人民整體、虛無主義和神魅領袖。

　　民粹主義所理解和闡述的人民，並不是一個個具體可數的權利的個人，即共和制度下的公民。民粹主義者口中的人民，是一個同質化的、利益不可分割的整體，盧梭的“人民主權論”開啟了現代民粹主義的理論先河，具有最高主權的人民體現為集體化的公共意志。它不能被代表，也不能授權給政治代理人代議士，人民必須直接在場，但吊詭的是，這一整體的集體意志卻可以被“宣稱”，由神魅型的領袖作為人格化的展現。

　　在現代民主政治之中，憲法也是人民集體意志的精神體現，競爭性的政黨也會宣稱代表人民利益，但是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核心區別，不在於是否代表人民意志或利益，而是民粹主義對人民的代表性壟斷。代議制下的政黨，所競爭的是一個可以分割的人民利益，不同的政黨所代表的，只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它必須承認、也照顧到對立政黨所代表的另一部分人民的利益。所謂人民的整體利益，只是“化私為公”，是各種私意化的選民利益的整合，並不存在某種克服了“私意”的純粹的、抽象的“公共意志”。比如，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設置，預設了無論是總統、還是國會、司法，都不是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需要通過權力的相互平衡和博弈，才能無限接近人民的整體利益。

　　然而，誠如繆勒（Jan-Werner Muller）所說，民粹主義是對人民代表性的道德性壟斷。他們不承認現代政治的多元性和競爭性，只有他們才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別人或別的政黨，不是人民利益的虛假代表，就是人民的敵人。於是，民粹主義必須有敵人，那就是人民的敵人。沒有敵人就沒有自我。民粹主義通常都具有強烈的敵我觀念，人民是道德的、正義的，而人民的敵人邪惡的，是必須被消滅的。

　　民粹主義雖然具有強烈的道德性、乃至宗教性，但在價值上卻是虛無主義的。所謂虛無，乃是民粹主義將人民的利益視為唯一的、最高的價值，但這一價值究竟具有何種內涵，卻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和不確定性。因為其曖昧含混，所以特別便於神魅領袖或者政客操控，將一己之價值和利益冒充為“民意”或者共同利益。

　　吊詭的是，民粹主義在價值上雖然是虛無主義的，但在形態上卻具有宗教的特征，它需要某種許諾的願景，某種烏托邦幻想，如此才能吸引和動員盡可能廣泛的民眾參與領袖所承諾的“偉大事業”。民粹主義將現實描述為一團漆黑，將烏托邦願景宣傳得無比美好和光明，在黑暗的現實與光明的未來之間，需要由一個神魅型的領袖出來，帶領人民實現歷史性的跨越。

　　在現代政治當中，社會底層總是潛伏著某種民粹主義的自發沖動，是否爆發成廣泛的運動，取決於一個神魅型領袖的出現。現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科層制官僚管理，但民粹主義的領袖總是繞過官僚機器，通過廣場或者網絡新媒體，直接面對民眾發自己的聲音。在官僚組織中生長出來的政治領袖，不一定有個人魅力；但能夠發起民粹運動的領袖，一定要有奇理斯瑪式的個人魅力，沒有魅力形成不了民粹運動。

　　當民眾分裂不嚴重，有較多共識的時候，各政黨都在爭取中間選民，社會底層要形成民粹沖動、建制里面要冒出神魅領袖都比較罕見。一旦發生戰爭、秩序危機或經濟危機，社會撕裂成互不相容的對立兩派，議會中趨於中間的建制派力量式微，極端性的政黨或者派別占據主流的時候，那種超越黨派的魅力型領袖就會脫穎而出，直接面向民眾，掀起民粹主義的狂潮。

　　二、百年來的四次民粹主義活動

　　1917 年以來的百年世界歷史，民粹主義運動出現了四次狂潮：

　　1917 年的俄國紅色的十月革命，1933 年的以種族主義為號召的納粹德國掌握國家政權，1968 年法國無政府主義的五月風暴，2017 年以川普上台為象征的保守民族主義。其中，兩次是左翼的民粹主義運動，以階級解放或文化解放為旗幟，兩次是右翼的，以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為號召。

　　1917 年俄國的十月革命開創了紅色的 20 世紀新紀元。沙皇俄國的舊秩序，因為戰爭的失敗而失控，在 1905 年革命中誕生的蘇維埃重新覆活，在二月革命之後成為與臨時政府平行的政權。蘇維埃類似法國的巴黎公社，由工人、士兵通過直接民主的方式組成。在列寧和托洛斯基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黨抓住結束戰爭和分配土地兩個口號，成功地獲得了底層民眾的支持，並借助蘇維埃進行第二次的十月革命，最終推翻了臨時政府，奪取了政權。在被戰爭摧毀的舊廢墟上建立了革命的新秩序。列寧隨之廢除了制憲會議，具有直接民主的蘇維埃政權也蛻變為由布爾什維克一黨控制的無產階級鐵腕專政。紅色政權的敵人就是反對它的人：從地主、富農、資本家到舊軍官、舊官僚，以及新政權內部的反對派，他們通通都被冠以“人民公敵”。

　　直接引發俄國革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乃是歐洲各國民族主義高漲的惡果，蘇俄高舉的國際主義旗幟是對一戰的國家主義的反彈，其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以及被壓迫民族與民眾聯合起來，進行民族獨立和階級解放的革命，建立一個平等的新世界。在民粹動員的背後，有一個彌賽亞式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誠如托尼·朱特所說：馬克思主義是關於人類拯救的道德福音，馬克思的信念的道德嚴肅性使我們整個世界的命運同最貧苦、社會最下層的人的狀況緊密聯系在一起”，馬克思主義“成為堅定不移地服從那種代表和保衛全世界受苦人利益的思想和運動的力量”。

　　十月革命之後，全球形成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彼此隔絕的世界。一面是由第三國際到處播種的世界革命，另一面是 1929 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導致的資本主義世界資源、資本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在德國，由魏瑪憲法所建立的民主體制因為無法克服經濟的大蕭條和凡爾賽條約帶來的國家恥辱，自由主義和左翼的政黨一盤散沙，軟弱無能，民眾普遍地期待一個強有力的領袖人物出來拯救德意志，實現國家覆興。在這種背景下，遂讓希特勒這個充滿魔性的納粹領袖橫空出世。

　　希特勒並沒有像斯大林那樣改造整個社會結構，只是在現有秩序上加上一個法西斯主義的結構。他將猶太人誣認為民族公敵，以民族優越論煽動起整個德意志民族的狂熱，從知識分子到普通民眾。極權主義將在現代化中失落的邊緣人群組織起來，喚醒沈睡的大多數，讓他們以民族、國家的名義獲得歸屬感。而納粹早期在軍事、經濟上的巨大成功而虛幻的民族覆興，更是為全民族的狂熱打了一針強心劑。

　　納粹帝國的覆滅讓右翼民族主義沈寂了半個多世紀。二戰之後西方的經濟繁榮和飛速發展，造就了戰後一代中產階級，民粹主義運動似乎應該銷聲匿跡了。然而，1968 年的法國五月風暴，在西方世界又一次掀起革命的民粹狂瀾。這次革命的主力不再是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或其他勞苦大眾，而是城市中產階級的孩子們。這讓保守派評論家大跌眼鏡，說這次青年學生的抗議不是因為出於不滿，而是無聊。事實上，無論是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保守的國家主義者，對五月風暴都看走了眼。這不是一場傳統的階級革命，而是年輕一代對年長一代所把持的壓抑性社會體制的文化革命。

　　這場年輕一代的文化革命，多多少少受到毛澤東以及“文革”的示範性影響。只是毛發動紅衛兵起來革命的對象是官僚機構，巴黎學生造反的對象則是基督教-資產階級的主流價值觀。存在主義哲學家保羅·薩特成為了法國文化革命的精神領袖。然而，五月風暴與十月革命雖然同為左翼的民粹主義運動，其革命性質卻迥然不同，五月風暴不以奪取國家政權為目標，無意建立巴黎公社、蘇維埃式的新國家機器，它無寧是一場無政府主義的革命，追求的是各種類型的文化解放，從性革命到邊緣社群的身份權利，不一而足。運動沒有中心，也不需要有中心，沒有階級的鬥爭，只有身份的認同。法國五月風暴以及同時在美國爆發的文化反抗，開創了一個新的左翼抗爭政治的時代，不再致力於整體性的奪權與顛覆，而是改變策略，以各種局部的、碎片化的、互不關聯的性解放、女權運動、同性戀運動、少數族群的政治等等作為民粹運動新的形式，其影響蔓延至今，其結果便是保護弱勢群體的“政治正確”成為了不可動搖的原則。

　　到了 20 世紀末，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加入改革開放，全球化進入快車道，福山甚至樂觀地歡呼“歷史已經終結”，似乎從此就是西方式的新自由主義的終極天下。然而，他的老師、老辣的亨廷頓卻提出了冷戰之後的世界沖突新藍圖“文明的沖突”。不到十年，竟成讖語，2011 年的 911 事件開啟了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噩夢；隨著中國的崛起、西方與俄國的蜜月關系結束，東西方世界重新陷入“新冷戰”。另一方面，全球化產生的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的加劇，“反全球化”的呼聲在西方世界日益高漲，這一切矛盾沖突所形成的趨勢逆變，終於到 2017 年累積成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一個全球化的民粹保守主義時代終於驟然降臨。

　　三、今日美國民族至上的民粹保守主義

　　英國退歐、川普當選、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新民粹右翼政黨的上台、美國與各國全球貿易戰的開打，2017 年前後所發生的這幾個世界重大事件，正式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時代的落幕。

　　美國是當今世界的頭號強國，它是世界的風向標。川普的右翼民粹-民族主義的崛起，並非一個偶然的事件，對於美國來說，其對外政策可能是對太平洋戰爭以來美國實行了七十多年之久的世界主義的大調整，其內部政策可能是對 1960 年代以來半個世紀所形成的“政治正確”的大反彈。也就是說，川普在外交上要重新回到美國的孤立主義傳統，在內政上要重建一個以白人為中心的基督教文明的國家認同。

　　在川普剛剛當選之時，輿論普遍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商人，或者是一個政治商人，沒有價值，投機善變，會將原則作為交易的籌碼，然而，一年半的執政歷史，表明川普在似乎是喜怒無常的多變之後，卻有其自身的固執信念所在。川普的信念基於三條原則：盎格魯·撒克遜的基督新教、美國至上的民族主義和古典自由資本主義。

　　首先，川普是虔誠的基督徒嗎？從他的演講和推特的言論之中，似乎很少散發出宗教的氣息。然而，這位祖輩從德國到美國的歐洲移民後代，卻有著強烈的以白人為中心的保教（基督教）心態。無論是他的禁穆（穆斯林）令、修築美墨邊界長城，還是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政治正確”的激烈反對，都表明他理想中的美國，不是一個異質的、開放的多種宗教、多個民族平等相處的多元帝國，而是一個以盎格魯·撒克遜的基督新教為中心的單一文明國家。自 1960 年代以後，文化多元主義本來已經成為了美國的主流思潮，但川普卻要回到早期美國的“大熔爐”時代，誰要成為美國的新公民，必須接受美國主流的基督教文明價值觀。

　　從某種意義上說，川普不過是一個粗鄙版的亨廷頓。早在二十年前，亨廷頓已經將美國的外部敵人定位於伊斯蘭教和儒教，而內部的敵人則是瓦解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多元主義。亨廷頓要恢覆的，是美國建國之初的新教傳統，是白人為中心的單一文明國家。在他看來，如果繼續被各種外來異質的文明侵蝕，美國遲早會像羅馬帝國和蘇聯帝國那樣，由於缺乏國家的核心價值的認同而土崩瓦解。事實上，從小布什時代開始，共和黨已經在實踐這一“亨廷頓主義”，只是到了川普這里，意志更堅決，態度更強硬，措施更激進。

　　其次，在國際政策上，川普也一改羅斯福以來美國拯救世界的世界主義理想，回到早期的孤立主義傳統。在美國的歷史當中，一直有兩種互相沖突的文化傳統，一種是清教徒的普世主義理想，相信美國處於上帝恩寵的“巔峰之城”，有責任在全世界傳播上帝的福音（後來世俗化為美國價值），為人類的共同福祉作出犧牲。另一種是美國建國之初由華盛頓確定的孤立主義政策，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核心，不與任何國家結盟。普世主義與孤立主義構成了美國對外政策矛盾的兩面。二戰至今的近八十年的美國，是一個普世主義的美國，作為世界頭號的強國，它到處輸出美國價值，擔當世界警察的職責，然而，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中就此反思：美國究竟是世界主義的普世帝國，還是特殊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民族國家？川普上台以來的種種“逆全球化”的政策，乃是對二戰以來的美國世界主義政策的大調整，重新回到早期的孤立主義傳統。但川普的孤立主義並非全面退出國際合作領域，乃是一切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凡是不涉及到美國核心利益的，甚至有損美國利益的，川普堅決退出，而與美國利益休戚相關的領域，川普不僅不退，反而表現得比之前更強硬，更加咄咄逼人。美國的這一戰略大調整，在全世界激起強烈的反彈，為了回應乃至報覆美國的單邊主義，有關各國也以本國的國家利益重新制定對外政策。全球化以來所形成的以人類利益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受到覆活了的民族至上主義的嚴峻挑戰，一旦民族至上主義的魔鬼被釋放出來，21 世紀的未來歲月，將發生更多的國家之間的沖突，這個世界將處於自二戰之後所未有的動蕩和不確定風險之中。

　　第三，川普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嗎？這必須提到曾經是川普的首席戰略師班農。雖然他已經被川普解職，但依然是川普的靈魂人物。

　　班農堅定地相信，對美國危險最大的是三股勢力：第一是穆斯林的原教旨主義，第二是崛起中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第三是美國本土文化精英（所謂致力於全球化的達沃斯黨），他把後兩種稱為權貴資本主義，視位威脅美國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大的外部和內部的敵人，而自由資本主義正是他視為生命的猶太教與基督教文明共有的社會根基。

　　顯然，崇尚競爭、交易公正的自由資本主義正是川普這個商人總統的政治意識形態，自由資本主義與基督教文明觀、民族利益至上的國家觀一起，構成了川普三位一體的核心價值觀。

　　川普並非是一個偶然出現的現象，他在美國社會，有不同忽視的民粹基礎。無論在競選當中，還是執政期間，他的以基督教文明和自由資本主義為價值核心的民族主義，在民間掀起了持續不斷的民粹主義狂瀾。班農將之稱為“部落主義運動”或“新本土主義者運動”。

　　這一運動的主體是美國白人中的中下層階級，他們過去是收入穩定的藍領階級或者下層白領階級，是一群保守的、本分的基督教徒。在全球化所形成的產業轉移和收入差距擴大的過程當中，既不像華爾街和矽谷的精英階級那樣分得了新經濟發展的最大一份蛋糕，又沒

　　有像非洲裔黑人和拉丁裔族群那樣得到特殊的照顧，自認是全球化運動的受害者。而文化多元主義的“政治正確”又另他們感覺原來處於中心的白人文化被日趨邊緣化。當川普橫空出世之後，這些白人中“沈默的多數”興奮地發現找到了大救星，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在左翼邊緣群體（有色人種、女性、同性戀）身份政治越來越高漲的同時，右翼白人群體的身份政治作為一種對抗，也出現在美國政治舞台。兩種形態上同構、利益上對抗、價值觀上迥異的身份政治，將美國撕裂成兩半，而且呈現出日益極端的對抗之勢。川普令共和黨右轉，民主黨在此刺激之下也將進一步左轉，中間的建制派空間也日益縮小，年底的國會中期選舉和 2020 年的總統大選勢必出現極端的左右翼對決的場面。而與趨中的建制派不同，右翼的川普以及左翼的候選人所能借助的，一定是動員底層的民粹力量，只是雙方的社會基礎不同：一邊是中下層的白人階級，另一邊是非白裔的族群以及各種邊緣社群。

　　只是後者是一盤散沙，而前者以川普為領袖所凝聚起來的身份認同、文明認同和國家認同，將繼續成為美國社會繼續向右轉的社會動力。

　　民粹的狂潮一旦被動員起來，就難以和平收場。如今無論是對於美國、西歐，還是俄國、土耳其，乃至全世界，還剛剛是開始，以民族利益至上為旗號的右翼保守的民粹主義，彼此之間有相互激蕩之勢。未來的世界將更不太平。此時此刻，令人驚心動魄的，是著名的梁漱溟之問：

　　這個世界會好嗎？

　　（首發於“許紀霖之窗”公眾號，2020/11/2）川普是否操弄民粹主義並有獨裁傾向？

　　余智

　　自從川普 2016 年的總統競選開始，直到他前不久的離任，國際社會與中國關於川普是否操弄民粹主義並有獨裁傾向一直爭論不休。此次美國大選中，這一爭論尤其令人關注。

　　筆者認為：川普的確操弄民粹主義並有獨裁傾向。這主要體現在他宣稱代表“人民”整體與“正義”力量、“妖魔化”政治對手及其代表的利益群體，而且不尊重甚至試圖破壞民主體制與規則在解決民意爭端中的地位與作用。美國主流社會尊重民主體制與規則的努力，阻止了他的獨裁傾向的最終實現。

　　中國學者對川普是否操弄民粹主義的看法有很大分歧，核心在於對民粹主義的定義不同。定義之爭，可以見仁見智。很顯然，“民粹”與“民主”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但兩者含義是不同的，通常前者是貶義而後者是褒義。基於這一點，筆者認為：應該從什麽是“民意”、如何實現“民意”兩個方面來界定“民粹”，並將其與“民主”區分開來。

　　民主首先承認“人民”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群體，他們的利益訴求即“民意”各不相同，即“人民”與“民意”本身是分裂的（什麽是“民意”）；然後在這一前提下，主張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法則（狹義“民主”），選舉代議制議員與政府官員，來決定公共政策；同時通過法治（廣義“民主”的重要內容），保障少數群體的利益，防止“多數暴政”-也就是依靠體制與規則，和平解決不同群體的利益矛盾即“民意”紛爭（如何實現“民意”）。

　　民粹在這兩個方面則完全不同，而川普也符合民粹主義特征。

　　一方面，民粹在如何界定“民意”方面，采用“人民整體論”：

　　無視“人民”本身的多元與分裂，將其視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抽象整體，對這一整體的利益訴求即“民意”含混解釋或任意裁定，並將某些政治領袖人物神化為這一抽象“人民”整體與“民意”的代表與化身。這就是中國著名學者許紀霖教授所概括的民粹主義的三個特征-人民整體、虛無主義、神魅領袖，其中核心是“人民整體”。

　　在“人民整體”這一前提下，民粹主義如何解釋現實中無法回避的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差異與沖突呢？其手法是將自身鐘情的某些特定利益群體擴展界定為“人民”，將其定位為“正義”力量，而將自己不喜歡的另外一些利益群體“妖魔化”，視為“人民的敵人”與“邪惡”力量，從而將其排除出“人民”整體，以“階級鬥爭”的思維模式，挑動不同利益群體的鬥爭。

　　川普的政治鼓動與宣傳中，一直采取了這種方法。他實際上主要代表美國中西部“鐵銹帶”地區的中低收入選民（即“紅脖子”白人）的利益。這些群體受經濟全球化額負面沖擊較大，其利益當然應該得到重視。但他一直宣稱自己是全體“人民”的代表。在 2016 年的總統競選中，他宣稱“人民”被國家遺忘了-實際上是將他所代表的上述部分利益群體，擴展為“人民”整體，界定為“正義”力量。

　　川普當時還宣稱國家權力不在“人民”手中，而是被華爾街“資本大鱷”與所謂的“華盛頓沼澤”（立法、行政、司法機構精英）所“竊取”-實際上就是將這些群體“妖魔化”，將他們排除在“人民”

　　之外。界定為“非正義”力量。在 2017 年的總統就職典禮中，他則宣稱自己的當選代表“華盛頓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實際上，川普所抨擊的資本家，本身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其利益也有正當性，否則就等於否定資本主義自身合法性；華盛頓的政治精英特別是立法機構精英，則是“人民”中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更有其合法性。此外，川普歧視的少數族裔、外來移民、少數群體（如性取向異常者）、弱勢群體，也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其各自利益也都有其合法性與合理性。

　　另一方面，民粹在如何實現“民意”方面，則鼓動並采用“反體制”操作：民粹主義不尊重解決民意紛爭的既有民主體制、民主規則與程序正義，甚至對其進行攻擊與污名化，試圖通過各種反體制的操作（包括煽動支持者的街頭運動與暴力、甚至動用軍事與情治力量）實現所謂的“民意”-本質是自己所支持的部分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

　　川普明顯具有這一特征。這在其 2016 年的總統競選中就已充分顯示出來。一方面，如前所言，他宣稱美國民主體制下不同利益群體的合法博弈場所為“華盛頓沼澤”，攻擊與污名化民主體制的參與者，即立法、行政及司法體系的政治精英，卻又拿不出任何證據（其任內沒有抓到一個大的腐敗分子）。這充分說明了他的“反體制”特色。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對美國民主選舉體制的攻擊。在2016 年大選的黨內初選與最終選舉中，對於對他本人不利的結果，他經常沒有任何證據就聲稱選舉受到了“操控”，甚至提前聲稱自己一定會贏，如果輸了則一定是對手“作弊”。當時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明確指出了他的這一問題。但由於川普在那次大選中獲勝，這一問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而在此次選舉中，川普的這一問題得到充分暴露。在大選之前，面對民調落後，他毫無根據地宣稱對手在大選中可能“作弊”，以此為今後的指控埋伏筆。在大選結果揭曉後，他和選舉團隊在沒有實錘證據的情況下，通過網絡自媒體，大量散布民主黨“作弊”的信息，發起了幾十場選舉訴訟，但沒有一場贏得勝利，其中很多官司都是親共和黨甚至他親自任命的法官判決的。

　　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僅不承認敗選，反而指控法官不公正，甚至明示他任命的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沒有“回報”他的任命，完全不尊重民主體制的司法獨立。更重要的是：他更換國防部長、司法部長、情報負責人，近乎赤裸裸地將國家公器用於政治鬥爭；煽動部分共和黨議員，在本來只有象征意義的選舉人團會議與國會認證環節，企圖推翻選舉結果；煽動其支持者通過街頭運動對國會施加壓力，最終釀成支持者暴力沖擊國會大廈的重大事件。

　　以上這些，本質上都是不尊重現有民主體制、民主規則與程序正義在“民意”爭端解決中的地位與作用。在非民主社會中，體制不是民主的產物，反體制具有道義正當性。但在民主社會中，體制本身是民主的產物，反體制的操作只能被界定為民粹主義。

　　此外，川普在任總統期間，不尊重主流媒體監督政府的民主傳統，經常攻擊媒體，甚至試圖剝奪部分記者的采訪權利，也是對民主體制的不尊重。但這相對於其在大選中的表現而言，已經是“小菜一碟”了。

　　川普的上述第一個特征，即采用“人民整體論”，將自己視為“人民”與“民意”的整體（實際只是部分）代言人，而“妖魔化”政治對手及其代表的利益群體，是獨裁者的宣傳特色。第二個特征，即鼓動與采用“反體制”操作，以此實現自己的掌權與政治理念（即自己宣稱的“民意”，實際只是部分“民意”），則直接威脅民主體制、民主規則與程序正義的安全，具有走向獨裁的現實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說，川普的民粹主義也就意味著他的獨裁傾向。

　　所幸的是，美國民主體制經過兩百多年的歷練，非常穩健。美國民眾的主流，民主黨、共和黨及其政治精英的主流，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體系的主流，以及軍隊等強力部門的主流，最後都選擇了尊重與支持美國憲政下的民主體制、民主規則與程序正義，而不是川普個人，最終使得他的獨裁傾向未能實現。川普的獨裁僅限於“傾向”，而未能實現，“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首發於《中美印象網》，2021/2/13）

　　2022 民主黨的潛在危機

　　Eric Poter

　　這是一篇來自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作者 Ezra 克萊恩是我在之前的今日美政中提到過的 80 後青年才俊，

　　《我們為什麽極端化》

　　（Why

　　We’re Polarized）一書的作者。他的父親是來自巴西的移民，後成為加州大學的數學教授，而母親是一位藝術家。他們是猶太人。

　　拜登成為了新總統之後，大家似乎都松了一口氣，覺得一切都回到了原來正常的軌道上，normalcy 一詞被反覆提及。但克萊恩指出，不要以為一切都回到了從前。事實上美國的分裂並不因為拜登的上台而結束，如果民主黨沒有做好，那麽 2022 年全面潰敗是完全可能的，而到了 2024 年，可能出現另一個聰明得多的川普式人物，如果那樣的話，對美國民主的傷害就可能比這一次要嚴重得多。

　　“民主黨不能簡單地保衛我們現有的政治制度，他們應該重建這個制度。”克萊恩說。

　　川普所代表的民粹主義，並不僅僅是因為民眾對社會經濟的不滿，更是因為他們對政府的低效和扯皮的不滿。當他們急需幫助的時候，他們會拋棄民主信仰，幹脆選一個強人，試圖寄希望於獨裁政府的效率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你很難想象川普的支持者們會欣賞民主程序中的對抗和制衡，他們實際上非常希望看到川普橫掃一切舊體制。顯然，你可以給這個領袖任何頭銜，唯獨不能叫他做共和國總統。

　　川普給了他們希望，川普說，“我一個人就可以改變這一切！”

　　“I alone can fix it”。你可以嘲笑這種自大，但這種商業宣傳的手段被多次證明是有效的。關鍵的問題是，我們需要看到這些人的困境確實需要被解決。

　　所以，在下一次中期選舉之前，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民主黨需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快速而明確地解決美國人民面臨的困境。這包括抗擊疫情和提高收入。第二，開展有效的政治鬥爭鞏固權力基礎，要務實而不能過於理想化。第三，深化民主。

　　我們一條一條來分析。

　　第一條，這是當務之急。拜登政府的 1.9 萬億紓困款需要以最快的速度通過議會審查。雖然民主黨在兩院都占有多數，但優勢小得不能再小了。尤其是參議院，一旦共和黨人搞拖延，那麽就需要 60票的多數才能終止拖延，民主黨需要爭取到 10 名共和黨人的支持。

　　否則，拖延這個武器就可以使共和黨阻止一切民主黨希望通過的法案，甚至包括紓困款的撥付。

　　在 2008 年，民主黨確實抓住了同時控制白宮和兩院的時機，通過了奧巴馬醫療和 Dodd Frank 法案（金融監管法案）。但是，這些法案的通過並沒有讓選民理解，事實上奧巴馬醫療直到很晚才得到廣泛的民眾支持，多德-弗蘭克（Dodd Frank）法案只有金融業內部人士才明白其重要性。換句話說，民主黨做了事，但並沒有向民眾充分解釋。這導致他們在 2010 年中期選舉中的失敗。民主黨人似乎還懶散地覺得，天下輪流做，我們的一些提案如果這一屆政府無法通過，我們等下一次輪回再提。但川普的四年告訴我們，他們一上台就可以把你前面做的所有努力清零。這些錯誤在未來的兩年中應該避免，你必須明確地讓選民知道你為他們做了什麽，否則他們憑什麽選你？川普雖然在實踐自己競選承諾中並沒有出色的表現，但他不斷使用廣告的手段讓很多人相信了，他是唯一一個實踐自己競選諾言的人。這不是說民主黨應該吹噓自己，而是說我們應該將自己的付出兌換成我們的選票。康奈爾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蘇珊娜·梅特勒（Suzanne Mettler）說，“如果選民不知道你做了什麽，他們就不會選你。”

　　第二條，民主黨相對於共和黨來說，一直有一種散漫而盲目樂觀的心態。他們覺得自己有廣泛的民意基礎，或者認為自己代表了歷史進步的方向。和共和黨相比，他們在政治鬥爭上相當松懈。共和黨可以拼命搞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可以在自己的州公開壓制民眾投票，可以完全不要操守地阻止民主黨總統提名大法官，而以最快速度通過川普提名的大法官。而民主黨則很少有相對有力的還擊。這一點需要改變，按克萊恩的話說，民主黨需要嚴肅對待政治。2019 年，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通過了“為民法案”（For The People Act)，這一法案要求進一步保障公民的投票權，限制黨派的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做法，限制金錢對政治的影響，改革競選籌款規則，要求 PAC 必須披露捐款人身份。另外，要求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必須公示自己近十年以來的報稅情況。這一法案在當時米奇-麥康納（Mitch McConnel ）控制的共和黨人參議院連投票表決的機會都沒

　　有。而這將成為民主黨在未來兩年中最重要的一個政治項目。

　　請記住，只要“拖延”（filibuster）還可行，民主黨的提議就不可能得到通過，拖延的本質，就是把 51 勝法提高到了 60 勝法。換句話說，在很多情況下，不是多數人說了算，而是少數人說了算。這違背民主的一個基本原則。拖延應該得到修正，但就目前來看，拜登似乎並沒有下定決心進行這一改革，而且參議院中也並不是每一個民主黨參議員想進行這個改革。請記住，在 50/50 的參議院中，只要有一個民主黨人不同意，那麽這個改革就做不了。

　　第三條，深化民主。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嗎？很多人會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當然是啊，燈塔嘛。但現實的情況是，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民主國家，這就好像它是世界上第一台汽車一樣，無論如何修修補補，它都很難符合現代汽車的概念。美國的民主制度有太多的歷史遺跡。比如，事實上美國的聯邦政府已經深刻影響到每一個美國人了，但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卻依然導致美國無法進行全國性普選票的大選。越來越多地出現得票較少的人贏得大選的情況。這一次大選，川普輸掉了 700 萬張票，但你仔細想一想，只要他在關鍵州獲得4 萬張選票，他居然就又能贏。這顯然是不符合現代民主定義的。目前參議院是 50-50，但 50 名民主黨參議員代表的美國公民，超過那50 名共和黨參議員代表國民達到 4100 萬人。歷史的遺跡使得美國幾乎沒有可能稱自己的制度是一個“公平的制度”，其中有太多不公平的設置，使得我們的選舉並不能真實表達我們的民意。

　　更有甚者，一些美國人幹脆沒有民主權利。華盛頓特區和波多黎各，他們都屬於美國，華盛頓特區 70 萬人口，在議會中沒有任何代表。波多黎各 320 萬人口，不但沒有代表，連總統大選也不能參加。

　　Mitch McConnel 說過“你們想把華盛頓特區的代表加入議會，只能踩著我的屍體過去！”共和黨的考慮非常實際，因為一旦這兩個地區獲得公平的權力，共和黨將進一步失去優勢。共和黨人完全可以犧牲掉民主的原則來考慮自己黨派的利益，而民主黨的反擊卻過於溫和。

　　但是，如果我們有機會但卻不去保衛民主，我們憑什麽去譴責破壞民主的共和黨人呢？

　　最後，克萊恩說，在危機中，往往會出現轉機。Covid-19 的抗疫工作，也許是拜登總統一個很好的機會，來改變政府在美國公眾中的形象。如果他成功，那麽人民會理所當然地唾棄川普的民粹主義，但如果他失敗，美國人民將會進一步喪失對民主制度的信心。川普是一個愚蠢的民主挑戰者，但我們不能肯定下一個挑戰者，會不會比川普聰明得多。

　　後川普時代——共和黨的生死之戰

　　陳樹榮

　　導讀

　　川普的四年給美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是受傷害最大的恐怕是共和黨。2021 年 2 月 13 日，參議院以 57 票判川普有罪，43 票判川普無罪，結束了對川普的第二次彈劾，美國正式進入後川普時代。

　　但是，共和黨腥風血雨的內戰或許剛剛開始。可以預見的是，川普以及他的極端支持者們將會對投票支持彈劾的共和黨參眾議員們，以及那些雖然投票反對彈劾，但是沒有表現出對川普絕對忠誠的共和黨人進行圍剿。川普已經放下狠話，在下一次共和黨初選時要把他們選下來，而那些不願意讓共和黨變成川普黨的共和黨人們也一定會奮起反擊。共和黨會成為川普黨嗎？

　　撰文：陳樹榮（Steven Chen）

　　Original 美華圖解美國 Today

　　川普主義——那些鼓吹白人至上，崇拜陰謀論的人一直存在。但是，在過去，那些人並沒能控制美國的主要政黨，直到川普出現。川普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江湖騙子，更重要的是，他敢於踏美國法律和民主體制的紅線。

　　川普就像病毒，它的擴張需要宿主。2016 年，川普病毒選擇了共和黨作為宿主，因為共和黨是川普病毒的易感群體。果不其然，川普很快在共和黨選民中贏得了足夠數量的支持者，成功地綁架了共和黨，並且在 2016 年 11 月贏得總統選舉。

　　當川普參加共和黨總統初選時，共和黨內部有強大的反對聲，出現了一大批“只要不是川普”（Never Trump）的共和黨人，他們願意支持任何可以打敗川普的候選人。在後來的四年中，有不少共和黨人對川普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林肯項目（Lincoln Project）就聚集了很多這樣的共和黨人。

　　在美國，很多政治人物把從政作為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職業。如果無法贏得選舉，他們辛苦經營的職業生涯就結束了。川普就以此來威脅共和黨政治人物。他公開宣稱，誰不按他的意願行事，他就會讓誰輸掉共和黨黨內初選。在川普的淫威下，絕大多數共和黨政治人物屈服了，有的甚至成了川普的幫兇。共和黨參議員 Ted Cruz 和 LindseyGraham 就是這樣的例子。其他共和黨領袖，如副總統 Mike Pence，參議院共和黨領袖 Mitch McConnel 和眾議院共和黨領袖 KevinMcCarthy，也對川普清除異己的做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敢於對川普說不的共和黨政治人物往往是那些準備退休、認為自己不會敗選，或者已經敗選的人。這使得川普更加有恃無恐，對沒有百分百支持他的共和黨政治人物進行嚴厲打擊。川普相信，無論他做了什麽違法的事情，他都不會被成功彈劾。

　　2019 年春夏之交，拜登贏得民主黨總統初選的勢態日趨明朗。

　　為了打擊未來的對手，川普給烏克蘭總統打電話，用扣押軍事援助為籌碼，要挾烏克蘭政府啟動對拜登的兒子當年在烏克蘭的工作的調查。當這個通話被披露後，美國國會啟動了對川普的第一次彈劾。在第一次彈劾時，眾議院沒有一位共和黨人支持對川普的彈劾。參議院中只有猶他州的 Mitt Romney 投了支持彈劾的一票。這讓川普確認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不會受到懲罰，為他在 2021 年 1 月 6 日煽動國會大廈暴亂埋下了伏筆。

　　川普執政四年，美國的各種矛盾加劇，川普欺淩弱小的個人品格更是令很多人不齒。因此，川普的民意認可度一直在 40%左右徘徊。

　　2020 年，川普在制定應對新冠疫情的政策時，不以科學為依據，也不以老百姓的生命為考慮，而是以他贏得總統選舉為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不惜說謊，造謠，說美國嚴重的疫情是假的。川普甚至不在乎他的支持者的生死，鼓勵支持者們在挺川造勢活動上不戴口罩，不保持社交距離。川普對疫情錯誤的應對給美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巨大的損失，還把他自己送進了醫院。川普的支持度進一步下滑。在 2020 年 11 月 3 日的選舉中，拜登大敗川普。

　　“你被解雇了”是川普經常用來羞辱他人的話。風水輪流轉，2020 年 11 月，美國選民用選票大聲地告訴川普，他被解雇了。這對一個自吹是常勝將軍的江湖騙子川普來說是一個無法接受的事實。

　　選舉結束後的兩個多月里，川普和他的同盟者可以說是上天入地，用盡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手段，甚至包括非法手段，試圖推翻選舉結果。在這兩個多月里，川普還是美國總統，有很大的權力和影響力。

　　他一方面讓他的支持者們相信選舉有大規模舞弊，另一方面脅迫共和黨官員幫助他改變選舉結果。

　　川普和他的同盟者們的所作所為給美國的民主體制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讓美國的疫情更嚴重。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有足夠的共和黨領袖人物站出來說，這次選舉是公平的，沒有明顯的舞弊發生，或許可以降低川普對美國的破壞。遺憾的是，絕大多數共和黨領袖們畏懼川普，選擇了沈默，有的甚至縱容川普的胡作非為。

　　當川普所有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的時候，他把最後的希望放在1 月 6 日。這一天，所有的參議員、眾議員在副總統的主持下對各個州送上來的選舉人票進行統計，並宣布下一任總統和副總統。川普和他的同盟者們認為這是最後的機會。2021 年 1 月 6 日下午，川普的支持者們攻入了國會大廈，直接威脅到副總統、參眾議員、工作人員和保安人員的生命，國會的計票工作被迫暫停。1 月 6 日成為美國政治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萬幸的是，副總統和參眾議員們沒有落入暴徒之手，國會在第二天淩晨完成了計票工作。否則美國危矣。為此，國會啟動了對川普的第二次彈劾。

　　1 月 13 日，眾議院以 232 票支持，197 票反對，通過了對川普的二次彈劾。有十位勇敢的共和黨眾議員投票支持彈劾，其中有共和黨眾議院第三號人物，懷俄明州的 Liz Cheney。

　　2 月 13 日，參議院對川普的二次彈劾案進行了投票表決。57 位參議員認為川普犯煽動暴亂罪，43 位參議員認為對川普的指控不成立。因為彈劾案中參議院需要有三分之二的支持票才算通過，川普逃過一劫。判川普有罪的共和黨參議員有七位。他們是 Richard Burr，Bill Cassidy, Susan Collins, Lisa Murkowski，Mitt Romney，Ben Sasse，Pat Toomey。這些人不畏川普的恐嚇，守住了最後的底線。如果是無記名投票，相信判川普有罪的共和黨議員會更多。

　　二次彈劾案結束後，美國正式進入後川普時代。美國人民和拜登政府需要全力以赴去修補千瘡百孔的美國。很多美國人希望川普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離開了白宮的川普傷害美國的能力確實大大降低了，不過他在共和黨內部還是有很大的破壞力。川普勢必會繼續打擊任何對川普不是百分之百忠誠的共和黨政治人物。

　　1 月 13 日十位共和黨眾議員投票支持對川普的二次彈劾後，川普和他的同盟者們立刻對這些共和黨議員展開了圍攻。川普同盟者甚至要把眾議院共和黨第三號人物 Liz Cheney 趕出領導層。不過在共和黨眾議員的無記名投票中，支持 Liz 留任的有 145 票，支持趕走Liz 的只有 61 票。可見，無條件挺川的共和黨議員還是少數。很多人只是懼怕川普的淫威，不敢在公開場合下對川普說不。

　　來自喬治亞州，新當選的眾議員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可以說是女版川普。她公開鼓吹白人至上，崇尚陰謀論，甚至發表對民主黨政治人物使用暴力的言論。她進入國會後，共和黨不顧反對的聲音，把她安排到兩個眾議院委員會。後來，在眾議院全體議員投票時，有十一位共和黨眾議員投票讚同把她趕出眾議院委員會。

　　參議員共和黨領袖 Mitch McConnel 在參議院對川普的二次彈劾投票後發表的講話稱，川普需要為他煽動暴亂負道義和實際的責任。McConnel 還表示，美國的刑事法和民事法照樣適用於卸任後的川普。這引起川普的暴怒。幾天之後，川普發表聲明，猛烈攻擊 MitchMcConnel 。共和黨的內戰已經展開。

　　川普能夠在共和黨做大的最主要原因是，他敢於把美國黨內初選制度的瑕疵放大到極點。川普能夠對美國造成巨大的破壞最主要原因是，他敢於踏美國法律和民主體制的紅線。如果，川普和他的徒子徒孫們食髓知味，認為這是一個致勝的法寶，那麽美國將永無寧日。2020 年，在反川人士的艱苦努力下，我們把川普趕出了白宮。

　　我也希望，在接下來的兩年里，共和黨能夠阻止川普病毒在共和黨內繁衍。

　　左右思潮及現代政治分歧

　　杜延林

　　在中國的思想界，充斥著“左”“右”分野的說法，但左右之爭究竟其來源於何處？左派、右派在當代政治譜系中分別扮演什麽角色？對於那些天天反“左”的人未必清楚，本文將對以上問題進行一個簡單梳理。

　　首先，左派、右派的概念來源於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政治鬥爭中的左右表現，主要是指法國國民議會中的兩派：一派是以雅各布布賓俱樂部為代表的所謂山岳派（因為在開會的時候他們坐在比較高的地方），和以吉倫特派為代表的所謂平原派。山岳派或左派，是以羅伯斯比爾為首領的一些人，包括丹東、馬拉等等，他們主張進行激進的革命，主張廢除王制，最終殺掉國王，建立共和國。他們采取激進暴力方式，進行了一場徹底的顛覆性的革命。他們反對教會，沒

　　收了教會的財產，屠殺了大量的教士。平原派或右派和之前法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想要建立英國式的君主立憲體制，希望采取較為溫和的手段，采取一種更不具備顛覆性的、暴力成分更低的方式來解決法國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左派和右派在政治實踐上的分野。

