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电：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

彪马

反动无耻的马克思主义

紫电

一、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人类几千年前就有的梦想。从墨子最先提出理想社会至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世纪。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思想家们为此构想了许多天堂般的美丽图景，他们都愿望全社会人人相互友爱，相互帮助，有财相分。

从东方的墨子到西方的莫尔、康帕内拉……，再到圣西门、欧文……，共产主义从来都是天下人人平等，老有所养，幼有所依，财富大家分享的美好社会。

可到了马克思，他提出的“共产主义”却完全不同。他要用暴力消灭有产阶级，强夺他们的全部财产；社会各阶级的人们不但不能相互友爱，相互帮助，还要划清阶级界限，相互仇恨、相互残杀。马克思声称，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或“科学”的共产主义。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中，当权者就是把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者混为一体宣传的，以致今天被蒙蔽的人们一提到共产主义，就会想到马克思，还以为马克思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创者。甚至以为，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样。实际上，共产主义早为古代思想家们反复唱响。那个时候，马克思还远未来到人间世上，人类原本的共产主义理想，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样。

马克思为什么把他鼓动阶级斗争，用暴力抢夺有产阶级财产的理论装扮成共产主义理论呢？因为他深知人类天性都倾向社会大同，都痛恨得势者的狂妄和张扬，再加上人类社会中妒忌和好娱恶劳的心理在贫困和种种不公的激发下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这种状态很容易被骗而丧失理性。面对贫穷和社会不公，“共产主义”就是最能蛊惑人心的号召，也是所有有组织的强盗都会想到借用的招牌。

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虽然一反前人的主张，但他为了伪装，在提出的方式和理论叙述上运用了很多共产的名词。但“名词”并不是“实质”。马克思鼓动阶级斗争、挑拨阶级仇恨、强夺他人财产、独霸天下的暴力共产主义与人类向往的人人平等、互相友爱、互相帮助的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这乍一听似乎是一个悖论，难道说马克思提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和一切社会资源公有不是共产的明确表示吗。

我们不能只听他骗人的理论表述。因为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只是一个阶级的公有，并不像前人提出的共产主义那样，或如这个名词本身限定的那样，是不分阶级，是全社会一切人平等的公有。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中，社会财富名义上虽然全部由人数最多的无产阶级公有。但是，它规定无产阶级大众必须无条件服从“先进分子”的领导，要永远忠于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无产阶级可以镇压有产阶级，可以任意迫害、虐待甚至屠杀他们，但无产阶级劳动大众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和经济权。他们的政治权利要以“党领导一切”的名义，全部交给党，经济权利要以“抽象劳动”的名义，全部交给当权者。因此，马克思提出的“公有制”，只是个欺骗劳苦大众，激发不善思维的“知识”愤青拍案的含混概念。其实质是“先进分子”拥有一切并专有一切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的普通民众只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公有制中名义上的国家财产享有者，并不是实际的享有者。实际的享有者是那些所谓的先进分子们。

马克思系统、完整地罗列出如何剥夺和如何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国家资源，强制推行集体劳动、官僚经济的专治经济政策。他提出的“按劳分配”，并不是按劳动创造的财富量分配，而是按他的理论抽象付出的劳动量分配。这种抽象劳动量完全由当权者意志决定，劳动者自身没有丝毫主张权。这就使他的劳动分配变成了事实上的劳动配给。这种劳动配给制与历史上的奴隶配给方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比商鞅弱民、愚民的流氓政治手法奴民更甚。

这些内容，能与“共产主义”这个名词相符吗？连无产阶级大众都不能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享有人人平等的经济权和政治权，那些被镇压，被剥夺了财产的有产阶级又如何指望马克思主义的“共产”这块招牌能给他们多少平等权利？这样的“主义”，能称为“共产主义”吗？

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明确地说：“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这就说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方式的最终形式。马、恩在他们合作的《共产党宣言》中也直言不讳地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对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来说，成为统治者该是多么美好，而那些少数人口的资产者们将被社会排斥，被统治，被镇压。这于前人提出的共产主义有几分相像呢？因此，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按其提法，也只是个阶级共产主义而已，如按其实质，却是个一党独霸天下的“独产主义”。它绝不是前人提出的那种全社会不分彼此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而且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还要等到阶级被完全消灭之后，在全社会没有阶级，没有思想的时候才能实现。

那么人类社会的阶级什么时候才会被消灭呢？马克思告诉我们：“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这个经济基础什么时候才能被消灭？人无毛无羽，上天又没给人现成食粮。一切衣、食、住、行都必须靠劳动去创造。而人的劳动天生就有差别。老天如果不改变这一切，这个经济基础就无法消灭。

