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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文工团员的遭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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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4 06:59: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伴舞  

     我年轻时是某兵种话剧团的演员。
    1959-1963年,我被挑选出每星期两次去中南海执行任务。所谓“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伴舞。我们女演员(包括歌舞团)加上乐队共40人左右,都是经过保卫部门严格审查并拍照立档的。
    时间是每星期三、五,晚8点前到场,地点在中南海里的“春藕斋”。地方文艺团体来的大都是表演者,记得常来的,京剧界有李少春、杜近芳、李世济、张学津、张学敏、谭元寿、马长礼等,舞蹈界有陈爱莲、芭蕾舞团小天鹅4人组,中央乐团的独奏、轻音乐、四重奏演员等,都是文艺界的精英。
    相声界侯宝林先生来的最多,在舞会间歇时表演。只要侯先生来了,大家都特别开心,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毛泽东最爱听《婚姻与迷信》、《买佛龛》、《改行》、《戏曲与方言》、《醉酒》、《夜行记》等等,百听不厌。我当时是报节目的,常常坐在毛泽东身边,他点的最多的是《关公战秦琼》。
    第一次来中南海的人,都想和毛泽东跳舞,排着队等。他是走几步拍一下伴舞者的后背,表示换人。我伴舞时发现,他有时一只手攥住我的手不放,到人请他,他要是不想跳,就把我的手举起来,意思是己经约好和我跳了。
    舞会都是8点左右开始。最早来的总是朱老总、康大姐,接着刘少奇、王光美、陈毅,总理来得少,来了也只是坐一坐,聊一聊,跳的不多,每位首长来了都先向朱老总问候。康大姐来时总带着一团五颜六色的毛线,大概是把孙子们的小毛衣小毛裤拆掉,混起来重织。她不会搭线,背面总是有许多死结,我就教她如何搭线,这样织起来背面就平滑了。她的样子就是一个普通老太太,朴实、节俭。王光美身材好,有知识分子的味道,总是穿着素色布旗袍、布鞋,后面跟着孩子们,像老母鸡带着小鸡,叽叽嘎嘎、轻轻松松地,毫无做作之态,随意而亲切。她有时也带着毛线来织,我们就教她织花样。她常嘱咐我们,“不必场场都跳,不要太累”。有时看完节目她就走了。陈毅一进场,音乐马上换华尔兹。我伴他跳舞很吃力,他的肚子又大又硬,还拼命地转,我就死死的抱住他,很难对付。他说:“你不要紧张嘛!小鬼头!”“你要是摔了一跤,我就倒霉了。”每次跳完,都吓得我一身汗,好在他并不是每次必到。
    那时林彪也来,但很少跳舞,坐坐就走了。他好像永远怕冷的样子,总是披着一件大衣。我凭直感不喜欢这个人,早就听说他吸食鸦片,一脸青绿色,一付病态,两道很浓的黑眉毛极不对称。我从不靠近他,也没有和他跳过舞。那时他还不是接班人,在家养病。我心想一个解放军高官,吃鸦片特供,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但我不敢说,只是在心里想而己。
    晚9点一到,音乐一改广东丝竹调《步步高》,就是毛泽东来了。熟悉他的人,包括我,迎上门口,经常是他拍一下我的后背,我就陪着他开始伴着音乐走步。我总看到他头发后面翘起一绺还未梳平,说明刚起床。跳舞是他的“晨练”,按他的话说叫伴着音乐散步——他不会任何舞步。
    有时11点左右江青来。她的谱儿可就大了,披着黑色丝绒斗篷,带着墨镜(她解释说自己做化疗后不能见光),头发又黑又亮。后面跟着六七个随从,有的拿着杯,有的捧着靠垫,有的拎着围巾衣物之类。她一进门,乐队马上换西洋乐。她一般只和随从跳,个个都是20多岁的英俊少年。她很健谈,有一次问我是哪里人,我说祖籍江苏,安徽长大。她就大谈京剧西皮二黄的来源及徽班进京使京剧如何发展等,说得头头是道。她有一位随从,白白细细的,个子不高,浓浓的眉毛,眼睛黑亮深遂,面带忧郁,几次就和我熟了。经常是音乐一起,他就穿过舞厅直奔我来,生怕我被别人约走,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次他拉着我在拐角说能不能跟他交朋友,我说我朋友在戏剧学院快毕业了,他阴沉着脸不说话。虽然纪律规定去中南海不准乱打听,我还是没忍住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江青的理发员,想离开中南海,组织上不批准,并指定一女子要他们结婚。我不敢再多问。这时我己经注意到汪东兴向我们这边扫了一眼,领队也看着我们。我回团后立刻受到批评,以后就不再理他了。