　　雅各布布賓派掌權以後，出現了很多暴力，又面臨著歐洲國王們的聯合絞殺，他們不得不提倡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來對抗歐洲列強的圍剿，所以雅各布布賓主義由此帶上了更多民族主義的色彩。後來雅各布布賓派被清洗，督政府上台，再後來拿破侖掌權並覆辟王權，繼而又恢覆共和。大概經過八十多年的反覆，制訂了十四部憲法，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基本已經建成了比較完善的憲政民主體制，最終在二戰後建立第五共和國，走向了現代憲政民主體制。在這個過程中，法國出現了巴黎公社這樣的極左運動，但並沒有因為雅各布布賓派的左轉導致徹底的極左化。雅各布布賓主義的思潮，被後來其他國家的一些革命者所借鑒，法國的左翼思潮結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最後演化成極左，在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中取得了成功。

　　思想界的左、右分野，來自於思想界的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托馬斯·潘恩，一個是埃德蒙·伯克。這兩個人的思想爭論開啟了左、右之爭。簡單地說，埃德蒙·伯克代表了右翼，托馬斯·潘恩代表了左翼。

　　埃德蒙·伯克的主要著作《反思法國大革命》奠定了他保守主義鼻祖的地位。埃德蒙·伯克作為政治家，參與過幾件大事件。一是他支持美國革命。在這個問題上，他並沒有充分體現出他的保守主義色彩，更多是自由主義的。當然他支持美國革命的理由是保守主義的，他認為殖民地拒絕納稅，不是基於一種權利或者抽象的原則，而是基於一種慣例，美國人從來就沒有向宗主國交過稅，所以按照傳統就不應該交稅。其實我們知道，美國提出的口號是“無代表不納稅”，這顯然是一項權利原則。這個原則來自於《大憲章》，後來成為一項憲法原則。埃德蒙·伯克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支持對愛爾蘭的寬容法案，要求平等對待愛爾蘭天主教徒，反對對愛爾蘭天主教徒財產和選舉權的剝奪。在這點上，埃德蒙·伯克自由主義的色彩體現得比較濃厚。埃德蒙·伯克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彈劾印度總督黑斯廷斯。彈劾黑斯廷斯的理由是他在印度專權，不尊重印度人民的傳統，施行了很多違反人權的行為以及嚴重腐敗。彈劾沒有成功，法庭最後宣布黑斯廷斯無罪。這一點上體現了埃德蒙·伯克的覆雜性：一方面他支持普遍人權，認為印度人跟英國人有同樣的權利，英國人不應該用強權對待印度人，這是他的自由主義理念的體現；另一方面他認為英國的統治者不應該把英國的文化強加給印度人，而應該尊重印度人的傳統，這一點又體現了他的保守主義色彩，保守主義是強調文化的傳承和對傳統秩序的尊重的。

　　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埃德蒙·伯克充分體現了他的保守主義傾向，為什麽呢？因為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徹底顛覆性的革命，它顛覆了法國的王權，顛覆了法國的貴族制度，顛覆了法國天主教的國教地位，沒收了教會的財產，砍了路易十六的頭。所有這些都讓埃德蒙·伯克非常憤怒。之所以強烈反對，是因為他對法國的激進革命有可能影響到英國非常擔憂。

　　托馬斯·潘恩是一個英國人，後來去了美國，他參與了美國革命的，他的《常識》一書，為美國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貢獻。跟伯克不同，潘恩既是美國革命的支持者，也是法國革命的支持者，他去了法國，並且被選為法國國民議會議員。但是大家不要認為在現實政治中潘恩是一個左派，在政治派系上他不是雅各布布賓派，他跟吉倫特派走得比較近，因此被關進過監獄，因此差點喪命。當《反思法國大革命》發表後，潘恩異常驚訝。因與伯克在美國革命問題上立場一致，潘恩曾引為同道。於是，托馬斯·潘恩立即發表了《人的權利》

　　這部著作，對埃德蒙·伯克的《反思法國大革命》進行激烈反駁。

　　埃德蒙·伯克有保守主義的傾向，但同時他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托馬斯·潘恩是自由主義者，也是共和主義者，但他不是雅各布布賓派。

　　那麽，這兩個人的思想主要有些什麽分歧？簡單歸納一下。潘恩的思想主要是來源於啟蒙運動，從霍布斯、洛克、盧梭這些人取得了政治哲學的一些理念，他強調自然，回到自然狀態去探討人的天然權利問題。他認為人必須回到自然，回到原點，我們之所以對人的權利理解得不透，是回得不夠遠。潘恩把社會分成三個狀態：自然狀態、社會狀態、政治（國家）狀態。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是平等獨立的個體。這些人要聯合成社會，然後組建政府。政府的組建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通過聯合，通過平等的契約，建立一種自由平等的共和國，就是他後來支持的美國和法國的政體。但大部分現存的政體是由一些強盜或者是強權者，通過侵犯別人的權利所建立的君主體制，比如英國就是這樣的政體。潘恩認為英國的君主制是沒有任何合法性的，因為這些君主就是諾曼底強盜。所以他認為這些都不符合自然法則，不符合自然權利的平等、自由和獨立的要求，所以都可以回到原點，都可以進行顛覆。人們如果不滿意，可以重新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體制。

　　埃德蒙·伯克說我們回到自然去探討問題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更應該重視歷史事實，更重視歷史的演化秩序。伯克也承認人類之初的制度可能是強權這一事實，但在這種演進的過程中，人們會逐漸通過習俗、通過情感、通過對美和秩序的熱愛，建立起一種秩序，而這個秩序本身，既是自由的結果，也是自由的來源，更是自由的保障。

　　托馬斯·潘恩作為一個啟蒙主義者，強調人的權利；埃德蒙·伯克重視歷史和現實。潘恩特別強調正義，權力來源是不是正義，制度是不是正義，如果不正義，人們可以通過他的道德良知去評判；而埃德蒙·伯克認為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正義，正義或者自由是歷史和秩序的產物。

　　托馬斯·潘恩既然認為人是自由平等的個體，人追求的就是一種正義，人有選擇權去建立符合正義原則的制度。每一代人對上一代人不需要負什麽責任，現行秩序如果違反正義原則，就可以進行徹底的更正。埃德蒙·伯克認為，秩序不是一代人的問題，是由世世代代，由死者、生者和未出生的人共享的財富。人最根本的是義務，義務就是維護秩序，維護傳統。

　　像其他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一樣，托馬斯·潘恩強調理性的作用。

　　他認為人在審視制度、慣例這些現有的東西時要靠理性。人最偉大的地方在於人是有理性的，人通過理性能夠知道什麽是美好的，並且能夠建設符合理性的秩序。埃德蒙·伯克認為人類的制度，或者體制的遺產不是靠理性設計，而是靠慣例、靠習俗、靠人們的經驗積累。他認為理性在制度的生成過程中不是主要因素。對待現有制度的一個根本態度，托馬斯·潘恩認為革命是天然的權利，如果這個制度是腐朽、不公平的，人們就可以訴諸理性來顛覆這個制度。埃德蒙·伯克認為，既然這個秩序是由傳統與習俗等歷史因素積累的財富，那麽它本身就蘊含著自由的價值，它本身就需要去維護，可以改革，但不能顛覆。

　　埃德蒙·伯克對英國光榮革命的解釋，跟當時英國輝格黨主流思想是不一致的。當時輝格黨主流思想認為，英國的光榮革命是一種人民有權利建立議會並有權利選擇國王的革命行動。但埃德蒙·伯克認為光榮革命的合法性不是來源於人民，說人民有權選擇國王，這是不對的。他認為光榮革命本身恰恰是恢覆了傳統，國王的產生恰恰是依據英國傳統的慣例，即依據《王位繼承法》來確定的。

　　潘恩對此進行了無情的嘲諷。潘恩認為，第一，伯克所維持的等級秩序、貴族秩序，其實就是一種強盜秩序，這些英國的所謂貴族其實就是諾曼底強盜；第二，他認為非常荒謬的是，英國經常在一場革命後，從國外找一個可能完全不懂英語的人來當國王。比如 1640 年革命以後的覆辟時期，請回斯圖亞特君主，光榮革命後，又請了荷蘭的執政威廉來做聯合國王，安妮去世後則是漢諾威王朝。潘恩認為這很荒謬，英國人把國王推翻了，應該建立共和國，結果卻是請一個外國人來奴役自己。托馬斯·潘恩在《常識》中對英國君主制進行了無情批判，而埃德蒙·伯克的落腳點是維護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同時維護英國的等級制及確立國教。

　　他們的思想都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管是在法國、美國，還是在德國等其他歐洲國家，都引起了巨大震動，支持和反對者都會極力去影響自己的國家。

　　德國的保守主義者根茨把埃德蒙·伯克的思想介紹到德國。根茨有一本反思法國大革命的書《美法革命比較》，他的主要思想來源於埃德蒙·伯克。保守主義進入德國，變成了德國的浪漫主義。同時自由主義者也把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帶到了德國。

　　他們把德國改造成一個法治國，通過議會選舉，建立了魏瑪共和國。

　　當然更為激進的左翼思想，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也深深地影響了德國。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都是有相當實力的政黨。一戰之後，德國形成了一個非常覆雜的局面。前面說過的浪漫主義，後來演變成一場保守主義革命運動，代表人物是範登布魯克、卡爾·施密特、斯蒂格勒、容格爾、埃德加·榮等，在德國形成了從極左到極右的政治光譜。以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所代表的極左，自由主義代表的中左，保守主義革命派代表的中極右和是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代表的極右。首先被打掉的就是中左，也就是自由主義者。魏瑪共和國被顛覆，就是極左和右翼聯合的結果。範登布魯克有一本書叫《第三帝國》。在這本書里他明確告訴大家，保守主義者可以跟極左極右建立聯盟，真正的敵人就是自由主義，也就是繼承了正統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大革命理念的魏瑪共和國。當魏瑪共和國被顛覆以後，保守主義革命派又協助納粹把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清除。這時德國形成了這樣一個勢態：以納粹為主，以保守主義革命派為輔組成了臨時政府，總理是希特勒，副總理是巴本，巴本的副總理府就是保守革命派的大本營。不管是範登布魯克、埃德加·榮、容格爾，還是卡爾·施密特、斯蒂格勒，他們都想通過巴本的副總理府來制約希特勒的納粹。但當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被清除後，他們共同的敵人沒有了，這兩家就變成了死敵。納粹很快通過“長刀之夜”清除了以容為代表的保守主義革命派，清洗了巴本副總理府的一些成員，逼迫很多保守主義革命派投向了納粹，比如卡爾·施密特、斯蒂格勒、容格爾等。最終在德國保守主義者的協助下，希特勒建立了納粹的極權統治。

　　英美國家極左和極右都沒有成氣候，這與英國和美國的傳統有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普遍陷入了大蕭條。

　　為了應對危機，西方世界普遍采用了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通過財政赤字政策增加公共支出，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短期內使經濟走出了泥潭。這一政策在英國表現為民主社會主義，在美國則是新政自由主義，都可以歸為中左。但是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代表的一些古典自由主義者很早就看到了這一社會政策蘊含的危機，特別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對英美國家政策的社會主義傾向提出嚴重警示，指出這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他們聯合歐洲及美國的自由派學者組成朝聖山學社，覆活古典自由主義理念，形成跨大西洋思想聯盟，為區別於傳統的自由放任經濟學理論，取名新自由主義。

　　各國政府普遍采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為西方世界帶來了一個黃金時代，使得經濟在 1945 年以後持續繁榮，民眾收入持續攀升。但是好景不長，1971 年布雷頓森林國際金融體系崩潰成為明顯標志——固定匯率制壽終正寢。隨著工業的衰落，英國患上了嚴重的“英國病”，其突出癥狀就是反覆出現的國際收支平衡危機，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現象，各國政府不得不準備改弦更張。

　　事實上，在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新自由主義關於改善宏觀經濟管理和解除管制的思想就已經開始被英美政府采納了。卡特取消對公共交通業和銀行業的管制，羅德·威爾遜以及接替他擔任英國首相的詹姆斯·卡拉漢，大幅度消減了公共支出，放棄了二戰以來政府一直奉行的充分就業目標，轉而采用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目標。

　　1979 年瑪格麗特·撒切爾在英國，1980 年羅納德·里根在美國，分別贏得大選，使新自由主義的利伯維爾場理念作為整體性哲學被全盤接受，伴隨著技術進步和全球化浪潮，迎來了經濟的新一輪繁榮。

　　但也預示了下一次危機：新自由主義政治運動的成功帶來了一系列的後果，不平等被許多人作為必要的惡接受下來；公共領域不斷被擠壓；自利即自私的觀點被接受，貪婪無處不在；為最貧困階層提供援助遭到質疑，中等收入階層和高收入階層通過稅收制度獲得的國家補貼遠遠多於貧困群體，兩極分化嚴重；全球化導致英美傳統行業的衰落，因為過度相信市場，取消必要的管制，導致了 2007—2008 年全球範圍內的金融危機。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對這一過度貪婪的華爾街金融霸權的反抗。但令人遺憾的是，社會思潮並沒有擺脫市場神話並回歸理性，保守主義右翼變得越來越強硬、僵化。嚴重的兩極分化出現以後，社會矛盾必然就突出，精英階層就需要借助保守主義政策工具來維護既得利益。而傳統產業的衰退和貧富差距的加大，使得底層把怨氣撒到全球化和移民身上，文化和宗教保守主義亦在底層得到響應。

　　保守主義借助於新自由主義的成功而成長，也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失敗而脫穎而出，成為一種獨立的、與自由主義分庭抗禮的社會思潮。保守主義本身不是一種政治哲學。保守主義借鑒古典自由主義為自己的政治理念，所以保守主義有保守自由的因素在里邊。在英美的保守主義傳統中，保守主義跟自由主義是高度重合的。區別在於：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強調平等，承認社會進步所帶來的各種社會權利，具有強烈的世俗化傾向；但保守主義是維持秩序，維護等級制，反對將權力普遍化，反對抽象的原則和價值，強調經驗實踐，重視超驗宗教信仰。

　　因為政治經濟理念的高度重合，冷戰時期，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聯合對抗極左的社會主義。1989 年以後，東歐發生劇變，蘇聯解體，共產主義陣營瓦解。極左思潮被思想界拋棄，原來聯合的雙方（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沒有了共同的敵人。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矛盾就日益凸顯了。

　　保守主義在早期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因為保守主義是反對理論的，它更強調政治實踐和政治慣例。當它要與自由主義對抗時，就不能再依附在古典自由主義的體系上，必須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拉塞爾·柯克等保守主義者，重新發現挖掘埃德蒙·伯克，弘揚了他保守主義的一面，刻意忽視他自由主義的一面，把他尊為保守主義的鼻祖，梳理保守主義的傳統，把保守主義理念系統化理論化。埃德蒙·伯克並沒有提出秩序高於自由、秩序第一的保守主義原則。埃德蒙·伯克為什麽維護秩序？是因為秩序就代表自由。拉塞爾·柯克的保守主義首要原則就是秩序高於自由、秩序是第一位的。這是區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重要標志。拉塞爾·柯克分析了美國的秩序來源，用四個城市來作象征，它們分別是耶路撒冷的信仰與倫理，雅典的理性與榮耀，羅馬的美德與力量，倫敦的法律與市場。拉塞爾·柯克將美國秩序建基於基督教傳統之上，將自由主義的右翼塞入保守主義傳統，建構了他宗教保守主義的理論體系。當西方保守主義思潮泛濫時，基督教右翼和白人至上主義隨之沈渣泛起，西方社會出現了急劇右轉的面向。

　　現在很多人說，提倡保守主義就是要防止社會主義。這是一種誤解，極左思潮在西方已經失去市場。保守主義的敵人變成了中左，就是當代自由主義提倡的東西，比如自由優先、平等權利、民主、福利等等，包括少數族裔權利、婦女的權利、平權運動等等這些普世價值的東西；保守主義也強調自由，更強調市場，在文化傳統上它強調維護秩序，反對那種激烈的變革，強調宗教信仰對政治和社會政策的幹預；當納粹、法西斯這樣的極右已經被唾棄後，保守主義右翼有走向極右的趨勢，比如白人至上主義等種族主義傾向，極端福音派的政教一體訴求等等文化宗教保守主義。

　　中國思想界有兩個保守主義來路：一個是以劉小楓、甘陽所推崇的卡爾·施密特、列維·施特勞斯的保守主義。甘陽通過移植列維·施特勞斯的保守主義思想，提出了維護中國道統的所謂“統三統”理論。劉小楓通過引進卡爾·施密特以確立所謂的國父。另一個來路就是劉軍寧等引進的英美保守主義傳統，說保守主義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是保守自由的。劉軍寧說納粹是極左，他們把一切好的東西都說成保守主義的，都是右的，把一切壞的東西都說成是左的。左就是壞，右就是對，再右都沒問題，把極右說成極左，右就正面化了。在中國的思想界，自由主義幾乎沒有了話語權。

　　上面我講到了保守主義移植到德國的後果。因為德國沒有自由傳統，德國保守主義維護強化的就是專制傳統，就是要有一個領袖帶領德意志民族走向覆興，要征服世界，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英美保守主義到了中國會有什麽結果？劉軍寧說保守主義是保守自由的，人民主權來源於上帝的授權。可是中國沒有基督教傳統，他必須在中國先建立基督教傳統，才能讓他的保守主義生根，其實這不是保守主義，是激進主義，他必須先顛覆中國的傳統。

　　我們必須搞清楚，古典自由主義只是 18 世紀之前的自由觀。到了 18 世紀末及 19 世紀，政治革命帶來了平等的選舉權和民主制度，20 世紀各種社會權利得到普遍落實。中國的思想界卻一直停留在 18世紀前的自由觀中，不要平等，不要民主，不要福利，不要進步。他們將古典自由主義嫁接到保守主義上，反對一切進步主義理念，以反對激進為借口反對一切變革，必須等待傳統進行自生自發的秩序演化。秋風原來是哈耶克的譯介者，因為教條地理解哈耶克的自生自發秩序理論，回到儒家傳統中去尋找憲政元素。找到了又怎麽樣？因為按他的邏輯，即使找到了也不能夠拿它來建構憲政民主體制，只能等待它自生自發地演化。但歷史已經演化了兩千多年，你再等兩千年嗎？

　　在沒有自由傳統的地方，維護傳統秩序，就把自由否定了；在還沒有民主的地方，反對民主；在還沒有福利的地方，說福利是壞的，不要福利。反白左，黑穆，反對福利國家、不講事實是非地粉川，都是保守主義極右思潮對中國思想界的污染。本質上，極右保守主義是反對普世價值的。所以，我們必須去正面建構弘揚自由主義的價值體系，抵御極左和極右的兩面夾擊，以中左和中右的理念來建構自由主義的價值體系。

　　（首發於“思想言說者”公眾號，2020/1/25）美國政治制度的弊端與共和黨的蛻變

　　劉海天

　　前言：在美國至今依然有不少人宣稱美國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筆者和一些中國大陸的法學教授，公知人物交流時，他們也表達類似觀點和支持選舉人團制度。本文將簡要介紹美國的建國理念和制憲歷史背景，分析 1992 年以來總統，眾議院，參議院的選舉結果，講解美國民主憲政嚴重弊端，最後根據多方面事實全方位透視共和黨如何利用這些制度弊端，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企圖實現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

　　一、美國建國理念和政治制度的歷史背景

　　美國的建國理念和民主憲政的禍根

　　1776 年十三個殖民地的代表在費城召開第二次大陸會議，宣告獨立。由湯瑪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主筆的《獨立宣言》

　　確立的美國建國理念包括以下四條基本原則：

　　1. 平等：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2. 人權：每個人有不可剝奪的權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等（Endowed with unalienable rights）；

　　3. 共和：主權在民（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4. 民主：政府的合法性來源於被統治者的認同（Just powers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獨立宣言》所樹立的建國理念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人類社會在 1776 年之前一直延續著以奴隸為底層的等級社會，宗教神權和君主專制。1787 年以華盛頓，富蘭克林，麥迪遜為首的制憲者們通過人類歷史的第一部國家《憲法》，以成文的形式確立了以上的四個建國理念。但是當時南部盛行奴隸制，北部則反對奴隸制，為了成立聯邦政府使得剛剛獨立不久的美國能夠持續，北部各州不得不與南部各州達成了有利於維持奴隸制度的政治妥協，從而也埋下了美國民主憲政嚴重弊端的禍根。

　　關於美國總統選舉制度，即選舉人團制度，的爭議，在 2016 年之後引起越來越多的注意。但是絕大多數人沒有注意到在眾議院，參議院和最高法院，少數人對多數人統治的現象也日益嚴重。筆者在2020 年總統大選之前就著文指出，這次大選是美國內戰之後最重要的一次總統大選，因為其結果將會決定美國的民主憲政還是否能夠繼續。

　　維持奴隸制的政治妥協

　　美國 1787 年的原版《憲法》共大約 4400 單詞，加上後來的 27條修正案共 7591 個單詞。它是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中最早最短的成文憲法，在繼承啟蒙主義理念精華的基礎上史無前例地確立了七項主要憲法原則：國民主權、代議民主、有限政府、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司法審查和聯邦制度。毫無疑問，這是美國為人類社會走向現代文明作出的重大貢獻。

　　但是，1787 年原版憲法中也包含了非常負面的種族歧視性條款，直接導致了 73 年後的南北內戰，和一直持續至今的制度性弊端，成為許多社會矛盾日益嚴重卻難以解決的根源。這些骯臟政治妥協的條款是：

　　1. 第一章第二節第 3 款：人口統計時其他人按五分之三算。

　　2. 第一章第九節第 1 款：移民和進口某些人口可以持續到 1808年，國會可以制訂不超過每人 10 美元的進口稅。

　　3. 第二章第一節第 2 款：總統選舉由每個州任命的選舉人選舉產生，每個州的選舉人票數等於其眾議院席位加上參議院席位。

　　4. 第四章第二節第 3 款：任何人在某一個州服役或勞動都不允許通過逃離到另外一個州來解除此類服務或勞動，而且須遣送回其雇主。

　　且讓我們對以上四個條款逐一解讀：

　　1. 第一章第二節第 3 款：此處的“其他人”其實是指非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種，絕大部分是黑奴，即是 100 個非白人只能算60 個人。

　　2. 第一章第九節第 1 款：此處的“移民和進口”其實指的是販賣黑奴進入美國。

　　3. 第二章第一節第 2 款：當時賓夕法尼亞州的代表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就提議總統應該是全民直選，但是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竭力反對，理由是如果實行全民直選那麽南部的奴隸州就沒有可能贏得總統選舉。

　　4. 第四章第二節第 3 款：此處的“服役或勞動”其實就是奴隸，不論逃到哪里，都還是奴隸，而且須遣送回其奴隸主。

　　根據 1790 年進行的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的人口普查統計，當時北部自由州總人口 193 萬（包括 4 萬奴隸），南部奴隸州總人口 127 萬（包括奴隸 65 萬）。當時只有白人成年男性有資產者才有投票權，這 65 萬奴隸被白人奴隸主視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勞役牲口，沒有任何權利；但是在人口統計時以 60%折算，增加了南部的人口基數，因此南部的眾議院席位會增加，選舉人票數也相應增加，麥迪遜的選舉人團制度無疑使得南部白人的選票價值顯著膨脹。

　　對於南方白人奴隸主而言，以上各項妥協的確是一個妙不可言的政治設計。的確，美國歷史上的前五位總統就有四位是來自佛吉里亞州的奴隸主，絕非偶然。

　　1787 憲法雖然沒有使用奴隸（Slave）這個單詞，但是很顯然以上這些政治妥協就是為讓奴隸制在南部州得以繼續。同時也可以推斷，北部代表認為奴隸制罪惡，南部代表也自知奴隸制可恥，因此都不願意讓奴隸這個單詞在憲法中出現。

　　以上這些維護奴隸制度的憲法條款，使得北部自由州和南部奴隸州之間的矛盾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愈演愈烈，特別是在如何對待從南部逃到北部的奴隸這個問題上，北部各州的民眾不願意執行遣返，南部各州的奴隸主們則竭力要求執行遣返。在史稱“1850 年妥協”

　　（Compromise of 1850）中，南部各州在國會竭力推動通過了更嚴厲的“逃跑奴隸法”，企圖迫使北部各州執行遣返，反而進一步激化南北矛盾，最終在 1860 年林肯當選總統之後，導致南北內戰（1861-1864）。

　　二、美國總統選舉制度的弊端

　　歷史上五次贏了普選票輸了白宮的總統大選

　　追溯歷史，從 1789 年第一次總統選舉到 2020 大選，美國歷史上總共進行了 59 次總統大選，其中有五次獲得多數普選票的一方卻輸了白宮（見圖表 1），普選票獲勝者當選總統的概率是 92%（54/59）。

　　但是 2000 大選以來計算，則只有 67%（4/6）。換言之，在 21 世紀的美國，絕對多數選民的意志被推翻的頻率高達 33%。從 1992 年到2020 年總共八次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只有一次（小布什 2004）贏了普選票的多數，卻三次入主白宮，2000 年和 2016 年就是靠選舉人團制度。

　　2000 年大選，全國範圍小布什輸給高爾 54 萬普選票，但是在佛羅里達州超過 584 萬普選票中以 537 票（不足萬分之一）的最微弱多數領先，完全屬於應該重新點票的範圍，佛羅里達州的最高法院也判決重新人工點票。小布什團隊立刻到聯邦最高法院，要求下令制止重新點票。共和黨保守派向來標榜尊重州權（State Right），所有選舉都是每個州分別執行的，完全是州權範圍，因此該州最高法院的裁決就是州權的最終體現。但是五個保守派大法官完全拋棄了他們所謂尊重州權的法學傳統，下令佛羅里達州終止正在進行的重新點票，小布什於是從選舉人團制度的後門進入白宮。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一般而言（1）會顯示是哪一個大法官主筆裁決意見，（2）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先例，將來的類似案例可以引用。但是那五個保守派大法官顯然知道他們是強詞奪理，因此非常心虛地(1)以 Per Curiam 的方式公布裁決，不敢讓公眾和歷史知道到底是誰主筆這一份判決；（2）在裁決中加了但書：“本判決的理由只適用於本案”（ Our considerationis limited to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意味著該判決不可以作為先例，假如將來某位民主黨候選人在某一個州以 537 票微弱領先，要求最高法院停止重新點票，這些保守派大法官可以翻臉不認賬。在 2013年，五個保守派大法官中的桑德拉 · 戴 · 奧康納（ Sandra DayO’Connor）表示後悔，承認當時最高法院根本就不應該接受此案。根據多家新聞媒體後來的分析，如果重新點票在全州進行，高爾很可能取得最後勝利。面對如此不公正的判決，當時的副總統高爾，沒有煽動他的支持者們去沖擊最高法院，而是在判決的次日就發表了電視演說，表示雖然他不同意最高法院的判決，但是接受該判決，向小布什致電祝賀。而且在 2001 年的 1 月 6 日履行其作為副總統的職責，主持國會兩院對各州選舉人票數認證的過程，確認小布什為下任總統，沒有煽動支持者攻擊國會，這就是以國家利益為重，遵守民主憲政的典範。

　　2016 大選，全國範圍川普比希拉里少了將近 300 萬普選票超過兩個百分點，但是在三個藍州險勝翻紅，總共勝出大約 76000 票（密執根 10000/16，威斯康辛 22000/10，賓夕法尼亞 44000/20），獲得了 46 張選舉人票，又是從選舉人團制度的後門進入白宮，即是三個州的 7.6 萬票推翻了全國將近 300 萬票。盡管如此，希拉里·克林頓在 2016 年大選後的第二天就有風度地發表演講接受大選結果，奧巴馬則在大選後第三天邀請川普到白宮，拜登則歡迎彭斯到副總統辦公室。換言之，2016 年大選在民主黨執政期間舉行，民主黨候選人贏了全國普選票但是輸了白宮，從民主黨在任總統到民主黨候選人，再到普通民主黨選民，都沒有造謠選票舞弊，沒有到處訴訟，更沒有煽動暴力攻擊國會。這又是一個以國家利益為重，遵守民主憲政的典範。

　　2020 大選，拜登贏了川普超過 706 萬普選票，選舉人票 306 比232，優勢非常明顯。但是，仔細考察各州選舉結果就會發現其實非常驚險。拜登在三個州以總共大約 42000 票險勝獲得 37 張選舉人票：威斯康辛 20000/10，佐治亞 12000/16，亞利桑那 10000/11。如果拜登沒有拿下這三個州，那麽拜登和川普就都獲得了 269 張選舉人票。根據 2000 年的歷史經驗和川普過去四年的無所不用其極，川普很有可能依靠六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幫助，再次從後門入主白宮；或者是通過眾議院每州一票的投票獲勝，雖然民主黨在眾議院占多數席位，但是按照每州一票，則是共和黨控制了 29 個州。如此一來，拜登贏了川普 700 多萬普選票，還是會被推翻。

　　縱觀全世界成熟的民主國家，唯有美國才有如此荒謬不公正的總統選舉制度。而以上這些不容否定的歷史事實，也的確讓許多極權專制政權可以不無根據地對他們的國內民眾說美國的民主是虛假的，從而作為否定民主，堅持專制的借口。

　　選舉人團制度造成的選票不平等

　　造成絕對多數選民的選擇被壓制，民主選舉的結果被顛覆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呢？是選舉人團制度下每一張選票價值的不平等。

　　按照美國憲法的第二章第一節第二款規定，總統和副總統由各州指定的選舉人選舉產生，每個州的聯邦眾議員數加上兩名聯邦參議員就是該州的選舉人票數。美國國會一共有 435 位眾議員和 100位參議員；第 23 條修正案規定，華盛頓特區與人口最少的州一樣獲得三張選舉人票。因此全國一共 538 張選舉人票，贏得 270 張選舉人票的當選總統。目前有 48 個州采用贏者通吃（Winner-Takes-All），即是一個州之內贏得普選票多數的候選人就得到該州的所有選舉人票，只有兩個州（緬因州和內布拉斯加州）將選舉人票數在主要候選人之間分配。

　　懷俄明州不到 60 萬人有 3 張選舉人票，而加州 3925 萬人才 55張，德州 2786 萬人才 38 張，因此加州和德州的每一張選票權重價值還不到懷州的 30%。事實上，總共 43 個州（98%的全國人口）的每一張選票的權重價值低於懷州的 60%。（見附表 1）值得注意的是，1787 年原版憲法中規定，統計人口的時候每個黑奴折算為每個白人的 60%。換言之，在 2020 年 98%的美國人的選票價值還不如 1787 年黑奴的價值，這難道不是匪夷所思嗎？

　　造成每張選票價值在各州之間嚴重不平等的直接原因是每個州無論人口多少都擁有兩個參議院席位。還有一個不為人注意的原因是，目前眾議院席位分配其實並沒有按照憲法規定的按照各州人口比例來執行，導致大約 40 個州被剝奪了超過 100 多個應該得到的眾議院席位，相應的選舉人票數也就被剝奪，因此造成這些州的選民的選票價值更加貶值。例如，按照 2010 年的人口普查，加州被剝奪了13.1 個眾議院席位，德州 8.6 個席位，紐約州 7.4 個席位，佛羅里達 6.4 個席位，等等，這四個州分別被剝奪了至少 13，8，7，6 張選舉人票。

　　值得注意的是，1876 年以來的四次多數選民的選擇被顛覆的既得利益者都是共和黨。2016 年大選結果再次證明，如果總統大選是一場比賽的話，共和黨在比賽開始之前就已經占了明顯優勢，民主黨即使贏了將近 300 萬票和超過 2 個百分點，也還是輸了白宮。2020年 8 月 14 日 CNN 的預測，民主黨必須在普選中擊敗共和黨至少 3至 4 個百分點，拜登需要比川普多 500 萬張選票才能入主白宮。

　　違背美國建國理念和憲法原則

　　《獨立宣言》的第一條建國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所謂平等，最根本的是每個人的生命和尊嚴的平等。在民主憲政的社會，最代表生命尊嚴和最根本的權利的就是每個公民的選票。而且憲法開卷明義就是美國聯邦是歸根到底是由“人民 We the People”而不是“州State”來組成的。根據以上四條建國理念，每個選民的選票價值必須是平等的。如果在同一個選舉之中，每張選票的價值不平等，那麽這樣的選舉就是不公平的，其結果就缺乏合法性，就違反美國建國理念基本原則。

　　投票是每個公民最神聖的公民權利，最根本的言論自由，既然選舉人團制度造成每個公民的選票價值不平等，那麽就違背了以下的美國憲法原則：

　　1. 第四章第二節第 1 款：每個州的公民都有權享受和其他州的所有公民同樣的特權和豁免。

　　2. 第一修正案：每個人的言論自由不可以被削弱。

　　3. 第十四修正案第二節：每個人的選舉權利不可以被削弱。

　　而且，最高法院在 Baker v. Carr（1962），Reynolds v. Sims（1963），Wesberry v. Sanders（1964）等等判決中，都一再確認了“一人一票 One Person One Vote”的憲法原則。

　　選舉人團制度既違背建國理念，也違背憲法原則和最高法院判例，但是一直難以修改，其原因自然是因為有一貫的既得利益者：共和黨。

　　三、美國國會兩院制度的弊端

　　1992 年以來的眾議院選舉結果

　　聯邦眾議院 435 個席位每兩年全國範圍重選，從 1992 年到 2020年先後總共 15 次眾議院選舉。民主黨八次獲得全國普選票的多數，卻只有五次獲得眾議院多數席位；共和黨七次獲得全國普選票的多數，卻十次獲得眾議院的多數。

　　仔細觀察就會發現耐人尋味的現象：

　　1. 民主黨在 1996 年，2004 年和 2012 年，分別贏得全國普選票 0.1，2.6，1.2 個百分點，但是卻輸掉了眾議院多數席位。

　　2. 民主黨在全國普選票至少要贏得 3.1 個百分點（2020 年）才可以獲得眾議院多數席位，歷史證明民主黨贏了 2.6 個百分點（2004 年）也是不能取得眾議院多數。

　　3. 共和黨則從來沒有贏得多數選票卻不能獲得多數席位的反常現象。

　　4. 共和黨在 1998 年，2000 年和 2016 年分別贏得微弱的 1.1，0.5，1.1 個百分點，都安全地獲得眾議院多數席位。

　　5. 2004 年共和黨即使輸了普選票 2.6 個百分點，依然獲得眾議院多數席位。

　　為什麽贏了選舉卻輸了眾議院：蠑式劃區

　　在 1996 年以前，沒有出現過贏了選票卻輸了多數席位的反常現象。為什麽如此反常現象現在越來越嚴重？兩個主要原因：（1）蠑式劃區(Gerrymandering)和（2）壓制選民投票（稍後討論）。

　　每十年一次的全國人口普查之後，各個州一般都需要根據新的人口分布重新劃分聯邦和州的議會選區。蠑式劃區是一種通過操縱劃分選區邊界，為特定政黨建立不公平政治優勢的做法，主要通過兩種方法，填充（Packing）和裂化（Cracking）(圖表 3)，達到目的。

　　填充就是將盡可能多的對方選民劃入盡可能少的選區，這樣對方選民的人數優勢只能在體現在少數選區；裂化則將對方選民分散在盡可能多的選區，使得他們在這些選區永遠處於劣勢。最高效率的蠑式選區劃分往往同時使用這兩種方法，從而將執政黨的選民在盡可能多的選區保持足夠的優勢，即使反對黨在該州選舉獲得普選票多數，也難以贏得多數席位。

　　例如 2018 年中期選舉，共和黨北卡羅來納在眾議院選舉中獲得該州 50%的普選票，卻贏得了該州 13 個眾議院席位中的 10 個，民主黨獲得 48%的普選票，卻只獲得 3 個席位。根據《大西洋周刊》2019年 03 月 25 日的報道，北卡州的共和黨州議員 David Lewis 公開承認他們控制的選區重劃委員會畫出了 10 個共和黨選區和 3 個民主黨選區，是因為他們實在無法畫出 11 個共和黨選區和 2 個民主黨選區。

　　根據 WorldPopulationReview 分析，目前使用蠑式劃區方法的最嚴重的十州是：阿肯色，肯塔基，路易斯安那，馬里蘭，北卡羅來納，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州，德克薩斯，猶他和西弗吉尼亞。其中唯有馬里蘭是民主黨控制州議會，其他九個州都是共和黨控制。

　　根據 BallotPedia 目前有七個州建立了非黨派的選區劃分委員會以確保透明公平，其中民主黨控制四個州：加利福尼亞，科羅拉多州，夏威夷，華盛頓；共和黨控制兩個州：亞利桑那，愛達荷；以及民主黨州長和共和黨州議會共治的密歇根。

　　根據維基數據，共和黨在 2010 年花費了大約三千萬美元，利用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特別在搖擺州進行大規模的蠑式劃區，於是在2012 年眾議院選舉中立竿見影。雖然民主黨多得普選票 140 萬或 1.2個百分點，共和黨卻拿下 234 個席位（54%）的絕對多數。

　　2019 年 6 月 27 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 5 比 4，拒絕在兩起選區劃分案件中作出裁決。提出訴訟的維護民權組織警告說，五位保守派大法官如此裁決，無異於為負責重新繪制州選區地圖的政客濫用權力開了“綠燈”，“讓政客操縱投票地圖就像讓狐貍掌管雞舍”。

　　筆者在英國和德國工作生活將近六年期間，沒有看到任何關於選區劃分設局的惡劣行徑。英國下議院選區地圖就沒有明顯的蠑式現象。而德國（和大部分西歐北歐國家）更是立法確保各個參選政黨按照得票率獲得席位，確保公平選舉和民意表達。唯有美國才如此荒謬地由政客為自己劃分選區。

　　與總統大選一樣，共和黨（包括他們的五位保守派大法官）越來越意識到在眾議院的選舉，他們同樣無法通過公平透明的選舉獲勝，於是就采取蠑式劃區的卑劣手段，以達到維持其權力和政治利益。而這又使得極權專制政權可以指出美國民主是虛假的，從而作為否定民主堅持專制的借口。

　　1992 年以來的參議院選舉結果

　　聯邦參議院 100 個席位，任期六年，每兩年大約 1/3 席位重選，參議院同期 15 次選舉的結果列表如下（圖表 5），依次是年份，贏得多數選票的黨，勝出百分點，獲得多數席位的黨，席位分布。

　　雖然不是全國範圍的選舉，不能與總統和眾議院兩個全國選舉進行直接比較，與每次選舉中兩黨分別有多少席位需要改選有一定關系。但是仔細觀察，還是會發現類似眾議院的反常現象。

　　? 民主黨贏得普選票多數 9 次，但是獲得多數席位只有 7 次。

　　? 共和黨贏得普選票多數 6 次，但是獲得多數席位只有 8 次。

　　? 民主黨在 1998 年，2004 年，2016 和 2018 年四次參議院改選中，分別贏得普選票 2.7，5.5，11.4 和 19.6 個百分點，但是依然輸掉了參議院，而且在 2004 年和 2018 年還分別減少了 4 和 2 個席位。

　　? 共和黨在 2010 年贏得 5.3 個百分點的多數選票，從民主黨原有的 57 個席位拿下了 6 個席位，雖然還不足以獲得參議院多數席位翻盤，屬於正常結果。

　　? 2020 年總共 35 個席位改選（共和黨 23 個，民主黨 12 個），共和黨贏得 2.1 個百分點的多數選票，保住了 20 個席位，民主黨則翻盤 3 個席位（包括險勝佐治亞兩個席位），屬於正常結果。

　　人口小州對人口大州的巨大優勢

　　參議員選舉是全州進行，沒有選區

　　劃分，因此問題根源在於參議院制度。眾所周知，美國憲法規定每一個州，無論人口多少面積大小，在參議院都有兩個席位。根據 2019年的人口估計：

　　? 人口最少的 26 個州的人口是 57,618,095，占全國人口的17.6%，平均每個參議員代表 1,152,362 人；

　　? 人口最多的 24 個州的人口是 269,976,700，占全國人口的82.4%，平均每個參議員代表 5,399,534 人；

　　? 在參議院，17.6%的少數人口獲得 52 個席位，82.4%的大多數人口只有 48 個席位；

　　? 24 個大州的參議院/人口比例 26 個小州的參議員/人口比例的 4.7 倍；

　　? 最極端的例子是加州人口 39,512,223 和懷俄明人口578,759 都是兩位參議員，因此在參議院投票表決的時候，每個加州人的話語權相當於懷州居民的 1.5%而已。

　　2020 參議院選舉結果，目前參議院：

　　? 民主黨和無黨派的 50 參議員代表全國 58%的人口，其中 34人來自於 26 個小州，16 人來自於 24 個大州；? 共和黨的 50 個參議員代表全國 42%的人口，其中 42 人來自於 26 個小州，只有 8 人來自於 24 個大州；? 可見民主黨在人口大州占多數席位，共和黨在人口小州占多數席位。

　　由此可見在美國參議院，憲法規定的參議院制度使得 26 個小州的絕對少數人口對 24 個大州的絕對多數人口保持著制度性的巨大政治優勢，而 1992 年以來的既得利益者又是共和黨。