既然马克思主义宣扬财产私有制是导致社会不公和滋生种种社会罪恶的根源，既然连财产不平等都必然带来不可调和的人间对抗和灾难，那么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又将带来什么后果？政治权力的暴力独霸和生产资本的官僚垄断和社会财富的一党独享算不算私有制？它又如何能使人类社会实现公平、公正，实现人人平等？

获得财产的方式，在商品社会中确实存在投机取巧，甚至剥削的现象，但更多是来自于合法、合理的途径。而国家权力的暴力强占，却没有丝毫合法性，是完全违背天理，违背自然法的。用暴力霸占国家权利，将国家权利私有化，才是人类一切罪恶滋生的真正根源。过去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就是国家权利私有制的结果。马克思鼓动重新建立国家权利私有制社会，难道不是在借口消灭经济不平等来重新恢复更加不平等的封建制和奴隶制式的政治权利不平等。

如果要消灭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就必须让人又像猿一样，周身有毛，再也无须衣作和住所，并且只能靠采集现成食物为生时才能做到。我们对此该不该问，是谁给了无产阶级消灭和改造别的阶级的权利？又是谁给了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人类，强迫天下人服从他们的权利？

但无产阶级也别高兴得太早，因为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只有无产阶级统治的口号，根本就没有保障无产阶级大众权利平等的制度构建和程序规定，甚至连这方面的设想都没有。马克思虽然号召无产阶级革命，鼓动他们夺权，但对于权力的最终归属，他提出的却只有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种权力归属，和法西斯主义的权力归属如一母所生。所不同的是，法西斯是要全社会中的精英独霸天下，马克思只要无产阶级中的“精英”独霸天下。

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提出过无产阶级全体成员平等、民主地掌管国家政权的理论或构想，他也并不认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要由无产阶级大众用选举或委托产生，更不可能用全民选举的方法。马克思直言蔑视全民选举，说这种全民选举“都是幻想，它的政治性质不同于无产阶级统治”。而他的无产阶级统治，是用暴力树立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政治权威构筑的。这比法西斯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已经足以告诉天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所谓“共产主义”，只是个用阶级性取代人性的暴力统治制度。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中，没有哪一个认可无产阶级大众的基本政治权和普选权。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按照马克思的要求，把无产阶级强制组织起来集体劳动，实行劳动义务制，无产阶级和全社会都要服从先进分子的权威。这个权威，按照恩格斯的解释，就是“枪杆、刺刀、大炮”。他毫不隐讳地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在这种恐怖理论下，人类经历的苦难就不难理解了。从这些足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所谓“共产主义”，只是个共产党独霸天下，为所欲为的“独产主义”。它并不是人们向往的一切权利平等和财富人人分享的共产主义。他们用“共产主义”装扮自己，只是为了欺骗天下人。他们的欺骗很成功，因为天下人差不多都“信”了。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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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搅乱商品社会的破坏效果

在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部分中，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中内容最大，并且能够独立自成体系的一个部分，而他的《资本论》，就是这个部分的核心，它也是马克思一生沾沾自喜的得意之作。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开篇的第一个章节就是“商品”。商品是一个人人熟悉的对象，但人们对商品的熟悉，只不过是离不开它而已，并不是人们对商品都了如指掌。

岂止今天人们离不开它，还远在它刚来到这个人间世上时，人们就离不开它了。商品一来到人世间，就迅速构筑起一个人们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任何人要脱离这个关系，就会难以为生。

我们知道，协作劳动可以提高效率。尽管人们可以不在乎直接互助提高的效率带来的那点好处，但一旦介入商品，进入商品方式的社会劳动协作，人们就会从此不愿再为自己的需要辛勤劳动，而只为别人，为社会的需要忘我劳作。因为商品能把劳动者带入无边无际、任由发挥的协作劳动中，这种协作劳动能使劳动者实现一生最大的愿望。

完全可以说，从商品来到人间，人间的一切希望和福祉都是托了它而来，但人间的一切悲苦和灾祸也全是由它而发生。这样评说商品也许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以为小小商品，哪会有如此神力。那我们就请看看商品的财富增殖作用和它产生的社会效果。

在商品出现前，劳动创造效率低下。自给自足的劳动不但效率低，而且还往往出现原本就很不足的自产生活资料因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再折损效用的现象。商品出现后，立即改变了这一切，它不但使劳动效率迅速提高，还使劳动创造物的边际效用递减边缘几乎无限扩展。强大的商品使用价值增值效应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威力，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并在商品交往关系中建立起一个人们紧密依存的社会互助体系。这个体系之牢固和强大，使任何人一旦离开它就将无法生存。

商品形成了这样一种力量，这样一种在自给自足方式下最强大的个体劳动都远不及在商品生产体系中最弱小的生产者万分之一的创造力。这种强大的财富创造力产生的社会效果，首先就是紧紧地束缚住每一个劳动生产个体，用它无形的身躯释放出不可抗拒的强大引力，将社会生产群体牢牢地限定在一个交换半径的区域内。一切凶残的暴力、血腥的杀戮和残酷的奴役都砍不断、冲不破它的束缚。也正是它，给人类滋生这些罪孽创造了条件。它提供的财富在满足一切罪恶、贪婪的掠夺后仍然有余力让劳动者生存下来，并且获取的数量和质量仍然远比自给自足方式下多得多。