                                   闯 祸

    婚后有一次周末,我爱人从城里来看我(那时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我刚好要去执行任务,只得赶着偷偷地溜到附近商场买了只烧鸡。回来时去中南海的大轿车己经开走了,我们俩就在宿舍里吃吃喝喝,谈谈剧院里和学院里的事情。当时新婚不久,见面还是很快乐的。正聊到起劲儿,门铃响了,打开门只见汪东兴站在门口。我吓了一跳,他和颜悦色地说:“主席找不到花果山的孙猴子,所以我抓你来了!”我赶紧请他下楼等一会儿。急急忙忙换了件衣服,抓本书,也没梳头,我就随着汪东兴走了。
    我知道丈夫心里不舒服,但这是任务,我不能不去。
    车开得急,我又有晕车的毛病,到了“春藕斋”,我先进洗手间梳理了一下头发,脱下凉鞋把脚冲干净。因胃里不舒服,就将薄尼裤右边纽扣解开了。我抱着书,悄悄溜到乐队旁边,坐在椅子上看书。领队见我来了,就走过来问我“跑到哪里去了?还不快到毛主席身边去!”我怏怏地过去了,陪着他老人家伴着音乐走步。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裤子越来越长,我猛然想起松了裤扣,“糟糕!”我急得冒出了一句,他问“怎么了?”我说,“裤子要掉下来了!”他拍了我后背一下,“莫慌,赶快扣好。我们不能停下,你这个孙猴子差点要出笑话喽”(因为我姓孙,他给我起外号“花果山美猴王”)。我一边随着他移步,一只手迅速扣好纽扣(其实保卫部门的人已经注意到了),规规矩矩跳完了一曲。心想好险!
    说来也巧,刚好我来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乐队一位吹长笛的女同志,平时从不跳舞,那天也不知怎么,去请朱老总跳舞。老总年纪大,沙发又矮,平时我们请他都是双手把他从沙发里拖起来。可她哪里知道,冒冒失失过去,一支手伸出来说“请老总跳舞”,朱老总拉着她的手,想靠她站起来,重重地一拉,她就栽到了老总身上,吓得保卫人员一起拥了上来。
    第二天一清早,我正准备回城里的小家,队上通知马上到礼堂开紧急会议。我很奇怪,星期六开什么会呀?赶到会场,里面都己坐齐了,气氛很严肃。我刚刚坐下,领导一拍桌子,“孙敏,站起来!”我稀里糊涂地站起来。“昨晚你上哪去了?”“我临时胃疼,去门诊部拿了点药,回来没赶上车。”我撒了个谎。“胡说!是不是你爱人从城里来了,你逃避执行任务?”我知道理亏,默默无语。政委气愤地说:“你看你那副德性!跟毛主席跳舞吊着个脸,还要汪东兴主任亲自去请你!你算老几?实在太不象话了!”这时那位出错的女孩急忙站起来哭着检讨,有人指着她说“你添什么乱呀?吹好你的长笛就完了,跳舞又不是你的任务,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说你闯了多大乱子,中南海保卫部门全知道你啦!没把你当刺客就不错!”这时有人偷着笑。另一位领导严肃地说:“她是第一次请首长跳舞没经验,主观动机是好的,可以原谅,下次接受教训就好了。对孙敏要严肃处理!三个错误:第一,有意缺勤,逃避执行任务,对毛主席不忠!第二,对着主席吊脸子,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第三,衣冠不整差点把裤子掉下来(这时仍有人想笑)!大家严肃点,这要是构成了事实要丢多大的脸?我们还有去中南海执行任务的光荣吗?这是个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事故!这样的不慎重、不检点,这样随便,太可怕了!(有人插话:她还在主席用的洗手间里洗脚丫子!)你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太惯着她了?你当是和普通人跳舞吗?那是全国人民热爱的伟大领导毛主席!”他越说越激动,“他老人家不辞辛苦,日理万机夜里都在工作,”他激动地大喊着,“我们就是要为他老人家的健康作点贡献!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这时大家都上纲上线检讨起自己来,个个痛哭流涕。有人举例说,一位战士爆破前引信己点燃,为抢救一张立在隧道口上的主席像,被炸得粉身碎骨,荣立了二等功,并定为烈士。“那是一种什么境界?他是什么精神?那是多深的阶级感情?那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另一位领导也激动起来:“全国全世界人民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做梦都想见到他老人家!有几个能见到?可我们有这样的殊荣,这是我们的福气,是我们一生的骄傲!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是我们最最光荣的神圣职责!你拍拍胸口想想,你是什么精神?你是什么心理?”