　　四、美國聯邦法院制度的弊端

　　1990 年以來的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任期終身制。自從 1990 年 10 月以來確認了 11 位大法官，提名總統，就職日期和參議院確認投票結果。

　　? 民主黨總統提名的四位大法官，都獲得參議院 60 票以上的絕對多數通過，因為他們都是中間溫和派。

　　? 共和黨總統提名的七位大法官，只有兩人（Souter 和 Roberts）獲得 60 以上的絕對多數通過，另外五人依靠簡單多數通過，因為他們是極端保守派。

　　? 共和黨老布什和小布什分別提名兩名大法官，都是一個溫和一個極端保守。其中極端保守大法官湯瑪斯 Thomas 獲得的參議員票數 52 只代表了 48%的選民。

　　? 川普提名的三名大法官獲得的參議員票數 54，50，52 分別只代表美國人口的 45%，44%和 46%。

　　目前九個現任終身制的大法官，四個極端保守者獲得的參議員票數所代表的全國人口都少於 50%，這就是少數人對多數人進行長期統治的體現。為什麽會出現以上的情況呢？首先是前述的參議院每州兩票的制度造成。其次，參議院的共和黨先後三次改變了遊戲規則。

　　首先在 2016 年 2 月 13 日保守派大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病逝，距離大選 269 天。奧巴馬提名華盛頓特區上訴法院首席法官梅里克·加蘭（Merrick Garland）。在此之前，所有總統提名的大法官人選都獲得參議院的聽證，辯論和投票的過程。但是麥康納及其共和黨同事違背此前慣例，拒絕進行任何聽證辯論和投票，聲稱在大選年的大法官提名應該讓選民決定，這是史無前例的封殺。事實是，加蘭法官在司法界口碑極佳，是獲得兩黨認同的溫和派人士，在 1997 年獲得參議院 76-23 的確認成為上訴法院法官，而且在 2010 年，當時的共和黨大佬之一的參議員哈奇（Orrin Hatch）就敦促奧巴馬提名加蘭為大法官，因為加蘭是兩黨共識的提名人。麥康納知道一旦進入確認程序，將順利贏得參議院的確認。共和黨如果反對的話等於自己打臉，推翻他們之前對加蘭法官的讚譽。

　　其次，在 2017 年之前所有的大法官提名人都經過四個步驟的確認程序（1）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聽證；（2）司法委員會投票；（3）參議院辯論，程序投票需要 60 票以上才能結束辯論；（4）參議院全體投票確認，獲得簡單多數即可。共和黨在 2017 年為了通過 NeilGorsuch，將第 3 步驟中 60 票改為只需要 51 票。

　　第三，2020 年 9 月 18 日，自由派大法官露絲·巴德·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距離大選只有 46 天。川普提名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這次麥康納等共和黨參議員推翻自己四年前的“大選年讓選民決定”說辭，以最迅速的方式強行在大選前 8 天確認，絕對的 180 度翻臉。

　　美國的聯邦法院制度

　　美國總統選舉在成熟民主國家中是絕無僅有的異類，其最高法院制度也同樣是異類。在美國由總統提名法官，參議院簡單多數通過，這樣就造成了法院成為黨派政治的延申，失去了獨立性和公信力，這其實也違反了三權分立的憲法原則。民主憲政的一個基本共識是，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異化甚至腐敗。法官終身制，就違反了這一基本共識。

　　根據 HuffPost2021 年 1 月 27 日報道，川普四年內在麥康納的全力支持下任命了 230 多個終身法官，遠遠超過奧巴馬（75 人）、小布什（206 人）和克林頓（204 人）在第一任期內確認的人數。而且川普的大部分法官符合一個特殊的模式：白人，男性，極端保守傾向。

　　筆者在英國和德國工作生活六年期間，就注意到其他西方民主國家（例如英法德西，加拿大等等）的最高法院（或憲法法院）不同於美國。根據華盛頓郵報 2018 年 10 月 6 日和美國新聞周刊 2020 年9 月 23 日報道（1）有任期年限，退休年齡限制 70 或 75 歲，（2）由一個委員會提名，強調履歷資格和中間溫和，（3）國會三分之二投票讚成，（4）最高法院的裁決基本上會達成共識。這樣就基本上避免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被政治化被黨派化，也不允許大法官們成為終身不受約束制衡的“寡頭黑衣幫”。因此在這些國家，一個大法官的生死交替，不會成為全國轟動“你死我活”的黨派鬥爭。

　　保守派大法官們對民主憲政的倒行逆施

　　在最高法院占據多數的保守派也非常給力，很多次作出對選民權利極為不利的裁決。以下是其中對民主選舉打擊最嚴重，對少數人統治最有利的三個判決。

　　? 2010/01/21 Citizens United v. FEC 最高法院 5-4 推翻了100 多年來為了防止金錢腐敗對選舉支出的限制，只要大富豪大公司不正式與政黨或候選人進行“協調”，他們就可以在競選廣告上花費無限的資金。

　　? 2013/06/25 Shelby County v. Holder 最高法院 5-4 推翻了1965 年投票權利法案的關鍵條款，使得那些歷史上曾經有壓制選民權利的州和地方政府再也不會受到聯邦司法部的監察。如前述，美國南部各州已經關閉了近 1200 個投票站。

　　? 2019/06/27, 最高法院 5-4 裁定，聯邦法院無權受理與蠑式劃區相關的案件，這意味著共和黨在各個州議會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蠑式劃區來扭曲民主選舉，從而達到少數統治多數的目的。

　　另外，對於 2020 大選保守派大法官們作出了以下不利普通選民的判決，國家公共電台 NPR 2020/07/25 報道如下：

　　? 今年四月，當時在威斯康星州初選前夕，五名保守派法官投票推翻了聯邦地區法官允許該州延長接受缺席選票時間的裁決。

　　? 六月，德克薩斯民主黨要求因為新冠疫情，取消部分缺席投票的限制，特別是對於 65 歲以下的選民的限制，但是遭到最高法院的否決。

　　? 七月初，通常保守的第十一巡回上訴法院批準了阿拉巴馬州三個縣的選民更容易使用缺席選票的方案，但是遭到最高法院的否決。

　　? 七月中旬，最高法院同意共和黨州長和議會立法禁止數十萬刑滿人員在 8 月 18 日初選以及 11 月大選中投票。

　　在此需要再討論一下 2010 年的 Citizens United 的判決，因為保守派大法官們實際上樹立了“金錢等於言論 Money is Speech”和“公司是人 Corporations are People”如此荒謬的觀點。這意味著，誰的錢多，誰就可以沒有限制地花錢來影響民主選舉。這在其他成熟民主國家又是不可思議的。筆者外派英國德國的時候，就從來沒有在電視上看到政治廣告，因為在英國是被法律禁止的，而在德國，每個候選人只允許有一個廣告。

　　根據以上的比較，因此就不能理解，為什麽北歐西歐加澳新等成熟民主國家的政治廉潔透明度要比美國好得多。根據 BBC2020 年 11月 19 日報道，2020 大選總統和國會議員的選戰總共花了將近 140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紀錄，是 2016 年的兩倍以上。美國選舉日益嚴重的金錢腐敗，又使得某些專制政權有了抹黑民主憲政的口實。

　　至此，共和黨保守派可以說是完成了整個政治架構來實現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總統，國會，最高法院，加上無所不用其極地壓制投票，和無限制的金錢來腐蝕選舉。

　　五、美國共和黨的蛻變

　　共和黨如何千方百計地壓制選民權利

　　綜上所述，總統，眾議院和參議院的三個聯邦選舉都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而共和黨都是既得利益者。但是，已經占據了遊戲規則的不公平優勢的共和黨依然不滿足，在選戰過程中依然還要想方設法地壓制多數選民，因為他們知道，越多選民投票，對他們越不利。

　　根據路透社 2019/09/10 報道，民權組織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自從最高法院在 2013 年削弱 1965 年的投票歧視法以來，? 美國南部各州已經關閉了近 1200 個投票站。例如亞利桑那州關閉了超過五分之一的投票地點，得克薩斯州關閉了十分之一以上的投票地點，佐治亞州的七個郡現在只有一個投票站。

　　? 共和黨掌控的州還實施了一系列其他壓制選民的措施，如縮短投票時間，必須出示帶有照片身份證，等等。

　　? 在最近的選舉中，投票人數激增，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和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等城市的選民忍受了數小時的等待投票。

　　根據加州貝克萊大學 2020/09/29 報道：

　　? 底特律，費城和匹茲堡的許多選民收到自動錄音電話，被警告說，如果你想通過郵件投票，你的個人信息將移交給警察和收債員。

　　? 在威斯康星，共和黨限制提前投票，並在共和黨任命的聯邦上訴法官的支持下取得成功。

　　? 在佛羅里達，2018 年全民公投壓倒多數通過恢覆數十萬已經服刑期滿人士的投票權，但是共和黨州長和議會即刻立法要這些人士繳納罰款之後才能投票，而且得到法院支持。

　　2020 年新冠瘟疫爆發之後，千百萬選民因為安全原因選擇郵寄投票，同時看到自己在所有的民調中明顯落後，川普就開始毫無證據地指控大規模缺席郵寄選票作弊，從而為他拒絕承認敗選預先制造借口。紐約時報 2020/09/24 報道，聯邦調查局長在國會作證 FBI 沒

　　有發現在全國範圍協調進行選票作弊的證據。許多專業新聞媒體都報道這一指控毫無證據。今日美國 2020/10/20 對所謂的選票作弊案件進行了深度調查，證明沒有事實根據。

　　另外，根據紐約大學法學院 BrennanCenter 在 2021 年 2 月 19 日公布的統計：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經有 43 個州提出、預立案或通過了 253 項限制投票權的法案：(1)限制郵寄投票；(2)施加更嚴格的選民身份要求；(3)對過去成功的促進選民登記政策加以限制；(4)使得清理選民登記記錄更加輕易。其中提出限制性法案最多的三個州都是這次 2020 大選的戰場州：亞利桑那州 19 項，賓夕法尼亞州 14項，佐治亞州 11。很顯然，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看到 2020 大選投票率大增之後恐懼不已。

　　共和黨“不再是一個民主政黨”

　　2020 年 9 月 24 日，489 位退休將領和曾經擔任國安部門高級官員的共和黨人公開聲明：“盡管我們中有些人的政策立場與拜登及其政黨的立場不同，但對這些政策分歧的辯論可以稍後進行。目前，我們必須制止川普對我們國家的價值觀和制度的攻擊和破壞，並恢覆我們民主的道德基礎。”

　　川普的第三任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頓（John Bolton）解釋他為什麽反對川普連任，因為在川普內閣工作 18 個月的經歷使他確信美國的民主憲政無法經受得起川普的第二個四年任期。要知道，博頓可是小布什時期保守派中的鷹派人士。

　　川普在 2017 年 2 月 14 日，邀請當時的聯邦調查局長科米到白宮進行一對一的晚餐，要求科米對他個人效忠，科米委婉地拒絕了。

　　川普隨後在五月就開除了科米。川普在 2018 年 11 月 8 日開除了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也是因為認為塞申斯對他個人效忠度不夠。如此行徑與黑幫老大有何區別？

　　川普後來任命威廉巴爾為司法部長，原因是巴爾投其所好給川普寫了一份個人效忠投名狀，其 2018 年 6 月 8 日的備忘錄中的核心觀點是：（1）總統行政執法權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2）總統的個人利益就是國家利益，沒有任何利益沖突的限制。如此觀點，與獨裁者有何區別？

　　相比之下，奧巴馬（民主黨）上任之後，留任了小布什的 FBI 局長羅伯特-穆勒 Robert S. Muel er（共和黨），現在拜登（民主黨）上任，也留任了川普的 FBI 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Wray（共和黨）。奧巴馬和拜登，從來沒有要求 FBI 局長或者任何下屬對他們個人效忠。

　　正如《大西洋周刊》2020 年 12 月 10 日的評論指出，共和黨已經背叛拋棄了民主憲政。四星上將科林鮑威爾（老布什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小布什的國務卿）等等許多有良知的前共和黨人宣布退出共和黨。更有一些前共和黨人，如 Steve Schmidt 宣布（共和黨圈內重要的選戰策略專家，曾是麥卡恩的競選團經理），“共和黨不再是一個民主政黨，現在美國只有一個民主政黨，那就是民主黨，因此我已經改登記為民主黨”。注意，這是一位資深的共和黨人士說的話。

　　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0 年的年度報告，美國得分86 分（滿分 100），在 84 個民主國家中的排名是第 53。2009 年美國得分 94，與德國瑞士等國名列前茅。十年之後的今天美國排在希臘，斯洛伐克和毛里求斯之後，屬於全球民主脆弱地區的趨勢類型：

　　“選舉的透明公平，司法獨立和防止腐敗的機制都面臨著壓力，來自包括總統本人在內的美國領導人對新聞界，法治和其他民主憲政的支柱進行了持續猛烈的攻擊。”

　　在透明國際 2020 年的年度報告發布的腐敗指數（CPI）上，美國的得分是八年來最低的 69 分，在 180 個國家和地區的公共部門腐敗現象排名第 23，在阿聯酋（71）和不丹（68）之間。CPI 的分數範圍從零（完全腐敗）到 100（完全沒有腐敗）。新西蘭以 87 分排名第一，北歐國家，新加坡，瑞士，荷蘭，盧森堡和德國名列前十名。

　　六、忘記歷史，重蹈覆轍

　　驚人相似的歷史

　　筆者曾經看到類似這樣的觀點：“你們對川普諸多反對，難道他不是民主選舉上台的嗎？”在微信群里還有一位國內公知振振有詞地說，“川普是美國人民選的，難道美國人民都是傻的？”

　　筆者在德國工作生活的時候，實地追溯了希特勒納粹發源和毀滅的歷史軌跡：慕尼黑，達豪（Dachau），紐倫堡和柏林–希特勒發表演說和煽動叛亂的啤酒館，納粹的第一個集中營，希特勒檢閱納粹黨徒大規模集會遊行，納粹帝國總部和最後毀滅的地堡……所以從川普 2015 年 6 月 16 日發表他的參選演說開始，過去的五年在筆者眼里就如同歷史電影回放一樣……川普的 MAGA 口號的始祖是墨索里尼；希特勒首先使用“假新聞 Fake News”；斯大林等獨裁者最喜歡使用“人民的敵人 Enemy of the People”；今天的 ProudBoys 和OathKeepers 等等極端右翼半軍事化組織（FBI 的歸類）的前輩是墨索里尼的黑衫沖鋒隊和希特勒的褐衫沖鋒隊；希特勒和川普都是通過散布種族仇視，民族主義，謊言謠言，陰謀論（Conspiracy）來煽動民眾；為了制造個人崇拜，希特勒宣揚他是德意志的救世主，而川普宣稱他“一個人能夠解決所有問題 I alone can fix it”；而當年支持希特勒的民眾和支持川普的民眾都相信他們的“偉大領袖”是上帝派來的，都陷於竭斯底里的瘋狂狀態……歷史當然不會百分之百地簡單重覆，但是過去的五年與大約九十年前難道不是已經驚人地相似了嗎？要知道，1932 年 3 月 13 日希特勒也是通過民主選舉上台的，但是他上台之後，就立刻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破壞民主憲政。

　　川普上台之後，越來越多歷史學者們回顧納粹希特勒是如何在德國崛起的。例如關於造謠，希特勒曾說，“如果你造謠越大，而且反覆不停地造謠，那麽就會被相信” 。而且，希特勒及其納粹黨徒們很早就使用“呂根派普斯 Lügenpresse”一次又一次地抹黑獨立新聞記者。如今，德國的極端右翼勢力又在使用這個名詞，其英文意思就是“假新聞 Fake News”。

　　美國的民主憲政畢竟比魏瑪共和要堅韌，美國民眾在新冠瘟疫最嚴重的時刻以他們神聖的選票，作出了扭轉歷史的選擇，將川普和國會共和黨同時選下台，從而翻過了黑暗的一頁。但是，因為其自由平等開放包容的性質，民主憲政本身注定是脆弱的；再加上以上種種弊端，如果不盡快通過立法修正，下一個川普式人物的出現就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共和黨以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的企圖就會繼續下去，那麽民主憲政在美國還能繼續多久？

　　其他成熟民主國家的榜樣

　　筆者有幸先後在北美，歐洲，亞太和拉美工作或出差，遊歷 30多個國家，有機會領略其他國家的風土人情，學習他們的歷史文化，也特別留意比較各國的政治制度。

　　? 在英國下議院大選的選戰時間長度一般不超過兩個月，最近一次 2019 年大選就是從 10 月 29 日到 12 月 12 日。加拿大歷史上最長的選戰是 10 個星期。而川普則是在 2017 年 1 月20 日，就職日當天就登記 2020 大選，而且在 2017 年 2 月就舉行了他的第一次連任競選集會。

　　? 奧地利、加拿大、以色列、日本、新西蘭和英國都有法律限制選戰支出上限，例如英國規定每個政黨在每個下議院選區不超過三萬英鎊。

　　? 新西蘭政府根據法律制訂的一套公式給各個政黨撥出公共資金，用於電台和電視廣告演講的免費廣播時間，候選人可以購買額外廣告時間，但是不能超過支出限額。

　　? 在澳大利亞，公民投票既是權利也是義務，不投票就罰款，因此投票率一直高於 90%。

　　? 在瑞典，政府根據人口數據進行自動的選民登記。在美國，大約 25%的選民沒有登記。

　　? 在挪威，政黨的經費 67%來源於政府。

　　? 絕大部分國家的選舉日要麽是星期天或星期六，要麽是法定假日（韓國，以色列）。美國的選舉日是 1845 年（工業化之前的農業社會）制訂的，以適應當時依靠馬車出行的農民們，星期天要上教堂，而周三是市場日 Market Day。

　　通過比較，美國的民主制度顯而易見是所有成熟民主國家中的奇葩異類，而共和黨是維持現狀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也就竭盡全力反對任何民主憲政的改革，想方設法地壓制普通選民的投票權。

　　民主黨的政治改革方案

　　2018 年中期選舉的藍潮使得民主黨奪回了眾議院的多數席位。

　　民主黨在 2019 年 1 月 3 日，新一屆國會開幕的第一天，就提出了為民法案（For the People Act）（又稱 H.R.1），並於 3 月 8 日以 234-193 的黨內投票結果通過了該法案，沒有一個共和黨眾議員支持。共和黨時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則又是采用封殺手段，不允許該法案在參議院獲得辯論，聽證和表決。那麽這個讓共和黨如此不敢見光的為民法案包括哪些條款呢？舉例如下：

　　1. 要求各州為聯邦選舉提供當天的選民登記。

　　2. 要求各州允許提前投票至少 15 天，建立自動選民登記制度，例如每個州的機動車部門或公立大學幫組合格公民自動登記投票，除非他們選擇不這樣做。

　　3. 擴大郵寄投票的機會，並將選舉日定為聯邦假日。在工作日投票，對於要上班的選民，特別是勞工階層，往往是不容易的。

　　4. 要求各州提供網上選民登記，目前已有 39 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采用網上選民登記。

　　5. 要求各州在將選民從名冊上除名之前獲得和確認某些信息，並禁止在選舉前不到 6 個月的時間內進行選民清理，並給予選民對除名提出異議或尋求恢覆登記的機會。

　　6. 恢覆刑滿釋放者的投票權，例如佛羅里達州全民公投就通過這一條款。

　　7. 規定選舉使用紙質選票，選民可以填寫和檢查，以便在投票前糾正任何錯誤。

　　8. 要求各州保存紙質選票以備重新點票，抽樣審計和人工驗證。

　　9. 規定所有聯邦選舉中使用的投票機必須在美國制造。

　　10. 為競選活動引入自願性公共融資，以 6：1 的比例匹配小額捐款。

　　11. 對外國遊說進行更嚴格的限制，要求 SuperPAC 和其他“黑錢”組織披露其捐助者。

　　12. 支持憲法修正案，以推翻前述的最高法院在 Citizens United的判決。

　　13. 要求總統和副總統以及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公開披露他們過去 10 年的所得稅申報情況。

　　14. 禁止國會議員使用納稅人的錢來解決就業歧視（例如性騷

　　擾）索賠，要求國會議員向財政部償還任何此類付款。

　　15. 要求司法會議制定對最高法院具有約束力的道德規則，最高法院是唯一沒有受到任何司法道德規範約束的法院。

　　16. 要求各州成立獨立委員會根據五個標準繪制國會選區線，從而防止政黨蠑式劃區，不給任何黨派帶來不應有的好處。

　　根據《新聞周刊》2021 年 2 月 25 日報道，為民法案獲得 68%比16%的公眾支持率，其中 57%共和黨選民也支持。例如總統公布所得稅，這是尼克松開始的兩黨共識傳統，所有的成熟民主國家都有確保廉政防止利益沖突的陽光法案。拜登夫婦截止 2020 大選之前公布了22 年的稅表；克林頓夫婦截止 2016 年大選之前公布了 1977 年競選州長以來的稅表；而川普則始終不肯公布。川普指控克林頓是騙子“Crooked Hillary”，而他的狂熱支持者們竟然也相信了。從公共政治道德的角度，顯而易見到底誰是無賴騙子。

　　忘記歷史，重蹈覆轍

　　至此，筆者分析了美國民主憲政的種種弊端及其醜惡的歷史背景。但是，筆者對華盛頓等開國先賢們懷著最崇高的敬意，曾經特地到華盛頓，傑斐遜，麥迪遜的故居瞻仰。如前述，他們的建國理念，不僅史無前例，而且遠遠超越了當時的客觀現實，他們不得不做出妥協。可恥的不是這些開國先賢，而是那些違背了建國理念，踐踏民主憲政原則的政客和政黨。

　　歷史車輪的進步，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前赴後繼地去努力推進。華盛頓傑斐遜富蘭克林他們那一代已經作出了超越歷史的貢獻，林肯的廢除奴隸捍衛聯邦，兩位羅斯福的進步主義，肯尼迪和約翰遜的各項民權法案等等都是永垂青史的貢獻……

　　每一個美國公民都宣誓效忠和捍衛憲法，對抗侵犯憲法的敵人，國內的和國外的……而不是效忠某一個人或某一個政黨。

　　當成千上百的暴徒舉著川普大旗攻擊國會妄圖阻撓民主選舉憲政程序的時候，當 199 個共和黨眾議員和 43 個共和黨參議員否認事實，拒絕彈劾川普煽動叛亂的時候，他們已經完全走向了民主憲政的對立面，因此不再是一個民主憲政的政黨。

　　林肯在 1863 年 11 月 19 日發表葛底斯堡演說告訴我們，“政府必須是民選，民有，民享，才不會從地球上滅亡”。

　　忘記歷史，必然重蹈覆轍。

　　（首發於俄州亞太聯盟，2020/10/26）

　　瞎說成了力量——解析“白左進化史”

　　肖雪慧

　　現代國家政治譜系中，左、右、中左、中右……都有其地位，國家政策也是在各方博弈中此消彼長。任何國家，如果一派獨大（不管獨大的是左還是右）而沒了博弈，對一國來說是禍非福，而且一派獨大的政治格局滑向罩國這樣的局面，也非天方夜譚。這是常識。奇怪的是這國近兩三年突然掀起對所謂白左的討伐，視為歐美禍害，似乎必欲除之而後快。其中不乏學界人，這一點是最令人不解的。坦率的說，在我看來，隨時把“白左”之類詞匯掛在口頭、筆下的，多非善類。——肖雪慧 2019-3-28

　　謊言流行如同瘟疫蔓延，已經是很普遍的現象。如周某平之流編造的謊言迅速傳播，很多人無力求證，也無心求證，只要投合自己對某事物的既有看法和心理定勢，就當成事實接受下來，再點一下鼠標轉發出去……

　　有的不一定蓄意制造謊言，但為了兜售自己觀點信口開河，煞有介事說古論今，縱論中外，也是能蒙很多人的。最近在多個群反覆看到的一篇叫做“精神瘟疫之路——白左進化史”（簡稱“白左進化史”）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1985132&boardid=1，就屬於這種。

　　初次看到，對這種貼標簽、橫掃一切的標題，感覺就不好。但標題畢竟只是標題，瀏覽之後，發現這篇據稱梳理“白左進化史”的文章，觀念先行、按需取材，對自己要談的人和事的基本情況不知道是沒弄清楚，還是特意做了“藝術加工”，要不，就是把“梳理”當成奏狂想曲。文章基調視“左”為“瘟疫”和邪路，視“右”為正道，這是很需要辨析的；對於無論左或右獨大而沒了博弈會導致什麽政治格局，也是很需要認真討論的。但現在很多人情緒亢奮激越，這種氣氛下難以正常討論，我選擇不說觀點只說事實真偽。頭兩次看到時，對文章中出現的事實問題即時寫了兩點，打算第二天繼續，但被其他事打岔，就沒了重覆這話題的興趣。

　　近日看到克魯格曼一篇文章，標題是“無知成了力量”。“……成了力量”，跟我對現實的觀察很契合，有強烈共感。想起先前擱下的“白左進化史”。百度一下，相關結果達 2630 個。它的隨處瞎扯和不下於周某平謊言的轉發量和閱讀量，簡直就是“瞎說成了力量”

　　的樣本，值得分析。分析它，也是對現在一些流傳甚廣、同樣具有“瞎說也是力量”特征的文字作病理分析。

　　這回還是不討論觀點只就事實真偽進行厘清。但厘清前，先用一句話表達對“白左”（或者“白右”）這種新詞的觀感：談政治傾向就談政治傾向，加一個標示膚色、種族的前綴，這樣的語詞組合，跟“紅二代”異曲同工。不過，為了行文方便和避免過多解釋，本文不得不沿用這樣的詞匯。

　　一、信口開河封伏爾泰和盧梭為“初代白左”

　　18 世紀法國思想家中，伏爾泰跟盧梭在很多觀念上對立。對於兩人雙雙被封為“初代白左”，感覺很滑稽。伏爾泰猛烈批判了教會，但批評教會不等於反宗教。在宗教問題上，伏爾泰主張沒有宗教也要造一個宗教出來。他結束顛沛流離生活定居費爾奈後，第一件事就是建一座教堂，教堂上題有“伏爾泰為上帝而建”的獻詞；思想上，他推崇洛克；政治上，欣賞英國的君主立憲，不僅通過《哲學通信》和小說表達、傳布君主立憲的溫和政治理想，而且為了實現這樣的政治理想，耗費大量時間精力遊說歐洲國王；他伸張人的權利，但看重的是財產權、是自由而不是平等。對於自由與平等這兩種都值得珍視和爭取卻在現實中常常發生抵牾的價值，他跟盧梭的偏好相反。伏爾泰強調個人自由必須受到保護，使之免受警察的專橫和司法機關的錯判，盧梭則提出人民公意和國民主權理論——，按後來歐美公認的左右劃分，伏爾泰該劃歸右邊，盧梭歸在左邊。其實這也是思想史上的劃分。我很好奇，作者靠了什麽樣的狂想才能把伏爾泰放在左邊？

　　二、隨心所欲亂認親

　　作者說“在伏爾泰那里，關於用愛與包容作為這個混亂無序的物質世界最終解決方案”的思考還是一種時髦的想法的時候，青年黑格爾們第一次把他系統的變成了多種看似大相徑庭，實則內涵一致的空想理論體系。——這一段包括了幾個論斷：一，說伏爾泰把愛與包容作為這個混亂無序的物質世界最終解決方案。此說過於想當然。伏爾泰何時給出過物質世界最終解決方案？而且還是“用愛與包容”作為方案？莫非從他為思想、信仰的寬容也為司法公正進行的一場又一場平反冤獄鬥爭“引申”出來的？果真如此，這種毫無邊界的引申，勇氣堪比“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包含的第二個論斷是把伏爾泰說成青年黑格爾的淵源。青年黑格爾分明有其自身淵源，他們的名稱就表示得很清楚，不明白作者為什麽要把他們跟黑格爾撇清卻拉伏爾泰當他們的思想前輩。這樣扯親緣關系，怕是雙方都不認。伏爾泰跟青年黑格爾派不論思想觀念還是風格特點，都差別太大。

　　如果把所謂“左”的觀點上溯到盧梭，倒是比較靠得上的，但我好奇的是，作者只點了下盧梭的名，就放在一邊。（為什麽幾乎我看到的所有批“白左”的文字都追溯到伏爾泰？後來明白了，是因為伏爾泰對教會的批判和揭露觸怒了某些人……）

　　三、靠天馬行空的穿越術和萬能粘貼拉扯術把青年黑格爾和一批法國藝術家封為二代白左

　　如果論“左”，不管是青年黑格爾派還是作者列出的一二三代所謂“白左”中能跟“左”沾邊的，幾乎都沒法跟馬克思相比，但作者偏偏用“毅然脫離了青年黑格爾派的小酒館，寫出了一系列振聾發聵的雄文……”一串溢美之詞把馬克思抽離出來，用“真左”把他跟“白左”之間劃了界限；接下來張冠李戴，宣布“馬克思跟第二代白左分道揚鑣的標志就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意志古典哲學的終結》”。

　　把馬克思抽離出去了，卻把一些不管跟“左”站不沾邊的人拽進自己編織的“白左”譜系。斷言：“法國的第二代白左把德國白左的理論統統弗洛伊德化了，相當多的白左實踐自由主義的方式就是自由自在的交配，這麽幹的副產物就是梅毒在白左中的流行”，為了證明這個論斷，硬生生把莫泊桑、梵高、高更、王爾德拉進來，封為“法國第二代白左”。百把字一段話竟然一連串事實錯誤和胡亂搭配，這樣的本事，幾人有？

　　首先是時空錯亂硬說生活在 19 世紀的法國文學藝術家“把德國白左的理論弗洛伊德化”。對這個斷言，沒必要多說。有興趣了解其真偽的，只需查一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概念何時提出，何時形成精神分析學，再查一下被點名的莫泊桑、梵高等人的生活年代就能做判斷了；順帶還能弄明白：究竟是弗洛伊德可以把幾位藝術家作他的精神分析對象，還是這些藝術家“把德國白左的理論弗洛伊德化”、未卜先知在精神分析學尚未問世就提前實踐？最滑稽的是，把梵高和王爾德的國籍改了，統統說成“法國第二代白左”。

　　除了基本事實錯誤和時空錯亂之外，是令人側目的動機揣度，即所謂法國白左“理論上玩不過德國佬”於是去“發揮文藝特長”。梵高、高更這些追隨內心、用繪畫表達自己的藝術家動過“玩理論”的念頭嗎？他們有過自己理論能不能“玩過”誰誰誰的揣度嗎？如果有，拿證據出來！

　　琢磨一下被拉進去的藝術家，卻也符合時下反“白左”語境：同情下層、弱勢就犯“左”病了。其中，莫泊桑，要說思想觀念，沒有證據表明他青睞青年黑格爾，倒是叔本華的思想對他有影響。他被拉進白左譜系，大概因為寫了很多下層人物，表達了對下層的同情。如果是這樣，我又困惑了：怎麽沒把雨果算上？雨果的《悲慘世界》

　　《九

　　三年》《巴黎聖母院》以及大量政論文，不是更能找到所謂“白左”

　　的思想情感嗎？莫非基於有限視野逮誰是誰、亂點亂拉？

　　四、指控生前未曾跟大學結緣的藝術家跟……合流占領大學和高教研究機構

　　在這個編織得很不靠譜的“白左”譜系中，對所謂“二代白左”

　　敘述尤其混亂不堪，時序倒置的表述和更離譜的時序錯亂，簡直叫人雲里霧里；“德意志吹牛左和法蘭西放蕩左”的輕浮表述，則對思想文化藝術史上前人擺出一副睥睨之態。作者當然有權睥睨，可是起碼得符合事實吧。

　　把德國青年黑格爾跟被點卯的幾位作家藝術家捆綁在一起，編出二者合流占領大學的天方夜譚。即所謂當代法蘭克福學派，是“第二代的德意志吹牛左和法蘭西放蕩左合流占領大學和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後果”！

　　且不論左右，問題在於，並無交集的青年黑格爾派和法國藝術家是怎麽合流的？又怎樣占領了大學和高教研究機構？作者只顧結論下得痛快卻根本不想告訴人們這兩撥人要實現合流需要什麽樣的條件，更不想解釋：梵高、高更生前未曾跟大學結緣，他們何時、通過什麽手段占領了大學？即使有過大學求學經歷的王爾德、莫泊桑，又何曾有過占領大學的興趣？

　　我始終相信，思想或藝術作品一旦產生，為人知曉，在傳播過程中就有了不受創作者自己控制的命運。後人要從過去的思想家或藝術家那里吸取什麽，要去融合他們，融合成什麽樣子，這些都不是創作者能控制和負責的。如果把一切上溯到他們身上，要他們負責，將不會有創作的立足地。

　　五、為何把“法國二代白左”拼湊得稀里古怪？

　　看到“法蘭西放蕩左”這個總括性提法，恍然大悟，原來把莫泊桑、高更、梵高、王爾德等分屬三個國家、社會理想、創作理念不盡相同的作家藝術家捏到一塊，拽進“白左”譜系，拼湊出一盤“法國二代白左”，是因為他們生活上某些相似點可以讓作者把“放縱”

　　“精

　　神和身體上的共同病態”說成二代法國白左的“主要特征”。這樣的手法令人側目：根本不管被拉進來的人究竟是以自己的作品豐富、更新了人們的審美體驗，還是以所謂“左”的思想影響後世，反正編織白左譜系需要“二代法國白左”是生活放縱、精神身體病態的，至於是不是真的放縱、病態，不重要，扯得上就行！

　　但凡對文學藝術史有所了解，就會知道，作家、藝術家生活脫出常規，不是個別，更不限於某一國、某一群、持某種觀念。拎出幾個可能得過性病的作家藝術家，分派給他們一個“二代左”身份，除了忽悠，還是忽悠！

　　六、一二三代白左是“一群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顯著的高於一般勞動者的家夥”？

　　作者宣稱一二三代白左由於其職業和經濟情況，“他們幾乎是不

　　用考慮吃飯問題的”；“一群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顯著的高於一般勞動者的家夥，是帶著何種的心態與目的在研究社會底層人民的自由與福祉？”——言下之意，這群“家夥”不具備研究底層人民自由與福祉的合適心態和正確目的。

　　又在信口開河了。被封一代“白左”的盧梭，少年時期青年時期漂泊流離、生活窘況，即使成名後，也未寬裕過，大半生寄人籬下。

　　被拽進來當“法蘭西放蕩左”代表的高更和梵高，前者為了繪畫理想放棄穩定收入和舒適生活後，經常處於困窘之中。梵高生前是最不為人們理解、最窮困潦倒、最孤獨、悲慘的。賣不出一幅畫，生活全靠弟弟提奧接濟，直到生命終結。但他們不論生活境況是好是壞，都是心之所至筆之所至的藝術家，並沒有給自己加諸研究“自由與福祉”

　　宏大問題的任務，雖然這樣的研究也很有意義。

　　有趣的是，作者把經濟狀況、生活水平跟研究社會底層人民的自由與福祉的資格相關聯，顧頭不顧尾了。勉為其難舉的羅素、中國轎夫、魯迅的例子，對於證明這種關聯，是文不對題，不倫不類。這且不用去管，反正這種胡亂關聯在文章中又不是一兩處。但文章篇末讚揚的勝利者川普，偏偏富可敵國，幾代所謂白左的財富加在一起，怕也比不上他一人。依循作者邏輯，關於資格的疑問豈不重重砸到這位勝利者頭上？這個問題，不深說，自己想去！

　　七．獻媚真正宣揚暴力、打爛一切重來的，獻媚醉心暴力的獨夫民賊，卻把暴力歸咎所謂“白左”

　　作者宣布：“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斯大林到毛主席，都能一眼看穿白左的虛偽和懦弱。”

　　說斯、毛（還有列寧）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作者對馬克思的了解限於由蘇俄抄來、經本朝過濾+篡改後幾十年動用政權力量宣傳灌輸並強制全民崇奉的那套。至於封列、斯、毛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究竟是不了解這幾位還是曲意迎合官方口徑，不猜測。

　　這里只說本朝現實：如果誰真的研讀和接受馬克思的思想，而不是去相信被列、斯、毛根據需要玩捏出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在毛時代是很容易招災惹禍的，如果表達出來，那就鐵定惹禍上身。相比之下較為開放的 80 年代，中國思想界在向禁區突進時，能公開作為資源加以憑借的幾乎只有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青年時代提出的“異化”觀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為理論界最熱話題，想通過這個途徑把49 易幟後被放逐和污名化的人道主義、人性等提到議事日程，但很快就招致一場來自最高權力層的“清污”運動，之後又是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 80 年代兩次運動，特別是“清污”，現在很多人以為指黃賭毒，根本不知道要反對和清除的“精神污染”指人道主義、人性論、異化理論……。這些當時都被冠以“西方價值觀”，視為來自西方的“精神污染”。三年後的反自由化運動，直接把這些統統說成“資產階級自由化”。如今某人“幾不講”、周大司寇今年一開年向“三權分立”“司法獨立”“憲政民主”亮劍，近日中國法學會鼓噪反對“三權分立”“普世價值”……，全都跟 80 年代在各方抵制下夭折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脈相承。而 80 年代思想界通過對馬克思著作中某些思想和理論的闡釋來觀照、批判中國現實，被打成“搞精神污染”——特別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竟然發生在把馬克思主義寫進憲法的國度。這個事實讓人聯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里“宗教大法官”那一幕：如果基督回到人間，是一定會被當成異端送上宗教法庭，被宗教大法官判罪的。

　　作者把那幾個人宣布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何其荒唐！

　　馬克思的思想龐雜混亂，對其階級鬥爭、暴力革命論，作者不吝溢美之詞，對利用馬克思思想中這一面制造人間地獄的同樣不吝溢美之詞，卻反過來把所謂“白左”，包括被歸入白左、放棄暴力革命而走議會道路的第二國際宣揚成暴力淵藪，何其虛偽！

　　八、“古拉格是那些去蘇聯走親戚的第二國際白左的最終歸宿”？這話題很好笑但適合嘲諷嗎？

　　《白左進化史》這樣描述第二國際：

　　“幾十年後，小酒館空間不夠白左用了，他們幹脆組織了更大的閒人神侃會，這也就是第二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開始，這些白左馬上各回各家，自相殘殺，把愛與和平忘了個精光，而真正的左派列寧同志，則利用德日帝國主義同沙俄帝國主義的矛盾，用馬克和日元在大戰的戰火中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俄國。

　　“造反的最高境界是用帝國主義的錢鬧革命

　　“後來第二國際的白左們死乞白賴的流竄到蘇聯想攀個親戚得些施舍的時候，偉大的慈父把他們統統關進古拉格爆出了翔，這表明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時時刻刻都是要和白左劃清界限的。

　　“古拉格是那些去蘇聯走親戚的第二國際白左的最終歸宿”

　　這段描述，作者縱情放飛想象力——小酒館、閒人神侃會、流竄、攀親、求施舍……。筆調呢？怎麽損、怎麽寫。還搞穿越，又像前面“梳理”二代白左那樣，時空錯亂。第二國際在蘇聯出現之前就停止活動了，一戰剛開始不久，列寧就宣布“第二國際已死，第三國際萬歲!”第二國際白左流竄蘇聯求施舍，從何說起？

　　古拉格是蘇聯領導人為消除政治和思想異己而設立的集中營。

　　被關進古拉格的，主要是蘇聯領導人眼里沒有核心意識、不忠誠、不看齊的本國異端，對外國來訪者，特別是有點名氣的作家，玩的另一套：給他們看篩選過的、而且常常是經過偽造的“現實”。其他國家有哪些第二國際的傳人到蘇聯“攀親”被關，沒有查證，不做判斷。

　　但果真有此事，並不好笑，更不值得幸災樂禍。

　　順便說一下，被作者嘲諷的第二國際跟今天歐洲好些民主國家大有淵源，而作者吹捧的“真左”卻是曾經的蘇聯陣營和現在碩果僅存的幾個朝廷。讀到用這樣輕佻的筆調說這件事，感覺很怪。

　　九、把自己的認知當成判斷是非、正邪的標準

　　“在批判白左的時候我們決不能忽視這樣一點，那就是一二三代白左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特別是第三代白左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比如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是非常深刻的，有著非常深遠的意義，他們是白左，但他們也絕對是傑出的哲學家，他們對哲學的貢獻是任何人都無法抹殺的，但這並不能掩蓋他們最終走了歪路的事實。”

　　——作者這段話，似乎想盡量也公正對待被作者稱為“白左”的這批人。但“最終走了歪路”的表述，把自己的認知當成判斷是非、正邪的標準。這種僭妄令人瞠目！這樣的表述方式，反正我是一點也不陌生。高官、官媒不是天天都在用“不走邪路”的屁話對人的視聽神經進行疲勞轟炸嗎？

　　現代政治出現以來，政治光譜就有左有右。歐美國家，特別是美國，兩黨互搏、兩種傾向此消彼長，是政治常態，也是正常格局。但近一年來，華人寫作圈大量文章把政治光譜上的左翼描畫成萬惡之源，必欲滅之而後快。然而，如果一黨壓倒另一黨獨大，美國政治跟走肖國就在靠近了，離災難也不遠了。可有人斷言無須左右博弈，只要人人都有某種信仰，就會自然形成有利憲政的格局——這種信仰，是不是很像宇宙真理？

