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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忘年朋友给我看了一封写于1977年的申诉信，那封信是用复写纸复写的，想来当年不知抄写了多少份。我看到的这一封是用圆珠笔抄在A4大小的白纸上的，由于年久，纸已发黄，有的字迹已很难辨认，看完这封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让世人都知道这个1950年代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一个完全有可能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科学工作者，就因为一位高干的儿子顶替了他的出国深造名额，为此不满而提了点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其后厄运不断，而那位高干的儿子虽然出国了，可我们并不知道他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个大学生并没有自暴自弃却在逆境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大学生名叫葛运凌，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据我的朋友讲，文革中其父母忍受不了批斗的屈辱而自杀。
1977年初，葛运凌通过胞妹找到我的这位朋友，给了他两封同样内容的信，求其多方找人为之申诉，不为别的，只要有个单位，能吃上一口饭就行。一封信我的朋友转给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胡克实同志，胡克实同志对此事非常重视，就在科学院决定落实政策前葛运凌患癌症死于医院，死时还欠医院2000元住院费，由其弟妹承担。他的悲惨命运让人深思，令人气愤。
以下是信的全文，因字迹不清，我在录入时只得边猜边录，有的语句不太通顺，特别是一些技术术语难免有错的地方，还请多包涵。
敬爱的——
你好！
我叫葛运凌，现年44岁。今给您写这封信，渴望通过您得到党的指示、关怀和帮助！我于1951年从北京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55年23岁时，以毕业设计答辩“优”级的成绩毕业。并荣获校领导颁发的《学习优良奖状》。（该届共计10名获得者）同年秋，和同班同学曾复（现外贸部长李强之子）一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核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从事了核物理电子仪器的研制工作。
1957年我25岁，在反右斗争中由于：
1．在选派留学生问题上，曾复业务水平不如我，我原被选定留学。但由于家庭关系改换曾，我对此不满。
2．中苏关系：由于我原籍山东沿海。渔民打鱼出海到海参崴停泊而苏联除强占我国海参崴外，还侵占我国大片领土，我认为苏联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应霸占我国领土。
3．苏联在“8．15”日本投降后。从我国东北劫掠大量机器设备，我认为应当归还。
等原因，我被划为右派中四级之中最轻的一级，受到“开除团籍”“撤销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底的工作”的处分。
以后，由于我未能正确对待给我的处分，未能正确对待群众对我的监督，对于研究实习员的工作拿见习研究员的工资不满，对群众的监督抱有抵触情绪，因而对前途悲观失望，思想抑郁烦恼，为了排遣自己无法解脱的苦闷，也为了在“万一”的情况下，以修理收音机谋生。我找过当时原子能所的器材组长杨守约同志提出买些试验后报废的无线电零件。他告诉我找仓库管理员王平。王平带我找出一些，我让他算钱，他讲：反正都是报废的，要什么钱，拿走算了！后来，组织上清点由我整理登记的物品中，有一种苏联6B8C电子管（当时价值10元左右，今5元左右）我账上记的两个只剩下一个，少了一个。这样，组织上让我停职反省，大会小会一直追问我这只管子的下落。对这种管子的登记确实是我做的，但因仓库钥匙不归我管，所以我确实不知它的下落。可是，在大会上有人提出：“不少人看见这件管子不只两个，有好多，你不承认也不行！”由于我登记时只有两个，少了一个我都不知是怎么回事，至于“有好多！”我就更无法说出它的下落了。最后，人事科吴绍泽找我谈话：“你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现在不能按‘坦白从宽’处理了。”当天我即被捕。我认为我的被捕主要是为了那个6B8C电子管。因为在预审期间，一再，反复，再三追问的重点就是为此。经过反复审问，我确实没有这个问题，为求得宽大处理，我把家中所有的公私无线电零件全部上交。我当时想：“公安局可以凭借指纹鉴定真伪，如果零件上只有我的指纹，我可以肯定是我自己买的；而那些还有别人指纹的自然是公家的。”至于我在所里开大会过程中曾经申明所里的报废零件是我向器材组长杨守约要，由王平给我而未算钱一事，则被认为“你那是变相偷窃！”，最后定案时以盗窃公物（即废零件）价值100余元，在工作中严重失职损坏工具、器材（其中包括有一次我做试验测量电阻时，不慎正负极短路烧毁的电表一只）价值100余元，共计200余元，于1961年2月11日判处五年有期待刑。（关于这一处分，新都机械厂领导又告诉我是审查两年，教养三年）。
1966年2月10日，我刑满释放，根据工作人员给我的“申请就业登记表”，我没能回原单位而是“自愿”留在“北京市实验科学仪器厂”就业了。
1966年8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该厂奉命撤销。同年9月我和大家一起并入新都机械厂。
1968年2月9日，新都厂根据我就业两年各方面的表现，经过小组鉴定，领导审查，厂教育股批准，依法恢复我的政治权利。
1969年10月底，叛徒卖国贼林彪发布特字战备令。厂领导和军代表开大会，号召，动员报名转移疏散。我响应号召，报名获准，与批准人员赴邢台（河北）隆尧县学习待分。
