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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封建社会
⒈概论
封建制度是古代奴隶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形式，通常，我们把封建时代的历史时期称为中古时期，而把封建时代以前的历史时期称为上古时期和远古时期，中古时期以后的历史按不同时间划分称为近代、现代和当代史。正像我们在分析古代奴隶社会时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各地区不同情况的差异，世界历史上各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也是各不相同，世界上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是中国，在中国进入封建时代一千余年以后，世界各国才逐渐向封建时代过渡，大体上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封建社会是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几个世纪开始的，而封建社会的结束时间，现在一般认为是从1640年的英国革命开始的，实际上，世界各国离开封建时代，正像奴隶制时代结束和各国进入封建时代一样，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过渡时期的，并不以少数国家的领先跨入作为其整体的共同的阶段性开始的标志的，这一过渡阶段，应是从1640年的英国革命开始，到19世纪世界各国普遍资本主义化或半资本主义化结束，具体地说，世界资本主义，应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国由于先后卷入西方工业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本身的制度也开始随之逐渐发生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下的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取代了各国原有的古典经济制度和经济方式，并且逐渐接受了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世界的面貌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可以作为世界范围内的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开始。
封建制度是奴隶制度的社会关系展开的进一步扩大形式，这是社会的经济本身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它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进一步的一些变化，和奴隶制时代不同，封建时代的基本社会阶层已经不是奴隶制下的奴隶和平民，而是拥有一定个人家庭和财产的农民，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就当时的整个历史情况来说，封建时代的生产力仍较为落后，这种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也决定了社会的最基本存在方式。在中古时期或中世纪社会，社会生产力的低下的水平，决定了整个社会的一般人民在其个人生活方面，只能满足其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消费方面的需要，没有或基本没有任何享受和发展条件或发展资料可言，而社会上的各种优越条件和待遇，只能被少数人所享有，这种物质关系的所决定的社会的基本状况，也就决定了封建时代的社会关系的基本特点，从而政治状况、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基本特点；从而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一方面是处于无任何政治权利和经济特权地位的的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特别是作为社会最基本部分的村社农民，另一方面则是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享有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以土地所有者为核心的社会上层阶级，即封建主或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商人集团组成的有产者或贵族阶级，这种社会阶级存在的状况，也由此决定了封建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和运动过程及运动特点。由于各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决定了封建社会的具体形式的差别，在古代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基本上是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自耕农经济方式和地主个人的私有制经济并存的两种所有制方式以一定比例共存的二元经济方式，而在西欧国家，和上古时期一样，仍然保留着奴隶制时期的私人田庄形式的私有制形式，形成具有较大的奴隶制残余的农奴制经济方式。
