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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30 01:56 中国时报 【杨渡】
这二十几年来，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中国崩溃论」。所谓「三年必乱，五年必亡」。然而听闻至今，终未实现。而果真实现，也必是台湾的灾难吧！
第一次听到中国必乱，是一九八九年底，报导文学作家刘宾雁来台访问，时在六四之后，外有世界经济制裁，内有政治危机四伏，中国无声压抑，那大约是最令人忧心的时刻。然而，真要发生战乱，总要有直接而立即的危机吧！当时我是作为他的全程陪同，趁空档请他详说原因。他预言三年内必乱；主因在一九九○年起，将进入偿还外债高峰期，中国本身缺乏外汇存底，政府唯有从劳工农民身上剥削，一如一九六○年代还苏联外债，只能用农产品加倍偿还，如此将使农民贫困化，加剧社会矛盾，再加上外国经济制裁，中国恐将进入两千年来「治乱轮回」的宿命。
然而，中国终究熬过了经济的寒冬；一九九二邓小平南巡，带动广东上海的特区经济发展，一路引领沿海经济起飞，二十年下来，中国经济已成世界第二强，外汇存底则是世界第一，情势绝非一九八九年可比。经济稳定是一个关键，即使因全球经济危机而速度稍缓，亦不影响其依靠内需而缓步成长。在一个经济上升的国家，预期它会有动乱和崩溃，实是不太现实的预测。
然而，就未来趋势而言，社会的局部动荡，却是无法避免的。此参考一九八○年代的台湾社会运动，可以得到印证。当时的台湾社运，并非要推翻国民政府的政权，而是各个受到戒严体制压抑的阶级与利益团体，纷纷站出来要求自己在一个民主化社会中所应有的位置与公民权利。工人要求有集会结社罢工权；农民要求农产品保证价格、农地自由买卖；环保团体要求环境影响评估、防治污染等；原住民要求正名、还我土地等；这些要求，绝对不是要推翻政权的革命者想做的事，而只是要回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而已。
台湾一九八○年代的社会运动，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震荡，也是政府要推动改革的必要助力。各种利益团体为争取公民权利而进行抗争，恰恰好可以弥补过去受到损害的人权，完成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所应有的训练。
对现在的大陆来说，这个公民自我训练的阶段，才刚刚开始。各地层出不穷的群众事件，并非坏事。公民可以藉此明白自己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向什么单位寻求协助、该如何争取权益等等。弄明白一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搞清楚政府与民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用宪法加以规范等课题，这是建构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所必要的冲撞的过程。以乌坎事件来说，最后结局是平和落幕，但它最佳的成果，不是冲突平静落幕（官方可能这样看），而是训练了一批尊重法律、可以协商、尊重自己权利义务的公民，这些公民才是这个地方未来最稳定的基磐。而《南方周末》事件的最重要结果，乃是公民与政府都了解言论自由应有一个边界，应有基本的尊重。言论自由本是一场长久的博弈过程。彼此都知所进退，这才是较好的结果。
事实上，最近的群众运动都不是对地方政府有深仇大恨，而是要找回自己应有的公民权利而已。他们不是想来一场政权的革命，国家权力的重组，社会秩序的全面变革；而只是想追求一个公民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法律规范。
换一种眼光观察当前的中国，姑不论西藏、新疆这些种族的冲突，仅就各种社会冲突来看，从环保、生态、劳工权益、农民征地、村民上访等，核心问题是利益冲突，而非想推翻政权的革命。职是之故，这些社会运动乃是社会进步所必要的震荡。
一如美国六○年代的学生运动，台湾八○年代的社会运动，是推动改革的动力一样，这是一个社会的自我健全所必要。中医有所谓发烧是一种治疗的说法，它是让病热发出来，才能治癒。未来的中国，不会是崩溃，而是震荡，一种转型所必要的震荡，为了治癒所必要的震荡。这一点，中共当局恐怕要有健康的认知为好。（作者为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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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23 19: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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