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鄯善、和田发生暴力事件时，我正在新疆骑车旅行，6月28日和田事发时，我正在去和田的路上，当晚抵达时，未见到外间担心的紧张局势，路遇围观的当地人皆态度友善，甚至有路人用不流利的汉语提醒我“今天和田的稳定不好”，劝我早点住进宾馆，不要在街上逗留。从我个人所见，民族关系未受暴力事件影响。
但是，从事件发生后的社会舆论看，要求新疆重回强力维稳状态的声音似乎颇为明显，隔日当地都市报数版评论和《环球时报》的文章都给人深刻印象。
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鄯善、和田乃至此前巴楚发生的暴力事件，其实是互无影响的孤立事件，集中爆发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它并非新疆社会秩序正在恶化的证明，关于境外势力影响的报道也过于牵强附会。过分的联想不利于新疆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官方对近期的暴力事件未能披露足够多的细节，但仍能清晰从中看到宗教思潮的影响。若不以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剖析宗教思潮复兴的内外部因素，呼唤用单纯强力维稳来对抗这种思潮的声音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
【蔓延全疆的宗教保守主义】
2008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到新疆，几年间可从维吾尔族女性身上看到服饰时日趋伊斯兰保守化的明显变化。在我的记忆中，1990年代以前，新疆维吾尔族城镇居民在装扮上看明显比汉族更时尚、洋气。1988年新疆本土民谣歌手艾斯卡尔主演的电影《西部舞狂》可窥见当时都市维吾尔社会的风貌。像伊宁这样的边境城市，历史上受俄罗斯、苏联影响，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在着装上比东南沿海城市要更西化。但今天的伊宁，在不少新疆人的感观中已经是一座南疆城市了。
南疆社会素来观念风气较保守，近年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几十年来世俗化影响的痕迹正迅速褪去。女性着装上的变化，在不少维吾尔人看来，新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阿拉伯化”。风气所及，南疆的学校也无法幸免。虽然官方禁止女生戴头巾，但离开校园后，大家都会戴上头巾，负有上街纠正学生着装之责的老师对此已无可奈何。这次我经过的民丰、和田，不知是否还有不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女性，我在街上一个也没看到。
这种保守着装甚至传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副教授伊力哈木惊讶地发现，他的课堂上都出现了浑身包裹严实的女生，对此，他只能以这是阿拉伯人而非我们维吾尔的民族服装委婉提示，并希望下次不要这样着装进入课堂。
保守着装虽由虔诚信徒家庭开始，但很快变成一种被大众肯定的时尚，当它的追随者达到一定比例，是否跟随这种潮流，就变成一种你是不是穆斯林、你是不是维吾尔人巨大的社会压力。它并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在南疆有些地方，穿牛仔裤、短袖连衣裙的年轻女性，上街可能会遭人训斥，甚至遭掌掴或被人用小刀划伤。
曾有在内地高校求学的维吾尔族女生抱怨，放假回家与父母回到乡村老家探亲时，为防传说中有人因穿着时髦而被人殴打的事情发生，父母严令其出门时必须着保守的“民族服饰”出门。
素以攻击大陆官方著称的“自由亚洲”曾报道“乌鲁木齐一追求传统道德的青年被官方击毙”的新闻，在简介事件经过时，无意中提到该“热爱传统道德”的男子当时在“劝告”两位女性注意着装时，打伤了两位试图制止其“说服”的过路人。这种“劝告”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除了多年来官方始终打压不掉的地下传教，75事件后，清真寺里的人急剧增加，做礼拜时人满为患。尤其是年轻人的比例大幅增加。75事件刚结束一段时间，常有人忍不住在里面痛哭失声，绝大部分是年轻人。
虽然男性服饰上没有变化，但受宗教观念影响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但餐厅、商店禁止顾客抽烟喝酒，有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破坏。
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并非只在维吾尔社会发生，回族、哈萨克族也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只是尚未像维吾尔社会一样，已变成一种不得不从的社会压力。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集中了维吾尔族精英和受高等教育年轻人的乌鲁木齐和北疆几个汉族居多的城市，是宗教保守主义浪潮中的孤岛。
官方显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但基层的应对措施显然带有新疆基层政权特有的专政惯性。譬如南疆不少地方挂牌禁止戴面纱的人上公交车、进医院、银行，甚至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的大院也挂牌禁止戴面纱者进入。从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看，这种打压，毋宁说它是对某些真心愿意戴面纱者的另一种精神褒扬。
