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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2011-7-13 16: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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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wnh2007 先生。
(二)
关于“义理”的表现需要用具体的历史事件来具体分析,“义理”有不同层面的表现,只有通过历史上具体事件来剖析才能具体展现。
春秋大义中有一个代表故事《荆轲刺秦》,把相关分析整理一下再发上来,这样可以对照“武士道”。以下全文:
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55471
个人认为:“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意义,要站在春秋战国的整个时代的背景之下,以道德为基准,以“义理”为尺寸,去具体分析事件的发展脉络,才能看清事件的真相,由此也可以看到“春秋大义”之“义”的部分内涵。
周王朝气数衰竭,王朝势力衰退的同时诸侯国势力大增。虽然如此“义理”还在,因此君臣名誉上的秩序还在。这个时候的周王朝的臣子各路诸侯和日本战国时期的形式是一模一样。各路诸侯只是周王朝的“义”臣而非“忠”臣。霸王的使命就是在“道德”衰退群雄争利彼此以拳头说了算的时候,也就是君臣失道的时候,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春秋霸王总的来说都还在守臣理,没有想取代周王朝的大逆不道的“奸臣”,共守“王室”而“尊王攘夷”,共守华夏一族和文明。
秦和其他的诸侯国不同,其实秦的祖先是“夷”有取代周王朝的野心。这个可以说是“路人皆知”的,因此才有“纵、横”之术的斗法。作为其他的诸侯来说,“秦”之罪恶是可以人人得而诛之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再以道德为基准,以“义理”为尺寸来衡量太子丹的行为和“荆柯刺秦”展现的意义,就知道什么是“春秋大义”了----叛逆之臣人人得而诛之,能舍身取义者即是春秋之“大义”,这只是个人的看法。
太子丹的谋划按现在来说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来除暴的“斩首行动”。赢政在世,各诸侯国虽然知道自己最终的命运,但是因为秦的强大而不敢当“出头鸟”,这样只能导致秦的打击而早亡,因此而苟且。但是燕国不能等,下一个目标就是他。如果太子丹能除掉赢政,导致秦国的内乱,各个诸侯国为自保,统一战线就会自然形成。这样一来,燕国或许能保住封地。其实,按“义理”来说,这也是应该如此。这个后面就是太子丹的一系列活动和“荆柯刺秦”的具体行为。
“荆轲刺秦”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决定“斩首行动”成败的谜点,这个谜点就是:太子丹和荆轲对整体的行动计划要达到的战略目标的认识有分歧,其实不是什么分歧而是太子丹和荆轲的道德取向有关。荆轲是一个认死理没法协调的人,从楼主文章的几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太子丹是一个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的人,而荆轲不是。
荆轲的个人目标是全身而退,不是去“斩首”的。他要的是秦王的妥协协议,他要帮的“周王室”的春秋诸国而不是一个燕国,然后以秦王为人质全身而退,抵押人质是春秋战国流行的做法。但是,春秋战国的所谓协议时当面签署,背后就失效的。即使荆轲的个人目标得手全身而退成功的话,也不过就是给了秦王一个灭燕国的借口而已,成功和失败对燕国和诸侯国而言是没本质区别的。这是因为荆轲贪功还是贪生?这个从日本战国的武士看不起“忍者”可以看出,荆轲是不愿意违背“义理”,中华文化从来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是以道德和道义也就是“道德之义理”来论英雄的,这也是荆轲舍身取义的正理所在----即不负朋友之义也不违背人之“道德之义理”的春秋大义之可贵之处。
就像诸葛亮,即使知道刘禅是扶不起来的,还一心的辅助;即使知道三国归晋,也一样的对孟达七擒七纵,也一样的七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不负刘备的托孤之义!诸葛亮和荆轲只是“义理”展现的层次的不同,根本上都是贯通的。即使是诸葛亮这样的得道之人也不违背义理,维护这层做人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荆轲维护的是“道理”而不是个人的感情,也不是诸国之利益而是“道义”。
太子丹的想法其实从开始就是一个悲剧。荆轲的目标达成燕国也灭,荆轲的目标失败燕国也灭,这就是政客和义士的根本区别吧。“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使“为谋”也不同流合污,只是在自己的道德的层面上各行其是罢了。一个“义”字多个层面,这其中还有一个“项羽”之义、桃园结义等等。
太子丹虽然是一国之主,荆轲是一个流浪汉,但是其人格的区别也在于此:生命的价值在于生命的本身,而不是在于身体的附加物,这个身体的附加物无论是权是利还是一个好的色身,都代表不了生命本身的价值。衡量生命本身的价值永远是道德,这是唯一的标准。
日本“武士道”的“忠”“义”观中融入了佛教的生死观:生即是死,死就是生!而生命的所谓“死”只是转化成了另外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已。日本人喜欢“樱花”,“樱花”的特点是不恋枝,一夜凋谢于怒放灿烂之极!把生命最灿烂的一刻留下,就无怨无悔的离去,这就是“武士道”的生死观:重道义轻生死,重承诺和死的意义轻肉体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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