　　（首發於個人博客，2017/9/23）

　　美國的“左右之爭”是“正邪之爭”嗎？

　　余智

　　2020 年美國大選中，華人社會在挺川（川普，川普）、反川問題上的紛爭，一個重要方面是雙方對美國內政諸多問題的見解很不相同，這與美國內部的“左右之爭”本質是相同的。這些內政問題包括非法移民與移民歸化問題、種族歧視與民權運動（“BLM”）問題、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問題、大麻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問題，等等。

　　部分極端挺川人士認為美國“左右之爭”是“決定美國國運”的“正邪之爭”，將川普代表的右派視為“正義”代表，將民主黨代表的左派視為“邪惡”代表。筆者非常不認同這種觀點。下文前四個部分將對上述四個問題分別進行簡要評述，論述“左右之爭”非“正邪之爭”的核心觀點，第五部分簡單總結，第六、七兩個部分則延伸談談“反政治正確”的尺度問題，以及“白左”與“紅左”的區別問題。

　　（一）非法移民與移民歸化問題

　　美國本身是一個以英國移民後代為主的多種族、多民族構成的移民國家。美國兩黨對合法移民問題的認知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在於如何對待非法移民：左派（民主黨）對此采取比較溫和的立場，右派（共和黨）采取比較嚴格的立場，核心區別在於在多大範圍與程度上、通過何種途徑將部分非法移民合法化。

　　這一問題本身比較覆雜，因為非法移民的來源類型、赴美渠道與滯留方式都不相同，對美國社會也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正面影響包括為美國社會、特別是低端制造與服務業提供了廉價勞動力；負面影響則包括移民歸化成本、社會保障負擔、社會治安隱患等。

　　美國立法與行政機構制定相關法律與政策時，不僅要考慮這些正面、負面影響，也要考慮國際人道主義等諸多因素，因此產生意見分歧與政策辯論是很正常的。這種意見分歧不能視為“正邪之爭”。

　　美國移民歸化中出現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穆斯林的歸化方面。這是由於，其它族裔的移民宗教色彩不太濃，或者其宗教本身的和平色彩較濃，容易與美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相融合；而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色彩較濃，且部分信仰者的暴力色彩較強，與美國主流價值觀兼容性較低，為他們融入美國社會帶來了困難。

　　同時，由於穆斯林鼓勵生育，人口擴張速度較快，很多人擔心：

　　長此以往，美國的人口結構可能發生根本改變，穆斯林將占據主導地位，並從根本上改變美國主流文化與價值觀。

　　這樣的擔心有一定道理，但也應該看到以下兩點：

　　第一，美國現在乃至將來較長的時間窗口之內，人口結構發生根本逆轉、由穆斯林占據主導地位的風險不太高。當然，美國社會可以提前“未雨綢繆”，采取適當措施控制穆斯林的移民速度。川普政府從 2017 年就任伊始，也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二，“社會人口結構改變導致主流文化改變”的前提是“每個族裔的文化不會發生根本改變”，而這一前提是不成立的。實際上，無論是白人、黑人、亞裔還是穆斯林，其文化與制度都會發展與變化。歐美文明與制度在當今社會占據主導地位，可以說是現代文明的主流。但這一文明與制度自身也是不斷演進而來的，而且還在調整與完善。

　　歐美文明與制度的強大性，不僅體現在依靠這一文明與制度發展起來的國家比較發達、先進，也體現在它對其它文明與制度的影響與同化能力上：一方面，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包括黑人與穆斯林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很多都建立了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歐美式現代民主政權，盡管還很不完善；另一方面，歐美的外來移民，包括黑人與穆斯林，絕大多數都接受了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觀，遵守歐美的法律，即使沒有接受基督教。

　　其中，穆斯林移民融入歐美社會的難度的確要大一些，暴露出來的問題（主要是暴力傾向）也比較多，但這些只是穆斯林移民的一部分。對這一問題，歐美國家也已經重視，並采取措施加以解決。例如，法國現在要求外來移民宣誓遵守歐美主流價值觀，並將對違反者采取較為嚴厲的懲戒措施；歐美的堅定盟友以色列對外來移民的管理與歸化工作則一直做得很好。他們的具體措施都值得美國借鑒或效仿。

　　總而言之，應該客觀承認穆斯林的移民歸化工作的確具有較大挑戰性與難度，但不應該據此認為他們是不能改進與提高的，而應該充分相信歐美文明與制度的自身吸引力，並依靠各種配套措施（包括部分強制措施）加強其歸化。

　　（二）反種族歧視與民權運動（“BLM”）問題

　　種族歧視是美國與西方的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美國經歷了 19世紀“南北戰爭”期間的廢除奴隸制、20 世紀 60-70 年代轟轟烈烈的“黑人民權運動”之後，在法律上已經實現了“種族平等”。公開的種族歧行為已經被法律嚴格禁止，會給行為人與組織帶來嚴重法律後果。種族平等、反種族歧視已經成為一種公認的“政治正確”。

　　但部分右翼人士認為，種族平等、反種族歧視的“政治正確”，已經發展過頭了，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第一，種族歧視標準過於擴大化，甚至涉嫌侵犯言論自由、危害科學研究。例如，最近一二十年來，部分學者或其他人士發表了一些表明不同族群的特征差異（智力水平、某方面能力等）的言論，結果給個人帶來嚴重負面後果，被雇主懲罰甚至解雇。右翼人士認為這是種族歧視標準的擴大化，侵犯言論自由，危害科學研究。但左翼人士則否認這一點，他們認為：這些言論就是屬於種族歧視；言論自由是個人言論不受公權力（法律）限制的自由，但發表“政治不正確”的言論會給雇主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可以受到雇主的懲罰。

　　第二，種族平等矯枉過正，發展為“逆向”種族歧視。這主要是指，由於考慮到黑人在歷史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一些組織機構給予他們特別照顧，例如規定組織員工或大學學生中的黑人最低比例，這就幾乎必然導致這些組織與大學中招收員工與學生的標準不統一。

　　右翼人士認為這是對其它族裔的逆向歧視。但左翼人士則認為這只是對黑人歷史上所受不公正待遇的一種補償而已。

　　圍繞上述兩個問題的“左右爭論”，是民主體制下的正常意見與政策紛爭，不應擴大化地理解為“正邪之爭”。雙方的爭端也可促進法律與公共政策的完善與提高，例如更準確地界定種族歧視言行、更準確地定位種族歧視與言論自由的關系、更適度地懲罰種族歧視言行、更適度地確定對黑人的歷史補償，等等。

　　盡管美國法律上已經嚴格規定了種族平等，但現實生活中隱形的種族歧視肯定也是客觀存在的。加上這一問題的敏感性，有時會造成嚴重的社會沖突。2020 年美國的“BLM”（Black Life Matters，“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就是典型。該事件的起因是一名黑人違法嫌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壓在地時間過長死亡，導致全美各地爆發大規模的黑人抗議活動。

　　最近幾十年來由於白人警察對黑人違法嫌疑人的處置方式帶來的事件層出不窮，引發了很多紛爭。本次運動是 1960-197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運動中，部分地區甚至爆發嚴重暴力打砸搶事件（懷疑有“安提法”組織的推動）。一些美國開國領導人因歷史上的蓄奴行為也被殃及，塑像被毀，甚至名字從教科書中被挪出。

　　民主黨為代表的左翼對這一運動持寬容理解態度，其領導人甚至以下跪方式表達反思。而共和黨為代表的右翼則對這一運動持比較嚴厲的態度，川普則一再表示要對運動中的打砸搶行為實行嚴格追究與懲罰。中國部分挺川人士大力抨擊“BLM”運動及民主黨的“軟弱”姿態，支持川普的嚴厲立場，而另一部分人則相反。其中涉及的爭端，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對事件起因與運動性質的理解問題。

　　美國警察執法過程中是否存在種族歧視傾向？本次事件是否是種族歧視帶來的？這是兩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部分左派人士的回答是肯定的，而部分右派人士則用各種統計數據否認這一點，例如黑人的犯罪率本身比較高（這從邏輯上可以部分否定警察執法過程中的種族歧視傾向）、黑人死於自身暴力事件的數字高於死於白人警察的數字（這從邏輯上不能否定警察執法過程中的種族歧視傾向）、本次事件中的違法嫌疑人有多次違法記錄的前科記錄（這不能否定警察處理方式的不當），等等。

　　拋開此次事件是否有“種族歧視”傾向的爭端不談，從法律意義上來說，此次事件中警察對違法嫌疑人的處理方式都是不當的。當事警察也因此受到了嚴厲懲罰。此次事件與中國前幾年發生的一個著名案件是同種性質的，屬於公權力使用過當事件。因而，此次運動可以說是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即使我們可以否認其“反種族歧視”

　　這一訴求與定位的合理性。

　　此外，應該說明的是，部分挺川派人士將這一運動的本來名稱BLM-“黑人的命也是命”，歪曲地翻譯為“黑命貴”，這就自然激起了一些對黑人抱有種族偏見的人士對運動本身的反感，這是不妥當的。

　　第二，對事件過程中的處置方式的理解問題。

　　部分挺川派人士根據違法嫌疑人的違法前科記錄，指出他不是“英雄”（這沒問題），因此“不配”享受民主黨領導人與相關執法部門工作人員的下跪謝罪。但是應該說明的是，下跪謝罪並非是基於認為違法嫌疑人是“英雄”，而是基於認為他作為一個公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司法對待，以下跪謝罪的方式表示道歉與反思，既是平息民憤的一種方式選擇（盡管效果存疑），也是表態進行相關司法改革、完善司法體系的一種姿態宣示（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運動中出現的極端勢力的打砸搶行為（主要是針對財物而非人身），當然是過激的，從法律意義上來說應該受到懲罰。但從社會意義上來說，歷史上任何一次推動社會變革的民權運動，包括 1960-1970 年的黑人民權運動，也都伴隨著一定的社會騷亂與暴力。

　　這種暴力，一方面對社會與公民財產安全造成了一定危害，另一方面也推動社會與政府增強對運動相關訴求的重視，更加積極地采取措施予以回應。BLM 運動在美國聯邦與地方政府兩級都推動了警察執法規範的完善，加強了對公權力的約束，提高了民權保障水平，這是有目共睹的。

　　總而言之，對 BLM 運動的性質與處置方式，美國左右兩派存在的意見差異，是正常的左右之爭，不能視為“正邪之爭”。

　　（三）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問題

　　美國左右兩派對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的認識分歧，也延伸到了華人社會的挺川派與反川派。挺川派認為：美國的福利制度是“養懶漢”的制度，養了數千萬好吃懶做、依賴福利生存的人，特別是黑人與移民；美國“白左”主張擴大社會福利，建立無限政府，將把美國引向“極權主義”甚至“邪惡社會”。

　　時事評論家郭學明先生前不久發表了一篇評論《美國文化對福利制度的排斥與讓步》（以下簡稱《美國福利》），對上述認知進行了反駁。該文詳細介紹了美國福利制度的歷史沿革以及美國的現行福利制度，包括社會保險（社會保障、失業保險、醫療保險）、政府援助（對不能供養自己的人和貧困家庭的援助）、職業培訓（對失業者提供），並將其與其它工業國家的福利制度進行了對比。筆者非常讚同該文的分析，下面簡單介紹該文的三個核心觀點與內容（下面多處直接引用該文原文，但部分表達稍作變化，因此未加引號）：

　　第一，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

　　首先，濟貧是人類社會應有之責，是人類善的價值觀的體現，也是基督教的基本思想。人類是社會性最強的動物，救助生存困難的社會成員是社會的應有之義與責任，也體現了人類的善的價值觀。濟貧思想是基督教早期吸引信徒的重要因素。耶穌在傳教過程中對窮人和被遺棄的人特別同情。基督教有濟貧、做慈善和富裕教徒捐贈的傳統，所有的教堂都有濟貧功能。可以說，耶穌與基督教就是“白左”

　　和“政治正確”的源頭之一。一些華人挺川派中的基督教信仰者，對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充滿敵視與蔑視，是難以理解的。

　　其次，社會保障與救助制度在人類歷史上一直存在，且有其必要性。在農業社會，中外帝王都要賑災濟貧。在現代工業社會，個體對社會的依賴度遠高於農業人口對自然的依賴度，社會保障與救助制度更有必要。工業社會生存門檻高，個人抵御災難的自救能力弱。經濟危機、產業變化和市場競爭因素導致的失業和窮困不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也無法做到個人自救。所以，社會保障和救助制度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必須的。

　　再次，社會保障與福利不僅是人道的需要，更是維穩的需要。一個國家貧困人口多，社會治安就差，維穩花費大，而且革命概率大。

　　羅馬帝國對羅馬城失業者發面包、建鬥獸場、劇場和澡堂子等福利設施，都是維穩等需要。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 1881 年率先在德國推出社會保障制度，他說得很直接：“用於勞工的錢比用於對付革命的錢要省得多！”從功利角度考慮，無視貧困人口的基本保障，導致社會不穩定甚至革命，至少是不合算的。

　　第二，美國的公共福利在現代工業化國家中是墊底水平，極端挺川派對美國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的批評是偏激的。

　　盡管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其福利水平在發達國家中最低：美國實行社會保障制度在發達國家中是最晚的；美國的貧困線標準比歐洲低；美國對貧困人口救助覆蓋面在發達國家中是最小的；美國對貧困人口的救助水平在發達國家中是最低的；在 63 個工業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沒有為所有困難家庭設立低保項目的國家，也是唯一沒有為全體公民設立綜合性國民健康體系的國家；在發達工業國家中，美國的貧困程度最高，是德國的 3 倍左右；在工業國家中，美國兒童貧困率最高。

　　美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比其它西方國家還差得遠。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福利制度有 4 個等級：高福利國家（如北歐各國）、中等福利國家（如德國與法國等）、低福利國家（如英國），美國則是最低福利國家。有人說民主黨上台美國就會走向沒落，就會建立全能政府、極權主義政府，這是站不住腳的論斷。瑞典實行高福利制度半個多世紀了，也沒有成為極權主義國家。美國到瑞典的程度還有三個台階，還很遠。美國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文化也不可能向瑞典看齊。再說了，北歐國家的福利社會也沒有那麽可怕，而是很多人所羨慕的。

　　即使是從部分極端挺川派知識分子推崇的奧地利學派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的思想看，也不能否定美國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哈耶克認為有兩種社會保障：第一種是防止嚴重的物質匱乏的保障，即確保每個人維持生計的某種最低需要；第二種是某種生活水準的保障，即一個人或集團與其他人或集團相比較的地位保障。第一種保障，社會沒有理由不予提供；而第二種保障則是對自由存在的潛在危險。

　　美國現行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相當於哈耶克所說的第一種保障，而且還未達到，是哈耶克主張政府應當作為的情況。況且，哈耶克對第二種保障的擔憂，將“民主社會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以及國家社會主義等同”，認為社會福利國家會突變為極權主義國家，也是過於悲觀了，60 多年過去了並沒有被驗證。華人挺川派中部分哈耶克理論信奉者，既不了解哈耶克對於社會保障種類的區分，又不了解美國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的情況，把美國福利制度說成不能容忍的邪惡，是不正確的。

　　美國社會保障與福利水平低，源於其文化對福利制度的排斥：美國文化崇尚個人主義，主張個人奮鬥，鄙視依賴社會福利的行為；美國人把自由競爭帶來的進步與繁榮視為促進了“公共福利”，排斥制度性的福利安排；美國文化對積極政府持排斥態度，警惕權力擴張，認同消極政府的理念，認為政府不應幹預個人生活，認為由政府主導的福利制度會帶來權力的擴大。

　　美國文化對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讓步或者說“基因突變”，緣於 1929 年發生的金融危機與隨之而來的大蕭條。大蕭條本身沒能迫使福利增加，迫使其增加的是隨後發生的暴亂。金融危機和大蕭條使美國人意識到了政府承擔社會保障和救助責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但美國福利制度推進的步伐是克制的、緩慢的，而且還出現過大“回潮”，例如 1996 年的福利制度改革就是“逆行”。這說明了美國文化的巨大影響力。

　　從總體上看，美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具有被動性與經濟性。這一制度從建立到發展，都是被動的、被迫的；而且主要是基於合算，而不是基於善良，因為美國文化認為自由才是最大的善良。

　　第三，美國兩黨在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上的政策主張既存在重大差異，也有相互交錯。

　　從總體上看，共和黨是消極政府的理念，堅持對福利制度的排斥，認為福利阻礙了個人努力，使他們對福利產生了依賴。民主黨是積極政府的理念，主張對福利制度讓步，認為對在市場中沒有能力進行有效競爭的美國人而言，或者當人們受到其無法控制的經濟和社會力量打擊時，政府必須向他們提供援助。幾乎所有的重大的聯邦福利項目都是民主黨發起的。當然，民主黨關於福利制度的主張，在世界範圍比較，也不過是低水平的。

　　但兩黨的政策主張也有交錯之處。共和黨執政時也有增加社會保障與福利的法案與政策措施。例如：1972 年共和黨總統尼克松簽署了社會保障改革法案；2005 年卡特里娜颶風災難時，共和黨總統小布什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民主黨執政時也有削減福利的法案通過，如 1996 年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簽署的削減福利的改革法案。因此，如果將美國所有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及其問題都歸結到民主黨頭上，也是不公正的。

　　（四）大麻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問題

　　圍繞大麻合法化問題的爭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麻本身危害性的大小（譬如與香煙相比較而言），科學上存在爭議；二是禁止大麻與大麻合法化的成本-收益的對比。

　　圍繞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問題的爭議，主要體現在：反對者認為這不符合“婚姻”的自然定義（男女之間）與宗教教義；讚同者則認為“婚姻”的定義與宗教教義都可以隨著社會演進而改變，而且合法化之後可以解決事實上的同性戀者之間的財產繼承等現實相關問題。

　　應該指出的是，無論觀察者對大麻與同性戀婚姻問題持何種立場，主張這兩者的“合法化”並不意味著要鼓勵這兩者，會造成這兩者的泛濫，危及人類的生存：大麻的合法化不等於鼓勵吸食大麻，更不會導致人人爭相吸食大麻；同性戀的合法化也不等於鼓勵民眾同性戀，更不會導致人人爭相同性戀。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因此，即使不認可大麻與同性戀婚姻的合法化，也不必誇大它們的危害，不必認為它們必然導致“邪惡”盛行。

　　（五）小結：美國的“左右之爭”非“正邪之爭”

　　綜合上面的分析，美國的“左右之爭”，包括雙方在非法移民與移民歸化（“綠化”）問題、種族歧視與民權運動（“BLM”）問題、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問題、大麻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問題上的爭論，完全是民主社會內部不同政治與政策主張的爭論，而不是什麽“正邪之爭”。在美國社會內部，除了極少數極右勢力，無論是民主黨（偏左）還是共和黨（偏右）的主流，都不會將兩黨之爭視為“正邪之爭”。

　　但部分中國極端挺川派，對美國內政並沒有深刻了解，卻片面相信一些自媒體的宣傳，將美國兩黨正常的“左右之爭”，誇張為“決定美國國運”的“正邪之爭”，將川普與共和黨視為正派代表，將民主黨及其代表人物（拜登、哈里斯甚至奧巴馬、希拉里等）視為邪惡代表，對其進行極端醜化，這是非常令人震驚的現象。須知，美國共和黨的主流也不會這麽認為的。這些極端挺川派的觀點，實際上只代表美國少數極右勢力的立場。

　　政治主張的“左右之爭”，西方古已有之。現代政治文明與政治倫理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尊重利益與觀念的多元化，不搞一元化或激烈對抗。正常範圍的“左右之爭”，應依靠現代民主政治體制加以解決，而不是搞“我正你邪、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相反，只有當兩派主張走向極端、視對方為“邪惡”、欲致對方於死地時，或當左派滑向依靠暴力手段實現“人人平等”的烏托邦夢想、當右派滑向依靠暴力手段實現或維持某些族群對其它族群的優勢地位時，“左右之爭”才會演變為“正邪之爭”。應該樹立一個基本理念：

　　主張極端的，才是“邪惡”。

　　作為中國人，對美國內政的了解，肯定沒有美國人自己深入。我們應該尊重美國民眾通過民主體制博弈的結果-領導人選擇及其背後的政策選擇，尊重美國主流社會對內部爭論的看法，而不要代入感太深，更不能站到其中一方的極端立場去看待問題，否則自己就可能成了極端派甚至“邪惡”勢力了。

　　（六）延伸討論之一：“反政治正確”不能矯枉過正部分極端挺川派將美國的左派政策主張視為“邪惡”，並貶稱左派支持者為“白左”，甚至將其污名化為“聖母婊”。這是偏激的。

　　實際上，如前所述，西方左派思想，既符合人類自身的良善動機與基督教思想，也符合現代文明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而其相關思想被落實為現實政策，則是在現代西方社會，是人類進步的產物與表現，而且在西方社會不斷發展、完善，不應該加以貶低與嘲弄。左派的歷史貢獻與現實意義，都不否定與抹殺。

　　至於左派的部分政策主張是否過頭，包括“政治正確”是否過頭，當然可以檢討，也可以調整。川普執政以來“反政治正確”的部分主張，筆者也是讚同的。譬如，筆者也認為美國種族歧視標準過於擴大化，部分地方涉嫌侵犯言論自由、妨礙科學研究；筆者也不讚成同性戀婚姻合法化，認為可以通過其它單獨立法的方式，保障同性戀者的權利。

　　但筆者認為，“反政治正確”也應注意兩個問題。

　　首先，應該注意策略。如果認為某些“政治正確”走過頭了，那就可以將其定義為“政治不正確”來加以反對，從而彰顯自己的主張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確”。也就是說，如果確信自己的主張是對的，那就應該牢牢把握“政治正確”的定義權，占領道德高地，而不要提“反政治正確”這樣的口號。“正確”就是好的，為什麽要反呢？這是策略問題。

　　其次，應注意防止矯枉過正。不能將左派思想徹底否定了，不能將最基本的“政治正確”也一起反掉了。當前，華人圈中極端挺川派里的“反政治正確”，就出現了兩種矯枉過正的不良傾向：

　　一是部分華人對黑人、穆斯林的赤裸裸的、不加掩飾的種族歧視，或者為其辯護。甚至有人開口就是“黑鬼”“綠毛”等侮辱性言辭。如果這麽做是正確的，那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歷史上白種人歧視黃種人、視黃種人為“黃禍”甚至“蝗蟲”的行為，如何看待西方歷史上的多次“排華”浪潮，以及今天部分西方國家還不時出現的對華人的歧視？

　　我們不能因為今天中國經濟地位稍稍強大了一些，就開始理直氣壯地對其他民族搞種族歧視。部分華人骨子里頭特別崇拜目前在國際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白人，將其視為“一等公民”，將自己視為可以與白人平起平坐的“一等公民”或者稍低一些的“二等公民”，而將黑人、穆斯林視為“三等公民”，這種心態是不好的。

　　種族歧視的最大錯誤，在於因一些民族歷史上形成的某些缺陷、現在的某些不足，認為其人種低劣，甚至認為其不可救藥、無法改進，因而對其進行系統性歧視。其實，每個民族都不是完美的，歷史上與現在都存在某些方面的優點與不足，只不過是或多或少、表現不同而已。

　　更重要的是，每個民族的優點與缺點都是動態變化的，可以通過相互交流、相互借鑒來加以改進、提高。黑人社會目前的經濟發展與管理水平的確有不足，部分穆斯林中的暴力傾向也的確是國際社會的問題，但這些都可以改進。如果否定這一點，豈不是要回到從前，鼓吹對某些民族的種族隔離？那又如何能夠保證現在的華人不是被白人隔離的對象？

　　二是部分華人過分貶低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認為所有的相關政策都是在“獎懶罰勤”。如前所述，無論從人類社會特性與向善價值觀出發，還是從古代農業社會與現代工業社會的現實看，還是從維持社會穩定的角度看，一定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都有其內在必要性與合理性，而美國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在發達國家是最低的，遠遠沒有發展到“獎懶罰勤”的地步。如果看不到這些，僅僅因為民主黨的社會福利制度主張就對其大加撻伐，我們為何又要提倡在自己的國家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難道我們要奉行雙重標準？

　　如果我們部分人僅僅因為自己現在身處社會“中堅階層”，就忘了身處社會底層的民眾的疾苦，就忘了他們的疾苦有很多並非是由於懶惰、而是各種客觀原因造成的，就忘了自己或親友某一天也可能會因某種特殊原因遭遇各種意外而墜入社會底層的可能性，而否定一切社會保障與福利，將其斥為“獎懶罰勤”，那麽，這樣的“暴發戶”心態既可能缺乏良善動機，也可能不利於社會發展與和諧，甚至在將來的某一天反噬自身。

　　（七）延伸討論之二：“白左”與“紅左”截然不同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厘清。

　　一是“白左”與“紅左”是否同源同害？有人認為，左派思想是人類自然具有的思想傾向，“白左”與“紅左”源頭相同。這一認知或許正確，因為它們都源於人類自發（先天或後天）的良善動機。但這有什麽問題嗎？上文說過，基督教也是認可並提倡這些良善動機的，甚至可以說是“白左”的思想來源之一。

　　但部分人進而認為：由於“白左”與“紅左”同源，其危害也相同，甚至超過“紅左”：“紅左”的危害是暫時的，而“白左”的危害是長期的，因為這是人的天然思想傾向。

　　這種認知是極其錯誤的。從一般意義上講，同源的事物，可能性質完全不同。所謂“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具體而言，“白左”

　　與“紅左”雖然目標類似（社會公正），但手段即政策主張完全不同。

　　“白左”認可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以及以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民主（核心是一人一票的自由選舉）、法治（核心是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體系）為基礎的普世價值觀。這些與“紅左”完全不同。這就決定了兩者的社會影響也截然不同。

　　二是中國溫和自由派是否“形右實左”？部分極端挺川派人士批評中國一些溫和的自由派人士（讚成普世價值觀，但在美國大選中支持美國民主黨，或者立場相對中立甚至搖擺不定）“形右實左”。這實際上是混淆了中美兩國的“左”“右”概念，即“白左”與“紅左”

　　的概念。

　　在中國的政治光譜中，“左派”（“紅左”）是指偏向傳統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傾向，“右派”（“紅右”）是指偏向西方普世價值觀的思想傾向。而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中，幾乎沒有中國“左派”

　　即“紅左”的空間，只有中國的“右派”即“紅右”。

　　美國的“左派”（“白左”）與“右派”（“白右”）都是讚同西方普世價值觀的。只是“左派”更加重視利用政府力量克服市場選擇的缺陷與不足，照顧少數族裔、弱勢群體，更注重保護個人在行為方式上的自由選擇，而“右派”更加強調尊重市場與自然選擇的結果、主張弱化政府的外在幹預，並更多強調傳統價值觀對個人自由行為的約束作用。

　　中國的“右派”（“紅右”），既有支持西方“左派”（“白左”）、也有支持西方“右派”（“白右”）的。極端挺川派批評為“形右實左”的中國溫和自由派人士，實際上是中國的“溫和紅右”：他們要麽支持美國民主黨（“白左”），要麽在兩黨之間不持明確立場或者搖擺不定。

　　“形右實左”批評的錯誤在於：如果這里的“左”是指“紅左”，則這種批評完全張冠李戴，因為這些中國溫和自由派人士屬於“溫和紅右”，與“紅左”截然不同；如果這里的“左”是指“白左”，則這種批評可能以偏概全，因為“溫和紅右”既可能支持“白左”、也可能在兩黨之間不持明確立場或者搖擺不定；如果這一批評的對象僅限於支持“白左”的“溫和紅右”，“形右實左”的說法也屬於標準不一，將中國“紅右”與美國“白左”直接對立。

　　（首發於《FT 中文網》，2021/1/22）

　　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

　　張千帆

　　中國自由派正在分裂。隨著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計時，這種分裂愈演愈烈。

　　差不多二十年前，以 2003 年“非典”期間發生的孫志剛事件為標志，國內大 V 們借助互聯網的發展聲名鵲起。那個年代，國內眾多自由派圈子各做各事、殊途同歸，目標和思路看似是相當一致的：

　　維權人士致力於通過個案消除公權濫用和社會不公，乙肝攜帶者抱團爭取平等待遇，“家庭教會”如野火春風越做越大，“獨立候選人”如雨後春筍在各地積極參選……但沒過十年，當這些活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打壓之後，自由派陣營內部開始不斷發生分化。短短一二十年，中國自由派已經歷多次撕裂。先是改良派與革命派、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道揚鑣，主要表現在激進派“打橫炮”，指責改良派販賣“虛假希望”。後來曾發生女權主義者爆料國內公知界的“潛規則”，某些公知則指責女權運動配合政府打壓公民社會。最近的動向是自由派當中信奉“保守主義”的人群指責“白左”的“政治正確”，自由派之間的分歧從國內事務轉向對國外尤其是美國政治的不同立場。

　　部分由於國內政治氣氛的日漸沈悶，越來越多的國人把關注焦點轉向國外，特別是美國，而美國政治的左右極化加劇了國內自由派的分裂。川普當選之後，反川派和“川粉”變得水火不容。部分基督徒和推動宗教自由的人士開始頌揚“福音派的勝利”，保守主義學者則大力推薦《美國秩序的根基》並強調美國立憲的基督教基礎。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後，美國各地抗議風起雲湧，其中也發生了一些打砸搶行為，引起了許多華人的反感，本已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迅速情緒升溫，Black Lives Matter 被貶譯為“黑命貴”，支持種族平等的正常言論被斥為“白左”的“政治正確”……

　　自由力量的分裂當然是極權喜聞樂見的。社會的一盤散沙既是長期極權統治的結果，也是極權得以繼續維持的條件。對於當代中國，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因為中國開始從極權中走出來不過是最近四十年的事情，而絕大多數時候雖然在接受不同的思想和信息，但是國民們並沒有政治實踐的機會。沒有實踐，許多想法不過是耳邊風，以為自己知道，其實並沒有切身體會。人的思想是在不同立場、觀念和利益的碰撞中才逐步紮根的。種族主義者只有在遭到受歧視者回懟的時候，才會意識到自己的種族觀對他人乃至對自己都是有害的；主張政教不分的人只有在自己遭到政權壓迫或被壓迫者的回擊時，才會認識到政教分離才能保證社會和平；只有當“獨立候選人”競選成功並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人民才能看到選舉民主和議會政治給自己帶來的好處，而不是只知道嘲笑“橡皮圖章”……當人民沒有機會自由實踐並相互糾偏的時候，許多道理爭辯不清，他們會停留於喋喋不休、愈吵愈烈的口水戰，無法就某些基本問題達成共識並形成契約性承諾，共同對抗極權。極權得以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打右派，左派鼓掌；打左派，右派歡呼。它打誰都能獲得社會支持，自己則得以淩駕於所有人之上而永不倒。

　　解決這個難題的最好辦法是在威權式微、管制松弛的轉型國家允許相對自由的政治實踐，讓人民慢慢適應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目前本國的政治實踐可遇不可求，關注國外政治發展也算退而求其次。

　　雖然對美國政治事件的關注造成自由派分裂，但壞事也可以變好事；提前暴露出國民在擁抱自由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可以防微杜漸、防患未然、減少內耗，為今後轉型機會到來之際少走彎路、少栽跟頭做好思想準備。關鍵在於我們要知道自己在說什麽，不要在概念不明了、事實沒弄清的情況下貿然做出判斷，否則水只會越攪越渾。自由派在判斷國內問題時，立場大都一致；畢竟生於斯、長於斯，我們是經歷了本國歷史和現實的“過來人”，對本國問題的實質不會有太大認知偏差。但在判斷歐美的人和事，卻常常打得不可開交，可見這個問題在國人判斷外國政治的時候是比較嚴重的。

　　這也正常，因為沒有在國外長期生活或全面閱讀的經歷，多數人對國外的了解限於網絡或微信等途徑傳到國內的中文介紹，而這些資料及其閱讀本身可能帶有高度選擇性，形成了“定制信息”現象。

　　譬如國內許多自由派是撒切爾和里根經濟學的擁躉，但是他們真正知道多少保守主義經濟學及其社會後果？恐怕許多人原來就從保守主義立場出發，閱讀的都是對保守主義說好話的文章，對批判性的文章則視而不見或簡單歸為 fake news。但同樣這個人如果在歐美長年生活過，對保守主義經濟政策的效果有切身體會，就未必會像他這樣認同保守主義。因此，國人對國外政治的立場很多時候是以一廂情願的想象代替知情判斷。

　　這種情形在國內、國際“左”“右”對接的時候尤其常見，也更為嚴重。由於中國過去長期奉行極左，反“左”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此“左”非彼“左”，中國的極左和西方的所謂“白左”根本不是一個概念。“左”“右”本來就是覆雜而混亂的標簽，弄不好會張冠李戴甚至化友為敵，讓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失去一半國際盟友。遺憾的是，國內一些自由派恰恰犯了這個錯誤，誤以為凡是比自己“左”的都是極左，造成反“左”的“擴大化”，並在指責“政治正確”的同時，似乎非要把自己放到一個“政治不正確”的立場上——反對種族平等、反對“一人一票”、宣傳特定宗教的正確偉大……這種傾向當然是危險的——如果為了反“左”而把自己變成極右，那麽“自由派”就得打引號了。在造成認知混亂的另一端，有些西方的左派誤以為自己和國內的“新左”是一路，不小心也會滑入極左的圈套。

　　於是，中西之間的“左”“右”對接變成了一場跨洋誤會。這場誤會不僅會讓我們失去反極權的同盟軍，而且已經產生了自由派內部的價值觀混亂，甚至可能改變“自由派”本身的底色。如果中國式“自由主義”反對平等、反對“一人一票”、反對政教分離和世俗國家、基於宗教理由至少反對某些自由(如同性婚姻)，主張某種特定信仰成為國家正統，那它還剩下什麽呢？

　　一、上下左右——兩套坐標的錯位

　　我們知道，左右之分起源 1789 年法國革命。當時，坐在三級議會右邊的是支持舊體制的保皇派，坐在左邊的則是雅各布布賓派等“第三等級”代表。左翼的主要訴求是反對君主制，支持大革命、共和制和世俗化。法國革命的本質是作為社會底層的“第三等級”推翻王權、第一(僧侶)和第二(貴族)等級等特權階層的左翼政治革命，左翼政治的目標在於實現社會平等、推翻一切形式的等級壓迫。由於左翼目標是反既得利益，往往不可能通過體制內的手段實現，因而在策略上傾向於激進，容易鋌而走險、主張暴力革命。右翼則顯得相對保守，主張維持現有體制，至多通過漸進改良修補體制的不足。

　　法國革命時期三級議會的左右之分。

　　到 19 世紀，左翼分化出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極端派別。

　　二者的目標其實大同小異，都要求建立一個無階級、無差別、無國家、無壓迫的大同社會，只不過馬克思尤其是列寧主義主張通過暴力革命和一切權力高度集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這一目標。馬克思主義曾是歐洲左翼的主導思想，但是到 19 世紀後期，德國的伯恩斯坦等社會民主黨人告別革命、轉向改良，主張通過議會選舉政治維護廣大工人的權利。同時期的美國則主要受潘恩等平民主義學說影響，出現了工會主義、進步主義、“社會自由主義”等不同的左翼派別，認為只要通過財富再分配即可實現社會平等。

　　經過 20 世紀兩次大戰之後，蘇聯、東歐和中國先後建立了馬列主義政權，歐美國家則進入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福利國家時代，其基本特征是憲政民主+國家幹預+收入再分配。到 1970 年代，後現代主義又演化出形形色色的左翼派別，其主旨和法國大革命時期一致，都是反對某個意義的等級壓迫、實現更廣泛的平等：世俗主義反對教會等級的當代殘余，女權主義要推翻男權壓迫，同性戀挑戰傳統婚姻法對他們的歧視，動物保護主義要維護動物不受人類虐待的權利，環保主義則強調人類對地球和大自然的共同所有權……當然，這些國家也存在個別反體制左派，譬如英國的托洛茨基派繼續宣揚武力奪權，美國的環保恐怖主義用暴力傷害人身或破壞財產來實現環保訴求，但是他們的存在完全被邊緣化了。

　　經過二戰之後的意識形態調整，歐美主流左派政治早已完全融入了憲政民主框架。左翼主流徹底放棄了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左右之爭還原了法國革命早期議會政治的本來面目，變成在自由言論+選舉政治下理性說服多數選民支持各自立場的政策之爭。也只有在憲政民主框架下，談論“左”“右”才有意義，不同立場才能通過言論自由充分表現自己，並通過選舉民主將政治訴求轉變為法律政策。左右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不同，但共享一部社會契約並承諾共同遵守政治自然法則，其要素有(1)維護思想、信仰、言論、新聞、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反對基於性別、種族、地域等因素的歧視；(2)對議會和行政首腦實行普遍、平等、自由、秘密的周期性選舉；(3)實行司法獨立、行政中立，後者包括公務員、警察、軍隊。左右之爭變成求同存異的和平競爭，各自利益、立場、觀點不同，卻共享社會契約通過憲法所體現的基本權利和制度。

　　在憲政轉型失敗的國家，所謂的“左”“右”則變成有異無同、水火不容，非要通過暴力鬥爭乃至內戰決一雌雄；勝利者不僅樹立一黨專政和個人崇拜，而且形成“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極權政體。1917 年，蘇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極權國家。和右翼相比，左派更容易走向極左並墮入極權，而且左翼極權比右翼更為徹底。這是因為極左(至少名義上)追求社會大同，比極右更加烏托邦，尤其是財富均等與“生產資料”國有化，而這樣的理想通過和平改良無法實現，只有通過暴力建立高壓政權才能強制實施；理想和現實差距越大，極權越徹底。這在我的長文“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討論。而極權一旦建立之後，極權理想很快就不重要，意識形態鬥爭蛻變為獨裁者個人的權力鬥爭；不論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還是毛澤東的“文革”，都清楚體現了這一特點。雖然極左口號天天喊，但當真的人越來越少。事實上，極權政體為了現實統治需要必須進行有限妥協，官方政策和宣傳都得向中間務實立場靠攏；政府不僅整治右派，而且也經常打壓仍然保持極左理想的左派。

　　這在“文革”後期乃至中國今天都是常見現象。

　　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納粹究竟是極左還是極右？他們當然通常被歸為極右，因為他們的鮮明特征是反共、反猶、反民主，執政期間確實對德國共產黨進行了嚴酷鎮壓，但納粹的正式全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1919 年之前，它就是簡單的“德國工人黨”；之後加入了“社會主義”成分，主要是為了吸引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成員。雖然納粹統治期間國有化了某些工業，但是完全不像共產黨那樣將公有制當作終極目標。因此，納粹的“社會主義”成分確實不多；事實上，它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社會平等理念。對於納粹來說，階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德國人，德意志工人和資本家同樣值得讚美。希特勒等納粹領袖本身也明確否認自己是左或右，而是“左右開弓”，同時狠批左翼共產主義和右翼資本主義，而要在二者之間走出個人服從集體、經濟服從政治的第三條路。老納粹是保皇派，被迫遜位的威廉二世一度支持納粹黨；新一代納粹則更致力於推翻魏瑪共和，建立極權政體。

　　事實上，納粹內部存在左右兩個派系。保守派代表戈林敦促希特勒與企業界和好，激進派戈培爾則反對猶太人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強調納粹的無產階級底色。1929 年“大蕭條”之後，黨內保守派勢力大增，希特勒即多次接見工業巨頭，要求他們幫國家渡過難關。企業界為了防止社民黨或共產黨上台，也積極配合納粹。到 1933 年上台，納粹已獲得鋼鐵、煤炭、化工、保險等支柱產業的堅定支持。希特勒要求黨衛軍暴力清除黨內左派勢力，但是黨衛軍領袖羅姆有自己的反資小算盤，結果很快被希特勒清除。希特勒本人曾因為反猶而反對資本主義，但同樣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平等，認為不平等和等級制對民族更有利。他數次讚美斯大林，主要也是因為後者清除了托洛茨基等猶太蘇共領袖。總的來說，納粹意識形態的基調是種族主義、英雄崇拜和極權國家，因而屬於極右。但是如納粹領袖公開表示，左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極權國家推行德意志種族至上、民族主義並消滅猶太人。

　　因此，一旦“左”變成極左或“右”變成極右並成功建立極權，那麽原先左右的橫向立場分歧即轉化為支持和反對極權的縱向制度之爭。中國廣義上的“右派”或“自由派”有激進、保守之分，但不論什麽派別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反對極權國家。實際上，自由派的主流支持民主與平等，為社會大眾和弱勢群體說話，因而未必都能被歸為當代西方意義的“右派”。這是因為西方定義左右的標準和中國不同，和國家無關；競選投票之後，國家既可以由左派掌權，也可以由右派掌權。民國時期，雖然國民黨也實行一黨專制，但是因為內憂外患，政治統治的權力集中程度是高度不徹底的，社會仍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因而那個時候的左派是真左，支持共產革命的是極左。

