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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分析一下毛泽东。首先，我的观点是，对于任何人物，都必须放在一定的制度或实际的其人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环境下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说明其人物的性质和在自己生活的历史的社会环境中所发挥的那些影响和作用，这一点，即使是对于领袖或领导人物也不能例外，它是我们理解一个人在某一实际社会环境中具有何种作用的关键，如果我们以上述的这一观点观察毛泽东，则应把他放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不是只凭人们主观的善意的或恶意的想象，或根据其它的一些与本问题实际上不相干的因素甚至是包括今天的人们的某种现实需要这样一个目的上来分析他。
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他确实是一个富有个人聪明才智的、雄才大略的人物，这一点不应因为他是一个红色政权的领导人物而否定。少年的毛泽东聪敏、多思、好学，即使在青年时代，在未加入共产党的组织之前，也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其中不乏具有典型的中国人传统的性格，安分守己、为人低调、格守中庸之道而不事张扬，喜欢借助群体的方式诉诸自己的要求和主张，不喜欢单枪匹马地独自表现自己，也有传统的民族爱国激情，与其它的中国人比起来，并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别之处，当年的毛泽东也曾有过准备参加武昌起义的行为，后来听说革命成功了，便返乡读书去了，当年的毛泽东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喜欢思考问题而没有个人野心，但他对当时的中国现状逐渐变得怀疑和不满，而对现实开始失去信心，这种现实就是，中国人处于西方列强的控制之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自民国以来工商业的发展和农村更加凋敝和破产，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贫困和苦难加深了，和许多人一样，毛泽东此时认识到，这场革命并没有解决中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至少是眼前还看不到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但直到此时，他尚未决定跨出过家乡一步。
真正使毛泽东走出家乡的原因是苏俄的十月革命，尽管这场革命现在已经黯然失色了，在俄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也已经把它改为政变而不是革命，但是当年的这场令人始料不及的革命毕竟给人留下了太多的东西，这其中有赞美、恐慌，有激情的向往和支持，也有冷静的观察和思考，以及视若洪水猛兽的军事围剿，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它的已经取得的胜利者资格和即有的存在状况，革命的成功使它的获得了举世公认的知名度，从而使它的影响范围扩大了，此后，随着二十世纪初的这场由苏俄开始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向外蔓延，它的影响迅速席卷了了世界各地，特别是亚、非、拉等贫穷的专制半专制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它的大批的热情的支持者和向往者，苏俄势力此时也开始积极向外渗透，他们开向外输出自己的革命，许多对自己国家现实不满的人士带着对旧制度失望的厌恶情绪重新燃起了热情，把它看成是实现自己改造现实的不理想社会的目标的新的希望，直至今日，还有许多善良的人认为，苏俄输出革命是对处于列强控制下的贫穷国家的道义上的帮助，实际上，这种革命的输出也无不是为了苏俄的国家利益的，如果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想得到别人帮助也要有所付出的话，那么也要看看这种付出的代价是多大。
在中国，同样有这样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带着这场革命所给予的动人许诺的梦幻加入到了这场运动的行列中来，他们同苏俄共产党取得了联系，1921年，在苏俄共产党给予资金的帮助下，在中国成立了它的共产国际支部，即中国共产党，作为这样一批对现实倍感失望人物之一的毛泽东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加入这一组织的其他人一样，或许毛泽东当初也是带着美好的、善意的想法加入这个组织的，但是共产主义组织的特殊的组织规范和所要争取的社会目标对党员观念的引导很快改变了人的原有思维习惯和活动方式，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逐渐变得和过去发生了不可同样而语的变化，从而使他们走上了另一条与自己从前想法完全不同的道路，而当这种党的组织利益和个人的性格中的某些特点相适应，则人的思想中原有的某些东西就被放大，成为其性格和行为中的主要东西而表现出来。许多性格坚定的中共党徒就是在这样历经百般坎坷中训练出来的，成为集党的组织精华、要术之大全的顶尖级人物，毛泽东也是这样。