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文工团员的遭遇(之一）

FRANKSTON

伴舞  

     我年轻时是某兵种话剧团的演员。
    1959-1963年，我被挑选出每星期两次去中南海执行任务。所谓“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伴舞。我们女演员（包括歌舞团）加上乐队共40人左右，都是经过保卫部门严格审查并拍照立档的。
    时间是每星期三、五，晚8点前到场，地点在中南海里的“春藕斋”。地方文艺团体来的大都是表演者，记得常来的，京剧界有李少春、杜近芳、李世济、张学津、张学敏、谭元寿、马长礼等，舞蹈界有陈爱莲、芭蕾舞团小天鹅4人组，中央乐团的独奏、轻音乐、四重奏演员等，都是文艺界的精英。
    相声界侯宝林先生来的最多，在舞会间歇时表演。只要侯先生来了，大家都特别开心，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毛泽东最爱听《婚姻与迷信》、《买佛龛》、《改行》、《戏曲与方言》、《醉酒》、《夜行记》等等，百听不厌。我当时是报节目的，常常坐在毛泽东身边，他点的最多的是《关公战秦琼》。
    第一次来中南海的人，都想和毛泽东跳舞，排着队等。他是走几步拍一下伴舞者的后背，表示换人。我伴舞时发现，他有时一只手攥住我的手不放，到人请他，他要是不想跳，就把我的手举起来，意思是己经约好和我跳了。
    舞会都是8点左右开始。最早来的总是朱老总、康大姐，接着刘少奇、王光美、陈毅，总理来得少，来了也只是坐一坐，聊一聊，跳的不多，每位首长来了都先向朱老总问候。康大姐来时总带着一团五颜六色的毛线，大概是把孙子们的小毛衣小毛裤拆掉，混起来重织。她不会搭线，背面总是有许多死结，我就教她如何搭线，这样织起来背面就平滑了。她的样子就是一个普通老太太，朴实、节俭。王光美身材好，有知识分子的味道，总是穿着素色布旗袍、布鞋，后面跟着孩子们，像老母鸡带着小鸡，叽叽嘎嘎、轻轻松松地，毫无做作之态，随意而亲切。她有时也带着毛线来织，我们就教她织花样。她常嘱咐我们，“不必场场都跳，不要太累”。有时看完节目她就走了。陈毅一进场，音乐马上换华尔兹。我伴他跳舞很吃力，他的肚子又大又硬，还拼命地转，我就死死的抱住他，很难对付。他说：“你不要紧张嘛！小鬼头！”“你要是摔了一跤，我就倒霉了。”每次跳完，都吓得我一身汗，好在他并不是每次必到。
    那时林彪也来，但很少跳舞，坐坐就走了。他好像永远怕冷的样子，总是披着一件大衣。我凭直感不喜欢这个人，早就听说他吸食鸦片，一脸青绿色，一付病态，两道很浓的黑眉毛极不对称。我从不靠近他，也没有和他跳过舞。那时他还不是接班人，在家养病。我心想一个解放军高官，吃鸦片特供，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但我不敢说，只是在心里想而己。
    晚9点一到，音乐一改广东丝竹调《步步高》，就是毛泽东来了。熟悉他的人，包括我，迎上门口，经常是他拍一下我的后背，我就陪着他开始伴着音乐走步。我总看到他头发后面翘起一绺还未梳平，说明刚起床。跳舞是他的“晨练”，按他的话说叫伴着音乐散步——他不会任何舞步。
    有时11点左右江青来。她的谱儿可就大了，披着黑色丝绒斗篷，带着墨镜（她解释说自己做化疗后不能见光），头发又黑又亮。后面跟着六七个随从，有的拿着杯，有的捧着靠垫，有的拎着围巾衣物之类。她一进门，乐队马上换西洋乐。她一般只和随从跳，个个都是20多岁的英俊少年。她很健谈，有一次问我是哪里人，我说祖籍江苏，安徽长大。她就大谈京剧西皮二黄的来源及徽班进京使京剧如何发展等，说得头头是道。她有一位随从，白白细细的，个子不高，浓浓的眉毛，眼睛黑亮深遂，面带忧郁，几次就和我熟了。经常是音乐一起，他就穿过舞厅直奔我来，生怕我被别人约走，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次他拉着我在拐角说能不能跟他交朋友，我说我朋友在戏剧学院快毕业了，他阴沉着脸不说话。虽然纪律规定去中南海不准乱打听，我还是没忍住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江青的理发员，想离开中南海，组织上不批准，并指定一女子要他们结婚。我不敢再多问。这时我己经注意到汪东兴向我们这边扫了一眼，领队也看着我们。我回团后立刻受到批评，以后就不再理他了。

