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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家世渊源
“儿子英雄爷好汉,儿子反动爷混蛋”。这种反溯式“血统论”,其余响至今未绝。于是,同一个刘公赞,便有两副截然相反的形象:
刘文彩先祖是出自安徽徽州的移民。
明朝末年,张献忠率数万大军、十余万饥民骤然入川。既无银饷筹措,亦无军需供给,哪有粮食就去哪。边走边吃,边战边抢,以至农田荒芜,兵匪横行,川人逃亡殆尽,由此引发了“湖广填四川”这股气势恢弘的移民潮。刘文彩的先祖便被这股移民潮裹挟而来。最初落脚四川省名山县,迁到大邑县安仁镇的第一代叫刘应良。刘应良的独生子刘朝怀与安仁乡民胡荣贵的独生女成婚,入赘胡家,生子刘芳伯。五代之后,刘家子孙繁衍,胡家却无后嗣,当地人就把刘家聚居的“胡墩子”改称“刘墩子”。1958年平毁刘家祖坟,坟地中还有一座“外始祖胡公荣贵老大人之墓”。
刘文彩的先祖都是普通小农,没留下什么口碑。孰料到了民国时期,风云突变,刘氏家族群雄并起,给小镇安仁平添了万种风情。
以刘应良为第一代,安仁刘墩子的第五代传人为刘智。刘智生男刘仕识,刘仕识生男刘宗贤。刘宗贤娶陈氏为妻,膝下共有三“公”:长男刘公晶,次男刘公敬,老□刘公赞。刘氏家族发展为一个大家族,肇始于此──
刘元毕
刘元争
刘公晶刘文中
刘元玉
刘元都
刘元勋(又名湘,字甫澄)
刘文纲刘元树(字成章)
刘元聪(又名谦益,
字自强)
刘元成
刘文郁
刘元焕
刘宗贤刘公敬
刘元均
刘文福
刘元秋
刘元茂
刘元年
刘文礼刘元琴
刘元绪
刘元金
刘公赞
三“公”之中,刘公晶一支最弱──其子孙生平均湮没无闻。刘公敬一支则有声有色。刘公敬,字玉麟,曾中武举。其长子刘文刚专营贩谷生意,有水田四十余亩。刘文刚次子刘元树、三子刘自强才皆不足应世;长子刘湘(即刘元勋)却是刘氏家族第一颗将星,官至川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1938年率部出川抗日,不幸旧病复发,殒于汉口。国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赠一级上将,并在成都南门外武侯祠侧举行国葬典礼,其陵墓所在地辟为“甫澄纪念公园”。刘湘是公认的抗日爱国将领,殒后哀荣备至,但这仍然不能庇佑他的亡灵──“甫澄纪念公园”在建国后易名“南郊公园”,文革期间更是毁墓掘尸,八十年代中期修复陵墓,但刘湘遗骨已无从寻觅。刘湘在安仁有座公馆,占地十余亩,中式房舍数十间,全系群板砖瓦结构,馆内楼台亭阁,曲桥水榭,尚有小溪贯通全境,幽静典雅。文史专家确认其为“具有较高历史、文物价值的恢弘住宅”。但现在几乎说得上“惨不忍睹”了──馆内一排平房被用作茶店、餐馆、录象室,一幢中式木质结构的楼房被出租,办起了旅馆,旅馆设施和卫生状况很差,小溪变成了废水沟,废水的臭味令人作呕。公馆有不少房间根本无人居住,门窗、地板早已腐朽,当年“小姐楼”甚至被管理者租让给“牛贩子”当牛棚,昔日青砖绿瓦、富丽堂皇的风貌荡然无存。
刘湘幼年读书之余,常推车运送谷米。1909年依父母之命,与大邑县苏场周姓女子结婚,岳父务农兼做裁缝。刘湘妻后来取名刘周书,先后生下三子一女,1927年丧去二子。1949年秋,刘周书携子济殷、女蔚文去香港,后移居文莱。1971年刘周书在文莱病逝,刘济殷现为美国洛杉机某公司职员。大邑县政府数度与刘湘后裔联系,邀他们回乡一晤,迄无回应。
三“公”之中,刘公赞一支最为繁茂:生有六男,五男、六男之间还有一女,长成后嫁与安仁乡民廖尊三为妻,其姓名和生平今天没有谁说得上来了。家谱如表:
男:刘元刘元琥刘元
刘文渊
女:刘元庚刘元愉刘元恒
刘元苍刘元宪刘元怜
刘元慎
男:刘元璋刘元瑭刘元琮
刘文运刘元瑞刘元刘元瑜
刘元璜刘元
女:刘元玖
刘公赞刘文昭男:刘元树
刘文成男:刘元
男:刘元龙刘元华刘元富
刘文彩刘元贵
女:刘忆云刘婉蕙刘婉兰
男:刘元彦刘元琛刘元琦
刘文辉
女:刘元恺刘元悌
关于刘公赞,最早的完整描述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
刘文彩的父亲刘公赞,起初只是一个拥有三十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的小地主。