封建时代的发展，也是伴随着各国民族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一部分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的过程，随着交往的发展，一些上古时期的古典民族有的进一步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古代埃及、西亚的民族在同外界的交往中进一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仅文化在发展中消亡，而且人种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中国，周代以前的社会从整体范围内来讲尚无统一民族存在，只有一些较大的部族即由部落联盟组成的部族形式的局部民族存在方式，如华夏族既是如此，周朝（西周）以后，中国社会的各民族进一步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分布范围更广泛的统一的民族，——汉族，成为中国现代民族的最初形式，中国的封建制，也就在统一民族的形式下发展，形式类似古代埃及社会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的发展形式。历史上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在于，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水平极低，所能养活的人口十分有限，因此，人口的数量十分有限，在最初的原始社会阶段，由于人口数量十分稀少，人迹罕见，各原始人群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形成一个地旷人稀的社会人口分布形式，每个原始人的血团组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存在着的，由于生产的发展，一些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人口会逐渐稠密起来，并由于交往和其他一些方面的需要，形成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在一个部落联盟之间，由于长期的交往和联系，最后由于发展同化为一个统一局部的民族，即部族，这种部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达到一定的规模和人口数量，就象形成一个民族，但是，这些彼此不同的部族能否会进一步聚合为一个更大的统一民族，需要有一定的外界条件，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发展为前提，支持这些部族之间由于经济的或人口发展交往上的需要进一步密切接触结合起来，从而能够在以后的进一步交往中最终同化起来，其次，要有一定的稳定环境，这种环境使这些部族的栖生地和外界保持一定的隔绝状态，其中生活的人由于这种隔绝不便离开，而外界的其他民族也不便进入，如果不是这样，则由于可能面临的外界入侵的骚扰，会经常造成经济、人口的损失和各部族位置的频繁移动，以及一些当地的部族的向外迁徙，从而不利于同化的进行，在历史上，造成这种地域隔绝的条件常常是天然的地理环境，一些统一民族形成较早的地区，也常常是这种地理上同外界隔绝的区域，如奴隶制时代的古埃及的民族和西亚两河流域的民族的形成等都是这样的例子，中国民族的形成也是这样，只不过它的内部存在地域更大而已，因而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统一民族，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天然条件的限制，使它在奴隶制的早期阶段即夏、商时期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而只能处于部族分离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单凭国王的现有经济力量，还不能完全控制地方部族的分立状态，因而形成一个松散的、分封制的社会结构（见封建时代的楚、汉相争和其他一些例子，具体分析见以后），到了西周时期，由于生产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统一的民族才开始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统一民族——汉族，同时生产的发展，也使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这就为以后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的建立提供、打下了基础。而欧洲的国家如英、法等国的统一民族，则形成于更晚的封建社会后期，这也是生产从而相应的人口的发展造成的，伴随着这种发展，也形成了统一的王权，不过，由于经济的发展，它所依靠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即它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形成的那种纯粹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皇权统治，而是一个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的二元制阶级基础的王权统治。
⒉特殊的地理分支——中国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中国型的封建生产方式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结构，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构特点是，在这种生产方式的社会物质基础条件下，主要生产者农民，被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属于私人地主的佃农，另一部分则直接隶属于封建国家户籍制度控制下的耕种国有土地的农民，对封建国家负担赋税和劳役，这两部分人的此消彼长，就构成了一部封建王朝的发展史和兴衰史，以及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
