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上，情结往往指内心深处隐秘的精神心理活动，是意识察觉不到的内心欲望、情感和意图。这种潜在心理经常通过语言或行为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但人们通常无法认识这类行为的真正意义。比如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几乎人人都有，但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种潜在心理的存在，也察觉不到这隐秘心理通过那些途径和行为表现出来，这些行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所谓“文革情结”，指的是一个人不知不觉中受到文革遗毒的侵害，形成潜意识的文革心态和文革思维，所以时常不自觉地表现出“文革作风”和文革做派。但他本人却没有察觉、正视和纠正这一点，甚至还以为文革那一套离他很远。
在文革中，社会上批斗揪斗成风，大字报、大批判铺天盖地。但这些声势浩大的揪斗批判往往不是建立在靠谱的证据上，而是建立在主观臆断、凭空猜测、造谣诬陷的基础上。比如无意中说错一句话或喊错一句口号，就被打成“反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往往被诬为“叛徒”；有那么一点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外关系，通常都会被扣上“里通外国”“间谍”的罪名。总之，胡乱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造谣中伤、胡编乱造、信口胡言、信手捏造、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这些都是“文革作风”！这些“文革作风”和做派严重侵犯人的权利，污辱和摧残人格尊严。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那种随便侵犯个人权利、肆意践踏个体人格，动辄捕风捉影攻击他人的文革思维和心态还广泛存在。比如茅于轼因为批评老毛几句，就被毛左恶毒攻击谩骂为“白痴”“美国豢养的汉奸”，甚至受到不停骚扰和威胁恐吓。毛左还推出“西奴榜”，把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和民主派人士污为“汉奸卖国贼”“带路党”“美分党”“美狗”列入榜中，对他们心目中的“西奴”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毛左重温文革的行径遭到广大民主派人士的强烈谴责，而民主派或口头上或行动上都是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目标。然而，中国民主派也深受专制极权意识形态尤其是文革的毒害，他们内心深处潜意识里还存在强烈的“文革情结”，仍然经常以文革思维、心态和习性行事，以“文革遗风”和做派推动民主进程。结果不但不能促进民主的发展，反而造成文革流毒进一步传播和扩散。比如某些民主派人士跟毛左一样也喜欢乱扣帽子，动不动就骂孤陋寡闻的底层民众或学识浅陋的网友“傻逼”“脑残”“奴才”。
民主派的“文革情结”更多体现在滥用舆论监督和批评公权的权利方面。净网之前，曾经有一段网络谣言满天飞的时期，如今想起当时网上谣言狂轰滥炸的情景还心有余悸，甚至感到毛骨悚然。那些谣言多半源于某个被称为“谣王”的网络推手，他收集网上零碎片面甚至虚假不实信息，添油加醋，捕风捉影，夸大事实，编造各种各样网络谣言。在他尚未进入网络公众视野时，某些民主派网络名人就已经用“大号带小号”微博营销模式为他拉粉丝，后来又不时提醒他近期应注意哪些方面信息，甚至跟他达成微博转帖（很大程度上是传谣）协议。
“谣王”造谣大多采用肯定式质疑，看上去好像确有其事，很容易使人相信。每一次在微博上造谣，都得到众多网络名人、大V、公知的鼎力评论和转发，使谣言霎间传遍整个互联网，成为左右互联网舆论的社会热点，广大渴望自由民主的网民对谣言深信不疑并帮转谣贴。而“谣王”做贼心虚，谣言传播到一定范围就会删除谣贴。“谣王”造谣的对象都是针对多少有点官方背景的公众人物、以及某些政府部门。制造和传播那些捕风捉影、无凭无据的文革式谣言，目的就是要将某些名人或富豪一辈子积累的声誉财富一夜之间摧毁，让某些政府部门声誉扫地，声名狼藉。
“谣王”炮制抹黑构陷看不顺眼的公众人物谣言源源不断，层出不穷。比如他造谣张海迪有日本护照，她的妹妹是承接残联项目的亿万富翁。广东宣传部官员庹震的女儿因是《中国日报》驻欧洲记者，竟然被“谣王”污蔑为境外势力，这么离谱奇葩的言论竟也得到民主派网络名人的疯狂转发。这种谣言跟文革中污蔑有那么一点海外关系的人“里通外国”“间谍”何其相似？“谣王”从网络照片上看李天一长的不像李双江，就造谣李天一不是李双江亲生的，引发网友对梦鸽生活作风放荡的义愤，甚至有网民用“逼太紧”之类恶毒下流不堪入耳的脏话谩骂她。这种造谣谩骂跟文革大字报攻击某些官员、社会名流、专家或艺人“生活作风问题”不是如出一辙吗？
“谣王”的造谣也针对某些部门，比如他闭门造车，毫无根据编造铁道部两亿元天价赔偿外籍罹难者，红十字会透过民政部向下属单位强制捐款。以前以为都是毛左或五毛造谣构陷民主派人士，没想到声称促进民主的“谣王”以及某些民主派造谣传谣抹黑构陷毛左或五毛更离谱吓人。“谣王”无凭无据造谣司马南、孔庆东等人收重庆一百万，组织“锄奸队”要对十来个民主派公知实施斩首。这些谣言得到公知大V民主派网民广为转发，司马南发出辟谣，他们却置之不理继续攻击。当然，司马南、孔庆东确属专制鹰犬，对他们的政治观点怎么批判都不为过。但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诬陷攻击他们，岂不是跟文革中制造传播谣言打击政治对手、以及随意造谣污蔑、丑化、妖魔化“五类分子”毫无区别？
