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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家世渊源
“儿子英雄爷好汉，儿子反动爷混蛋”。这种反溯式“血统论”，其余响至今未绝。于是，同一个刘公赞，便有两副截然相反的形象：
刘文彩先祖是出自安徽徽州的移民。
明朝末年，张献忠率数万大军、十余万饥民骤然入川。既无银饷筹措，亦无军需供给，哪有粮食就去哪。边走边吃，边战边抢，以至农田荒芜，兵匪横行，川人逃亡殆尽，由此引发了“湖广填四川”这股气势恢弘的移民潮。刘文彩的先祖便被这股移民潮裹挟而来。最初落脚四川省名山县，迁到大邑县安仁镇的第一代叫刘应良。刘应良的独生子刘朝怀与安仁乡民胡荣贵的独生女成婚，入赘胡家，生子刘芳伯。五代之后，刘家子孙繁衍，胡家却无后嗣，当地人就把刘家聚居的“胡墩子”改称“刘墩子”。1958年平毁刘家祖坟，坟地中还有一座“外始祖胡公荣贵老大人之墓”。
刘文彩的先祖都是普通小农，没留下什么口碑。孰料到了民国时期，风云突变，刘氏家族群雄并起，给小镇安仁平添了万种风情。
以刘应良为第一代，安仁刘墩子的第五代传人为刘智。刘智生男刘仕识，刘仕识生男刘宗贤。刘宗贤娶陈氏为妻，膝下共有三“公”：长男刘公晶，次男刘公敬，老□刘公赞。刘氏家族发展为一个大家族，肇始于此──
刘元毕
刘元争
刘公晶刘文中
刘元玉
刘元都
刘元勋（又名湘，字甫澄）
刘文纲刘元树（字成章）
刘元聪（又名谦益，
字自强）
刘元成
刘文郁
刘元焕
刘宗贤刘公敬
刘元均
刘文福
刘元秋
刘元茂
刘元年
刘文礼刘元琴
刘元绪
刘元金
刘公赞
三“公”之中，刘公晶一支最弱──其子孙生平均湮没无闻。刘公敬一支则有声有色。刘公敬，字玉麟，曾中武举。其长子刘文刚专营贩谷生意，有水田四十余亩。刘文刚次子刘元树、三子刘自强才皆不足应世；长子刘湘（即刘元勋）却是刘氏家族第一颗将星，官至川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1938年率部出川抗日，不幸旧病复发，殒于汉口。国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赠一级上将，并在成都南门外武侯祠侧举行国葬典礼，其陵墓所在地辟为“甫澄纪念公园”。刘湘是公认的抗日爱国将领，殒后哀荣备至，但这仍然不能庇佑他的亡灵──“甫澄纪念公园”在建国后易名“南郊公园”，文革期间更是毁墓掘尸，八十年代中期修复陵墓，但刘湘遗骨已无从寻觅。刘湘在安仁有座公馆，占地十余亩，中式房舍数十间，全系群板砖瓦结构，馆内楼台亭阁，曲桥水榭，尚有小溪贯通全境，幽静典雅。文史专家确认其为“具有较高历史、文物价值的恢弘住宅”。但现在几乎说得上“惨不忍睹”了──馆内一排平房被用作茶店、餐馆、录象室，一幢中式木质结构的楼房被出租，办起了旅馆，旅馆设施和卫生状况很差，小溪变成了废水沟，废水的臭味令人作呕。公馆有不少房间根本无人居住，门窗、地板早已腐朽，当年“小姐楼”甚至被管理者租让给“牛贩子”当牛棚，昔日青砖绿瓦、富丽堂皇的风貌荡然无存。
刘湘幼年读书之余，常推车运送谷米。1909年依父母之命，与大邑县苏场周姓女子结婚，岳父务农兼做裁缝。刘湘妻后来取名刘周书，先后生下三子一女，1927年丧去二子。1949年秋，刘周书携子济殷、女蔚文去香港，后移居文莱。1971年刘周书在文莱病逝，刘济殷现为美国洛杉机某公司职员。大邑县政府数度与刘湘后裔联系，邀他们回乡一晤，迄无回应。
三“公”之中，刘公赞一支最为繁茂：生有六男，五男、六男之间还有一女，长成后嫁与安仁乡民廖尊三为妻，其姓名和生平今天没有谁说得上来了。家谱如表：
男：刘元刘元琥刘元
刘文渊
女：刘元庚刘元愉刘元恒
刘元苍刘元宪刘元怜
刘元慎
男：刘元璋刘元瑭刘元琮
刘文运刘元瑞刘元刘元瑜
刘元璜刘元
女：刘元玖
刘公赞刘文昭男：刘元树
刘文成男：刘元
男：刘元龙刘元华刘元富
刘文彩刘元贵
女：刘忆云刘婉蕙刘婉兰
男：刘元彦刘元琛刘元琦
刘文辉
女：刘元恺刘元悌
关于刘公赞，最早的完整描述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
刘文彩的父亲刘公赞，起初只是一个拥有三十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的小地主。
