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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
苏联崩溃的第一负责人，当然应该首推斯大林。他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与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斯大林模式，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为了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幸福，但斯大林模式既没有给人民以面包，又没有给人民以自由。人类历史上，无论有多少逆流，最终要回到人间正道，正如大江大河，无论有多少回转、险滩，终究要流入大海一样。所以说，最终使苏联灭亡的，还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建立者。不过，斯大林模式的错误不一定要以苏联的灭亡为代价来纠正。如果斯大林以后的历任接班人能够走上改革之路，以渐进的方式来改变斯大林模式，那么苏共和苏联仍然可以存活下去。人民对谁来领导、叫什么名字，并不在意，只关心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所以，苏联的掘墓人还要从斯大林之后的接班人中去找。马林科夫是浮云，安德罗波夫等病夫也是浮云。在苏联真正起过作用的后斯大林领导人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些人中，赫鲁晓夫认识到了一点斯大林的错误。无论如何，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解释并批判了斯大林“个人迷信”和大屠杀，还第一次揭开了苏联暗流涌动的盖子，开启了改革的启蒙运动“解冻”。尽管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没有从制度上认识到斯大林模式的根本弊病，把“斯大林”和“模式”分裂开来，只批斯大林而不批模式，而且改革的目标不明确，不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模式，却企图修补这个模式，改革的方法又太任意，谈不上有什么整体方案，但赫鲁晓夫仍然是一个功过参半的人物，正如一位艺术家为他塑的半黑半白的塑像一样。他毕竟开启了改革的大门，这一历史功绩不容抹杀。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特别谴责斯大林主义，但仅指责斯大林犯严重错误，未提及自1917年以来苏共的任何主要决议。对于强制集体化和大饥荒等罪行只字未提，仅是党员受迫害的才被言及。1961年赫鲁晓夫才公开指责斯大林犯罪，并允许着名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国内出版着作。1954-1955年，90000名反革命分子从古拉格中解放；1956-1957年苏共二十大后31万政治犯获释；至1959年1月1日仅剩下11000名政治犯仍在狱中。超过200个特别复查委员会派到各监狱进行复查。但官方仅是悄然进行。1964年10月赫氏被赶下台，1965年4月勃列日涅夫上台，随即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即农业改革和工业改革，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有所发展。但勃氏同时强化了社会高压举措，不再容忍异议及过份自由的批评作品公开发行，索尔仁尼琴等异议作家的着作全面被禁。克格勃特务开始对异议人士进行骚扰和监控，苏共加强军费开支，强化军事实力。现在，人们更多把苏联的崩溃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许多中国大陆人，至今对戈尔巴乔夫依然心怀恨意，认为他的“公开化”披露了苏共在历史上的许多罪过，如卡廷森林事件等，败坏了苏共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为苏共和苏联的崩溃埋下了祸根。不过，戈尔巴乔夫不过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皇帝的确没穿衣服，天真无邪的孩子说的无非是人所不敢言的事实，有什么错呢？！孩子的真诚应该得到肯定，戈尔巴乔夫也是如此。苏共所存在的问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即使没有戈尔巴乔夫，又还能掩盖多久。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原意还是想推动改革的，不过斯大林模式实在太根深蒂固了，他也没办法，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苏联崩溃的墓穴并不是他挖好的，他的公开化无非是把苏联向这座墓又推进了一步，而且是推到了墓的边缘。这时无论什么人都无法挽救苏联的崩溃了。至于叶利钦，他只是把苏联推入这座墓的人。这时的苏联已经进入垂死阶段，垂死的钟声一次次响起，斯大林模式被推入墓中，正是水到渠成的事。叶利钦是苏联的送葬者，决不是掘墓人。如果没人先挖好墓，他也不会以埋葬斯大林模式而名垂青史。到底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呢？为苏联掘墓的，是勃列日涅夫！他才是苏联灭亡的罪魁祸首。他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了赫鲁晓夫的权力，但并没有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时期，而是力图再造斯大林模式，重现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加剧了苏联社会固有的矛盾。当苏联人民无法忍受这种制度时，墓也就挖好了，何时下葬只是时间问题，谁来埋葬也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他当政十八年所做的一切，只是不断努力地将墓掘深。当他离世时，经过18年的不懈努力，这个墓已经挖好了，面对这样一个大墓，任何天才的继任者都无法挽救苏联灭亡的命运，无法再寻求渐进的方式来挽救苏联。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了这一点，叶利钦最后只能把苏联推入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墓中，开启俄罗斯的新时代。按照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其基本原理之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制度的崩溃都植根于它的经济制度和由这种制度所决定的经济状况。一种制度或者模式，无论政治如何集权，文化如何受管制，官员如何腐败，只要人民生活满意，它就可以维持下去。即便按这种不现实“假设”，如果政治上集权，文化上管制，官员腐败，经济上也不会使人民过上满意日子。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不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不会有良好的经济状况。这样的“假设”，无非是为了说明经济的重要性，而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计划经济体制。它的政治集权、文化管制、官员腐败，都是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之不可行，已有许多权威著作进行了深入分析。所以，改革决不能修补这种经济体制，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经济体制，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根本变革的基础上再进行其他制度变革。这种改革可以采用渐进式的方法，从而避免引起社会大的动荡，利国利民。不过改革者心里却不一定明白，改革就是为了埋葬计划经济及相应的上层建筑，所要考虑的问题，无非是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如何一步步实现。