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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项小凯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文革，存在很多种说法，一个常见的命题就是，认为文革是一场民主实践。支持者认为，文革中，以学生们为首，大鸣大放大字报，公开表达自己意见，并对官僚阶层发起冲击；这些活动是自发形成的，表达了多数民众的意志，因此，文革本身是民主的。
这个命题的迷惑性就在于，把多数人参与的性质，和民主的概念相混淆。民主，按照字面意思，的确包含这多数统治的意思（democracy，rulebymajority），但是这绝非民主的唯一特征；如果仅仅把民主理解为多数统治，那么，我们可以追问，纳粹屠杀犹太人是民主实践吗？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种族歧视制度是民主实践吗？类似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追问很多。
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种族屠杀和种族歧视都是非正义的，也不应该被民主所支持。如果有一种民主，支持这样的非正义的实践，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民主本身就有问题，它本身就应该被否定。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我们不妨从历史出发，对民主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大致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的分析。为简化起见，笔者把历史上的民主大致分为两个代表阶段：以古代雅典为代表的古典民主，和发源于近代英国并普及到今天很多国家的自由民主。我们可以参照历史，比较差异，从而分析为什么“多数人的暴行”并非一种民主实践。
古雅典最早源于梭伦改革，引进部分民主，重点在于以财产划分阶级，将原本由贵族垄断的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转移到平民阶层；一段时期之后，僭主庇西特拉图上台，废除了梭伦改革的大部分民主内容，实施开明专制；再之后，经过短时期的混乱，克利斯提尼掌握实际权力，重建雅典民主制度，并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雅典民主政治的巅峰。
尽管在今天看来，古雅典的民主其实也非常有限：即使在最开明的伯里克利时期，也只有雅典成年男性公民享有政治权力，他们只占到雅典总人口的1/5或1/10，妇女、外侨、奴隶不享有政治权力。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无论是梭伦的改革，还是庇西特拉图的专制，还是克利斯提尼与伯里克利的民主重建，他们都毫无例外地遵循了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法治。
法治，或许是古典民主实践的最重要经验。法治的重要性，或许不在于法治本身的特殊性，而在于它清理了社会潜规则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必然会受到某种规则的限制；最残酷最野蛮的社会秩序，莫过于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人类选择法治，以法律规制社会行为，使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走向文明。
因此，法治是雅典古典民主实践的基石。法治的重要性在于，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制了社会的秩序；所有的政治实践，包括政治改革，原则上都应该被纳于法律框架之内，而这恰恰就是宪政的实质。法律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但规制社会各层各方的当前行为，也规制了它们对将来行为的期望，保证了社会博弈的可持续性。
为什么法治很重要？我们把法治分解为立法、行政和司法，即法律的制定、执行和监督。首先，立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博弈行为，各层各方必然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对抗、折衷，最后达成某种协议；如果是民主立法，那么法律就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志，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了社会的正当与不当行为。
立法的博弈可以说是“第一次”博弈，之后的行政、司法实践中又会发生“第二次”、“第三次”……博弈，这实际上这是一个蛋孵鸡，鸡生蛋的过程，是一种多重博弈。因此，在法治健全的情况下，社会的各层各方会经过多重博弈，从而逐渐形成某种共识，使社会在这种共识所规制的秩序下运行。
那么文革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文革期间存在法治吗？首先，文革时期，中国成文的正式法律只有两部，一部《宪法》，一部《婚姻法》。显然，社会秩序不可能仅仅由这两部法律来规制。那么社会实践的规则是什么呢？答案是是律令，也就是执政党的决议。
毛泽东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可以作为参考：“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有各种规章制……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可见，当时的社会不是由法律，而是由执政党的意志，以决议的形式来规制。理论上，执政党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表达自我意志，并通过法治来实现这个意志；但是，如果走法治程序，则不可避免，将会发生多重社会博弈过程，社会力量就有了表述自身利益诉求的机会，增加了执政党垄断意志表达的难度，降低了意志表达的灵活性。因此，以党治代替法治，更容易达到执政党意志表述的最大化。
在文革期间，执政党意志又进一步表现为政治领袖的意志。没有了法治，在领袖崇拜的意识形态下，服从领袖意志，就成为社会最大的潜规则。因此，文革的各项社会实践不是服从于法律秩序，而是服从于领袖意志；文革是非法治的，因此，文革本质上就不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这里，或许有人会质问，历史上的民主革命难道不是非法治的？难道它们不是民主的？典型的例子，包括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革命等等。笔者认为，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暴力非法事件；非法性，是革命的本质属性；革命本身，并不能让它被划分为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追问革命本身的民主属性就是一个伪问题；所谓民主革命，只不过是它们的结果恰好产生了民主政治；换句话说，所谓民主革命是一种事后定义，民主还是非民主，不是由这些革命来说明，而是由这些革命的结果来说明。再换句话说，所有革命本身，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民主实践。
如果我们把文革视作一场社会革命，那么显然，它不可能是民主的；如果我们不认为它是一场革命，那么由于缺乏法治，它也不可能是民主的。
我们再来看近代英国政治的经验。英国思想家洛克恰逢其时地在光荣革命时期发表了《政府论》，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发端。他的核心思想是，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对个体自由权利的保护。之后的自由主义者密尔进一步提出，社会的自由，在于保护个体不受暴政之害，包括包含少数分子不受大多数暴政的迫害。
自由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谱系广泛的思想体系，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洛克强调私人产权自由，密尔强调言论和行为的自由，富兰克林引入免于匮乏的自由等等。无论怎样，民主必须以不侵犯基本的个体自由为前提，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而与此相对的是，文革中发生了大量多数人侵犯少数人基本自由权利的事实，就连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不能幸免。因此，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类似，文革绝不是民主实践，因为它野蛮地侵犯了个体自由；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也违反了这一原则，虽然在历史上它曾以法律的面目出现。
民主实践自古典时期开始，就是以法治为制度基石；发源于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又为民主加入了新的内涵；因此，我们可以说，文革不是民主实践，因为它既无法治，又反自由，文革是货真价实的反民主实践。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刻画现代民主：它必然建立在保护个体自由权利的基础之上；必须以法治（包括宪政）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制手段；在不违反前述两个条件的前提下，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本决策原则。只有某个社会实践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可以说，它是民主的。而仅仅包含多数决策的特征则是远远不够的：它可能是一种民主实践，也可能是一种多数人的暴行。
这样，我们不仅回答了文革是不是民主实践这个问题，也对民主本身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民主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体自由，能不能有效地保护个体自由，是检验真伪民主的试金石；而要建立民主，则必须通过法治手段，有没有实质法治，是能不能达到实质民主的关键。
因此，今天我们所说的民主，就应该是一种包含了自由、法治、民主因素的有机体系，缺少任何一个部分，这个体系就不再完整，就会发生变质。那么，今天的中国民主吗？相信各位已经有了答案。如果它还“不够”民主，那么它应该如何“更”民主？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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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14 07: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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