商品提供得越多，人类社会的罪恶就越扩大，一切都破坏和抗拒不了这小小的财富原子释放出的巨大引力。包括奴役和杀戮，也包括人性的堕落和权势的膨胀。商品产生的社会引力，远比原始部落社会依靠血亲形成的人类群居愿望产生的社会引力更强、更大、更猛烈。那个时候，原始人群是不能容忍奴役和不平等的，当商品出现的时候，一切都不得不被接受，包括历史上最恐怖、血腥的暴君专制和今天更加凶残、无耻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在内。

正如卢梭所说，使人类堕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钱，在哲学家看来则是铁和谷物。追溯下去，它们就是商品。商品正是这样一种物，它创造了人类文明和进步，也创造了人类罪恶滋生的条件。它帮助各个劳动生产个体冲破他们自给自足方式下单一的、贫乏的生活而进入一个丰富多彩、繁华迷离，充满了无穷生机，也遍布种种险境的梦幻般的世界。与其说人们的物质享受在商品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足和丰裕，还不如说，人们的欲望在商品中被充分激发而永无止境。

这一切，正是商品的效用使然，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增值效应带给了人类“文明”和“进步”。政治经济学从创立以来，思想家们无一例外都在积极探寻竭尽商品使用价值的途径和方法。这是公认能增长社会财富价值的有效方式。马克思虽然也承认“使用价值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但他却把这个“物质内容”看成与财富价值毫无关系，如粪土般一文不值的货色。

他借斯密和李嘉图在论述自然交换率时对劳动的表述，提出了他的“劳动耗费价值论”。并为了在社会分配中用劳动耗费剥离掉劳动创造的“物质内容”，提出了他的“抽象劳动”理论。他一再强调，具体劳动只创造具体的物，只创造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是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只有抽象劳动才具有价值意义，商品中包含的抽象劳动“量”才是商品交换的唯一依据。这个所谓“抽象劳动”，就是抽象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或叫“社会平均劳动耗费量”。他并且反复说：商品的价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而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毫无关系。说“劳动时间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即“劳动符号”。

就是为了让这个“劳动符号”取代劳动者的创造物权，成为随心所欲驾驭劳动并驾驭整个社会的万灵魔咒，他竟然将决定商品生产，体现社会财富的商品使用价值完全抹杀掉，将商品生产强迫在是创造财富还是耗费劳动的跋胡疐尾中。

好一个劳动符号，它从此将劳动者参与创造应享有的那份物质成果权从劳动者手中完全剥离，留给劳动者的只有一个表示或记录的符号。他自诩是共产主义的倡导者，以生产资料公有和劳动高度组织化为其共产主义的基本形态，他还不如直接说，每个社会成员只要参与了社会劳动，就可以分享一份共同劳动的果实。这样也会多少像一点共产主义。但他却把劳动的果实，变成了果实的劳动。这样变换的目的，是要使劳动者再也无法凭据他们劳动创造的成果主张自己的利益，以便于驾驭劳动，尽情搜刮。但这样也同时使劳动者从此丧失了创造财富使用价值的主观能动性。

劳动者一旦失去创造财富使用价值的热情，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作为魔灵之首的马克思不会不清楚。或许，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

马克思刻意扭曲价值，颠倒劳动目的，破坏商品方式的社会劳动协作规则，是为了使劳动者再也看不到自己创造的物质成果，无法凭借自己的劳动创造争取报酬，只能依靠他抽象形成的似像劳动荣誉更像劳动标签的“符号”谋生，使整个社会生产就像在制作“皇帝的新衣”一样：无须看见成果，只要看见在“缝制”在“劳动”，就可以作为获取报酬的依据。这样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就是那些好逸恶劳，惯于打家劫舍和行骗的强盗们，是怎样一个个都成了“高级劳动者”，占有了天下全部财富，而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们，却只能用那个“符号”勉强养家糊口。

不要小看这个变换、颠倒价值产生的破坏效果，它不仅使劳动者再也不能依据自己的劳动创造获取报酬，只能以他们生存需要的最低限度领取生活费，它还将商品的价值增殖效应从此终结。这个反动无耻的理论配合他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足可以毁灭人类。他也差不多达到了这个目的。

