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 李震半躺半跪的“上吊死”了

Sala88

[color="Navy"]文革：周恩来与公安部长李震之死

[color="DarkSlateBlue"]1973年10月21日，公安部部长李震吊死在地下管道里。

这件事儿别说在当时，就是今天也绝对特大新闻了。当然，那会儿的中国人不会知道这件事儿，开个“团结胜利”的“九大”都像防贼似的不让老百姓知道，公安部部长吊死了能让你知道吗？直至今天也没让你明白：李震为什么会吊死。

“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这是对当时现场的表述。这个表述让我立刻想起对江青自杀现场的表述。浴缸旁边的水管那么低能吊死人？（现在终于有人出来澄清江青不是吊死的）

李震真是吊死的吗？半躺半跪能吊死人，而且舌头都勒出来了？

但结论是：李震死于自杀。

李震之死是文革上层多个谜案之一，至今没人能说清他为什么会突然“自杀”。那么，李震身边的人都说不清这个人为什么自杀，我辈老百姓就更说不明白了。其实，有些事一些当事人是不说，不是不清楚怎么回事是装不清。清了，麻烦也就来了。

李震即使真是死于自杀，问题也极平常、极简单，一点不复杂：世界上有什么都不为，我就想立刻吊死的人吗？但李震身边恨他的和不恨他的那些老公安，都避口不谈这个问题。李震没人逼、没事情逼会死在公安部的地下管道里？当天晚上，李震让一个电话叫走了再也没回来，这个电话查不出来吗？为什么事情一到这儿就拐弯了？1971年“9.13〞的晚上，周恩来打给北戴河的电话谢敬宜能查，打进公安部长家里的电话查不出来吗？

关于李震之死，网上多是两个人的回忆。一是施义之，一是刘复之。“刘复之延安时期曾先后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的秘书。后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文革前为公安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过冲击，1970年6月任中共公安部核心组成员。”（《李震之死》施义之口述陈枫整理）

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公安部核心组成员，但两人后来为此事“之”得相当激烈。先是刘复之被审，后是施义之被查。再后来俩人又各诉冤屈。刘复之将自己被审的矛头直对施义之，施义之的辩白就开始往外爆料了。便引出一个大人物－－周恩来。

“22日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

这么大的事儿还没调查，怎么就下这样的结论呢？这付合周的性格吗？

“我们进去后，杨德中请示周总理怎样向于、刘二人宣布，总理说：宣布保护审查吧。杨德中出去宣布后回来，周总理问他俩有什么反映，杨德中说：……于桑问为什么，刘复之讲：……好……。

周总理说：这完全反映了这两人的性格，一个像恶霸，一个像军师。接着讲李部长是被害。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比谭甫仁案子还严重。

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总理还说：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接着，要我汇报部里算旧帐和反算旧帐两种意见分歧的情况。在我汇报过程中，纪登奎插话：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汪东兴插话：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

当我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在汇报了核心小组内吵架的事后，我说：我没敢想于、刘会是谋害李震的后台。江青插话：你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吵架阶段，于、刘不是后台，跳到前台来了。还说：于、刘是转移方向，向党进攻。会上叶帅也强调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这次会后，在我思想上有这样的感觉，党中央、周总理已掌握李震被害材料，李部长被害可能是于、刘支持的。”（《李震之死》施义之口述陈枫整理）

这段描述，再清楚不过的让人看到了周在李震之死这件案子上的态度。周凭什么说两个公安部的领导“一个像恶霸，一个像军师”？这还是我们平时印象里的周恩来吗？这和康生我看你像特务你就是特务有什么两样？其实，若论长像，康生本人才更像特务。

施义之的上述回忆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李震受谁批评了？周恩来这么说在把案件往哪上引？什么批评能让一个公安部长要去吊死？但施、刘的回忆都不提这些。

那么，李震之死一定是他杀不是自杀就得撒下大网查，刘复之倒霉了！这个先后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的秘书，文革前的老公安部副部长倒霉了！

李震之死，倒霉的不是刘复之一人。还有一个人太重要了，他是李震的秘书郑爱萍。

“10月底，破案组要我到卫戍区，在那里刘冰清（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向我传达了周总理亲笔写的对郑爱萍的十几个疑点内容的字条，并指示我们组织七、八十人查批郑爱萍……过了几天，刘冰清又带来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我亲自主持对郑爱萍的查批会。我主持过几次，记得会上郑爱萍提出了李震自杀的十一条理由，具体内容现已记不清了。”

这里，施义之的回忆又拐弯了。作为当年这一大案的具体负责人，李震之死得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不死他就忘不掉。但对李震可能的死因却记不清了，十一条理由一条没记住！即使你真忘了，不是有档案有记录吗？老百姓都是傻子吧？

让我们再回到1973年10月21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公安部长李震在家里接了一个电话后……

“24日，我参加了破案组的一次案情分析会。据李震爱人反映：21日晚李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

关于李震之死，施义之的回忆既然点到了有这么一个电话，又为什么不交待结果呢？而一向缜密心细，中共特科领导人出身的周恩来为什么不追这个电话，而去要求“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要放几把火。要集中批郑爱萍、莫国基、戴文殿、徐仲久，对于桑、刘复之也要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又说：“我就怕侦察工作上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没有经验，帝修反是有基础的，斗不过人家。”

中共的侦察工作没经验吗？卧底都卧到蒋介石的鼻子底下，没经验吗？

但李震就这么死了！死在空气一样到处存在的帝修反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