赫鲁晓夫的失败，并不因为他的改革方法不对，如分为农业类、工业类之类，关键在于根本没认识到计划经济在斯大林模式中的作用及其不可行性。他把一切都归咎于斯大林的个性，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之所以能犯下种种错误，关键还在于制度基础。他不想改变制度，更没想到去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他所做的一切，即使再正确，也是修改、完善这种制度，是补天而不是变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斯大林所犯下的个人崇拜等错误，他又犯了，而他又并不具备斯大林的权威，最后被勃列日涅夫的宫廷政变赶下台也是必然的。用什么方式获取权力并不重要。在封建的家族式继承或苏联式的上一代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权力交接模式中，获得权力都不会是光明正大的，总有某种阴谋或妥协在内。但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无论以什么方式获得权力，只要掌权后能推动历史前进，后人也不会苛责。唐宗宋祖获得权力都不光明正大，甚至是在腥风血雨中完成的权力交接，但现在有谁不说他们是一代明君？有谁还在以他们夺权的方式来否定他们？勃列日涅夫以宫廷政变的方式获取政权本来也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关键是他获得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勃列日涅夫继续赫鲁晓夫的改革，而且纠正方向与方法，那么他今天一定是英雄，也可以避免苏联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的悲剧。可惜，他不是这样的人。与赫鲁晓夫相比，他上台后是完全转向了，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回到斯大林模式。他成了一个新的斯大林，又在起劲地挖斯大林已开始挖的坟墓，使之更深、更大。回到斯大林模式，势必要停止由赫鲁晓夫开始的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及其掌权的“第聂伯罗帮”甚至想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歌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在历史上，为某个人翻案，祭出历史的亡灵，并不是对这个人情深意切，而是为了复兴他们的思想和做法。勃列日涅夫迫于当时人民对斯大林的怨恨，也没敢大张旗鼓这样做，但他们所作所为的确再现了斯大林的那一套。首先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使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开启或正在探讨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停止。那时已被肯定并试验性地采用的企业以利润为中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物质刺激等带有市场经济色彩的改革都停止了，正在探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受到批判。改革的推动者柯西金受到排挤，行政管理经济的方式重振雄风，管理部门的权力也得到扩张。其实，柯西金当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只不过是要用经济手段对计划经济作一点修补。勃列日涅夫连这点改革都制止了。其中当然有把“三驾马车”变为一人独裁的企图，但从他的经济政策来看，他更是一个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徒。而斯大林的关键错误还不在于1930代的大清洗，而在于他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权政治。勃列日涅夫想为斯大林翻案，也不敢否认大清洗之罪，但仍试图召回斯大林模式的亡灵，却对斯大林模式一仍其旧。应该说，计划经济下，由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一定时期内对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二战后的20多年中，苏联保持了高速增长。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形势相当不错。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顺利完成，增长率达到，远高于同期西方国家的增长率。到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美国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而农业总产值达到85%。但苏联计划经济下的这种高增长是靠大量投入资源而实现的，缺乏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到1970年代后期增长率就放慢了，“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工业总产值增长从下降到，农业总产值从下降到，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从下降到。靠投入增加来实现增长走到尽头了，又缺乏技术创新，经济停滞。苏联学界与政界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技术创新与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早在1950年代初，苏联经济学界就讨论了“外延式增长”与“内涵式增长”的问题。外延式增长就是靠增加投入实现增长，内涵式增长就是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实现增长。学界一致认为，外延式增长迟早会遇到限制，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从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增长。苏联的历届领导人也没有少讲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但苏联的增长一直没有从外延式转向内涵式。这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动机。奥国学派的米赛斯认为，企业家的利润来自产品市场价格与成本的差距。企业家为追求利润就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追求利润既是企业家内在的动力，又是外在的压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家和企业都消失了。企业全由国家直接控制，并不以利润为目标，有了利润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亏损了也有政府的“父爱主义”保护，而且，国营企业的领导都是行政官员。这种体制下，企业哪有技术创新的动力！而且，与计划密不可分的专制独裁政治制度压抑了新思想的产生。标新立异会引来杀身之祸，循规蹈矩才能生存下去。这种制度抑制了新思想和技术创新。所以，尽管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也是只有肤浅的“知”，而没有现实的“行”。当然，要说在苏联斯大林模式下没有技术创新，也并不准确。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它的军用技术和空间技术，与美国不相上下。但这种技术创新没有体现在国民经济中：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富民而是强国。苏联的目标是使自己在军事与空间技术上足以与美国对抗，并不惜以举国之力来实现这个目标。计划经济体制下，要集中人力与物力来为这一目标服务。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必然放弃其他目标。