商品的价值量代表的是一定的财富量。而劳动量能代表财富量吗？“劳动创造财富”这句话是对的，是真理。但是在政治经济学中，它并不意味一定量劳动必然代表一定量财富。况且，人类劳动中也会存在无效劳动和劳动个体能力上的差异，共产的信念可以包容这一切，但没有理由用这个信念去扭曲、颠倒价值，破坏商品生产、交换的自然规律，毁灭商品规则下总是鼓励劳动创造者努力减少劳动耗费增加物质财富创造量的商品机制。马克思违逆商品之道，搅乱商品价值，颠覆商品，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如果照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对农民来说，辛劳一年是丰收还是歉收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不管收成多少，他们都付出了同量劳动，他们就应该获得同样的报酬。甚至在歉收年，农民们还可能付出更多劳动。那农民在歉收年减产后，反而会使他们的收入增加。因为照马克思的理论，他们比丰收年付出了更多劳动，就应该比丰收年得到更多报酬。那么我们的农民兄弟是不是从此不是在丰收年载歌载舞庆贺丰收，而是在歉收年喜气洋洋庆贺歉收了。

这听起来岂不荒唐。粮食减产后，粮价会上涨，单位价格提高了，但农民总的收入还是大大降低了，这如何能使他们高兴起来呢。如果用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理论的社会主义制度强行使人民公社在歉收年和丰收年收入一致，社会总体的财富量仍然一样是降低了，绝不可能会与丰收年一样富足。而它导致的价值混乱，会破坏掉整个商品生产。可马克思却愚蠢地反复狂叫：无论在那种年景，同量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永远不变。他说道：“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他虽然在后一句话中提到了使用价值量，但他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分配已完全否定了使用价值的意义，只以他认定的抽象劳动概念下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

这样的荒唐理论，无疑是把生产力钉上了十字架。因为这种情况下，谁会有兴趣提高生产力呢？他甚至直接说：“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也就是说，那种能降低劳动成效的生产力变化，反而会增加这个缩小的总量的价值量。要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总量”，还不是单位产品的价值量。这种毁灭生产力发展的反动理论，在人类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使劳动创新与发明的动力彻底消失。而这个反动理论受到的尊崇和对它的依顺，在共产党的武力逼迫下，更是空前绝后，灭绝民族，灭绝人类的。

生产力提高只对使用价值即财富价值才有意义。对马克思定义的所谓“商品价值”而言，如他所说，只有降低生产力才能使它的价值量增大。马克思主义就是把这种荒唐理论狂妄自大地反复嚎叫，强迫社会按照这个反动理论劳动和交换，这如何不使社会生产每况愈下。这种荒诞不经的反动理论为什么还要强迫中国人遵循和坚持呢？只能说明这帮民族败类已经丧尽了天良。

人类从进入商品社会以来，整个社会生产都在商品的纽带中进行，各个生产者相互独立，彼此各不相识，互不相亲，有的甚至相互对立，但一切都不妨碍他们通过商品彼此合作、互利。这就是商品中能供人们享用的使用价值在商品方式的合作生产中成千上万倍的增加，吸引各个劳动者互相帮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也是亚当·斯密指给我们看的那支无形的手无所不能地在引导整个社会生产。而马克思却把这支手砍断，用他编造的抽象劳动理论代替那支创造了人类全部物质文明的自然法则的手，来指挥他用暴力强制建立的产业军——所谓的“人民公社”和“国营企业”，就是用他的抽象劳动取代世世代代依循的自然法则之手，在规定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这如何不使中国人陷入苦难、贫穷的恐怖深渊。

在马克思理论建立的社会中，商品强大的物质财富创造力被湮灭了，人们从事商品生产能够真实获得的成千倍万倍的物质财富变成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抽象劳动符号；由商品使用价值引导的整个社会生产，变成了抽象劳动指挥的产业军团无目标的大混战。

一方面，这个理论摧毁了商品带给人们的希望，商品中决定一国兴衰，决定民族存亡和社会繁荣的使用价值被他那低俗、愚蠢、反动的理论完全否定，另一方面，它又在扩大商品社会罪恶的一面。社会中的无赖和骗子们早就盼望有一种理由可以使他们凭空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马克思为这些人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劳苦大众的愿望，而是强盗和骗子们的愿望。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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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理论是人类的死亡陷阱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使用了这样一个公式：G－W－G’，这就是他吹嘘的资本运动的总公式。

G代表一个投入的货币资本量，W代表商品，G’代表增值后的G，W也有另外一个形式，即W’，它也是增值后的W，或者叫W+w。W’还可以和作为生产要素的P颠来换去，有的时候G也等于P。这是个典型的裹脚布工程，其中运用的字母和组合形式颠来倒去，令眼花者缭乱。但它最后还是归结为G－W－G’。所以马克思说它就是资本的总公式，他自吹这是他的一个“伟大”发现，他的吹捧者们更是对它极尽恭维之能事，说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全部秘密。

