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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宗罪：贪婪掠夺
康生在收藏书画方面的爱好，几近于一种疯狂的掠夺。在“文革”以前，康生常以打借条的方式占有一些文物。1956年，故宫博物馆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康生看中了，说是“借”去看看，结果是久借不还，故宫博物馆不好入账，只好为他为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文革”中，康生更是想尽办法掠夺文物。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京城有名的文物收藏家傅惜华的书被“抄”出，并已经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又脏又冷的书库，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挑书。71岁的老头子，嘴唇发紫了，鼻涕也流出来了，一个人挑了3个多小时。就这样，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抄家”行动，流入康生之手。
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 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有1000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第二宗罪：害人成性
1947年，康生在山西省林县主管土地改革时，施行的残酷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
康生发明的众多酷刑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然后，鞭打那匹马，驱使他拖着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把他拖死；把醋灌进受害者的喉咙；用一根马尾刺进受害者的阴茎。当康生对他的施虐狂队伍的“努力”不满意的时候，他会不断发明使不幸者更加痛苦的新方法。他曾威胁要把毒蛇扔进囚犯的牢房来加快获取“供词”。当需要恐怖的戏剧性表演时，他会极其高兴地捏住囚犯们的鼻子，像牵着牛一样领他们穿过巷。
康生害人成性，喜欢整人，其“迫害欲”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迫害大体分为两类：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革”开始后，有人贴了姚臻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他的特务。姚臻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作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泽东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
据资料记载，“文革”初期，正当红卫生兵到处“揪叛徒”时，康生的小姨子苏枚突然服用安眠药自杀。康生等人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他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另外，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1人，逼疯4人。
第三宗罪：生活糜烂
1960年，中国人大都忍饥挨饿，苦度时日。康生却是少数利用职权尽情享乐的人物之一，他非常溺爱他的北京种爱犬，这是过去专为皇室预备的。豢养宠物并不是康生惟一的宫廷生活乐趣，他还雇了一名宫廷厨师，享受皇帝的饮食待遇。
康生爱抽大烟，这是一名提供材料者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发现的，当时她去探望在北京医院里养病的康生。她发现他带着全套吸食鸦片的工具：烟枪、烟灯，用来在火苗上烧烟泡的细针和小匙。康生利用权势地位保持他的吸毒癖，尽管那时候政府正在无情地处决任何进行毒品交易的人。
康生还曾把演员找到家里，表演模仿男女的床上戏，并用当时十分罕见的录音机给录制下来。此外，还把京剧演员找到家，叫他们演很黄很暴力的剧目，并亲自拉京胡伴奏。他还喜欢收集春宫画，看得乐不可支。
在公开场合，他却更喜欢把自己打扮成高深莫测的知识分子模样。“文革”时期，他更是力求站在毛泽东身边时举止温和，使自己看上去更像书生，而非阎王。
1975年，康生在气息奄奄之际，还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邓小平一状，足见其人之阴险。同年12月，康生病死。（发表在《羊城晚报》、《康生评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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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8 14: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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