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代王朝在走向灭亡之际的严厉天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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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树上。

闯王大军势如破竹直取北京城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崇祯皇帝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鼠疫对于当时来说几乎是绝症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对此天灾明朝几乎没有作何对策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

闯王成功占领北京城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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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纷繁复杂的历史表面，审视中国每个王朝毁灭的原因，我不禁多了一份惊诧和好奇：历史总是在重复上演着，只不过换了主角和场景。自夏朝开始，历代王朝在走向灭亡之际，天灾都较其中、前期为多，有的十分频繁，持续时间很长。也许上天就是这样向人们暗示着什么。

夏朝末年，发生过两次大地震。“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帝癸三十年，瞿山崩。”(均见于《竹书纪年》)商朝末年，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竹书纪年》载：“帝辛四十三年春，峣山崩。”另据《淮南子》载：“殷纣时，峣山崩，三川涸。”

西周末年，都城和附近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的地区都发生了地震。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异常气候和自然现象。《竹书纪年》载：“幽王三年冬，大震电。四年夏六月，陨霜。”这里所记述的，实际上是一种冬暖夏寒的异常气候。冬暖则害虫多，夏寒则伤庄稼。

秦朝末年，出现了罕见的水灾。当时山东、安徽等地方因久雨成灾，成了水乡泽国。

西汉后期，从元帝起，灾祸就连年不断，一直持续到西汉灭亡，灾祸包括水灾、旱灾、虫灾等。

东汉后期，更是多次暴发大疫。而东汉末年，即公元217年，全国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疫病为害之惨烈难以想象。当时许多地方连棺材都卖空了，悲泣声弥漫四周，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传染疫病，贫苦百姓无钱来埋葬家人，所以处处都呈现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

而处于变动历史时期的三国两晋时期，共发生旱灾六十次，水灾五十六次，风灾五十四次，地震五十三次，雨雹之灾三十五次，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霜雪、“地沸”各两次。据《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朝末年先后发生了四川地震；“秦、雍二州大旱，”以及暴风、霜降、大水等。

隋朝后期，山东、河南发大水，淹没四十余郡，而且在唐末，淮南出现疫情，造成军队人员和百姓的大量死亡。

南宋末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死者众多。这一疫情持续时间很长。在南宋王朝被灭之际，瘟疫再次降临，杭州城内“疫气蒸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时，是元朝历史上疫病流行最多的时期，史书载有12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瘟疫发生，死人无数。一次京师大疫长达两年之久。

明朝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崇祯十四年，京津地区、江苏吴江都遭到大疫袭击，《吴江志》称：“阖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十六、十七两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浑源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合家死绝不敢葬者”。崇祯十七年春，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并持续了一个多月，夺走了大量吴江人的性命。同年，京师鼠疫大作，造成“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的惨状。

清朝末年似乎也没能摆脱这种厄运，疫病流行十分频繁。光绪帝34年中19年有疫病，宣统帝3年中2年有疫病。当时主要疾病是霍乱、鼠疫和疟疾。1902年，京津地区霍乱流行，死人无数，“有以顷刻死者，有半日死者”。这年黑龙江瑷珲也出现严重的霍乱转筋，半个月后，“市断人稀，街面几无人迹'，每日死亡有七、八百人。1910年鼠疫在东北流行关内一些地区也被传染到，死亡的人数非常多。

为什么在王朝的后期和末年灾祸如此频繁和惨烈？上天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中国古人早已有言：天灾与人祸是紧密相连的。既然天灾是由人祸而起，那造成人祸之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君王的不修德政。

夏朝的最后一个君王桀是有名的暴君，他不修仁德，不关心百姓的生死，奢侈无度，而且性情暴躁、残忍，动辄杀人。当时的老百姓咒骂夏桀说，你几时灭亡，我情愿与你一起灭亡。而商纣王也同桀一样残暴、荒淫无度。他建造酒池肉林玩乐，发明了炮烙的酷刑。西周幽王宠爱妃子而不关心国家和百姓，并且任用奸诈乖巧、善于阿谀奉承、贪图财利之人。秦二世也是个残暴之君，所用刑法极为严苛。

西汉末年的灵帝等昏庸无能，只知享乐。待到东汉末年，宦官和外戚争权，军阀割据，导致民不聊生。而晋朝末年王公贵族们生活奢侈，挥金如土，统治腐败，人民苦不堪言。隋朝炀帝即位后，则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和战事，社会矛盾加剧。及至唐末，藩镇之间混战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朝廷内部矛盾重重，皇帝平庸无能，大唐帝国终于走向了分裂。元末顺帝平庸昏聩，大臣骄奢，欺压百姓，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明末的崇祯皇帝，虽有心整治朝纲，怎奈积重难返，前几任皇帝不理国事，宦官专权特务横行，导致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农民起义不断。清末西太后专权，朝政日益腐败，加之外族侵略，战事频繁，终至灭亡。

可以说，正是君王的不行仁德之政，不顺天意，才走入末世，天灾正是上天对人不遵循天理的警告与惩罚。当这些残暴、昏聩、腐败的君王，忘记了“奉天承运”“爱民如子”而背离天道肆意享乐妄为之时，“上梁不正，下梁歪”，大臣腐败，盗贼兴起，冤狱不断，民怨沸腾，上天就要收回赐予他们的权柄和福分。

天灾人祸的增多加重就是危险渐近的警报，如不改过迁善，覆灭的命运无可避免。而历代贤明仁德之君往往能将天灾视为上天对自己的警示，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修正，从而国运恒久昌盛。

国君无道，正气不申，天象有异。百姓生在这样的时期，就跟着遭难。历史像一面镜子给我们以启迪。如果谁把灾难看作简单的自然现象，谁就可能错过了避免灾难的良机。这是上天的良苦之心吧？

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地年年出现天灾人祸，如干旱、水灾、地震、蝗灾等，连以前不多见的沙尘暴、高温、赤潮都以突显、骤增、罕见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各种疫病广泛流行。如禽流感、口蹄疫、SARS病、艾滋病，现在又发现许多变异病毒疾病。尤其在近几年，灾情越来越大，如1998年的南方特大洪灾；2003年爆发SARS，2004年出现禽流感，2005年人感染猪链球菌...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南方雪灾、台风；2010年南方10省的洪涝灾害等。

几乎都是“史无前例”的特大灾祸，令人惊诧不已。

2012年2月，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发生的陨石雨，据专家考察初步结论，是继1997年2月15日山东鄄城之后，我国首次发生的陨石雨现象，其陨石之大之多仅次于1976年3月8日出现在吉林省的陨石雨。而在76年一年之中，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人都相继死去。同年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随后，中国政坛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

上天为何如此的愤怒？

以这种不停止的方式，迫切的想警示人们什么呢？是“君无道民失德”吗？一边是美丽的谎言包裹着杀人诛心的残暴，一边是默许恶行的自私和冷漠，行恶与纵恶都一样亵渎着上天的法则。灾难是惩戒，灾难更是警报，在更大的毁灭性灾难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众生快快觉醒用善念和智慧去寻找一条被救的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