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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代王朝在走向灭亡之际的严厉天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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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27 08:11: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树上。

闯王大军势如破竹直取北京城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崇祯皇帝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鼠疫对于当时来说几乎是绝症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对此天灾明朝几乎没有作何对策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

闯王成功占领北京城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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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 22:05:24 | 显示全部楼层

看历代王朝在走向灭亡之际的严厉天惩

拨开纷繁复杂的历史表面,审视中国每个王朝毁灭的原因,我不禁多了一份惊诧和好奇:历史总是在重复上演着,只不过换了主角和场景。自夏朝开始,历代王朝在走向灭亡之际,天灾都较其中、前期为多,有的十分频繁,持续时间很长。也许上天就是这样向人们暗示着什么。

夏朝末年,发生过两次大地震。“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帝癸三十年,瞿山崩。”(均见于《竹书纪年》)商朝末年,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竹书纪年》载:“帝辛四十三年春,峣山崩。”另据《淮南子》载:“殷纣时,峣山崩,三川涸。”

西周末年,都城和附近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的地区都发生了地震。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异常气候和自然现象。《竹书纪年》载:“幽王三年冬,大震电。四年夏六月,陨霜。”这里所记述的,实际上是一种冬暖夏寒的异常气候。冬暖则害虫多,夏寒则伤庄稼。

秦朝末年,出现了罕见的水灾。当时山东、安徽等地方因久雨成灾,成了水乡泽国。

西汉后期,从元帝起,灾祸就连年不断,一直持续到西汉灭亡,灾祸包括水灾、旱灾、虫灾等。

东汉后期,更是多次暴发大疫。而东汉末年,即公元217年,全国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疫病为害之惨烈难以想象。当时许多地方连棺材都卖空了,悲泣声弥漫四周,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传染疫病,贫苦百姓无钱来埋葬家人,所以处处都呈现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

而处于变动历史时期的三国两晋时期,共发生旱灾六十次,水灾五十六次,风灾五十四次,地震五十三次,雨雹之灾三十五次,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霜雪、“地沸”各两次。据《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朝末年先后发生了四川地震;“秦、雍二州大旱,”以及暴风、霜降、大水等。

隋朝后期,山东、河南发大水,淹没四十余郡,而且在唐末,淮南出现疫情,造成军队人员和百姓的大量死亡。

南宋末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死者众多。这一疫情持续时间很长。在南宋王朝被灭之际,瘟疫再次降临,杭州城内“疫气蒸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时,是元朝历史上疫病流行最多的时期,史书载有12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瘟疫发生,死人无数。一次京师大疫长达两年之久。

明朝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崇祯十四年,京津地区、江苏吴江都遭到大疫袭击,《吴江志》称:“阖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十六、十七两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浑源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合家死绝不敢葬者”。崇祯十七年春,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并持续了一个多月,夺走了大量吴江人的性命。同年,京师鼠疫大作,造成“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的惨状。

清朝末年似乎也没能摆脱这种厄运,疫病流行十分频繁。光绪帝34年中19年有疫病,宣统帝3年中2年有疫病。当时主要疾病是霍乱、鼠疫和疟疾。1902年,京津地区霍乱流行,死人无数,“有以顷刻死者,有半日死者”。这年黑龙江瑷珲也出现严重的霍乱转筋,半个月后,“市断人稀,街面几无人迹',每日死亡有七、八百人。1910年鼠疫在东北流行关内一些地区也被传染到,死亡的人数非常多。

为什么在王朝的后期和末年灾祸如此频繁和惨烈?上天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中国古人早已有言:天灾与人祸是紧密相连的。既然天灾是由人祸而起,那造成人祸之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君王的不修德政。

夏朝的最后一个君王桀是有名的暴君,他不修仁德,不关心百姓的生死,奢侈无度,而且性情暴躁、残忍,动辄杀人。当时的老百姓咒骂夏桀说,你几时灭亡,我情愿与你一起灭亡。而商纣王也同桀一样残暴、荒淫无度。他建造酒池肉林玩乐,发明了炮烙的酷刑。西周幽王宠爱妃子而不关心国家和百姓,并且任用奸诈乖巧、善于阿谀奉承、贪图财利之人。秦二世也是个残暴之君,所用刑法极为严苛。

西汉末年的灵帝等昏庸无能,只知享乐。待到东汉末年,宦官和外戚争权,军阀割据,导致民不聊生。而晋朝末年王公贵族们生活奢侈,挥金如土,统治腐败,人民苦不堪言。隋朝炀帝即位后,则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和战事,社会矛盾加剧。及至唐末,藩镇之间混战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朝廷内部矛盾重重,皇帝平庸无能,大唐帝国终于走向了分裂。元末顺帝平庸昏聩,大臣骄奢,欺压百姓,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明末的崇祯皇帝,虽有心整治朝纲,怎奈积重难返,前几任皇帝不理国事,宦官专权特务横行,导致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农民起义不断。清末西太后专权,朝政日益腐败,加之外族侵略,战事频繁,终至灭亡。

可以说,正是君王的不行仁德之政,不顺天意,才走入末世,天灾正是上天对人不遵循天理的警告与惩罚。当这些残暴、昏聩、腐败的君王,忘记了“奉天承运”“爱民如子”而背离天道肆意享乐妄为之时,“上梁不正,下梁歪”,大臣腐败,盗贼兴起,冤狱不断,民怨沸腾,上天就要收回赐予他们的权柄和福分。

天灾人祸的增多加重就是危险渐近的警报,如不改过迁善,覆灭的命运无可避免。而历代贤明仁德之君往往能将天灾视为上天对自己的警示,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修正,从而国运恒久昌盛。

国君无道,正气不申,天象有异。百姓生在这样的时期,就跟着遭难。历史像一面镜子给我们以启迪。如果谁把灾难看作简单的自然现象,谁就可能错过了避免灾难的良机。这是上天的良苦之心吧?

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地年年出现天灾人祸,如干旱、水灾、地震、蝗灾等,连以前不多见的沙尘暴、高温、赤潮都以突显、骤增、罕见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各种疫病广泛流行。如禽流感、口蹄疫、SARS病、艾滋病,现在又发现许多变异病毒疾病。尤其在近几年,灾情越来越大,如1998年的南方特大洪灾;2003年爆发SARS,2004年出现禽流感,2005年人感染猪链球菌...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南方雪灾、台风;2010年南方10省的洪涝灾害等。

几乎都是“史无前例”的特大灾祸,令人惊诧不已。

2012年2月,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发生的陨石雨,据专家考察初步结论,是继1997年2月15日山东鄄城之后,我国首次发生的陨石雨现象,其陨石之大之多仅次于1976年3月8日出现在吉林省的陨石雨。而在76年一年之中,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人都相继死去。同年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随后,中国政坛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

上天为何如此的愤怒?

以这种不停止的方式,迫切的想警示人们什么呢?是“君无道民失德”吗?一边是美丽的谎言包裹着杀人诛心的残暴,一边是默许恶行的自私和冷漠,行恶与纵恶都一样亵渎着上天的法则。灾难是惩戒,灾难更是警报,在更大的毁灭性灾难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众生快快觉醒用善念和智慧去寻找一条被救的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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