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武士道”精神”对比“春秋大义”，谈传统文化系列

jinsong2009

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实质

日本“武士道”这个名词的提出，是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主张西化，废除武士阶层以后，进一步把武士精神及如佩刀等思想和行为视为野蛮而没落。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当两国军队短兵相接的时候，日本军人被高大的俄罗斯军人撵的到处跑（和清朝对阵八国联军的清军一样），被日本军界视为耻辱。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系统研究日本武士阶层的文化和精神的传承 ，在相关著作提出“武士道”这一名词。

当代大陆人研究近代日本的崛起，往往只注重对“明治天皇”时期日本的国情及引进西方政治体制和科学的研究，无意或有意的忽视了对日本大和民族“武士道”精神的研究。

“武士道”精神形成于“明治天皇”之前的幕府战国时代。幕府是古时日本违背“君臣之道”的武家（武士）势力架空日本天皇，成为天下霸主，凌驾于天皇之上对日本实行全方位实质管理的不正常的中央政府机构。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霸主。
其最高权力者为征夷大将军，亦称幕府将军。日本历史上共经历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三个幕府的战国历史时期。 始于1185年终于1867年共682年，幕府本指军事将领的军帐，但在特殊的背景下，在日本演变成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

“武士道”精神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违背天理的不正常社会状态下的武士阶层无休止的战争中，萌芽、发展、规范、完善中形成的。其过程达700年。

在当时古代日本，练武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练武人的从小的志向是谋一城之主，进而成为领主，而天下霸主。从表面看，日本“武士道”精神中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不成功便成仁”的“忠”与“义”的价值取向，但是，从其本质上是武士在谋取个人及集团利益时，必须秉承“忠”、“义”的强人哲学。这种强人哲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盗亦有道”的更高的一种表现形式。“剖腹自杀”的极端行为演变成了一种为责任为荣誉为义气为谢罪等等而“舍身”的一种变态的文化，这种“剖腹自杀”文化在江户幕府后期也是被严令禁止，只是“剖腹自杀”好象演变成了“武士道”精神的象征而禁而不止，在“二战时期”屡见不鲜。“武士道”精神的精华实质的完善，也演变成了日本大和民族的一种为达目的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可贵精神。

日本大和民族在历经700年的战国时期磨练的这种“武士道”，容入到日本的文化基因中，大和民族在这个期间完成了民族精神的从铸和质的升华飞跃，把整个民族的整体状态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武士道”完善后，日本的儒家文化抬头兴起，在幕末农民起义和萨长等西南强藩为中心的倒幕运动压力下，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于1867年末被迫宣布“奉还大政”。1867年12月9日倒幕派发动“王政复古”政变，宣布废除幕府制度。新成立的明治天皇政府经1868～1869年的戊辰战争，彻底打倒幕府势力。至此，日本的封建幕府政治结束。

日本人结束了长达700年违背“天理”及“君臣之道”的武家架空日本天皇，独霸主天下的不正常历史。精通“天人合一”文化的人都明白，其实，这也是上天借武家之手给天皇完成了锤炼日本大和民族的使命而已，表面上违背了“天理”及“君臣之道”其实，也在“天理”及“君臣之道”之中，“天理”、“天意”谁能违背的了呢？明治天皇也正是借助武家700年之力才完成了其民族的腾飞，成了亚洲的“霸主”。到现在日本民族也是世界的“霸主”之一。

人类生存的过程中有一个规律:在人类进入道德败坏时期,会有一个群体消业的特殊时期,战争和瘟疫等所谓自然灾害就是为人群体消业而来。在这个时候会有圣人下世传正统文化把人导入正途，在随后的一个特定时期会出现一个社会的中兴和文化的全盛时期。比如中国，在经历上古至周朝几千年后的人们天性消磨，欲念丛生、道德败坏后就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说白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华民族群体道德败坏、精神颓废后的群体消业的魔难时期，在这个时期老子和孔子下世给人留下了“道家修炼文化”和“儒家”的正统文化。“道家修炼文化”和“儒家文化”正统文化传下后，秦结束封建制统一全国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整顿统一文字、度量衡、管理机制等系列改革，归正社会正常的秩序后，经秦朝短暂的过度，中华民族开始进入了“汉朝”和“唐朝”的全盛时期。

把日本幕府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现象进行对比，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武士也有类似日本幕府武士的行为及伦理，不同的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武士行为以节义尽忠、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奉公精神为主流而日本幕府“武士道精神”的形成，更多的是为了谋求个人和集团谋利益为核心中发展起来的，是为私的。两者相比，再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后的“汉朝”和“唐朝”的全盛时期和日本幕府后出现的“明治维新”到现在日本的状况相对比，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大和文化的优劣对比，高下立判！而现在的很多中国人把“宋朝”以后，中国人逐渐脱离中华文化的本质而产生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当作攻击中华文化的武器，实在是不懂自己的祖宗文化，在这个方面可谓是真实的中华文化“文盲”或者可以说成是背离自己祖宗文化的“文化暴力流氓”。这种人“五四运动”以后逐渐占了主流。

日本是中华文化圈的一员，大和民族的腾飞其实质是以中华文明、日本民族文化和精神为主体、西方政体为手段、西方科学为工具发展起来的。类似当时满清政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日本的儒家文化很发达，儒家讲的是做人的理。君、臣、士、商、民都是不同阶层的人，儒家讲的是不同阶层的人应该怎么做人的理，也就是君有君做人的理、臣有臣做人的理、如此类推.....。这些中华最优秀的文化都熔融到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而满清当时的中国的民族文化和精神都处在极度的衰退之中，焉有不败之理？这也是清末的情况，现在对绝大多数大陆人而言，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武之道的精神已经消失怠尽了，这也是身为“汉族”人的最大悲哀......。

jinsong2009

1：日本的战国与春秋战国的义理相同，如果以道德为基点，以义理为尺度，不但日本，整个中国历史就会清晰的摆在眼前。

日本的战国的诸侯国其实就是春秋战国的义理发展及演变的复制。

春秋战国的诸侯实行的“尊王攘夷”政策，严格的说都是“义”臣而非“仁”臣，这是天下失仁的必然结果，是自然而然之事。失仁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看不上，进而互相指责，而不是反省内心，自我净化。国与国之间的指责就是内战不息扯皮不断，这是古人说的“内心不正，外邪内侵”的必然结果！