    马上有人恶意地说,“不知她是怀着什么阴暗心理看待我们的光荣任务!”又有人指出“她是剥削阶级出身,感情和我们不一样!”
    其实,我只是因为爱人从城里赶来没能多聚一下,心里不太高兴,哪有什么“阴暗的心理”?我一直觉得陪毛泽东跳舞是件光荣严肃的事情。可这时我说不清,只好痛哭流涕地承认自己缺乏对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感情,觉得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不能回家团聚,还要让别人抱来抱去地跳舞,心里不太高兴。
    这一下大家炸了窝,对我上纲上线狠批了一通。领导当场宣布,给予我“(共青)团内严重警告一次”的处分。不久,取消了我去中南海伴舞的资格。
    受了处分当然痛心,但不再去执行任务,我倒是觉得很轻松。万万没想到,这就为我留下了祸根,在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又遭受了第二次打击。

                                                           社 教

    1963年夏末秋初,我己经是个小干部(女演员队副队长),团政委表扬我表现好,要尽快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入党申请表也填了,干部提升的报告也递上去了,需要的照片也交了。应该是流年大吉,一路顺风。
    突然,有一两天晚上我感觉异常:同屋住的学员不停地被领导找去谈话,回来的时候都是泪汪汪的。我问原因,都不肯作答。出了什么事?
    正思前想后朦胧入睡时,突然有人叫我起床,睁开眼,见是团部秘书(部队调上来的农民学员,共产党员)。“×主任找你谈话!”他一脸严肃。×主任是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参加过长征。一听首长找谈话,我一骨碌爬起来,抓件衣服就随他下楼了。
    进了团部办公室,×主任坐中央,还有总团干部、政委,秘书赶忙坐下,拿着钢笔准备作记录,气氛异常。出了什么大事?找我调查什么情况?我楞楞地问。几位干部低头猛吸烟,沉默了半天,谁也不开口。
    我纳闷儿地站着。秘书客气了一句“坐吧。”我把桌前像给被审判人坐的椅子斜拉过来坐下:“首长找我有什么事?你们都这么严肃,怪吓人的。”
    “要你交待自己的问题!”×主任开了口。
    此人据他自己说是要饭的出身,长相极差,一脸横肉,三角眼,皮肤粗糙,上眼皮重重地耷拉下来,象老睁不开眼,个子又矮又小,但嗓门儿倒是恶声恶气挺大,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说实在的我极不喜欢此人。
    “你坐在那发什么愣?”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是前不久说要为我请功的政委。
    屋里除了烟雾就是沉默。我坐在那静静地认真想:到底有什么问题没向组织交待?日记(中南海事件受处分时交上去的)?再就是出身问题?我爸爸当过国民党政工队长,他是名票友,带的是一个京剧班子,48年底才进的政工队,先是中校,后来升上校。49年解放被一个军文工团接收,我填家庭出身时报的是官僚地主(其实我家一分地也没有,是夸大了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海外关系?叔叔舅舅们从未联系,也都捕风捉影的报上去了。49年我才10岁,51年就参军了,还有什么可交待的呢?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想清楚了我镇定地回答:“我没什么交待的!”一片沉默。
    小秘书怯生生地问:“你敢保证吗?”
