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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时代，如果有什么事办不好，办错了，出现了大失误，方向上的失误，毛泽东都会从两个方面找原因，一个是在外部找原因。原先以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后来发现苏联亡我之心也不死，再后来发现，周边的小国家也亡我之心不死，再后来发现，不论是外国离我国远近，都会亡我之心不死。一部分以美国为首亡我之心不死，一部分以苏联为首亡我之心不死，毛泽东没有办法，就搞出第三世界理论，第三世界比较穷，给他们点钱，他们就会认为中国好，花钱买了几个没有亡我之心的人，这些国家的人有事没事的到中国要点钱，中国给点钱，再让中国人看到来中国的还真不少，就知道中国的朋友遍天下，那个时候国门没打开，来几个人就会让人感到中国朋友遍布亚非拉，中国人也高兴，没有美国，没了苏联，中国照样腰板直，说话理直气壮，看看那个时候的外国人，都坐在毛泽东身边，被蒙蔽的国人，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真是可以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了。美国、苏联想亡中国，那真是门都没有了，不过既然有外鬼，那也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于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不可少的。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过这样想就低估了毛泽东了，他的真实目的是不想担责任，想把责任推到外国，这一方面证明他个人的伟大，另一方面可以转移矛盾。就连大跃进，毛泽东也把苏联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粮食说成是苏联卡我们的脖子，专制国家，统法者的面子大于普通人的生命，普通人的生命只有依附于统治者的面子上面才有价值，大跃进死去的成千上万的亡灵构成了毛泽东的面子。
另一个是在内部找原因。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就说过，中国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矛盾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得镇压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就得用民主的方法。但是这里贯穿的是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思维，敌我矛盾是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阶级斗争思维，要人治不要法治，要专制不要民主，把民主不用制度固定下来而用可用可不用的方法，这种民主的方法就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大民主，其结果就是内部矛盾不断，内部敌人不断增多。反右把知识分子当成敌人，庐山会议把彭德怀反党集团当成敌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邓小平当成敌人，把林彪这一个内定的接班人也视为反党集团。其实，在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革命前有阶级敌人，革命后还有阶级敌人，走资派还在走，就是专制体制的内在逻辑。世界上有哪一个专制国家不是敌人不断，消灭敌人不断呢，专制者总是觉得这个国家是他的，任何人都会打劫他的家，所以专制者总也断不了敌了，总有消灭不了的敌人，前一个敌人倒下了，新的敌人又起来了，不断地树立敌人，不断地消灭敌人，是专制者的使命，最后被敌人所消灭，成了专制者的宿命。在内部找敌人的目的，就是把错误转移到敌人的身上，以视自己的清白和绝对正确。
邓小平是体制中人，深受专制之害，也深知专制之苦，在他出山之际，首先反对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专制，所以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告别专制。他深刻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扬民主，要加强法制，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并认为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后来者把民主提的更高，把民主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提升，但在升华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忽略了邓小平提的民主是彻底地否定封建专制，是要大胆地吸取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不否定专制是难以谈民主的。提升民主理论而不切实否定专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以抬高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可没少干过。
否定专制，就是在两个方面不要人为地制造敌人，一个是不要在外部制造敌人，另一个是不要在内部制造敌人。民主在外部争一个和平的世界，在内部争一个妥协的社会，妥协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
美国不是敌人，苏联不是敌人，苏联解体之前不是敌人，解体之后也不是敌人。在外面要广交朋友，邓小平说超越意识形态，美国的价值观是自由主义价值观，但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不妨碍交朋友，苏联解体之前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不成功的表面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的价值观，双方也有共同利益，不同的价值观并不等于没有共同的规则，相同的价值观并不等于有共同的规则，但如果想在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规则超越不同的价值观或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后来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得按着世界规则去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敌对势力了，如果说有，那只是价值观不同而已，价值观不同并不是构成敌人的条件，价值观就是价值观。根据价值观去制造敌人，是原教旨主义的作法，发展到极端那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是恐怖主义，可是美国却是反恐怖主义的，中国也是反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而不同的价值观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元素，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人类的文明才有进步。