1）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特点和社会结构 所谓中国型的封建生产方式，是指以中国的中原地区气候类型的地理环境基础上建立的生产方式，它的地理气候特点四季明显、湿润多雨，全年平均气温不太低，这种区域的地理气候环境在奴隶制时代的落后生产力的条件下，只能形成一种软弱的生产方式，在封建时代，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劳动生产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而能够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剩余劳动，使它进一步演变成社会经济基础强大的生产方式，从而为建立完备的国家官僚组织和社会管理机构打下了自己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皇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管理体制下的国家官僚机构的社会统治，从而表现为一种地理区域上的特有的农业制社会生产方式类型和封建王朝的统治形式，即地理区域上的强固型的封建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统治形式本身。这种统治，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随着封建国有土地上的农民的出现逐步建立起来的，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封建国有土地上的农民，是在战国时期，由于各国之间频繁征战导致的对赋税增加的需要，一些国家开始招募流亡的人口耕种和开垦荒地和私人土地以外的闲置土地，对此进行直接管理和开征各项名税，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耕种国有土地的农民，随着秦的统一和生产的进步，这种土地占有制及其上所属的农民，也就逐步固定下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劳动者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和一种土地所有制的组成形式，特别是成为封建国家直接赖以存在的税源或经济基础。
由于地理区域的气候特点对种植业生产的适应性，决定了它的经济基础的特点，即这种地理区域的气候条件，使得农业生产在正常条件下能够收获充盈，产品体系比较完备、发达，农产品及其相关的副业产品种类和数量比较丰富，基本上可以满足一般居民生活的自给自足的需要，除了一些手工业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一些生产工具如犁、锄和食用的盐、油等，基本上不需要依靠交换购买获得，而地主出售自己庄园生产的产品所换得大量的货币，也并不是为了从事商品生产以致富（更不是为了扩大商品生产的需要），而是为了换取自己家庭所需要的而庄园本身又不能生产的奢侈品，如珠宝和上等的生活用品（如衣物）等，甚至是为了购置田地、买官晋爵等非商品经营性和非生产性开支的需要，因此商品经济存在和适应的范围较窄，另一方面，在古代生产的条件下，高温炎热和相对比较潮湿的环境下依靠农业和副业为原料生产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食物性产品比较容易霉变或腐坏，所以不能够形成产品体系较为广泛的商品生产和相应的交换活动，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只能处于长期原始的、乃至幼年的停滞状态，因此，也使它的制度能够长期延续下来，形成较长期的社会统治形式，而上层建筑的强大统治的控制作用和其它一些历史因素（例如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征服和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以及由他们所带来的那些落后制度形式所造成的对原有的较先进制度的发展的束缚或阻碍等）的影响，也是使这种统治延长的一个外部的或主观方面的条件。
2）中国封建王朝的各种发展过程类型 中国封建王朝的存在有各种形式，如秦、隋的暴政型，西晋的内乱型等短暂的统治形式；其具有较长统治时间的封建王朝的典型发展形式是，早期在历经战乱和人口锐减造成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情况下，社会经济严重衰败，经济总量锐减，中小地主数量锐减，只剩下以统治集团成员为主的相对来说已是不过分奢侈或不能过分奢侈的大财阀集团，由于生产的衰败，大财阀集团不能剥削到很多财物，供自己挥霍和享乐，因而形成较为稳定、集中和相对清明的社会统治形式，中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大批阶层人口地位的上升，中小地主发展起来，一般农民地位也有一定的改善，早期的大财阀的地位变得相对地不再突出，因而社会平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相应地，政权的统治的集中性特别是中央政权的统治有所削弱，后期由于社会财产随着剥削的集中，形成了拥有巨大数量财产的大财阀阶层的经济上的寡头独占地位，由于大财阀集团的与社会对立的严重性，因而形成了政治上的高度专制性统治，与此同时，官僚机构本身不断膨胀，农民由于地主奢侈生活的需要不断遭受日益加强的剥削和封建国家由于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开支日益加强的赋税剥削而大量破产，形成大量流民，并最终形成大规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最终使经济破坏和人口锐减，封建王朝由于丧失了自己的经济基础支持而瓦解，或被农民战争推翻。