　　等到共產革命成功，極權國家穩固確立，中國的左右則是相對於國家政權而言。1957 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引來知識分子對政權潮水般的批評，次年統統被打成“右派”，而實際上他們和右派立場未必有什麽關系。“右派”的意思是這個政權本來是左的，所以批評政權就成了“右”。當然，政權追求的許多政策本身為左，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反之則自然為右，如包產到戶。

　　但在一個左翼極權國家定義左右的根本標準是對待政權的態度，而不是具體的主張。無論是毛澤東的既反“右”也反“左”(“左傾機會主義”)，還是鄧小平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都體現了極權統治無所謂左右。

　　因此，當代中國的左右就是這麽來的：國家先在那里，成了左右的參照系；反對國家極權、要求自由民主的就是“右派”，支持極權國家的就是“左派”。當然，中國的“左派”也是一個覆雜的譜系；思維仍然停留於“文革”時代的“毛左”認為偏離毛主義的鄧式改革是“極右”覆辟，體制內的“左派”則多為經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擁護國家主義和一黨專政，服從體制並期望從中獲得個人利益最大化，但並不認同平均主義或公有制，除非能給個人帶來好處，因而顯然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左派。我在 2012 年發表的“中國式自由與民主的提前對決與殊途同歸”一文中把中國左派分為六種，其中也有一種類似於西方左派，嘗試通過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憲法權利實現左翼理念，而當局很可能把他們歸為“右派”；其余幾種則都是極權主義的吹鼓手，在此且不展開。

　　總之，憲政民主下劃分左右的標準是對待平等的態度，極權政體下劃分左右的標準則是對待極權的態度。劃分標準不同，左右的意義和陣營的性質自然也不一樣，中國的左派不等於西方的左派，右派也不等於西方的右派。我一直在提醒注意“此岸”與“彼岸”之分：我們仍然生活在極權陰影下的此岸，他們則生活在憲政民主的彼岸。彼岸有真正的左和右——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左右都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爭取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此岸則首先無所謂什麽左右，極權就是“正確”的標桿，凡是不正確的都是“錯誤”；“左派”主流附和極權，“右派”則反其道而行之，而已。國內老一輩學者如郭道暉、謝韜、高放等主張“真正的社會主義”，其實屬於西方後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左派，但是這里的當局會把他們納入“右派“陣營。由此也可見，“西左”完全可以和中國的“右派”同屬一個陣營，共同反對極權國家。

　　二、西左是極左嗎？

　　然而，在簡單化的極權思維長期影響下，中國不少右派卻混淆了西左和極左。極權之“極”不僅意味著極端，而且也意味著極簡——好像什麽事情都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而且無問東西。中國的左就是西方的左，中國的右就是西方的右，所以中國右派理所當然就要和西方右派站在一起，把自己自動歸屬於美國共和黨或英國保守黨陣營，好像只有歐美右派是盟友，西方左派則和國內極左一樣是自己的對頭。近年來，國內右派對“白左”和“政治正確”的口誅筆伐不斷升溫，不少右派對“白左”的鄙視程度甚至超過了他們對中國極左的鄙視。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因為自己是“學院派”，我認識的歐美人士大都也是學院派，而歐美學院派普遍偏左，因而大都是所謂“白左”，中國問題專家也不例外。過去數十年，孔傑榮、黎安友、林培瑞這些響亮的名字一直和呼籲中國的人權與法治、批判極權體制的文字聯系在一起，而他們都是“白左”，一個體現就是他們都對川普的右翼政治十分反感。我認識的歐美學者人都很好，也都發自內心地喜歡中國，對中國人十分友善。有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國，有時候犯糊塗，會不會因為喜歡中國文化而覺得中國體制也不錯？這樣的人其實很少，至少在研究中國問題的法律學者中我沒有遇到。孔傑榮幫助陳光誠在美國落腳，黎安友編輯出版了《天安門文件》，林培瑞親自陪同方勵之夫婦去美領館避難……這些人都長年進不了中國，能“左”到哪里去？即便中國研究領域之外的學者對中國事態的性質可能有那麽一點誤解，那也是很容易向他們解釋清楚的。至少，他們所有人都對八九事件立場鮮明，並真誠希望中國走上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豈能和國內的極左等同視之？

　　至於西方學院派對右翼政治的批評，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情，我們最好還是抱著中立旁觀的姿態為好。我在美國學習生活了 15 年，但從來認為自己是一個外國人。現在已回國 20 年，對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現實更為生疏，更不敢輕易下判斷。我的朋友中有民主黨，也有共和黨；偶爾談起政治，說實話，我認為兩邊都有些道理。國內許多自由派把民主黨當成共產黨，讓我很詫異。我們可以看一下，民主黨內最左的桑德斯是什麽立場。他自稱“民主社會主義”，所以被很多人認為要在美國搞中國式“社會主義”。但是他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麽？桑德斯的國內政策主張勞工權利、車間民主、普遍單一醫療保險、大學免費、“綠色新政”——為解決氣候變化創造就業機會，對外政策則主張裁軍、更多通過外交政治而非軍事手段解決國際爭議、國際經濟貿易更多考慮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他在一次訪談中解釋了自己定義的“社會主義”：

　　我並不相信政府應該接管街上的超市或擁有生產資料，但我相信為美國制造財富的中產和工作家庭值得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他們的收入應該上升而非下降。我信任在美國繁榮、投資、增長並創造就業的私有企業，而不信任那些在美國關門大吉而跑到國外通過剝削低薪勞工增加利潤的公司。(1)

　　簡言之，桑德斯就是一個“北歐模式”的擁躉，北歐搞的就是他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確實比美國“左”，但顯然既不是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不是蘇聯或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據說他的“社會主義”在美國大學生中間有許多粉絲，這真的很可怕嗎？

　　這里的關鍵詞不是什麽“主義”，而是“國家”“專政”。我們要問的關鍵問題不是社會是否平等或窮人有多少福利，而是國家做什麽、怎麽做？國家是否尊重言論自由和財產權等基本權利？有沒有“真普選”？司法是否獨立？……只要不通過國家用“專政”手段強制實行，什麽主義都不可怕。

　　有一次，北大請挪威大學的法學院院長講座。我對北歐模式很好奇，想問出一個究竟，看看其中到底有什麽“秘方”。但問來問去，最後得到的印象仍然是平淡無奇——挪威就是一個類似德國的憲政民主國家，只不過社會福利和富人繳稅更高一些，在新聞自由、選舉民主和法治方面比美國做得更好一些，而已。國內許多自由派迷信美國，以為美國什麽都是世界最好——它顯然不是。你去看一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比較值得信賴的年度調查就知道，美國不僅人均收入並非最高，而且在上述制度指標上也一直落後於歐洲“白左”國家，“北歐模式”則長期高居榜首。當然，你可以質疑高稅收、高福利模式是否可持續，甚至是否可能滑向某種“國家社會主義”，但這些都是論證很覆雜、答案不確定的問題。你顯然不能把“北歐模式”或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共產劃等號，好像哪天桑德斯上台就是美國末日似的。

　　總之，作為一個既沒有自由也沒有福利的外國人，你替他們著什麽急呢？為什麽一定要站在非對即錯的立場上，為某一邊無條件站台？其實，假如我是在大學教書的美國人，我也大概率地會加入左派陣營。這是因為美國相比歐洲偏右，往往體現為自由過多、平等不足。這次疫情擴大迅猛，甚至今天仍看不到明顯的下降趨勢，即體現了自由過度導致的問題。許多美國人不願意放棄一點無足輕重的自由，譬如戴口罩，結果必然要付出極大代價。疫情期間發生的弗洛伊德事件則體現了平等不足，警察中間因為種族主義而過度執法的現象並不鮮見。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追求公平正義、批評公權濫用是一個學者的天職。這和我在中國的角色是完全一致的——批評中國人權和法治倒退、主張思想與言論自由、主張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反對形形色色的歧視、呼籲保障失地農民和被拆遷戶的財產權……在美國，這些主張往往會被歸為“左”，但是在中國，它們就是典型的“右”。

　　因此，我們有什麽必要以中國的“右”去反西方的“左”呢？不要忘記，我們要反的是本國的極權，而不是美國的左或右。在任何憲政民主國家，左右的主流都是反極權的，都是我們的朋友。如果我們反他們當中的左或右，不但很可能得罪並失去其中一半的反極權力量，甚至有可能把自己反成了極權陣營中的一員——極權的對立面是憲政民主，反對憲政民主中的一翼，無論左右，豈不是很容易走到憲政民主的對立面嗎？

　　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已經發生的真實危險。弗洛伊德事件發酵出華人圈里相當普遍的種族主義情緒，即說明納粹式極權主義病毒並沒有離我們遠去，甚至有的“自由派”也未能幸免。很多華人把此次事件催生的 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貶譯為“黑命貴”，而他們反對這場運動的理由在憲法甚至邏輯上都是不成立的。很多人反對是因為他們認為 All Lives Matter，而不只是黑人生命重要。

　　這個立場本身沒問題，但用它來反對 BLM 就搞笑了——事實上，它和 BLM 是同一個立場；之所以有人主張 BLM，正是因為他們認為黑人生命遭到輕視，所以才強調要尊重黑人生命，而不是反對尊重其他人的生命。一場運動當然要重點突出，沒有必要以包羅萬象、一貫正確的“宇宙真理”面孔出現。很多人把 BLM 等同於這場運動中出現的一些暴力行為，但任何遊行集會都有可能伴隨暴力，過去一年的香港街頭抗爭也出現過暴力，但顯然不能把暴力和遊行集會劃等號，否則就陷入了兩難：不是采取“雙重標準”，就是采取極權邏輯，像大陸公安那樣 70 年來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拒絕批準任何集會。正確的態度顯然是譴責暴力，但是支持和平的言論與集會自由，而不是以種種借口拒絕承認自己不喜歡的觀點也有表達自由，否則就成了極權邏輯的擁抱者。

　　許多華人對這場運動的態度部分源自其種族歧視意識，部分也因為他們對川普政府的無條件認可，而川普本人及其高官對這場運動的許多表態是不合適的。譬如川普本人屢次指責 BLM 是“叛國行為”(treason)，簡直是總統版的“朕即國家”。司法部長巴爾則在Fox 電視台節目上稱，Antifa 藏身和平示威者中間，以第一修正案為護身符，“綁架”運動並策動暴力，卻沒有展示任何確鑿證據證明BLM 出現的暴力就是 Antifa 策動的。(2)他還說 BLM 就是民主黨的政治陰謀，目的是把川普搞下台。在民主國家，這有什麽錯嗎？哪一次運動不是帶著特定的政治目的？至於巴爾說民主黨“放棄傳統價值”，把政治奪權當作“世俗宗教”“是對宗教的替代”，則更是離譜。司法部長這樣講只能表明自己不稱職，連第一修正案的基本常識都沒有。作為司法部長，他唯一該問的問題是 BLM 運動本身是否存在暴力？有暴力就抓人，沒暴力就容忍，就這麽簡單，和什麽“宗教”“傳統價值、“政治目的”扯不上半點關系。事實上，他根本不應該在 Fox 這樣右翼傾向如此明顯的平台上發表言論。也許川普可以，因為他畢竟是政治人，盡管這樣做也有失風度；司法部長更應該體現政治中立，不能讓政治利益壓倒自己的憲法原則，而這恰恰是川普政府最大的問題所在：左右分歧本來很正常，但是左右的共同底線是維護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世俗國家、行政中立等政治自然法則，這一屆政府卻常常公開不尊重這些原則。

　　因此，我們一定要拋棄一種觀念：“左”就是錯，“右”就是對——在中國，這是對的，因為“右”就是反極權；但是在一般意義上，這是不對的。在憲政民主體制，左和右都是正常的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無所謂誰“對”誰“錯”。只要認同並踐行前面提到的社會契約中的政治自然法則，即屬於憲政民主體制；反之，則屬於威權乃至極權政體。極權國家違背了所有的政治自然法，這是每一個在那里生活過的人都十分熟悉的現象。我們不能用極權國家的左右去對接憲政民主的左右。憲政民主的本質正是讓不同立場和訴求通過言論自由表達出來，通過選舉政治占領國家權力舞台。

　　三、評價左右的坐標系

　　我們也不能把任何人的立場當作自己的參照系，以為反“左”就是天然正確。我注意到一種認知錯覺，姑且稱之為矯枉過正或“反作用力”：我們在反對什麽的時候，好像在推著它而自己受到反作用力，不知不覺往相反方向滑動，還停不下來，一直滑到和它相對的另一個極端。我們一開始反極左，譬如平均主義，反著反著，自己不知不覺跑到極右陣營里去了。下面會看到，矯枉過正似乎是各國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在憲政民主國家，仍然會有不少人不滿現狀。這本來是進步社會特征，先有不滿才會有不斷的進化和改良。只是在憲政民主國家，不滿可以自由表達，再通過選舉和立法實現改良。在專制國家，改良之路被堵死，致使激進情緒蔓延。對極左不滿延伸為逢左必反，連帶憲政國家的正常左派立場也反，而且把他們混同為極左，從而把自己變成極右。反作用力造成的極端判斷意味著判斷者的定力不夠，缺乏自己的獨立判斷標準。我們不應該以任何人或事作為自己的標準，再去衡量其他人或事，而是要以自己的原則為衡量標準，以此衡量任何人或事。只有以自己的原則為“定點”，這樣才能有定力。

　　我們的“定點”就是憲政民主、社會契約、政治自然法，這是衡量任何其他人和事的標準。我們反對平均主義，但是不能變成反平等、縱容種族歧視；我們支持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不能變成只是某個教派的“自由”，或對特定教派掌握國家政權欣欣然，否則其它宗教就不可能有自由了；我們反對“民粹”，但是不能借此反民主、反普選、反“一人一票”……事實上，所謂“民粹”，就是貌似“民主”而實際上違背某些政治自然法則的口號或做法，譬如越過政黨和傳統媒體，通過推特等社交媒體上的只言片語和大眾選民建立直接聯系，這種做法和“元首獨裁”何其相似？這也是為什麽我假如作為美國人投票的話，很可能不會把票投給川普，因為他從上台伊始就敵視一個新聞自由國家的新聞機構。

　　國內許多自由派之所以支持川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強硬姿態。我也基本認同這一看法，國際和國內事務應該一分為二。中國自由派很可能會“投票”給他，這是從我們的角度考慮問題。

　　最近的美國態度急趨強硬究竟是川普團隊國際戰略的真實流露，還是利用疫情之後的美國社會情緒來扭轉選情逆勢的應急之舉，只有等到 11 月大選之後才能揭曉。但我同意，川普上任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不再停留於外交辭令，而是落實到貿易制裁等“實錘”。這顯然比各種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權對話”“法治對話”實在，但是要把川普當作中國自由民主的“救星”，那肯定是期望過高了。中國因為改良無路、革命無門，國內沒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極權，自由派陷入普遍焦灼，存在把美國當“救世主”的心態。

　　問題在於，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是本國的救世主，除非雙方存在直接而穩定的利益對抗。尤其是民主政權肯定會首先關注國內民生，而不是拿著自己老百姓的錢到處“撒幣”或充當國際“共運領袖”，因而從來不會把別國的問題作為重點首選。川普的好處是有商人的實在，明確提出“美國優先”；無論個人還是國家，唯有在利益面前才比較真誠。然而，利益也是隨時可變的。中美利益是否存在長期不可調和的沖突，並非先驗決定的問題，而是取決於雙方策略互動；如果雙方認知的利益關系發生變化，那麽川普政府的對華策略也會相應變化。更何況如果中美關系長期惡化，那麽美國的對華戰略也將是長期穩定的，沒有必要把我們對美國的期望寄托在某一個黨派甚至某一個人身上。事實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正在和川普“比狠”，似乎誰對華更“狠”，誰就能贏得更多選票。當然，兩個人上台之後實際對華政策如何，都只有上台一段時候之後才能確知。總之，美中關系取決於兩國對核心利益的認知，民主共和兩黨對此並不存在系統性差異；民主黨綏靖、共和黨強硬只是華人“川粉”的想象，實際情形顯然並非如此簡單。

　　對於歐美國內政治，我總的態度是沒有必要投入太深。畢竟，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情；我們既沒有足夠的利益關切，也不夠知情，因而沒有什麽資格評判別人的左右、得失、對錯。無論誰在台上，我一般會尊重民主政治的選擇結果，除非他的言行明顯觸犯了“天條”——違背了政治自然法。畢竟，這個人得了那麽多選票，尊重選舉結果就是尊重多數民意。在一個言論自由、信息相對充分的社會，有什麽理由不信任多數人的選擇？在一個言論不自由的環境下，國人經常只能靠一些花邊新聞了解美國政治，難道他們對美國政治的判斷比多數美國人更值得信任嗎？當然，選民也會犯錯，但是必須有明顯證據表明他們確實做出了錯誤選擇，而且這種錯誤是大面積、系統性的，足以使一個錯誤的人選贏得大選。選舉體制本身也會發生扭曲，不一定每次都能保證多數人支持的候選人當選，譬如因為美國的選舉院制度的“勝者通吃”，川普在 2016 年的總體選票就不如希拉里，但是畢竟差得不多。即便某次選舉選錯了人，也沒有必要替人家著急，因為在一個成熟的憲政民主體制下，壞人做壞事並不那麽容易。

　　更何況過幾年還有再次選擇的機會，大不了把他選下台甚至提前彈劾掉。總之，我們要相信憲政民主的選舉結果和自我糾錯能力，不要輕易在自己知道不多的事情上替他人做判斷。

　　對於憲政民主體制下產生的政策，也應當采取同樣態度。事實上，理性選民選的不是人，而是人所代表的政策；一個理性的“川粉”可以喜歡川普本人，但是之所以喜歡他，主要是因為喜歡他在競選的時候承諾兌現的政策——如果就是喜歡他這個人，對他代表的政策滿不在乎，那就不“理性”了。二戰後，美國尤其是歐洲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社會福利政策，許多帶有“保守主義”傾向的中國自由派對此憤憤然，認為這就是吃“大鍋飯”、養懶漢的“社會主義”制度。福利制度固然有它的問題，民主政治也可能會出現系統性偏差，但是國內保守主義對西方政治和經濟的認知基本上停留於哈耶克的學說，恐怕遠不足以對當代民主社會出現的問題提出有價值的批判，因為我們的判斷無非是出於對計劃經濟的憎恨，但人家的經濟制度顯然不是簡單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換言之，我們知道的這點道理，人家一定也早已知道。他們有那麽多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法律學者參與政府決策，也都能自由發表和出版自己的言論，為什麽都沒有采用哈耶克的建議呢？我們反對極左政策，問題是人家的政策並非極左，而只是有點左，而且這麽多年來，經過這麽多屆不同的政府，他們對左、右的利弊早已有比較精細的權衡。對此只了解一點皮毛的我們為什麽對自己的隔空判斷那麽自信呢？

　　在自由民主社會，各種利國利民的學說都有機會成為自由表達+選舉政治成為國家政策。如果你一直懷才不遇，也可能是社會對你不公，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你的方案本身不靠譜。既然這麽多年、這麽多國家都沒有將哈耶克的學說作為治國之道，我只能說，他已經有過機會，但是很遺憾，他的學說並沒有被主流經濟學家和政治人認為是可行的經濟政策。至於為什麽，你可能需要至少讀一個經濟學博士才能知道原委。當然，他的學說對於批判和反思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幹預的戰後主流經濟模式仍有價值並值得尊重，就和甚至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的價值一樣，但他們的擁躉必然只是小眾。至於國內為何相當多的自由派將哈耶克學說奉為圭臬，可能是選擇性引進和閱讀範圍有限的緣故。如果是這樣，那是危險的。我們的父輩、祖輩曾經只讀馬克思(絕大多數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只讀了那個“宣言”)，所以只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結果眾所周知。以今天的物質和信息條件，我們不能這麽自我設限。如果你至少從斯密到凱恩斯都通讀一遍，最好能聽課、做筆記、閱讀關於他們的評論文章，最後仍然認為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的學說最有道理，那我認可你的這個判斷是負責任的。而要經過這麽一圈，我說要讀個經濟史博士並不誇張。如果沒

　　有經過相當廣泛的閱讀和比較，只是出於某種想象就確信某個學說為“真理”，那麽這種“確信”很可能只是對錯誤的偏執。

　　總之，我們的坐標系是憲政民主體制，而不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場。我們不能出於某種原因，用憲政民主體制下某些人(譬如總統)的立場為參照系，去衡量這個體制下的其他人及其立場。這種在“參照系錯位”之下產生的評價必然是偏頗的，尤其在美國兩黨政治本身已發生極化的情形下。如果我們以川普的立場為參照系，他又是保守派陣營中的最右翼，那麽這麽看左派立場必然是極端激進的，甚至和共產極左立場差別不大。如果我們錯誤地認為民主黨和共產黨沒有差別，那麽我們也會錯誤地定位自己，就好比我們和極左本來差十萬里，和西左本來也就差二十里，但是如果我們用十萬里的尺子去量西左，就把我們自己放到十萬里之外的極右立場上了——反民主、反平等、支持宗教幹預政治。真正的自由派必須回歸憲政民主的原點，而在那里，西方的左右離我們都不太遠。

　　四、右派認知錯誤是如何發生的

　　既然如此，為什麽那麽多的國內右派對“白左”如此不齒，對“白左”的鄙視程度似乎甚至超過了對國內極左？除了上面所說的認知簡單化和不同參照系下左右對接錯位之外，是否也有功利化思維的因素？罵政府顯然有風險，和極左互懟多少也有點風險，或覺得不值，弄不好刪帖、封號。罵罵八竿子打不著的“白左”，過過嘴癮，則一點風險沒有。網管看自由派內部互撕，也樂得讓你們繼續撕裂下去。當然，國內的事情沒法說，說說美國政治也算是一種歷練，問題

　　是要把對象找對，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廉價發泄。

　　但在更深層次上，我認為自由派的認知錯誤是極權體制下的“逆向洗腦”造成的。極權宣傳機器每天都在傳播大量弱化智力能力的洗腦言論並屏蔽對立的觀點和信息，確實將多數國民變得政治判斷上變得智力弱化不堪，既沒有基本事實作為合理判斷的依據，也沒有任何理性論辯的邏輯和習慣。極權體制正面洗腦的結果是產生一大批頭腦短路的愚民和別有用心的“五毛”，他們不知道或不在乎這個國家曾經出現過瘋狂的領袖崇拜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饑荒、“文革”等無與倫比的人為災難。即便你把連篇累牘的事實擺在他們面前，他們也會拒絕面對。絕大多數人出於恐懼、懶惰或愚昧，甘願被極權宣傳機器洗腦，放棄思考、樂得“裝睡”，充分體現了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

　　面對這樣一個弱智而極端的龐大人群，天天被令人生厭的洗腦包圍著，某些壓抑憤懣的自由派找不到理性辯論的適當對象，也無從培養自己的理性辯論習慣，因而反極權的思辨模式也變得極簡化了。

　　他們大都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反體制，但是對憲政民主尤其是國外的政治實踐並沒有太多認識。事實上，他們受極權教育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己的思維模式也非常簡單，就是和“階級鬥爭”類似的簡單善惡觀，敵友之間界線分明，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朋友的“敵人”

　　也是自己的敵人……極權體制下形成的這套極簡化思維在國內是夠用的，因為反極權總是不會錯的，但簡單移植到國外就不夠用了。六十年代，法國左派很欣賞極權中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還親自在大街小巷發“紅寶書”。他們的邏輯就是對蘇聯很失望，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正在和蘇聯唱對台戲，所以自然就成了左派的“朋友”。其實，他們除了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之外，對紅色中國幾乎一無所知。今天的中國自由派不能再犯同樣性質的低級錯誤。歐美左右之爭的是非顯然不像極權—反極權那麽截然分明，雙方各有道理，也都有可能走過頭。任何一方都沒有資格以一貫正確自居，那樣就僭越了上帝的位置。

　　然而，長期生活在極權國家的人很容易染上極權的習性，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對自己立場的正確性過於自信。平時不存在自由平等的辯論機會，而基本自由的缺失並不妨礙每個人都把自己想象為一貫正確的上帝——在政教合一國家，自己是上帝的代表；在無神論國家，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和“上帝”打起來，你是正義的話我就成了邪惡，自然是不會留有寬容余地的，正常的觀點辯論很容易上升為愈演愈烈的人身攻擊。左右之間水火不容、極化撕裂，根源是各自把自己神聖化，把對方妖魔化——不是弱智就是魔鬼附體。這種話語形態在自由派之間也是相當常見的，可見許多自由派也沒有養成真正的寬容習慣。經常把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句話，但誓死捍衛你的言論自由”掛在嘴上，其實只是體現了革命公知式的輕浮——既然你已經堅信他的每一句話都是錯的，他的言論自由還值得你“捍衛”嗎？這種話聽上去就是顯得你“大人有大量”，可以“寬容”別人的胡說八道。這種“寬容”本身就是自以為是的傲慢。

　　如胡適所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真正的寬容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憲政民主的邏輯起點是人的判斷力基本平等，因而政府並不比普通人更“正確”，因而不得對人民灌輸“正確”價值觀，其行為必須接受合憲性與合法性檢驗……但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人民內部、左右之間——不論你我是誰、持什麽立場，任何人都不是上帝，都會犯錯誤，所以我們都得有這個自知之明：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當然自認為是正確的，但我得承認，你也有可能是正確的，因而雙方都要為平和辯論留出空間。也許我們可以有十足的自信不遺余力地批判極權體制，但是這種姿態對接到憲政民主體制下的左右論爭就不合適了。許多自由派似乎不能適應坐標系的轉換，到了西方場景仍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對待左右立場，不能為不同立場保留應有的寬容空間。

　　除了思維極簡和過度自信之外，極權國家養成的另一個習慣是喜歡誇張和走極端。任何體制都會有問題。傳統禮教當然有問題，於是就有人概括為“禮教吃人”，進而全盤反傳統；資本主義私有制也不可否認存在著剝削和貧富差距，所以就有人鼓動暴力革命+公有制，甚至在沒有資本主義的國家鼓動實現社會主義。很不幸，近代的極端主義列車都被中國趕上了，一直把我們帶到左翼極權。現在，我們是不是也要延續同樣的習慣，因為福利國家有問題就要在一個幾乎完全沒有福利的國家實行“自由放任主義”呢？“自由放任”貌似很“自由”，但它的背景思維可以是斯賓塞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國家之所以完全不管經濟，是要讓經濟競爭變成一場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叢林鬥爭，趁早把那些弱者從物理上淘汰掉。這樣的民族才能變得更加強大。既然民族強大是目標，國家在有所不為的時候是否也可有所為呢——譬如對人種進行優生試驗？正如無政府主義很容易走向左翼極權一樣，“放任自由”離極右也只有一步之遙。同樣可怕的是左有問題就極右、右有問題就極左的思維習慣。它不只會讓我們在經濟政策上走偏，而且會讓我們在反對平均主義的時候走向歧視、反對無神論的時候忘記政教合一的危險、從反對“多數人暴政”變成反對“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我們反對一個方向上的過度，卻用力過度而走向了相反的極端。

　　不幸的是，社交媒體的發展和信息來源的多元化不僅未能通過不同觀點的碰撞有效質疑和制衡極端言論，反而通過一個個小圈子的“定制信息”使極端觀點抱團取暖、提振自信。事實上，不僅中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比較政治學大家戴蒙德教授在“美國政治極化的原因”一文中，將“定制信息”作為美國政治極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原先美國選民的主要信息來源是三大電視台，雖然政治觀點不同，但事實基本上只有一個版本。1949-87 年，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實施“公平主義”(fairness doctrine)規則，要求廣播公司執照的持有者以誠實、公平與平衡的方式介紹有爭議的話題。但 1987 年里根執政期間，FCC 取消了這一政策；2011 年，在《聯邦法規》中刪除了實施“公平主義”的行政規則。隨著聯邦政策的變化，美國媒體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化，偏離了政治中立的職業規訓，尤其是出現了大量政治右翼“脫口秀”。加上網絡時代的信息來源更加多元，政治事實也出現了多個版本，不同意識形態光譜的選民可以“各取所需”，左右變成了彼此陌生、不可交流的兩種動物，沒有共同語言和認知共識。

　　左派只看 CNN，右派只看 Fox News；挺川派和反川派各自根據自己願意接受的政治認知，漸行漸遠、日趨極端。某種意義上，新聞自由的進步反而成了倒退——退回到現代媒體出現的早期，民主共和兩黨都有自己的報紙，《紐約時報》這些老報都曾經做過“黨報”。

　　後來隨著媒體商業化，逐步脫離政治依附，變成獨立報紙。現在，部分媒體又帶上越來越濃厚的政治色彩，對美國選民的政治極化推波助瀾。

　　相比美國，中國官媒當然都歷來“姓黨”，但是 2000 年以來，新媒體的發展一度為中國新聞自由化帶來一點希望。我原來十分樂觀，現在也依然支持社交媒體的自由化，但是發現也不能過度樂觀。

　　博客、微博被封殺後，微信成為信息和觀點傳播的替代工具，而微信群基本上是價值觀相近的同道群，同質化程度很高。不恭維地說，微信群里的各種假消息橫行無忌，尤其是許多關於國外的消息很難核實，因而極容易以訛傳訛。一個在右派微信群廣為流傳的帖子稱：

　　“川普一任的白宮工作人員比奧巴馬任期少 140 人。如服務於美國第一夫人的工作人員就減少了 39 人。梅拉妮婭只用了 5 名工作人員，而米歇爾則用了 44 人。最後的結論是，“川普做了很好的表率，真是全美人的一個好榜樣”。

　　由於這則信息經常被用來證明“白左”的“虛偽”和川普的“偉大”，我專門上網核實了相關說法。川普上台，總統任命的高官人數確實顯著減少。但是一方面，政府未必越小越好，譬如左派普遍指責川普對該任命的官員不任命——部分可能因為他作為一個“政治素人”對體制內人員不夠熟悉，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他不想要太多職業官僚束縛自己的手腳，致使必要的聯邦職能不能正常履行。白宮工作人員也有所減少，但其中某些是職能部門。譬如 2014 年，非洲爆發埃博拉病毒之後，奧巴馬在白宮國安委之下設立全球傳染病防疫應對中心，2018 年被川普解散，致使總統身邊沒有對全球瘟疫、網絡攻擊和恐怖主義等問題向他直接匯報的專職官員。另一方面，白宮規模和預算雖然有所減小，但幅度很有限。2019 年，白宮有領薪的工作人員 418 人，比奧巴馬任期少 36 人。梅拉妮婭有工作人員 11 人，米歇爾有 24 人——確實差了一倍多，但並不像帖子說得那麽誇張(還有帖子說梅拉妮婭只用了 1 人)。奧巴馬執政的白宮平均年度花銷差不多是 4300 萬美元，相當於其 2016 財政年度的水平；川普執政頭兩年平均不到 4000 萬美元，但 2019 年也達到 4200 萬美元——是省一點，但數量極其有限，而且裁撤了核心部門人員，不一定能把活幹好。(3)

　　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則假消息讓許多中國右派都認同帖子最後的結論：總統是“全美人的好榜樣”。這樣的認識和“毛左”的“偉大領袖是全國人民的好榜樣”有多大差別呢？由此也可見，“右”不等於正確。事實上，極右的思維模式和極左高度相似。要避免這種低級錯誤，只有把屬於事實的還給事實，不能只撿自己喜歡的新聞看，對自己不喜歡的事實采取“選擇性失明”。如此，不同的微信圈子只會形成一個一個封閉、偏執、極端、意淫、彼此不能對話的群體。今天在言論相對自由的環境下竟然產生這樣的結果，就太匪夷所思了。

　　但美國兩黨政治的極化現象告訴我們，這不是不可能的，長期在極權統治下的中國更需要警惕。

　　最近，拜登確定了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之後，另一則右派群里傳得很歡的帖子說賀是如何的“左”，其中一條是說她在任加州檢察官期間決定，價值 950 美元以下的偷盜行為一律不追究。2014年，賀錦麗任加州司法部長的時候，加州確實公投通過了一個第 47號提案(加州比較愛公投)，把價值 950 美元一下的偷盜及其它一些非暴力犯罪從“重罪”(felony)變成“輕罪”(misdemeanor)，因而不是不追究，而是不用坐牢。這項改革的目的是把警力和司法資源集中在更嚴重的暴力犯罪，並減輕一直人滿為患的加州監獄的壓力。警察、檢察官和法官是很有限、很寶貴的資源，因而這類改革是任何法治國家都必須作出的權衡。如今實施了五六年，這項改革是否達到了這些目的，以及是否助長了小偷小摸，完全可以用數據說話。如果得不償失，大不了加州選民把它廢了就完了；現在第 47 號法案還沒有廢，至少表明它的危害不如帖子說得那麽可怕。事實上，賀錦麗本人並沒有對第 47 號提案公開表態。在民主國家，不論再大的官都沒有能耐決定某一個法案的生死，有什麽理由把這個賬算到她頭上呢？

　　只要搜一下賀錦麗的維基百科，就可大致了解她的政治立場，為什麽要輕信這些張冠李戴的謠言呢？中國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被政府定性的“謠言”確實常常是“遙遠的預言”，但是在一個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或對於中國政府沒有動機限制的言論(如賀錦麗的政治外貌)，也動輒信謠傳謠，那就令人悲哀了。

　　五、“白左”與“政治正確”

　　如果說中國右派誤以為只有西方右派是朋友、西方左派是對手，那麽西方某些左派也犯了性質同樣的錯誤：誤以為中國左派是他們的朋友。結果是太平洋兩岸發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左右“拉手”：

　　“左

　　派”和左派握手，“右派”和右派握手，其實他們根本不是一回事!

　　兩種誤解相互激勵：你瞧，“白左”就是極權的盟友，所以中國的右派只能和西方保守主義結盟嘛!

　　這當然是誤解，“白左”不是極權主義。西方左派雖然起源於馬克思主義，但是至少二戰之後即不僅拋棄了暴力革命主張，而且也拋棄了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激進社會主義學說，轉而接受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司法獨立、選舉民主等憲政基本原則，而只是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追求社會正義、財富再分配等平等主義主張。因此，西方左翼早已融入到憲政民主體系之中，甚至可以說是憲政民主陣營的主力——民主當然是人越多越好，而左翼代表的主要是為數眾多的社會底層。當然，我們不需要認同他們某些具體主張，但自由主義的要義就是“雙百方針”：只要在憲政民主的底線之內，任何主張都有發表和傳播的自由；至於究竟什麽是香花、什麽是毒草，由選民自己甄別。這就是憲政民主體制的基本邏輯，其“底線”差不多就是不得鼓動暴力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1950 年代，德國憲政法院曾兩次取締政黨——一次是極右的納粹黨，一次是極左的共產黨，理由都是極權主義政黨的黨綱、組織結構和活動目的都是暴力推翻德國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在這個底線之上，“白左”也好、“西馬”也好，都是憲政民主陣營內的盟友。

　　當然，西左也有西左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某些西左因為不了解中國情況，可能誤以為中國左派和自己是一回事，都追求社會公平和分配正義——固然，中國左派也都把均富掛在嘴上，但是西左忽視了中國“左派”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我在 2017 年訪問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時候，一位印度裔美國社會學者問我，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在國內有沒有“安全問題”？我在錯愕之余告訴她，汪暉是全國政協委員，這個身份的人是絕對不會有任何“安全問題”的。即便要問什麽“安全問題”，那要問的也是秦暉，而不是汪暉。可是，那里好像沒有人知道秦暉，卻有許多人知道汪暉，後者儼然成了中國知識界的代表，還不止一次和哈貝馬斯一起獲獎。這也怪自由派“走出去”做得不夠。你看，國家資助的所謂“中華外譯項目”就對外推廣了多少垃圾文字？自由派學者一般沒有這種資源，出於各種原因在外知名度不夠，這是事實。但這種狀態和西左不了解也許不屑了解中國知識界現狀乃至政體本質也有關系。

　　其次，歐洲左派學者當中有些人不只是一般的不了解中國現實，或是為了吃中國研究這碗飯而被迫沈默或說中國的好話，而是他們對極權體制真的有好感或有期待。也許他們混淆了民間文化和政治制度，把對中國文化的愛投射成對中國制度的愛；也許他們有某種夢想在歐洲實現不了，希望並誤以為它能在“中國模式”中得到實現。

　　2015 年夏天，我在“後馬大本營”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參加研討，做了“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的報告，能明顯感覺到某些參會者的不悅。不悅什麽呢？人都是有盲區的。德國深受納粹之害，但好像共產禍害要小一點，至少沒有發生大屠殺或大饑荒，但這就能成為對極左理想心懷憧憬的理由嗎？我曾經問柏林高研院一位生長在東德的美國學者，納粹德國和共產東德哪個為害更烈？他明確說是納粹。

　　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視共產極權在蘇聯、中國等絕大多數依附馬列的國家造成的毀滅性災難。罄竹難書的史料和觸目驚心的現實放在那里，難道還不夠嗎？真有必要繼續留戀馬克思嗎？這些極左當然不能代表歐洲左派的全部，但是或已足夠讓中國自由派對“白左”心生厭惡。

　　有意思的是，西方人普遍厭惡列寧，卻有不少人喜歡馬克思，好像在共產國家造成的災難都是列寧式國家革命的錯，馬克思只是被綁架了，甚至仍然有人把他奉為社會正義乃至人類自由的思想偶像。

　　2018 年，馬克思 200 周年生日，他的故鄉特里爾還接受了來自中國的銅像。我寫了“從馬克思到列寧”，分析他和列寧的關系，結論是他和列寧其實是互相依存、難分難舍的；沒有列寧按他的理想(至少以他的名義)建構的極權政體，馬克思這個名字會和歐文、聖西門、傅立葉這些人一起靜靜地躺在圖書館里。雖然“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說得很好聽，但是從他的無政府主義(消滅國家、消滅階級)烏托邦理想中，開拓不出任何自由國家學說。

　　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歐洲左派從馬克思主義脫胎而來，卻未曾換骨。雖然經歷了戰後的適應和調整，後馬克思主義仍然奉馬為圭臬，只是修修補補，去掉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因素。然而，如果把這些東西以及公有制、計劃經濟等內容抽掉，馬克思主義到底還剩下多少獨特的思想貢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批判可被認為是其對政治經濟學的獨特貢獻，但是由於它自身的內在局限，批判之後提不出建設性的國家理論。“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立場正確，但是不僅在汗牛充棟的西方人文學說中並無超越之處，而且也和馬克思自己的經濟決定論基調背道而馳。戰後歐洲左派的困境在於，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似乎沒有找到替代性思想資源。事實上，既已融入憲政民主的文明主流，歐洲左派尤其是左翼學院派需要和馬克思主義做一個了斷，至少和其極權政體主張徹底公開決裂。如果仍然和它們保持若即若離的曖昧關系，那麽左翼就不可能和憲政民主融合得很好，因為馬克思的基調是反自由民主、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這樣，歐洲左派自然就會和中國“左派”拉拉扯扯，而不可能和自由派融洽合作。

　　相比之下，美國左派(民主黨)的意識形態總體上更為溫和，基本主張是社會正義與平等。這些主張不僅本身就是憲政民主理念的一部分(如反歧視)，而且也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才能實現。既然如此，美國左派和中國“右派”(自由派)本來應該是天然聯盟，而對中國憲政民主事業表示支持的也多為美國左派。二者之間的分歧不在於制度認同，而更多體現於經濟和社會政策。左派更注重物質平等，這是從羅斯福“新政”一直延續至今的民主黨立場。往好處說，民主黨比較“實在”——沒有基本的物質平等，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機會平等？如果一個人吃不飽飯、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給他政治權利、言論自由的意義是否就會大打折扣？基本福利不只是人的物質生存保障，也是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的基礎。但往壞處說，福利主義瞧不起人，把人當成是沒有能力養活自己、只能靠國家供養的弱者；老幼病殘也許需要國家救助，普通正常人為何不能自食其力？

　　過度福利必然養懶漢，對於人的成長來說有害無益，而且容易造成政府權力的膨脹和濫用，讓整個國家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

　　在國際關系上，左派雖然在維護自由、人權與法治的立場上“政治正確”，但由於比較看重實際利益，不敢得罪中國這麽大的經濟體，因而往往停留於“口炮”，很少來真格的。這也是為什麽許多中國自由派喜歡川普的原因，共和黨說得不多，但似乎更加守信、更講原則。不過，這並不是絕對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最近去世，離總統大選僅一個月時間，川普卻急著馬上提名新的大法官候選人，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則躍躍欲試，準備極速核準保守派候選人；相比 2016年 2 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去世，奧巴馬提名自由派候選人作為繼任，卻遭到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抵制，其理由正是離當年大選“太近了”，而實際上當時離大選還有八九個月的時間。共和黨前後矛盾的行為顯然是極不講原則的，只能損害最高法院的司法獨立和政治中立。