今天，新疆维吾尔社会中的世俗主义群体，正处于宗教保守主义兴起与政府强力之间难以选择的痛苦夹缝中，而新疆社会的发展，亦在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这个全新问题面前，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伊斯兰复兴主义溯源】
虽然宗教问题是新疆尤其是南疆基层政府日常工作的重点，但宗教保守主义兴起这一现象，只是在反“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时，作为一个背景被官方提及。有些版本的官方叙事中，清晰地谈到了其外部源头：苏联解体后，临近的中亚诸国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导致宗教保守主义兴起，然后随着边贸和人员往来传入新疆（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来维吾尔族25-40岁的居民很难获得护照）。
这种溯源，很容易变成一旦出现暴力事件，背后都有海外势力指挥的例行循词，而非真正从历史角度和社会学分析角度的结论。1990年代末以来，为遏制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扩展，新疆各级政府动员了一切行政手段和社会资源，不但完全未收预想成效，甚至助长了它的影响，其原因或许与这种简单归结于境外势力的认知有关。
在很多人看来，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潮的那套主张，是一批从未睁眼看世界、知识和信息最封闭落后的宗教人士的发明，它是一种古世纪思想的简单重现。然而，从观念史来看，伊斯兰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现象。是伊斯兰社会被动进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时，应对这种外部挑战的诸多思潮之一。
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早出现在距欧洲最近的北非。伊斯兰世界遭遇现代西方的第一次强烈刺激，是1789年拿破仑占领埃及。虽然为了安抚穆斯林，拿破仑曾宣称无比尊崇穆罕默德和《古兰经》，并象征性地头裹头巾宣布皈依伊斯兰。拿破仑后不到一个世纪，从北非到东南亚，广阔的伊斯兰世界纷纷成为西方殖民地。穆斯林世界在反抗西方殖民者时，宗教成为唤起反抗者团结一致的最便利工具，借助反抗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诞生，其标志性的事件是马赫迪的反英起义，它是第一次把宗教做为全盘解决民族存亡手段的肇始。
马赫迪之后，受过更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接过了这面大旗，在伊斯兰世界面临全面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他们回归宗教正道的主张与世俗主义（主张者主要是青年军官团体）的主张，成为最重要的两类解决方案。前者，在今天被统称为“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有阿富汗尼（Jamal al-Dinal-Afghani，1839-1898）、毛杜迪（Abu al-iala al-Mududy,1903-1979）、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和霍梅尼（1902-1989）等人，今天，无论是普通保守主义民众还是新闻中常被提及的恐怖分子，其理论的源头，几乎都来自他们。
“原教旨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产生这些人是远离现代知识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现代“泛伊斯兰主义”的开山鼻祖阿富汗尼，曾游历过英、法、俄，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法语和俄语，涉足过现代数学、工程学、医学、解剖学等领域。他对西方近现代思想毫不陌生，他批判伏尔泰和卢梭的启蒙主义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后的内乱，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西方弱肉强食的理论工具，其哲学与科学修养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思想家。
如果把阿富汗尼、毛杜迪、库特布等人的主张换成中国人更熟悉的词，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中国人不但毫不陌生，甚至会有强烈的亲切感，没错，他们非常喜欢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库特布曾说过，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分歧只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被他们认为是导致西方堕落的根源之一。
他们对西方的描述、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对实现公平公正理想社会所用手段的描述，与中国人曾经听到和还能听到的那套话语非常相近。而今天中国人在开放时代面临的各种精神困扰，他们的批判力度也远较“新左派”或杂文家更深刻有力，你甚至不用怀疑，如果他们的著作被翻译成汉语，“乌有之乡”完全可能一夜变绿。