如两汉、唐朝和明朝都是这样。这种情况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在封建社会前期，人口和经济规模都相对比较小，处于暴政统治下的封建王朝，由于短期内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透支，迅速破坏了社会和平发展的条件和王朝本身的统治资源，因而整个社会在短期内就能迅速动员起大批人力物力推翻暴政，起义历时时间短，社会经济虽经较大的破坏，但所剩余的人力、物力和政治资源还能为继起的王朝建立统一提供条件，从而在战后一般会形成一个统一的统治时间历时较长的王朝，而处于较长时间统治的封建王朝，由于本身的经济发展时间充裕、过程完备，地主经济有较大的发展程度，因此对起义的抵抗力较强，起义的发展是在长期积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结果，由于被剥削群众的积怨长期得不到发泄和伸张，这种起义一般会由于社会环境和斗争的需要，磨合出强势的领导人，起义一旦发生，规模和席卷范围较大，双方都会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进行作战，出现强势相争的现象，因而起义历时时间较长，社会经济破坏严重，人口损失较多，由于这两种原因，使地方之间的往来中断，国家赋税也相应减少，因此战后的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军阀的割据势力，最后导致统一瓦解；一般，封建社会前期的王朝的发展大体就是这样。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一般不会形成稳定的分裂结构，其中只有东晋时期才是例外的，这不同于早期的奴隶制的发展阶段或西欧的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分封制的发展时期已经过去。秦末的项羽和隋末的宇文化及都曾建立过分封制的社会制度，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即使西汉的王侯封国，最终也未能实现或导致分封制的社会形式或结果。这同西欧封建社会很不相同，那里自从841年建立的查理曼帝国分裂后，就一直处于两个世纪的涣散分裂状态，面对群雄并起的局面，国王不得不承认诸侯的较大的自治权力，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王位的承认，直到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起来后，这种分裂局面才被重新统一起来。而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人口和社会经济总量的大大增加，虽经较大战乱破坏，但仍能维持统一局面，例如元末、明末都是这样。
3）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发展过程 封建王朝的发展是这样，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也是这样，大体上来说，秦、两汉属于它的第一阶段，而隋唐属于它的发展的中期阶段，明清则属于它的发展的后期阶段，从总的过程上大体来说，这是由于生产的发展使得地主阶级及其国家能够不断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的缘故。而处于三者之间的两个时期，即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至元这两个时期，分别称为第一中间期和第二中间期，它们分别是三个阶段中前两者和后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财产分配制，在统治阶级中，主要是贵族门阀的大财产所有制，西汉时期的分封王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阶层，都是这种财产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在乡村，主要是宗族豪强的大地产制，即宗族大家庭的大地产占有制，这种占有制，在东汉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东汉时期的土地所有制主要就是这种形式，中小地主人数较少，与此对应，是大量的自耕农的存在，这成为两汉以前的统一王朝的赋税来源，这类似于埃及古王国时期的贵族分封制，而封建社会中期的隋唐时期，中小地主的人数有较大增加，这也形成了较为平等的政治统治形式，唐以后，中小地主阶层仍有进一步发展，而农民主要是地主的佃农，自耕农较少，但由于北宋政府把赋税摊派推广到中小地主阶层，同时也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政府的赋税增加了，这就为加强中央集权制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自耕农阶层又有了新的发展，加之和其他的社会阶层合并在一起，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有了更进一步的，这就为国家或中央政府的对社会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创造了条件。