本人上面的言论不是说日本武士或春秋诸侯国做错了什么，只是理清一个思路，那是人失德后的社会必然的演变结果而已。在古代文化有一个“阴阳反背，阴盛阳衰”的说法，具体就是指我们这个时代，邪气压倒正气。而战国之义理的表现就是“天下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的自然演变的结果而已。

中国春秋战国的过程总结了一部“春秋大义”，而日本战国留下的就是一部“武士道”。“春秋大义”和“武士道”从两者内涵与形式而言，都是“义”理的不同文化背景和“义”理不同层面的表现。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传统文化的终结，“阴阳反背，阴盛阳衰”的时期的全面展开，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代表的时代的开启和人劫难的开始！这个结论，无论是丛整个人类的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变迁和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而言，都可以得到全面有力应证..........

wnh2007

此就是佛家称为：末劫时期！！！！！！！！！！——而末劫时期就会有圣人出来传法，以归正人群族群的道德堕落。。。。。。！！！！！！！！还有极大多数人还被邪恶蒙在鼓里！！！！！！！！

jinsong2009

谢谢wnh2007 先生。

（二）

关于“义理”的表现需要用具体的历史事件来具体分析，“义理”有不同层面的表现，只有通过历史上具体事件来剖析才能具体展现。

春秋大义中有一个代表故事《荆轲刺秦》，把相关分析整理一下再发上来，这样可以对照“武士道”。以下全文：

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55471


个人认为：“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意义，要站在春秋战国的整个时代的背景之下,以道德为基准,以“义理”为尺寸，去具体分析事件的发展脉络，才能看清事件的真相，由此也可以看到“春秋大义”之“义”的部分内涵。

周王朝气数衰竭，王朝势力衰退的同时诸侯国势力大增。虽然如此“义理”还在，因此君臣名誉上的秩序还在。这个时候的周王朝的臣子各路诸侯和日本战国时期的形式是一模一样。各路诸侯只是周王朝的“义”臣而非“忠”臣。霸王的使命就是在“道德”衰退群雄争利彼此以拳头说了算的时候，也就是君臣失道的时候，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春秋霸王总的来说都还在守臣理，没有想取代周王朝的大逆不道的“奸臣”，共守“王室”而“尊王攘夷”，共守华夏一族和文明。

秦和其他的诸侯国不同，其实秦的祖先是“夷”有取代周王朝的野心。这个可以说是“路人皆知”的，因此才有“纵、横”之术的斗法。作为其他的诸侯来说，“秦”之罪恶是可以人人得而诛之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再以道德为基准,以“义理”为尺寸来衡量太子丹的行为和“荆柯刺秦”展现的意义，就知道什么是“春秋大义”了----叛逆之臣人人得而诛之，能舍身取义者即是春秋之“大义”，这只是个人的看法。

太子丹的谋划按现在来说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来除暴的“斩首行动”。赢政在世，各诸侯国虽然知道自己最终的命运，但是因为秦的强大而不敢当“出头鸟”，这样只能导致秦的打击而早亡，因此而苟且。但是燕国不能等，下一个目标就是他。如果太子丹能除掉赢政，导致秦国的内乱，各个诸侯国为自保，统一战线就会自然形成。这样一来,燕国或许能保住封地。其实，按“义理”来说，这也是应该如此。这个后面就是太子丹的一系列活动和“荆柯刺秦”的具体行为。

“荆轲刺秦”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决定“斩首行动”成败的谜点，这个谜点就是：太子丹和荆轲对整体的行动计划要达到的战略目标的认识有分歧，其实不是什么分歧而是太子丹和荆轲的道德取向有关。荆轲是一个认死理没法协调的人，从楼主文章的几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太子丹是一个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的人，而荆轲不是。

荆轲的个人目标是全身而退，不是去“斩首”的。他要的是秦王的妥协协议，他要帮的“周王室”的春秋诸国而不是一个燕国，然后以秦王为人质全身而退，抵押人质是春秋战国流行的做法。但是，春秋战国的所谓协议时当面签署，背后就失效的。即使荆轲的个人目标得手全身而退成功的话，也不过就是给了秦王一个灭燕国的借口而已，成功和失败对燕国和诸侯国而言是没本质区别的。这是因为荆轲贪功还是贪生？这个从日本战国的武士看不起“忍者”可以看出，荆轲是不愿意违背“义理”，中华文化从来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是以道德和道义也就是“道德之义理”来论英雄的，这也是荆轲舍身取义的正理所在----即不负朋友之义也不违背人之“道德之义理”的春秋大义之可贵之处。

就像诸葛亮，即使知道刘禅是扶不起来的，还一心的辅助；即使知道三国归晋，也一样的对孟达七擒七纵，也一样的七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不负刘备的托孤之义！诸葛亮和荆轲只是“义理”展现的层次的不同，根本上都是贯通的。即使是诸葛亮这样的得道之人也不违背义理，维护这层做人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荆轲维护的是“道理”而不是个人的感情，也不是诸国之利益而是“道义”。

