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搓澡,也快干不成了!
本报讯 上周六晚9时,《东方体育日报》记者拨通邹春兰的电话。响了好久没有人接,估计她正在给人搓澡。果然,接起电话的人并不是她,而后听到她匆匆忙忙地被人从浴室里叫出来,这位已经有些知名度的搓澡工只说了一句话:“我正在给人搓澡呢,你10点之后再打过来吧。”
失去这份工作吃住都没着落
晚上10时10分,打扫完女浴室卫生之后,邹春兰终于结束了她一天的工作,可以下班了,此时她已经累得几乎不想说话:“报道登出来以后,我们这家浴室明显多了许多女宾,她们都是来找我搓澡的,我知道她们是希望我能多挣点钱,我感谢她们的好心。”邹春兰说来找她搓澡的人都是看了报纸,觉得她太可怜了,想用这种办法来帮她:“都是好人啊,可惜她们力量有限,除了同情我之外,也不能做什么,要不我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从早上7时到晚上10时,干得又是纯体力活,邹春兰逐渐感觉有些吃不消:“我心脏也不太好,浴室里又闷,搓得多了,经常会感到头晕胸闷,身体受不了。”即使是这样,为了糊口,她仍然坚持着。但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坚持的机会,邹春兰也将失去。
“ 过些日子,这个浴池就要兑(指转卖)出去了,我们两口子连现在这份工作也没有了,而且失去了这份工作也等于没有了住的地方,没有了吃饭的地方。”搓澡这份工作赚得虽然不多,但是却给这对贫困的夫妻提供了包吃包住的待遇。如果老板将浴池兑出去,那么邹春兰和丈夫甚至连吃住都没有了保障。
当年本想留队无奈没人理睬
“现在也有一些好心人帮我寻找了一些工作的机会,但是都是那种不太稳定的临时工,赚得也不是很多,我们俩还要吃饭,还要找住的地方,总不是个根本的解决办法。”邹春兰看来,最能解决问题的还是体育局这个娘家,这也是她放弃自尊走到公众面前的根本原因。
“我当时分配的时候就跟领导要求过,想留在队里工作,哪怕是让我扫地也行,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邹春兰痛苦地回忆道,“但是当时根本没有人理我,把我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后拿了7万5千块钱就把我打发了。”
为了赶快拿到钱去治病,实在没有办法了的邹春兰只能拿了这笔钱离开。但是在邹春兰心里,始终觉得队里的这种安排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
“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也从没后悔从事体育这个行业,只是希望能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有个能糊口的工作。”当问到她期望的工资收入时,邹春兰想了半天,说出了“七八百元”的数字,对于退役前每个月工资也只有360元的她来说,七八百元已经是她能心目中的最理想的收入了。
“其余的我根本就不敢去想了,像我这个年纪,想要个孩子都成了奢侈的想法。我们都快要饭去了,还敢要孩子?现在就是在农村,养个孩子也至少要十万块,多的得二三十万,我不能想象如果我的孩子跟我说‘妈妈,我要吃这个”而我却买不起,不能给他吃的情景。”
今日再讨说法前途依然未卜
邹春兰的情况在媒体上曝光之后,关注她的人很多,有想提供工作的,有医院愿意免费为她提供治疗的,这些好心人邹春兰都一一记在了心里,但是她最希望的还是原来所在的运动队、体育局能“帮她一把”。
今天,邹春兰再尝试着到吉林省体育局找领导谈谈,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将全程跟踪。至于这件事最终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邹春兰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吧,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关心我的人,但是我也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邹春兰想开了,她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运动员生涯
1971年8月,邹春兰出生于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
1985年,14岁时的邹春兰在梅河口市第七中学上学。邹春兰第一次就举起了45公斤的杠铃。
1987年6月,邹春兰被吉林省体工队的王教练相中,被选拔到省第一体工大队女子举重队,隶属于省体育局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
“ 当时王教练跟我说,只要你用心训练,不出一年,你一定是全国冠军,也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邹春兰说。“获得冠军是每一个运动员奋斗的目标。为了比赛取得好成绩,我拼命地训练。教练还让我吃一种“大力补”的药。我完全相信教练的安排,自己一定能够夺得全国冠军、世界冠军。”
1988年秋天,郑州。全国举重冠军赛在这里举办,邹春兰夺得44公斤级的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其中挺举85公斤、总成绩152.5公斤均打破了世界纪录。
1990年11月,铜陵。全国举重冠军赛上,邹春兰参加48公斤级的比赛,以总成绩175公斤,打破了172.5公斤的全国纪录……
因为种种原因,在邹春兰身体状态最佳的时候,她没有获得参加亚洲、乃至世界级比赛的机会,一直是她无法实现的遗憾。
1993年,是邹春兰成绩不佳的一年。邹春兰回忆说,在那年的全国第七届运动会上,她发现自己的关节特别硬,成绩非常差,竟得了该组比赛的第七名。回来后,经过近10年举重训练的邹春兰退役了(1985年—1993年)。
2000年,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补偿给邹春兰药费5000元,一次性伤病补偿7.5万元,29岁的邹春兰拿着自己的档案,告别了同事和朋友,离开了举重队。
事实上,像邹春兰这样境况窘迫的退役运动员,在中国体育界并非少数。甚至包括亚洲冠军、世界冠军,退役后为生活所迫的潦倒故事也算不上特例。
“好多世锦赛冠军退役后还没着落呢”
刚刚回到北京的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说:“邹春兰那个时代的运动员,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艰难。”