但是，刘公赞不是一般的地主。他是晚清贡生[一种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秀才）]，又出生于镇压过张献忠农民起义的官宦之家，他的政治野心要比一般财主大得多。他亲自监督雇工每天起早摸黑地替他耕田烤酒，在榨干雇工血汗的基础上，年年谷物满仓生意兴隆，家业倍增，土地增加到一百多亩，烧房两个冲，雇工十几个，成为安仁镇一带有名的大财东。但是，这一切仍然不能使他得到满足，他对那些不但直接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而且还能夺取其他剥削者的剥削成果，因而财富大大越过一般地主的军阀官僚，垂著长长的涎水，千方百计想挤进他们的行列。为此，他对他的六个儿子进行了精心安排：让老大、老四进成都法政学堂，学成后挤进官府去；让老□十四岁就去四川陆军小学“习军事”，在军队弄个一官半职；让老二、老三、老五（即刘文彩）留在家里充当剥削助手。
这里的刘公赞形象，毫无美学意义可言。
需要说明的是，《刘文彩罪恶的一生》不是个人著作。还在1965年，四川省主管部门制定《收租院》创作规划时，就提出了撰写小册子《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的任务，当作《收租院》的配套工程，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四川大学和庄园陈列馆。四川大学党委奉命从中文系、经济系、历史系抽调教员组成大邑工作队，到庄园陈列馆搜集相关资料。工作队刚进入状态，文革就爆发了，全体工作队员撤回川大“闹革命”，小册子无人问津。这一搁就搁了整整十年。1977年，撰写《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再度提上议事日程，次年即告杀青，作者署名“四川大学历史系、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编写组”。小册子无疑是职务作品，所代表的也就不是什么个人观点而完全是“组织结论”。
199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真正的个人著作、曾任民盟西康支部主委的刘文辉故旧彭迪先等撰写的《刘文辉史话》，刘公赞这才以正面形象出现：
在居民房舍中间，有一土墙围绕的宅院，十分显眼，院内两栋银杏耸立，春季花开鲜艳，引人注目。居住院内的人口众多，行人经过围墙，总会听到欢声笑语洋溢墙外。
宅院主人姓刘名公赞，……县志还载：
太翁（即刘公赞──引者注）生而颖异，独嗜文学，……年十二…塾师以君子平其政试之，太翁对句云：“宇宙竞争之习，率扶不正之气以俱来”。师异之，谓其见理独真。
刘公赞聪敏过人，富有才华……可惜的是，他有著沉重的家庭负担，“以家世农业，不克竞其学。”
那时侯，他并不算富足，只是一个自耕农，直接参加田间领导：“有田一顷，承而自耕；风雨胼胝，不稍荒怠，岁获恒丰”。
刘公赞颇有远见，不单经营农田，还重视工业和手工业……。熟悉稼穑，性格质朴，对农业生产十分认真，除在农田领导和在茶馆小憩外，绝少到处闲荡。而且他“喜近文士，遇乡里贤达，敬礼尤挚。诸子成立，各命之（以）职，某也耕，某也读，孽孽焉不稍纵逸。灼先（大儿文渊）姓笃而能文，入学……声誉俱起”。刘公赞自审所学不如长子，就指派长子做诸弟的老师，督促诸弟学知识，使诸弟“益勤奋无旷废”。
刘公赞既有这么几个儿子，加上自己的素养，在安仁镇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威信，乡里有什么争端，往往请他出面决裁。“太翁刚直著于乡里，遇有争端，一言而决”。后及暮年，声望更高。有人甚至说：“刘太公，生佛也，宜为善属长”。
“儿子英雄爷好汉，儿子反动爷混蛋”。这种反溯式“血统论”，其余响至今未绝。于是，同一个刘公赞，便有两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以刘文彩为传主的著述中，他是小丑；在以刘文辉为传主的著述中，他是“生佛”。其小丑形象虚妄可笑，其“生佛”形象也未尽可信──刻画“生佛”形象，多援引旧《大邑县志》，而旧《大邑县志》成于1930年，正逢刘墩子第九第十代传人权势最盛之时，县志作者对刘公赞自不能不多所溢美。客观地讲，刘公赞不过是一个本分的中国农民，其生平既无什么劣迹可数，也没多少侠义行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刘文彩兄弟后来的成败荣辱与他何有哉！