这以后，他的个人的聪明才智被用于共产党的事业上，从早期的井冈山的红色根据地时期的武装革命、到后来的国共内战的一系列历史经历，都可以说明他是一个富有组织指挥才能和特别是卓越的军事才能的领导人，也是一个出色的发动和利用民众运动的达到自己个人的或作为党的利益的各种目的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及为了这种目的的善于调动民众情绪、挑起民众为自己的主张和党的利益献身热情的成功的煽情者或蛊惑者，同样地，由他所领导的国共合作时的共产党所采取的消极抗日、乃至避日作战的策略，不管从民族道义上说是怎样的一种罪过和逃避责任的行为，从而应该受到人民的怎样评价和批评谴责，但从军事的角度上说，却正是采取的对他的党的最有利的手段，这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他的个人才能的一个运用，正是这种方式，为共产党积累了同国民政府争夺政权的军事本钱，为以后的共产党武装夺取权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表明，他是一个既善于在事实问题上个人头脑灵活变通而又敢于为了自己的目的或自己一方的目的而不顾任何底线制约或实际情况约束的人，对于他的这种性格，在以后的反右、大跃进、文革中可以说是得到了更好的完整体现和展示。客观地说，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每一方都有自己的付出和牺牲，但也有互相制约和防范乃至互相猜忌火拼的事情，只是，对于在保留自己的力量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人所作的程度比国民党人更大，实际情况并不像共产党一方所说的，罪责全在对方而功劳主要归功于自己。可以说，在毛泽东领导他的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所立下的个人对党本身的卓著功勋这一点上，共产党人对他的评价是准确的，也是恰如其分的，正像他们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就不会有共产党的起家和以后的全面胜利。的确，如果没与毛泽东这样的人，或许当年发生在中国的这场由中共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根本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进程，而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应该会是另外一种与现在的状况很不相同的样子，像俄国当年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它的今天的状况就会和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甚至有根本的差别一样，而有关的当年的这段发生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史在今天的确就应该重写了；如果看一看共产党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事实确是这样的，同样是共产主义的那一套东西，那在别人身上如王明、博古或张国焘甚至周恩来这样的人去进行付诸实施，在中国未必会取得成功，尽管我们对于历史问题来说，必须承认每一件事情的背后、特别是成功的事件的背后，总有一定的或多或少的、甚至强有力的能够居于压倒性因素的客观方面的原因在背后起着支配的或支撑的作用，但是，对于共产主义运动这件事来说，它的成功的确应该是和毛泽东个人才能和自身的主观诉求有着不可或缺的直接的关系的。可以说，共产党是依靠毛泽东的本事起的家，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在中国的昨天和今天。
但是，真正是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得以生存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本身，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前的中国社会，还是以后的一段长期时间内，中国社会始终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农民问题，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未能超出这样一个阶段，即使农民脱离对土地的依赖，离开土地和农村进入城市生活，要达到这一点，需要社会经济有较高的发展水平，由于生活的贫困，大部分农民需要土地养活自己和家人，这种生活上的需要，就形成了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导致的农村土地兼并和农民的破产，确是不断增加的，这种情况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威胁了农民的根本生活条件，但是，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和矛盾，这就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从而共产党组织的存在留下了生存和活动的空间，由于共产主义组织承诺帮助农民解决荼毒问题，因此很快吸引了大批的农民，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为它以后在中国的最后武装夺取权力提供了重要的力量上的帮助，这种状况，同革命前的俄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共产党正是借助农村社会问题和矛盾而发展起来的，或者这种问题和矛盾是它的革命得以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城市的问题，如工人的贫困乃至知识精英所关注的人权问题，不过是一个辅助的社会条件而已，为此我们可以看一看另一个例子，即一战后的一九一九年的德国共产主义革命，同样发生在一战后处于国内危机的一九一九年的德国共产主义革命，则由于社会的发展丧失这个条件而失败，原因是德国农民并不需要土地，他们希望进入城市生活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因此共产主义许诺的帮助穷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号召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也形不成声势浩大的社会群体力量支持的形势，因之支持或相应革命的只能实际少数人，当它的领导者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企图发动革命夺取权力时，这种革命在孤立的处境中很快遭到社会民主党人成立的艾伯特政府的镇压而失败。