在两汉时期以前，地主阶级的统治势力主要集中在乡村，农村中的宗族势力称为地主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和组织力量，宗族势力拥有自己的武装，是一种半经济、半军事组织性质的组织，他们可以以自己的力量对抗政府的法令的实行，并包揽或左右司法的诉讼（即通常史书上所说的包揽讼词）和审判，即所谓的宗族势力“武断乡曲”的现象。两汉以后，从三国时期的北魏实行九品正中制，进一步扩大了官僚机构的编制和组织规模，官僚制度有所发展，地主阶级的统治势力开始向城市转移。隋唐的科举制，使大批中下层地主晋身到官僚队伍，官僚机构和组织规模及相应的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大。唐以后，宗族势力由于家族的分化逐渐瓦解，其对乡村的统治职能渐趋削弱，已不能作为社会的主要控制机构而存在，公权力即政府的力量逐渐取代了其职能，其乡村的宗族势力逐渐退化为官府职能的附属机构，而不具有和其前期有较大抗衡力量的性质，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职能的相应加强，为北宋时期的加强中央集权创造了条件。北宋时期，由于中央集权控制的加强，官僚机构进一步加强。明清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官僚机构的发展的顶峰时期，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大，清代是封建社会时期官民比例最高时期，为1：1000人，而汉代这个比例是1：8000人，唐代则是1：3000人，官府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已经远远超出其他力量之上，而占据完全的统治地位，正是由于庞大的官僚队伍对社会的严密、完善的管理和控制，因而使皇权和皇权对社会的专制统治空前强化，形成了明清时期的皇权统治的高度加强的局面和历史现象或表现。
作为发达完备的官僚机构发展的前提和物质条件，是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建设城市，需要有大笔的资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一定的相应的建筑技术乃至科学知识、科学认识的发展，这需要社会有一个长期的物质、文化乃至人力的积累发展过程，而城市的发展，又带动了物质、人员的流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因而自两宋以来，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作为这种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结晶，到明朝中期以后，终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
大规模的数量众多的城市的建立，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社区结构形成城市和乡村分离并立的存在方式，这个一种二元制的社区结构方式，中国封建社会的这种城乡二元制的社区结构，也是和西欧封建社会不同的，那里的社会管理机构，通常都只直接设在农村，没有或没有多少城市作为专门的管理机构设置场所存在。
中间期即是统一王朝瓦解的产物，也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类型转型和一定的人文、文化因素的产物，这种时期的形成和古代埃及社会的相应时期的形成过程的原因是类似的，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极慢和由此造成的制度转变的惰性，使这个过程表现为一个较长的阶段或发展时间，由此形成这一特殊的社会发展时期，三国首先是东汉后期战乱破坏形成的分裂格局，在这个时期，由于官僚机构的的扩大，自然也导致中央财力的减少，因此，皇权削弱了，这种经济状况，使随后形成的西晋王朝处于比较不稳定的状况，在内乱的打击下很快衰落瓦解，并最终在外族的进攻下灭亡。在这个阶段中，由于统一皇权的丧失，也出现了外来民族的因素，外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一般是起着阻碍乃至破坏作用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不是别的，正是双方处于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发展阶段这一基本的经济原因造成的，进入中国内地的外族，主要是来自北方的处于军事民主制或奴隶社会早期的民族，在世界史上，通常称处于这一发展的民族为“蛮族”，蛮族的特点是喜欢劫掠和抢杀，古罗马的城市文明就毁于蛮族洗掠的战火，南下中国的蛮族也同样具有世界其他地方的蛮族的这个一般特点，由于其对中国的野蛮征战乃至民族屠杀和民族灭绝政策，以及自身所携带的落后制度的推广，除造成社会财富、人口的损失和更基本的生产力的破坏外，还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四世纪初西晋灭亡以后的蛮族南下，使中国北方遭受到几近种族灭亡的屠杀和所后几个世纪的民族同化的威胁，因此，中国内地的汉民族掀起了民族救亡运动，在古代社会情况下，这种民族自救运动中的某些现象和某些时候自然具有不可否认的野蛮性的一面，但仍不可否认其中的基本方面的合乎道义的一面，例如十六国时期的魏（闫敏建立，史称闫魏）实行的对胡人的灭绝政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隋建立以后才得到最终改变。唐以后的五代时期的分裂也是这种战乱造成的结果，和第一中间期相比，由于经济本身的进步造成的政府统治力量的增强，第二中间期的统一王朝要比第一中间期稳固一些，由此形成了虽然国力衰弱但取能维持较长时间统治的北宋王朝。五代时期建立的几个蛮族国家和北方的契丹的野蛮和嗜杀也是有目共睹的，其后的辽国和金国也是一样。据史学家研究，中国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南宋时期就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由于北方金的存在和入侵及强迫南宋政府的岁币输出，这一过程被延迟，随后建立的元朝，更是采取了野蛮的工匠奴隶制，使这一过程再次被大大延迟，加之元末、明初战乱的破坏，直到接近晚明，中国社会才最终出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已经相对于欧洲落后了几百年，这种时间上的落后，使中国在以后的东西方社会发展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由此也埋下了以后的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结局的祸根。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外来的阻碍作用，才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被进一步大大延长，从而形成了一个此种类型的强固制度发展的“固有的”历史类型。中国封建社会的这种 “固有的”历史发展形式，正是这种合力意识效应或过程作用的结果。