刘文渊出世不久，刘公赞就与两位兄长分了家，“有田一顷”，家境尚可，刘文渊才有机会背起书包上学堂。其后文运、文昭、文成、文彩、文辉连翩出世，众口嗷嗷待哺。刘湘之父刘文刚有水田四十亩，兼做贩谷生意，仍然“家非素丰”，刘湘在四川速成学堂就读时，不能不常常接受同窗刘炳勋资助。刘公赞地仅一顷，人丁却比刘湘家多出一倍，要解决全家温饱问题，已属不易，再无力供养孩子上学。文运、文昭、文成不得不跟老父亲一起躬耕田垄。文彩尚幼，留在家中照看老□刘文辉。往后文渊考取功名，文运、文昭、文成相继成人，劳力充足，家境稍纾，所以文辉又有机会读书。但文辉也只能到刘家祠堂改建的义塾就读。稍长，报考成都陆军小学，也并非如《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所云，是刘公赞有意培养军人，而是因为陆军小学学生享受公费，刘家可免去一笔开支。如果套用建国初的阶级成分划分标准，刘公赞应算作“富裕中农”。
1919年，刘公赞及其妻高氏双双溘然长逝。这时他们的六儿一女都茁壮成材，有的还崭露头角，刘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已指日可待。刘公赞和高氏如愿以偿，应该是面带笑容跨鹤而去的吧。
书生老大，农夫老二，老三神仙，老四财神……几兄弟流品不一。
刘氏兄弟中，最早出息的是老大刘文渊。
那是初春的一个早上，安仁街头突然锣鼓喧天，一直鼓噪到刘墩子。没等刘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报喜的人就推门而入。原来，长于文史的刘文渊中了秀才。
顿时，刘家满门一片欢腾。
再后来，刘文渊考入四川绅班法政学堂，仕途得意，曾任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他）从未利用乃弟乃侄权势谋取显位，亦未问舍求田惟利是图。…为人正派，不事蝇营狗苟”（《刘湘》第2－3页）。从官多年，仍两袖清风，颇受乡邻尊崇。晚年退隐林泉，乡邻皆以“厅长”称之，其本名反倒为人淡忘。此风在安仁乡间至今犹存。
对刘文渊最尊崇的则是弟男子侄。早年刘文渊曾在刘家祠堂设塾，为弟男子侄授课。重点是读古文、讲修辞。“他常说：‘盖人皆有表达情意之愿望。如欲尽情表达，除通修辞别无法门’。果然，在他的教诲下，弟侄们读了许多篇古文后，就著笔写了一些短文”（《刘文辉史话》第11－12页）。不仅在辈分、年龄上，在学业上、精神上，刘文渊也堪称弟男子侄的导师。其与老□刘文辉的关系尤为密切。《刘文辉史话》载：
刘文辉不仅在与同年儿童嬉戏时发号施令俨然如官长，在作文上也能遣辞巧妙，胜过群儿。这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大嫂听到后，喜在心头。一天她半开玩笑地对丈夫说：“我的奶喂大的孩儿莫有不是好样的。”大嫂的话不是矜夸，的确有卓见特识。她从刘文辉幼年表现的性格、动作、气度就看出他不是平凡之辈。《刘母陈孺人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其时兄（指刘文渊）读书，诸弟皆幼……其最幼者（指刘文辉）孺人尤奇重之，常谓‘大吾列宗必小郎’……”。刘文辉后来的发展应验了她的预言。
1908年刘文辉投考陆军小学，即由刘文渊陪送。那时家里经济还谈不上宽裕，交通又不方便，坐滑竿、乘马车当然没他们的份。兄弟二人只好徒步跋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走一百多里路，难度可想而知，实在走不动时，就由刘文渊背著走。
既有学问人品，又有恩于族中弟侄，刘文渊在刘氏家族必然领袖群伦。刘公赞夫妇去世后，刘文渊被尊为族长，即刘文辉、刘湘两员封疆大吏，对之亦敬信唯谨，奉之若父。刘文彩对刘文渊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四十年代刘文彩在川西农村地区已经是“飞机上面安喇叭──名声在外”，但刘文渊要他朝东他仍然不敢往西；刘文彩一位随从回忆，有一次兄弟俩下馆子，“刘文彩对他长兄非常尊敬，他亲自给厅长添饭”（庄园档案67宗D12卷）。刘文彩后裔则告诉作者，不管刘文彩在家干什么，只要刘文渊进门喊一声“老五”，刘文彩都得放下手中的活计，大步流星地出去迎接。
老二刘文运，与老大刘文渊适成反比。乡民以其为举人之弟，戏称二举人，实则没读什么书，一直在家务农。小农出身的刘文运，终身不脱小农习性，心眼很窄。二十年代中期六弟兄分家，就起因于他──六弟兄中，他的儿子最多，劳力最强。总认为合在一起过，别的弟兄占了他的便宜。于是协议分家。协议时他又节外生枝，反对平分家产，说他负担重，要求多分一份。好在其他五弟兄都很爽快，各从自家名下划出一些田产，凑足六百亩送给他，才把这事搁平。刘文运自觉难与其他五弟兄相处，遂迁居唐场。其后仍时有龃龉。据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1980年12月8日回忆：“有一年刘文辉从西藏出来，给刘文彩带的压迫鸦片烟。由于交通不便，有一连的士兵每人背了一包，一包一百多两。走到唐场被二哥的儿子掏了心子。心子是值钱”（庄园档案67宗A37卷）。刘文彩一点办法没有。据说刘文运还曾惹出一桩风流案。《百罪图》有个案例──《派机枪逼死农民》，词云：