                                   闯 祸

    婚后有一次周末，我爱人从城里来看我（那时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我刚好要去执行任务，只得赶着偷偷地溜到附近商场买了只烧鸡。回来时去中南海的大轿车己经开走了，我们俩就在宿舍里吃吃喝喝，谈谈剧院里和学院里的事情。当时新婚不久，见面还是很快乐的。正聊到起劲儿，门铃响了，打开门只见汪东兴站在门口。我吓了一跳，他和颜悦色地说：“主席找不到花果山的孙猴子，所以我抓你来了！”我赶紧请他下楼等一会儿。急急忙忙换了件衣服，抓本书，也没梳头，我就随着汪东兴走了。
    我知道丈夫心里不舒服，但这是任务，我不能不去。
    车开得急，我又有晕车的毛病，到了“春藕斋”，我先进洗手间梳理了一下头发，脱下凉鞋把脚冲干净。因胃里不舒服，就将薄尼裤右边纽扣解开了。我抱着书，悄悄溜到乐队旁边，坐在椅子上看书。领队见我来了，就走过来问我“跑到哪里去了？还不快到毛主席身边去！”我怏怏地过去了，陪着他老人家伴着音乐走步。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裤子越来越长，我猛然想起松了裤扣，“糟糕！”我急得冒出了一句，他问“怎么了？”我说，“裤子要掉下来了！”他拍了我后背一下，“莫慌，赶快扣好。我们不能停下，你这个孙猴子差点要出笑话喽”（因为我姓孙，他给我起外号“花果山美猴王”）。我一边随着他移步，一只手迅速扣好纽扣（其实保卫部门的人已经注意到了），规规矩矩跳完了一曲。心想好险！
    说来也巧，刚好我来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乐队一位吹长笛的女同志，平时从不跳舞，那天也不知怎么，去请朱老总跳舞。老总年纪大，沙发又矮，平时我们请他都是双手把他从沙发里拖起来。可她哪里知道，冒冒失失过去，一支手伸出来说“请老总跳舞”，朱老总拉着她的手，想靠她站起来，重重地一拉，她就栽到了老总身上，吓得保卫人员一起拥了上来。
    第二天一清早，我正准备回城里的小家，队上通知马上到礼堂开紧急会议。我很奇怪，星期六开什么会呀？赶到会场，里面都己坐齐了，气氛很严肃。我刚刚坐下，领导一拍桌子，“孙敏，站起来！”我稀里糊涂地站起来。“昨晚你上哪去了？”“我临时胃疼，去门诊部拿了点药，回来没赶上车。”我撒了个谎。“胡说！是不是你爱人从城里来了，你逃避执行任务？”我知道理亏，默默无语。政委气愤地说：“你看你那副德性！跟毛主席跳舞吊着个脸，还要汪东兴主任亲自去请你！你算老几？实在太不象话了！”这时那位出错的女孩急忙站起来哭着检讨，有人指着她说“你添什么乱呀？吹好你的长笛就完了，跳舞又不是你的任务，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说你闯了多大乱子，中南海保卫部门全知道你啦！没把你当刺客就不错！”这时有人偷着笑。另一位领导严肃地说：“她是第一次请首长跳舞没经验，主观动机是好的，可以原谅，下次接受教训就好了。对孙敏要严肃处理！三个错误：第一，有意缺勤，逃避执行任务，对毛主席不忠！第二，对着主席吊脸子，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第三，衣冠不整差点把裤子掉下来（这时仍有人想笑）！大家严肃点，这要是构成了事实要丢多大的脸？我们还有去中南海执行任务的光荣吗？这是个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事故！这样的不慎重、不检点，这样随便，太可怕了！（有人插话：她还在主席用的洗手间里洗脚丫子！）你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太惯着她了？你当是和普通人跳舞吗？那是全国人民热爱的伟大领导毛主席！”他越说越激动，“他老人家不辞辛苦，日理万机夜里都在工作，”他激动地大喊着，“我们就是要为他老人家的健康作点贡献！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这时大家都上纲上线检讨起自己来，个个痛哭流涕。有人举例说，一位战士爆破前引信己点燃，为抢救一张立在隧道口上的主席像，被炸得粉身碎骨，荣立了二等功，并定为烈士。“那是一种什么境界？他是什么精神？那是多深的阶级感情？那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另一位领导也激动起来：“全国全世界人民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做梦都想见到他老人家！有几个能见到？可我们有这样的殊荣，这是我们的福气，是我们一生的骄傲！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是我们最最光荣的神圣职责！你拍拍胸口想想，你是什么精神？你是什么心理？”
    马上有人恶意地说，“不知她是怀着什么阴暗心理看待我们的光荣任务！”又有人指出“她是剥削阶级出身，感情和我们不一样！”
    其实，我只是因为爱人从城里赶来没能多聚一下，心里不太高兴，哪有什么“阴暗的心理”？我一直觉得陪毛泽东跳舞是件光荣严肃的事情。可这时我说不清，只好痛哭流涕地承认自己缺乏对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感情，觉得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不能回家团聚，还要让别人抱来抱去地跳舞，心里不太高兴。
    这一下大家炸了窝，对我上纲上线狠批了一通。领导当场宣布，给予我“（共青）团内严重警告一次”的处分。不久，取消了我去中南海伴舞的资格。
    受了处分当然痛心，但不再去执行任务，我倒是觉得很轻松。万万没想到，这就为我留下了祸根，在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又遭受了第二次打击。

