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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非满清之罪(2)自坏天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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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2 08:21: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明亡非满清之罪(2)自坏天灭(图)   

作者: 天翼     

2009-09-21  





【新三才综合】满清人始终坚持,他们不是从明朝手里夺得江山的。



满清得天下之“正”


1645年清兵南下,摄政王多尔衮有一封信寄给史可法,半为恐吓、半为劝降。信写得很机巧,说:“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肆毒君亲。中国臣民,未闻有加遗一矢。”因此,“夫国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也。”现在看来,明清易代这一官方“辞令”,是清政权深思熟虑后创造的“意识形态话语”(首倡者为范文程)。事隔73年后,康熙五十六年,有一篇长达2700字的“圣祖长谕”,历数平生,大讲兴亡治乱之道,其中有一长段与前说呼应。康熙帝对臣下说: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


当我们仔细琢磨过康熙帝的说法,觉得“味道浓极了”。这里不谈论康熙帝是否存在胜者的“话语霸权”问题,但就表面而言,有多种入情合理的意味:过去我们是尊重你们大明天子为“共主”的,可你们的皇帝不争气,老百姓造反,把天下丢了,这怪谁?在中国,在历史上,谁是“真主”,不是看出身,而是看谁有能力为天下扫除“乱臣贼子”,“应天顺人,抚有区宇”,把握中国全局。 “英雄不问出身”, 你们过去的皇帝,一个是小小的亭长(最多相当于乡长),一个是穷村小庙里的和尚,我们虽是“少数族”,但是也跟前任一样“应天顺人”,去除乱臣贼子,是正当合法的,你们怎么就觉得不对味呢?


满清的成功统治不容易。但是毋庸置疑,满清的成功是成功地继承了汉民族的文化传承。这里只能说一项:清人在入关前后,对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合法性资源”一直是在努力学习、认真钻研的,也很重视发挥为他们服务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方面,与过去辽金、蒙元相比,都可谓“当刮目相看”。因此,机会到来时,在运用汉族意识形态资源,收笼人心方面,真是“后生可畏”,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二条汉族统治的“祖训”不松口。并且不把自己看成是外人,而是中华的一分子。例如入关前,即宣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


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多尔衮接受吴三桂投降时,特别强调此次“兵以义动”,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又安百姓不可”。


入京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减轻民众负担;另一条也很厉害,下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对在京明官一揽子包下,概不追究他们“从逆”大顺的“政治问题”。发现强迫剃发感情上有大阻力,从策略考虑,果断暂缓薙发,能进又能退。因此清兵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颇得汉人的协助。


现代清史研究的开山祖是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里评论这段历史,也说:“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馀皆沿袭明制。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十人心之用。”称赞满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类,其知识随势力而进”,前期诸帝比明中后期都强,可惜末代子孙“死于安乐,以致亡国灭种”。


大明的致命’癌症”


当时,无论是明人还是清人,都明白事变是由所谓“流寇”即农民起义引起的。不是农民军17年对明的长期消耗,几无可“勤王”之兵(明的军事主力全在北方),京城也不会坐以待毙,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阔步走入紫禁城。因此,明清易代之际的“记忆史”,议论的焦点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责任”上来:大明政权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变得不堪一击,拱手与人?


“记忆史”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胜其多,观点却十分混乱。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


有没有可质疑的馀地呢?我想是有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万历皇帝“罢工”20年不上朝,经济不是照样“花团锦簇”,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再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都是最下层的,所谓苦日子是必然,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谓“有压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总有“烧火棍打白果――够不着”的味道。   


重读明清易代史,新的发现和体会也有一点。近几年西方人对明清史研究的热情很高,出了不少书。他们的视角独特,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譬如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其实这项研究,中国学者梁方仲、全汉升走在前,只是没有引起国人足够注意)。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弗兰克等人为了向欧洲中心主义展示“造反有理”,说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推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


这一项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异的“白银”功能,在明代历史上,是否像弗兰克说的那样,使明史变得一片光明?还产生了别的什么效果没有?假若经济形势真那么好,明末的社会动乱和政权的崩溃,当如何解释?很明显,从“白银资本”话题出发,有一个疑问是必须被提出,并加以深究的: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白银到哪里去了?在哪些人手里?作什么用途,是用以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生活了呢,还是用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白银”贪婪弃忠义


清朝康熙年间计六奇汇编的《明季北略》,因收录杂芜、考辨不精,史家使用常取谨慎态度。其中收录有宋献策、李岩两人的长篇对话,我估计是落第文人借宋、李之酒,浇自己心中的愤懑,显属编造,却点出了大明政治与白银贪婪的关联。大意是:李岩问明朝经科举选官入政坛非常不易,“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也?”宋献策的解释,大明天下,满朝公卿,哪个不是坐享荣华富贵,年薪丰厚,怎么肯随便舍弃?刚考上的,会说“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顶。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老官僚则认为“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因此宋献策总结说: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家辛苦挣得来的,各处和各个环节都得花费白银,子母相权,赢利至上,弃旧事新,把忠义二字抛到九霄云外,是毫不足怪的。


不错,从众多的“记忆史”里,也能够确证明王朝君臣上下搜刮到的白银数量,多得惊人。崇祯末仅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上涨到年约三千馀万两白银。五六十年间,民间负担增加到三倍。崇祯五年有人揭发,淮阳巡抚半年内即有赃款17万两私入“小金库”,不防突然调任,仅支二万离去,馀额尽为后继者所得。后者又兼了缉私的“巡盐”,欺匿盐税21万两。然而,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花在奢侈性消费方面,多少还能对各类“生活服务业”起点“推动”作用,遗憾的是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实据,竟是因为他们死到临头还抱住不放,最终被大顺军抄没,原形毕露。