但是,刘公赞不是一般的地主。他是晚清贡生[一种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秀才)],又出生于镇压过张献忠农民起义的官宦之家,他的政治野心要比一般财主大得多。他亲自监督雇工每天起早摸黑地替他耕田烤酒,在榨干雇工血汗的基础上,年年谷物满仓生意兴隆,家业倍增,土地增加到一百多亩,烧房两个冲,雇工十几个,成为安仁镇一带有名的大财东。但是,这一切仍然不能使他得到满足,他对那些不但直接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而且还能夺取其他剥削者的剥削成果,因而财富大大越过一般地主的军阀官僚,垂著长长的涎水,千方百计想挤进他们的行列。为此,他对他的六个儿子进行了精心安排:让老大、老四进成都法政学堂,学成后挤进官府去;让老□十四岁就去四川陆军小学“习军事”,在军队弄个一官半职;让老二、老三、老五(即刘文彩)留在家里充当剥削助手。
这里的刘公赞形象,毫无美学意义可言。
需要说明的是,《刘文彩罪恶的一生》不是个人著作。还在1965年,四川省主管部门制定《收租院》创作规划时,就提出了撰写小册子《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的任务,当作《收租院》的配套工程,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四川大学和庄园陈列馆。四川大学党委奉命从中文系、经济系、历史系抽调教员组成大邑工作队,到庄园陈列馆搜集相关资料。工作队刚进入状态,文革就爆发了,全体工作队员撤回川大“闹革命”,小册子无人问津。这一搁就搁了整整十年。1977年,撰写《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再度提上议事日程,次年即告杀青,作者署名“四川大学历史系、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编写组”。小册子无疑是职务作品,所代表的也就不是什么个人观点而完全是“组织结论”。
199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真正的个人著作、曾任民盟西康支部主委的刘文辉故旧彭迪先等撰写的《刘文辉史话》,刘公赞这才以正面形象出现:
在居民房舍中间,有一土墙围绕的宅院,十分显眼,院内两栋银杏耸立,春季花开鲜艳,引人注目。居住院内的人口众多,行人经过围墙,总会听到欢声笑语洋溢墙外。
宅院主人姓刘名公赞,……县志还载:
太翁(即刘公赞──引者注)生而颖异,独嗜文学,……年十二…塾师以君子平其政试之,太翁对句云:“宇宙竞争之习,率扶不正之气以俱来”。师异之,谓其见理独真。
刘公赞聪敏过人,富有才华……可惜的是,他有著沉重的家庭负担,“以家世农业,不克竞其学。”
那时侯,他并不算富足,只是一个自耕农,直接参加田间领导:“有田一顷,承而自耕;风雨胼胝,不稍荒怠,岁获恒丰”。
刘公赞颇有远见,不单经营农田,还重视工业和手工业……。熟悉稼穑,性格质朴,对农业生产十分认真,除在农田领导和在茶馆小憩外,绝少到处闲荡。而且他“喜近文士,遇乡里贤达,敬礼尤挚。诸子成立,各命之(以)职,某也耕,某也读,孽孽焉不稍纵逸。灼先(大儿文渊)姓笃而能文,入学……声誉俱起”。刘公赞自审所学不如长子,就指派长子做诸弟的老师,督促诸弟学知识,使诸弟“益勤奋无旷废”。
刘公赞既有这么几个儿子,加上自己的素养,在安仁镇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威信,乡里有什么争端,往往请他出面决裁。“太翁刚直著于乡里,遇有争端,一言而决”。后及暮年,声望更高。有人甚至说:“刘太公,生佛也,宜为善属长”。
“儿子英雄爷好汉,儿子反动爷混蛋”。这种反溯式“血统论”,其余响至今未绝。于是,同一个刘公赞,便有两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以刘文彩为传主的著述中,他是小丑;在以刘文辉为传主的著述中,他是“生佛”。其小丑形象虚妄可笑,其“生佛”形象也未尽可信──刻画“生佛”形象,多援引旧《大邑县志》,而旧《大邑县志》成于1930年,正逢刘墩子第九第十代传人权势最盛之时,县志作者对刘公赞自不能不多所溢美。客观地讲,刘公赞不过是一个本分的中国农民,其生平既无什么劣迹可数,也没多少侠义行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刘文彩兄弟后来的成败荣辱与他何有哉!