虽然中国封建社会从总体来说是一个强固型的制度类型，但这并不排斥它在个别时期仍存在暂短的分封制情形，这些分封制形式存在于大的王朝更替时期的暂短空隙之间，或存在于一个王朝的某一时期内，也有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王朝存在，例如秦汉之间的西楚、西汉的封国时期、东晋时期、以及隋末的宇文化及灭隋后建立的统治，这些分封制形式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在秦汉时期，主要是由于制度的过渡性特点决定的，东晋的分封制是由于江南的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形成的结果，随着东晋时期对江南经济的开发，经济逐步得到发展，分封制最后消失，由此也进入了南朝时代，南朝是个由世袭的贵胄集团组成的统治集团建立的朝廷，这个世袭贵胄集团是东晋时期分封制的贵族集团的残余，他们浮华奢侈，骄奢淫逸，对世间饥劳病苦一无所知，只知整天享乐嬉戏，在历史上被称为“南朝子弟”，而隋唐之间的宇氏分封制则可以说是一种暂时的战乱时期的临时形式。除东晋外，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些分封制形式一般不会形成较长期的稳定分裂结构，而会由于内部的各种方面的原因而瓦解或被正确的形式取代，这是由它的社会物质基础的固有属性决定的，这是和下面所要提到的西欧封建社会的不同之处。
4）中国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历史后果 统一民族从而强大帝国的建立，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社会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强大的专制制度的建立，本身也阻碍了社会向更高级阶段发展的可能，增加了这种发展的成本和难度，同时，它也使中国居民的个性发展逐步趋于弱化，这个问题，首先是社会控制逐步加强的结果，虽然加强压迫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反抗力度的加强，从而引起强烈反抗，但是，如果过于强化的统治长期维持则也可能造成人的个性思想的衰弱，其次，这种现象也可能和人口的繁衍或遗传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由于统一民族的通婚并无特别的限制，因此，长期的婚姻关系的维持最终可能是导致基因趋于类同的部分即合作部分增加，从而造成人的个性的弱化，这种现象在一般的动物界也是存在的，例如，狒狒的雄性由于来自不同的群体，因而合作基因较少，彼此争斗性很强，这种争斗的需要刺激了雄性个体的体力的发展，而雌性则来源于同一群体，因而彼此关系和睦，使上述因素对体力的发展刺激作用较小，这种发展上的偏优选择作用，使雄性体型明显大于雌性，因此形成性二型的体型，而黑猩猩由于雄性生于同一群体，彼此合作基因较多，因此比较配合温顺，没有这种体型上的性别的明显差异。对于人类本身来讲，特别是在古代社会的长期闭塞条件下，婚姻只限于地方性的局部人口之间的交换形式，更增加了这种合作基因增加的机会和可能性，特别应指出的是，由于每次大的战乱以后，人口急剧锐减，可适合婚配的育龄人口更是稀少，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以后的人口的基因库差不多都来自于这些比以前类型大大稀少的基因，经过数次这样的选择后，更增加了这种基因类同的可能性，因此经过这样一代一代的发展，这种人口上的遗传因素积累下来，就形成为较为固定的缺少个性的民族个性形式（这称为基因合并的作用，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人口数量本身的所形成的基因库不同样本的抵消作用，它和基因合并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清楚的，因而这里这个观点有很大的猜测性），所谓的封建社会后期的高度专制形式的统一皇权制建立，既是经济本身发展的结果，从人口本身的存在状况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一人口发展的历史结果而已。
封建社会后期，由于人口的增加和财富的日趋集中于大财阀的手中，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赶不上社会人口的增长和财富集中的需要，因此会导致国家赋税的较少，有可能使封建王朝的统一局面瓦解，古埃及的新王国以后就曾出现这种局面，新王国以后的埃及的分裂和长期处于外族统治之下，是由于在埃及社会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长期不能出现新的经济制度，因而无法支持社会对新的物质财富增长的需要，在王权削弱的情况下，国家的对外自卫能力也随之削弱乃至完全丧失，从而也就逐渐沦为外族的统治，但是，作为社会发展较高阶段的中国封建社会并没有出现这种局面，由于众多人口的人力支持和国力基础的不同，使它只是受到了外来侵略势力的部分肢解和暂时的不完全被征服，而基本维持了原来的规模和统一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