其实，还在商品生产出现前，从劳动创造人一直到今天，人类的整个劳动创造过程都是如此。一粒谷种埋进土中可以长出一束谷穗，这就是当初种下这颗种子的意图。人类早先的自给自足劳动是如此，今天的商品生产是如此，大规模的集团劳动是如此，简单的个体劳动、小商贩经济也是如此。致力于产出大于投入，这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一贯追求和正当要求。

描述这个过程和表述这种意图，人类社会从来都是用尽全部赞美词语在颂扬，唯独在马克思这里，这种意图和过程被他用剥削的名义，踢进了一切肮脏、凶恶、狠毒词语的污浊中。

马克思甚至在论述资本运动全过程是如何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和产生，揭露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剥削程度的理论中，竟然把劳动生产率改称为剩余价值率来表述，用诅咒剩余价值率提高来诅咒生产率发展，说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导致劳动者境况越来越悲惨的直接原因。这种公然诋毁人类劳动，攻击、咒骂社会进步的反动理论，竟然在半个地球上盛行了一个多世纪，甚至被它的追随者们尊崇为唯一真理。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看清这个所谓“真理”的真实面目了。

马克思在他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这一章中，使用了这样一根线段：a-------b---c来表述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线段ac代表一个假定的工作日，ab段为必要劳动，bc段为剩余劳动。b在ac中的相对位置就说明了剩余劳动的相对量，即b向a端移动，表明ab缩短而bc延长，反之则ab延长，bc缩短。马克思用此说明资本如何通过使b点向a端移动，即不断压缩必要劳动时间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如果ab不变，即必要劳动时间不变，c超过它的终点使bc延长，从而也使ac延长，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方式。

马克思用演示这个abc线段的变化，来“揭露”资本或资本家的剥削。但在人类的生产劳动中，从来就是力求用少量劳动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人类社会并不只有马克思咒骂的资本主义才从事劳动生产，劳动生产是人类自古以来的谋生手段。在马克思演示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即使在奴役状态下的劳动，bc的延长也有一个极限。在竞争的资本主义劳动中，奴役的消除和物质财富的普遍增进，必然会限制它的延长。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这个线段能够表明的，要么是资本家强迫工人在总的劳动时间已定时，用增加劳动强度来使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延长，使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增加。

但是，在契约自由为基础的自主资本和自由劳动的生产关系中，劳动的地位虽然低下，也不会容忍资本恣意妄为。就算“资本家所代表的那个东西里面没有心脏跳动”（马克思语），资本家的资产权也替代不了奴役权，更比不上马克思主义的专政权。因此，资本家只有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和方法来提高生产率，使工人用同样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或甚至较少的劳动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资本家追求的，也是人类劳动共同追求的。工人作为为他人出力的劳动者，本身也在积极这样做，不断的发明创造和工艺改进，历史上并不只是资本家在做，更多的是劳动者们在做。这不但给资本家，也给劳动者带来了利益。可这种生产率提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进步和繁荣，却成了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率描述的恐怖、黑暗的社会景象。

为了看清个中缘由，我们也用马克思的这根线段a-------b----c来对此加以说明。我们假设ab段代表生产资料，即马克思说的不变资本，bc段代表劳动力，即马克思说的可变资本，ac就代表总资本。在一定资本量ac下，如果b=a，那么这个资本就全由劳动力构成，这种状况我们大概只能在奴隶社会的最早时期或者原始社会中才能看到，稍晚时期的奴隶制社会都至少令b≠a，因为铜、铁的出现使由它们铸制的工具已广泛使用。

当然b也不可能(至少在今天还不可能)等于c，因为现在的无人工厂至少还不是绝对的。于是b既不等于a，也不等于c。但b并不是一个自由电子，它是一个被束缚力很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约束着的电子。因此，ab：bc的大小并不是在受个人意志任意支配，而是被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对单个资本来说，则由其本身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

我们看到，ab段代表的生产资料，是由机器、厂房和原材辅料等构成，bc段代表的劳动力，是由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来表现。如果ab小于bc，那就是大量劳动力使用粗笨的生产工具的劳动状态下，生产率自然十分低下。如果ab大于bc，那就是少量劳动力使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工具的劳动状态。并且b越是接近c，也就是ab越是大于bc，生产工具的效率即自动化程度就越高，生产率也就越高，一定量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越多。

但bc是资本中使用的劳动量，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可变资本，马克思用字母v来代表它，用它做计算剩余价值率的分母，而把资本的全部收益改称为剩余价值，用字母m来代表它，用它做计算剩余价值率的分子，用m’代表剩余价值率，即：m’＝m/v。我们看到，当资本中的ab不断相对bc增大，也就是生产力不断提高时，分母v在不断变小，而分子m却在生产率不断提高时和利润量不断增加时都会不断膨胀。

于是，生产率越高，社会生产创造的物质财富越丰富，m比V越是压倒一切地不断增大，按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越残酷，工人的境况越悲惨。