用更宽广的视角看，你不难发现，除了自身的宗教传统，他们应对西方世界挑战时开出的社会改造药方，与多数有着深厚文明的非西方国家中在面临相同困境时出现的理论有高度相似性，比如日本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鼻祖北一辉的理论。
或许是这些思想家们自身的学养，或许是伊斯兰世界始终未能摆脱被动现代化的困境，在传统社会日渐瓦解，如何规范道德、如何重塑价值、如何建立社会认同等一系列社会焦虑问题上，他们的观念和理论长时间都在社会中下层和年轻人当中具有强大说服力。
【新疆宗教保守主义的内因】
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直指两大命题：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对新疆维吾尔社会来说，最大的问题恰好是这两个。
而苏联解体、新疆民族关系渐趋恶化、维吾尔社会开始出现一系列社会转型问题，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蔓延，几乎同步出现。但从时代的大环境来说，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即便没有外来宗教思潮的传入影响，宗教保守主义理论也会在本土被发明出来并大面积传播。
曾对新疆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教人士阿布里柯木，事实上扮演的正是库特布、霍梅尼等人的角色。由于官方对阿布里柯木的相关信息披露甚少，除了被巴基斯坦击毙的塔利班高级军官马合苏木是其弟子外，我只能知道1990年代的许多暴力事件也是他播撒的火种。
1997年初由地下宗教引爆的伊宁事件，是75事件前新疆最大的社会震荡。其发酵酝酿过程以及继后的社会影响具有典型的样板性。阿布里柯木的弟子到伊宁地区传教时，当地维吾尔社会正是一块宜于传教的土壤。当时因边贸等因素，伊宁崛起了一个富裕阶层，吸毒、酗酒、赌博、包二奶等现象泛滥，它是新疆艾滋病最严重的地区。阿布里柯木倡导的高尚的、有道德的生活方式的主张符合人们的期待，他们以郊外传统“麦西莱普”聚会的方式吸引了大批人，人们在戒毒、戒酒、戒赌的同时，亦被其极端主义观念俘获。
伊宁事件后，官方以强力方式清除了各种可能的暴力隐患，但地下宗教活动却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塔里浦”（即“塔利班”在维吾尔语中的拼读）被人们认为是品行可靠值得尊敬者的称呼。如果一个人宣称因为宗教问题受打压，私下里会获得社会的尊敬。在追逐时尚和国际化上曾经领潮的伊宁人，很快变成北疆最保守的城市。
宗教是强化民族认同和向心力的最便捷方式，而民族问题导致少数民族不断强化宗教信仰以增进民族认同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苏联，有宗教意识原本并不强烈的犹太人在民族歧视政策下宗教意识不断强化的例子，在英国，则有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观念变得格外保守的例子。75事件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加速，正是民族关系恶化的表现。
新疆宗教保守主义热潮的另外一个土壤，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困境和焦虑。
改革开放，逐渐打碎了束缚人们身心的旧体制，但从旧体制的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时，又带来了普遍的社会归属感问题，心灵寄托等社会焦虑。尤其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中互相评议、监督、制约基础上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随着熟人社会的瓦解一并崩塌，而基于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上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必然会出现道德沦丧、信用滑坡之类现象。除了可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人们会普遍怀念温情脉脉的旧时代，集体无意识地倾向于回归传统。
在新疆，这种社会焦虑和渴求更为迫切。因为内地汉族社会从清末就开始遭遇强烈的外来冲击，五四运动后，不断接受各种外来现代化思潮的洗礼，它在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痛苦和困惑经历了一个更长的释放过程。而维吾尔社会几乎是瞬间、被动地迎来了这一社会巨变。此外，维吾尔社会在发展长期滞后，突然受内地现代化大潮冲击时，竞争中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独特困境，而相对边缘化的集体处境，更容易转而投身宗教寻求心灵慰藉，以此来消解现代化的冲击。
某种程度上，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与内地汉族社会的宗教热、儒家热、汉服热、毛泽东热乃至地下非法宗教的盛行，是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差别仅仅在于，穆斯林社会从未中断过自身的宗教传统，而中断了传统的汉族社会，只能从境外和各种坟堆里寻找精神资源。
顺带说一句，在新疆民间学者塔伊尔先生看来，五四运动以来的各种思潮冲击，使汉族与维吾尔族在遇到外来刺激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体系，汉族形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价值选择偏好，即在“西方的”和“中国的”、“现代的”和“传统的”、“国际的”和“民族的”这类对立标签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西方的”、“现代的”、“国际的”，而维吾尔族在面临新的外来事物时，很容易陷入接受它后，“我们是否还是我们”的纠结当中。
