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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下旬，国内媒体爆出了这样一条新闻：曾任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研究员的颜永红和曾是他麾下的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语音部的6位科研人员先后“跳槽”，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一个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科研团队——中科信利语音实验室。
因为英特尔是个全球如雷贯耳的跨国大公司，更因为从英特尔先后“跳槽”来中科院研究所的不单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这对于对著名跨国大公司从中国科研机构或国有企业“挖人”见惯不惊的国民来说，其带来的新闻轰动效应自然不言而喻。
颜永红他们为何从英特尔集体“回流”？这一人才“回流”的事情本身给我们以什么有益的借鉴？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择业观？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颜永红，1995年毕业于美国俄勒冈研究院，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博士，曾任英特尔公司人机界面总框架师，一手创建了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潘接林，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硕士；韩疆，1999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博士；刘建，1999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声学所语音信号处理实验室，理学博士；庹凌云，199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学士；汪俊杰，200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硕士；孙宝海，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科学中心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硕士。
不知道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保密”工作做得好，还是中国新闻界的新闻嗅觉并不是特别灵敏，其实，潘接林2001年7月离开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是年 12月初，在7位同事中最早投奔了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至今已一年有余。只是在去年11月21日，声学研究所中科信利语音实验室搞了次“实验室开放日”，向外界展示了他们的一些技术成果，不经意间他们的“集体跳槽”才为新闻界所披露。
正应了“无意插柳柳成荫”那句老话，媒体更多的却是关注到了他们从英特尔的“集体跳槽”。颜永红无奈地对笔者说：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我们无意渲染“集体跳槽”不说，个别媒体报道也有失误。我们不是从英特尔“齐步走”的，比如我自己，就不是直接从英特尔“跳槽”来声学研究所的，而是2001年4月就离开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回到美国俄勒冈研究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去年1月才正式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声学所。“英特尔有许多我们的朋友，即便现在，在英特尔中国软件实验室任主任的王文汉博士，也是我们中科信利语音实验室的客座教授，我们与英特尔公司也会有许多合作。我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才的流动应该是正常的。而且，说句公允的话，无论在俄勒冈研究院，还是在英特尔公司，都有一些曾给与我极大教益、我至今仍非常尊重和怀念的良师益友。”
潘接林说：我们之所以离开英特尔，有一个人们可能忽略了的因素，那就是，随着2000年IT业界出现的一些经济泡沫，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的语音部准备撤销，我们原来大都是搞语音的，要留在英特尔就意味着要易弦更张去搞别的行当。
韩疆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这就好像原来我们是种水稻的，现在却要我们放弃它去种高粱了，我们觉得自己不一定合适，商量了一下，就前后脚都离开了英特尔。当时离开英特尔的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好在声学研究所成立了中科信利语音实验室，还是让我们种水稻。”
刘建说：“应该肯定，我们在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工作期间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毕竟它是一个著名的跨国大公司，有多年形成的企业文化。”
庹凌云在进英特尔公司前，专门看了该公司华裔副总裁虞有澄写的《我看英特尔》一书，留下了很特别的印象。庹凌云说：“业内人士都知道，英特尔公司的‘院士 ’甚至比英特尔的副总裁还‘值钱’，因为院士和副总裁的人员比例是1：9，我曾问过一位英特尔‘院士’，他在英特尔工作的第一个十年里主持的项目没有一个成功，但是最后他在英特尔还是非常成功，主要原因在哪里？他说，英特尔评价一个人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看项目成功与否，研究要允许失败，有些项目只是由于市场的变化等种种原因而没有投入实际应用，责任不在项目本身。正是由于在第一个十年里获得的经验，他才能够在后来领导开发出英特尔历史上最成功的产品之一。通过与这样的资深人士的交谈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觉得英特尔是我工作过的最好的公司之一。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度过了三年愉快的时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感召？