为了直观地看清这一现象，我们再用下面的曲线图来加以说明。从图中我们看到，随着资本中生产资料所占比例增加，生产率提高，剩余价值率也提高，而一般利润率随着生产率提高却在持续下降。这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曲线图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直白表述。

                                    

发展中的社会生产资本

如果我们要比较同一个资本在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期不同生产力水平的两个不同构成的资本。那么，如图中两根红线所示，左边的一根红线，是资本构成中生产资料较少，劳动投入较多，生产力较低的资本状况，右边的红线是生产资料所占比例较大，劳动投入相对较少，生产力较高的资本状况。从图中可见，左边红线处的资本，其生产率不及右边资本的1/3（即左侧红线与生产率、利润量、剩余价值率曲线交汇点和右侧红线与生产率、利润量、剩余价值率曲线交汇点之比），可它的利润率却高出右边的资本近一倍（即左侧红线与利润率曲线交汇点和右侧红线与利润率曲线交汇点之比）。同样，它的剩余价值率即剥削率也不到右边这个资本的1/3。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这种落后的生产状况下，工人们所受的剥削就轻微得多，他们的境况就相对要美好得多。这种反动理论也会有人相信！它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马克思为了说明“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假设产品的价值=410镑(c不变资本)+90镑(v可变资本)+90镑(m剩余价值)，预付资本＝500镑，因为剩余价值＝90，预付资本＝500，所以……剩余价值率不是＝m／C或m／c+v，而是＝m／v，也就是说，不是90／500而是90／90＝100％，比表面的剥削程度的5倍还要多。……因此，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七章）。

我们照马克思的这个例子，按照他的逻辑推论，如果另一个资本的产品价值＝250镑(c)+250镑(v)+90镑(m)，预付资本一样＝500镑。我们完全按照马克思的计算方法，那么这个资本的剩余价值率＝m/v＝90/250＝36％，还不到前面那个资本剥削程度的一半。

如果我们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个资本因为剩余价值率低，它的剥削就少，它就要善良得多。前一个资本因为剩余价值率高，它的剥削就多，它也就要残酷得多。那我们就真的要误进八阵图了。从我们举例的后一个资本的构成来看，它的生产资料所占比例较小，必然代表一个相对陈旧落后的生产设备，其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必然较差，它尽管使用了较多的劳动力，但在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在恶劣的生产环境中，人均创造的价值当然就低。而马克思例子中的资本，其生产资料所占比例较大，必然代表一个相对先进优良的生产设备，其生产环境必然也较好，它虽然使用了较少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强度也较小，但在相对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良好的生产条件下，人均创造的价值当然就高。

难道我们能说，在人均创造价值大的资本中，剥削就严重，而在人均创造价值低的资本中，剥削就轻微，或甚至规定生产资料所占比例大，生产力高的资本，必须在剩余价值率即生产率上与生产资料所占比例小的落后资本看齐。那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就只好走向倒退。马克思正是这样将生产率改称为剩余价值率，用咒骂资本剩余价值率上升来咒骂劳动生产率提高。

只有超级恶魔才能做到在吃人的时候仍然装扮得像美丽仙女，甚至在它挖开人的胸膛，让人痛苦不堪时，还要受难者赞颂它美好无比。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超级恶魔。

从马克思的m’＝m/v这个公式中，我们看到，v所代表的是总资本中所需的劳动量，或者说是总资本中用货币代表的劳动量所占份额,m并不是通常认识的资本利润，而是所谓剩余价值，它远比利润要大得多。当—个资本中c的比重加大时，在v不变甚至减小的情况下，m必然会增大，这种情形反映的正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可用马克思的m’＝m/v公式却反映出工人遭受剥削的程度在加大。因此，照马克思的这个公式，社会生产力越发展，工人们的处境就越悲惨。这就是马克思理论对社会生产力的反动性，他的m’＝m/v公式正是诱导人们进入死亡陷阱的魔鬼公式。

从以上的解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诅咒的资本剩余价值率，其实就是劳动生产率。他当然不敢公开咒骂劳动生产率，但他把劳动生产率改称为“剩余价值率”后，就使他对生产率发展的咒骂博得了某些人的大声叫好，因为这些人从中得到了可以公开抢劫资本的理由。马克思声称，资本的剩余价值率即生产率越高，劳动者的处境就越悲惨。这种公然对抗社会进步，反社会反人类的无耻理论，也能在人类社会招摇一个多世纪！并且至今还在中国横行。

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早已经在摆脱封建专制后表现出一般利润率随生产率提高而下降的规律。众多思想家为此总结为劳动的自然价格会随着生产率提高而上涨。这是劳动者收入增加，资本不得不将利益让给劳动者和消费者，使得资本利润率下降。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马克思却把利润率因生产率提高而下降，劳动者收入增加时，他的所谓剩余价值率也同样升高，硬说成是资本在生产率提高下的利润率降低是剩余价值率即剥削率升高导致的。剥削率升高后利润率反而下降，这不明摆着是生产率下降了吗，可马克思却说是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这种充满矛盾，颠倒黑白的无耻理论，对造成中国今天的落后、恐怖状况就不足为怪了。