刘文渊出世不久,刘公赞就与两位兄长分了家,“有田一顷”,家境尚可,刘文渊才有机会背起书包上学堂。其后文运、文昭、文成、文彩、文辉连翩出世,众口嗷嗷待哺。刘湘之父刘文刚有水田四十亩,兼做贩谷生意,仍然“家非素丰”,刘湘在四川速成学堂就读时,不能不常常接受同窗刘炳勋资助。刘公赞地仅一顷,人丁却比刘湘家多出一倍,要解决全家温饱问题,已属不易,再无力供养孩子上学。文运、文昭、文成不得不跟老父亲一起躬耕田垄。文彩尚幼,留在家中照看老□刘文辉。往后文渊考取功名,文运、文昭、文成相继成人,劳力充足,家境稍纾,所以文辉又有机会读书。但文辉也只能到刘家祠堂改建的义塾就读。稍长,报考成都陆军小学,也并非如《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所云,是刘公赞有意培养军人,而是因为陆军小学学生享受公费,刘家可免去一笔开支。如果套用建国初的阶级成分划分标准,刘公赞应算作“富裕中农”。
1919年,刘公赞及其妻高氏双双溘然长逝。这时他们的六儿一女都茁壮成材,有的还崭露头角,刘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已指日可待。刘公赞和高氏如愿以偿,应该是面带笑容跨鹤而去的吧。
书生老大,农夫老二,老三神仙,老四财神……几兄弟流品不一。
刘氏兄弟中,最早出息的是老大刘文渊。
那是初春的一个早上,安仁街头突然锣鼓喧天,一直鼓噪到刘墩子。没等刘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报喜的人就推门而入。原来,长于文史的刘文渊中了秀才。
顿时,刘家满门一片欢腾。
再后来,刘文渊考入四川绅班法政学堂,仕途得意,曾任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他)从未利用乃弟乃侄权势谋取显位,亦未问舍求田惟利是图。…为人正派,不事蝇营狗苟”(《刘湘》第2-3页)。从官多年,仍两袖清风,颇受乡邻尊崇。晚年退隐林泉,乡邻皆以“厅长”称之,其本名反倒为人淡忘。此风在安仁乡间至今犹存。
对刘文渊最尊崇的则是弟男子侄。早年刘文渊曾在刘家祠堂设塾,为弟男子侄授课。重点是读古文、讲修辞。“他常说:‘盖人皆有表达情意之愿望。如欲尽情表达,除通修辞别无法门’。果然,在他的教诲下,弟侄们读了许多篇古文后,就著笔写了一些短文”(《刘文辉史话》第11-12页)。不仅在辈分、年龄上,在学业上、精神上,刘文渊也堪称弟男子侄的导师。其与老□刘文辉的关系尤为密切。《刘文辉史话》载:
刘文辉不仅在与同年儿童嬉戏时发号施令俨然如官长,在作文上也能遣辞巧妙,胜过群儿。这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大嫂听到后,喜在心头。一天她半开玩笑地对丈夫说:“我的奶喂大的孩儿莫有不是好样的。”大嫂的话不是矜夸,的确有卓见特识。她从刘文辉幼年表现的性格、动作、气度就看出他不是平凡之辈。《刘母陈孺人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其时兄(指刘文渊)读书,诸弟皆幼……其最幼者(指刘文辉)孺人尤奇重之,常谓‘大吾列宗必小郎’……”。刘文辉后来的发展应验了她的预言。
1908年刘文辉投考陆军小学,即由刘文渊陪送。那时家里经济还谈不上宽裕,交通又不方便,坐滑竿、乘马车当然没他们的份。兄弟二人只好徒步跋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走一百多里路,难度可想而知,实在走不动时,就由刘文渊背著走。
既有学问人品,又有恩于族中弟侄,刘文渊在刘氏家族必然领袖群伦。刘公赞夫妇去世后,刘文渊被尊为族长,即刘文辉、刘湘两员封疆大吏,对之亦敬信唯谨,奉之若父。刘文彩对刘文渊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四十年代刘文彩在川西农村地区已经是“飞机上面安喇叭──名声在外”,但刘文渊要他朝东他仍然不敢往西;刘文彩一位随从回忆,有一次兄弟俩下馆子,“刘文彩对他长兄非常尊敬,他亲自给厅长添饭”(庄园档案67宗D12卷)。刘文彩后裔则告诉作者,不管刘文彩在家干什么,只要刘文渊进门喊一声“老五”,刘文彩都得放下手中的活计,大步流星地出去迎接。