据《甲申核真略》、《再生纪略》、《甲申传信录》等书记载,甲申正月初一,前线告急,内阁向皇上询问库藏究竟还有多少银子。崇祯愁眉不展,含糊地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不愿透底。三月初十,义军离北京越来越近,为筹措军饷,皇帝派太监向大臣、勋戚、大珰逐家强行“捐银”。众人各各哭穷,都说“家银无多”。龙颜大怒下,老皇亲张国纪捐二万,皇后父亲捐一万,其馀“未有及万者”。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最富,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也只肯认捐一万两。大学士陈演推托“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向来清苦,一毛不拔。     


然而,到大顺“拷掠”抄家,老底全兜了出来:陈演被拘,派人送四万两至刘宗敏府,结果为家仆告发,“先后搜掘黄金360两,白银48000两,珠宝盈斗”。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在皇后父亲周家,搜得白银53万两,“缎匹以车载者相属于道”。


据说大顺军早有“坐探”潜入京城,对官僚的家底深入摸排,因此刘宗敏等对他们的“追赃”定出了“指标”:内阁大臣级为十万,各部、院、锦衣卫以及顺天府长官七、五、三万不等,科道监察官员和吏部官员五万至三万[这是受贿最多的部门],翰林三万至一万,其馀部属(司长、处长)则各以千计。当然,这种“毛估估”也有个别是虚夸的,有的被酷夹而死,仍不足此数。但若考虑到这些官僚勋戚还有收贮或存放在别处的大量金银,例如票号、钱庄,以及蓄藏于老家的,占有的白银肯定还有不少未被大顺军抄走。在京抄得总数多少?《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说:刘宗敏上交一千万两,而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充数”。李岩有否其人也成问题,此说只能姑妄听之,但总数有千万两之多,似不算夸张;这里,还没有包括各书透露的大顺军官和士兵私抄入己之数。《甲申核真略》作者由接触义军所得印象是:士兵囊中多者五六百两,少者亦有一、二百两。


从国库里抄没的有个大约的总数。据目击者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叙述,从四月十日起,即有马骡等车辆不断装运各库银锭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骑计。据他观察,所载的内库“镇库银”,刻有“永乐”字号,每锭500两,每骑二锭(千骑则为一百万两),其它寻常元宝则打成包裹搭装在一起,不易辨认。估计白银总数是3700万两,黄金为若干万两。


赵士锦任职户部,比较清楚底细。他在《甲申纪事》中说:载往陕西的银锭上有万历年号,因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有动,计白银三千馀万两,黄金150万两。白银数与前杨士聪比较接近,再将黄金折为1500万两白银,总价值约为4500万两白银。史惇在《恸馀杂记》里说崇祯帝确实以为内帑已空,为厂监内臣所欺隐,一直蒙在鼓里,结果尽为“闯贼”所得,“宫中得金银七千馀万”,此恐得之道路传闻,未必确凿。我约摸地估算,掌握在京城皇宫和官僚手里的白银,总数至少在五千多万两以上,约占弗兰克所说白银总数的1/6。至于贮藏在各地藩王、官僚、富绅私宅里的白银,其数亦当十分可观。


文秉为明末内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依据父亲及亲友所藏大量邸报奏疏抄件,按年汇辑成《烈皇小识》,保留了揭发官僚贿赂的诸多“原始材料”。书中记载崇祯三年,后金兵入犯永平(今卢龙县,属唐山地区),乡官白养粹降敌。督师孙承宗命辽东明将祖大寿(此人后降清)、马世龙退敌。收复永平后,“叛人白养粹已死,其母尚在,张春先至,尽封所有而出,绝无染指。世龙则尽取其所有。大寿至,遂将白母用极刑,乃尽出其窖藏,盖几百万云”。河北的一个乡官(退休官僚),窖藏白银达几百万两,由此推想全国官吏聚敛的总数会有多么大!


各书记载,都对京城勋戚、官僚的贪财吝财以及种种媚态,极尽暴露讥讽的能事。例如对大顺长官将士使用贿赂旧技,多有送金银珠宝的,甚至也有送婢女或以婢女冒充女儿上门的,无耻至极。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社会实情与弗兰克等人的想象大相径庭。弗兰克不理解“国富”、官富不等于民富。在此情景下,普通百姓能捧些小银子过过手气,就算阔的了――保不定今天在手,明天还得交进官府(明末赋税是要交白银的)。明代的白银滚滚,没有富国强民,倒是极大地刺激了各级当权者的贪欲。皇帝不负皇帝的责任,不行德政扶正祛邪;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大臣不能守道奉德,社会丧失了道德信念和追求,只有钱最实用,无论什么时候,银子总是好东西。所以聚敛白银成风。明中期以来廷臣间无休止的争斗,以及亡国前后投降失节之风的极盛,都与白银的诱惑不无关联。


总之,白银的权力化,权力的白银化使贪污腐败的规模愈演愈烈,屡禁不止,人心不古,吏治每况而愈下,民怨沸腾。正应了“成住坏灭”的规律,国无道,君臣缺德,社会败坏,那就到了“灭”的时候了。一旦天象异变,则改朝换代必然,就像人体新陈代谢一样。


现代人往往指“天运”为迷信、愚蠢,不屑一顾。今天我要为这一说法“翻案”。明清易代的原因,可以罗列几十款,款款都找得到证据;但若强行证伪,每一款都很难单独成立。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长期被忽略,或者说意识不那么强烈,那就是:在明代的中后期,东亚大陆适逢称为“小冰河”的自然灾变周期,从中国到朝鲜普遍受灾,西北与中原尤为严重。正是这一“天变”的因素,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中国政坛才最终演绎出百年一遇的“火山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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