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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收藏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当代政治宣传画500幅”的内容在许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既然有这么多个网络媒体都发布该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义，遂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当我仔细阅读一部分宣传画作品后，深信，这些宣传画可以传达多种政治意蕴，于是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尝试阐释这些政治宣传画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红朝中国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宣传招贴画必然、也只能是服务于中共红色政权，且用本党文化的方式来营造和维护它的专制独裁体制，难怪绘画较多地采用红色的主色调，以表明红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独断论的调子，集权主义的价值导向。画作之于体制也，为“毛之于皮”工具关系。这里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专制独裁统治，既是宣传的内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换言之，宣传画事物其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是合二为一，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自说自话，自吹自擂。（本文的论述只限于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色彩的宣传画作品）
今天，在海外异议的政治圈子里，总是有着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从而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云云，事实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绝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动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论证过，人的情欲有着基本恒定的数值，不可能剪灭，只可转移。黑格尔云：东方人畏惧于神秘的“大力”。中国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寻觅，则必定流俗于低端的生存之道。学者李泽厚说，中国人，尽管缺乏西方式超验的宗教情感，但是有丰富的“实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补偿，学者朱学勤对此评说，那只是“廉价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汉语境中的“崇拜”，大多为“顶礼膜拜”，并无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点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诸类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国的共产主义党派试图如此来孵化自己的党文化，大力借助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即民间的风土人情来实施其妄想。遨游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泽东真可谓是驾轻就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致力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从而使得毛泽东大获成功，泰山登顶，酿成当代中国史上“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大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注重养育、教化。儒家强调教化对治国的推动作用，赋予其充分的政治意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统治手段的高度，主张社会各阶层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观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礼——这些礼仪的功能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并充分反映在宣传画作之中。
与中国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语境里，崇拜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对赞扬、荣耀、虔诚与爱心等的特殊举动，如与超自然力的神相联系的举动等就是最为典型。故此，读者须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对于宣传画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领袖尊崇，权力痴迷
中国人的帝王崇拜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无不建立在的血缘纽带基础上，中国社群发展的特殊特殊路径是，由氏族、部落成长、壮大起来的社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变动，即血缘的“脐带”始终未能脱离，即族长为部落首领，社群的长老依旧是非宗教性质的族长，理应最值得敬仰和爱戴，于是“家国同构”机制持续被复制、分形而放大，宗法人伦的温情脉脉也随之发扬光大。
再说，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严重缺失，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帝”或“上帝”，于是权充帝王以为“天之子”来崇而拜之，渐渐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和“廉价取代”（朱学勤）。
与匮缺宗教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中国人的超越精神亦是严重匮缺。既然并无超越性情怀和彼岸世界可以表达，只得以保命、求生存来获取“活着”，遂以己身有机体的血脉延续为人生第一要义，乃顺从权力最最稳当。儒家的血缘伦理学则强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级关系。
对于奴隶性深入骨髓的国人们，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迷信表现出最为癫狂，表达出中国的奴隶们对于自己的奴隶位置坐立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政治派别上的激烈争吵，乃至发生武斗，则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之间的争斗。下面的图片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