　　不論如何，具體政策分歧不應被界定為“敵我矛盾”。實際上，美國不論哪個黨上台，對華政策是穩定連續的，並沒有體現出兩黨有什麽系統性差異。共和民主兩黨本身雖然競選時相互攻訐，但平時仍然能保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我們有何理由厚此薄彼，好像一定要站在某一邊和另一邊勢同水火？無論是與民主黨為敵還是共和黨為敵，走得太過都是與憲政民主為敵。歐美左派當中確有極左，但是他們不足以代表整個左翼。如果左派當中有人誤解了中國或忘記了列寧式極權之痛，那麽用中國事實把道理講清楚就行了；如果他們繼續對極權政體執迷不悟，那麽就不是屬於憲政民主陣營里的人，但這樣的人畢竟只是極少數。

　　最後，西方左右之爭本身也有變得越來越極端和彼此不寬容的趨勢。經過長期的權利鬥爭，西左已經形成一套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政治正確”是指一個社會形成的絕大多數人不容違背的政治信條，在美國特別體現在種族平等問題上。它不僅意味著國家行為不得實行種族歧視，而且私人也不得流露出涉嫌歧視的言行。只要稍微偏離“政治正確”，輕則面臨口誅筆伐的巨大社會壓力，重則停職審查甚至丟失職位。這固然相當大程度上是源自對美國歷史上對黑人傷害巨深的蓄奴制的反思，也體現了美國社會在種族問題上的巨大進步。從弗洛伊德事件來看，美國社會乃至政府的種族歧視仍然沒有消失，這種“政治正確”仍有必要存在，因為它體現的是反歧視的政治自然法則。但任何一種原則或規訓在實施過程中都有可能矯枉過正，產生英國憲法學家戴西所說的“公共意見的獨裁”。這個度確實不好把握，譬如明目張膽的種族侮辱或仇恨言論顯然不應被容忍，但是如何對待涉及種族的事實，如犯罪率、教育程度、領救濟人數和單親家庭的比例？是不是某些對黑人不利的事實也不讓說？是不是凡是遇到種族問題的發言都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要承擔嚴重後果？這樣下去沒完沒了，而對於實質性解決美國種族問題並無益處。就和政府壓制言論不對一樣，社會壓制言論也是不對的。盡管某些言論是多數人不認同的，讓它們說出來還是比窩起來、藏起來好。說了不對，當面懟他就是了；不讓他說，不代表他就沒有那種想法，實際上反而剝奪了通過自由言論糾正某些偏見的機會。言論自由本來是憲政民主國家的第一原則，但是即便美國也難免會在某些“敏感問題”上滑向不寬容。

　　中國有些自由派反對“政治正確”，但不關心“政治正確”的來由，同樣也會矯枉過正，連帶把“政治正確”當中包含的一些基本原則給反掉了。政治本來無所謂“正確”，不同觀點見仁見智，“政治正確”未必“正確”，但是“政治正確”的信條一般起源於某個政治自然法則，譬如關於種族問題的“政治正確”是來自種族平等(反歧視)。你可以不同意“糾偏行動”，反對給予黑人任何特權待遇，這個問題是見仁見智的，但是不能在反對“政治正確”的時候站到了種族主義的立場上。政治可以“不正確”，但是原則不能不正確，否則我們就成野蠻人了。因此，無論在主張還是反對“政治正確”，我們都要明了自己的底線是什麽，哪些可以反、哪些不能反；如果為反而反、意氣用事，很容易讓自己失去應有的底線。

　　無論是中國右派還是美國左派，都要牢記霍姆斯大法官的警世恒言：言論自由所保護的不是我們喜歡的言論，而正是我們憎惡和鄙視的言論。這句話的邏輯依據不是伏爾泰，而是休謨：人是理性動物，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不是上帝，別人不是白癡。這是為什麽我不認可“白左”這樣帶有羞辱性的稱呼，因為這表明我們把自己不喜歡的人當作白癡。尤其是那麽多的人(約半數選民)認可在自由民主體制下長期形成的一套政策，隔著太平洋、信息和討論受到各種屏蔽的我們有什麽理由那麽傲慢呢？這種姿態和獨裁政體對人民的蔑視不是一個邏輯嗎？如果你認為一個被數十萬或更多的選票選上台的政客(如某個選區的眾議員)錯得離譜，那麽離譜的很可能不是他，而是你的信息和據此作出的判斷。多數人的意見可以受到質疑，但這顯然不是說少數人的判斷反而成了一貫正確。

　　六、遠離極端、回歸中道

　　總之，分裂並不可怕，“步調一致”也不是自由派的底色，但是左派右派變成水火不容的決裂就成問題了。左右本身不是問題，問題

　　在於“極”，這一“極”就成極權了。左右都是如此，極權意義上的極左或極右才是我們要反對的。中國經歷了左翼極權，所以自由派對極左深惡痛絕，但極右也是要搞獨裁的，而且在當今中國的自由派陣營，反民主、種族主義和政教合一等極右翼言論還有相當大的吸引力，自由派不能不有所戒懼警惕。反左過度，會把自己變成極右，繞了一圈，又變回到自己本來要反對的那個東西——極權主義。某些“自由派”誤以為右就是對、左就是錯，其實是自己的極權思維沒有肅清的表現。經過極左洗腦之後，國民尤其容易接受極右的再洗腦，因為二者的極權思維方式高度一致，都是非左即右、非對即錯、黑白分明的單極化世界觀，都自認為只有一個一貫正確的意識形態，總是要抓住一個“真理”或“啟示”，而且還總以為真理和啟示就在自己手里，凡是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觀點就是謬誤甚至邪惡。

　　無論左右，中國自由派都要回歸憲政中道。在本質上，憲政民主是中庸或中道政治，因為憲政民主的基礎是社會契約，也就是每一個理性人都能同意的一套基本約定。既然是每個理性人都能同意，社會契約是不可能走極端的，因為不同人的利益、觀點、信仰注定是不同乃至相互沖突的；利益、觀點、信仰不同的人要對同一部社會契約達成合意，這部社會契約只能要求最大程度的寬容，由此衍生出一套政治自然法，並通過某種憲政民主機制得以實施。國家必須寬容一切思想和言論，不能定於“一尊”，因為根本不存在一種絕對“正確”的左或右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必然是多元的、個人的、見仁見智的，不存在任何“正確答案”，因而任何正當建立的國家都不得強加任何正統思想或信仰，否則就是極權國家。無論是極左政權禁止右派言論，還是極右政權禁止左派言論，都是一丘之貉。我們不僅不能允許國家壓制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更不能試圖通過國家去壓制別人的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而且我們自己也要養成尊重不同信仰和立場的習慣。

　　在今天的中美爭端中，自由派支持美國，既不是因為它是美國，也不是為了支持美國的左或右、共和或民主，更不是為了支持某一個特定政治或宗教傾向的總統，而是因為我們支持美國所代表的憲政民主體制。從疫情應對不力到弗洛伊德事件表明，美國的憲政體制不是十全十美的。事實上，美國的兩黨政治極化表明它的一部分社會契約可能正在瓦解，甚或從未穩固形成。批評美國並不是“反美”，而是為了讓它的憲政體制變得更好，就和批評中國不是“反中”一樣；否則，我們的思維方式就和極權體制一樣了。美國的生命力正是源自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禁止國教、言論與新聞自由，源自除了和平表達之外幾乎不設底線的信息交流和觀點碰撞。美國憲法牢牢抓住這一條政治自然法，使之兩個世紀立於不敗之地。

　　我們在此岸觀看彼岸的歐美左右互鬥，可以心潮澎湃，可以拍案而起，甚至可以下注賭一把，但切勿太入戲。其實，極權國家無左右；左右本身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下才有意義，極權國家的圍觀者是沒

　　有什麽資格評判的。在一個既沒有福利也沒有自由的國家，為了別人多一點自由還是多一點福利而吵得不可開交，既得罪人，也讓別人看笑話。

　　無論此岸彼岸、左派右派，全世界的自由派應該是一個君子俱樂部、正派人的共同體。何謂“君子”？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何為“小人”呢？君子有底線，小人無底線；“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底線是什麽？底線意味著我們只能在屬於自己的疆域內行使自由，但不能越界、不能過度，否則就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犧牲別人自由的基礎上；政治獨裁要剝奪別人的選票，種族主義要歧視弱勢族群，政教合一要通過國家把自己的信仰強加於別人——凡此種種，都是小人之舉。在中國，自由派是一個被流氓欺壓的人群。我們要做一個正派人，不要沾染流氓的習氣，去欺負比我們更弱的人。

　　在極權國家的極端土地上生活，自由派不能迷失自己，不能以別人的左右來定義自己的方位，既不能因為某國是世俗極權，所以就主張特定的宗教政治，也不能簡單把國內的反左投射到西方的反左，把自己變成種族平等和“一人一票”的敵人。我們要有自己的方位，把它牢牢錨定於政治自然法，對憲政民主體制下的一切觀點立場采取最大程度的寬容。只有這樣，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才能形成最大多數的聯盟。

　　（首發於《中國：歷史與未來》網，2020/10/2）“另類右翼”與美國政治

　　周濂

　　對於不少隔岸觀火的國人來說，特朗普在二〇一六年取得美國總統大選的勝利，不僅意味著共和黨對民主黨的勝利，更意味著保守主義對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勝利，以至於有一位朋友在閒聊時說，假如列奧?施特勞斯在世，一定會為特朗普的勝利歡欣鼓舞。

　　我相信這不僅是對共和黨和保守主義的誤讀，更是對當代美國政治生態和未來走向的誤讀。事實上，共和黨並沒有因為特朗普的勝利而變得精誠團結，保守主義也沒有因為特朗普的勝利而變得前程遠大。恰恰相反，共和黨和保守主義曾經堅守的基本價值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在不久前的國會演說中，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參議員傑夫?弗萊克直陳：“這一點現在已很明顯，相信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致力於自由貿易和支持移民的傳統保守主義者，在共和黨內獲得提名的道路越來越窄了——而這個政黨長久以來是通過對這些主張的信念來自我定義的。”與弗萊克的痛心疾首形成鮮明對比，右翼人士勞倫?穆瑞在特朗普當選次日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文章：

　　“我們歡呼特朗普總統

　　帶來的民族主義，美國第一，對另類右翼的正式承認……這是美國白人的勝利……我們將讓世界變成對單族統治（ethnocracy）的安全所在。”

　　雖然目前斷言美國政治已經在根本上發生了範式轉換還為時尚早，但是，特朗普的獲勝所帶來的政治震蕩顯而易見，而這一切都與“另類右翼”的粉墨登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某種意義上，面對另類右翼的挑戰，反對是容易的（雖然是必需的），理解則是困難的（當然絕不意味著接受）。關於另類右翼國內已有不少介紹，特別是其與“小粉紅”、表情包相當雷同的網絡屬性，人們多少有些了解。我更關心的是，另類右翼的崛起對美國保守主義意味著什麽？作為一種病理反應，另類右翼折射出美國政治文化的哪些問題？在反對另類右翼的同時，反對者是否應該做些自我檢討？凡此種種問題，在最近出版的《理解另類右翼》（Making Senseof the Alt-Right）一書中，喬治?霍利（George Hawley）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文本。

　　不過在探討以上問題之前，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進化史。

　　一

　　與歐洲保守主義者不同，美國建國的獨特性讓美國保守主義只能保守“自由”的傳統。在這個意義上，只有首先了解美國自由主義的家譜，才能把握美國保守主義的歷史成因和覆雜立場。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由於主張大政府、高稅收和高福利的進步主義鳩占鵲巢，占用自由主義頭銜，讓古典自由主義者只能生造出“自由至上主義”這個術語自我正名，繼而自由至上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在實質性主張上也產生了較為明晰的區別：前者強調財產權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反對政府幹預自由市場以及進行社會再分配；後者雖然看重財產權和經濟自由權，但沒有將之視為“道德上的絕對之物”，因此在反對進步主義的同時，會出於慈善原則、社會穩定或者市場穩定等權宜之計支持一定程度的再分配。自此，自由主義大家族內部呈現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古典自由主義，自由至上主義，以及從進步主義進化而來的自由主義（亦稱當代自由主義）。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在“內憂”——進步主義和“外患”——共產主義的里外夾擊下，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邏輯，自由至上主義者和傳統主義者（亦稱“傳統的保守主義者”）半心半意地集結在“保守主義”這面大旗下。這場婚姻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感情基礎不夠堅實的問題：自由至上主義者把自由視為最高的政治價值，傳統主義者強調政治的最終目的是德性，而古典自由主義者哈耶克則幹脆寫了一篇《我為什麽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來劃清界限。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弗蘭克?邁耶提出所謂的“融合主義”，試圖在理論上整合保守主義。與此同時，威廉?巴克萊立足《國民評論》，試圖把共和黨打造成一個堅定的保守主義政治工具。在經典著作《一九四五年以來的美國保守主義知識分子運動》中，喬治?H.納什指出，雖然巴里?戈德華特在一九六四年的總統選戰中以大敗告終，“但是人們忽然意識到，邁耶所主張的融合主義卻贏得了勝利”。不僅如此，戈德華特的失敗還以曲折的方式實現了巴克萊的夙願：保守主義在共和黨內的影響得到了鞏固和加強。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是新保守主義粉墨登場的時代，作為“被現實打劫了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雖然轉投共和黨陣營，但與保守主義始終保持半心半意的關系，在國內政策上堅持新政的核心主張，在國際政策上推行積極的幹預主義，總之，他們既是自由派的叛徒，又是保守派的內鬼，他們是一群熱衷於哲學體系和深奧理論的知識精英，同時又對現實秩序和自由世界的全球擴張有著高度的熱情。新保守主義者的整體基調與傳統的保守主義格格不入，其精神教父歐文?

　　克里斯托曾經半開玩笑地評論說：“作為一個新保守主義者，就必須要保持樂觀積極的態度，無論現實是多麽的沈悶壓抑。在美國所有成功的政治都是希望的政治，這是傳統的美國保守主義那里並不顯著的一種情緒。”

　　同樣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還出現了關注社會道德議題的宗教右翼和政治保守主義者，他們聚焦色情文學、藥物使用、大眾娛樂業的粗俗化等議題，把美國社會的道德滑坡現象歸咎於世俗人文主義也即當代自由主義，為此他們積極動員草根階層和宗教信徒進入公共領域，準備打一場“激烈而持久的文化戰爭”。面對這一趨勢，克里斯托曾經預言：“就長時段而言，這可能是最重要的變化。”因為，“這種文化戰爭可能壓倒何為政治與何為非政治的傳統觀念”。

　　綜觀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前三波浪潮，雖然理念各異、策略各異，但依舊有著如下幾個基本共識：

　　首先，他們仍然願意團結在“保守主義”的大旗下面，為進入主流保守主義圈子、成為家族聚會的正式成員而努力。

　　其次，傳統主義者和宗教右翼雖然批評現代性和啟蒙運動，但並不根本否定現代性和啟蒙運動，而是基本認同甚至尊重自由、民主乃至平等這些核心價值。以爭議最大的“平等”價值為例，通常認為這是當代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但是施特勞斯的著名弟子哈里?雅法就認為《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絕非修辭學的浮飾，而就是美國革命的首要動機。雅法甚至認為平等價值根本就是保守主義的原則。施特勞斯的另一個弟子哈維?曼斯菲爾德雖然批評進步主義不知“過度平等”為何物，主張“人與人之間有差異和不平等，尤其是智力上的不平等”，但是他也沒有徹底否定平等價值，更沒有放棄捍衛“更好的民主”的初衷。

　　最後，當代美國保守主義一直與自由主義大家族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覆雜關系，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說，當代美國保守主義自認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精神傳人，反對的是進步主義，但是構成其核心成員之一的卻是自由至上主義。

　　歷史學家阿蘭?布林克利在《保守主義的問題》（一九九四）一文中指出：

　　“二十世紀的大多數美國保守主義者都沒準備好在哲學基礎上與其理論對手自由主義傳統做出區隔。……多數保守主義者會認為在二十世紀，相比自由主義，保衛自由更是保守主義者的核心關注。”這個論斷得到了曼斯菲爾德的響應，在他看來，保守主義不可能采取“回返”（go back）的策略，而只能走“緩行”（go slow）之路，不是要去“替代”自由主義，而是“糾正和彌補自由主義的局限”，敦促“自由主義堅守其自身的原則”。一言以蔽之，保守主義者的任務就是“把自由主義從進步主義手中拯救出來”。

　　雖然曼斯菲爾德明確區分了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但是從現實政治的效果看，過去幾十年來，美國政治正在日益呈現出兩黨趨同、左右合流的走勢，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民主黨和進步主義顯然扮演了更加主動的角色。其實，當年哈耶克反對保守主義的“決定性理由”

　　正在於此，他認為保守主義缺乏獨立的政治原則和理想，“天生不能為我們正在前進的方向提供另外一種選擇的可能”。所以必然會被力量更大的那一方拖著走。

　　也正是在這里，我們開始“理解”另類右翼橫空出世的“部分合理性”，因為另類右翼為他們提供了第三種選擇——“改道”。

　　二

　　其實，“另類右翼”的“另類”一詞 alternative，正是取代和替代的意思，只是他們想要取代的不是自由主義，而是主流保守主義。

　　在《理解另類右翼》這本書中，霍利反覆提請我們注意，另類右翼的主要攻擊目標是主流保守主義和共和黨的建制派力量，他們的目標不是在保守主義的家族聚會中覓得一席，而是掀翻桌子、另起爐竈，徹底地取而代之。

　　根據霍利的觀察，他從未遇見過任何一個把拉塞爾?柯克、弗蘭克?邁耶或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著作視為思想源泉的另類右翼。這意味著，對於主流保守派，另類右翼一個也不認同。正如極右翼運動人士亨特?華萊士在南部民族主義網站“Occidental Dissent”上說的：

　　在美國，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和自由意志主義者全都是通常所說的自由主義家族的分支。所有這些群體都想要保存根本的自由世界秩序，盡管他們對於“自由”和“平等”孰先孰後存在分歧，而且彼此之間鬥得不可開交。他們都共享了思路狹窄的自由主義世界觀，認為更多的“自由”或者更多的“平等”是所有問題

　　的解決方案。

　　我們不屬於自由主義家族。我們把自己視為完全不同的種類。這就是為什麽，比方說，我們中的多數人都享受挑釁性言論（trol ing），因為我們壓根不相信任何標準意義上的胡扯——例如，不存在比所有人都生而平等更自明的事情——以及政治正確性是一個無法抵制的對象。

　　這段話表明，在另類右翼看來，主流保守派跟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乃是“一丘之貉”。但這不足以讓他們“改道”，其“改道”

　　最直接的理由是，主流保守派的“緩行”方案無法阻止一個他們所不樂見的未來的發生：人口格局的必然改變，以及“白人國家”的必將失去。

　　另類右翼的核心主張是白人的身份政治，但是霍利特別指出，有必要區分“白人至上主義”和“白人民族主義”這對概念，前者指的是在一個多種族共存的社會里白人占據社會主導地位，後者指的是228

　　左右之爭

　　將不同的種族完全隔離，分而治之。另類右翼是白人民族主義者而非白人至上主義者，這意味著他們的根本政治訴求是建立一個由純種白人組成的單一種族社會。這是一個毫無現實根據的政治狂想，但是，缺乏現實政治的可操作性並不意味著沒有現實政治的後果，所謂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對於另類右翼來說，重要的是他們把種族問題

　　重新引入到公共政治視野當中。

　　在接受霍利的采訪時，最早提出“另類右翼”的理查德?斯賓塞自稱身份至上主義者（identitarian），他說：

　　我會說一個身份至上主義者在追問任何其他問題之前都會追問“我是誰？”或者“我們是誰？”正因如此，雖然其他的政治意識形態可能建基於某種經濟理論、某個宗教或者社會理論，但身份至上主義者則立足於某種身份之上。我有多個身份，我是一個男人，我三十八歲，我在得克薩斯長大，出生在馬薩諸塞。……雖然存在多重的身份……但是我會說種族是身份的基礎。你無法擺脫這一點。不管你是否想要認同你的種族，種族都會與你認同。……你從哪里來這一點最終會影響你是誰。我認為你需要首先追問這些問題，然後你才能開始追問經濟問題、外交政策等等。

　　在身份政治問題上，主流保守派的傳統策略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平權運動為例，保守派認為平權運動導致了反向歧視，與擇優原則相違背。曼斯菲爾德指出：“擇優原則實際上是一項自由主義原則，當保守派將該原則拿來反對平權行動時，他們實際上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反對自由派。”正是出於“把自由主義從進步主義手中解放出來”的邏輯，曼斯菲爾德批評某些保守派人士在平權行動上的讓步，認為這會讓保守派面臨如下危險：“他們日益淪為政治正確和自由式的裙帶主義的擔保人或‘幫兇’。面對自由派對自由主義的背叛，他們視而不見，而正是自由主義要求自由派按照一個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他的種族和性別對一個人做出評價。”

　　然而，在另類右翼眼中，問題不在於主流保守派面對自由派對自由主義的背叛視而不見，而在於主流保守派對於自身對右翼政治的背叛視而不見。因此，與主流保守派的任務不同，另類右翼從未打算把自由主義從進步主義手中解放出來，而是力爭把右翼從傳統保守派的手中解放出來。

　　另類右翼人士埃里森?洛奇二〇〇九年在《達奇雜志》（Taki’sMagazine）上撰文指出：“南方策略讓共和黨成功勝選，但他們甚至壓根兒就沒有打算在移民或（種族）份額上做任何事情。”洛奇指責尼克松、里根以及老布什在移民政策上向民主黨舉旗投降。這讓不少美國白人產生“被背叛”的怨恨情緒：“白人是保守主義政治中的主導成員，但是保守主義的有權勢者卻鮮少促進白人的利益。”所以與主流保守派的策略不同，另類右翼不再通過強調擇優原則來反對平權運動，恰恰相反，他們就是要通過重申白人民族主義來反對平權運動。

　　白人至上主義和白人民族主義的興起，讓我們再一次認識到身份政治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被進步力量用來反對守舊和狹隘的社會成規，也可以被保守力量用來捍衛守舊和狹隘的社會成規。

　　在傳統觀念里，身份政治是少數對於多數、邊緣對於主流、弱勢對於強勢的抗爭和挑戰。一般來說，身份政治的行動者兼備邊緣、少數和弱勢這三個特征，但是在特殊情況下，也會出現“多數+邊緣+弱勢”的奇特組合，白人民族主義就是最佳個案：雖然是多數群體，但由於長期被主流媒體和建制派（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忽視，所以在政治上處於邊緣與弱勢地位。不管是否符合事實，重要的是另類右翼充分利用了這種不斷自我強化的“被背叛感”，進而發展出一套“逆向身份政治”的邏輯。

　　政治哲學家威爾?金里卡曾經指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意涵（political implication）部分地取決於主張者“是否接受自由主義的前提——我們的目的具有多樣性和可修正性”。正是因為拒絕接受自由主義的基本前提，另類右翼的“逆向身份政治”將身份政治潛在的惡發揮到了極致：它不僅培養出唯我主義的狹隘視角，而且用反對平等價值的種族等級制和單一民族觀取代了基於平等價值的多樣性。

　　二〇一六年大選告訴我們，從三 K 黨以降的形形色色的白人至上主義者、白人民族主義者、厭女癥患者其實同樣訴諸身份政治的邏輯，但因為他們在歷史上長期屬於多數、強勢的一方，所以人們忽視了他們的身份政治的面向。時光流轉，在政治正確話語主導美國政治已逾五十年的今天，這股被壓抑已久的“逆向身份政治”話語終於爆發出來。現在的問題是，這股“逆向身份政治”的潮流到底會導致什麽樣的未來？“舊日重現”不太可能，但它也絕非僅僅是“回光返照”，因為它與經濟、階級、宗教以及恐怖襲擊等問題進行了多重捆綁，環環相扣，要想解開這麽多的結和套談何容易。

　　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也許需要更多地反省身份政治的負面效果，通過重返自由主義的社會正義視域，立足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策略，幫助那些少數、邊緣、弱勢的群體成為沒有標簽的、自由且負責任的個體，緩解甚至消解由?身份帶來的焦慮與憤恨，而不是強化、激化身份政治的邏輯。

　　三

　　很多右翼人士雖然不看好特朗普的品格與操守，但也不看衰特朗普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因為他們相信美國三權分立和聯邦制度足以有效地限制特朗普的破壞力。應該說，這個判斷並非沒有合理性。

　　如果將特朗普勝選視為一次“撞車試驗”，目前為止，測試結果表明美國的政治制度有著足夠的韌性和彈性。

　　可是就像金里卡所指出的，對於一個健全的自由民主制度，僅有平衡個人利益的程序性制度機制是不夠的，除此之外，還需要有一定水準的公平品德和公共精神，例如，“積極地、非獨斷地參與對權威的批判，通過慎議追求相互理解而不是通過討價還價或者威脅去排他性地追求個人利益”。自由民主制固然不要求人人都是天使，但自由民主制也不可能存活於由惡魔組成的社會里。若想實現健康的運轉，自由民主制必須滿足一個關鍵下限：“必須存在著足夠數量的、在一種程度上擁有這些品德的公民。”

　　這個“關鍵下限”既包括量（人數）的指標也包括質（品德）的指標，就二〇一六年大選而言，至少從“質”的指標出發，另類右翼的登堂入室已足以證明跌破了“關鍵下限”。

　　理解另類右翼的關鍵之處在於，他們是在打一場激烈而持久的文化戰爭。斯賓塞曾經毫不諱言地指出：“我不認為選舉是改變世界的方式。你是通過重大的文化變化來改變世界的。”也就是說，大選只是手段，他們的真正目的是改變美國的公共政治文化，最終改變世界。因此，萬萬不可因為另類右翼沒有成為建制派的可能就低估他們的破壞力。

　　霍利認為特朗普不是另類右翼，他並不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納粹分子或者白人民族主義者。但是另一方面霍利也承認特朗普對於另類右翼的崛起可謂居功至偉。過去幾十年里，主流的保守主義力量一直扮演著守門員的角色，通過黨內清洗，將種族主義、納粹主義以及白人民族主義隔絕在公眾視野之外。特朗普就像是“意識形態的破冰者”，通過他無與倫比的破壞力，不僅“終結了保守主義在右翼政治中的壟斷地位”，“表明右翼可以不遵守由共和黨精英制定的遊戲規則來獲得勝利”，而且成功地突破了政治正確性的底線，為另類右翼在美國政治生態中獲得一席之地掃清了障礙。

　　特朗普雖然不是另類右翼，但二者之間卻在風格氣質上頗為“惺惺相惜”。這首先體現在他們都是無法用傳統的二元模式歸類的存在。特朗普在名義上是共和黨成員，政治光譜屬於右翼而非左翼，但是仔細考察他的心智取向、政治理念（如果有的話）和政策主張就會發現他在貿易和對外政策方面比希拉里?克林頓更左，但在移民議題

　　上則比傳統共和黨更右；他鮮少通過主流媒體發聲，而是慣用群眾集會以及網絡廣場——推特，像古希臘的民意煽動者那樣與擁躉直接發生聯系；與另類右翼一樣，他不了解也不珍視民主傳統和基本價值，不斷挑戰政治正確性的邊界，突破社會習俗和常規的底線，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特朗普與另類右翼另外一個共同之處是對勝利的渴望。事實上，如果一定要給特朗普貼上一個標簽，那就是“贏家”二字。《國民評論》的資深編輯約拿?戈德伯格（Jonah Goldberg）認為：“在班農這里，以及在班農的鼓聲中奮力劃槳的許多右翼分子那里，動力並非來自種族主義或者反猶主義，動力來自不惜一切代價獲勝的需求。”其實，種族主義的動力與不惜一切代價獲勝的需求並不矛盾，二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恰恰是相互支持，因為從被背叛的怨恨心理中最容易生長出報覆沖動。根據戈德伯格的觀點：“在過去十年里，許多右翼評論者已經成功地說服他們自己，保守主義的真正問題是意志的缺乏（lack of will），他們心悅誠服地引用左翼活動家索爾?阿林斯基的觀點，聲稱 ‘ 我們 ’ 必須要像 ‘ 他們 ’ 那樣，不擇手段地去‘贏’。”

　　在特朗普身上，他們看到了“贏”的可能性。所以哪怕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韙，攻擊那位墜機身亡的穆斯林美國士兵的父母，他們也可以自我辯護說：“至少他是在戰鬥！”因為在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中，道德的考量是完全可以被拋在一邊的。霍利指出，盡管這個現象並不意味著有大量的美國白人悄悄地懷有另類右翼的信念，但是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有越來越多的美國白人不再把種族主義視為道德上的敗壞，而且有意願與明確的白人身份政治進行捆綁。

　　不破不立，大破大立，面對特朗普如蠻牛闖入瓷器店的破壞力，不少保守派這樣自我安慰。曼斯菲爾德就是這樣一邊痛惜特朗普不是一個紳士，一邊又對他肆無忌憚地攻擊政治正確性而暗自竊喜。可是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這是人類社會多年的經驗。再好的制度也需要適當的民情和政治文化作為土壤。任何一個制度，如果想要實現良好的運轉，就必須在制度之正義性和公民德性之間形成相互支持的“自循環”格局。而另類右翼的出現打破了這個格局。特朗普不是另類右翼，但是特朗普是那個打開瓶塞放出惡魔的人。他也許暫時還沒

　　有動搖美國政治制度這株大樹，但讓已經龜裂的美國公共政治文化土壤進一步的鹽堿化了。

　　回到本文最初的那個判斷，特朗普的勝利並沒有讓共和黨變得精誠團結，保守主義也沒有因此變得前程遠大，恰恰相反，傳統的保守主義曾經堅守的基本價值，無論是自由、德性還是秩序，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正如霍利所言，作為一種運動，另類右翼既受惠於傳統保守派的衰落又致力於加速它的最終崩潰。從另類右翼的視角出發，傳統保守派的“緩行”策略業已證明是投降路線，它無力拖住自由主義的腳步，反而會帶亂自己的步伐，如果還在自由主義的框架下討論議題，保守主義就只能越來越趨同於自由主義。另類右翼祭出的白人民族主義，雖然在建制層面暫無落實的可能，但絕對不能低估它對美國政治公共文化的沖擊和破壞。

　　有朋友樂觀地預言另類右翼難成氣候，時代巨輪滾滾向前，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得與時俱進。我對這樣的樂觀主義始終心存疑慮。

　　也許從長時段看，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的取向是不可逆的，但是這個進程卻不可能如我們想象的那般平穩開闊。如果自由主義內部的偏保守力量也即左翼的建制派無法有效地延緩激進左翼的步伐，如果保守主義內部的偏進步力量也即右翼的建制派不能有效地遏制另類右翼的歧路，那麽未來並不可期。

　　歷史尚未終結，也許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George Hawley, Making Sense of the Alt-Right,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2017）

　　（首發於《讀書》雜志，2018/1/10）

　　如何認識“利益集團”“深層政府”

　　與“華盛頓沼澤”？

　　余智

　　此次美國大選中，很多挺川（川普，川普）人士認為，川普之所以選舉失利，是因為他得罪了各種“利益集團”，包括華爾街資本家、“深層政府”(deep state)與“華盛頓沼澤”(Washington swamp)中的政治精英，導致這些“利益集團”聯合起來、甚至采取“陰謀”手段反對川普，包括進行大選“舞弊”。他們因此為川普感到忿忿不平。

　　筆者認為，上述說法似是而非，缺乏對民主政治的基本正確認知：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合法博弈過程；要公平看待不同“利益集團”，不能將某些集團“正義化”或“妖魔化”、以“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去看待他們的關系；在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政治選舉體制下，任何個人或“利益集團”都不應認為自己的利益高於其它個人或“利益集團”；政治人物因得罪太多“利益集團”而下台是正常且正當的，不必為此忿忿不平；“深層政府”的說法誇大了政府事務官的作用，相關“陰謀論”更是子虛烏有；“華盛頓沼澤”

　　的說法則是對美國民主政治的合法博弈場所及其參與者的無理攻擊與污蔑，對美國民主體制的聲譽造成了巨大破壞。

　　（一）正確認識“利益集團”

　　中國自媒體上曾流傳一篇網文《川普的困境：

　　“以一人戰一國”》，

　　聲稱川普上台得罪了美國“除了自力更生的中產階級之外的幾乎所有的勢力”，並一口氣列舉了被川普得罪的幾十個“利益集團”。類似的自媒體文章還有很多。

　　“以一人戰一國”的說法當然誇張了，但如果它近似反映現實，那川普豈不就是有些人所說的“國家公敵”“人民公敵”，下台不就是應該的嗎？很顯然，川普也不可能將中產階級以外的所有人（高收入與低收入群體）都得罪了：很多高收入階層由於受益於他的減稅政策而支持他，很多低收入群體因為受益於他的制造業回流政策而支持他。

　　同時，川普也沒有獲得所有中產階級的支持：上文中列舉的被川普得罪的幾十個“利益集團”，幾乎無所不包，很多其實都屬於中產階級，包括所謂“深層政府”中的政府事務官。如果川普真把這麽多人都得罪了，他得罪的就可能超過全體選民的一半（也符合此次選舉中他的得票率低於拜登的事實），那麽他的下台就是必然的，也是理所應當的。

　　這里的核心問題，是正確理解“利益集團”與民主政治的關系。

　　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中，“利益集團”其實是一個中性詞。每個公民都有多重身份，同時身處多個“利益集團”（以地域、行業、職業、性別、年齡等多種標準來劃分）。美國兩黨及其候選人分別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不同群體的利益既有區別，也有交叉。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過程。

　　這里面還涉及一個問題：“利益集團”的利益都是正當的、應該維護的嗎？這個問題涉及“正當”的標準與價值判斷，見仁見智，也非常覆雜，很難有公認的統一標準。但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是：無論某個人的社會地位是高是低、是窮是富，人品與道德水平是高是低，只要沒有因違法而被剝奪選舉權利，在政治選舉的投票權上，都是一人一票、人人平等。

　　很多挺川人士經常將民主黨所代表的利益群體稱為“不勞而獲”

　　階層，包括“食利”的精英階層（或稱“既得利益階層”，如華爾街資本家、華盛頓政治人物）與“吃福利”的低收入階層（黑人、移民等），將共和黨所代表的利益群體稱為“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中間階層（中產階級）。這種稱謂及其所代表的認知，至少存在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陣線劃分過於簡單，沒有意識到共和黨支持者中也有大量精英（資本家、政治與文化精英）與低收入階層（中西部的部分藍領“紅脖子”），民主黨支持者中也有很多中間階層（普通白領）。

　　第二，用“不勞而獲”描述高收入與低收入群體，用“自力更生”

　　描述中等收入群體，實際上是暗示高、低收入群體的利益來源是“不正當”的，否定其收入的合理性，“妖魔化”這兩個群體，而“正義化”中等收入群體。但實際上，這種定性完全是主觀的，缺乏公認的客觀標準。

　　一方面，部分極端挺川派攻擊的資本家，收入都是不合理的嗎？

　　那如何理解他們的投資決策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政治與文化精英的高收入都不合理嗎？那社會還要精英幹什麽？又為何不搞平均主義？低收入群體中即使是“吃福利”的人，難道都是好吃懶做導致的嗎？難道沒有由於自身先天缺陷或能力不足、經濟結構變革或企業經營不善而不幸落入社會底層、因而獲得部分政府福利也是正當的嗎？難道我們要回到叢林社會、對他們不管不問？

　　另一方面，部分極端挺川派口口聲聲為之“鳴不平”的中西部的“紅脖子”白人，有中收入的、低收入的，他們在全球化大潮中，由於本國產業外遷或產業結構調整，或進口產品沖擊，自身利益受到影響，這也是經濟結構變革導致的，當然也應該受到政府重視與幫助。

　　但我們也顯然不能認為他們是被高收入階層、低收入階層聯合“盤剝”的，不能由於他們是白種人就認為其必然具有道義上的正義性，不能由於他們原先的社會優勢地位現在相對下降了，就認為他們被“欺負”了、他們的所有訴求都是正當的。更何況，他們中也有少部分人是不思進取的，如同極端挺川派批評的部分人一樣。

　　總之，“利益集團”與社會分層本身是很覆雜的，要公平看待，不能隨意給某個群體貼“正義”或“非正義”（“妖魔化”）的標簽。

　　更重要的是，在缺乏客觀標準的情況下，先入為主地給不同社會群體貼上這種標簽，實際上是人為制造不同群體之間的根本對立。這種思維方式與中國以前的“階級鬥爭”思維方式沒有本質不同，只不過是將“受剝削”的窮苦階層換成了中等收入階層、將“剝削者”從富裕階層換成了高收入、低收入兩個群體而已。這種反富人、反精英的思維，也是典型的民粹思維；而鄙視窮人的思維，則是赤裸裸的極右思維。

　　這樣的思維方式既是不正確的，也是危險的。它很容易將民主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正常的、平和的利益博弈，上升為“正邪之爭”與“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播撒社會仇恨的種子，不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甚至制造嚴重對立與沖突。此次大選中，部分極端挺川派就是以這種思維方式看待兩黨之爭的，最後導致圍繞選舉的極度社會撕裂與激烈沖突。這種趨勢如果持續發展，蘊含著將民主社會推向極權社會的風險，應該引起高度警覺。

　　第三，沒有認識到無論哪個階層，在政治選舉的投票過程中，都是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在這個前提下，任何個人或“利益集團”

　　都不應認為自己的利益高於其它個人或“利益集團”。以一人一票為基礎的民主選舉，歸根結底就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人數對決。

　　如果政治人物得罪的“利益集團”所代表的民眾占全體選民的多數，那他就會在選舉中失敗。這就是民主選舉的實質與精髓所在，是正常與正當的，無需為此感到忿忿不平。

　　當然，民主政治下以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為基礎的“利益集團”

　　的合法博弈，還應遵循兩個基本原則。一是通過新聞與言論自由，確保候選人的主張與操守能夠為民眾清楚知曉，從而使其真正理解不同候選人與自身利益的實際關聯。二是選舉中獲勝的“利益集團”也要受到另一方的強力牽制，並遵守一些基本規則，適度照顧其它“利益集團”的利益，避免“贏者通吃”甚至“多數暴政”。這主個原則主要通過民主體制下的自由與法治來分別實現。

　　（二）所謂“深層政府”問題

　　所謂“深層政府”，也稱“影子政府”，是指西方國家行政部門中非民選的事務官（與民選政治家及其任命的政務官相對應）影響政府政策制定與執行的狀態。不少挺川派認為，美國政府中的事務官這個龐大的精英群體處處與川普“做對”，甚至“陰謀”反對川普。

　　中國自媒體寫手“羅馬主義”發表的網文《美國到底有沒有一個“影子”政府？》，詳細分析了美國行政部門的運作、政務官與事務官的關系，特別是美國歷史上的歷屆總統對待事務官的態度與相關規章制度的演變。但文章沒有對美國到底是否存在“影子政府”即“深層政府”給出確定答案，因為這個問題本身見仁見智，事務官對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執行肯定有影響，但程度很難量化。

　　然而，在西方民主體制下，決定政府政策方向的，絕對是民選政治家及其任命的政務官，而非事務官。這是一個基本常識。政治家與政務官決定政策方向，交由事務官執行，並可以罷免“不聽話”或執行不力的事務官，從而推行自己的政策理念。美國總統作為民選政治家，盡管不能直接任免絕大多數事務官，但可以通過讓自己任免的政務官去罷免“不聽話”或執行不力的事務官（否則就罷免該政務官自身），從而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張。

　　也就是說，美國不是一個被事務官控制的國家，不是一個“政令不出白宮”的國家。或者說，即使“深層政府”的確存在，也不應該誇大它的地位與作用。否則，從邏輯上說，就很難相信民主體制仍然有效：如果政策都被事務官控制了，那民選的政治家及其任命的政務官還有什麽作用呢？還需要選舉幹嘛呢？

　　從現實看，川普支持者都聲稱川普與以前的總統相比，兌現了更多競選諾言，也就是其相關政策主張得到了有效落實。如果沒有事務官的配合，這怎麽可能實現呢？這就說明，關於“深層政府”處處與川普“做對”的指責，本身就是既不合邏輯、也沒有依據的，甚至與川普支持者的說法自相矛盾。

　　更重要的是，即使相信事務官對政府政策有影響，這種影響也是公開、透明的。如果他們“陰謀”反對甚至“密謀”推翻民選總統，或者“作弊”偽造選舉結果，那就是直接違法、犯罪。在美國的自由民主體制下，這樣的“陰謀”很難不暴露，很難不被抓住，很難不被判罪。

　　然而，迄今為止，美國沒有任何一起這樣的案子被發現與起訴，所有關於大選“舞弊”的起訴也都全部失敗了，而且很多案件都是傾向共和黨的法官、甚至是川普親自任命的法官判決的。總不能說“深層政府”也“勾結”了包括美國法院法官在內的整個司法體系吧。

　　此外，美國政府事務官的政治立場也是各不相同的，支持兩黨中的任何一個黨、支持與反對川普的人都廣泛存在，他們很難形成一個完全的“統一戰線”去反對川普。即使由於川普推行或主張的某一政策影響到他們的共同利益（例如他曾計劃禁止政府公職人員退休後，利用其人脈關系充當利益集團的政策說客），他們也不需要“陰謀”

