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苏轼与《踏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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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此词为北宋苏门四学士中苏轼最为看好的秦观所写。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哲宗元祐初，因苏轼的推荐，任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新党执政，他连遭贬斥，绍圣元年(1094年)调任杭州通判。又因御史刘拯谗他增损《实录》，贬为处州监酒税。复以他罪削职流放郴州，后又除去名籍，贬谪横州。元符二年（1099年），贬徙雷州。徽宗即位，大赦党人，秦观复为宣德郎，还放至衡州，途经藤州，游光化亭(一作华光亭)，为友人吟诵梦中长短句《好事近》，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

从词中的“闭春寒”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可见，本词应为作者谪居于郴州时春季所作，应为绍圣四年（1097年）春二、三月间。

王国维《人间词话》二十九则：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秦观善于通过凄迷的景色、宛转的语调来表达感伤的情绪，系属婉约派系。其词凄婉随处可见。王国维认为至此词则变而凄厉，甚是。

确实，本词开篇三句分别用了“失”、“迷”、“无”的否定词，即已超出凄婉景象，而“杜鹃声里斜阳暮”道出了作者因遭一贬再贬，心里痛苦到极至，在斜阳里听那啼血杜鹃的惨烈嘶叫，裂人心肺。词至此的感受实是无比凄惨也。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句苏轼曾有感而叹：“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以至书于扇上，永志不忘。而正因此，为王国维讥为皮相。

其实这实因两人的性情不一，感受不一。王国维是个悲观主义者，看事情不象苏轼那么达观，就词而论，“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较好。苏轼欣赏的角度是因秦观为苏之得意门生，，两人同因新旧党争（即同为史称的元祐党人）而一起遭受一贬再贬，也同时被赦。而少游却离他先去，有感触而记之。

是的，郴江啊，你原来是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要向潇水湘江东逝去呢？此亦是作者反躬自问：我原为朝廷克职尽守，为什么现在会被谪居于此处呢？身处孤馆，听杜鹃“不如归去”的声声叫唤里，何堪忍受？亦萌生归思。李白《宣城见杜鹃花》写道：“一叫一声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斜阳已暮，回去的路在雾蒙蒙月迷离中无处可寻。“怡然有馀乐，于何荣智慧”的桃源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这也是苏轼可能曾有过的那种处境。也曾发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感慨。

以苏轼与王国维两人的学识，是远超于秦观的。两人对于此处的分岐，原于两人的性情及所处的角度不一。苏书“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于扇，有记念秦观先逝之意。王国维大师评论此词则从词的境界及内涵来定义的。所以难以言说谁对谁错。只是王国维大师讥“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则有失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