从整个世界近代历史民主化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共产主义运动在一个国家的兴衰，是衡量这个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的客观状况的一个尺度，也是反映这个国家的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当年坐地为大，除了有它的上述的主观方面的原因特别是毛泽东的个人方面的因素外，也适合一定的社会客观方面的条件分不开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从充分的经济发展从而政治自由，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进而武装夺取权力，就几乎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结局，如果看看今天的尼泊尔的状况，以及大量的当年发生在民主的和半专制国家的历史情况，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中共建国后的毛泽东，除了继续从事政治斗争，发动了像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规模空前、后果严重的政治运动外，还从事反对官僚主义者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即是一场党内各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也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对党内的官僚特权主义者、旨在防止红色政权因腐败走向变质，最终被党内因腐败滋长起来的修正主义者颠覆的斗争，这些官僚特权主义者主要是在刘少奇当政的几年里由共产党的法律制度的所给予的官员阶层和知识、文化精英的新的特权和更优惠的待遇条件下培植发展起来的新特权人物，如果没有这场运动，或许共产党早就腐化了，也就不会在一九八九年的时间里再次渡过危机，而会在当年的一场像六·四规模的那场运动中垮掉，从这一点上说，正是毛泽东和他所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运动，挽救了共产党的统治。毛泽东一方面希望这场运动能夺回他因“大跃进”运动错误而被迫交出让给刘少奇的部分实际权力，另一方面也想借这个机会再次强化宣传、灌输社会主义观念，从而为党的未来培养出一批思想坚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种政策，在今天看来已经收到很大效果，包括像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这样的思想顽固、固执地相信社会主义观念信仰的人，都是通过当时的这场运动培养造就出来的；同时，他也想给别人看看，那些敢于以自己方式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将是何等下场，为了达到以上这些目的，他采用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这种貌似大众民主的方式，来摧毁党政机关、科研单位和文化团体，对那些追随刘少奇路线的官员、学者精英和大批的知识、文化团体中的普通的无辜知识分子采取血腥的暴力消灭剪除政策，甚至挑起利用不同阶层的民众之间的矛盾和争斗，来分裂整个民众阶层，屏蔽自发的民众冲突可能造成的对共产党政权根本根本致命的冲击，并转移他本人和共产党对民众造成的损害的注意力，防止对其历史旧帐进行追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众冲突，既有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中的白领和蓝领劳动者的冲突，也有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冲突，前者基本上是上层的白领阶层夺权和保卫共产党当权派与下层的蓝领阶层要求取缔整个共产党官僚阶级特权的反特权的斗争，而后者，特别也是为了转移目标，让农村居民以错误的攻击目标发泄自己在大跃进中受到的严重生命财产损害所积蓄的普遍不满情绪，同时，也让一部分人在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获益，使之通过利益引诱和裹挟成为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这种做法，在当时就培养出了一个因这种政治斗争获利而地位迅速攒升的作为新贵阶层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党内成为以江青等人为代表的坚定的支持毛的政策的文革左派势力。不仅如此，毛泽东的这种恩威并用和玩弄虚假的伪民主的狡猾欺骗手腕，在以后的今天的岁月里也欺骗、裹挟了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当年的来自民间底层的知识分子及一些文革中的因造反起家的而后来失势的官僚，他们或者因为信仰，或者因为原有的在文革中获得的既得利益受损而心怀不满，使之在今天的共产党政权面临民众遍地喊杀、岌岌可危的环境下，仍固执地信奉、迷恋、痴迷于毛的所谓的群众性的“大民主”的反腐方式，以现代文革左派的面目出现，通过这些人的进一步裹挟一些不明历史真相的民众，使人们对毛时代寄予希望，成为今天的垂死的共产党政权的顽固而坚定的支持者。