老二刘文运,与老大刘文渊适成反比。乡民以其为举人之弟,戏称二举人,实则没读什么书,一直在家务农。小农出身的刘文运,终身不脱小农习性,心眼很窄。二十年代中期六弟兄分家,就起因于他──六弟兄中,他的儿子最多,劳力最强。总认为合在一起过,别的弟兄占了他的便宜。于是协议分家。协议时他又节外生枝,反对平分家产,说他负担重,要求多分一份。好在其他五弟兄都很爽快,各从自家名下划出一些田产,凑足六百亩送给他,才把这事搁平。刘文运自觉难与其他五弟兄相处,遂迁居唐场。其后仍时有龃龉。据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1980年12月8日回忆:“有一年刘文辉从西藏出来,给刘文彩带的压迫鸦片烟。由于交通不便,有一连的士兵每人背了一包,一包一百多两。走到唐场被二哥的儿子掏了心子。心子是值钱”(庄园档案67宗A37卷)。刘文彩一点办法没有。据说刘文运还曾惹出一桩风流案。《百罪图》有个案例──《派机枪逼死农民》,词云:
安仁陈君山,平日全靠帮人过活。1947年11月,被刘季珍强派机枪一挺。陈君山家贫,无法缴纳,只得在刘季珍弟兄开设的“同庆钱庄”抬了二十块大洋的高利贷,把机枪费交清。到期时,本利已滚到几十倍。陈君山无法付还,被刘季珍弟兄绑来关起,加以拷打,不给饭吃。陈君山足足饿了六天,悲愤已极,终于吐血而死。
除了陈君山吐血而死是真的,再没一点真实内容。熟知内情的当地农民陈春山告诉陈列馆:此案与刘季珍弟兄无关,而是刘季珍父亲“刘二举人”造的孽。案由也不是什么估派机枪而纯粹是桃色纠纷──刘二举人“见陈君山大婆子陈汤氏生得漂亮,和汤氏有关系。是二十几年的四月间某日,刘二举人又在陈君山家和陈汤氏发生肉体上关系,当时被陈君山的二婆子看见,后她马上给陈君山说。陈君山因原来身体就不好,又有‘痨病’,加上这一点,当时吐血而死”(庄园档案67宗A37卷)。陈君山有姨太太,说明他并非是什么贫苦农民,陈列馆一份内部材料也承认,陈君山实际上是“小土地出租”、“以前开过烟馆”。烟馆老板陈君山当然犯不上为二十几块大洋向刘家借什么高利贷,刘家也不犯不上为二十几块大洋逼他──恰恰相反,正如那份内部材料所说:“刘因和汤的关系,对陈很好”。所谓《派机枪逼死农民》,仍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杰作。
惹出这么一桩案子,刘文运声名多少有些不堪。但说也怪,膝下“八虎”中的头三只“虎”却真的不乏“虎气”──大儿子刘元璋,历任雷、马、屏、峨屯殖司令及宁属屯殖司令。二儿子刘元瑭,曾任刘文辉部师长。三儿子刘元琮,曾任刘文辉部师长、副军长。一门出了三个将军,这在将星如云的刘氏家族中,也是仅见的一例。刘文辉二十四军,大半兵力掌握在“刘二举人”的“虎子”之手。因此之故,“刘二举人”怎样天马行空,别人也都睁眼闭眼。
刘文彩不大喜欢他二哥。据其贴身管事刘泽高回忆:“两家基本上没有往来”(庄园档案67宗D12卷)。
老三刘文昭,则又是一种类型──素好老庄,“无欲”“无为”,颇具散仙风范。文昭右腿略有残疾,行动不便,以裁缝为业。成天伏案缝纫,与世无争,性淡如水,其行状很少刊诸史籍。膝下仅有一子,叫刘元树,建国后曾任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及四川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彩与刘文昭交情甚笃,晚年组织“公益协进社”,请刘文昭坐头把交椅,自己屈就副职。素来不问红尘之事的刘文昭这次竟也欣然应允。
