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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中共建政后干了很多坏事，其中有三件最大的坏事，一是主抓了反右运动；二是八三年严打；三是六四镇压。反右是毛泽东的阳谋，但操刀者是邓小平，当时邓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反右运动中有很多强硬讲话（没有入录邓选），所以他不肯全面否定反右，只是承认了中共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胡耀邦做出了很大努力，用一系列的经济实惠安抚了被扩大打击的右派分子，但这个平反还是令广大右派们心情不够舒畅，因为政治问题必须由政治来解决，怎么能打个哈哈，赔几个钱就没事了呢？
与毛泽东一样靠打内战建功，靠镇反杀人立威。文革后邓小平上台，也打了越战建功，靠八三严打杀人立威。八三年，邓小平一句话就召开了人大紧急会议，临时修改刑法，以红头文件代替宪法，展开了自中共镇反以来关、打、杀人最多的严打运动，制造了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冤狱。应该指出，邓小平搞的八三严打，百分之八十的人并非错杀而是故杀，明知是重大违宪重大冤案，不该杀的也杀了，当时流行的“内部讲话精神”是：可杀可不杀的杀，决不放虎归山。在这一人治下，搞破鞋者杀，非法同居者杀，打架斗殴者杀，偷鸡摸狗者杀，直杀的血雨腥风昏天黑地。
草菅人命，人命关天，杀一个人就等于杀了一群人（亲属，朋友，同情者），更不要说枉杀错杀。从此，旧恨加新仇，中国民间积压了对抗政府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一旦达到燃点，就会剧烈地燃烧起来。
八三严打时某地刑场
八三严打后，各地的公安机构都作了大调整，公检法系统实行了大规模的人员易地换岗，甚至转业调离，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受害百姓的报复。值得指出的是，很多在严打中立功晋升的公检法人员，都在短短的一两年中不是意外暴死，就是患了不治之症被痛苦折磨而死。对这些人的不得善终，周围知情百姓的一致反映是：报应！活该！可见，天怒人怨很快就产生了效应。从八三到八九时隔六年，严打造成的民间积怨终于找到了暴发点。
邓小平之所以在六四屠杀时动用军队坦克，除了他对政变的担忧，还在于当时他根据各地密报已经判断出，使用有限的警力根本不能平息即将暴发的大规模骚乱。如果不在北京痛下杀手，那么全国都会效法北京，共产党的政权危在旦夕。据我观察，学运期间，各地警方基本上处于恐慌状态，对上街游行的学生群众保持一定距离，不阻拦不干涉，甚至交通警察也让出了岗亭，由群众来指挥。面临局部骚乱也无能为力，有的干脆作了鸟兽散。在尾随学生队伍游行示威的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八三严打中被关打押的无辜百姓在报复政府，在骚乱中，这部分群众的对抗也最为激烈，这也给后来当局的“平暴”造成了口实。
一个政权，想维持统治防止被颠覆，只有两个办法才能做到社会稳定：一是霸道，象中共过去那样不断的搞政治运动，对人民施加高压恐怖手段；二是王道，搞怀柔政策化解民怨，扩大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基础的规模，实行民主政治。但在今天看来，霸道与王道这两样中共都难以做到。另外，人类历史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向文明发展，不可能倒退，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国际大气候”。中国的小气候不可能避开国际大气候。辩证的讲，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兴衰过程，一个政权也毫无例外，现在中国走的正是苏联的前车之辙，这中间没有岔路可走，所谓气数将尽，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即使今天，中共再加强多少防暴队伍和装备，在愤怒的人山人海面前也是豆人纸马，不济事的。唯一有效的防暴办法还是军队坦克，但时过境迁，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八九年的人民，军队也已经不是八九年的军队了。邓小平还是比毛泽东聪明，他立下了遗嘱，要家人将他的骨灰扬到江河湖海去，而不是安放在八宝山。因为他明白，杀了这么多中国人，将来是逃不过被清算的，与其被后人挫骨扬灰，还不如自己先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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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3 05: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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