就在几年前，正当中国社会各种腐败活动愈演愈烈之际，来自各种极不相同的乃至对立的社会各阶层的人观点都把毛泽东作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廉洁奉公的代表人物看待，那么，毛泽东提倡的廉洁是为人民和社会廉洁吗？这里，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首先，由上面的分析所指出的背景可以看出，很明显的是，毛泽东在当时所提倡的廉洁，是有其自身所处的时代的特有的社会现实背景和深刻的制度的需要的，首先，这种反腐败，实际上和作为农民起义政权建立之初的明太祖朱元璋式的反腐败没有什么两样，既都适应社会在贫穷落后的情况下的一种民众稳定生活的需要，在这一方面，可以说他们确是有着一定的悲天悯人、同情弱者的良好心愿的，并使为了这种目的而付之厥如的，但是，这更是为了在这种条件下的巩固自身政权的需要，从共产主义制度的特有角度说，提倡这种廉洁也是为了维持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上的艰苦朴素的价值观的需要，因而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决定的；凡是由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革命者建立的政权，本身在执政以后都面临着一方面提倡廉洁，一方面又表现为那些掌握了社会领导权力因而作为事实上的统治者的革命家阶级出现、并且不断越来越深地走向腐败的双重局面，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天平天国就是如此，造成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社会制度的法律不能兼容那些事实上存在的那些可以用来满足人们奢侈消费的各种形式的产品和需要的管理，所以法律也就无法对它进行自己的监理，以监视其生产和社会成员对它的使用和占有等各方面情况，从而有计划地决定它的分配和走向，因此，由于社会法律对它的公开限制，使得一般人无法或很不方便去利用和占有它，只有那些处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拥有特殊地位而又能在较大程度上不受社会一般阶层制约甚至是法律监督的人才有条件或容易办到这一点，而且只能依靠事实上的甚至是暗中的手段来满足人们对它的需要和占有，在现实的制度下，这一部分人就是那些拥有社会权力的红色革命家出身的阶级，这使那些掌握了社会权力的人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地位占有这部分消费，并在事实上不断扩大它的现象，从而表现为他们的消费出现、而且越来越表现为奢侈化的反常膨胀现象，因此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的反腐败，正是针对这种现象和趋势而做出的一种反应而采取的措施，它反映了这个制度的需要，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物质财富的贫困状态的一种必然观念和由此而决定的必然的维持社会稳定从而制度统治的要求，并且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和这种社会的贫困状态相适应的一种法律活动和要求；他力图通过这种方式巩固这个制度，但是实际上这种措施在共产主义制度的束缚下实际上又仅仅把人民和社会限制在贫困状态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是不可取的。毛泽东之所以在 现在在普通的大众阶级还受到一些人物的欢迎，乃是因为在当时的他所在世的那个社会条件下，对于处于贫弱状态的人民来说，就需要这样一个为自身地位乃至基本命运主持公道和作为自身利益代表的人，而毛泽东恰恰就恰好充当了这种人，而一个人在贫困的状态下得到帮助比在一般状态下得到帮助更能激起对帮助人的感激，因此，这就必然使得施恩于人者的作用放大，从当时社会的社会条件出发，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历史所形成或造就的个人魅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今的中国社会在正统的合法的精英阶级人物中缺乏这样一个能够代表现阶段人民利益的人物，因而，人们就必然回过头来，从历史的人物中去寻找这种“类似”的人物来作为现实的代言人的一种表现和反映，这其中既有中共的长期宣传、灌输乃至教化的影响，也是社会底层的一种对现实的反抗，他们以合法的官方人物作为自己的代表，正是表明了自身挣脱压迫，获得自由的愿望的一种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的曲折的反映，同时，对于那些想要真正获得自由，而不是一味执着迷信与依靠官方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来说，也是当年的那种从事根本反抗的自身思想条件和社会客观条件不成熟的反映。而统治阶级或部分具有统治阶级人物性质的一些人对他的赞美和怀念，部分地来说是一种对这个制度的美化，部分地反映了他们内部的政治分歧[注]，从最正统的精英阶级来说，则是利用了他维持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做法，其中不乏有反腐败的一面，——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魅力，作为美化、点缀甚至掩盖现实制度的丑恶的正是面目的一种自我包装的遮羞布，他们是希望利用他的名义来维持自己的现有地位，并参照这些历史方法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只是两者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物质条件落后的时代，因而他在反腐败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或多或少起到了维护照顾人民大众的利益的作用，这是由那个时代的物质条件决定的，本身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由个人思想好坏或品德高低所决定的问题，也不能是只用这个因素就能将一切问题能够解决得了的，现代统治阶级所面临的社会条件，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生产的发展和制度本身而随之的相应历史过程进化，他们