太子丹的想法其实从开始就是一个悲剧。荆轲的目标达成燕国也灭，荆轲的目标失败燕国也灭，这就是政客和义士的根本区别吧。“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使“为谋”也不同流合污，只是在自己的道德的层面上各行其是罢了。一个“义”字多个层面，这其中还有一个“项羽”之义、桃园结义等等。

太子丹虽然是一国之主，荆轲是一个流浪汉，但是其人格的区别也在于此：生命的价值在于生命的本身，而不是在于身体的附加物，这个身体的附加物无论是权是利还是一个好的色身，都代表不了生命本身的价值。衡量生命本身的价值永远是道德，这是唯一的标准。

日本“武士道”的“忠”“义”观中融入了佛教的生死观：生即是死，死就是生！而生命的所谓“死”只是转化成了另外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已。日本人喜欢“樱花”，“樱花”的特点是不恋枝，一夜凋谢于怒放灿烂之极！把生命最灿烂的一刻留下，就无怨无悔的离去，这就是“武士道”的生死观：重道义轻生死，重承诺和死的意义轻肉体的生命。

wnh2007

太子丹讲求政治；荆轲重义气！——他只知道，士为知己者死。。。。。。！！！诸葛亮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如果孔明知道刘家江山是扶不起来的，却偏偏却力行之，就是儒家之节义使然！从政治政治家的角度讲，被人们早已唾弃的刘氏政权，它的消亡是历史规律的必然！！！！！！！！即使再多的英雄豪杰也无能为力！！！！！！！！！！为什么三国归晋，而不是归蜀？？？？？？？？？！！！！！！！！

jinsong2009

个人认为：严格的说，“剖腹自杀”不是自杀，是对犯了必死之罪的武士的一种尊重。比如，我为了报恩，杀了恶霸，我私自杀人也是不行的，官府尊重我的“义”行，让我死的有尊严，给社会留一个正面形象的教训，就让我“剖腹自杀”，这是一种精神升华。

再比如：一个将军因为人为的大意和疏忽打了败仗，为国家和战死的部下负责，“剖腹自杀”留下一个正面教训。因此，这个仪式很隆重，有白衣在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死者因为放下了思想包袱，心里轻松的还有写一首诗，死的优雅和隆重。这种死是一种荣誉。

但是，发展到后来有人为名和逃脱责任，也自杀，这样不该死的“剖腹自杀”是有罪的。在宗教而言，自杀本身就是一种重罪。

正面的“剖腹自杀”的谢罪方式对维护社会正义和道德是有好处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轻易的否定。

在中国“精忠报国”的岳飞，一人之死留下的精神，对维护国家危难之际激励人的舍身取义共赴国难，起了关键作用。

“剖腹自杀”也是舍身取义，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一种方式，只是后来变异了。这个后面的帖子有分析，慢慢来得把道理分析透了再说，要不人接受不了。

jinsong2009

Post by wnh2007
太子丹讲求政治；荆轲重义气！——他只知道，士为知己者死。。。。。。！！！诸葛亮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如果孔明知道刘家江山是扶不起来的，却偏偏却力行之，就是儒家之节义使然！从政治政治家的角度讲，被人们早已唾弃的刘氏政权，它的消亡是历史规律的必然！！！！！！！！即使再多的英雄豪杰也无能为力！！！！！！！！！...

谢谢跟帖，以下是系统论述：

从字形上理解"义"有为人出头,为人两胁插刀之义。只是“为人出头”的“人”是有不同阶层的。皇帝、王者、贤臣、商、士、民等等阶层都是“人”的阶层，都是人，所以“为人出头”，也包括为不同阶层的人而“行侠仗义”，荆轲其实就是为王者、贤臣而“两胁插刀”的“行侠仗义”者！

荆轲是舍生取义的典范，他为的不是一人一国的狭隘的“义”，而是维护的是周王朝的秩序和尊严，维护的是“义理”护佑下的国体，而非某一个具体的人或人群，只是体现在“刺秦”的事件上。岳飞的“忠”维护的也是道理，具体体现在宋国和先帝及百姓，这就是“精忠报国”。

岳飞报的是“国”不是“君”。皇帝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皇帝！一个不忠不孝的皇帝连一个好人都不是有什么好尽忠的？

南宋经过历练而兵强马壮，在消灭了金国的主力后更是各地义兵雄起，沦陷国土的人民思归。在全国敌忾同仇的情况下，赵构不思父母养育之恩和百姓的期望，仅为自己的皇位而拒接北伐！实属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皇位是国家最高责任和道德的标杆，把自己的权威看的比国家最高责任和道德的标杆更重的人，就是无道的昏君了。秦桧不履行自己为臣的责任，为一己之私和党锢之争而废君之道义。如果秦桧不是看皇帝眼色而谋私，而是和主战派一同劝谏，赵构再昏庸也不得不北伐！为堵天下悠悠之口，不惜以强权压人杀害忠良，自毁长城者，这不是奸臣是什么？昏君与奸臣当道，这样的南宋不亡还有天理吗？

皇帝不值得尽忠，但是，这块国土和百姓在岳飞家族遭难的时候，收留和养育了岳飞母子，这块国土和百姓还是值得“精忠报国”的。老百姓能推翻无道的纣王，老百姓能冲进周宫罢免了周厉王，岳飞为什么就不能罢免赵构？

1.是赵构只是恋权对治下的百姓还是很好的；2.是国难当头再引起内战是不行的；3.毕竟是赵家的家事，为一口气而作乱天下实在是不值得的，只有牺牲自己了,这才是中华“武德”的大忍之心之一吧。

荆轲和岳飞维护的都是人的道德秩序，把道德秩序看的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其实也是这样的，道德秩序是人类的生存的法则，人类的生存的法则破坏了，整个人类就完了，当然比生命重要。就像水一样，水的污染及水质的败坏意味着鱼的绝种，同样的道理：人类道德秩序的混乱导致的人伦败坏的后果，就是人类滑入毁灭的境地。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写照！