1970年3月底，我被分配到威县梨园屯公社王喜公大队插队落户。
临出发前，集中学习临时领导在队前正式宣布，除点名者外，包括我和其余大多数人在内都没有任何帽子，下去后和社员一样待遇。以后国家一定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长给予适当安排。在待分配期间，工资照发，口粮同北京。但下去后，除150元安家费和两个月工资外，以后工资停发，户口转农业，口粮同农民了。
1973年11月我把户口由王喜公大队迁出，欲往内蒙。但由于迁入地也没有适当工作，户口至今未落，这就造成了我迄今为止这种既无正式户口，又无正式工作的处境。
我万分痛悔自己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我从上高中起就在红旗下成长，于49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党和毛主席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我幸运地考入清华，毕业后又分配我到原子能核物理研究所这样一个重要尖端部门工作。但由于资产阶级家庭，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的恶劣根性，我没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而对人民，对党的事业屡屡犯下严重错误。我悔恨终生啊！
现在我痛下决心，在今后的岁月里，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努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以赎前愆。为发展祖国的原子能事业，早日实现敬爱的周总理提示的四个“现代化”而献身！
由于科研工作的需要，我掌握了日、俄、英三种科技外语，基本上可以不靠辞典进行阅读和翻译专业文献。56年曾编译日文资料于无线电杂志发表。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参加过研制核物理电子仪器，搞过脉冲技术，搞过核反应堆，中频谱的“时间分析器。”
由于工作需要，在科仪厂在62-63年改造期间，我曾翻译整理了部分日文有关可控硅文件的工艺制造资料。并用我所研制成的硅材料的高频区域提纯设备提纯并制成在六十年代初，在北京来说具有相当水平的“区熔单品硅。”
由于工作需要，在科仪厂我曾参加了由中央四机部直接下达的试制舰艇用国产150交流电动直流发电机的工作。因为中苏关系破裂后，苏修妄图以拒不供应电机组来破坏我国国防和海军现代化建设，经我们试制并批产的国产150电机组装到舰艇上后在有名的“8．6”海战中经受住了激烈战斗的考验，保证了电台的正常工作，受到了国防部的通令嘉奖！
由于工作的需要，在就业后，在科仪厂我又参加了医疗电子仪器如：1．矩形脉冲刺激器；2．综合脉冲刺激器；3．多波形治疗机4．间动电流治疗机5．10道电子麻醉机的设计工作。
由于工作的需要，在就业后，合并到新都机械厂，我又在实验室从事仿提TATrA10吨越野载重汽车的多种有关电动，油压，和汽动总成机、泵的试验工作。当时，为了满足高压齿轮泵特性测试工作的需要，我曾设计，试制了两台数字式高压齿轮泵特性测试仪，其中一台可以进行自动显示，自动测量。
由于工作需要和生活所迫，我又曾“临时”在山西长治县五七厂和山西潞城器件厂先后试制成功：1．几种不同类型，规格的可控硅调压器，2．根据用户要求设计，试制并批产了我国可控硅调压器典型系列中所没有的并压式调压器，3．在器件厂试制的JE-1型可控硅交直流两用弧焊机通过73年由晋东南地区重工业局（此处两个字不清）并有山西省电子工业局参加的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如下“设计合理，式样新颖，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使用简便，焊接电弧稳定…… 适应性强……整机符合一机部颁发的《弧焊整流器技术标准规定》填补了我省电子产品的一项空白。”
……
十多年来，我借助于党给我的一技之长，做了以上这一点的工作，是劳动人民养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我本应竭尽全力把人民赋予我的知识与技能贡献给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然而我一错再错，终于达到由林贼的特字战备命令使我竟然连这一技之长也无从供献给我的祖国和人民了。……
我痛悔我的过去，我悲叹我的前生，我错了，我有罪，我有愧于生我养我哺育我的党和人民。我现在才44岁，我愿用自己的有限余生，将自己取之人民的技能特长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生我养我的人民，教导哺育我的伟大的党！我绝不计较待遇高低条件优劣，环境好坏！而今，我别无它求，唯原在华主席英明领导下我能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出一把力，唯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能在我这样一个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在1968年又恢复了政治权利的人身上得到落实！
此致
敬礼
北京东城大佛寺亮果厂10号 葛运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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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20 1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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