老四刘文成,在刘氏兄弟中算得上一方人物。早年经营烧酒坊,家境不过小康。1925年刘文辉升任四川军务帮办,入据成都。刘文成这才发迹──机械修理厂厂长、二十四军机械所所长、四川省戒烟总局会办,一项又一项肥差落到他怀里。最让人眼红的肥差是“机械修理厂”厂长──这机械修理厂原本叫作四川兵工厂,为杨森私有。1925年杨森败逃,四川兵工厂成了“弃婴”。各路军头刚开始打它的小算盘,刘文辉就眼明手快地把它抢了过来。为了平息各路军头的怒气,刘文辉宣布,四川兵工厂转产──不再制造武器而是用来修理机械。厂名相应更改。后来武器倒真的是不再造了,但机械却并没有修多少,所谓“机械修理厂”的主要产品其实是一种半元银币,实际上成了刘文辉二十四军的造币厂。造钱的人哪会缺钱花,更何况刘文成虽然是个老粗,但“粗中有细,一样善于经营”(《刘文辉史话》第66页)。因此很快告别小康,跻身“大款”行列。有了钱他马上开办银行,取名“成益”,请一个姓陈的商人当总经理。据说他对那位“陈总”非常信任,从来没有撤换过,而且从来不查“陈总”的账,让“陈总”捞足了油水。刘文成最热衷的则是置田买房,扩大不动产。在成都买的房子为数甚多,妒忌他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刘半城”。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在晚年谈到刘文成时承认:“在其他几个弟兄中,他还算是比较富的”。后来刘文辉退守西康,刘文成官当不成了,便回家享受他的万贯家产。他在安仁有座公馆。如今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序馆,就是当年刘文成晾谷子的晒场。但下野后刘文成大多住在距安仁二十来公里的崇庆县城。一般人叫他刘会办,也有人叫他刘四老爷。有论者称,刘文成田产达四万余亩之多。此说虽不免夸张(据有关资料,崇庆最大地主的田产仅一万亩,大邑最大地主的田产仅三万亩),但说“刘会办”良田万亩,街房成群,当不为过。他还有三辆汽车:一辆大客车,一辆小卧车,一辆小奥斯汀。刘文成只有一个儿子,孙儿却有一大堆,每年春节都要用大客车拉他的孙儿们出去,唐场、崇庆、成都到处拜年。
虽然富甲四方,刘文成仍旧不放过一个铜板。旧时崇庆县县长幸蜀峰讲过这样一则见闻:1942年夏,幸氏结束公干,从成都返回崇庆。车子还没开到浦场,好好的天突然变得乌云滚滚,接著电闪雷鸣,哗哗哗地下起了瓢泼大雨。四周顷刻间白茫茫一片。那时的所谓公路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满路泥泞。幸蜀峰在颠簸中隐约看见不远处有辆黄包车,车上坐著个大个子,还驮著两只大皮箱,明显超载。车夫拉得非常吃力。两车相会时,幸蜀峰吃惊地发现,坐在黄包车里的竟是“刘会办”。幸蜀峰问:为什么不多雇辆车,一车载人,一车载物,走得轻快些?“刘会办”一脸尴尬,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还要雇的,还要雇的,只是没遇上多的。到??浦场再找吧”。过了??浦场,幸蜀峰停下车来,叫一个随从下车到场上看看,“刘会办”是否真的多雇了车。随从回来报告:“刘会办”是多雇了一辆,但和车夫讲了好久的价。幸蜀峰晚年谈起这事时感叹:“如此四万多亩田的刘彦儒如此吝啬!”这则回忆未必可靠——堂堂“刘会办”带那么多行李出门,应该不至于没有一个随从。但刘文成吝啬倒是不假。他的孙子们出去拜年,个个都有赏钱得,但别人家的小孩子给他拜年,却很难指望从他手中得到几个赏钱。
幸蜀峰还称,崇庆有句谚语:“美国有钢铁大王,崇庆有粪大王。”这“粪大王”就是堂堂“会办”刘文成──县城四门的粪便全部由他承包专卖。真可谓生财有道。
老五即为本书传主。1887年生,名文彩,号星廷。其早年经历,坊间有两种版本。
第一个版本中,刘文彩自小就不务正业。虽然刘公赞对他十分宠爱,刻意调教,不到七岁就送他到私塾馆读书,指望刘墩子再出一个秀才。刘文彩却无心向学,连《三字经》都没背熟就逃学了。刘公赞选送孩子进城读书时,只好惋惜地把刘文彩留了下来,让他跟自己到田间地头或烧酒坊当监工。但刘公赞很快又失望了:只要离开一步,刘文彩就跑得无影无踪。
刘公赞大为恼火,把刘文彩叫到跟前,训斥他说:
“你这个不肖之子,既不读书,又不务农,要走哪一条路?”
刘文彩却抬起头,望著父亲,眨巴眨巴眼睛,奇怪地问道:
“天底下就没有其它的路可走啦?”
刘文彩选择了一条自己要走的路。
一天,刘公赞忽然发现儿子从安仁镇桥头店的赌场里钻出来。恍然大悟,气得两眼发红,举起手中的旱烟管就要往刘文彩头上砸。刘文彩反应极快,嗖的掏出一大把铜钱,笑嘻嘻地说:“赢的”。刘公赞的旱烟管终于未能打下去,只言不由衷地骂了一声:“败家子!”此后,刘公赞天天清点钱罐罐,未见一个铜板流失,就不再责骂刘文彩了。