民族问题和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后者可参见我的《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一文），在今天的时代大背景下，很难看到根本好转的可能，民族关系的缓和尚有政策施展空间，而社会转型困境问题，汉族社会都未将自身问题真正纳入学术视野，更不要提以社会建设方式来解决它。
按这个趋势发展，或许有一天你将会看到，甚至在乌鲁木齐，你也难以看到不戴头巾的维吾尔女性。
【十字路口的选择】
张春贤主政新疆后，提出“现代文化”的概念（其完整的表述是“现代文化的内涵是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等”），在我看来，这是今天中国地方大员提出的各种概念中最有新意也最有价值的。
然而，新疆官场差不多也是中国社会离“现代文化”最远的一群人。长期的边疆治理定位，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严重落后于这个时代。几年前，曾有地方政法要员在系统大会中宣称，现在虽然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了，但不等于没有阶级矛盾，专政的武器绝不能丢。他的讲话刊之于书籍，可想他不认为此观点有何不妥。
张春贤履新后，曾在会议上希望各级官员为了社会发展，要有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时，用到“豁出去”三个字，不久，某地开发区便立起一块上书“豁出命去造福各族人民”巨大的标语牌，此句之上略小的口号是“以创造新的人间奇迹为目标”。
简单、粗暴的语言折射的是其行为方式。面对原因复杂的宗教保守思潮，他们理解和推行“现代文化”的方式，便是前述种种禁止着“罩袍”的穆斯林女性有限接触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机会。在南疆有的县城，晚上十点（新疆夏季十点半日落），临街小巷的大门就统一落锁。
虽然不宜苛求今日新疆如履薄冰的为政者，但新疆长期以不出事为第一要务的严厉管制，导致新疆比内地对发展的理解更重物质而轻文化。尤其对维吾尔社会的文化发展来说，近十年来，可用荒漠化来形容。
不要说民族文化出版影视事业乏善可陈，甚至农村居民缺少足够的娱乐生活。即使有电视机的家庭也不愿看电视——译成维吾尔语的内地电视片，不但与维吾尔人的生活相去甚远无法理解，而且其较开放的生活方式也与保守的民风相牴牾。精神资源的极度匮乏，使人们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是放纵欲望和感官的“堕落生活”，要么是沉浸在宗教体验中的“高尚生活”。
当现代文化缺少有效方式和传播力抵达广大农村社会，不但现代文化无从谈起，甚至在外部刺激下，它会逐渐趋于以保守的姿态来消解这种外来冲击。——电脑、VCD在新疆成为宗教思潮最强大的传播工具，无论如何是一种对现代化的反讽。
据当地消息说，最近新疆文化机构正与土耳其洽谈，试图翻译引进一批影视文化作品，如果此消息可靠，这对在新疆传播世俗化“正能量”来说，无疑是项值得大为称道的转变。不过，现代文化的建设终归要立足本土化，予新疆民族精英以更宽松的创作环境，重建世俗化的少数民族精英与大众之间文化、精神产品的桥梁，才是缓解新疆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生活饥渴的根本之道。
可忧的是，在席卷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浪潮面前，维吾尔世俗精英显然是最焦虑痛心和急迫的，但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评论分析它。
放眼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也是一个缺乏可靠成功样本的世界性难题。而前有伊朗，现有北非，或许都在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失败案例：一个仅有物质成就而未完成社会和制度的现代化重建的社会，它的发展便是脆弱和容易出现反复的。
七五事件次年的5月17日，北京首次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以经济、社会发展促新疆长治久安，这是从1997年将反三股势力作为新疆当地政府工作重心后的一次重大转折。但它清楚体现了这样一种自信，物质进步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迄今为止，新疆出现的所有带有宗教色彩的暴力事件，尚未发现参与者当中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环顾世界，极端主义思潮最激进狂热的参与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911事件的参与者便是典型，他们在实施暴力袭击时，组织上和技术上都远非知识有限的农民可比。
将来有一天，失意的大学生毕业生人群中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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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14 17: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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