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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的程度和範圍
文明，是指在確定地區內的人群和睦相處的社會集團狀態，是指一種相對于之前的先進的社會。文明內涵難於道盡，但是必然有這麼一個內容：同情、扶助、維護弱者（以下統稱維護弱者）。
維護弱者的文明有一個由內向外發展的過程。最初是母親維護親兒（弱者），繼之是家庭、氏族、部落、民族、國家，現在是全世界維護婦女兒童權利。維護弱者的文明也有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先是基於自發的人性的道德同情，發展到今天是剛性法律保護。可以這麼說，維護弱者的程度和廣度可以鑒定一個社會或國家的文明程度。（我曾經寫過一篇《“永遠站在弱者這一邊”探識》http://bbs.aboluowang.com/thread-36287-1-1.html 、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9/29/n3039359.htm 。
主要內容是從權利觀點、道德觀點和英雄觀去論述必須永遠站在弱者的一邊。本文意圖具體地觀察分析中共國強者維護弱者的實情。）
二、中共國對強者維護弱者文化的殄滅
這是美國著名律師丹諾（1857--1938）的名言。他的原話是：“在這場弱者與強者的偉大戰鬥中，只要我的氣息尚在，我將永遠站在弱者的一邊。”過了大約一個世紀，村上春樹2009年2月22日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演講：“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蛋這一邊。”對這正義強音，沒有多少五毛、御用文人敢反駁，有敢反駁的也軟弱無力；反增自醜而已。我說的是今天中共國外自由世界中華人的現況；而不是指中共國內實況。中共國內的實況是：殄滅強者維護弱者文化。
中共怎麼樣殄滅強者維護弱者文化？
毛與其共黨殄滅強者維護弱者文化的武器是鬥爭→階級鬥爭→對敵鬥爭。鬥爭的對像是國家敵人→民族敵人→階級敵人→政府的敵人→黨的敵人→領導集團的敵人→毛澤東（領袖）個人的敵人。共產黨的敵人由始至今都是權力集團中的領袖們的敵人，尤其是毛澤東（或其他領袖）個人的敵人。
毛澤東的鬥爭說詞是中國本土流氓地痞文化與德俄馬列斯洋森林法則相結合的怪胎。在這種鬥爭怪胎下，只有我、我友、我敵之分，沒有強者弱者之別。只要被判定為敵，即可是弱者都必須一律打倒消滅。在這種鬥爭怪胎下的權力世界、黨世界、黨控意識型態領域、社會的公開一面都沒有強者維護弱者的文化、道德生存空間；社會的不公開一面，或說社會有限的私人空間還保留著強者維護弱者的文化，例如在家庭、少數親友間。但是，它不能與黨的利益相沖，否則就要令你家破，甚至人亡。土改時你家收留了一個逃亡地主富農親友，你想維護這個弱到不能再弱的親友，必須準備賠上家破人亡的代價。這可不是只是土改時的特例，歷次政治社會運動都如此，不搞運動時，以致在今天都如此，只是程度略有不同和表現形式不一樣而已。
在這樣恐怖高壓下，強者維護弱者的文化怎麼能生存？
中共為甚麼要打擊弱者？殄滅強者維護弱者文化？
因為黨性作怪。黨性本質是反人性，所以要黨性必然不容同情、愛惜、維護弱者的人性，必定要殄滅人性。
為甚麼說黨性本質是反人性？
因為共產黨的黨性實質就是保黨權──黨對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尤其是對人全面控制的權力。所有權力，不論是專制還是民主的權力本質都是侵犯人權和人們權利的；因為共產黨視權力為生命，甚至甚於生命，更甚者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監督和制衡共產黨權力，所以共產黨極權侵犯人權和人們的權利做得特別昭著、惡劣。“侵犯人權和人們的權利”事實上成了共產黨的本質。
不打弱者，其極權惡政就無以為續。
極權行惡政需要一個條件：有敵人存在，要與敵人作鬥爭（實在沒有敵人時就製造一個出來，或拿抽象的東西作敵人，或拿遠不可及的作敵人…）。只要肯定了有敵人存在，就沒有人能或敢反對極權惡政，因為誰反對就可以順勢把反對者推到敵人一邊打擊之消滅之；人們為了自保只好認同有敵人並作對敵鬥爭狀。
製造敵人最好是大敵人、惡敵人。但是，製造敵人要付出代價，製造的敵人越大代價也越巨，所以，總不能不斷地製造劉少奇、高崗、饒漱石、陳希同這類大敵人；但是又不能沒有敵人，怎麼辦？那就拿現成的弱者開刀。拿弱者開刀行動方便，不用付出多少代價。例如拿黃琦、胡佳、高智晟、劉曉波、艾未未開刀，共產黨並沒有付出多少代價；當然道義代價倒是很高的，可是，共產黨根本就不在乎道義，也沒有道義資本可以付出。
過去有人反駁我說，黃琦、胡佳、高智晟等人反抗能量極大，所以他們並非弱者。我的回答有二。一是，自有中共國以來，所有民間力量和個人力量對掌握國家機器、軍隊、話語機構的共產黨來說都是弱者。二是，面對中共國家的暴政和法律，特別是維穩法律，被告人都是弱者。所以，抓捕判關民間反抗者都是無例外的殄滅弱者的行為。殄滅弱者是共產黨維護黨控全權的必然舉措，是共產黨穩定掌權壓倒一切的必不可少的舉措。
三、中國精英之筆鍾愛強者迫害弱者
依我有限的歷史知識和時事見聞判斷，我總覺得中國的讀書人比外國尤其是西方知識份子是低一等的類別。因為西方知識份子給我的印象是批判權力、批判社會的；中國的讀書人是“跟在勝利者的背後詮釋勝利的英明神武，隨著勝利者翩翩起舞，把勝利者奉上神壇…只是勝利者呼來喝去的奴僕，它只是世俗人間可有可無的娛樂，它沒有精神質地，沒有自己的支點，充其量不過是面向權勢搖尾乞憐的附屬物，是金錢的裝飾品。”（傅國湧：筆的力量在於站在弱者一邊）
按照劣性程度由強到弱，我發現中國讀書人有如下等次。
最劣等──
肉麻當有趣歌功頌得共產黨偉光正的奴才。這可以拿郭沫若、王兆山、餘秋雨、未魯鄭作樣板。
次劣等──
極力表示獨立、中立，作公正態；對共產黨作大咧咧的批評，對反專制反共者則用望遠鏡和放大鏡“找錯誤”，作雞蛋裡挑骨頭式的質疑，總是得出與共產黨一致的結論。這可拿一個叫張鶴慈的做樣板。
以上二劣基本是奴才、御用文人。
三劣等──
這些人很多，他們一般表現是專制民主、專政共和、共党民運各打五十大板。在極強共產黨與極弱民主力量之間和打五十大板。這與“平等”地對待拳擊冠軍與初生嬰兒，給他們各擊五十重拳沒有甚麼差別。在共產黨與民主之間“持平”就是共產黨的幫兇。這方面，有個叫王希哲的表現得極之傑出。
我很少見到西方人有以上各類劣根性表現。相對照下，我覺得中國的讀書人，比西方的好像是劣一等。
張三一言 201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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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7 21: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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