不过邹春兰这样的窘迫生活,在举重界却还算不上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位资深的举重教练甚至颇有些不以为然地告诉记者:“邹春兰只是因为运气不好才落到这种地步。因为她只不过是1988年全国锦标赛冠军,而这样的全国冠军其实并不值钱,就连好多世锦赛冠军,退役以后的生活还没有着落呢。”
“现在中国体育看重的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特别是重竞技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两种金牌,退役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
在1987年到1990年间,邹春兰在女子小级别的比赛中数次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但是命运并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邹春兰,反而决定了她潦倒的退役生涯。那是1993年的第七届全运会,邹春兰因为伤病缘故甚至没有获得奖牌,这成为她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按照极端重视奥运会和全运会金牌的逻辑,像邹春兰这样的全国锦标赛冠军自然不会受到任何政策上的照顾。
邹春兰在七运会失利之后退役,被组织上安排到举重队食堂工作,直到2000年,29岁的邹春兰才拿到了自己的档案,彻底离开了伴随自己成长的举重队。在此期间,邹春兰没有继续求学的机会,也没有学习一技之长的意识,因此离开举重队后,邹春兰立刻感到生活的艰难。
邹春兰说:“我现在只有不到小学3年级的文化水平,拼音都不会。”
更令人感到可怕的是,由于训练初期为了提高成绩而服用某些低劣药物,邹春兰身上有很多明显的男性特征,比如汗毛很重,声音沙哑,皮肤也像男性般粗糙,嘴唇周围的短须更是要及时处理,这让邹春兰始终没有摆脱自卑心理。
马文广也有些无奈地说:“女子举重这个项目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兴起,她们那个时期的运动员,有可能在违禁药物方面走了弯路。”
名额有限的《通知》只能解决少数
在邹春兰的潦倒生活被曝光之前,最让人震撼的例子是2003年6月,辽宁省前亚运会男子举重冠军才力,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去世———当时才力退役后一身伤病没钱医治,正式工作则是辽宁省体运动技术学院保卫处的门卫。
还有女子柔道冠军高凤莲,甚至要拍卖自己的奥运会金牌来获得相应的生活费用。
而事实上,在这许多冠军的身后,那些根本没有冠军头衔的普通运动员,退役之后的生活更是艰难。
两周之前,在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系统人事工作会议上,人事司司长史康成表示,要继续按照《关于给予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医疗照顾的通知》精神,发放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医疗补助、补贴,并继续推行“三金一保”工作,完善运动队激励机制建设,修订完善有关奖励制度。
但只依靠一个名额有限的《通知》还远不能解决大多数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更何况体育系统给予的物质方面的补助和补贴,并不能换来属于运动员自己的谋生能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早在两年之前的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邓亚萍就联合体育界委员,郑重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切实采取措施,做好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的建议》的提案。这份提案的重点除了要求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还强调建立、强化训教一体化制度,确保运动员在完成训练、比赛任务的同时,保证质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并放宽对运动员入学的要求,以便运动员尽快掌握谋生技能。但时至今日,这个提案还没有形成法律法规。
奥运冠军后悔当初没好好学习
据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统计,基层体校小运动员人数已达数十万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在专业体校训练体制下,文化课学习并没有被提到相应的重视程度。这种“重体轻文”的直接后果就是运动员退役时面对社会无所适从。
曾经夺得女子技巧世锦赛冠军的刘菲,2000年退役后几年之内都没有正式工作,她甚至表示过后悔走上体育这条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退役的那天就是我艰难生活的开始。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干,没有基本的生活费,甚至连户口都不知道该放到哪里。”
而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柔道冠军庄晓岩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很后悔自己当初不好好学习。当冠军是暂时的,可一辈子没文化,这个代价太大了。”其实庄晓岩还算幸运的,她被辽宁省体育局照顾在辽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训练科工作,生活压力还不算很大。
据记者了解,现在很多运动队的队员,已经有了学习的意识,因为越来越多的例子说明,运动队并不是保险箱,退役之后的人生同样具有挑战性。
因此,一方面指望国家体育总局规范退役运动员保障制度,并提供大量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还要运动员自己认清形势,抓住学习的机会,才有可能在退役之后享受到同样精彩的人生。
【作者: 楚诗桐】【2006年03月30日 星期四 1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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