安仁陈君山，平日全靠帮人过活。1947年11月，被刘季珍强派机枪一挺。陈君山家贫，无法缴纳，只得在刘季珍弟兄开设的“同庆钱庄”抬了二十块大洋的高利贷，把机枪费交清。到期时，本利已滚到几十倍。陈君山无法付还，被刘季珍弟兄绑来关起，加以拷打，不给饭吃。陈君山足足饿了六天，悲愤已极，终于吐血而死。
除了陈君山吐血而死是真的，再没一点真实内容。熟知内情的当地农民陈春山告诉陈列馆：此案与刘季珍弟兄无关，而是刘季珍父亲“刘二举人”造的孽。案由也不是什么估派机枪而纯粹是桃色纠纷──刘二举人“见陈君山大婆子陈汤氏生得漂亮，和汤氏有关系。是二十几年的四月间某日，刘二举人又在陈君山家和陈汤氏发生肉体上关系，当时被陈君山的二婆子看见，后她马上给陈君山说。陈君山因原来身体就不好，又有‘痨病’，加上这一点，当时吐血而死”（庄园档案67宗A37卷）。陈君山有姨太太，说明他并非是什么贫苦农民，陈列馆一份内部材料也承认，陈君山实际上是“小土地出租”、“以前开过烟馆”。烟馆老板陈君山当然犯不上为二十几块大洋向刘家借什么高利贷，刘家也不犯不上为二十几块大洋逼他──恰恰相反，正如那份内部材料所说：“刘因和汤的关系，对陈很好”。所谓《派机枪逼死农民》，仍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杰作。
惹出这么一桩案子，刘文运声名多少有些不堪。但说也怪，膝下“八虎”中的头三只“虎”却真的不乏“虎气”──大儿子刘元璋，历任雷、马、屏、峨屯殖司令及宁属屯殖司令。二儿子刘元瑭，曾任刘文辉部师长。三儿子刘元琮，曾任刘文辉部师长、副军长。一门出了三个将军，这在将星如云的刘氏家族中，也是仅见的一例。刘文辉二十四军，大半兵力掌握在“刘二举人”的“虎子”之手。因此之故，“刘二举人”怎样天马行空，别人也都睁眼闭眼。
刘文彩不大喜欢他二哥。据其贴身管事刘泽高回忆：“两家基本上没有往来”（庄园档案67宗D12卷）。
老三刘文昭，则又是一种类型──素好老庄，“无欲”“无为”，颇具散仙风范。文昭右腿略有残疾，行动不便，以裁缝为业。成天伏案缝纫，与世无争，性淡如水，其行状很少刊诸史籍。膝下仅有一子，叫刘元树，建国后曾任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及四川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彩与刘文昭交情甚笃，晚年组织“公益协进社”，请刘文昭坐头把交椅，自己屈就副职。素来不问红尘之事的刘文昭这次竟也欣然应允。
老四刘文成，在刘氏兄弟中算得上一方人物。早年经营烧酒坊，家境不过小康。1925年刘文辉升任四川军务帮办，入据成都。刘文成这才发迹──机械修理厂厂长、二十四军机械所所长、四川省戒烟总局会办，一项又一项肥差落到他怀里。最让人眼红的肥差是“机械修理厂”厂长──这机械修理厂原本叫作四川兵工厂，为杨森私有。1925年杨森败逃，四川兵工厂成了“弃婴”。各路军头刚开始打它的小算盘，刘文辉就眼明手快地把它抢了过来。为了平息各路军头的怒气，刘文辉宣布，四川兵工厂转产──不再制造武器而是用来修理机械。厂名相应更改。后来武器倒真的是不再造了，但机械却并没有修多少，所谓“机械修理厂”的主要产品其实是一种半元银币，实际上成了刘文辉二十四军的造币厂。造钱的人哪会缺钱花，更何况刘文成虽然是个老粗，但“粗中有细，一样善于经营”（《刘文辉史话》第66页）。因此很快告别小康，跻身“大款”行列。有了钱他马上开办银行，取名“成益”，请一个姓陈的商人当总经理。据说他对那位“陈总”非常信任，从来没有撤换过，而且从来不查“陈总”的账，让“陈总”捞足了油水。刘文成最热衷的则是置田买房，扩大不动产。在成都买的房子为数甚多，妒忌他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刘半城”。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在晚年谈到刘文成时承认：“在其他几个弟兄中，他还算是比较富的”。后来刘文辉退守西康，刘文成官当不成了，便回家享受他的万贯家产。他在安仁有座公馆。如今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序馆，就是当年刘文成晾谷子的晒场。但下野后刘文成大多住在距安仁二十来公里的崇庆县城。一般人叫他刘会办，也有人叫他刘四老爷。有论者称，刘文成田产达四万余亩之多。此说虽不免夸张（据有关资料，崇庆最大地主的田产仅一万亩，大邑最大地主的田产仅三万亩），但说“刘会办”良田万亩，街房成群，当不为过。他还有三辆汽车：一辆大客车，一辆小卧车，一辆小奥斯汀。刘文成只有一个儿子，孙儿却有一大堆，每年春节都要用大客车拉他的孙儿们出去，唐场、崇庆、成都到处拜年。