刘公赞开始注意刘文彩的行踪。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发现刘文彩对周围几十个场镇的行情了如指掌,跟货贩子、袍哥大爷也混得很熟。并且精于算计,见风使舵,在奸诈的赌场里左右逢源,吃不了亏;就特意给他买了一匹马作运输工具,给他一笔本钱,让他在附近场镇做生意。
不足二十岁的刘文彩,从此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他赶著马,把家里的烧酒驮到崇庆、三江等地去卖;又从那里贩运货物到大邑、新场出售,换回玉米、煤炭,没一次亏本。
稍后,刘文彩结了婚。仍不改通宵狂赌的恶习。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刘公赞早上起来吩咐雇工备好马,然后告诉老伴叫刘文彩妻子吕氏催“老五“起床,吕氏才埋怨说:“他还在桥头店呢!”但刘文彩从不耽误上路,他被叫回来后,简单地吃上几口饭,就牵马上路了。在路上,他才开始舒心地睡觉──在马背上睡。起初,刘公赞还有些不放心,可刘文彩几乎每次都是满载而归,乐得刘公赞的满嘴花白胡子颤悠悠地抖了半天。
原来,因刘文渊考取功名,刘文彩跟著沾了光──人称“五举人”。刘湘升任团长后,连县衙的官员都要巴结安仁刘家,更不用说乡下的土豪劣绅。刘文彩利用这些人的趋炎附势,很轻松地和当权不当权的地方恶势力攀上了亲。当时,大邑和四川其它地方一样盛行袍哥。大邑袍哥的“总舵把子”是人称“牟二蝗”的牟秉年。牟秉年对刘文彩很赏识,收他为拜弟,并封为小舵把子。刘文彩就以“五举人”和牟二蝗亲信的双重身份,出入大邑和附近各县的场镇,所到之处,备受当地袍哥关照。刘文彩赶著马,一进场镇,自有兄弟伙接应。或买或卖,不用亲自动手,只要在烟馆、赌场里吩咐一声就行。刘文彩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收了经商的厚利,家里的烧酒房愈来愈兴旺,赚来的钱买了一大片土地。刘公赞对刘文彩也就愈加器重,每次给在外地当官的刘文辉写信,总免不了夸奖刘文彩几句,说他有“经纪之奇才”。
这是关于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官方版本,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
另一个版本是初始文献,见诸庄园陈列馆档案D1卷67宗。一说刘文彩不擅学而擅商:
十一、十二岁开始读书,读书很累,坐凳子常东倒西歪。爱爬房子,瓦扣得密的地方还上房顶跑。七八丈高的房子他都跳得下来。先生打他,他跳起来,篾条子飞过去打不上他。先生把他唬来跪倒。平时爱欺侮小同学,读书读不起来,只读了两三年就停了学。在家劳动、扯薅等。再过两三年家里开起烧(酒)房,他就跟他的三哥刘维三跑,要(吆)牲口,生意开得红火,两匹牲口在外天天驮炭,买玉(米)、麦(子),见米生意等好做就去做。
但这份文献有误──刘文彩不可能与刘文昭合营烧酒房:刘公赞之“别创酒业”由刘文成继承,刘维三只开过裁缝铺。
另一份文献则说刘文彩嗜赌如命:
刘文彩自幼习赌,伎俩过人,少壮时靠赌为生,夜间常到邻近桥头店作通夜赌,体高大,声音粗莽,呼卢唤雉,扰及邻家,为人所厌。白天农事多,赌不易组合,只好做一些驮运业务混日子。他买有小马,马??房运米入城,因夜赌通宵,每于归途横坐马背上,眉闭眼合以补睡眠,行人见其头俯胸前,随马蹄起落点点摇动,如将脱项,均以为怪。曾在长途贩运时数次坐下马,仍浓睡不醒。幸马力倦怠,亦图休息,停步不前,刘文彩从未受伤。一般人说其为“命大流氓”。
关于刘文彩早年经历的这两个版本没有太大区别──官方版本的主要情节都出自庄园陈列馆两份初始文献。只不过对两份初始文献作了一些“艺术加工”,比如,把刘文彩的入学年龄由“十一、十二岁”改为“不到七岁”;把刘文彩“在家劳动、扯薅”改为“到田间地头或烧酒坊当监工”。两则初始文献本来就未尽可信,经过这么一番“艺术加工”,所谓官方版本实际上不过是野史。
那么,刘文彩的早年经历究竟是怎样的呢?