《刺客列传》中还记载了聂政、专诸、豫让等人为报恩而为主杀人的故事，其实被刺者未必都是坏人，主使杀人者也未必都是义士，养士者以厚恩令刺客用命，刺客为报恩义而卖命、杀人，这种出于私情或报恩甚至名声、不细察对错的义还只是很狭隘的“小义”，黑社会中也讲义；然而为国为民为良知为公义而舍生取义者，方为大义。而这种“小义”在日本武士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

古人的真与实和现代人的虚与伪区别太大了。要知道，战国时代是因为整体人的道德败坏所至，在这之前的周朝人又是什么样子？

古人的品质就象美玉。刚直、思维单纯有效，看问题直接直取本质，人的思维是走直线，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轻生命重道义和诺言，一诺千金，决策力与行动力是可怕的。现代人最缺的就是这个！

《荆轲刺秦王》涉及的几个配角，为了不影响太子丹的行动计划，二话不说拔刀就自刎，为什么？用现代人的话，就是顾全大局，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保证整个“斩首计划”的成功，有人说：这个叫“血性”，其实，都不准确，这就叫舍身取义的“理性”！为保证行动计划的成功,消除不必要的干扰，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效的方式？这本身就是最有效的励志，以生命来支持同仁的行动的成功。这就是春秋大义“义理”之理性，确保清除暴政行为的成功的保全措施.......而类似行为历史上的日本武士曾经有否？

jinsong2009

历代一些人都在质疑赵匡胤的“抑武重文”的政策，这个的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用历史发展的整个规律来衡量才能说的清。

历史大的规律是成、住、坏，一切都在这个规律之中。中华文明经过战国的调整，发展到唐朝是高潮，以后就是回落期。唐的后期到大宋建立这段时间，人的道德就象一块钢铁一样，开始腐朽了，又出现战国时期的乱象。

朝代的频繁的更替，都是整个时代的人的道德水准息息相关。大宋建立前的这段时间，军事将领干政政变成为常态。一个人有了权力以后，往往会被部下操纵和煽动争权，很显然，谁有权力谁当皇帝那么下面的一帮人都是开国元老，因此，部下往往起了野心以后，就会千方百计的鼓动有军事权力的政变。当年曾国藩也是这种情况，有很多人劝他政变，不得已曾国藩在平息太平天国以后就解散了湘军。

赵匡胤有谶言命中要当皇帝的。开始他本人没这个想法，有一次避嫌躲进姐姐家，被姐姐大骂一通，说他没什么出息，要象一个丈夫一样面对时局才有所改变。

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时期，任殿前都点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掌握兵权。周世宗柴荣死后，他的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到这个时候时局不待人，赵匡胤手下一帮都是当时的天下英雄，在惯性思维下就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就当宋太祖了。

历代的一些朝代的根本政策，都是在总结当时的历史教训而规定的，如：女子与后戚不干政。宋太祖赵匡胤根据当时的历史经验就“杯酒解兵权”了。有人评论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阴谋，其实，当时的谁傻？谁不明白？论雄才伟略和德行天下的人没一个能赶上宋太祖赵匡胤的，天下的人杰都在赵匡胤的手里，有这样的一个人当主子，大伙乐的轻松，“杯酒解兵权”是时代的需要，谁都原意避嫌乐得轻松，免得勾心斗角的吃力不讨好，惹祸上身有什么意思？

应该说，赵匡胤的“抑武重文”的政策，是当时人的道德水准确定的，这也是时代的产物。是整个人类历史规律中的必然，没什么阴谋，水到渠成之事而已。

日本战国以前的情况也一样，天皇拼命的想控制武士，重用文人贬低武士结果适得其反。这是时代发展人的道德变迁的结果，正是这样才有后来的日本变异儒家理论，把儒家理论民族化变异成了维护天皇权威的政治邪说.......

jinsong2009

心声 写道:
“武士道”精神感觉有点象中国的禅宗，六祖过去后就无道可言了。
不过支持楼主继续探讨。


谢谢，说点基础的。其实，儒家根本就不是什么政治学说！

孔子只是奠定了人的思想而已。帝王将相和各阶层的黎民百姓都是人，都有在自己所在阶层做君子的理，也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做好人。

帝王将相在各自的阶层，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实践孔子的学说，就是为政之道的修炼；商人在自己的阶层用孔子的理论来处理日常事务，就是商道的修炼；医生在用孔子的理论来修心养性就是医道的修炼；一般老百姓在自己的阶层用孔子的理论来处理日常事务，就是为人处世之道，如此而已。

当政治家不去实践儒家的理论，反而篡改儒家的理论根本，强调什么忠君爱国的就是系统的变异儒家理论，脱离儒家理论的实质而形成为政治服务的邪说了，这种情况始于宋朝。

孔子对当时的政治人物的讲道，可想而知：帝王将相的阶层高，责任大这些人如果不知道做人的道理，天下就大乱了。对他们讲的多一些不奇怪，鼓励弟子参与国家的管理当人是对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当然的有一个家长，这个大家庭的有能力的人都有责任帮这个家长繁荣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人乱理解说：君是父，臣是子，臣要向皇帝尽孝。父子是血缘关系，君臣不过就是或主宾、或主仆的关系。合的来就共事，合不来就拉倒，什么君臣父子尽孝的胡说八道.......