虽然富甲四方，刘文成仍旧不放过一个铜板。旧时崇庆县县长幸蜀峰讲过这样一则见闻：1942年夏，幸氏结束公干，从成都返回崇庆。车子还没开到浦场，好好的天突然变得乌云滚滚，接著电闪雷鸣，哗哗哗地下起了瓢泼大雨。四周顷刻间白茫茫一片。那时的所谓公路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满路泥泞。幸蜀峰在颠簸中隐约看见不远处有辆黄包车，车上坐著个大个子，还驮著两只大皮箱，明显超载。车夫拉得非常吃力。两车相会时，幸蜀峰吃惊地发现，坐在黄包车里的竟是“刘会办”。幸蜀峰问：为什么不多雇辆车，一车载人，一车载物，走得轻快些？“刘会办”一脸尴尬，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还要雇的，还要雇的，只是没遇上多的。到??浦场再找吧”。过了??浦场，幸蜀峰停下车来，叫一个随从下车到场上看看，“刘会办”是否真的多雇了车。随从回来报告：“刘会办”是多雇了一辆，但和车夫讲了好久的价。幸蜀峰晚年谈起这事时感叹：“如此四万多亩田的刘彦儒如此吝啬！”这则回忆未必可靠——堂堂“刘会办”带那么多行李出门，应该不至于没有一个随从。但刘文成吝啬倒是不假。他的孙子们出去拜年，个个都有赏钱得，但别人家的小孩子给他拜年，却很难指望从他手中得到几个赏钱。
幸蜀峰还称，崇庆有句谚语：“美国有钢铁大王，崇庆有粪大王。”这“粪大王”就是堂堂“会办”刘文成──县城四门的粪便全部由他承包专卖。真可谓生财有道。
老五即为本书传主。1887年生，名文彩，号星廷。其早年经历，坊间有两种版本。
第一个版本中，刘文彩自小就不务正业。虽然刘公赞对他十分宠爱，刻意调教，不到七岁就送他到私塾馆读书，指望刘墩子再出一个秀才。刘文彩却无心向学，连《三字经》都没背熟就逃学了。刘公赞选送孩子进城读书时，只好惋惜地把刘文彩留了下来，让他跟自己到田间地头或烧酒坊当监工。但刘公赞很快又失望了：只要离开一步，刘文彩就跑得无影无踪。
刘公赞大为恼火，把刘文彩叫到跟前，训斥他说：
“你这个不肖之子，既不读书，又不务农，要走哪一条路？”
刘文彩却抬起头，望著父亲，眨巴眨巴眼睛，奇怪地问道：
“天底下就没有其它的路可走啦？”
刘文彩选择了一条自己要走的路。
一天，刘公赞忽然发现儿子从安仁镇桥头店的赌场里钻出来。恍然大悟，气得两眼发红，举起手中的旱烟管就要往刘文彩头上砸。刘文彩反应极快，嗖的掏出一大把铜钱，笑嘻嘻地说：“赢的”。刘公赞的旱烟管终于未能打下去，只言不由衷地骂了一声：“败家子！”此后，刘公赞天天清点钱罐罐，未见一个铜板流失，就不再责骂刘文彩了。
刘公赞开始注意刘文彩的行踪。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发现刘文彩对周围几十个场镇的行情了如指掌，跟货贩子、袍哥大爷也混得很熟。并且精于算计，见风使舵，在奸诈的赌场里左右逢源，吃不了亏；就特意给他买了一匹马作运输工具，给他一笔本钱，让他在附近场镇做生意。
不足二十岁的刘文彩，从此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他赶著马，把家里的烧酒驮到崇庆、三江等地去卖；又从那里贩运货物到大邑、新场出售，换回玉米、煤炭，没一次亏本。
稍后，刘文彩结了婚。仍不改通宵狂赌的恶习。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刘公赞早上起来吩咐雇工备好马，然后告诉老伴叫刘文彩妻子吕氏催“老五“起床，吕氏才埋怨说：“他还在桥头店呢！”但刘文彩从不耽误上路，他被叫回来后，简单地吃上几口饭，就牵马上路了。在路上，他才开始舒心地睡觉──在马背上睡。起初，刘公赞还有些不放心，可刘文彩几乎每次都是满载而归，乐得刘公赞的满嘴花白胡子颤悠悠地抖了半天。
原来，因刘文渊考取功名，刘文彩跟著沾了光──人称“五举人”。刘湘升任团长后，连县衙的官员都要巴结安仁刘家，更不用说乡下的土豪劣绅。刘文彩利用这些人的趋炎附势，很轻松地和当权不当权的地方恶势力攀上了亲。当时，大邑和四川其它地方一样盛行袍哥。大邑袍哥的“总舵把子”是人称“牟二蝗”的牟秉年。牟秉年对刘文彩很赏识，收他为拜弟，并封为小舵把子。刘文彩就以“五举人”和牟二蝗亲信的双重身份，出入大邑和附近各县的场镇，所到之处，备受当地袍哥关照。刘文彩赶著马，一进场镇，自有兄弟伙接应。或买或卖，不用亲自动手，只要在烟馆、赌场里吩咐一声就行。刘文彩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收了经商的厚利，家里的烧酒房愈来愈兴旺，赚来的钱买了一大片土地。刘公赞对刘文彩也就愈加器重，每次给在外地当官的刘文辉写信，总免不了夸奖刘文彩几句，说他有“经纪之奇才”。
