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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 李震半躺半跪的“上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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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1 14:19: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color="Navy"]文革:周恩来与公安部长李震之死

[color="DarkSlateBlue"]1973年10月21日,公安部部长李震吊死在地下管道里。

这件事儿别说在当时,就是今天也绝对特大新闻了。当然,那会儿的中国人不会知道这件事儿,开个“团结胜利”的“九大”都像防贼似的不让老百姓知道,公安部部长吊死了能让你知道吗?直至今天也没让你明白:李震为什么会吊死。

“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这是对当时现场的表述。这个表述让我立刻想起对江青自杀现场的表述。浴缸旁边的水管那么低能吊死人?(现在终于有人出来澄清江青不是吊死的)

李震真是吊死的吗?半躺半跪能吊死人,而且舌头都勒出来了?

但结论是:李震死于自杀。

李震之死是文革上层多个谜案之一,至今没人能说清他为什么会突然“自杀”。那么,李震身边的人都说不清这个人为什么自杀,我辈老百姓就更说不明白了。其实,有些事一些当事人是不说,不是不清楚怎么回事是装不清。清了,麻烦也就来了。

李震即使真是死于自杀,问题也极平常、极简单,一点不复杂:世界上有什么都不为,我就想立刻吊死的人吗?但李震身边恨他的和不恨他的那些老公安,都避口不谈这个问题。李震没人逼、没事情逼会死在公安部的地下管道里?当天晚上,李震让一个电话叫走了再也没回来,这个电话查不出来吗?为什么事情一到这儿就拐弯了?1971年“9.13〞的晚上,周恩来打给北戴河的电话谢敬宜能查,打进公安部长家里的电话查不出来吗?

关于李震之死,网上多是两个人的回忆。一是施义之,一是刘复之。“刘复之延安时期曾先后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的秘书。后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文革前为公安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过冲击,1970年6月任中共公安部核心组成员。”(《李震之死》施义之口述陈枫整理)

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公安部核心组成员,但两人后来为此事“之”得相当激烈。先是刘复之被审,后是施义之被查。再后来俩人又各诉冤屈。刘复之将自己被审的矛头直对施义之,施义之的辩白就开始往外爆料了。便引出一个大人物--周恩来。

“22日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

这么大的事儿还没调查,怎么就下这样的结论呢?这付合周的性格吗?

“我们进去后,杨德中请示周总理怎样向于、刘二人宣布,总理说:宣布保护审查吧。杨德中出去宣布后回来,周总理问他俩有什么反映,杨德中说:……于桑问为什么,刘复之讲:……好……。

周总理说:这完全反映了这两人的性格,一个像恶霸,一个像军师。接着讲李部长是被害。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比谭甫仁案子还严重。

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总理还说: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接着,要我汇报部里算旧帐和反算旧帐两种意见分歧的情况。在我汇报过程中,纪登奎插话: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汪东兴插话: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

当我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在汇报了核心小组内吵架的事后,我说:我没敢想于、刘会是谋害李震的后台。江青插话:你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吵架阶段,于、刘不是后台,跳到前台来了。还说:于、刘是转移方向,向党进攻。会上叶帅也强调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这次会后,在我思想上有这样的感觉,党中央、周总理已掌握李震被害材料,李部长被害可能是于、刘支持的。”(《李震之死》施义之口述陈枫整理)

这段描述,再清楚不过的让人看到了周在李震之死这件案子上的态度。周凭什么说两个公安部的领导“一个像恶霸,一个像军师”?这还是我们平时印象里的周恩来吗?这和康生我看你像特务你就是特务有什么两样?其实,若论长像,康生本人才更像特务。

施义之的上述回忆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李震受谁批评了?周恩来这么说在把案件往哪上引?什么批评能让一个公安部长要去吊死?但施、刘的回忆都不提这些。

那么,李震之死一定是他杀不是自杀就得撒下大网查,刘复之倒霉了!这个先后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的秘书,文革前的老公安部副部长倒霉了!

李震之死,倒霉的不是刘复之一人。还有一个人太重要了,他是李震的秘书郑爱萍。

“10月底,破案组要我到卫戍区,在那里刘冰清(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向我传达了周总理亲笔写的对郑爱萍的十几个疑点内容的字条,并指示我们组织七、八十人查批郑爱萍……过了几天,刘冰清又带来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我亲自主持对郑爱萍的查批会。我主持过几次,记得会上郑爱萍提出了李震自杀的十一条理由,具体内容现已记不清了。”

这里,施义之的回忆又拐弯了。作为当年这一大案的具体负责人,李震之死得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不死他就忘不掉。但对李震可能的死因却记不清了,十一条理由一条没记住!即使你真忘了,不是有档案有记录吗?老百姓都是傻子吧?

让我们再回到1973年10月21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公安部长李震在家里接了一个电话后……

“24日,我参加了破案组的一次案情分析会。据李震爱人反映:21日晚李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

关于李震之死,施义之的回忆既然点到了有这么一个电话,又为什么不交待结果呢?而一向缜密心细,中共特科领导人出身的周恩来为什么不追这个电话,而去要求“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要放几把火。要集中批郑爱萍、莫国基、戴文殿、徐仲久,对于桑、刘复之也要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又说:“我就怕侦察工作上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没有经验,帝修反是有基础的,斗不过人家。”

中共的侦察工作没经验吗?卧底都卧到蒋介石的鼻子底下,没经验吗?

但李震就这么死了!死在空气一样到处存在的帝修反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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