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搓澡，也快干不成了！
本报讯 上周六晚9时，《东方体育日报》记者拨通邹春兰的电话。响了好久没有人接，估计她正在给人搓澡。果然，接起电话的人并不是她，而后听到她匆匆忙忙地被人从浴室里叫出来，这位已经有些知名度的搓澡工只说了一句话：“我正在给人搓澡呢，你10点之后再打过来吧。”
失去这份工作吃住都没着落
晚上10时10分，打扫完女浴室卫生之后，邹春兰终于结束了她一天的工作，可以下班了，此时她已经累得几乎不想说话：“报道登出来以后，我们这家浴室明显多了许多女宾，她们都是来找我搓澡的，我知道她们是希望我能多挣点钱，我感谢她们的好心。”邹春兰说来找她搓澡的人都是看了报纸，觉得她太可怜了，想用这种办法来帮她：“都是好人啊，可惜她们力量有限，除了同情我之外，也不能做什么，要不我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从早上7时到晚上10时，干得又是纯体力活，邹春兰逐渐感觉有些吃不消：“我心脏也不太好，浴室里又闷，搓得多了，经常会感到头晕胸闷，身体受不了。”即使是这样，为了糊口，她仍然坚持着。但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坚持的机会，邹春兰也将失去。
“ 过些日子，这个浴池就要兑(指转卖)出去了，我们两口子连现在这份工作也没有了，而且失去了这份工作也等于没有了住的地方，没有了吃饭的地方。”搓澡这份工作赚得虽然不多，但是却给这对贫困的夫妻提供了包吃包住的待遇。如果老板将浴池兑出去，那么邹春兰和丈夫甚至连吃住都没有了保障。
当年本想留队无奈没人理睬
“现在也有一些好心人帮我寻找了一些工作的机会，但是都是那种不太稳定的临时工，赚得也不是很多，我们俩还要吃饭，还要找住的地方，总不是个根本的解决办法。”邹春兰看来，最能解决问题的还是体育局这个娘家，这也是她放弃自尊走到公众面前的根本原因。
“我当时分配的时候就跟领导要求过，想留在队里工作，哪怕是让我扫地也行，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邹春兰痛苦地回忆道，“但是当时根本没有人理我，把我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后拿了7万5千块钱就把我打发了。”
为了赶快拿到钱去治病，实在没有办法了的邹春兰只能拿了这笔钱离开。但是在邹春兰心里，始终觉得队里的这种安排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
“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也从没后悔从事体育这个行业，只是希望能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有个能糊口的工作。”当问到她期望的工资收入时，邹春兰想了半天，说出了“七八百元”的数字，对于退役前每个月工资也只有360元的她来说，七八百元已经是她能心目中的最理想的收入了。
“其余的我根本就不敢去想了，像我这个年纪，想要个孩子都成了奢侈的想法。我们都快要饭去了，还敢要孩子？现在就是在农村，养个孩子也至少要十万块，多的得二三十万，我不能想象如果我的孩子跟我说‘妈妈，我要吃这个”而我却买不起，不能给他吃的情景。”
今日再讨说法前途依然未卜
邹春兰的情况在媒体上曝光之后，关注她的人很多，有想提供工作的，有医院愿意免费为她提供治疗的，这些好心人邹春兰都一一记在了心里，但是她最希望的还是原来所在的运动队、体育局能“帮她一把”。
今天，邹春兰再尝试着到吉林省体育局找领导谈谈，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将全程跟踪。至于这件事最终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邹春兰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吧，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关心我的人，但是我也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邹春兰想开了，她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运动员生涯
1971年8月，邹春兰出生于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
1985年，14岁时的邹春兰在梅河口市第七中学上学。邹春兰第一次就举起了45公斤的杠铃。
1987年6月，邹春兰被吉林省体工队的王教练相中，被选拔到省第一体工大队女子举重队，隶属于省体育局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
“ 当时王教练跟我说，只要你用心训练，不出一年，你一定是全国冠军，也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邹春兰说。“获得冠军是每一个运动员奋斗的目标。为了比赛取得好成绩，我拼命地训练。教练还让我吃一种“大力补”的药。我完全相信教练的安排，自己一定能够夺得全国冠军、世界冠军。”
1988年秋天，郑州。全国举重冠军赛在这里举办，邹春兰夺得44公斤级的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其中挺举85公斤、总成绩152.5公斤均打破了世界纪录。
1990年11月，铜陵。全国举重冠军赛上，邹春兰参加48公斤级的比赛，以总成绩175公斤，打破了172.5公斤的全国纪录……
因为种种原因，在邹春兰身体状态最佳的时候，她没有获得参加亚洲、乃至世界级比赛的机会，一直是她无法实现的遗憾。
1993年，是邹春兰成绩不佳的一年。邹春兰回忆说，在那年的全国第七届运动会上，她发现自己的关节特别硬，成绩非常差，竟得了该组比赛的第七名。回来后，经过近10年举重训练的邹春兰退役了（1985年—1993年）。
2000年，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补偿给邹春兰药费5000元，一次性伤病补偿7.5万元，29岁的邹春兰拿着自己的档案，告别了同事和朋友，离开了举重队。
事实上，像邹春兰这样境况窘迫的退役运动员，在中国体育界并非少数。甚至包括亚洲冠军、世界冠军，退役后为生活所迫的潦倒故事也算不上特例。
“好多世锦赛冠军退役后还没着落呢”
刚刚回到北京的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说：“邹春兰那个时代的运动员，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艰难。”