这是关于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官方版本，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
另一个版本是初始文献，见诸庄园陈列馆档案D1卷67宗。一说刘文彩不擅学而擅商：
十一、十二岁开始读书，读书很累，坐凳子常东倒西歪。爱爬房子，瓦扣得密的地方还上房顶跑。七八丈高的房子他都跳得下来。先生打他，他跳起来，篾条子飞过去打不上他。先生把他唬来跪倒。平时爱欺侮小同学，读书读不起来，只读了两三年就停了学。在家劳动、扯薅等。再过两三年家里开起烧（酒）房，他就跟他的三哥刘维三跑，要（吆）牲口，生意开得红火，两匹牲口在外天天驮炭，买玉（米）、麦（子），见米生意等好做就去做。
但这份文献有误──刘文彩不可能与刘文昭合营烧酒房：刘公赞之“别创酒业”由刘文成继承，刘维三只开过裁缝铺。
另一份文献则说刘文彩嗜赌如命：
刘文彩自幼习赌，伎俩过人，少壮时靠赌为生，夜间常到邻近桥头店作通夜赌，体高大，声音粗莽，呼卢唤雉，扰及邻家，为人所厌。白天农事多，赌不易组合，只好做一些驮运业务混日子。他买有小马，马??房运米入城，因夜赌通宵，每于归途横坐马背上，眉闭眼合以补睡眠，行人见其头俯胸前，随马蹄起落点点摇动，如将脱项，均以为怪。曾在长途贩运时数次坐下马，仍浓睡不醒。幸马力倦怠，亦图休息，停步不前，刘文彩从未受伤。一般人说其为“命大流氓”。
关于刘文彩早年经历的这两个版本没有太大区别──官方版本的主要情节都出自庄园陈列馆两份初始文献。只不过对两份初始文献作了一些“艺术加工”，比如，把刘文彩的入学年龄由“十一、十二岁”改为“不到七岁”；把刘文彩“在家劳动、扯薅”改为“到田间地头或烧酒坊当监工”。两则初始文献本来就未尽可信，经过这么一番“艺术加工”，所谓官方版本实际上不过是野史。
那么，刘文彩的早年经历究竟是怎样的呢？
据刘文彩后裔回忆，刘文彩早年因家贫失学，在家照看小弟文辉。文辉与其他几个兄长年龄相距甚大──多则二十三岁，少则十几岁。只与刘文彩年龄相近，而且自小朝夕相处。所以兄弟俩的感情非常特殊。刘文辉最推崇两位兄长，一个是大哥刘文渊，再一个就是五哥刘文彩。但刘文辉对刘文渊敬爱而不“亲密”──“奉之若父”，敬畏大于相知。刘文彩则不同──刘文彩不仅是他的兄长，更是他的儿时玩伴，相知极深。刘文辉得势后，对刘文彩畀倚最重，这是一个基本因素。
年龄稍长，刘文辉到刘家祠堂读书，刘文彩负责陪送，跟著弟弟哇里哇啦，算是拣了几个字。一年半载之后，刘文辉能够自己上学了，刘文彩的陪读生涯也就到了头。那时他已经是半大不大的小伙子了，刘公赞不能不为他考虑出路问题。刘公赞几个儿子，或充士，或务农，或做工，他心想，要是刘文彩能经商，开爿门面，士农工商不就样样齐全了吗？而且刘文彩虽学识不多，但不乏机敏，经商未必会处下风。就让他农闲时走街串巷卖烧酒。跑了几年，刘文彩入了门，便与族中别的人家合资开办烧酒房。烧酒房而外，还曾与刘湘父亲刘文刚合营水碾一座。
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这就是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大致情形。他的这段早年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下层隐情、江湖内幕一览无余。其长成后操“十万兄弟伙”于股掌中，就不单是凭借乃弟刘文辉的权势，也是凭借他早年的摸爬滚打。刘文彩、刘文辉各有所长：一朝一野，一军一商，堪称阴阳互补，珠联璧合。正因为如此，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才能出没狂风巨浪三十年而不倒。
自承风华正茂，刘文辉高视阔步，壮志凌云。他的一个部下讲：“我们的旅长胸怀广大，见解卓越……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
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舰长无疑是老□刘文辉。刘氏兄弟中，对刘文彩人生轨迹影响最大的也是刘文辉。撇开刘文辉，刘氏家族和刘文彩个人的历史都将无处落笔。
