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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崇尚清谈，何晏王弼王衍等皆为清谈中的翘楚，他们专务虚空，满口老庄，特别是王衍，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将老庄之学随意更改，信口雌黄就源自王衍。当王衍一行被石勒追及作了俘虏后，王衍推说西晋灭亡责任不在自己，石勒大怒：“你名声传遍天下，少年时就位居显要，沉浮官场一直到白首，西晋灭亡怎说与你无关？破坏天下的就是你的罪过”，这一怒为王衍定了案，从此这些清谈之士就成了西晋灭亡的替罪羊。
事实也许并非如此。由于西晋的江山从曹魏手得来，当时显贵多与曹魏有扯不断的关系，他们为了保身，或隐身于山水，还寄情于诗酒，国事当然不便谈及，以免引祸上身，诗酒之余借玄学以取名也就不足为奇。西晋亡在择帝不当而引起的八王之乱，将西晋之亡归罪于这些借保身而清谈的名士身上，真是千古奇冤！
据说尧禹时代，就有谤木和谏鼓的设置，到了后来，帝王们性情大变，难容忠言直谏，于是浮沉朝堂的不倒翁多是八面玲珑的冯道及模棱两可的苏味道之流，忠直敢言之士若遇明君还能有所作为，否则忠言就属帝王面前的耳旁风，如果点背，逆了龙鳞，那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是中国社会明智之士的处世决择，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之说。在专制帝王的淫威之下，作为著名的人物，隐或仕有时并不取决于自己，他们连隐的权力也被剥夺，这时他们就会采取大隐的方式，身居朝堂心在山水，浮沉宦海，与世同流，西晋名士多属此类。
名士之顾左右而言他的作法，我给予充分的理解，象比干之类的杀身成仁者毕竟是少数。一个身处专制王朝中的公卿名流，只要他不为虎作伥就算是有良知。人是社会动物，求生是人的本能，虚谈而不害民危国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不过有种清谈倒是惬意的事，比如时下的领导们，在高朋满座的会场上高谈阔论气贯长虹，说的是不着边际永远正确的废话，为了去除催眠，有时夹杂些土话腥话混帐话提神；下发文件写总结出汇报也是统一的格式，共同的废话，洋洋洒洒几十张，林林总总几十条，却没有一条具有可操作性；视察工作时，走马观花还不过瘾，还要作工作指导，指来导去还是一阵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空话废话永远正确的无用话。这种无用的清谈不仅在会上讲、工作场合讲、甚至带到日常生活中去讲，笔者有个感觉，如果你要求领导办事，如果领导给你清谈这些永远正确的空话大话，那就意味着你的事没有戏，到了此时，你唯一的作法就是离去，未了，也给领导来一套感激谢谢的无用话作结。
名士们可以清谈老庄之类的玄学，并且真正拥有大量“粉丝”，现在专务清谈的领导长者，他们面对老庄学说，除了“子乎者也”认识外，其它则是一片糊涂，更别说理解其中的意思，他们与古之名士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不过他们的受拥护程度绝不在名士之下，每次清谈过后皆有大片掌声，每次清谈皆为重要理论重大发现，弄不好还要举国学习提灯游行，清谈者与时俱进了，马屁精裱糊匠也与时俱进，放眼天下，简直是马屁精的海洋！
古代的主薄椽吏非有学问具文采者不能胜任，唐宋八大家多具有此种经历。到了现在，秘书成了最简单的工作，总结汇报照前些年格式加入新数据，实在不行，借助现代化网络下载一篇，掐头云尾了事，领导看到这些严整的格式空洞的内容，简直欢喜的不得了，真是“正合吾意”，秘书的主要工作是将善于清谈的领导日常生活伺候好就行，可以说自从新形势下的清谈之风兴起后，真正靠文笔吃饭的秘书就失了业，出现开封市长指导漯河工作的奇闻也就不难理解。
不仅现时的领导喜欢清谈，各类媒体也深染沉疴，广播格式化电视格式化，新闻格式化评论格式化解读格式化，只要找到类似的体裁将人物时间地点一变就行，从此，人人可为作家个个可为新闻从业者，真个是天下大同，鸡犬飞升！
如果说王夷甫被石勒披上亡国的大帽有点冤，现在如果国家有事，时下的清谈之辈绝难逃干系。王夷甫虽然位居三公，但处于权力中心之外，他就是不惧生死有心干政，也是力不从心，因此当时他的权势地位不如贾后不如八王，现在的清谈者可是真正手握大权的核心人士，天之无事则已，天下有事，这些专务清谈的中枢人士绝对难辞其疚！
不过天下可能无事，万世可保太平，因为人家表面上专务清谈，内在里有一套完整的潜规则，清谈是给不明真相的百姓看的，骨子里的那一套绝不轻易示人，也无法示人，既然为潜规则，必定见不得阳光，这一作法颇得古代中华文化的精髓————表儒内法或者鬼谷玄学。从这点上看，王夷甫之流差的太远，只知清谈，不懂内法之术，也没机会去施行内法，连异狄石勒都欺骗不了，何谈欺世？王夷甫之流在真正的清谈者面前，只有“被”破国亡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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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4 10: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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