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区分敌我友已经过去，那么根据利益区别敌我友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命题，有利益就有冲突，有冲突就需要解决，解决的方式一个是暴力的，一个是和平的，现在中国强调和平解决利益冲突，各方在利益可接受的情况下知进退，妥协是解决利益冲突的灵魂，不需要大战一场。价值冲突不是成为敌人的条件，利益冲突也不是成为敌人的条件，敌人的条件不具备，敌人也就只存在一种，那就是恐怖主义，如果国内与外国势力勾结，那只能说是与恐怖主义勾结，这是所有人都必须反对的。如果不是与恐怖主义的勾结，就是仅仅因为境外有联系就视为敌对势力，至少理由不充分。如果进而言之，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和外国政党进行交流、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进行交流、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进行合作，官方有来往，民间有合作都可视之为与境外势力勾结吧。
就内部来说，毛泽东处处设敌，处处与敌作斗争的专制做法在邓小平的彻底否定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但实际上并不有退出历史舞台，甚至阴魂不散。国内没有敌人，只有各个不同的阶层，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同盟者，这些建设者和同盟者发生各种不同的利益冲突、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权力与权利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权力和权利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的方式来解决，对于权力者来说，应该通过完善宪法、建立宪政来使权力有效分立并制衡，并以宪法约束之。
目前中国的权力腐败、权力滥用、权力本位十分严重，如果不对权力加以宪政式的分立与约束，通过党风廉政建设、加强思想教育是根本靠不住的，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视为敌我矛盾是错误的，会使权力腐败和滥用更加猖獗，更容易以人民的名义、以党的名义侵犯公民权利。把权力与权利的矛盾看成是敌我矛盾是权力者或为面子、或为乌纱帽、或为稳定、或为腐败、或为既得利益、或为政治前程编造出来的一个政治名词，是毛泽东专制思想在新时代的延续。权力者也会因此巧立名目，把毛泽东时期的那种专制形式拿来为权力者服务。只要公民反腐败、上访、反强征土地、反强制拆迁、搞民主自治、搞村民自治、搞社会管理创新等权力者都可以视为敌对势力，通过敌对势力的招牌名正言顺地打击公民。
权力者与权利者的矛盾的解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公民视之为不明真相，受敌对势力的煽动，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对敌对势力进行打压，进行抓捕。不断地制造敌对势力，不断地打压敌对势力，把不是敌对势力的说成是敌对势力，最终是所有人都是敌对势力，就是以人民为敌。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所有人就会把权力当成敌人，到了那个时候，权力者悔之晚也。权力者就会如苏联十月革命一样，一个人喊两下，政权就倒了，也会如苏联解体，一个人在总统办公室说，苏联共产党解散，散了也就散了。曲未终，人已散，人没走，茶就凉，娜拉还没出走，家就没了。
找敌人，找来找去是个无。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敌人可供战斗，世界上如果那么多敌人，人活着意义何在？敌人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有敌人，哪来的敌对势力？难道事情做错了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并以此来推卸责任？美国总统下来了，没事在商店买个菜，也没人想杀他。你看看朝鲜，死了一个金正日，在联合国还强迫别人默哀，结果大多数国家退场，只有十七个国家默哀，其中还包括中国。在朝鲜国内让别人宣誓效忠，还给国民发点海鲜笼络人心，这是制造敌人的结果，是制造多少敌人自己都不知道而恐怖又不自信的结果。
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发展趋势来看，民主化的潮流不可遏制地进入了第五波，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民主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恐怖主义，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敌人，外部没有敌人，内部也没有敌人。外部需要国与国的合作，共建地球村，内部需要与公民合作，共建民主国家。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凡是搞专制的国家，外有敌人内有反对派，凡是搞民主的国家，外有朋友遍天下，内有各个政治精英的精诚合作，就是反对派，也是忠诚于国家、忠诚于民主的反对派，反对派也是国家的建设派。民主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各个派别的合作使一个社会欣欣向荣，使每一个人具有价值和尊严。作为民主国家的人，在国内有尊严，有国外有尊严，尊严写在每一个公民的脸上，所有人的尊严凝聚在一起，就是国家的尊严。
再说中国吧，最近的乌坎事件开始也是以敌对势力、境外势力定性，找来找去没找到敌人，只找到境外媒体，把境外媒体当做敌对势力。可是事出了，还不让人家说，人家说了就把人家当敌对势力，这是转嫁矛盾。只是让当地官员感到失望的是，敌对势力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果说有敌对势力，也是他们自己。对于乌坎人来说，他们用民主自治、用自己的现身说法，打败了官员们制造的敌对势力的幻象。
有一首小孩子经常唱的歌，名字叫《春天在哪里》，其中有一句歌词叫“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把小朋友的歌词换一下，官员敌对性的思维也如歌词所述：“敌人在哪里呀，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官员的眼睛里。”官员看谁都是敌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如同金正日死了般地不自信了。官员如果想要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就得转变敌对性的思维，把敌对性思维转变成以人为本的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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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6 0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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