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江青的飘泊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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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显得异常兴奋。“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这位主任 ——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事。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她加了个“清”字。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 1933 年夏， 19 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鹤”、“一冰”相称。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 1949 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 •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

　　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经黄敬介绍，江青于 1933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 19 岁。就在这年 7 月，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就在江青去延安前 3 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 “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 年 8 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 3 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据郭潜 1974 年 10 月 22 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 9 月 10 日发生党籍问题。“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 9 、 10 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 10 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 6 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据郭潜回忆，“黄敬于 10 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 1933 年 2 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干。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 9 、 10 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 1937 年 11 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 12 班学员。据郭潜 1976 年 8 月 16 日在台北回忆：“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 1937 年 11 月 29 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 ”，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江言和康生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 1898 年，比江青年长 16 岁。康生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 20 岁，即 1918 年，那时江青不过 4 岁。康生 1924 年夏离开诸城，那时康生 26 岁，而江青只有 10 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 3 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 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