刘文辉生于1895年。老来得子，刘公赞对他宠爱备至。虽然在他之先，刘文渊已功成名就，但刘文渊仅仅给刘家带来名望，而没能带来权势。刘家既要名望，更要权势，中间四条汉子都不足膺此重任，刘文辉理所当然地成了刘公赞最后的希望。所以刘文辉自小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确实卓尔不凡，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十三岁冒充十六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就试时对试题一片茫然。但他并不著急，而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另发议论──
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裕国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兴工固农，救民之道在因势利导……
离题万里，夸夸其谈。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果见品貌不俗，当场破格录取。后来保送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年毕业时，军阀混战的烈焰正狂吻大江南北。
毕业回川，第一个给刘文辉接风的是邓锡侯团长。邓锡侯也曾就读于成都陆军小学，比刘文辉高两级，在陆小过从颇密，知道刘文辉非等闲之辈，有意挽留，又总觉得自己的池子小，养不住刘文辉这条大鱼。刘文辉也觉得在老同学手下干不光彩，就找了个理由，说他要先回安仁拜见父母，谋职一事从长计议，靠这番话从窘境中脱了身。回安仁住了七八天，便在大哥刘文渊的陪同下，到成都拜访刘湘。
此时的刘湘，已升任川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在四川政坛初露头角。按理，看在族长刘文渊的面子上，怎么著也该给小叔刘文辉一个美缺。刘湘对一表人才的刘文辉确实赞赏有加，盛情款待。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肯安排刘文辉在自己麾下，却叫两位堂叔去见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随即用电话通知刘存厚关照刘文辉。刘存厚接到电话，不敢怠慢，军校毕业生到职，最多给个中尉；刘存厚却马上下条子，委任刘文辉为第二师上尉参谋。这不能不说是破格提拔了。事后兄弟俩分析刘湘用心，刘文辉说：“说真心话，纵然他留我在他的部队，我还要考虑考虑，叔侄在一起碍手碍脚，不是个味道。你升了官人家还说是抱了粗腿凭门子。我就要自己闯，哼，我才不信，胜不过他刘湘。”
刘文渊挡了他一下：“年少意气盛，固属自然，虚心谨慎，却至关重要。”
刘存厚是个有眼力的人，看出刘文辉是个将才，不禁喜气洋洋。他并不体会刘湘不用刘文辉的苦衷，反而讥笑刘湘有眼无珠。这话不知怎地传到刘湘耳朵里，刘湘只装作没听见，暗想：“既是将才，我用不成，你也别用了吧！”便对刘文辉的前程表示格外关心，一纸引荐信，把刘文辉支到了乐山。刘存厚一场空欢喜，气得跺脚大骂。
刘湘的面子又起了作用。刘文辉刚到乐山，就被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委为二十九团二营营长。陈洪范很快发现，他没用错人，过了一年，再给刘文辉提了一级。既因家族关系而得刘湘臂助，又因才气过人而得上峰赏识，如此双翼齐展，刘文辉扶摇直上，毕业不到三年就当了团长，升迁之速，川军中绝无仅有。刘文辉因此自视更高。急于扩展个人势力。他与三十二团团长冷寅东、三十团团长胡执中、筹饷处处长张荣芳等实权派军官义结金兰，形成一个六人小团体。第八师精锐尽在六人手中，坐大之势，隐约可见。
1920年5月24日，夏麦登场时节，川军发起驱逐滇军之战。刘文辉部进入作战序列，其指挥有方，令军长刘成勋赞叹不已，不和陈洪范商量，就径直封刘文辉为少将衔独立旅旅长。陈洪范岂能容忍，在电话上大发脾气，质问刘成勋：
“勋公，你身为长官，竟越级提拔我的部下，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这合乎情理吗？”
虽然老大不高兴，但为了稳住刘文辉，陈洪范只能顺水推舟，委刘文辉为旅长。刘文辉知道陈洪范不过是虚与委蛇，实际上已对自己心存疑忌，不敢驻足陈洪范卧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以战备行军方式，率部从原驻地乐山直奔青神。但青神仍距第八师太近，随时有遭人暗算的危险，究竟何去何从？刘文辉大费踌躇。召集谋士计议。谋士异口同声地怂恿他移师叙府（今宜宾市）。