在今天的中国，所谓的“改革者”们只是部分放松了马克思主义对国民劳动的束缚，生产率就迅速得到了提高。而经济在持续一定时间增长后，劳动力价格却始终不像自然状态下必然表现的规律那样相应上涨，有的甚至反而下降。这一事实证明，马克思在咒骂一个对劳动者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时，却把一个更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强加给了天下劳动者。他的所谓“共产主义”就像《一千零一夜》中那个老渔夫唱的歌谣那样：

无所事事的人吃穿不尽，

辛勤劳作的人两手空空。

（原载《民主中国》）

         

彪马

反动无耻的马克思主义

紫电

四、马克思的抢劫理论灭绝人性、丧尽天良

抢劫从来都是昧良心的勾当。如果有一种理论不但可以使抢劫正当化，还能让抢劫者坐上帝王宝座，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他的一部天下人人皆知的《抢劫资本论》，道尽了其中玄机。虽说名为“抢劫资本论”，但它并不仅仅只教唆抢劫资本，还教唆如何抢劫劳动。

抢劫劳动显然要容易很多。因为劳动者一无所有，苦和泪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就不会太在乎又被抢去什么。马克思就此把劳动者仅有的一点创造物成果权全部夺走。方法虽然很简单，但却很隐晦很巧妙。他先把这些苦命人的劳动抽象化，说他们劳动创造的具体物质财富一文不值，没有任何价值意义。“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他要劳动者们用他抽象确定的劳动量，即“劳动符号”，去领取生活费。

劳动人反正都是两手空空，有点生活费就会心满意足，更何况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定下。这样他就轻而易举地抢走了属于劳动者参与劳动创造应有的那份具体物质财富主张权。

抢劫地主、资本家就没有这样容易了，因为地主老财们个个头脑精明，不会这样轻易被骗。马克思只得耗费大量篇幅。他先把资本骂了个狗血淋头，再详细备至地道出抢劫富人资产的种种奇招妙法。与抢劫劳动不同，马克思抢劫资本采取的是明火执仗。

为此，马克思先把劳动与资本对立起来。因为抢劫资本必须借助劳动的力量。于是，在马克思笔下，资本不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也不再是财富的产床，而是附在劳动身上的嗜血恶魔。

但是，资本还在商品出现前，就与劳动相依相伴于世。人类从运用工具，有了劳动资本开始，谋生的活动才真正具备政治经济学定义的“劳动”含义。也就是说，从拥有最简单的工具开始，就意味人类劳动有资本参与襄助。商品出现后，资本和劳动和其他商品生产参与者一样，都是以商品形式存在于商品生产活动中。这种参与者之间无形协作的商品生产不是被社会所规定，而是社会被商品生产所规定。它使每一个商品生产参与者都能获得远远超过自给自足生产的物质财富量。马克思将资本和劳动的商品生产关系编造成剥削关系是何等的邪恶、无耻和反动。

一方面，资本（或工具）作为劳动的前提。没有资本，就没有劳动。无论是自有资本，还是借贷资本，还是参与资本拥有者的劳动，劳动者都必须与资本结合才能实现其劳动。

另一方面，在商品社会中，资本作为商品生产参与者，和任何商品生产参与者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谋求其商品价值（见《商品价值说》）。在《商品价值说》中，我们看到，商品是如何帮助每一个参与者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劳动者只有将自己的劳动与适合他专长的资本结合，才能实现或获得自身劳动力的最大价值回报。与自给自足相比，这个价值回报会多出成千上万倍，这就是劳动者参与商品生产的目的。如果劳动者离开商品市场，纵使他独守金山，有青山绿水相伴，也会难免与饥寒常相伴。

同样，工具如果没有人操纵，就会一文不值。资本也必须在市场中寻找有相应专长的劳动者。资本通过与劳动结合，也会获得一个巨大的价值回报。这就是资本的商品价值回报。马克思就把资本的商品价值回报称为“剩余价值”，并坚称剩余价值与资本毫无关系，而只与现在劳动或活劳动有关系。在马克思的意识中，商品生产中的资本与劳动，就像荒原中的狼与羊，而不是共生并存的伙伴。

劳动已经以工资的形式获得了他的商品价值回报，那么劳动产出的其他部分（即利润加税收加必然存在的租、贷费用等等），马克思为什么把它们通通称为剩余价值，并坚称它们全部被资本侵占独吞了。为了道出他的理由，他把资本掰成了两半。说它们一半是可变资本，一半是不变资本，不变资本是没有资本功能的。似乎生产资本只要一投资进入商品市场，就会立即半边瘫。如果真是这样不幸的话，对谁来说，都会望而却步。资本又如何会情愿经过千难万险，一进入商品市场就变成半身不遂的残疾人呢。

