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社会工程，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官僚权贵利益集团。因此，领导人要推动政改，就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这样才能跟庞大的利益集团相抗衡，冲破重重阻力，撼动犹如铁板一块的利益分配格局，逐步实现政治转型。领导人权势较大，权力相对集中，是启动自上而下政改的重要先决条件。
台湾的蒋经国就是一位威权领导人，在位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一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党外人士就迫不及待组建民进党。外省人团体和党内元老都要求政府逮捕组党人士，但蒋不为所动。党内要人纷纷质疑，国策顾问也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一句话就把这些人全给摆平，他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的个人集权保障台湾的政改顺利进行，连他本人都说：“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
戈尔巴乔夫也是集各种国家重要权力于一身的领导人。他提出新思维，实施公开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一个意外事件：一个西德青年驾驶小型飞机偷越前苏联领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上，给苏联防空军扇一记耳光，令苏联举国震惊。结果戈尔巴乔夫很快解除国防部长和防空部队司令的职务，过几天又一口气撤除200多名将领和军官的军职。戈氏权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难怪连同为改革派领导人的叶利钦都批评戈尔巴乔夫权力太大。然而，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集权在身，推动公开化的政治改革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这样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东欧剧变以及风起云涌的全球民主浪潮。
中国领导人个人集权状况与政改的关系跟台湾和前苏联不同，那些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不仅不想而且竭力阻挠政改，而有心政改的领导人权力有限，势单力孤，没有实力和底气启动政改。比如老毛深通宫廷厚黑权谋，善于抓权。他晚年发动文革，一方面是为了夺回瞎搞大跃进失败而丧失的一部分权势，重树和巩固个人绝对领导权威；另一方面是为了所谓“红色江山”永不褪色，彻底阻断子孙后代的政改之路。如今老毛仍然是中国迈向民主宪政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不过话说回头，以老毛那样凌驾于整个体制之上的绝对权力，搞政改的话轻而易举，一句话就成。
老毛死后，邓小平复出。当时社会上兴起批毛思潮和西单墙民主运动，而既得利益集团尚未成形，这种情形本来是最好的政改契机。但邓小平为了实现和巩固个人集权，用种种诡计扳倒华国锋，从他手里夺走军权和最高决策权；同时压制倒毛和西单墙民主，提出臭名昭著的四项基本原则，把改革局限在经济领域，致使中国丧失最好的政改机遇。其严重后果是官场腐败迅速蔓延，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坐大，连邓家都深深卷入高层贪腐。为了保党、维护个人专权和家族贪腐利益，邓小平血腥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使中国政改和民运一下进入冰河期。邓小平虽然不像老毛那样“一句顶一万句”，却也一言九鼎，他若抓住机遇启动政改，成功的机率很大。
六四镇压后江泽民上台，在曾庆红的协助下，到处安插亲信，排斥异己，逐渐扩大权势，成为手握大权的领导核心。邓小平死后，江泽民的权势一度达到鼎盛，连外国记者都称他为独裁者。那时江本来可以利用一定程度上集权在身为政改出把力，甚至有希望打破僵化的政治格局。但他心理阴暗龌龊，权欲、利欲熏心，反对一切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变革。而把权力都用在谋取家族贪腐利益和个人作秀显摆上，用在不择手段打击政敌和异议人士以及残酷镇压法轮功上。甚至退位后还恋权不放，退而不休，幕后干政。为维持长期镇压法轮功，不惜摧毁社会法治，扼杀一切促使政治进步的举措。
江泽民上台之前，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担任党魁。胡赵时期是中国政治环境最为宽松的时期。胡耀邦拨乱反正，平反大量冤假错案，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民主化；他不打压不同意见和异议人士，对新闻报道提出“宽容，宽松，宽厚”的“三宽方针”，创造宽松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环境。赵紫阳对原有的政治体制弊端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不遗余力推进党政分开、民主法制、强化人大的地位和监督职能，据说甚至还打算用五年把直选从村级推到地市一级。胡赵虽然都有心政改，无奈他们权力有限壮志难酬。胡赵时期权力格局都是邓小平独揽军权和最高决策大权，中顾委老人帮凌驾于政治局常委会之上，而在位的胡乔木、李鹏等保守派高官又竭力反对胡赵改革，这样胡赵手里就没有多少实权。胡耀邦说实际上的主席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赵紫阳说他只是召集邓、陈等大佬开会的大秘书长一个，都充分揭示胡、赵缺乏实权的窘况。而推动政治变革和民主法治必然触犯强大的既得利益和保守势力，没有灸手可热的权势必然遭致失败。
江泽民退位之后的胡温十年，是维稳至上政改停滞倒退的时期。胡温（尤其是温家宝）虽然有心政改，无奈他们也像胡赵一样手里没有多少实权，没有实力启动政改。他们推动政改最大的障碍是江泽民。江退而不休，垂帘干政，死抓军权不放，往政治局常委会塞进过半亲信，牢牢掌控文宣、政法大权，甚至把政法委打造成第二中央专门跟胡温作对，致使胡温政令不出中南海。从汶川抗震救灾过程可以看出：胡温连批准欧美地震救援队申请来华搜救的权限都没有，救灾总指挥温家宝甚至调不动抗震救援部队，胡温权势较弱由此可见一斑，要他们启动政改多少有那么一点勉为其难。
去年底习近平上台，开局不错。一上来就执掌军权，胡锦涛以裸退废除老人干政，文宣、政法委被踢出新一届常委会，第二中央被废。虽然新当选的常委张德江、张高丽等具有江系色彩，但他们大多比较低调、弱势，而且实行弱常委制，常委权力被削弱、分散。这样的权力配置使习近平一上台就能树立一定的权威，同时也为今后掌握更大权力奠定坚实的基础。习近平上任后提出“宪政梦”，强调反腐，转变作风，废除劳教制度，这一系列表现说明他不甘寂寞，不甘平庸，很想有所作为，有心改变现状。
习近平如想成为手握大权的真正改革者，就应当吸取江泽民揽权和滥用权力的教训，自觉防止和抵御权力的侵蚀。不能像江泽民那样为争权夺利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腐败治国、治军，而应当通过坚守政治伦理底线，扩大党内民主立威和谋取更大权势；不能把权力都用在实现和满足贪婪的个人欲望（如极度膨胀的权力欲、名利欲、金钱欲望和变态性欲等）上，而应当把个人集权统统用在政治改革的刀刃上。其次应当充分依靠和借助民间力量推动政改，这样才有可能撼动僵化的政治体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