只是明君要宽恕臣子，而作为臣子的也要宽恕理解君王的一些行为。宽恕不是自上而下,居高临下的不叫宽恕,叫施舍。

生命本来就是平等的。对应到现代社会就是互相的理解和原谅，但是，有些情况是不能原谅的，那些败坏人伦和天理的罪过太大，谁也没资格去罢免，法律不是天理，人间不还，地狱还那个更重！可理解，但是不可原谅，每个人必须为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而承担，否则，就没做人的规矩和天理了，一切就会混乱起来而无恶不作。

jinsong2009

：“春秋大义”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君、臣、士、商、民等等都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阶层。人之义理在各个阶层都有不同的体现方式，人的情义、恩义、信义、武义等等在君、臣、士、商、民等等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表现。如：负荆请罪、完璧归赵、五张羊皮的故事等等都是义理的表现方式。

春秋战国完整的留下了义理在不同阶层人的表现。荆轲刺秦王之所以引人专注，是因为一个流浪的武士荆轲与秦王之间巨大的社会阶层价值观念的差距，实力之间的差异而体现的“义”的高层次表现，体现了“春秋大义”之要义：大义不问出身，大义凛然、舍身取义的人的义理内涵。

人们有一个共识：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灭迹，传统文化保存的最好的是台湾，如果指文化经典保存可能说的过去，实际上近年世俗上，以商业手段来传播中华文明的功臣是韩国和日本。根本就没中国人什么事。

近代台湾和香港及大陆，统指“中国人”，都是在以影视糟蹋和歪曲中国传统。正统的文人参与不了影视的传播，香港的影视影响大，但是后台是黑社会，传播的是黑社会的打打杀杀的不入流的强盗之义，污染了整个东南亚，在整个世界范围抹黑中国传统文明。台湾更不说了，传统文明出不了头的，西学当头。没出一步能反映自己文明的好东西，还不如大陆起码还有几部古典作品。整个中国人的社会，都是抱着消极的态度来污蔑和打击诽谤自己的根本，是非常不正常的。

以电视剧还弘扬中华文明的还是韩国和日本人在做，用电影做不了，因为时间短，很难表现出文化的内涵。韩国的历史连续剧主要突出了一个“仁”字，日本的主要突出了一个“义”字。

“仁”字的内涵宏大，韩剧系统的展现聊君臣之仁（《大王世宗》《李算》《善德公主》、《太祖王建》等等）商之仁（《商道》）、医之仁《医道》、道之仁《大长今》等等，特别《太祖王建》深刻的刻画了人性之心理，不可多得。这些电视剧都是花了血本的主要是正儿八经的大学者参与了写剧本和严格的历史论证。
日本的突出一个“义”字，比较狭隘了，就是武者之“义”：《德川家康》、《武田信玄》、《风林山火》、《武藏》、《忠臣藏》等等战国系列。都是一些还原历史和文化的巨作，日本人的敬业表现在戏说成分少，韩国的戏说成分多，但是这种戏说深化了观众的理解能力。

韩国和日本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就是他们的文人和艺人，都是抱着对祖宗感恩和崇拜的心态来还原历史和文化，以此来建立民族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中国人不同都是抱着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心态来戏说、歪曲还歪批祖先卖钱，崇洋媚外，自我污蔑和矮化，这也是一百多年来的普遍现实和国人不幸之所在------自卑、猥亵、轻狂的心态带来的灾难。这样的人气质都很土和浮躁，土的掉渣或者是非常自负和浅薄，没有稳健豁达、雄浑大度、厚道沉稳的超凡脱俗的“仁”气和坚韧深沉、敏捷健壮的“义”气。

jinsong2009

17世纪，被誉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理论鼻祖的山鹿素行，系统地论述了作为“武士”所应有的“道”。山鹿素行把“忠孝”视为武士之最高价值，他在《士道》一书中说：“详忠孝之实，乃士之所勤也。” 山鹿素行认为武士之“道”必须是“自觉之道”，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律令。在“忠”的前提下，武士须轻生重死，视死为执“道”之最高荣誉：“每朝每夕，死而复死，待常往死身之时，方得武道真谛……。”----摘自网文。

“忠孝”之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之一。真心诚意的对父母就是孝；真心诚意对国家和君就是忠；真心诚意对朋友就是义.....都是出自一个“真”字，能容忍别人的不足，既往不咎用心专一，守“真”从一而终。这是本人理解的：：“详忠孝之实，乃士之所勤也。”的内涵之一。
最纯正的“真”，就是在困难面前能放下个人生死而至死不渝的。就像三国之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屯土山的约法三章”、“华容道”等等，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为国与兄弟之义而抛弃个人生死的真义。这个和“日本武士道”是通的，本来都是从“春秋大义”中演化而来的。但是，真也分虚实。

对国家和君的忠诚，用岳飞的话来说就是：文人不爱钱，武人不怕死。这是忠的基础，其实也是孝的基础。都是以道义为准则的，以正邪与善恶为为人处世的基点。为大义能放下生死的就是神了，关羽就是得到道家神位的。

一个武士如果怕死，根本就没有“忠”的基础，再加上爱钱贪色，就像三国之吕布一样：武功盖世无双，道德一塌糊涂，成了风吹两面倒的货色，活的不清不楚、死的也不明不白。从修炼角度讲：就是主元神不当家，被名利和欲望操作了思想和行为。吕布这样的武士，武功再高也不是真武士，其价值就是权贵的保镖、名利与欲望的奴隶，没人同情的不仁不义的没有“武德”的代表。

有的国君对某武士和将领很好，但是，国君却是一个暴君，有的武士就站在个人所得的利益为基础而报恩卖命，这不是真武士！但是，却比那些为利益而出卖国君的人强，这也是义理的一种；