今年南周新年献词事件，本来是该单位媒体记者争取有限新闻自由的维权行动。但“谣王”却利用此事大肆造谣，歪曲记者抗争的真相，使人误以为这是一场别有用心的人自编自演的闹剧。“谣王”关键时刻造谣南周俩员工辞职，他发布这个谣贴并配有附图，从附图照片中两个扮成记者的人分别举着“不就业”“我辞职”的牌子上看，“谣王”涉嫌组织人伪装成南周曹、鲁姓的员工，伪造南周的办公室和“采编组”的标志，然后拍成照片上传网上。类似的刻意造谣、造假欺骗网络民众的行径，恐怕连谣言盛行的文革时期都不多见，南周记者也不得不出面辟谣与“谣王”及传谣网络名人等划清界限。
也有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面对盛传的谣言保持清醒头脑，比如箫翰就不去转发有关郭美美的帖子。郭美美新浪微博认证造假和炫富事件发生后，“谣王”及其网络推手趁机大肆造谣，一会儿说郭美美是原红会副会长包养的“二奶”，一会儿说是他的私生女，另一重量级网络推手甚至以郭美美的名义发布英文贴煽情炒作、混淆视听、谣言惑众。仔细推敲这些自相矛盾的谣言，使人对郭美美与红会的关系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箫翰不转有关郭美美的谣贴，就是因为那些传言捕风捉影、查无实据，而郭美美只是普通公民，传播那些谣言涉嫌侵犯她的权利和人格尊严。孔庆东、司马南虽属公众人物，但箫翰对他们是否收下重庆一百万的详情一无所知，所以也不转指控他们收钱的帖子。这并非箫翰对五毛和毛左有什么好感，事实上他对这类人深恶痛绝。
如今不时回想净网之前网络谣言四处横飞惊心动魄的可怕情景，这已经成为笼罩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为自己当初参与传播某些谣言而深感愧疚，但却极少看到网络推手、名人、大V或普通网民对曾经参与造谣，或协议或刻意或不经意传谣表达愧疚和歉意。也许他们至今还以为制造或传播那些信手捏造、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查无实据、抹黑构陷、污辱人格的谣言是在消灭官富势力，加速中国民主进程。殊不知这种莫须有的造谣中伤、传谣构陷乃是“文革遗风”和做派的典型表现，是文革思维、心态和习性的反映，也是内心深处强烈“文革情结”的表露，他们对此却浑然不知。
净网之前网络推手造谣，众多民主派网民参与传谣，造成谣言满天飞的情形，实际上是在开展一场“网络文革”，跟文革中各种谣言四处流传一样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后果。传播抹黑构陷成功人士、公众人物以及政府部门的谣言，很容易挑起和加剧官民之争、左右之争、贫富之争，造成社会上仇恨和暴戾情绪越来越高涨，滋生一大批蛮不讲理、好勇斗狠、贪婪自私、背信弃义的文革式暴民。而人与人之间彼此信任、以礼相待、互帮互助的社会伦理将荡然无存，社会上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暴力冲突将愈演愈烈。如果让“网络文革”不加节制继续发展下去，十年浩劫的文革悲剧噩梦或许就离我们不远了。
也许有人会说，网络谣言针对的大多是跟公权多少有点关系的人物，恶猜公权不行么？恶猜公权仅仅是揣测，必须能够在批评的语境上看出这一点。其次这种恶意揣测多少也要有那么一点事实依据。不能无凭无据今天指控这个高官杀人，明天污蔑那个名人强奸，更不能恶意造谣中伤哗众取宠攫取名利。文革大字报、大批判所针对的多半都是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以及社会名流、专家学者、知名艺人等，对他们那种捕风捉影的抹黑构陷，查无实据的乱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的揪辫子人格侮辱和摧残难道都是正儿八经的恶猜公权？现在如此恶猜公权岂不是在重温文革悲剧噩梦？
批评网络推手、名人及普通网民造谣或传谣，并不是肯定官方的净网行动。为了减少网络谣言和人身攻击，建立良好的网络秩序，净网当然是必须的，但这只能通过健全保护人身权利的法规，为网络投诉提供便利条件来进行。然而官方却暴力清网，以文革中追查政治谣言的严厉方式拘捕“谣王”等网络推手，打击网络名人和大V，这当然是文革手段的运用和“文革遗风”的典型体现，对这种公权施暴应该严厉谴责和批判。“谣王”造谣牟利的非法所得应当被没收，其所在的经营造假撒谎的水军公司也应当被取缔，但决不能以寻衅滋事的“口袋罪”抓捕“谣王”及其他网络推手或名人。
广大民主派人士和网络名人、大V、公知在批评官方暴力清网之余，也应当正视自身存在的严重的“文革情结”，自觉克服文革思维、心态、习惯以及作风和做派的消极影响，不再滥用言论自由和批评监督的权利，不再以道听途说、凭空捏造、造谣中伤、侵犯和污辱摧残个体人格的文革手段进行抗争，推动社会变革，而是以尊重个体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方式推进民主进程，这样才能彻底避免文革悲剧重演，逐步建立切实保障人的权利和尊严、人人享有高度自由的宪政民主体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