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羊一样的中国人

羊是群居动物，平时吃喝拉撒睡都聚在一起，在寻找食物或迁徙时，都是在领头羊的引领下，成群结队向同一方向进发。这种整个群体共同奔赴某一条线路的特性，在中国人身上也普遍存在。中国人就像羊，整个中华民族就像一个超大型羊群。

中国人身上存在的“大家共走一条路，齐奔某个方向”的特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中国人最喜欢提出整个国家应往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就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被反复重提和炒作，好像十几亿人都必须等齐了，然后手拉手共同走在同一条道上，这样才符合社会进化的常态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让亿万人民都只跟着在一条道上跑来跑去的说法，实际上是中国人羊群一般特质的典型表现。

中国人“大家齐奔一条道上”的羊群特性，首先体现在容易被官方驱使、摆布、驾驭和操纵上。就拿中共建政六十二年来说，前三十年，毛泽东充当“领头羊”。他为了构建和巩固“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驱使中国人走向通往奴役之路，先后发动“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使亿万中国人卷入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中。而每场大规模践踏人权的运动往往都很少受到抵制和反抗，甚至还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

“大家共走一条路”的羊群特性，使像羊一样的中国人无法抵制还积极投身到“领头羊”发动的每一场政治运动，结果造成千千万万无辜的人遭受政治迫害、甚至死于非命。“镇反”杀掉七十多万人，“反右”抓了五十多万“右派”。“大跃进”各地大放农业产量“卫星”，全民大炼钢铁，农村大办公共食堂，结果造成大饥荒，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文革”中举国狂热，具有羊群特质的中国人在“领头羊”的鼓动下疯狂投入批斗、揪斗和武斗中，结果一亿人被整，两千万人非正常死掉。

在文革中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工厂无力招收新工人。为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开展上山下乡运动。老毛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社会上立马掀起“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的热潮。无数知青告别相对繁华的大都市，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跑到艰苦、落后的穷乡僻壤接受劳动改造，还有不少人甚至发誓要在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的农村扎根一辈子，把中国人紧跟“领头羊”“同走在一条线路”的羊群特质表达得淋漓尽致。

中共建政后三十年，邓小平充当“领头羊”，邓死后，江泽民某种程度上也扮演“领头羊”的角色。邓小平提出政治保守经济开放的权贵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拥护，有的大学生甚至在官方组织的游行中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贫富悬殊、既得利益集团坐大。因此爆发六四民主运动，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邓小平血腥镇压八九民运后，中国人集体患上政治冷感症，又被官方驱回到既定发展道路。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发表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讲话，全国立即掀起下海经商的热潮，曾经残酷镇压六四民运的邓小平又受到热捧。

为了扩展和维护权贵家族利益，以及用拜金主义消磨人的斗志巩固极权专制，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江泽民更露骨提出：闷声发大财。于是具有羊群特性的中国人一门心思求发财，大家都不知廉耻在致富路上裸奔。假冒伪劣铺天盖地，巧取豪夺不择手段，荒唐无耻、丧尽天良的敛财方式层出不穷。由于没有有效监督制约权力的机制，官场腐败愈演愈烈，侵吞国资贪污公款随处可见，强拆血拆此起彼伏。掠夺式的开发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癌症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子孙后代的生路都被彻底断送。具有羊群特质容易被驾驭的中国人即使面对万劫不复的深渊，也会身不由己跟着“领头羊”踏上不归之路。

中国人“大家同走一条道上”的羊群特性不仅表现在对待官方的态度上，而且也体现在对待公民个人、民间团体和组织的态度上。中国人不仅自身容易被外界诱导、驱使走上群体共同道路，而且还会逼迫别人也这样做，要求和强迫别人走上自己认定的正确道路。当下关心中国前途的民间人士大多认为：宪政民主才是中国的“正路”。任何背离这条“正路”的民间舆论他们听起来都觉得特别刺耳，往往高调反驳、谴责，甚至怒骂不休。比如某些公知至今还在反对倒韩，他们认为韩寒启蒙民众有功，代笔造假那是私事。至于有人批评李承鹏在北京签名售书雇书托，参加雅安震灾救援行动有作秀炒作、夸大救灾成绩之嫌，那更是五毛恶毒攻击公知之举，都会妨碍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

即使同样是认同宪政民主之路的中国人，也会被分成各种不同的派别。除了体制内外之分，还有“革命党”与“送饭党”之别。不同派别的人都认为自己走的这条路最正确，别人走的都是歪路或邪路。“革命党”人要做彻底的政治反动派，主张一股脑推倒重建现存秩序，反对任何与当局妥协的做法。而“送饭党”致力于人道救济和慈善公益及维权活动，以渐进的方式壮大民间力量，推动社会变革。“革命党”批评“送饭党”的慈善救济是为当局“补台”，是自费维稳，延缓政权崩溃。而“送饭党”却认为“革命党”不敢搞武装暴动和暗杀活动，什么都不做却只会对“送饭党”叫骂不休，是只会耍嘴皮功夫的“口炮党”。

并不是世上所有人都跟中国人一样具有羊群特性，都像中国人那样很容易被纳入某个共同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甚至还强制别人选择自己认定的正确道路和目标。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以林肯总统为代表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正义力量，跟李将军率领的南方叛军进行旷日持久的殊死较量，最后李将军兵败投降。林肯却不追究李将军及其手下军官的叛国罪，而是全部赦免其罪让他们统统解甲归田。按中国人成王败寇的观念，李将军属于贼寇；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李将军维护万恶的奴隶制，阻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实乃十恶不赦，千古罪人。但美国人至今还把李将军视为英雄，可见他们并不那么看重政治正确和是否走对共同的道路，而更看重个人品质。无论从人格魅力还是能力素质来讲，李将军都配得上英雄称号。

胡适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他还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而具有羊群特质的中国人，无论掌权还是在野，都往往以政治正确和走共同道路的要求限制和剥夺个人的自由权利。即使推动自由民主，中国人所采取的也是限制质疑和批评的专制手段，而不是充分尊重个体权利和发扬宽容精神的民主方式。民主归根到底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承认人人各有价值，人人都望可以自由发展”，要求个人高度独立自主，在社会政治方面积极参与而不党同。以压制个人自由权利和独立性的手段推动民主进程，往往徒劳无功，甚至有害无益。

要想以尊重个人独立性和自由的方式推进民主宪政进程，就必须克服中国人的羊群特性，不能以政治正确和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作为评判一个人价值的唯一依据。对普通公民来说，只要他努力工作，勇于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能够做到坚守社会伦理底线，那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公民。如果他思想保守左倾，甚至有点崇拜老毛，你可以摆事实讲道理批评之，但不要随便骂人家“奴才”“傻逼”或“脑残”。那些有心推动社会进步的异议、民运、维权人士和公知们，不能以政治正确为由拒绝公众舆论监督和行使批评的权利，不能一听到来自民间的批评声音就乱扣“五毛”之类的帽子。有志推动中国民主的不同派别之间当然可以互相批评监督，但任何派别都不要唯我独尊，铲除异己，完全否认其他派别及其工作价值，甚至骂人家“装逼”。

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政治民主制度，民主派适度强调民主宪政的共同道路当然没错，但不能压制来自民间与此不同的声音，把民间对民运维权人士或公知有理有据的正当批评都视为“五毛”的恶毒攻击或“暴民”的无耻行径。只要逐渐削弱和消除中国人身上存在的羊群特质，改变十几亿中国人同走一两条线路的传统劣根性，扩大个人自由和独立性，以合乎民主原则和宽容精神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则中国的“宪政梦”或可早一点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