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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晚年的忧思: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帅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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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3 23:44: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

忧思缘何而起,钱老有何建议?跟随钱老26年之久的秘书兼学术助手、年届七旬的涂元季先生,昨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钱老心目中的杰出人才

在钱学森这位科学巨擘眼中,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杰出人才"呢?

"他心目中的杰出人才要比一般的专家、院士高出一大截,用他的话说叫‘科技帅才'。"涂元季说,"按钱老的标准,这样的杰出人才不仅要在国内某一领域位居前沿,而且要在全球科技领域让人一提到就竖起大拇指;不仅个人要具备拔尖的学术水平,还要有本事团结一大批人,统领一大批专家攻克重大的科技难关。"

"钱老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与他当时连续几年关注国家各种科技奖励获奖名单有关。"涂元季说,"他看到那些获奖项目涉及的专业很琐细,非常为之担忧。"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什么样的成果称得上"重大创新"呢?涂元季说:"‘两弹一星'之外,就要属‘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了。钱老多次提到,这是他很欣赏的一个项目,‘毕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培养杰出人才卡在哪里

"他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的学科专业不能分得太细。"涂元季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学习苏联实施教育改革以后,按照苏联的模式,大学学科专业都分得很细。"涂元季说,"在钱老内心里面,他对苏联那一套不欣赏,他比较欣赏美国的那一套,就是理工结合。这源自他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的亲身体会。" 

"钱老反复强调,杰出人才的产生离不开宽松的学术氛围,办大学要有一种很宽松的学术氛围啊!"涂元季说,"钱老当初在加州理工学院时,学术氛围非常民主,他挑战过一些学术权威。他晚年多次说过,要敢于培养年轻人挑战权威才行啊,‘学术权威把着位置,他往那儿一坐,旁边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哪行啊。"

钱老建议:理工文兼收并蓄

"钱老晚年认真思考过杰出人才培养的问题,他的观点也由理工结合发展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涂元季说,"他经常说,学理工的,要懂一点文学艺术,才能够大跨度地联想。"

钱学森一生兴趣广泛,知识面很宽,他不仅是科学大师,而且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在早年求学时他虽然学的是自然科学,但同时也学过钢琴和管弦乐,曾是上海交大铜管乐团的重要成员。他曾师从著名国画大师高希尧先生学习绘画,而且成绩很好,得到高先生的表扬。他常说,他在科学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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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1 12:44:35 | 显示全部楼层

梁京:钱学森的遗憾

尽管年近98岁,钱学森的去世仍然让万千国人深感悲痛,这绝不仅因为他一生成就非凡,更重要的是,人们一直能够感觉到这位老人伟大的人格力量。三年前,当温家宝前来看望时,钱老机敏地摆脱相互恭维的官场俗套,把话题转向了当今中国乌烟瘴气的教育现状,说出了温家宝并不想听的话--

“(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如此高龄的老人,对外面的事情依然如此了解和关心,不能不令人深感惊讶。但是,钱老的忠告未能改善糟糕的现状。温家宝并无作为,“周济捣蛋”又肆虐了三年,钱学森不得不带着遗憾而离去。

如果钱老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知道更多,他的遗憾不会仅限于教育的失败。离美返国前,钱学森曾对采访记者说:“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三联《生活周刊》2009第41期)钱老的理想在他生前实现了吗?显然没有。不错,钱老帮助中国获得了火箭、卫星和原子弹,为国家赢得了尊严,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耀,但是,仅有火箭和原子弹就能够使多数中国人活得快乐和有尊严吗?

以钱老之敏锐,我相信他生前已能感觉到,今日中国发生着一个他不曾料到的危机,教育的失败,只不过是中国悲剧性的整体危机之一部分。百余年来,无数怀抱救国理想的英烈,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今日的中国终于有了巨大的财富和国家实力,但拒绝放弃一党专制的中共元老,却把大权交到一群庸才和奴才的手中。这些人除了沽名钓誉和谋取私利,并不知道要把这个国家带往何处。钱老对人才难出的感叹,表达了他对中国前景的隐忧。

与钱老同感忧虑的老人,又何止他一个。上周,一条网上新闻受到众多关注:民主党派人士、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竟然在一次会议上嚎啕大哭。这位元元元同样是工程技术出身的老人,每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调查。10月26日,他在北京举办的“2009年首届中国应急管理高峰论坛”上,分析群体事件时几度哽咽,道出一系列怵目惊心的事实和数字,与会者受到极大震撼。

任玉玲说,从1993年到2003年,群体事件发生率平均每年递增17%,从1万起增加到6万起,从72万人增至302万人;08年6月瓮安事件后,群体事件发生频率更高,规模更大;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国家机器的投入,挤占了三农和教育开支;国外大学生创业率为20%,中国不到1%。国外万人创办企业数量是45个,中国才9个;中国看守所关押人员的75%是青年,其中的75%又是盗窃、抢劫。

流览各种媒体,中国每况愈下的治理危机和社会危机已无法掩饰,更加无法掩饰的是当权者面对危机一筹莫展,除了讲空话,就是下死命令,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正在加速滑向孙立平教授所说的“不可治理状态”,纵有忧国忧民之士,也无可奈何。无论是直言忠告还是献计献策,当权者都听不进去,因为庸才和奴才本非治国之才,让他们当权,只会混一日算一日,得过且过。

为什么中国的杰出人才只有在危难时刻才有出头机会?为什么盛世之下总是庸才和奴才辈出?钱老的去世令中国人不得不对这些问题再做思考。

中国人都喜欢说爱国,但一个拥有如此众多爱国者的国家,为什么会如此苦难深重?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百姓活得不快乐,活得没尊严?

中国精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那就是国家尊严永远高于个人尊严,爱国就要学会忍辱负重,甘作奴才。这种偏见使奴才哲学在中国大行其道,是今日国家陷入奴才治国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人才难出的重要原因。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创意天才非常在意个人尊严,而庸才和奴才则不以为然。

若不是当年遭到美国政府的人格侮辱,钱学森会回国吗?这恐怕已是永远难解之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钱老虽然用自己的才华维护了祖国和个人的尊严,但看到这么多同胞活得没有尊严,他还是会深感遗憾的。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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