　　或“合謀”對付川普，而只需要在選舉時各自合法地投拜登的票即可。

　　總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所謂“深層政府”的成員“陰謀”反對川普的說法，都是很難成立的。

　　（三）所謂“華盛頓沼澤”問題

　　川普第一任期競選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競選口號，是要“抽幹華盛頓沼澤”。從此，“華盛頓沼澤”就成為川普支持者形容華盛頓“既得利益集團”甚至“腐敗分子”的代名詞，其中既包括上面所說的華盛頓的行政機構中的事務官即“深層政府”官員，也包括立法機構即國會中的兩黨議員、司法機構即法院中的法官，以及代表各種“利益集團”的遊說機構。

　　前文曾談到，民主政治本質就是各種“利益集團”的合法博弈過程。華盛頓作為美國首都與政治中心，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合法博弈場所。國會兩黨議員是民眾合法選舉、代表不同利益群體利益的。

　　法院法官是根據法定程序、經行政機構提名、立法機構通過而任命的。代表各種“利益集團”的遊說機構，則是合法登記的機構，其遊說活動也受到美國有關法律的嚴格規範。

　　這麽一個合法的政治博弈場所，為何到了川普及其極端支持者的眼中，就成了“骯臟的沼澤”了？難道除了川普及其任命的政務官以外的所有或者相當多的政治人物與政治參與者，都是骯臟的“腐敗分子”了嗎？如果這樣，那川普以前的美國豈不就是一個骯臟甚至腐敗不堪的美國？這些支持者為何還要將美國視為“民主的燈塔”而對其寄予厚望？

　　同時，如果川普以前的美國果真如此腐敗不堪，那麽，川普四年任內，掌握司法部、FBI 等行政大權與情報機構，卻為何未能抓到一個大的腐敗分子？川普的很多支持者經常散布各種謠言，攻擊民主黨政治人物為腐敗分子，甚至隔三岔五謠傳拜登、奧巴馬、希拉里等被抓，真是讓人啼笑皆非。同時，關於“華盛頓沼澤”中的政治精英采取“陰謀”手段反對川普、甚至進行大選“舞弊”的說法，也沒有得到任何司法支持。

　　川普及其支持者在沒有任何實錘證據的情況下關於“華盛頓沼澤”的指控，是對美國民主政治的合法博弈場所及其參與者的無理攻擊與污蔑，與世界上一些非民主國家對美國民主體制的攻擊如出一轍，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美國民主體制的聲譽。

　　川普聲稱要“排幹華盛頓沼澤”，本質就是將除了他及其少量親信以外的華盛頓政治人物及政治參與者都視為“腐敗分子”，而要加以清除（盡管他未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一種危險的“民粹主義”口號，透露了他內心深處的個人獨裁傾向。

　　所幸的是，他的這一口號未能實現。川普未能抽幹“華盛頓清水池”（不是“沼澤”），而是將黯然下台。事實證明，美國民主體制依舊強大，而川普則只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政客而已。

　　（首發於《FT 中文網》，2021/1/20）

　　美國主流媒體是否背離了客觀獨立與言論自由原則？

　　余智

　　此次美國大選中與大選後，部分挺川（川普，川普）人士集中批評美國主流媒體“左傾”，甚至淪為大資本與華爾街的“代言人”，集體“偏袒”拜登陣營、“苛待”川普陣營，喪失了媒體應有的客觀獨立性。這也是這些挺川人士寧可相信自媒體、也不相信美國主流媒體關於美國大選相關信息的理由與原因。

　　同時，他們還指責推特等自媒體平台刪除川普及其親信的大選相關言論、或對其進行特別加注（注明其存在爭議等）、甚至最後關閉或凍結他們的賬號，認為這種做法侵犯言論自由，並將其與近年來美國部分人士因發表“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而導致個人職業發展受到負面影響的有關事件（也被視為言論自由受到壓制）進行類比。

　　筆者認為，這些看法是偏頗的，美國主流媒體在此次大選中，並未背離客觀獨立與言論自由原則，而是很好地維護了這些原則。

　　一、媒體的客觀性問題

　　媒體的客觀性，是指媒體在新聞報道（而非新聞評論）過程中，應該遵循兩個基本原則：第一，如實、準確報道客觀事實，不能報道虛假信息；第二，全面、不帶偏向性地報道客觀事實，不摻雜新聞工作者與媒體自身的價值傾向。這是新聞專業操守的基本要求。新聞報道的客觀性是其可靠性的前提與保證。

　　美國與其它西方國家主流媒體的客觀性，不僅是依靠媒體及其從業人員的自律來實現的，更是依靠媒體的自由競爭體制來保障的。

　　由於媒體行業能夠自由進入、自由競爭，社會大眾的新聞信息不只來自於一家媒體，而是來自於很多媒體。他們可以比對不同媒體的新聞報道，並與其它來源的信息相互比對，從而判斷一個媒體的客觀性。

　　西方媒體都是私營的。一個媒體之所以能成為主流媒體，不是政府扶持的結果，而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其客觀性得到了受眾的廣泛認可。相反地，一個媒體如果經常報道虛假信息、片面信息、低質量信息，即使是無意的，在相關真實信息、全面信息、高質量信息被其它媒體曝光後，它在民眾中的信譽記錄與市場份額就要受到負面影響，就難以成為市場上的主流媒體，或者會從已有的主流媒體位置上滑落。這些媒體就成了非主流媒體。

　　有人認為，主流媒體與非主流媒體相比較，其差別可能不在於媒體自身的客觀性，而可能在於背後的出資者的資本實力的對比。他們甚至認為，這些主流媒體是被大資本家操控的，已經淪為其“利益代言人”。

　　這一觀點的錯誤，還是在於對西方媒體的屬性理解不夠透徹。如前所述，西方媒體都是私營的，其出資人即資本自身是逐利性的，這也是他們投資於媒體行業的動因。這與投資者投資其它行業（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沒有任何本質區別。在媒體行業自由進入、自由競爭的背景下，一家媒體要能“做大做強”，如同任何一家企業一樣，其產品（新聞信息）必須能夠為消費者（新聞受眾）接受與喜愛，就必須保證其新聞報道的客觀性。也就是說，媒體投資人或資本家的“利益”，與其產品的市場接受程度、新聞信息的客觀性程度完全一致。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其它的特殊“利益”。

　　即使是初始實力雄厚的出資者，如果其投資的媒體提供的新聞信息的客觀性不夠，該媒體不可能成為主流媒體或者從主流媒體滑落，其出資人的實力也會受到負面影響。而初始實力不那麽雄厚的出資人，如果其投資的媒體提供的新聞信息的客觀性很高，該媒體可能從非主流媒體逐步成長為主流媒體，出資人的實力也會隨之增強。因此，從長期看，一家媒體能否成為主流，其核心因素仍然是其新聞信息客觀性決定的市場影響力，而不是出資人的初始實力。

　　有人可能會質疑：某些媒體投資人或許不在乎他們所投資的媒體自身的市場占有率，因為他們投資媒體的本來目的就不在於媒體自身盈利，而是為了影響社會輿論甚至政府決策，為自己在其它領域的投資爭取更好的盈利機會。這種說法從表面看似乎很有道理。但應該看到：他們投資的媒體固然可以為他們爭取其它領域的利益而發聲，但這主要體現在其新聞評論方面；而在新聞報道方面，他們的媒體仍然要恪守客觀性，否則，這些媒體仍然會喪失受眾，難以達到為他們發聲的目標，甚至連帶負面影響他們在其它領域投資的聲譽。

　　至於我們通常所說的自媒體，則是指依靠現代互聯網信息平台，譬如臉書、推特、油管、微信、微博等，自主發布相關信息的個體與組織。應該說明的是，這些互聯網平台本身並非媒體，而只是眾多自媒體的信息發布平台。盡管這些互聯網信息發布平台本身是巨頭企業，但在其上發布信息的自媒體個人與組織，其數量非常龐大。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是主流媒體，要麽是非主流媒體，其客觀性沒有主流媒體強；要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媒體，無需通過追求信息的客觀性來保證其生存發展。因此自媒體的客觀性是無法與主流媒體相比的。

　　總之，在媒體業自由進入、自由競爭的情況下，西方主流媒體與非主流媒體、自媒體相比較，其新聞報道的客觀性與可靠性更有保障。保障媒體客觀性的最重要的條件，就是保持媒體行業的自由進入、自由競爭。政府在這一領域應該做的，主要就是防止媒體行業的壟斷，而不是依靠核實、查驗媒體所發布的每條新聞報道的真偽與質量-政府沒有那麽多精力、財力，也不必要那麽做。

　　美國大選中，候選人誰輸誰贏、是否存在大規模舞弊、相關法律訴訟的進展等等，屬於新聞事實報道，而非價值判斷選擇。媒體理應遵循客觀性原則。美國主流媒體很早就報道了大選結果誰輸誰贏（當然沒有法律效力），卻沒有大規模報道自媒體“報道”的關於大選“舞弊”的海量“證據”。很多挺川派認為，這是主流媒體集體“偏袒”

　　拜登陣營、“苛待”川普陣營，按價值傾向選擇性報道新聞事實，喪失媒體應有的客觀性。

　　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美國主流媒體的這種報道方式選擇，是基於它們對相關信息的調查後，才做出的決定。也就是說，它們經過調查，認為所謂大選“舞弊”的各種“證據”是不真實、不可靠的，因此基於新聞客觀性的原則，不予以大規模報道，而只是報道了它們相信的大選輸贏結果，以及有關法律訴訟的進展與結果。這些主流媒體也包括支持川普的福克斯電視台等。而相關法律訴訟的最終結果，與它們的初始判斷高度一致，這也反證了其新聞報道的客觀性。

　　而另一方面，一些非主流媒體與自媒體關於大選“舞弊”的海量“報道”，要麽完全沒有被川普陣營接受並提出訴訟（肯定是認為不可靠），要麽提出訴訟後因不符合相關法律規定被法院駁回，要麽被法院判決失敗。川普陣營提出的幾十場大選訴訟，沒有一場勝訴。很多案件都是由親共和黨的保守派法官包括川普親自任命的法官判決的。這就充分說明，非主流媒體與自媒體關於大選“舞弊”的“報道”，才是缺乏客觀性的——姑且不談其主觀動因，不談其是否是由於價值觀傾向川普陣營而做的選擇性報道。

　　其實，根據前面所分析的西方主流媒體比非主流媒體和自媒體更加客觀的一般性結論，即使在關於大選“舞弊”的相關訴訟結果沒

　　有出來之前，不了解內情的普通民眾，就應該更多地選擇相信美國主流媒體，而不是非主流媒體與自媒體。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判斷與方法選擇問題。但部分挺川派人士卻反過來選擇相信非主流媒體與自媒體，而排斥西方主流媒體。這是典型的認知與選擇錯誤。其中部分人士在相關訴訟結果出來後，還是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觀點與選擇，錯誤就更嚴重了。

　　二、媒體的獨立性問題

　　媒體的獨立性，是在 19 世紀中葉美國兩黨政治形成後，媒體界形成的行業規範，是指媒體應該獨立於任何黨派，不依附於任何政黨，不做任何集團的機關報。但很多國人都將其理解為：媒體應該在不同政治派別的主張爭端中，保持價值觀中立，不發表偏向於任何一派的新聞評論。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將“不依附於”任何黨派的“獨立”（本質上是“不受任何黨派控制、不無條件支持某一黨派”），錯誤地理解為“不支持”任何黨派主張的價值觀“中立”。

　　實際上，媒體是可以有自身的價值傾向的。這種價值傾向主要是通過媒體的新聞評論而非新聞報道來體現，但有時也會通過其新聞報道的選擇性體現出來（此時與媒體客觀性有一定矛盾）。媒體之所以具有價值傾向性，是由於民眾自身的價值傾向本身是多元的，一個媒體很難同時滿足不同價值傾向的民眾的偏好，因此可能會選擇滿足某一部分民眾（左派、右派或中間派）的價值偏好。

　　某一媒體的具體價值偏好選擇，既可能與其主要出資者或管理層自身的價值偏好有關，也可能與其對市場的判斷有關（認為何種傾向能使其吸引更多受眾、能給其帶來更大的市場）。同時，由於民眾自身價值觀是多元的，也必然有不同媒體去滿足不同民眾的偏好需求。因此，某個媒體的價值觀傾向可能是“單一化”“有偏”“不公正”的，但眾多媒體構成的媒體行業，其價值觀傾向必然具有“多元化”“無偏”與“公正”色彩。

　　美國與其它西方國家的主流新聞媒體，完全符合上述特征。例如，美國主流媒中，偏左的有 CNN、CBS、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彭博社等，中間派的有美聯社、今日美國等，偏右的則有福克斯、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華盛頓時報、NEWSMAX 等。主流媒體中，左、右傾向的都有不少，整體上是多元化的。那種認為美國主流媒體完全“左傾”的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

　　當然，最近幾年來美國主流媒體總體上來看有“左傾”傾向，甚至對川普很不友好。這可能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美國民眾自身的價值傾向近年來可能“左傾”，其原因可能是川普近年來的“右傾”施政過於急躁，導致了部分民眾的逆反心理；二是川普本人不太能夠接受媒體對公權力掌握者的挑刺態度（其實美國媒體一直如此），因而對媒體不太尊重，甚至充滿敵意，與主流媒體的關系搞得很僵。但這兩方面都不表明美國主流媒體的獨立性出現了大問題。

　　三、言論自由問題

　　現代社會的言論自由，核心是指公民、社會組織（包括媒體）自由表達信息或觀點，不受他人、其它社會組織或公權力脅迫的自由。

　　部分挺川派人士指責推特等自媒體平台刪除川普及其親信關於大選的部分言論、或為其進行特別加注（注明其存在爭議）、甚至最後關閉或凍結其賬號，認為這種做法侵犯言論自由。筆者不認同這一觀點。

　　第一，川普本人是公權力掌握者，推特只是民間商業自媒體平台；後者刪除前者的言論或為其加注、甚至關閉或凍結其賬號，恰恰表明公權力不能脅迫媒體（平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說明媒體（平台）有能力對抗公權力，恰恰證實了（而非否定了）美國具有真正的新聞與言論自由。當然，這是指媒體（平台）自身的言論自由。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推特作為商業自媒體平台，按照自身標準與意願（而非基於公權力掌握者的壓力與意志），限制公權力掌握者或者某些普通公民的部分聲音，與一些非民主國家的自媒體平台在公權力的壓力下，限制普通民眾的發聲，其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公民（包括川普）有自己的言論自由表達權，但商業媒體（平台）沒有發布所有公民言論的義務；媒體（平台）可以選擇性地發布自己認為真實、可靠、質量高的信息，而拒絕、刪除那些自己認為虛假、不可靠、質量低的信息（關於選舉“舞弊”的言論與指控，核心是事實判斷方面的信息，而非價值判斷方面的觀點），或為其加注，甚至凍結或關閉相關賬號（如果認為該賬號信息可能造成嚴重不良社會影響）。這不是侵犯言論自由，而是媒體提高信息客觀性、防範不良信息的社會影響的合理措施。而且，這也符合美國 1996 年《通訊規範法》第 230 條賦予它們的權力。

　　有人提出，應該對商業媒體（平台）限制領導人或普通公民言論的標準進行立法規範。這個當然可以討論。美國也有議員提出這方面的動議。但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其實不太重要。這是因為，如果事實最後證明媒體（平台）刪除或加注的信息、封禁的個人反倒是真實、可靠的，那媒體自身的客觀性、信譽及其決定的市場占有率就會受到影響，這就是它們為此承擔的代價。因此，可以將言論限制標準的決定權留給媒體（平台）自身，而非公權力機構。筆者認為，這也是美國1996 年《通訊規範法》第 230 條款賦予媒體（平台）相關自由裁量權的原因。

　　有人認為，媒體是與立法、行政、司法機構並列的“第四權力”，當然必須受到法律約束。筆者認為，將媒體稱為“第四權力”只是一種形象的比喻，但實際上並不準確，因為從本質上看媒體（平台）只是市場力量，而非立法、行政、司法那樣的公權力。因此，即使需要用法律這樣的公權力來約束媒體（平台），也只應適用與普通市場化企業類似的法律規範（主要是反壟斷），而不是像對待立法、行政、司法機構那樣對其進行限制。

　　公權力機構要做的，就是通過反壟斷確保媒體（平台）的充分競爭。在充分競爭的情況下，一家媒體（平台）不願意發布的聲音，其它媒體（平台）可能會發布。其實，根據言論自由的前述定義，即使所有媒體（平台）都拒絕發布某個公民或組織的某個聲音，只要他（它）可以還可以自由通過其它任何方式對社會公眾宣講而不受任何威脅，社會整體就不違背言論自由原則。這是因為，通過媒體（平台）發聲只是發表言論的諸多方式中的一種而已。

　　第三，川普身為美國總統，其言論具有廣泛影響力，對於自己的言論表達，理應有比普通民眾有更高的自律標準；在他缺乏這種自律標準時，媒體（平台）對他的言論進行“把關”，更是確保信息客觀性、防範負面影響的重要保證。而且，川普及其親信的相關言論在一個媒體（平台）被拒絕後，還可以在其它媒體（平台）尋求發布。如果他們的言論被多家甚至所有媒體（平台）拒絕，那他們就應該反思自身言論所包含信息的客觀性以及社會影響。

　　當然，以上所有觀點，都有兩個前提：媒體（平台）自身是商業化的，不受公權力的控制；媒體（平台）自身是充分競爭的，沒有壟斷。

　　最後補充討論一個相關問題。部分人士認為，美國言論自由正遭受嚴重威脅的另一個表現是：近年來美國部分人士因發表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導致個人職業發展受到嚴重負面影響（譬如被雇主懲罰甚至被解聘等）。這些言論，涉及種族歧視、少數群體歧視等各個方面。應該說明的是，這些負面影響主要是職業發展方面的，很少有法律層面的。

　　這一問題非常覆雜，本質就是如何看待“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

　　是否走得過遠的問題，同時涉及到言論自由是否應該有邊界、邊界應該如何確定等問題。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的確可以見仁見智，對此進行深入探討也很有必要，但本文無意就此展開深入論述。

　　（首發於《FT 中文網》，2021/1/12）

　　哈耶克政治哲學批判

　　杜延林

　　采用“哈耶克政治哲學批判”這樣一個題目頗有一些躊躇，因為在中文世界里，特別是異議界，哈耶克無異是一尊神，一個真理的化身。不管是自稱自由主義者還是自稱保守主義者，都把哈耶克奉作他們的精神導師。中文世界都在推介哈耶克，很少有人提出批判哪怕評述哈耶克。當我重讀哈耶克的政治哲學著作後，發現哈耶克的政治哲學中有很多問題，所以我鬥膽用了“批判”。大家對“批判”這個詞，不要按照文革期間的所謂的“批判”去理解，而應該是康德的三大批判意義上的那種“批判”，就是進行一個剖析，一個質疑，一個發問。

　　我們先從哈耶克的自由概念講起。

　　在哈耶克看來，什麽是自由？自由是不被任意專斷地強制。前面有一個前提就是“任意”或者“專斷”，不被任意地強制或者不被專斷地強制，這才叫自由。不是說不被強制，因為在他看來，法律下的強制就是法律對人的約束，不算侵犯人的自由。哈耶克區分了兩種自由觀：法國自由觀和英國自由觀。他認為，按照法國啟蒙運動的理解，法律對人的幹涉，對人的強制，也是一種強制，也是一種幹涉，也是侵犯自由的。但是按照英國的自由傳統或者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傳統，他不認為法律的強制是強制，而法律恰恰是保護自由的。當然這里邊有特例，比如說哈耶克舉例像邊沁，他雖然是個英國人，但是他實際上秉持的是一種法國理性建構主義的功利主義，所以邊沁認為法律的強制是強制，而像孟德斯鳩，哈耶克把他列入英國的傳統。

　　這里還有另一個例外，就是以賽亞·柏林。以賽亞·柏林是英國傳統的，同時他也是反對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的，但是以賽亞·柏林認為自由概念中這個自由是不要去限定它的，就是說法律下的強制也是強制，法律下的幹涉也是幹涉。這是對自由的一種不同的理解。

　　不管是蘇格蘭的啟蒙運動，還是康德，還是哈耶克，都認為法律其實是保護自由的，法律下的強制不能算強制，所以自由不是不被強制，而是不被任意或者專斷地強制。哈耶克認為自由的對立面和民主的對立面是不一樣的。自由的對立面是極權或者叫全權政府，因為自由這個概念針對的是對它的限制，或者對它的強制，它其實是一個權力範圍大小的問題。那麽民主對應的是什麽？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

　　民主所解決的實際上是另一個問題，權力來源問題。自由是盡量地讓自己有更多的不被幹涉的領地，不被強制的一些領域，就是穆勒講的私人領域；民主是指我要參與到這個權力的行使中去。所以這兩者的概念是不一樣的，這是對自由概念的一個分析。

　　既然哈耶克認為自由是指在法律下的自由，那也就是說自由只有在法律下才能得到保障，所以法律就對自由非常重要。但是哈耶克講的這個法律跟我們平常理解的法律是不一樣的，哈耶克區分了兩種法律：一種是自由的法律，一種是立法的法律。

　　自由的法律必須具備幾個要素，一個是具有普遍性：就是它對所有的人都是成立的，它是一視同仁，它有普遍性、普適性，這是來自於康德的普遍性的概念，而康德的普遍性概念又是來源於盧梭的人民意志。但是這個地方哈耶克轉了一個彎，然後跟盧梭進行了一個對比，就是盧梭講的是人民意志，哈耶克講的是人民意見，不是意志。

　　哈耶克的法律中特別強調對特殊利益的排斥。

　　哈耶克的自由的法律，第二個特征是抽象性：它不能是具體針對某個人，某件事，它不能是具體的，它是抽象的，也就是一個抽象的規則，或一般的規則。

　　第三個特征，它具有目的獨立性：也就是自由的法律本身是沒有目的性的，有目的性的是立法的法律，比如說為了什麽目的立這個法，而自由的法律只是一個抽象規則，它本身是目的獨立的，目的獨立才能保障它保護下的每個個人的目的多樣性。所謂目的獨立性，是對整體目的的獨立性，整體沒有目的，而每個人的目的又是獨立於抽象規則，利用抽象的規則，利用法律去實現自己不同的目的。

　　第四個特征就是它必須有前瞻性，也就是說不溯及既往。

　　第五個特征就是法律必須是明示的。這來自於洛克的觀點。公民必須是在明確頒布的法律的指導下行事，他才知道怎麽做。如果你不明示，大家根本不知道有這條法律，或者法律怎麽解釋他不清楚，他就沒辦法依法行事。當然哈耶克同時指出法律必須明示，不等於說法律必須是成文法。有一些法律雖然沒有形成文字，但是法官一直是按這個慣例來執法的。社會的一些慣例、習俗、道德等等，這些東西都是在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些人所共知的東西，但是未必形成條文。有這樣一些要素的法律，才是自由的法律，才能對自由起保護作用。

　　這樣的法律是怎麽來的？哈耶克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提到，從古希臘開始，人類對社會的規則和社會的秩序提出了一種二元論的劃分，一種是自然的秩序，一種人為的秩序，或者自然的規則和人為的規則。他說，這種劃分一般對自然界的東西都說是自然的，而社會的都認為是人為的，人為就是人有意建構的，人有意設計的。

　　哈耶克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實際上大多數的慣例、習俗、規則，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為的，而是在人的無意識的行為下，對一種已經存在的習俗慣例的遵守而形成的。所以他在自然和人為中間又加了另一種，人的行動所帶來的第三種規則，他認為法律秩序就是這樣一種規則。也就是說這種規則既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人為設計的，而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一種既不知道為什麽這麽做，也不知道這樣做的結果會怎樣，只是依據社會習俗去遵守這個規則，在遵守的過程中形成了這樣一個規則。

　　他說人不是因為用理性去建構規則，也不是由理性來指導行為，而是在遵守規則的過程中，在自生自發秩序的演化和進化的過程中，理性得到了發展。

　　在哈耶克看來，他所謂的自由的秩序，是由於這樣一些自然形成的規則來建構、形成的。他對這個規則的類型進行了區分，一種叫內部規則，一種叫外部規則。

　　所謂內部規則就是前面講的符合這樣一些特征的規則：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通過人的行動慢慢形成的規則。這個規則形成的法律，就是“自由的法律”，它主要是指私法和刑法。由於這些規則的實施帶來的秩序，就是他講的一種自生自發秩序。

　　另外一種規則叫外部規則，外部規則形成的法律叫“立法的法律”。這個外部規則有兩種情景：一種是在原初秩序中，另一種是在組織化的系統中。比如說一個公司、一個教會這樣的體制，這種規則有明確的整體目的，有明確的針對性。像這樣一些組織中的規則，就被稱為“外部規則”，它形成的法律實際上屬於行政法或公法。哈耶克把憲法也包括在這里邊。

　　所以哈耶克所謂的保護自由秩序的規則，是前面講的內部規則，也就是自由的法律自然形成的私法，而不是立法的法律。這樣自然演化進化來的秩序，這種哈耶克理想中的秩序，哈耶克自己把它叫做“擴展秩序”。它是從原初秩序一步步擴展進化來的。什麽是原初秩序？就是人類社會早期那個小集團的那種狀態，比如說氏族部落、家庭組成的一個熟人社會，這種秩序叫原初秩序。在這樣一種秩序中，規則都是具體的、有明確的集體目的的。比如說一個氏族、一個部落，它的規則一定是氏族部落導向的，也就是說，它的目的不是獨立的，這個規則本身是有明確的集體目的的。而且這種秩序是一個封閉

　　的社會，它的產權往往是集體所有的，比如說部落所有、家庭所有、氏族所有，也很少有社會流動。當社會發展以後，社會的規模越來越大，人越來越多，就走進了一種規模社會。這樣的社會，已不是熟人社會，變成了一種陌生人社會。這樣的話，它的規則就必須具有普遍性；你就不可能像熟人社會那樣制定一種針對某個人、針對某個家庭、針對某個部分的法律規則。也只有這種普遍的規則，才能在這個大的群體中或者大的社會中適用，那麽，這種規則已變成了抽象的規則，變成目的獨立的規則，這種社會就是卡爾·波普所說的“開放社會”。

　　開放社會，其實指的是什麽社會呢？第一，它有普遍的規則、法律。第二，它有明確的產權，即私人產權。第三指它有分工、有交換，其實就是一個市場經濟的體制。也就是說，一個是它有普通法的傳統，第二是有利伯維爾場體制，有產權保護，有契約，有分工有交換。

　　大家知道，只有法律才能保護私有產權，才能保護契約；所以這樣的規則必須有前面講的那種自由的法律的前提，這樣才能形成擴展秩序。

　　為了表述的方便，我把哈耶克指的這種理想狀態下的擴展秩序，叫做哈耶克秩序。哈耶克秩序的理想的狀態，其實是英格蘭社會的一種狀態，它有普通法傳統，有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有非常完備的社會分工，有非常發達的交易市場，以及有限民主的憲政體制。

　　這種秩序是怎麽來的？第一，它不是人為設計的。哈耶克專門批判了理性建構主義（建構論的理性主義），他認為是自然演化而來的。人在遵守規則的過程中，首先是遵循，但並不知道為什麽遵循，他只有這樣遵循才能跟別人打交道，才能生存下去。這就存在問題

　　了：這個規則既然是選擇的結果，那它是一種什麽選擇？它是如何選擇的？比如說，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一種自然選擇，就是有些生物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在演化的過程中，它有能力，這些能力被強化以後，它生存下來了，有些不能適應的就被淘汰掉了。哈耶克本來是批判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但是他在說秩序為什麽能夠演化生存下來的時候，多次在著作里提到：因為這種秩序是有用的，能讓群體發展越來越健康，或者說能夠形成一種規則和秩序的群體才能發展起來；而那些沒有形成規則和秩序的群體就被淘汰了或者說解體了等等。它是一種整體選擇的概念。這個地方是有問題的，後邊在批判的時候會講這個矛盾。

　　哈耶克為什麽說人類的秩序或者人類規則不可能是建構的？這涉及他的知識論。他認為，在一個開放的、範圍很大的社會，人與人交往的時候需要掌握很多知識，才能形成交往或者交易。我們用市場經濟的話說，就是你要形成一筆交易，你要賺到錢，你要能夠實現這筆交易，你必須具備獨特的知識或特定情形下的一種知識（其實這個地方他指的就是信息）。而這種知識、信息是分散的，在整個市場到處分散著，每個人都只能掌握他眼前和他身邊的一部分，沒有一個人可以掌握整體的知識；不僅沒有一個人，甚至沒有一個集團能掌握。

　　所以哈耶克說不可能有人或一個集團去進行整體設計，人不具備這樣的信息處理能力。這是哈耶克批判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很重要的一個理論依據。根本不具備市場規則交易的各個細節知識，一個計劃中心怎麽知道全社會所有的產品、所有的情況和信息？所以中央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同樣，既然不具備這樣一個全能的知識，知識是分散的，每個參與的個體只掌握他所用的那一部分；而正是因為每個人又把他知道的部分去應用，這些分散的知識就發揮了整體作用，就使得整個市場產生了效益。但是，沒有人能夠去設計這個東西，所以它不是建構的，它是靠人的行動來促成的。這樣一種分散信息的集中，帶來了一種整體的效率。

　　這就存在一個問題：既然不存在一個整體的設計，也不存在一個整體的掌握，那就不可能有一個人或有一個主體，有能力對整個秩序的運行進行調控、進行指導、進行分配。所以哈耶克的正義理論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社會正義的不存在，他否定了這個概念。哈耶克在對一些詞匯進行清理的時候，他對“社會”這個詞非常討厭，他說這個詞就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詞，因為既然秩序是每個個體獨立參與、進行活動，這些行動之間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指導和統一的設計。也就是說，正義只是關乎人的行為、人的行動的；而這些行動本身，它的正義實際上體現在是不是遵守規則里面。如果你按照人們形成的規則行事，就被認為是正義的。所謂正義，就是不跟規則相沖突；規則禁止的行為，就是不正當的行為。

　　那麽規則本身有沒有正義呢？哈耶克這個地方也有一些含糊。

　　規則本身是人的行為形成的，按說人的行為是有正義與不正義之分的；但是還可以認為，由於人遵守規則的行為造成的一種事實，它是一種事實，事實也就不存在正義不正義，那麽規則的所謂正義也是一種禁止性的。也就是說，如果一條規則跟其他的規則發生沖突，比如說一條新的規則出現了，它跟人們已經在執行的，已經明明白白的其他的規則發生了沖突，那這條規則就要被淘汰掉。是不是正義規則的那種檢驗，本身也是禁令性或者否定性的，所以哈耶克的正義觀是否定性的正義觀。

　　秦暉先生說哈耶克的理論是“不做什麽”，而不是“做什麽”。

　　就是說，它是否定性的。在哈耶克看來，不存在分配的正義，分配一定是不正義的；因為沒有人有能力去分配，沒有人有資格去分配。或者說，在哈耶克秩序中，不存在分配問題，因為沒有分配的余地。它只有交換的正義，所以交換的正義其實就是遵守規則，就是不做規則禁止的事情，不做法律禁止的事情，不做跟其他的人的規則相矛盾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你就是正義的，你就被認可。而違反了這種法律、這種規則，就是不正義的。所以，法律本身是禁止不正義行為的一種規則；反過來說，只要你遵守法律，你就是在施行正義的行為。

　　這里就涉及自生自發秩序本身這個概念，其實它有兩層意思，剛才主要是從演化的角度講。那麽哈耶克規則、哈耶克秩序是怎麽來的？是通過原初秩序，通過人的進化這種整體的選擇、淘汰，然後社會由於相應的規則，能夠更有效率，人們能更好地交流、交往，能生存下來，這樣形成了一種擴展秩序，也就是哈耶克秩序。

　　同時，自生自發秩序還有一個含義，就是它發揮作用的方式。它不是由一個人在調配，也不是由一個集團在計劃或指導，而是靠它自身的運行、自生自發秩序本身的一種功能，來保證每個個體在這樣一個秩序下能夠生活下去，能夠生存下來。它發揮作用的方式是自生自發的。

　　這就是哈耶克的正義觀，一方面，他不同意法律實證主義。法律實證主義說：法律規則沒有什麽道德或正義問題，法律規則就是這樣的，當它發揮了法律的功效，它就是正義的。哈耶克說這是建構論的功利主義的思想。同時，哈耶克不同意霍布斯、盧梭、洛克提出的自然權利論。因為不存在這樣一個神或這樣一個抽象的前置的主體去確定正義，自然正義論也是不對的。

　　正義是怎麽來的？正義就是人的行動帶來了一些規則，這些規則又使得這個秩序得到了維護，秩序的維護又讓這個秩序得到了發展，得到了演化。所以他的正義觀既不是自然權利論的，也不是實證主義的，它是一種演化論的，或者說是人的行為的一種自然過程。這是他的正義論的法理基礎。

　　在這樣一種正義理念的指導下，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平等問題。

　　既然這種秩序是自然演化的，而這種秩序是可以保護人的自由的，那在這樣一種秩序下，平等的含義實際上就是法律的普遍性，普適性本身就保證了人的平等。就是說，在哈耶克秩序下所要求的平等只有一點，就是法律一視同仁，就是法律的適用範圍對所有人都一樣，這就是平等，也就是一種形式化的平等。所以哈耶克只承認形式平等。哈耶克說人實際上是不平等的，所有那些平等主義者追求平等的都搞錯了，其實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所以不要去追求也沒有必要追求，結果的平等既是不可欲的，又是不可能的。追求結果的平等，帶來的可能是一種更不平等，破壞了自然的法律秩序，破壞了自然的市場規則。人為地追求某一個結果的平等而進行分配，進行調配，實際上是破壞了規則下的平等。所以他的平等概念是這樣的：不追求結果的平等，追求的是一種形式的平等。

　　那麽哈耶克秩序緊接著就有一個問題，就是法律的演化過程帶來的這種秩序，使他必須回答當代也很重要的民主問題。就是：哈耶克是支持民主，還是不支持民主。

　　首先，哈耶克聲明他是支持民主的，他說民主政體是所有政體中最能夠維護自由的，最能維護自生自發秩序的。但是他說他所提倡的是一種有限民主，不是無限民主。什麽叫有限民主？有限民主是這樣的，就是最終的立法權力來源於人民。議會是幹嘛的？議會是立法的。他說的這個立法，就是民主應該發揮的立法功能，立的是自由的法，而不是一種規則或者說一種組織規則，就是外部規則。

　　在哈耶克看來，現在西方所有的憲政民主體制中，議會的大多數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他們制定的實際上是政府管理的一種行政命令，這種行政命令不符合法律的普遍要素：普遍性、抽象性和目的獨立性。他說這個不應該是民主管的事兒，民主選舉出的議員該幹嘛？

　　應該是制定自由法律的，而不是制定“制定法”的。哈耶克所謂的自由的法律並不是建構的，並不是創造的，並不是發明的，而是發現的。

　　為什麽說是發現的呢？因為這是人的行動所形成的，在社會上已經存在的，只是沒有成文，沒有被發現而已。那麽立法者的重要工作，就是發現這些法律，然後把它公布出來。人民選這樣的人去幹嘛？就是要發現這種法律。這法律的最終發現權在人民，因為這是人民內部的規則。這跟盧梭不一樣，盧梭強調法律應該是人民的意志，而意志就存在兩個概念，一個是人民的意見，同時帶有利益。但是哈耶克說，法律應該是人民的意見而不是意志，因為普通法的這種法律，它是目的獨立的，它是利益獨立的。它不能為群體利益、為個人利益去發現一條法律。這個法律對所有人都是一視同仁的，法律下平等，所以，它不光目的獨立，利益還是獨立的，所以它不是人民意志，它是人民的意見。

　　好多人錯誤地認為哈耶克應該認可美國的憲政體制，其實不是。

　　哈耶克說，所有現存的憲政體制都是無限政府，都是無限民主。這都是哈耶克所反對的。哈耶克有句話：現在的憲政體制一建立，就脫離了洛克和美國的開國先賢所設定的那個理想——有限民主或有限政府，而變成了權力無限大的無限政府。

　　哈耶克理想的政府形態，或者接近他理想的，是什麽樣的政府呢？大概是二十世紀以前英國的君主立憲體制。所以，哈耶克講的有限民主，是指人民所具有的發現法律的、自由法律的立法權來源這樣一種權利。而現在的無限民主，議會既有制定前面所講的自由法律的權力，同時又有制定公法的和利益不獨立的政府行政命令的權力，兩個權力加在一塊，就成了無限權力，就可以為了一定的利益集團，去人為地改變法律，甚至否定前邊公正的自由的法律，去達到利益集團的目的。

　　所以，哈耶克的理想的民主是有限民主，有限民主是人民的選舉權，只用於制定自由的法律，法律一旦制定出來，政府的行為應該在這些法律約束下進行。而人民選出的議員不應該再進一步去制定行政命令。也就是說，這兩部分至少不能在一起，如果在一起就是無限政府。

　　哈耶克提出了一種方案，就是現議會保留，做它現在的事情，行政管理、制定行政命令等；另外再單獨成立一個制定自由法律或者普通法法律的議會，真正的民選議會。為了讓這些議會的議員獨立於利益集團，哈耶克設計了一個方案，比如說一輩子，每一個人只有一次被選舉權，而選舉只能選舉同齡人，同一個時代。比如議員的當選年齡是 45 歲到 60 歲，這 15 年他只能被選一次，選出來任職 15 年，這些人專門制定前面講的真正意義上的法律。他們退休以後，繼續讓他擔任非專職的法官等職務，到老生計沒有任何擔心。這樣，就防止了他們可能為利益集團服務等等。哈耶克的這個理論，特別強調民主政治不被利益集團綁架。

　　利益集團可能是但不限於為了當選議員、為了當政（他沒有很明確地區分政府人員），所有執政者要繼續執政，就必須贏得多數選票，就要收買多數選票。也就是說，他可能會收買一些關鍵利益集團。這不一定是多數，比如說正常情況下對立雙方 40%對 40%，那麽剩余的那些群體，20%的群體就要去收買他們，以使他的票能達到多數，超過 50%。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利益政治。他說現在的這個政治就是利益政治，是無限民主，要避免這個東西。

　　總結一下，哈耶克就是這樣一種自由觀：法律下的自由觀，是法律下不被任意或者強制幹涉或者強制的自由觀，這種法律類似於英國普通法，自然的而不是人為設計的，不是人們創造的，不是人們發明的，是人們發現的。它具備了很多特征，比如普遍性、抽象性、目的獨立性、前瞻性、明示性等。這樣的一種規則，我們把它叫做內部規則，這種內部規則形成了一種擴展秩序，我們把它叫做哈耶克秩序，一種理想的狀態。

　　另外還有一種規則叫外部規則。這種規則，它的法律是立法的法律，就是為了某個整體的目的，所制定的類似於政府管理的這樣一種公法，也包括憲法。

　　既然每個個人都是分散的，在一個開放的大社會中，全部的信息，不可能有一個人能夠集中知道，只能是分散的。所以這些行為都是自生自發形成的，沒有一個組織、一個人能去設計它、指導它、分配它、調整它。如果這樣運行下去，最後它會形成一種交換正義。這種交換正義，既不是自然正義，也不是實證主義、功利主義的正義，而是一種人的行為形成規則這樣一種正義。這種規則必須具有內部一致性，這是它的檢驗規則。在這種正義關系中，人的平等一定是形式的平等，法律對任何人都是一視同仁的。不要去人為地追求結果的平等，追求結果的平等本身反而帶來不平等。

　　而我們所提倡的民主，一定是這個最終立法權合法來源的一種民主，而不是無限民主，是一種有限的民主，這個政府一定是有限政府不是全權政府，全權政府就會走向侵犯人的權利，侵犯人的自由，走向奴役。

　　這是他的整個政治哲學的主要的思想。

　　對哈耶克這樣一個思想體系，我們中文世界有很多誤讀或者誤解。

　　第一種誤解，有一部分人搞不清哈耶克的政治哲學和他的經濟學的區別。把古典自由主義這樣一個政治哲學的思想，自由、法治、平等和民主的理念，等同於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思想。分不清兩種學科的研究目的和領域，用奧派經濟學代替他們的政治哲學，或混為一談，把經濟學的假設當成他們的價值觀，把經濟效益當成唯一的價值，從而赤裸裸地否定其他價值。

　　哈耶克的政治哲學就是政治哲學，它的經濟學就是經濟學，哈耶克自己分得很清楚。哈耶克的後 40 年，基本上在研究政治哲學。我們不能說他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思想，跟他政治哲學里古典自由主義理念或者自由至上主義理念沒有聯系。他們都來源於奧地利經濟學派，它的研究切入點是奧地利經濟學；但不等於他的研究領域和概念空間或者指向是奧地利經濟學。它的指向是政治哲學，是講自由、民主、憲政等價值。

　　所以當國內的所謂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擁躉們用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一些經濟學的語言去分析政治哲學的時候，他們就走向了一種經濟的叢林法則，就是完全不要普世價值。