对资本家来说，是因为看到资本预期的商品价值回报，才会省吃俭用，积累资本投入市场。如果他看到的只是落个半身不遂的下场，又如何会节俭积累，精心选择投资，去创造财富呢？

节俭积累是人类的美德，可马克思却把历史上的“征服、奴役、劫掠、杀戮”，全部归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并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人类劳动从来都是依赖于资本才得以成就。资本在商品出现前，就存在于自给自足的劳动者手中。难道一有了劳动，人类就肮脏了？！

商品出现后，资本往往以独立商品人的形式与劳动结合在一起，这是商品社会自然形成的协作生产方式。马克思将人类在商品社会中的种种恶行全部安在资本头上，其用心又何在？

从进入商品社会，人类的“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等罪行就愈演愈烈。如果把这一切归在商品头上，还有一些道理。可马克思不去追究人人都离不开的商品，只在生产资本头上发难。其用意就在鼓动抢劫资本，消灭组织生产、指挥劳动的资本家。这种无耻的强盗逻辑，对商品社会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他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说，是对人类苦心创造的污蔑和侮辱。马克思主义颠覆商品生产规则，毁灭了人类物质文明的根基。

如果要说资本有罪，就必须在广义的资本下才能找到罪证。强盗为匪的资本是尖刀和快马，专制者奴役人民的资本是枪杆子。这些就是资本（尖刀、快马、枪杆子等等）有罪的证据。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商品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资本”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只能理解为是财富的产床，而别无其他。马克思在他的《抢劫资本论》中虽然使用的是政治经济学词语，但他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政治经济学的圣洁殿堂，他的邪恶、肮脏理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玷污。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地声称，他的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定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他的出发点自然就与创造财富无关，而只以抢劫别人财富为目的。他的批判方向，是如何把别人创造的财富价值通通否定与据为己有。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是如何激励生产、鼓励劳动、公正分配，创造更多社会财富。马克思的强盗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完全背道而驰。“资本”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理论中，自然就会有完全相反的结论。

人类劳动的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劳动者，一个是资本或工具。作为劳动者的人，是劳动的第一要素，对劳动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资本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他们共同创造了全部社会财富。马克思的《抢劫资本论》就是研究如何否定这两造在财富创造中形成的物权，然后加以剥夺和占有。他先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开始，编造出劳动的二重性。说劳动一面是具体劳动，一面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只创造具体的物，只创造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是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只有抽象劳动才创造和形成价值，商品中包含的抽象劳动量才是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他将劳动创造的具体物质财富（包括数量、质量和效用等等）通通贬出价值之外，使劳动者不能再凭此获取报酬，永远失去因参与劳动应享有的那份创造物主张权，而只能依据他们的劳动付出经过抽象确定的“量”去领取报酬。但“抽象劳动”是一个重重雾霾中的幻像，劳动者根本无从知晓它的容颜。它的大小、长短、形态完全由当权者把捏，劳动者由此被抢劫一空也无法知晓。

马克思先用抽象劳动理论，将劳动者抢得一丝不挂。然后用剩余价值理论，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剥了个精光，完后还把他们一个个送上棍棒决和刀枪决的屠杀场上。这种恶魔般的强盗行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冠冕堂皇的大部头理论著述成就的。这个强盗理论至今仍然在人类的高等学府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的耻辱，是理性犯罪的最高、最龌龊境界。

这也证明了人类理性的缺失和堕落。这世界，只要编造的理论圆滑，就能让强盗也进入荣誉的殿堂。像马克思这种入魔至深的邪恶之徒，要他编造十种理论来论证抢劫杀人光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他的《资本论》就是名符其实的《抢劫财富论》。

劳动者们也不要以为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充当处决者的角色，就可以风光一时而自快。随着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剥夺，留给劳动者的那个“劳动符号”也只是让他们能活下去的最底线，是一个所谓的“生存权”，它离做人的基本权利还差得很远。

在商品社会中，任何人参与商品生产，都有权获得他投入份额（无论是劳动还是资本）的商品价值回报。这个回报一般是可预期的。如果这个预期的商品价值回报无保障，参与者就会退出商品生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包括如何保障商品生产参与者的创造物权不会受到侵犯。可马克思却编造一个“剩余价值理论”，把资本的商品价值回报全部抢走，将资本的形成环境和投资前景彻底破坏。非但如此，他为了抢劫劳动编造的“抽象劳动理论”，还将劳动者创造财富使用价值的主观能动性完全毁灭。这个邪恶、无耻的强盗理论，导致了人类文明大倒退。

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思想理论著述，都是为社会正义和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唯独马克思，只为教唆抢劫他人财富呕心沥血，编造祸害人类的肮脏理论。

原载《民主中国》