据刘文彩后裔回忆,刘文彩早年因家贫失学,在家照看小弟文辉。文辉与其他几个兄长年龄相距甚大──多则二十三岁,少则十几岁。只与刘文彩年龄相近,而且自小朝夕相处。所以兄弟俩的感情非常特殊。刘文辉最推崇两位兄长,一个是大哥刘文渊,再一个就是五哥刘文彩。但刘文辉对刘文渊敬爱而不“亲密”──“奉之若父”,敬畏大于相知。刘文彩则不同──刘文彩不仅是他的兄长,更是他的儿时玩伴,相知极深。刘文辉得势后,对刘文彩畀倚最重,这是一个基本因素。
年龄稍长,刘文辉到刘家祠堂读书,刘文彩负责陪送,跟著弟弟哇里哇啦,算是拣了几个字。一年半载之后,刘文辉能够自己上学了,刘文彩的陪读生涯也就到了头。那时他已经是半大不大的小伙子了,刘公赞不能不为他考虑出路问题。刘公赞几个儿子,或充士,或务农,或做工,他心想,要是刘文彩能经商,开爿门面,士农工商不就样样齐全了吗?而且刘文彩虽学识不多,但不乏机敏,经商未必会处下风。就让他农闲时走街串巷卖烧酒。跑了几年,刘文彩入了门,便与族中别的人家合资开办烧酒房。烧酒房而外,还曾与刘湘父亲刘文刚合营水碾一座。
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这就是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大致情形。他的这段早年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下层隐情、江湖内幕一览无余。其长成后操“十万兄弟伙”于股掌中,就不单是凭借乃弟刘文辉的权势,也是凭借他早年的摸爬滚打。刘文彩、刘文辉各有所长:一朝一野,一军一商,堪称阴阳互补,珠联璧合。正因为如此,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才能出没狂风巨浪三十年而不倒。
自承风华正茂,刘文辉高视阔步,壮志凌云。他的一个部下讲:“我们的旅长胸怀广大,见解卓越……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
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舰长无疑是老□刘文辉。刘氏兄弟中,对刘文彩人生轨迹影响最大的也是刘文辉。撇开刘文辉,刘氏家族和刘文彩个人的历史都将无处落笔。
刘文辉生于1895年。老来得子,刘公赞对他宠爱备至。虽然在他之先,刘文渊已功成名就,但刘文渊仅仅给刘家带来名望,而没能带来权势。刘家既要名望,更要权势,中间四条汉子都不足膺此重任,刘文辉理所当然地成了刘公赞最后的希望。所以刘文辉自小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确实卓尔不凡,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十三岁冒充十六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就试时对试题一片茫然。但他并不著急,而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另发议论──
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裕国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兴工固农,救民之道在因势利导……
离题万里,夸夸其谈。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果见品貌不俗,当场破格录取。后来保送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年毕业时,军阀混战的烈焰正狂吻大江南北。
毕业回川,第一个给刘文辉接风的是邓锡侯团长。邓锡侯也曾就读于成都陆军小学,比刘文辉高两级,在陆小过从颇密,知道刘文辉非等闲之辈,有意挽留,又总觉得自己的池子小,养不住刘文辉这条大鱼。刘文辉也觉得在老同学手下干不光彩,就找了个理由,说他要先回安仁拜见父母,谋职一事从长计议,靠这番话从窘境中脱了身。回安仁住了七八天,便在大哥刘文渊的陪同下,到成都拜访刘湘。
此时的刘湘,已升任川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在四川政坛初露头角。按理,看在族长刘文渊的面子上,怎么著也该给小叔刘文辉一个美缺。刘湘对一表人才的刘文辉确实赞赏有加,盛情款待。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肯安排刘文辉在自己麾下,却叫两位堂叔去见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随即用电话通知刘存厚关照刘文辉。刘存厚接到电话,不敢怠慢,军校毕业生到职,最多给个中尉;刘存厚却马上下条子,委任刘文辉为第二师上尉参谋。这不能不说是破格提拔了。事后兄弟俩分析刘湘用心,刘文辉说:“说真心话,纵然他留我在他的部队,我还要考虑考虑,叔侄在一起碍手碍脚,不是个味道。你升了官人家还说是抱了粗腿凭门子。我就要自己闯,哼,我才不信,胜不过他刘湘。”
刘文渊挡了他一下:“年少意气盛,固属自然,虚心谨慎,却至关重要。”
刘存厚是个有眼力的人,看出刘文辉是个将才,不禁喜气洋洋。他并不体会刘湘不用刘文辉的苦衷,反而讥笑刘湘有眼无珠。这话不知怎地传到刘湘耳朵里,刘湘只装作没听见,暗想:“既是将才,我用不成,你也别用了吧!”便对刘文辉的前程表示格外关心,一纸引荐信,把刘文辉支到了乐山。刘存厚一场空欢喜,气得跺脚大骂。
刘湘的面子又起了作用。刘文辉刚到乐山,就被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委为二十九团二营营长。陈洪范很快发现,他没用错人,过了一年,再给刘文辉提了一级。既因家族关系而得刘湘臂助,又因才气过人而得上峰赏识,如此双翼齐展,刘文辉扶摇直上,毕业不到三年就当了团长,升迁之速,川军中绝无仅有。刘文辉因此自视更高。急于扩展个人势力。他与三十二团团长冷寅东、三十团团长胡执中、筹饷处处长张荣芳等实权派军官义结金兰,形成一个六人小团体。第八师精锐尽在六人手中,坐大之势,隐约可见。
1920年5月24日,夏麦登场时节,川军发起驱逐滇军之战。刘文辉部进入作战序列,其指挥有方,令军长刘成勋赞叹不已,不和陈洪范商量,就径直封刘文辉为少将衔独立旅旅长。陈洪范岂能容忍,在电话上大发脾气,质问刘成勋:
“勋公,你身为长官,竟越级提拔我的部下,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这合乎情理吗?”