                                                           社 教

    1963年夏末秋初，我己经是个小干部（女演员队副队长），团政委表扬我表现好，要尽快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入党申请表也填了，干部提升的报告也递上去了，需要的照片也交了。应该是流年大吉，一路顺风。
    突然，有一两天晚上我感觉异常：同屋住的学员不停地被领导找去谈话，回来的时候都是泪汪汪的。我问原因，都不肯作答。出了什么事？
    正思前想后朦胧入睡时，突然有人叫我起床，睁开眼，见是团部秘书（部队调上来的农民学员，共产党员）。“×主任找你谈话！”他一脸严肃。×主任是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参加过长征。一听首长找谈话，我一骨碌爬起来，抓件衣服就随他下楼了。
    进了团部办公室，×主任坐中央，还有总团干部、政委，秘书赶忙坐下，拿着钢笔准备作记录，气氛异常。出了什么大事？找我调查什么情况？我楞楞地问。几位干部低头猛吸烟，沉默了半天，谁也不开口。
    我纳闷儿地站着。秘书客气了一句“坐吧。”我把桌前像给被审判人坐的椅子斜拉过来坐下：“首长找我有什么事？你们都这么严肃，怪吓人的。”
    “要你交待自己的问题！”×主任开了口。
    此人据他自己说是要饭的出身，长相极差，一脸横肉，三角眼，皮肤粗糙，上眼皮重重地耷拉下来，象老睁不开眼，个子又矮又小，但嗓门儿倒是恶声恶气挺大，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说实在的我极不喜欢此人。
    “你坐在那发什么愣？”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是前不久说要为我请功的政委。
    屋里除了烟雾就是沉默。我坐在那静静地认真想：到底有什么问题没向组织交待？日记（中南海事件受处分时交上去的）？再就是出身问题？我爸爸当过国民党政工队长，他是名票友，带的是一个京剧班子，48年底才进的政工队，先是中校，后来升上校。49年解放被一个军文工团接收，我填家庭出身时报的是官僚地主（其实我家一分地也没有，是夸大了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海外关系？叔叔舅舅们从未联系，也都捕风捉影的报上去了。49年我才10岁，51年就参军了，还有什么可交待的呢？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想清楚了我镇定地回答：“我没什么交待的！”一片沉默。
    小秘书怯生生地问：“你敢保证吗？”
   “我用团籍保证！”我坦荡地说。
   “开除你团籍！”×主任大声说。
   “那我用军籍保证！”我强硬地说。
   “开除你军籍！”×主任更大声说。
    当时我有些发懵，也害怕，但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我那时是相信党的，也只能相信党。我说：“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党，听候组织上调查处理。”
    “马上把她关起来！”×主任愤怒地说。“她的气焰很嚣张，打着12岁参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红伞，实际她充满着对党的阶级仇恨，是个典型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的话定了我的性，说完起身就走。
    我一听“阶级异己分子”这个词心里很震惊，我知道严重性。心里一急，眼前一黑，差点栽倒在地上，那位曾要为我请功的政委一把扶住了我。我咬紧牙关挺着，心里劝慰自己，别怕别怕，事情会搞清楚的，要相信党。
    屋子里剩下的是整天打交道的团队干部，谁也没开腔。沉默了一阵子，有人递过来一杯水，我拒绝了，泪如泉涌。
    这时，另一位团政委开腔了（据他自己说是捡煤核的出身）。他用手不停地敲着桌面，像是深思熟虑地说：“很突然吧？你的问题我们也感到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你的反动思想隐藏得很深很深，不易被察觉。我们阶级斗争观念不够强，还是首长高瞻远瞩，眼光敏锐，一下子就抓到了本质。我们跟不上形势，我们也要检讨。你大概也是思想准备不够，现在端正态度还来得及。其实根据你在中南海的表现，我们早该有察觉，当时只当一般问题处理了，这是我们警惕性不高。”他扫视了一下周围：“我们不能搞温情主义。”他敲敲桌子示意，门外进来两个战士，把我带走了。