“旅长，到了叙府，陈洪范就莫奈我何了，我们就真正独立了。”
“自乾公，叙府可是胜地，我不取之，人必取之，先下手为强啊！”
刘文辉听著谋士七嘴八舌的议论，终于下了决心：
“叙府确实是扩大部队的好地方，我们就去叙府吧！”
此时，刘文辉虽与陈洪范不欢而散，但形式上的隶属关系还存在。遂呈报陈洪范，“仰请赴叙整顿”。陈洪范明白刘文辉已经是一只留不住的孔雀，便送个顺水人情，划行同意。刘文辉师出有名，兴冲冲望叙府而去。叙府原本由滇军驻守，滇军势单力薄，闻风而退，刘文辉不战而胜。
叙府是长江起点的第一个都市，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又当云南、贵州入川孔道。在没有铁路交通的情况下，构成水陆交通枢纽、云贵货物的集散中心。据有叙府，自会财源滚滚。就军事角度而言，叙府依山傍水，可战可守。如此胜地，轻松得手，刘文辉喜上眉梢，在旅部聚众摆筵，好不热闹。
与此同时，刘湘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文辉是打著陈洪范的旗号去叙府的。刘湘有意再拉他□爸一把，遂委任刘文辉为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完全脱离陈洪范，自立门户，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
我们今天所知的军阀，莫不青面獠牙。其实不尽然，吴佩郛、陈炯明都有些清名，刘文辉的老上司陈洪范也算一个好军阀。与刘文辉义结金兰的三十二团团长冷寅东回忆：“陈崇尚儒家学说，强调以孝治军。”军民关系也不错──“当时全川防区制已经形成，陈八师驻防的乐山地区，地广产丰，山区多种烟土，但陈洪范本人廉洁克己，约束部下严格……因此老百姓说，其它防区是地狱，陈八师防区是天堂。”就陈洪范与刘文辉个人关系而言，陈洪范不仅于刘文辉有知遇之恩，在和刘文辉分手时，也还表现得相当宽容，有长者气度。刘文辉却似乎深得曹孟德心传，不念旧谊。后来陈洪范被逼下野，刘文辉则蒸蒸日上，出任四川省军务帮办。冷寅东认为刘文辉和自己一样受过陈的提携，恳请刘文辉以军务帮办身份，保荐陈洪范作四川盐务使，刘文辉完全听不进去，坚决反对。陈洪范失兵权于前，又痛人心不古、被人落井下石于后，遂返回大邑，隐居陇田，心情抑郁，终致精神失常，疯疯癫癫，活画出一幅人生悲剧图。
自承风华正茂，刘文辉高视阔步，壮志凌云。他的一个部下讲：“我们的旅长胸怀广大，见解卓越，深得官兵信赖。来到宜宾当上混成旅旅长，他简直平步青云，更富有自信心，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刘文辉史话》第44页）。刘文辉通过其切身体验，深感“事在人为”；决心进而统一全川，策源地则为叙府。为此他制定了如下规划：一是广开门路结交朋友；二是养贤纳士储备人才；三是购买军火扩大队伍。但无论多么美妙的规划，没有钱，仍不免是空中楼阁。刘文辉需要有人专门为他聚敛钱财。旧时无官不贪，用外族人刘文辉放心不下。五哥刘文彩则不仅从商多年，有经纪之“奇才”；且交游甚广，在江湖呼风唤雨。就情就理，“聚敛大员”都非刘文彩莫属。刘文彩因此走出市井，走进军阀混战的滚滚浊流，与刘文辉并肩而舞。
从1920年起，刘文辉开始其军阀生涯。刘文辉的军阀统治不同于一般的军阀统治，而带有浓厚的家族印记。刘文彩作为聚敛大员，竭尽罗掘之术，从经济上充分保障了刘文辉的军事和政治需要。这种以刘文辉为主、刘文彩为辅的家族政治特色，直到新中国建立才真正消亡。
刘文辉对刘文彩的推崇，其部属早有领教。1919年刘文辉驻防乐山，副团长辜勉之住在刘文辉官邸对面。有天中午，辜勉之突然听到对面房间喊“接客”，喊“上菜”、“摆饭”，人声鼎沸。过了许久听说“送客”。辜勉之不知何方神圣驾到，就到窗前打量。但见客人头缠蓝布包头帕，身穿蓝布长衫，套一件陈旧的青布背心，脚蹬粗草鞋，一个十足的土包子。辜勉之大惑不解，问弁兵此人姓甚名谁，弁兵说：“是团长的五哥五老师。”及至后来于叙府相遇，“五老师”刘文彩已赫赫□□是什么“长”了（庄园档案67宗D2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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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17 1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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