虽然老大不高兴,但为了稳住刘文辉,陈洪范只能顺水推舟,委刘文辉为旅长。刘文辉知道陈洪范不过是虚与委蛇,实际上已对自己心存疑忌,不敢驻足陈洪范卧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以战备行军方式,率部从原驻地乐山直奔青神。但青神仍距第八师太近,随时有遭人暗算的危险,究竟何去何从?刘文辉大费踌躇。召集谋士计议。谋士异口同声地怂恿他移师叙府(今宜宾市)。
“旅长,到了叙府,陈洪范就莫奈我何了,我们就真正独立了。”
“自乾公,叙府可是胜地,我不取之,人必取之,先下手为强啊!”
刘文辉听著谋士七嘴八舌的议论,终于下了决心:
“叙府确实是扩大部队的好地方,我们就去叙府吧!”
此时,刘文辉虽与陈洪范不欢而散,但形式上的隶属关系还存在。遂呈报陈洪范,“仰请赴叙整顿”。陈洪范明白刘文辉已经是一只留不住的孔雀,便送个顺水人情,划行同意。刘文辉师出有名,兴冲冲望叙府而去。叙府原本由滇军驻守,滇军势单力薄,闻风而退,刘文辉不战而胜。
叙府是长江起点的第一个都市,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又当云南、贵州入川孔道。在没有铁路交通的情况下,构成水陆交通枢纽、云贵货物的集散中心。据有叙府,自会财源滚滚。就军事角度而言,叙府依山傍水,可战可守。如此胜地,轻松得手,刘文辉喜上眉梢,在旅部聚众摆筵,好不热闹。
与此同时,刘湘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文辉是打著陈洪范的旗号去叙府的。刘湘有意再拉他□爸一把,遂委任刘文辉为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完全脱离陈洪范,自立门户,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
我们今天所知的军阀,莫不青面獠牙。其实不尽然,吴佩郛、陈炯明都有些清名,刘文辉的老上司陈洪范也算一个好军阀。与刘文辉义结金兰的三十二团团长冷寅东回忆:“陈崇尚儒家学说,强调以孝治军。”军民关系也不错──“当时全川防区制已经形成,陈八师驻防的乐山地区,地广产丰,山区多种烟土,但陈洪范本人廉洁克己,约束部下严格……因此老百姓说,其它防区是地狱,陈八师防区是天堂。”就陈洪范与刘文辉个人关系而言,陈洪范不仅于刘文辉有知遇之恩,在和刘文辉分手时,也还表现得相当宽容,有长者气度。刘文辉却似乎深得曹孟德心传,不念旧谊。后来陈洪范被逼下野,刘文辉则蒸蒸日上,出任四川省军务帮办。冷寅东认为刘文辉和自己一样受过陈的提携,恳请刘文辉以军务帮办身份,保荐陈洪范作四川盐务使,刘文辉完全听不进去,坚决反对。陈洪范失兵权于前,又痛人心不古、被人落井下石于后,遂返回大邑,隐居陇田,心情抑郁,终致精神失常,疯疯癫癫,活画出一幅人生悲剧图。
自承风华正茂,刘文辉高视阔步,壮志凌云。他的一个部下讲:“我们的旅长胸怀广大,见解卓越,深得官兵信赖。来到宜宾当上混成旅旅长,他简直平步青云,更富有自信心,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刘文辉史话》第44页)。刘文辉通过其切身体验,深感“事在人为”;决心进而统一全川,策源地则为叙府。为此他制定了如下规划:一是广开门路结交朋友;二是养贤纳士储备人才;三是购买军火扩大队伍。但无论多么美妙的规划,没有钱,仍不免是空中楼阁。刘文辉需要有人专门为他聚敛钱财。旧时无官不贪,用外族人刘文辉放心不下。五哥刘文彩则不仅从商多年,有经纪之“奇才”;且交游甚广,在江湖呼风唤雨。就情就理,“聚敛大员”都非刘文彩莫属。刘文彩因此走出市井,走进军阀混战的滚滚浊流,与刘文辉并肩而舞。
从1920年起,刘文辉开始其军阀生涯。刘文辉的军阀统治不同于一般的军阀统治,而带有浓厚的家族印记。刘文彩作为聚敛大员,竭尽罗掘之术,从经济上充分保障了刘文辉的军事和政治需要。这种以刘文辉为主、刘文彩为辅的家族政治特色,直到新中国建立才真正消亡。
刘文辉对刘文彩的推崇,其部属早有领教。1919年刘文辉驻防乐山,副团长辜勉之住在刘文辉官邸对面。有天中午,辜勉之突然听到对面房间喊“接客”,喊“上菜”、“摆饭”,人声鼎沸。过了许久听说“送客”。辜勉之不知何方神圣驾到,就到窗前打量。但见客人头缠蓝布包头帕,身穿蓝布长衫,套一件陈旧的青布背心,脚蹬粗草鞋,一个十足的土包子。辜勉之大惑不解,问弁兵此人姓甚名谁,弁兵说:“是团长的五哥五老师。”及至后来于叙府相遇,“五老师”刘文彩已赫赫□□是什么“长”了(庄园档案67宗D2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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