    他们押解着我来到一间平时开会的大练功房待命。门开着，两名持枪的战士在门外来回踱步，不时警惕地看看我。
    夜深人静，凉气袭人，我打个寒颤，抱紧了双肩。屋内昏暗的光灯在夜风中摇晃着，阴影在我脸上绕来绕去，我恍惚觉得像白日做梦，不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我怎么突然从好同志一夜间就成了敌人？天天把它当亲爹亲娘的党怎么突然对自己的孩子翻脸下毒手呢？
    昏昏欲睡时，被押解的战士喊醒。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己是夜里3点，我在这个空房子里等了两个多小时。据后来保卫部长告诉我，他妻子是我小时候的战友，×主任坚持要求给我上手铐，保卫部以证据不足及手铐己用完为由顶住了，并拒绝接收关押，让总团自行解决。
    我被关进宿舍单元房洗手间隔壁，一小间本应用来做厨房的地方。里面临时搭起一个单人板床，一张小学生式的桌子挤在床边，狭窄的窗子用木板钉死。如果不开门，白天也是漆黑一片。又惊又吓，折腾了一夜，我身上一阵发冷，头痛得厉害，接着浑身发烫。我病了。
    早饭送来我没动。看守说：“你不要装病，好好交待问题才是出路！”另一个女兵摸摸我的头转身走了，一会儿拿来药。我很绝望，烧得昏头昏脑，心里胡乱想：还不如一死了之，由它去烧吧！烧死活该！我诅咒自己。
    中午饭送来了，我也没吃，仍然躺着。下午两点左右，押解着我去会场。当时，有多少人在会场，是全机关大院还只是文教部门我都模糊了，只记得到处是标语，最醒目的是一条大横幅，“打倒阶级异己分子孙敏！”还有什么“提高警惕，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之类。一进会场，口号声不断，我被一个持枪战士押解着站到台下面对观众。接着就是有组织的批判发言，从工作到生活，没边没沿，帽子满天飞！几个御用人物慷慨激昂无限上纲。因为批判是匆忙凑起来的，无非是我日常生活的琐碎表现，只言片语。尽管我烧得昏头昏脑，但批判的内容我仔细地努力听：到底是犯了什么罪？结果除了帽子吓人，内容极为幼稚可笑。
    关押了许多天，最后定了几条莫须有的罪名：
   （1）对毛主席不忠，对去中南海执行任务有抵触情绪，有阴暗心理；
   （2）拉拢腐蚀青年，对学员搞小恩小惠。A、帮助一位学员的妹妹上学，周末给学员们买零食，送东西给学员——属结党营私。B、晚上经常给学员们讲“大洋古”的故事，什么《罗亭》、《贵族之家》、《红与黑》、《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双城记》，特别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娜拉》等等——属于灌输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不宣传刘胡兰、董存瑞、江姐？C、教青年学坏：三年困难时期去云贵演出，收到地方政府送的香烟，有一次演出回来很累，我突发奇想，把烟每样抽出一支，让每人抽一口，尝尝烟是什么滋味——这叫腐蚀青年。
   （3）剥削阶级意识。休闲时间打扑克，谁输了就让人家请客吃饭——变相赌博，敲诈勒索。
   （4）低级下流。有一次大家说笑话，东北娶媳妇如同卖女人，双眼皮的价高，我插了一句“那我一定卖得高！”——这算我说荤笑话，低级下流。
    最后，那位少将主任表态了：“她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党的领导。她反对我，我是什么人？我是党的路线执行人，党不是抽象的，我是代表党的，她反对我就是反对党！”
    就这样胡里胡涂地又关起来。他们一开始就给我扣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大帽子，凭以上这点事实，怎么也不够。（待续）
                                         来源：共识网  作者：kuolei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