有的国君对某武士和将领很不好，但是，国君却没大过。这样的武士站在道义的基点不计个人得失而尽心尽责，这才是真武士！

总之，站在利益的基点而卖命的，不管是为国还是为人的，都不是真武士！而站在道义的基点，为大义能抛弃名利和欲望的，不管是为国还是为人的，才是真武士！

真武士，是在实践道理和维护道理的证实道，是理性的道者；假武士是在维护人和个人的感情，是感性的产物！

真武士，在实践道理和维护道理的这个过程中，能抛弃个人名利和欲望的，这就是修炼；心如止水而从容就义的就是得道了，否则，做不到这一点。

wnh2007

没有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的社会，就是当今沦陷区的真实写照！！！！！！！！！！！。。。。。。共匪强盗们要逼良为娼，共产共妻；要民众与它们一样厚颜无耻，荒淫无度！

jinsong2009

充电器 写道:
所以为达目地不择手段的人于人于已都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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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说：为达目地而不择手段的，不管表面上是为国为人，还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没好下场！

对义理的全面论述的还是《三国演义》，历史用一个时期专门演绎了一个“义”字。只是人们总是着眼于书中的小处和个人之义，而忽视了“道义”主宰整个历史的过程，特别是在大的事件上的决定作用。

比如：奠定三国之势的最关键的一仗是“火烧赤壁”，而这个战争表面看是三方人物斗智的结果，但是，全面看那是“道”的运行规律之必然。

这场战争有几个关键的因素：
1.庞统的用铁链锁船的计谋。庞统是道士，修真的当然厌恶奸诈，这个计就是来算计奸雄曹操的。论实力。曹超第一，为什么庞统不投靠他而起异心，说白了：曹操个人的很多行为是不合道义的，不是道义中人，终生算计劳累最后只是给司马王朝做嫁衣。

庞统的计谋被徐庶看破，但是徐庶向庞统保证不会说穿。曹操为打击徐庶，不择手段的抓来徐庶的母亲来威胁徐庶，最后目地达到，徐庶的母亲也自尽而亡。这是很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应。徐庶的才智曹操是很相信的，如果徐庶把事情说破，和曹操或者来个将计就计，这也可能。毕竟徐庶的厉害曹操领教了很多。

蒋干盗书，这折戏也是背信忘义的小人误事。蒋干想利用周瑜的同学之亲情，来煽动周瑜叛变，居然被曹操同意。在周瑜盛情款待的情况下的蒋干盗书，中了周瑜的计。为什么中计？就是起来邪心了，就像《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拿看似无主的“珍珠衫”，师徒而被妖怪捉拿的道理一样，都是活该的“内心不正，外邪内侵”的自找麻烦的表现。聪明过头了。

蒋干的邪心不该，又一次来骗周瑜，这下被人家下“毒”了，中了连环计中的最致命的“苦肉计”，从而导致战略的全面失败，骗人家一次还不知足的自作聪明，这就是找死了。之所以蒋干还来，说白了，这次是蒋干证明自己清白的一次失误，说到底就是不知廉耻的道德败坏的无可救药了。从整个“火烧赤壁”的连环计的布局来看，都是曹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酿成的苦果而已。

天不变，道亦不变；天要变，谁都挡不住。一切都在道的运行之中，顺道义的能立于不败之地，逆道义的自取灭亡，人会“将计就计”，道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成亡之理就是：失德而衰，失道而亡！

现代间谍的邪术，很多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间道理和道德的破坏者。为国就能盗窃？为国就能撒谎而欺骗？为国就能杀人放火无愧于心？

个人重道义那是这个人的福分，一个国家不重道义，会导致整个人类的悲剧，也最终会得到报应！为自己不能做坏事，为国为民族更要重德行，否者，间谍的个人的邪行也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的“火烧赤壁”的惨败。而个人的道德败坏行为也得入地狱偿还，无论你是谁？为什么做坏事！为谁做坏事都不能赦免！这就是你种下的因果，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

jinsong2009

灵动之步 写道:
关羽在五虎上将中排第几啊?你有知道吗?他这个人对的排法有异心吗?要说没有诸葛为何最后要派他到外面?他是自始自终对诸葛和其他人不起异心、不生事端之人吗?


呵呵呵，你说的问题我一个也不知道，这个得问他们本人才行。

人的思想是不稳定的，在不稳定中成熟和最终决定人的未来走向，这个和个人道德取向有关，认同道义的人会百折不挠的走向高境界；认同利益的会变着法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辩护。

比如：秦桧可是一个状元，文笔是天下第一。为什么要杀害岳飞？真实的原因他敢说吗？但是，秦桧一定会断章取义圣人的话来为自己辩护，把圣人变成自己打人的棍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真正的大盗有人说是“窃国大盗”，这个不错。我认为真正的大盗是盗窃圣人之名和曲解圣人之言为自己服务的人！这样的利用圣人来欺骗别人的道义之心、扭曲别人的道德价值观念服务于自己利益、满足自己对名利最求的人才是真正的大盗。这其中包括哪些把宗教变成自己的家教的国家、民族和个人，这些人才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主角.........

大宋的官员都是科举的，都是读圣贤之书的，为什么秦桧能得逞？因为大宋满朝都是盗取圣人之言，谋取名利的人。这就是宋以后中华民族走向衰退的明证！道德观念开始全面的大衰退，全面的表现在一切文艺领域包括：诗、词、字、画。特点就是强调个人的情趣和所谓志向的多，体现重德修心的少；六根不净的多，清净无为的少。

jinsong2009

6.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是历史的必然；荆轲刺秦王留下的是侠义精神的表现，也借此来说明：侠义精神是人的精神，人的精神可以改变自己却改变不了一国之命运。就像金国攻宋中岳飞岳飞演绎的精忠报国，精忠报国是人的精神，是人升华自己的道德品质之“道”路，但是，人的精神可以改变自己却改变不了一国之命运。精忠报国是人的正理，荆轲刺秦王体现的也是一种除暴安良的“义”理，走的是实践大义的升华自己的道德品质之“道”路。其实，这就是求仁得仁、求义得义具体的修炼方式了。