要记述该实验室研究人员“跳槽”（或曰“回流”）的来龙去脉，笔者不能不在这里谈及另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那就是声学研究所的所长田静。
2000年走马上任的声学所党委书记兼所长田静，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一个“静”字，或许有些人会误以为他是一位女性，但田静的“绵里藏针”、“柔中寓刚”却是实情，他曾说过：声学研究所的办所方针，就是要让其成为“国家的声学所”，并拥有“国际的科学家”。
据颜永红透露，他投奔声学研究所前与田静从未谋面。最初的一次“接触”，是2001年11月田静给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任教的他发了个电子邮件，作了自我介绍，并希望他能来声学研究所工作。此时，离开了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的潘接林正准备到声学研究所，也已经与颜永红打了招呼并谈了共同创业的一些想法，所以颜永红倒也不觉得太突然。田静在电子邮件里和颜永红约定，在北京时间的早晨8点半将与他通个电话，“在一小时的电话里，我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一定要有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要有民主宽松的科研环境。”
颜永红和田静见面是去年一月份从美国回到北京，那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未曾料想的是下了飞机之后，与我从未谋面的田静竟举着一个写有我名字的接站牌在机场迎接我。我俩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田静亲自到机场接我使我深受感动。”颜永红说：“如何加盟声学研究所？如何创办中科信利实验室？我们的商谈几乎没有太多周折，几个小时就谈成了。”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2001年11月29日在声学研究所调研时，田静就对路甬祥这样说过：顾名思义，声学研究所就应该在语音和声学研究上有自己的建树，不能让语音和声学研究成为“曾经的辉煌”，否则，声学研究所的确就得考虑易名了。田静清楚地意识到：要走出中国特色的中文信息处理产业化之路，就必须建立一支既有市场意识、又有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而这个团队更需要一位能够领军的核心人物。这也符合中国科学院2001年年初提出的要培养和引进科技将帅人才的思路。
据悉，虽然目前颜永红等人的收入只有在英特尔公司时的十分之一，但中科院也已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了优厚条件。中科院“关于引进杰出人才的管理办法”规定，杰出人才在聘期内可获得200万元一次性专项经费资助，同时享受杰出人才岗位津贴，而且聘期内的研究成果产业化后还将按国家规定取得相应的产权收益。“就目前我和中科信利实验室其他同事的工资收入而言，自然无法与在英特尔这样的国外跨国大公司相比，但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科学院和声学研究所已经有足够优越的条件吸引我们来这里工作。我们团队的每个人都会拥有产品开发成功在市场获得效益后的股份，即便两年后声学研究所停止对实验室筹建之初所提供的必要资金资助，我们相信依靠自己研究工作转化为市场产品，也能获得自身的进一步发展。”颜永红和他所领导的团队成员充满了自信。
“从大里说，我是受中国科学院建立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精神感召的，从细里说，我是受田静所长为人、做事的精神感召的。”颜永红对笔者如是说。
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研究成果？
声学研究所中科信利实验室在短暂的一年时间里崛起，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果。
目前，这个年轻的团队已经获得了8项专利和4项软件著作权。“我们要搞好技术成果的转移，实现产业化的根本目的，不能不重视源头的创新，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颜永红说。
“欢迎来到数字奥运模拟系统”，在声学研究所中科信利实验室里，颜永红和他的伙伴们为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及随行的笔者演示了正在研究的课题：数字奥运概念机。
“请问我现在处在什么地方？”参观者模拟一位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外国选手询问。他随身携带的一部灵巧的掌上电脑，迅速启动转接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回答：“您现在在北四环中关村路口。”
“我想看今天场馆里正在举行的足球比赛。”屏幕上随即开始了图像逼真的直播；“请帮我接通中国教练的电话”，通话双方一个讲中文，一个讲英文，但借助双语交互翻译系统，双方却可以方便地进行交流。在聊天过程中，电脑间或还会提示：前方交通堵塞，建议改变路线。
紧接着，该实验室还为造访人员演示了语音手机，颜永红说：“现在的手机虽然小巧玲珑，但在它上面输入汉字却有许多不便，我们正在开发的一项研究成果就是可以用语音直接输入，甚至可以通过语音手机查询股市情况。”
实验室人员让路甬祥院长用自己的手机作了试验。当路甬祥院长对着手机报出浙江大学控股的一家上市公司的代码时，手机一清晰的声音立即回答了该上市公司当天的股价，引得了人们一片会心的满意的笑声。见此情此景，在场的颜永红也笑了，笑得那么骄傲，那么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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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25 12: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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