本身的地位早已深刻的不同昨日的旧时代的变化，不仅它们本身过着极度奢侈和腐化的个人生活，并且在社会整体方面，也已经形成一个基于高度贫富差距基础上的特权化的社会官僚阶级存在状况，因此，他们不可能提出与人民真正平等共享社会物质成果的观点或思想，更不会把它彻底地付诸实施，相反，却会因为这种不平等的现实状况而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即有利益，而和人民处于对立状态上，并建立自己的特权统治来维护和实现（达到）自己的这一目的要求，不仅使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得到保护和巩固乃至扩大，而且还必然因为这种特权状况和特权关系的存在而造成对一般人民的极度压迫，他们的官方代表人物，则是把他作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现实特权地位的代表，作为维护这种特权借以存在的这一制度象征来利用的，这归根结底，是借用了他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做法和表面上的或事实上兼而有之的一些为人民大众的那一方面，并利用他的反腐败欺骗、麻痹社会舆论来达到巩固这一制度和（从而）维护自己特权的目的。因此，有关的对毛泽东的歌颂或赞美，从整体上来说，实际上是地位截然不同的人对他的做法根据自己当前的状况和现实的需要而进行不同方面取舍和褒扬的表现和反映，实际上，二者是从各自的对立的方面考虑问题的，并不因现象类似而实际相同。
尽管毛泽东生前也发动了一系列的骇人听闻的运动，残害了远比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多得多的普通民众的生命，但是，和斯大林不同，毛泽东没有彻底地清除党内的正统的作为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开拓者的老一代的牢固信奉经典社会主义观念的红色官僚集团的上层分子，文革后，这些人不仅得到平反，而且还把自己的子女安插到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今天的中共领导集团的高层人物，有许多正是当年的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或者是他们的各种直系亲属，正是当年的文革后复出的这些老一代人，把他们的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作为自己的一种家族的精神遗产，直接交给了作为自己子孙后代的被今天的中国民众称之为太子党集团，这种因素，使中国社会在毛以后时代的发展中呈现出和前苏联不同的特点，作为前苏联的情况是，由于作为共产主义建立之初的那些经典红色官僚集团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使前苏联的统治在组织上趋于巩固的同时，思想继承上却削弱了，因此，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作为红色官僚集团的后继者在思想较大地和老一代人从思想上和血缘上割断了联系，他们所继承的，主要还是自赫鲁晓夫以来的改革思想，因此，为以后的社会变化留下了相对来说较自由一些的空间，而中国社会则不同，由于这种血缘关系和连带的思想继承关系，加强了这种观念对社会以后变化的束缚力量，使社会形态在经济方面趋向于正常化、从而远离共产主义制度形态的同时，政治上的正统社会主义观念却愈加强化、巩固，这种观念在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社会的新的形势下，已逐渐改变了最初的性质，即不是被用来维护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经典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统治需要，而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形式或手段，一种表面上依旧提倡坚持而实际上用来掩盖实质上的官僚特权的社会的实质的、以及作为巩固这种特权的工具，越来越被用来掩盖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中央官僚集团官员的太子党势力的腐败行为，成为一种束缚社会自由、阻挡社会进步的维持反动的特权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工具，并且作为这种落后的与时代要求不相符合乃至根本背道而驰的过时的这种不合理方式辅之以亲代人之间的思想继承关系为纽带的思想束缚所造成的结果，使之也成为一部分人头脑中冥顽不化的观念，并成为左右这部分人个人社会思想观念的使之从事愚昧、有害行为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来源，给中国社会的发展、乃至民族国家的地位和安全造成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便是作为这些老一代革命者后裔的太子党集团完全不顾社会要求和时代变化，仍一味地以自己的及其偏信、固执的观念继续维持或推行乃至力图长期永久地实行有关共产制度的那些有害的、从根本上来说是阻止、破坏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并且已经被大量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各项法律和现实政策，这种做法，不仅使这些人自己成为一些有似不识人间烟火的奇言怪异的、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自我封闭式的人物，而且为了镇压民众的反抗斗争的需要，不惜以彻底的反时代的残酷的暴力手段维护自己的制度，由此而形成了现今中国社会的极端严重的反时代的、反民主、反进步的极端顽固、专横、残暴的专制统治形式。
[注]：有关的对这个问题的“文革左派”地位的评论，见另一篇文章《论中国现阶段的“左派”或后“左派”》一文中的观点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