希特勒发动的大战是天意，隆美尔想推翻希特勒拯救德国也是出于天良，同理：想推翻希特勒拯救德国是个人道德的升华，能改变自己的精神却改变不了德国的命运。隆美尔想推翻希特勒拯救德国这也是一种除暴安良的“义”理。主要是机缘不成熟，天意不在隆美尔，如果机缘成熟，天意也在隆美尔，隆美尔就能成功。这也说明，个人的愿望再好也改变不了天意。个人有好的愿望具备大志大德，再加上随天意，不但做事能成功也能保全自身，功德完备，成功成仁,这就是“天人合一”。

没有“义”理的存在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中最残酷的一次考验，在敌我实力悬殊巨大的情况下，中国人靠的就是“精忠报国”，“舍身取义”的精神，前仆后继！赢得世界的尊重，这也是那些丧失了民族尊严的人不愿意面对的，因为国人抗日战争的表现无情的否认了他们的“中华民族劣根性”的邪说！很显然，如果中国人是“民族劣根性”的民族，那么法国等投降国又是民族什么性的国家？这些人只是粘了西学的边，连传统文化的皮毛都不懂，不敢正视和承认曾经祖先的荣耀与荣光，其实，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自宫现象！缺乏最基本的传统文化常识，没有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认同感。

从表面来看，秦能统一六国，是破坏了六国的联盟，各个击破的结果。但是，从根本上讲，六国的联盟基础“尊王攘夷”是符合义理的，秦能各个击破，表面上看是“法家”的胜利，其实是六国为各自的利益而没坚守“道义”的结果。

法家是发挥了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学说，是邪说。这个邪说是与正统文化本质上相对立的。正统文化中也有“镇邪灭乱”的道理，但是这个“镇邪灭乱”道理是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生命维护“善”和正理为根本的，而法家仅仅是维护所谓的权威和皇权而已。

总的来说：周失德而衰，失义而亡！这是历史留下的教训，这也是中华民族现在的现状！民族的复兴，首先是复兴民族的精神，要复兴民族的精神，首先要明“仁心”与“义理”，要明“仁心”与“义理”首先要复兴中华神传文化，否则治标不治本。

jinsong2009

7：岳飞实践“忠”，荆轲实践“义”的过程，说白了：这就是他们升华自己的道德的修炼之路，那就是修炼！

在生与死的矛盾面前，是实践平生所学的仁义之学，维护社会伦理，还是离经叛道的屈膝和逃跑！患难之中见人心，只有在大难的情况下才能看出这个人的本质，由此，才有基督教的被迫害和历史上那些的原始宗教的魔难！现在也是这个情况，一切正在大家的眼皮底下发生，就看人如何分辨.....

修炼的道路是很多的，修炼的实质就是在实践道理和维护道理中升华自己的精神，怎么升华不成，非得有个什么形式吗？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岳飞是实践武士之道的大隐隐于朝者，荆轲是实践武士之道的中隐隐于市者，这就是所谓的：条条大道通罗马的一层含义。

日本“武士道”也是日本武士的修道之路！这就是武士道的真相.........相关论点可以看旧版《宫本武藏》来印证,不过这些影视歪曲了一些东西，也是商业化为吸引眼球的结果吧，只是，宫本武藏修炼的大致脉路还是清楚的。

jinsong2009

日本武士道与日本现代宪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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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有一个理：物极必反。

随着人道德的下滑，名利心逐步的强盛，到一定的程度就出现“一山不容二虎”的情况。这个时候周朝就进入一国“七只老虎争霸”的局面，霸王就是以霸术来“以恶治恶”从而达到天下太平的目地。这个其实和日本幕府的出现道理是一致的，只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中国和日本走了两条路。

中国是秦始皇用法家的霸术打败了霸王的霸术，统一天下后，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取缔封建制度结束了动乱之源，统一军队和外交永久性的结束了群雄争霸的局面 ，这是法家的功劳，而法家正是“物极必反”而产生的人性为恶学说，其以大恶治小恶根结乱源而使天下太平。

而日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天皇成为国家天下一统的象征，具体政务以统领武家的霸王建的“幕府”来行使。武家的霸王“幕府”在行使天下一统的政务中，为消除不安全因素，其具体措施就是统一武家的道德规范，规范和提升武士的道德规范，形成了以“忠孝”为可信的完整理论。17世纪，被誉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理论鼻祖的山鹿素行，系统地论述了作为“武士”所应有的“道”。山鹿素行把“忠孝”视为武士之最高价值，他在《士道》一书中说：“详忠孝之实，乃士之所勤也。” 山鹿素行认为武士之“道”必须是“自觉之道”，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律令。在“忠”的前提下，武士须轻生重死，视死为执“道”之最高荣誉：“每朝每夕，死而复死，待常往死身之时，方得武道真谛……。”这就是武士道的逐步完善的过程了，这其实也是儒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理论的再造。虽然如此，在人的道德整体的下滑的情况下，日本天皇最终还是在底层武士起义的帮助下，取缔了维持日本几千年的的封建制度而效仿秦始皇的做法，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得郡县制度。在这个基础上“明治维新”的明治天皇进一步引进西方制度，完成了日本的现代君主宪政，严格的说：日本的现代君主宪政，是建立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的。用国民党的说法就是：科学、民主、伦理。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幕府”和现代君主宪政的共同点，都是天皇成了国家的象征，两者的本质区别是：现代君主宪政结束了武家独霸天下的局面，成了文人主政的政党互相制衡合作的文霸天下的制度，只是这个制度是民主的表现而已。这是在日本取缔封建制度后才得以实现的，和秦始皇走的路不通，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吧。

jinsong2009

比如：一个大学生认为自己说的知识是对的，就强迫小学生接收。大学生的知识当然是对的，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具体做法绝对是错的。这不是一个表面道理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这就是“以讲道理的方式，不讲道德”。

