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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江青的飘泊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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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4 13:42: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37 年 7 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显得异常兴奋。“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这位主任 ——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事。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她加了个“清”字。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 1933 年夏, 19 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鹤”、“一冰”相称。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 1949 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 •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

  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经黄敬介绍,江青于 1933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 19 岁。就在这年 7 月,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就在江青去延安前 3 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 “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 年 8 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 3 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据郭潜 1974 年 10 月 22 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 9 月 10 日发生党籍问题。“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 9 、 10 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 10 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 6 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据郭潜回忆,“黄敬于 10 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 1933 年 2 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干。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 9 、 10 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 1937 年 11 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 12 班学员。据郭潜 1976 年 8 月 16 日在台北回忆:“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 1937 年 11 月 29 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 ”,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江言和康生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 1898 年,比江青年长 16 岁。康生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 20 岁,即 1918 年,那时江青不过 4 岁。康生 1924 年夏离开诸城,那时康生 26 岁,而江青只有 10 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 3 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 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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