不过邹春兰这样的窘迫生活，在举重界却还算不上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位资深的举重教练甚至颇有些不以为然地告诉记者：“邹春兰只是因为运气不好才落到这种地步。因为她只不过是1988年全国锦标赛冠军，而这样的全国冠军其实并不值钱，就连好多世锦赛冠军，退役以后的生活还没有着落呢。”
“现在中国体育看重的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特别是重竞技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两种金牌，退役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
在1987年到1990年间，邹春兰在女子小级别的比赛中数次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但是命运并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邹春兰，反而决定了她潦倒的退役生涯。那是1993年的第七届全运会，邹春兰因为伤病缘故甚至没有获得奖牌，这成为她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按照极端重视奥运会和全运会金牌的逻辑，像邹春兰这样的全国锦标赛冠军自然不会受到任何政策上的照顾。
邹春兰在七运会失利之后退役，被组织上安排到举重队食堂工作，直到2000年，29岁的邹春兰才拿到了自己的档案，彻底离开了伴随自己成长的举重队。在此期间，邹春兰没有继续求学的机会，也没有学习一技之长的意识，因此离开举重队后，邹春兰立刻感到生活的艰难。
邹春兰说：“我现在只有不到小学3年级的文化水平，拼音都不会。”
更令人感到可怕的是，由于训练初期为了提高成绩而服用某些低劣药物，邹春兰身上有很多明显的男性特征，比如汗毛很重，声音沙哑，皮肤也像男性般粗糙，嘴唇周围的短须更是要及时处理，这让邹春兰始终没有摆脱自卑心理。
马文广也有些无奈地说：“女子举重这个项目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兴起，她们那个时期的运动员，有可能在违禁药物方面走了弯路。”
名额有限的《通知》只能解决少数
在邹春兰的潦倒生活被曝光之前，最让人震撼的例子是2003年6月，辽宁省前亚运会男子举重冠军才力，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去世———当时才力退役后一身伤病没钱医治，正式工作则是辽宁省体运动技术学院保卫处的门卫。
还有女子柔道冠军高凤莲，甚至要拍卖自己的奥运会金牌来获得相应的生活费用。
而事实上，在这许多冠军的身后，那些根本没有冠军头衔的普通运动员，退役之后的生活更是艰难。
两周之前，在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系统人事工作会议上，人事司司长史康成表示，要继续按照《关于给予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医疗照顾的通知》精神，发放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医疗补助、补贴，并继续推行“三金一保”工作，完善运动队激励机制建设，修订完善有关奖励制度。
但只依靠一个名额有限的《通知》还远不能解决大多数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更何况体育系统给予的物质方面的补助和补贴，并不能换来属于运动员自己的谋生能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早在两年之前的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邓亚萍就联合体育界委员，郑重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切实采取措施，做好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的建议》的提案。这份提案的重点除了要求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还强调建立、强化训教一体化制度，确保运动员在完成训练、比赛任务的同时，保证质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并放宽对运动员入学的要求，以便运动员尽快掌握谋生技能。但时至今日，这个提案还没有形成法律法规。
奥运冠军后悔当初没好好学习
据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统计，基层体校小运动员人数已达数十万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在专业体校训练体制下，文化课学习并没有被提到相应的重视程度。这种“重体轻文”的直接后果就是运动员退役时面对社会无所适从。
曾经夺得女子技巧世锦赛冠军的刘菲，2000年退役后几年之内都没有正式工作，她甚至表示过后悔走上体育这条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退役的那天就是我艰难生活的开始。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干，没有基本的生活费，甚至连户口都不知道该放到哪里。”
而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柔道冠军庄晓岩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很后悔自己当初不好好学习。当冠军是暂时的，可一辈子没文化，这个代价太大了。”其实庄晓岩还算幸运的，她被辽宁省体育局照顾在辽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训练科工作，生活压力还不算很大。
据记者了解，现在很多运动队的队员，已经有了学习的意识，因为越来越多的例子说明，运动队并不是保险箱，退役之后的人生同样具有挑战性。
因此，一方面指望国家体育总局规范退役运动员保障制度，并提供大量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还要运动员自己认清形势，抓住学习的机会，才有可能在退役之后享受到同样精彩的人生。
【作者: 楚诗桐】【2006年03月30日 星期四 1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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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16 02: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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