宋以后，天下普遍的“以讲道理的方式，不讲道德”，从而结党营私，以圣人的名义“尚黑”，发展到明朝两极分化，形成了危及国家的党锢之争。

圣人学说是建立在生命平等的基础上的，不同阶层的人都是因果业报而已，天下人的道理，天下人都必须遵守，没有特赦的。阶层越高对应的人群越大，责任就越大，对道德水准的要求就越高，否则，就会乱国家和民众。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因为名利和阶层而青史留名者，都是以道德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受宋代儒学的脱离儒家根本的名分思想的影响，也直接成了促成了天皇与幕府之间的军事冲突，比较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后醍醐天皇和足利尊氏之间的斗争。

正庆二年(1333年)，尊氏和后醍醐天皇彼此利用，希望能推翻腐败的镰仓幕府。后醍醐天皇遂颁旨让尊氏速起兵倒幕，镰仓幕府灭亡，建立了建武政权。后醍醐天皇掌握政权以后，抑制武家，重用文人改革政权，迂腐的改革失败激发天下武家的不满，尊氏要求获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未获批准。此外，后醍醐天皇对尊氏的权力加以种种限制。尊氏与建武政权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建武二年(1335年)七月，“中先代之乱”爆发，原镰仓幕府执权北条高时之子北条时行于信浓举兵攻入镰仓。尊氏率军与其弟足利直义会合，大破镰仓军。此后，尊氏占据镰仓，拒不回京。建武三年(1336年)，尊氏率军攻入京都，拥持明院统丰仁亲王为光明天皇，改年号为延元元年，并受封征夷大将军，建立室町幕府。 在尊氏进京前，后醍醐天皇已逃入吉野山，并建立了南朝政权，与室町幕府相对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直到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执权时，才将两朝统一。这之间的几十年间，被史学家称为“南北朝时代”。

幕末时期，足利尊氏也被尊皇攘夷派人士当作逆贼，等持院的尊氏、义诠、义满三代足利将军木像被尊皇派抬出，在三条河原斩首示众（足利三代木像枭首事件）。
明治时代后，足利尊氏被日本政府当作逆贼。这些现象都说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主导地位。

人的发展就是脱离天真和道德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表现就是：重阶层的名分、重权的权利而轻责任与道德修养。高阶层的人和社会各个行业慢慢就形成了谋名与利的小圈子，这也是日本战国的发展主脉，表现就是以朝廷的文人政府和武士阶层的表面双方同时打着“为国为民”的务实政治的争斗。表面看公说公有理，武家有武家的理，各有各的道理，实际上那是整个时代道德水平真相的表现，一切问题都是道德下滑的结果，表面上的是非都是人真实心性的表现而已。

整个世界的同一时期情况都一样，各有各的表现而已，发展到现在就是国家的军队，文人的政府--------军人被彻底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

当代中国这种“以讲道理的方式，不讲道德”，在中共“党文化”的演绎发展到现在，演绎成了多个剧本和笑话：

1.以讲道理的方式不讲道理；
2.以讲道德的方式破坏道德和道理；
3.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毁灭人性和理性；
4.以科学的方式不讲道德和反科学；
5.现在又企图以圣人的学说来谋特殊利益，神化王权和权力，变异宗教形成邪说。

等等，五花八门的还形成了专业的哲学体系和系统理论和实践案例供人学习。

jinsong2009

8：传统文化说白了，就是奠定了人明正邪和善恶及回归良知和理性的学说。奠定的就是一个人性和理性不灭的道理！就是如何做好人的道理，好人可不是“老好人”而是光明正大、坦坦荡荡之君子！

请问：在周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国人能做君子和好人、在民国以前的“君王集权制”中国人能做君子和好人，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做君子和好人的学说却成了“封建迷信”？难道现代中国人就非要做坏人？真是咄咄怪事！

传统文化学说和政治没关系，只是政治家也是人，传统学说能指导他们做好人而已。

“封建社会”需要，“君王集权制”的社会需要，现代中国更需要！这就是现代君主立宪日本和和现代宪政的韩国文化崛起的事实证明的，台湾的现实也说明同样问题，表现也一样。

为什么我们作为中国人，就不敢承认传统文化的伟大和祖先的智慧？这难道很丢人吗？

讨论9：金城木鱼 ：把日本幕府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现象进行对比，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武士也有类似日本幕府武士的行为及伦理，不同的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武士行为以节义尽忠、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奉公精神为主流而日本幕府“武士道精神”的形成，更多的是为了谋求个人和集团谋利益为核心中发展起来的，是为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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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的这段言论不敢苟同。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豪绅阶层广收门客。少则数十，多则数千。大多也是食君之禄，担君之忧那类。
能武的，打手罢了，能文的，写手罢了。后者的厉害之处，能使天花乱坠。所以很难相信，所谓的节义尽忠，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奉公精神。
假如真有，我倒相信是特例，而非一种广泛存在于门客中的公义精神。

本人回帖：谢谢反馈。
我谈的是武士道，就是“道”中的武士，你说的是道外的流氓。

wnh2007

共匪强盗们最怕人们讲仁和义，因为人们一讲义气办事，就会在钱财上无私施舍，道义上帮助舆论宣传；就会为正义舍生取义，为弱小主持公道。。。。。。！独裁者的倒行逆施必然被众多正直者厌恶；就会帮助弱小者们讲明真相，谴责霸权和无端迫害。。。。。。！

wnh2007

共匪强盗们最怕人们讲仁和义，因为人们一讲义气办事，就会在钱财上无私施舍，道义上帮助舆论宣传；就会为正义舍生取义，为弱小主持公道。。。。。。！独裁者的倒行逆施必然被众多正直者厌恶；就会帮助弱小者们讲明真相，谴责霸权和无端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