　　第二，中文世界對哈耶克的翻譯中有很多誤區。以鄧正來的翻譯為例，鄧的翻譯有三個地方，是非常明顯地有問題的。

　　第一個，rationalism 這個詞，在西方就是理性主義的概念。而鄧正來在翻譯哈耶克所提建構論的理性主義和進化論的理性主義時（哈耶克批判的是建構論的理性主義，他主張的是進化論理性主義），把這個 rationalism 翻譯成兩個意思：建構論唯理主義，和進化論理性主義。他說我為什麽這麽翻譯，我是怕人家誤解了哈耶克，否定理性主義，那就是支持非理性主義，理性主義的對立面是非理性主義。

　　我們知道，哲學上有兩種流派一直在爭論，就是以笛卡爾、萊布尼茲為首的理性主義，和以英國的培根、休謨等人為代表的經驗主義。理性主義的對立面是經驗主義，而不是非理性主義。而康德的哲學，恰恰是協調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矛盾的。所以鄧正來說不翻譯成理性主義是擔心批判理性主義就是弘揚非理性主義，至少是對哲學史的這個爭論不太清楚。這樣，他將同一個詞一褒一貶：用在建構論上，就貶為唯理主義；用在進化論上，就褒為理性主義。其實，哈耶克就是要批判理性主義的。

　　第二個，鄧還有一個很搞笑的翻譯，就是 socialism，這個大家知道是社會主義。但是鄧正來翻譯成唯社會論。本來哈耶克的早期生涯，就是批判社會主義，批判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那麽到了鄧正來這邊，成了批判唯社會論。唯社會論是個什麽東西呢？這里邊有個例子，哈耶克曾舉過英國一個議員說過的一句話，說社會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沒有本質區別，這是非常嚴厲的指控。他是說，工黨搞的那套社會主義跟德國的納粹沒有區別，國家社會主義就是納粹。鄧正來怎麽翻譯？唯社會論與國家唯社會論沒什麽本質區別。你讀中文，如果你不看英文的詞，你知道他在說什麽嗎？可能覺得，噢，是不一樣，加了個“國家”。可是你不知道，國家唯社會論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就是“納粹”。這種不符合約定俗成的翻譯有刻意避重就輕之嫌。

　　還有就是在哈耶克在理性前面加了“Non”，這個譯作“非”，其實就是非理性。但是鄧正來覺得翻成非理性肯定不合適，因為這樣歪曲哈耶克意思了，所以他就翻譯成理性不及。這理性不及是個什麽概念，理性夠不著。其實，理性前面加一個“Non”，不就是非理性嗎？

　　哈耶克自己解釋了這個“非理性”的含義，而鄧搞混了翻譯和解釋的區別。這樣讓讀者不是跟著哈耶克的思路走，而是跟著翻譯者的理解走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哈耶克秩序的適用性，或者它是不是一個普遍的秩序。這方面，哈耶克是作一個普遍問題來表述，但他並沒有進行秩序分類。哈耶克說我們現在所要保護的那種自生自發秩序，或者擴展秩序，或者說普通法傳統的、市場經濟的、有限民主的憲政體制，是怎麽來的呢？是通過自生自發來的。但他並沒有說所有的原初秩序，是不是都能自生自發成擴展秩序。或者說，世界上還存在不存在另外一種秩序，哈耶克沒有說。這就導致了中文世界一談哈耶克，就是自生自發。所有的秩序都是自生自發，所以才會有這種情況：秋風先生原來是譯介哈耶克的，後來因為受自生自發秩序的影響，就去儒家經典里找憲政元素，因為他覺得哈耶克說了只能自生自發，我們這里也只能自生自發，那怎麽辦？我只有回到老祖宗那里找憲政元素。

　　那我就要問了，你找出來有什麽用？既然你嚴格遵循自生自發，找出來你還得等它自生自發，它 2000 年都沒生發了，你現在就能生發了嗎？生發不了對吧？沒意義。

　　實際上，他根本不理解哈耶克指的是什麽意思。哈耶克指的是他理想的那種秩序是怎麽來的，他沒有反過來說原初秩序都一定可以自生自發成那種理想秩序。請注意，它不是完備的，它沒有對秩序進行完備的分類，它沒有對現在國際上的各種秩序進行分類研究，他只是說這種英國的普通法傳統的，這樣的自由傳統，實際上是自生自發來的。他也沒說這種秩序一定是自生自發，就得這麽來。

　　現在看來，哈耶克對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副作用遠遠大於它的正作用。這種自由觀雖然沒有太大問題，但這種自由觀怎麽在中國實現？它帶來了太多的誤導，所以後邊我要對哈耶克的理論進行批判。

　　首先，哈耶克所談的這種自生自發秩序，或者說我們說的哈耶克秩序，是什麽樣的秩序？是以什麽樣的社會做模板？它是以英格蘭社會作為模板來談的。哈耶克在他著作中也提到，不是所有的社會都是自生自發秩序，不是都符合這樣一個規則的。包括現在所有的政府，也都不符合這個規則。現在所有的立憲政府都是無限政府，都不是哈耶克秩序。比較奇怪的是那些以哈耶克秩序作為理想的保守主義者，同時也把英美秩序掛在嘴邊，說要保守英美秩序，這是對哈耶克的誤讀。哈耶克認為美國現在是無限政府，是不符合哈耶克秩序的；在哈耶克看來，理想的哈耶克秩序是英格蘭二十世紀以前的那樣一種君主立憲的體制。

　　而且哈耶克說過，像英格蘭和一些歐洲的低地國家，是一種幸運。它為什麽演化出了這秩序？可能有很多客觀的條件，比如說沒有面臨著太多國家生死存亡的競爭，它是一種島國等等。他說這是一種幸運，所以它不是普適的。那麽我們看英格蘭，它的理想秩序是不是從原初秩序通過自生自發發展到擴展秩序，是不是按他說的這樣轉化來的。哈耶克理論的根基，除了通過奧地利經濟學，還有一些其他的進路。比如人類的思想史，蘇格蘭啟蒙運動，一直到伯克這樣一個思維傳統，還有一些社會史研究等等。他對英格蘭社會的研究，其實借鑒了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以及麥考萊的一些研究成果。那麽不管是馬克思、韋伯，還是麥考萊，及 18 世紀、19 世紀以後的主流的思想界，都認為中世紀的英格蘭跟其他的歐洲國家，甚至跟世界上其他的國家是一樣的。只是後來，英格蘭保留了一種憲政的傳統，但是其他國家變成了專制。

　　馬克思把英格蘭社會史劃分了幾個階段：比如 600 年到 1450 年這段時間，是屬於封建性的農民社會；1450 年到 1650 年這 200 年的時間，是由資本主義演化過程中的農業社會、農民社會；到了 1750年，英國就發展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看出，他們都把英格蘭中世紀，看成了跟波蘭、俄羅斯、印度、中國等一樣的農業社會、農民社會。

　　傳統農業社會是什麽？有什麽特征？第一，傳統農業社會財產是家庭所有，不是個人所有。第二，它的經濟形態是自給自足的，就是為了家庭消費而不是為了交換。第三，大多是自耕農，很少有雇工。第四，少有土地或者產權的流轉。第五，缺乏社會流動性，人口基本上不變，是熟人社會。這符合哈耶克的原初秩序狀態。

　　牛津大學的學者艾倫·麥克法蘭通過實證研究去考證英格蘭的社會史，通過調查各教區戶籍檔案資料等研究手段，發現直到十一世紀，英格蘭完全不是一個農民社會，英格蘭跟其他的歐洲國家不一樣，更不用說波蘭、俄羅斯、印度、中國：

　　第一，它的土地或者說不動產，產權是私人的，不是家庭的。那麽這就存在問題了——為了保持私人的產權，繼承規則是長子繼承制，在不立遺囑的情況下，它自然默認的是長子繼承制。如果立遺囑，就可以隨便處置自己的財產，賣掉捐贈或者指定誰來繼承，都可以。所以產權完全是私人的。

　　第二，這種長子繼承制，使得英國的孩子一出生，一旦不是長子，無論家庭多富有，無法繼承財產，就必須自謀生路，十幾歲就要去給別人工作。所以，英國存在大量的雇工，雇傭勞動從中世紀就大量存在。

　　第三，由於產權屬於個人所有而不需要進行人為分割，英國存在大量的產權交易。這種產權交易不是簡單的繼承或者贈與，而是大量的交換。另外，正因如此，人口存在大量流動。當對人口統計資料去考察的時候，比如說幾十年、一百年，這個地方的人可能全都換了，不是原來那幫人了。它完全是一個流動的社會，而且它具有較發達的商品經濟。所以，英格蘭從中世紀就有自有產權，有普通法傳統，有大量人口流動和雇工存在。它就是一種有個人自由的、有個人權利的、有普通法保障的社會，實際上就相當於一種開放社會。也就是說，它一開始就是一種擴展秩序，趨向於哈耶克秩序。所以，它不存在演化問題。

　　我是通過這個事實，去對哈耶克的演化理論提出質疑。我並沒有否定英格蘭從中世紀到 19 世紀逐漸成熟，逐漸完善它的君主立憲體制。我是要說，這樣一種從原初秩序擴展秩序的演化模型、模板，在英格蘭完全是特殊的。

　　第一它是完全特殊的，它不需要擴展，它就是這樣的社會形態，只是一步一步朝現代發展。哈耶克找了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而這個例子又不符合他的擴展規則；所以，他這個理論就建立在實證的沙灘上了。英格蘭既然跟其他世界都不一樣，它是非常特殊的，那從英格蘭傳統得出的自生自發秩序，又有什麽普適性呢？完全沒有。

　　第二它的演化過程也不是從一般的原初秩序演化到現代的哈耶克秩序；它本來就是個特殊的原初秩序，它跟世界上其他的原初秩序都不一樣。

　　當然，我們不能定論，直到中世紀，在英格蘭也找不到原初秩序和其他農民社會一致的痕跡，再往前就沒資料了。孟德斯鳩去了一趟英國，他說英格蘭人可能在叢林社會就是一個自由社會。哈耶克的理論，其實就建立在了一個“實證的沙灘”上，並不堅實。艾倫·麥克法蘭的理論在 30 年前提出來時，引起了學術界的震動，但是經過 30年，學術界基本上認可他了。當然，我們不認為它是真理，但它至少是一種可能：即哈耶克的理論基石，並不是那麽百分之百地堅固。

　　我批判的第二方面是：哈耶克的論述有邏輯漏洞，邏輯的基石不堅固。

　　英格蘭這樣一種秩序的進化過程，是一種怎樣的進化？是自然選擇過程還是人為選擇過程？我們尤其需要進一步注意這一點：它是整體選擇，還是局部（或人為）選擇。

　　哈耶克在他的著作中至少不下四五次說道，為什麽這樣的社會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這個規則的優勢，使得它在優勝劣汰中，這些集團、這些國家、這些群體、這些城邦等，就是整個社會，生存下來了；而實行其他的制度、規則的，則被淘汰掉了。

　　這里有一個概念的矛盾——我們知道，哈耶克的理想制度，有一種目的獨立的規則，是此規則下建立的一種抽象的制度秩序。而目的獨立的規則，就是沒有集體的目的，沒有一個統一的目的，只是一個抽象規則，規則下面，人人可實現自己的一些分散目的。但是，如果一個群體要生存下去，它需要一個什麽規則？生存環境越惡劣的地方，越需要一個集體主義的規則或一個集體圖存的規則。而目的獨立性的規則，無法實現保持集團存在這樣一個目的明確的需求。這兩個概念是矛盾的：比如說城邦要保存，你必須有個很強烈的、很一致的目的，就是如何使這個城邦的力量被凝聚起來，一致對外。但是哈耶克秩序的規則沒有這個功能，他只是保證了每個個體在這之下能實現個人目的，他並不保證也不去保證整體的目的、整體的存亡。所以這個概念本身就矛盾了。

　　我們看實證上，也不是這樣的。比如說實際上生存狀態很嚴酷的一些集團，比如說中華帝國，它很早就面臨著遊牧民族的騷擾，它最早建立的是一種非常專制的中央集權政體。為什麽要建立它？因為必須保證它目的的一致性、目的的非獨立，保持國家對抗外族的能力，就是國防的能力。這種凝聚力必須能夠迅速調動、組織起武裝力量，必須很容易通過國家來收稅以解決供給問題……所有這些行為，都是治理問題，都是政府管理問題，也就是哈耶克的立法法問題，而不是自由法所能解決的問題。所以，恰恰是那些生存環境很惡劣的群體，它不會或者很難發展出自由秩序，它發展的一定是這種集權秩序。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和邁克爾·曼也分別指出，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最重要的誘因是戰爭的壓力和需要，哈耶克本人也說英格蘭及低地國家的自由秩序是一種地緣優勢帶來的幸運。這實際上否定了哈耶克的選擇理論，它不是一種整體的、自然的選擇，它一定是一種局部的、人為的選擇。

　　人為選擇就是在人的行動過程中去選擇規則。這還是不是哈耶克說的那種，事先不知道、事後也不知道為什麽，社會不知道哪一個規則效果更好，而是以遵從為目的，然後大家都去遵從，而後客觀上形成一種規則。因為哈耶克的研究是從奧地利經濟學派進入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米塞斯，有一本書《人的行動》，其中講到人的行動的先驗規則，就是人要利用各種手段實現它的目的，當然這個目的不一定是自私的，但是人總有個目的，人要實現這個行動，一定是利用可利用的手段去達到目的，一定是一種理性的選擇。所以，這一點跟哈耶克的選擇就不一樣了。哈耶克說人的選擇是非理性的，當然，哈耶克暗含的意思，不是說完全沒有理性；但它絕不是說是理性解決了選擇問題，而是選擇問題帶來了理性。這就有了一個矛盾：如果我們不利用理性去做選擇，或不充分利用理性選擇，我的理性怎麽能在選擇過程中發展起來？我應用理性，我的理性才發展起來。所以人類這種規則的選擇，不一定是整體的，肯定是一條一條來的。而每一條，是不是都適合現在？舉個例子，英國的普通法傳統，早期有一種規則叫神判。就是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犯罪、沒有證據的時候，我讓上天來決定。怎麽辦呢？有很多措施，比如把你捆起來扔在池塘里，看下沈還是上浮，讓你過火炭，光腳踩過去，看能不能燙傷。這種早期的普通法判例，後來被淘汰掉了。為什麽？因為它被認為不符合理性、不符合人性。所以，具體的、一條條地完善，理性起了極大的作用。

　　而實際上，在英格蘭早期，在亨利一世亨利二世時期，已經有了國王的巡回法庭，已經有職業法官判案。在當時的英格蘭人中，最理性的是誰？當然是這些法官。他們是最理性的，由他們來進行判決，然後選擇、編撰這些判例，實際上是一條一條，通過理性篩選出來，才發展成了今天的普通法的傳統。實際的過程，是理性選擇的過程。

　　沒有人認為人的理性是很完備的，人又不是神；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一定是最理性的人，采用最理性的方式去選擇規則，才能形成今天這樣一種最好的法治傳統。

　　我們知道，整體的理性建構是不可能的，理性不等於理性建構。

　　理性不等於整體設計，也不等於整體選擇。理性一定是一些具體的選擇。當哈耶克強調自然選擇的時候，為了圓反理性建構這個思路，為了否定理性建構主義，他也否定了理性，就是把洗澡水和孩子一塊倒掉了。所以他才得出了荒謬的結論說：這些普通法知識存在，是因為這樣的群體生存下來了，而那些不采用這種普通法傳統的群體被滅絕了。

　　這個完全不符合實際。實際上，歐洲及其他地區很多國家，並沒

　　有走英國這樣一個演化道路，但他們以另外的方式生存下來了。哈耶克想用特例證明一般，結果就拿出了一種非理性的概念，或者翻譯成“理性不及”。這其實是為了掩飾、為了起到一個否定理性的作用，而特別強調了傳統習俗慣例。這是他的保守主義成分。

　　他的論證過程有很強烈的保守主義色彩。英格蘭本身就是個自由社會，所以保持傳統是有可能保持自由的；但是其他國家卻不存在這樣的自由傳統，那保守什麽？

　　即使是英格蘭，也是經過了大憲章運動，經過了 1640 年的清教革命，1688 年的光榮革命，才走向君主立憲體制；它也不完全是自生自發、遵循傳統。

　　這就回到第二個問題，當從一個原初秩序轉向一個擴展秩序或者哈耶克秩序的演化過程中，是遵從的價值大，還是變革的價值大？

　　哈耶克強調是遵從，但實際上，我們分析英格蘭的傳統，如果沒有大憲章運動，沒有 1640 年的革命，沒有光榮革命，英國不可能有今天。

　　好多人錯誤地認為英格蘭是改良，是漸進，其實它只是把歷史拉長了，它是在 800 到 1000 年的過程中，完成了這樣一個轉型。時間拉長，所以它顯得是漸進的；但不是沒有流血，它有很暴力的革命，法國人為什麽敢殺路易十六，就是因為在學習英國，既然英國殺了查理一世，我們為什麽不能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其實它不是簡單的遵從，在此過程中，歷史遵從當然可以保持傳統的穩定，但變革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哈耶克過於強調了遵從，而完全忽視了變革，所以他被認為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可能一點都不冤枉。

　　哈耶克秩序其實是一個特例，它不是一個普遍的秩序。哈耶克的問題是，作為一個政治思想家、政治哲學家，如果要對自己的理論做出有力度、有邏輯的論證，就必須對現存的秩序進行分類。也就是說，假如古代的原始秩序都是一樣的，假設都是原初秩序，也應該看到現代世界上各種秩序是不一樣的，有集權體制，有憲政民主體制，有各種不同的體制，就要給它們做分類，要告訴人們，這種制度在什麽情況下可以演化，另外一個制度能不能演化，或者說是否已經形成一種集權體制，或者已被認為理性建構會破壞演化過程。實際上，有些國家比如法國的大革命就進行了重新建構，最終走向了憲政體制。

　　像中國這樣的中華帝國，早早建立了專制集權體制，它能不能再次重新演化成一個自由秩序？如果做不到這種邏輯周全的論證，就應該明確：自己的論證只是舉例，不具有普適性。

　　另外，哈耶克關於平等的說法，即只有形式的平等，能不能解決平等問題？哈耶克或者說古典自由主義者不提倡結果平等，他只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只是形式平等；但是好多不平等，只是形式卻解決不了。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說制定一條對所有人都適用的法律，一個是個人所得稅的累進制，一個是個人所得稅比例制，這兩個形式上是不是平等的？這個在法律的適用範圍內，所有人都成立。它沒有針對某個具體集團，它當然是普適的、平等的。但是它的內容一個是累進制，一個是比例制，效果卻完全不一樣。好多哈耶克的擁躉和哈耶克本人認為，比例制是形式平等，而累進制是形式不平等，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因為不管累進還是比例，它都是一種結果，都是一種計量的結果，都是計量出一個數據來，所以從這個角度說，這里的適用範圍是平等的。但是，法律的結果即最後的計算是不平等的，它的不平等不是來源於形式而是來源於內容。也有大量的法律，不是因為形式對所有人都適用，而是因為它的內容就暗含了這樣一種分類、一種不平等，所以僅僅是形式平等，是解決不了平等問題的。

　　哈耶克的平等理念或者說古典自由主義的平等理念，包括其他的一些奧地利經濟學家，比如米塞斯、羅斯巴德等的自由平等理念，都是建立在理想的市場經濟的前提下。為什麽沒有分配的余地？因為是利伯維爾場，是市場決定的。但實際上，現實是完備的利伯維爾場嗎？或者說這種利伯維爾場什麽時候存在過？或者說怎麽建構利伯維爾場？在一個還沒有建立完美市場經濟的國家和社會，分配需要不需要？或者所謂的分配有沒有余地？如果你說我不管現實有沒

　　有，你應該是個利伯維爾場。那其實這就是一種烏托邦的理論，就是說應該怎麽樣，這只是一個目標。但是現實政治中不是這樣的，怎麽解決過渡時期的問題？所以說，平等的問題不僅僅是法律對人的平等，或者說如果面對的是完備的法律理論上才可以這樣講，但是現實中法律是這樣的嗎？如果法律本身就不完備、不平等，法律本身就有問題，那是不是要有一個機構來修正？這個機構，當然就是政府，政府就是補充市場不足的，所以當否定了政府的行為時，就預設了只能在完備市場經濟下去運行政治哲學的思想，這其實是一種烏托邦的思想。

　　現實政治不是這樣的，這里存在另一個問題——初始不平等問題。就是說，即使市場規則是完備的、法律是完美的，但大家出身不同、起點不同，這些不平等，怎麽解決？哈耶克或者古典自由主義者是不談這個問題的。哈耶克也有個解釋，比如說他說這個東西其實是一種事實，你沒辦法，你去削足適履，就只能破壞規則。何況有一些不平等也是歷史造成的，比如說家庭的不平等，這是合理的，因為屬於代際激勵。但是有些人就提出，有的初始不平等本身就是不公平帶來的，比如說有的人確實在搶劫後成了富翁，你認為它是合理的嗎？

　　或者有人天生殘疾，就該忍受不幸？對於這些問題，羅爾斯等政治哲學家都有更深入的研究和系統回答，在這一問題上，哈耶克過於簡單化了。

　　哈耶克的民主理論中，對利益集團是非常排斥的，他認為民主不應該解決利益紛爭，應該由法律去解決。民主介入利益紛爭會導致無限民主。民主是為了達成最終立法權力的自由法，而自由法又不是創造的，而是發現的。誰能發現這個自由法？實際上只有專業的法官而不是選民。而國家治理或者有關利益紛爭的立法法，本來就不在有限民主的法定立法權力範圍，而應該屬於自由法的指導下的立法（行政法）執法問題，應該交給專家。實際上，哈耶克的民主理論虛化了民主，具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傾向。這也是哈耶克的擁躉或保守主義者一貫鄙視底層態度的一種根源。

　　利益糾紛客觀存在，怎麽去解決？通過什麽？法律不可能完備到這個程度，好多具體的事情，像一些突發事件、一些社會問題，法律事先是沒有規則的。實際上，當跳出哈耶克法律“發現”的象牙塔，你會發現法律本身就是利益博弈的結果。現代民主理論認為，利益群體的博弈本身就是民主應有之義。比如，曼瑟·奧爾森從經濟學的角度做出分析，為什麽民主制比專制制度要好？因為在利益博弈的時候，它的共容利益更多一些。比如布魯斯·阿克曼以及於爾根·哈貝馬斯，都提到民主很重要的作用——對話。他們分別用不同的方式提出建立自由社會的對話規則。紛爭怎麽解決？不是靠拳頭，而是靠對話，必須建立自由對話的規則。當然哈耶克也說民主是最好的體制，而至少是“最不壞的體制”，因為它解決了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權力交接問題；但是他的民主理論非常不完備，忽略了民主可能發生的很多作用。由於這種簡單化，哈耶克的很多擁躉對民主頗有微詞，在他們看來，民主和自由是對立的。

　　哈耶克的理論代表了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觀，法治下的自由這樣一個觀點，對抵制 20 世紀的集體主義傾向是非常有價值的，是不可代替的。哈耶克以及奧地利經濟學派出身的政治哲學家們對市場作用的強調也是不過分的。對秩序演化過程中自生自發秩序的論述，對 20 世紀的激進主義，是一劑解毒劑。

　　但是它有明顯缺點。古典自由主義是 18 世紀的一種自由觀。人類的自由理念有這樣一個演進過程：18 世紀強調的是公民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19 世紀是人們要求平等政治參與的訴求，強調積極自由；20 世紀，人們不僅要求政治自由，還要求社會權利，包括各種族群的平等，婦女的權利、性別少數群體的權利、社會福利……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民眾有了普選權以後提出的正常要求。作為一個政治哲學家，不能說我閉上眼，你們這些要求就是不對的，這些要求都不符合我們古典自由的理念。或者說，古典自由主義有一種作用，就是說服大家不要去提出各種要求。這也是為什麽保守主義會與哈耶克或古典自由主義共享一種政治哲學的原因。

　　所有的學者，無論多麽偉大，他的學說也有漏洞，我們不需要崇拜任何人，我們只需要對他的學說進行深入嚴肅的剖析，然後找出他的學說中有價值的東西，和他學說中有問題的地方。每個學說，都是某一方面的一家之言，我們只有進行批判性吸收，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視角。當前中文世界保守主義思潮的興起，實乃對當代文明進程的誤會，是批判性思維缺失所帶來的一葉障目的井蛙之見。

　　（首發於“思想言說者”公眾號，2019/8/21。後經修改發在《當代中國評論》2020 冬季刊）

　　以賽亞·伯林政治哲學述評

　　杜延林

　　一、多元主義“消極”自由觀

　　“為什麽我（或任何人）必須服從另一些人？”“我為什麽不能如我所願地生活？”“我必須服從嗎？”“如果我不服從，我會被強制嗎？”“又有誰來強制、強制到何種地步、以什麽名義、為什麽目的進行強制？”一些思想家，特別是英國的自由主義者洛克、穆勒與法國的自由主義者貢斯當、托克維爾，一致認為應該存在最低限度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自由的領域，如果這個領域被踐踏，個人將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甚至對於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發展也嫌狹窄的空間中，而正是他的那些自然能力，使得他有可能追求甚或領會人們視為善良、正確或神聖的各種各樣的目的。“唯一可以配得上自由這個名稱的，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善的自由。”穆勒的這一表述，大概就是以賽亞·伯林“消極自由”概念的直接來源。

　　伯林認為，消極自由，回答這個問題：主體（一個人或人的群體）被允許或必須被允許不受別人幹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為他願意成為的人的那個領域是什麽。積極自由，回答這個問題：什麽東西或什麽人，是決定某人做這個、成為這樣而不是做那個、成為那樣的那種控制或幹涉的根源。

　　成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與不受別人阻止地做出選擇的自由，初看起來，似乎是在邏輯上相距不遠的兩個概念，只是同一個事物的消極與積極兩個方面；但歷史地看，“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觀念，並不總是按照邏輯上可以論證的步驟發展，而是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直至最終造成相互間的直接沖突。

　　“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隸”，但我會不會是自然的奴隸？或者是我自己“難以駕馭”的激情的奴隸？人難道不需要把自己從激情的或自然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於是，一種支配性的自我，我的“高級的本性”，我的“真實的”“理想的”和“自律的”自我，與非理性的沖動、無法控制的欲望、我的“低級”本性、追求即時快樂、我“經驗的”或“他律的”自我形成鮮明的對照；後一種自我受欲望與激情的沖擊，若要上升到它的“真實”本性的完全高度，需要受到嚴格的約束。真實的自我甚至可以被理解成某種比個體更廣的東西，比如被理解成個體只是其一個要素或者方面的社會“整體”：人民、部落，種族，教會，國家，生者、死者與未出生者組成的大社會。這種實體於是被確認為“真正”的自我，它可以將其集體的、“有機的”、單一的意志強加於它的頑抗的成員身上，達到其自身的因此也是他們的“更高的”自由。自由的概念直接源自於構成自我、人格與人的觀念，對人的定義加以足夠的操控，自由就會包含著操縱者所希望的任何意義。

　　以賽亞·伯林認為，造成以上沖突或者說以“積極自由”的名義進行的強制的形而上學基礎，恰恰是啟蒙思想家們所謂通過知識獲得解放的自我導向的理性主義自由觀。這種觀點認為，獲得自由唯一的、真正的辦法，是通過批判的理性，理解什麽是必然的、什麽是偶然的，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歷史具有必然性，所有真正問題的真正解決，都應該是兼容的，因為這正是它們完全理性與普遍和諧的原因。人們信奉的所有積極的價值，最終都是相互包容甚或是相互支撐的。知識是解放性的，不是因為它為我們開啟了更多的、我們可以在其中自由選擇的可能性，而是因為它能保護我們不因非分之念而受挫折。這就是理性主義的形而上學核心。包含在這種理性主義中的自由觀念，不是不受幹涉的領地這樣一種“消極的”概念，不是一個我在其中不受阻礙的空間，而是一種自我導向或自我控制的概念。這就是積極的、通過理性獲得解放的學說。

　　以某種更高目標的名義對人施以強制，是可能的，有時是有理由的；關於這種目標，如果受強制者更開化一些，他們自己就會主動追求，若他們沒有追求，就是因為他們盲目與無知。——這很容易使我們相信，我對別人的強制是為了他們自己，是出於他們的而不是我的利益。於是我就宣稱我比他們自己，更知道他們真正需要什麽。如果你無法理解你的作為理性存在者的利益，就不能指望我在使你變得理性的過程中與你協商或遵從你的意願。強迫經驗的自我符合正確的模式並非專制而是自由。以這種方式，理性主義的論證及其唯一真正解決的假定，一步一步地從個人責任與個人自我完善的倫理學說，轉變為一種服從柏拉圖式的守衛精英指導的極權國家理論。

　　但是，如果我們無法先驗地獲得這樣的保證，即真實價值的整體和諧在某個地方是可以發現的，那我們便只有返回到經驗觀察與日常人類知識這兩種日常根源中。我們在日常經驗中所遭遇的世界，是一個我們要在同等終極的目的、同等絕對的要求之間做出選擇，且某些目的之實現必然無可避免地導致其他目的之犧牲的世界。人的目的是多樣的，而且從原則上說，它們並不是完全兼容的，那麽，無論在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生活中，沖突和悲劇的可能性便不可能被消除。

　　於是，在各種絕對的要求之間做出選擇，便構成了人類的狀況一個無法逃避的特征。這就賦予了自由以價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從我們的混亂的概念、非理性與無序的生活，即只有萬能藥才可救治的困境中產生的短暫需要（阿克頓）。

　　伯林認為，多元主義以及它所蘊含的“消極”自由標準，比那些在紀律嚴明的威權式結構中尋求階級、人民或整個人類的“積極”自我控制的人所追求的目標，顯得更真實、更人道。因為它至少承認這個事實：人類的目的是多樣的，它們並不都是可公度的，且相互之間往往處於永久的敵對狀態。假如所有的價值能夠用一個尺度來衡量，以致稍加檢視便可決定何者為最高，在伯林看來，這違背了“人是自由主體”的知識，把道德的決定看作是原則上由計算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如果說在某種終極、共通而又能夠實現的綜合中，義務就是利益，個人自由就是純粹的民主制或威權式的國家，這等於是給自欺與蓄意的偽善披上了形而上學的毛毯。多元主義是更人道的，因為它並未（像體系建構者那樣）以某種遙遠的、前後矛盾的理想的名義，剝奪不可預測地自我轉化的人類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那些東西。結果，人便在各種終極價值中進行選擇；他們之所以要做出選擇，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與思想受到基本的道德範疇與概念的決定，不管其最終的起源是什麽，在大部分的時空中，這些範疇和概念至少是他們的存在與思想、他們自己的認同感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人之為人的要素的一部分。

　　二、自由是如何被背叛的

　　按照伯林的結論，似乎是自我導向的自由觀本身，也就是積極自由本身，與消極自由的觀念是矛盾的，該對兩者的沖突負責。但我們仔細推敲伯林的論證過程，似乎並非如此。首先，在伯林的論證過程中，以積極自由的名義對消極自由實施幹涉，是通過對人的概念操縱達成的。作為一個思想史學者，伯林曾經說，他的論證是一個歷史事實，而不是邏輯結論。在其《自由及其背叛》中，伯林列舉了一系列啟蒙運動思想家如何將自由演繹到它的反面。其中最典型的兩個，是盧梭和費希特。

　　在盧梭看來，人成其為人，與說他是自由的，幾乎是一回事。自由是不可調和與妥協的；不允許絲毫失去，更別說是失去更多；不許你拿那麽多自由去換取那麽多安全，不許用這麽多自由去換取這麽多幸福。在盧梭看來，人類的自由——獨立自主地進行選擇的能力——是一種絕對的價值。堅持一種絕對自由的觀念，立即會遇到一個悖論，就是絕對自由如何不與別人的絕對自由相沖突，如何不與公正的規則相沖突。盧梭是這樣去解決這一悖論的：去發現一種社團形式，在這個社團里，每個人與所有人團結一致，與此同時，他還可以自行其是而且像以前一樣自由。“既然是向全體奉獻出自己，他就沒有向任何人奉獻出自己。”

　　盧梭認為，既然自然是一種和諧狀態，那麽，我真正想要的不可能與別人真正想要的發生矛盾。讓一個理性的人得到滿足的任何事物，不管怎麽說，都與一切能夠滿足其他有理性的人的事物相一致。

　　人不應該去尋求與他人的目的相矛盾的目的。在他看來，自然必然是善的，如果所有人都是自然的，他們就都是善的，那他們尋求的東西，就會使所有人感到滿足，將所有人聚集起來，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因為有理性的人類的一致意見，是一件非常獨一無二的事件，有理性的人類願意取得合理的目的。按照假設，這些合理的目的屬於一個目的，盡管它是許多個體的意志所向往的。國家所有成員恒常不變的意願是普遍的意願，即公意。人如何既可以保持絕對自由，又可以與別人和平相處，依道德規則行事呢？一個人怎麽可以既是自由的又戴著枷鎖？盧梭回答：“假如枷鎖不是強加給他的，那會怎樣？假如束縛他的枷鎖不是來自某種外力，那會怎樣？假如這副枷鎖是他本人自動選擇的，因為這種選擇是他天性的表現，是他作為一種內在的理想，由內心當中生發出來的，那又會怎樣？假如這是他在這個世界上的首選之物，那麽這副枷鎖就不再是枷鎖了。”一個自我禁錮的人不是囚徒。“人天生是自由的，然而他處處受枷鎖的束縛。”如果是你讓你自己服從於整個社會的，那麽怎麽能說你沒有自由呢？有誰強迫你這樣做了？不是 X 也不是 Y，不是這種制度也不是那種制度，強迫你的是國家。但國家是什麽東西？國家就是你以及相似的其他人，你們都在尋求的共同的福祉（公意）。

　　這樣，盧梭就從個人絕對自由觀念，通過一個理性的真正自我，過渡到代表公意的整體——人民或者國家。沿著這條道路，通過對理性自我的神化，絕對自由的觀念就變成了絕對專制主義的觀念。

　　費希特告訴我們說，自由是他唯一傾心關注的主題。“我的體系，從頭到尾，只是對自由這個概念的分析……中間沒有摻進任何其他的成分。”但我們看一下費希特所說的這個自由的主體是什麽，在費希特那里，自我根本不是個體的人類，個體與社會無關，自我即人類的自我，不僅是歷史和傳統的產物，而且通過伯克所說的千絲萬縷、牢不可破的精神環節與其他人密切聯系起來，自我只是作為整體模式的組成部分而存在，他是這個整體模式的構成元素。真正的、自由的自我不是包裹在身體之內而且處在一定的時間和地點之內的經驗性自我。個體本身什麽也不是，人離開社會什麽也不是，人離開群體什麽也不是，人幾乎不存在。只有群體存在，只有它才是真實的。

　　在其成熟時期的哲學中，甚至群體也不存在了，真正的自我，它是所有人共有的東西；它是一個擬人化的體現原則，這個原則就像泛神論的神性一樣，通過明確的中心，通過我、通過你、通過其他人來表現自己。費希特逐漸從群體轉向如下觀念，即，真正的人、真正的個體、他的自主行為是歷史上道德行進的過程——將道德命令強加給柔韌、靈活的天性——即使在自我意識最強的時候，這個個體也不能算作單個人的存在，而是一種集體性：種族、國家、人類。

　　不管是盧梭還是費希特還是其他的啟蒙思想家，從自由觀念到專制觀念的轉變，必然通過一種人的概念的轉變，即從具體的、感性的個人，到理性的、真正的自我，然後轉變為一個集體的或者整體的“大我”或者“超我”。問題的重點可能並不是積極自由的問題，甚至也不完全是一元論的問題，問題的根本可能在於，“自我”如何界定。如果我們不想被奴役與欺騙，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必須始終堅持一種個人主義的、現實主義的自我觀，人是目的，而不是實現任何什麽神聖目的的手段。這個人，只能是那個既有理性又有感性的具體的個人。在這之上，沒有更真實、更高級的其他主體。

　　那麽，在剔除了對自我概念的扭曲後，積極自由將會是怎樣一種概念？

　　三、積極自由不僅僅具有保護性價值

　　除主要看到了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對立外，以賽亞·伯林也看到了積極自由對消極自由的保護性功能。專制主義的勝利，就在於強迫奴隸宣稱自己是自由的。它也許不需要強迫，奴隸也許會非常真誠地歡呼他們是自由的，但畢竟還是奴隸。

　　也許對自由主義來說，政治（積極的）權利和參與政府的權利的主要價值，是作為保護他們所認定的終極價值，即個人（消極的）自由的手段。在《兩種自由概念》初版中，伯林把自由說成是不存在阻礙人的欲望得到滿足的障礙。如果是這樣，自由可以通過積極爭取欲望的滿足來增進，或者也可以通過有效消除欲望來增進。所以後來伯林認為這個自由的定義不是他想說的那種意義上的自由。他說“自由”這個詞的含義並不僅僅意味著挫折不存在（這可以通過消滅欲望來獲得），而且包含著可能的選擇與活動的阻礙的不存在，即通向人自己決定遵循的道路的阻礙不存在。這種自由最終不能取決於我是否出發或能走多遠，而取決於多少扇門是打開的，它們是如何打開的，也取決於它們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我的社會或者政治自由的範圍在於我的選擇（不僅是現實的且包括潛在的）不存在障礙，即當我決定行動時能以這種方式或那種方式行動。

　　伯林的這種修訂，意在將他的自由概念與斯多葛派那種與殘酷政治暴虐兼容的自由概念（“真實”的自由就是道德上自主）區別開來。但伯林本身是歷史學家，其學說恰是建立在對政治思想史的現實考察之上，而不是進行邏輯論證。在《自由及其背叛》中，伯林告訴我們，雖說德國人和奧地利人談論自由，比英國人和法國人更有激情、更加雄辯，但其含義卻大相徑庭。伯林的自由概念，是孔多塞、托馬斯·潘恩、本傑明·貢斯當以及約翰·穆勒的自由傳統的延續。

　　對於德國人來說，自由似乎意味著不受宇宙的鐵定的必然性的束縛——自由主要指不受外在世界嚴格規律的束縛，而不是不受邪惡或愚蠢之徒的束縛。

　　伯林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歸因於德國人在 19 世紀面臨的政治形勢。在這一時期，德國人正蒙受法國黎塞留和路易十四 17 世紀的勝利給他們造成的奇恥大辱；在 30 年戰爭之後的 18 世紀，他們飽受政治分裂、經濟衰敗之苦，普通德國市民普遍愚昧落後。還有一個真正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德國人絕對依賴君主的專斷意志。這讓他們感覺到，無論與趾高氣揚的法國人比，還是與自由和驕傲的英國人相比，自己都是宇宙中一個比較卑微的公民。對於這樣的人來說，自由意味著什麽？如果你生活在一個可悲的環境下，你首先想到的是，你能做的事情幾乎不存在。自由這種想法，一方面成了在實踐上不可能實現的東西，另一方面成了一種強烈和熱切追求的理想。對於這種環境的反應，人類歷史上經常發生：如果我得不到我想要得到的東西，那麽，也許拋棄這種想得到某種東西的想法本身，則可以讓我的生活更加幸福。顯而易見，苦思冥想得到權貴或不利環境阻礙我得到的東西，是不會讓我感到幸福的；而通過消除內心對這些事物的欲望，就會心平氣和。這種心境取代了對我想得到的事物的占有，它不遜於我可能在這條血淚谷中發現的東西。這正是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派為之作出論證、古希臘城邦在其中衰落的那種精神狀態。

　　我大段引證伯林的這些敘述，是想告訴大家，我從中看出的，恰恰是伯林所忽視的，或者無意間引向反面的結論。自由，不管從積極的意義上還是消極的意義上，都需要一定的機制或保障，而這個機制或保障，本身就是追求自由的結果。從古希臘到德國的實例都告訴我們，離開了積極自由，消極自由自然變成了那種取消欲望的、退回內在城堡的自我安慰。而恰恰是英國人世世代代不屈不撓的限制王權的鬥爭，才使得英國人更關心、警惕已經到手的自由不被侵犯的問題。所以，積極自由不僅僅是具備保護功能。自由的概念，從自主選擇的角度看，本身就是積極的，並且你的道路會開啟多少扇門，開啟到什麽程度，如何開啟，本身就是積極自由的問題。如果對社會的這些方面根本沒有發言權——對誰有權幹涉你沒有發言權，對別人幹涉你到什麽程度沒有發言權，何談保護消極自由？對處於比古希臘或者 18 世紀德國社會環境更險惡環境的讀者而言，在閱讀英美傳統自由主義著作時，不僅僅是伯林，還包括哈耶克等，更應該注重他們的論證過程帶來的啟發，而非簡單接受一個現成的結論。於我而言，更加關心的可能是：在一個沒有自由傳統或基本自由保障的環境下，如何去開啟實現自己終極追求的那扇門。也就是說，我更關心的是自由的發生學，而不是自由的生態學。積極去追求個人自由，是自由的唯一保障。

　　（首發於推特個人賬號@duyanlin，2015 年）

账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轉載 極右派的本質

浏览过的版块

轉載極右派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