   “我用团籍保证!”我坦荡地说。
   “开除你团籍!”×主任大声说。
   “那我用军籍保证!”我强硬地说。
   “开除你军籍!”×主任更大声说。
    当时我有些发懵,也害怕,但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我那时是相信党的,也只能相信党。我说:“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党,听候组织上调查处理。”
    “马上把她关起来!”×主任愤怒地说。“她的气焰很嚣张,打着12岁参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红伞,实际她充满着对党的阶级仇恨,是个典型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的话定了我的性,说完起身就走。
    我一听“阶级异己分子”这个词心里很震惊,我知道严重性。心里一急,眼前一黑,差点栽倒在地上,那位曾要为我请功的政委一把扶住了我。我咬紧牙关挺着,心里劝慰自己,别怕别怕,事情会搞清楚的,要相信党。
    屋子里剩下的是整天打交道的团队干部,谁也没开腔。沉默了一阵子,有人递过来一杯水,我拒绝了,泪如泉涌。
    这时,另一位团政委开腔了(据他自己说是捡煤核的出身)。他用手不停地敲着桌面,像是深思熟虑地说:“很突然吧?你的问题我们也感到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你的反动思想隐藏得很深很深,不易被察觉。我们阶级斗争观念不够强,还是首长高瞻远瞩,眼光敏锐,一下子就抓到了本质。我们跟不上形势,我们也要检讨。你大概也是思想准备不够,现在端正态度还来得及。其实根据你在中南海的表现,我们早该有察觉,当时只当一般问题处理了,这是我们警惕性不高。”他扫视了一下周围:“我们不能搞温情主义。”他敲敲桌子示意,门外进来两个战士,把我带走了。
    他们押解着我来到一间平时开会的大练功房待命。门开着,两名持枪的战士在门外来回踱步,不时警惕地看看我。
    夜深人静,凉气袭人,我打个寒颤,抱紧了双肩。屋内昏暗的光灯在夜风中摇晃着,阴影在我脸上绕来绕去,我恍惚觉得像白日做梦,不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我怎么突然从好同志一夜间就成了敌人?天天把它当亲爹亲娘的党怎么突然对自己的孩子翻脸下毒手呢?
    昏昏欲睡时,被押解的战士喊醒。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己是夜里3点,我在这个空房子里等了两个多小时。据后来保卫部长告诉我,他妻子是我小时候的战友,×主任坚持要求给我上手铐,保卫部以证据不足及手铐己用完为由顶住了,并拒绝接收关押,让总团自行解决。
    我被关进宿舍单元房洗手间隔壁,一小间本应用来做厨房的地方。里面临时搭起一个单人板床,一张小学生式的桌子挤在床边,狭窄的窗子用木板钉死。如果不开门,白天也是漆黑一片。又惊又吓,折腾了一夜,我身上一阵发冷,头痛得厉害,接着浑身发烫。我病了。
    早饭送来我没动。看守说:“你不要装病,好好交待问题才是出路!”另一个女兵摸摸我的头转身走了,一会儿拿来药。我很绝望,烧得昏头昏脑,心里胡乱想:还不如一死了之,由它去烧吧!烧死活该!我诅咒自己。
    中午饭送来了,我也没吃,仍然躺着。下午两点左右,押解着我去会场。当时,有多少人在会场,是全机关大院还只是文教部门我都模糊了,只记得到处是标语,最醒目的是一条大横幅,“打倒阶级异己分子孙敏!”还有什么“提高警惕,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之类。一进会场,口号声不断,我被一个持枪战士押解着站到台下面对观众。接着就是有组织的批判发言,从工作到生活,没边没沿,帽子满天飞!几个御用人物慷慨激昂无限上纲。因为批判是匆忙凑起来的,无非是我日常生活的琐碎表现,只言片语。尽管我烧得昏头昏脑,但批判的内容我仔细地努力听:到底是犯了什么罪?结果除了帽子吓人,内容极为幼稚可笑。
    关押了许多天,最后定了几条莫须有的罪名:
   (1)对毛主席不忠,对去中南海执行任务有抵触情绪,有阴暗心理;
   (2)拉拢腐蚀青年,对学员搞小恩小惠。A、帮助一位学员的妹妹上学,周末给学员们买零食,送东西给学员——属结党营私。B、晚上经常给学员们讲“大洋古”的故事,什么《罗亭》、《贵族之家》、《红与黑》、《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双城记》,特别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娜拉》等等——属于灌输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不宣传刘胡兰、董存瑞、江姐?C、教青年学坏:三年困难时期去云贵演出,收到地方政府送的香烟,有一次演出回来很累,我突发奇想,把烟每样抽出一支,让每人抽一口,尝尝烟是什么滋味——这叫腐蚀青年。
   (3)剥削阶级意识。休闲时间打扑克,谁输了就让人家请客吃饭——变相赌博,敲诈勒索。
   (4)低级下流。有一次大家说笑话,东北娶媳妇如同卖女人,双眼皮的价高,我插了一句“那我一定卖得高!”——这算我说荤笑话,低级下流。
    最后,那位少将主任表态了:“她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党的领导。她反对我,我是什么人?我是党的路线执行人,党不是抽象的,我是代表党的,她反对我就是反对党!”
    就这样胡里胡涂地又关起来。他们一开始就给我扣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大帽子,凭以上这点事实,怎么也不够。(待续)
                                         来源:共识网  作者:kuole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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