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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酷吏传．杜周传》上载：“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这段记载是说，西汉武帝在位时有一大臣，名叫杜周，善于揣摩上意，阿谀奉承，以少说话为处事重要原则。
杜周办事都是顺从皇上意旨行事，皇上想要宽释的人就故意减轻罪状，皇上厌恶的人就趁机陷害。有门客责备杜周说：“你为皇上公平断案，不遵照三尺法律，却专以皇上的意旨来判案，法官本来应当这样做吗？
原文中的“三尺法”就是法律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古代的法律又叫做“三尺法”呢？
据《左传》和《周礼》的记载，自西周开始，已有完备的颁布、宣传法律政令的制度，当时朝廷公布法令都是悬挂于宫阙，让百姓、官吏观看而知法守法，故称为悬法、悬书。如《元典章新集．刑部．盗贼通例》上曰：“《虞书》有象刑之典，《周礼》载悬法之文。”
而《周礼》载悬法之文，是指周朝六官中的天、地、夏、秋官，每年正月都要在象魏悬挂“治象之法”、“教象之法”、“政象之法”、“刑象之法”，称为“悬法象魏”之制。象魏，指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的一对高建筑，也叫“阙”、 “观”，是悬示教令的地方。
如《周礼．天官》中载：“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凡十日)而敛之。”意思是说，正月初一日，开始向畿外邦国和都鄙宣布治典，把朝廷的法令悬在阙，让百姓们观览，十日后，才把它收藏起来。
上古时代的尧舜等圣君，是以礼治国，后周公等圣贤又极力推崇，故古人讲究礼治与德治，以礼统法，礼法合一。礼是外在规范，法是内在义理，进而达到孔子所倡导的“使无讼”、“和为贵”之境，重视以调解、协商方式来解决彼此间的纠纷。
其实，西周的“悬法象魏”之制已是成文法，只是未公之于众，当时的人们用天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而不是用一条条的法律来约束人心，是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法制运作方式。
到了春秋时代，群雄纷争，礼乐崩坏。因此，郑国上卿子产将郑国法律条文铸刻在铜鼎上，公诸于众，称为“铸刑书”。如《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杜预．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另据《左传．定公九年》：“郑驷sN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预．注：“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云竹刑。”这段记载大意是说，邓析是郑国大夫，他想改变子产所创的“铸刑书”，就私造刑书，把自定的法令逐条写在竹简上，称为“竹刑”。
后来，他被郑国上卿驷sN所杀，认为他教讼乱制、巧辩而乱法，而竹刑也被驷sN采用，成为国家正式法律。邓析所作的竹刑较笨重的刑鼎易于携带、流传。
此后，晋国范宣子执政也著作一部刑书，但并未公布于世。他死后，晋国大夫赵鞅、荀寅就将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正式铸在一铁鼓上，公布于众，称为“铸刑鼎”。但是“晋铸刑鼎”是被孔子批判的，认为是赵鞅、荀寅擅权而铸，破坏周朝礼制。
由此可知，古代在纸张未发明前，官方的法律政令大多铸刻在鼎器上。由于邓析使用竹简记载刑法，取得、携带方便，因而竹简也逐渐成为古人重要公文、书籍、律令等书写的主要材料。
居延出土的汉简。(网络图片)
竹简，是将竹剖削成片用来刻写文字，多片竹简编缀成书称为“册”。秦汉时，竹简长短不一，用途有别。据专家考证，通常竹简分为汉尺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四种，一汉尺约二十三公分。长简称为大册，古人敬称为“典”，是用来抄写重要文献、经籍、诏书律令等。
汉朝时，把法律条文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因此法律又称为“三尺法”，简称“三尺”。如宋朝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左氏传》：“《汉．杜周传》：‘不循三尺法。’注谓‘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从事’。”
另据考古发现，竹简使用的长度并无严格规定，有些并不一致。所以，汉朝的三尺法，使用的竹简约为二尺四寸，“三尺”应只是举用约计整数的竹简长度而言。如宋朝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左氏传》：“《盐铁论》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盖律书以二尺四寸简，举其大数，谓之三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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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4 12: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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