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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此词为北宋苏门四学士中苏轼最为看好的秦观所写。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哲宗元祐初,因苏轼的推荐,任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新党执政,他连遭贬斥,绍圣元年(1094年)调任杭州通判。又因御史刘拯谗他增损《实录》,贬为处州监酒税。复以他罪削职流放郴州,后又除去名籍,贬谪横州。元符二年(1099年),贬徙雷州。徽宗即位,大赦党人,秦观复为宣德郎,还放至衡州,途经藤州,游光化亭(一作华光亭),为友人吟诵梦中长短句《好事近》,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
从词中的“闭春寒”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可见,本词应为作者谪居于郴州时春季所作,应为绍圣四年(1097年)春二、三月间。
王国维《人间词话》二十九则: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秦观善于通过凄迷的景色、宛转的语调来表达感伤的情绪,系属婉约派系。其词凄婉随处可见。王国维认为至此词则变而凄厉,甚是。
确实,本词开篇三句分别用了“失”、“迷”、“无”的否定词,即已超出凄婉景象,而“杜鹃声里斜阳暮”道出了作者因遭一贬再贬,心里痛苦到极至,在斜阳里听那啼血杜鹃的惨烈嘶叫,裂人心肺。词至此的感受实是无比凄惨也。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句苏轼曾有感而叹:“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以至书于扇上,永志不忘。而正因此,为王国维讥为皮相。
其实这实因两人的性情不一,感受不一。王国维是个悲观主义者,看事情不象苏轼那么达观,就词而论,“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较好。苏轼欣赏的角度是因秦观为苏之得意门生,,两人同因新旧党争(即同为史称的元祐党人)而一起遭受一贬再贬,也同时被赦。而少游却离他先去,有感触而记之。
是的,郴江啊,你原来是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要向潇水湘江东逝去呢?此亦是作者反躬自问:我原为朝廷克职尽守,为什么现在会被谪居于此处呢?身处孤馆,听杜鹃“不如归去”的声声叫唤里,何堪忍受?亦萌生归思。李白《宣城见杜鹃花》写道:“一叫一声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斜阳已暮,回去的路在雾蒙蒙月迷离中无处可寻。“怡然有馀乐,于何荣智慧”的桃源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这也是苏轼可能曾有过的那种处境。也曾发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感慨。
以苏轼与王国维两人的学识,是远超于秦观的。两人对于此处的分岐,原于两人的性情及所处的角度不一。苏书“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于扇,有记念秦观先逝之意。王国维大师评论此词则从词的境界及内涵来定义的。所以难以言说谁对谁错。只是王国维大师讥“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则有失风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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