所以尽管苏联在军事及空间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却与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关系，相应的技术也并没有运用到国民经济中。而且，把资源应用于这方面，必然减少了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苏联的经济停滞，物资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根源正在于此。长期如此，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满，社会难以稳定。苏联崩溃的深层次根源正在于经济停滞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强国而不富民，最终国家是无法真正强大的。为强国而富民，如果人人贫穷，生活不易，这倒还不会引发太大的问题，但苏联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民贫穷，而少数特权阶层却过着比西方资产阶级还腐化的生活。勃列日涅夫正是这个特权阶层的缔造者和代表。说勃列日涅夫是特权阶层的缔造者，这是《勃列日涅夫18年》作者的看法。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中认为，要是这种计划经济和独裁的制度，就必然有特权阶层。而且，一旦这种制度建立，这个特权阶层就产生了。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的初期，列宁是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的，当时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也不允许特权阶层的出现。但斯大林掌权后，为了维护独裁的体制，他有意扶植了一个特权阶层，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个人迷信既是斯大林的爱好，也是这个特权阶层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创造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在于他的个性，而在于这种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特权阶层。没有这个特权阶层，斯大林得不到支持。他的个性就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任何时候，专制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造就特权阶层是维护这种专制制度的需要。计划经济也为这种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苏联的公有制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真正的所有者、使用者和受益者都是掌握政权的人，因为全民所有由国家代表。在苏联，这种代表又不受人民的制约和监督。这样，全民所有就变成了特权阶层所有。中国批判苏联的“九评”中曾经正确提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公有制度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其实不仅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此，这种制度一旦建立，就必然如此。统治者先有权力，再成为真正的所有者，特权阶层就产生了。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有了权才能有钱”。勃列日涅夫不是特权阶层的缔造者，仅仅是这个阶层的扩大和强化者，他也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也不信马克思主义，尽管讲话中通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实际上考虑的还是如何巩固一己统治地位。他依靠的主要是过去的手下，即《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说的“第聂伯罗集团”。他们早已把马克思主义抛到脑后，一切以小集团的利益为导向。勃列日涅夫无原则地宽容属于自己小集团的人，排斥集团之外的人，波德戈尔内、柯内金就是被他排挤出领导集体的。谋取政治地位，终究还是为了经济利益。勃列日涅夫本人就热衷于名车、别墅和打猎，为子女亲属谋取利益，他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名声甚坏的“太子党”。有了这类榜样，当然上行下效，不用说这个小集团的人，即使没有进入这个小集团的官员也要以权谋私。这样一个特权阶级形成后，他们与广大人民的清贫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这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换言之，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在专制和舆论控制之下，这种来自人民的不满就形成了异见者。异见者是一些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产生是有社会根据的。如果当权者能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做出改进，他们也形不成气候。但勃列日涅夫采取强硬的手段，不是抓进监牢、送去劳改或精神病院，就是赶出国。但这样一来，产生异见的基础不但没有消除，还在加深，最终成为推翻苏联旧体制的一种力量。其实不同政见者任何社会都有，当年的马克思，之后的左翼思想家加尔布雷思、罗宾逊夫人都是不同政见者。但他们都没成什么气候，当局并没有压抑、镇压，他们有些看法被吸收到政策中，不用镇压便自行消散了。对异见者，越是镇压他们就越坚强，越是想扑灭，他们的声势就越大。甚至原来一些本来没有引起人民重视的异端思想，越是镇压，知道并接受的人就越多。勃列日涅夫对异见者的种种打压，最后使他们成为日后推翻苏联的强有力的力量。打压异见者，也就是在给自己掘墓。勃列日涅夫打压索尔仁尼琴，打压萨哈罗夫，他们反倒各自获得了诺贝尔奖。打压使这些人获得了世界级声誉。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异见者的出现并形成一股势力，肯定有其社会根源。打压等于给异见者火上浇油。这就正如对皮球，给它放了气，它就动不了了，越拍打跳得越高。使勃列日涅夫给苏联掘的墓越来越大的，还有他的外交政策。出兵捷克和阿富汗是最大的失误。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出兵捷克，只是延迟了捷克的改革，但并不能改变改革的历史趋势。这不仅使苏联在国际上处于难堪的地位，而且在国内也引起人民不满。出兵阿富汗进行扩张，使自己陷入了泥潭，物质人员上的损失和声誉的损失，给摇摇欲坠的苏联以最后一击。勃列日涅夫18年经营的内外失败是苏联崩溃的基本原因。墓已经挖好了，戈尔巴乔夫再无回天之力，叶利钦轻轻一推，苏联就进了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坟墓。当然，苏联的崩溃并不是一件坏事。在斯大林模式建立之时，它覆亡的命运也许就注定了，不进行彻底改革，苏联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在叶利钦结束了斯大林模式后，俄罗斯和苏联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各国才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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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 09: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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